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简短(通用13篇)

在这个分类中，我们将探讨一些不同角度的学习和工作生活等问题。写总结时，我们可以运用一些具体的例子和事实，以加强观点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如果您对总结的写作方式和技巧感到困惑，以下是一些参考资料，供您学习使用。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简短篇一

记载杭州古东城的名胜、古迹、琐闻轶事以及。

诗词。

文献等笔记，两卷，厉鹗撰。厉鹗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三)词曲别集《樊榭山房词》。

杭州城东有个地方叫“东园”，是宋代的故园，厉鹗就住在那里。《东城杂记》就是考证一些方志所未记载的里中的旧闻遗事，一共八十五条，分为上下两卷，略于古而详于今。书成于雍正六年(1728)春。作者自序云：“每欲考里中旧闻遗事，而志乘所述寥寥无几，邻翁野叟拙朴无可与语者。因从故籍叅稽每有所得，辄掌録之。又于交朋质问，复得一二。虽见闻陿隘，或遇嘉客见临，聊举为茗椀间谈资尔”。书中所记的所记的南宋御花园“富景園”，“宋畫院”“海神壇”等均有史料价值;“髙云阁”、“兰菊草堂”、“竹深亭”、“慈云寺宋刻剑石铭”诸旧迹名胜和金石刻，皆是《浙江通志》以及及武林各旧志所未载，可补方志之阙。“九宫贵神坛”、“红亭醋库”诸条考据又颇为典核;“灌园生”以下记人诸条皆系以小传，使后来修志乗者有所征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说：“鹗素博览，并工于诗词，故是书虽偏隅小记，而叙述典雅彬彬乎，有古风焉”。

辑录广西地方掌故、风俗、文物等方面资料的笔记，三十卷，汪森撰。汪森，字晋贤，浙江桐庐人，康熙三十四年(1695)任桂林通判，三十九年改任太平府通判。公余之暇，博览群书。康熙四十一年(1700)母逝离职还乡，专心整理广西史料，花费20xx年时间，辑成《粤西通载》。《粤西通载》包括三部著作，《粤西丛载》是其中之一。

《粤西丛载》通行本有：《四库全书》本、光绪年间石印本、上海进步书局本。今有：《粤西丛载校注》梁超然校注(三册)，广西民族出版社20xx年版;《粤西丛载》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辑录四川地方掌故、风俗、文物等方面资料，四卷，陈祥裔撰。陈祥裔，字耦渔，原姓乔氏，顺天人。康熙中，曾官成都府督捕通判，搜罗蜀中故实，撰《蜀都碎事》一书，别有《艺文补遗》二卷，《凝香集》四卷行世。

《蜀都碎事》杂记四川的地方掌故、风俗、文物等方面情况，较为广博，可作为地方志的补充，如记梓潼县境内七曲山附近“郎当驿”的来历：““上亭驿，在梓潼，唐玄宗幸蜀至此，闻铃声，左右云：‘似言三郎琅当。’又名琅当驿。今存清光绪碑刻一通，高2.6米，正中阴刻‘唐明皇幸蜀闻铃处’”。记《巴渝竹枝词》：“梅子初黄落雨天，插秧妇女满山田。山歌唱出《巴渝曲》，交易工夫不用钱。花布春衫白布裙，斜阳牛背醉醺醺”。可供文学、民俗学参考。

同《粤西丛载》一样，《蜀都碎事》亦多采掇旧闻，缺乏当时社会情况的叙述。而且相比之下，内容更为芜杂、琐碎，体例也不够完善。

《蜀都碎事》有清康熙漱雪軒刻本。今有：《蜀都碎事》齐鲁书社，1997影印本。

记载福建掌故、物产的笔记，四卷，周亮工撰。周亮工(1612—1672)，明末清初文学家、篆刻家、收藏家。字元亮，又有陶庵、减斋、缄斋、适园、栎园等别号，学者称栎园先生、栎下先生。江西省金溪县合市乡人，原籍河南祥符(今开封)人，后移居金陵(今江苏南京)。官至浙江道监察御史。出身书香门第，父周文炜，国子监监生，曾任浙江诸暨县主簿。周亮工年少随父出游，广交朋友。明崇祯十三年(1640)中进士。次年进入仕途，为山东潍县令，守城有功，崇祯十七年(1644)，迁浙江道监察御史。李自成破京师，投缳自杀，为家人所救。顺治二年(1645)“豫亲王多铎兵下江南，亮工诣军门降。”以御史职为清军招抚两淮，后改任两淮盐运使。入清后历仕盐法道、兵备道、布政使、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等，一生饱经宦海沉浮，曾两次下狱，被劾论死，后遇赦免。《闽小记》本矣收入文津阁《四库全书》。乾隆五十三年覆勘四库全书时，详校官祝坤因周亮工所著《读画录》中有“人皆汉魏上，花亦义熙余”违碍之句，特行签出，后经纪昀裁定，遂将《四库全书》著录的周亮工著述五种、存目三种内容一律扣除，已刻提要中有亮工名者亦一律抽改。所以周亮工晚年有焚书之举。康熙十一年(1672)六月二十三日卒于南京。《清史》列入“贰臣传”。著有《读画录》、《因树屋书影》、《印人传》、《赖古堂文选》、《赖古堂印谱》等，凤凰出版社20xx年汇编成《赖古堂全集》。

周亮工任福建部政使在闽生活前后长达20xx年之久，对闽风土人情极为熟悉。《闽小记》对福建各地的风土民情、物产习俗、人文景观、遗闻轶事都有详细记载。间有考证和议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为“盖兴到即书，偶然未检，然在近代说部之中固为雅驯，可观矣。书中所记，不名一格，而自始至末，皆谈闽事。”如记中对福建莆田的几种著名海鲜，如蚌、牡蛎、江瑶柱等都作了详尽的记述。先记总体印象：“画家有神品、能品、逸品。闽中海错，西施舌当列神品，蛎房能品，江瑶柱逸品”。然后分论：

“西施舌”是一种海蚌。据说唐玄宗食海蚌时，觉其味美，不禁联想到绝代美人西施来，就赐它名为“西施舌”。《闽小记》中云：“西施舌以色胜、香胜，当并昌国海棠。”;莆田称牡蛎叫“虫代”。因其壳块垒相粘如房，故名“蛎房”。宋高宗问新科状元莆人黄公度说：“卿土何奇?”公度答：“子鱼紫菜，荔枝蛎房。”可见“虫代”在宋代已是莆田海珍之一了。《闽小记》云：“蛎房以丰姿胜，并牡丹。”又云：“西施舌既是西施之舌，蛎房其太真之乳乎?圆真鸡头，嫩涓欲过塞上酥。”江瑶柱莆田俗称“江瑶钮”。《闽小记》中对此记载特别详细：“江瑶柱出兴化之涵江，形如三四寸扁牛角，双甲薄而脆，界画如瓦楞，向日映之，丝丝绿玉，晃人眸子，而嫩朗又过之，文采灿熳，不忝瑶名。……肉不堪食，美只双柱。所谓柱，亦如蛤中之有丁。蛤小则字以丁，此巨因美以柱也。味亦与蛤中丁不少异，蛤之美实亦在丁，人以其小，多不审察，故独让江瑶擅自嘉名耳。”又云：“江瑶柱产涵江，癖梅妃子，亦生其地，其妃子之玉骨乎?”莆田这些著名海鲜，在周亮工的笔下，或记实，或传说，或喻物，或拟人，文采风流，跃然纸上。既有历史传承，又有自己的进一步想象，文笔很美。此外，如“蛏苗”、“土笋冻”及“乌贼”等也有风趣的记述。史称周亮工生平博极群书，爱好绘画篆刻，尤工诗文，信乎!

今有：《闽小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闽小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闽小记》凤凰出版社20xx年版。

《清嘉录桐桥倚棹录》。

两书是专记以苏杭为主的江南岁时、风俗，名胜、人物笔记，顾禄撰。顾禄(1793—1843)，字总之，一字铁卿，自署茶蘑山人，清道光咸丰年间苏州吴县人。生年月不详。家境富裕，尽能供他长年挟资出游，观山揽胜，出席文酒诗会。袁学澜在《重过抱绿渔庄感旧记》中如是写道：“我与顾禄相识于青溪邀月榭。顾君正当意气风发、豪气干云、志向清狂之时。游方各地，寻访才俊。当地名贤、势族豪杰，皆在交往之列。日日驰骋在酒会文社之间，以豪侠自命。”嘉庆二十三年(1818)，母亲去世.，顾禄在家守孝，他不再出游或参加乡试，闭门无事，开始写他的苏州风土记――《清嘉录》。名字取自陆士衡的“土风清且嘉”之意。道光二十二年(1842)，《桐桥倚棹录》亦刊刻完成，而顾禄的人生也走过了鼎盛的正午。他被友人陈某人诱惑拉拢，觑觎一位富族的家财，诉讼到官府，顾禄因此受杖刑，并且打入牢狱。道光二十三年(1843)，顾禄不堪打击，悄然去世。著作甚富，有《雕虫集》、《紫荆花院排律》、《骈香俪艳》、《酒春秋》、《看枫约》、《壶中揽胜》等十种，辑成《颐素堂丛书》刊刻出版。还撰有《羽族棋谱》，与友人合辑《烟草绿》一卷。

《清嘉录》和《桐桥倚棹录》是顾禄一生最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顾颉刚曾评说：“顾铁卿以详记苏州岁时风俗，并加考订，著《清嘉录》成名”。《清嘉录》以十二月为序，记述苏州及附近地区的节令习俗，大量引证古今地志、诗文、经史，并逐条考订，文笔优美，叙事详实，是研究明清时代苏州地方史、社会史的重要资料。《桐桥倚棹录》则以苏州一带风景佳地、古今名人遗迹为纲，集建筑、掌故、诗文为一编，与《清嘉录》角度不同互为补充：“清嘉录以时间为经，桐桥以空间为纬”。两书虽然着眼于苏州的风土人情，但涉及整个江南地区。顾禄在《清嘉录》例言中说：“吴越本属一家，而风土大略相同，故书中杂引浙俗为最繁，次及辇下，若他省别府，偶一援之，以证异同而已”。两书的特点是：“清代的风土杂著颇多，重要都邑几乎都有，而以谈北京、苏州者为多。此类著述或随笔札录掌故沿革，或按方位记述城坊建置，或发之于吟咏;或以之为导游。其能以月为序，以节令民谚为题，叙地方风土人情，娓娓详备。兼能参稽群籍，附加考按者，自当以《清嘉录》《桐桥倚棹录》为最。”(来新夏《清嘉录·桐桥倚棹录》前言)。

两书记述清代江南的民俗风情，保存了不少可贵史料，如记“守岁”：“家人围炉围坐，小儿嬉戏，通夕不眠，谓之守岁”，并引周处《风土记》、周密《武林旧事》和吴自牧《梦粱录》关于守岁的记述;记“灯市”：“自腊后春前……至十八日始歇，谓之灯市”书中将灯形分为人物、花果、百族、奇巧诸类分别叙述，在它们的取名和描绘上颇化功夫。江南民间过元宵以“闹灯”为重头戏;谢灶《清嘉录》卷六《谢灶》条说：“初四、十四、二十四，比户祀司灶，谓之‘谢灶’。谚云：‘三番谢灶，胜做一坛清醮’”;养蚕：“环太湖诸山，乡人比户蚕桑为务。三四月为蚕月，红纸粘门，不相往来”，“治其事者，自陌上桑柔，提笼采叶，至村中茧煮，分箔缫丝，历一月，而后弛诸禁”顾铁卿《清嘉录》记苏州一地之习俗礼尚游览胜境，为晚近几士岁时地志之翘楚。王伯祥认为此书之趣，算是《荆楚岁时记》加《聊斋志异》，“读之如谏果回味，历久弥甘。”

道光十年(1830)，《清嘉录》付梓;道光二十二年(1842)，《桐桥倚棹录》刊刻完成。《清嘉录》作为《颐素堂诗钞》之附书，一并流入日本。道光十七年(1837)日本出翻刻本。日人推崇其诗为：“各体咸备，众妙悉臻，彬彬风雅，比兴不坠。”赞《清嘉录》则是：“慎而不漏，诙而不侈，考证精确，纤悉无遗。”日本学者朝川鼎为之序，视为方志邑乘之重要补充。日人甚至到苏州寻他，封他作才子，面陈仰慕之情。

今有：《清嘉录》，王迈校点，凤凰出版社1999年版;《清嘉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清嘉录·桐桥倚棹录》来新夏、王稼句点校，清代笔记史料丛刊，中华书局20xx年版。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简短篇二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又曾为文“论六家之要旨”，批评了儒、墨、名、法和阴阳五家，而完全肯定地赞扬了道家，这说明他是深受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的影响的。司马谈在这篇论文中所表现的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无疑给司马迁后来为先秦诸子作传以良好的启示，而且对司马迁的思想、人格和治学态度也必然有影响。汉武帝即位后，司马谈做了太史令，为了供职的方便，他移家长安。在此以前，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即帮助家人做些农业劳动，同时大概已学习了当时的通行的文字——隶书。随父到长安后，他又学习了“古文”(如《说文》的“籀文”和“古文”等)，并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

国学。

习古文《尚书》。这些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有很深的影响。

司马迁在二十岁那一年开始了漫游生活。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巡，封禅泰山。封建统治阶级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盛典，司马谈因病留在洛阳，未能参加，又急又气，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司马迁适从西南回来，他就把自己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遗留给司马迁，司马迁流涕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三年后，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他以极大的热情来对待自己的职务，“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并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资料。这样经过了四、五年的准备，在太初元年(前104)，他主持了改秦汉以来的颛顼历为夏历的工作后，就开始了继承《春秋》的著作事业，即正式写作《史记》，实践他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这年司马迁是四十二岁。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天汉二年(前99)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正好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就把他的想法向武帝说了。武帝因而大怒，以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将军李广利。司马迁就这样得了罪，并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这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耻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还没有完成，不应轻于一死。他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出狱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名义虽比太史令为高，但只是“埽除之隶”、“闺閤之臣”，与宦者无异，因而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但他的著作事业却从这里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并在《史记》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愤怒和不平。到了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在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说：“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见《史记》一书这时已基本完成了。从此以后，他的事迹就不可考，大概卒于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约与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自觉地继承孔子的事业，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第二部《春秋》。但他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他还同时接受了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因素和批判精神，特别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狭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和而羞贫贱”，这正说明了司马迁的思想比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站得更高，而为一些封建正统文人所无法理解。我们今天正是从这些封建正统文人的指责中，看到了司马迁进步思想的重要方面。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前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一篇和有名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

散文。

《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同情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战斗热情。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家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史记》是一部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战斗性的传记文学名著，这首先表现在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汉王朝统治集团和最高统治者丑恶面貌的揭露和讽刺。司马迁写汉高祖刘邦固然没有抹杀他统一楚汉纷争、建立伟大国家的作用，但也没有放过对他虚伪、狡诈和无赖品质的揭露。为了避免被祸害，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不能不写那些荒诞的传说，把他写成是“受命而帝”的神圣人物。但在《项羽本纪》中却通过与项羽的鲜明对比，写出了他的怯懦、卑琐和无能。在垓下之战以前，刘邦几乎无不处于挨打受辱的地位，而下面两个片段更真实地描写了他的流氓无赖、残酷无情的嘴脸。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其他如在《留侯世家》中写刘邦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中写刘邦猜忌功臣，而《淮阴侯列传》中则借韩信的口，谴责了刘邦诛杀功臣的罪行，道出了“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一封建社会君臣能共患难而不能共安乐的真理。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描写揭露了刘邦真实的精神面貌，从而勾消了在本纪中所作的一些神圣颂扬。对于“今上“汉武帝的暴力统治作者也流露了悲愤和厌恶的情绪。《循吏列传》中写孙叔敖、郑子产等五人，没有一个汉代人。而《酷吏列传》却全写汉代人，其中除景帝时的郅都外，其余九人都是汉武帝时暴力统治的执行者。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但最为武帝所信任。他治狱时，善于巧立名目，完全看汉武帝眼色行事。杜周也是同样角色，当别人质问他：“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却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里司马迁彻底揭露了封建社会中所谓法律的虚伪性，指出它不过是统治者任意杀人的工具。《酷吏列传》中还揭露了统治者屠杀人民的罪行。义纵任定襄太守时，一日竟“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捕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二三日内，大举屠杀，“至流血十余里”。汉朝惯例，春天不杀人，王温舒顿足说：“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对此，司马迁愤怒地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这是人民的正义呼声。酷吏虽也打击豪强，但主要是镇压人民。作者在写这群酷吏时，每每指出“上以为能”，用意显然在于表示对汉武帝的讽刺和愤慨。《史记》中还描写了统治阶段内部复杂尖锐的矛盾。最著名的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窦婴与田蚡两代外戚之间的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以及他们同归于尽的下场。这样，作者就进一步揭露了统治阶级残酷暴虐的本质，表达了对现实的深刻批判。

司马迁不仅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而且也热情地描写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起义反抗。在《酷吏列传》中作者叙述广大人民的反抗形势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这些反抗虽为统治者所镇压，但并没有被消灭，不久又“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同情人民的起义反抗的，他承认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基于这种认识，司马迁热情歌颂了秦末农民的起义。他在《陈涉世家》里，详细地叙述了陈涉发动起义的经过和振臂一呼群雄响应的革命形势，指出了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分析了他们失败的基本原因，并肯定了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朽功绩。认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他更以极其饱满的情绪写《项羽本纪》，项羽的勇猛直前摧毁暴力统治的英雄形象给予读者极深的印象。作者虽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指出了他必然失败的原因。但仍把他看成秦汉之际的中心人物，寄予深刻的同情，说他：“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这样热烈地歌颂人民对暴力统治的反抗，以及把陈涉和项羽分别安排在“世家”和“本纪”的作法，都充分显露了他卓越的思想见解和救世济民的热情。这是以后的封建正统史家所不可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史记》的人民性、战斗性，还表现在记载那些为正史官书所不肯收的下层人物，并能从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观点出发，分别给他们以一定的评价。《游侠列传》写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写郭解“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对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高尚品格的热烈歌颂中，表达了封建社会人民要求摆脱被侮辱、被损害处境的善良愿望。《刺客列传》写荆柯的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是那么绘声绘色，激荡人心。在我们今天看来，刺客的个人暴力行动不可能真正解决政治上任何实质问题，但在漫长的封建黑暗统治之下，刺客们自我牺牲、反抗强暴的侠义精神，却是可歌可泣，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暴力统治的气焰，恰如夜空一颗皎洁的明星，给人们以鼓舞和希望。作者热情地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史记》中还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廉颇蔺相如列传》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等历史情节的叙述，突出了蔺相如勇敢机智的英雄性格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贵品质。在《魏公子列传》中，作者亲切地用了一百四十七个“公子”，叙述信陵君“仁而下士”的故事，不仅因为这位公子真能放下贵族的架子，“自迎夷门侯生”，“从博徒卖浆者游”，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这样做的结果，终于得到游士、门客的帮助，抵抗了秦国的侵略，救赵存魏，振奋诸侯。《李将军列传》也是作者用力写作的一篇。“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汉代名将李广，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景慕。他的保卫祖国边疆的功绩，超凡绝伦的勇敢，以及敌人闻之丧胆的声威，是通过太史公的笔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上的。但李广的一生却是在贵戚的排挤压抑中度过的，作者对他“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寄予深厚的同情，同时也流露了自己不幸遭遇的感慨，从而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压抑人材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作者不仅写出了李广保卫祖国、奋身疆场的功绩，而且也写出了他的体恤士兵，热爱人民的品质：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

正因为如此，当李广被迫自杀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作者通过这些描写，不仅说明将帅应该爱护士卒，而且告诉他们，只有上下一心，同甘共苦，才能战胜敌人，保卫祖国。

总之，作为传记文学的《史记》的思想内容是丰富深刻的：它一方面揭露了统治者及其爪牙的无比丑恶，画出他们的真实的脸谱;另一方面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歌颂人民及其领袖的起义反抗，以及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和救人困急的侠义之士，表现了我们伟大民族的革命传统和优良品质，这对今天都还有积极意义。

《史记》的思想意义是和作者精心的构思、高度的写作技巧密不可分的。作为一种历史著作，《史记》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记载的，所以刘向、扬雄、班氏父子等都称之为“实录”。但作者却在“实录”的基础上，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人物思想性格的重要特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量，这是《史记》传记的主要特点，也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所在。

司马迁是怎样在坚持历史真实的原则下写人物的呢?我们且看他在《留侯世家》中的一句话：“‘留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这说明作者并不是有事必录，而是有所选择的。张良平日与高祖谈论的天下事很多，但只写那些和天下存亡有重大关系的事件，从而表现其性格特征。写其他人物当然也不例外，即只写重要的，能够表现人物特征的东西。在《留侯世家》中还有这样的话：“语在项羽事中”、“语在淮阴事中”;其他各篇也常常有这样的话。这就是前人指出过的“互见法”。司马迁使用这种方法情况很复杂，有的注明，有的并没有注明，它不只是消极地避免叙述的重复，而且是积极地运用资料，为突出人物的特征服务。例如《项羽本纪》集中了许多重要事件突出他的喑恶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作者对他的行为在传赞中虽有所贬责，但热情的歌颂、深切的同情却是主要的。这样，就体现了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的完整性。作者在本纪中没有过多地去批评项羽个人的缺点和军事上政治上的错误，而把它放在《淮阴侯列传》，借韩信的口中道出，这样既不至损害项羽英雄形象的塑造，而又显出韩信的非凡的才能和过人的见识。就这样，司马迁通过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剪裁和集中，不仅使许多人物传记正确地反映了他们在历史上的活动和作用，而且突出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表达了作者的爱憎。

《史记》中人物形象的丰富饱满、生动鲜明，不仅得力于司马迁对材料的取舍和安排，而且也得力于他运用了多种方法去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特征。作者在写作人物传记时，尽力避免一般地梗概地叙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使人物性格突出。救赵存魏是信陵君一生的重大事件，但《魏公子列传》中却没有过多地写他在这一事件中政治的军事的种种活动。而把描写的重心放在他如何和夷门监侯赢、屠者朱亥的交往以及“从博徒卖浆者游”的故事上，通过这些故事的具体描写，突出了他的仁而下世、勇于改过、守信重义、急人之难的性格。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信陵君自迎侯生的一段：

作者通过不同的角度去写信陵君，他写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写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反映，愈来愈突出信陵君始终如一的谦虚下士的态度，使我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司马迁还善于通过琐事来显示人物性格的特征，如《酷吏列传》写张汤儿时的一个故事：

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这虽然是儿时游戏，却异常生动地突出了张汤的残酷的性格。再如《万石张叔列传》中的一段：

〈石〉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字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最矣，然犹如此。

作者通过这些细节，写出了石家一门的拘谨性格和伴君如伴虎的心情。其他如《留侯世家》写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忍辱胯下;《李斯列传》写李斯少时见厕鼠和仓鼠而发感叹等，都是以琐事刻划人物性格的例子。这些是司马迁表现人物所用的故事化的方法。这种方法避免了平板的叙述，使人物形象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

为了表现人物，司马迁还通过许多紧张斗争的场面，把人物推到矛盾冲突的尖端，让人物在紧张的斗争中，表现他们各自的优点和弱点，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是很有代表性的。鸿门宴前，楚汉两军几至火并，而楚强汉弱。刘邦项羽此时相会斗争是相当激烈的。作者就通过这场面对面的斗争来表现人物性格。刘邦的懦怯而有机智，项羽的坦率而少谋略，以及其他人物，如范增、张良、樊哙、项伯等的性格，都由于在这场斗争中的不同态度而有很好的表现。再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灌夫使酒骂座和东朝廷辩论两个场面也写得十分好。前者写在宴会上人们对田蚡、窦婴、灌夫的不同态度，不仅写尽了贵族社会的炎凉世态，而且也很好地表现了这些人物的不同性格：田蚡得势后的矜持傲慢，窦婴失势后结欢当权者的用心和强争面子的窘态，特别是灌夫始则不悦，继则怒而指桑骂槐，终于演成与田蚡的直接冲突，充分地表现了他“为人刚直”，“不好面谀”的性格。后者写大臣们在武帝面前辩论灌夫的曲直，彼此吞吞吐吐，不敢明断是非，武帝大怒，退入后宫，十足表现了饱经世故的官僚们的虚伪和圆滑。故事化的手法和紧张场面的运用，使《史记》的人物传记饶有波澜，人物形象各具特征，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而成为历史与文学互相结合的典落著作。

谚语。

和俗语。由于它们产生、流传于民间，概括了广大的社会生活，是一种精粹的富于战斗性和表现力的语言，因此，使《史记》的语言更加丰富生动，并且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批判。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魏其武安侯列传》引颍川儿歌，对统治阶级进行了讽刺和斥责;《李将军列传》引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说明好人不用自我宣传，自然会获得别人的尊敬。此外如“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上《货殖列传》)、“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郑世家》)、“利令智昏”(《平原君列传》)等，都是对旧社会、旧风习的深刻揭露，有助于读者对历史、人物的理解。最后应该指出，《史记》的语言，在现在看来全部都是所谓文言而不是白话，但它是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提炼加工的书面语，与当时语言是相当接近的。而且为了使那些古奥难懂的古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司马迁在引用古书时，往往把已经僵化或含义不明的词句改成一般易懂的语言。正因为如此，《史记》直到今天，我们读起来基本上是明白晓畅的。

《史记》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传记文学名著。它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尽管封建统治阶级把司马迁看成是离经叛道的人物，把《史记》看成是“谤书”，但他们都不能阻止《史记》的流传，取消《史记》的影响。尽管班固从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出发对司马迁有不少贬词，但他也不能不承认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即“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叙事才能，不能不赞美“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班氏以下的史学家和散文家对司马迁几乎无不推崇备至，力图做到像司马迁那样“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指”(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中所歌颂的许多英雄人物，如项羽、信陵君、侯赢、鲁仲连、蔺相如等对后代人民特别是封建文士精神上也有影响。他们仰慕历史上这些英雄人物，并受到鼓舞和激励，如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在诗歌中不止一次地把古代的侠义之士引为自己的同调，并希望自己能像他们一样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番事业。

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自汉以来的许多作家作品都从《史记》中得到有益的启发。郑樵所说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无论对史学和文学来说都是合适的。从《汉书》起，所谓“正史”，在体裁形式上都是承袭《史记》的。在文学创作方面如唐以后传奇文以至《聊斋志异》等小说都直接或间接受《史记》的影响。唐宋以来的古文家更无不熟读《史记》。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把《史记》的文章看成为文的规范，他的《张中丞传后序》、《毛颖传》等文，很显然是学习《史记》的人物传记的。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散文的简练流畅，纡徐唱汉的特点，深得《史记》的神韵，他的《五代史伶官传序》的格调，与《史记?伯夷列传》十分相似。而当古文家们反对形式主义的繁缛或艰涩古奥的文风时，《史记》常常成为他们的一面旗帜。唐代韩愈、柳宗元，明代归有光都是这样。

特别是它的一些艺术方法，如通过人物的行动、对话来表现人物性格，避免冗长静止的叙述，以及注意故事曲折动人，语言简洁生动等;无疑都为后来优秀的小说创作所吸收并加以发展。《史记》的人物传记在形成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风格中是起了巨大的作用的。至于小说或戏剧取材于《史记》的也很多，如《窃符救赵》、《楚汉春秋》、《琴心记》等，这些故事一直到今天还流传不衰，为广大人民所喜爱。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简短篇三

撑起两根穷骨头是指人要有骨气，曾国藩一生以穷为荣以穷为本，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他绝不把当官所赚的钱留给后人，这就有疑问了。自从曾国藩发迹后湘乡出来很多人，因为曾国藩喜欢用乡人。曾府也成为湘乡第一府第，曾家也一度成为湖南首富。难道建曾府或是湖南首富的曾家就没有曾国藩一分钱?其实这里面还真没有曾国藩什么事。曾国藩确实很节俭，但他的几个兄弟却是一个比一个贪。他自己兄弟五个，最贪的是五弟也就是在家族里排行第九的曾国荃。曾家兄弟打仗都特别狠，除了曾国藩外打了胜仗后都喜欢屠城，然后把所得的金银财宝据为己有。老九曾国荃就这样敛财无数。曾国藩对大家庭的兄弟们无可奈何，但他对自己子女确实很严格。两个儿子都非常节俭，一直都过得很清贫。曾国藩是死在两江总督的任上，难道他真没有留一点钱给他两个儿子吗?有个小小的例子可以反证：曾国藩死后他两个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都为官了。老大曾纪泽比较有名，曾经是晚清最著名的外交家。当时国家比较穷，曾纪泽在驻英、法大使期间甚至把自己的薪俸贴补到建使馆或是外事活动中去了，而他节俭得衣服都舍不得买。老二纪鸿则是北京一名低级的官吏，比他哥哥还穷。有次纪鸿生了一场大病，看了病后竟然拿不出钱去抓药，想向哥哥借钱，但一是哥哥不在国内，二是想到哥哥也不宽裕。这时曾国藩才离世不久，如果留了钱的话两个儿子不可能会过得那么的拮据。在万般无奈之下还是左宗常知道了这件事后出手相助。当时左宗常热泪盈眶，说平时最不服曾国藩，但现在不服也不行，两个孩子身为名门之后，清廉自省到这个地步，老曾真是教子有方啊!

曾国藩平时就穿家里老妻织的布衣。一生只做过一件高档衣服，那还是他金榜题名时做的一件高档料子的长袍，平时舍不得穿，只有在大场面时才会穿出去，回来就赶紧脱下收好。这件衣服穿了三十年，一直到曾国藩去世时还是崭新崭新的。

曾国藩在南京任两江总督时把家眷都接过来了，有一次李鸿章请曾家的女眷吃饭，这时曾家两个女儿还没出嫁，听到请客的消息都很高兴，但发愁的是两人只有一条绸缎裤子，这条裤子还是大嫂留下来的。那谁穿这条裤子去赴宴呢?姐妹俩为此吵了一架，小妹妹没争羸就大哭起来。于是曾国藩就做小女儿的工作，说等明年如果我还做两江总督的话我就给你做一条更漂亮的裤子，小妹听了才破泣为笑。

曾国藩名言：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简短篇四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一句话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样表明了对劳动的尊重和对劳动成果的珍惜啊，浪费无疑是可耻的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

“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也许有人会说未雨绸缪未免操之过急，而世事变化无常，不可能找到一种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啊，可是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临渴掘井是行不通的啊，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有可能是饮鸩止渴，使得问题变得更糟啊。这句话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啊。

“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饭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作者喜欢这种平淡、朴素、简单的生活，几只青瓦和陶土做的器具摆放在桌上，投下了一片阴影，而在碗里盛着赏心悦目的绿色，那蔬菜还滴着露的时候就从菜园里采摘下来了，新鲜极了，比油腻的鱼肉更美味。

“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童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一方面，不可否认，欲望给了我们前进的动力，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它就像一株生命旺盛的草，只要有适宜的条件，便会恣意生长。也许我们会为了华屋良田，为了美人而不择手段，再也无法做到“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一点。从另一方面来说，作者深受封建礼教文化的毒害，家有华屋、良田、娇妻又有什么不好，只要通过正当手段得来的就好，否则奋斗的动力和意义就不存在了啊。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

这几句都表明对子孙的教育是多么的重要，用好的教育方法才有用，不光要让子孙读好书，好读书，还要以身作则，用自己淳朴的品质教化子孙才行，这样后代才能长盛不衰啊，否则只会使三代而衰这句话应验啊。

《朱子家训》俨然是一部家庭教育的典范。“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作者仿佛在我们的耳边呢喃低语，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希望我们子孙后代能理解作为一个称职父亲对家庭的操劳，他希望家庭永远是那么的和睦，这样社会安定，人人安居乐业是多么美好的景致啊。

但文中最吸引人的还是为人处事的智慧，就是时间流逝，岁月如梭也掩盖不了文字的光彩，当真是字字珠玑，这些文字仿佛是古琴流出的音符不经意间紧紧地围绕在我耳边迟迟不散，在荒烟蔓草的年头，这些质朴的格言早已超越了文字，幻化为贤者心灵的法则。“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这是作者的悲悯之心在不甘的呐喊;“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作者在用自己的语言阐述着“富贵不能移，贫贱不能屈”这一永不褪色的至理名言。而“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在都是交友要考虑的第一要素，谁都知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辨识朋友是多么重要啊!“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再想。”意味着宁静致远才是真理，用平静的心来看待事物才有正确对待事物的可能啊。“施惠无念，受恩莫忘。”是感恩的芽在心中萌发，是乐于助人的心在风中自由地飞扬，只有舒展翅膀才能飞的更高。“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是在我们的视线被迷雾遮蔽时的一缕阳光、一阵微风，虽然力量有限，却能驱散迷雾，带给人温暖。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简短篇五

一部记载唐代琐闻轶事的笔记，张鷟著。张鷟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四)文言小说别集《游仙窟》。《朝野佥载》为作者耳闻目睹的社会札记，内容十分广泛，记述了唐代前期朝野遗事轶闻，尤以武后朝事迹为主。书中反映了当时有关人物事迹、典章制度、社会风尚、传闻逸事，也站在反对派的角度对武后朝的政治黑暗、吏治腐败、酷吏横暴、民生疾苦有所揭露，暴露了”贿货纵横，赃物狼藉”的现实世相。因属时人记时事，所载内容，多为第一手资料，所以颇有参考价值，为《太平广记》、《资治通鉴》以及后世治唐史者广为引用。但因作者纪事好追求谐噱，间有鬼神怪异，琐语琐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史料文献价值，为后人所诟病，如洪迈《容斋续笔》卷12就说：“《佥载》记事，皆琐尾擿裂，且多媟语。”作者死于开元年间，书中载开元以后唐敬宗、宣宗时事，当为后人增入。

《新唐书》、《宋史》均著录《朝野佥载》为20卷，另有《补遗》3卷。尤袤《遂初堂书目》疑《补遗》乃后人附益，凡阑入中唐后事者，皆应为《补遗》之文。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推测《佥载》亡于明代，今所存者是明人辑本。此书明代以后流行有1卷本和6卷本，《说郛》、《历代小史》、《古今说海》、《畿辅丛书》等本为1卷本系统;《宝颜堂秘笈》、《丛书集成》等本为6卷本系统。

今有：《朝野佥载》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朝野佥载》赵守俨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版，该版以《宝颜堂秘笈》本为底本，又从《太平广记》、《通鉴考异》等书中辑出近百条遗文，作为“补辑”附印，较胜于旧本;《朝野佥载》唐宋史笔记丛书，中华书局版;《朝野佥载隋唐嘉话》袁宪校注，三秦出版社20版。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简短篇六

隋朝之诗，都还是处于南北融合发展的过程之中。

1.初唐。

a.上官体(贞观、龙朔之间，由作家上官仪形成一种诗风，工五言诗，其诗绮错婉媚，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和声辞之美，体现出较为健康开朗的创作形态和雍容典雅的气度，题材狭窄，上承杨、李、虞，下开“文章四友”(名词解释)和沈宋)。

b.王绩(诗风独特，以平淡自然的语言表现自己的隐逸生活，创造出宁静淡泊、朴厚疏野的诗歌境界。但并不构成初唐诗歌发展的重要环节)。

c.初唐四杰。

一是卢、骆约早王、杨十岁，四人创作个性不同，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律诗。但都确有文才自负很高，希望博取功名，不甘人下。

二是有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针对上官体为代表的宫廷诗风)。

三是重视抒发一己情怀，作不平之鸣，诗中开始出现一种壮大的气势和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在古体和歌行中表现充分。

卢骆七言歌行(名词解释：七言古诗与骈赋，吸收南朝乐府、近体诗;题材转变，气势壮大，七言为主，杂有三五，流动感，四杰作用，适合刚健骨气的抒情诗体)气势宏大，视野开阔，跌宕流畅，神采飞扬，开启新诗风。如卢照邻《行路难》、《长安古意》(至此，宫廷诗风转变)。

四杰的五言律诗主要是在羁旅送别诗和边塞诗中，在伤别之外，更有抱负气概，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言律诗更是在题材上从台阁转向江山塞漠，如杨炯《从军行》。

“初唐四杰”的影响：一是改变诗风，革除宫廷诗风的颓靡绮艳;二是扩大题材，将诗笔写向江山与塞漠。写向广泛的社会生活;三是为唐诗体裁的发展奠定基础;四是为树立风格典范。

d.宋之问、沈佺期。

具有代表型的馆阁诗人，点缀升平，标榜风雅，辞藻文饰，内容缺乏。

沈宋，是律诗定型的标志。律诗定型的意义在于：其在唐代近体诗演变过程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不仅完成了永明四声律到唐诗平仄律的转变，而且是一种可以推而广之的声律法则。

沈宋作品如宋《度大庾岭》《渡汉江》、沈之《古意呈补阙乔知之》《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最早七言律的成熟之作，初唐七律之样版)。

e.陈子昂，张若虚、刘希夷。

陈子昂：一是与沈宋同时却不同调，其诗歌主张恢复古诗比兴言志的风雅传统，表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复古实为新变);他的风骨、兴寄、诗美，有明确的理论表述，还将汉魏风骨与风雅兴寄联系起来，对唐诗变革具有关键意义。二是复归风雅是其振起诗风的起点，《感遇》三十八首，与政治有关，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三是陈是个政治色彩很浓的诗人，借《感遇》恢复风雅比兴传统，使诗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干预现实的作用;但也容易使形象空洞，缺乏艺术感染力。四是陈子昂诗中体现出一种壮伟豪侠之气，唐诗之风骨在陈处，正是唐代士人精神风貌的最初体现。

名词解释：吴中四士(贺知章、张旭、包融、张若虚)。

纯美诗境的创造：张若虚、刘希夷《代悲白头翁》。

《春江花月夜》：长篇歌行，用乐府旧题，赋全新内容，将画意、诗情及对宇宙人生的观察融为一体，创造出情景交融、玲珑剔透而无迹可寻的诗境。

张、刘二人主要是意境的创造：生命体验、诗情画意、情思氛围、空明意象，兴像玲珑、不可凑泊。

2.盛唐。

a.王孟。

王维：早年也有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其边塞之作以英豪之气融于出色的景物描写，诗境雄浑壮阔，如《使至塞上》;奠定地位：山水田园诗创作，“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明秀诗境(自然美与心境融为一体);空明境界与宁静之美：声光色、禅意、独坐感悟。

孟浩然：终身不仕，但也怀有济时用世的强烈愿望，如《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但性格孤高;以山水自适的情怀，融入玲珑兴象，有单纯明净之美;与王维相比，孟诗更加生活化：“余”“我”，景物描写即兴而发、不假雕琢。如《春晓》;语言自然纯净，较王诗更显淳朴，接近陶诗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境界;诗境明秀，自然清淡，多以单行之气运笔，不求工而自工。

裴迪、储光羲、刘昚虚、常建(王孟之外成就最高)。

b.高岑：慷慨悲壮。

高适：唯一高官封侯者，但早年也伤不遇之悲慨，如《宋中别周梁李三子》“曾是不得意，适来兼别离。如何一尊酒，翻作满堂悲”。非常自负，功名心极强之人，性情狂放，交结游侠。艺术上：一是诗句虽多用律句骈语，但不以文采华丽见长，而纵横跌宕，以沉雄质朴与浑厚骨力取胜。如《燕歌行》。二是除七言歌行外，题材上多用长篇咏怀的五言古诗，如《塞下曲》。三是虽以质实古体见长，但其边塞从军绝句也显得气质沉雄，境界壮阔。如《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熏，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岑参：两次出塞，热衷于功名，强烈的入世精神，第二次出塞使其成为边塞诗大师。艺术上，其具有感觉印象的艺术才能和好奇的个性，将大西北荒漠的奇异风光与风物人情表现出来，显示出慷慨豪迈的语调与奇特的艺术手法，具有奇伟壮丽之美，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其作品意奇、语奇、调奇。擅长于七言歌行与七言绝句。七绝如边塞生活为主题的如《逢入京使》：“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反映了诗人细腻的一面。边塞诗留存最多。七十余首，在某些方面超过了高适。(注意高岑对比)。

其他诗人：王之涣《凉州词》、陶翰《古塞下曲》等。

c.边塞诗，豪侠诗人(豪爽俊丽、风骨凛然、清刚劲健)。

王翰：赤裸直接地追去功名，及时富贵行乐的思想。其诗多一气流转的壮丽俊爽之语，如《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王昌龄(总有一种清刚之美在)：以七绝闻名，是个慕侠尚气的性情中人。但气质深沉，观察敏锐，有历史的厚重感。其诗也讲究立意构思，绪密思情,如《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其七绝思致深刻，讲究作法，创造出著名的连章组诗《从军行》七首。送别诗与女性题材诗，清逸明丽，请刚爽朗。

其他诗人：崔颢《黄鹤楼》(变体，却是唐人七律压卷之作;留意其其他风格与体裁的作品，边塞诗具凛然风骨);李颀《古从军行》，玄幽刚健，《别梁锽》;祖咏《望蓟门》。

d.李白。

青少年隐居读书，漫游求仙任侠之中度过。后仗剑远游，入京供奉翰林为一生得意时期，此后开始十年漂泊，六十二岁时离世。思想上：儒兼善天下、道遗世独立、游侠思想，故呈现出一种狂的人格膨胀状态，强烈的自我意识、天真的自命不凡、与众不同的个性，对后来中国士大夫影响甚深。

乐府(名词解释)：大量沿用乐府古题、用本意、翻新意，尽拟古之妙：一是古题现事，鲜明的时代精神，如《丁都护歌》;二是古题己怀(重主观抒情，更体现李白创作发兴无端、气势壮大的个性;寄托、感慨、神奇。如《蜀道难》;拟古中“我”的出现，呈现出无法模拟的个性特色，如《将进酒》《梁甫吟》。总的来说，李白善于发现乐府古题中的本意与自己内心情感的契合之处，进行创造性的生发联想，运用夸张与比喻突出主观感受，纵横恣肆的文笔形成磅礴的气势，将浪漫气质，将乐府诗带入了新的高峰，注意其对后来乐府诗的影响);三是在艺术上，抒情行云流水，奔腾回旋，表现为层次错落的句式与韵律的跌宕舒展，杂言乐府中由为明显，体制格调上与盛唐歌行无实质性的差别，完成汉魏古体到唐代歌行的根本性转变)。

歌行(名词解释)：李白歌行成就高于乐府，歌、行、吟、谣为其纵情长歌歌行的代表作，如《古朗月行》《梦游天姥吟留别》，抒情意味浓，以情感为轴展开，不讲平仄、对偶，又如《登宣州谢跳楼饯别校书叔云》。李白歌行创作完全打破一切固格，笔法多变，变幻莫测，摇曳多姿;句式变化，音节错落，造成力度气势，豪迈飘逸，体现出盛唐诗歌气来、情来的时代精神，具有壮大奇伟的阳刚之美。

绝句：李白近体诗中绝句成就最高，了解一下李白的写诗路程(p60),李白风格多样，自然明快体现在随口而发、神来之笔的绝句之中，如《独坐敬亭山》《劳劳亭》，语言明白晓畅，景物简单，情思一闪，蕴含深长：五言绝句的最高境界。.一、李白的绝句境界清新，风神潇洒飘逸，情思清新俊逸，境界皎洁明净，如“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二、李白七绝以山水、送别诗最为出色，天地自然人心的融合，风神情韵，如《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等;三、其七言绝以古入律、自由发挥，受乐府民歌影响，具有民间气息、民歌情调，总之，李白绝句成就无人可比。

简述：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

一是气势奔放，纵横驰骋，一气呵成。

二是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强烈奔放的感情，是抒情方式的特点。如《行路难》。

三是想象。

四是意象壮美，吞吐山河、包孕日月。语言清新明快，人格魅力。

e.杜甫：盛唐(前半生)到中唐(后半生历经沧桑)的集大成、承前启后，安史之乱，“诗圣”“诗史”;杜甫带有浓厚儒家忠君思想，并与爱国爱民情怀交织在一起，诗中对政治无情的诅咒，歌颂尧舜的词句。带有强烈的平民意识，引发共鸣，伟大的人民诗人。佛学思想中杜甫思想中是次要的，杜甫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的偶像，儒家理想人格的化身。具有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兼济独善均未成的人生悲剧。

艺术上采用纪实描写的手法，如《丽人行》，但饱含着泪水深情(《诗经》《古诗》叙事中也很有感情)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其次善于记事以抒情，记事叙事结合，具有“诗史”性质：首先是诗，但其兴味远胜过读史，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生活历史画面，以情动人。如“三吏”“三别”。再者其写实性还体现在杜甫之家事、自传与纪行诗中。如开创了以家庭细事、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家事诗”写作，如《月夜忆舍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自传诗如《壮游》;其纪行与山水相融合，意绪为先，寄托忧国忧民之情与迟暮飘零之感，区别于一般的游山玩水，如《旅夜书怀》。同时也极大地开创了山水诗的境界，包括宇内，成为后世风格流派的源头。总的来说，杜以叙事手法写社会生活，情感动人真实;以纪行方式描绘山水，拓展诗歌写实手法，为其重要艺术特征之一。

沉郁顿挫(名词解释)：是杜甫早年对自己创作风格的概括，出自于《进雕赋表》，初期指的是学养深厚、写作技巧娴熟;后来在其经历了离乱悲苦之后才具有忧愤深广、潜气内转而波澜老成的含义。代表作《秋兴八首》(有可能诗词鉴赏，须作整体观)。

论述：杜甫的律师成就。

一是把律诗的题材范围扩大了，是七律第一位大家，打破体式，连章组诗，拗体，二是七律在杜甫手中境界始大，气势磅礴，感情深厚，诗律精严，如《登高》(古今七言律第一，崔颢《黄鹤楼》被誉为唐人七律压卷之作，对比)。

三是杜甫对律诗创作技巧的灵活运用，随心所欲，已入化境。

四在于题材短小者则为绝句，论诗诗，开文学批评新方式。

论述：杜诗之成就。

集大成者，表现在：

一是虚心学习，平视今古;(写实受《诗经》、汉乐府影响，精神则是《离骚》;体式、语言上力崇古调，兼取新声)。

二是转益多师，兼备众体;(五古《北征》、五排、七古、歌行、七绝、七律。风格多样，是其创作成熟的标志)。

三是功力深厚，自铸伟辞。(“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色彩词句首，善用动词、副词，举例;)。

四是精神昂扬，格调崇高。(人格，文格：下开元白、韩孟、江西诗派等等等等)。

3.中唐。

简述大历年间的唐诗发展。(盛唐到中唐的过渡时期，气骨顿衰)a.韦应物、刘长卿简单了解一下;顾况、李益简单了解一下;大历十才子(名词解释：诗人群体，大历年间，人物，与时代关联，作品的风格以及影响)。

b.韩孟诗派：尚怪奇、重主观。

孟郊：尚奇峭，但出于苦吟，不同于韩愈之出于学力、才气。诗中多患难感、忧郁感、幻灭感，如《叹命》。写了许多描写饥寒交迫的诗，是自己生活的写照《病客吟》。艺术上：惯用白描，比拟形象，苦吟精警字句，夸张表现对象;有侠气，但诗经幽僻，风格峭硬，作不平之鸣，有透骨寒气，如《秋怀》;诗重主观，突破“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不平而鸣，散文化，议论倾向。

c.元白诗派：写实尚俗。

元稹：最先注意到李绅《新题乐府》，大量运用古题或另拟新题作新乐府，内容涉及社会时政，《田家词》《上阳白发人》;真正代表元稹成就的是其艳情诗与悼亡诗，如《行宫》、《离思》其四;元白酬唱(名词解释)、元和体(名词解释p105，有广义、狭义之分)。

張籍、王建(宫词之祖)。

d.李贺：奇幻。

早期气势高扬，《雁门太守行》，也采用各种题材，揭示悲惨命运，如《公无出门》，较多个人被压抑的不满，如《南园》十三首。

短命、才华、失志、体弱、性僻:空虚、幻灭、敏感而向仙鬼世界寻找安慰，有病态美、颓废倾向。

沉醉于阴森和死亡，营造怪诞境界，过分伤感，描写天仙地鬼，被称为“诗鬼”，如《天上谣》《苏小小墓》，着意于吟咏失意的感伤、死的悲哀以及对幻美的追寻。

论述：李贺诗歌的艺术特色及成就。

一是苦吟，情感较孟深;。

二是创新出奇，构思奇特，想象诡奇，意象带有主观幻梦色彩：

五是冷艳怪丽的风格，自成一家，喜用冷色调的字眼，表现悲哀的美。如《长平箭头歌》：漆灰骨末丹水沙，凄凄古血生铜花。

六是继承韩孟之险怪苦吟，而成为晚唐唯美主义的先导。由于生活狭窄等原因，有些作品奇僻晦涩，低沉阴郁。

刘禹锡、柳宗元：

刘禹锡：一是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白居易誉为“诗豪”，七百余首，讽喻、感遇、咏史与民歌体诗，并称刘白。

二是其诗善用典实而透脱不滞，辞采丰美，境界明丽清远，气度恢宏，骨力豪劲，如《九华山歌》。

三是讽喻诗多作于贬谪期间，针砭时弊，比兴美刺，寓意深刻，如《聚蚊谣》。四是感遇诗受阮籍影响明显，寄慨遥深，正气凛然，如《酬乐天初逢席上见赠》《浪淘沙》。

五是咏史虽少，但却艺术精湛、思想深刻，多登临怀古，采用五七律绝，抒发千古兴亡之感，如《西塞山怀古》《乌衣巷》。

六是以七绝写民歌体竹枝词、杨枝词。吸收民间口语，学习民歌风格，情调、生活气息、地方特色。总的来讲，刘诗明快，刚健爽朗，积极向上。

柳宗元：存诗百余首，贬官之作，抒写被贬谪的抑郁悲伤与思乡之情，忧愤深广，风格清冷峭拔，如“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此外也写了山水田园诗，以图净化心灵，消解困扰，境界常空旷孤寂，如《江雪》。山水诗，韦柳并称，苏轼称“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

4.晚唐(言情写意的近体律绝的天下)。

a.苦吟(名词解释p139)。

贾岛、姚合:贾岛推敲“二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清寂、幽冷、奇峭，“郊寒岛瘦”(名词解释，实则岛不如郊)。贾岛多寄赠酬唱，极少反应社会生活，局独狭窄，五律精深，如《题李凝幽居》。整体上，有好句无佳篇。

姚合：“武功体”(p142)。

b.杜牧。

纪行、写景颇多佳作，如《寄扬州韩绰判官》“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七律情意深切，如《早雁》。“小李杜”(名词解释)。

c.李商隐。

早期模仿李贺奇崛幽峭的风格和南朝轻倩流丽的诗体，写了许多爱情诗，后来经历变故，思想转变，批判有力，如《哭刘蕡》。

五七言律技巧精进，情思悲愤哀婉，表现凄艳朦胧，其地位主要由无题诗与咏史诗奠定。

咏史诗：

一是从政治着眼，也与帝王个人行为联系起来，如《隋官》。

二是注意构思凝练与取材精当，借史托事，吊古伤今，具有讽刺意义，如《贾生》《马嵬》。

三是感情、议论、形象相融。

无题及准无题诗：

写得是不愿明言的生活遭遇与思想情感，情思朦胧，旨意精密。寄托说、爱情说。大部分属于纯粹的情诗，运用比兴象征手法，如《无题》二首其一“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境界惝恍迷离的朦胧美。

简述：李商隐诗的艺术成就：

一是灵心善感，伤感哀苦、追求爱情，开创新风格、新境界。

二是成就最高为七绝、七律。七言律第二座里程碑，承杜谨严顿挫，融齐梁浓艳，学李贺奇幻想象，风格深情绵邈、富丽精工。

三是语言绮丽、音律婉转、典故冷僻、意象美丽、旨意隐晦。“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富于象征暗示色彩。

四是诗歌是心灵的象征，纯属主观的生命体验。

五是对后代晚唐韩偓、宋初西昆·，直到清代黄景仁、龚自珍都有影响。另外，婉约词家、爱情戏曲作家亦多学习，诗而词化。

d.皮陆、司空图：了解一下即可。

唐诗补充：

1、名词解释：律诗。

唐代、近体诗体裁、格律规范、五律、七律、代表作家及作品。

2、简述：韩孟诗派的基本创作特征。

一是不平而鸣的主张。二是推崇雄奇怪异。三是散文化的创作倾向。四是融抒情、叙述、议论为一体。

3、简述李商隐无题诗的表现特征。

一是情调的幽深朦胧，具有不可解性：通过迷离的意象与非逻辑的结构布局。如《锦瑟》。

二是诗歌内涵的多义性：用典冷僻、非现实意象，扩大了诗歌的空间感。

三是形成了凄艳绮丽的风格，晚唐诗歌艺术的最高峰，提升了无题诗的审美高度。

4、简述李白绝句的表现特征。

自然明快：语言简洁、情感洒脱。

清新俊逸：兴到神会、“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5、分析杜甫的叙事诗。(对乐府创作的突破)。

多用古体写时事，“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精神上与《诗经》、汉乐府一脉相承，为“新题乐府”，即为叙事诗。

学习民间乐府表现手法，对话描写、细节描写，采用民间俗语，内容生动亲切。如《新婚别》以新娘独白表现矜持羞涩。

再者其“三吏三别”有史诗的悲壮气氛。

再就是善于在叙事中融入对时事的感慨，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与议论性。笔法纵横交错，突破了汉乐府主体线条单一的叙事方法与结构。

6、十年长安生活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安史之乱、题材的扩大：战乱、民生、代表作品、诗史、沉郁顿挫诗风的形成。

7、请分析李白诗歌中强烈的主观色彩。

表现自己，外物只是凭借，在于自我情绪的宣泄。

高于生活的新奇想象，善于夸张、长于设喻、善用对比，讲情感具象化。

8、简析王昌龄《从军行》的主要思想内涵。

边塞、七绝、连章组诗。第二次出塞的经历，写战场黄沙、写战士乡愁，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讽刺，悲中含豪，风格雄浑。(例举诗句加以分析)。

9、论述元白之异同。

同：写实尚俗，源出杜甫。一是承古乐府之形式，自拟新题;二是语言简朴，口语入诗，求通俗浅显。三是自觉向民歌学习。四是元白唱和对两人创作的影响。

异：一是写作手法上，白较元丰富;题材上，元的讽喻诗偏重于政治，涉及社会生活较少，白居易题材更加广阔;人物选择上，白居易涉及社会各阶层，元稹单一;主题上，白居易有明确的主张，元稹较为模糊。

10、杜甫人民性体现在?

一是具有史的认识价值。

二是提供了比历史事件更为广阔生动的生活画面。

三是沉郁顿挫的风格。

四是杜甫忧国忧民、仁民爱物的人格。

11、论述：建安文学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一是对诗歌内容与诗歌体裁的开拓。

二是建安风骨的美学风格影响到了唐代文学。(政治理想的高昂、人生短暂的慨叹、强烈的个性表现、浓郁的悲剧色彩)。

三是在艺术手法上为唐代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文辞、情感、声色、语言)。

11、试谈李白其人及其诗歌的理解。

一是浓厚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

二是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三是情感浓烈，想象、夸张、比喻、象征，意象的奇丽惊人。

四是体裁多样，七古七绝。

五是语言上“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六是地位。

12、结合具体诗人的作品，谈谈你对“诗到元和体变新”的理解。

一是简单介绍诗歌发展的大趋势，这一时期主要有韩孟元白刘柳贺。

二是分别介绍这几个作家的主张、作品及风格。

13、论述禅宗思想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影响。

一是个性恬淡，深受禅宗影响，被誉为“诗佛”。

二是对山居寂寞的歌咏。

三是摒除情绪，物我两忘，与万物冥合的境界。“空”《竹里馆》《辛夷坞》。

四是感情平静，很少表现内心的矛盾与苦闷，很少有激烈的感情冲突。

五是艺术技巧上情思、感受、景物、形象混融一体。

六是风格清淡(境界)丰腴(文辞色泽)。

14、高岑诗风之比较。

一是两者风格上都悲壮雄浑，但岑参也活泼奔放、雄奇瑰丽、飘逸峭拔。

二是高适境界阔大、形象鲜明，主观情感色彩较浓，能够感受到诗人的精神气质。岑参则显得较为细腻：独特的生活感受、敏锐的观察能力、语言瑰丽、想象夸张、比喻新奇。高适质朴，主观;岑参注重艺术技巧，以物象传情。

三是体裁上，高适善于七言歌行和五言古诗，受汉乐府文人诗影响，受近体诗影响，风格质朴，却显精炼，律诗特色。岑之七言歌行纵横跌宕，灵活奔放。

四是意象上，高适主观，个人见闻、功名志向融合于一体，苍凉悲慨，冷静色彩却基调昂扬;岑参感性色彩，讲究感觉印象，想象浪漫，描写飘逸，奇伟壮美。

15、李杜对中晚唐诗歌发展的影响。

李白——韩孟——李贺——李商隐。

杜甫——元白之写实尚俗——李商隐律诗。

16、苏轼评价中唐诗人说“元轻白俗，郊寒岛瘦”，请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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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简短篇七

1、《诗三百》：即《诗经》。《诗经》在先秦时不称“经”，而是称“诗”或“诗三百”，如《论语》引《诗》评《诗》即是如此。《诗经》本有305篇，举其整数，故称“诗三百”。西汉初成为官学，被尊为经，始称《诗经》，后世也有沿称“诗三百”的。

2、风雅颂：是《诗经》的三个组成部分，也是根据地域和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风也叫国风，是带有诸侯各国地方特色的乐歌，共有十五国风，160篇，多是民歌，少数是贵族作品。雅是周王朝京都地区的乐歌，分大雅、小雅。大雅31篇，多朝会宴享之作;小雅74篇，多个人抒情之作。雅诗中也有部分民歌。颂是王室宗庙祭祀或举行重大典礼时的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三颂，共40篇。

3、四家诗：指汉初出现的传授《诗经》的齐、鲁、韩、毛四家诗。前三家属“今文诗”，西汉时立于学官，分别亡于三国、西晋和宋时。《毛诗》属“古文诗”，东汉时立于学官，训诂多用《尔雅》，事实多本《左传》，流传至今。

4、毛传郑笺：汉代毛亨、毛苌为《诗经》所作的注解名为《毛诗故训传》，简称“毛诗”。东汉郑玄又为“毛诗”作笺注，名为《毛诗传笺》，简称“郑笺”。

5、赋比兴：《诗经》常用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赋指的是铺陈直叙事物的方法。比即比喻或比拟。兴即托物起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

一.是依据音乐的不同来分类。

二.“风”是指各地不同的音乐。“雅”是雅正之声，指周王朝京畿地区的音乐。雅又分为小雅、大雅，也是缘于音乐的不同。“颂”是宗庙祭祀用的舞曲。

简述《七月》的内容梗概。

一.《七月》这首诗叙说农夫一年四季无休无止的辛苦劳作。

二.全诗八章，大体依照春耕、蚕桑、收割、打猎、修缮房屋和年关祭祀的次第，按月歌唱，平铺直叙一年四季适应不同节候的各种劳作，也反映了农夫在衣、食、住等方面的情况，有较大的史料价值。

试述《诗经》最具影响的两类作品——情爱诗和社会政治诗的内容。

社会政治诗的内容：

a.下层人民抨击政治的诗：

一.表达下层人民对统治者的讽刺和对治国政策的批评，形象生动，情感浓郁。

1、揭露宫闱丑行，如《邶风•新台》。

2、对于贵族统治者的荒淫无耻，人民极度愤慨，予以严厉批评，如《墉风•相鼠》。

三.对剥削现象表示不满。如《魏风•伐檀》《魏风•硕鼠》。

b.官吏对政治表达不满的诗如《邶风•北门》。

c.抒发生活郁懑和人生忧伤的诗。如《王风•黍离》。

d.称颂执政者的诗。

情爱诗的内容：

a.歌咏美丽的爱情，反映出周人生活的一个侧面。如《郑风•溱洧》写男女自由表达爱情;《邶风•静女》诗风温文典雅。

b.《诗经》中还有许多抒写婚姻生活的诗。如《周南•桃夭》。

分析《诗经》史诗重要篇章的艺术特色。(即《大雅》五篇史诗的主要内容)。

《大雅》五篇史诗包括：《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一.叙述了周人之始祖后稷出世直到武王灭商的一些史迹和传说。

二.有选择地描绘具体的事件，从而歌颂先祖的功勋，抒发了周民对先王的崇敬和爱戴之情。

三.周人史诗还有先祖神话的记述，如《生民》写始祖后稷的出生。

四.总结历史教训，提出了治国思想，也是周人史诗的主要内容。

论述《诗经》的主要文学成就。

一.抒情与写实的统一。

首先，作者所抒发的情感是真实的。如：《伐檀》、《硕鼠》一类地位不平等和不劳而获现象表示不满的诗;又如情爱诗《氓》。

其次，作者抒发情感的方式是坦率的。如《关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

再次，叙事诗的诗作中也包含著作者的情感。如《七月》叙述农夫一年四季辛勤繁忙的劳作，内心却涌动着一股浓郁的不平之气。

二.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方式。

1.赋是《诗经》运用最多的表现方式。它可以是直接叙事，也可以是直接的刻画描写，还可以是直言其志或直抒胸臆。

a.直接叙事的如：《七月》。

b.直接刻画描写如：《溱洧》以春日为背景，继而特写一对恋人相约游玩的对话，最后又转向青年男女踏春游戏热闹场面的描写。

c.直言其志和直抒胸臆，社会政治诗、情爱诗都是如此。

2.比，一般说就是比喻。

a.修辞意义的手法，诗经中最常见的一种情形，如《卫风•硕人》中连用六个比喻描摹卫庄公夫人庄姜的美丽。

b.另一种情形是整首诗用比，如《魏风•硕鼠》等。

3.兴，就是起兴或发端，一般处在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位置。兴与诗歌情思相关时，一般会起到烘托或与诗歌意义发生某种联系的作用，起到起韵的作用。

a.兴与诗歌情思相关，如《关雎》的起兴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以此起彼伏的水鸟和和鸣，比喻青年男女的求偶。

b.兴与诗歌情思不相关的，如《唐风•山有枢》。

三.形式和语言方面的几个特点。

1.重复复沓的结构形式。

a.字词随变而意义相同，如《关雎》。《诗经》中这类同义复沓的重章之歌较多，其回环往复的咏唱，加强了抒情效果。

b.改变字词后使诗章间形成意义上的层递关系，如《黍离》。

2.语言上，《诗经》以四言为基本句式，但又参差变化，比较灵活，如《伐檀》“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节奏鲜明，音韵谐恰，有天然的音乐美感。词汇丰富、大量的双声迭韵的连绵词和迭字，增加了诗歌的韵律美。

结合具体作品说明赋、比、兴的含义。

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为“六诗”或“六义。

1.赋是《诗经》中运用最多的表现方式。它可以是直接叙事，也可以是直接的刻画描写，还可以是直言其志或直抒胸臆。

a.直接叙事的如：《七月》。

b.直接刻画描写如：《溱洧》以春日为背景，继而特写一对恋人相约游玩的对话，最后又转向青年男女踏春游戏热闹场面的描写。

c.直言其志和直抒胸臆，社会政治诗、情爱诗都是如此。

2.比，一般说就是比喻。

a.修辞意义的手法，诗经中最常见的一种情形，如《卫风•硕人》中连用六个比喻描摹卫庄公夫人庄姜的美丽。

b.另一种情形是整首诗用比，如《魏风•硕鼠》等。

3.兴，就是起兴或发端，一般处在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位置。兴与诗歌情思相关时，一般会起到烘托或与诗歌意义发生某种联系的作用，起到起韵的作用。

a.兴与诗歌情思相关，如《关雎》的起兴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以此起彼伏的水鸟和和鸣，比喻青年男女的求偶。

b.兴与诗歌情思不相关的，如《唐风•山有枢》。

参考答案：《诗经》对后代文学的影响非常深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是它开创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精神，启发和推动了后世作家密切关注现实、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如汉乐府民歌作家、建安诗人、陈子昂、杜甫、新乐府运动诸诗人等的乐府作品，都是对这种创作精神的直接继承。其次，它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艺术借鉴。其后屈原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表达爱憎的手法，汉乐府民歌中的寓言拟物诗，阮籍的《咏怀》，郭璞的《游仙》，李白的《古风》，李商隐的《锦瑟》，陆游的《卜算子•泳梅》以及元曲清戏中的美刺讽喻作品，无不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发展，以至形成了我国文学韵味悠长、含蓄蕴藉的民族特色。至于其赋的手法，对后世文学也有颇深远的影响。赋体文学是由它直接发展而来的。此外，诗歌、词、戏曲、小说中亦有很多作品糅进了赋的手法。再次，它确立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诗经》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是民歌，朴素清新，生动活泼，和谐自然，给后世文人学习民间文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文学史发展看，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常常是先从民间孕育，然后由文人予以加工发展。历代一些有成就的作家，也多是通过向民间文学学习，丰富自己的创作。向民间文学学习，这是我国文学发展历史的优良传统。

1、谈谈先秦历史。

散文。

的发展及特点。

参考答案：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夏到春秋时期，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此期史官分司，言、事不混，如《尚书》记言，《春秋》记事，文字古朴简洁。第二阶段从春秋末到战国初期，代表作是《左传》和《国语》，此时的创作，既记言又记事，言事相融，篇幅加长，内容祥赡，记事曲折，写人生动，富于文采。第三阶段是战国中后期，以《战国策》为代表，它采取国别体，吸取《左传》、《国语》的创作技巧并加以发展，使历史散文发展到新的高峰。先秦历史散文发展的总的趋势是，由简到繁，由质而文，由片断的文辞到较详细生动的记言、记事、写人。现存先秦的几部重要史籍看，主要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都带有极强的文学特色，大都注意将神话、传说渗入史籍，使历史事件故事化，注重描写与人物特征刻划，使历史人物形象化，对事件进行褒贬评价，记事记言声情并茂。

2、简述《春秋》的写作特点。

参考答案：(1)《春秋》的编订，有总结历史经验、为执政者提供借鉴的目的。它强调天下一统、社会稳定、定名分和周天子的正统地位，反对诸侯僭礼越位与兼并战争。(2)它是一部自成体系的书，按事件顺序记事，条理清晰，结构完整、系统。(3)它的语言简炼含蓄，准确谨严，选词炼句，十分仔细，一字之中常“寓褒贬，别善恶”，被后世尊为具有“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

3、简述《左传》的进步思想倾向。

参考答案：《左传》在选择史料、叙述史实和“君子曰”中表露了作者的进步思想倾向，具体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1)赞美和歌颂明君贤臣及其辉煌业绩;(2)揭露和批判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残暴荒淫行为、列国间地频繁战争;(3)宣扬民本思想、怀疑天道、鬼神的传统观念等。但也有一些宣扬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维护宗法制度、等级制度的思想，这是其历史局限。

1、诸子百家：指春秋战国时出现的代表不同阶级和阶层利益的各种学术派别。当时，各派纷纷著书立说，招徒授学，宣扬自己的主张，互相辩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诸子百家主要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十家，影响较大的为儒、道、墨、法四家，尤以儒、墨为显学。

2、孔孟：孔子和孟子的合称。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后人称为“至圣”，《论语》是以记载孔子言行为主的语录体著作。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的重要代表，后世称为“亚圣”，《孟子》是以记载孟子言行为主的语录体散文。

3、老庄：老子和庄子的合称。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是道家后学对他思想的记载和发挥。庄子是战国中期道家的代表，《庄子》是他与其后学的著作的合辑。

4、《韩非子》：战国末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创作的一部政治哲学文集，今存55篇，少数篇章为后人窜入。其书融合并发展前人之说，建立了以法为本，法、术、势融为一体的极权主义的法制学说体系。其文多为说理文，逻辑严密，分析透彻，深刻明切，辞锋犀利，风格峻峭，善于分析类比，归纳总结，善于用历史故事和寓言故事阐明事理。

《论语》中的《季氏将伐颛臾》、《墨子》中的《兼爱》、《孟子》中的《天时不如地利》、《齐人有一妻一妾》、《民为贵》、《庄子》中的《秋水》、《荀子》中的《天论》。

1、谈谈先秦诸子的发展概况及特点。

参考答案：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春秋末、战国初为第一阶段，代表作有《论语》、《墨子》，文章多为语录体，或为简明的议论短章。战国中期为第二阶段，代表作是《孟子》、《庄子》，逐渐由语录体发展为对话式论辩文与专题论文。战国后期为第三个阶段，《荀子》、《韩非子》是其代表作，其文章都是宏篇巨制的专题论文，完善了论说文的体制。先秦诸子具有鲜明的特点：思想上，它们都坚持独立思考，各抒己见，放言无惮。与之相应，文风上也各具个性和风格。语言上，它们都善用比兴，深于取象。文体发展上，先秦诸子散文首先确立了论说文的体制。从语录体的有观点无论证，到论点明确、论据充分、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专题论说文，显示了我国论说文发展的大致风貌。此外，先秦诸子散文中一些故事叙述，颇类小说，为后世的叙事文学提供了营养。

2、简述《论语》的文学价值.

参考答案：《论语》的文学价值首先表现在它对孔子及其门人弟子等性格形象的塑造上。其塑造绝大部分并非有意，真实反映了说话人原始的性格和风貌。如孔子的思想深沉、举止端方、平易温和及愤怒状、狼狈态。也有少数篇章是经过作者的加工来表现人物性格形象，如《侍坐》。其次，《论语》言简意赅，朴素生动，富有哲理和情感色彩，形成一种平易雅正、隽永含蓄地语言风格。有不少警句成为后人生活、学习、工作的。

座右铭。

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等等另外《论语》记言，多用口语，通俗浅显。

3、谈谈《孟子》的文学价值。

参考答案：《孟子》的文学价值，首先表现在它再现了孟子作为儒家学者济世救民的形象和他作为普通人刚直而富于情感的个性特点。其次，《孟子》文章雄辩，充满论战性质，注意论辩技巧，刚柔相济。或根据不同对象，掌握对方心理，妙设机巧，引人入嗀，层层紧逼，步步追问，势不可当，如“齐桓晋文之事”。或欲擒故纵，诱敌深入，让对方摆出论点，树起批驳的靶子，然后因势利导，层层推进，使对方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如“有为神农之言许行”章。或用比喻和寓言说理，形象生动，引人入胜，如“鱼我所欲也”章。再次，《孟子》词彩华赡，痛快流利，感情强烈，气势磅礴，富于鼓动性。不少词语如“明察秋毫”、“水深火热”、“出类拔萃”、“心悦诚服”、“一暴十寒”等，都成为。

成语。

至今流传。

4、《庄子》的艺术成就表现在什么地方?

参考答案：《庄子》在诸子散文中艺术成就最高。首先，它善于通过形象的比喻和情节性强的寓言故事说理，将文学与哲理熔为一炉，使深邃的哲理形象生动，充满情趣。《庄子》自言寓言占十分之九，现在统计有180余则。这些寓言想象丰富，生动形象，增强了文章的浪漫色彩和说服力、感染力。其次，《庄子》想象丰富，构思奇特，选象组象，大胆夸张，波诡云谲，意境雄阔，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如《逍遥游》中的大鹏展翅图景写来异常雄阔。再次，《庄子》的语言，在诸子中成就也最高，不仅嘻笑怒骂，激情澎湃，气势磅礴，而且语汇丰富，造语新词，如“逍遥”、“浑沌”、“造化”、“志怪”、“小说”、“寓言”、“运斤成风”、“游刃有余”、“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等等，至今还广为运用。

5、简述《荀子》散文的写作特点。

参考答案：《荀子》文章主要是长篇专题性论说文，全书体例完整，表现出较高的组织和分析能力，其写作特点主要有三点：(1)善于围绕题目或一定的中心，反复说理，层层展开论述，结构绵密严谨，说理透辟，发挥尽致。(2)比喻繁富精当，既能生动形象地阐明道理，又朴素简赅，富于启发性。(3)风格沉着深厚，语言朴素简洁而词彩缤纷，句法整练而富于气势。

一.形象化的说理。即通过可感知的有形事物，比喻说明抽象的道理。

二.语句上的韵散结合。《老子》的语句简短而比较整齐，有的整章用韵，有的韵散相间。

简述《论语》的文学特色。

一.《论语》多为简短语录，词约义丰。

二.有的章节能够通过言谈举止表现人物的形象和性格。

简述《墨子》的文章特点。

一.有小到大，连类比喻，逐层推理。

二.质朴无华，遣词造句口语化。

简述《荀子》说理文特色。

一.论题集中，逻辑严密，说理透辟，淋漓尽致。

二.长于比喻而少用寓言的特色。《荀子》中寓言极少，而他为了说理所使用的比喻，却丰富多彩，层出不穷。

简述《韩非子》说理文的特点极其寓言的特点。

一.明切犀利，冷峻峭拔，而极善分析，条理严密，议论透彻。揭破世间实情毫不掩饰，能道他人所不敢道，词锋锐利。明切和犀利，造成了作者散文冷峻峭拔的风格。

二.韩非子最具文学色彩的是他的寓言。《韩非子》中共有寓言300多则。如“买椟还珠”、“狗恶酒酸”等。

一.文学性的剪裁和历史事件的故事情节化。如，《郑伯克段于鄢》，记叙春秋初期郑国王室内部兄弟、母子之间一场争夺王位的残酷斗争。

这一场历时长久的劝争，《左传》作者仅用了500余字，就把时间的起因、发展、结尾叙述的得明白生动。

二.刻画人物性格神形毕现，有立体感。如，《晋公子重耳之亡》叙述重耳历经20xx年的流亡生涯，从一个贪图安逸的贵公子，最终成长为一位心胸宽阔、胆识具备的政治家。

三.生动的场面描写和传神的细节描写。《左传》擅长写战争著称，它记叙了春秋时期许多场大大小小的战役，往往注重对双方战前谋划的叙述。

四.善于叙写外交辞令，理富文美。

简述《战国策》的思想内容。

参考答案：《战国策》的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得斗争及其有关谋议或说辞。在对列国统治集团间那些权谋、谲诈、角逐、战争、残杀活动的记述中，揭露和批判统治者的腐败与残忍，也表现了作者对权谋的推崇。在对诸国频繁的战争、苛重徭役及草菅人命的描述中，反映了下层百姓的苦难。此外，还记载了许多政治开明、坚持正义、反抗强暴的君主、卿相、士人、下吏的事迹，表现了作者的民本思想、贵士倾向及对勇敢、正义和进步意识的歌颂，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公开宣扬追求“势位富贵”的人生观。

一.铺张辩丽，夸饰恣肆的风格。如苏秦说秦惠王连横以争天下的说辞，排比夸饰，气势丰沛。

二.把握对方心理，循循善诱，以情理服人。如《触龙说赵太后》。

三.摹绘人物，形貌毕肖。如，《苏秦始将连横》写苏秦说秦王失败而归的形象，回家后“妻不下纴，嫂不为炊”。当苏秦游说成功后“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效迎三十里”。

四.引譬设喻，善用寓言。比喻如，“狡兔三窟”、“抱薪救火”，寓言：“狐假虎威”、“画蛇添足”、“惊弓之鸟”等。

一.雄辩色彩。

a.把握对方心理，循循诱导，引导对方不知不觉地投入到自己设置的机关中，使对方心悦诚服。

b.气势丰沛，是非鲜明，一旦对方被纳入，便铺张扬厉，纵横恣肆，步步逼近，不给对方辩驳的机会。(例《许行》)。

二.善于以典型事例、比喻和寓言说理。

典型事例如，《齐恒晋文之事章》齐宣王以羊易牛的事实。

比喻如，为了说明“不能”与“不为”，以“挟太山以超北海”、“为长这折枝”。

寓言故事，著名的如《梁惠王》“五十步笑百步”、《公孙丑上》“揠苗助长”等。

试论《庄子》寓言特色。(即《庄子》的文学特色)。

一.奇幻诡的想象，如《逍遥游》。

二.人物形象的出神刻画，如《逍遥游》。

三.细腻逼真的描写。

四.偕趣和讥刺横生。如《秋水》。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简短篇八

世人都知道做事之前要立志，立志是成事的根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志向和理想，但能坚持走下去的却很少。立志不光是青少年的志向，也是作为人生各个时期、不同年龄段的主导方向。前一段时间看了百家讲坛郦波教授讲的曾国藩家训。曾国藩是晚清一位极具争议的人物，既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又有“卖国贼”的恶名。近百年来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褒贬不一。但是无论是欣赏他的人还是鄙视他的人，都对他所撰写的《曾国藩家书》推崇备至。像主席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平生最佩服也是曾国藩，据说蒋介石床头只放《圣经》和《曾国藩家书》两本书。

曾国藩的家境虽然不太富足，但也不是一贫如洗，他在家中是老大，所以无论家中再穷，也让曾国藩上了私塾，尽管曾国藩很努力，但是他实在“太笨了”，背诗文词句总是说了上句记不起下句，为此气的老师指着就骂他，天生的蠢货。在公元1820年，一个腊月里头数九寒天的夜晚，在湖南湘乡的一户人家的一个屋子里，有一个14岁的小男孩正在点灯苦读。此时这户人家的房梁上趴着一个贼，他就打算等这户人家的灯都熄了，趁着黑灯瞎火他好下来偷东西。这应该是富人家，也少有吃苦的后代。这小偷主意是没错，这想法也没错，这孩子也正读一篇普通的文章。可问题是底下读书这孩子他特别的笨。他在底下背这篇《岳阳楼记》，磕磕巴巴地就是背不下来，半天才吭哧一句下来。倒腾来一遍倒腾去一遍，弄了十几遍下来小偷都基本上会背了。这个小偷到后来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看着天就要亮了必须得有所行动。所以他极其恼火，最后实在忍不住了，蹭的一下从房梁上就跳下去了，满肚子怒火上前一步，劈手把他手里的书夺过来，往那个桌上啪的一扔：“瞧你个笨样，你说这文章有什么难背的?”说着小偷一张口，就把《岳阳楼记》背了一遍。他被背诵背顺了，再指着他骂他，“瞧你笨的，还读什么书呀?”说完了袖子一甩满脸激愤地扬长而去，东西也不偷了。很遗憾，我们不知道这个聪明的贼叫什么名字，但是有幸的是，我们知道这个笨小孩他叫什么名字，他当时名字叫曾子城，这个名字大概我们都不熟，但他后来改了个我们都特熟的名字，就是曾国藩。

就是这样一个笨小孩，凭着自己的立志，凭着自己坚忍不拔的毅力，成为了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其实人不在聪明笨拙，而在与人的立志、专一。曾国藩曾说过：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

在曾国藩家训中，分门别类的涉及了养心、求学、居家、交往接待等方面。细细读起来，他的每一篇“家书”，都有一个哲理，对我们的学习、生活、交往都有教育意义。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简短篇九

李商隐是。

唐诗。

发展到晚期最有成就的诗人，以其独具特色的美仑美奂诗歌登上了整个晚唐诗创作的艺术最高峰。

一、他对于爱情的执着，开创了诗歌上新风格、新境界。他的诗成就最高的是近体诗，尤其是七律、七绝。如果说杜甫是唐代七言律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那么，李商隐则为第二座里程碑。他继承了杜甫的沉郁顿挫，有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

1.写景中融合比兴象征，寄寓困顿失意的身世之感。

2.爱用冷僻的典故，故诗中的意象特别美丽，而整体意旨往往隐晦。

3.语言绮丽而对仗工整，音律圆美婉转。

4.“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之趣，富于象征暗示色彩，有朦胧之美。

二、他的绝句写得深情绵邈，沉博绝丽，有的比较隐晦，但可以在精工富丽的辞章中体会到他的婉转情思，而且很伤感。如《夜雨寄北》感情细腻，意境婉约，在艺术上的明显特色便是细美幽约、朦胧含蓄，为伤感唯美文学的典型。

一、晚唐诗人中，他第一个大量用七绝写咏史诗，用史论笔法，寓褒贬议论于含蓄诗味中，极大地发挥了绝句体的妙用，创作了许多有“二十八字史论”之誉的咏史作品。如《泊秦淮》通过对历史曾有过的繁盛转瞬即逝的伤悼，以及揭露统治者的荒淫误国，抒发自己的政治感慨和见识，其中深寓对现实的不满和讽刺，立意高绝的议论，表现出横溢的才气。

二、忧国忧民的壮怀与伤悼之情交织成一种俊爽的风格。

三、还写过一些出色的伤别诗，纪行、写景诗也颇多佳作。善于选择清新明朗、能给人以快感的景物来抒写他的情怀，用色彩鲜明的语言，创造出情景交融的优美诗境，如《山行》“远上寒山石经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富于诗情画意，意境优美，以畅达的语言传达出自然景物的清新气息，明丽而有立体感的画面给人美妙的艺术感受。

名词解释：苦吟诗。

1.晚唐时期，苦吟诗的早期代表是孟郊，后来有贾岛、姚合。他们的诗风相近，都以苦吟著称所以称苦吟诗。

2.他们的诗风又各有特色特色：

孟郊诗中颇多患难感、忧郁感、以及人生悲剧与绝望心理交织成的幻灭感。

贾岛诗多是寄赠酬唱之作，极少反映但是生活，局度也显得比较狭窄。

姚合与贾岛是诗风相近的诗友。

试叙贾岛和姚合的“苦吟”与孟郊有何不同。

相同：

1.他们都以苦吟著称，因此历来有“郊寒岛瘦”之说。

2.孟郊、贾岛都写贫病饥寒、穷困潦倒。

不同：

内容：他们都写贫病饥寒、穷困潦倒。

孟郊：写“士不遇”，想用世而最终赉志以殁的悲剧性的一面。

贾岛：彻底放弃雄心、醉心于琢磨词句的循世的一面，他的诗也有激烈奋发的一面，如《剑客》。但更多的如其《送别》。他的诗多是寄赠酬唱之作，极少反映但是生活，局度也显得比较狭窄。反应生活的深广度不如孟郊。

艺术上：

孟郊成就最高。

贾岛：不如孟郊，他的五言律写得很精深，能于细小处见精神，造清奇幽微之境，推敲字句。如《题李凝幽居》“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姚合：作诗的才华和“苦吟”工夫都不及贾岛，他的大多数诗都显得平淡无奇，境界与格调也并不很高。

试叙韩柳古文理论对散文革新运动的推动作用。(即韩柳古文理论有哪些观点)。

唐代古文运动之所以至韩、柳始成，主要是因为韩、柳在批判继承古文运动先驱之文论的基础上对儒道进行全面的清理，提出了许多反传统观念的新解，以文章内容的变革带动形式的变革，使“文以载道”说产生了实践意义，并在理论上趋于完善。

一、韩愈第一次提出“文以明道”的观念，在总结前人关于文章作为表现儒家思想体系的“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道”与“文”的关系。

1.从“明道”的要求出发，韩愈特别强调作家思想修养的重要性。

2.在具体的实践中，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的。

口号。

二、提出“唯陈言之务去”和“词必己出”的主张。

三、提出“文从字顺”要求文字的表达要流利。

四、“气盛则言”把文气与文章的语言表现联系起来，认为文章气势就是从语言的短长和声的高下而来。

柳宗元对于文体、文学语言的改革，他的意见也大体与韩愈相似。

试论韩愈古文成就的表现。

“古文”概念的提出始于韩愈，他把自己的奇句单行、上继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古文成就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韩愈的古文在各类文体的上都有创新。

1.碑志。他的碑志虽然也有溢美隐恶的“谀墓”之作，但有不少作品巧于摹写，注意剪裁，把精辟的议论，真挚的感情运用于其中，加之善于刻画人物，突出中心，使其成为“一人一样”的生动传记文。如《柳子厚墓志铭》形象鲜明，感慨深长，很有感染力。

2.赠序。融抒情、记事和议论为一体的杂文问题。如《送孟东野序》。

3.杂文中的“杂说”，短小精悍而内容丰富，行文尤为不拘一格。如《杂说四》。

二、创作了一种简洁精辟，清晰流畅，富于美感的新型散文。

四、语言接近口语化，通俗明白，能把口语推敲成新的词语。提炼出一些生动的语言，如一些。

成语。

：“不平则鸣”、“落井下石”、“坐井观天”等。句式的结构也灵活多变，文从字顺，也杂以骈俪句法。

韩愈古文总的风格是雄深雅健、猖狂恣睢。

一、突出的特点：主人公多是社会上地位不高或被压迫的人物，如不愿承担赋税的捕蛇者，种树的老人。

简述元山水游记的艺术特色。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散文中最具艺术特色的作品，多写于他流放永洲的十年中。主要艺术特色有：

一、寓情于景，在景物描写之外单独的发议论和抒情，大量的情况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融会在山水之美的艺术境界中。以山川之美来反映自己的见弃，发抒他的愤怒，悲哀抑郁的情绪。如《始得西山宴游记》自然美与他的精神切合，而与痛苦的人生和鄙俗的现实相对立。

二、把自己的感情移入自然之中，描绘出反映着自己审美理想的自然，表现出了一种诗情画意的自然美。如《永洲八记》荒郊野外的平凡山水被写得千娇百媚，经过艺术的升华，显得单纯、宁静、清新呈现出一种幽丽之美。

三、捕捉自然事物最独特最精微的变化情态，予以生动的再现。如《小石潭记》。

四、峭拔的骨力和清冷的色调相糅合，构成其山水散文乃至其他众多作品的典型风格。确立了这种体裁在文学史上的独立地位。

简述柳宗元寓言散文的特色。

一、强烈的现实性和高度的概括性。如《黔之驴》叙述一个无能无德又无自知之明的驴被老虎吃掉的故事，在当时具有讽刺作用，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二、善于绘声绘影，因物肖形，创造了比较完整的、个性化的寓言形象。既集中动物本身的特征，形象鲜明生动，有揭示了现实生活中某些人的嘴脸，寓意深刻，如《蝜蝂传》集中了许多善执物、好上高的小虫的特点，塑造了一个贪婪，愚顽的蝜蝂小虫形象，嘲讽追求名位、贪得无厌的丑行的意义。

确立了寓言在文学史上的独立地位。

名词解释：

唐传奇。

一、唐传奇指唐代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说，在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融合历史传记小说、辞赋、诗歌和民间说唱艺术而形成的新的小说文体。

二、在唐代，传奇只是某些单篇作品或小说集的专称，至宋代才开始将传奇用作唐代新体小说的统称，以区别于旧有的志怪小说。

变文。

一、“变文”是唐代明间创作的一种新文体，其体裁是有说有唱的，为佛教俗讲所借用。所谓“变文”之“变”，当时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

二、变文的体制是散文与韵文相结合而成。散文为讲述之用，韵文用来歌唱。

三、变文分为三类：一是演说佛经故事的宗教性作品;二是演说历史故事讲史作品;三是演说明间传说题材的作品。

简述唐传奇与志怪小说的区别。

1.唐传奇反映现实生活，志怪小说反映的是超现实的神灵鬼怪。

2.唐传奇是作者的虚构，志怪小说收集奇记。

3.唐传奇情节曲折离奇，篇幅加长，志怪小说粗陈梗概。

简述唐传奇的艺术成就。

唐传奇指唐代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说，在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融合历史传记小说、辞赋、诗歌和明间说唱艺术而形成的新的小说文体。主要艺术成就有：

一、唐传奇的艺术成就相当高，情节的传奇性与现实性兼容，情节的虚构、想象与作品的艺术性融合一体，起虚构和想象已标志着文言短篇小说创作的成就。如《柳毅传奇》写充满神话色彩的书生与龙女相恋故事，情节离奇，但人情味很重。

二、体裁丰富。有描写爱情的，如元稹的《莺莺传》、蒋防的《霍小玉传》;寓言讽刺题材有沈既济的《枕中记》“黄粱梦”;历史题材陈鸿的《长恨歌传》《东城父老传》;游侠题材杜光庭的《虬髯客传》;神怪题材裴鉶的《传奇》。

三、所写故事情节化、细节化，注重写人物的生活琐事，尤其注重写他们的情感生活或性情偏嗜之类的细节。

四、叙事模式由故事中心向情节中心、人物中心演进。

五、叙述语言雅俗兼采时庄时谐，用文言描写物态人情以至琐事，简洁、准确、丰富、优美，将古代散文的巨大表现力发挥到很高水平。

名词解释：花间词派。

1.花间词派是晚唐五代奉温庭筠为鼻祖而进行词的创作的一个文人词派。

2.得名于赵崇祚编辑的《花间集》，共十八家词共五百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人词总集。

3.产生与西蜀，多用华丽的字面和婉约的表达手法，写女性的美貌和服饰以及他们的离愁别恨。

简述冯延巳的婉约词风和优美意境。

冯延巳是南唐词人中的佼佼者。

一、冯延巳作词不追求人物描述的具体真切，而是重在抒发触景所生之情，情思千回百转，若有寄托，深婉而缠绵悱恻，将晚唐以来的婉约词风又推进了一步。

二、写思念、离愁，把男女之情作为抒写的主要内容，这是冯延巳和“花间”词人共同之点。但较少对女人的容貌和体态进行刻画，他写的是一种感情的境界。如《鹊踏枝》。有的词较多身世的凄怆感慨的抒发，如《采桑子》。冯延巳词中着力表现的，不是情事的直接描述，而是雅致优美的意境，〈如谒金门〉以风吹皱水面起兴，写思春闲情，完全是一种优美意境感发的心绪，开阖荡漾，情调极为雅致。

试论温庭筠《菩萨蛮》二首的艺术风格。

一、温庭筠是“词为艳科”的始作俑者，领导了五代词的发展趋向。他的两首有名的〈菩萨蛮〉词，写美女的体态装饰及其闺阁情思。

二、不作明白的叙述，而以物象的错综排比和音声的抑扬长短，增加直觉印象的美感，引人产生一种深美的联想，成功地把形象鲜明的物语、景语与难以琢磨的情语融合在一起，使所要表现的难以言状的心绪，转化成可感的优美物象。“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通过将美女起床、梳洗的懒散的动作，把一种本来难以琢磨的闺阁情思，表现的可感知。

三、温庭筠的词常以静态的描绘代替抒情，尤着力于细部的重彩描绘，富有装饰性，而且善于用暗示的手法，造成了含蓄的效果。如“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美人的情思是希望和他心爱的人成双成对，作者用一种含蓄的手法表现出来。

试论李煜前期词与后期词的不同。

李煜是南唐的最后一个皇帝，世称李后主。

一、他的早期作品以反映沉溺声色、纵情逸乐的宫中生活为主要内容。描写精细、生动、且富有情趣。如专咏美人口的〈一斛珠〉。他的艳情词并未脱“花间”旧格，但写得较为真切率真，如相传写与小周后偷情的〈菩萨蛮〉，用直白浅露的叙说，把热恋女子约会的情态和放纵心理写得淋漓尽致。

二、李煜后期词的主要内容是写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纯以白描的手法直抒内心极度悲痛，词中时空跨度很大，加大了感情容量，抒发的感情以哀伤真实为主，能引起历代读者的共鸣。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用白描的手法抒发了对江山、故国的怀恋，充满了悔恨、悲愤和哀愁等复杂的情感，感慨极深，词境也极为阔大。

试分析温庭筠与韦庄词的异同。

相同：

一、都以词名世，所以并称“温韦”。

二、两人词的内容都是以男女情爱离别相思为主要内容。如温庭筠的〈菩萨蛮〉、韦庄的〈思帝乡〉。

三、都开辟了一种新的词风。反映了词由仅供歌儿舞女演唱的伶工之词，到抒情写怀的士大夫之词的渐变过程。如温庭筠为了适应舞艳歌席场合的实用要求，他的词中都是精丽字面和绮丽意象的组合，适于花间酒下歌咏的香软词境，具有娱乐价值，这对于词在晚唐五代迅速兴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韦庄相对淡漠词体佐欢酬宾的实用功能，开启了文人词自抒情怀的传统。这不仅是韦庄词的一大特色，也是词的风格内容一大转变。

相异：

一、温庭筠多“伶工之词”。大胆的写侧艳之词，是“词为艳科”的始作俑者，领导了五代词的发展趋势。而韦庄多“士大夫之词”。

二、艺术表现手法不同。

温庭筠：以排比和音声的抑扬长短，增加直觉印象的美感，引人产生一种深美的联想，成功地把形象鲜明的物语、景语与难以琢磨的情语融合在一起，使所要表现的难以言状的心绪，转化成可感的优美物象。如〈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常以静态的描绘代替抒情，尤着力于细部的重彩描绘，富有装饰性，而且善于用暗示的手法，造成了含蓄的效果，如“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美人的情思是希望和他心爱的人成双成对，作者用一种含蓄的手法表现出来。

注重文辞声律的华美精工，艳丽如晚唐诗风，炫人眼目。少藻饰、多白描的语句写离情别恨，如〈更漏子〉〈梦江南〉。词境缠绵悱恻，凄丽而有情致，颇有民间曲子词的风味。

韦庄：以疏淡之美，写词抒情为主，直述胸臆，风格趋向清丽，如〈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自然清新的风格，江南的景美、人美、生活美，写得疏朗、显直。他是一个大力用白描手法作词的作家，对情事多作直接而且分明之叙述。如〈思帝乡〉写的是常见的情爱题材，但长于勾勒，直接描述人物的心理感受，笔调疏放秀美。

三、风格不同。

温庭筠：开创词为艳科的传统，领导了五代词的发展趋向。注重藻饰以艳丽见长，具有密丽的风格。

韦庄：对民间抒情词给以艺术的加工，以疏淡为美。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简短篇十

唐代历史琐闻类笔记，赵璘著。赵璘，字泽章。平原(今属山东)人生卒年不详。大和八年(834)进士及第。开成三年(838)博学鸿词登科，大中七年(853)为左补阙。后官衢州刺史。由于赵璘是唐德宗时宰相赵宗儒的侄孙、关中贵族柳氏的外孙，家世显赫，多识朝廷典故，故所记多为第一手材料。《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书“虽体近小说，而往往足与史传相参”。

《因话录》共6卷，分为5部，所记皆唐代事。以音乐“宫商角徵羽”分卷：卷一“宫部“为君，记帝王;卷二、卷三“商部”为臣，记公卿;卷四“角部”为人，记不仕者，并附以谐戏;卷五“徵部”为事，多记典故;卷六“羽部”为物，记无所归附的见闻杂事。在唐人笔记中，《因话录》涉及的方面较广。如卷五谈御史台故实，极为详细，又叙高宗时改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文昌台，武后朝御史台有左右肃政称号，均可以印证《唐书》中有关官制的记载。书中叙及元和以后文坛情况(卷三)以及文淑僧讲经(卷四)、女优弄假官戏(卷一)等事，都可供治文学史、戏曲史者参考。该书文字比较浅近通俗，也是一大特点。但其中也有失实之处，如卷一记刘禹锡除播州刺史一条，其细节就与当时事实有出入，为司马光《通鉴考异》所指摘。

今有：《因话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唐国史补因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因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简短篇十一

又名《唐新语》、《大唐世说新语》、《唐世说新语》、《世说》、《大唐新话》等，唐代历史琐闻类笔记，刘肃著。刘肃，宪宗元和时人。生卒年、籍贯、字号均不详。《新唐书·艺文志》说他是“元和中江都主簿”。此书有元和二年(807)自序，署衔为“登仕郎前守江州浔阳县主簿”。

该书记载唐代历史人物的言行故事，起自唐初，迄于代宗大历年间，多取材于《朝野佥载》﹑《隋唐嘉话》等书。体例则仿《世说新语》，分匡赞﹑规谏﹑极谏﹑刚正﹑公直﹑清廉﹑持法﹑政能﹑忠烈﹑节义﹑孝行﹑友悌﹑举贤﹑识量﹑容恕﹑知微﹑聪敏﹑文章﹑著述﹑从善﹑谀佞﹑厘革﹑隐逸﹑褒锡﹑惩戒﹑劝励﹑酷忍﹑谐谑﹑记异﹑郊禅等30门类﹑13卷。书后有总论一篇，表明作者的意图是以前事为鉴戒。此书以记言为主，但皆因事而记，可由此窥知高祖至代宗朝政治事件和社会风尚，其中有些记载较两《唐书》为胜，还有一些地方可补两《唐书》的缺漏：(1)有一些为两《唐书》未载的重要人物事迹，如李渊起兵太原后，李靖在长安捕杀李渊亲族，李渊克长安后欲杀之，临刑赦免，后李靖任岐州刺史时，被诬告谋反，赖某御史解救，而两《唐书》李靖传皆失载。(2)有不少两《唐书》无传的官吏的事迹，赖此书得以流传。(3)有些不见于两《唐书》的疏奏、弹文、手诏、榜文的片段，赖此书保存下来。(4)书中也记载了不少有关诗文的材料，尤其是“文章”门，录存初唐及开元初人所作诗歌多首，并叙其本事，间载时人评论，为后来编集和研究唐诗者所取材。如叙述玄宗命张说、徐坚、韦述等辑录《初学记》的经过。使我们得知古代类书是为了作文速成、取材方便而辑撰，也使我们了解《初学记》比前代类书在编排、体例上的优长。另外，像张说对杨炯“耻居王后，愧在卢前”自白的评语，也也首建于该书。

《大唐新语》有明嘉靖潘玄度刻本﹑及明人抄本残卷刻本，改题《大唐世说新语》或《唐世说新语》。《四库全书》据《新唐书·艺文志》恢复原名;《四库全书》文津阁写本;《稗海》本。以《稗海》本较为通行。

今有：《大唐新语》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大唐新语》许德楠﹑李鼎霞点校，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1984年版。该本以《稗海》本为底本，以明代嘉靖潘玄度刻本﹑《四库全书》本等对校，末附佚文及有关序跋;《大唐新语译注》何正平、王德明等译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大唐新语》，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20--年版。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简短篇十二

又作《资暇录》，三卷，唐代考据辨证类笔记，李匡乂撰。旧本或题李济翁，盖宋刻本避宋太祖赵匡胤讳，以其字署之。李匡乂，又作李匡文，晚唐人，字济翁，宰相李夷简子，约生于唐宪宗元和初(806)，初任洛阳主簿兼图谱官。据郁贤皓《唐刺史考》，李匡乂在宣宗大中、懿宗咸通年间曾任漳州刺史、房州刺史。僖宗幸蜀，李匡文随至成都。昭宗时先后任太子宾客、贺州刺史、宗正少卿、宗正卿。寻卒，年约八十多岁。著述除《资暇录》外，尚有《唐皇室维城录》、《十代镯疑史目》、《汉后隋前瞬贯图》、《两汉至唐年纪》等凡十二种。

《资暇录》上卷多纠正俗说之謬，如“李”字，除水果名、地名、姓氏之外，更无别义，《左传》“行李之往来”乃错字;又如“挽歌”始于春秋;“押衙”应作“押牙”等。下卷多谈物品，如记毕罗、琴甲、茶托子、书题签、席帽、承床等，都有益于考据。此外像论证《文选》五臣注尽出于李善之注反排斥李善之说等，亦有新意。书中虽有一些误解、谬说，为宋人所驳斥，但就全书而言，还是有价值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价值云：“此书上篇正误，中篇谈原，下篇本物。全书均考证之文….谓《论语》宰子昼寝作画寝，乃梁武帝之说;伤人乎不问马，不字断句，乃经典释文之说，均不始於韩愈笔解;谓五臣注《文选》窃据李善之本;谓韩愈《讳辨》误以杜度为名;谓有母之人不可称舅氏为渭阳;谓作《诗疏》之陆玑名从玉傍，非士衡;谓万几字讹作机由汉王嘉封事;谓除授二字有分，以至座前阁下之别，竹甲题签、门杖之始，皆引证分明，足为典据”。

丛书本：《说郛》本资暇集》三卷，明陶宗仪编，明·钮氏世学楼抄本，清顺治三年李际期宛委山堂刻本;《百家名书一百三种》本《新刻资暇集》三卷，明胡文焕编，万历胡氏文会堂刻本清方功惠跋;《百川学海》本，《资暇録》一卷，明吴永编;《学海类编》本，《资暇集》三卷，清曹溶编，清道光十一年晁氏活字印本;《墨海金壶》本，《资暇集》三卷，清张海鹏编，清嘉庆十三年至十六年张海鹏刻本。

今有：《资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依“顾氏文房小说本”涵芬楼影明本为底本，校以“钦定四库全书”本;《资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丛书集成初编”本，1988年版。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简短篇十三

由于文字的记录必须有书写工具，如帛泉纸笔之类。所以散文的发展虽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却非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不可。散文发展的最初阶段是很困难的。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在实际应用上不得不力求简短，以致影响了散文的发展。后来手工业逐渐进步，文化工具有了改进，书写日益便利，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才有可能出现长篇大论的散文和有组织有系统的散文著作。

六十年前(1898-1899)，河南安阳县的小屯发现大量的龟甲和兽骨的破片，上面多刻有古代文字。经过研究后，知道这是三千多年前殷代王室占卜的记录，所以我们称它为甲骨卜辞。甲骨卜辞的发现，是我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从中可以看到殷代的生产状况、社会制度等，对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化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由于文字的难识和甲骨的破碎与散乱，其中很多记录不能了解，但也有不少比较完整可读的句子。例如：

戊辰卜，及今夕雨?弗及今夕雨?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郭沫若《卜辞通纂》。

这可以看作一种十分幼稚的散文。

——罗振玉《殷墟书契菁华》。

现存《易经》中的卦、爻辞是一种专为卜筮之用的繇辞。其性质同过去的神签相类似，大概是巫卜之流所编造的为宗教这信服务的书。卦、爻辞的时代不能确定，它们吸收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似乎经过一段长期的发展过程才完成的。其中不止一次提到“帝乙归妹”和“高宗伐鬼方”的事，显然是殷商的历史;而《旅》卦“上九”又有“丧牛于易”之文(《大壮》卦“六五”则谓“丧羊于易”)，也隐约看到殷代先世的史影，这可能就是殷的先公王亥为有易所杀，夺其仆(服)牛这一史实的反映。至于卦、爻辞中所谈到的各种各样的刑罚异常残酷，甚至还有杀人祭祀的迹象，更与殷商对待奴隶的情况相符合。当然也有不少卦、爻辞的内容反映了时代较晚的思想意识，如《蛊》的“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等。

有些卦、爻辞，尤其是爻辞，在叙述吉凶的事象时，不但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背景，而且语言颇为形象生动，又多用韵。例如：

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屯》“六二”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屯》“上六”

原始社会遗留的野蛮抢婚习惯，《易经》的爻辞中也是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奴隶主携带武器，骑着壮大的花马，抢掠妇女，迫使成婚，明明是强盗行为，却偏偏说不是。那女子骑在马上悲哀哭泣，当然是坚决拒绝，后来不知受尽了多少折磨，才终于被逼成亲。又如：

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离》“九四”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

——《艮》卦辞。

困于石，据于蒺藜;入其室，不见其妻。

——《困》“六三”

一个来不及抵御的突然袭击，结果房子烧了，人杀死了，遍地都是弃尸了。当然也有逃脱的，或者躲在山岩丛棘之中幸而获免的。但是战败者回到家中，妻子已被抢走了。那时部族间的频繁的战争是非常激烈的。

我国史官建置甚早。周制，王朝及诸侯各国均设有史官，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等职，大概是继承殷商旧制而有所损益。据文献，古者“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邮《汉书?艺文志》。《礼记?玉藻》稍异。)。《春秋》，下面再谈，这里先讲《尚书》。

《尚书》即上古之书，从前称为“书经”，本是记言的古史。据说原有一百篇，孔子所纂辑，并为之序，恐不可信。自汉以来，《尚书》有今古文之分。今文是秦焚书后汉初经师所保存、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的;古文是武帝时陆续发现的古本，是用古文字写的。古本中有的篇是今本也有的，有些是多出来的，后来都亡逸了。今存《尚书》共五十八篇，除三十三篇为今古文《尚书》所共有，其余都是东晋人所伪造的《古文尚书》，不可信。但即使今文及真古文中的各篇如所谓虞、夏之书，也是后世儒家的政治理想，肯定不能看作真正的虞夏史料。

《尚书》中的《商书》是殷商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其中可靠的有《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等篇。据周初文献说，殷先人有册有典，上述诸篇就是包括在这些典册之内而被保存下来的。《盘庚》(三篇)是殷王盘庚迁都前后对世族百官、百姓和庶民的讲话，特别古奥难懂。由于臣民反对迁徙，盘庚一再进行说服，把旧都比作“颠木”，把新都比作颠木新生的“由蘖”。他劝告群臣服从王命，要“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他责备群臣以“浮言”鼓动群众，好比“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那就无法扑灭。又告诫人民要听他的话，好比乘船，若不好好渡过去，就会有沉溺的危险。这些从现实生活经验出发的譬喻都显得非常生动。

《尚书》中的《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散文，可靠者有二十篇。除《文侯之命》、《秦誓》外，都是西周初期的文献。其中重要的如《牧誓》是武王伐纣、至牧野誓师之词;《大诰》是周公将讨武庚、大告庶邦之词;《洛诰》是周公营成周，遣使告卜及与成王答问之词;《多士》是周公以王命告殷遗民之词;《无逸》是周公诫成王之辞。大概均出于史官之手，其难读与《盘庚》同。正如韩愈所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

周初统治者汲取前朝亡国教训，颇有敬天保民思想，他们一再警惕自己要以殷为鉴。《无逸》一篇就是从此出发的，也是这种思想的集中表现。它告诫成王要念稼穑的艰难，不可贪图逸乐，要效法文王勤劳节俭，“怀保小民”，“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这对于过去统治者来说是一种新认识，也是比较进步的政治观点。《无逸》叙述颇有条理，有层次，从记叙文的结构上看有显著进步。

《秦誓》是春秋时秦穆公悔过之词。他因不听蹇叔之言，“劳师以袭远”，结果为晋所败，三帅被俘，“匹马只轮无反者”。他愧悔之余，恍然于“番番良士”、“仡仡勇夫”和“截截善谝言”的这三种人的区别和取舍，流露了真实的感情;通篇又始终用对比描写手法，是散文创作的进一步发展。

古代铜器，特别是钟鼎彝器，上面多有文字，我们称为铜器铭文或金文。殷商铜器已有简单铭文，到了周代才日益发展。这些铭文的内容很复杂，大抵不外有关贵族的事功、讼断和赏赐等。由于器物的限制，铭文不能过长。但也有三百余字的，如《散氏盘铭》，有近五百字的，如《毛公鼎铭》。铭文一般为散文，但也有用韵文的，如《虢季子白盘铭》：

王赐乘马，是用佐王。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钺，用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

这是周宣王时，作器者记他同猃狁作战立功受赏的事，与《诗经》的《六月》略同。铭文字多难识，又有缺蚀，加以有关当时的名物制度以及这些贵族的生活内容多不易了解，所以非常难懂。

《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这种编年史周王朝和诸侯各国都有，虽然内容不同，一般都称为“春秋”。现今流传的鲁《春秋》是经过孔子修订的。它极其简括地记载了周王朝、鲁国及其他各国的事件，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凡二百四十二年。春秋时，周室不振，诸侯争霸，战乱迭起，外族交侵。孔子为维护周王朝奴隶制的统治，主张尊王攘夷，正名定分，企图巩固王朝最高奴隶主政权，使“大一统”局面恢复安定。孔子这种政治主张，通过《春秋》的谨严书法，表现出来，在当时是为日趋没落的奴隶主国家服务的。《春秋》记事，语言过于简单，类似后世新闻标题，只是片断记录。亦有记得简练明白的：例如僖公十六年书曰：“春，王正月，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飞，过宋都。”寥寥十余字，叙述错落有致，与《尚书》、金文大不相同。

周平王东迁以后，至于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急遽变化，阶级斗争复杂激烈，奴隶主贵族日趋没落，地主阶级逐渐兴起。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他们都必须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国有大事，互相赴告;会盟朝聘，史不绝书;褒善贬恶，直笔不隐。因此各国史官便自觉地积累了大量的档案资料，比各编纂之用。这时候，从前专门记载王朝、诸侯的诰命和大事记如《尚书》、《春秋》之类，已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要，于是产生了以记载各国卿大夫和新兴阶级的士的言论以及诸侯各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这就是《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新型历史著作。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是配合《春秋》的编年史，记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多十三年。《春秋》仅仅是最简括的历史大事记，《左传》则详载其本末及有关佚闻琐事。如隐公元年《春秋》书“郑伯克段于鄢”，只用六个字，《左传》则叙述郑庄公家庭间的矛盾、群臣的警告以及颍考调和庄公母子关系，极其委曲详尽。前人多说《左传》不传《春秋》，《左传》固然和《公羊》、《彀梁》不同，但其中往往发凡起例，解释《春秋》书法，不能说同《春秋》完全无关。

《左传》的作者，从来说法分歧。司马迁、班固都说是左兵明，班固并说左丘明为鲁太史。唐以后学者多有异议。《左传》记事到智伯灭亡为止，它的作者显然是战国初年或稍后的人。至于这位作者是否鲁国太史，别无可考。但必然是一个充分掌握春秋时代诸侯各国史料的学者则毫无疑问。

《左传》一书，丰富多采。其主要内容不外春秋列国的政治、外交、军事各方面的活动及有关言论。其次则天道、鬼神、灾祥、卜筮、占梦之事，作者认为可资劝戒者，无不记载。由于春秋战国间社会变革的影响，《左传》通过人物言行所表现的进步思想是很显著的。首先是民本思想，例如卫人逐其君，晋侯以为太甚。师旷说：“或者其君实甚。……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襄十四年)师旷这番议论，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他表面上似乎没有摆脱天道鬼神的观念，但实际上却是根据人民利害来发表他的政见的。这正如他论石言一样(昭八年)，都是借题发挥，给统治者敲了一下警钟。然明对子产问为政说：“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鸇之逐鸟雀也。”(襄二十五年)逢滑对陈怀公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哀元年)这一系列的民本思想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大概从殷末到周厉王时，奴隶暴动经常发生。春秋以来，阶级斗争尤为剧烈。在统治阶级里，逐渐有人在实际斗争中接受经验教训，认识到人民力量的强大。如果想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必须争取人民。这就是民本思想产生的主要原因。其次是爱国思想。弦高遇秦兵侵郑，机智地以犒师为名，因而保全了郑国(僖三十三年)。吴师入郢，昭王奔随。申包胥如秦乞师，七日夜哭不绝声，勺饮不入口。秦竟出兵，败吴而复楚(定四年)。作者记载这些动人的历史事件，就是有意表扬他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因此，作者还通过羊斟的“残民以逞”加以严厉的谴责：“群之谓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民。”(宣二年)其次是揭露统治者的残暴和荒淫无耻。例如宣公二年载晋灵公不群，“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宣公九年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衤白)服以戏于朝”。十年，又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舒似女。”对曰：“亦似君。”如此之类，《左传》记载不少。体现了历史家“不隐恶”的思想原则。其次是反对用人祭祀和殉葬的暴行。秦穆公以子车氏之三子为殉。作者即借“君子”之言来批评他“死而弃民”，“难以在上”。(文六年)可见作者对野蛮残忍、灭绝人道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这些在当时也是对人民极为有益的言论。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另一面，那就是书中对于宗法伦理思想、正统等级观念以及宗教迷信的宣扬，都是《左传》严重的缺点。

《左传》虽是历史著作，从文学角度看，是有显著的特点的：

第一是叙事富于故事性、戏剧性，有紧张动人的情节。它总是抓住故事的重要环节或有典型意义的部分来着重地叙述或描写，而不是毫无选择，平铺直叙。特别是一些内容复杂的事件，好像广厦千间，各成片段，而又四通八达，互有关联。例如僖公二十三、四年写晋公子重耳出亡及返国的经过，时间既长，故事情节又非常复杂，而选材布局均极恰当。其中别隗、过卫、醉遣、窥浴等段，无不富于戏剧意味，寺人披告密和竖头须请见的穿插，又使人感到离奇变幻，突然紧张。作者从正面侧面，或明或暗地描绘了许多人物形象，特别是故事中的主角重耳的形象，从一个不谙世事、只图享乐的贵介公子，逐渐锻炼得成为有志气、有胆识、有机智、有度量的英雄人物。这个人物性格的前后不同是显然可见的。他如从亡诸臣，曹伯、楚子、寺人披、头须、介之推以及七个女性，无论正面反面等人物的形象，通过对话和行动一一生动地表现出来，最后又一一收束进去，成为一篇首尾完整、结构严密、条理井然、脉络贯通的叙记文。又如写晋灵公与赵盾的斗争，其中鉏麑行刺、提弥博獒两个片断都异常紧张，变化莫测。类似这种戏剧性的故事描写《左传》中是很多的。

第二是善于写战事，特别是几次大规模的战事写得最出色。它们的特点首先是对战争的看法有一定的思想原则。因此写战争并不单写军事行动，常常着眼政治问题，把军事和政治结合起来。例如长勺之战(庄十年)，鲁弱齐强，曹刿一开口就问凭什么去同齐国作战。直到听见庄公察狱以情的话，才说“可以一战”。城濮之战(僖二十七、二十八年)，事先着重叙述晋侯种种教育人民的措施;邲之战(宣十二年)，也是先从晋人眼中看出楚国“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不可与敌。这些问题作者认为是战胜敌人的关键，所以书中几乎每一次大战，总是一开篇就暗示出双方胜败的结果，表现作者进步的见解和敏锐的观察力。春秋时的大战，常常有许多小国参加，构成交战国两大阵营。其中关系复杂，变化莫测。能否正确运用外交策略争取与国帮助，是双方胜负的又一关键。城濮之战，晋国就是利用破曹伐卫、激怒齐秦的办法来孤立楚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外《左传》还注意到战争的性质，即抵抗的与侵略的，如“师直为壮，曲为老”之类。通过这些叙述，可见作者对战争的胜负并不看作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其次是在叙述战斗的过程中，情节曲折细致，生动逼真。例如鞌之战(成二年)一段：

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以徇齐垒。曰：“欲勇者，贾余馀勇!”……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卻克伤于矢，血流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郑丘)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使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

这写齐军以骄狂轻敌致败，晋军以沉着顽强获胜，是一段有声有色的文章。原来卻克使齐，为妇女所笑，发誓说：“所不报此，无能涉河!”他是抱着愤激报复的心情来作战的。所以血流到脚跟还不肯停止鼓声，显得那么坚强。但他身受重伤，实在支持不住了。当此一发千钧之际，由于张侯、郑丘缓的鼓励，特别是张侯的勇敢顽强，并辔助鼓，终于冲入敌阵，打败了齐军。一场惊心动魄、令人兴奋紧张的战斗到此告一段落，以下便是齐军败退、晋军追击、逢丑父被俘几个片段，中间穿插齐侯如何脱险逃走，韩厥故意放走齐侯等情节，都是细大不捐、曲折生动地描绘出来。《左传》中大小战役不计其数，这样动人的描写还是很多的。

第三是行人辞令之美。辞令之美就是语言之美。不过辞令虽靠语言来表现，而更重要的是有充分的理由，出使专对才有说服力。例如烛之武对秦伯说：“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僖三十年)用事势必然之理来耸动秦伯，秦兵就非撤退不可。又如郑子家以书告赵宣子说：“传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文十七年)也是真情至理，委婉中含有巨大威力，使晋人不得不屈服。他如屈完对齐侯(僖四年)，知罃对楚子(成三年)，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前人说，这是当时国史成文，作者不过编次而已，这种情况可能会有，但未必尽然，而且加工剪裁更是必然的。至于寻常记言叙事，如叔时谏县陈(宣十一年)，子罕辞玉(襄十五年)，以及“邢迁如归，卫国忘亡”(闵二年)、“室如悬磬，野无青草”(僖二十六年)、“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宣十二年)、“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同上)、“鲍庄子之智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成十七年)等语，无不简而精，曲而达，婉而有致，罕譬而喻，富于形象性。这在全书中更是随处可见。

《国语》是一种国别史，分别记载周王朝及诸侯各国之事，而主要在记言，故名为《国语》。起于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前1000-前440)。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从此一般都认为《国语》乃左丘明所作。后人以《左传》、《国语》既同一作者，而《左传》是传《春秋》的书，故又称《国语》为“春秋外传”。其实《国语》记事虽亦终于智伯，而所起则远自周初，显然各自为书，与《春秋》不是一个系统，号为“春秋外传”很不恰当。而且书中所记，多与《左传》重复、抵触，又彼此之间往往详略互异，这都说明《国语》和《左传》的编纂并非出于一手。但它的作者和《左传》一样，也是战国初期一个熟悉历史掌故的人则无问题。

《国语》所反映的进步思想虽不如《左传》鲜明，然如祭公谏穆王征犬戎说：“先王耀德不观兵。”又说：“无勤民于远。”邵公谏厉王弭谤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都是很有意义的文章。从文学上的成就说，《国语》远不如《左传》。这从长勺之战可以看出。两书所记，意同而辞不同，一则简练而恣态有神，一则平庸而枯搞乏味。试一比较，优劣自见。但《国语》记言之文亦有风趣绝佳者，如《晋语》记姜氏与子犯谋醉重耳一段，重耳和子犯二人对话，幽默生动，当时情景如在目前;而《左传》于此过于求简，反觉有所不足。此外《晋语》八记叔向谏晋平公事，滑稽讽刺有似《晏子春秋》;《越语》下载越王勾践与范蠡的问答多用韵语，也各具特色。

《战国策》杂记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其时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二百四十年(前460-前220)。书名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它的作者不可考，有人疑出于蒯通。大概是秦汉间人杂采各国史料编纂而成。后来刘向重加整理，定名为《战国策》，遂相沿至今(一九七三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大批帛书，其中一部分，经文物考古工作者整理研究，共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万行，一万一千多字，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字大体相同。另十六章，是佚书。这部大约编成于秦汉之际，类似后来刘向重编许多纵横家言为《战国策》所根据的一种被埋没的纵横家言的辑本。其中佚书为司马迁、刘向所未见，为战国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战国策》的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有关的谋议或辞说。它保存不少的纵横家的著作和言论。春秋以来，长期分裂战乱，人民无不渴望解甲息兵，恢复和平统一生活。诸侯中的强大者，都想“并天下，凌万乘”。所以战国末年，秦齐二国皆各自称帝。由于社会变革的影响，“地势形便”的秦国后起变法以致富强，打破六国均势局面。从此以后，秦以新兴力量向外扩张，企图蚕食诸侯，统一海内，引起各国间的复杂矛盾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诸侯间的胜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武力，但也决定于谋臣策士的胜算和纵横势力的消长。所谓“横成则秦帝，从成则楚王”，那就是说，胜负的最后关键并不完全决定于军事，而更重要的是决定于政治的巧妙运用。这时候，春秋时代所讲的礼法信义，不得不变为权谋谲诈;从容辞令的行人，不得不变为剧谈雄辩的说士。所以《战国策》中所载一切攻守和战之计，钩心斗角之事，正是这一时代政治斗争的反映。而其时许多谋臣策士的游说和议论，也是春秋时代行人辞令的进一步发展。

《战国策》所写的人物是极其复杂的，其中有不少是追求个人功名富贵的利己主义者，例如苏秦起初本是以“连横”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乃转而以“合纵”说燕赵。陈轸先仕秦而后仕楚，既仕楚而又贰于秦，朝秦暮楚，立场不定。但也有排难解纷而无所取的“天下之士”，如鲁仲连的义不帝秦。也有意在收买人心、焚券“示义”的冯谖(齐策四)，虽然他是为统治阶级效劳，却也替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也有敢于反抗强暴，蔑视王侯的义侠和高士。如唐且的“布衣之怒”(魏策四)，颜斶的直叱“王前”(齐策四)。而后者更反映士的地位的提高和民主思想的抬头。此外书中还从侧面揭露统治阶级女性固宠的斗争和宫闱的丑行，如郑袖的谗害魏美人(楚策四)、秦宣太后欲以魏丑夫殉葬(秦策二)表现了她们的阴险与无耻。以上这些虽然只作客观叙述，但也反映了战国时代各种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

《战国策》的文章特点是最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夸张渲染，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苏秦说赵王(赵策二)，张仪说秦王，司马错论伐蜀(并秦策一)，虞卿斥栲缓(赵策三)等，就历史散文的明白流畅来说，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策士们估计形势，分析利害，往往细致准确。如苏秦劝薛公留楚太子，分析它有十个可能的结果(齐策三);齐索地于楚，而慎子告襄王三计并用(楚策二)。虽然《战国策》记述事件的后果不尽可靠，但作为纵横家论事的本身来看，则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其次是描写人物的形象极为生动。如苏秦说秦不行及相赵归家，前后颓丧和得意的情状，以及庸俗的世态人情(秦策一)，鲁仲连的俶傥奇伟，慷慨慕义，“不诎于诸侯”的精神，无不栩栩如生，维妙维肖。特别是燕策中用全力写刺客荆轲，是一篇完整的侠义故事。例如易水送别一段：

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在一种悲壮淋漓的气氛中，把一个怒发冲冠、沉毅勇决的英雄形象十分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

至于书中说事，常常运用巧妙生动的譬喻，通过许多有趣的寓言故事，以增强论者的说服力，甚至有时还可以节省文辞。如江乙以狐假虎威对楚宣王(楚策一)，苏代以鹬蚌相持说赵惠王(燕策二)，苏秦以桃梗和土偶谏孟尝君(齐策三)，庄辛以蜻蛉、黄雀说楚襄王，汗明以骥服盐车说春申君(并楚策四)等，入情入理，也是一个特点。特别像邹忌讽谏的方法更为巧妙。他拿亲自体验的生活琐事来启发齐王，小中见大，步步进逼，使齐王感到四面八方被陷臣包围的危险，不得不下令大开言路。邹忌的生活体验可能是事实而非虚构，但借来作为一种增强说服力的手段，依然带有寓言意味，可谓别开生面。

先秦的历史散文对后世历史家和古文家的写作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叙事文的影响。叙事散文在我国过去的历史著作中占有极高的地位，但它的渊源则远在先秦。司马迁作《史记》本是想要上继《春秋》的，不仅采用《尚书》和大量地采用《左传》、《战国策》的史料，而且汲取它们的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例如《赵世家》极似《左传》，平原君、魏公子等列传又极似《战国策》。《春秋》的褒贬是非以及《左传》直书无隐的精神，一直为司马迁以来的“良史”所继承，成为过去史家撰著的原则。从司马迁起，史家之有论赞，也是受了《左传》的启示。《左传》的作者常常通过“君子”或他人的口来表示自己的观点以及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批评，这对过去统治阶级来说，也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汉初政论家贾谊、晁错之文尚有战国纵横馀习。而唐宋以来著名的古文家和历史家几乎没有不爱好并学习先秦的历史散文的。他们的叙事文和传记文，无论在语言上、表现方法上，很我受了先秦历史散文的影响。例如韩愈的《平淮西碑》就是模仿《尚书》。他虽然说左氏浮夸，而《董公行状》的辞令则又和《左传》的风格极为接近。柳宗元在所谓“圣人之道”上是曾非难过《国语》的，但在文章上却不得不承认它“深宏杰异”，并且还说为文当“参之《国语》以博其趣”(《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又说稍采取《左氏》、《国语》之辞(《报袁君陈秀才书》)。至于《战国策》一书影响于苏洵、苏轼父子的议论文尤为显著。苏洵的《权书》、《衡论》及其他史论，苏轼的《策略》、《策别》、《策断》、《志林》诸论及其他策论、上书，论人论事，都在学习《战国策》中获得丰富的有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