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汇总(优质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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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汇总篇一

一.我国文学中的乡国情怀：

1、在我国的诗文里，对于故乡、故国的思念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2、与乡土相联的，是对于国家的思念。君与国家，在古代文人那里，是一致的;至近代，此种精神由忠君报国而转向追求国家的自立自强。

3、乡国的情怀的泛化，是对于山川之美的描写与赞颂。

1、爱情。可分为来自民间和受民间作品影响的一系和文人作品的一系。

性色彩。

董解元《西厢记》、王实甫《西厢记》、《长生殿》、《牡丹亭》、《红楼梦》)。

2、友情。视朋友如兄弟，这是我国思想传统里的一种认识。交友不因贵贱而阻隔，不以利而以义，守之以信，忠之以言。

三.我国文学中的人生感悟主题。

为突出。

重与外物的描写。从古诗十九首开始的内心世界的展示，深远地影响了我国诗歌的发展。

2、我国各体文学虽式样各异，但有一点相通，那就是重视意境的创造。《牡丹亭•惊梦》：“原来姹紫嫣红开篇，似这般都付予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心境与物镜融合无间。

第一编先秦文学。

第一章上古歌谣和神话传说。

神话的基本特征：

一.神话都是想象或幻想的;。

三.神话反映着远古人类解释自然(或社会)并征服自然(或社会)的愿望;。

四.神话只能产生在史前的远古时代，它是人类还没有能力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时代的产物。

简述我国古代神话神话与传说的区别：

一.神话的产生要比传说早;。

二.神话是传说的故事原型，传说是神话的社会历史化;。

三.神话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的神异色彩，而传说则内含着人间的行为原则。

象、富于想象的特征，也极大地影响着后世文学的发展。

记》《封神演义》等。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的依据及其各自的含义是什么?

一.是依据音乐的不同来分类。

祭祀用的舞曲。

简述《七月》的内容梗概。

一.《七月》这首诗叙说农夫一年四季无休无止的辛苦劳作。

反映了农夫在衣、食、住等方面的情况，有较大的史料价值。

试述《诗经》最具影响的两类作品——情爱诗和社会政治诗的内容。

社会政治诗的内容：

a.下层人民抨击政治的诗：

一.表达下层人民对统治者的讽刺和对治国政策的批评，形象生动，情感浓郁。

1、揭露宫闱丑行，如《邶风•新台》。

2、对于贵族统治者的荒淫无耻，人民极度愤慨，予以严厉批评，如《墉风•相鼠》。

三.对剥削现象表示不满。如《魏风•伐檀》《魏风•硕鼠》。

b.官吏对政治表达不满的诗如《邶风•北门》。

c.抒发生活郁懑和人生忧伤的诗。如《王风•黍离》。

d.称颂执政者的诗。

a.歌咏美丽的爱情，反映出周人生活的一个侧面。如《郑风•溱洧》写男女自由表达爱情;《邶风•静女》诗风温文典雅。

b.《诗经》中还有许多抒写婚姻生活的诗。如《周南•桃夭》。

分析《诗经》史诗重要篇章的艺术特色。(即《大雅》五篇史诗的主要内容)。

《大雅》五篇史诗包括：《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一.叙述了周人之始祖后稷出世直到武王灭商的一些史迹和传说。

二.有选择地描绘具体的事件，从而歌颂先祖的功勋，抒发了周民对先王的崇敬和爱戴之情。

三.周人史诗还有先祖神话的记述，如《生民》写始祖后稷的出生。

四.总结历史教训，提出了治国思想，也是周人史诗的主要内容。

论述《诗经》的主要文学成就。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汇总篇二

距今三千多年以前的殷商时期，我国产生了最初的文字——甲骨文。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出自《吕氏春秋·古乐》。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出自《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出自《礼记·效特性》。

《诗经》婚恋诗的基本内容：抒发恋爱和相思的甜蜜，表现恋爱的曲折，写夫妇间深挚情爱，弃妇诗。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出自《关雎》。

我国古代第一部历史文集《尚书》，它以记言为主。《逸周书》，本命《周书》，向来被视为《尚书》的余篇或逸篇。

《战国策》杂记东周、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它敷载当时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策谋或说辞，所记以战国时纵横家的事迹、言论为多。经西汉刘向整理编订，成33篇。

诸子散文发展的三个阶段?

1、春秋末至战国初，有《老子》《论语》和《墨子》。

2、战国时期，有《孟子》和《庄子》。它们开始摆脱语录体，往往是长篇大论，说理畅达，文辞富赡，是说理文的进一步发展，很多篇章形象生动，比喻，寓言叠出，行文的波澜起伏，有比较浓厚的文学色彩。

3、战国后期，有《荀子》和《韩非子》。它们议题集中，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文辞富丽，是先秦说理文的高峰。

第二编秦汉文学。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组织其门客集体编纂的。秦代散文，多出于李斯。

学到了一个知识点，“互见法”。

互见法：《史记》写人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它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如《高祖本纪》。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记事年代起自高祖元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其体例，基本继承《史记》，只是改“书”为“志”，又取消“世家”，并入“传”。全书100篇，分为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传。

《古诗十九首》的离情别绪，表现为思乡和怀人。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表现游士对生存状态的感受和他们对人生的某些观念。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评论《古诗十九首》说：“五言之冠冕也”。

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艺术特色：体现了作者辞官归隐的意志和纯洁高旷的品行，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文中所写的归途情景，与家人团聚的情景以及来年春耕的情景，都是想象之词，从中可见诗人对自由向往。文中不乏华采的段落，跌宕的节奏，轻快的行文，将作者摆脱官场回归田园的欣喜之情表现得极为生动。

南北朝时期文坛上的重要现象就是骈文的出现和流行。骈文是一种具有均衡对称之美的文体，它实际上是广义散文的一部分。

骈文的主要特征：对偶、用典、声律、辞藻。

第四编隋唐五代文学。

隋统一全国后，融合南北文学之长，探索创造新文学。其中有一股力量就是北齐、北周的旧臣，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

初唐四杰：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王勃。

文章四友：杜审言、苏味道、李峤、崔融。

孟浩然山水诗的风格特点：平淡自然，不求工为自工。自然平淡是孟浩然山水诗的风格特点，尽管他的诗中也有刻画细致，用字精审的工整偶句，如“无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但非有意模山范水，只是一时兴到之语。观其全诗，多以单行之气运笔，一气浑成，无刻画之迹，妙在自然流走、冲淡闲远，不求工而自工。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出自《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李白诗歌对后世的影响：

1、李白诗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首先是他诗歌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人格力量和个性魅力。他那“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非凡自信，那“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的独立人格，那“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的凛然风骨，那与自然冥一的潇洒风神，曾经吸引过无数士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那种人格意识受到正统思想压抑的文化传统中，李白狂放不受约束的纯真的个性色彩，无疑有着巨大的魅力。

2、他诗歌的豪放飘逸的风格、变化莫测的想象、清水芙蓉的美，对后来的诗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苏轼、陆游等大家，都曾受到他的影响。

杜甫诗：一是虚心学习前人经验，不薄今人爱古人;二是作诗兼备众体，风格多样化;三是功力深厚，能自铸伟辞。杜甫于各种诗歌体裁都很擅长，并能推陈出新。他的五言古诗、五言排律、七言古诗、七言律诗都很擅长，形成沉郁顿挫的主导风格，还有萧散自然、平淡简易和含蓄委婉等诸多变化。

第五编大历诗坛。

韦应物和刘长卿是大历至贞元年间活跃于诗坛上的诗人中的佼佼者。

白居易把自己的诗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白居易的讽喻诗在思想内容上体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精神，在形式上追求“其辞质而往，其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体顺而肆”的形式。在诗中充分暴露出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痛，体现出对社会、对政治、对人民的强烈正义感，具有不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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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山石》如何体现“以文为诗”的特点?

《山石》是有独创性，将散文句法引进诗歌，汲取游记散文的特点，详记游踪，而又诗意盎然，体现出其“以文为诗的特点。

此诗气势遒劲，风格壮美，按时间顺序，依次记述游踪。全诗单行顺接，不用偶句，不事雕琢。在结构安排上，以浓丽的色彩来点染景物，以清淡的笔触来抒发情怀;在表现手法上，较为自由的散文笔调，极富诗意。《山石》“以文为诗”的特点表现在：

1、谋篇上：它是一般山水游记的顺序，再加上后几句的议论。通读全诗，我们不难发现它汲取了散文中有悠久传统的游记文的写法，按照行程的顺序，叙写从“黄昏到寺”、“夜深宿寺”到“天明辞寺”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是一篇诗体的山水游记。

2、语言上：语句清新自然，特别是在炼字方面，非常新颖。如：“大”和“肥”，虽是很寻常的字眼，但用在芭蕉叶和栀子花上，特别是用在“新雨足”的芭蕉叶和栀子花上，就突出了客观景物的特征，增强了形象的鲜明性，使人情不自禁地要赞美它们。

3、取景上：选取的画面具有独到性，构成独特的意境。在这一夜到晨的所见所闻中，选用了色彩浓淡明暗变化的若干图景，错落交叠，如“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写出暮色苍茫中的“暗”;下两句写芭蕉与栀子花，又是暗色中的一“亮”;下写以火把观壁画，是明中有暗;而夜卧无声时“清月出岭光入扉”，又是暗中来明;“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霖”，则是天色蒙蒙亮时的山岚弥漫;而下接“山红涧碧纷烂漫”，则又豁然一明。这样，就在读者脑际留下了视感极强的连续图景。全诗流畅中见奇崛，有精心的雕琢但又显得很自然。

综上：

《山石》一诗，采用一般山水游记散文的叙述顺序，从行至山寺、山寺所见、夜看壁画、铺床吃饭、夜卧所闻、夜卧所见、清晨离寺一直写到下山所见，娓娓道来，让人身历其境。

全诗以时间为序写游踪，以移步换形法写见闻，以议论突出主题，正体现出韩诗的散文化倾向;而诗境如画，语言平易，风格清新。

李贺《李凭箜篌引》如何表现音乐?

李贺的《李凭箜篌引》被誉为唐诗中描写音乐题材的名篇。此诗最大的特点是想象奇特，形象鲜明，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纵观全篇，此诗寄托着诗人的情思，曲折而又明朗地表达出他对乐曲的感受和评价。

诗的起句开门见山，把人们带入了一个不同凡响的音乐世界。“吴丝蜀桐”写箜篌的构造精良，借以衬托演奏者技艺的高超。二、三两句写乐声，诗人从客体(“空山凝云”之类)落笔，以实写虚，把本来诉于听觉的音乐声响转变成具体可见的生动形象。移情于物，把云彩写成具有人的听觉功能和思想感情，空山凝云和湘娥素女互相补充，极力烘托出箜篌声响的神奇美妙，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魅力。前四句，诗人先写琴，再写声，后写人，有先声夺人的艺术力量。

接着诗人从更多的侧面描摹箜篌奇异变幻乐声。五、六句正面写乐声。“昆山”句以声写声，着重表现乐声的起伏变化。“芙蓉”句则以形写声，刻意渲染乐声的优美动听。诗人用“芙蓉泣露”摹写琴声的悲抑，而“香兰笑”显示琴声的欢快。从第七句起到篇终，都是写音响效果。其中，“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个“逗”字把乐声强大的艺术魅力和奇幻瑰丽的景象紧紧联系起来。后几句运还用神话传说的形象，进一步烘托出李凭演奏技巧的高超和乐声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

【课堂补充】。

1、异于常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幻想。

2、侧面烘托的手法。

3、浪漫主义的手法。

4、运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音乐。

5、运用典故来表现音乐之美。例如：“女娲补天”的典故。

6、衬托的手法，运用“石破天惊”、“秋雨”衬托音乐的优美。

7、动静结合的手法。例如“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运用了动静结合的手法，作出进一步的烘托。

8、将抽象感转化为形象感。诗人将自己对于箜篌声响的抽象感觉、感情与思想借助联想和想象转化成清晰可见的鲜明的具体形象。诗人取譬设喻意象，如昆山之玉、高贵的凤凰、俏丽的芙蓉、幽兰的香花，都能给人以一种特殊的美感。

综上：

李贺用大胆的夸张、神奇的想象、瑰丽的比喻，鬼泣神惊，极其浪漫。李贺此诗运用瑰丽的想象，新颖的比喻，奇特的夸张，把诉之于听觉的音乐声响表现为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创造出飘逸隽永的诗的意境，令人耳目一新。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是什么?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历来都有爱情说、讽喻说、两者兼有的争论。我持爱情说的观点。我觉得通篇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诗人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向我们呈现了所谓的“长恨”。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贵妃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

《长恨歌》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爱情故事。而“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捉弄，是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汇总篇三

又作《资暇录》，三卷，唐代考据辨证类笔记，李匡乂撰。旧本或题李济翁，盖宋刻本避宋太祖赵匡胤讳，以其字署之。李匡乂，又作李匡文，晚唐人，字济翁，宰相李夷简子，约生于唐宪宗元和初(806)，初任洛阳主簿兼图谱官。据郁贤皓《唐刺史考》，李匡乂在宣宗大中、懿宗咸通年间曾任漳州刺史、房州刺史。僖宗幸蜀，李匡文随至成都。昭宗时先后任太子宾客、贺州刺史、宗正少卿、宗正卿。寻卒，年约八十多岁。著述除《资暇录》外，尚有《唐皇室维城录》、《十代镯疑史目》、《汉后隋前瞬贯图》、《两汉至唐年纪》等凡十二种。

《资暇录》上卷多纠正俗说之謬，如“李”字，除水果名、地名、姓氏之外，更无别义，《左传》“行李之往来”乃错字;又如“挽歌”始于春秋;“押衙”应作“押牙”等。下卷多谈物品，如记毕罗、琴甲、茶托子、书题签、席帽、承床等，都有益于考据。此外像论证《文选》五臣注尽出于李善之注反排斥李善之说等，亦有新意。书中虽有一些误解、谬说，为宋人所驳斥，但就全书而言，还是有价值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价值云：“此书上篇正误，中篇谈原，下篇本物。全书均考证之文….谓《论语》宰子昼寝作画寝，乃梁武帝之说;伤人乎不问马，不字断句，乃经典释文之说，均不始於韩愈笔解;谓五臣注《文选》窃据李善之本;谓韩愈《讳辨》误以杜度为名;谓有母之人不可称舅氏为渭阳;谓作《诗疏》之陆玑名从玉傍，非士衡;谓万几字讹作机由汉王嘉封事;谓除授二字有分，以至座前阁下之别，竹甲题签、门杖之始，皆引证分明，足为典据”。

丛书本：《说郛》本资暇集》三卷，明陶宗仪编，明·钮氏世学楼抄本，清顺治三年李际期宛委山堂刻本;《百家名书一百三种》本《新刻资暇集》三卷，明胡文焕编，万历胡氏文会堂刻本清方功惠跋;《百川学海》本，《资暇録》一卷，明吴永编;《学海类编》本，《资暇集》三卷，清曹溶编，清道光十一年晁氏活字印本;《墨海金壶》本，《资暇集》三卷，清张海鹏编，清嘉庆十三年至十六年张海鹏刻本。

今有：《资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依“顾氏文房小说本”涵芬楼影明本为底本，校以“钦定四库全书”本;《资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丛书集成初编”本，1988年版。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汇总篇四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使将军王贲攻齐，得齐王建，最后灭了齐，完成中国的统一，结束了二百年七国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这是地主阶级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

随着统一帝国的形成，秦王朝统治者进行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一系列的改革。废除西周以来分封侯王的旧制度，统一行政区划和组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一法度衡石丈尺”，使田畴、车涂、衣冠建制统一;简省“史籀大篆”为小篆，又作便于狱务、更趋简化的隶书，罢其不与秦文同者”，使文字统一;此外，法令、历法等等，也得到了统一。这些改革，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无疑是有进步的作用的。

同时为了巩固和加强统一帝国的统治，秦王朝也实行了一系列的反动措施。它企图消灭人民的反秦武装，“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并打击旧贵族、地主的反秦力量，“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更有甚者，是企图消灭一切反秦意识，“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翻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奔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它不仅焚毁古书，消灭历史文化，而且也一举坑杀儒生四百六十馀人。

在箝制思想、摧残文化和刑法统治之下，秦代文学没有什么成就。完成于公元前二三九年(秦王政八年)、由吕不韦门客集体著作的《吕氏春秋》，有一定时代意义。它取材很广，包含春秋战国以来的各派思想，组成自己的完整的体系，是战国末年的统一形势在文化上的要求和反映。它和先秦其他子书一样，有不少片断借寓言故事来说理，明晰生动，富于文学意味。秦代文学的唯一作家是李斯。统一前他的《谏逐客书》，指出秦统治者”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之非计，不仅表现了政治家的远见，而且也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晚期斗争剧烈、各国统治阶级争取人才的历史。这是一篇富于文采、趋向骈偶化的政论。

散文。

统一后，秦始皇巡狩封禅，产生了不少石刻文，其中也有李斯的作品一般是四言韵语，阿谀歌颂，对后世碑志文有影响此外秦有《仙真人诗》和“杂赋”，今俱不传。

由于秦始皇和二世滥用民力，筑长城、治驰道、修骊山墓等等，暴虐无比，赋税无度，奢侈无穷，阶级矛盾迅速尖锐化，不到十五年，秦王朝便被六国残余贵族和广大人民的起义反抗所推翻。经过五年的楚汉战争，代之而起的，是统一的汉封建王朝。

汉初统治者承战乱之后，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一方面恢复分封侯王的旧制度，巩固统治阶级的基础，一方面“约法省禁，轻田租”，对广大人民放松了压迫，减轻了剥削。因而初步取得了社会安定、有利生产的局面。“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汉书?食货志上》)文、景时代，统治者不断强调“农，天下之大本也”(《汉书?景帝纪》)，进一步减轻劳役、赋税，恢复农业生产。这时土地尚比较平均，“未有并兼之害”(《汉书?食货志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也活跃了工商业。在社会经济获得恢复和发展的安定局面下，景帝迅速削平了七国侯王的叛乱，进一步巩固了统一的封建统治。

汉初除秦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又除所谓“诽谤妖言之罪”，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在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下，汉初的哲学、社会思想，还是比较活跃自由的。由于安定社会、巩固封建王朝的需要，汉文帝、景帝、窦太后和相国曹参等俱好黄老，因而黄老思想成为汉初主要的统治思想。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对儒、墨、名、法、阴阳五家都有所批判，而完全肯定了道家，就是在黄老思想影响下产生的著名论文。

同时由于建立封建王朝秩序和制度的需要，汉初统治者也注意到制礼作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乐的传统作用，统治者是认识得很清楚的。在作乐的要求下，产生了相应的舞和歌诗，同时也初步建立了管理音乐(当然包括歌舞)的“乐府”机关。《安世房中歌》便是高祖唐山夫人作的祭宗庙的歌诗，它共有十七章，一般模仿雅颂，很少现实内容。

汉初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上。汉初文士承战国游士的馀风，一般积极参加现实政治生活，并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出发，围绕着如何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促使封建政权迅速巩固和上层建筑不断完善等问题，发抒所见，解决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这就促进了政论散文的发展。著名作家有贾谊、晁错等。他们的政论文大抵富有感情，畅所欲言，有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其中贾谊的某些文章如《过秦论》、《陈政事疏》等更著名，文学性亦较强。辞赋主要继承骚体传统，也开始向新赋体转化。汉初骚体赋的作者，由于时代和生活的不同，多缺乏屈原那样先进的思想和强烈的感情，往往只是强为呻吟。但阶级矛盾的缓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繁荣，以及统治阶级骄奢享乐风气的形成，也引起了封建文士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变化。因而辞赋的思想内容也不免多少引起了变化，即由抒发个人的强烈感情变为铺张宣扬统治阶级的华贵和享乐生活，由严峻的讽刺责斥变为温和的讽谕劝戒。辞赋思想内容的变化，必然引起体裁、形式的逐渐变化。贾谊是汉初骚体赋的唯一优秀作家。标志着新赋体正式形成的作品是枚乘的《七发》。

汉武帝即位后，由于汉初以来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的经济力量已十分雄厚，“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在汉初的政治经济日益发展、日益巩固的基础上，汉武帝施展雄才大略，内外经营;镇压了阴谋叛乱的宗室藩王;平定了割据东南沿海的东瓯闽越等地;凿山通道，开发并控制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不断地集中豪强于茂陵，削弱他们在地方上的封建势力;坚决实行盐铁国有的政策，更打击强豪和富商大贾的经济垄断，这就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的封建集权制。同时大力抗击匈奴，通西域，伐大宛，既打击了匈奴的侵犯，也扩展了帝国的边疆。正是由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以及统治阶级无穷的奢侈浪费，以致民穷财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为了镇压贵族、豪强的叛乱和广大人民的起义反抗，汉武帝极端信任酷吏，不断加强严酷的刑法统治。人民日益陷于痛苦的深渊。

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和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思想文化也表现着变化和发展。武帝即位，即逐斥“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武帝“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并由于董仲舒、公孙宏的建议、兴太学，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因而儒学大兴，完成了思想的统一。这对伟大帝国的形成和封建集权制的巩固是有促进的作用的。但从此也结束了百家论争，思想定于一尊，严重地束缚着学术文化的发展。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是武帝时代最大的思想家。他以阴阳、灾异说明“天人相与之际”即天道和人事的相互关系，认为天命对帝王有最后的决定权，“王都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但“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汉书?董仲舒传》)，则刑亦不可少。董仲舒的思想显然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含着阴阳家和法家的思想，统一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确实代表着当时的统治思想。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的所以统治，而且也教导了汉王朝怎样巩固统治。

武帝对思想文化的发展也采取了重要的措施，“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随着伟大帝国的出现和百家论急的最后结束，以及物质条件的日益具备，总结古代以来的历史文化并从而给大一统局面以哲学和历史的解释，就成为统治阶级迫切的现实要求。伟大的《太史公书》即《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这种要求最充分的一种表现形式。作者司马迁不是从阴阳家的神学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在家世史官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他以五种不同的体例，“略推三代，录秦汉”，全面反映三千年的历史发展，完成空前的一部历史著作。它以人物为中心，不仅开创了“纪传体”的历史学，而且其中许多篇人物传记又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因而也开创了传记文学。这是历史散文的重要发展。

以武帝为首的汉王朝统治者，随着伟大帝国的日益隆盛，不仅需要哲学和历史来解释现实统治的合理，而且也需要祭祀天地鬼神，庆太平，告成功。这一需要与儒家的指导思想相结合，进一步制礼作乐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文化措施。于是“乐府”有更大的发展。“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所谓武帝立乐府，只是意味着他自觉地把乐府机关扩大，充实内容，规定具体任务，即采诗、制订乐曲和写作歌辞。“采诗”是为了“观风俗，知得失”，这就使那些“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赵、代、秦、楚等等地方民歌，有了记录、集中和提高的机会。可惜除《铙歌》十八曲外，西汉乐府民歌绝大部分都没有流传下来。由于文字讹误过多，《铙歌》一般很难读，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状的篇章，明白可诵，表现了一定的现实意义。乐府除搜集、歌唱民歌外，也创作诗篇以备歌唱，作诗者有宫庭文人“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可见一时之盛。但今存《十九章之歌》，却很少文学价值。乐府作曲者则有“佞幸”和“外戚”的李延年。他能歌善舞，尤其善制“新声变曲”。他原是民间乐人;他的“新声变曲”的来源是西北外民族和民间的音乐。可见武帝时代的乐府，不仅规模宏大、内容充实，更重要的是，它充满了民间歌诗、民间声乐的气味。这是乐府的重大发展，有划时代的意义。

由于“润色鸿业”的需要，武帝时代的辞赋同样有很大的发展。武帝好辞赋;他的“言语侍从之臣”，如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等，“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公卿大臣”，如儿宽、孔臧、董仲舒等，亦“时时间作”。司马相如则是这个时期最大的辞赋家。他的作品歌颂了统一帝国伟大的气魄和声威，也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无比的骄奢和荒乐，有一定时代意义。他的作品典型地代表着新体赋发展的成熟阶段。

武帝以后，西汉封建王朝逐渐转入了衰微的时期。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并诏令“方今之务，在于力农”。昭、宣承之，不断减免赋税，并选用“良吏”，使“政平讼理”，社会安定，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因而出现了宣帝的“中兴”局面。但土地日益集中，大地主、大官僚与广大农民的深刻矛盾，根本不可能解决。哀帝时的限田之议，既无法实行;王莽改制，更加深了人民的灾难。这样，西汉封建王朝便不得不在农民大起义中结束了自己的统治。

武帝立五经博士，经学已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到了西汉后期，它自然更加兴盛和深入人心。荣显一时的今文经学家，大抵受董仲舒的影响，以阴阳、灾异说政治时事，日益荒诞迷信;而家法森严，章句烦琐，更多的士人皓首穷经，则越来越变得空疏无用：这样便严重地窒息着思想文化的发展。今文经学家用的经书是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本;但自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发现了用汉以前文字(古籀文)写的“古文经传”，经学已有今古文之分。到西汉末，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学派开始揭穿了今文学派的盲目性和偏私的内幕，这在学术思想上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西汉后期的文学也呈现着停滞或衰落的状态。一般政论文(如奏疏)，大都蒙着神秘的今文经学说教的外衣，迂腐板滞，绝少生气。宣帝时，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是唯一可贵的作品。它不仅反映了西汉中叶许多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而且形式新颖，语言净洁流畅，通过对话论辩，也刻划了不切实际、迂腐可笑的儒生形象。刘向著书，引历史传说或寓言故事以说明一理的某些片段以及少数政论文或学术文有一定价值。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辞赋，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因而辞赋又盛极一时，王褒、刘向等都是著名的作者。实际此时辞赋已成为帝王贵族的娱乐品，如倡优博弈之类，极少文学价值。今存王褒《洞箫赋》一篇，可见一斑。西汉后期最大的辞赋家是扬雄。他的赋初以模拟司马相如为贵，曾不断作赋以讽;后来始悟辞赋的讽谏作用实在微弱无力，“劝而不止”，遂不再作。扬雄对辞赋的批判的观点较之他的模拟作品要有意义得多。倒是他的杂文如《解嘲》，虽形式上也多少出于模拟，但它指出封建取士制度对士人的束缚，有一定现实意义。西汉后期，乐府事业继续发展，哀帝时乐府人员增加到八百二十九人。丞相孔光、大司农何武审核的结果，认为“其四百四十一人，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皆可罢”，因此哀帝就裁减了乐府半数以上的民间乐人。但“豪富吏民，湛沔自若”，乐府民间声乐的影响是深远的。

汉光武帝刘秀利用西汉末农民起义军，并依靠豪强势力，推翻了王莽的新朝，建立起东汉封建王朝。光武即位后，屡次释放官私奴婢，并减轻田租，兴修水利，实行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因此阶级矛盾暂时缓和。但东汉豪强势力很盛，西汉遗留下来土地高度集中的问题，依然不能解决。建武十五、六年的“度田”，由于不敢触动豪强，终于宣告失败。但光武“颇以严猛为政”，信任酷吏，也打击了一些豪强。明帝效法光武的统治，曾出现“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的年代。东汉初期，封建王朝对豪强势力还有一定的控制力量。所谓豪强，就是上层的地主阶级和商人，他们的政治代表，就是大贵族和大官僚。中叶和、安以后，皇帝都幼年即位，不能掌握权力，于是开始了外戚和宦官争夺王朝统治的混乱局面。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都要依靠豪强的支持，因此豪强势力遂得不断地扩张。外戚或宦官与豪强势力相勾结，就形成牢不可破的王朝黑暗统治。他们援引子弟徒党或门生故吏，把持官僚系统，胡作非为，毫无忌惮。外戚梁冀伏诛，除诸梁及妻孙氏中外宗亲一网打尽外，“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馀人，朝廷为空”。“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馀万万”(《后汉书?梁冀传》)。宦官专权，则“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搆害明贤，专树党类。……故其徒有繁，败国蠹政之事，不敢单书”(《后汉书?宦者列传序》)。在外戚或宦官勾结官僚集团的统治之下，广大人民既遭受无穷的灾难，社会到处呈现饥饿、流亡的惨状;而一般中下层地主阶级出身的士人也仕进无门，或滞留太学，或穷居野处，或周游郡国，逐渐形成了士人集团。桓、灵之世，在宦官专权的压迫下，士人集团便与一部分正直的官僚结合，“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成为广泛的“清议”力量，一时影响很大。因而引起宦官的恐惧和仇恨，终于酿成两次“党锢之祸”。这些“党人”代表广大的中下层地主阶级的利益，一方面要求政治上的出路，一方面要求罢逐宦官，改良朝政，挽救统治阶级的严重危机。但接着而来的是以“黄巾”为首的农民大起义，豪强统治集团迫于情势危急，解除了党禁，转而镇压黄巾，并开始了豪强集团之间的大混战和社会的大动乱，终于覆灭了东汉王朝，形成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

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之学代表着东汉王朝的统治思想。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东汉经学极盛。官、私学都很发达，大学生到东汉末增加到三万人，不少私学门徒常达千人，“编牒不下万人”。今文经学西汉末已开始谶纬化。东汉谶纬大行，光武因谶记中的天命的预言，崇信非常，曾“宣布图谶于天下”，并“多以决定嫌疑”。明、章承之，于是“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后汉书?张衡传》)。统治者利用谶纬迷信来欺骗人民和束缚干人的头脑，反映统治思想的遇昧和无力，东汉一朝政治不得不越来越黑暗。但从东汉初年以来，也不断地产生反谶纬的科学思想，桓谭、王充、张衡都是著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王充，他的《论衡》，举起鲜明的“疾虚妄”的旗帜，对一切神学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表现了唯物主义精神，在当时的思想界最有进步意义。同时，古文经学也继续和今文经学展开了斗争，今文经学终因附会谶纬的愚妄和章句的烦琐，力量越来越虚弱，而古文经学的影响则越来越扩大，终于压倒了今文经学。

东汉的文学，在今文经学和谶纬的迷雾笼罩之下，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不良的影响，但也出现了新的现象，表现了一定的变化和发展。

由于西汉以来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东汉开始出现“文章”的概念，贾谊、司马迁、司马相如等散文家和辞赋家都被目为文章家。同时不少文士“以文章显”，文章和学术著作主要是和经学的共分愈来愈显著。“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后汉书》在《儒林传》之外，特立《文苑传》，更具体地反映了文章家和经学家的分化。既有今古文经学家的对立和分化，又有经学家和文章家的对立和分化。这是统治阶级内部复杂的矛盾在学术文化上的反映。随着文章家的出现，文章与生活的关系更密切，用途更广泛了，文学形式的运用和变化也愈来愈复杂了。文学思想仍以王充的观点最为明确和进步。他注意到文章和经学著作的区别，强调“造论著说之文”(诸子或政论散文)，“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的创造性和政治性;认为文章应起“劝善惩恶”的批评教育作用，“岂徒调墨走笔，为美丽之观哉?”他从“疾虚妄”的思想出发，反对一切“华伪之文”。

在《史记》的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著作，班固的《汉书》则是它们的杰出的代表。它沿《史记》的体例，“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反映西汉一朝的历史，是我国最早的断代史。它的某些人物传记，叙事细密准确，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政论散文继承西汉的传统，以王符的《潜夫论》、崔寔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为最著名。它们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有时代意义。但思想文采俱逊于西汉政论文。

东汉的赋不如西汉的兴盛。司马相如的影响还存在，如班固的《两都赋》。中叶以后，政治极端黑暗，赋风亦开始转变。张衡《两京赋》在夸张铺叙中引入针砭现实的议论，《归田赋》则突破了旧传统，抒发抑郁的感情，有一定的开创意义。桓、灵之世，更出现一些强烈挟击社会黑暗的抒情小赋，如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赵壹是汉末名士，其作品愤世疾俗，完全是“党人”精神的体现。

东汉“乐府”继承西汉的传统，也采集民间声乐与歌谣。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它们以多样的形式，现实主义的方法，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东汉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思想感情。特别是真实地、典型地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在外戚、宦官、地主豪强的残酷压榨下，人民饥饿贫困、流亡漂泊的痛苦生活。东汉末年，还有不少谣谚，揭露政治社会的黑暗腐败，直接痛快，简短有力。伟大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正是在活跃的民间故事、民间歌唱的基础上的产物。它创造了一个反抗封建礼教压迫的典型妇女形象。

东汉文人诗有四言的旧形式，也出现了五言的新形式。由于汉以来社会和语言的发展，西汉民谣即有整齐的五言形式。东汉乐府民歌中保存了更多的五言形式。东汉的文人五言诗是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今存无名氏《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品。它们的基本内容反映了没落时期剥削阶级的思想情绪。它们是汉末黑暗动乱社会中一般下层文士毫无出路的痛苦呻吟，反映了汉末尖锐的阶级矛盾。它们以“比兴”的方法，谐和而鲜明的语言，创造了“怨而不怒”的含蓄的风格，成为所谓“温柔敦厚”一派诗风的源头之一。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汇总篇五

唐代记述唐代教坊制度和轶闻的笔记，1卷。崔令钦撰。崔令钦，生卒年不详，唐博陵(今定州)人。玄宗开元年间官著作佐郎，历左金吾卫仓曹参军。肃宗朝迁仓部郎中，官终国子司业。

教坊是古代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唐代开始设置，专管雅乐以外的音乐、歌唱、舞蹈、百戏的教习、排练、演出等事务。它是唐代宫廷乐伎聚居之地。教坊乐伎大多是女子，演出歌舞和乐曲，为皇家宫廷服务。《教坊记》系撰者为左金吾(掌东城戒备防务的主官)仓曹参军时，教坊中下属官吏为其所述的教坊故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主要记述了开元年间教坊制度、有关轶事及乐曲的内容和起源。开始部分记述乐伎日常生活以及学艺和演出情况，中间列出325首曲名，包括《献天花》、《和风柳》、《美唐风》等大曲46个，一般曲目278个，最后还说明若干乐曲和歌舞的来源，是研究盛唐音乐、诗歌的重要资料。宋代晃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说开元中教坊特盛，令钦记之，率皆鄙俗，非有益于正乐也。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然有同感，却又看到本书后记谆谆于声色之亡国，意在示戒，其风旨有中取者，同时特别指出书中所列曲调名足为词家考证。

《教坊记》最早刻本为南宋《类说》本，曾慥编。另有《说郛》百卷本，元陶宗仪编;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俨山书院及青藜馆原刻本;明嘉靖间(1522—1566)陆楫本;明天启六年(1626)刻本;《古今逸史》收录本明弘治间(1488一1505)郁文博补足百卷本;明末陶珽校订一百二十卷抄本;明崇祯间(1628—1644);《续百川学海》本清顺治三年(1646)重印121卷本;《唐人说荟》本，清陈莲塘编，乾隆五十七年(1792)原刻本，清嘉庆、光绪间(1796—1908)重刻本，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清道光元年(1821)酉山堂复明刻本;民国四年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涵芬楼据明本排印本;《古今说海》本;《五朝小说大观》收录本;《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收录本;《香艳丛书》收录本，清宣统三年(1911)上海图书公司铅印。今存较早善本为明钞《说郛》本与《古今说海》本。

今有：《教坊记》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版，用宋刻补足明刻景印本;《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收录本，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刊印;《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收录本，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教坊记笺订》，任半塘笺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亦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教坊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20--年版。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汇总篇六

唐代历史琐闻类笔记，赵璘著。赵璘，字泽章。平原(今属山东)人生卒年不详。大和八年(834)进士及第。开成三年(838)博学鸿词登科，大中七年(853)为左补阙。后官衢州刺史。由于赵璘是唐德宗时宰相赵宗儒的侄孙、关中贵族柳氏的外孙，家世显赫，多识朝廷典故，故所记多为第一手材料。《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书“虽体近小说，而往往足与史传相参”。

《因话录》共6卷，分为5部，所记皆唐代事。以音乐“宫商角徵羽”分卷：卷一“宫部“为君，记帝王;卷二、卷三“商部”为臣，记公卿;卷四“角部”为人，记不仕者，并附以谐戏;卷五“徵部”为事，多记典故;卷六“羽部”为物，记无所归附的见闻杂事。在唐人笔记中，《因话录》涉及的方面较广。如卷五谈御史台故实，极为详细，又叙高宗时改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文昌台，武后朝御史台有左右肃政称号，均可以印证《唐书》中有关官制的记载。书中叙及元和以后文坛情况(卷三)以及文淑僧讲经(卷四)、女优弄假官戏(卷一)等事，都可供治文学史、戏曲史者参考。该书文字比较浅近通俗，也是一大特点。但其中也有失实之处，如卷一记刘禹锡除播州刺史一条，其细节就与当时事实有出入，为司马光《通鉴考异》所指摘。

今有：《因话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唐国史补因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因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汇总篇七

隋朝之诗，都还是处于南北融合发展的过程之中。

1.初唐。

a.上官体(贞观、龙朔之间，由作家上官仪形成一种诗风，工五言诗，其诗绮错婉媚，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和声辞之美，体现出较为健康开朗的创作形态和雍容典雅的气度，题材狭窄，上承杨、李、虞，下开“文章四友”(名词解释)和沈宋)。

b.王绩(诗风独特，以平淡自然的语言表现自己的隐逸生活，创造出宁静淡泊、朴厚疏野的诗歌境界。但并不构成初唐诗歌发展的重要环节)。

c.初唐四杰。

一是卢、骆约早王、杨十岁，四人创作个性不同，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律诗。但都确有文才自负很高，希望博取功名，不甘人下。

二是有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针对上官体为代表的宫廷诗风)。

三是重视抒发一己情怀，作不平之鸣，诗中开始出现一种壮大的气势和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在古体和歌行中表现充分。

卢骆七言歌行(名词解释：七言古诗与骈赋，吸收南朝乐府、近体诗;题材转变，气势壮大，七言为主，杂有三五，流动感，四杰作用，适合刚健骨气的抒情诗体)气势宏大，视野开阔，跌宕流畅，神采飞扬，开启新诗风。如卢照邻《行路难》、《长安古意》(至此，宫廷诗风转变)。

四杰的五言律诗主要是在羁旅送别诗和边塞诗中，在伤别之外，更有抱负气概，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言律诗更是在题材上从台阁转向江山塞漠，如杨炯《从军行》。

“初唐四杰”的影响：一是改变诗风，革除宫廷诗风的颓靡绮艳;二是扩大题材，将诗笔写向江山与塞漠。写向广泛的社会生活;三是为唐诗体裁的发展奠定基础;四是为树立风格典范。

d.宋之问、沈佺期。

具有代表型的馆阁诗人，点缀升平，标榜风雅，辞藻文饰，内容缺乏。

沈宋，是律诗定型的标志。律诗定型的意义在于：其在唐代近体诗演变过程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不仅完成了永明四声律到唐诗平仄律的转变，而且是一种可以推而广之的声律法则。

沈宋作品如宋《度大庾岭》《渡汉江》、沈之《古意呈补阙乔知之》《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最早七言律的成熟之作，初唐七律之样版)。

e.陈子昂，张若虚、刘希夷。

陈子昂：一是与沈宋同时却不同调，其诗歌主张恢复古诗比兴言志的风雅传统，表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复古实为新变);他的风骨、兴寄、诗美，有明确的理论表述，还将汉魏风骨与风雅兴寄联系起来，对唐诗变革具有关键意义。二是复归风雅是其振起诗风的起点，《感遇》三十八首，与政治有关，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三是陈是个政治色彩很浓的诗人，借《感遇》恢复风雅比兴传统，使诗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干预现实的作用;但也容易使形象空洞，缺乏艺术感染力。四是陈子昂诗中体现出一种壮伟豪侠之气，唐诗之风骨在陈处，正是唐代士人精神风貌的最初体现。

名词解释：吴中四士(贺知章、张旭、包融、张若虚)。

纯美诗境的创造：张若虚、刘希夷《代悲白头翁》。

《春江花月夜》：长篇歌行，用乐府旧题，赋全新内容，将画意、诗情及对宇宙人生的观察融为一体，创造出情景交融、玲珑剔透而无迹可寻的诗境。

张、刘二人主要是意境的创造：生命体验、诗情画意、情思氛围、空明意象，兴像玲珑、不可凑泊。

2.盛唐。

a.王孟。

王维：早年也有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其边塞之作以英豪之气融于出色的景物描写，诗境雄浑壮阔，如《使至塞上》;奠定地位：山水田园诗创作，“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明秀诗境(自然美与心境融为一体);空明境界与宁静之美：声光色、禅意、独坐感悟。

孟浩然：终身不仕，但也怀有济时用世的强烈愿望，如《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但性格孤高;以山水自适的情怀，融入玲珑兴象，有单纯明净之美;与王维相比，孟诗更加生活化：“余”“我”，景物描写即兴而发、不假雕琢。如《春晓》;语言自然纯净，较王诗更显淳朴，接近陶诗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境界;诗境明秀，自然清淡，多以单行之气运笔，不求工而自工。

裴迪、储光羲、刘昚虚、常建(王孟之外成就最高)。

b.高岑：慷慨悲壮。

高适：唯一高官封侯者，但早年也伤不遇之悲慨，如《宋中别周梁李三子》“曾是不得意，适来兼别离。如何一尊酒，翻作满堂悲”。非常自负，功名心极强之人，性情狂放，交结游侠。艺术上：一是诗句虽多用律句骈语，但不以文采华丽见长，而纵横跌宕，以沉雄质朴与浑厚骨力取胜。如《燕歌行》。二是除七言歌行外，题材上多用长篇咏怀的五言古诗，如《塞下曲》。三是虽以质实古体见长，但其边塞从军绝句也显得气质沉雄，境界壮阔。如《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熏，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岑参：两次出塞，热衷于功名，强烈的入世精神，第二次出塞使其成为边塞诗大师。艺术上，其具有感觉印象的艺术才能和好奇的个性，将大西北荒漠的奇异风光与风物人情表现出来，显示出慷慨豪迈的语调与奇特的艺术手法，具有奇伟壮丽之美，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其作品意奇、语奇、调奇。擅长于七言歌行与七言绝句。七绝如边塞生活为主题的如《逢入京使》：“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反映了诗人细腻的一面。边塞诗留存最多。七十余首，在某些方面超过了高适。(注意高岑对比)。

其他诗人：王之涣《凉州词》、陶翰《古塞下曲》等。

c.边塞诗，豪侠诗人(豪爽俊丽、风骨凛然、清刚劲健)。

王翰：赤裸直接地追去功名，及时富贵行乐的思想。其诗多一气流转的壮丽俊爽之语，如《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王昌龄(总有一种清刚之美在)：以七绝闻名，是个慕侠尚气的性情中人。但气质深沉，观察敏锐，有历史的厚重感。其诗也讲究立意构思，绪密思情,如《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其七绝思致深刻，讲究作法，创造出著名的连章组诗《从军行》七首。送别诗与女性题材诗，清逸明丽，请刚爽朗。

其他诗人：崔颢《黄鹤楼》(变体，却是唐人七律压卷之作;留意其其他风格与体裁的作品，边塞诗具凛然风骨);李颀《古从军行》，玄幽刚健，《别梁锽》;祖咏《望蓟门》。

d.李白。

青少年隐居读书，漫游求仙任侠之中度过。后仗剑远游，入京供奉翰林为一生得意时期，此后开始十年漂泊，六十二岁时离世。思想上：儒兼善天下、道遗世独立、游侠思想，故呈现出一种狂的人格膨胀状态，强烈的自我意识、天真的自命不凡、与众不同的个性，对后来中国士大夫影响甚深。

乐府(名词解释)：大量沿用乐府古题、用本意、翻新意，尽拟古之妙：一是古题现事，鲜明的时代精神，如《丁都护歌》;二是古题己怀(重主观抒情，更体现李白创作发兴无端、气势壮大的个性;寄托、感慨、神奇。如《蜀道难》;拟古中“我”的出现，呈现出无法模拟的个性特色，如《将进酒》《梁甫吟》。总的来说，李白善于发现乐府古题中的本意与自己内心情感的契合之处，进行创造性的生发联想，运用夸张与比喻突出主观感受，纵横恣肆的文笔形成磅礴的气势，将浪漫气质，将乐府诗带入了新的高峰，注意其对后来乐府诗的影响);三是在艺术上，抒情行云流水，奔腾回旋，表现为层次错落的句式与韵律的跌宕舒展，杂言乐府中由为明显，体制格调上与盛唐歌行无实质性的差别，完成汉魏古体到唐代歌行的根本性转变)。

歌行(名词解释)：李白歌行成就高于乐府，歌、行、吟、谣为其纵情长歌歌行的代表作，如《古朗月行》《梦游天姥吟留别》，抒情意味浓，以情感为轴展开，不讲平仄、对偶，又如《登宣州谢跳楼饯别校书叔云》。李白歌行创作完全打破一切固格，笔法多变，变幻莫测，摇曳多姿;句式变化，音节错落，造成力度气势，豪迈飘逸，体现出盛唐诗歌气来、情来的时代精神，具有壮大奇伟的阳刚之美。

绝句：李白近体诗中绝句成就最高，了解一下李白的写诗路程(p60),李白风格多样，自然明快体现在随口而发、神来之笔的绝句之中，如《独坐敬亭山》《劳劳亭》，语言明白晓畅，景物简单，情思一闪，蕴含深长：五言绝句的最高境界。.一、李白的绝句境界清新，风神潇洒飘逸，情思清新俊逸，境界皎洁明净，如“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二、李白七绝以山水、送别诗最为出色，天地自然人心的融合，风神情韵，如《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等;三、其七言绝以古入律、自由发挥，受乐府民歌影响，具有民间气息、民歌情调，总之，李白绝句成就无人可比。

简述：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

一是气势奔放，纵横驰骋，一气呵成。

二是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强烈奔放的感情，是抒情方式的特点。如《行路难》。

三是想象。

四是意象壮美，吞吐山河、包孕日月。语言清新明快，人格魅力。

e.杜甫：盛唐(前半生)到中唐(后半生历经沧桑)的集大成、承前启后，安史之乱，“诗圣”“诗史”;杜甫带有浓厚儒家忠君思想，并与爱国爱民情怀交织在一起，诗中对政治无情的诅咒，歌颂尧舜的词句。带有强烈的平民意识，引发共鸣，伟大的人民诗人。佛学思想中杜甫思想中是次要的，杜甫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的偶像，儒家理想人格的化身。具有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兼济独善均未成的人生悲剧。

艺术上采用纪实描写的手法，如《丽人行》，但饱含着泪水深情(《诗经》《古诗》叙事中也很有感情)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其次善于记事以抒情，记事叙事结合，具有“诗史”性质：首先是诗，但其兴味远胜过读史，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生活历史画面，以情动人。如“三吏”“三别”。再者其写实性还体现在杜甫之家事、自传与纪行诗中。如开创了以家庭细事、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家事诗”写作，如《月夜忆舍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自传诗如《壮游》;其纪行与山水相融合，意绪为先，寄托忧国忧民之情与迟暮飘零之感，区别于一般的游山玩水，如《旅夜书怀》。同时也极大地开创了山水诗的境界，包括宇内，成为后世风格流派的源头。总的来说，杜以叙事手法写社会生活，情感动人真实;以纪行方式描绘山水，拓展诗歌写实手法，为其重要艺术特征之一。

沉郁顿挫(名词解释)：是杜甫早年对自己创作风格的概括，出自于《进雕赋表》，初期指的是学养深厚、写作技巧娴熟;后来在其经历了离乱悲苦之后才具有忧愤深广、潜气内转而波澜老成的含义。代表作《秋兴八首》(有可能诗词鉴赏，须作整体观)。

论述：杜甫的律师成就。

一是把律诗的题材范围扩大了，是七律第一位大家，打破体式，连章组诗，拗体，二是七律在杜甫手中境界始大，气势磅礴，感情深厚，诗律精严，如《登高》(古今七言律第一，崔颢《黄鹤楼》被誉为唐人七律压卷之作，对比)。

三是杜甫对律诗创作技巧的灵活运用，随心所欲，已入化境。

四在于题材短小者则为绝句，论诗诗，开文学批评新方式。

论述：杜诗之成就。

集大成者，表现在：

一是虚心学习，平视今古;(写实受《诗经》、汉乐府影响，精神则是《离骚》;体式、语言上力崇古调，兼取新声)。

二是转益多师，兼备众体;(五古《北征》、五排、七古、歌行、七绝、七律。风格多样，是其创作成熟的标志)。

三是功力深厚，自铸伟辞。(“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色彩词句首，善用动词、副词，举例;)。

四是精神昂扬，格调崇高。(人格，文格：下开元白、韩孟、江西诗派等等等等)。

3.中唐。

简述大历年间的唐诗发展。(盛唐到中唐的过渡时期，气骨顿衰)a.韦应物、刘长卿简单了解一下;顾况、李益简单了解一下;大历十才子(名词解释：诗人群体，大历年间，人物，与时代关联，作品的风格以及影响)。

b.韩孟诗派：尚怪奇、重主观。

孟郊：尚奇峭，但出于苦吟，不同于韩愈之出于学力、才气。诗中多患难感、忧郁感、幻灭感，如《叹命》。写了许多描写饥寒交迫的诗，是自己生活的写照《病客吟》。艺术上：惯用白描，比拟形象，苦吟精警字句，夸张表现对象;有侠气，但诗经幽僻，风格峭硬，作不平之鸣，有透骨寒气，如《秋怀》;诗重主观，突破“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不平而鸣，散文化，议论倾向。

c.元白诗派：写实尚俗。

元稹：最先注意到李绅《新题乐府》，大量运用古题或另拟新题作新乐府，内容涉及社会时政，《田家词》《上阳白发人》;真正代表元稹成就的是其艳情诗与悼亡诗，如《行宫》、《离思》其四;元白酬唱(名词解释)、元和体(名词解释p105，有广义、狭义之分)。

張籍、王建(宫词之祖)。

d.李贺：奇幻。

早期气势高扬，《雁门太守行》，也采用各种题材，揭示悲惨命运，如《公无出门》，较多个人被压抑的不满，如《南园》十三首。

短命、才华、失志、体弱、性僻:空虚、幻灭、敏感而向仙鬼世界寻找安慰，有病态美、颓废倾向。

沉醉于阴森和死亡，营造怪诞境界，过分伤感，描写天仙地鬼，被称为“诗鬼”，如《天上谣》《苏小小墓》，着意于吟咏失意的感伤、死的悲哀以及对幻美的追寻。

论述：李贺诗歌的艺术特色及成就。

一是苦吟，情感较孟深;。

二是创新出奇，构思奇特，想象诡奇，意象带有主观幻梦色彩：

五是冷艳怪丽的风格，自成一家，喜用冷色调的字眼，表现悲哀的美。如《长平箭头歌》：漆灰骨末丹水沙，凄凄古血生铜花。

六是继承韩孟之险怪苦吟，而成为晚唐唯美主义的先导。由于生活狭窄等原因，有些作品奇僻晦涩，低沉阴郁。

刘禹锡、柳宗元：

刘禹锡：一是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白居易誉为“诗豪”，七百余首，讽喻、感遇、咏史与民歌体诗，并称刘白。

二是其诗善用典实而透脱不滞，辞采丰美，境界明丽清远，气度恢宏，骨力豪劲，如《九华山歌》。

三是讽喻诗多作于贬谪期间，针砭时弊，比兴美刺，寓意深刻，如《聚蚊谣》。四是感遇诗受阮籍影响明显，寄慨遥深，正气凛然，如《酬乐天初逢席上见赠》《浪淘沙》。

五是咏史虽少，但却艺术精湛、思想深刻，多登临怀古，采用五七律绝，抒发千古兴亡之感，如《西塞山怀古》《乌衣巷》。

六是以七绝写民歌体竹枝词、杨枝词。吸收民间口语，学习民歌风格，情调、生活气息、地方特色。总的来讲，刘诗明快，刚健爽朗，积极向上。

柳宗元：存诗百余首，贬官之作，抒写被贬谪的抑郁悲伤与思乡之情，忧愤深广，风格清冷峭拔，如“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此外也写了山水田园诗，以图净化心灵，消解困扰，境界常空旷孤寂，如《江雪》。山水诗，韦柳并称，苏轼称“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

4.晚唐(言情写意的近体律绝的天下)。

a.苦吟(名词解释p139)。

贾岛、姚合:贾岛推敲“二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清寂、幽冷、奇峭，“郊寒岛瘦”(名词解释，实则岛不如郊)。贾岛多寄赠酬唱，极少反应社会生活，局独狭窄，五律精深，如《题李凝幽居》。整体上，有好句无佳篇。

姚合：“武功体”(p142)。

b.杜牧。

纪行、写景颇多佳作，如《寄扬州韩绰判官》“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七律情意深切，如《早雁》。“小李杜”(名词解释)。

c.李商隐。

早期模仿李贺奇崛幽峭的风格和南朝轻倩流丽的诗体，写了许多爱情诗，后来经历变故，思想转变，批判有力，如《哭刘蕡》。

五七言律技巧精进，情思悲愤哀婉，表现凄艳朦胧，其地位主要由无题诗与咏史诗奠定。

咏史诗：

一是从政治着眼，也与帝王个人行为联系起来，如《隋官》。

二是注意构思凝练与取材精当，借史托事，吊古伤今，具有讽刺意义，如《贾生》《马嵬》。

三是感情、议论、形象相融。

无题及准无题诗：

写得是不愿明言的生活遭遇与思想情感，情思朦胧，旨意精密。寄托说、爱情说。大部分属于纯粹的情诗，运用比兴象征手法，如《无题》二首其一“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境界惝恍迷离的朦胧美。

简述：李商隐诗的艺术成就：

一是灵心善感，伤感哀苦、追求爱情，开创新风格、新境界。

二是成就最高为七绝、七律。七言律第二座里程碑，承杜谨严顿挫，融齐梁浓艳，学李贺奇幻想象，风格深情绵邈、富丽精工。

三是语言绮丽、音律婉转、典故冷僻、意象美丽、旨意隐晦。“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富于象征暗示色彩。

四是诗歌是心灵的象征，纯属主观的生命体验。

五是对后代晚唐韩偓、宋初西昆·，直到清代黄景仁、龚自珍都有影响。另外，婉约词家、爱情戏曲作家亦多学习，诗而词化。

d.皮陆、司空图：了解一下即可。

唐诗补充：

1、名词解释：律诗。

唐代、近体诗体裁、格律规范、五律、七律、代表作家及作品。

2、简述：韩孟诗派的基本创作特征。

一是不平而鸣的主张。二是推崇雄奇怪异。三是散文化的创作倾向。四是融抒情、叙述、议论为一体。

3、简述李商隐无题诗的表现特征。

一是情调的幽深朦胧，具有不可解性：通过迷离的意象与非逻辑的结构布局。如《锦瑟》。

二是诗歌内涵的多义性：用典冷僻、非现实意象，扩大了诗歌的空间感。

三是形成了凄艳绮丽的风格，晚唐诗歌艺术的最高峰，提升了无题诗的审美高度。

4、简述李白绝句的表现特征。

自然明快：语言简洁、情感洒脱。

清新俊逸：兴到神会、“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5、分析杜甫的叙事诗。(对乐府创作的突破)。

多用古体写时事，“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精神上与《诗经》、汉乐府一脉相承，为“新题乐府”，即为叙事诗。

学习民间乐府表现手法，对话描写、细节描写，采用民间俗语，内容生动亲切。如《新婚别》以新娘独白表现矜持羞涩。

再者其“三吏三别”有史诗的悲壮气氛。

再就是善于在叙事中融入对时事的感慨，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与议论性。笔法纵横交错，突破了汉乐府主体线条单一的叙事方法与结构。

6、十年长安生活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安史之乱、题材的扩大：战乱、民生、代表作品、诗史、沉郁顿挫诗风的形成。

7、请分析李白诗歌中强烈的主观色彩。

表现自己，外物只是凭借，在于自我情绪的宣泄。

高于生活的新奇想象，善于夸张、长于设喻、善用对比，讲情感具象化。

8、简析王昌龄《从军行》的主要思想内涵。

边塞、七绝、连章组诗。第二次出塞的经历，写战场黄沙、写战士乡愁，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讽刺，悲中含豪，风格雄浑。(例举诗句加以分析)。

9、论述元白之异同。

同：写实尚俗，源出杜甫。一是承古乐府之形式，自拟新题;二是语言简朴，口语入诗，求通俗浅显。三是自觉向民歌学习。四是元白唱和对两人创作的影响。

异：一是写作手法上，白较元丰富;题材上，元的讽喻诗偏重于政治，涉及社会生活较少，白居易题材更加广阔;人物选择上，白居易涉及社会各阶层，元稹单一;主题上，白居易有明确的主张，元稹较为模糊。

10、杜甫人民性体现在?

一是具有史的认识价值。

二是提供了比历史事件更为广阔生动的生活画面。

三是沉郁顿挫的风格。

四是杜甫忧国忧民、仁民爱物的人格。

11、论述：建安文学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一是对诗歌内容与诗歌体裁的开拓。

二是建安风骨的美学风格影响到了唐代文学。(政治理想的高昂、人生短暂的慨叹、强烈的个性表现、浓郁的悲剧色彩)。

三是在艺术手法上为唐代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文辞、情感、声色、语言)。

11、试谈李白其人及其诗歌的理解。

一是浓厚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

二是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三是情感浓烈，想象、夸张、比喻、象征，意象的奇丽惊人。

四是体裁多样，七古七绝。

五是语言上“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六是地位。

12、结合具体诗人的作品，谈谈你对“诗到元和体变新”的理解。

一是简单介绍诗歌发展的大趋势，这一时期主要有韩孟元白刘柳贺。

二是分别介绍这几个作家的主张、作品及风格。

13、论述禅宗思想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影响。

一是个性恬淡，深受禅宗影响，被誉为“诗佛”。

二是对山居寂寞的歌咏。

三是摒除情绪，物我两忘，与万物冥合的境界。“空”《竹里馆》《辛夷坞》。

四是感情平静，很少表现内心的矛盾与苦闷，很少有激烈的感情冲突。

五是艺术技巧上情思、感受、景物、形象混融一体。

六是风格清淡(境界)丰腴(文辞色泽)。

14、高岑诗风之比较。

一是两者风格上都悲壮雄浑，但岑参也活泼奔放、雄奇瑰丽、飘逸峭拔。

二是高适境界阔大、形象鲜明，主观情感色彩较浓，能够感受到诗人的精神气质。岑参则显得较为细腻：独特的生活感受、敏锐的观察能力、语言瑰丽、想象夸张、比喻新奇。高适质朴，主观;岑参注重艺术技巧，以物象传情。

三是体裁上，高适善于七言歌行和五言古诗，受汉乐府文人诗影响，受近体诗影响，风格质朴，却显精炼，律诗特色。岑之七言歌行纵横跌宕，灵活奔放。

四是意象上，高适主观，个人见闻、功名志向融合于一体，苍凉悲慨，冷静色彩却基调昂扬;岑参感性色彩，讲究感觉印象，想象浪漫，描写飘逸，奇伟壮美。

15、李杜对中晚唐诗歌发展的影响。

李白——韩孟——李贺——李商隐。

杜甫——元白之写实尚俗——李商隐律诗。

16、苏轼评价中唐诗人说“元轻白俗，郊寒岛瘦”，请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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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汇总篇八

由于文字的记录必须有书写工具，如帛泉纸笔之类。所以散文的发展虽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却非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不可。散文发展的最初阶段是很困难的。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在实际应用上不得不力求简短，以致影响了散文的发展。后来手工业逐渐进步，文化工具有了改进，书写日益便利，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才有可能出现长篇大论的散文和有组织有系统的散文著作。

六十年前(1898-1899)，河南安阳县的小屯发现大量的龟甲和兽骨的破片，上面多刻有古代文字。经过研究后，知道这是三千多年前殷代王室占卜的记录，所以我们称它为甲骨卜辞。甲骨卜辞的发现，是我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从中可以看到殷代的生产状况、社会制度等，对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化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由于文字的难识和甲骨的破碎与散乱，其中很多记录不能了解，但也有不少比较完整可读的句子。例如：

戊辰卜，及今夕雨?弗及今夕雨?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郭沫若《卜辞通纂》。

这可以看作一种十分幼稚的散文。

——罗振玉《殷墟书契菁华》。

现存《易经》中的卦、爻辞是一种专为卜筮之用的繇辞。其性质同过去的神签相类似，大概是巫卜之流所编造的为宗教这信服务的书。卦、爻辞的时代不能确定，它们吸收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似乎经过一段长期的发展过程才完成的。其中不止一次提到“帝乙归妹”和“高宗伐鬼方”的事，显然是殷商的历史;而《旅》卦“上九”又有“丧牛于易”之文(《大壮》卦“六五”则谓“丧羊于易”)，也隐约看到殷代先世的史影，这可能就是殷的先公王亥为有易所杀，夺其仆(服)牛这一史实的反映。至于卦、爻辞中所谈到的各种各样的刑罚异常残酷，甚至还有杀人祭祀的迹象，更与殷商对待奴隶的情况相符合。当然也有不少卦、爻辞的内容反映了时代较晚的思想意识，如《蛊》的“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等。

有些卦、爻辞，尤其是爻辞，在叙述吉凶的事象时，不但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背景，而且语言颇为形象生动，又多用韵。例如：

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屯》“六二”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屯》“上六”

原始社会遗留的野蛮抢婚习惯，《易经》的爻辞中也是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奴隶主携带武器，骑着壮大的花马，抢掠妇女，迫使成婚，明明是强盗行为，却偏偏说不是。那女子骑在马上悲哀哭泣，当然是坚决拒绝，后来不知受尽了多少折磨，才终于被逼成亲。又如：

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离》“九四”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

——《艮》卦辞。

困于石，据于蒺藜;入其室，不见其妻。

——《困》“六三”

一个来不及抵御的突然袭击，结果房子烧了，人杀死了，遍地都是弃尸了。当然也有逃脱的，或者躲在山岩丛棘之中幸而获免的。但是战败者回到家中，妻子已被抢走了。那时部族间的频繁的战争是非常激烈的。

我国史官建置甚早。周制，王朝及诸侯各国均设有史官，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等职，大概是继承殷商旧制而有所损益。据文献，古者“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邮《汉书?艺文志》。《礼记?玉藻》稍异。)。《春秋》，下面再谈，这里先讲《尚书》。

《尚书》即上古之书，从前称为“书经”，本是记言的古史。据说原有一百篇，孔子所纂辑，并为之序，恐不可信。自汉以来，《尚书》有今古文之分。今文是秦焚书后汉初经师所保存、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的;古文是武帝时陆续发现的古本，是用古文字写的。古本中有的篇是今本也有的，有些是多出来的，后来都亡逸了。今存《尚书》共五十八篇，除三十三篇为今古文《尚书》所共有，其余都是东晋人所伪造的《古文尚书》，不可信。但即使今文及真古文中的各篇如所谓虞、夏之书，也是后世儒家的政治理想，肯定不能看作真正的虞夏史料。

《尚书》中的《商书》是殷商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其中可靠的有《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等篇。据周初文献说，殷先人有册有典，上述诸篇就是包括在这些典册之内而被保存下来的。《盘庚》(三篇)是殷王盘庚迁都前后对世族百官、百姓和庶民的讲话，特别古奥难懂。由于臣民反对迁徙，盘庚一再进行说服，把旧都比作“颠木”，把新都比作颠木新生的“由蘖”。他劝告群臣服从王命，要“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他责备群臣以“浮言”鼓动群众，好比“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那就无法扑灭。又告诫人民要听他的话，好比乘船，若不好好渡过去，就会有沉溺的危险。这些从现实生活经验出发的譬喻都显得非常生动。

《尚书》中的《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散文，可靠者有二十篇。除《文侯之命》、《秦誓》外，都是西周初期的文献。其中重要的如《牧誓》是武王伐纣、至牧野誓师之词;《大诰》是周公将讨武庚、大告庶邦之词;《洛诰》是周公营成周，遣使告卜及与成王答问之词;《多士》是周公以王命告殷遗民之词;《无逸》是周公诫成王之辞。大概均出于史官之手，其难读与《盘庚》同。正如韩愈所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

周初统治者汲取前朝亡国教训，颇有敬天保民思想，他们一再警惕自己要以殷为鉴。《无逸》一篇就是从此出发的，也是这种思想的集中表现。它告诫成王要念稼穑的艰难，不可贪图逸乐，要效法文王勤劳节俭，“怀保小民”，“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这对于过去统治者来说是一种新认识，也是比较进步的政治观点。《无逸》叙述颇有条理，有层次，从记叙文的结构上看有显著进步。

《秦誓》是春秋时秦穆公悔过之词。他因不听蹇叔之言，“劳师以袭远”，结果为晋所败，三帅被俘，“匹马只轮无反者”。他愧悔之余，恍然于“番番良士”、“仡仡勇夫”和“截截善谝言”的这三种人的区别和取舍，流露了真实的感情;通篇又始终用对比描写手法，是散文创作的进一步发展。

古代铜器，特别是钟鼎彝器，上面多有文字，我们称为铜器铭文或金文。殷商铜器已有简单铭文，到了周代才日益发展。这些铭文的内容很复杂，大抵不外有关贵族的事功、讼断和赏赐等。由于器物的限制，铭文不能过长。但也有三百余字的，如《散氏盘铭》，有近五百字的，如《毛公鼎铭》。铭文一般为散文，但也有用韵文的，如《虢季子白盘铭》：

王赐乘马，是用佐王。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钺，用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

这是周宣王时，作器者记他同猃狁作战立功受赏的事，与《诗经》的《六月》略同。铭文字多难识，又有缺蚀，加以有关当时的名物制度以及这些贵族的生活内容多不易了解，所以非常难懂。

《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这种编年史周王朝和诸侯各国都有，虽然内容不同，一般都称为“春秋”。现今流传的鲁《春秋》是经过孔子修订的。它极其简括地记载了周王朝、鲁国及其他各国的事件，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凡二百四十二年。春秋时，周室不振，诸侯争霸，战乱迭起，外族交侵。孔子为维护周王朝奴隶制的统治，主张尊王攘夷，正名定分，企图巩固王朝最高奴隶主政权，使“大一统”局面恢复安定。孔子这种政治主张，通过《春秋》的谨严书法，表现出来，在当时是为日趋没落的奴隶主国家服务的。《春秋》记事，语言过于简单，类似后世新闻标题，只是片断记录。亦有记得简练明白的：例如僖公十六年书曰：“春，王正月，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飞，过宋都。”寥寥十余字，叙述错落有致，与《尚书》、金文大不相同。

周平王东迁以后，至于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急遽变化，阶级斗争复杂激烈，奴隶主贵族日趋没落，地主阶级逐渐兴起。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他们都必须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国有大事，互相赴告;会盟朝聘，史不绝书;褒善贬恶，直笔不隐。因此各国史官便自觉地积累了大量的档案资料，比各编纂之用。这时候，从前专门记载王朝、诸侯的诰命和大事记如《尚书》、《春秋》之类，已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要，于是产生了以记载各国卿大夫和新兴阶级的士的言论以及诸侯各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这就是《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新型历史著作。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是配合《春秋》的编年史，记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多十三年。《春秋》仅仅是最简括的历史大事记，《左传》则详载其本末及有关佚闻琐事。如隐公元年《春秋》书“郑伯克段于鄢”，只用六个字，《左传》则叙述郑庄公家庭间的矛盾、群臣的警告以及颍考调和庄公母子关系，极其委曲详尽。前人多说《左传》不传《春秋》，《左传》固然和《公羊》、《彀梁》不同，但其中往往发凡起例，解释《春秋》书法，不能说同《春秋》完全无关。

《左传》的作者，从来说法分歧。司马迁、班固都说是左兵明，班固并说左丘明为鲁太史。唐以后学者多有异议。《左传》记事到智伯灭亡为止，它的作者显然是战国初年或稍后的人。至于这位作者是否鲁国太史，别无可考。但必然是一个充分掌握春秋时代诸侯各国史料的学者则毫无疑问。

《左传》一书，丰富多采。其主要内容不外春秋列国的政治、外交、军事各方面的活动及有关言论。其次则天道、鬼神、灾祥、卜筮、占梦之事，作者认为可资劝戒者，无不记载。由于春秋战国间社会变革的影响，《左传》通过人物言行所表现的进步思想是很显著的。首先是民本思想，例如卫人逐其君，晋侯以为太甚。师旷说：“或者其君实甚。……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襄十四年)师旷这番议论，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他表面上似乎没有摆脱天道鬼神的观念，但实际上却是根据人民利害来发表他的政见的。这正如他论石言一样(昭八年)，都是借题发挥，给统治者敲了一下警钟。然明对子产问为政说：“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鸇之逐鸟雀也。”(襄二十五年)逢滑对陈怀公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哀元年)这一系列的民本思想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大概从殷末到周厉王时，奴隶暴动经常发生。春秋以来，阶级斗争尤为剧烈。在统治阶级里，逐渐有人在实际斗争中接受经验教训，认识到人民力量的强大。如果想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必须争取人民。这就是民本思想产生的主要原因。其次是爱国思想。弦高遇秦兵侵郑，机智地以犒师为名，因而保全了郑国(僖三十三年)。吴师入郢，昭王奔随。申包胥如秦乞师，七日夜哭不绝声，勺饮不入口。秦竟出兵，败吴而复楚(定四年)。作者记载这些动人的历史事件，就是有意表扬他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因此，作者还通过羊斟的“残民以逞”加以严厉的谴责：“群之谓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民。”(宣二年)其次是揭露统治者的残暴和荒淫无耻。例如宣公二年载晋灵公不群，“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宣公九年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衤白)服以戏于朝”。十年，又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舒似女。”对曰：“亦似君。”如此之类，《左传》记载不少。体现了历史家“不隐恶”的思想原则。其次是反对用人祭祀和殉葬的暴行。秦穆公以子车氏之三子为殉。作者即借“君子”之言来批评他“死而弃民”，“难以在上”。(文六年)可见作者对野蛮残忍、灭绝人道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这些在当时也是对人民极为有益的言论。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另一面，那就是书中对于宗法伦理思想、正统等级观念以及宗教迷信的宣扬，都是《左传》严重的缺点。

《左传》虽是历史著作，从文学角度看，是有显著的特点的：

第一是叙事富于故事性、戏剧性，有紧张动人的情节。它总是抓住故事的重要环节或有典型意义的部分来着重地叙述或描写，而不是毫无选择，平铺直叙。特别是一些内容复杂的事件，好像广厦千间，各成片段，而又四通八达，互有关联。例如僖公二十三、四年写晋公子重耳出亡及返国的经过，时间既长，故事情节又非常复杂，而选材布局均极恰当。其中别隗、过卫、醉遣、窥浴等段，无不富于戏剧意味，寺人披告密和竖头须请见的穿插，又使人感到离奇变幻，突然紧张。作者从正面侧面，或明或暗地描绘了许多人物形象，特别是故事中的主角重耳的形象，从一个不谙世事、只图享乐的贵介公子，逐渐锻炼得成为有志气、有胆识、有机智、有度量的英雄人物。这个人物性格的前后不同是显然可见的。他如从亡诸臣，曹伯、楚子、寺人披、头须、介之推以及七个女性，无论正面反面等人物的形象，通过对话和行动一一生动地表现出来，最后又一一收束进去，成为一篇首尾完整、结构严密、条理井然、脉络贯通的叙记文。又如写晋灵公与赵盾的斗争，其中鉏麑行刺、提弥博獒两个片断都异常紧张，变化莫测。类似这种戏剧性的故事描写《左传》中是很多的。

第二是善于写战事，特别是几次大规模的战事写得最出色。它们的特点首先是对战争的看法有一定的思想原则。因此写战争并不单写军事行动，常常着眼政治问题，把军事和政治结合起来。例如长勺之战(庄十年)，鲁弱齐强，曹刿一开口就问凭什么去同齐国作战。直到听见庄公察狱以情的话，才说“可以一战”。城濮之战(僖二十七、二十八年)，事先着重叙述晋侯种种教育人民的措施;邲之战(宣十二年)，也是先从晋人眼中看出楚国“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不可与敌。这些问题作者认为是战胜敌人的关键，所以书中几乎每一次大战，总是一开篇就暗示出双方胜败的结果，表现作者进步的见解和敏锐的观察力。春秋时的大战，常常有许多小国参加，构成交战国两大阵营。其中关系复杂，变化莫测。能否正确运用外交策略争取与国帮助，是双方胜负的又一关键。城濮之战，晋国就是利用破曹伐卫、激怒齐秦的办法来孤立楚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外《左传》还注意到战争的性质，即抵抗的与侵略的，如“师直为壮，曲为老”之类。通过这些叙述，可见作者对战争的胜负并不看作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其次是在叙述战斗的过程中，情节曲折细致，生动逼真。例如鞌之战(成二年)一段：

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以徇齐垒。曰：“欲勇者，贾余馀勇!”……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卻克伤于矢，血流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郑丘)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使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

这写齐军以骄狂轻敌致败，晋军以沉着顽强获胜，是一段有声有色的文章。原来卻克使齐，为妇女所笑，发誓说：“所不报此，无能涉河!”他是抱着愤激报复的心情来作战的。所以血流到脚跟还不肯停止鼓声，显得那么坚强。但他身受重伤，实在支持不住了。当此一发千钧之际，由于张侯、郑丘缓的鼓励，特别是张侯的勇敢顽强，并辔助鼓，终于冲入敌阵，打败了齐军。一场惊心动魄、令人兴奋紧张的战斗到此告一段落，以下便是齐军败退、晋军追击、逢丑父被俘几个片段，中间穿插齐侯如何脱险逃走，韩厥故意放走齐侯等情节，都是细大不捐、曲折生动地描绘出来。《左传》中大小战役不计其数，这样动人的描写还是很多的。

第三是行人辞令之美。辞令之美就是语言之美。不过辞令虽靠语言来表现，而更重要的是有充分的理由，出使专对才有说服力。例如烛之武对秦伯说：“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僖三十年)用事势必然之理来耸动秦伯，秦兵就非撤退不可。又如郑子家以书告赵宣子说：“传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文十七年)也是真情至理，委婉中含有巨大威力，使晋人不得不屈服。他如屈完对齐侯(僖四年)，知罃对楚子(成三年)，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前人说，这是当时国史成文，作者不过编次而已，这种情况可能会有，但未必尽然，而且加工剪裁更是必然的。至于寻常记言叙事，如叔时谏县陈(宣十一年)，子罕辞玉(襄十五年)，以及“邢迁如归，卫国忘亡”(闵二年)、“室如悬磬，野无青草”(僖二十六年)、“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宣十二年)、“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同上)、“鲍庄子之智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成十七年)等语，无不简而精，曲而达，婉而有致，罕譬而喻，富于形象性。这在全书中更是随处可见。

《国语》是一种国别史，分别记载周王朝及诸侯各国之事，而主要在记言，故名为《国语》。起于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前1000-前440)。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从此一般都认为《国语》乃左丘明所作。后人以《左传》、《国语》既同一作者，而《左传》是传《春秋》的书，故又称《国语》为“春秋外传”。其实《国语》记事虽亦终于智伯，而所起则远自周初，显然各自为书，与《春秋》不是一个系统，号为“春秋外传”很不恰当。而且书中所记，多与《左传》重复、抵触，又彼此之间往往详略互异，这都说明《国语》和《左传》的编纂并非出于一手。但它的作者和《左传》一样，也是战国初期一个熟悉历史掌故的人则无问题。

《国语》所反映的进步思想虽不如《左传》鲜明，然如祭公谏穆王征犬戎说：“先王耀德不观兵。”又说：“无勤民于远。”邵公谏厉王弭谤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都是很有意义的文章。从文学上的成就说，《国语》远不如《左传》。这从长勺之战可以看出。两书所记，意同而辞不同，一则简练而恣态有神，一则平庸而枯搞乏味。试一比较，优劣自见。但《国语》记言之文亦有风趣绝佳者，如《晋语》记姜氏与子犯谋醉重耳一段，重耳和子犯二人对话，幽默生动，当时情景如在目前;而《左传》于此过于求简，反觉有所不足。此外《晋语》八记叔向谏晋平公事，滑稽讽刺有似《晏子春秋》;《越语》下载越王勾践与范蠡的问答多用韵语，也各具特色。

《战国策》杂记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其时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二百四十年(前460-前220)。书名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它的作者不可考，有人疑出于蒯通。大概是秦汉间人杂采各国史料编纂而成。后来刘向重加整理，定名为《战国策》，遂相沿至今(一九七三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大批帛书，其中一部分，经文物考古工作者整理研究，共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万行，一万一千多字，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字大体相同。另十六章，是佚书。这部大约编成于秦汉之际，类似后来刘向重编许多纵横家言为《战国策》所根据的一种被埋没的纵横家言的辑本。其中佚书为司马迁、刘向所未见，为战国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战国策》的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有关的谋议或辞说。它保存不少的纵横家的著作和言论。春秋以来，长期分裂战乱，人民无不渴望解甲息兵，恢复和平统一生活。诸侯中的强大者，都想“并天下，凌万乘”。所以战国末年，秦齐二国皆各自称帝。由于社会变革的影响，“地势形便”的秦国后起变法以致富强，打破六国均势局面。从此以后，秦以新兴力量向外扩张，企图蚕食诸侯，统一海内，引起各国间的复杂矛盾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诸侯间的胜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武力，但也决定于谋臣策士的胜算和纵横势力的消长。所谓“横成则秦帝，从成则楚王”，那就是说，胜负的最后关键并不完全决定于军事，而更重要的是决定于政治的巧妙运用。这时候，春秋时代所讲的礼法信义，不得不变为权谋谲诈;从容辞令的行人，不得不变为剧谈雄辩的说士。所以《战国策》中所载一切攻守和战之计，钩心斗角之事，正是这一时代政治斗争的反映。而其时许多谋臣策士的游说和议论，也是春秋时代行人辞令的进一步发展。

《战国策》所写的人物是极其复杂的，其中有不少是追求个人功名富贵的利己主义者，例如苏秦起初本是以“连横”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乃转而以“合纵”说燕赵。陈轸先仕秦而后仕楚，既仕楚而又贰于秦，朝秦暮楚，立场不定。但也有排难解纷而无所取的“天下之士”，如鲁仲连的义不帝秦。也有意在收买人心、焚券“示义”的冯谖(齐策四)，虽然他是为统治阶级效劳，却也替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也有敢于反抗强暴，蔑视王侯的义侠和高士。如唐且的“布衣之怒”(魏策四)，颜斶的直叱“王前”(齐策四)。而后者更反映士的地位的提高和民主思想的抬头。此外书中还从侧面揭露统治阶级女性固宠的斗争和宫闱的丑行，如郑袖的谗害魏美人(楚策四)、秦宣太后欲以魏丑夫殉葬(秦策二)表现了她们的阴险与无耻。以上这些虽然只作客观叙述，但也反映了战国时代各种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

《战国策》的文章特点是最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夸张渲染，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苏秦说赵王(赵策二)，张仪说秦王，司马错论伐蜀(并秦策一)，虞卿斥栲缓(赵策三)等，就历史散文的明白流畅来说，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策士们估计形势，分析利害，往往细致准确。如苏秦劝薛公留楚太子，分析它有十个可能的结果(齐策三);齐索地于楚，而慎子告襄王三计并用(楚策二)。虽然《战国策》记述事件的后果不尽可靠，但作为纵横家论事的本身来看，则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其次是描写人物的形象极为生动。如苏秦说秦不行及相赵归家，前后颓丧和得意的情状，以及庸俗的世态人情(秦策一)，鲁仲连的俶傥奇伟，慷慨慕义，“不诎于诸侯”的精神，无不栩栩如生，维妙维肖。特别是燕策中用全力写刺客荆轲，是一篇完整的侠义故事。例如易水送别一段：

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在一种悲壮淋漓的气氛中，把一个怒发冲冠、沉毅勇决的英雄形象十分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

至于书中说事，常常运用巧妙生动的譬喻，通过许多有趣的寓言故事，以增强论者的说服力，甚至有时还可以节省文辞。如江乙以狐假虎威对楚宣王(楚策一)，苏代以鹬蚌相持说赵惠王(燕策二)，苏秦以桃梗和土偶谏孟尝君(齐策三)，庄辛以蜻蛉、黄雀说楚襄王，汗明以骥服盐车说春申君(并楚策四)等，入情入理，也是一个特点。特别像邹忌讽谏的方法更为巧妙。他拿亲自体验的生活琐事来启发齐王，小中见大，步步进逼，使齐王感到四面八方被陷臣包围的危险，不得不下令大开言路。邹忌的生活体验可能是事实而非虚构，但借来作为一种增强说服力的手段，依然带有寓言意味，可谓别开生面。

先秦的历史散文对后世历史家和古文家的写作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叙事文的影响。叙事散文在我国过去的历史著作中占有极高的地位，但它的渊源则远在先秦。司马迁作《史记》本是想要上继《春秋》的，不仅采用《尚书》和大量地采用《左传》、《战国策》的史料，而且汲取它们的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例如《赵世家》极似《左传》，平原君、魏公子等列传又极似《战国策》。《春秋》的褒贬是非以及《左传》直书无隐的精神，一直为司马迁以来的“良史”所继承，成为过去史家撰著的原则。从司马迁起，史家之有论赞，也是受了《左传》的启示。《左传》的作者常常通过“君子”或他人的口来表示自己的观点以及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批评，这对过去统治阶级来说，也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汉初政论家贾谊、晁错之文尚有战国纵横馀习。而唐宋以来著名的古文家和历史家几乎没有不爱好并学习先秦的历史散文的。他们的叙事文和传记文，无论在语言上、表现方法上，很我受了先秦历史散文的影响。例如韩愈的《平淮西碑》就是模仿《尚书》。他虽然说左氏浮夸，而《董公行状》的辞令则又和《左传》的风格极为接近。柳宗元在所谓“圣人之道”上是曾非难过《国语》的，但在文章上却不得不承认它“深宏杰异”，并且还说为文当“参之《国语》以博其趣”(《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又说稍采取《左氏》、《国语》之辞(《报袁君陈秀才书》)。至于《战国策》一书影响于苏洵、苏轼父子的议论文尤为显著。苏洵的《权书》、《衡论》及其他史论，苏轼的《策略》、《策别》、《策断》、《志林》诸论及其他策论、上书，论人论事，都在学习《战国策》中获得丰富的有益的经验。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汇总篇九

《朱子家训》开始我认为是一本相当厚古书，也许我能在图书馆的某个尘封的角落找到它啊，然后发现在它的周围有一只蜘蛛在静静地吐丝结网。可我没想到《朱子家训》偶句天成，颇具韵律之美且蕴涵丰富，深意绵长，它言简意赅的阐述了治家之道。而人们常说的‘治国、齐家、平天下’三者中又以‘齐家’最为基础，试想一个连家都管理不好的人又如何能做出治国、平天下的壮举呢，毫无疑问朱柏庐知道这些。然而《朱子家训》却不止蕴涵着这些内容，它还处处透着为人处事的睿智。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即昏边息，关锁门户。”这一句话仿佛让我在晨曦的薄雾中看到了一个在清扫庭院的淡淡人影，那青色的长衫在风中轻轻地摇曳着;仿佛让我在漫天晚霞中看到了一个静看落日的人影，那青色的衣衫上染上了绚丽的色泽，他在最后一缕阳光消散之后慢慢关上了门窗，把烦恼不安也关在了门外，在如水的月光中进入了梦乡，梦见了那只蝴蝶自在地在身边飞舞。这是一种多么规律、健康的生活状态啊，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这是多么闲适、安宁、平淡和朴素的生活状态啊。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汇总篇十

1、直切：用同音字来注音，如“根，音跟”。

2、反切：是用两个字合注一个字的音，称为“某某切”或“某某反”（唐前），上字取声母。下字取韵母合声调，合称被注字的音。如“毛”，“莫袍切”。《康熙字典》用此法。

3、偏义复词：古代汉语中的一种复音词，用两个单音的近义词或反义词作为词素组成，其中一个词素的本来意义成为这个复音词的意义，而另一个只是作为陪衬。如“有缓急，非有益也。”“缓急”指的是“有急”，“缓”字无意义。

4、本义：词的本来意义。如，向，本来的意义是“向北的窗户”。

5、引申义：从本义“引申”出来的，即从本义发展出来的意义。，向，本来的意义是“向北的窗户”。引申意义是“朝着”、“对着”。直接引申是从本义直接派生出来的意义。间接引申是由直接引申而再引申出来的意义，与本义为间接关系。

6、假借义：如同朱骏声所说是“本无其义，依声托字”，与本义不相。如解通邂（解逅即邂逅）。

7、六书：许慎的《说文解字》认为汉字形体的构造有六种：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之法，转注、假借为用字之法。

a、象形：把事物轮廓或具有特征的部分描画出来，构成一个字，如日、月。

b、指事：用记号指出事物特点的造字方法。如上、下、本、末、亦、刃。

c、会意：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体组成，把它们的意义组合成一个新的意义的造字法。常常是两个象形字的结合，如及。

d、形声：是由意符（也叫形符）和声符两部分组成的，意符表示意义范畴，声符表示读音类别，如江、沐。意符相同的形声字意义上大都合意符所标示的事物或行为有关。如贝与财物有关，言与言语有关，心与心理有关。

e、转注：说法不一。

f、假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如“令”本为“发号”的令，后来借用为“县令”的令。

8、古今字：由于历史的发展，汉字的演变，产生乐一个新的字代表一个字的一个或者几个意义，分担那字部分的意义，那么前一个字为古字，新产生的字为今字。如“责”，其“债务”等意义已经为“债”所替代，但“责任”等意义担任着，故而两者为古今字。

9、异体字：由于时间或地狱的关系，人们为同一个词造出两个或更多的'字来代表它，形成乐形体结构相差较大，意义完全相同，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互换的字，如睹覩。

10、简繁字：由于人们改革汉字，进行简化而产生的现象，简化字要比繁体字的书写简单，笔画较少，往往是一对一的关系，也有一对多的情况。今天所用的许多简化字是历代相传下来的。如礼禮、气氣等。有些简化字和繁体字之间词义毫不相干，因为同音而被采用。如后後、适適、征征、余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