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有关经济危机论文摘要(模板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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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经济危机论文摘要篇一

在现代绘画领域所表现的艺术与设计，主要表现在本身存在的线条美、板块合理安排、色彩的调试等内容。而这些内容在园林设计平面图上则可以充分表现出来，因此，在进行园林设计中，设计师往往会将绘画和平面设计中的线条度的把握、板块的构造和色彩的对比作为设计中的重要组成要素。从中可以明确地看出，绘画艺术作为领导艺术的新思潮，为当代西方园林设计思想带来了无限灵感[1]。除此之外，雕塑作为一种立体的艺术，与当代西方园林设计思想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要说绘画的发展可以促进当代西方园林思想的创新，那么，雕塑则是园林设计中的装饰。近年来，随着雕塑作品的风格多样化发展，各种自然素材和工业素材的使用，使得雕塑与园林艺术的融合更加密切。

当代西方园林设计与大地艺术的结合。

之所以称为大地艺术是因为这种艺术存在主要是利用大地材料并且在大地上进行艺术创造的.一种艺术方式，它主要包含两个本质特征，一个特征是大，意思就是说这种艺术表现出来的体积较大，另一个特征是地，也就是说，这种艺术主要是与大地相联系的，对它的艺术创造所使用的材料往往是与土地相关联的，艺术家使用的材料也是来自大地中的物质。西方园林设计思想的飞跃，离不开大地艺术对其的重要影响。大地艺术与西方园林设计在风格上并没有达到统一，而往往不统一的创作思路，反而会拓展出多种多样的创作手法，在不同的风景园林设计中，大地艺术的融入都会使各个风景园林呈现出独具一格的设计[2]。

当代西方园林设计中的极简主义园林设计思想。

极简主义园林设计理念所追求的不仅仅是抽象的作品，还追求客观存在的作品。在极简主义思想中，首先摆脱思想的束缚，摆脱外在环境的干扰，只在乎于作品的本身，不去参考任何历史经验，只是一味追求自身所需要的、新颖的形式，从而建立属于自己的欣赏环境，因此，极简主义强调的是作品的真实存在，除了作品，其他都是虚幻。极简主义思想在当代西方园林设计中的应用，不仅可以构造出神态园林的自然美感和张力，还能够结合生态学原理，对风景园林的周围环境进行保护，进一步强化了自然要素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极简主义对现代材料的使用也是得心应手的，在现代园林设计中，通常采用的材料，例如:金属、混泥土、钢架、油漆、岩石、沙粒等都可以通过极简主义思想的指导，将其以人工的形式展现出来，充分展现其所能够展现的美感，在某种程度上，利用极简主义思想创造更具有人文色彩的风景园林，例如利用自然景观的构造与人造景观的对立状态，创设出浪漫、诗意的城市自然。

当代西方园林设计中的人性化设计思想。

人性化设计的园林设计主要是从具体的生活体验和人对城市的真实感受为出发点，来研究人的具体行为和心理特征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设计理念主要强调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思路，并对现代主义刻板的功能分区和非人性的空间进行强有力的批判，它认为人与园林应该建立互动的关系，也可以说，人是园林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风景园林设计中体现的人性化设计包含很多方面，不仅表现在在公园中为游客提供各种休闲娱乐的活动项目，例如，举办一些文化展活动，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等；还表现在振兴城市公园的公共空间，让人们的主动参与和被动观赏结合起来，将人引入到自然环境之中，以达到爱护自然，保护自然的效果。

有关经济危机论文摘要篇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各国相继认识到教育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它们相继多次进行基础教育改革。随着基础教育改革不断深入，阻抗力量不可避免地随之而出现，如何消解这些阻抗保障的改革顺利进行成为各国学者研究的问题。

一、西方基础教育改革阻抗问题研究之分析。

随着各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教育改革出现了阻抗问题。此时，受改革理论研究问题领域的影响，教育理论工作者也开始关注和思考有关教育改革的阻抗问题。

西方各国基础教育改革所存在的阻抗因素，在不同国家是有所不同的，但不管各国存在什么样的阻抗，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着共同之处。学者们所总结各国阻抗之因素，可以阐述为如下阻抗因素：权力阻抗、心理阻抗、价值阻抗以及社会阻抗。

1．权力阻抗。

改革会涉及人们经济、政治等利益的再分配、再调整，这就出现各种复杂情况，产生了权力阻抗。西方研究者指出，基础教育改革的推进，最大的阻抗来自于教育改革中的利益集团之相互对立，即所谓权力阻抗。各级利益集团（如领导者、教育行政管理者、教师、学生及家长等）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施加种种影响，抑制或阻挠改革的推进，影响进程和结果。

西方基础教育改革时，教育者的利益与社会其他利益集团在教育改革方面的利益有时是不一致的。非教育的利益集团在教育领域中都存在自己的权益，他们争夺有限的教育资源，其自身利益会影响到基础教育改革实行的效果。而在教育者集团内部，教师与教育行政管理者之间的利益也不尽一致。行政管理者往往缩小教师的自主性空间，削弱教师的专业特性，导致教师与其对立，相互指责对方不能理解自己的问题。另外，学校内部斗争也经常涉及收入等经济问题。由此，当某些教育改革的实施损害或危及相关利益集团时，它们通常会表现出消极或反对的态度，甚至会给执行工作设置种种障碍，严重影响其实现。

2．心理阻抗。

在基础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改革的阻抗心理是客观存在的，其产生也是极其复杂的。易法建先生在改革心理阻抗研究中指出，个人对改革的心理阻抗，具体表现为个人对基础教育改革缺乏了解或错误理解，存在思维定势，有某种失衡感和不安全感，担心地位，恐惧未来和依赖心理等因素，使其产生阻抗；因经济利益受损或失业，社会群体及历史文化等方面也可能产生心理方面的负面影响；组织对改革的心理阻抗方面，也有组织领导、组织结构、组织资源、经济效益、团体规范和人际关系等影响，这些方面极有可能引起心理阻抗。[3]基础教育改革的所有参与者在面对改革时，总会或多或少地面临心理上的压力。其过程中，主要有认知偏差、习惯心理和不安全感等。[4]总之，基础教育改革引起参与者心理上的失衡和行为上的抵制，他们担心害怕、不稳定，感到不适应、不习惯，心理无法承受，这就在心理上产生了基础教育改革的心理阻抗。

3．价值阻抗。

价值阻抗存在于个人和群体的不同思想意识、基本信仰等方面。改革就是打破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固有的传统价值观念，而人们的价值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并不是容易改变的，他们不一定适应或认同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些举措，他们甚至有着与改革相反的价值观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对改革产生了价值阻抗。

4．社会阻抗。

基础教育改革是一种复杂的想象，是理念、政策和体制结构、历史和文化的大融合。基础教育改革本身与社会环境、社会条件等社会大背景息息相关。在基础教育改革中，社会方面涉及公平和社会凝聚力的问题，也涉及在阶级或种族基础之上建立学校和社区，而且也要考虑人口、社会风俗习惯、劳动力市场、人权观和能力观、法律和性别角色的变化问题，改变教育环境意味着对以上问题的改变。况且许多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了收入和贫困差距扩大的现象，经济上的松绑和结构重组孕育出更大的社会不稳定性以及社会生活的日益原子化。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基础教育改革很容易出现社会阻抗状况。

二、西方基础教育改革阻抗研究之消解策略。

多重阻抗因素对基础教育改革起到了消极的作用，克服这些阻抗问题，是基础教育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西方一些学者研究了阻抗消解问题，如格罗斯就提出了克服改革阻抗的模式概念，它强调改革组织者、领导者和管理者清楚地意识到改革引入前的各种抗拒，对于成功的基础教育改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5]又如库尔特・列温提出了“力场分析法”，他认为，任何改革都会有两种力即支持改革的动力与反对改革的阻力起作用。“力场分析法”就是对所有的动力因素和阻力因素进行分析，比较每一因素的强度，寻求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逐步减少并消除其阻抗。针对基础教育改革中存在的阻抗因素，为了克服其阻力，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并取得更好效果，一般可采取以下消解策略。

1．消解权力阻抗之策略。

领导―阻抗指导模式是这一阻抗消解的策略。在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动、组织实施和组织化或拒绝阶段这三个连续的阶段里，政府应考虑各利益集团，加大对基础教育改革的投入，消解因经费不足和失衡给改革带来的阻抗；在充分利用市场手段筹集改革经费的.同时，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提高资源使用效益；建设具有科学、民主、服务型的教育行政体系，来化解利益集团给基础教育改革带来的阻力；设立领导和决策咨询机构，利用集体的智慧作出正确的决策；开放信息公开、传播渠道，保证决策的民主、合理、科学；下放领导和决策权力，赋予学校、教师更大的自主权；以学生的利益为重，考虑学生和家长的要求，使这些阻抗因素减少或消除。

2．消解心理阻抗之策略。

面对基础教育改革，人们会对未来的工作内容、经济收入、能否适应等表示担心，由恐惧发展成为反对改革。要消解心理阻抗，就要改革消极的观念、习惯、传统并建立起新的观念和社会心理定势；要充分考虑人们的兴趣和心理情绪，不失时机地进行心理调适，从而使人们欢迎改革，支持改革，积极参与改革；鼓励人们参与并制定一系列的鼓励政策，运用政策导向作用来鼓励其参与改革，吸引他们对教育改革的关注与支持；让人们对改革方案进行充分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将其合理成分吸收到方案中，使改革成为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是领导从外部强加给他们的任务，从而使他们关心改革、支持改革，消解心理阻抗因素。

3．消解价值阻抗之策略。

价值阻抗存在于个人和群体两方面，应利用“群体动力学”原则来推动组织的改革，也就是说，利用群体来改变个体或群体本身的行为，这是消除改革阻力的一种可行的办法。群体动力学的研究表明，一个群体越具备凝聚力，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认同感越强，群体对个体的影响就越大。因此，要努力使小群体的目标与改革方向达成一致，做好小群体的工作，发挥小群体的凝聚力，使因人们价值观念的不同而产生的阻抗得到消解；要对有关教职工进行各种各样的培训，学习相关知识与技能，改变观念，提高素质，使他们有信心、有能力适应改革的新要求，以此来消解价值因素所带来的阻抗。

4．消解社会阻抗之策略。

基础教育改革中的社会阻抗涉及许多方面，社会背景环境、社会风俗习惯的不同都可能产生阻抗作用。为了消解这些社会阻抗，应尽可能地考虑到基础教育改革涉及的公平和社会凝聚力，考虑在阶级或种族基础之上建立的学校和社区，加大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和薄弱学校等，并尽可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使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为其提供保障。同时大力宣传新的思想、观念，让社会了解目前基础教育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教育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宣传教育改革的目标、措施、方法等，让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明确改什么、为什么改、怎么改，从而消除社会大环境所产生的社会阻抗因素。

三、西方基础教育改革阻抗研究之启示。

基础教育改革并不能使人人都能够受益或同等程度地受益，有些人甚至会受到损失或暂时受到损失。正因为如此，那些受到损失或没有受益或受益较少的人就会这样那样、或多或少地具有抵制或反对改革的动机，形成对改革的阻力。借鉴各国学者对阻抗问题的研究成果，可以使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更有效地推进。

1．基础教育改革阻抗是改革中所不可避免的因素。

我们必须认识到改革阻抗是任何改革中所不可避免的因素，基础教育改革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抗，而教育改革的过程也是不断消解阻抗的过程。阻抗的存在，必然会影响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其目标的实现。但我们不能只看到改革阻抗的消极作用，也应该看到改革阻抗在一定意义上也具有积极的价值，它可以提供一定的信息来帮助改革者选择好改革的策略，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因此我们应正确认识并接受改革阻力存在的客观性。

2．教育改革阻抗的形式与性质不同，其消解策略也应有所不同。

在西方基础教育改革进行的过程中，遇到了较多阻抗。从中可以得出对权力阻抗、心理阻抗、价值阻抗、社会阻抗等不同的改革阻抗，消解策略是不同的。而这些改革阻抗产生的原因不同，其性质也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在以后的基础教育改革中可借鉴西方的经验，针对不同的阻抗因素，根据其原因、性质、特征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策略来消解基础教育改革阻抗。

3．必须认真研究基础教育改革阻抗因素并努力克服之。

基础教育改革阻抗问题是基础教育改革研究中非常重要并且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果不能够有效地克服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阻抗，那么改革最终的目的就很难达到。所以我们应认真研究基础教育改革阻抗，正确认识它们的性质，分析不同的阻抗因素之间的关系，通过个别的阻抗提炼出一般阻抗之因素，从中概括出共性，审慎地理性地对待基础教育改革中的阻抗，从而更好地解决基础教育改革中所出现的各种阻抗问题。

参考文献：

［3］易法建．组织改革心理学［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30．。

有关经济危机论文摘要篇三

从穆勒到萨缪尔森，西方对方法论的探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为服务于主流经济学发展与变化的现实需要而建立。本文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进行了研究，主要对波普尔证伪主义、经济学修辞论、批判的实在论、真实波普尔主义、现代穆勒方法论以及其它一些方法论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

引言。

在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的比较之前首先我们应该给经济学哲学以一个明确的定位。经济学哲学，作为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如同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数学哲学一样，是对经济学的基础性问题、元理论问题的逻辑的、哲学的分析和追问。而对西方经济学历史上发生的有影响力的方法论及其方法论之争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各种研究方法的理解。

一、波普尔证伪主义。

(一)波普尔证伪主义流派。

在经济哲学界，引入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形成波普尔证伪主义流派的重要学者是哈奇森、布罗格。布罗格与哈奇森在解读与应用波普尔思想过程中着重吸收了其证伪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波普尔的理论是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证实是评价选择理论的唯一尺度。因此，评价选择理论“不应当根据逻辑客观主义所主张的‘证实’而应当根据它能否可被“证伪”。在实践上，布罗格常对主流经济学持抱怨态度，因为他认为虽然主流经济学者赞同证伪主义，但并没有付诸行动。

(二)拉卡托斯的科学思想。

拉卡托斯是波普尔学说的追随者，但他对迪品―蒯因论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主张理论检验是比较性的而非绝对性的。当理论遇到经验窘境时，理论家总是试图对其进行修正。也就是说，评价选择理论应当以“经验前进”而不是经验检验的成败为标准。立足于波普尔传统，同时发展了库恩的“范式”学说，拉卡托斯提出“科学研究程序”及“硬核”等系列概念来解释理论的普遍结构与发展过程。

波普尔证伪主义在70与80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经济哲学家开始对它展开研究、反思或批判，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其他方法论学说。

二、经济学修辞论。

修辞论目前在经济哲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其创始人为麦克罗斯基。麦克罗斯基认为，经济学家建立经济理论并试图说服别人接受他们理论的行为并不像波普尔证伪主义所宣称的那样是按照“证伪”原则来进行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因而是对经济理论实际方法的一种错误阐释。通过借助修辞概念，麦克罗斯基强烈反对证伪主义为经济理论抽象立法的传统，反对它试图用不合乎现实的方法论来裁剪经济理论。对麦克罗斯基来讲，哲学家只是“局外者”，他们不能为经济学作出任何实质性贡献;也正是如此，他们的主张应当被实践的经济理论家所漠视。“方法论学家应当把自己限制在‘修辞”上――即描述经济学者是如何进行相互说服的”。

经济学修辞论是一种激进的反方法论的方法论学说。它勇于挑战主流方法论的研究传统并力图把哲学家对方法论的思考引导到相反的轨道中来。虽然麦克罗斯基的修辞概念激起很大的争议，但反对为理论进行方法论立法的精神却在不同的流派中得到回应。

三、批判的实在论。

如何通过哲学思辨达到对社会经济现实本质的抽象理解?又如何使它与经济学方法论相结合?劳森以“人们选择”为主题通过逻辑分析来回答这些问题。他认为，人们在给定的现实条件下可以选择行动a也可以选择行动b的现实，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实的社会经济世界是“开放”的系统，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给定条件x则结果y”的完全规则性系统。开放的性质为我们利用“信仰与愿望”来描述与解释人们的行为提供了可能性。因为现实的社会经济世界是“开放”的，具有存在延续性的被认知对象必然不会存在于经验领域――是“非经验的”。这些非经验的被认知对象采用了社会结构(社会规则与关系)的形式。劳森强调，社会经济现实是“非传导性的”，即构成社会经济世界的社会结构与实践活动不是科学研究通过思维建立起来的印象，而是先于研究的、既定的。事实上正是“非传导性”思想使得劳森的学说被称为实在论。劳森指出，“实在论本质上属于存在论范畴，是社会经济现实本质的'核心”。

对社会经济现实本质的抽象理解建立之后，劳森认为，“主流经济学遵循的是演绎论模式，即从系列定理与假设出发演绎出理论结果。这些定理与假设虽然表述了社会经济行为主体的特征及他们所面对的环境，但却采用了因果解释的模式―――‘给定条件x则结果y’。这就隐含了研究对象是‘封闭’的，因此人们的选择就不会是自由的。但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恰恰与此相反，这就产生了逻辑矛盾”。批判的实在论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提出批判，为非主流经济学派作了辩护。

四、真实波普尔主义。

该流派同样是在批判波普尔证伪主义基础上建立的。博兰德撰写了大量文献来批判拉卡托斯、布罗格等人的波普尔证伪主义，认为证伪主义严重扭曲了波普尔本人的思想，对波普尔的学说重新进行阐释。博兰德认为，哈奇森与布罗格对波普尔思想的引进没有以原始材料为依据，而是从拉卡托斯的叙述中发展而来。然而拉卡托斯却错误地把波普尔理论概括为证伪主义。博兰德重点从三个方面论证了“批判的理性主义”才是真实的波普尔思想。

博兰德从休谟归纳问题的角度分析了主流哲学家倾向于把波普尔思想归结为证伪主义的思维逻辑，指出辩护主义思维是造成他们扭曲波普尔学说的根本原因。根据博兰德的解读，波普尔认为休谟归纳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但主流哲学家回避称它是“归纳问题”而宁肯把它当作“关于归纳的问题”，这是因为归纳法一直被前休谟哲学家当作是对科学及其方法进行判断与辩护的手段，即辩护主义。波普尔如此推理的目的不是为证伪主义辩护，而是为发展出“批判的理性主义”。因此，证伪主义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五、现代穆勒方法论。

部分哲学家如巴斯克、卡特爱特及豪斯曼对穆勒的方法论进行了新的解读，宣称穆勒的方法论更适合于描述当前经济理论的实践。在该意义上，我们把他们称为现代穆勒流派，其代表人物为豪斯曼。豪斯曼对穆勒方法论的看法持与多数哲学家相左的观点：穆勒的方法论并不排斥对归纳法及经验方法的重视。按照豪斯曼的分析，穆勒是一个经验论者。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归纳方法：先验方法与后验方法。后验方法是一种直接经历方法，适用于那些只有个别影响因素在起作用的现象或者能够进行控制性实验的现象。不管它的名称听起来如何，穆勒坚持认为先验方法也是一种归纳法，其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是一种间接的归纳方法。由于现实经济世界的复杂性，经济学家在用后验法归纳出基本假定时必然忽略一些影响因素，这是造成经济理论常常与现实不符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只是一门“趋势”科学。

六、结语。

由于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与科学哲学的发展紧密相联，经济学方法论似已发展为一门独立的交叉性的学科，并已成为经济学家与科学哲学家共同建设的园地。本文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只是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粗浅研究，由于学识有限，难免有很对不足，还需要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进一步进行完善。

有关经济危机论文摘要篇四

肇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在短时间内形成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并在一定程度上演化为全球经济危机。自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来，尤其是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倒闭之后，美国政府实施了极其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以稳定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但是旧的危机还没解决，新的危机又猝然来访，2010年以来，欧债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又让欧元区乌云密布。面对危机，资本主义原有的制度、理论束手无策，中外学者和政治家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著作，以期从中找到解决危机的良策。《资本论》重又热销，“马克思主义”又热了起来，喧嚣过后，人们开始将危机的根源指向“资本”，指向“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

一、马克思主义对虚拟资本的深刻揭露:。

“虚拟性”和对世界人民的剥削是当代金融资本的本质虚拟资本范畴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商品价值形式的分析，尤其是通过对信用制度下复杂的金融关系的分析所做出的深刻而形象的概括。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虚拟资本的本质，同时看到了虚拟资本的扩张性，以及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运行的关系，从资本的运行规律出发，科学而富有远见地预见了虚拟资本的产生和发展及对经济的巨大影响。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的信用工具，可以加速资本的周转，促进资本的集中和股份公司的发展，广泛利用社会上的各种闲散资金，从而满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但同时，虚拟资本又是资本主义信用投机的工具，它会造成虚假的经济繁荣，加速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经对虚拟资本的概念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虚拟”正是当代资本主义金融经济的本质:它可以作为资本增值而当作商品来买卖，但它自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它与实体资本的共同之处在于:可以通过循环运动瓜分利润，更直接的“g-g”的过程撇开了“g-w-g”的周转。马克思认为，伴随着这一过程虚拟资本出现了，它也是生息资本的派生形式。而信用制度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从而资本也会越来越虚拟化。同时，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衍生品五花八门，虚拟资本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展，虚拟资本额已远远超过实体资本。当人们读到马克思关于“目前金融危机……不过预示着它会有更残酷、更有害的结局。危机拖得越久，后果也就越坏”[1]的论述时，当人们看到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即将发展成为经济危机的预想时，当人们重新发现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做的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阐述时，就好像是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已经对现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作了科学预言和科学分析。这是马克思在西方再次受到青睐的重要原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或公司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表现为市场经济中生产盲目扩大的趋势与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历史和现实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科学的。美国实体经济全面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之前没有爆发的原因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创新”制造了短暂的虚假需求；而虚假繁荣暂时推迟了普遍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的爆发。但虚假需求绝不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是有效需求，它只能缓解矛盾却不能根除矛盾。而且在虚假需求的泡沫破灭后，危机会以更猛烈、更具破坏性的态势爆发，一次次的破坏会越来越逼近人类生存的极限。

二、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虚假的、透支的“生产过剩”与短暂的、不可持续的“消费狂欢”实际上，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便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周期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论》的写作并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马克思的论述深刻而透彻，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的真正含义，是“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资本家的“生产过剩”与劳动人民的贫穷存在于同一时空。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548“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抗暴露得很明显”[3]570。马克思还用生动的语言说明经济危机的表现和原因:棉布充斥形成市场停滞，工人“当然需要棉布，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得太多了”[3]596-597。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相对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4]社会性的生产同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这个基本矛盾是危机的总根源。危机的爆发让矛盾暂时得以缓解，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就不可能彻底根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家进行生产的唯一目的，剩余价值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驾驭一切的绝对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政客及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常常津津乐道:美国普通民众均持有股票，“人人都是资本家”。其实，这是一个骗局，真相是占人口10%的富人持有美国股票市值的89.3%和全部债券的90%，而普通员工持股之和仅占全部股票市值的0.1%[5]。贫者越贫，富者通吃，且后者的奢侈建筑在前者的贫穷之上。这就是只顾“效率优先”所建构的今天美国的社会现实。垄断资本不仅对内欺瞒、剥削本国人民，而且也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剥削者与公敌，金融资本对世界的控制就是对整个世界的剥削。斯蒂格利茨说得好:“发展中国家在自己也非常需要的时候，几乎以零利率借给美国数万亿美元。这反映了问题的实质。”估计以此种手段使世界上的财富每年进入美国的数额约占美国新增长gdp的30%，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利国。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它以破坏性的调整强制地实现社会生产，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合适比例，使社会走上新的经济发展周期。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占有的基础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无法消除，各种矛盾经历一定阶段的积累尖锐化起来，还会爆发再一次的危机。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的缓冲地几乎已涵盖整个地球，不知下次如何缓冲？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危机给生产和贸易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试图解决经济危机问题的代表人物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主要是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此时，国家干预在西方国家处于主流地位。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除了市场调节，同时也存在政府调节。不仅宏观经济领域存在政府调节，微观经济领域也存在政府调节。例如，在金融业中存在政府调节金融的政策，即媒体所说的政府对金融的监管。但凯恩斯主义也只是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发生，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虽然诱导了投资并增加了总需求，但这需要大量的货币来支持，加大货币发行量是最常用的手段，结果是出现了“滞胀”，即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失业增加并存。面对棘手的滞涨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上升到主流地位。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取消或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新自由主义将一个虚假的“居者有其屋”的“美国梦”呈现在民众面前，但是次贷危机的爆发，无力偿还住房抵押贷款的家庭数、无家可归的人数激增，证明了克林顿—布什“美国梦”的破灭。新自由主义解决了凯恩斯主义所造成的问题，但没有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当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已不满足于作为生产资本的“从属”和“配角”的地位，逐步与实体经济脱节，完成了由服务于生产资本向主宰生产资本的异化，完成了由“协助”生产资本并分割其剩余价值向直接“圈钱”的演化[6]12。美国经济由此创造了20世纪末十年高速增长的“神话”，西方的学者和政客因此预言“新经济”结束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窠臼”。与此同时，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美国民众家庭已经入不敷出，消费信贷急剧增长，从1971年到2007年的36年间，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从1200亿美元激增至2.5万亿美元，增加近20倍。这还不包括高达11.5万亿美元的住房负债，如将两者相加，总共负债4万亿美元，比美国一年的gdp还要多，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近5万美元，当然，负债最重的还是低收入者[7]。虚假繁荣与深重的危机并存，自2000年第四季度开始美国经济增长急剧降温，固定资本投资大幅下降，失业迅速增加，生产大量缩减，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1.4%，为过去数年来的最低增幅。在增长速度降低的同时，少数富人的财产份额却迅速增大，财富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在这种经济形势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加激化。为了刺激消费，提高经济增长率，美国政府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流动性，利率和风险溢价均较低，贷款发放机构有丰富的资金，并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同时，贷款发放机构忽视次级贷款产品风险的防范和控制，采取了激进的信贷策略，利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多方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以“低风险、高回报”为诱饵进行推销，从世界各地吸引巨额资金，供美国国内放肆扩大消费，使金融资本获取惊人的高额利润。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这些金融衍生品经过包装和再包装，最终变得面目全非，没有人知道它们到底包含什么内容，或者它们到底值多少钱。”这也为日后市场低迷、恶化时出现资金链断裂留下隐患。次贷危机实际上是美国国际金融垄断集团及其守门人美国当局共谋的恶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泡沫，对于现状，美国政府熟视无睹。对待已形成的经济泡沫听之任之，甚至不断制造新的泡沫去转移风险、转嫁危机，是华尔街的“现代炼金术”，也是美国金融当局默认和鼓励的惯用手法。用泡沫掩盖矛盾，致使矛盾因长期积累、发酵而孕育更大的危机，终于在极度膨胀后破灭了。由此可见，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居民消费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的积累，是爆发这场经济危机根本的、深层次的原因。

三、虚拟经济的发展远快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对人自身的否定。

马克思指出，“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2]。实体资本和虚拟资本的本能都是追逐自身增值。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有寄生性，它从实体经济中产生，又依托于实体经济系统，虚拟经济不可能离开实体经济系统而存在。没有企业，没有生产活动，就没有物质财富的产生，钱（或货币）就是虚的。高智商的金融精英们却犯了弱者的致命错误:他们在制造赚钱机器的同时，又制造了制造次贷泡沫、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的机器，制造了杀伤力极大的“定时炸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独特性的意思是，虚拟资本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复本”，是现实资本的代表，但它却可以独立于现实资本而运动。它通过不停地转手，使其价格即市场价值超出或低于它的现实价值不停地运动。从主要经济发达国家近几十年的货币增加和经济增长可以看出，货币的供给远远大于经济的增长。世界没有创造那么多财富，却创造了更多的货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差距越来越大，成了超越实体经济的脱缰之马。虚拟经济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后，实体经济必然面临着较大幅度的通货膨胀。虚拟经济的发展有进步的一面，但不受控制的虚拟资本，藐视劳动的价值，忘记了发展的目的，忽视了马克思所讲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深刻的论述，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所提倡的人权、人道的极大讽刺。没有“人”这一挥动历史鞭绳驱动历史车轮的“车夫”，虚拟经济就如脱缰的野马，必将拉着资本主义的马车面临坠落万丈深渊的危险。

四、必须遏制资本的贪婪，坚定复兴社会主义。

追求尽可能多的高额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绝对规律，资本的这种贪婪本性导致资产阶级不顾一切地扩张。同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要不断地占有财富，不断地剥削和压榨无产阶级来使自己获利，最终导致了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人民的消费能力和水平不断萎缩。资本逐利的天性导致的生产不断扩大与消费不断萎缩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矛盾。私有制是形成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的制度原因，金融资本的独立性、逐利性和贪婪性是金融危机形成的直接原因。次贷危机尽管爆发在金融领域，但这场危机很快就扩大到实体经济领域，演变成了经济危机。从本质来看，这场危机的本质依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美国的金融创新出发点是为了刺激消费，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是真正地为全体社会成员考虑，它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所以不仅没有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反而搅乱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打乱了金融秩序。美国政府2008年11月17日表示，现在大约有3620万美国人吃不饱，其中有1/3的人有时会挨饿。美国政府2009年4月2日又表示，靠领取食品券生活的美国人已经高达3220万，是创纪录的数字。资本主义设计透支消费本来是为了促进消费，解决生产过剩这一问题，始料不及的是透支消费的膨胀并没有使真正的消费需求即有效需求增加，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反而使得消费能力更加不足，“生产过剩”更加严重。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止如此，近几年，美国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使部分资产大幅缩水，其资产总市值已经在其国家债务总额75万亿美元之下。资本不能获得利润就会死亡，资本的逐利性导致资本与利润高的行业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一国之内，资本会持续地嗜血一样在利润高的行业之间游走。资本的天性就是获取利润，而不会考虑社会需求，一旦这个行业利润降低，资本就会撤出，在此过程中，供求关系就会起作用。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冲出一国主权范围的限制，在世界的几乎所有领域游走，剥削、剥夺全世界人民的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全世界范围内两极分化的矛盾愈加突出。资本在全世界的游走，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扩展到全球，资本在各个领域的进出，也导致全世界范围各种商品价格的波动。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伴随着资本生产关系的全球化愈加突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公敌，因此，西方一些媒体对全球化的实质并不都加以掩饰。例如，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发表《全球殖民主义》一文，把当前的全球化与全球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全球化“是规则制定者的全球化，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这两面旗帜掩盖了……将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新殖民主义。”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的文章说:“对冲基金、不可靠的企业债务评级公司、虚假的抵押体系以及‘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流动公司已经占领了全世界。”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比较直率地说:“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是坏事……因为它加深了贫富之间的鸿沟。”资本的贪婪性和投机性导致虚拟经济倾向在流通领域以获得短期暴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本是通过在生产领域创造剩余价值和利润来实现扩大再生产的，而货币资本则不同，它更加自由自在，可以在流通领域通过各种对生产生活有利和不利的财富转移短期行为获利。货币资本可以借助电脑网络在全球流动。虚拟经济的特点是不创造价值，但是可以分配和转移财富。虚拟资本的产生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担负着正确引导实体经济发展方向的任务，而一旦资本被贪婪性驱使着绕开实体经济的生产领域，直接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去进行投机行为，将会造成两方面后果:一方面虚拟经济不断膨胀，生产出过剩的虚拟商品，而这部分本来就生产过剩的虚拟商品会造成虚假需求，从而误导实体经济生产出过剩的物质商品，于是生产领域物质商品与虚拟生产都生产过剩；另一方面，虚拟经济通过财富的分割与转移拉大贫富差距，使广大劳动人民更加贫困，消费水平下降。虚拟经济这把双刃剑使世界经济产生了新的薄弱环节。而社会主义的复兴是人类共同的未来。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人类历史上私有制的最高形态也是最后的形态，无疑将私有制的观念与生产关系贯彻到了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地球外的太空领域。这将会有把人类带向自我摧毁境地的危险，摧毁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摧毁我们靠宗教、家庭伦理等种种方式不断修补的人际关系，直至摧毁人类本身。“g-g”在资本运动的裹挟中，劳动与人本身受到了轻视，这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类潜在的危机风险，一种连自身都忽略的生产关系会有什么希望与未来？2013年，五位西方杰出学者联名著书，以书名《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昭示了主题与结论。全球著名学者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将进入结构性危机阶段，最终走向衰亡；兰德尔•柯林斯着眼于科技更新，推断中产阶级的结构性失业将使资本主义难以维系；迈克尔•曼将资本主义的未来寄予社会民主主义式的改良；格奥吉•杰尔卢吉扬否定了苏氏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克雷格•卡尔霍恩则着重探讨未来资本主义出现漫长停滞、改良或被全新制度代替的可能性。五位学者通过就资本主义体系是否还能生存下去这一关键问题做出了精彩论断[8]。资本主义社会每一次危机的具体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一方面，我们看到危机的发生起因于社会支付能力消费的不足；另一方面，我们更应当看到，危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危机，必须找到它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必然导致国内乃至国际范围内的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人类之间的巨大的矛盾和鸿沟，这将是人类整体危机的警钟。克服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人类社会私有制的最高形态也是最后形态，建立合理而公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本次经济危机爆发的本质原因是资本主义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无法适应先进的生产力发展。经济危机的频频爆发说明，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经济危机的全球范围爆发说明，社会主义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

有关经济危机论文摘要篇五

作为高校与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产物，学术资本主义意味着学术能成为一种资本，学者可以利用学术创造经济、社会价值。学术资本主义影响了大学的传统理念和治理结构，引发了大学的系统变革。尽管学术界对学术资本主义不乏争议，然而更多的学者认为学术资本主义的不但存在，而且已开始蔓延。

从发表时间来看，主要集中在近5年，2篇，和各5篇，16篇，13篇，和各19篇，8篇。从研究机构和作者来看，排前三的机构分别是：华中科技大学(8篇)，武汉大学(6篇)，东南大学(5篇)。发文较多的作者有东南大学张静宁(5篇)，武汉大学殷朝晖(3篇)和华中科技大学丁亚金(3篇)。从发表期刊来看，主要集中在教育类期刊，核心期刊比例高达51%，其中《江苏高教》占8篇，《高教探索》占7篇。本文将从3个方面就国内学者对学术资本主义的研究进行梳理。

一、学术资本主义的由来和内涵。

美国学者斯劳特和莱斯利的《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一书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4国公立高校为例，首次系统阐述了“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成因、理论依据和结果等，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经典文献。斯劳特等人将“院校及教师为确保外部资金的市场行为及类似市场行为”界定为学术资本主义[1]。根据这一概念，高校专利的获得及转让和使用、联合办学、校企合作、捐赠基金等均属于学术资本主义范畴。随后，斯劳特和雷兹又出版了《学术资本主义与新经济：市场、政府和高等教育》()，重点关注市场导向的大学行为和大学能力提升的内在关系。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学术资本主义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斯劳特等人的学术资本主义理论为理论基础，有的学者还针对斯劳特《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一书的内容进行了全面解读(潘发勤，2009;李木州，;肖绍聪，;唐俭欣，)。

学术资本主义的产生既有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也有自身发展的内部要求。斯特劳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从经济全球化和政府政策的角度分析学术资本主义的产生原因。朱丰良(2012)博士论文对斯特劳的学术资本主义理论进行了批判和重构，认为学术资本主义产生的首要原因不是政府削减了高等教育经费，而是由于知识的指数型增长导致资源需求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2]。

国内对学术资本主义的内涵理解不同，褒贬不一。除了认为是一种理论外，也有学者认为是一种管理模式、一种理念或一种现象等。如王正青(2009)认为“学术资本主义是一种市场导向的知识生产与转化方式，是一种基于专业化理念的大学组织与管理模式，是一个影响大学及其成员身份定位的文化系统”[3]。易红郡()认为“学术资本主义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理念”，已经成为大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4]。也有学者强烈批判了学术资本主义，如李涛(2011)把学术资本主义比喻为“一场被资本意淫的政治狂欢”，阻碍了学术创新，导致文化也成为一种伪学术制造的时尚工业[5]。陈志利(2011)认为“学术资本主义是学术与资本畸形的婚前体验”，偏离了“人的发展”的目的，脱离了大学的本真[6]。

二、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的影响。

相对于学术资本主义内涵的论争，关于学术资本主义会给大学带来什么影响的话题更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

(一)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传统文化的影响。

一些学者认为大学不是企业，学术资本主义的市场化冲击了大学文化传统，影响了大学的学术至上、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如杨东平(2014)《大学之道》一书，分析了学术资本主义的市场导向伤害了大学自由，影响了大学的学术生态[7]。余小茅(2011)从一个人文学者的角度呼吁要理性面对学术资本主义的扩张，捍卫大学精神，坚守学术的高贵品质[8]。王英杰(2012)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和大学行政化的叠加造成了大学文化传统和价值的失落[9]。叶晖(2012)从知识论的视角对学术资本主义进行了解读，认为“应用研究不能代替基础研究，职业训练不能代替通识教育，科学专利不能代替公共传播”，学术资本主义是对大学核心使命的冲突[10]。董志霞(2013)分析了学术资本主义对“学术至上”、“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传统理念的侵袭[11]。

也有学者持不同态度，认为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传统并不矛盾，如李宁(2014)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加速了知识更新和成果转化，进入市场并不意味着放弃传统的学术信念，学术资本主义是消融象牙塔与社会之间壁垒的积极形式之一[12]。

(二)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治理结构的影响。

一些学者认为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大学应该走出象牙塔，有责任利用知识为社会服务。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的治理结构提出了新要求，使高校更加紧密地适应知识经济的变革。如温正胞(2011)认为“创业与创业精神正在成为大学价值体系的新元素”，学术资本主义引发了大学组织结构的变革，越来越多的大学在向创业型大学转型[13]。丁亚金(2012)认为面对学术资本主义，大学应分享治理权，构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大学治理模式[14]。谢艳娟(2014)认为学术资本主义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扩大了大学治理结构的“市场”主体，推动内部治理矛盾转移到外部治理矛盾，拉动着治理权力向治理结构顶层和基层延伸[15]。

无论是学校层面出于办学经费的考虑，还是因为教师个人经济收入的驱动，市场化对学术研究领域都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对整个学校的学术发展都有影响。刘爱生(2012)认为面对“求是”或“求利”，中国大学的学术研究一边倒地偏向“求利”[17]。易红郡(2010)认为，在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不仅大学优先关注的研究领域发生了改变，学术研究的操作方式、主导价值观，乃至其核心理念都发生了变化”[18]。唐晓玲(2009)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科研的发展格局、科研活动的组织与管理以及科研人员的身份定位都产生了影响”[19]。张静宁(2013)介绍了美国学界把学术资本主义纳入教师学术评价体系的争议，认为中国需要接纳市场对学术的引导，减轻政府对科研的强势管理[20]。

(四)学术资本主义对教师和学生的影响。

学术资本主义直接造成了教师的收入差距，从而间接改变了其角色、地位和价值观。钱志刚(2013)认为学术资本主义使大学教师角色从学者转变为创业者。参与学术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提高了教师的地位，教师的价值观也从知识导向转向了市场导向，导致了不同学科、任务和资质的教师群体的分化[21]。张静宁(2014)基于建构主义分析，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并没有危及教师的学术身份，其赋予了学术身份全新的内容，教师能在新的情境中做出判断并积极应对[22]。孙冬梅(2010)认为高校教师“正逐渐摆脱以‘学术研究’价值观，转向以‘学术研究’价值观为主导，同时关注社会服务、经济发展、社会关系等多方面的‘多元化’价值体系”[23]。

学术资本主义对学生的入学机会、师生关系和就业创业等也产生了影响。张萍(2013)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增加了学生的入学和留学机会，转变了学生的角色和师生关系，提供了更多创业和研发机会[24]。王艳(2014)认为学术资本主义使学生从单纯的学习者变为核心顾客，师生关系也转变为“师徒”关系，影响了大学生的就业[25]。龚雪(2012)结合问卷调查，认为学术资本主义作为市场化的知识生产模式对我国研究生教育中的师生关系产生了影响[26]。殷朝晖(2014)分析了学术资本主义视域下的美国研究生创业生态系统，认为学术资本主义转变了美国研究生的角色，为其创业营造了良好的内外部环境[27]。

尽管存在争议，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已成为一种趋势，应以中立的态度理性认识，通过政策导向平衡市场与大学的关系，避免大学过于商业化。

(一)理性认识学术资本主义。

钱志刚(2013)认为，学术资本主义视域下的大学不可能完全生活在象牙塔内，但也不能成为纯粹追逐利益的机构。“学术资本主义的目的是在促进知识转化服务社会的同时更好地反哺大学自身，不能以手段代替目的'”[28]。张维红(2011)认为学术资本主义的争论归根结底是大学价值是否中立问题。学术资本主义是大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无奈选择，或许能成为解决目前中国高校经费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29]。

不同于西方大学，中国大学尚未形成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大学传统，却深受“官本位”传统文化影响，又要直接面对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冲突，面临的挑战更大。王凌峰(2014)认为，中美学术资本主义现象相同，但原因却有很大不同。中国大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过于行政化，不完善的考核机制对人文学科和基础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远高于市场冲击[30]。

(二)建设创业型大学。

面对学术资本主义的新语境，大学应如何通过变革寻找平衡点。“创业型大学”是与“学术资本主义”紧密联系的另一个核心概念。一些学者提出了建设创业型大学的变革之路。如温正胞(2009)认为创业型大学已成为大学新范式，“以学术资本主义为内在动力的创业型大学以其独特的组织特性，宣告了大学与社会新型关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31]。苏晓华(2011)认为创业型大学的诞生和发展是部分大学适应生存环境的结果，并分析了市场化生存模式[32]。刘叶(2011)认为建立学术导向的欧洲创业型大学模式应成为中国大学的理性选择[33]。

建设创业型大学不限于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也可以尝试。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学校开始建设创业型大学或成立创业学院，如福州大学、内蒙古大学、浙江农林科技大学、义务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等。2010月，浙江农林大学承办了一次全国性的关于创业型大学建设的高峰论坛。教育部马陆亭、浙江大学邹晓东、浙江农林大学宣勇和付八军等专家学者在会上讨论了学术创业的问题，肯定了创业对学术的价值，认为创业是激活高校学术的心脏。厦门大学邬大光认为创业型大学现象本身就是一种理念和精神，也是一种制度和机制，还是一种文化和生态，更是一种可操作的行为[34]。不同国家的创业型大学具有不同的特征，创业型大学的本土化研究和建设刚起步，任重而道远。

四、研究的启示和展望。

国内学者对学术资本主义研究涵盖了国外相关理论的解读、学术资本主义的具体影响后果和应对策略3个方面，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对后续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现有研究的启示。

1研究视角：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借鉴和批判并存。

不管把学术资本主义作为理念、现象还是模式，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已经存在或成为必然趋势，对学术资本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价值判断和立场选择上。学者们主要借鉴斯特劳的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研究框架，对学术资本主义进行丰富和拓展研究。我国学者对学术资本主义经典理论的研究已经从照搬转为批判性反思。朱丰良()系统梳理了“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知识生产模式理论”、“企业型大学思想”、“高等教育商业化思想”、和“创业型大学理论”5大学术资本主义研究流派的主要观点，站在更高的角度认识学术资本主义，拓宽了学术资本主义的研究视角[35]。

2研究内容：学术资本主义的本土化思考不足。

国内学者对学术资本主义的研究以介绍西方理论，借鉴西方国家大学变革为主，重介绍轻比较。也有学者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分析了学术资本主义和行政化对当前高校的双层影响，不断反思中国学术资本主义现象的深层原因。总体而言，结合中国实际对学术资本主义进行深入研究的甚少，国内学者更多的是在默认学术资本主义存在的前提下，开始把研究焦点转向寻找大学在新时代的变革之路，如创业型大学的研究和实践成为近两年的研究热门。

3研究方法：定性思辨分析为主，实证研究不足。

国内学者对学术资本主义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对宏观问题定性分析的层面上，以理论思辨为主，缺乏实证研究。目前尚未有关于教师和学生微观层面的调查研究，也没有学校中观层面的案例调查。

(二)研究展望。

在学术资本主义问题上，迫切需要加强中国的本土化研究。诸如以下问题中国高校学术资本主义的具体影响有哪些?面对创业成功率低的客观事实，中国学术资本主义的风险又由谁承担?除了增加市场创收，还有没其他途径解决中国高校的资金不足问题?中国高校的去行政化道路坎坷，高校如何立足国情，从自身建设出发积极应对学术资本主义带来的挑战和机会?建设创业型大学是高校的必然选择吗?学术资本主义本身无对错，不同的利益会有不同的立场，重要的是如何把握其内在影响机理，利用其为高校自身和社会发展服务。尽管中国高校主要由政府的财政拨款，然而办学资金紧缺问题也很普遍。高校不能只依赖政府，应该自谋出路。除了建设创业型大学，学术资本主义可以迫使高校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未来高校之间的联盟和资源共享将是必然趋势。数字化的学习资源以其便利性和经济性，必会成为高校的重要选择，进而还会带来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重大变革，这些都有待后续研究和思考。

有关经济危机论文摘要篇六

摘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在全球进一步蔓延,对外依存度高达60%的中国经济必然会受到国际需求持续下降的影响而出现大幅回落。对于中国煤炭行业来说,这次经济危机既是一场严峻的挑战,也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煤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契机。从经济危机对煤炭行业的影响出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循环经济;价格机制;产业链。

有关经济危机论文摘要篇七

转型期财政政策应是一个多目标的政策体系：转型期财政政策必须推动体制转型的进程；必须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必须维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体制转型对财政政策选择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推动体制转型是转型时期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转型中的经济体制构成了影响财政政策作用发挥的持续变化的体制约束。

一、转型期调节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选择。

体制转型的顺利展开需要稳定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我国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波动的成因是复杂的，不能仅由成熟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周期性波动解释。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及其进程有关，并且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关，呈现出阶段性。因此，我国转型时期宏观调控财政政策的选择也更为复杂。

一般而言，转型初期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经济衰退，与体制转变的进程有密切的联系。对激进转型而言，转型初期的经济大幅衰退几乎不可避免，这种大幅衰退是由经济体制的真空造成的。由于激进转型是经济体制（甚至包括政治体制）在短期内完全彻底重建，因此在利益结构和经济关系不确定的情况下，个体参与社会分工和资源分配的活动处于停滞状态。财政政策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财政关系本身也处在重建过程中。对于渐进转型而言，转型衰退或者可以避免，或者其程度有限，并且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有效调节以恢复增长。针对这种衰退，财政政策应着眼于消除利益冲突，加速推进体制转变进程。在经历了转型初期的经济波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在进一步发展转变的情况下，因经济周期性波动而产生的经济衰退或经济过热开始成为财政政策作用的重点。在此情况下财政政策的调控目标是为体制转型的进一步推进以及经济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

（一）经济发展水平及体制转型进程对财政政策的制约。

中国面临双重转型，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转型进程同时对财政政策形成制约。以扩张性财政政策抑制经济衰退为例进行分析。总的来说，转型过程中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受到制约；在中长期，推进体制转型的财政政策比直接以经济总量为调控对象的财政政策在抑制衰退或过热方面可以发挥更为显着的作用。

1、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扩张财政政策抑制经济衰退的机制在于以政府支出调动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但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企业和个人缺少实现扩张投资和消费必要的剩余资源（储蓄）的情况下，扩张财政只会引起近乎完全的挤出，不能达到扩张总需求的目的。同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间结构失衡和城乡结构失衡造成对扩张财政抑制衰退作用的另一重限制。在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开放投资引进外资的政策比扩张财政在抑制衰退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使宏观经济波动和调控政策作用的发挥体现出阶段性这一分析也适用于国家内部的各个地方政府，部分解释了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地方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原因。

2、体制转型进程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扩张财政对国民经济整体的扩张效应还取决于消费倾向。体制转型进程可能在两方面抑制消费倾向从而制约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第一，在所得财产税收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备的情况下，社会整体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且个体预期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开支规模较大，从而在社会整体以及个体两个层次上抑制了消费。第二，地区间和城乡间体制转型进程不均衡，发达地区和城市因体制转型先进而获得较大的体制收益，落后地区和农村因体制转型不充分而经济效率低下、收入水平低，形成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另一种结构化差异，从而也降低了社会整体的消费倾向。因此推进制度化公平分配和减轻体制转型失衡的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推进转型进程来增强扩张财政的调控作用。

（二）转型期抑制经济衰退的财政政策选择。

转型期抑制经济衰退财政政策的作用重点是：发挥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有效带动作用，实现内部推动式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对消费的调控和对投资的调控都应该是结构性的；政策除了在短期内实现总量调控的目标之外，客观上在长期可以实现国民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结构性调整。

1、财政政策对消费的调控。总体看，我国国民经济总需求结构不均衡，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不足，扩大消费是财政调控在长期内必须坚持的目标。扩大消费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提高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二是扩大边际消费向较高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我国社会较高的储蓄倾向是由较大规模的预期保障性支出以及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所决定的，因此提高消费倾向的最主要措施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再分配体制，包括在制度上消除城乡、地区间收入差距。

2、财政政策对投资的调控。按照体制转型进一步发展方向的要求，应相对压缩财政投资规模并调整投资结构，以经济总量为调控目标的财政支出扩张应当尽可能通过市场机制对企业、个人的投资和消费进行诱导，而不应该再以财政收支增量的直接经济增长效应为主要目标。

财政政策对企业投资的诱导作用取决于财政投资的领域及配套政策。从总体上讲，政府对成熟市场或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所引致的企业投资规模非常有限，并且很可能造成显着的挤出效应。政府应当以潜在高成长产业的初始投资或者以潜在高成长地区的基础设施为主要投资领域，并配套以税收优惠、贴息、政府采购等产业或地区支持政策，带动企业资本跟随财政资金进行大规模投资。潜在高成长产业或地区存在投资门槛较高、市场难以预测或者技术风险较大等显着风险，其高成长性仅仅是企业投资获得的风险溢价，导致企业自发投资规模较小、在该产业或地区的资源配置不足。所以政府的初始投资实际是对企业投资的风险补贴，能够使企业在高成长产业或地区的投资获得超额回报，从而政府投资可以形成显着的诱导效应。

（三）转型期控制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选择。

转型期我国面临的通胀压力主要有两种成因：一是经济过热、投资需求过剩引起的通胀压力；二是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引起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在货币政策之外，必须非常重视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构化财政政策以达到控制通胀压力的目标。

投资需求过剩来自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投资过剩由地方政府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内资企业的过剩投资造成，其显着特征是低水平重复建设，投资效率低下。外部投资过剩在近期主要由我国资本市场繁荣、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引起热钱流入导致流动性过剩引起。对于后者目前主要由货币政策加以调控，对于前者则必须区别投资主体采取不同的财政调控政策。近期地方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相关收支可以概括为土地财政，必须通过公共财政体制的规范完善加以约束，包括在预算管理体制方面将土地财政纳入地方预算管理，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则，规范土地出让金支出范围，同时提高各级财政公共服务的支出强度，压缩经济建设支出。针对内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过剩投资行为，则应当以政府投资、税收优惠、贴息以及财政补贴等手段分产业进行结构性引导，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培育新兴支柱产业部门。

高能耗和高资源消耗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在全球能源和资源短缺、价格持续上升的背景下，我国面临持续的成本推进的通胀压力。同时由于长期的石油价格补贴，使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倒挂，成品油价格没有充分反映能源的稀缺性，从而成品油价没有形成对高能耗产业的.抑制，也没有形成对节能及新能源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有力推动。在近期全球市场高油价和矿产资源价格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必须进一步推动国内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市场化定价以抑制高能耗、高资源消耗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以结构化政策推动产业升级来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水平，减轻成本推进型通胀压力。

二、推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我国体制转型的复杂性在于同时对经济发展目标的追求，即在体制转型和经济总量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转变，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占据稳固而有竞争力的地位，实现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财政政策应以推进根本性经济结构转变为重点。

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若干根本性的经济结构转变，而这也决定了财政政策的重点。首先，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供给结构；必须增强科技创新、生产率提高以及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高全社会科技研发投入的总量和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比重，并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其次，必须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使金融、技术等现代服务业以及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成为支柱产业，并在全球产业链中稳固地占据高端环节。再次，必须调整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使国内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均衡；在现有基础上必须显着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四，必须促成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经济更为均衡地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显着的地区差异。第五，必须保证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必须在效率基础上，通过制度化的再分配调节，实现收入财富分配的相对公正，使社会公众共享经济发展的福利。

（二）推进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选择及其原则。

1、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本身就可以推动上述经济社会结构的有利调整。从根本上讲，上述主要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完成其实质是一个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市场机制决定了资源将优先配置于能够产生较高回报的经济活动领域。那么市场化进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对于资源在不同经济活动领域所能产生的回报进行更为准确评估并按照这种评估不断调整其配置的过程。而这正是运用财政政策对资源配置进行调节所要实现的目标。

比如在确认环境产权的基础上展开污染物排放权交易，使污染行为形成成本而被排污企业内部化，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再比如，进一步放开农产品价格，鼓励农户展开资本合作以实现农业企业化经营，增强农民的市场地位和议价能力，就可以增强农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有助于缩小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因此推动体制转型进程的财政政策可以间接地推动上述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

有关经济危机论文摘要篇八

如今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很大，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无疑对我国造成巨大的冲击。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迅速恶化，这使我国内部在投资、消费、出口这三方面本身固有的问题更加突出了。为此，很有必要深入分析一下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的这些问题，进而及时寻找出缓解经济危机的办法，使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降到最小。

二、世界经济危机下的中国经济问题。

投资、消费、出口，这三者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问题最终会体现在这三方面上。所以，这里就从这三个角度出发对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问题进行分析。

1、投资问题。拿投资来说，我国的投资比例是不平衡的。由于受世纪经济危机的影响，一直作为我们的产业重点的制造业的发展停滞不前，出口受阻，其结果必是带来巨大的损失。目前的投资需求以政府公共投资及其派生的引致性投资为主，市场性投资需求仍然没有恢复，民间投资意愿不强，在政府投资计划完成后，投资增长的持续性和经济回升的稳定性还存在一些不稳固的因素。可以说，这些使我国的投资环境迅速恶化了。

2、消费问题。消费的问题不仅仅是收入高低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医疗、教育、住房、商品物价水平等一系列的问题，对内消费的不足会使我们在经济危机中处于更加被动的状态。目前在我们的制造业大国里，显然消费水平是不足的，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更为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让我们的老顾客们大大减少了对我们商品的进口，加之我们自身的消费又不足，这时产能过剩的问题就出来了，商品积压，生产萎缩，以至一些中小企业纷纷倒闭。产能过剩带来的后果势必是资源消耗、贷款剧增，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继续下滑。可以说，在发生世界经济危机的今天，我们是否有足够大的内需对于我们能否抵抗住经济危机的波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此，在这方面必须加强重视程度。

3、出口问题。出口问题，它一定程度上牵涉了我国制造业。我们的制造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制造业，没有掌握专利和技术，在人民币升值与生产成本提高的压力下我们并没有权利提高销售价格。现在全球经济危机一来，我国制造业的出口量必定是锐减，我国制造业受到巨大打击。作为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产业制造业出现了问题，我国经济是无法实现平稳发展的，我国的经济结构也一定会出现问题。综合上述，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极大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诸多问题，同时这些问题又相互影响，导致我国经济无法实现平稳发展。所以，下面就对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的应对策略进行探索和思考，积极的尝试解决，以此来帮助我国逐步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稳定国内发展。

三、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的应对策略。

1、大力改善投资环境，以恢复我国经济元气。恶化的投资环境使大家都把钱紧紧握在手里，不敢拿出来投资了。这样显然是不利于我国经济恢复元气的。因此，在欧美发达国家市场需求萎缩的情况下，我们应积极开辟其他的国际潜力市场，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比如，广东就已经提出在粤澳港的区域基础上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为我们的制造业创造更多的出口渠道。此外，政府直接出手扶持制造业，鼓励制造业都是改善投资环境的积极措施。

2、实现有力、公平的金融监管，使我国经济走向正常发展轨道。这次美国的次贷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放松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导致大量的住房抵押债券在全世界泛滥。金融衍生品的使用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离开严格的监管，各种违规现象就会发生，违规的操作一定会打破市场的平衡。所以，强化金融监管十分重要。我们要杜绝一切非法资金流动污染市场，合理引导资源流向有需要的企业，这样我国经济才能正常发展。此外，也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金融信用体系，促进市场的公平、公正，有序竞争，并实现经济、人口、环境间的和谐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源动力和可持续力。

3、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提高国民消费水平。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对提高国民的消费水平是极为关键的。我们应建立一个包括政府福利、社会保险和社会慈善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断加大这些方面的投入，减少消费者对未来的不确定。这对于提高我们百姓的消费水平，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是具有深远的意义的。消费水平提高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就能大大缓解，出口阻碍对我们制造业的打击也减轻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资金流动就会更加畅通、更加合理。另外，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帮助我国逐步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还要提升产业结构。尤其是面对现在的状况，提升产业结构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这项策略主要针对我国的制造业。要加大技术改造投资，积极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保护好我们的专利，掌握定价权，以使我们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更加主动有利的位置。

四、结束语。

总的来讲，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加深的今天，中国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我们必须在保持经济快速回升发展势头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以此缓解经济危机带给中国的不利影响，重新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有关经济危机论文摘要篇九

4月30日，商务部发布了春季《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

报告指出“，20世界经济复苏势头趋于改善，中国经济开局平稳，中国外贸具备实现稳定增长的条件。但中国外贸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较多，形势严峻复杂的一面不容低估。”

从贸易的总体数据来看，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包括长期以来的美国、欧盟、日本三大发达经济体，以及近年来增长较快的东盟、南非、巴西、俄罗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其中前者受“次贷”危机影响较深，虽然七年过去，经济危机的阴影还在向消费、投资等实体经济纵深发展。商务部综合司副司长刘海泉在今年4月的媒体发布会上说到“：如果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下滑的态势还将持续。”从世界贸易格局上看，如果美国经济萎靡不振，那么欧盟、日本的经济的复苏也要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

另一方面，虽然近年来我国对新兴经济体进出口总体保持较快增长，但新兴经济体普遍存在金融市场动荡，经济政策不确定等不安因素，对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存在较大市场风险，经济后继增长乏力。

5月，素有中国外贸晴雨表的广交会落幕。从广交会组委会发布的统计数据也能“窥一斑而知全貌”。统计显示，第115届广交会境外采购商与会18.8万人，与会人数比第114届减少了0.81%，比第113届减少了7.23%;累计出口成交1911.84亿元人民币(折合310.51亿美元)，环比下降2.01%，同比降幅突破两位数，达12.64%。本届广交会在与会境外采购人数、成交额上双双创下五年来新低。国外订单减少，外贸企业开工不足，再加上国内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涨，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外贸形势不容乐观。在我国，90%以上的出口企业为中小企业，对外贸易总额的60%由中小企业创造，中小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企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和地位。严峻的国际市场形势，中小企业感受尤为明显。

2、目前我国中小外贸企业的主要结算方式。

10月10日，深圳市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旗下的`中小企业外贸研究中心联合深圳市万人市场调查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州发布了《中小微外贸企业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此份报告同样显示，当今国际贸易市场依然低迷，中小微外贸企业生存环境恶劣。

询盘量急剧下降是一方面，而更加严峻的是，为数不少的企业在订单数量未增长情况下，资金缺口却呈现扩大的趋势。报告显示，目前72.5%中小外贸企业采用前t/t(预付款提货)的结算方式，这种收汇方式虽然可以使中小外贸企业在组织生产时获得部分资金支持，但过于僵硬死板，导致了大量大额订单的流失“。因为支付方式不能达成一致而丢失订单”和“因选择对自身有利的支付方式而压低商品单价”是大量中小企业丢失订单或遭受损失的主要原因。单一的结算方式不利于贸易成交量的提高，信用付款方式的缺失也无法使中小外贸企业得到有效融资，巨大的资金缺口不仅影响中小企业的备料生产和营销推广，更使中小企业缺乏资金来支持设备更新、新产品研发，影响其后续可持续发展能力。

实际上，中小外贸企业在结算方式上可以有更多选择，恰当的结算方式可以帮助企业减少坏账、及时收汇，信用付款方式下的多种贸易融资，更可以帮助外贸企业提高资金周转率，减少资金的占压和垫付，可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小外贸企业的压力。

3、国际结算方式的选择。

毫无疑问，国际贸易中货款的收付是最主要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买卖双方的利益得失。目前，国际市场中主要采用的结算方式有汇付、托收和信用证三种。

3.1汇付。

汇付是顺汇的一种主要支付形式，即按照汇款方式，付款人主动通过银行或其他途径将款项汇交收款人。汇付包括信汇、电汇和票汇三种，其中电汇(t/t)是国际贸易中较为常用的。汇付是三种主要结算方式中银行费用最低、手续最为简便的一种，因此被众多中小外贸企业采用。

但实际汇付是商业信用的一种应用，出口企业能不能按时按量收到货款，完全取决于买方的信誉。银行在汇付方式下只提供转账服务，而不提供信用担保。无论是预付货款或是货到付款，汇付使得资金压力单纯倾斜于买方或卖方，资金负担极度不平衡。虽然货到付款方式下可以通过银行办理出口押汇，但由于汇付所固有的商业信用性质决定，银行对此项的融资风险管理的难度也较大，所以在融资过程中审核较为严格，不易进行融资操作。另外在操作过程中，汇付也可能产生财货两空的风险。

现在中小外贸企业中有一种通行做法：合同签订后，买方随即将20%～30%的货款作为定金支付给卖方，卖方生产完毕并装运货物后，将提单等证明材料传真给买方，买方确认货物已发后将余款电汇卖方，卖方收到款项后将全套正本单据寄交买方提货。这种方式看似兼顾了交易风险与收汇效率，但是实际近年来，不少贸易纠纷正由此而来。有些出口企业主认为只要手持正本提单仍可以把控出运货物的所有权，但其实买家有时不用正本提单就可以拿到货物。若采用fob术语成交合同，运输由买方自己负责，运输费用由买方支付给货运代理公司，货运代理公司听命于付款方，只要买通货运代理，买方即可在没有正本提单的情况下把货物提走。

因此，使用汇付方式必须对客户有可靠了解，在小额交易、货款尾款等情况下，在商业信誉较好、诚信度较高的买卖双方交易过程中使用。

3.2托收。

托收是逆汇的一种支付形式，是指出口人出具债权凭证委托银行向进口人收取货款的一种支付方式，托收具体可分为付款交单(d/p)和承兑交单(d/a)两种。卖方在发出货物后，出具债权凭证(常见多为汇票)连同发票、运单等材料一并交付银行，委托银行向买方收取货款，买方按照合同规定时间至代收款银行付款赎单，凭货物单据取得货物。付款交单d/p简单来说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单，而承兑交单d/a则是交单同时只得到买方在未来某时付款的一个承诺。

托收付款方式中，银行虽然相比汇付而言提供了较多服务，但仍然是一种商业信用的体现，出口企业能否收回货款，还是主要取决于进口商。d/p与d/a方式中，d/p相对更易办理出口押汇，出口企业将全套单证质押给银行，在进口商支付货款前，提前得到偿付，获得流动资金，加快资金周转速度。d/p方式下提供融资的押汇行能够对货物和收款有一定的主动控制权，而d/a方式下，进口商在对汇票进行承兑后，代收款银行即将货运单据交给了进口商，若到期进口商不付款也不负责任，押汇银行只能向出口企业行使追索权。

因此银行在办理该项业务时会特别谨慎，押汇利率较高，押汇额度也比较低。因此托收实际上对买方较为有利，银行手续费用较低，也不必预付银行押金。出口企业可以考虑使用此种交易方式来吸引买方购买积极性，促成成交和扩大出口。

但综合来看，使用汇付和托收签订的合同均属商业信誉合同，出口企业若对客户没有十分把握，不建议采用。必要时可通过律师、信用评级机构、有关驻外机构对买家资信情况进行调查和评估，在没有搞清楚客户情况前不能贸然接受。

3.3信用证。

信用证是逆汇的另一种主要支付形式。它与前两者不同，信用证是一种银行信用，银行在信用证支付方式下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用信用证进行融资是国际贸易中使用最为广泛的融资方式。

对进口商而言，在开证时，银行可以通过核定开证信用额度的方式为其提供资金便利，进口商开证时只需提供一定比例保证金，而无须缴纳全部货款;在付款环节，付款银行审查单据无误后即可先行垫付货款，亦减少了进口商的资金占用。

对出口企业而言，即期信用证情况下，出口企业提交全部无误单据后即可从银行处取得货款。即使是远期信用证，出口企业无法立等取得货款亦能手握银行付款保证。采用信用证结算，除了银行信用外，出口企业还可以从银行享受到打包放款(以信用证向银行抵押，从而取得周转资金)、票据贴现(远期信用证项下，可将已承兑的汇票到当地银行以折扣价格提前兑现以获得融通资金)、出口押汇等多项融资服务，从而减少资金的占压，扩大贸易机会。

相对其他支付方式来说，信用证安全系数较高。但信用证也有其缺点，它的结算成本较高，手续繁琐。信用证功能较多体现在督促买方付款，对卖方是否提供了与合同相符质量的货物，约束力较小。因此在买方市场条件下，信用证的使用已有下降趋势。

4、结论与展望。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很显然，任何一种付款方式都有其两面性，优劣并存。中小企业在选择结算方式上需要充分考虑防范风险、贸易融资及控制成本几方面情况，结合自身情况灵活选择。多种结算方式的结合使用应该是相对较好的选择。例如电汇与信用证的结合，通过电汇预收部分货款，缓解资金压力，降低进口商违约风险;使用信用证可以得到银行信用担保以及银行提供的融资便利，加快资金周转，扩大贸易机会。

但实际外贸工作中，中小外贸企业经常因为企业规模较小，无法自主顺利地从银行拿到融通资金，又加上外贸知识匮乏，容易掉入国外不良企业的诈骗陷阱。考虑到这种实际情况，207月24日，国务院出台促进外贸发展的“国六条”中提出“：支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为中小民营企业出口提供融资、通关、退税等服务。”目前，我国多个省份均出现了一种新的外贸企业类型――“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可同时提供包括融资、通关、退税、保险在内的多项打包服务，这条为中小外贸企业顺利融资、便利收汇的“金融渠道”，相信能够为重重压力下的中小外贸企业带来一定助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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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田运银.国际贸易实务精讲[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1).

[4]张东祥.国际结算[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

有关经济危机论文摘要篇十

摘要是对研究课题的最后总结，是对自己研究的一个交代，也是对受众的最简短和最直接的汇报；它要非常有利于读者进行计算机学术文献信息检索，达到关注该领域的学者能够“呼之即出”;它要便于学者把握某项研究的关键之处，对研究成果和进展易于做出估价，对研究成果的独创性易于做出判断。那么，要完成以上内容或以上任务，摘要在写作上的一般结构应是什么？下面就这个问题谈一谈。

学术论文在用两种方式直接展示研究成果，一种是浓缩的，一种是全面的。浓缩的和全面的之间必然有一种内在联系。浓缩的展示就是指论文中的摘要，全面的展示就是指论文的正文，摘要和正文二者之间必然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进一步说，摘要的结构如何与正文的结构之间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学术论文正文的结构一般由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演绎结论四部分构成，这四部分的关系可以看做是“3+1”,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是“3”,演绎结论是“1”.“3”必须具有，演绎结论的“1”则可有可无。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必须把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特指根据你的研究方法直接得出的结论）交代清楚；如果能把这三者写清楚，事实上把研究也必然能交代清楚；根据直接结论可以得出其他方面的进一步的结论，即为演绎结论，是次要的，这项工作可以由作者来进行，也可以由读者去想像和理解（当然，为了彰显自己研究成果的重大价值和意义，一般作者都会花费精力去进一步总结出演绎结论的）。学术研究论文的写作目的是客观、清晰、直接地展开学术研究成果，因而在写作上直奔主题，在写作手法上以强调逻辑性为主，文章的结构具有固定性而非文艺作品的灵活性。这种固定的结构就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演绎结论四部分构成的“3+1”结构。同样作为对学术成果浓缩展示的摘要，也必然同样应具有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演绎结论的“3+1”的内容结构。

摘要的结构既然同正文的结构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摘要与正文的区别就仅仅是短与长的区别。从此点而言，完全可以说，摘要是一篇超级短论文。摘要必须在极为有限的字数内，把所从事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演绎结论陈述清楚。摘要的结构应当包括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演绎结论四部分，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对于具体的某项研究，可能因为该研究是众所周知的话题，学者普遍对该项研究已经普遍熟悉，或者该项研究仅仅就某一专题发表结论性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摘要就可以把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演绎结论的某一部分内容舍去，只留下研究结论和其他一或两个部分，从而简化摘要的内容结构，大大节省摘要的字数，从而节省读者的阅读时间，而又不太会影响摘要存在的目的。因此摘要的写作是灵活的，具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六种主要类型：

1.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演绎结论。

对于具有重大价值和独立研究特点的学术研究一般上述四要素都应具备。例如：中国古代科学曾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在近代却落后了。从和谐思想对中国古代科学比较有限的作用上，可以看到较深层次的原因。通过与西方和谐思想的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和谐思想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偏重于社会领域；其基础是气；比较含糊、笼统；缺乏具体的规定和具体模型；提出者很少有著名的科学家，等等。这决定了中国古代科学没有出现像欧几里德几何那样的公理化系统，缺乏依靠科学理论体系自身的矛盾运动的推动，局限在生产实践推动下的朴素的发展。（毛建儒《论和谐思想与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这篇论文的摘要显示，研究目的是探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研究方法是概括和对比的方法，研究结论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演绎结论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本质特征。

人类文化的发展既有连续发展的一面，也有不连续发展的一面，但以往的文化研究只注重连续发展的一面，而仅仅从连续发展的一面进行文化研究，就不可能对文化发展得出全面的结论，导致许多文化现象不能解释，或者对历史上诸多文化现象视而不见。因此，对文化的研究，既要注重渐进的、累积的一面，也不能忽视断续发展的一面。“断层文化”概念是在对人类文化史上普遍存在的文化失落、文化绝灭、文化裂变、文化跃迁等客观事实研究的基础上，概括出的一个文化理论研究的高级范畴。首先，在人类文化史上，文化断层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几乎每一地区的文化史、每一民族的文化史中都存在；第二，愈是文化古老的地区，断层烈度和密度也愈大。文化断层的客观和普遍存在，说明文化的发展存在着间断性发展的一面；文化发展的规律并不仅仅是量变质变规律，还有突变的规律，突变的规律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沿着文化断层的深入和回溯，可以发现世界各地区古代先民具有强大的科技和文化创新能力，这一点隔着历史的空间和我们自身理论研究视线的遮蔽而对之有所低估。对断层文化的研究，可以弥补当今文化研究的缺漏，对疑古学派长期盘踞文化研究领域形成的偏颇局面也是一种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修正。（孙关龙《断层文化论》，《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这篇文章的摘要显示出，研究目的为关注人类文化发展不连续的一面，研究方法为对人类文化历史的客观考察，研究结论是文化断裂普遍存在，文化发展还存在突变的规律，演绎结论是以往的文化研究存在着偏颇，文化断裂的研究是一种对以往研究的非常必要和重要的补充与修正。

20世纪中国学术界没有产生世界级的`思想大师，这与中国学术界流行的指导思想和学术风气有关。其一是“思想抄袭”普遍而不以之为耻。自五四以降，中国学术界就一直处于西方学术的霸权话语统治之下，在西方发达和强大的社会面前，中国学者失去了应有的自信，()惟西方学术的马首是瞻，变相抄袭西方的思想。其二是否定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盛行而不以之为失。有这两个原因，就足以导致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不可能出现世界级的思想创造，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的一大遗憾。经济的发展与学术的发展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经济落后的国家照样可以出思想大师，关键的问题是要消除对某种外在文化的崇拜，树立起内在的自信心，形成一种创造性思维的环境，这便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遗憾带给我们的启示。（严春友《20世纪中国学术之遗憾与警示》，《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这篇文章的摘要显示出，研究目的为关注20世纪中国学术界没有产生世界级思想大师的重要现象，研究方法为归纳和概括的方法，研究结论为几个方面的结论，演绎结论是只要中国消除对某种外在文化的崇拜，树立起内在的自信心，就有可能改变历史状况。

从以上三例可见，对比较大的研究课题，正文和摘要中对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直接结论、演绎结论四要素都应该交代齐全。

2.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

对于比较专题的研究，可以去掉演绎结论部分，只谈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从而完成对某项专题的学术考察。因为相当多的研究都是属于专题性的，只得出直接结论，不对其他更广泛的领域发表什么意见，因此这种摘要是最为普遍的一种。例如：

当前我国司法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司法腐败，其根本原因不是司法人员的素质差和具体管理制度的缺陷，而是制度性的权力结构存在的缺陷，继而导致司法的腐败，即我国还没有真正实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国家权力为本的司法制度，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公民权利为本的现代司法制度的转型。实现这一转型，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将是一个较长期而艰难的历程。目前在观念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方向和核心要明确，对司法、司法机关、司法权力等范畴的研究和认识要深化，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具有性质不同的法律要求要多加关注，对法律承认和平等地维护多元利益主体的新观念要树立，并处理好学习外国经验与保持中国特色的关系问题，以及扭转“非此即彼”简单类比的思维模式。（程宗璋《我国司法制度转型的意义与问题研究》，《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这篇摘要显示出，研究目的为对司法腐败问题的关注，研究方法为制度转型设想与设计，结论是几个方面的细化。

创新思维和非逻辑思维的关系非常密切，采取对创新思维及其过程进行研究、以创新思维为参照对象展开论述非逻辑思维的方法，可以看到创新思维的关键是直觉、灵感、顿悟等非逻辑思维。有许多人或者认为非逻辑思维能力是神赐的、天赋的，是不能培养的；或者认为非逻辑思维能力虽能培养，但却难以找到有效的方法。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非逻辑思维实质上就是一种由不充分的前提材料就得出结论的思维活动。要培养非逻辑思维能力，其实就是要养成一种由不充分的前提材料就得出结论的思维习惯。正所谓：习惯形成人的第二天性。非逻辑思维能力可以进行有效培养。（余华东《创新思维的关键是非逻辑思维》《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这篇文章的摘要显示出，研究目的为对创新思维的关注，研究方法为从非逻辑思维的角度探究创新思维的本质，研究结论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3.研究方法、研究结论、演绎结论。

有些研究是公众长期关注的学术话题，这类话题永远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难以形成固定和一致的结论，因此没有必要再交代研究目的，直接从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入手，得出研究结论和演绎结论。这种研究在学术研究中也属于比较普遍的一种，因此这种摘要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例如：

什么是哲学？关键要确立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是从几位成功的哲学家的工作中去寻找和总结。这些哲学家包括洛克、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结果说明：科学是以对象化的方法对客体的认识，而哲学是某种中介以自我为对象的自我运动。哲学考察的对象是主体（自我），考察所借助的中介是人类的各种能力，即“推理”、“看”和“作”,哲学因此由认识论、美学和伦理学构成。以此观照，中国哲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美学和伦理学领域。（赵旗《试论哲学的对象和方法―――兼评中国哲学成就》，《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这篇文章的摘要显示出，研究方法是对几代有代表性哲学家的工作进行考察，得出哲学是什么的直接结论，并演绎出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特征的结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由儒、释、道三家糅合而成，看似多有分歧、对立之处，实质上根本上存在着深刻的统一，即在思维的最高层次上都强调“一”和“中”的理念，“一”与“中”正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东西方文化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偏于向内的阴性思维模式，重觉性，带有艺术特征；西方文化偏于向外的阳性思维模式，重理性，富于科学品味。觉性与理性是人类进步的双腿，中西文化互补、融合、汇流将成为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王义勇《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这篇文章的摘要显示出，研究方法是从统一性和对比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研究，得出“一”和“中”的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主流的直接结论，并得出中西文化互补汇流将成为人类文化发展趋势的演绎结论。

4.研究方法、研究结论。

有些研究属于热门和焦点研究，作者直接发表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因而整篇文章就仅仅包括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两个部分，因而摘要的写作也只是对研究方法和直接结论进行陈述。例如：

科学理论创新，属于一社会的自源发展范畴。中国现阶段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和性质，总体上尚处于依附发展阶段，这决定了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尽快完成和实现科技本土化，从而促成社会文化进入到自源发展阶段。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观的深刻变革。认清中国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逻辑出发点，抓住科技本土化的主战场，对传统认知思维形态之缺陷保持高度警醒并给以自觉主动的革新，进行一场理论、实践、制度皆包含在内的完整的文化创新，这几方面构成了科技发展观变革的具体思路。（张进峰《中国科学技术本土化的历史进程呼唤着科技发展观的变革》，《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这篇文章考察的是“科学理论创新”这一热门话题，摘要显示出研究方法为历史考察的方法，结论为在诸方面对科学理论创新的认识。

任何生存者皆生存于生存环境之中，生存环境对生存者具有绝大的、不可超越的制约作用，人类所生存的地理环境同样对人类具有天然的、绝大的、不可超越的、千百万年来如一的制约作用，这应当是不难理解的客观真理。几千年来，不同时期、各种文化中的思想家都从不同角度、不同深度论述了这一真理，但是直到目前，人类理性还很不完善，还不能对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一事关人类生存的重要思想作出完整表述。面对日益严重的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人类的理性正面临着一个必然的警醒：对于人类古老的生存信仰―――地理环境决定论，清除迷雾，回归主题，是当前人类明智的也是必然的抉择。（宋正海《回归人类古老的生存信仰：地理环境决定论》，《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这篇摘要显示出，研究方法为对几千年来著名思想家就地理环境的重要作用所发表思想的考察和汇总，结论为地理环境决定论仍应是现代人们信仰中一个不可缺失的部分。

5.研究结论、演绎结论。

有些理论性不强、论述比较感性的领域（如文艺理论）的研究，对研究方法比较淡化，在摘要中直接交代研究结论和演绎结论。例如：

对经典文本的疏离与消解，拒绝提供“精神镜像”,摆脱文学由来已久的精英主义与启蒙主义理想，直逼形而下，认同世俗，放逐欲望，在同一个平面上与当代生活同流合污，已构成了近年来文学写作观的转型。这种转型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虽然有其过激和消沉之处，但其把文学从本质叙事的玄虚格局中重新归位于普通百姓的生存本真，还文学以久违了的民间色彩和大众色彩，使新中国文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贴近现实，贴近民间，贴近大众。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重结构中，保持文学与历史对话，与现实对话，这成为近年来新生代作家的求真之道。新生代作家的这种价值取向，应该说是对文学艺术品格的新的奠基。（赵联成《文学写作观转型与新生代作家的求真之道》，《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解放区戏剧是中国20世纪戏剧史上与战争环境密切相适应的一段特殊存在，在整个民族面临危亡的时代，戏剧艺术“牺牲”自己一部分特性进行鼓动宣传，拯救民族于危亡，从而对历史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任何时候都应当得到肯定。然而，作为以政治思维为核心，以对立、对抗、斗争思维和善恶价值判断思维为主要内容的思维方式，对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在理解上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偏颇。为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而在艺术创作上选择具体的切入方式，造成了戏剧作品存在着人物形象简单化、戏剧冲突单一化、大团圆结局等艺术硬伤，不可避免地成为解放后的戏剧走向歧路的萌芽和先声。历史应当区别对待，在社会生活环境发生根本变化以后，对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戏剧在艺术上的缺陷进行检讨，方才有利于戏剧艺术自身的发展。（贾冀川《解放区戏剧艺术得失谈》，《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6.研究结论。

有的研究抛开了学术研究的固定框框和套路，完全是作者的思绪在流淌，但其研究结论对于深化认识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摘要就变成了直接结论―――思想火花的聚集。例如：

人文科学所要求的不仅是真，而且还有善和美，因此，真理不应当是赤裸裸的，应当穿上美丽的外衣，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文本，无一不是道与语言的完美结合。人文科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定量化，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特定模式的、大家用一个腔调来说的语言，因此，真理应当是有个性的，历史上那些经典的文本，无一不体现出创造者独特的概念、表述方式以及迥异于时代世俗的新异创见。真理是在人们“说”的过程中，才显露为真理的，有“说”才能够推陈出新，推陈出新才能诞生真理，因此，真理应当是谦虚的，与人为善的，是以尊重他人的自觉理解为前提的，而不是蛮横地去夺得别人的理解和强迫别人来接受。总之，真理就如同一位妙龄女子，美丽、独特、温柔、真诚，才会为大众所折服。（严春友《真理应该是美丽的》，《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真理具有多样性，它是由事物性质及人的认识的多样性所导致的，这种多样性决定了真理的多样性。真理具有个体性，最初都是个人发现的，最终被社会承认以后才被确认为真理，这就是说，真理是个人发现的社会存在形式。真理的个体性还意味着真理必须以个人的自觉接受为前提，真理不应强加于人，真理也无须强加于人。真理是社会约定的结果，由个人的“意见”转变成真理的过程就是真理约定的过程。真理具有全体性，即任何真理都包含着未知的因素，因而任何真理都不是绝对真理。实践检验只在最终证明的意义上是惟一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实践检验存在着局限性，那些被检验为错误的东西往往已经无可挽回了。（严春友《真理与约定》，《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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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进峰，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本文发表与《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2期），文章为节选，。如有侵权请联系小编。

有关经济危机论文摘要篇十一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引发了全球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波及面之大，影响力之深。对于我国而言，此次的经济危机还没有带来致命性伤害。虽然我国有着规避经济危机和克服经济危机所带来不利影响的许多条件，但我国是无法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中独善其身的。因此，正确认识经济危机并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进行防范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通过分析此次经济危机的原因、影响及治理应对三个方面，深度剖析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内在关联，加深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并对我国防范经济危机提出几点建议。

一是，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金融创新。由于美国金融行业急剧发展，尤其是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过度投资金融衍生品而造成了此次金融危机。二是，长期利率在很长一段时间低于历史平均水平。有人认为是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长期实行低利率，使市场的流动性资金过大，使得资本家们过剩投资，造成不可挽回的生产过剩。三是，房贷条件的降低及滥用。

其实纵观这三个危机产生的原因，从长远发展的角度，都是好事，可是问题在于这三个原因同时发生了，才引爆了这次经济危机。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它本身的内在规律，那就是一方面不得不无限制的发展生产力，就好像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有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才是危机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

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影响。

1、经济陷入“大衰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发达国家经济平均下降3.7%。受欧美主权债务危机与曰本大地震拖累，，发达国家经济形势相当艰难，尤其欧元区经济或陷人技术性衰退。据imf预测，20发达国家经济只能增长1.2%,其中欧元区经济将衰退0.5%。经济低迷使西方社会对前途迷茫。

2、失业率居高难下。经济危机使西方国家普遍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失业难题。据decd统计，其成员国的失业人数比危机前增加2100万，失业率上升到8.3%。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悲观预测，到美国才能恢复到危机前的失业水平。

3、西方制度忧势遭质疑。危机使西方政治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削弱各国政府应对危机能力。

三、资本主义制度性改革势在必行。

众所周知，西方走出危机必须进行制度性改革。历史上，资本主义制度曾经历过三次变革，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第四次变革。这场变革将改变市场与政府之关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关系，经济/政治精英与普通居民收人分配之关系等等。

加强宏观调控，使其运作更加灵活。我国在实施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不仅要看到对当前经济危机的正确影响，也要看到对市场经济的长远影响。灵活地实行宏观调控，才能更好的'应对当前的问题，也不会给危机的爆发留下隐患。

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这就需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购买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让人们有能力消费。此外，政府还需下大力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人民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使其敢于消费，愿意去消费。

实行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避免贫富悬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贫富差距也在不断的增大，这完全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愿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兼顾公平，注重效率，以调节高收入，限制离谱的高额利润。

政府加强调控，限制无节制负债。正是因为民众的收入无法满足其消费需要，才会引发美国的次贷危机。相较于美国，我国居民的收入和支出也是有差距的，信用卡的使用数量在逐年上涨。加之，我国房价过高，迫使人们背负了巨颉的房贷。因此,政府必须加强调控，限制这种无节制的负债趋势，避免危机的爆发。

有关经济危机论文摘要篇十二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次贷危机迅速变成了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全球范围内众多的基金公司、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纷纷倒闭，全球经济进入严冬。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中央出台了4万亿救市的计划，制定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消费、刺激内需。各地方也积极配合政府的号召，各种刺激内需的方法纷纷出台。然而中国经济问题是否只是单一的内需不足问题，这种内需不足是否只通过简单的刺激就可以解决？关于如何看待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发生的问题，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是，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是由世界或美国的经济危机引起的，持这种观点的人数是最多的。第二种看法是，在美国经济危机发生前，中国经济就已经存在问题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持这种看法。在他看来，由于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旧发展方式中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因此，即使没有这场经济危机，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会出现问题。第三种看法是，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与世界经济危机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造成目前出口困难的原因与其说是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不如说是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社会学界的孙立平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四种看法，即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即经济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外部需求减少，出口困难；内因则是我国处于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过程，而这个转型却迟迟转不过去，由此造成在外部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国内市场消化不了如此多的产能，整个中国经济进入严冬时期[1]17。我个人基本同意孙立平教授关于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论述，但认为，这种内因更是城乡二元结构———这一结构性硬伤———造成的畸形的国内需求市场。从这样一个角度看目前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可以得出：尽管我们目前的问题是由美国的经济危机引起的，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更类似于传统经济危机中的问题。故中国目前发展遭遇的困境，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社会结构问题，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制造成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位以致农村市场需求发育不足的问题。

二、以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构筑走出经济危机的坚实基础。

一直以来我国的主要目标就是建构一个现代国家所必需的现代工业体系。为实现这一国家目标，大量从农村汲取资源，通过农业税、“剪刀差”等形式将大量的农业积累转为工业积累，并采取“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即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在城市和农村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体制，实施城乡不同、工农有别的国民收入和利益分配格局，从而形成了迄今为止还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种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上，更反映在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义务教育、最低保障等基本的公共产品上。例如，多年以前城市就已经普及的医疗保障，农民居民却只是最近两年才享受到农村合作医疗的照顾，并且还没有普及。另外，农村居民收入中的一项重大支出就是教育，义务教育经费的不足，使农村居民自己承担大部分的教育费用。这种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失衡，使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贫困群体难以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由此严重限制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高。这种由于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内需不足，需要通过社会改造、社会改革、社会进步才能有所改变，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我们国家的今天就是要通过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来完善社会结构、构筑走出经济危机的坚实基础。

第一，利用经济危机的机会加大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是与农业生产过程直接相关的各类生产性消费，农业生产严重依赖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保障。另外，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还可以有效地提高私人产品的边际投资产出，农民可将节省的资金投入到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中以增加收入，从而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扩大市场的有效需求，进而刺激和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据测算，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对农业总产值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产出弹性系数为0.643，即每增加1元的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农业总产值将增加0.64元。并且，这个贡献具有长期边际收入效应[2]59。但是，我国在这一方面的投入却严重不足，就拿对农业生产最基本、最重要的水利设施来说，改革开放30年来几乎没有进展。据水利部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相继建设各类水库827座。而数据显示，从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我国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7085座。827对比87085，30年来我国农田水利一直处于“吃老本”的状态[3]256。且这些水利设施多数年久失修，几乎不能使用，每年数千万亩的耕地受旱就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现在农村居民大多数都要自己打井、自己购买水泵、水管、电缆等设备，这一套下来要花掉两千元左右，使种地的成本大大提高，不少地区出现抛荒现象。这不仅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影响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大大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加大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短期就可见到的效益就是可以解决大量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避免失业危机，并使其保持一定的消费能力。金融危机发生之初，农业部调查给出的失业民工人数为2000万。如此大数量的人群重新返回那因为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而使他们被迫离开的乡村，如果再没有工作，就更恶化了他们的生活。如果利用这支庞大坚实的劳动力队伍大力进行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但可以为农村以后的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还可以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另外，他们通过建设工作获得收入，也可以保持一定的消费能力。有了工作，人们就可以对未来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这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平稳恢复。

第二，利用经济危机的机会加大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主要包括义务教育、文化、卫生、医疗、体育等社会事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以及计划生育、行政法律等。与生产性公共产品相比，农村居民享受到的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更是少之又少。可怜的九年义务教育到了农村地区也大打折扣，不仅教育条件差，而且农民自己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教育费用。其它的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福利更是没有。其次，在其它国家都是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却只有城市居民才能享受到，8亿农民只能自己攒钱自己保障。几十年来农村居民一直怀着“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的忐忑心理，生活在“小病靠挨，大病等死”的处境里，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别有病，否则一人有病、全家致贫。另外，大多数农民没有可以依靠的社会养老体系，老年人的生活主要依靠土地上的劳作和子女的供养。农村居民惧怕变老，惧怕生病。上学、医疗、养老成了农村居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他们不敢花钱，也没有钱可花。这不仅使农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更严重制约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在出口严重受阻，内需尤其是广大农村市场的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的情况下，建立惠及广大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成为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关键。通常我们都会以为，社会保障要花钱，必须等到经济繁荣、政府财政收入比较多的时候才有能力进行社会保障，这也是我们在社会保障领域经常听到的声音。然而，在30年代大萧条中，美国的经济状况也很糟糕，政府财政收入状况也不好，然而却坚定的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结果社会矛盾不但没有激化，反倒为走出大萧条和美国之后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什么会这样？其直接原因是穷人借此度过了经济危机，人们建立起了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人们可以花钱了，这就解决了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问题，而这恰恰是传统经济危机的重要问题。这同样也是目前我国经济危机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最大的机遇是实现社会结构的完善。

在这场经济危机的大讨论中，人们经常说得一句话就是，这场经济危机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当前最大的机遇就是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进行社会改造，建立合理的社会结构。国家可以加大投资保持gdp的增长，可以改进技术、改变生产方式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但如果这些东西都卖不出去，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要应对今天的经济危机，激活内需尤其是激活8亿农民的内需是一切的前提和条件。

有关经济危机论文摘要篇十三

金融危机不仅使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增多,同时争议案件的类型也越来越多。劳动争议案件不仅数量越来越多,而且争议类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在过去，劳动争议案件类型主要是对用人单位除名、辞退的争议，现在主要是对违法辞退，工资、保险、福利、劳动保护等的争议，在这些案件中最多的是劳动报酬和保险福利案件。

由于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具有繁琐的程序、环节比较多、时间比较长的缺点，同时从事劳动争议的人员不仅短缺而且大多专业化程度低，导致我国很难去处理劳动争议案件。

现在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在进行转变（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我国合同法法律不健全；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比较低；当经济发展迅速时，劳动关系问题并不会凸显出来，一旦经济发展衰退，劳动关系矛盾就会立刻凸显出来，从根本上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是导致企业劳动关系问题凸显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通过观察我国的人力资源状况调查，能够发现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建设方面，制定企业发展战略并进行了人力资源规划的企业仅占全部企业的10.3%，在建立人力资源规划的企业中能够做到实行的企业只占其中的六分之一，而且大多企业不按照企业制定的考核制度和培训制度执行，曾经有个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调查，发现占8成的企业对工作分析、评价含义模糊不清。因为市场永远是不断的在进行变化，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变得日益激烈，竞争的优势逐渐从降低产品的成品、提高产品的质量转变为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的人才开发。人力资源管理是提高企业竞争力和优势的源泉，离开了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便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能否对企业进行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渐渐成为评价一个企业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经济危机后，劳动关系问题开始凸显出来，企业最大的问题就是解决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企业领导者开始重新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思考，渐渐感受到了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通过观察，能够发现我国虽然掌握着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但是缺乏实践操作，如“中国人先进的概念能够和美国人相比，只要美国人登出了新东西，在一星期后一定能在中国的报纸上看到”、“多年来理念是满天飞，行动是地上爬”，由于我国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以下缺点：我国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分析不到位、我国没有人力资源管理说明书，导致我国无法对员工给予该应得的报酬。我国企业大多实践操作方面比较薄弱，受经济危机冲击以后大多陷入困境，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来应对危机，只能采取最简单的裁员手段，因为我国没有对人力资源管理评价的规定，导致企业中员工的质量良莠不齐，一味裁员，有可能会裁掉具备理念和实践经验的员工，降低企业的竞争力。现如今，经济开始复苏，企业出现了招人难这一现象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企业应该通过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来解决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法律制度还不是太完善，劳动争议案件没有得到很好只能累计下来，导致我国劳动争议案件出现“井喷”现象，大部分企业仍存在拖欠员工工资、超时加班、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就业合同等行为，当员工与企业领导者产生矛盾时，劳动者通常会选择集体罢工等不规范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了加剧了人力资源管理的困难。还有，随着《劳动合同法》法律的颁布和类似法律知识的宣传，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开始增强，也在一定程度了导致了劳动争议案件的增加。在此情况下，对企业造成了很多压力，一是来自劳动者自身维权意识的增强；二是企业受政府的监管；三是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企业不得不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制服来执行，加快了人力资源管理法制化的进程。

曾经有个学者说过，经济危机对于企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坏的一面指的是，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使大多企业陷入绝境，经济呈现一片萧条的景象；好的一面指的是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是一次机遇，经济的调整必然会使国内的资金、资源、人才进行重新配置，甚至是国际性的重新配置，其中最重要的配置就是人才的重新配置，人才的重新配置，给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带来的新的契机，所以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抓住机遇，积极的迎接挑战，通过创新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从而促进和谐的劳动关系的构建。

现代企业管理关注的是以人为本，要提升企业对员工的人文关怀。人力资源管理的精髓是以人为本，只有提高了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改善了员工的工作坏境，关注员工的切身利益，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为了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必须要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c.加强对员工的培训，让员工通过培训提高自身的素质，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d.提出福利措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人力资源作为企业的第一资源，对企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危机虽然导致大部分企业采取裁员的手段，但是也为我国企业带来了机遇，企业能够在此状况下，吸收高素质人才和紧缺人才，从而促进企业实现良好发展。企业抓住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b.企业应对危机时能够培育人才，经济危机给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面对困境时，企业员工的能力就可以显现出来。

c.企业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在经济危机下，企业很容易吸收优质人才，同时也很容易流失优质人才，为了不让优质人才流失，企业应该建立有效的激励和奖励机制，调动人才的积极性，从而更好的服务于企业，企业得以良好发展。企业在应对经济危机时，应充分抓住机遇，通过创新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能构建核销的劳动关系，促进企业的又好又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