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汇总(模板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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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汇总篇一

宋代历史琐闻类笔记，又称《玉壶野史》，十卷，北宋文莹撰。《玉壶清话》是文莹于神宗元丰元年(1078)作于荆州的又一部野史笔记，内容、体例与两年前所撰《湘山野录》、《续录》相仿。本书前八卷近一百六十条，杂记北宋开国至神宗朝百年间君臣行事、礼乐宪章、诗文逸事、市井见闻等;而第九卷《李先主传》、第十卷《江南遗事》，则详细记录了五代后期南唐政权“累世之隆替”、“圣贤治乱之迹”，是研究五代史和北宋史的珍贵资料;其中谈诗论文之语，清曹溶则冠以“玉壶诗话”辑入《学海类编》，显现它的诗话价值。

明初编修《永乐大典》后，逐渐散阙，仅得前五卷流传，天一阁范钦等人抄访得后五卷，遂合成十卷刊行。《玉壶清话》现通行本有《知不足斋丛书》本、《笔记小说大观》本、《说郛本》;称《玉壶野史》则有《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

今有：《玉壶清话》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版;《玉壶清话》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一编，版。

《鸡肋篇》。

宋代考据辨证类笔记，三卷。北宋末年庄绰撰。庄绰字季裕，约宋钦宗靖康年(1126)前后在世清源(今福建泉州)人，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说是太原人(历史上太原也曾有清源之称)，误。生卒年均不祥，约北宋末前后在世。状貌清癯，人目为“细腰宫院子。”北宋末年，历摄襄阳尉、原州通判等。宋室南渡后，历任建昌军通判、江西安抚制置使司参谋官，最高官职是“朝奉大夫知鄂州、筠州”。庄绰学有渊源，是一个考证学家、民俗学家、天文学家、医药学家，对针灸尤有研究。著有《本草节要》、《明堂灸经》、《脉法要略》，皆已散佚;今尚存世的有《膏肓腧穴灸法》二卷和《鸡肋篇》。

庄绰博物洽闻，又喜游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见闻广博，《鸡肋篇》中记载了大量全国各地民俗、物产、饮食和医药知识，对我们认识宋代社会以及生产生活状况有一定帮助，如记载“皂荚”的制作过程：“京师取皂荚子仁煮过，以糖水浸食，谓之‘水晶皂儿’”;定州丝绸织花的独特方法：“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杼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当时寒食祭祖风俗：“寒食上冢亦不设香火，纸钱挂于茔树。其去乡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帛于空中，谓之掰钱”。湖南沣州“社日”祭祀瘟神，然后装载在船上送走，为之“送瘟神”毛泽东《七律·送瘟神二首》诗题可能源于此俗。书中记载的一些医药知识如针灸、偏方也可作为今日借鉴参考。

今有：《鸡肋篇》萧鲁阳校点，唐宋史料笔记丛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鸡肋篇》上海书店1990年版。

《墨庄漫录》。

记载两宋典章制度、历史故实、诗文的笔记，十卷。北宋末张邦基撰。张邦基，字子贤，高邮人。生卒年、生平事迹均不祥，约宋高宗绍兴初(1131)前后在世。喜藏书;有《墨庄漫录》十卷行於世。

《墨庄漫录》杂录宋代杂事，间有考证，多有见地。尤留意于诗文词的评论及记载，较多地保存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史资料，本书为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有诗词欣赏：着重举出当代人的作品(或完整地举出，或摘句)，并概括评论，评论颇为精当，如如称杜甫《丹青引赠曹霸》诗“微意深远”，王令《假山》诗“笔力豪放”，舒亶“香泛”联“刻削”，韩驹“倦鹊”联“太工”等。评论也颇具见地，认为作诗、读诗、概关于际遇：唐人行役，怀归感叹，故诗多“佳作”;蔡绦身“处富贵”，辄不悟杜甫晚居西川之“闷”;有诗词考释，如谓杜甫玄都坛歌“王母画下云旗翻”之“王母”乃蜀鸟，谓李商隐《锦瑟》中间四句乃形容瑟谱四曲，谓苏轼儋耳山“君看道傍石”之“石”当“者”，或出自个人发明，或祖述他人，往往有独到之处。关于文的评论;如谓苏轼、黄庭坚善题跋，属散文;谓孙觌(仲益)、汪藻(彦章)工四六，属韵文，谓张舜民(芸叟)、秦颧(少游)文法干愈(退之)，属师承渊源。皆可资参考。有文人轶事，如关于苏轼者，即达二十则，除个别则外，皆不见他书。以上四个方面加在一起，略及本书一半篇幅略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许为“宋人说部之可观者”。但论诗重“箴讽”，谓元稹《连昌宫词》高过白居易《长恨歌》，以前者“微而显”，后者“终篇无所规正”，未脱儒家诗教窠臼，失诸片面。

《墨庄漫录》十卷，宋代书目未见著录，《四库全书》收于子部杂家类。《宋诗纪事》称引其文达三十八条。

今有：《墨庄漫录过庭录可书》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1985年版;《东坡志林》(附老学庵笔记·考古编·演繁录·墨庄漫录)京华出版社版;《墨莊漫錄》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三编，版。

《默记》。

主要记载北宋时期朝野遗闻的笔记，南宋王铚撰。王铚，生卒年不详，字性之，汝阴(今安徽阜阳)人。王铚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是宋初著名学者王昭素的后裔。父亲王萃(字乐道)是歐阳修的学生。家中藏书甚富，绍兴(1131-1162)初，官迪功郎，权枢密院编修官。因纂集祖宗兵制，受到高宗赵构的赏识，诏改京官，晚年，遭受秦桧的據斥，罷为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观。避地剡溪山中，日以角咏自娱，人稱雪溪先生。王銍少而博学，善持论，强记闻。據说他读书能五行俱下，别人才三、四行，他已尽一纸。南宋的大诗人陆游很推崇王铚，在老学庵笔记中写道：“王性之记问该洽，尤长于国朝故事，莫不能记，对客指画育说，动数百千言。退而質之，无一语缪。予自少至老，惟见一人。”王铚对北宋一代的历史有著很深的造诣。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会要》等书的记载，他曾经编修过祖宗兵制、七朝国史、哲宗皇帝元祐八年补录，著有《太玄经义解》、《国老谈苑》、《默记》《补侍儿小名录》，《雪溪集》、《四六话》。《宋史翼》等。可惜的是这些书大都没有保存下来。

《默记》主要记载了北宋时期的朝野遗闻。由于王铚“尤长於国朝故事”，所以在他的《默记》中保存了很多北宋时期的遗闻轶事，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对于研究宋代的历史有一定的参攷价值。其中如记宋太祖攻取滁州清流关的经过，李煜因思念故国写《虞美人·春花秋月》而被害经过可补史料文学史之缺。其中记人物又颇幽默风趣，如记宋初宰相王溥之父王祚的父道尊严以及被瞎子糊弄的经过，颇为风趣：

王溥，五代状元，相周高祖、世宗，至本朝以宫师罢相。其父祚，为观察使致仕，待溥甚严，不以其贵少假借。每宾客至，溥犹立侍左右，宾客不自安，引去。

祚居富贵久，奉养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寿尔。一日，居洛阳里第，闻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问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贵极富溢，所不知者寿也。今以告汝，俟出，当厚以卦钱相酬也。”既见，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惊曰：“此命惟有寿也。”祚喜，问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问曰：“能至百岁乎?”又叹息曰：“此命至少亦须一百三四十岁也。”祚大喜曰：“其间莫有疾病否?”曰：“并无。”固问之，其人又细数之曰：“俱无，只是近一百二十岁之年，春夏间微苦脏腑，寻便安愈矣。”祚喜，回顾子孙在后侍立者曰：“孙儿懑切记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汤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铚熟于掌故，所言可据者居多。但提要也指出：“惟所记王朴引周世宗夜至五丈河旁见火轮小儿，知宋将代周一事，涉于语怪，颇近小说家言，不可据为实录耳。”

今有：《默记》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5年版;《默记·燕翼诒谋录》朱杰人点校，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本，1981年版;《默记》江苏古籍出版社版。其中中华书局朱杰人点校本较佳。

《挥麈录》。

宋代历史轶事笔记，南宋王明清撰。王明清(1127-1202)字仲言，著名学者王銍次子，汝阴(今安徽阜阳)人。自幼继承家学，酷爱文史。孝宗即位之初，以父荫入仕。乾道间奉祠山阴。淳熙十二年(1185)以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光宗绍熙三年(1192)，为杂买务杂买场提辖官。四年，任宁国军节度判官。宁宗庆元元年(1195)，添差泰州通判。嘉泰初(1201)，为浙西参议官。与尤袤(字遂初)、陆游(字敄观)、李焘(字仁甫)等有过交往。王明清以博闻洽识著称于世，其父王銍善治史，著有笔记小说《默记》。明清承修父业，亦以史才冠有宋，史笔精湛，态度严谨，所撰《挥麈录》为其三十余年心力所灌就，另著有笔记小说《摭青杂说》、《投辖录》、《玉照新志》等。

《挥麈录》二十卷。其中前录四卷，后录十一卷，三录三卷，余话二卷。主要记述两宋典章制度、文人士大夫轶闻，兼及诗文碑铭，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等。如谈及徽宗朝对布衣荐举的不重视和民间对荐举的轻蔑，包括由荐举获得高位人品的卑劣：“本朝以来，以遣逸起达者，惟种明逸、常夷甫二人而已。徽宗朝，王易简、蔡崈、吕注自布衣拜崇政殿说书，然荐绅问多不与之也。王君仪、尹彦明后亦登禁从，距今亦三十年矣。虽屡下求贤之诏，州郡间有不应聘者，而羔雁不至于岩穴也。易简即寓之父，九江人，大观中家祖守郡，首荐之。其后改节，以媚权臣，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寓仕靖康，骤拜二府，被命使虏，托梦寐以辞行，钦宗震怒，窜岭外。”这也可能就是北宋灭亡主要原因之一。另外谈及当时避讳和世人对此的态度：“本朝刘温叟以父名岳，终身不听乐。至其孙几，乃自度曲，预修《乐书》，可笑。”

作者不仅能够继承北宋传统笔记的编修体例及其记事特色，而且还能凭借博闻强识的自身优势，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采取存录基本文献史料、注重汇聚当时诸多人物及事件的记事方法，主要用来补足处在南北宋之交时的史料史实不足。因内含丰富的当代文献史料，多是作者亲历的当代史事，其资料来源大多得自当时的文献以及亲友的口述，加之作者选择和笔录的态度比较严谨，因此它在问世后就得到了一些著名学者的称道，被官私历史著作屡加征引，是宋代史料笔记的上乘之作。

《挥麈录》有明汲古阁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知不足斋丛书》、《学海类编》本等。

今有：《挥麈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挥麈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挥麈录》上海书店20版。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汇总篇二

宋代历史轶事笔记，南宋王明清撰。王明清(1127-1202)字仲言，著名学者王銍次子，汝阴(今安徽阜阳)人。自幼继承家学，酷爱文史。孝宗即位之初，以父荫入仕。乾道间奉祠山阴。淳熙十二年(1185)以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光宗绍熙三年(1192)，为杂买务杂买场提辖官。四年，任宁国军节度判官。宁宗庆元元年(1195)，添差泰州通判。嘉泰初(1201)，为浙西参议官。与尤袤(字遂初)、陆游(字敄观)、李焘(字仁甫)等有过交往。王明清以博闻洽识著称于世，其父王銍善治史，著有笔记小说《默记》。明清承修父业，亦以史才冠有宋，史笔精湛，态度严谨，所撰《挥麈录》为其三十余年心力所灌就，另著有笔记小说《摭青杂说》、《投辖录》、《玉照新志》等。

《挥麈录》二十卷。其中前录四卷，后录十一卷，三录三卷，余话二卷。主要记述两宋典章制度、文人士大夫轶闻，兼及诗文碑铭，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等。如谈及徽宗朝对布衣荐举的不重视和民间对荐举的轻蔑，包括由荐举获得高位人品的卑劣：“本朝以来，以遣逸起达者，惟种明逸、常夷甫二人而已。徽宗朝，王易简、蔡崈、吕注自布衣拜崇政殿说书，然荐绅问多不与之也。王君仪、尹彦明后亦登禁从，距今亦三十年矣。虽屡下求贤之诏，州郡间有不应聘者，而羔雁不至于岩穴也。易简即寓之父，九江人，大观中家祖守郡，首荐之。其后改节，以媚权臣，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寓仕靖康，骤拜二府，被命使虏，托梦寐以辞行，钦宗震怒，窜岭外。”这也可能就是北宋灭亡主要原因之一。另外谈及当时避讳和世人对此的态度：“本朝刘温叟以父名岳，终身不听乐。至其孙几，乃自度曲，预修《乐书》，可笑。”

作者不仅能够继承北宋传统笔记的编修体例及其记事特色，而且还能凭借博闻强识的自身优势，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采取存录基本文献史料、注重汇聚当时诸多人物及事件的记事方法，主要用来补足处在南北宋之交时的史料史实不足。因内含丰富的当代文献史料，多是作者亲历的当代史事，其资料来源大多得自当时的文献以及亲友的口述，加之作者选择和笔录的态度比较严谨，因此它在问世后就得到了一些著名学者的称道，被官私历史著作屡加征引，是宋代史料笔记的上乘之作。

《挥麈录》有明汲古阁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知不足斋丛书》、《学海类编》本等。

今有：《挥麈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挥麈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挥麈录》上海书店2001年版。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汇总篇三

介绍宋朝的各种典章制度、习俗用语的由来与变迁类笔记，五卷，南宋赵升编纂。赵升，字向晨，文昌(今属海南省)人。生卒年均不详，宋理宗端平末(1236))尚在世。生平事迹不详。赵升生平唯一的最直接的史料，就是赵升本人的《朝野类要序》：“仆自幼入京都，观公朝仪刑政事名理，及闻夫缙绅间众所称谓，皆蒙然无所知识。求之于书，甚为简略，或无载记，后历闻诸师友老先生指诲。岁月浸久，虽曰强记，终不如弱文。遂寄之毫楮，姑目曰朝野类要。逮今岁自九江归舍，而旧所记述，间为鼠蠹之余，弃之可惜。又以好事者来需，第须别录。既病且懒，遂移书札之费，增而锓之于木。不独有以应酬，亦足以广四方之见闻。惟其宫禁内职，不复纪录。非曰缺文，实不敢也，观者当察焉。端平重九、文昌赵升向辰识于双桂书院”。端平是宋理宗年号，丙申是公元1235年，可见作者最早死于1235年重阳节之后。

宋代公牍文字和士大夫的一些习用词语，有许多是我们不懂的，如“上庠”、“补混”“捧恩香例”、“进拟”等，以及“诏书”、“制书”、“手诏”、“御札”的区别，“白麻”、“堂剳”、“白剳子”等含义，这部书是可以当作辞典来查阅的。所以近代以来，已为学者们所重视。80年代出版的最大的汉语辞书《汉语大词典》就引述了许多《朝野类要》的条目，《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宋史卷》中有关制度史的词条，几乎就是《朝野类要》的现代语译。此外，《宋史》点校本的校勘记，也广泛利用了《朝野类要》。《朝野类要》所解释的词条，也被各个领域的学者和文人所重视。比如，“新闻”一词的出处、依靠妻族而得官的“裙带官”、形容长篇奏疏的“万言书”、防止官僚间结党营私的“禁谒”，以及“脚色”、“爵禄”“清要”等，不断被反复引用。以上都显示出《朝野类要》在研究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和古代文化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出书也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年代日本出版的《中国法制大辞典》就收录了许多《朝野类要》的条目。

《朝野类要》的版本见王瑞来《朝野类要的版本与流传》《中国典籍与文化》20xx年1期。

今有：《朝野类要》王瑞来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书，中华书局20xx年版;研究论文：《朝野类要编撰者赵升考》王瑞来《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九辑，20xx年4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宋代记载史事、辨证诗文典故、解析名物制度的笔记集，18卷。南宋吴曾撰。吴曾，字虎臣。崇仁(今属江西)人。生卒年不详。博闻强记，知名当时。因应试不第，于绍兴十一年(1141)献书秦桧，得补右迪功郎，后改右承奉郎、宗正寺主簿、太常丞、玉牒检讨官，迁工部郎中，出知严州，后辞官。

《能改斋漫录》共18卷，分为事始、辨误、事实、沿袭、地理、议论、记诗、记事、记文、类对、方物、乐府、神仙鬼怪十三类。以考证为主，阐释史事制度，辨证诗文典故，解析名物制度，资料丰富，援引广泛，且保存了不少已佚文献。其论诗注重炼字、立意，于前人诗作用典、事实之误，与个别语词之诠释，多所考辨。因而为后世文史研究者所重视。诸家考证之文，往往征引其说。但作者党附秦桧，曲意取媚，在书中亦有所表现。考证也有不少失实处，故曾遭到同时代人普遍指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不能因人而废其言：“曾记诵渊博，故援据极为赅洽，辨析亦多精核。当时虽恶其人，而诸家考证之文，则不能不征引其说，几与洪迈《容斋随笔》相埒。置其人品而论其学问，弃其瑕纇而取其英华，在南宋说部之中，要称佳本，则亦未可竟废矣。”

《能改斋漫录》刊刻于绍兴二十四至二十七年间，孝宗隆兴初(1163)因仇家告讦，诬此书“事涉讪谤”，遂被禁毁。至光宗绍熙元年(1190)始重刊版。但新版经过删削，已非旧观。下及元明，刊本又绝。今所见者为明人从秘阁抄出，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等。

今有：《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能改斋漫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能改斋漫录》台北·广文书局1959年版;《能改斋漫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

宋代历史轶事笔记，2卷，北宋叶梦得撰。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苏州吴县人。哲宗绍圣四年(1097)登进士第，历任翰林学士、户部尚书、江东安抚大使等官职。晚年隐居湖州弁山石林，故号石林居士，所著诗文多以石林为名，如《石林燕语》、《石林词》、《石林诗话》等。绍兴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死后追赠检校少保。叶梦得是南宋重要词人，在北宋末年到南宋前半期的词风变异过程中，起着先导和枢纽作用。作为南渡词人中年辈较长的一位，叶梦得开拓了南宋前半期以“气”(英雄气、狂气、逸气)入词的词坛新路。

《避暑录话》撰于南宋绍兴年间，据书前作者自序称，绍兴五年(1135)因酷暑难熬，不能安其室，于是每日早起，即择泉石深旷、竹松幽茂处避暑，与其二子及门生“泛话古今杂事，耳目所接，论说平生出处及老交亲戚之言，以为欢笑，皆后生所未知”。后由其子栋据以择记之，因名《避暑录话》。此书所记虽为泛话闲谈，然多可补史乘之阙，如《咸淳临安志》卷六一《国朝进士表》载仁宗嘉佑二年(1057)科试登第的叶温叟，未见史料记载其人其事，但《避暑录话》下卷则有详载：其人与苏轼同年登第，以及此后两人的交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所叙录亦多足资考证而裨见闻”。

但叶梦得为蔡京门人，故论苏轼等元祐党人，语多偏激狭有门户之见，为读者所讥评。

晁公武《读书志》载此书作十五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指出为传写之谬，《宋史·艺文志》和《文献通考》皆作二卷。通行本有：《稗海》本、《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源》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皆为二卷，涵芬楼据项德棻宛委山堂本所刊《宋人小说》则分为四卷，且书前有叶梦得自序。

今有：《避暑录话》，2册，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避暑录话》徐时仪点校《全宋笔记》第二辑大象出版社20xx年版，《避暑录话》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避暑录话》，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xx年版。

宋代历史琐闻类笔记，六卷。北宋蔡绦撰。蔡绦，生卒年不詳，宋興化軍仙游(今屬福建)人，字約之，自號百衲居士，別號無為子。宋徽宗时宰相蔡京之子。年二十，入館閣為侍從。政和中，官至徽猷閣待制，八年(1118)，坐不受道錄事勒停，後復官。宣和中，拜禮部尚書兼侍講。宣和五年(1123)，以私自撰著詩話，為言者論列，再勒停。六年，蔡京為相，年老不能視事，蔡絛任龍圖直學士兼侍讀，代為決事，竊弄威柄，恣為奸行，中外側目。靖康元年(1126)蔡京败，蔡絛貶竄白州(治今廣西博白)，高宗紹興末(1162)尚在謫所。著有《铁围山丛谈》、《西清诗话》，今存。又着有《国史后补》、《北征纪实》，前书已佚，后书部分载入《三朝北盟汇编》。

《铁围山丛谈》是蔡绦流放白州时所作笔记。白州境内有山名铁围山，位于今广西玉林西，古称铁城。绦尝游息于此。该书记载从太祖建隆至高宗绍兴年间二百年来朝廷掌故、宫闱秘闻、历史事件、人物轶事，旁及。

诗词。

典故、文字书画、金石碑刻等诸多内容，色彩斑谰，异常丰富，可谓一部反映北宋社会各阶层生活状况的鲜活历史长卷。在众多的宋代史料笔记中，《铁围山丛谈》是很重要的一种，颇受历代学者重视，多为后人所征引。但蔡绦为蔡京之子，故记蔡京事，语多粉饰，挟有个人恩怨之私，亦为读者所讥。

《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铁围山丛谈》五卷，《皕宋楼藏书志》著录旧抄本六卷。今有明嘉靖庚戌雁里草堂钞本、《四库全书》、《知不足斋丛书》、《学海类编》诸本。

今有：《铁围山丛谈》冯惠民、沈锡麟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该书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以《学海类编》本、《说郛》本参校);《铁围山丛谈》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三编，20xx年版;《铁围山丛谈》，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xx年版。

宋代历史琐闻类笔记，三卷。另有《续录》一卷。北宋文莹撰。文莹，字如晦，一说字道温，北宋时期钱塘人。生卒年月不详，大约生活在真宗至神宗这一段时间。与苏舜钦为诗友，舜钦尝介绍他到滁州谒欧阳修，又游丁谓门下，谓待之甚厚。熙宁中，居荆州之金銮寺。据《文献通考》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文莹是吴地僧人，而《四库全书总目》则认为《文献通考》有误，认为文莹在荆州之金銮寺隐居并著成《湘山野录》一书。因书作于荆州金銮寺，故以湘山为书名，约写成于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著有《湘山野录》三卷，《续录》一卷，《玉壶野史》十卷.据《四库全书总目》又有《渚宫集》三卷。

《湘山野录》主要内容是记载自北宋开国至神宗时期的历史，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朝章国典、宫闱秘事、将相轶闻，下及风俗风情，主要内容仍是朝廷内斗和高官轶事。《真宗求占城稻种》条记载宋真宗从印度、越南求占城稻种和粒大子多绿豆种的经过：宋真宗“深念稼穑。闻占城稻耐旱，西天绿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货求其种。占城得种二十石，至今在处播之。西天中印土得绿豆种二石。始植于后苑，秋成日近臣尝之，仍赐占稻及西天绿豆御诗。”这则为记录中国农业史中不可多得的资料。

宗徽宗崇宁二年(1103)，朝廷下诏禁毁元祐党人书籍，文莹虽不属于元祐党人，但由于《湘山野录》某些记载暴露了北宋朝廷的阴暗面，如朝廷高官陷害种放，宋太祖“斧声烛影”疑案等，使其也上了禁毁书目。太祖“斧声烛影”记载说：是夕，太祖“召开封王(即太宗赵光义)，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拄斧截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

今有：《湘山野录》郑世刚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湘山野录》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一编，20xx年版。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汇总篇四

主要记载北宋时期朝野遗闻的笔记，南宋王铚撰。王铚，生卒年不详，字性之，汝阴(今安徽阜阳)人。王铚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是宋初著名学者王昭素的后裔。父亲王萃(字乐道)是歐阳修的学生。家中藏书甚富，绍兴(1131-1162)初，官迪功郎，权枢密院编修官。因纂集祖宗兵制，受到高宗赵构的赏识，诏改京官，晚年，遭受秦桧的據斥，罷为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观。避地剡溪山中，日以角咏自娱，人稱雪溪先生。王銍少而博学，善持论，强记闻。據说他读书能五行俱下，别人才三、四行，他已尽一纸。南宋的大诗人陆游很推崇王铚，在老学庵笔记中写道：“王性之记问该洽，尤长于国朝故事，莫不能记，对客指画育说，动数百千言。退而質之，无一语缪。予自少至老，惟见一人。”王铚对北宋一代的历史有著很深的造诣。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会要》等书的记载，他曾经编修过祖宗兵制、七朝国史、哲宗皇帝元祐八年补录，著有《太玄经义解》、《国老谈苑》、《默记》《补侍儿小名录》，《雪溪集》、《四六话》。《宋史翼》等。可惜的是这些书大都没有保存下来。

《默记》主要记载了北宋时期的朝野遗闻。由于王铚“尤长於国朝故事”，所以在他的《默记》中保存了很多北宋时期的遗闻轶事，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对于研究宋代的历史有一定的参攷价值。其中如记宋太祖攻取滁州清流关的经过，李煜因思念故国写《虞美人·春花秋月》而被害经过可补史料文学史之缺。其中记人物又颇幽默风趣，如记宋初宰相王溥之父王祚的父道尊严以及被瞎子糊弄的经过，颇为风趣：

王溥，五代状元，相周高祖、世宗，至本朝以宫师罢相。其父祚，为观察使致仕，待溥甚严，不以其贵少假借。每宾客至，溥犹立侍左右，宾客不自安，引去。

祚居富贵久，奉养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寿尔。一日，居洛阳里第，闻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问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贵极富溢，所不知者寿也。今以告汝，俟出，当厚以卦钱相酬也。”既见，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惊曰：“此命惟有寿也。”祚喜，问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祚大喜曰：“其间莫有疾病否?”曰：“并无。”固问之，其人又细数之曰：“俱无，只是近一百二十岁之年，春夏间微苦脏腑，寻便安愈矣。”祚喜，回顾子孙在后侍立者曰：“孙儿懑切记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汤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铚熟于掌故，所言可据者居多。但提要也指出：“惟所记王朴引周世宗夜至五丈河旁见火轮小儿，知宋将代周一事，涉于语怪，颇近小说家言，不可据为实录耳。”

今有：《默记》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5年版;《默记·燕翼诒谋录》朱杰人点校，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本，1981年版;《默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其中中华书局朱杰人点校本较佳。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汇总篇五

《蒿庵闲话》是张尔岐入清“废举子业”以后二十年间的作品。书稿成于康熙九年(1670)，为笔录读书所得，也有议论考据之作。卷末蒋因培的《附记》中有云：“此书自叙谓无关经学不切世务，故命为闲话，然书中教人以说闲话、看闲书、管闲事为当戒，先生邃于经学，达于世务，凡所礼记皆多精义，固非闲话之比。”其中考辨“三礼”，解释名物，多有可取。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四“丧礼主人不得升堂”条即引述《蒿庵闲话》说法。诗文部分举韩愈《送文畅序》、《送高闲序》和《送文畅北游》诗为例批评韩愈“不类儒者”：“韩文公《送文畅序》有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之语，盖以学佛者为墨，亦据其普度之说而以此名归之。今观其学，止是摄炼精神，使之不灭，方将弃伦常割恩爱，以求证悟，而谓之兼爱可乎。又其《送文畅北游》诗，大以富贵相夸诱，至云酒场舞闺姝，猎骑围边月，与世俗惑溺人何异。《送高闲序》为蓄有道一段，亦以利害必明无遗锱珠，情炎于中、利欲斗进，为胜于一死生，皆不类儒者。窃计文畅辈亦只是抽丰诗僧，不然必心轻之矣”。

今有：《蒿庵闲话》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蒿庵闲话》齐鲁书社1991年版;《蒿庵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清代偏重于经史训诂方面考证的笔记，六卷，阎若璩撰。阎若璩(1638—1704)，字百诗，号潜丘，山西太原人，侨居江苏淮安府山阳县。阎若璩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祖父阎世科是明万历三十二年(1620xx年)进士，官至辽东宁前兵备道参议，著有《敬刑录》、《计辽始末》诸书。父亲阎修龄，字再彭，号饮牛叟，明末贡生，以词章名，著有《眷西堂诗文》、《红鸥亭祠》行世。阎若璩数次乡试俱名落孙山。康熙十七年(1678)，诏征博学鸿儒科，阎若璩应荐赴试，落策后仍寓居京师。内阁大学士徐乾学叹服他的学问，特意将其邀至家中，待为上宾，徐乾学奉敕修纂《清一统志》，阎若璩应邀参加。协助徐乾学完成《资治通鉴后编》184卷。康熙三十八年(1699)和四十二年(1703)。康熙皇帝南巡江浙时，他先后两次进献颂诗，渴望得到召见，但未能如愿。后来，皇四子亲王胤禛(即以后的雍正皇帝)因久闻其名，请至府邸，尊为上宾，“呼先生而不名”，“执手赐坐，日索观所著书，每进一篇，未尝不称善”。不久，阎若璩病情加重，胤禛延请御医为他医治。六月八日(7月9日)，阎若璩因医治无效卒于京师。胤禛遣官经纪其丧事，并亲撰挽诗及祭文，称他“读书等身，一字无假;积轴盈箱，日程月课;孔思周情，皆大言深”。

阎若璩是清代汉学奠基者，在清初的学术史上，阎若璩上承顾炎武、黄宗羲，下启惠栋、戴震。作为清代汉学(或考据学)的直接先驱，阎若璩在清代学术史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其最重要的成就是《尚书古文疏证》，他潜心研究《古文尚书》三十余年，撰成《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引经据典，确定《古文尚书》为东晋梅赜所伪著。黄宗羲、纪昀、钱大昕、梁启超、胡适等学者皆以为“伪古文《尚书》”的“定案”实归功于若璩。他的学术反对派汪中亦将阎氏列为“国朝六儒”(顾炎武、胡渭、梅文鼎、阎若璩、惠栋、戴震)之一。梁启超说阎若璩“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他：“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反复厘剔之，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除《尚书古文疏证》外，阎氏另著有《四书释地》、《四书释地续》、《四书释地又续》、《四书释地余论》、《潜丘札记》、《重校困学纪闻》、《朱子尚书古文疑》、《孟子生卒年月考》、《眷西堂古文百篇》等。

《潜邱札记》是作者早年。

的汇编，初末成书，由后人搜辑整理成编。首二卷杂记读书时考论，多案而未断，卷三为地理余论，因为对于《禹贡》山川及《四书》中地名的考证已详见于若璩所撰《古文尚书疏证》及《四书释地》中，此拾其遗，故曰《余论》。卷四上为杂录序跋、杂文，下为《丧服翼注》、《补正日知录》。卷五为据若璩手迹陆续编成，皆若璩与人答论经史书录之作。卷六为诗赋。此书对于经学、史学、地理等各方面的问题均有考证。其中如援据《礼》经论列丧、祭礼仪以及考证方舆等沿讹袭谬之说尤为详备。又为《补正日知录》五十余则，顾炎武《日知录》为开清代考据学风的大作，若璩首为补正，以订其讹，又开后世研究《日知录》之先声，对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四库全书总目》谓“若璩记诵之博，考核之精，国初实罕其伦匹。虽以顾炎武学有本原，《日知录》一书亦颇经其驳正，则其它可勿论也”。

《潜邱札记》传本有二，一为乾隆十年(1745)阎若璩之孙阎学林眷西堂刊本;一为乾隆五十七年吴玉捂删定的潜德堂刊本《别本潜邱札记》。通行本有《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

清代历史琐闻类掌故笔记，二十六卷，王士祯撰。王士祯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带经堂集》。著有笔记多部，有《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等，其中以《池北偶谈》最为著名。

《池北偶谈》又名《石帆亭纪谈》，据王士祯自序称，他所居住的宅西有圃，圃中有地，地北有屋数椽，有书数千卷度置其中，因而取白居易《池北书库》之意，将本书取名《池北偶谈》。又因为书库旁有石帆亭，王士祯时常和宾客在亭内聚谈，或议论文章的流别，或解晰经史的疑义，以至国家典故、历代沿革、名臣硕儒的言行、神怪传说等等，由儿辈记录整理，并增益他在京二十年间的见闻，编次而成，所以又名《石帆亭纪谈》。

《池北偶谈》是清代著名笔记之一，以谈文艺、掌故为主，偶及考辨，间杂大量神怪故事，带有较浓的小说色彩，部分内容由作者儿辈记录整理而成。全书共二十六卷，近一千三百条，分成四目：一，谈故：记叙清代典章与科甲制度、衣冠胜事等;二，谈献，主要记叙明中叶至清初名臣、畸人、烈女等事;三，谈艺，评论诗文，采撷佳句;四，谈异，记叙神怪传闻故事。在全书的四目中，以前三目内容最具参考价值。如“谈故”中“翰林卿寺属”条，记清初太仆寺增设满洲员外郎及翰林院起居注舘增设满洲主事、中书舍人员额的情况;“八旗开科”、“中国台湾开科”、“满洲乡试”等条，记顺治、康熙时乡会试制度的若干情况;“巡方”条可藉以了解清初任命巡按的制度;“殉葬”条记清初八旗用仆妾殉葬的旧俗，可以和《清通礼》、《清通典》等典籍参证补充。“谈献”中的记傅山父子故事和明崇祯时五十个宰相的姓名，足资参考;一些条目，虽系传闻，但亦可补史籍记载之阙，如“史阁部”条，记扬州城破时史可法骑蹇驴自诣清军军营，不屈被杀等，可广异闻。“谈艺”大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主要是作者以神韵说评诗论画，阐述个人主张。所以《四库全书总目》称“谈艺九卷，皆论诗文，领异标新，实所独擅”。其中一些条目则保存了明末清初有关文艺一类的材料，如“粤诗”条，记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等的诗作片断。“粤风续九”记康熙时吴淇所辑粤中民歌，为南朝乐府《子夜歌》一类作品;又《石鼓诗“条，谓韩愈《石鼓歌》比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好，”坡诗“条说苏轼《送苏伯固》五言诗像《生查子》词，评论皆均中肯。但书中一些常识却发生错误，如“表语本乐天诗”条将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误为白居易诗;将苏轼诗“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误为李西崖诗。

《池北偶谈》通行本有《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

单行本有：《池北偶谈》勒斯仁點校，中華書局1998年版;《池北偶谈》齐鲁书社20xx年版;《池北偶谈》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池北偶谈》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笔记小说丛书，1993年版。

诗词。

艺术、社会琐闻、诙谐、戏谑无所不记，尤以明清轶事为多，如四集卷四“唐六如”记唐伯虎佣书获配秋香事;首集卷一记吴门重视冬至节，互赠礼物，谓之“肥冬瘦年”;四集卷四“市名”、“石敢当”记各地市井交易的不同名称：南方称“牙行”，北方称“集”，岭南称“墟”，南昌称“亥”。记人家门口立石刻字曰“石敢当”的由来。等，都可供研究民俗者参考。三集卷一“土产”记云南大理府出石屏，河南出麻菰、线香，做官取为礼品，因而使百姓遭殃。《坚瓠集》材料中以这一类最为可取。书中论诗词、文艺，则并无多少高明见解;讲掌故、考证的，又大都因袭前人笔记的内容。至于书中夹杂许多琐屑无聊之事，采辑较广但博而不精，这则是明人笔记的通病。

《坚瓠集》通行本有《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

清历史琐闻类掌故笔记，10卷。叶梦珠撰。叶梦珠，松江府(今上海松江县)人，生卒不详。《阅世篇》中记有明崇祯七年(1634年)金伯固设塾于上海城南，叶梦珠前往就读，叶时年十四岁(《金伯固先生》)，可考知叶梦珠当生于明天启元年(1620xx年)。另外叶梦珠所著《续编绥寇纪略》卷首有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自序，而此书中亦有康熙三十几年的纪事，表明作者康熙中叶尚在世，因此可以推知叶梦珠活到十七世纪九十年代，享年七十多岁。

《阅世编》共10卷，共分天象、历法、水利、灾祥、田产、学校、礼乐、科举、建设、士风、宦绩、名节、门祚、赋税、徭役、食货、种植、钱法、冠服、内装、文章、交际、宴会、师长、及门、释道、居第、纪闻等二十八门。它主要涉及到明清之际以松江为中心的这一地区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人事各方面情况，记述颇称详备。它的体制虽为备纂辑府志时的采择，而于治史者尤资参考。这部书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明末清初的社会经济资料。其中田产、赋税、食货、徭役各门，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人民负担及民生状况等都有细致的记载。如卷二田产》门及卷七《食货》门记土地及米、布、柴、盐、烟、茶、糖、肉、纸张、药材、干鲜果品、眼镜、刺绣等生活必需品和手工艺品的价格都有详备的记录，并比较了各年价格的升降，来反映顺、康时期土地与民生的变化状况，实为它书所不及。又如卷六《赋税》门论松江赋税之重也很扼要明确。其中对明末清初烟草在上海的情况描写得颇为详细：

烟叶，其初亦出闽中。予幼闻诸先大父云：‘福建有烟，吸之可以醉人，号曰干酒’，然而此地绝无也。崇祯之季，邑城有彭姓者，不知其从何所得种，种之于本地，采其叶，阴干之，遂有工其事者，细切为丝，为远客贩去，土人犹未敢尝也。后奉上台颁示严禁，谓流寇食之，民间不许种植，商贾不得贩卖，违者与通番等罪。彭遂为首告，几致不测，种烟遂绝。顺治初，军中莫不用烟，一时贩者辐辏，种者复广，获利亦倍，初价每斤一两二三钱，其后已渐减。今价每斤不过一钱二三分，或仅钱许，此地种者鲜矣。

这段文字，记载了上海烟草传入、烟丝制作、贩卖以及禁烟的情况，为经济史一段很有价值的资料。又如清初满洲妇女的发式以及汉人对其的仿效，可作为民俗学的资料：“顺治初，见满族妇女辫发于额前，中分向后，缠头如汉装包头之制，而架饰其上，京师效之，外省则未也。”

《阅世编》存有《上海掌故丛书》本。今有：《阅世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汇总篇六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是2009年中国少年儿童初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青少年必读丛书》编委会。该书短小精悍，幽默深刻。通常，它只用寥寥数语便勾画出一幅情节生动的画面，中国古人的人生智慧也便在这幅画面上得以鲜明呈现。

内容简介。

古代寓言按照思想内容，又可以概括成三类。

第一类是以生动活泼的比喻讲出深刻的哲理，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给人以智慧。中国自先秦开始，就出现许多哲理性很强的寓言，形成中国古代寓言的一大特色，其中有许多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或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如《杞人忧天》说明天不过是积聚起来的气体，没有什么，地方没有气体;地不过是土块积成的，土块塞满了四方，没有什么地方没有土地。因此，凭空怀疑天地将要崩坠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

第二类是具有“劝善惩恶”性质的，其中也有许多给人以积极的启示。《啮镞法》说明心术不正;为一己私利不惜伤害恩人是很卑鄙的。这一类故事当中也有一些消极因素，如宣扬安分守己、因果报应的陈腐观点，对于这些我们应该善于鉴别，给予必要分析和批判。

第三类是“揭发伏藏，显其弊恶”，具有讽刺性意义的。其中有些是针对时政，痛斥恶俗陋习的，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强取人衣》揭示出世上恶人的巧取豪夺和极端残忍;《猫祝鼠寿》嘲讽了伪善者的虚情假意;《争雁》斥责了那种崇尚空谈，进行毫无意义的争辩的风气;《迂儒救火》表现出拘守封建礼教的迂腐可笑。

本书所收中国古代寓言，按照思想内容，可以概括成三类：

入本书的《庄子》中的《埳井之蛙》说明世界的广大，人们不可以囿于自己狭小的见闻而妄自尊大。《列子》中的《杞人忧天》说明天不过是积聚起来的气体，没有什么地方没有气体;《画鬼最易》说明从客观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是最难的.，非下苦功夫不可。而远离实际瞎说一气，则是容易的。

还有更多的寓言从反面辛辣地讽刺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种种表现，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些死抱住形而上学不放的各种丑态。《揠苗助长》告诉人们违反客观规律作出的愚蠢行动，是多么的荒唐可笑;《穿井得一人》说明进行调查研究，只凭道听途说和主观推想，就难免不出差错;至于《郑人买鞋》里的郑人，更是教条主义的典型。

第二类是具有“劝善惩恶”性质的，其中也有许多给人以积极的启示。《啮镞法》说明心术不正，为一己私利不惜伤害恩人是很卑鄙的;《何待来年》、《猩猩嗜酒》劝人有错就改，不要借故推托，明知故犯;《蜈蚣自大》、《恃胜失备》教育人们不要骄傲自满，盲目轻敌。

第三类是“揭发伏藏，显其弊恶”,具有讽刺性的。《强取人衣》、《高昕嗜杀》揭示出世上恶人的巧取豪夺和极端残忍;《更渡一遭》、《猫祝鼠寿》嘲讽了伪善者的虚情假意;《争雁》斥责了那种崇尚空谈，进行毫无意义的争辩的风气;《黠揉媚虎》、《山魅漆镜》指明了喜欢逢承、厌恶批评都会自食恶果;《迂儒救火》、《傅显》表现出拘守封建礼教的迂腐可笑。

此外，还有专讲学习态度、学习方法以及斗争艺术的，特别有几篇关于伯乐相马的故事，今天读起来更觉得有新的意义。

作品目录。

爱钱如命。

爱驴。

暗室。

百发百中。

扁鹊说病。

鹬蚌相争。

杯弓蛇影。

卞庄子刺虎鲍君神。

伯乐识骥。

不同的评价。

唇亡齿寒。

丑女效颦。

吹管的猎人。

此地无银三百两。

长竿入城。

楚王葬马。

鳄鱼的偏见。

大王降祸。

戴渊投剑。

打草惊蛇。

得过且过。

对牛弹琴。

坟间乞食。

法术。

焚鼠毁庐。

古琴高价。

高山流水觅知音。

哥儿俩。

割肉相啖。

公输刻凤。

公输为鹊。

公仪休嗜鱼。

更渡一遭。

悍牛和牧童。

韩娥善歌。

好酒被捉。

后羿射箭。

狐假虎威。

画鬼最易。

汉阴丈人。

虺

画龙点睛。

画蛇添足。

邯郸学步。

合种田。

河豚鱼。

井底之蛙。

季子投师。

刻舟求剑。

惊弓之鸟。

嗟来之食。

涓蜀梁。

胶柱鼓瑟。

纪昌学射箭。

假人。

桔生淮北为枳。

运斤成风。

棘刺母猴。

枯梧不祥。

可笑的南歧人。

……。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汇总篇七

周室东迁以后，奴隶制社会逐渐动摇。到了春秋战国之交，社会各个阶级都在转化。新兴地主阶级逐渐代替了奴隶主贵族阶级。在这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产生了新型的士。士的来源很复杂，有新兴地主，有没落贵族，也有脱离生产走向城市的自耕农(《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其中有地主，可能也有自耕农。)。他们是属于中间阶层，在统治阶级的最下层，同人民比较接近。地位虽低，却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他们中间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政治、军事的杰出人材。在学术流派上表现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农家、纵横家等。春秋以来，特别是战国末年，诸侯卿相争相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苏轼《志林?论养士》)。当时诸侯如魏文侯、齐威王、宣王、燕昭王等，无不礼贤下士，延揽如恐不及。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和秦丞相吕不韦门下食客号称三千人。士这个阶层最为活跃。代表人物如儒家的孟轲、荀卿，墨家的墨翟、宋銒，法家的商鞅、申不害，农家的许行、陈相，纵横家苏秦、张仪等，都是在这一社会变革中先后以学者或政论家面貌出现于政治舞台的。他们出身不同，立场不同，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从代表各自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出发，对政治提出各种不同的要求和主张，并且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就是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诸子。

散文。

蓬勃发展的基本原因。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论语》和《墨子》，前者为纯语录体散文，后者则语录体中杂有质朴的议论文。第二阶段是《孟子》和《庄子》，前者基本上还是语录体，但已有显著发展，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文;后者已由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除少数几篇外，几乎完全突破了语录的形式而发展为专题议论文。第三阶段是《荀子》和《韩非子》，在先秦散文中都已经发展到议论文的最高阶段。它们的篇幅由短而长，风格由简朴而开拓、纵恣，代表着春秋战国时代各个阶段的理论文。

《论语》主要是记孔子言行的书。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把奴隶主阶级垄断的古代文化普及于平民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巨大和深远影响。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诗、书、礼、乐教弟子，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他不语怪、力、乱、神，而教人则循循善诱，重在启发，举一反三。孔子通音律，曾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他为了行“道”，企图挽救“日薄西山”的奴隶制，曾周游列国，席不暇暖，对现实采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

《论语》一书主要是孔子弟子所记，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孔门后学七十子的门人所记，所以书中的称谓、体例和文章风格都不一致。据班固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孔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从《论语》全书来看，决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班固这一判断和解释大概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柳宗元《认语辩》据书中记曾子将死，去孔子之后已数十年，认为是乐正子春、子思之徒所纂辑。那么，《论语》的成书至早亦当在春秋战国之际。

《论语》在汉代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古论语》其书为古文，出孔子壁中，有二十一篇。《齐论语》是齐。

国学。

者所传，凡二十二篇。以上二本早已亡佚。《鲁论语》是鲁国学者所传，凡二十篇，就是现在通行的《论语》。南宋以后，合《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和《孟子》，号为《四书》。

《论语》所记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的概念是从家庭出发的尊卑长幼、贵贱亲疏的差别的爱。而这个“爱”体现在孝、弟、忠、信的道德礼教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秩序上。这是符合后来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的。因此，过去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利用孔子来巩固其政治，而尊之为“圣人”。

孔子处于矛盾复杂的过渡时代，他的某些政治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例如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又如仲弓问政，他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冉求为季氏聚敛，他就严厉地谴责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孔子是同情穷人的。公西赤使齐，冉求为其母请粟，与之五秉。他说：“君子周急不继富。”原宪为宰，辞粟九百，他说：“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以上《雍也》)孔子的有关教育、学习的态度和方法也有不少的精理。

名言。

例如“有教无类”(《卫灵公》)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多闻阙疑”(以上《为政》)、“三人行必有我师”(《述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等。孔子生平最重诗教曾对弟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这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对《诗经》价值的认识和诗歌创作的指导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语》是语录体散文，主要是记言。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季氏》以后，章句较前稍长，文辞较前尤畅。但主要特点则是语言简练，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迂徐含蓄的风格。例如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子罕》)这显然不仅仅是对松柏的礼赞，而是概括了丰富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生活。后世多少诗人所歌颂的“郁郁涧底松”和“松柏有本性”，都是从孔子这一深刻的观察中得到启示。又如孔子的弟子端木赐看见孔子有道不仕，设问道：“有美玉于斯，韫匵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孔子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同上)这样就把当时孔门弟子间的亲切谈话宛转曲折地表达出来，言简意赅，耐人寻味。又如《阳货》篇有这样一章：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这段语录既诙谐，又严肃。孔子平日的风趣，子游的笃信师说，他们师弟子间的和平愉悦之情都宛然如见。

《论语》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了人物的形象，例如《先进》篇弟子侍坐章，仲由的坦率，冉求、公西赤的谦逊，曾点的洒脱，以及《微子》篇长沮、桀溺、丈人遗世傲慢的隐逸形象，都写得具体生动。而全书浅近易懂，接近口语，如《八佾》篇“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及“管氏而知礼，熟不知礼”等，又是本书另一特点。

墨子名翟，鲁人，年代略后于孔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在许多问题上同儒家尖锐对立，故遭到孟子强烈反对。墨子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他的中心思想是“兼爱”。他的“兼爱”和“非攻”的主张，在“强劫弱”、“众暴寡”的春秋战国之际，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和渴望。不过他从主观愿望出发，要求统治阶级“兼爱”人民，是不可能的。书中《七患》、《辞过》、《节用》等篇指出天下乱源在于统治阶级“单(殚)财劳力，奢侈无度”，深刻地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尚同》、《天志》、《明鬼》等篇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墨子》一书也是弟子所记，故多称“子墨子”。文章质朴，较少文采，但逻辑性很强，善于运用具体的事例进行说理，从具体问题的争论进而为概括性的辩难，这是说理文的一大进展。《兼爱》、《非攻》等篇层层推演，由小及大，以此例彼，例如说：“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非攻》上)以下再从攘人犬豕鸡豚说到攻国，都是亏人自利的事。既是说理，又是譬喻，虽语言质而不华，却极为明白易懂。有些文章如《耕柱》、《贵义》、《公孟》等篇还保存语录体对话形式。

《孟子》是记孟子言行的书。孟子(前370?-前289?)，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受业于孔子之孙孔伋的门人，是孔子以后战国中期儒家学派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他曾游梁，说惠王，不能用，乃见齐宣王，为客卿。宣王很尊礼他，但亦终不见用。于是归而述孔子之意，明先王之道，以教弟子。孟子卒，门人万章、公孙丑之徒记其言行为《孟子》七篇。别有《外书》四篇，久佚不传。

《孟子》的中心思想是仁义，是孔子学说的发展。孟子主张行“仁政”而王天下。仁政的具体内容是“省刑罚，薄税敛”，使民有“恒产”，“养生送死无憾”。他主张恢复理想化的井田制度，实际是要实行一夫授田百亩的小农经济。这些就是他的以民为本的“王道”。民本思想是孟子的主要政治思想，他曾告梁惠王说：“仁者无敌。”又告齐宣王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以上《梁惠王》上)这就是说，真正能够爱人民的人，他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因此，他就随时启发他们去爱人民、争取人民。在具体措施上要“与民偕乐”，“与民同乐”，要“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而且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以上《梁惠王》上、下)。因此，他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齐宣王问汤武放伐之事，怀疑臣不可以弑君。孟子则直告以“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这些话在当时看来，都是极其大胆的，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他的言论和主张也还有很多不正确的地方。例如他既强调王政以民为本，又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离娄》上)他重视人民，却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所以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以上《滕文公》上)他不但把劳心和劳力对立起来，而且强分高低，为封建统治阶级剥削人民制造借口。这对后世有极不良的影响。

《孟子》散文的特点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带锋芒，富于鼓动性，有纵横家、雄辩家气概，充分反映战国时代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例如“许行”一章(《滕文公》上)首先问明许行一切生活资料的来源，以见社会分工的必要;再进而论治天下之不可耕且为，列举尧、舜、禹、稷所以不暇躬耕之故;然后斥责陈相背师说而学许行之道为用夷变夏，“下乔木而入于幽谷”。声色俱厉，气盛言宜。又如“好辩”一章(《滕文公》下)历述唐虞三代以来一治一乱之故，而以辟杨、墨的邪说自比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孔子作《春秋》。又如“齐桓晋文”一间(《梁惠王》上)问齐宣王之所大欲，“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自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铺张扬厉，几乎和纵横策士抵掌而谈的风趣相仿佛。其次是善设机巧，引人入觳，先纵后擒，使人无法躲避。例如上述一章，孟子怪齐王为何“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之后，即紧接“王请度之”。但不待齐王回答，即又进而诘问：“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逼使齐王不得不说出：“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他用这层层追问、步步逼紧的方法进行论战，有时竟弄得齐王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在和陈相辩论时，也用同样的方法逼使陈相不得不承认：“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这样辩才无碍的学者，是颇有战国策士之风的。其次是常用譬喻来陈说事理，辩论是非，既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又加强了说服力。例如对梁惠王“民不加多”之问，以战为喻;对梁襄王“孰能一之”之问，以苗为喻;对齐宣王“不为”与“不能”之问，以“挟太山以超北海”及“为长者折枝”为喻等。但孟子用譬喻不是简单的、一般的，而是复杂的、多样的。举其较特殊者，有整段用比的，如“牛山之木”一章(《告子》上);有全章用比的，如“晋人有冯妇者”章(《尽心》下);有正意喻意并列的，如“鱼，我所欲也”章(《告子》上);有喻言正言叠互的，如“礼与食孰重”章(《告子》下)。而全段全章之比往往近乎寓言故事，如宋人揠苗助长(《公孙丑》上)、齐人乞墦(《离娄》下)。现举后者为例：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其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口间)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食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馀，不足，又顾而之他。

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者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这是个寓言式的故事，也是一幕辛辣的讽刺剧。全部内容包括五段情节：一、齐人对妻子的夸口;二、妻子的怀疑和妻妾的商议;三、妻子的追踪和真相的发露;四、妻妾的羞愧和哭骂;五、“良人”无耻的得意的丑相。故事的每一情节，特别是后三段，描绘得异常生动。当然这是作者有意编造的，用来讽刺那些无耻的钻营富贵利达的人们，那个齐人的形象就是一般官僚的形象;乞墦的行径也就是一幕官场的现形。尖锐幽默，可谓已达极点。明人所撰的《东郭记》传奇和清蒲松龄的《东郭箫鼓儿词》就是以此为主要题材写出的封建时代官场的现形记。所以赵岐说：“孟子长于譬喻。”

此外，《孟子》的文章语气极为逼真，如答公孙丑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公孙丑》上)叙校人欺子产说：“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万章》上)如此之类很多，大都接近口语，十分生动而有风趣。总之，《孟子》的散文虽然基本上还没有脱离语录体，比之《论语》却有了很大的发展。

庄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道家学派的先驱老子即老聃，他的《道德经》五千言是简括而有韵的理论文(自汉朝以后，通行的《老子》各种版本，都分上下两篇，上篇为《道》经，下篇为《德》经，故又称《老子》为《道德经》。一九七三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甲、乙两种《老子》帛书，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和《韩非子》中的《解老》、《喻老》两篇解说《老子》的文章，都是先《德》经而后《道》经相合。可见帛书《老子》的经文顺序，比较符合《老子》一书的本来面目。)。老子主张绝圣弃智，忘情寡欲，无为而治。他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有矛盾的对立面，而且会互相转化;所以说：“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是朴素的辩证观点。他也认识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因而痛斥残酷的剥削者为“盗夸”。更认识到人民在英勇斗争中的力量和牺牲精神，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但他的政治思想却是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反映了一部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无可奈何的消极幻想。庄子的哲学思想基本上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消极面。

庄子(前360?-前280?)，名周，宋之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生平事迹不详。《庄子?秋水》篇载楚王使人聘庄子，庄子不应。《史记》以为楚威王。事虽未必可信，但就此与《列御寇》篇所载同样的事合看，可见庄子是一个苟全性命、不求闻达的人，也符合庄子敝屣富贵、淡薄利禄的隐士思想。

《汉书?艺文志》载《庄子》书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后人以《逍遥游》至《应帝王》七篇为内篇，《骈拇》至《知北游》十五篇为外篇，《庚桑楚》至《天下》十一篇为杂篇。从来讲《庄子》的人，多认为内篇是庄子自己作的，外篇和杂篇则是庄子的门徒或后学作的，故文章风格亦有所不同。这看法是相当正确的。

从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和政治观点看来，庄子无疑是一个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哲学家。由于社会的根本变化，庄子的地位无法维持，这就决定他对现实极端不满。而当时的战乱和剥削造成社会动荡不安，人民十分痛苦，庄子斥为“昏上乱相”，也的确是有理由的。他既不满现实，又无法反抗它，就不得不走隐居遗世的道路，一方面议君相，讥儒墨，甘贫贱而肆其志;一方面否定一切，齐万物，一死生，泯是非得丧，以追求内心的调和、精神的胜利而自我麻醉。他认为“物不胜天”(《大宗师》)，认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间世》)。他是一个悲观绝望的厌世主义者，觉得“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知北游》)，所以妻死则“箕踞鼓盆而歌”，有时还设想髑髅也不愿复活(《至乐》)。因此，庄子的处世态度就是玩世不恭，随俗浮沉，“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达之入于无疵”(《人间世》)。他好像非常胆怯、害怕，常说“无用之用”才是“大用”。他看见山木以不材免伐，雌雁以不鸣见杀，就想到自己“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山木》)。这一切都充分表现一个没落阶级的思想观点。不过庄子的放荡不羁，蔑视礼法和权贵，以及对统治者不合作，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外《庄子》书中常有抨击当时社会的言论，例如《人间世》说：“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在宥》说：“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胠箧》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焉存。”(按：原文本作“存焉”，此从王引之说改。此四句“诛”、“侯”为韵，“门’”、“存”为韵。)认为圣知仁义只是供统治者利用的工具。这些都是极为深刻的见解。但他由此得出抛弃一切的虚无主义的结论，却又十分错误。

庄子的散文在先秦诸子中具有独特风格。这首先是吸收神话创作的精神，大量采用并虚构寓言故事，作为论证的根据;因此想象奇幻，最富于浪漫主义色彩。例如内篇的《逍遥游》、《人间世》、《德允符》、《大宗师》等篇，基本上是用四五个或六七个幻想出来的故事组成的。他的许多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都是通过这些故事人物的问答方式来表现的。而故事人物的形象常常描写得极为生动，如《逍遥游》中的许由敝屣功名的形象，藐姑射之山的神人的形象，《齐物论》王倪口中“至人”的形象，《养生主》庖丁的形象，《人间世》楚狂接舆的形象等等，《庄子》书中如此之类不可胜数。现在举个例子来看：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

这当然是庄子自己头脑中幻想出来的绝对自由的人物。这个人据说是“大浸稽天而不弱，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他的尘垢秕糠都可以铸造出尧舜来的，所以人们认为他在撒谎，而不肯相信了。

由于接受民间寓言故事的影响，所以在庄子笔下，蝉和斑鸠、小雀都会说话，虾蟆、甲鱼也会说话，蛇和风，栎树和铜铁也会说话，一切生物、无生物都会说话，而且会辩论、讲道理。这比其他诸子和《战国策》中某些寓言故事有进一步的发展，使逻辑思维的理论文更加形象化。这又是庄子散文浪漫主义作风的一个方面。

《庄子》散文的另一特点是善用譬喻。本来战国时代的文章，一般都有这种特点，而《庄子》则几乎任何情况、任何事物都可以用作譬喻，也可以容纳譬喻。它不但譬喻多，而且运用灵活，在先秦诸子中也是最突出的。例如《逍遥游》将要论证超越时空的绝对自由，先从大鹏说起。他认为那么大的鸟，要想从北海飞到南海，非借大风之力不可，所以没有绝对自由。下文的野马、尘埃，也是要有风吹着才能在空中游荡。这对于野马、尘埃本身来说虽属正意，对于大鹏来说其实又是比喻。再后“天之苍苍”三句也是如此。人们在地面看不清天下的“正色”，正如高飞到九万里上空的大鹏看不清地面的东西一样。然后再接以下数句：“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以水比风，以大舟比大鹏，又是一比。而杯水芥舟数句则是比中之比。然后说到蜩与学鸠，说到旅行，说到朝菌、蟪蛄，说到冥灵、大椿，最后说到彭祖和众人，稍作停顿。黄河九曲，到此略一洄漩。然后“重言”以实之，再一次说明鲲鹏斥鴳所游虽有不同，而不能“无待”却是一样。以上层层推演，不见端倪，但只是指出许多事物的现象，并未点明正意。下文才从庸人的追求名位，转到宋荣子的“不累于俗”，列子的“御风而行”。然而庸人固微不足道，不过像蜩、鸠、斥鴳的自适其志而已;就是御风的列子，充其量亦超不过大鹏。“虽免乎行，犹有所待”，也还不能绝对自由。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能“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才能无所待而获得绝对自由，这才算“逍遥游”。全篇主旨到此轩豁呈露，有如千里伏流，迂回曲折，历久而后涌现。回顾以前，从开篇的鲲鹏说起，一系列事物都是比喻，因为这些无非是借以衬托游于无穷的至人神人而已。至于下文鹪鹩、偃鼠、疱人、尸祝等喻，或明或暗，随物赋形，犹其馀事。章学诚说：“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文史通义?诗教上》)这对《庄子》来说，尤为恰当。

《庄子》一书，“寓言十九”。寓言的性质本来就是作为譬喻之用的，如疱丁解牛喻养生之理，轮扁斲轮(《天道》)喻读书之法，痀偻承蜩(《达生》)喻“专心致志”之道，匠石运斤(《徐无鬼》)喻知音难遇之感，蜗角触蛮(《则阳》)喻诸侯的战争等。不管庄子或其后学者的主观如何，企图用它们来说明什么观点，达到什么结论，而它们本身仍有其深刻的意义，语言也极为生动。

庄子散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文中多用韵，声调铿锵，使读者有和谐的节奏感。例如《逍遥游》：

惠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网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这和《德充符》末段惠庄二人问答一样，一倡一和，全用韵文。然而妙在非常自然，不但不觉得有意押韵，或者因押韵而拘牵词义，反而助长了文章的气势，与后来的散体辞赋相类似。而《德充符》一段更富于诗意，真可谓“天籁”之文。

总之，《庄子》一书，特别是内篇，有时像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有时像万斛源泉，随地涌出，汪洋恣肆，机趣横生，具有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它不仅在先秦的理论文中，即在后世的古典散文中亦罕有伦比。

荀子(前330?-前230?)，名况，又称荀卿，赵人，为战国后期儒家学派最大的一个代表人物。齐威、宣时，游学稷下。齐襄王时，荀卿最为老师，前后三居列大夫之位。后至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荀卿废，遂家于兰陵，著书数万言而卒。今《荀子》有三十二篇。

战国晚期，儒墨两大学派内部分化，儒分为八，墨分为三。荀卿之儒与孟轲之儒在思想上是有许多显著不同的。如荀子的政治主张与孟子有同有不同。尊王道，举贤能，与孟子同;兼称霸力，法后王，与孟子异。他主张“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反之，亦可归之卿相士大夫。(以上见《王制篇》)他虽然也说：“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但不承认汤武取天下，因为天下归之;不承认桀纣有天下，因为天下去之。所以说：“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弑君。”(见《正论篇》)全从人民的向背看问题，这提法也比孟子的议论进了一步。这些都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反映当时人民的要求。他的《天论》指出“天行有常”本是一种自然规律，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不迷信天道鬼神，而强调人事的重要性，有唯物主义观点，代表荀子思想最进步的一面。

荀子学问博通，对过去学者多所批评，如《非十二子》、《解蔽》、《正名》等篇。他生于战国纵横之世，长于论辩，故其文多长篇大论，必发挥尽致、畅所欲言而后已。大抵论点明确，层次清楚，句法整练，词汇丰富。如《议兵篇》分析透辟，论断精确，是一篇出色的军事学论文。《劝学篇》比喻层出不穷，前半篇几乎全用譬喻重叠构成，辞采缤纷，令人应接不暇，而且通篇用譬喻重叠构成，辞采缤纷，令人应接不暇，而且通篇用排偶句法，也是荀子散文的特点。又有《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首小赋。篇末附《佹诗》二首。《汉书?艺文志》载他的赋十篇，这五篇是否在内，不得而知。这些赋以四言韵语为主，亦杂有散文形式，很像。

谜语。

乃战国“隐书”一体。还有《成相》一篇亦是韵文。以六句为一章头二句三言第三句七言第四、五句四言第六句三言。例如：“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侲侲!”这与《赋篇》都是采用民歌的形式。

韩非(前280?-前233)是韩国的诸公子，与李斯同学于荀卿。非见韩国削弱，屡谏不用，乃著书十馀万言。秦王(秦始皇)见其书，恨不得与之同游，因急攻韩。韩王遣非使秦，秦王留不用，后竟下狱死。《韩非子》有五十五篇，其中多有后人窜入的文章，不尽可信。

韩非是战国后期法家，任法术而尚功利，信赏必罚，排斥仁爱。他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认为当今之世还有赞美尧舜鲧禹汤武之道的，必为新圣所笑。“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这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攻击儒墨不遗馀力，认为“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显学》)。又谓尧君其臣，舜臣其君，汤武弑其主，乃“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忠孝》)。与孟、荀之说相反。理由是因为尧舜禅让，放弃君权，汤武征诛，破坏君权。法家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所以提倡君权神圣，连尧舜汤武一起反对。自秦以后，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

韩非散文的特点是锋芒锐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其篇幅长者如《五蠹》近七千言，这是先秦理论文的进一步发展。其次是分析能力最强，如《八奸》、《亡征》等篇，特别是《亡征》一篇，分析可亡之道至四十七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其次是利用大量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以便说明问题，如《说林》上下、内外《储储说》等篇，尤为集中。《主道》、《扬权》二篇全部用韵，而后者多四言，颇似《道德经》和《易林》。

先秦诸子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首先是儒家学派的孔孟思想，其次是道家学派的老庄思想。这两派思想在过去学者文人的头脑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经常起着不同的积极或消极作用。一般说，儒家的入世精神是积极的，但维护封建秩序的说教却有不良的影响;道家对待现实的态度是消极的，但不肯同统治阶级合作，不肯同流合污的“清高”思想，在一定历史时期也有一些好影响。就诗家来看，接受前者影响的，其艺术风格多表现为现实主义;接受后者影响的，其艺术风格多表现为浪漫主义。杜甫和李白就代表着这两种不同的影响和作风。

先秦诸子散文对后世散文发展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汉初政论家贾谊、晁错等的政论文都是从荀卿、韩非及战国其他法家的议论文发展出来的。例如贾谊的《陈政事疏》、晁错的《论贵粟》、《论募民徙塞下》等疏，分析问题，切中时弊。而贾谊的论事，指陈利害，激切锋利，淋漓酣畅，风格尤近韩非。《论语》一书虽后人亦有摹仿，如扬雄的《法言》，王通的《中说》，但对文学则影响不大。魏晋以后，老庄之学大盛于世，影响于我国学术思想和文学方面更大，嵇康有《养生》、《声无哀乐》、《难张辽叔自然好学》、《释私》等论，阮籍有《通易》、《通老》、《达庄》三论及《大人先生传》，纵谈名理，大畅玄风。而《达庄论》、《大人先生传》都用辞赋问答体裁，发挥老庄思想;语言形象，声韵和谐，是我国理论散文的进一步发展。东晋时，玄言诗风独盛，孙绰、许询、桓玄、庾阐诸人之作“皆平典似《道德论》”，固不必说，就是齐梁间的文论、书札，理精语隽，为当时文坛树立爽朗的新风格，形成南朝散文的特色，也未尝不是受老庄思想及文风的影响。

唐宋以来的古文家对先秦诸子散文的爱好和学习也是很多的。著名的古文家韩愈曾以“庄”、“骚”并称，尤推崇孟子为“醇乎醇”，荀子则“大醇而小疵”。他力排佛老，就是继承孟子辟杨墨的战斗精神。其文如《原道》、《与孟尚书书》、《送王秀才(埙)序》等篇，精神面貌都接近《孟子》。《答李翊书》论为文以学养并提，实由孟子知言养气之说而来。柳宗元论文，亦主张“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又谓“《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报袁君陈秀才书》)。而他的《三戒》等篇更是创造性地学习诸子寓言的成果。苏洵生平尤好《孟子》，曾端坐读之七八年，谓其“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上欧阳内翰书》)。王安石解《孟子》，其文亦学《孟子》;讥荀卿，文亦学荀卿。而苏轼之文，最得力于《庄子》，他说：“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集中如《赤壁赋》及清风阁、凌虚台、墨宝堂、超然台诸记，其思想语言无不出于庄子;而其文章的畅达，所谓“如行云流水”，“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者，亦与《庄子》的风格相近。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汇总篇八

宋代历史琐闻类笔记，又称《玉壶野史》，十卷，北宋文莹撰。《玉壶清话》是文莹于神宗元丰元年(1078)作于荆州的又一部野史笔记，内容、体例与两年前所撰《湘山野录》、《续录》相仿。本书前八卷近一百六十条，杂记北宋开国至神宗朝百年间君臣行事、礼乐宪章、诗文逸事、市井见闻等;而第九卷《李先主传》、第十卷《江南遗事》，则详细记录了五代后期南唐政权“累世之隆替”、“圣贤治乱之迹”，是研究五代史和北宋史的珍贵资料;其中谈诗论文之语，清曹溶则冠以“玉壶诗话”辑入《学海类编》，显现它的诗话价值。

明初编修《永乐大典》后，逐渐散阙，仅得前五卷流传，天一阁范钦等人抄访得后五卷，遂合成十卷刊行。《玉壶清话》现通行本有《知不足斋丛书》本、《笔记小说大观》本、《说郛本》;称《玉壶野史》则有《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

今有：《玉壶清话》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20xx年版;《玉壶清话》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一编，20xx年版。

宋代考据辨证类笔记，三卷。北宋末年庄绰撰。庄绰字季裕，约宋钦宗靖康年(1126)前后在世清源(今福建泉州)人，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说是太原人(历史上太原也曾有清源之称)，误。生卒年均不祥，约北宋末前后在世。状貌清癯，人目为“细腰宫院子。”北宋末年，历摄襄阳尉、原州通判等。宋室南渡后，历任建昌军通判、江西安抚制置使司参谋官，最高官职是“朝奉大夫知鄂州、筠州”。庄绰学有渊源，是一个考证学家、民俗学家、天文学家、医药学家，对针灸尤有研究。著有《本草节要》、《明堂灸经》、《脉法要略》，皆已散佚;今尚存世的有《膏肓腧穴灸法》二卷和《鸡肋篇》。

庄绰博物洽闻，又喜游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见闻广博，《鸡肋篇》中记载了大量全国各地民俗、物产、饮食和医药知识，对我们认识宋代社会以及生产生活状况有一定帮助，如记载“皂荚”的制作过程：“京师取皂荚子仁煮过，以糖水浸食，谓之‘水晶皂儿’”;定州丝绸织花的独特方法：“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杼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当时寒食祭祖风俗：“寒食上冢亦不设香火，纸钱挂于茔树。其去乡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帛于空中，谓之掰钱”。湖南沣州“社日”祭祀瘟神，然后装载在船上送走，为之“送瘟神”毛泽东《七律·送瘟神二首》诗题可能源于此俗。书中记载的一些医药知识如针灸、偏方也可作为今日借鉴参考。

今有：《鸡肋篇》萧鲁阳校点，唐宋史料笔记丛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鸡肋篇》上海书店1990年版。

记载两宋典章制度、历史故实、诗文的笔记，十卷。北宋末张邦基撰。张邦基，字子贤，高邮人。生卒年、生平事迹均不祥，约宋高宗绍兴初(1131)前后在世。喜藏书;有《墨庄漫录》十卷行於世。

《墨庄漫录》杂录宋代杂事，间有考证，多有见地。尤留意于诗文词的评论及记载，较多地保存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史资料，本书为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有。

诗词。

欣赏：着重举出当代人的作品(或完整地举出，或摘句)，并概括评论，评论颇为精当，如如称杜甫《丹青引赠曹霸》诗“微意深远”，王令《假山》诗“笔力豪放”，舒亶“香泛”联“刻削”，韩驹“倦鹊”联“太工”等。评论也颇具见地，认为作诗、读诗、概关于际遇：唐人行役，怀归感叹，故诗多“佳作”;蔡绦身“处富贵”，辄不悟杜甫晚居西川之“闷”;有诗词考释，如谓杜甫玄都坛歌“王母画下云旗翻”之“王母”乃蜀鸟，谓李商隐《锦瑟》中间四句乃形容瑟谱四曲，谓苏轼儋耳山“君看道傍石”之“石”当“者”，或出自个人发明，或祖述他人，往往有独到之处。关于文的评论;如谓苏轼、黄庭坚善题跋，属。

散文。

;谓孙觌(仲益)、汪藻(彦章)工四六，属韵文，谓张舜民(芸叟)、秦颧(少游)文法干愈(退之)，属师承渊源。皆可资参考。有文人轶事，如关于苏轼者，即达二十则，除个别则外，皆不见他书。以上四个方面加在一起，略及本书一半篇幅略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许为“宋人说部之可观者”。但论诗重“箴讽”，谓元稹《连昌宫词》高过白居易《长恨歌》，以前者“微而显”，后者“终篇无所规正”，未脱儒家诗教窠臼，失诸片面。

《墨庄漫录》十卷，宋代书目未见著录，《四库全书》收于子部杂家类。《宋诗纪事》称引其文达三十八条。

今有：《墨庄漫录过庭录可书》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1985年版;《东坡志林》(附老学庵笔记·考古编·演繁录·墨庄漫录)京华出版社20xx年版;《墨莊漫錄》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三编，20xx年版。

主要记载北宋时期朝野遗闻的笔记，南宋王铚撰。王铚，生卒年不详，字性之，汝阴(今安徽阜阳)人。王铚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是宋初著名学者王昭素的后裔。父亲王萃(字乐道)是歐阳修的学生。家中藏书甚富，绍兴(1131-1162)初，官迪功郎，权枢密院编修官。因纂集祖宗兵制，受到高宗赵构的赏识，诏改京官，晚年，遭受秦桧的據斥，罷为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观。避地剡溪山中，日以角咏自娱，人稱雪溪先生。王銍少而博学，善持论，强记闻。據说他读书能五行俱下，别人才三、四行，他已尽一纸。南宋的大诗人陆游很推崇王铚，在老学庵笔记中写道：“王性之记问该洽，尤长于国朝故事，莫不能记，对客指画育说，动数百千言。退而質之，无一语缪。予自少至老，惟见一人。”王铚对北宋一代的历史有著很深的造诣。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会要》等书的记载，他曾经编修过祖宗兵制、七朝国史、哲宗皇帝元祐八年补录，著有《太玄经义解》、《国老谈苑》、《默记》《补侍儿小名录》，《雪溪集》、《四六话》。《宋史翼》等。可惜的是这些书大都没有保存下来。

《默记》主要记载了北宋时期的朝野遗闻。由于王铚“尤长於国朝故事”，所以在他的《默记》中保存了很多北宋时期的遗闻轶事，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对于研究宋代的历史有一定的参攷价值。其中如记宋太祖攻取滁州清流关的经过，李煜因思念故国写《虞美人·春花秋月》而被害经过可补史料文学史之缺。其中记人物又颇幽默风趣，如记宋初宰相王溥之父王祚的父道尊严以及被瞎子糊弄的经过，颇为风趣：

王溥，五代状元，相周高祖、世宗，至本朝以宫师罢相。其父祚，为观察使致仕，待溥甚严，不以其贵少假借。每宾客至，溥犹立侍左右，宾客不自安，引去。

祚居富贵久，奉养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寿尔。一日，居洛阳里第，闻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问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贵极富溢，所不知者寿也。今以告汝，俟出，当厚以卦钱相酬也。”既见，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惊曰：“此命惟有寿也。”祚喜，问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问曰：“能至百岁乎?”又叹息曰：“此命至少亦须一百三四十岁也。”祚大喜曰：“其间莫有疾病否?”曰：“并无。”固问之，其人又细数之曰：“俱无，只是近一百二十岁之年，春夏间微苦脏腑，寻便安愈矣。”祚喜，回顾子孙在后侍立者曰：“孙儿懑切记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汤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铚熟于掌故，所言可据者居多。但提要也指出：“惟所记王朴引周世宗夜至五丈河旁见火轮小儿，知宋将代周一事，涉于语怪，颇近小说家言，不可据为实录耳。”

今有：《默记》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5年版;《默记·燕翼诒谋录》朱杰人点校，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本，1981年版;《默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xx年版。其中中华书局朱杰人点校本较佳。

宋代历史轶事笔记，南宋王明清撰。王明清(1127-1202)字仲言，著名学者王銍次子，汝阴(今安徽阜阳)人。自幼继承家学，酷爱文史。孝宗即位之初，以父荫入仕。乾道间奉祠山阴。淳熙十二年(1185)以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光宗绍熙三年(1192)，为杂买务杂买场提辖官。四年，任宁国军节度判官。宁宗庆元元年(1195)，添差泰州通判。嘉泰初(1201)，为浙西参议官。与尤袤(字遂初)、陆游(字敄观)、李焘(字仁甫)等有过交往。王明清以博闻洽识著称于世，其父王銍善治史，著有笔记小说《默记》。明清承修父业，亦以史才冠有宋，史笔精湛，态度严谨，所撰《挥麈录》为其三十余年心力所灌就，另著有笔记小说《摭青杂说》、《投辖录》、《玉照新志》等。

《挥麈录》二十卷。其中前录四卷，后录十一卷，三录三卷，余话二卷。主要记述两宋典章制度、文人士大夫轶闻，兼及诗文碑铭，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等。如谈及徽宗朝对布衣荐举的不重视和民间对荐举的轻蔑，包括由荐举获得高位人品的卑劣：“本朝以来，以遣逸起达者，惟种明逸、常夷甫二人而已。徽宗朝，王易简、蔡崈、吕注自布衣拜崇政殿说书，然荐绅问多不与之也。王君仪、尹彦明后亦登禁从，距今亦三十年矣。虽屡下求贤之诏，州郡间有不应聘者，而羔雁不至于岩穴也。易简即寓之父，九江人，大观中家祖守郡，首荐之。其后改节，以媚权臣，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寓仕靖康，骤拜二府，被命使虏，托梦寐以辞行，钦宗震怒，窜岭外。”这也可能就是北宋灭亡主要原因之一。另外谈及当时避讳和世人对此的态度：“本朝刘温叟以父名岳，终身不听乐。至其孙几，乃自度曲，预修《乐书》，可笑。”

作者不仅能够继承北宋传统笔记的编修体例及其记事特色，而且还能凭借博闻强识的自身优势，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采取存录基本文献史料、注重汇聚当时诸多人物及事件的记事方法，主要用来补足处在南北宋之交时的史料史实不足。因内含丰富的当代文献史料，多是作者亲历的当代史事，其资料来源大多得自当时的文献以及亲友的口述，加之作者选择和笔录的态度比较严谨，因此它在问世后就得到了一些著名学者的称道，被官私历史著作屡加征引，是宋代史料笔记的上乘之作。

《挥麈录》有明汲古阁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知不足斋丛书》、《学海类编》本等。

今有：《挥麈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挥麈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挥麈录》上海书店20xx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