张爱玲的散文(通用11篇)

想要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脱颖而出，我们需要持续学习和提升自己。如何有效策划和组织活动下面是一些总结的优秀范文，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灵感和启示。

张爱玲的散文篇一

朋友的母亲闲下来的时候常常戴上了眼镜，立在窗前看街。英文《大美晚报》从前有一栏叫做”生命的橱窗“，零零碎碎的见闻，很有趣，很能代表都市的空气的，像这位老太太就可以每天写上一段。有一天她看见一个男人，也还穿得相当整齐，无论如何是长衫阶级，在那儿打一个女人，一路扭打着过来。许多旁观者看得不平起来，向那女人叫道：”送他到巡捕房里去!“女人哭道：”我不要他到巡捕房去，我要他回家去呀!“又向男人哀求道：”回去吧——回去打我吧!“这样的事，听了真叫人生气，又拿它没奈何。

二小女人。

我们门口，路中心有一块高出来的”岛屿“，水门汀上铺了泥，种了两排长青树。时常有些野孩子在那儿玩，在小棵的绿树底下拉了屎。有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微黄的长长的脸，淡眉毛，窄瘦的紫袄蓝裤，低着头坐在阶沿，油垢的头发一绺绺披到脸上来，和一个朋友研究织绒线的道理。我觉得她有些地方很像我，走过的时候不由得多看了两眼。她非常高兴的样子，抽掉了两根针，把她织好的一截粉蓝绒线的小袖口套在她朋友腕上试样子。她朋友伸出一只手，左右端详，也是喜孜孜的。

她的绒线一定只够做这么一截子小袖口，我知道。因为她很像我的缘故，我虽然一路走过去，头也没回，心里却稍稍有点悲哀。

三家主。

她瞠目望着我，说：”你这个人!“然而我已经一溜烟躲开了。

后来她告诉我：”你损失很大呢，没看见刚才那一幕。那些人眉花眼笑谢了又谢。“但我也不懊悔。

四狗。

今年冬天我是第一次穿皮袄。晚上坐在火盆边，那火，也只是灰掩着的一点红;实在冷，冷得瘪瘪缩缩，万念俱息。手插在大襟里，摸着里面柔滑的皮，自己觉得像只狗。偶尔碰到鼻尖，也是冰凉凉的，像狗。

五孔子。

我们的饭桌正对着阳台，阳台上撑着个破竹帘子，早已破得不可收拾，夏天也挡不住西晒，冬天也不必拆除了。每天红通通的太阳落山，或是下雨，高楼外的天色一片雪白，破竹子斜着飘着，很有芦苇的感觉。有一向，芦苇上拴了块污旧的布条子，从玻璃窗里望出去，正像一个小人的侧影，宽袍大袖，冠带齐整，是个儒者，尤其像孟子，我总觉得孟子是比较矮小的。一连下了两三个礼拜的雨，那小人在风雨中连连作揖点头，虽然是个书生，一样也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辩论的起点他非常地肯迁就，从霸道谈到王道，从女人谈到王道，左右逢源，娓娓动人，然而他的道理还是行不通……怎么样也行不通。看了他使我很难过。每天吃饭的时候面对着窗外，不由得要注意到他，面色灰败，风尘仆仆的左一个揖右一个揖。我屡次说：”这布条子要把它解下来了，简直像个巫魔!“然而吃了饭起身，马上就忘了。还是后来天晴了，阿妈晾衣裳，才拿了下来，从此没看见了。

六不肖獏梦。

有个同学姓赵。她问我：”赵……怎么写的?“我说：”一个'走'字，你知道的;那为一个'肖'字。“”哪个'肖'字?“”'肖'是'相像'的意思。是文言，你不懂的。“”'相像'么?怎么用法呢?“”譬如说一个儿子不好，就说他'不肖'——不像他父亲。古时候人很专制，儿子不像父亲，就武断地说他不好，其实，真不见得，父亲要是个坏人呢?“”啊!你想可会，说道儿子不像父亲，就等于骂他是私生子，暗示他不是他父亲养的?“”唉，你真是!中文还不会，已经要用中文来弄花巧了!

七孤独。

我大声笑了出来。幸而都在玩笑惯了的，她也笑了。八少说两句吧獏梦说：”许多女人用方格子绒毯改制大衣，毯子质地厚重，又做得宽大，方肩膀，直线条，整个地就像一张床——简直是请人躺在上面!"。

张爱玲，笔名梁京，海派作家，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

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喜欢张爱玲的人对她的书真是喜欢，阅读的本身就能给读书的.人莫大的快感。阅读的快乐只有在她那里才可以得到，至少对我是这样。读别的书你或许能知道道理，了解知识，得到震撼，但是只有读张爱玲的文章你才是快乐的。即便是有点悲剧意味的《十八春》依然如此!

张爱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得如此精致却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人可以相比。读她的作品你会发现她对人生的乐趣的观照真是绝妙!张爱玲的才情在于她发现了，写下来告诉你，让你自己感觉到!她告诉你，但是她不炫耀!张爱玲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传奇》其实用传奇来形容张爱玲的一生是最恰当不过了。张爱玲有显赫的家世，但是到她这一代已经是最后的绝响了，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快乐的父母离婚，父亲一度又扬言要杀死她，而她逃出父亲的家去母亲那里，母亲不久就又去了英国，她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赶上了太平洋战争，只得去读香港大学，要毕业了，香港又沦陷，只得回到上海来。她与胡兰成的婚姻也是一个大的不幸。本来在文坛成名是件好事，可是这在解放后居然成了罪状，最后只得远走它乡!

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现代女作家有以机智聪慧见长者，有以抒发情感著称者，但是能将才与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进入又保持超脱的，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张爱玲既写纯文艺作品，也写言情小说，《金锁记》《秧歌》等令行家击节称赏，《十八春》则能让读者大众如醉如痴，这样身跨两界，亦雅亦俗的作家，一时无二;她受的是西洋学堂的教育，但她却钟情于中国小说艺术，在创作中自觉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新文学作家中，走这条路子的人少而又少。

现代著名作家,四十年代在上海孤岛成名,其小说拥有女性的细腻与古典的美感,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令人惊异,而作者独特的人生态度在当时亦是极为罕见。五十年代初她辗转经香港至美国，在此期间曾经创作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因其中涉及对大陆当时社会状态的描写而被视为是反动作品。其后作品寥寥，唯有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尚可一观。

张爱玲也曾为香港电懋电影公司编写《南北一家亲》等六个剧本，之后也曾从事翻译与考证工作。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夫妇有深交，她的作品即是透过宋淇介绍给夏志清先生，肯定张爱玲不世出的才情，而享誉国际。张爱玲遗产的继承人是宋淇夫妇，其中大部分交由皇冠出版社收藏。

一九九五年中秋夜，曾经瞩目中国文学界的才女张爱玲猝死于洛杉矶一公寓内，享年七十五岁。

她的逝世使她的名字在文坛上再一次复苏。这位沉没了多年的作家一夜间又浮上水面来，而且是前所未有的美。那刻的美是永恒的，因为张爱玲孤独的一生走完了，留下的一片苍凉与无尽叹息化成玻璃灵柩，守护着她过去的灿烂。隔着空间和时间的玻璃墙望回去，越光辉的成就也越凄凉。

张爱玲系出名门，祖母李菊耦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不过她的童年是黑暗的，生母流浪欧洲，剩下她和弟弟在父亲和后娘的监管中成长(详见《私语》)。或许这是导致张后来的作品充满悲观跟势利的主要原因。她笔下的女性是实实在在的：自私、城府，经得起时间考验。就是这些近人情的角色的永恒性加重了她文字里苍凉的味道，反复地提醒着我们所有现今的文明终会消逝，只有人性的弱点得以长存于人间。至于她本人亦是斤斤计较的小女人：摸得到、捉得住的物质远较抽象的理想重要。

张爱玲离开了父亲逃到了母亲那里，母亲给了她两条路，让她选择：“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张爱玲毅然选择了后者，然而，母亲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而母女间的矛盾也在一天天间慢慢地、以一种不易察觉的形式在一天天间激化。张爱玲说：“这时候，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了。”

中学时期的张爱玲已被视为天才，并且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试。后来战乱逼使她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在那里她一直名列前茅，无奈毕业前夕香港却沦陷了。关于她的一切文件纪录尽数被烧毁。对于这件事，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大有一种奈若何的惋惜。

此后张爱玲返回上海，因为经济关系，她以唯一的生存工具——写作，来渡过难关。《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却成为她的成名作，替张爱玲向上海文坛宣布了一颗夺目的新星的来临。张爱玲的这两篇文章是发表在由周瘦鹃先生主持的《紫罗兰》杂志上的。继之而来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金锁记》等等更奠下她在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地位。就在她被认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事业如日中天的同时，她却恋爱了。偏偏令她神魂颠倒的是为大汉奸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

张爱玲为这段恋情拼命地付出。她不介意胡兰成已婚，不管他汉奸的身份。战后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如昔，全力捕捉汉奸。胡兰成潜逃温州，因而结识新欢范秀美。当张爱玲得悉胡兰成藏身之处，千里迢迢觅到他的时候，他对她的爱早已烧完了。张爱玲没能力改变什么，她告诉胡兰成她自将萎谢了。然而，凋谢的不只是张爱玲的心，她惊世骇俗的写作才华亦随之而逝。往后的日子纵然漫长，她始终没再写出像《金锁记》般凄美的文章。在1945年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史》中，张爱玲榜上有名，这多多少少拜胡兰成所赐。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于1944年，分手在1947年，只有短短三年，却是张爱玲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后张爱玲在美国又有过一次婚姻，她与第二任丈夫赖雅相识于1956年，对方是个左派作家，两个人同年结婚。直到1967年赖雅逝世。

张爱玲的散文篇二

我的朋友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中国人有这句话：“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西方有一句相仿佛的谚语：“两个头总比一个好。”炎樱说：“两个头总比一个好——在枕上。”她这句话是写在作文里面的，看卷子的教授是教堂的神父。她这种大胆，任何再大胆著名的作家恐怕也望尘莫及。

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死亡使一切人都平等，但是为什么要等#到死呢?

阳台上撑出的半截绿竹帘子，一夏天晒下来，已经和秋草一样的'黄了。我在阳台上篦头，也像落叶似地掉头发，一阵阵掉下来，在手臂上披披拂拂，如同夜雨。远远近近有许多汽车喇叭仓皇地叫着;逐渐暗下来的天，四面展开如同烟霞万顷的湖面。对过一幢房子最下层有一个窗洞里冒出一缕淡白的炊烟，非常犹疑地上升，仿佛不大知道天在何方。露水下来了，头发湿了就更涩，越篦越篦不通。赤着脚踝，风吹上来寒飕飕的，我后来就进去了。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张爱玲的散文篇三

在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这个名字越来越成为了一个绝世孑立的“传奇”。身世是传奇的，个性是传奇的，才华是传奇的，情感也是传奇的……。传奇则意味着现实的出格，意味着对俗世的背离，意味着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本色上的那个张爱玲，无论是人生的态度，还是文学的趣味，都是现实主义的。这在她自己的文章里也屡有提及：“我喜欢差次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极度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所以我的小说里……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纵览张爱玲的一生，也难说够得上世俗意义上的传奇标准，除了与生俱来的文学天赋与多少显得不合时宜的孤僻乖张的性子，她的一生原也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女子对自己眼中那些许的小幸福憧憬与追逐的一生。

不过后来的人们是管不了这些的。读者需要传奇，因为时兴的中产阶级们需要一个文化的偶像引领着物质时代的新的生活方式；传媒需要传奇，因为出版商们与编辑者们需要更高的销售额与关注度来充实荷包；这个世界也需要传奇，因为沉闷刻板、平庸琐碎的生活现实已经消磨着人到难以顺畅呼吸的窒息程度。

一个作家的私人生活反而取代自己的作品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尤其当这个作家还是一位女性，是件值得可疑的事情。如果换做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也许会因为认为这是大众窥私欲望与男权意识的集体暴露而不无骄傲地说上一声“不”。然而对于张爱玲来说，这一切或许也正是她所乐意看到，甚至曾刻意设计过的，正如她的文章喜欢“差次的对照的写法”，人生在她眼里何尝不是一次创作呢：非如此的喧嚣和繁华，又怎能衬出人生底色上那原本苍白的朴素与落寞？她或许是骄傲的，然而那骄傲也是小女人式的，更像是她在自己脆弱梦境与沉重现实间苦心经营的一道堤防，一旦遇见自己倾心的男子，便不战自溃，感觉“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中去”。她的作品似乎是流露着女性关怀的，但那更像是一种同为女性的情感本能。她显然从来没有要替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同胞们充当社会代言人的政治性叙事的野心。对自己笔下的那些无疑处于弱势者地位的女性们，她表露出来的，与其说是同情与悲悯，不如说更像是同类命运者的同病相怜。她的姿态，并不是先觉者对后进者的居高临下，而是一种对等的平视，又刻意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距离，游离于故事角色们的视线之外，不动声色地冷眼旁观着一出出世俗人生的悲欢。

这或许与张爱玲自己对时代、对历史的体悟是相关的。她对时代的看法，正如同她对人生的打量，既带着浓厚的虚无之感，同样也充满着惶惑不安的不可置信和怀疑。她并不认为时代的大趋势是不断前进着的，在她的眼里，“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对历史、对时代的深深失望与悲观，她确信了她笔下那些女子们的人生观念和价值观念并不是有问题和需要改进的。那只是弱小的人们面对巨大的不可把握的外部世界的本能反应，如同受惊的鼹鼠，只想退缩在狭小的洞穴中守住最后一点的安稳，才是实际可靠的，也是符合人生和世界真相的——恐怕这也正是她自己的人生态度吧！在一片时代不断毁坏而成的荒芜中，个人是如此的虚弱渺小，“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与其因为抱有太高的期望而最终难免失望，不如退而求诸其次。能拼命抓到手的，也只有一些实在的物资的欢娱和世俗的男女的温情。可是对于一个在男权社会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女性来说，这点点的渴望也常常是不可靠的，需要企盼他人的施舍——人生便是如此的宿命和无力。

宿命感和无力感处处体现在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当中，成为她小说世界中永恒的基调和背景色，给人无法超脱也无处逃遁的怅惘与沉重。《十八春》里的曼桢，被自己的姐姐与姐夫那么样地摧残，然而终究也甘心顺着那条路走了下去，到最后都没有回头，也没有丝毫的挣扎与反抗。故事中的角色们，就是这么样在时代与命运的逼迫下波澜不惊逆来顺受地活下来了，并且依然那么波澜不惊逆来顺受地继续活下去。似乎他们自己并不是命运的承受者，而只是一个淡漠冷然的旁观者——“传奇”的世界里其实是没有传奇的。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不是超越性的，而只是对生活真实的白描。没有意义的完成，也没有境界的升华，有的只是沉重的现实的宿命和无力。然而连那宿命与无力都只是徒显着意义的苍白。悲剧之所以成为悲剧在于旁观者的在场，而每个人的人生都只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关注度的缺乏将人生原本的悲剧含义也消解得荡一干二净，余下的只有一片顾影自怜的苍凉。

苍凉是张爱玲给自己下的定语，也是她对自己处身的时代和时代下的人生的独到体味。说张爱玲是现代社会中的小资们的先声，应该是不过分的：不像市侩主义者们彻底地欲望着和物质化，总有属于自身精神世界的雅致与向往；但是也没有理想主义家们充当精神殉难者的道德激情与文化野心，在生活的物资细节，尤其表现出极度的耐心与才情。连带着张的文字风格，都给了后来小资们模仿的灵感。然而张爱玲与现代的小资们又存在着距离的，这距离，恐怕就是她思想底色的.那一份苍凉了。

作家们是无法脱离出自己的时代凭空而生的。鲁迅是如此，张爱玲同样是如此的。时代的动荡与惨淡促使了张爱玲的早熟早慧，这不仅仅是指张爱玲早年的家庭背景与童年经历，也包括她于抗战期间在香港的求生生涯。甚至也许主要正是那段经历，在张爱玲的人生感悟上涂上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日军的飞机在香港的上空呼啸而过的时候，张爱玲的心头肯定也不只一次掠过时代与个人、生活与死亡、真实与人性这类形而上问题的困惑与阴影。张爱玲与鲁迅同样承负着时代与生命虚无的重荷，沉重的虚无感把鲁迅逼向了行动，成为一个以行动反抗虚无的存在主义哲学的身践力行者。而张爱玲作为女性的个性与气质使得她只能反转身来把不停催逼着的虚无本身当作了审美的对象，从对人生苍凉的无限品味中寻求着精神一时安稳的寄壳——时代的悲怆成就了张爱玲那份华丽的苍凉。或许张爱玲自己多少也曾有过类似的感受吧，就像她在《倾城之恋》的结尾所说：“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是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

张爱玲的时代的产物。时代的独特性决定了张爱玲的不可复制。后世并不少为张爱玲的才华与个性所折服的人们，有意无意地模仿着她的文字风格、个性气质和生活方式，然而张的思想深处那份时代的底色却是无法仿制的。张爱玲式的苍凉的境味悠长，在于她身后的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是如此的惘然与悲怆。失去了时代底子的烘衬，苍凉也就不再具有历史的凝重与沧桑，而蜕化成情感泛滥的俗套与卖弄才情的轻佻。

张爱玲对中国的这片土地无疑是深深热爱与眷恋着的，在其他现代作家眼里只是徒显着中国破败与腐朽现况的世俗图景，在张爱玲的笔下却常常独具中国式的古典韵味与风情。这种情感因为完全源自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而不掺糅着政治的成分，越发显得纯粹。然而深厚的乡土之情并不能阻止她最终的出走。与其说是因为她对中国大陆当时的政治形势的清晰认识，不如说是她那向来沉静的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所使然。正是这种反传奇的现实主义态度，最终使得她幸运地躲过了那些连迭不断的政治运动，成全了张爱玲的这个“传奇”——这或许就是命运的不可捉摸之处吧。

张爱玲的散文篇四

从前人家过年，墙上贴着“抬头见喜”与“童言无忌”的红纸条子。这里我用“童言无忌”来做题目，并没有什么犯忌讳的话，急欲一吐为快，不过打算说说自己的事罢了。小学生下学回来，兴奋地叙述他的见闻，先生如何侗心，王德保如何迟到，和他合坐一张板凳的同学如何被扣一分因为不整洁，说个无了无休，大人虽懒于搭碴，也由着他说。我小时候大约感到了这种现象之悲哀，从此对于自说自话有了一种禁忌。直到现在，和人谈话，如果是人家说我听，我总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说人家听，那我过后思量，总觉得十分不安，伯人家嫌烦了。当真憋了一肚子的话没处说，惟有一个办法，走出去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然后写本自传，不怕没人理会。这原是幼稚的梦想，现在渐渐知道了，要做个举世瞩目的大人物，写个人手一册的自传，希望是很渺茫，还是随时随地把自己的事写点出来，免得压抑过甚，到年老的时候，一发不可复制，一定比谁都唠叨。

然而通篇“我我我”的身边文学是要挨骂的。最近我在一中英文书上看到两句话，借来骂那种对于自己过份感到兴趣的作家，倒是非常恰当：“他们花费一辈子的时间瞪眼看自己的肚脐，并且想法子寻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兴趣的，叫人家也来瞪眼看。”我这算不算肚脐眼展览，我有点疑心，但也还是写了。

钱

不知道“抓周”这风俗是否普及各地。我周岁的时候循例在一只漆盘里拣选一件东西，以卜将来志向所趋。我拿的是钱——好像是个小金镑吧。我妨姑记得是如此。还有一个女佣坚持说我拿的是笔，不知哪一说比较可靠。但是无论如何，从小似乎我就很喜欢钱。我母亲非常诧异地发现这一层，一来就摇头道：“他们这一代的人……”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面去。因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

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人家真吃地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

在家里过活的时候，衣食无忧，学费、医药费、娱乐费，全用不着操心，可是自己手里从来没有钱。因为怕小孩买零嘴吃，我们的压岁钱总是放在枕头底下过了年便缴还给父亲的，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岁我没有单独到店里买过东西，没有习惯，也就没有欲望。

看了电影出来，像巡捕房招领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里的汽车夫把我认回去（我没法子找他，因为老是记不得家里汽车的号码），这是我回忆中唯一的豪华的感觉。

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我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可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

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当为我所有的，因为我较别人更会享受它，因为它给我无比的喜悦。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工程，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

这一年来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关于职业女性，苏青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看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官呢？”这是至理名言，多回昧几遍，方才觉得其中的苍凉。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充分享受着自给的快乐的，也许因为我于这还是新鲜的事，我不能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要钱去付钢琴教师的薪水。我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后来我离开了父亲，跟着母亲住了。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位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思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

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面是买杂志的大众。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顾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众是抽象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

嫌的钱虽不够用，我也还图了点货，去年听见一个朋友预言说：近年来老是没有销路的乔琪绒，不久一定要入时了，因为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时装翻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势必向五年前的回忆里去找寻灵感。于是我省下几百元来买了一件乔琪绒衣料。囤到现在，在市面上看见有乔琪绒出现了，把它送到寄售店里去，却又希望卖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

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上街买菜去，大约是带有一种落难公子的浪漫的态度吧？然而最近，一个卖莱的老头称了菜装进我的网袋的时候，把网袋的绊子衔在嘴里衔了一会儿。我拎着那湿濡的绊子，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自己发现与前不同的地方，心里很高兴——好像是一点踏实的进步，也说不出是为什么。

张爱玲的散文篇五

有一出绍兴戏名叫“借红灯”。因为听不懂唱词，内容我始终没弄清楚，可是我酷爱这风韵天然的题目，这里就擅自引用了一下。《借银灯》，无非是借了水银灯来照一照我们四周的风俗人情罢了。水银灯底下的事，固然也有许多不近人情的，发人深省的也未尝没有。

我将要谈到的两张影片，《桃李争春》与《梅娘曲》，许是过了时了，第三轮的戏院也已放映过，然而内地和本埠的游艺场还是演了又演，即使去看的是我们不甚熟悉的一批观众，他们所欣赏的影片也有讨论的价值。

我这篇文字并不能算影评，因为我看的不是电影里的中国人。

这两张影片同样地涉及妇德的问题。妇德的范围很广。但是普通人说起为妻之道，着眼处往往只在下列的一点：怎样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之前，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义。《梅娘曲》里的丈夫寻花问柳，上“台基”去玩弄“人家人”。“台基”的一般的嫖客似乎都爱做某一种噩梦，梦见他们自己的妻子或女儿在那里出现，姗姗地应召而至，和他们迎头撞上了。这石破天惊的会晤当然是充满了戏剧性。我们的小说家抓到了这点戏剧性，因此近三十年的社会小说中常常可以发现这一类的局面，可是在银幕上还是第一次看到。梅娘被引诱到台基上，凑巧遇见了丈夫。他打了她一个嘴巴。她没有开口说一句话的余地，就被“休”掉了。

丈夫在外面有越轨的行动，他的妻是否有权利学他的榜样?摩登女子固然公开反对片面的贞操，即是旧式的中国太太们对于这问题也不是完全陌生。为了点小事吃了醋，她们就恐吓丈夫说要采取这种报复手段。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总是拿它当笑话看待。男子们说笑话的时候也许会承认，太太群的建议中未尝没有一种原始性的公平。很难使中国人板着脸作此项讨论，因为他们认为世上没有比奸淫更为滑稽可笑的事。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强迫他们采取较严肃的评判态度的话，他们一定是不赞成的。从纯粹逻辑化的伦理学观点看来，两个黑的并在一起并不是等于一个白的，二恶相加不能成为一善。中国人用不着逻辑的帮助也得到同样的结论。他们觉得这办法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太太若是认真那么做去，她自己太不上算。在理论上或许有这权利，可是有些权利还是备而不用的好。

虽如此说，这一类的问题是茶余酒后男宾女宾舌战最佳的资料。在《梅娘曲》中，艳窟里的一个“人家人”便侃侃地用晚餐席上演说的作风为她自己辩护着。然而我们的天真的女主角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什么权利不权利的话。一个坏蛋把她骗到那不名誉的所在去，她以为他要创办一个慈善性质的小学，请她任校长之职，而丈夫紧跟着就上场，发生了那致命的误会。她根本没有机会考虑她是否有犯罪的权利——还没走近问题的深渊就滑倒了，爬不起来。《桃李争春》里的丈夫被灌得酩酊大醉，方才屈服在诱惑之下，似乎情有可原。但是这特殊情形只有观众肚里明白。他太太始终不知道，也不想打听——仿佛一些好奇心也没有。她只要他——落到她份内的任何一部分的他。除此之外她完全不感兴趣。若是他不幸死了，她要他留下的一点骨血，即使那孩子是旁的女人为他生的。《桃李争春》是根据美国片《情谎记》改编的，可是它的题材却贴恋着中国人的心。这里的贤妻含辛茹苦照顾丈夫的情人肚里的孩子，经过若干困难，阻止那怀孕的女人打胎。——这样的女人在基本原则上具有东方精神，因为我们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是以宗祠为重。

在今日的中国，新旧思想交流，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颇占优势，所以在现代社会中，这样的妇女典型，如果存在的话，很需要一点解释。即在礼教森严的古代，这一类的牺牲一己的行为，里面的错综心理也有可研究之处。《桃李争春》可惜浅薄了些，全然忽略了妻子与情妇的内心过程，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导演李萍倩的作风永远是那么明媚可喜。尤其使男性观众感到满意的是妻子与外妇亲狎地，和平地，互相拥抱着入睡的那一幕。

有这么一个动听的故事，《桃李争春》不难旁敲侧击地分析人生许多重大的问题，可是它把这机会轻轻放过了。《梅娘曲》也是一样，很有向上的希望而浑然不觉，只顾驾轻车，就熟路，驰入我们百看不厌的被遗弃的女人的悲剧。梅娘匆匆忙忙，像名人赴宴一般，各处到了一到——她在大雨中颠踬，隔着玻璃窗吻她的孩子，在茅芦中奄奄一息，终于死在忏悔了的丈夫的怀中，在男人的回忆里唱起了湖上的情歌。合法的传奇剧中一切百试百验的催泪剂全在这里了，只是受了灯光的影响，演出上很受损失。

多半是因为这奇惨的灯光，剧中所表现的“欢场”的空气是异常阴森严冷。马骥饰台基的女主人，那一声刻板的短短的假笑，似嫌单调。严俊演反角，熟极而流。王熙春未能完全摆脱京戏的拘束。仓隐秋演势利的小学校长，讽刺入骨，偷了许多的场面去——看得见的部分几乎全被她垄断了。在《桃李争春》里演那英勇的妻，太孩子气了些。白光为对白所限，似乎是一个稀有的朴讷的荡的妇，只会执着酒杯：“你喝呀!你喝呀!”没有第二句话，单靠一双美丽的眼睛来弥补这缺憾，就连这位“眼科专家”也有点吃力的样子。

张爱玲的散文篇六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并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已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对联，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张爱玲的散文篇七

赏析：

题目便告诉了时间。“迟暮”在中国文学中是一个古典的意象，它让读者想象到的不仅仅是从天幕边缘渐渐涌上来的黄昏。有了这样一个题目摆在这里，作者一起笔就写空间，空间里的景致。写东风、酡艳的桃花、扭动腰肢的柳丝、如春神足下轻云般的柳絮、印着屐痕车迹的芊芊细草。

用支不住、搔人头发、结了对儿、酒气……来为它们拟态，把一个放任、纵情、颠狂的春天写足了。这第一段似乎是着重描摹春的美丽，可起首有“多事的东风”一句，暗示着有人恼春，于是有个人物忽悠地闪了一下，桃红“醉依在封姨的臂弯里”，一下子就不见了。但“多事”里隐蕴着的愠意，因封姨的出现有了着落。

张爱玲的散文篇八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的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子被亲眷拐子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1、如果是男人，也要去找他，所有能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

2、我装惯了假，也是因为人人都对我装假。只有对你，我说过句把真话，你听不出来。

3、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

4、如果你给我的和给别人的一样，那么我不接受。

5、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6、即使往前奔跑，前面遇到的还是男人。

7、唯有一桩事是最该忌讳的，那就是：你爱人家而人家不爱你，或者爱了你而把你扔了。

8、大概人天生喜欢好事的，因为到底喜欢活着。

9、见了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了尘埃，从尘埃里开出了花。

10、这个人，她总觉得她的终身不见得与他有关，可是，她要他知道，失去她，是多大的损失。

11、人生太长，我们怕寂寞，人生太短，我们怕来不及。

12、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像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

13、男人的心事通过胃，女人的心事通过阴道。

14、一个人，学会了一样本事，总舍不得放着不用。

15、爱上一个人，心会一直低，低到泥土里，在土里开出花来，如此卑微却又如此欣喜。

16、很容易把人幻想得非常崇高，然后很快地又发现他卑劣之处，一次又一次，憧憬破灭了。

17、喜欢一个人，可以低到尘埃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18、最可厌的人，如果你细加研究，结果总发现他不过是个可怜人。

19、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20、黑黑的一只水壶，烧着水，咕噜咕噜像猫念经。

21、彼此都有意而不说出来是爱情的'最高境界，因为这个时候两人都在尽情享受媚眼，尽情的享受目光相对时的火热心理，尽情的享受手指相碰时的惊心动魄。一旦说出来，味道会淡许。

22、总说爱一辈子，好像生老病死是我们掌控得了似的。何时聚，何时散，何时生，何时死。当真是不敌天命的。

23、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24、在那一刹那间，他好像是立在一个美丽的深潭的边缘上，有一点心悸，同时心里又感到一阵阵的荡漾。

25、生命中是否会有一个人，当你第一眼看到他时，你已经知道，就是他了。这时，你微笑的眼睛望着他，笃定地说：“你哪里都别想再去了！”

26、回忆永远是惆怅的。愉快的使人觉得可惜已经完了，不愉快的想起来还是伤心。最可喜莫如“克服困难”，每次想起来都重新庆幸。

27、她急急的乘船回来，见着了儿时的故乡，天光海色，心里蕴蓄已久的悲愁喜乐，都涌上来。一阵辛酸，溶化在热泪里，流了出来。

28、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然而郭凤和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的。

29、从前她是个美女，但是她的美没有给她闯祸，也没给她造福，空白美了许多年。

30、人生很短，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张爱玲的散文篇九

从前人家过年，墙上贴着：“抬头见喜”与“童言无忌”的红纸条。这里我用“童言无忌”来做题目，并没有什么犯忌讳的话，急欲一吐为快，不过打算说说自己的事罢了。小学生下学回来，兴奋地叙述他的见闻，先生如何偏心，王德保如何迟到，和他合坐一张板凳的同学如何被扣一分因为不整洁，说个无了无休，大人虽懒于搭碴，也由着他说。我小时候大约感到了这种现象之悲哀，从此对于自说自话有了一种禁忌。直到现在，和人谈话，如果是人家说我听，我总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说人家听，那我过后思量，总觉得十分不安，怕人家嫌烦了。当真憋了一肚子的话没处说，惟有一个办法，走出去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然后写本自传，不怕没人理会。这原是幼稚的梦想，现在渐渐知道了，要做个举世瞩目的大人物，写个人手一册的自传，希望是很渺茫，还是随时随地把自己的事写点出来，免得压抑过甚，到年老的时候，一发不可复制，一定比谁都唠叨。

然而通篇“我我我”的身边文学是要挨骂的，最近我在一本英文书上看到两句话，借来骂那种对于自己过分感到兴趣的作家，倒是非常切当：“他们花费一辈子的时间瞪眼看自己的肚脐，并且想法子寻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兴趣的，叫人家也来瞪眼看。”我这算不算肚脐眼展览，我有点疑心，但也还是写了。

钱

不知道“抓周”这风俗是否普及各地。我周岁的时候循例在一只漆盘里拣选一件东西，以卜将来志向所趋。我拿的是钱——好像是个小金镑吧。我姑姑记得是如此，还有一个女佣坚持说我拿的是笔，不知哪一说比较可靠。但是无论如何，从小似乎我就很喜欢钱。我母亲非常诧异地发现这一层，一来就摇头道：“他们这一代的人……”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面去，因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

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人家真吃过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外，只知道钱的好处。

在家里过活的时候，衣食无忧，学费、医药费、娱乐费，全用不着操心，可是自己手里从来没有钱。因为怕小孩买零嘴吃，我们的压岁钱总是放在枕头底下过了年便缴还给父亲的，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岁我没有单独到店里买过东西，没有习惯，也就没有欲望。

看了电影出来，像巡捕房招领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里的汽车夫把我认回去(我没法子找他，因为老是记不得家里汽车的号码)，这是我回忆中唯一的豪华感觉。

张爱玲的散文篇十

我一向是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人感到亲切，对于和自己差不多岁数的人稍微有点看不起，对于小孩则是尊重与恐惧，完全敬而远之。倒不是因这“后生可畏”。多半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也都是很平凡的，还不如我们这一代也说不定。

小孩是从生命的泉源里分出来的一点新的力量，所以可敬，可怖。

小孩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糊涂。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但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怎样渴望把我所知道的全部吐露出来，把长辈们大大地吓唬一下。青年的特点是善忘，才过了儿童时代便把儿童心理忘得于干净净，直到老年，又渐渐和儿童接近起来，中间隔了一个时期，俗障最深，与孩子们完全失去接触——刚巧这便是生孩子的时候。

无怪生孩子的可以生了又生。他们把小孩看做有趣的小傻子，可笑又可爱的累赘。他们不觉得孩子的眼睛的可怕——那么认真的眼睛，像末日审判的时候，天使的眼睛。

凭空制造出这样一双眼睛，这样的有评判力的脑子，这样的身体，知道最细致的痛苦也知道快乐，凭空制造了一个人，然后半饥半饱半明半昧地养大他……造人是危险的工作。做父母的不是上帝而被迫处于神的地位。即使你慎重从事，生孩子以前把一切都给他筹备好了，还保不定他会成为何等样的人物。若是他还没下地之前，一切的环境就是于他不利的，那他是绝少成功的机会——注定了。

当然哪，环境越艰难，越显出父母之爱的伟大。父母子女之间，处处需要牺牲，因而养成了克己的美德。

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本能的仁爱只是的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并不在此。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乎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此种论调或者会被认为过于理智化，过于冷淡，总之，缺乏“人性”——其实例是比较“人性”的，因为是对于的善的标准表示不满。

我们的天性是要人种滋长繁殖，多多的生，生了又生。我们自己是要死的，可是我们的种子遍布于大地。然而，是什么样的不幸的种子，仇恨的种子！

张爱玲的散文篇十一

日前，vogue中文版采访我，要我谈谈张爱玲的时尚，我无言以对。张爱玲是我喜欢的作家，但她在我心目中，远远不属于时尚。且以她的个性、处世，她也根本不屑与时尚沾边。

虽出身贵族，但到少女时期已家道没落，父母离异，这样的生活阴影很影响张爱玲的个性。用现今时兴的所谓“小资”来形容张爱玲，是对张爱玲大大的贬低。如果一定要用一个阶层专用名词来套张爱玲，那张爱玲远不是“小资”，而是“贵族”。然而众所周知，在工业化时代，包括中国在内，贵族都是落寞的，而且是不富有的，但他们永远是自负和骄傲的。贵族，是不屑追逐时尚的。

80年代一次偶然机会，我母亲很平静地拿起我新买的张爱玲的《传奇》，淡淡地说了一句：“哦，张爱玲，她与我在圣约翰是同学。”

“哎哟，妈，你与张爱玲是同学，你怎么一点也不激动？”

“这有啥好激动的？”

那应是在1942至1943年间，张爱玲从沦陷后的香港回上海，母亲是教育系，张爱玲是英语系，但上英语大课是一起的。当时午餐时分，只有男同学常结伴去校园后门外吃廉价的罗宋大餐或客饭，女同学则喜欢三五成群在红楼的被戏称为socialhall的内游廊吃自带三明治。约大本来女同学就不多，再加上一家几姐妹或表姐妹同上约大的颇多，因此各系之间都很熟。唯张爱玲远离众人，独自吃她的午餐。圣约翰时代的张爱玲脾气孤僻，头发不烫，也不化妆，穿着另类，在当时一班时髦女大学生眼中是“怪”而不是“时尚”。

张爱玲之所以被她的同学们记住，不是因为她的小说——当时受教会学校教育的那一代女孩子更热衷看英文原版小说——而是在一次公布的英语考试中，她考了第一。这是一种类似现在的托福式的选择题，很容易做错。据母亲回忆，似有好久没有人考到张爱玲的考分，是否满分不记得。分数榜张贴出来后，大家打听谁是张爱玲，方知道就是那个拒人千里之外、衣着出位古怪的女同学。

至于她的喝红茶、吃西点，这些只是当时生活质量达到一定层次的比较西化的上海人极普通的生活习惯，算不上什么时尚。众多张迷爱屋及乌，总想将心目中的偶像打扮得艳光四溢，恰恰张爱玲只有冷光，没有艳光。最能体现贵族身份的其实不是在其钟鸣鼎食的盛世，倒在其家道变故仍自然散发出那对已养成的生活方式的执着及追求。

张爱玲身在异国，仍执着地保留穿旗袍的生活习惯，并画下款式、列明尺寸，寄给香港好友邝文美，请她找“周裁缝”定做。可惜周裁缝的资料已无从查找，想来一定是当初与大批上海人一起南下的上海师傅。细观当年张爱玲仔细绘制的给周裁缝的旗袍尺寸，看到张爱玲当年的三围分别为3。1、2。5、3。6（均为英寸），可见她的身材是窈窕的。娟秀的字体仔细地标出她严格的要求：一定要用好的拉链，衣领要衬尼龙底，做得斜些，稍微矮一些，衩不要太高。言简意赅，那股认真，一点不比修改文章差。这才是张爱玲对衣着品位的风格：不是时尚，而是讲究。

都讲，贵族之血是蓝色的。所以讲，张爱玲的色调是冷色的、低调的、我行我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