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大全8篇)

作文是语言文字的组织和表达方式，通过作文可以培养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总结的语气可以积极向上，鼓励自己或他人继续努力和进步。掌握一些总结技巧和写作方法对于写好总结很有帮助。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篇一

没有看《中国古代文学》之前，我是自傲的!高中时，语文试卷的基础题我很少出错，尤其是词汇和拼音，特自信!

字典。

太多的生僻字，还好没有放弃!

距今三千多年以前的殷商时期，我国产生了最初的文字——甲骨文。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出自《吕氏春秋·古乐》。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出自《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出自《礼记·效特性》。

《诗经》婚恋诗的基本内容：抒发恋爱和相思的甜蜜，表现恋爱的曲折，写夫妇间深挚情爱，弃妇诗。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出自《关雎》。

我国古代第一部历史文集《尚书》，它以记言为主。《逸周书》，本命《周书》，向来被视为《尚书》的余篇或逸篇。

《战国策》杂记东周、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它敷载当时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策谋或说辞，所记以战国时纵横家的事迹、言论为多。经西汉刘向整理编订，成33篇。

诸子。

散文。

发展的三个阶段?

1、春秋末至战国初，有《老子》《论语》和《墨子》。

2、战国时期，有《孟子》和《庄子》。它们开始摆脱语录体，往往是长篇大论，说理畅达，文辞富赡，是说理文的进一步发展，很多篇章形象生动，比喻，寓言叠出，行文的波澜起伏，有比较浓厚的文学色彩。

3、战国后期，有《荀子》和《韩非子》。它们议题集中，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文辞富丽，是先秦说理文的高峰。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组织其门客集体编纂的。秦代散文，多出于李斯。

学到了一个知识点，“互见法”。

互见法：《史记》写人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它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如《高祖本纪》。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记事年代起自高祖元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其体例，基本继承《史记》，只是改“书”为“志”，又取消“世家”，并入“传”。全书100篇，分为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传。

《古诗十九首》的离情别绪，表现为思乡和怀人。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表现游士对生存状态的感受和他们对人生的某些观念。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评论《古诗十九首》说：“五言之冠冕也”。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艺术特色：体现了作者辞官归隐的意志和纯洁高旷的品行，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文中所写的归途情景，与家人团聚的情景以及来年春耕的情景，都是想象之词，从中可见诗人对自由向往。文中不乏华采的段落，跌宕的节奏，轻快的行文，将作者摆脱官场回归田园的欣喜之情表现得极为生动。

南北朝时期文坛上的重要现象就是骈文的出现和流行。骈文是一种具有均衡对称之美的文体，它实际上是广义散文的一部分。

骈文的主要特征：对偶、用典、声律、辞藻。

隋统一全国后，融合南北文学之长，探索创造新文学。其中有一股力量就是北齐、北周的旧臣，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

初唐四杰：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王勃。

文章四友：杜审言、苏味道、李峤、崔融。

孟浩然山水诗的风格特点：平淡自然，不求工为自工。自然平淡是孟浩然山水诗的风格特点，尽管他的诗中也有刻画细致，用字精审的工整偶句，如“无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但非有意模山范水，只是一时兴到之语。观其全诗，多以单行之气运笔，一气浑成，无刻画之迹，妙在自然流走、冲淡闲远，不求工而自工。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出自《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李白诗歌对后世的影响：

1、李白诗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首先是他诗歌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人格力量和个性魅力。他那“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非凡自信，那“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的独立人格，那“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的凛然风骨，那与自然冥一的潇洒风神，曾经吸引过无数士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那种人格意识受到正统思想压抑的文化传统中，李白狂放不受约束的纯真的个性色彩，无疑有着巨大的魅力。

2、他诗歌的豪放飘逸的风格、变化莫测的想象、清水芙蓉的美，对后来的诗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苏轼、陆游等大家，都曾受到他的影响。

杜甫诗：一是虚心学习前人经验，不薄今人爱古人;二是作诗兼备众体，风格多样化;三是功力深厚，能自铸伟辞。杜甫于各种诗歌体裁都很擅长，并能推陈出新。他的五言古诗、五言排律、七言古诗、七言律诗都很擅长，形成沉郁顿挫的主导风格，还有萧散自然、平淡简易和含蓄委婉等诸多变化。

韦应物和刘长卿是大历至贞元年间活跃于诗坛上的诗人中的佼佼者。

白居易把自己的诗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白居易的讽喻诗在思想内容上体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精神，在形式上追求“其辞质而往，其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体顺而肆”的形式。在诗中充分暴露出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痛，体现出对社会、对政治、对人民的强烈正义感，具有不朽的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篇二

今天，我读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古代神话》。其中，我最喜欢的人是《盆子里的孩子》中的老爷爷。因为他获得了一个宝盆，这个宝盆里的图画一到晚上就变成真的，而从盆子里的水珠掉出来都会变成珍珠，他把这珍珠分给大家不小气。所以我喜欢他。我从他身上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要常常助人为乐。

我也常做助人为乐的事。我记得那是我读三年级的时候，那时我上完体育课在排队回家，在队伍行走时，我看到了二年级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也排队出来，突然，他们队伍中有一个人一不小心红领巾脱落下来，掉在了地上。看到红艳艳的红领巾躺在地上，我跟老师说了要去捡起来，老师同意了，我就跑过去捡起红领巾跑到二年级所在的地方，谁料他们的`队伍刚解散，我问来问去，终于找到了红领巾的主人。我发现他是一个小弟弟，我把他的红领巾给回了他。这才又急急忙忙地跑回我的队伍，排好队回家。

我觉得《中国古代神话》太有趣了，从中我们还可以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你也去看看吧。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篇三

知道吗，这几天，我独立一本书，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本书《中国古代神话故事》。怎么样？看过吗?我可是很喜欢的哦！独立一边又一遍，直到读懂为止。这本书中的语言都是以前古代的时候的人们读的。不过还好，编辑社的叔叔阿姨们把我们看不懂的文字，翻译成方便我们阅读的文字。这样才好让我勉强看懂。

《女娲补天》讲了：古时候天上出现了一个黑黑的大窟窿，大地上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为了拯救受苦的人们，女娲冒着生命危险，历经艰难险阻去采集五彩石补天。她不怕困难，甘于奉献的精神和勇敢、善良的皮质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看吧，古时候的人们是多么的伟大，难道我就不能和他们一样成为伟大的英雄吗？不会的，只要努力，坚持不懈，冤枉就会变成现实，变得再也不是令人期待的愿望了！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篇四

周室东迁以后，奴隶制社会逐渐动摇。到了春秋战国之交，社会各个阶级都在转化。新兴地主阶级逐渐代替了奴隶主贵族阶级。在这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产生了新型的士。士的来源很复杂，有新兴地主，有没落贵族，也有脱离生产走向城市的自耕农(《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其中有地主，可能也有自耕农。)。他们是属于中间阶层，在统治阶级的最下层，同人民比较接近。地位虽低，却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他们中间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政治、军事的杰出人材。在学术流派上表现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农家、纵横家等。春秋以来，特别是战国末年，诸侯卿相争相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苏轼《志林?论养士》)。当时诸侯如魏文侯、齐威王、宣王、燕昭王等，无不礼贤下士，延揽如恐不及。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和秦丞相吕不韦门下食客号称三千人。士这个阶层最为活跃。代表人物如儒家的孟轲、荀卿，墨家的墨翟、宋銒，法家的商鞅、申不害，农家的许行、陈相，纵横家苏秦、张仪等，都是在这一社会变革中先后以学者或政论家面貌出现于政治舞台的。他们出身不同，立场不同，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从代表各自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出发，对政治提出各种不同的要求和主张，并且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就是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诸子。

散文。

蓬勃发展的基本原因。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论语》和《墨子》，前者为纯语录体散文，后者则语录体中杂有质朴的议论文。第二阶段是《孟子》和《庄子》，前者基本上还是语录体，但已有显著发展，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文;后者已由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除少数几篇外，几乎完全突破了语录的形式而发展为专题议论文。第三阶段是《荀子》和《韩非子》，在先秦散文中都已经发展到议论文的最高阶段。它们的篇幅由短而长，风格由简朴而开拓、纵恣，代表着春秋战国时代各个阶段的理论文。

《论语》主要是记孔子言行的书。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把奴隶主阶级垄断的古代文化普及于平民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巨大和深远影响。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诗、书、礼、乐教弟子，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他不语怪、力、乱、神，而教人则循循善诱，重在启发，举一反三。孔子通音律，曾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他为了行“道”，企图挽救“日薄西山”的奴隶制，曾周游列国，席不暇暖，对现实采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

《论语》一书主要是孔子弟子所记，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孔门后学七十子的门人所记，所以书中的称谓、体例和文章风格都不一致。据班固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孔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从《论语》全书来看，决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班固这一判断和解释大概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柳宗元《认语辩》据书中记曾子将死，去孔子之后已数十年，认为是乐正子春、子思之徒所纂辑。那么，《论语》的成书至早亦当在春秋战国之际。

《论语》在汉代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古论语》其书为古文，出孔子壁中，有二十一篇。《齐论语》是齐。

国学。

者所传，凡二十二篇。以上二本早已亡佚。《鲁论语》是鲁国学者所传，凡二十篇，就是现在通行的《论语》。南宋以后，合《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和《孟子》，号为《四书》。

《论语》所记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的概念是从家庭出发的尊卑长幼、贵贱亲疏的差别的爱。而这个“爱”体现在孝、弟、忠、信的道德礼教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秩序上。这是符合后来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的。因此，过去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利用孔子来巩固其政治，而尊之为“圣人”。

孔子处于矛盾复杂的过渡时代，他的某些政治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例如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又如仲弓问政，他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冉求为季氏聚敛，他就严厉地谴责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孔子是同情穷人的。公西赤使齐，冉求为其母请粟，与之五秉。他说：“君子周急不继富。”原宪为宰，辞粟九百，他说：“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以上《雍也》)孔子的有关教育、学习的态度和方法也有不少的精理。

名言。

例如“有教无类”(《卫灵公》)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多闻阙疑”(以上《为政》)、“三人行必有我师”(《述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等。孔子生平最重诗教曾对弟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这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对《诗经》价值的认识和诗歌创作的指导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语》是语录体散文，主要是记言。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季氏》以后，章句较前稍长，文辞较前尤畅。但主要特点则是语言简练，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迂徐含蓄的风格。例如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子罕》)这显然不仅仅是对松柏的礼赞，而是概括了丰富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生活。后世多少诗人所歌颂的“郁郁涧底松”和“松柏有本性”，都是从孔子这一深刻的观察中得到启示。又如孔子的弟子端木赐看见孔子有道不仕，设问道：“有美玉于斯，韫匵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孔子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同上)这样就把当时孔门弟子间的亲切谈话宛转曲折地表达出来，言简意赅，耐人寻味。又如《阳货》篇有这样一章：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这段语录既诙谐，又严肃。孔子平日的风趣，子游的笃信师说，他们师弟子间的和平愉悦之情都宛然如见。

《论语》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了人物的形象，例如《先进》篇弟子侍坐章，仲由的坦率，冉求、公西赤的谦逊，曾点的洒脱，以及《微子》篇长沮、桀溺、丈人遗世傲慢的隐逸形象，都写得具体生动。而全书浅近易懂，接近口语，如《八佾》篇“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及“管氏而知礼，熟不知礼”等，又是本书另一特点。

墨子名翟，鲁人，年代略后于孔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在许多问题上同儒家尖锐对立，故遭到孟子强烈反对。墨子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他的中心思想是“兼爱”。他的“兼爱”和“非攻”的主张，在“强劫弱”、“众暴寡”的春秋战国之际，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和渴望。不过他从主观愿望出发，要求统治阶级“兼爱”人民，是不可能的。书中《七患》、《辞过》、《节用》等篇指出天下乱源在于统治阶级“单(殚)财劳力，奢侈无度”，深刻地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尚同》、《天志》、《明鬼》等篇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墨子》一书也是弟子所记，故多称“子墨子”。文章质朴，较少文采，但逻辑性很强，善于运用具体的事例进行说理，从具体问题的争论进而为概括性的辩难，这是说理文的一大进展。《兼爱》、《非攻》等篇层层推演，由小及大，以此例彼，例如说：“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非攻》上)以下再从攘人犬豕鸡豚说到攻国，都是亏人自利的事。既是说理，又是譬喻，虽语言质而不华，却极为明白易懂。有些文章如《耕柱》、《贵义》、《公孟》等篇还保存语录体对话形式。

《孟子》是记孟子言行的书。孟子(前370?-前289?)，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受业于孔子之孙孔伋的门人，是孔子以后战国中期儒家学派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他曾游梁，说惠王，不能用，乃见齐宣王，为客卿。宣王很尊礼他，但亦终不见用。于是归而述孔子之意，明先王之道，以教弟子。孟子卒，门人万章、公孙丑之徒记其言行为《孟子》七篇。别有《外书》四篇，久佚不传。

《孟子》的中心思想是仁义，是孔子学说的发展。孟子主张行“仁政”而王天下。仁政的具体内容是“省刑罚，薄税敛”，使民有“恒产”，“养生送死无憾”。他主张恢复理想化的井田制度，实际是要实行一夫授田百亩的小农经济。这些就是他的以民为本的“王道”。民本思想是孟子的主要政治思想，他曾告梁惠王说：“仁者无敌。”又告齐宣王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以上《梁惠王》上)这就是说，真正能够爱人民的人，他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因此，他就随时启发他们去爱人民、争取人民。在具体措施上要“与民偕乐”，“与民同乐”，要“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而且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以上《梁惠王》上、下)。因此，他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齐宣王问汤武放伐之事，怀疑臣不可以弑君。孟子则直告以“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这些话在当时看来，都是极其大胆的，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他的言论和主张也还有很多不正确的地方。例如他既强调王政以民为本，又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离娄》上)他重视人民，却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所以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以上《滕文公》上)他不但把劳心和劳力对立起来，而且强分高低，为封建统治阶级剥削人民制造借口。这对后世有极不良的影响。

《孟子》散文的特点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带锋芒，富于鼓动性，有纵横家、雄辩家气概，充分反映战国时代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例如“许行”一章(《滕文公》上)首先问明许行一切生活资料的来源，以见社会分工的必要;再进而论治天下之不可耕且为，列举尧、舜、禹、稷所以不暇躬耕之故;然后斥责陈相背师说而学许行之道为用夷变夏，“下乔木而入于幽谷”。声色俱厉，气盛言宜。又如“好辩”一章(《滕文公》下)历述唐虞三代以来一治一乱之故，而以辟杨、墨的邪说自比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孔子作《春秋》。又如“齐桓晋文”一间(《梁惠王》上)问齐宣王之所大欲，“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自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铺张扬厉，几乎和纵横策士抵掌而谈的风趣相仿佛。其次是善设机巧，引人入觳，先纵后擒，使人无法躲避。例如上述一章，孟子怪齐王为何“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之后，即紧接“王请度之”。但不待齐王回答，即又进而诘问：“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逼使齐王不得不说出：“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他用这层层追问、步步逼紧的方法进行论战，有时竟弄得齐王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在和陈相辩论时，也用同样的方法逼使陈相不得不承认：“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这样辩才无碍的学者，是颇有战国策士之风的。其次是常用譬喻来陈说事理，辩论是非，既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又加强了说服力。例如对梁惠王“民不加多”之问，以战为喻;对梁襄王“孰能一之”之问，以苗为喻;对齐宣王“不为”与“不能”之问，以“挟太山以超北海”及“为长者折枝”为喻等。但孟子用譬喻不是简单的、一般的，而是复杂的、多样的。举其较特殊者，有整段用比的，如“牛山之木”一章(《告子》上);有全章用比的，如“晋人有冯妇者”章(《尽心》下);有正意喻意并列的，如“鱼，我所欲也”章(《告子》上);有喻言正言叠互的，如“礼与食孰重”章(《告子》下)。而全段全章之比往往近乎寓言故事，如宋人揠苗助长(《公孙丑》上)、齐人乞墦(《离娄》下)。现举后者为例：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其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口间)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食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馀，不足，又顾而之他。

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者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这是个寓言式的故事，也是一幕辛辣的讽刺剧。全部内容包括五段情节：一、齐人对妻子的夸口;二、妻子的怀疑和妻妾的商议;三、妻子的追踪和真相的发露;四、妻妾的羞愧和哭骂;五、“良人”无耻的得意的丑相。故事的每一情节，特别是后三段，描绘得异常生动。当然这是作者有意编造的，用来讽刺那些无耻的钻营富贵利达的人们，那个齐人的形象就是一般官僚的形象;乞墦的行径也就是一幕官场的现形。尖锐幽默，可谓已达极点。明人所撰的《东郭记》传奇和清蒲松龄的《东郭箫鼓儿词》就是以此为主要题材写出的封建时代官场的现形记。所以赵岐说：“孟子长于譬喻。”

此外，《孟子》的文章语气极为逼真，如答公孙丑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公孙丑》上)叙校人欺子产说：“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万章》上)如此之类很多，大都接近口语，十分生动而有风趣。总之，《孟子》的散文虽然基本上还没有脱离语录体，比之《论语》却有了很大的发展。

庄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道家学派的先驱老子即老聃，他的《道德经》五千言是简括而有韵的理论文(自汉朝以后，通行的《老子》各种版本，都分上下两篇，上篇为《道》经，下篇为《德》经，故又称《老子》为《道德经》。一九七三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甲、乙两种《老子》帛书，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和《韩非子》中的《解老》、《喻老》两篇解说《老子》的文章，都是先《德》经而后《道》经相合。可见帛书《老子》的经文顺序，比较符合《老子》一书的本来面目。)。老子主张绝圣弃智，忘情寡欲，无为而治。他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有矛盾的对立面，而且会互相转化;所以说：“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是朴素的辩证观点。他也认识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因而痛斥残酷的剥削者为“盗夸”。更认识到人民在英勇斗争中的力量和牺牲精神，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但他的政治思想却是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反映了一部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无可奈何的消极幻想。庄子的哲学思想基本上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消极面。

庄子(前360?-前280?)，名周，宋之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生平事迹不详。《庄子?秋水》篇载楚王使人聘庄子，庄子不应。《史记》以为楚威王。事虽未必可信，但就此与《列御寇》篇所载同样的事合看，可见庄子是一个苟全性命、不求闻达的人，也符合庄子敝屣富贵、淡薄利禄的隐士思想。

《汉书?艺文志》载《庄子》书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后人以《逍遥游》至《应帝王》七篇为内篇，《骈拇》至《知北游》十五篇为外篇，《庚桑楚》至《天下》十一篇为杂篇。从来讲《庄子》的人，多认为内篇是庄子自己作的，外篇和杂篇则是庄子的门徒或后学作的，故文章风格亦有所不同。这看法是相当正确的。

从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和政治观点看来，庄子无疑是一个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哲学家。由于社会的根本变化，庄子的地位无法维持，这就决定他对现实极端不满。而当时的战乱和剥削造成社会动荡不安，人民十分痛苦，庄子斥为“昏上乱相”，也的确是有理由的。他既不满现实，又无法反抗它，就不得不走隐居遗世的道路，一方面议君相，讥儒墨，甘贫贱而肆其志;一方面否定一切，齐万物，一死生，泯是非得丧，以追求内心的调和、精神的胜利而自我麻醉。他认为“物不胜天”(《大宗师》)，认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间世》)。他是一个悲观绝望的厌世主义者，觉得“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知北游》)，所以妻死则“箕踞鼓盆而歌”，有时还设想髑髅也不愿复活(《至乐》)。因此，庄子的处世态度就是玩世不恭，随俗浮沉，“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达之入于无疵”(《人间世》)。他好像非常胆怯、害怕，常说“无用之用”才是“大用”。他看见山木以不材免伐，雌雁以不鸣见杀，就想到自己“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山木》)。这一切都充分表现一个没落阶级的思想观点。不过庄子的放荡不羁，蔑视礼法和权贵，以及对统治者不合作，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外《庄子》书中常有抨击当时社会的言论，例如《人间世》说：“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在宥》说：“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胠箧》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焉存。”(按：原文本作“存焉”，此从王引之说改。此四句“诛”、“侯”为韵，“门’”、“存”为韵。)认为圣知仁义只是供统治者利用的工具。这些都是极为深刻的见解。但他由此得出抛弃一切的虚无主义的结论，却又十分错误。

庄子的散文在先秦诸子中具有独特风格。这首先是吸收神话创作的精神，大量采用并虚构寓言故事，作为论证的根据;因此想象奇幻，最富于浪漫主义色彩。例如内篇的《逍遥游》、《人间世》、《德允符》、《大宗师》等篇，基本上是用四五个或六七个幻想出来的故事组成的。他的许多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都是通过这些故事人物的问答方式来表现的。而故事人物的形象常常描写得极为生动，如《逍遥游》中的许由敝屣功名的形象，藐姑射之山的神人的形象，《齐物论》王倪口中“至人”的形象，《养生主》庖丁的形象，《人间世》楚狂接舆的形象等等，《庄子》书中如此之类不可胜数。现在举个例子来看：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

这当然是庄子自己头脑中幻想出来的绝对自由的人物。这个人据说是“大浸稽天而不弱，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他的尘垢秕糠都可以铸造出尧舜来的，所以人们认为他在撒谎，而不肯相信了。

由于接受民间寓言故事的影响，所以在庄子笔下，蝉和斑鸠、小雀都会说话，虾蟆、甲鱼也会说话，蛇和风，栎树和铜铁也会说话，一切生物、无生物都会说话，而且会辩论、讲道理。这比其他诸子和《战国策》中某些寓言故事有进一步的发展，使逻辑思维的理论文更加形象化。这又是庄子散文浪漫主义作风的一个方面。

《庄子》散文的另一特点是善用譬喻。本来战国时代的文章，一般都有这种特点，而《庄子》则几乎任何情况、任何事物都可以用作譬喻，也可以容纳譬喻。它不但譬喻多，而且运用灵活，在先秦诸子中也是最突出的。例如《逍遥游》将要论证超越时空的绝对自由，先从大鹏说起。他认为那么大的鸟，要想从北海飞到南海，非借大风之力不可，所以没有绝对自由。下文的野马、尘埃，也是要有风吹着才能在空中游荡。这对于野马、尘埃本身来说虽属正意，对于大鹏来说其实又是比喻。再后“天之苍苍”三句也是如此。人们在地面看不清天下的“正色”，正如高飞到九万里上空的大鹏看不清地面的东西一样。然后再接以下数句：“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以水比风，以大舟比大鹏，又是一比。而杯水芥舟数句则是比中之比。然后说到蜩与学鸠，说到旅行，说到朝菌、蟪蛄，说到冥灵、大椿，最后说到彭祖和众人，稍作停顿。黄河九曲，到此略一洄漩。然后“重言”以实之，再一次说明鲲鹏斥鴳所游虽有不同，而不能“无待”却是一样。以上层层推演，不见端倪，但只是指出许多事物的现象，并未点明正意。下文才从庸人的追求名位，转到宋荣子的“不累于俗”，列子的“御风而行”。然而庸人固微不足道，不过像蜩、鸠、斥鴳的自适其志而已;就是御风的列子，充其量亦超不过大鹏。“虽免乎行，犹有所待”，也还不能绝对自由。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能“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才能无所待而获得绝对自由，这才算“逍遥游”。全篇主旨到此轩豁呈露，有如千里伏流，迂回曲折，历久而后涌现。回顾以前，从开篇的鲲鹏说起，一系列事物都是比喻，因为这些无非是借以衬托游于无穷的至人神人而已。至于下文鹪鹩、偃鼠、疱人、尸祝等喻，或明或暗，随物赋形，犹其馀事。章学诚说：“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文史通义?诗教上》)这对《庄子》来说，尤为恰当。

《庄子》一书，“寓言十九”。寓言的性质本来就是作为譬喻之用的，如疱丁解牛喻养生之理，轮扁斲轮(《天道》)喻读书之法，痀偻承蜩(《达生》)喻“专心致志”之道，匠石运斤(《徐无鬼》)喻知音难遇之感，蜗角触蛮(《则阳》)喻诸侯的战争等。不管庄子或其后学者的主观如何，企图用它们来说明什么观点，达到什么结论，而它们本身仍有其深刻的意义，语言也极为生动。

庄子散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文中多用韵，声调铿锵，使读者有和谐的节奏感。例如《逍遥游》：

惠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网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这和《德充符》末段惠庄二人问答一样，一倡一和，全用韵文。然而妙在非常自然，不但不觉得有意押韵，或者因押韵而拘牵词义，反而助长了文章的气势，与后来的散体辞赋相类似。而《德充符》一段更富于诗意，真可谓“天籁”之文。

总之，《庄子》一书，特别是内篇，有时像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有时像万斛源泉，随地涌出，汪洋恣肆，机趣横生，具有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它不仅在先秦的理论文中，即在后世的古典散文中亦罕有伦比。

荀子(前330?-前230?)，名况，又称荀卿，赵人，为战国后期儒家学派最大的一个代表人物。齐威、宣时，游学稷下。齐襄王时，荀卿最为老师，前后三居列大夫之位。后至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荀卿废，遂家于兰陵，著书数万言而卒。今《荀子》有三十二篇。

战国晚期，儒墨两大学派内部分化，儒分为八，墨分为三。荀卿之儒与孟轲之儒在思想上是有许多显著不同的。如荀子的政治主张与孟子有同有不同。尊王道，举贤能，与孟子同;兼称霸力，法后王，与孟子异。他主张“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反之，亦可归之卿相士大夫。(以上见《王制篇》)他虽然也说：“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但不承认汤武取天下，因为天下归之;不承认桀纣有天下，因为天下去之。所以说：“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弑君。”(见《正论篇》)全从人民的向背看问题，这提法也比孟子的议论进了一步。这些都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反映当时人民的要求。他的《天论》指出“天行有常”本是一种自然规律，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不迷信天道鬼神，而强调人事的重要性，有唯物主义观点，代表荀子思想最进步的一面。

荀子学问博通，对过去学者多所批评，如《非十二子》、《解蔽》、《正名》等篇。他生于战国纵横之世，长于论辩，故其文多长篇大论，必发挥尽致、畅所欲言而后已。大抵论点明确，层次清楚，句法整练，词汇丰富。如《议兵篇》分析透辟，论断精确，是一篇出色的军事学论文。《劝学篇》比喻层出不穷，前半篇几乎全用譬喻重叠构成，辞采缤纷，令人应接不暇，而且通篇用譬喻重叠构成，辞采缤纷，令人应接不暇，而且通篇用排偶句法，也是荀子散文的特点。又有《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首小赋。篇末附《佹诗》二首。《汉书?艺文志》载他的赋十篇，这五篇是否在内，不得而知。这些赋以四言韵语为主，亦杂有散文形式，很像。

谜语。

乃战国“隐书”一体。还有《成相》一篇亦是韵文。以六句为一章头二句三言第三句七言第四、五句四言第六句三言。例如：“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侲侲!”这与《赋篇》都是采用民歌的形式。

韩非(前280?-前233)是韩国的诸公子，与李斯同学于荀卿。非见韩国削弱，屡谏不用，乃著书十馀万言。秦王(秦始皇)见其书，恨不得与之同游，因急攻韩。韩王遣非使秦，秦王留不用，后竟下狱死。《韩非子》有五十五篇，其中多有后人窜入的文章，不尽可信。

韩非是战国后期法家，任法术而尚功利，信赏必罚，排斥仁爱。他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认为当今之世还有赞美尧舜鲧禹汤武之道的，必为新圣所笑。“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这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攻击儒墨不遗馀力，认为“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显学》)。又谓尧君其臣，舜臣其君，汤武弑其主，乃“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忠孝》)。与孟、荀之说相反。理由是因为尧舜禅让，放弃君权，汤武征诛，破坏君权。法家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所以提倡君权神圣，连尧舜汤武一起反对。自秦以后，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

韩非散文的特点是锋芒锐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其篇幅长者如《五蠹》近七千言，这是先秦理论文的进一步发展。其次是分析能力最强，如《八奸》、《亡征》等篇，特别是《亡征》一篇，分析可亡之道至四十七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其次是利用大量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以便说明问题，如《说林》上下、内外《储储说》等篇，尤为集中。《主道》、《扬权》二篇全部用韵，而后者多四言，颇似《道德经》和《易林》。

先秦诸子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首先是儒家学派的孔孟思想，其次是道家学派的老庄思想。这两派思想在过去学者文人的头脑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经常起着不同的积极或消极作用。一般说，儒家的入世精神是积极的，但维护封建秩序的说教却有不良的影响;道家对待现实的态度是消极的，但不肯同统治阶级合作，不肯同流合污的“清高”思想，在一定历史时期也有一些好影响。就诗家来看，接受前者影响的，其艺术风格多表现为现实主义;接受后者影响的，其艺术风格多表现为浪漫主义。杜甫和李白就代表着这两种不同的影响和作风。

先秦诸子散文对后世散文发展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汉初政论家贾谊、晁错等的政论文都是从荀卿、韩非及战国其他法家的议论文发展出来的。例如贾谊的《陈政事疏》、晁错的《论贵粟》、《论募民徙塞下》等疏，分析问题，切中时弊。而贾谊的论事，指陈利害，激切锋利，淋漓酣畅，风格尤近韩非。《论语》一书虽后人亦有摹仿，如扬雄的《法言》，王通的《中说》，但对文学则影响不大。魏晋以后，老庄之学大盛于世，影响于我国学术思想和文学方面更大，嵇康有《养生》、《声无哀乐》、《难张辽叔自然好学》、《释私》等论，阮籍有《通易》、《通老》、《达庄》三论及《大人先生传》，纵谈名理，大畅玄风。而《达庄论》、《大人先生传》都用辞赋问答体裁，发挥老庄思想;语言形象，声韵和谐，是我国理论散文的进一步发展。东晋时，玄言诗风独盛，孙绰、许询、桓玄、庾阐诸人之作“皆平典似《道德论》”，固不必说，就是齐梁间的文论、书札，理精语隽，为当时文坛树立爽朗的新风格，形成南朝散文的特色，也未尝不是受老庄思想及文风的影响。

唐宋以来的古文家对先秦诸子散文的爱好和学习也是很多的。著名的古文家韩愈曾以“庄”、“骚”并称，尤推崇孟子为“醇乎醇”，荀子则“大醇而小疵”。他力排佛老，就是继承孟子辟杨墨的战斗精神。其文如《原道》、《与孟尚书书》、《送王秀才(埙)序》等篇，精神面貌都接近《孟子》。《答李翊书》论为文以学养并提，实由孟子知言养气之说而来。柳宗元论文，亦主张“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又谓“《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报袁君陈秀才书》)。而他的《三戒》等篇更是创造性地学习诸子寓言的成果。苏洵生平尤好《孟子》，曾端坐读之七八年，谓其“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上欧阳内翰书》)。王安石解《孟子》，其文亦学《孟子》;讥荀卿，文亦学荀卿。而苏轼之文，最得力于《庄子》，他说：“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集中如《赤壁赋》及清风阁、凌虚台、墨宝堂、超然台诸记，其思想语言无不出于庄子;而其文章的畅达，所谓“如行云流水”，“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者，亦与《庄子》的风格相近。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篇五

今天，我读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古代神话》。其中，我最喜欢的人是《盆子里的孩子》中的老爷爷。因为他获得了一个宝盆，这个宝盆里的图画一到晚上就变成真的，而从盆子里的水珠掉出来都会变成珍珠，他把这珍珠分给大家不小气。所以我喜欢他。我从他身上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要常常助人为乐。

我也常做助人为乐的事。我记得那是我读三年级的时候，那时我上完体育课在排队回家，在队伍行走时，我看到了二年级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也排队出来，突然，他们队伍中有一个人一不小心红领巾脱落下来，掉在了地上。看到红艳艳的红领巾躺在地上，我跟老师说了要去捡起来，老师同意了，我就跑过去捡起红领巾跑到二年级所在的地方，谁料他们的队伍刚解散，我问来问去，终于找到了红领巾的主人。我发现他是一个小弟弟，我把他的红领巾给回了他。这才又急急忙忙地跑回我的队伍，排好队回家。

我觉得《中国古代神话》太有趣了，从中我们还可以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你也去看看吧。（莫继渊）。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篇六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使将军王贲攻齐，得齐王建，最后灭了齐，完成中国的统一，结束了二百年七国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这是地主阶级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

随着统一帝国的形成，秦王朝统治者进行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一系列的改革。废除西周以来分封侯王的旧制度，统一行政区划和组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一法度衡石丈尺”，使田畴、车涂、衣冠建制统一;简省“史籀大篆”为小篆，又作便于狱务、更趋简化的隶书，罢其不与秦文同者”，使文字统一;此外，法令、历法等等，也得到了统一。这些改革，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无疑是有进步的作用的。

同时为了巩固和加强统一帝国的统治，秦王朝也实行了一系列的反动措施。它企图消灭人民的反秦武装，“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并打击旧贵族、地主的反秦力量，“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更有甚者，是企图消灭一切反秦意识，“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翻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奔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它不仅焚毁古书，消灭历史文化，而且也一举坑杀儒生四百六十馀人。

在箝制思想、摧残文化和刑法统治之下，秦代文学没有什么成就。完成于公元前二三九年(秦王政八年)、由吕不韦门客集体著作的《吕氏春秋》，有一定时代意义。它取材很广，包含春秋战国以来的各派思想，组成自己的完整的体系，是战国末年的统一形势在文化上的要求和反映。它和先秦其他子书一样，有不少片断借寓言故事来说理，明晰生动，富于文学意味。秦代文学的唯一作家是李斯。统一前他的《谏逐客书》，指出秦统治者”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之非计，不仅表现了政治家的远见，而且也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晚期斗争剧烈、各国统治阶级争取人才的历史。这是一篇富于文采、趋向骈偶化的政论。

散文。

统一后，秦始皇巡狩封禅，产生了不少石刻文，其中也有李斯的作品一般是四言韵语，阿谀歌颂，对后世碑志文有影响此外秦有《仙真人诗》和“杂赋”，今俱不传。

由于秦始皇和二世滥用民力，筑长城、治驰道、修骊山墓等等，暴虐无比，赋税无度，奢侈无穷，阶级矛盾迅速尖锐化，不到十五年，秦王朝便被六国残余贵族和广大人民的起义反抗所推翻。经过五年的楚汉战争，代之而起的，是统一的汉封建王朝。

汉初统治者承战乱之后，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一方面恢复分封侯王的旧制度，巩固统治阶级的基础，一方面“约法省禁，轻田租”，对广大人民放松了压迫，减轻了剥削。因而初步取得了社会安定、有利生产的局面。“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汉书?食货志上》)文、景时代，统治者不断强调“农，天下之大本也”(《汉书?景帝纪》)，进一步减轻劳役、赋税，恢复农业生产。这时土地尚比较平均，“未有并兼之害”(《汉书?食货志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也活跃了工商业。在社会经济获得恢复和发展的安定局面下，景帝迅速削平了七国侯王的叛乱，进一步巩固了统一的封建统治。

汉初除秦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又除所谓“诽谤妖言之罪”，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在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下，汉初的哲学、社会思想，还是比较活跃自由的。由于安定社会、巩固封建王朝的需要，汉文帝、景帝、窦太后和相国曹参等俱好黄老，因而黄老思想成为汉初主要的统治思想。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对儒、墨、名、法、阴阳五家都有所批判，而完全肯定了道家，就是在黄老思想影响下产生的著名论文。

同时由于建立封建王朝秩序和制度的需要，汉初统治者也注意到制礼作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乐的传统作用，统治者是认识得很清楚的。在作乐的要求下，产生了相应的舞和歌诗，同时也初步建立了管理音乐(当然包括歌舞)的“乐府”机关。《安世房中歌》便是高祖唐山夫人作的祭宗庙的歌诗，它共有十七章，一般模仿雅颂，很少现实内容。

汉初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上。汉初文士承战国游士的馀风，一般积极参加现实政治生活，并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出发，围绕着如何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促使封建政权迅速巩固和上层建筑不断完善等问题，发抒所见，解决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这就促进了政论散文的发展。著名作家有贾谊、晁错等。他们的政论文大抵富有感情，畅所欲言，有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其中贾谊的某些文章如《过秦论》、《陈政事疏》等更著名，文学性亦较强。辞赋主要继承骚体传统，也开始向新赋体转化。汉初骚体赋的作者，由于时代和生活的不同，多缺乏屈原那样先进的思想和强烈的感情，往往只是强为呻吟。但阶级矛盾的缓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繁荣，以及统治阶级骄奢享乐风气的形成，也引起了封建文士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变化。因而辞赋的思想内容也不免多少引起了变化，即由抒发个人的强烈感情变为铺张宣扬统治阶级的华贵和享乐生活，由严峻的讽刺责斥变为温和的讽谕劝戒。辞赋思想内容的变化，必然引起体裁、形式的逐渐变化。贾谊是汉初骚体赋的唯一优秀作家。标志着新赋体正式形成的作品是枚乘的《七发》。

汉武帝即位后，由于汉初以来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的经济力量已十分雄厚，“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在汉初的政治经济日益发展、日益巩固的基础上，汉武帝施展雄才大略，内外经营;镇压了阴谋叛乱的宗室藩王;平定了割据东南沿海的东瓯闽越等地;凿山通道，开发并控制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不断地集中豪强于茂陵，削弱他们在地方上的封建势力;坚决实行盐铁国有的政策，更打击强豪和富商大贾的经济垄断，这就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的封建集权制。同时大力抗击匈奴，通西域，伐大宛，既打击了匈奴的侵犯，也扩展了帝国的边疆。正是由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以及统治阶级无穷的奢侈浪费，以致民穷财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为了镇压贵族、豪强的叛乱和广大人民的起义反抗，汉武帝极端信任酷吏，不断加强严酷的刑法统治。人民日益陷于痛苦的深渊。

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和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思想文化也表现着变化和发展。武帝即位，即逐斥“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武帝“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并由于董仲舒、公孙宏的建议、兴太学，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因而儒学大兴，完成了思想的统一。这对伟大帝国的形成和封建集权制的巩固是有促进的作用的。但从此也结束了百家论争，思想定于一尊，严重地束缚着学术文化的发展。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是武帝时代最大的思想家。他以阴阳、灾异说明“天人相与之际”即天道和人事的相互关系，认为天命对帝王有最后的决定权，“王都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但“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汉书?董仲舒传》)，则刑亦不可少。董仲舒的思想显然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含着阴阳家和法家的思想，统一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确实代表着当时的统治思想。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的所以统治，而且也教导了汉王朝怎样巩固统治。

武帝对思想文化的发展也采取了重要的措施，“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随着伟大帝国的出现和百家论急的最后结束，以及物质条件的日益具备，总结古代以来的历史文化并从而给大一统局面以哲学和历史的解释，就成为统治阶级迫切的现实要求。伟大的《太史公书》即《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这种要求最充分的一种表现形式。作者司马迁不是从阴阳家的神学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在家世史官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他以五种不同的体例，“略推三代，录秦汉”，全面反映三千年的历史发展，完成空前的一部历史著作。它以人物为中心，不仅开创了“纪传体”的历史学，而且其中许多篇人物传记又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因而也开创了传记文学。这是历史散文的重要发展。

以武帝为首的汉王朝统治者，随着伟大帝国的日益隆盛，不仅需要哲学和历史来解释现实统治的合理，而且也需要祭祀天地鬼神，庆太平，告成功。这一需要与儒家的指导思想相结合，进一步制礼作乐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文化措施。于是“乐府”有更大的发展。“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所谓武帝立乐府，只是意味着他自觉地把乐府机关扩大，充实内容，规定具体任务，即采诗、制订乐曲和写作歌辞。“采诗”是为了“观风俗，知得失”，这就使那些“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赵、代、秦、楚等等地方民歌，有了记录、集中和提高的机会。可惜除《铙歌》十八曲外，西汉乐府民歌绝大部分都没有流传下来。由于文字讹误过多，《铙歌》一般很难读，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状的篇章，明白可诵，表现了一定的现实意义。乐府除搜集、歌唱民歌外，也创作诗篇以备歌唱，作诗者有宫庭文人“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可见一时之盛。但今存《十九章之歌》，却很少文学价值。乐府作曲者则有“佞幸”和“外戚”的李延年。他能歌善舞，尤其善制“新声变曲”。他原是民间乐人;他的“新声变曲”的来源是西北外民族和民间的音乐。可见武帝时代的乐府，不仅规模宏大、内容充实，更重要的是，它充满了民间歌诗、民间声乐的气味。这是乐府的重大发展，有划时代的意义。

由于“润色鸿业”的需要，武帝时代的辞赋同样有很大的发展。武帝好辞赋;他的“言语侍从之臣”，如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等，“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公卿大臣”，如儿宽、孔臧、董仲舒等，亦“时时间作”。司马相如则是这个时期最大的辞赋家。他的作品歌颂了统一帝国伟大的气魄和声威，也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无比的骄奢和荒乐，有一定时代意义。他的作品典型地代表着新体赋发展的成熟阶段。

武帝以后，西汉封建王朝逐渐转入了衰微的时期。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并诏令“方今之务，在于力农”。昭、宣承之，不断减免赋税，并选用“良吏”，使“政平讼理”，社会安定，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因而出现了宣帝的“中兴”局面。但土地日益集中，大地主、大官僚与广大农民的深刻矛盾，根本不可能解决。哀帝时的限田之议，既无法实行;王莽改制，更加深了人民的灾难。这样，西汉封建王朝便不得不在农民大起义中结束了自己的统治。

武帝立五经博士，经学已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到了西汉后期，它自然更加兴盛和深入人心。荣显一时的今文经学家，大抵受董仲舒的影响，以阴阳、灾异说政治时事，日益荒诞迷信;而家法森严，章句烦琐，更多的士人皓首穷经，则越来越变得空疏无用：这样便严重地窒息着思想文化的发展。今文经学家用的经书是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本;但自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发现了用汉以前文字(古籀文)写的“古文经传”，经学已有今古文之分。到西汉末，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学派开始揭穿了今文学派的盲目性和偏私的内幕，这在学术思想上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西汉后期的文学也呈现着停滞或衰落的状态。一般政论文(如奏疏)，大都蒙着神秘的今文经学说教的外衣，迂腐板滞，绝少生气。宣帝时，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是唯一可贵的作品。它不仅反映了西汉中叶许多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而且形式新颖，语言净洁流畅，通过对话论辩，也刻划了不切实际、迂腐可笑的儒生形象。刘向著书，引历史传说或寓言故事以说明一理的某些片段以及少数政论文或学术文有一定价值。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辞赋，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因而辞赋又盛极一时，王褒、刘向等都是著名的作者。实际此时辞赋已成为帝王贵族的娱乐品，如倡优博弈之类，极少文学价值。今存王褒《洞箫赋》一篇，可见一斑。西汉后期最大的辞赋家是扬雄。他的赋初以模拟司马相如为贵，曾不断作赋以讽;后来始悟辞赋的讽谏作用实在微弱无力，“劝而不止”，遂不再作。扬雄对辞赋的批判的观点较之他的模拟作品要有意义得多。倒是他的杂文如《解嘲》，虽形式上也多少出于模拟，但它指出封建取士制度对士人的束缚，有一定现实意义。西汉后期，乐府事业继续发展，哀帝时乐府人员增加到八百二十九人。丞相孔光、大司农何武审核的结果，认为“其四百四十一人，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皆可罢”，因此哀帝就裁减了乐府半数以上的民间乐人。但“豪富吏民，湛沔自若”，乐府民间声乐的影响是深远的。

汉光武帝刘秀利用西汉末农民起义军，并依靠豪强势力，推翻了王莽的新朝，建立起东汉封建王朝。光武即位后，屡次释放官私奴婢，并减轻田租，兴修水利，实行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因此阶级矛盾暂时缓和。但东汉豪强势力很盛，西汉遗留下来土地高度集中的问题，依然不能解决。建武十五、六年的“度田”，由于不敢触动豪强，终于宣告失败。但光武“颇以严猛为政”，信任酷吏，也打击了一些豪强。明帝效法光武的统治，曾出现“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的年代。东汉初期，封建王朝对豪强势力还有一定的控制力量。所谓豪强，就是上层的地主阶级和商人，他们的政治代表，就是大贵族和大官僚。中叶和、安以后，皇帝都幼年即位，不能掌握权力，于是开始了外戚和宦官争夺王朝统治的混乱局面。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都要依靠豪强的支持，因此豪强势力遂得不断地扩张。外戚或宦官与豪强势力相勾结，就形成牢不可破的王朝黑暗统治。他们援引子弟徒党或门生故吏，把持官僚系统，胡作非为，毫无忌惮。外戚梁冀伏诛，除诸梁及妻孙氏中外宗亲一网打尽外，“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馀人，朝廷为空”。“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馀万万”(《后汉书?梁冀传》)。宦官专权，则“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搆害明贤，专树党类。……故其徒有繁，败国蠹政之事，不敢单书”(《后汉书?宦者列传序》)。在外戚或宦官勾结官僚集团的统治之下，广大人民既遭受无穷的灾难，社会到处呈现饥饿、流亡的惨状;而一般中下层地主阶级出身的士人也仕进无门，或滞留太学，或穷居野处，或周游郡国，逐渐形成了士人集团。桓、灵之世，在宦官专权的压迫下，士人集团便与一部分正直的官僚结合，“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成为广泛的“清议”力量，一时影响很大。因而引起宦官的恐惧和仇恨，终于酿成两次“党锢之祸”。这些“党人”代表广大的中下层地主阶级的利益，一方面要求政治上的出路，一方面要求罢逐宦官，改良朝政，挽救统治阶级的严重危机。但接着而来的是以“黄巾”为首的农民大起义，豪强统治集团迫于情势危急，解除了党禁，转而镇压黄巾，并开始了豪强集团之间的大混战和社会的大动乱，终于覆灭了东汉王朝，形成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

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之学代表着东汉王朝的统治思想。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东汉经学极盛。官、私学都很发达，大学生到东汉末增加到三万人，不少私学门徒常达千人，“编牒不下万人”。今文经学西汉末已开始谶纬化。东汉谶纬大行，光武因谶记中的天命的预言，崇信非常，曾“宣布图谶于天下”，并“多以决定嫌疑”。明、章承之，于是“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后汉书?张衡传》)。统治者利用谶纬迷信来欺骗人民和束缚干人的头脑，反映统治思想的遇昧和无力，东汉一朝政治不得不越来越黑暗。但从东汉初年以来，也不断地产生反谶纬的科学思想，桓谭、王充、张衡都是著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王充，他的《论衡》，举起鲜明的“疾虚妄”的旗帜，对一切神学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表现了唯物主义精神，在当时的思想界最有进步意义。同时，古文经学也继续和今文经学展开了斗争，今文经学终因附会谶纬的愚妄和章句的烦琐，力量越来越虚弱，而古文经学的影响则越来越扩大，终于压倒了今文经学。

东汉的文学，在今文经学和谶纬的迷雾笼罩之下，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不良的影响，但也出现了新的现象，表现了一定的变化和发展。

由于西汉以来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东汉开始出现“文章”的概念，贾谊、司马迁、司马相如等散文家和辞赋家都被目为文章家。同时不少文士“以文章显”，文章和学术著作主要是和经学的共分愈来愈显著。“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后汉书》在《儒林传》之外，特立《文苑传》，更具体地反映了文章家和经学家的分化。既有今古文经学家的对立和分化，又有经学家和文章家的对立和分化。这是统治阶级内部复杂的矛盾在学术文化上的反映。随着文章家的出现，文章与生活的关系更密切，用途更广泛了，文学形式的运用和变化也愈来愈复杂了。文学思想仍以王充的观点最为明确和进步。他注意到文章和经学著作的区别，强调“造论著说之文”(诸子或政论散文)，“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的创造性和政治性;认为文章应起“劝善惩恶”的批评教育作用，“岂徒调墨走笔，为美丽之观哉?”他从“疾虚妄”的思想出发，反对一切“华伪之文”。

在《史记》的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著作，班固的《汉书》则是它们的杰出的代表。它沿《史记》的体例，“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反映西汉一朝的历史，是我国最早的断代史。它的某些人物传记，叙事细密准确，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政论散文继承西汉的传统，以王符的《潜夫论》、崔寔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为最著名。它们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有时代意义。但思想文采俱逊于西汉政论文。

东汉的赋不如西汉的兴盛。司马相如的影响还存在，如班固的《两都赋》。中叶以后，政治极端黑暗，赋风亦开始转变。张衡《两京赋》在夸张铺叙中引入针砭现实的议论，《归田赋》则突破了旧传统，抒发抑郁的感情，有一定的开创意义。桓、灵之世，更出现一些强烈挟击社会黑暗的抒情小赋，如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赵壹是汉末名士，其作品愤世疾俗，完全是“党人”精神的体现。

东汉“乐府”继承西汉的传统，也采集民间声乐与歌谣。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它们以多样的形式，现实主义的方法，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东汉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思想感情。特别是真实地、典型地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在外戚、宦官、地主豪强的残酷压榨下，人民饥饿贫困、流亡漂泊的痛苦生活。东汉末年，还有不少谣谚，揭露政治社会的黑暗腐败，直接痛快，简短有力。伟大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正是在活跃的民间故事、民间歌唱的基础上的产物。它创造了一个反抗封建礼教压迫的典型妇女形象。

东汉文人诗有四言的旧形式，也出现了五言的新形式。由于汉以来社会和语言的发展，西汉民谣即有整齐的五言形式。东汉乐府民歌中保存了更多的五言形式。东汉的文人五言诗是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今存无名氏《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品。它们的基本内容反映了没落时期剥削阶级的思想情绪。它们是汉末黑暗动乱社会中一般下层文士毫无出路的痛苦呻吟，反映了汉末尖锐的阶级矛盾。它们以“比兴”的方法，谐和而鲜明的语言，创造了“怨而不怒”的含蓄的风格，成为所谓“温柔敦厚”一派诗风的源头之一。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篇七

李商隐是。

唐诗。

发展到晚期最有成就的诗人，以其独具特色的美仑美奂诗歌登上了整个晚唐诗创作的艺术最高峰。

一、他对于爱情的执着，开创了诗歌上新风格、新境界。他的诗成就最高的是近体诗，尤其是七律、七绝。如果说杜甫是唐代七言律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那么，李商隐则为第二座里程碑。他继承了杜甫的沉郁顿挫，有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

1.写景中融合比兴象征，寄寓困顿失意的身世之感。

2.爱用冷僻的典故，故诗中的意象特别美丽，而整体意旨往往隐晦。

3.语言绮丽而对仗工整，音律圆美婉转。

4.“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之趣，富于象征暗示色彩，有朦胧之美。

二、他的绝句写得深情绵邈，沉博绝丽，有的比较隐晦，但可以在精工富丽的辞章中体会到他的婉转情思，而且很伤感。如《夜雨寄北》感情细腻，意境婉约，在艺术上的明显特色便是细美幽约、朦胧含蓄，为伤感唯美文学的典型。

一、晚唐诗人中，他第一个大量用七绝写咏史诗，用史论笔法，寓褒贬议论于含蓄诗味中，极大地发挥了绝句体的妙用，创作了许多有“二十八字史论”之誉的咏史作品。如《泊秦淮》通过对历史曾有过的繁盛转瞬即逝的伤悼，以及揭露统治者的荒淫误国，抒发自己的政治感慨和见识，其中深寓对现实的不满和讽刺，立意高绝的议论，表现出横溢的才气。

二、忧国忧民的壮怀与伤悼之情交织成一种俊爽的风格。

三、还写过一些出色的伤别诗，纪行、写景诗也颇多佳作。善于选择清新明朗、能给人以快感的景物来抒写他的情怀，用色彩鲜明的语言，创造出情景交融的优美诗境，如《山行》“远上寒山石经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富于诗情画意，意境优美，以畅达的语言传达出自然景物的清新气息，明丽而有立体感的画面给人美妙的艺术感受。

名词解释：苦吟诗。

1.晚唐时期，苦吟诗的早期代表是孟郊，后来有贾岛、姚合。他们的诗风相近，都以苦吟著称所以称苦吟诗。

2.他们的诗风又各有特色特色：

孟郊诗中颇多患难感、忧郁感、以及人生悲剧与绝望心理交织成的幻灭感。

贾岛诗多是寄赠酬唱之作，极少反映但是生活，局度也显得比较狭窄。

姚合与贾岛是诗风相近的诗友。

试叙贾岛和姚合的“苦吟”与孟郊有何不同。

相同：

1.他们都以苦吟著称，因此历来有“郊寒岛瘦”之说。

2.孟郊、贾岛都写贫病饥寒、穷困潦倒。

不同：

内容：他们都写贫病饥寒、穷困潦倒。

孟郊：写“士不遇”，想用世而最终赉志以殁的悲剧性的一面。

贾岛：彻底放弃雄心、醉心于琢磨词句的循世的一面，他的诗也有激烈奋发的一面，如《剑客》。但更多的如其《送别》。他的诗多是寄赠酬唱之作，极少反映但是生活，局度也显得比较狭窄。反应生活的深广度不如孟郊。

艺术上：

孟郊成就最高。

贾岛：不如孟郊，他的五言律写得很精深，能于细小处见精神，造清奇幽微之境，推敲字句。如《题李凝幽居》“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姚合：作诗的才华和“苦吟”工夫都不及贾岛，他的大多数诗都显得平淡无奇，境界与格调也并不很高。

试叙韩柳古文理论对散文革新运动的推动作用。(即韩柳古文理论有哪些观点)。

唐代古文运动之所以至韩、柳始成，主要是因为韩、柳在批判继承古文运动先驱之文论的基础上对儒道进行全面的清理，提出了许多反传统观念的新解，以文章内容的变革带动形式的变革，使“文以载道”说产生了实践意义，并在理论上趋于完善。

一、韩愈第一次提出“文以明道”的观念，在总结前人关于文章作为表现儒家思想体系的“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道”与“文”的关系。

1.从“明道”的要求出发，韩愈特别强调作家思想修养的重要性。

2.在具体的实践中，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的。

口号。

二、提出“唯陈言之务去”和“词必己出”的主张。

三、提出“文从字顺”要求文字的表达要流利。

四、“气盛则言”把文气与文章的语言表现联系起来，认为文章气势就是从语言的短长和声的高下而来。

柳宗元对于文体、文学语言的改革，他的意见也大体与韩愈相似。

试论韩愈古文成就的表现。

“古文”概念的提出始于韩愈，他把自己的奇句单行、上继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古文成就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韩愈的古文在各类文体的上都有创新。

1.碑志。他的碑志虽然也有溢美隐恶的“谀墓”之作，但有不少作品巧于摹写，注意剪裁，把精辟的议论，真挚的感情运用于其中，加之善于刻画人物，突出中心，使其成为“一人一样”的生动传记文。如《柳子厚墓志铭》形象鲜明，感慨深长，很有感染力。

2.赠序。融抒情、记事和议论为一体的杂文问题。如《送孟东野序》。

3.杂文中的“杂说”，短小精悍而内容丰富，行文尤为不拘一格。如《杂说四》。

二、创作了一种简洁精辟，清晰流畅，富于美感的新型散文。

四、语言接近口语化，通俗明白，能把口语推敲成新的词语。提炼出一些生动的语言，如一些。

成语。

：“不平则鸣”、“落井下石”、“坐井观天”等。句式的结构也灵活多变，文从字顺，也杂以骈俪句法。

韩愈古文总的风格是雄深雅健、猖狂恣睢。

一、突出的特点：主人公多是社会上地位不高或被压迫的人物，如不愿承担赋税的捕蛇者，种树的老人。

简述元山水游记的艺术特色。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散文中最具艺术特色的作品，多写于他流放永洲的十年中。主要艺术特色有：

一、寓情于景，在景物描写之外单独的发议论和抒情，大量的情况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融会在山水之美的艺术境界中。以山川之美来反映自己的见弃，发抒他的愤怒，悲哀抑郁的情绪。如《始得西山宴游记》自然美与他的精神切合，而与痛苦的人生和鄙俗的现实相对立。

二、把自己的感情移入自然之中，描绘出反映着自己审美理想的自然，表现出了一种诗情画意的自然美。如《永洲八记》荒郊野外的平凡山水被写得千娇百媚，经过艺术的升华，显得单纯、宁静、清新呈现出一种幽丽之美。

三、捕捉自然事物最独特最精微的变化情态，予以生动的再现。如《小石潭记》。

四、峭拔的骨力和清冷的色调相糅合，构成其山水散文乃至其他众多作品的典型风格。确立了这种体裁在文学史上的独立地位。

简述柳宗元寓言散文的特色。

一、强烈的现实性和高度的概括性。如《黔之驴》叙述一个无能无德又无自知之明的驴被老虎吃掉的故事，在当时具有讽刺作用，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二、善于绘声绘影，因物肖形，创造了比较完整的、个性化的寓言形象。既集中动物本身的特征，形象鲜明生动，有揭示了现实生活中某些人的嘴脸，寓意深刻，如《蝜蝂传》集中了许多善执物、好上高的小虫的特点，塑造了一个贪婪，愚顽的蝜蝂小虫形象，嘲讽追求名位、贪得无厌的丑行的意义。

确立了寓言在文学史上的独立地位。

名词解释：

唐传奇。

一、唐传奇指唐代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说，在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融合历史传记小说、辞赋、诗歌和民间说唱艺术而形成的新的小说文体。

二、在唐代，传奇只是某些单篇作品或小说集的专称，至宋代才开始将传奇用作唐代新体小说的统称，以区别于旧有的志怪小说。

变文。

一、“变文”是唐代明间创作的一种新文体，其体裁是有说有唱的，为佛教俗讲所借用。所谓“变文”之“变”，当时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

二、变文的体制是散文与韵文相结合而成。散文为讲述之用，韵文用来歌唱。

三、变文分为三类：一是演说佛经故事的宗教性作品;二是演说历史故事讲史作品;三是演说明间传说题材的作品。

简述唐传奇与志怪小说的区别。

1.唐传奇反映现实生活，志怪小说反映的是超现实的神灵鬼怪。

2.唐传奇是作者的虚构，志怪小说收集奇记。

3.唐传奇情节曲折离奇，篇幅加长，志怪小说粗陈梗概。

简述唐传奇的艺术成就。

唐传奇指唐代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说，在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融合历史传记小说、辞赋、诗歌和明间说唱艺术而形成的新的小说文体。主要艺术成就有：

一、唐传奇的艺术成就相当高，情节的传奇性与现实性兼容，情节的虚构、想象与作品的艺术性融合一体，起虚构和想象已标志着文言短篇小说创作的成就。如《柳毅传奇》写充满神话色彩的书生与龙女相恋故事，情节离奇，但人情味很重。

二、体裁丰富。有描写爱情的，如元稹的《莺莺传》、蒋防的《霍小玉传》;寓言讽刺题材有沈既济的《枕中记》“黄粱梦”;历史题材陈鸿的《长恨歌传》《东城父老传》;游侠题材杜光庭的《虬髯客传》;神怪题材裴鉶的《传奇》。

三、所写故事情节化、细节化，注重写人物的生活琐事，尤其注重写他们的情感生活或性情偏嗜之类的细节。

四、叙事模式由故事中心向情节中心、人物中心演进。

五、叙述语言雅俗兼采时庄时谐，用文言描写物态人情以至琐事，简洁、准确、丰富、优美，将古代散文的巨大表现力发挥到很高水平。

名词解释：花间词派。

1.花间词派是晚唐五代奉温庭筠为鼻祖而进行词的创作的一个文人词派。

2.得名于赵崇祚编辑的《花间集》，共十八家词共五百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人词总集。

3.产生与西蜀，多用华丽的字面和婉约的表达手法，写女性的美貌和服饰以及他们的离愁别恨。

简述冯延巳的婉约词风和优美意境。

冯延巳是南唐词人中的佼佼者。

一、冯延巳作词不追求人物描述的具体真切，而是重在抒发触景所生之情，情思千回百转，若有寄托，深婉而缠绵悱恻，将晚唐以来的婉约词风又推进了一步。

二、写思念、离愁，把男女之情作为抒写的主要内容，这是冯延巳和“花间”词人共同之点。但较少对女人的容貌和体态进行刻画，他写的是一种感情的境界。如《鹊踏枝》。有的词较多身世的凄怆感慨的抒发，如《采桑子》。冯延巳词中着力表现的，不是情事的直接描述，而是雅致优美的意境，〈如谒金门〉以风吹皱水面起兴，写思春闲情，完全是一种优美意境感发的心绪，开阖荡漾，情调极为雅致。

试论温庭筠《菩萨蛮》二首的艺术风格。

一、温庭筠是“词为艳科”的始作俑者，领导了五代词的发展趋向。他的两首有名的〈菩萨蛮〉词，写美女的体态装饰及其闺阁情思。

二、不作明白的叙述，而以物象的错综排比和音声的抑扬长短，增加直觉印象的美感，引人产生一种深美的联想，成功地把形象鲜明的物语、景语与难以琢磨的情语融合在一起，使所要表现的难以言状的心绪，转化成可感的优美物象。“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通过将美女起床、梳洗的懒散的动作，把一种本来难以琢磨的闺阁情思，表现的可感知。

三、温庭筠的词常以静态的描绘代替抒情，尤着力于细部的重彩描绘，富有装饰性，而且善于用暗示的手法，造成了含蓄的效果。如“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美人的情思是希望和他心爱的人成双成对，作者用一种含蓄的手法表现出来。

试论李煜前期词与后期词的不同。

李煜是南唐的最后一个皇帝，世称李后主。

一、他的早期作品以反映沉溺声色、纵情逸乐的宫中生活为主要内容。描写精细、生动、且富有情趣。如专咏美人口的〈一斛珠〉。他的艳情词并未脱“花间”旧格，但写得较为真切率真，如相传写与小周后偷情的〈菩萨蛮〉，用直白浅露的叙说，把热恋女子约会的情态和放纵心理写得淋漓尽致。

二、李煜后期词的主要内容是写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纯以白描的手法直抒内心极度悲痛，词中时空跨度很大，加大了感情容量，抒发的感情以哀伤真实为主，能引起历代读者的共鸣。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用白描的手法抒发了对江山、故国的怀恋，充满了悔恨、悲愤和哀愁等复杂的情感，感慨极深，词境也极为阔大。

试分析温庭筠与韦庄词的异同。

相同：

一、都以词名世，所以并称“温韦”。

二、两人词的内容都是以男女情爱离别相思为主要内容。如温庭筠的〈菩萨蛮〉、韦庄的〈思帝乡〉。

三、都开辟了一种新的词风。反映了词由仅供歌儿舞女演唱的伶工之词，到抒情写怀的士大夫之词的渐变过程。如温庭筠为了适应舞艳歌席场合的实用要求，他的词中都是精丽字面和绮丽意象的组合，适于花间酒下歌咏的香软词境，具有娱乐价值，这对于词在晚唐五代迅速兴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韦庄相对淡漠词体佐欢酬宾的实用功能，开启了文人词自抒情怀的传统。这不仅是韦庄词的一大特色，也是词的风格内容一大转变。

相异：

一、温庭筠多“伶工之词”。大胆的写侧艳之词，是“词为艳科”的始作俑者，领导了五代词的发展趋势。而韦庄多“士大夫之词”。

二、艺术表现手法不同。

温庭筠：以排比和音声的抑扬长短，增加直觉印象的美感，引人产生一种深美的联想，成功地把形象鲜明的物语、景语与难以琢磨的情语融合在一起，使所要表现的难以言状的心绪，转化成可感的优美物象。如〈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常以静态的描绘代替抒情，尤着力于细部的重彩描绘，富有装饰性，而且善于用暗示的手法，造成了含蓄的效果，如“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美人的情思是希望和他心爱的人成双成对，作者用一种含蓄的手法表现出来。

注重文辞声律的华美精工，艳丽如晚唐诗风，炫人眼目。少藻饰、多白描的语句写离情别恨，如〈更漏子〉〈梦江南〉。词境缠绵悱恻，凄丽而有情致，颇有民间曲子词的风味。

韦庄：以疏淡之美，写词抒情为主，直述胸臆，风格趋向清丽，如〈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自然清新的风格，江南的景美、人美、生活美，写得疏朗、显直。他是一个大力用白描手法作词的作家，对情事多作直接而且分明之叙述。如〈思帝乡〉写的是常见的情爱题材，但长于勾勒，直接描述人物的心理感受，笔调疏放秀美。

三、风格不同。

温庭筠：开创词为艳科的传统，领导了五代词的发展趋向。注重藻饰以艳丽见长，具有密丽的风格。

韦庄：对民间抒情词给以艺术的加工，以疏淡为美。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篇八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是2009年中国少年儿童初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青少年必读丛书》编委会。该书短小精悍，幽默深刻。通常，它只用寥寥数语便勾画出一幅情节生动的画面，中国古人的人生智慧也便在这幅画面上得以鲜明呈现。

内容简介。

古代寓言按照思想内容，又可以概括成三类。

第一类是以生动活泼的比喻讲出深刻的哲理，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给人以智慧。中国自先秦开始，就出现许多哲理性很强的寓言，形成中国古代寓言的一大特色，其中有许多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或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如《杞人忧天》说明天不过是积聚起来的气体，没有什么，地方没有气体;地不过是土块积成的，土块塞满了四方，没有什么地方没有土地。因此，凭空怀疑天地将要崩坠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

第二类是具有“劝善惩恶”性质的，其中也有许多给人以积极的启示。《啮镞法》说明心术不正;为一己私利不惜伤害恩人是很卑鄙的。这一类故事当中也有一些消极因素，如宣扬安分守己、因果报应的陈腐观点，对于这些我们应该善于鉴别，给予必要分析和批判。

第三类是“揭发伏藏，显其弊恶”，具有讽刺性意义的。其中有些是针对时政，痛斥恶俗陋习的，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强取人衣》揭示出世上恶人的巧取豪夺和极端残忍;《猫祝鼠寿》嘲讽了伪善者的虚情假意;《争雁》斥责了那种崇尚空谈，进行毫无意义的争辩的风气;《迂儒救火》表现出拘守封建礼教的迂腐可笑。

本书所收中国古代寓言，按照思想内容，可以概括成三类：

入本书的《庄子》中的《埳井之蛙》说明世界的广大，人们不可以囿于自己狭小的见闻而妄自尊大。《列子》中的《杞人忧天》说明天不过是积聚起来的气体，没有什么地方没有气体;《画鬼最易》说明从客观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是最难的.，非下苦功夫不可。而远离实际瞎说一气，则是容易的。

还有更多的寓言从反面辛辣地讽刺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种种表现，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些死抱住形而上学不放的各种丑态。《揠苗助长》告诉人们违反客观规律作出的愚蠢行动，是多么的荒唐可笑;《穿井得一人》说明进行调查研究，只凭道听途说和主观推想，就难免不出差错;至于《郑人买鞋》里的郑人，更是教条主义的典型。

第二类是具有“劝善惩恶”性质的，其中也有许多给人以积极的启示。《啮镞法》说明心术不正，为一己私利不惜伤害恩人是很卑鄙的;《何待来年》、《猩猩嗜酒》劝人有错就改，不要借故推托，明知故犯;《蜈蚣自大》、《恃胜失备》教育人们不要骄傲自满，盲目轻敌。

第三类是“揭发伏藏，显其弊恶”,具有讽刺性的。《强取人衣》、《高昕嗜杀》揭示出世上恶人的巧取豪夺和极端残忍;《更渡一遭》、《猫祝鼠寿》嘲讽了伪善者的虚情假意;《争雁》斥责了那种崇尚空谈，进行毫无意义的争辩的风气;《黠揉媚虎》、《山魅漆镜》指明了喜欢逢承、厌恶批评都会自食恶果;《迂儒救火》、《傅显》表现出拘守封建礼教的迂腐可笑。

此外，还有专讲学习态度、学习方法以及斗争艺术的，特别有几篇关于伯乐相马的故事，今天读起来更觉得有新的意义。

作品目录。

爱钱如命。

爱驴。

暗室。

百发百中。

扁鹊说病。

鹬蚌相争。

杯弓蛇影。

卞庄子刺虎鲍君神。

伯乐识骥。

不同的评价。

唇亡齿寒。

丑女效颦。

吹管的猎人。

此地无银三百两。

长竿入城。

楚王葬马。

鳄鱼的偏见。

大王降祸。

戴渊投剑。

打草惊蛇。

得过且过。

对牛弹琴。

坟间乞食。

法术。

焚鼠毁庐。

古琴高价。

高山流水觅知音。

哥儿俩。

割肉相啖。

公输刻凤。

公输为鹊。

公仪休嗜鱼。

更渡一遭。

悍牛和牧童。

韩娥善歌。

好酒被捉。

后羿射箭。

狐假虎威。

画鬼最易。

汉阴丈人。

虺

画龙点睛。

画蛇添足。

邯郸学步。

合种田。

河豚鱼。

井底之蛙。

季子投师。

刻舟求剑。

惊弓之鸟。

嗟来之食。

涓蜀梁。

胶柱鼓瑟。

纪昌学射箭。

假人。

桔生淮北为枳。

运斤成风。

棘刺母猴。

枯梧不祥。

可笑的南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