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如何写(通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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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如何写篇一

又作《资暇录》，三卷，唐代考据辨证类笔记，李匡乂撰。旧本或题李济翁，盖宋刻本避宋太祖赵匡胤讳，以其字署之。李匡乂，又作李匡文，晚唐人，字济翁，宰相李夷简子，约生于唐宪宗元和初(806)，初任洛阳主簿兼图谱官。据郁贤皓《唐刺史考》，李匡乂在宣宗大中、懿宗咸通年间曾任漳州刺史、房州刺史。僖宗幸蜀，李匡文随至成都。昭宗时先后任太子宾客、贺州刺史、宗正少卿、宗正卿。寻卒，年约八十多岁。著述除《资暇录》外，尚有《唐皇室维城录》、《十代镯疑史目》、《汉后隋前瞬贯图》、《两汉至唐年纪》等凡十二种。

《资暇录》上卷多纠正俗说之謬，如“李”字，除水果名、地名、姓氏之外，更无别义，《左传》“行李之往来”乃错字;又如“挽歌”始于春秋;“押衙”应作“押牙”等。下卷多谈物品，如记毕罗、琴甲、茶托子、书题签、席帽、承床等，都有益于考据。此外像论证《文选》五臣注尽出于李善之注反排斥李善之说等，亦有新意。书中虽有一些误解、谬说，为宋人所驳斥，但就全书而言，还是有价值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价值云：“此书上篇正误，中篇谈原，下篇本物。全书均考证之文….谓《论语》宰子昼寝作画寝，乃梁武帝之说;伤人乎不问马，不字断句，乃经典释文之说，均不始於韩愈笔解;谓五臣注《文选》窃据李善之本;谓韩愈《讳辨》误以杜度为名;谓有母之人不可称舅氏为渭阳;谓作《诗疏》之陆玑名从玉傍，非士衡;谓万几字讹作机由汉王嘉封事;谓除授二字有分，以至座前阁下之别，竹甲题签、门杖之始，皆引证分明，足为典据”。

丛书本：《说郛》本资暇集》三卷，明陶宗仪编，明·钮氏世学楼抄本，清顺治三年李际期宛委山堂刻本;《百家名书一百三种》本《新刻资暇集》三卷，明胡文焕编，万历胡氏文会堂刻本清方功惠跋;《百川学海》本，《资暇録》一卷，明吴永编;《学海类编》本，《资暇集》三卷，清曹溶编，清道光十一年晁氏活字印本;《墨海金壶》本，《资暇集》三卷，清张海鹏编，清嘉庆十三年至十六年张海鹏刻本。

今有：《资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依“顾氏文房小说本”涵芬楼影明本为底本，校以“钦定四库全书”本;《资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丛书集成初编”本，1988年版。

又名《唐新语》、《大唐世说新语》、《唐世说新语》、《世说》、《大唐新话》等，唐代历史琐闻类笔记，刘肃著。刘肃，宪宗元和时人。生卒年、籍贯、字号均不详。《新唐书·艺文志》说他是“元和中江都主簿”。此书有元和二年(807)自序，署衔为“登仕郎前守江州浔阳县主簿”。

该书记载唐代历史人物的言行故事，起自唐初，迄于代宗大历年间，多取材于《朝野佥载》﹑《隋唐嘉话》等书。体例则仿《世说新语》，分匡赞﹑规谏﹑极谏﹑刚正﹑公直﹑清廉﹑持法﹑政能﹑忠烈﹑节义﹑孝行﹑友悌﹑举贤﹑识量﹑容恕﹑知微﹑聪敏﹑文章﹑著述﹑从善﹑谀佞﹑厘革﹑隐逸﹑褒锡﹑惩戒﹑劝励﹑酷忍﹑谐谑﹑记异﹑郊禅等30门类﹑13卷。书后有总论一篇，表明作者的意图是以前事为鉴戒。此书以记言为主，但皆因事而记，可由此窥知高祖至代宗朝政治事件和社会风尚，其中有些记载较两《唐书》为胜，还有一些地方可补两《唐书》的缺漏：(1)有一些为两《唐书》未载的重要人物事迹，如李渊起兵太原后，李靖在长安捕杀李渊亲族，李渊克长安后欲杀之，临刑赦免，后李靖任岐州刺史时，被诬告谋反，赖某御史解救，而两《唐书》李靖传皆失载。(2)有不少两《唐书》无传的官吏的事迹，赖此书得以流传。(3)有些不见于两《唐书》的疏奏、弹文、手诏、榜文的片段，赖此书保存下来。(4)书中也记载了不少有关诗文的材料，尤其是“文章”门，录存初唐及开元初人所作诗歌多首，并叙其本事，间载时人评论，为后来编集和研究。

唐诗。

者所取材。如叙述玄宗命张说、徐坚、韦述等辑录《初学记》的经过。使我们得知古代类书是为了。

作文。

速成、取材方便而辑撰，也使我们了解《初学记》比前代类书在编排、体例上的优长。另外，像张说对杨炯“耻居王后，愧在卢前”自白的。

评语。

也也首建于该书。

《大唐新语》有明嘉靖潘玄度刻本﹑及明人抄本残卷刻本，改题《大唐世说新语》或《唐世说新语》。《四库全书》据《新唐书·艺文志》恢复原名;《四库全书》文津阁写本;《稗海》本。以《稗海》本较为通行。

今有：《大唐新语》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大唐新语》许德楠﹑李鼎霞点校，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1984年版。该本以《稗海》本为底本，以明代嘉靖潘玄度刻本﹑《四库全书》本等对校，末附佚文及有关序跋;《大唐新语译注》何正平、王德明等译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大唐新语》，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20xx年版。

唐代历史琐闻类笔记，赵璘著。赵璘，字泽章。平原(今属山东)人生卒年不详。大和八年(834)进士及第。开成三年(838)博学鸿词登科，大中七年(853)为左补阙。后官衢州刺史。由于赵璘是唐德宗时宰相赵宗儒的侄孙、关中贵族柳氏的外孙，家世显赫，多识朝廷典故，故所记多为第一手材料。《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书“虽体近小说，而往往足与史传相参”。

《因话录》共6卷，分为5部，所记皆唐代事。以音乐“宫商角徵羽”分卷：卷一“宫部“为君，记帝王;卷二、卷三“商部”为臣，记公卿;卷四“角部”为人，记不仕者，并附以谐戏;卷五“徵部”为事，多记典故;卷六“羽部”为物，记无所归附的见闻杂事。在唐人笔记中，《因话录》涉及的方面较广。如卷五谈御史台故实，极为详细，又叙高宗时改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文昌台，武后朝御史台有左右肃政称号，均可以印证《唐书》中有关官制的记载。书中叙及元和以后文坛情况(卷三)以及文淑僧讲经(卷四)、女优弄假官戏(卷一)等事，都可供治文学史、戏曲史者参考。该书文字比较浅近通俗，也是一大特点。但其中也有失实之处，如卷一记刘禹锡除播州刺史一条，其细节就与当时事实有出入，为司马光《通鉴考异》所指摘。

今有：《因话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唐国史补因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因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唐代记述唐代教坊制度和轶闻的笔记，1卷。崔令钦撰。崔令钦，生卒年不详，唐博陵(今定州)人。玄宗开元年间官著作佐郎，历左金吾卫仓曹参军。肃宗朝迁仓部郎中，官终国子司业。

教坊是古代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唐代开始设置，专管雅乐以外的音乐、歌唱、舞蹈、百戏的教习、排练、演出等事务。它是唐代宫廷乐伎聚居之地。教坊乐伎大多是女子，演出歌舞和乐曲，为皇家宫廷服务。《教坊记》系撰者为左金吾(掌东城戒备防务的主官)仓曹参军时，教坊中下属官吏为其所述的教坊故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主要记述了开元年间教坊制度、有关轶事及乐曲的内容和起源。开始部分记述乐伎日常生活以及学艺和演出情况，中间列出325首曲名，包括《献天花》、《和风柳》、《美唐风》等大曲46个，一般曲目278个，最后还说明若干乐曲和歌舞的来源，是研究盛唐音乐、诗歌的重要资料。宋代晃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说开元中教坊特盛，令钦记之，率皆鄙俗，非有益于正乐也。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然有同感，却又看到本书后记谆谆于声色之亡国，意在示戒，其风旨有中取者，同时特别指出书中所列曲调名足为词家考证。

《教坊记》最早刻本为南宋《类说》本，曾慥编。另有《说郛》百卷本，元陶宗仪编;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俨山书院及青藜馆原刻本;明嘉靖间(1522—1566)陆楫本;明天启六年(1626)刻本;《古今逸史》收录本明弘治间(1488一1505)郁文博补足百卷本;明末陶珽校订一百二十卷抄本;明崇祯间(1628—1644);《续百川学海》本清顺治三年(1646)重印121卷本;《唐人说荟》本，清陈莲塘编，乾隆五十七年(1792)原刻本，清嘉庆、光绪间(1796—1908)重刻本，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清道光元年(1821)酉山堂复明刻本;民国四年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涵芬楼据明本排印本;《古今说海》本;《五朝小说大观》收录本;《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收录本;《香艳丛书》收录本，清宣统三年(1911)上海图书公司铅印。今存较早善本为明钞《说郛》本与《古今说海》本。

今有：《教坊记》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版，用宋刻补足明刻景印本;《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收录本，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刊印;《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收录本，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教坊记笺订》，任半塘笺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亦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教坊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20xx年版。

唐代反映京城歌妓生活的笔记。孙棨撰。孙棨，字文威，自号无为，里居及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昭宗龙纪中和(889)前后在世。曾官侍御史及中书舍人。一说曾为翰林学士，岑仲勉《补唐代翰林两记》以为此说不可信。著有《北里志》一卷，写成于中和四年(884)。

《北里志》记载中和以前长安(今陕西西安)城北平康里的歌妓生活，故名《北里志》。记大中进士游侠平康事。孙光宪以为棨意在讥当时宰相卢杞。书中反映了当时士人生活的一个侧面，有少数条目也反映了歌妓们的痛苦和对爱情的追求，并保存了一些文士和歌妓的诗歌作品，为后来编集唐诗者所采录。

《北里志》中国历史上第一本记载娼妓的专著。它有助于我们了解唐代市井妓女这一历史群体发展的整体特点，以及市井妓业逐渐成为一门行业所反映出的历史内涵，以及它在整个唐代社会及由唐入宋的社会变革所起的作用。如“东回三曲”一则所记妓女的级别、来源、老鸨与妓女的关系、妓女的生活起居等，可供“中国娼妓史”和“中国社会史”提供原始资料：“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铮铮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墙一曲，卑屑妓所居，颇为二曲轻斥之。其南曲中曲，门前通十字街，初登馆阁者，多于此窃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宽静，各有三数事。前后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对设，小堂垂帘，茵榻帷幌之类称是。诸妓皆私有所指占，事皆彩版以记诸帝后忌日”。“妓之母多假母也，亦妓之衰退者为之。诸女自幼丐，有或佣其下里贫家。常有不调之徒，潜为渔猎，亦有良家子为其家聘之，以转求厚赂。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初教之歌令，而责之甚急，微涉退怠，则鞭朴备至。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为之行第，率不在三旬之内。诸母亦无夫，其未甚衰者，悉为诸邸将辈主之。或私蓄侍寝者，亦不以夫礼待。比见东洛诸妓，体裁与诸州饮妓固不侔矣。然其羞匕筋之态，勤参请之仪，或未能去也”。“北里诸妓以出里艰难，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牵率听焉。皆纳其假母一缗，然后能出于里。其于他处，必因人而游，或约人与同行，则为下婢，而纳资于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极多，益有期于诸妓也”。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如何写篇二

《蒿庵闲话》是张尔岐入清“废举子业”以后二十年间的作品。书稿成于康熙九年(1670)，为笔录读书所得，也有议论考据之作。卷末蒋因培的《附记》中有云：“此书自叙谓无关经学不切世务，故命为闲话，然书中教人以说闲话、看闲书、管闲事为当戒，先生邃于经学，达于世务，凡所礼记皆多精义，固非闲话之比。”其中考辨“三礼”，解释名物，多有可取。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四“丧礼主人不得升堂”条即引述《蒿庵闲话》说法。诗文部分举韩愈《送文畅序》、《送高闲序》和《送文畅北游》诗为例批评韩愈“不类儒者”：“韩文公《送文畅序》有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之语，盖以学佛者为墨，亦据其普度之说而以此名归之。今观其学，止是摄炼精神，使之不灭，方将弃伦常割恩爱，以求证悟，而谓之兼爱可乎。又其《送文畅北游》诗，大以富贵相夸诱，至云酒场舞闺姝，猎骑围边月，与世俗惑溺人何异。《送高闲序》为蓄有道一段，亦以利害必明无遗锱珠，情炎于中、利欲斗进，为胜于一死生，皆不类儒者。窃计文畅辈亦只是抽丰诗僧，不然必心轻之矣”。

今有：《蒿庵闲话》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蒿庵闲话》齐鲁书社1991年版;《蒿庵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清代偏重于经史训诂方面考证的笔记，六卷，阎若璩撰。阎若璩(1638—1704)，字百诗，号潜丘，山西太原人，侨居江苏淮安府山阳县。阎若璩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祖父阎世科是明万历三十二年(1620xx年)进士，官至辽东宁前兵备道参议，著有《敬刑录》、《计辽始末》诸书。父亲阎修龄，字再彭，号饮牛叟，明末贡生，以词章名，著有《眷西堂诗文》、《红鸥亭祠》行世。阎若璩数次乡试俱名落孙山。康熙十七年(1678)，诏征博学鸿儒科，阎若璩应荐赴试，落策后仍寓居京师。内阁大学士徐乾学叹服他的学问，特意将其邀至家中，待为上宾，徐乾学奉敕修纂《清一统志》，阎若璩应邀参加。协助徐乾学完成《资治通鉴后编》184卷。康熙三十八年(1699)和四十二年(1703)。康熙皇帝南巡江浙时，他先后两次进献颂诗，渴望得到召见，但未能如愿。后来，皇四子亲王胤禛(即以后的雍正皇帝)因久闻其名，请至府邸，尊为上宾，“呼先生而不名”，“执手赐坐，日索观所著书，每进一篇，未尝不称善”。不久，阎若璩病情加重，胤禛延请御医为他医治。六月八日(7月9日)，阎若璩因医治无效卒于京师。胤禛遣官经纪其丧事，并亲撰挽诗及祭文，称他“读书等身，一字无假;积轴盈箱，日程月课;孔思周情，皆大言深”。

阎若璩是清代汉学奠基者，在清初的学术史上，阎若璩上承顾炎武、黄宗羲，下启惠栋、戴震。作为清代汉学(或考据学)的直接先驱，阎若璩在清代学术史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其最重要的成就是《尚书古文疏证》，他潜心研究《古文尚书》三十余年，撰成《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引经据典，确定《古文尚书》为东晋梅赜所伪著。黄宗羲、纪昀、钱大昕、梁启超、胡适等学者皆以为“伪古文《尚书》”的“定案”实归功于若璩。他的学术反对派汪中亦将阎氏列为“国朝六儒”(顾炎武、胡渭、梅文鼎、阎若璩、惠栋、戴震)之一。梁启超说阎若璩“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他：“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反复厘剔之，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除《尚书古文疏证》外，阎氏另著有《四书释地》、《四书释地续》、《四书释地又续》、《四书释地余论》、《潜丘札记》、《重校困学纪闻》、《朱子尚书古文疑》、《孟子生卒年月考》、《眷西堂古文百篇》等。

《潜邱札记》是作者早年。

的汇编，初末成书，由后人搜辑整理成编。首二卷杂记读书时考论，多案而未断，卷三为地理余论，因为对于《禹贡》山川及《四书》中地名的考证已详见于若璩所撰《古文尚书疏证》及《四书释地》中，此拾其遗，故曰《余论》。卷四上为杂录序跋、杂文，下为《丧服翼注》、《补正日知录》。卷五为据若璩手迹陆续编成，皆若璩与人答论经史书录之作。卷六为诗赋。此书对于经学、史学、地理等各方面的问题均有考证。其中如援据《礼》经论列丧、祭礼仪以及考证方舆等沿讹袭谬之说尤为详备。又为《补正日知录》五十余则，顾炎武《日知录》为开清代考据学风的大作，若璩首为补正，以订其讹，又开后世研究《日知录》之先声，对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四库全书总目》谓“若璩记诵之博，考核之精，国初实罕其伦匹。虽以顾炎武学有本原，《日知录》一书亦颇经其驳正，则其它可勿论也”。

《潜邱札记》传本有二，一为乾隆十年(1745)阎若璩之孙阎学林眷西堂刊本;一为乾隆五十七年吴玉捂删定的潜德堂刊本《别本潜邱札记》。通行本有《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

清代历史琐闻类掌故笔记，二十六卷，王士祯撰。王士祯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带经堂集》。著有笔记多部，有《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等，其中以《池北偶谈》最为著名。

《池北偶谈》又名《石帆亭纪谈》，据王士祯自序称，他所居住的宅西有圃，圃中有地，地北有屋数椽，有书数千卷度置其中，因而取白居易《池北书库》之意，将本书取名《池北偶谈》。又因为书库旁有石帆亭，王士祯时常和宾客在亭内聚谈，或议论文章的流别，或解晰经史的疑义，以至国家典故、历代沿革、名臣硕儒的言行、神怪传说等等，由儿辈记录整理，并增益他在京二十年间的见闻，编次而成，所以又名《石帆亭纪谈》。

《池北偶谈》是清代著名笔记之一，以谈文艺、掌故为主，偶及考辨，间杂大量神怪故事，带有较浓的小说色彩，部分内容由作者儿辈记录整理而成。全书共二十六卷，近一千三百条，分成四目：一，谈故：记叙清代典章与科甲制度、衣冠胜事等;二，谈献，主要记叙明中叶至清初名臣、畸人、烈女等事;三，谈艺，评论诗文，采撷佳句;四，谈异，记叙神怪传闻故事。在全书的四目中，以前三目内容最具参考价值。如“谈故”中“翰林卿寺属”条，记清初太仆寺增设满洲员外郎及翰林院起居注舘增设满洲主事、中书舍人员额的情况;“八旗开科”、“中国台湾开科”、“满洲乡试”等条，记顺治、康熙时乡会试制度的若干情况;“巡方”条可藉以了解清初任命巡按的制度;“殉葬”条记清初八旗用仆妾殉葬的旧俗，可以和《清通礼》、《清通典》等典籍参证补充。“谈献”中的记傅山父子故事和明崇祯时五十个宰相的姓名，足资参考;一些条目，虽系传闻，但亦可补史籍记载之阙，如“史阁部”条，记扬州城破时史可法骑蹇驴自诣清军军营，不屈被杀等，可广异闻。“谈艺”大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主要是作者以神韵说评诗论画，阐述个人主张。所以《四库全书总目》称“谈艺九卷，皆论诗文，领异标新，实所独擅”。其中一些条目则保存了明末清初有关文艺一类的材料，如“粤诗”条，记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等的诗作片断。“粤风续九”记康熙时吴淇所辑粤中民歌，为南朝乐府《子夜歌》一类作品;又《石鼓诗“条，谓韩愈《石鼓歌》比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好，”坡诗“条说苏轼《送苏伯固》五言诗像《生查子》词，评论皆均中肯。但书中一些常识却发生错误，如“表语本乐天诗”条将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误为白居易诗;将苏轼诗“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误为李西崖诗。

《池北偶谈》通行本有《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

单行本有：《池北偶谈》勒斯仁點校，中華書局1998年版;《池北偶谈》齐鲁书社20xx年版;《池北偶谈》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池北偶谈》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笔记小说丛书，1993年版。

诗词。

艺术、社会琐闻、诙谐、戏谑无所不记，尤以明清轶事为多，如四集卷四“唐六如”记唐伯虎佣书获配秋香事;首集卷一记吴门重视冬至节，互赠礼物，谓之“肥冬瘦年”;四集卷四“市名”、“石敢当”记各地市井交易的不同名称：南方称“牙行”，北方称“集”，岭南称“墟”，南昌称“亥”。记人家门口立石刻字曰“石敢当”的由来。等，都可供研究民俗者参考。三集卷一“土产”记云南大理府出石屏，河南出麻菰、线香，做官取为礼品，因而使百姓遭殃。《坚瓠集》材料中以这一类最为可取。书中论诗词、文艺，则并无多少高明见解;讲掌故、考证的，又大都因袭前人笔记的内容。至于书中夹杂许多琐屑无聊之事，采辑较广但博而不精，这则是明人笔记的通病。

《坚瓠集》通行本有《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

清历史琐闻类掌故笔记，10卷。叶梦珠撰。叶梦珠，松江府(今上海松江县)人，生卒不详。《阅世篇》中记有明崇祯七年(1634年)金伯固设塾于上海城南，叶梦珠前往就读，叶时年十四岁(《金伯固先生》)，可考知叶梦珠当生于明天启元年(1620xx年)。另外叶梦珠所著《续编绥寇纪略》卷首有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自序，而此书中亦有康熙三十几年的纪事，表明作者康熙中叶尚在世，因此可以推知叶梦珠活到十七世纪九十年代，享年七十多岁。

《阅世编》共10卷，共分天象、历法、水利、灾祥、田产、学校、礼乐、科举、建设、士风、宦绩、名节、门祚、赋税、徭役、食货、种植、钱法、冠服、内装、文章、交际、宴会、师长、及门、释道、居第、纪闻等二十八门。它主要涉及到明清之际以松江为中心的这一地区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人事各方面情况，记述颇称详备。它的体制虽为备纂辑府志时的采择，而于治史者尤资参考。这部书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明末清初的社会经济资料。其中田产、赋税、食货、徭役各门，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人民负担及民生状况等都有细致的记载。如卷二田产》门及卷七《食货》门记土地及米、布、柴、盐、烟、茶、糖、肉、纸张、药材、干鲜果品、眼镜、刺绣等生活必需品和手工艺品的价格都有详备的记录，并比较了各年价格的升降，来反映顺、康时期土地与民生的变化状况，实为它书所不及。又如卷六《赋税》门论松江赋税之重也很扼要明确。其中对明末清初烟草在上海的情况描写得颇为详细：

烟叶，其初亦出闽中。予幼闻诸先大父云：‘福建有烟，吸之可以醉人，号曰干酒’，然而此地绝无也。崇祯之季，邑城有彭姓者，不知其从何所得种，种之于本地，采其叶，阴干之，遂有工其事者，细切为丝，为远客贩去，土人犹未敢尝也。后奉上台颁示严禁，谓流寇食之，民间不许种植，商贾不得贩卖，违者与通番等罪。彭遂为首告，几致不测，种烟遂绝。顺治初，军中莫不用烟，一时贩者辐辏，种者复广，获利亦倍，初价每斤一两二三钱，其后已渐减。今价每斤不过一钱二三分，或仅钱许，此地种者鲜矣。

这段文字，记载了上海烟草传入、烟丝制作、贩卖以及禁烟的情况，为经济史一段很有价值的资料。又如清初满洲妇女的发式以及汉人对其的仿效，可作为民俗学的资料：“顺治初，见满族妇女辫发于额前，中分向后，缠头如汉装包头之制，而架饰其上，京师效之，外省则未也。”

《阅世编》存有《上海掌故丛书》本。今有：《阅世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如何写篇三

《中国神话故事》读后感五一班蒋浩天今天，我读了一本《中国神话故事》。这本书主要讲了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的神话故事，共有29篇。有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这些神话故事中我最喜欢农尝百草，上古时，人类不懂医药，因此得了疾病也没办法医治。

有一年流行瘟疫，大地上横尸遍野，哀鸣一片。南方的炎帝不忍人类受疫病的折磨，到处去尝草药。可是，尝草药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有时会中毒，炎帝会用神力把毒素排出体外，渐渐地，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有一次，他一不注意尝了断肠花，最后断肠死去了。读了这个故事后我觉得炎帝是一个不怕死亡，为百姓着想，值得我们敬佩的神。除此之外这本书还有许多我喜欢的故事。又比如说盘古开天辟地：很久以前天和地是没有分开的，人类的老祖先盘古睡了一万八千年，醒来时看见周围乌黑一片。

他从身边拿出一把斧头对准一个地方猛砍下去，透出了一丝光，盘古又是一陈猛砍，天和地分开了。盘古头顶天，脚踏地，不让它们再合起来，从此天地不再合起来。盘古倒下死了，他的身体变成了自然万物。读了这篇文章，我觉得盘古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神。

《中国古代神话故事》还为我们讲述了很多读后令人感动和肃然起敬的故事，让我深深感受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无限魅力，使我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如何写篇四

今天，我读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古代神话》。其中，我最喜欢的人是《盆子里的孩子》中的老爷爷。因为他获得了一个宝盆，这个宝盆里的图画一到晚上就变成真的，而从盆子里的水珠掉出来都会变成珍珠，他把这珍珠分给大家不小气。所以我喜欢他。我从他身上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要常常助人为乐。

我也常做助人为乐的事。我记得那是我读三年级的时候，那时我上完体育课在排队回家，在队伍行走时，我看到了二年级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也排队出来，突然，他们队伍中有一个人一不小心红领巾脱落下来，掉在了地上。看到红艳艳的红领巾躺在地上，我跟老师说了要去捡起来，老师同意了，我就跑过去捡起红领巾跑到二年级所在的地方，谁料他们的`队伍刚解散，我问来问去，终于找到了红领巾的主人。我发现他是一个小弟弟，我把他的红领巾给回了他。这才又急急忙忙地跑回我的队伍，排好队回家。

我觉得《中国古代神话》太有趣了，从中我们还可以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你也去看看吧。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如何写篇五

没有看《中国古代文学》之前，我是自傲的!高中时，语文试卷的基础题我很少出错，尤其是词汇和拼音，特自信!

字典。

太多的生僻字，还好没有放弃!

距今三千多年以前的殷商时期，我国产生了最初的文字——甲骨文。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出自《吕氏春秋·古乐》。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出自《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出自《礼记·效特性》。

《诗经》婚恋诗的基本内容：抒发恋爱和相思的甜蜜，表现恋爱的曲折，写夫妇间深挚情爱，弃妇诗。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出自《关雎》。

我国古代第一部历史文集《尚书》，它以记言为主。《逸周书》，本命《周书》，向来被视为《尚书》的余篇或逸篇。

《战国策》杂记东周、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它敷载当时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策谋或说辞，所记以战国时纵横家的事迹、言论为多。经西汉刘向整理编订，成33篇。

诸子。

散文。

发展的三个阶段?

1、春秋末至战国初，有《老子》《论语》和《墨子》。

2、战国时期，有《孟子》和《庄子》。它们开始摆脱语录体，往往是长篇大论，说理畅达，文辞富赡，是说理文的进一步发展，很多篇章形象生动，比喻，寓言叠出，行文的波澜起伏，有比较浓厚的文学色彩。

3、战国后期，有《荀子》和《韩非子》。它们议题集中，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文辞富丽，是先秦说理文的高峰。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组织其门客集体编纂的。秦代散文，多出于李斯。

学到了一个知识点，“互见法”。

互见法：《史记》写人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它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如《高祖本纪》。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记事年代起自高祖元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其体例，基本继承《史记》，只是改“书”为“志”，又取消“世家”，并入“传”。全书100篇，分为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传。

《古诗十九首》的离情别绪，表现为思乡和怀人。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表现游士对生存状态的感受和他们对人生的某些观念。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评论《古诗十九首》说：“五言之冠冕也”。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艺术特色：体现了作者辞官归隐的意志和纯洁高旷的品行，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文中所写的归途情景，与家人团聚的情景以及来年春耕的情景，都是想象之词，从中可见诗人对自由向往。文中不乏华采的段落，跌宕的节奏，轻快的行文，将作者摆脱官场回归田园的欣喜之情表现得极为生动。

南北朝时期文坛上的重要现象就是骈文的出现和流行。骈文是一种具有均衡对称之美的文体，它实际上是广义散文的一部分。

骈文的主要特征：对偶、用典、声律、辞藻。

隋统一全国后，融合南北文学之长，探索创造新文学。其中有一股力量就是北齐、北周的旧臣，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

初唐四杰：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王勃。

文章四友：杜审言、苏味道、李峤、崔融。

孟浩然山水诗的风格特点：平淡自然，不求工为自工。自然平淡是孟浩然山水诗的风格特点，尽管他的诗中也有刻画细致，用字精审的工整偶句，如“无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但非有意模山范水，只是一时兴到之语。观其全诗，多以单行之气运笔，一气浑成，无刻画之迹，妙在自然流走、冲淡闲远，不求工而自工。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出自《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李白诗歌对后世的影响：

1、李白诗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首先是他诗歌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人格力量和个性魅力。他那“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非凡自信，那“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的独立人格，那“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的凛然风骨，那与自然冥一的潇洒风神，曾经吸引过无数士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那种人格意识受到正统思想压抑的文化传统中，李白狂放不受约束的纯真的个性色彩，无疑有着巨大的魅力。

2、他诗歌的豪放飘逸的风格、变化莫测的想象、清水芙蓉的美，对后来的诗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苏轼、陆游等大家，都曾受到他的影响。

杜甫诗：一是虚心学习前人经验，不薄今人爱古人;二是作诗兼备众体，风格多样化;三是功力深厚，能自铸伟辞。杜甫于各种诗歌体裁都很擅长，并能推陈出新。他的五言古诗、五言排律、七言古诗、七言律诗都很擅长，形成沉郁顿挫的主导风格，还有萧散自然、平淡简易和含蓄委婉等诸多变化。

韦应物和刘长卿是大历至贞元年间活跃于诗坛上的诗人中的佼佼者。

白居易把自己的诗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白居易的讽喻诗在思想内容上体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精神，在形式上追求“其辞质而往，其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体顺而肆”的形式。在诗中充分暴露出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痛，体现出对社会、对政治、对人民的强烈正义感，具有不朽的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如何写篇六

隋朝之诗，都还是处于南北融合发展的过程之中。

1.初唐。

a.上官体(贞观、龙朔之间，由作家上官仪形成一种诗风，工五言诗，其诗绮错婉媚，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和声辞之美，体现出较为健康开朗的创作形态和雍容典雅的气度，题材狭窄，上承杨、李、虞，下开“文章四友”(名词解释)和沈宋)。

b.王绩(诗风独特，以平淡自然的语言表现自己的隐逸生活，创造出宁静淡泊、朴厚疏野的诗歌境界。但并不构成初唐诗歌发展的重要环节)。

c.初唐四杰。

一是卢、骆约早王、杨十岁，四人创作个性不同，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律诗。但都确有文才自负很高，希望博取功名，不甘人下。

二是有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针对上官体为代表的宫廷诗风)。

三是重视抒发一己情怀，作不平之鸣，诗中开始出现一种壮大的气势和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在古体和歌行中表现充分。

卢骆七言歌行(名词解释：七言古诗与骈赋，吸收南朝乐府、近体诗;题材转变，气势壮大，七言为主，杂有三五，流动感，四杰作用，适合刚健骨气的抒情诗体)气势宏大，视野开阔，跌宕流畅，神采飞扬，开启新诗风。如卢照邻《行路难》、《长安古意》(至此，宫廷诗风转变)。

四杰的五言律诗主要是在羁旅送别诗和边塞诗中，在伤别之外，更有抱负气概，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言律诗更是在题材上从台阁转向江山塞漠，如杨炯《从军行》。

“初唐四杰”的影响：一是改变诗风，革除宫廷诗风的颓靡绮艳;二是扩大题材，将诗笔写向江山与塞漠。写向广泛的社会生活;三是为唐诗体裁的发展奠定基础;四是为树立风格典范。

d.宋之问、沈佺期。

具有代表型的馆阁诗人，点缀升平，标榜风雅，辞藻文饰，内容缺乏。

沈宋，是律诗定型的标志。律诗定型的意义在于：其在唐代近体诗演变过程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不仅完成了永明四声律到唐诗平仄律的转变，而且是一种可以推而广之的声律法则。

沈宋作品如宋《度大庾岭》《渡汉江》、沈之《古意呈补阙乔知之》《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最早七言律的成熟之作，初唐七律之样版)。

e.陈子昂，张若虚、刘希夷。

陈子昂：一是与沈宋同时却不同调，其诗歌主张恢复古诗比兴言志的风雅传统，表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复古实为新变);他的风骨、兴寄、诗美，有明确的理论表述，还将汉魏风骨与风雅兴寄联系起来，对唐诗变革具有关键意义。二是复归风雅是其振起诗风的起点，《感遇》三十八首，与政治有关，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三是陈是个政治色彩很浓的诗人，借《感遇》恢复风雅比兴传统，使诗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干预现实的作用;但也容易使形象空洞，缺乏艺术感染力。四是陈子昂诗中体现出一种壮伟豪侠之气，唐诗之风骨在陈处，正是唐代士人精神风貌的最初体现。

名词解释：吴中四士(贺知章、张旭、包融、张若虚)。

纯美诗境的创造：张若虚、刘希夷《代悲白头翁》。

《春江花月夜》：长篇歌行，用乐府旧题，赋全新内容，将画意、诗情及对宇宙人生的观察融为一体，创造出情景交融、玲珑剔透而无迹可寻的诗境。

张、刘二人主要是意境的创造：生命体验、诗情画意、情思氛围、空明意象，兴像玲珑、不可凑泊。

2.盛唐。

a.王孟。

王维：早年也有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其边塞之作以英豪之气融于出色的景物描写，诗境雄浑壮阔，如《使至塞上》;奠定地位：山水田园诗创作，“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明秀诗境(自然美与心境融为一体);空明境界与宁静之美：声光色、禅意、独坐感悟。

孟浩然：终身不仕，但也怀有济时用世的强烈愿望，如《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但性格孤高;以山水自适的情怀，融入玲珑兴象，有单纯明净之美;与王维相比，孟诗更加生活化：“余”“我”，景物描写即兴而发、不假雕琢。如《春晓》;语言自然纯净，较王诗更显淳朴，接近陶诗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境界;诗境明秀，自然清淡，多以单行之气运笔，不求工而自工。

裴迪、储光羲、刘昚虚、常建(王孟之外成就最高)。

b.高岑：慷慨悲壮。

高适：唯一高官封侯者，但早年也伤不遇之悲慨，如《宋中别周梁李三子》“曾是不得意，适来兼别离。如何一尊酒，翻作满堂悲”。非常自负，功名心极强之人，性情狂放，交结游侠。艺术上：一是诗句虽多用律句骈语，但不以文采华丽见长，而纵横跌宕，以沉雄质朴与浑厚骨力取胜。如《燕歌行》。二是除七言歌行外，题材上多用长篇咏怀的五言古诗，如《塞下曲》。三是虽以质实古体见长，但其边塞从军绝句也显得气质沉雄，境界壮阔。如《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熏，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岑参：两次出塞，热衷于功名，强烈的入世精神，第二次出塞使其成为边塞诗大师。艺术上，其具有感觉印象的艺术才能和好奇的个性，将大西北荒漠的奇异风光与风物人情表现出来，显示出慷慨豪迈的语调与奇特的艺术手法，具有奇伟壮丽之美，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其作品意奇、语奇、调奇。擅长于七言歌行与七言绝句。七绝如边塞生活为主题的如《逢入京使》：“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反映了诗人细腻的一面。边塞诗留存最多。七十余首，在某些方面超过了高适。(注意高岑对比)。

其他诗人：王之涣《凉州词》、陶翰《古塞下曲》等。

c.边塞诗，豪侠诗人(豪爽俊丽、风骨凛然、清刚劲健)。

王翰：赤裸直接地追去功名，及时富贵行乐的思想。其诗多一气流转的壮丽俊爽之语，如《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王昌龄(总有一种清刚之美在)：以七绝闻名，是个慕侠尚气的性情中人。但气质深沉，观察敏锐，有历史的厚重感。其诗也讲究立意构思，绪密思情,如《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其七绝思致深刻，讲究作法，创造出著名的连章组诗《从军行》七首。送别诗与女性题材诗，清逸明丽，请刚爽朗。

其他诗人：崔颢《黄鹤楼》(变体，却是唐人七律压卷之作;留意其其他风格与体裁的作品，边塞诗具凛然风骨);李颀《古从军行》，玄幽刚健，《别梁锽》;祖咏《望蓟门》。

d.李白。

青少年隐居读书，漫游求仙任侠之中度过。后仗剑远游，入京供奉翰林为一生得意时期，此后开始十年漂泊，六十二岁时离世。思想上：儒兼善天下、道遗世独立、游侠思想，故呈现出一种狂的人格膨胀状态，强烈的自我意识、天真的自命不凡、与众不同的个性，对后来中国士大夫影响甚深。

乐府(名词解释)：大量沿用乐府古题、用本意、翻新意，尽拟古之妙：一是古题现事，鲜明的时代精神，如《丁都护歌》;二是古题己怀(重主观抒情，更体现李白创作发兴无端、气势壮大的个性;寄托、感慨、神奇。如《蜀道难》;拟古中“我”的出现，呈现出无法模拟的个性特色，如《将进酒》《梁甫吟》。总的来说，李白善于发现乐府古题中的本意与自己内心情感的契合之处，进行创造性的生发联想，运用夸张与比喻突出主观感受，纵横恣肆的文笔形成磅礴的气势，将浪漫气质，将乐府诗带入了新的高峰，注意其对后来乐府诗的影响);三是在艺术上，抒情行云流水，奔腾回旋，表现为层次错落的句式与韵律的跌宕舒展，杂言乐府中由为明显，体制格调上与盛唐歌行无实质性的差别，完成汉魏古体到唐代歌行的根本性转变)。

歌行(名词解释)：李白歌行成就高于乐府，歌、行、吟、谣为其纵情长歌歌行的代表作，如《古朗月行》《梦游天姥吟留别》，抒情意味浓，以情感为轴展开，不讲平仄、对偶，又如《登宣州谢跳楼饯别校书叔云》。李白歌行创作完全打破一切固格，笔法多变，变幻莫测，摇曳多姿;句式变化，音节错落，造成力度气势，豪迈飘逸，体现出盛唐诗歌气来、情来的时代精神，具有壮大奇伟的阳刚之美。

绝句：李白近体诗中绝句成就最高，了解一下李白的写诗路程(p60),李白风格多样，自然明快体现在随口而发、神来之笔的绝句之中，如《独坐敬亭山》《劳劳亭》，语言明白晓畅，景物简单，情思一闪，蕴含深长：五言绝句的最高境界。.一、李白的绝句境界清新，风神潇洒飘逸，情思清新俊逸，境界皎洁明净，如“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二、李白七绝以山水、送别诗最为出色，天地自然人心的融合，风神情韵，如《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等;三、其七言绝以古入律、自由发挥，受乐府民歌影响，具有民间气息、民歌情调，总之，李白绝句成就无人可比。

简述：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

一是气势奔放，纵横驰骋，一气呵成。

二是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强烈奔放的感情，是抒情方式的特点。如《行路难》。

三是想象。

四是意象壮美，吞吐山河、包孕日月。语言清新明快，人格魅力。

e.杜甫：盛唐(前半生)到中唐(后半生历经沧桑)的集大成、承前启后，安史之乱，“诗圣”“诗史”;杜甫带有浓厚儒家忠君思想，并与爱国爱民情怀交织在一起，诗中对政治无情的诅咒，歌颂尧舜的词句。带有强烈的平民意识，引发共鸣，伟大的人民诗人。佛学思想中杜甫思想中是次要的，杜甫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的偶像，儒家理想人格的化身。具有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兼济独善均未成的人生悲剧。

艺术上采用纪实描写的手法，如《丽人行》，但饱含着泪水深情(《诗经》《古诗》叙事中也很有感情)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其次善于记事以抒情，记事叙事结合，具有“诗史”性质：首先是诗，但其兴味远胜过读史，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生活历史画面，以情动人。如“三吏”“三别”。再者其写实性还体现在杜甫之家事、自传与纪行诗中。如开创了以家庭细事、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家事诗”写作，如《月夜忆舍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自传诗如《壮游》;其纪行与山水相融合，意绪为先，寄托忧国忧民之情与迟暮飘零之感，区别于一般的游山玩水，如《旅夜书怀》。同时也极大地开创了山水诗的境界，包括宇内，成为后世风格流派的源头。总的来说，杜以叙事手法写社会生活，情感动人真实;以纪行方式描绘山水，拓展诗歌写实手法，为其重要艺术特征之一。

沉郁顿挫(名词解释)：是杜甫早年对自己创作风格的概括，出自于《进雕赋表》，初期指的是学养深厚、写作技巧娴熟;后来在其经历了离乱悲苦之后才具有忧愤深广、潜气内转而波澜老成的含义。代表作《秋兴八首》(有可能。

诗词。

鉴赏，须作整体观)。

论述：杜甫的律师成就。

一是把律诗的题材范围扩大了，是七律第一位大家，打破体式，连章组诗，拗体，二是七律在杜甫手中境界始大，气势磅礴，感情深厚，诗律精严，如《登高》(古今七言律第一，崔颢《黄鹤楼》被誉为唐人七律压卷之作，对比)。

三是杜甫对律诗创作技巧的灵活运用，随心所欲，已入化境。

四在于题材短小者则为绝句，论诗诗，开文学批评新方式。

论述：杜诗之成就。

集大成者，表现在：

一是虚心学习，平视今古;(写实受《诗经》、汉乐府影响，精神则是《离骚》;体式、语言上力崇古调，兼取新声)。

二是转益多师，兼备众体;(五古《北征》、五排、七古、歌行、七绝、七律。风格多样，是其创作成熟的标志)。

三是功力深厚，自铸伟辞。(“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色彩词句首，善用动词、副词，举例;)。

四是精神昂扬，格调崇高。(人格，文格：下开元白、韩孟、江西诗派等等等等)。

3.中唐。

简述大历年间的唐诗发展。(盛唐到中唐的过渡时期，气骨顿衰)a.韦应物、刘长卿简单了解一下;顾况、李益简单了解一下;大历十才子(名词解释：诗人群体，大历年间，人物，与时代关联，作品的风格以及影响)。

b.韩孟诗派：尚怪奇、重主观。

孟郊：尚奇峭，但出于苦吟，不同于韩愈之出于学力、才气。诗中多患难感、忧郁感、幻灭感，如《叹命》。写了许多描写饥寒交迫的诗，是自己生活的写照《病客吟》。艺术上：惯用白描，比拟形象，苦吟精警字句，夸张表现对象;有侠气，但诗经幽僻，风格峭硬，作不平之鸣，有透骨寒气，如《秋怀》;诗重主观，突破“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不平而鸣，散文化，议论倾向。

c.元白诗派：写实尚俗。

元稹：最先注意到李绅《新题乐府》，大量运用古题或另拟新题作新乐府，内容涉及社会时政，《田家词》《上阳白发人》;真正代表元稹成就的是其艳情诗与悼亡诗，如《行宫》、《离思》其四;元白酬唱(名词解释)、元和体(名词解释p105，有广义、狭义之分)。

張籍、王建(宫词之祖)。

d.李贺：奇幻。

早期气势高扬，《雁门太守行》，也采用各种题材，揭示悲惨命运，如《公无出门》，较多个人被压抑的不满，如《南园》十三首。

短命、才华、失志、体弱、性僻:空虚、幻灭、敏感而向仙鬼世界寻找安慰，有病态美、颓废倾向。

沉醉于阴森和死亡，营造怪诞境界，过分伤感，描写天仙地鬼，被称为“诗鬼”，如《天上谣》《苏小小墓》，着意于吟咏失意的感伤、死的悲哀以及对幻美的追寻。

论述：李贺诗歌的艺术特色及成就。

一是苦吟，情感较孟深;。

二是创新出奇，构思奇特，想象诡奇，意象带有主观幻梦色彩：

五是冷艳怪丽的风格，自成一家，喜用冷色调的字眼，表现悲哀的美。如《长平箭头歌》：漆灰骨末丹水沙，凄凄古血生铜花。

六是继承韩孟之险怪苦吟，而成为晚唐唯美主义的先导。由于生活狭窄等原因，有些作品奇僻晦涩，低沉阴郁。

刘禹锡、柳宗元：

刘禹锡：一是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白居易誉为“诗豪”，七百余首，讽喻、感遇、咏史与民歌体诗，并称刘白。

二是其诗善用典实而透脱不滞，辞采丰美，境界明丽清远，气度恢宏，骨力豪劲，如《九华山歌》。

三是讽喻诗多作于贬谪期间，针砭时弊，比兴美刺，寓意深刻，如《聚蚊谣》。四是感遇诗受阮籍影响明显，寄慨遥深，正气凛然，如《酬乐天初逢席上见赠》《浪淘沙》。

五是咏史虽少，但却艺术精湛、思想深刻，多登临怀古，采用五七律绝，抒发千古兴亡之感，如《西塞山怀古》《乌衣巷》。

六是以七绝写民歌体竹枝词、杨枝词。吸收民间口语，学习民歌风格，情调、生活气息、地方特色。总的来讲，刘诗明快，刚健爽朗，积极向上。

柳宗元：存诗百余首，贬官之作，抒写被贬谪的抑郁悲伤与思乡之情，忧愤深广，风格清冷峭拔，如“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此外也写了山水田园诗，以图净化心灵，消解困扰，境界常空旷孤寂，如《江雪》。山水诗，韦柳并称，苏轼称“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

4.晚唐(言情写意的近体律绝的天下)。

a.苦吟(名词解释p139)。

贾岛、姚合:贾岛推敲“二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清寂、幽冷、奇峭，“郊寒岛瘦”(名词解释，实则岛不如郊)。贾岛多寄赠酬唱，极少反应社会生活，局独狭窄，五律精深，如《题李凝幽居》。整体上，有好句无佳篇。

姚合：“武功体”(p142)。

b.杜牧。

纪行、写景颇多佳作，如《寄扬州韩绰判官》“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七律情意深切，如《早雁》。“小李杜”(名词解释)。

c.李商隐。

早期模仿李贺奇崛幽峭的风格和南朝轻倩流丽的诗体，写了许多爱情诗，后来经历变故，思想转变，批判有力，如《哭刘蕡》。

五七言律技巧精进，情思悲愤哀婉，表现凄艳朦胧，其地位主要由无题诗与咏史诗奠定。

咏史诗：

一是从政治着眼，也与帝王个人行为联系起来，如《隋官》。

二是注意构思凝练与取材精当，借史托事，吊古伤今，具有讽刺意义，如《贾生》《马嵬》。

三是感情、议论、形象相融。

写得是不愿明言的生活遭遇与思想情感，情思朦胧，旨意精密。寄托说、爱情说。大部分属于纯粹的情诗，运用比兴象征手法，如《无题》二首其一“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境界惝恍迷离的朦胧美。

简述：李商隐诗的艺术成就：

一是灵心善感，伤感哀苦、追求爱情，开创新风格、新境界。

二是成就最高为七绝、七律。七言律第二座里程碑，承杜谨严顿挫，融齐梁浓艳，学李贺奇幻想象，风格深情绵邈、富丽精工。

三是语言绮丽、音律婉转、典故冷僻、意象美丽、旨意隐晦。“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富于象征暗示色彩。

四是诗歌是心灵的象征，纯属主观的生命体验。

五是对后代晚唐韩偓、宋初西昆·，直到清代黄景仁、龚自珍都有影响。另外，婉约词家、爱情戏曲作家亦多学习，诗而词化。

d.皮陆、司空图：了解一下即可。

1、名词解释：律诗。

唐代、近体诗体裁、格律规范、五律、七律、代表作家及作品。

2、简述：韩孟诗派的基本创作特征。

一是不平而鸣的主张。二是推崇雄奇怪异。三是散文化的创作倾向。四是融抒情、叙述、议论为一体。

3、简述李商隐无题诗的表现特征。

一是情调的幽深朦胧，具有不可解性：通过迷离的意象与非逻辑的结构布局。如《锦瑟》。

二是诗歌内涵的多义性：用典冷僻、非现实意象，扩大了诗歌的空间感。

三是形成了凄艳绮丽的风格，晚唐诗歌艺术的最高峰，提升了无题诗的审美高度。

4、简述李白绝句的表现特征。

自然明快：语言简洁、情感洒脱。

清新俊逸：兴到神会、“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5、分析杜甫的叙事诗。(对乐府创作的突破)。

多用古体写时事，“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精神上与《诗经》、汉乐府一脉相承，为“新题乐府”，即为叙事诗。

学习民间乐府表现手法，对话描写、细节描写，采用民间俗语，内容生动亲切。如《新婚别》以新娘独白表现矜持羞涩。

再者其“三吏三别”有史诗的悲壮气氛。

再就是善于在叙事中融入对时事的感慨，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与议论性。笔法纵横交错，突破了汉乐府主体线条单一的叙事方法与结构。

6、十年长安生活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安史之乱、题材的扩大：战乱、民生、代表作品、诗史、沉郁顿挫诗风的形成。

7、请分析李白诗歌中强烈的主观色彩。

表现自己，外物只是凭借，在于自我情绪的宣泄。

高于生活的新奇想象，善于夸张、长于设喻、善用对比，讲情感具象化。

8、简析王昌龄《从军行》的主要思想内涵。

边塞、七绝、连章组诗。第二次出塞的经历，写战场黄沙、写战士乡愁，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讽刺，悲中含豪，风格雄浑。(例举诗句加以分析)。

9、论述元白之异同。

同：写实尚俗，源出杜甫。一是承古乐府之形式，自拟新题;二是语言简朴，口语入诗，求通俗浅显。三是自觉向民歌学习。四是元白唱和对两人创作的影响。

异：一是写作手法上，白较元丰富;题材上，元的讽喻诗偏重于政治，涉及社会生活较少，白居易题材更加广阔;人物选择上，白居易涉及社会各阶层，元稹单一;主题上，白居易有明确的主张，元稹较为模糊。

10、杜甫人民性体现在?

一是具有史的认识价值。

二是提供了比历史事件更为广阔生动的生活画面。

三是沉郁顿挫的风格。

四是杜甫忧国忧民、仁民爱物的人格。

11、论述：建安文学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一是对诗歌内容与诗歌体裁的开拓。

二是建安风骨的美学风格影响到了唐代文学。(政治理想的高昂、人生短暂的慨叹、强烈的个性表现、浓郁的悲剧色彩)。

三是在艺术手法上为唐代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文辞、情感、声色、语言)。

11、试谈李白其人及其诗歌的理解。

一是浓厚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

二是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三是情感浓烈，想象、夸张、比喻、象征，意象的奇丽惊人。

四是体裁多样，七古七绝。

五是语言上“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六是地位。

12、结合具体诗人的作品，谈谈你对“诗到元和体变新”的理解。

一是简单介绍诗歌发展的大趋势，这一时期主要有韩孟元白刘柳贺。

二是分别介绍这几个作家的主张、作品及风格。

13、论述禅宗思想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影响。

一是个性恬淡，深受禅宗影响，被誉为“诗佛”。

二是对山居寂寞的歌咏。

三是摒除情绪，物我两忘，与万物冥合的境界。“空”《竹里馆》《辛夷坞》。

四是感情平静，很少表现内心的矛盾与苦闷，很少有激烈的感情冲突。

五是艺术技巧上情思、感受、景物、形象混融一体。

六是风格清淡(境界)丰腴(文辞色泽)。

14、高岑诗风之比较。

一是两者风格上都悲壮雄浑，但岑参也活泼奔放、雄奇瑰丽、飘逸峭拔。

二是高适境界阔大、形象鲜明，主观情感色彩较浓，能够感受到诗人的精神气质。岑参则显得较为细腻：独特的生活感受、敏锐的观察能力、语言瑰丽、想象夸张、比喻新奇。高适质朴，主观;岑参注重艺术技巧，以物象传情。

三是体裁上，高适善于七言歌行和五言古诗，受汉乐府文人诗影响，受近体诗影响，风格质朴，却显精炼，律诗特色。岑之七言歌行纵横跌宕，灵活奔放。

四是意象上，高适主观，个人见闻、功名志向融合于一体，苍凉悲慨，冷静色彩却基调昂扬;岑参感性色彩，讲究感觉印象，想象浪漫，描写飘逸，奇伟壮美。

15、李杜对中晚唐诗歌发展的影响。

李白——韩孟——李贺——李商隐。

杜甫——元白之写实尚俗——李商隐律诗。

16、苏轼评价中唐诗人说“元轻白俗，郊寒岛瘦”，请谈谈你的看法。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如何写篇七

李商隐是。

唐诗。

发展到晚期最有成就的诗人，以其独具特色的美仑美奂诗歌登上了整个晚唐诗创作的艺术最高峰。

一、他对于爱情的执着，开创了诗歌上新风格、新境界。他的诗成就最高的是近体诗，尤其是七律、七绝。如果说杜甫是唐代七言律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那么，李商隐则为第二座里程碑。他继承了杜甫的沉郁顿挫，有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

1.写景中融合比兴象征，寄寓困顿失意的身世之感。

2.爱用冷僻的典故，故诗中的意象特别美丽，而整体意旨往往隐晦。

3.语言绮丽而对仗工整，音律圆美婉转。

4.“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之趣，富于象征暗示色彩，有朦胧之美。

二、他的绝句写得深情绵邈，沉博绝丽，有的比较隐晦，但可以在精工富丽的辞章中体会到他的婉转情思，而且很伤感。如《夜雨寄北》感情细腻，意境婉约，在艺术上的明显特色便是细美幽约、朦胧含蓄，为伤感唯美文学的典型。

一、晚唐诗人中，他第一个大量用七绝写咏史诗，用史论笔法，寓褒贬议论于含蓄诗味中，极大地发挥了绝句体的妙用，创作了许多有“二十八字史论”之誉的咏史作品。如《泊秦淮》通过对历史曾有过的繁盛转瞬即逝的伤悼，以及揭露统治者的荒淫误国，抒发自己的政治感慨和见识，其中深寓对现实的不满和讽刺，立意高绝的议论，表现出横溢的才气。

二、忧国忧民的壮怀与伤悼之情交织成一种俊爽的风格。

三、还写过一些出色的伤别诗，纪行、写景诗也颇多佳作。善于选择清新明朗、能给人以快感的景物来抒写他的情怀，用色彩鲜明的语言，创造出情景交融的优美诗境，如《山行》“远上寒山石经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富于诗情画意，意境优美，以畅达的语言传达出自然景物的清新气息，明丽而有立体感的画面给人美妙的艺术感受。

名词解释：苦吟诗。

1.晚唐时期，苦吟诗的早期代表是孟郊，后来有贾岛、姚合。他们的诗风相近，都以苦吟著称所以称苦吟诗。

2.他们的诗风又各有特色特色：

孟郊诗中颇多患难感、忧郁感、以及人生悲剧与绝望心理交织成的幻灭感。

贾岛诗多是寄赠酬唱之作，极少反映但是生活，局度也显得比较狭窄。

姚合与贾岛是诗风相近的诗友。

试叙贾岛和姚合的“苦吟”与孟郊有何不同。

相同：

1.他们都以苦吟著称，因此历来有“郊寒岛瘦”之说。

2.孟郊、贾岛都写贫病饥寒、穷困潦倒。

不同：

内容：他们都写贫病饥寒、穷困潦倒。

孟郊：写“士不遇”，想用世而最终赉志以殁的悲剧性的一面。

贾岛：彻底放弃雄心、醉心于琢磨词句的循世的一面，他的诗也有激烈奋发的一面，如《剑客》。但更多的如其《送别》。他的诗多是寄赠酬唱之作，极少反映但是生活，局度也显得比较狭窄。反应生活的深广度不如孟郊。

艺术上：

孟郊成就最高。

贾岛：不如孟郊，他的五言律写得很精深，能于细小处见精神，造清奇幽微之境，推敲字句。如《题李凝幽居》“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姚合：作诗的才华和“苦吟”工夫都不及贾岛，他的大多数诗都显得平淡无奇，境界与格调也并不很高。

试叙韩柳古文理论对散文革新运动的推动作用。(即韩柳古文理论有哪些观点)。

唐代古文运动之所以至韩、柳始成，主要是因为韩、柳在批判继承古文运动先驱之文论的基础上对儒道进行全面的清理，提出了许多反传统观念的新解，以文章内容的变革带动形式的变革，使“文以载道”说产生了实践意义，并在理论上趋于完善。

一、韩愈第一次提出“文以明道”的观念，在总结前人关于文章作为表现儒家思想体系的“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道”与“文”的关系。

1.从“明道”的要求出发，韩愈特别强调作家思想修养的重要性。

2.在具体的实践中，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的。

口号。

二、提出“唯陈言之务去”和“词必己出”的主张。

三、提出“文从字顺”要求文字的表达要流利。

四、“气盛则言”把文气与文章的语言表现联系起来，认为文章气势就是从语言的短长和声的高下而来。

柳宗元对于文体、文学语言的改革，他的意见也大体与韩愈相似。

试论韩愈古文成就的表现。

“古文”概念的提出始于韩愈，他把自己的奇句单行、上继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古文成就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韩愈的古文在各类文体的上都有创新。

1.碑志。他的碑志虽然也有溢美隐恶的“谀墓”之作，但有不少作品巧于摹写，注意剪裁，把精辟的议论，真挚的感情运用于其中，加之善于刻画人物，突出中心，使其成为“一人一样”的生动传记文。如《柳子厚墓志铭》形象鲜明，感慨深长，很有感染力。

2.赠序。融抒情、记事和议论为一体的杂文问题。如《送孟东野序》。

3.杂文中的“杂说”，短小精悍而内容丰富，行文尤为不拘一格。如《杂说四》。

二、创作了一种简洁精辟，清晰流畅，富于美感的新型散文。

四、语言接近口语化，通俗明白，能把口语推敲成新的词语。提炼出一些生动的语言，如一些。

成语。

：“不平则鸣”、“落井下石”、“坐井观天”等。句式的结构也灵活多变，文从字顺，也杂以骈俪句法。

韩愈古文总的风格是雄深雅健、猖狂恣睢。

一、突出的特点：主人公多是社会上地位不高或被压迫的人物，如不愿承担赋税的捕蛇者，种树的老人。

简述元山水游记的艺术特色。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散文中最具艺术特色的作品，多写于他流放永洲的十年中。主要艺术特色有：

一、寓情于景，在景物描写之外单独的发议论和抒情，大量的情况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融会在山水之美的艺术境界中。以山川之美来反映自己的见弃，发抒他的愤怒，悲哀抑郁的情绪。如《始得西山宴游记》自然美与他的精神切合，而与痛苦的人生和鄙俗的现实相对立。

二、把自己的感情移入自然之中，描绘出反映着自己审美理想的自然，表现出了一种诗情画意的自然美。如《永洲八记》荒郊野外的平凡山水被写得千娇百媚，经过艺术的升华，显得单纯、宁静、清新呈现出一种幽丽之美。

三、捕捉自然事物最独特最精微的变化情态，予以生动的再现。如《小石潭记》。

四、峭拔的骨力和清冷的色调相糅合，构成其山水散文乃至其他众多作品的典型风格。确立了这种体裁在文学史上的独立地位。

简述柳宗元寓言散文的特色。

一、强烈的现实性和高度的概括性。如《黔之驴》叙述一个无能无德又无自知之明的驴被老虎吃掉的故事，在当时具有讽刺作用，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二、善于绘声绘影，因物肖形，创造了比较完整的、个性化的寓言形象。既集中动物本身的特征，形象鲜明生动，有揭示了现实生活中某些人的嘴脸，寓意深刻，如《蝜蝂传》集中了许多善执物、好上高的小虫的特点，塑造了一个贪婪，愚顽的蝜蝂小虫形象，嘲讽追求名位、贪得无厌的丑行的意义。

确立了寓言在文学史上的独立地位。

名词解释：

唐传奇。

一、唐传奇指唐代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说，在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融合历史传记小说、辞赋、诗歌和民间说唱艺术而形成的新的小说文体。

二、在唐代，传奇只是某些单篇作品或小说集的专称，至宋代才开始将传奇用作唐代新体小说的统称，以区别于旧有的志怪小说。

变文。

一、“变文”是唐代明间创作的一种新文体，其体裁是有说有唱的，为佛教俗讲所借用。所谓“变文”之“变”，当时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

二、变文的体制是散文与韵文相结合而成。散文为讲述之用，韵文用来歌唱。

三、变文分为三类：一是演说佛经故事的宗教性作品;二是演说历史故事讲史作品;三是演说明间传说题材的作品。

简述唐传奇与志怪小说的区别。

1.唐传奇反映现实生活，志怪小说反映的是超现实的神灵鬼怪。

2.唐传奇是作者的虚构，志怪小说收集奇记。

3.唐传奇情节曲折离奇，篇幅加长，志怪小说粗陈梗概。

简述唐传奇的艺术成就。

唐传奇指唐代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说，在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融合历史传记小说、辞赋、诗歌和明间说唱艺术而形成的新的小说文体。主要艺术成就有：

一、唐传奇的艺术成就相当高，情节的传奇性与现实性兼容，情节的虚构、想象与作品的艺术性融合一体，起虚构和想象已标志着文言短篇小说创作的成就。如《柳毅传奇》写充满神话色彩的书生与龙女相恋故事，情节离奇，但人情味很重。

二、体裁丰富。有描写爱情的，如元稹的《莺莺传》、蒋防的《霍小玉传》;寓言讽刺题材有沈既济的《枕中记》“黄粱梦”;历史题材陈鸿的《长恨歌传》《东城父老传》;游侠题材杜光庭的《虬髯客传》;神怪题材裴鉶的《传奇》。

三、所写故事情节化、细节化，注重写人物的生活琐事，尤其注重写他们的情感生活或性情偏嗜之类的细节。

四、叙事模式由故事中心向情节中心、人物中心演进。

五、叙述语言雅俗兼采时庄时谐，用文言描写物态人情以至琐事，简洁、准确、丰富、优美，将古代散文的巨大表现力发挥到很高水平。

名词解释：花间词派。

1.花间词派是晚唐五代奉温庭筠为鼻祖而进行词的创作的一个文人词派。

2.得名于赵崇祚编辑的《花间集》，共十八家词共五百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人词总集。

3.产生与西蜀，多用华丽的字面和婉约的表达手法，写女性的美貌和服饰以及他们的离愁别恨。

简述冯延巳的婉约词风和优美意境。

冯延巳是南唐词人中的佼佼者。

一、冯延巳作词不追求人物描述的具体真切，而是重在抒发触景所生之情，情思千回百转，若有寄托，深婉而缠绵悱恻，将晚唐以来的婉约词风又推进了一步。

二、写思念、离愁，把男女之情作为抒写的主要内容，这是冯延巳和“花间”词人共同之点。但较少对女人的容貌和体态进行刻画，他写的是一种感情的境界。如《鹊踏枝》。有的词较多身世的凄怆感慨的抒发，如《采桑子》。冯延巳词中着力表现的，不是情事的直接描述，而是雅致优美的意境，〈如谒金门〉以风吹皱水面起兴，写思春闲情，完全是一种优美意境感发的心绪，开阖荡漾，情调极为雅致。

试论温庭筠《菩萨蛮》二首的艺术风格。

一、温庭筠是“词为艳科”的始作俑者，领导了五代词的发展趋向。他的两首有名的〈菩萨蛮〉词，写美女的体态装饰及其闺阁情思。

二、不作明白的叙述，而以物象的错综排比和音声的抑扬长短，增加直觉印象的美感，引人产生一种深美的联想，成功地把形象鲜明的物语、景语与难以琢磨的情语融合在一起，使所要表现的难以言状的心绪，转化成可感的优美物象。“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通过将美女起床、梳洗的懒散的动作，把一种本来难以琢磨的闺阁情思，表现的可感知。

三、温庭筠的词常以静态的描绘代替抒情，尤着力于细部的重彩描绘，富有装饰性，而且善于用暗示的手法，造成了含蓄的效果。如“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美人的情思是希望和他心爱的人成双成对，作者用一种含蓄的手法表现出来。

试论李煜前期词与后期词的不同。

李煜是南唐的最后一个皇帝，世称李后主。

一、他的早期作品以反映沉溺声色、纵情逸乐的宫中生活为主要内容。描写精细、生动、且富有情趣。如专咏美人口的〈一斛珠〉。他的艳情词并未脱“花间”旧格，但写得较为真切率真，如相传写与小周后偷情的〈菩萨蛮〉，用直白浅露的叙说，把热恋女子约会的情态和放纵心理写得淋漓尽致。

二、李煜后期词的主要内容是写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纯以白描的手法直抒内心极度悲痛，词中时空跨度很大，加大了感情容量，抒发的感情以哀伤真实为主，能引起历代读者的共鸣。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用白描的手法抒发了对江山、故国的怀恋，充满了悔恨、悲愤和哀愁等复杂的情感，感慨极深，词境也极为阔大。

试分析温庭筠与韦庄词的异同。

相同：

一、都以词名世，所以并称“温韦”。

二、两人词的内容都是以男女情爱离别相思为主要内容。如温庭筠的〈菩萨蛮〉、韦庄的〈思帝乡〉。

三、都开辟了一种新的词风。反映了词由仅供歌儿舞女演唱的伶工之词，到抒情写怀的士大夫之词的渐变过程。如温庭筠为了适应舞艳歌席场合的实用要求，他的词中都是精丽字面和绮丽意象的组合，适于花间酒下歌咏的香软词境，具有娱乐价值，这对于词在晚唐五代迅速兴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韦庄相对淡漠词体佐欢酬宾的实用功能，开启了文人词自抒情怀的传统。这不仅是韦庄词的一大特色，也是词的风格内容一大转变。

相异：

一、温庭筠多“伶工之词”。大胆的写侧艳之词，是“词为艳科”的始作俑者，领导了五代词的发展趋势。而韦庄多“士大夫之词”。

二、艺术表现手法不同。

温庭筠：以排比和音声的抑扬长短，增加直觉印象的美感，引人产生一种深美的联想，成功地把形象鲜明的物语、景语与难以琢磨的情语融合在一起，使所要表现的难以言状的心绪，转化成可感的优美物象。如〈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常以静态的描绘代替抒情，尤着力于细部的重彩描绘，富有装饰性，而且善于用暗示的手法，造成了含蓄的效果，如“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美人的情思是希望和他心爱的人成双成对，作者用一种含蓄的手法表现出来。

注重文辞声律的华美精工，艳丽如晚唐诗风，炫人眼目。少藻饰、多白描的语句写离情别恨，如〈更漏子〉〈梦江南〉。词境缠绵悱恻，凄丽而有情致，颇有民间曲子词的风味。

韦庄：以疏淡之美，写词抒情为主，直述胸臆，风格趋向清丽，如〈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自然清新的风格，江南的景美、人美、生活美，写得疏朗、显直。他是一个大力用白描手法作词的作家，对情事多作直接而且分明之叙述。如〈思帝乡〉写的是常见的情爱题材，但长于勾勒，直接描述人物的心理感受，笔调疏放秀美。

三、风格不同。

温庭筠：开创词为艳科的传统，领导了五代词的发展趋向。注重藻饰以艳丽见长，具有密丽的风格。

韦庄：对民间抒情词给以艺术的加工，以疏淡为美。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如何写篇八

周室东迁以后，奴隶制社会逐渐动摇。到了春秋战国之交，社会各个阶级都在转化。新兴地主阶级逐渐代替了奴隶主贵族阶级。在这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产生了新型的士。士的来源很复杂，有新兴地主，有没落贵族，也有脱离生产走向城市的自耕农(《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其中有地主，可能也有自耕农。)。他们是属于中间阶层，在统治阶级的最下层，同人民比较接近。地位虽低，却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他们中间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政治、军事的杰出人材。在学术流派上表现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农家、纵横家等。春秋以来，特别是战国末年，诸侯卿相争相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苏轼《志林?论养士》)。当时诸侯如魏文侯、齐威王、宣王、燕昭王等，无不礼贤下士，延揽如恐不及。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和秦丞相吕不韦门下食客号称三千人。士这个阶层最为活跃。代表人物如儒家的孟轲、荀卿，墨家的墨翟、宋銒，法家的商鞅、申不害，农家的许行、陈相，纵横家苏秦、张仪等，都是在这一社会变革中先后以学者或政论家面貌出现于政治舞台的。他们出身不同，立场不同，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从代表各自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出发，对政治提出各种不同的要求和主张，并且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就是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诸子。

散文。

蓬勃发展的基本原因。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论语》和《墨子》，前者为纯语录体散文，后者则语录体中杂有质朴的议论文。第二阶段是《孟子》和《庄子》，前者基本上还是语录体，但已有显著发展，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文;后者已由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除少数几篇外，几乎完全突破了语录的形式而发展为专题议论文。第三阶段是《荀子》和《韩非子》，在先秦散文中都已经发展到议论文的最高阶段。它们的篇幅由短而长，风格由简朴而开拓、纵恣，代表着春秋战国时代各个阶段的理论文。

《论语》主要是记孔子言行的书。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把奴隶主阶级垄断的古代文化普及于平民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巨大和深远影响。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诗、书、礼、乐教弟子，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他不语怪、力、乱、神，而教人则循循善诱，重在启发，举一反三。孔子通音律，曾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他为了行“道”，企图挽救“日薄西山”的奴隶制，曾周游列国，席不暇暖，对现实采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

《论语》一书主要是孔子弟子所记，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孔门后学七十子的门人所记，所以书中的称谓、体例和文章风格都不一致。据班固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孔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从《论语》全书来看，决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班固这一判断和解释大概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柳宗元《认语辩》据书中记曾子将死，去孔子之后已数十年，认为是乐正子春、子思之徒所纂辑。那么，《论语》的成书至早亦当在春秋战国之际。

《论语》在汉代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古论语》其书为古文，出孔子壁中，有二十一篇。《齐论语》是齐。

国学。

者所传，凡二十二篇。以上二本早已亡佚。《鲁论语》是鲁国学者所传，凡二十篇，就是现在通行的《论语》。南宋以后，合《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和《孟子》，号为《四书》。

《论语》所记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的概念是从家庭出发的尊卑长幼、贵贱亲疏的差别的爱。而这个“爱”体现在孝、弟、忠、信的道德礼教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秩序上。这是符合后来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的。因此，过去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利用孔子来巩固其政治，而尊之为“圣人”。

孔子处于矛盾复杂的过渡时代，他的某些政治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例如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又如仲弓问政，他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冉求为季氏聚敛，他就严厉地谴责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孔子是同情穷人的。公西赤使齐，冉求为其母请粟，与之五秉。他说：“君子周急不继富。”原宪为宰，辞粟九百，他说：“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以上《雍也》)孔子的有关教育、学习的态度和方法也有不少的精理。

名言。

例如“有教无类”(《卫灵公》)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多闻阙疑”(以上《为政》)、“三人行必有我师”(《述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等。孔子生平最重诗教曾对弟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这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对《诗经》价值的认识和诗歌创作的指导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语》是语录体散文，主要是记言。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季氏》以后，章句较前稍长，文辞较前尤畅。但主要特点则是语言简练，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迂徐含蓄的风格。例如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子罕》)这显然不仅仅是对松柏的礼赞，而是概括了丰富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生活。后世多少诗人所歌颂的“郁郁涧底松”和“松柏有本性”，都是从孔子这一深刻的观察中得到启示。又如孔子的弟子端木赐看见孔子有道不仕，设问道：“有美玉于斯，韫匵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孔子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同上)这样就把当时孔门弟子间的亲切谈话宛转曲折地表达出来，言简意赅，耐人寻味。又如《阳货》篇有这样一章：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这段语录既诙谐，又严肃。孔子平日的风趣，子游的笃信师说，他们师弟子间的和平愉悦之情都宛然如见。

《论语》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了人物的形象，例如《先进》篇弟子侍坐章，仲由的坦率，冉求、公西赤的谦逊，曾点的洒脱，以及《微子》篇长沮、桀溺、丈人遗世傲慢的隐逸形象，都写得具体生动。而全书浅近易懂，接近口语，如《八佾》篇“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及“管氏而知礼，熟不知礼”等，又是本书另一特点。

墨子名翟，鲁人，年代略后于孔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在许多问题上同儒家尖锐对立，故遭到孟子强烈反对。墨子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他的中心思想是“兼爱”。他的“兼爱”和“非攻”的主张，在“强劫弱”、“众暴寡”的春秋战国之际，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和渴望。不过他从主观愿望出发，要求统治阶级“兼爱”人民，是不可能的。书中《七患》、《辞过》、《节用》等篇指出天下乱源在于统治阶级“单(殚)财劳力，奢侈无度”，深刻地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尚同》、《天志》、《明鬼》等篇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墨子》一书也是弟子所记，故多称“子墨子”。文章质朴，较少文采，但逻辑性很强，善于运用具体的事例进行说理，从具体问题的争论进而为概括性的辩难，这是说理文的一大进展。《兼爱》、《非攻》等篇层层推演，由小及大，以此例彼，例如说：“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非攻》上)以下再从攘人犬豕鸡豚说到攻国，都是亏人自利的事。既是说理，又是譬喻，虽语言质而不华，却极为明白易懂。有些文章如《耕柱》、《贵义》、《公孟》等篇还保存语录体对话形式。

《孟子》是记孟子言行的书。孟子(前370?-前289?)，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受业于孔子之孙孔伋的门人，是孔子以后战国中期儒家学派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他曾游梁，说惠王，不能用，乃见齐宣王，为客卿。宣王很尊礼他，但亦终不见用。于是归而述孔子之意，明先王之道，以教弟子。孟子卒，门人万章、公孙丑之徒记其言行为《孟子》七篇。别有《外书》四篇，久佚不传。

《孟子》的中心思想是仁义，是孔子学说的发展。孟子主张行“仁政”而王天下。仁政的具体内容是“省刑罚，薄税敛”，使民有“恒产”，“养生送死无憾”。他主张恢复理想化的井田制度，实际是要实行一夫授田百亩的小农经济。这些就是他的以民为本的“王道”。民本思想是孟子的主要政治思想，他曾告梁惠王说：“仁者无敌。”又告齐宣王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以上《梁惠王》上)这就是说，真正能够爱人民的人，他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因此，他就随时启发他们去爱人民、争取人民。在具体措施上要“与民偕乐”，“与民同乐”，要“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而且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以上《梁惠王》上、下)。因此，他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齐宣王问汤武放伐之事，怀疑臣不可以弑君。孟子则直告以“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这些话在当时看来，都是极其大胆的，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他的言论和主张也还有很多不正确的地方。例如他既强调王政以民为本，又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离娄》上)他重视人民，却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所以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以上《滕文公》上)他不但把劳心和劳力对立起来，而且强分高低，为封建统治阶级剥削人民制造借口。这对后世有极不良的影响。

《孟子》散文的特点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带锋芒，富于鼓动性，有纵横家、雄辩家气概，充分反映战国时代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例如“许行”一章(《滕文公》上)首先问明许行一切生活资料的来源，以见社会分工的必要;再进而论治天下之不可耕且为，列举尧、舜、禹、稷所以不暇躬耕之故;然后斥责陈相背师说而学许行之道为用夷变夏，“下乔木而入于幽谷”。声色俱厉，气盛言宜。又如“好辩”一章(《滕文公》下)历述唐虞三代以来一治一乱之故，而以辟杨、墨的邪说自比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孔子作《春秋》。又如“齐桓晋文”一间(《梁惠王》上)问齐宣王之所大欲，“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自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铺张扬厉，几乎和纵横策士抵掌而谈的风趣相仿佛。其次是善设机巧，引人入觳，先纵后擒，使人无法躲避。例如上述一章，孟子怪齐王为何“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之后，即紧接“王请度之”。但不待齐王回答，即又进而诘问：“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逼使齐王不得不说出：“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他用这层层追问、步步逼紧的方法进行论战，有时竟弄得齐王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在和陈相辩论时，也用同样的方法逼使陈相不得不承认：“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这样辩才无碍的学者，是颇有战国策士之风的。其次是常用譬喻来陈说事理，辩论是非，既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又加强了说服力。例如对梁惠王“民不加多”之问，以战为喻;对梁襄王“孰能一之”之问，以苗为喻;对齐宣王“不为”与“不能”之问，以“挟太山以超北海”及“为长者折枝”为喻等。但孟子用譬喻不是简单的、一般的，而是复杂的、多样的。举其较特殊者，有整段用比的，如“牛山之木”一章(《告子》上);有全章用比的，如“晋人有冯妇者”章(《尽心》下);有正意喻意并列的，如“鱼，我所欲也”章(《告子》上);有喻言正言叠互的，如“礼与食孰重”章(《告子》下)。而全段全章之比往往近乎寓言故事，如宋人揠苗助长(《公孙丑》上)、齐人乞墦(《离娄》下)。现举后者为例：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其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口间)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食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馀，不足，又顾而之他。

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者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这是个寓言式的故事，也是一幕辛辣的讽刺剧。全部内容包括五段情节：一、齐人对妻子的夸口;二、妻子的怀疑和妻妾的商议;三、妻子的追踪和真相的发露;四、妻妾的羞愧和哭骂;五、“良人”无耻的得意的丑相。故事的每一情节，特别是后三段，描绘得异常生动。当然这是作者有意编造的，用来讽刺那些无耻的钻营富贵利达的人们，那个齐人的形象就是一般官僚的形象;乞墦的行径也就是一幕官场的现形。尖锐幽默，可谓已达极点。明人所撰的《东郭记》传奇和清蒲松龄的《东郭箫鼓儿词》就是以此为主要题材写出的封建时代官场的现形记。所以赵岐说：“孟子长于譬喻。”

此外，《孟子》的文章语气极为逼真，如答公孙丑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公孙丑》上)叙校人欺子产说：“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万章》上)如此之类很多，大都接近口语，十分生动而有风趣。总之，《孟子》的散文虽然基本上还没有脱离语录体，比之《论语》却有了很大的发展。

庄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道家学派的先驱老子即老聃，他的《道德经》五千言是简括而有韵的理论文(自汉朝以后，通行的《老子》各种版本，都分上下两篇，上篇为《道》经，下篇为《德》经，故又称《老子》为《道德经》。一九七三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甲、乙两种《老子》帛书，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和《韩非子》中的《解老》、《喻老》两篇解说《老子》的文章，都是先《德》经而后《道》经相合。可见帛书《老子》的经文顺序，比较符合《老子》一书的本来面目。)。老子主张绝圣弃智，忘情寡欲，无为而治。他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有矛盾的对立面，而且会互相转化;所以说：“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是朴素的辩证观点。他也认识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因而痛斥残酷的剥削者为“盗夸”。更认识到人民在英勇斗争中的力量和牺牲精神，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但他的政治思想却是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反映了一部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无可奈何的消极幻想。庄子的哲学思想基本上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消极面。

庄子(前360?-前280?)，名周，宋之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生平事迹不详。《庄子?秋水》篇载楚王使人聘庄子，庄子不应。《史记》以为楚威王。事虽未必可信，但就此与《列御寇》篇所载同样的事合看，可见庄子是一个苟全性命、不求闻达的人，也符合庄子敝屣富贵、淡薄利禄的隐士思想。

《汉书?艺文志》载《庄子》书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后人以《逍遥游》至《应帝王》七篇为内篇，《骈拇》至《知北游》十五篇为外篇，《庚桑楚》至《天下》十一篇为杂篇。从来讲《庄子》的人，多认为内篇是庄子自己作的，外篇和杂篇则是庄子的门徒或后学作的，故文章风格亦有所不同。这看法是相当正确的。

从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和政治观点看来，庄子无疑是一个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哲学家。由于社会的根本变化，庄子的地位无法维持，这就决定他对现实极端不满。而当时的战乱和剥削造成社会动荡不安，人民十分痛苦，庄子斥为“昏上乱相”，也的确是有理由的。他既不满现实，又无法反抗它，就不得不走隐居遗世的道路，一方面议君相，讥儒墨，甘贫贱而肆其志;一方面否定一切，齐万物，一死生，泯是非得丧，以追求内心的调和、精神的胜利而自我麻醉。他认为“物不胜天”(《大宗师》)，认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间世》)。他是一个悲观绝望的厌世主义者，觉得“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知北游》)，所以妻死则“箕踞鼓盆而歌”，有时还设想髑髅也不愿复活(《至乐》)。因此，庄子的处世态度就是玩世不恭，随俗浮沉，“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达之入于无疵”(《人间世》)。他好像非常胆怯、害怕，常说“无用之用”才是“大用”。他看见山木以不材免伐，雌雁以不鸣见杀，就想到自己“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山木》)。这一切都充分表现一个没落阶级的思想观点。不过庄子的放荡不羁，蔑视礼法和权贵，以及对统治者不合作，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外《庄子》书中常有抨击当时社会的言论，例如《人间世》说：“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在宥》说：“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胠箧》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焉存。”(按：原文本作“存焉”，此从王引之说改。此四句“诛”、“侯”为韵，“门’”、“存”为韵。)认为圣知仁义只是供统治者利用的工具。这些都是极为深刻的见解。但他由此得出抛弃一切的虚无主义的结论，却又十分错误。

庄子的散文在先秦诸子中具有独特风格。这首先是吸收神话创作的精神，大量采用并虚构寓言故事，作为论证的根据;因此想象奇幻，最富于浪漫主义色彩。例如内篇的《逍遥游》、《人间世》、《德允符》、《大宗师》等篇，基本上是用四五个或六七个幻想出来的故事组成的。他的许多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都是通过这些故事人物的问答方式来表现的。而故事人物的形象常常描写得极为生动，如《逍遥游》中的许由敝屣功名的形象，藐姑射之山的神人的形象，《齐物论》王倪口中“至人”的形象，《养生主》庖丁的形象，《人间世》楚狂接舆的形象等等，《庄子》书中如此之类不可胜数。现在举个例子来看：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

这当然是庄子自己头脑中幻想出来的绝对自由的人物。这个人据说是“大浸稽天而不弱，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他的尘垢秕糠都可以铸造出尧舜来的，所以人们认为他在撒谎，而不肯相信了。

由于接受民间寓言故事的影响，所以在庄子笔下，蝉和斑鸠、小雀都会说话，虾蟆、甲鱼也会说话，蛇和风，栎树和铜铁也会说话，一切生物、无生物都会说话，而且会辩论、讲道理。这比其他诸子和《战国策》中某些寓言故事有进一步的发展，使逻辑思维的理论文更加形象化。这又是庄子散文浪漫主义作风的一个方面。

《庄子》散文的另一特点是善用譬喻。本来战国时代的文章，一般都有这种特点，而《庄子》则几乎任何情况、任何事物都可以用作譬喻，也可以容纳譬喻。它不但譬喻多，而且运用灵活，在先秦诸子中也是最突出的。例如《逍遥游》将要论证超越时空的绝对自由，先从大鹏说起。他认为那么大的鸟，要想从北海飞到南海，非借大风之力不可，所以没有绝对自由。下文的野马、尘埃，也是要有风吹着才能在空中游荡。这对于野马、尘埃本身来说虽属正意，对于大鹏来说其实又是比喻。再后“天之苍苍”三句也是如此。人们在地面看不清天下的“正色”，正如高飞到九万里上空的大鹏看不清地面的东西一样。然后再接以下数句：“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以水比风，以大舟比大鹏，又是一比。而杯水芥舟数句则是比中之比。然后说到蜩与学鸠，说到旅行，说到朝菌、蟪蛄，说到冥灵、大椿，最后说到彭祖和众人，稍作停顿。黄河九曲，到此略一洄漩。然后“重言”以实之，再一次说明鲲鹏斥鴳所游虽有不同，而不能“无待”却是一样。以上层层推演，不见端倪，但只是指出许多事物的现象，并未点明正意。下文才从庸人的追求名位，转到宋荣子的“不累于俗”，列子的“御风而行”。然而庸人固微不足道，不过像蜩、鸠、斥鴳的自适其志而已;就是御风的列子，充其量亦超不过大鹏。“虽免乎行，犹有所待”，也还不能绝对自由。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能“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才能无所待而获得绝对自由，这才算“逍遥游”。全篇主旨到此轩豁呈露，有如千里伏流，迂回曲折，历久而后涌现。回顾以前，从开篇的鲲鹏说起，一系列事物都是比喻，因为这些无非是借以衬托游于无穷的至人神人而已。至于下文鹪鹩、偃鼠、疱人、尸祝等喻，或明或暗，随物赋形，犹其馀事。章学诚说：“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文史通义?诗教上》)这对《庄子》来说，尤为恰当。

《庄子》一书，“寓言十九”。寓言的性质本来就是作为譬喻之用的，如疱丁解牛喻养生之理，轮扁斲轮(《天道》)喻读书之法，痀偻承蜩(《达生》)喻“专心致志”之道，匠石运斤(《徐无鬼》)喻知音难遇之感，蜗角触蛮(《则阳》)喻诸侯的战争等。不管庄子或其后学者的主观如何，企图用它们来说明什么观点，达到什么结论，而它们本身仍有其深刻的意义，语言也极为生动。

庄子散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文中多用韵，声调铿锵，使读者有和谐的节奏感。例如《逍遥游》：

惠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网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这和《德充符》末段惠庄二人问答一样，一倡一和，全用韵文。然而妙在非常自然，不但不觉得有意押韵，或者因押韵而拘牵词义，反而助长了文章的气势，与后来的散体辞赋相类似。而《德充符》一段更富于诗意，真可谓“天籁”之文。

总之，《庄子》一书，特别是内篇，有时像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有时像万斛源泉，随地涌出，汪洋恣肆，机趣横生，具有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它不仅在先秦的理论文中，即在后世的古典散文中亦罕有伦比。

荀子(前330?-前230?)，名况，又称荀卿，赵人，为战国后期儒家学派最大的一个代表人物。齐威、宣时，游学稷下。齐襄王时，荀卿最为老师，前后三居列大夫之位。后至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荀卿废，遂家于兰陵，著书数万言而卒。今《荀子》有三十二篇。

战国晚期，儒墨两大学派内部分化，儒分为八，墨分为三。荀卿之儒与孟轲之儒在思想上是有许多显著不同的。如荀子的政治主张与孟子有同有不同。尊王道，举贤能，与孟子同;兼称霸力，法后王，与孟子异。他主张“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反之，亦可归之卿相士大夫。(以上见《王制篇》)他虽然也说：“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但不承认汤武取天下，因为天下归之;不承认桀纣有天下，因为天下去之。所以说：“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弑君。”(见《正论篇》)全从人民的向背看问题，这提法也比孟子的议论进了一步。这些都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反映当时人民的要求。他的《天论》指出“天行有常”本是一种自然规律，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不迷信天道鬼神，而强调人事的重要性，有唯物主义观点，代表荀子思想最进步的一面。

荀子学问博通，对过去学者多所批评，如《非十二子》、《解蔽》、《正名》等篇。他生于战国纵横之世，长于论辩，故其文多长篇大论，必发挥尽致、畅所欲言而后已。大抵论点明确，层次清楚，句法整练，词汇丰富。如《议兵篇》分析透辟，论断精确，是一篇出色的军事学论文。《劝学篇》比喻层出不穷，前半篇几乎全用譬喻重叠构成，辞采缤纷，令人应接不暇，而且通篇用譬喻重叠构成，辞采缤纷，令人应接不暇，而且通篇用排偶句法，也是荀子散文的特点。又有《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首小赋。篇末附《佹诗》二首。《汉书?艺文志》载他的赋十篇，这五篇是否在内，不得而知。这些赋以四言韵语为主，亦杂有散文形式，很像。

谜语。

乃战国“隐书”一体。还有《成相》一篇亦是韵文。以六句为一章头二句三言第三句七言第四、五句四言第六句三言。例如：“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侲侲!”这与《赋篇》都是采用民歌的形式。

韩非(前280?-前233)是韩国的诸公子，与李斯同学于荀卿。非见韩国削弱，屡谏不用，乃著书十馀万言。秦王(秦始皇)见其书，恨不得与之同游，因急攻韩。韩王遣非使秦，秦王留不用，后竟下狱死。《韩非子》有五十五篇，其中多有后人窜入的文章，不尽可信。

韩非是战国后期法家，任法术而尚功利，信赏必罚，排斥仁爱。他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认为当今之世还有赞美尧舜鲧禹汤武之道的，必为新圣所笑。“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这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攻击儒墨不遗馀力，认为“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显学》)。又谓尧君其臣，舜臣其君，汤武弑其主，乃“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忠孝》)。与孟、荀之说相反。理由是因为尧舜禅让，放弃君权，汤武征诛，破坏君权。法家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所以提倡君权神圣，连尧舜汤武一起反对。自秦以后，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

韩非散文的特点是锋芒锐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其篇幅长者如《五蠹》近七千言，这是先秦理论文的进一步发展。其次是分析能力最强，如《八奸》、《亡征》等篇，特别是《亡征》一篇，分析可亡之道至四十七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其次是利用大量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以便说明问题，如《说林》上下、内外《储储说》等篇，尤为集中。《主道》、《扬权》二篇全部用韵，而后者多四言，颇似《道德经》和《易林》。

先秦诸子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首先是儒家学派的孔孟思想，其次是道家学派的老庄思想。这两派思想在过去学者文人的头脑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经常起着不同的积极或消极作用。一般说，儒家的入世精神是积极的，但维护封建秩序的说教却有不良的影响;道家对待现实的态度是消极的，但不肯同统治阶级合作，不肯同流合污的“清高”思想，在一定历史时期也有一些好影响。就诗家来看，接受前者影响的，其艺术风格多表现为现实主义;接受后者影响的，其艺术风格多表现为浪漫主义。杜甫和李白就代表着这两种不同的影响和作风。

先秦诸子散文对后世散文发展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汉初政论家贾谊、晁错等的政论文都是从荀卿、韩非及战国其他法家的议论文发展出来的。例如贾谊的《陈政事疏》、晁错的《论贵粟》、《论募民徙塞下》等疏，分析问题，切中时弊。而贾谊的论事，指陈利害，激切锋利，淋漓酣畅，风格尤近韩非。《论语》一书虽后人亦有摹仿，如扬雄的《法言》，王通的《中说》，但对文学则影响不大。魏晋以后，老庄之学大盛于世，影响于我国学术思想和文学方面更大，嵇康有《养生》、《声无哀乐》、《难张辽叔自然好学》、《释私》等论，阮籍有《通易》、《通老》、《达庄》三论及《大人先生传》，纵谈名理，大畅玄风。而《达庄论》、《大人先生传》都用辞赋问答体裁，发挥老庄思想;语言形象，声韵和谐，是我国理论散文的进一步发展。东晋时，玄言诗风独盛，孙绰、许询、桓玄、庾阐诸人之作“皆平典似《道德论》”，固不必说，就是齐梁间的文论、书札，理精语隽，为当时文坛树立爽朗的新风格，形成南朝散文的特色，也未尝不是受老庄思想及文风的影响。

唐宋以来的古文家对先秦诸子散文的爱好和学习也是很多的。著名的古文家韩愈曾以“庄”、“骚”并称，尤推崇孟子为“醇乎醇”，荀子则“大醇而小疵”。他力排佛老，就是继承孟子辟杨墨的战斗精神。其文如《原道》、《与孟尚书书》、《送王秀才(埙)序》等篇，精神面貌都接近《孟子》。《答李翊书》论为文以学养并提，实由孟子知言养气之说而来。柳宗元论文，亦主张“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又谓“《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报袁君陈秀才书》)。而他的《三戒》等篇更是创造性地学习诸子寓言的成果。苏洵生平尤好《孟子》，曾端坐读之七八年，谓其“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上欧阳内翰书》)。王安石解《孟子》，其文亦学《孟子》;讥荀卿，文亦学荀卿。而苏轼之文，最得力于《庄子》，他说：“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集中如《赤壁赋》及清风阁、凌虚台、墨宝堂、超然台诸记，其思想语言无不出于庄子;而其文章的畅达，所谓“如行云流水”，“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者，亦与《庄子》的风格相近。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如何写篇九

宋代历史琐闻类笔记，又称《玉壶野史》，十卷，北宋文莹撰。《玉壶清话》是文莹于神宗元丰元年(1078)作于荆州的又一部野史笔记，内容、体例与两年前所撰《湘山野录》、《续录》相仿。本书前八卷近一百六十条，杂记北宋开国至神宗朝百年间君臣行事、礼乐宪章、诗文逸事、市井见闻等;而第九卷《李先主传》、第十卷《江南遗事》，则详细记录了五代后期南唐政权“累世之隆替”、“圣贤治乱之迹”，是研究五代史和北宋史的珍贵资料;其中谈诗论文之语，清曹溶则冠以“玉壶诗话”辑入《学海类编》，显现它的诗话价值。

明初编修《永乐大典》后，逐渐散阙，仅得前五卷流传，天一阁范钦等人抄访得后五卷，遂合成十卷刊行。《玉壶清话》现通行本有《知不足斋丛书》本、《笔记小说大观》本、《说郛本》;称《玉壶野史》则有《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

今有：《玉壶清话》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版;《玉壶清话》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一编，版。

《鸡肋篇》。

宋代考据辨证类笔记，三卷。北宋末年庄绰撰。庄绰字季裕，约宋钦宗靖康年(1126)前后在世清源(今福建泉州)人，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说是太原人(历史上太原也曾有清源之称)，误。生卒年均不祥，约北宋末前后在世。状貌清癯，人目为“细腰宫院子。”北宋末年，历摄襄阳尉、原州通判等。宋室南渡后，历任建昌军通判、江西安抚制置使司参谋官，最高官职是“朝奉大夫知鄂州、筠州”。庄绰学有渊源，是一个考证学家、民俗学家、天文学家、医药学家，对针灸尤有研究。著有《本草节要》、《明堂灸经》、《脉法要略》，皆已散佚;今尚存世的有《膏肓腧穴灸法》二卷和《鸡肋篇》。

庄绰博物洽闻，又喜游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见闻广博，《鸡肋篇》中记载了大量全国各地民俗、物产、饮食和医药知识，对我们认识宋代社会以及生产生活状况有一定帮助，如记载“皂荚”的制作过程：“京师取皂荚子仁煮过，以糖水浸食，谓之‘水晶皂儿’”;定州丝绸织花的独特方法：“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杼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当时寒食祭祖风俗：“寒食上冢亦不设香火，纸钱挂于茔树。其去乡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帛于空中，谓之掰钱”。湖南沣州“社日”祭祀瘟神，然后装载在船上送走，为之“送瘟神”毛泽东《七律·送瘟神二首》诗题可能源于此俗。书中记载的一些医药知识如针灸、偏方也可作为今日借鉴参考。

今有：《鸡肋篇》萧鲁阳校点，唐宋史料笔记丛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鸡肋篇》上海书店1990年版。

《墨庄漫录》。

记载两宋典章制度、历史故实、诗文的笔记，十卷。北宋末张邦基撰。张邦基，字子贤，高邮人。生卒年、生平事迹均不祥，约宋高宗绍兴初(1131)前后在世。喜藏书;有《墨庄漫录》十卷行於世。

《墨庄漫录》杂录宋代杂事，间有考证，多有见地。尤留意于诗文词的评论及记载，较多地保存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史资料，本书为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有诗词欣赏：着重举出当代人的作品(或完整地举出，或摘句)，并概括评论，评论颇为精当，如如称杜甫《丹青引赠曹霸》诗“微意深远”，王令《假山》诗“笔力豪放”，舒亶“香泛”联“刻削”，韩驹“倦鹊”联“太工”等。评论也颇具见地，认为作诗、读诗、概关于际遇：唐人行役，怀归感叹，故诗多“佳作”;蔡绦身“处富贵”，辄不悟杜甫晚居西川之“闷”;有诗词考释，如谓杜甫玄都坛歌“王母画下云旗翻”之“王母”乃蜀鸟，谓李商隐《锦瑟》中间四句乃形容瑟谱四曲，谓苏轼儋耳山“君看道傍石”之“石”当“者”，或出自个人发明，或祖述他人，往往有独到之处。关于文的评论;如谓苏轼、黄庭坚善题跋，属散文;谓孙觌(仲益)、汪藻(彦章)工四六，属韵文，谓张舜民(芸叟)、秦颧(少游)文法干愈(退之)，属师承渊源。皆可资参考。有文人轶事，如关于苏轼者，即达二十则，除个别则外，皆不见他书。以上四个方面加在一起，略及本书一半篇幅略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许为“宋人说部之可观者”。但论诗重“箴讽”，谓元稹《连昌宫词》高过白居易《长恨歌》，以前者“微而显”，后者“终篇无所规正”，未脱儒家诗教窠臼，失诸片面。

《墨庄漫录》十卷，宋代书目未见著录，《四库全书》收于子部杂家类。《宋诗纪事》称引其文达三十八条。

今有：《墨庄漫录过庭录可书》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1985年版;《东坡志林》(附老学庵笔记·考古编·演繁录·墨庄漫录)京华出版社版;《墨莊漫錄》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三编，版。

《默记》。

主要记载北宋时期朝野遗闻的笔记，南宋王铚撰。王铚，生卒年不详，字性之，汝阴(今安徽阜阳)人。王铚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是宋初著名学者王昭素的后裔。父亲王萃(字乐道)是歐阳修的学生。家中藏书甚富，绍兴(1131-1162)初，官迪功郎，权枢密院编修官。因纂集祖宗兵制，受到高宗赵构的赏识，诏改京官，晚年，遭受秦桧的據斥，罷为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观。避地剡溪山中，日以角咏自娱，人稱雪溪先生。王銍少而博学，善持论，强记闻。據说他读书能五行俱下，别人才三、四行，他已尽一纸。南宋的大诗人陆游很推崇王铚，在老学庵笔记中写道：“王性之记问该洽，尤长于国朝故事，莫不能记，对客指画育说，动数百千言。退而質之，无一语缪。予自少至老，惟见一人。”王铚对北宋一代的历史有著很深的造诣。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会要》等书的记载，他曾经编修过祖宗兵制、七朝国史、哲宗皇帝元祐八年补录，著有《太玄经义解》、《国老谈苑》、《默记》《补侍儿小名录》，《雪溪集》、《四六话》。《宋史翼》等。可惜的是这些书大都没有保存下来。

《默记》主要记载了北宋时期的朝野遗闻。由于王铚“尤长於国朝故事”，所以在他的《默记》中保存了很多北宋时期的遗闻轶事，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对于研究宋代的历史有一定的参攷价值。其中如记宋太祖攻取滁州清流关的经过，李煜因思念故国写《虞美人·春花秋月》而被害经过可补史料文学史之缺。其中记人物又颇幽默风趣，如记宋初宰相王溥之父王祚的父道尊严以及被瞎子糊弄的经过，颇为风趣：

王溥，五代状元，相周高祖、世宗，至本朝以宫师罢相。其父祚，为观察使致仕，待溥甚严，不以其贵少假借。每宾客至，溥犹立侍左右，宾客不自安，引去。

祚居富贵久，奉养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寿尔。一日，居洛阳里第，闻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问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贵极富溢，所不知者寿也。今以告汝，俟出，当厚以卦钱相酬也。”既见，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惊曰：“此命惟有寿也。”祚喜，问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问曰：“能至百岁乎?”又叹息曰：“此命至少亦须一百三四十岁也。”祚大喜曰：“其间莫有疾病否?”曰：“并无。”固问之，其人又细数之曰：“俱无，只是近一百二十岁之年，春夏间微苦脏腑，寻便安愈矣。”祚喜，回顾子孙在后侍立者曰：“孙儿懑切记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汤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铚熟于掌故，所言可据者居多。但提要也指出：“惟所记王朴引周世宗夜至五丈河旁见火轮小儿，知宋将代周一事，涉于语怪，颇近小说家言，不可据为实录耳。”

今有：《默记》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5年版;《默记·燕翼诒谋录》朱杰人点校，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本，1981年版;《默记》江苏古籍出版社版。其中中华书局朱杰人点校本较佳。

《挥麈录》。

宋代历史轶事笔记，南宋王明清撰。王明清(1127-1202)字仲言，著名学者王銍次子，汝阴(今安徽阜阳)人。自幼继承家学，酷爱文史。孝宗即位之初，以父荫入仕。乾道间奉祠山阴。淳熙十二年(1185)以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光宗绍熙三年(1192)，为杂买务杂买场提辖官。四年，任宁国军节度判官。宁宗庆元元年(1195)，添差泰州通判。嘉泰初(1201)，为浙西参议官。与尤袤(字遂初)、陆游(字敄观)、李焘(字仁甫)等有过交往。王明清以博闻洽识著称于世，其父王銍善治史，著有笔记小说《默记》。明清承修父业，亦以史才冠有宋，史笔精湛，态度严谨，所撰《挥麈录》为其三十余年心力所灌就，另著有笔记小说《摭青杂说》、《投辖录》、《玉照新志》等。

《挥麈录》二十卷。其中前录四卷，后录十一卷，三录三卷，余话二卷。主要记述两宋典章制度、文人士大夫轶闻，兼及诗文碑铭，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等。如谈及徽宗朝对布衣荐举的不重视和民间对荐举的轻蔑，包括由荐举获得高位人品的卑劣：“本朝以来，以遣逸起达者，惟种明逸、常夷甫二人而已。徽宗朝，王易简、蔡崈、吕注自布衣拜崇政殿说书，然荐绅问多不与之也。王君仪、尹彦明后亦登禁从，距今亦三十年矣。虽屡下求贤之诏，州郡间有不应聘者，而羔雁不至于岩穴也。易简即寓之父，九江人，大观中家祖守郡，首荐之。其后改节，以媚权臣，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寓仕靖康，骤拜二府，被命使虏，托梦寐以辞行，钦宗震怒，窜岭外。”这也可能就是北宋灭亡主要原因之一。另外谈及当时避讳和世人对此的态度：“本朝刘温叟以父名岳，终身不听乐。至其孙几，乃自度曲，预修《乐书》，可笑。”

作者不仅能够继承北宋传统笔记的编修体例及其记事特色，而且还能凭借博闻强识的自身优势，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采取存录基本文献史料、注重汇聚当时诸多人物及事件的记事方法，主要用来补足处在南北宋之交时的史料史实不足。因内含丰富的当代文献史料，多是作者亲历的当代史事，其资料来源大多得自当时的文献以及亲友的口述，加之作者选择和笔录的态度比较严谨，因此它在问世后就得到了一些著名学者的称道，被官私历史著作屡加征引，是宋代史料笔记的上乘之作。

《挥麈录》有明汲古阁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知不足斋丛书》、《学海类编》本等。

今有：《挥麈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挥麈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挥麈录》上海书店20版。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如何写篇十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使将军王贲攻齐，得齐王建，最后灭了齐，完成中国的统一，结束了二百年七国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这是地主阶级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

随着统一帝国的形成，秦王朝统治者进行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一系列的改革。废除西周以来分封侯王的旧制度，统一行政区划和组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一法度衡石丈尺”，使田畴、车涂、衣冠建制统一;简省“史籀大篆”为小篆，又作便于狱务、更趋简化的隶书，罢其不与秦文同者”，使文字统一;此外，法令、历法等等，也得到了统一。这些改革，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无疑是有进步的作用的。

同时为了巩固和加强统一帝国的统治，秦王朝也实行了一系列的反动措施。它企图消灭人民的反秦武装，“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并打击旧贵族、地主的反秦力量，“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更有甚者，是企图消灭一切反秦意识，“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翻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奔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它不仅焚毁古书，消灭历史文化，而且也一举坑杀儒生四百六十馀人。

在箝制思想、摧残文化和刑法统治之下，秦代文学没有什么成就。完成于公元前二三九年(秦王政八年)、由吕不韦门客集体著作的《吕氏春秋》，有一定时代意义。它取材很广，包含春秋战国以来的各派思想，组成自己的完整的体系，是战国末年的统一形势在文化上的要求和反映。它和先秦其他子书一样，有不少片断借寓言故事来说理，明晰生动，富于文学意味。秦代文学的唯一作家是李斯。统一前他的《谏逐客书》，指出秦统治者”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之非计，不仅表现了政治家的远见，而且也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晚期斗争剧烈、各国统治阶级争取人才的历史。这是一篇富于文采、趋向骈偶化的政论。

散文。

统一后，秦始皇巡狩封禅，产生了不少石刻文，其中也有李斯的作品一般是四言韵语，阿谀歌颂，对后世碑志文有影响此外秦有《仙真人诗》和“杂赋”，今俱不传。

由于秦始皇和二世滥用民力，筑长城、治驰道、修骊山墓等等，暴虐无比，赋税无度，奢侈无穷，阶级矛盾迅速尖锐化，不到十五年，秦王朝便被六国残余贵族和广大人民的起义反抗所推翻。经过五年的楚汉战争，代之而起的，是统一的汉封建王朝。

汉初统治者承战乱之后，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一方面恢复分封侯王的旧制度，巩固统治阶级的基础，一方面“约法省禁，轻田租”，对广大人民放松了压迫，减轻了剥削。因而初步取得了社会安定、有利生产的局面。“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汉书?食货志上》)文、景时代，统治者不断强调“农，天下之大本也”(《汉书?景帝纪》)，进一步减轻劳役、赋税，恢复农业生产。这时土地尚比较平均，“未有并兼之害”(《汉书?食货志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也活跃了工商业。在社会经济获得恢复和发展的安定局面下，景帝迅速削平了七国侯王的叛乱，进一步巩固了统一的封建统治。

汉初除秦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又除所谓“诽谤妖言之罪”，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在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下，汉初的哲学、社会思想，还是比较活跃自由的。由于安定社会、巩固封建王朝的需要，汉文帝、景帝、窦太后和相国曹参等俱好黄老，因而黄老思想成为汉初主要的统治思想。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对儒、墨、名、法、阴阳五家都有所批判，而完全肯定了道家，就是在黄老思想影响下产生的著名论文。

同时由于建立封建王朝秩序和制度的需要，汉初统治者也注意到制礼作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乐的传统作用，统治者是认识得很清楚的。在作乐的要求下，产生了相应的舞和歌诗，同时也初步建立了管理音乐(当然包括歌舞)的“乐府”机关。《安世房中歌》便是高祖唐山夫人作的祭宗庙的歌诗，它共有十七章，一般模仿雅颂，很少现实内容。

汉初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上。汉初文士承战国游士的馀风，一般积极参加现实政治生活，并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出发，围绕着如何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促使封建政权迅速巩固和上层建筑不断完善等问题，发抒所见，解决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这就促进了政论散文的发展。著名作家有贾谊、晁错等。他们的政论文大抵富有感情，畅所欲言，有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其中贾谊的某些文章如《过秦论》、《陈政事疏》等更著名，文学性亦较强。辞赋主要继承骚体传统，也开始向新赋体转化。汉初骚体赋的作者，由于时代和生活的不同，多缺乏屈原那样先进的思想和强烈的感情，往往只是强为呻吟。但阶级矛盾的缓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繁荣，以及统治阶级骄奢享乐风气的形成，也引起了封建文士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变化。因而辞赋的思想内容也不免多少引起了变化，即由抒发个人的强烈感情变为铺张宣扬统治阶级的华贵和享乐生活，由严峻的讽刺责斥变为温和的讽谕劝戒。辞赋思想内容的变化，必然引起体裁、形式的逐渐变化。贾谊是汉初骚体赋的唯一优秀作家。标志着新赋体正式形成的作品是枚乘的《七发》。

汉武帝即位后，由于汉初以来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的经济力量已十分雄厚，“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在汉初的政治经济日益发展、日益巩固的基础上，汉武帝施展雄才大略，内外经营;镇压了阴谋叛乱的宗室藩王;平定了割据东南沿海的东瓯闽越等地;凿山通道，开发并控制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不断地集中豪强于茂陵，削弱他们在地方上的封建势力;坚决实行盐铁国有的政策，更打击强豪和富商大贾的经济垄断，这就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的封建集权制。同时大力抗击匈奴，通西域，伐大宛，既打击了匈奴的侵犯，也扩展了帝国的边疆。正是由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以及统治阶级无穷的奢侈浪费，以致民穷财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为了镇压贵族、豪强的叛乱和广大人民的起义反抗，汉武帝极端信任酷吏，不断加强严酷的刑法统治。人民日益陷于痛苦的深渊。

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和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思想文化也表现着变化和发展。武帝即位，即逐斥“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武帝“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并由于董仲舒、公孙宏的建议、兴太学，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因而儒学大兴，完成了思想的统一。这对伟大帝国的形成和封建集权制的巩固是有促进的作用的。但从此也结束了百家论争，思想定于一尊，严重地束缚着学术文化的发展。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是武帝时代最大的思想家。他以阴阳、灾异说明“天人相与之际”即天道和人事的相互关系，认为天命对帝王有最后的决定权，“王都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但“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汉书?董仲舒传》)，则刑亦不可少。董仲舒的思想显然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含着阴阳家和法家的思想，统一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确实代表着当时的统治思想。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的所以统治，而且也教导了汉王朝怎样巩固统治。

武帝对思想文化的发展也采取了重要的措施，“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随着伟大帝国的出现和百家论急的最后结束，以及物质条件的日益具备，总结古代以来的历史文化并从而给大一统局面以哲学和历史的解释，就成为统治阶级迫切的现实要求。伟大的《太史公书》即《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这种要求最充分的一种表现形式。作者司马迁不是从阴阳家的神学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在家世史官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他以五种不同的体例，“略推三代，录秦汉”，全面反映三千年的历史发展，完成空前的一部历史著作。它以人物为中心，不仅开创了“纪传体”的历史学，而且其中许多篇人物传记又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因而也开创了传记文学。这是历史散文的重要发展。

以武帝为首的汉王朝统治者，随着伟大帝国的日益隆盛，不仅需要哲学和历史来解释现实统治的合理，而且也需要祭祀天地鬼神，庆太平，告成功。这一需要与儒家的指导思想相结合，进一步制礼作乐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文化措施。于是“乐府”有更大的发展。“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所谓武帝立乐府，只是意味着他自觉地把乐府机关扩大，充实内容，规定具体任务，即采诗、制订乐曲和写作歌辞。“采诗”是为了“观风俗，知得失”，这就使那些“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赵、代、秦、楚等等地方民歌，有了记录、集中和提高的机会。可惜除《铙歌》十八曲外，西汉乐府民歌绝大部分都没有流传下来。由于文字讹误过多，《铙歌》一般很难读，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状的篇章，明白可诵，表现了一定的现实意义。乐府除搜集、歌唱民歌外，也创作诗篇以备歌唱，作诗者有宫庭文人“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可见一时之盛。但今存《十九章之歌》，却很少文学价值。乐府作曲者则有“佞幸”和“外戚”的李延年。他能歌善舞，尤其善制“新声变曲”。他原是民间乐人;他的“新声变曲”的来源是西北外民族和民间的音乐。可见武帝时代的乐府，不仅规模宏大、内容充实，更重要的是，它充满了民间歌诗、民间声乐的气味。这是乐府的重大发展，有划时代的意义。

由于“润色鸿业”的需要，武帝时代的辞赋同样有很大的发展。武帝好辞赋;他的“言语侍从之臣”，如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等，“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公卿大臣”，如儿宽、孔臧、董仲舒等，亦“时时间作”。司马相如则是这个时期最大的辞赋家。他的作品歌颂了统一帝国伟大的气魄和声威，也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无比的骄奢和荒乐，有一定时代意义。他的作品典型地代表着新体赋发展的成熟阶段。

武帝以后，西汉封建王朝逐渐转入了衰微的时期。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并诏令“方今之务，在于力农”。昭、宣承之，不断减免赋税，并选用“良吏”，使“政平讼理”，社会安定，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因而出现了宣帝的“中兴”局面。但土地日益集中，大地主、大官僚与广大农民的深刻矛盾，根本不可能解决。哀帝时的限田之议，既无法实行;王莽改制，更加深了人民的灾难。这样，西汉封建王朝便不得不在农民大起义中结束了自己的统治。

武帝立五经博士，经学已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到了西汉后期，它自然更加兴盛和深入人心。荣显一时的今文经学家，大抵受董仲舒的影响，以阴阳、灾异说政治时事，日益荒诞迷信;而家法森严，章句烦琐，更多的士人皓首穷经，则越来越变得空疏无用：这样便严重地窒息着思想文化的发展。今文经学家用的经书是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本;但自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发现了用汉以前文字(古籀文)写的“古文经传”，经学已有今古文之分。到西汉末，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学派开始揭穿了今文学派的盲目性和偏私的内幕，这在学术思想上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西汉后期的文学也呈现着停滞或衰落的状态。一般政论文(如奏疏)，大都蒙着神秘的今文经学说教的外衣，迂腐板滞，绝少生气。宣帝时，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是唯一可贵的作品。它不仅反映了西汉中叶许多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而且形式新颖，语言净洁流畅，通过对话论辩，也刻划了不切实际、迂腐可笑的儒生形象。刘向著书，引历史传说或寓言故事以说明一理的某些片段以及少数政论文或学术文有一定价值。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辞赋，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因而辞赋又盛极一时，王褒、刘向等都是著名的作者。实际此时辞赋已成为帝王贵族的娱乐品，如倡优博弈之类，极少文学价值。今存王褒《洞箫赋》一篇，可见一斑。西汉后期最大的辞赋家是扬雄。他的赋初以模拟司马相如为贵，曾不断作赋以讽;后来始悟辞赋的讽谏作用实在微弱无力，“劝而不止”，遂不再作。扬雄对辞赋的批判的观点较之他的模拟作品要有意义得多。倒是他的杂文如《解嘲》，虽形式上也多少出于模拟，但它指出封建取士制度对士人的束缚，有一定现实意义。西汉后期，乐府事业继续发展，哀帝时乐府人员增加到八百二十九人。丞相孔光、大司农何武审核的结果，认为“其四百四十一人，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皆可罢”，因此哀帝就裁减了乐府半数以上的民间乐人。但“豪富吏民，湛沔自若”，乐府民间声乐的影响是深远的。

汉光武帝刘秀利用西汉末农民起义军，并依靠豪强势力，推翻了王莽的新朝，建立起东汉封建王朝。光武即位后，屡次释放官私奴婢，并减轻田租，兴修水利，实行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因此阶级矛盾暂时缓和。但东汉豪强势力很盛，西汉遗留下来土地高度集中的问题，依然不能解决。建武十五、六年的“度田”，由于不敢触动豪强，终于宣告失败。但光武“颇以严猛为政”，信任酷吏，也打击了一些豪强。明帝效法光武的统治，曾出现“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的年代。东汉初期，封建王朝对豪强势力还有一定的控制力量。所谓豪强，就是上层的地主阶级和商人，他们的政治代表，就是大贵族和大官僚。中叶和、安以后，皇帝都幼年即位，不能掌握权力，于是开始了外戚和宦官争夺王朝统治的混乱局面。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都要依靠豪强的支持，因此豪强势力遂得不断地扩张。外戚或宦官与豪强势力相勾结，就形成牢不可破的王朝黑暗统治。他们援引子弟徒党或门生故吏，把持官僚系统，胡作非为，毫无忌惮。外戚梁冀伏诛，除诸梁及妻孙氏中外宗亲一网打尽外，“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馀人，朝廷为空”。“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馀万万”(《后汉书?梁冀传》)。宦官专权，则“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搆害明贤，专树党类。……故其徒有繁，败国蠹政之事，不敢单书”(《后汉书?宦者列传序》)。在外戚或宦官勾结官僚集团的统治之下，广大人民既遭受无穷的灾难，社会到处呈现饥饿、流亡的惨状;而一般中下层地主阶级出身的士人也仕进无门，或滞留太学，或穷居野处，或周游郡国，逐渐形成了士人集团。桓、灵之世，在宦官专权的压迫下，士人集团便与一部分正直的官僚结合，“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成为广泛的“清议”力量，一时影响很大。因而引起宦官的恐惧和仇恨，终于酿成两次“党锢之祸”。这些“党人”代表广大的中下层地主阶级的利益，一方面要求政治上的出路，一方面要求罢逐宦官，改良朝政，挽救统治阶级的严重危机。但接着而来的是以“黄巾”为首的农民大起义，豪强统治集团迫于情势危急，解除了党禁，转而镇压黄巾，并开始了豪强集团之间的大混战和社会的大动乱，终于覆灭了东汉王朝，形成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

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之学代表着东汉王朝的统治思想。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东汉经学极盛。官、私学都很发达，大学生到东汉末增加到三万人，不少私学门徒常达千人，“编牒不下万人”。今文经学西汉末已开始谶纬化。东汉谶纬大行，光武因谶记中的天命的预言，崇信非常，曾“宣布图谶于天下”，并“多以决定嫌疑”。明、章承之，于是“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后汉书?张衡传》)。统治者利用谶纬迷信来欺骗人民和束缚干人的头脑，反映统治思想的遇昧和无力，东汉一朝政治不得不越来越黑暗。但从东汉初年以来，也不断地产生反谶纬的科学思想，桓谭、王充、张衡都是著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王充，他的《论衡》，举起鲜明的“疾虚妄”的旗帜，对一切神学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表现了唯物主义精神，在当时的思想界最有进步意义。同时，古文经学也继续和今文经学展开了斗争，今文经学终因附会谶纬的愚妄和章句的烦琐，力量越来越虚弱，而古文经学的影响则越来越扩大，终于压倒了今文经学。

东汉的文学，在今文经学和谶纬的迷雾笼罩之下，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不良的影响，但也出现了新的现象，表现了一定的变化和发展。

由于西汉以来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东汉开始出现“文章”的概念，贾谊、司马迁、司马相如等散文家和辞赋家都被目为文章家。同时不少文士“以文章显”，文章和学术著作主要是和经学的共分愈来愈显著。“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后汉书》在《儒林传》之外，特立《文苑传》，更具体地反映了文章家和经学家的分化。既有今古文经学家的对立和分化，又有经学家和文章家的对立和分化。这是统治阶级内部复杂的矛盾在学术文化上的反映。随着文章家的出现，文章与生活的关系更密切，用途更广泛了，文学形式的运用和变化也愈来愈复杂了。文学思想仍以王充的观点最为明确和进步。他注意到文章和经学著作的区别，强调“造论著说之文”(诸子或政论散文)，“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的创造性和政治性;认为文章应起“劝善惩恶”的批评教育作用，“岂徒调墨走笔，为美丽之观哉?”他从“疾虚妄”的思想出发，反对一切“华伪之文”。

在《史记》的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著作，班固的《汉书》则是它们的杰出的代表。它沿《史记》的体例，“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反映西汉一朝的历史，是我国最早的断代史。它的某些人物传记，叙事细密准确，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政论散文继承西汉的传统，以王符的《潜夫论》、崔寔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为最著名。它们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有时代意义。但思想文采俱逊于西汉政论文。

东汉的赋不如西汉的兴盛。司马相如的影响还存在，如班固的《两都赋》。中叶以后，政治极端黑暗，赋风亦开始转变。张衡《两京赋》在夸张铺叙中引入针砭现实的议论，《归田赋》则突破了旧传统，抒发抑郁的感情，有一定的开创意义。桓、灵之世，更出现一些强烈挟击社会黑暗的抒情小赋，如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赵壹是汉末名士，其作品愤世疾俗，完全是“党人”精神的体现。

东汉“乐府”继承西汉的传统，也采集民间声乐与歌谣。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它们以多样的形式，现实主义的方法，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东汉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思想感情。特别是真实地、典型地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在外戚、宦官、地主豪强的残酷压榨下，人民饥饿贫困、流亡漂泊的痛苦生活。东汉末年，还有不少谣谚，揭露政治社会的黑暗腐败，直接痛快，简短有力。伟大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正是在活跃的民间故事、民间歌唱的基础上的产物。它创造了一个反抗封建礼教压迫的典型妇女形象。

东汉文人诗有四言的旧形式，也出现了五言的新形式。由于汉以来社会和语言的发展，西汉民谣即有整齐的五言形式。东汉乐府民歌中保存了更多的五言形式。东汉的文人五言诗是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今存无名氏《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品。它们的基本内容反映了没落时期剥削阶级的思想情绪。它们是汉末黑暗动乱社会中一般下层文士毫无出路的痛苦呻吟，反映了汉末尖锐的阶级矛盾。它们以“比兴”的方法，谐和而鲜明的语言，创造了“怨而不怒”的含蓄的风格，成为所谓“温柔敦厚”一派诗风的源头之一。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如何写篇十一

距今三千多年以前的殷商时期，我国产生了最初的文字——甲骨文。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出自《吕氏春秋·古乐》。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出自《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出自《礼记·效特性》。

《诗经》婚恋诗的基本内容：抒发恋爱和相思的甜蜜，表现恋爱的曲折，写夫妇间深挚情爱，弃妇诗。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出自《关雎》。

我国古代第一部历史文集《尚书》，它以记言为主。《逸周书》，本命《周书》，向来被视为《尚书》的余篇或逸篇。

《战国策》杂记东周、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它敷载当时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策谋或说辞，所记以战国时纵横家的事迹、言论为多。经西汉刘向整理编订，成33篇。

诸子。

散文。

发展的三个阶段?

1、春秋末至战国初，有《老子》《论语》和《墨子》。

2、战国时期，有《孟子》和《庄子》。它们开始摆脱语录体，往往是长篇大论，说理畅达，文辞富赡，是说理文的进一步发展，很多篇章形象生动，比喻，寓言叠出，行文的波澜起伏，有比较浓厚的文学色彩。

3、战国后期，有《荀子》和《韩非子》。它们议题集中，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文辞富丽，是先秦说理文的高峰。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组织其门客集体编纂的。秦代散文，多出于李斯。

学到了一个知识点，“互见法”。

互见法：《史记》写人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它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如《高祖本纪》。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记事年代起自高祖元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其体例，基本继承《史记》，只是改“书”为“志”，又取消“世家”，并入“传”。全书100篇，分为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传。

《古诗十九首》的离情别绪，表现为思乡和怀人。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表现游士对生存状态的感受和他们对人生的某些观念。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评论《古诗十九首》说：“五言之冠冕也”。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艺术特色：体现了作者辞官归隐的意志和纯洁高旷的品行，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文中所写的归途情景，与家人团聚的情景以及来年春耕的情景，都是想象之词，从中可见诗人对自由向往。文中不乏华采的段落，跌宕的节奏，轻快的行文，将作者摆脱官场回归田园的欣喜之情表现得极为生动。

南北朝时期文坛上的重要现象就是骈文的出现和流行。骈文是一种具有均衡对称之美的文体，它实际上是广义散文的一部分。

骈文的主要特征：对偶、用典、声律、辞藻。

隋统一全国后，融合南北文学之长，探索创造新文学。其中有一股力量就是北齐、北周的旧臣，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

初唐四杰：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王勃。

文章四友：杜审言、苏味道、李峤、崔融。

孟浩然山水诗的风格特点：平淡自然，不求工为自工。自然平淡是孟浩然山水诗的风格特点，尽管他的诗中也有刻画细致，用字精审的工整偶句，如“无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但非有意模山范水，只是一时兴到之语。观其全诗，多以单行之气运笔，一气浑成，无刻画之迹，妙在自然流走、冲淡闲远，不求工而自工。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出自《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1、李白诗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首先是他诗歌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人格力量和个性魅力。他那“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非凡自信，那“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的独立人格，那“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的凛然风骨，那与自然冥一的潇洒风神，曾经吸引过无数士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那种人格意识受到正统思想压抑的文化传统中，李白狂放不受约束的纯真的个性色彩，无疑有着巨大的魅力。

2、他诗歌的豪放飘逸的风格、变化莫测的想象、清水芙蓉的美，对后来的诗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苏轼、陆游等大家，都曾受到他的影响。

杜甫诗：一是虚心学习前人经验，不薄今人爱古人;二是作诗兼备众体，风格多样化;三是功力深厚，能自铸伟辞。杜甫于各种诗歌体裁都很擅长，并能推陈出新。他的五言古诗、五言排律、七言古诗、七言律诗都很擅长，形成沉郁顿挫的主导风格，还有萧散自然、平淡简易和含蓄委婉等诸多变化。

韦应物和刘长卿是大历至贞元年间活跃于诗坛上的诗人中的佼佼者。

白居易把自己的诗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白居易的讽喻诗在思想内容上体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精神，在形式上追求“其辞质而往，其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体顺而肆”的形式。在诗中充分暴露出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痛，体现出对社会、对政治、对人民的强烈正义感，具有不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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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山石》如何体现“以文为诗”的特点?

《山石》是有独创性，将散文句法引进诗歌，汲取游记散文的特点，详记游踪，而又诗意盎然，体现出其“以文为诗的特点。

此诗气势遒劲，风格壮美，按时间顺序，依次记述游踪。全诗单行顺接，不用偶句，不事雕琢。在结构安排上，以浓丽的色彩来点染景物，以清淡的笔触来抒发情怀;在表现手法上，较为自由的散文笔调，极富诗意。《山石》“以文为诗”的特点表现在：

1、谋篇上：它是一般山水游记的顺序，再加上后几句的议论。通读全诗，我们不难发现它汲取了散文中有悠久传统的游记文的写法，按照行程的顺序，叙写从“黄昏到寺”、“夜深宿寺”到“天明辞寺”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是一篇诗体的山水游记。

2、语言上：语句清新自然，特别是在炼字方面，非常新颖。如：“大”和“肥”，虽是很寻常的字眼，但用在芭蕉叶和栀子花上，特别是用在“新雨足”的芭蕉叶和栀子花上，就突出了客观景物的特征，增强了形象的鲜明性，使人情不自禁地要赞美它们。

3、取景上：选取的画面具有独到性，构成独特的意境。在这一夜到晨的所见所闻中，选用了色彩浓淡明暗变化的若干图景，错落交叠，如“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写出暮色苍茫中的“暗”;下两句写芭蕉与栀子花，又是暗色中的一“亮”;下写以火把观壁画，是明中有暗;而夜卧无声时“清月出岭光入扉”，又是暗中来明;“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霖”，则是天色蒙蒙亮时的山岚弥漫;而下接“山红涧碧纷烂漫”，则又豁然一明。这样，就在读者脑际留下了视感极强的连续图景。全诗流畅中见奇崛，有精心的雕琢但又显得很自然。

综上：

《山石》一诗，采用一般山水游记散文的叙述顺序，从行至山寺、山寺所见、夜看壁画、铺床吃饭、夜卧所闻、夜卧所见、清晨离寺一直写到下山所见，娓娓道来，让人身历其境。

全诗以时间为序写游踪，以移步换形法写见闻，以议论突出主题，正体现出韩诗的散文化倾向;而诗境如画，语言平易，风格清新。

李贺《李凭箜篌引》如何表现音乐?

李贺的《李凭箜篌引》被誉为。

唐诗。

中描写音乐题材的名篇。此诗最大的特点是想象奇特，形象鲜明，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纵观全篇，此诗寄托着诗人的情思，曲折而又明朗地表达出他对乐曲的感受和评价。

诗的起句开门见山，把人们带入了一个不同凡响的音乐世界。“吴丝蜀桐”写箜篌的构造精良，借以衬托演奏者技艺的高超。二、三两句写乐声，诗人从客体(“空山凝云”之类)落笔，以实写虚，把本来诉于听觉的音乐声响转变成具体可见的生动形象。移情于物，把云彩写成具有人的听觉功能和思想感情，空山凝云和湘娥素女互相补充，极力烘托出箜篌声响的神奇美妙，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魅力。前四句，诗人先写琴，再写声，后写人，有先声夺人的艺术力量。

接着诗人从更多的侧面描摹箜篌奇异变幻乐声。五、六句正面写乐声。“昆山”句以声写声，着重表现乐声的起伏变化。“芙蓉”句则以形写声，刻意渲染乐声的优美动听。诗人用“芙蓉泣露”摹写琴声的悲抑，而“香兰笑”显示琴声的欢快。从第七句起到篇终，都是写音响效果。其中，“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个“逗”字把乐声强大的艺术魅力和奇幻瑰丽的景象紧紧联系起来。后几句运还用神话传说的形象，进一步烘托出李凭演奏技巧的高超和乐声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

1、异于常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幻想。

2、侧面烘托的手法。

3、浪漫主义的手法。

4、运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音乐。

5、运用典故来表现音乐之美。例如：“女娲补天”的典故。

6、衬托的手法，运用“石破天惊”、“秋雨”衬托音乐的优美。

7、动静结合的手法。例如“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运用了动静结合的手法，作出进一步的烘托。

8、将抽象感转化为形象感。诗人将自己对于箜篌声响的抽象感觉、感情与思想借助联想和想象转化成清晰可见的鲜明的具体形象。诗人取譬设喻意象，如昆山之玉、高贵的凤凰、俏丽的芙蓉、幽兰的香花，都能给人以一种特殊的美感。

综上：

李贺用大胆的夸张、神奇的想象、瑰丽的比喻，鬼泣神惊，极其浪漫。李贺此诗运用瑰丽的想象，新颖的比喻，奇特的夸张，把诉之于听觉的音乐声响表现为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创造出飘逸隽永的诗的意境，令人耳目一新。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是什么?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历来都有爱情说、讽喻说、两者兼有的争论。我持爱情说的观点。我觉得通篇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诗人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向我们呈现了所谓的“长恨”。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贵妃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

《长恨歌》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爱情故事。而“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捉弄，是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爱情说：1、文本的描写—材料的取舍—美化杨贵妃的形象。政治比重小，大篇幅写李杨的爱情，还原到人的高度，楚楚可怜的女性。2、白居易本人的表述(分类)：讽喻诗、感伤诗。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如何写篇十二

女娲补天后，天地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原貌。据说从那以后，西北的天空，就开始略有些倾斜，因此太阳、月亮、星星都不自觉地要朝那边跑，落向倾斜的西天;东南的大地，陷下了一个巨大的深坑，所以大川小河里的水，也都不由自主地要朝东南奔流，将水源源不断地灌注到那里，就成了海洋。

请不要发愁。据说在渤海的东边，不知道几亿万里的地方，有这么一个大壑，这个大壑之深简直无法预测，名叫“归墟”。百川海洋里的水，通通往这儿流。归墟里面的水，总保持平常的状态，既不增加，也不减少。

归墟里面，有五座神山，就是岱舆、员峤、方丈、瀛洲、蓬莱。每座神山高三万里，周围也是三万里。山和山的距离是七万里。山上有黄金打造的宫殿，白玉筑成的栏杆，是神仙们安乐的家。那上面所有的飞禽走兽都是白色的。到处都生长着珍珠和美玉的树，这些树也开花结果，结的果子就是美玉和珍珠，味道非常甜美，吃了能够长生不老。

仙人们都穿着纯白的衣裳，背上生有小小的翅膀。经常可以看到这些小仙人，在大海的上面、在碧蓝的高空中，像鸟一样自由自在地飞翔着，往还于五座神山之间，探望他们的亲戚朋友。仙人们的生活是自由、快乐而幸福的。

在快乐幸福的生活中，唯有一件事情不妙：原来这五座神山都是漂浮在大海上的，下面没有生根，一遇风波，便会漂流不定。这对于神仙们彼此往来，颇有些不便。

有了这样的困难，他们就派代表到天帝那里去诉苦。

天帝知道了这种情由，也担心这几座神山会漂流到天边去，诸神无家可住。因而便叫海神禺强，派十五只大乌龟，去把五座神山用背驮起来。一只驮着，其余的两只便在下面守候着，六万年交换一次，轮流负担。

这样一来，神山果然稳定了，住在山上的神仙们，都快乐、平安地过了许多年。

不料有一年，龙伯国的一个大人来到这里，做了一次无心的捣乱。

他闲来无事，有些发闷，带了一根钓竿，到大洋中去钓鱼。走了没有几步，这几座神山便给他周游遍了。举起钓竿来一钓，六只大乌龟接二连三地被他钓上来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背着这几只乌龟，就回家去了。可怜岱舆和员峤两座神山，却因此漂流到北极去，沉没在大海里。住在这两座神山上的神仙们，都慌慌忙忙地搬家，带着箱笼帐被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累得大汗淋漓。

天帝知道此事后，大发雷霆，便把龙伯国的土地削小，把龙伯国人的身量缩短，以免他们再出去到处惹是生非。到伏羲神农时候，这一国人的身量虽然已经缩短到无法再短的程度了，但据当时一般人看来，他们依然有好几十丈长。

归墟里的五座神山，沉没了两座，还剩三座，就是蓬莱、方丈和瀛洲，还叫那些大乌龟好好地用它们的背背负着，直到以后若干万年，再没听说出过什么乱子。

西湖断桥，最早叫段家桥。

很早以前，西湖白沙堤，从孤山蜿蜿蜒蜒到这里，只有一座无名小木桥，与湖岸紧紧相连。游人要到孤山去游玩，都要经过这座小木桥，日晒雨淋，桥板经常要烂断，游人十分不便。

桥旁有一间简陋的茅舍，住着—对姓段的夫妇。两人心地善良，手脚勤快，男的在湖里捕鱼为生，女的在门口摆个酒摊，卖家酿土酒。因酒味不佳，顾客很少上门，生意清淡。

一天，日落西山，夫妇俩刚要关门，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白发老人，说是远道而来，身无分文，要求留宿—夜。段家夫妇见他年老可怜，热情地留他住下，还烧了一条刚从西湖里捕来的鲤鱼，打上一碗家酿土酒，款待老人。老人也不客气，一连饮了三大碗，便倒在床上，呼呼入睡。

第二天早晨白发老人临别时，说道：“谢谢你们好心款待，我这里有酒药三颗，可帮助你们酿得好酒。”说罢，取出三颗红红的酒药，告别而去。

段家夫妇将老人的三颗酒药放在酿酒缸里，酿出来的酒，颜色猩红，甜醇无比，香气袭人。从此，天天顾客盈门，段家猩红酒名扬杭城，生意一天比一天兴隆。段家夫妇拆了茅舍，盖起了酒楼。他们为了感谢白发老人，积蓄了一笔钱，准备好好答谢他。

岁月流逝，一晃三年。这年冬天，西湖大雪，白发老人冒雪来到段家酒楼。夫妇俩一见恩人来到，喜出望外，留老人长住他家。然而老人第二天便要告别。临别之时，段家夫妇取出三百两银子送给老人。老人笑着推辞说：“谢谢你们夫妇—片好心，我这孤单老人，要这么多银钱何用?你们还是用在最要紧的地方吧!”说罢，便踏雪向小桥走去。段家夫妇站在门口相送，只见老人刚跨上小木桥，脚下一滑，桥板断啦，老人也跌进了湖里。夫妇俩急忙跑去相救，忽见白发老人立于湖面，如履平地，微笑着向他们挥挥手，漂然而去。

段家夫妇这才知道，白发老人不是凡人。想起老人临别说的话，使用那笔银钱在原来的小木桥处，造起了一座高高的青石拱桥，还在桥头建了一座亭子。从此，游西湖的人，再不怕路滑桥断啦。

乡亲父老怀念段家夫妇行善造桥的好事，便把这桥称为段家桥。后来，因为“段”、“断”同音，便被称为断桥。

农历七月七日是民间的“乞巧”节，妇女们这晚在庭院中摆下酒脯瓜果，虔诚地向夜空膜拜，以盼望织女星赐予技巧。由于诗人的吟咏，画家的描绘，文人的铺排，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于是流传人间，缠绵绯恻，委婉动人，这便是牛郎与织女的故事。

《诗经》的《小雅》中有一首诗：

“或以其酒，不认其浆;鞙鞙佩璲，不认其长。

维天有汉，鉴亦有光;跤彼织女，终日七襄。

虽则七襄，不成服章;睨彼牵牛，不认服箱。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

大意是说天上的织女星，坐在织布机旁，无心织绢，却一心一意地想着银河对岸的牵牛星，而为之眷念不已。

可见在西周时代，就有了牛郎与织女爱情故事的想像与传说。《史记天宫书》和《汉书天文志》中，也都有牵牛、织女双星的记载。晋代宗怀的《荆楚岁时记》里，说织女是天帝的外孙女，七月七日夜晚与牵牛在银河相会，已经为这个恋爱的故事勾勒出一个鲜明的轮廓。到了南北朝时，任眆在《述异记》中记载：“大河之东，有美女丽人，乃天帝之子，机杼女工，年年劳役，织成云雾绢缣之衣，辛苦殊无欢悦，容貌不暇整理，天帝怜其独处，嫁与河西牵牛为妻，自此即废织紝之功，贪欢不归。帝怒，责归河东，一年一度相会。”这项记载准确他讲是从“古诗十九首”中获得灵感，其中的一首描写《七夕双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携素手，扎扎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儿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这首诗比起《诗经》中的那首，更描绘得凄凄切切，道出了一对有情人，两地相思，愁昔满怀的悲凉况味。

此外，晋代于宝的《搜神记》中把天上的牛郎与织女双星，说成是汉代孝子董永夫妇的故事。甫北朝时吴均的《续齐谐记》里记载：“桂阳成武丁，有仙道，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弟曰：‘何事渡河?’答曰：‘暂诣牛郎。’至今云：‘织女嫁牛郎也’。唐代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有：“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记述唐玄宗与杨玉环，以牛郎织女为例，共誓白头之约。

宋代秦少游专门写过一首《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总之，以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为素材的。

诗词。

戏曲，不胜枚举。

综上所述，可以推断牛郎与织女的凄美爱情故事，大约是发生在西周时代，当时的奴隶社会，等级十分严苛，这个故事就是一般人追求幸福的心声与饱受压抑的写照，托言天上双星，也就是人间的实情。

据说西周时齐地，也就是今山东一带，有一贫苦人家，父母早丧，幼弟依兄嫂度日，每日出外牧牛，人们都把他叫作“牛郎”。

牛郎渐渐长大了，他的嫂子一直不喜欢他，于是他牵着一条老黄牛流浪到一片荒山下结茅而居。一面垦荒，一面哭泣，泪珠点点滴滴落地上，不久后就生出一朵朵艳丽的牵牛花来。继而，有粉蝶双双在上面飞舞，小鸟在枝头碉啾和呜，叫个不停，田地里也长出了茂盛的庄稼。

老黄牛的来历不凡，它是天上的金牛星，因触犯天条而被谪降人间受苦受难，有感于小主人牛郎对它的饲养和爱护，除了感恩图报辛勤耕作外，还挖空心思想要为牛郎撮合一段美满的良缘。

终于，金牛星得知天上的七仙女，时常结伴到人间来溜达，甚至在东边山谷中的明镜湖里沐浴。于是便在夜间托梦给牛郎，要他第二天清晨天未明时到湖畔，趁仙女们戏水时，取走一件仙女挂在树上的衣衫，头也不回地跑回家来，便会获得一位美丽的仙女做妻子。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如何写篇十三

宋代历史轶事笔记，南宋王明清撰。王明清(1127-1202)字仲言，著名学者王銍次子，汝阴(今安徽阜阳)人。自幼继承家学，酷爱文史。孝宗即位之初，以父荫入仕。乾道间奉祠山阴。淳熙十二年(1185)以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光宗绍熙三年(1192)，为杂买务杂买场提辖官。四年，任宁国军节度判官。宁宗庆元元年(1195)，添差泰州通判。嘉泰初(1201)，为浙西参议官。与尤袤(字遂初)、陆游(字敄观)、李焘(字仁甫)等有过交往。王明清以博闻洽识著称于世，其父王銍善治史，著有笔记小说《默记》。明清承修父业，亦以史才冠有宋，史笔精湛，态度严谨，所撰《挥麈录》为其三十余年心力所灌就，另著有笔记小说《摭青杂说》、《投辖录》、《玉照新志》等。

《挥麈录》二十卷。其中前录四卷，后录十一卷，三录三卷，余话二卷。主要记述两宋典章制度、文人士大夫轶闻，兼及诗文碑铭，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等。如谈及徽宗朝对布衣荐举的不重视和民间对荐举的轻蔑，包括由荐举获得高位人品的卑劣：“本朝以来，以遣逸起达者，惟种明逸、常夷甫二人而已。徽宗朝，王易简、蔡崈、吕注自布衣拜崇政殿说书，然荐绅问多不与之也。王君仪、尹彦明后亦登禁从，距今亦三十年矣。虽屡下求贤之诏，州郡间有不应聘者，而羔雁不至于岩穴也。易简即寓之父，九江人，大观中家祖守郡，首荐之。其后改节，以媚权臣，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寓仕靖康，骤拜二府，被命使虏，托梦寐以辞行，钦宗震怒，窜岭外。”这也可能就是北宋灭亡主要原因之一。另外谈及当时避讳和世人对此的态度：“本朝刘温叟以父名岳，终身不听乐。至其孙几，乃自度曲，预修《乐书》，可笑。”

作者不仅能够继承北宋传统笔记的编修体例及其记事特色，而且还能凭借博闻强识的自身优势，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采取存录基本文献史料、注重汇聚当时诸多人物及事件的记事方法，主要用来补足处在南北宋之交时的史料史实不足。因内含丰富的当代文献史料，多是作者亲历的当代史事，其资料来源大多得自当时的文献以及亲友的口述，加之作者选择和笔录的态度比较严谨，因此它在问世后就得到了一些著名学者的称道，被官私历史著作屡加征引，是宋代史料笔记的上乘之作。

《挥麈录》有明汲古阁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知不足斋丛书》、《学海类编》本等。

今有：《挥麈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挥麈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挥麈录》上海书店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