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运输合同法(大全12篇)

合同对于维护经济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合同中，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应当得到准确描述和界定。双方应当及时履行合同义务，避免拖延和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和不便。

航空运输合同法篇一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法条文义解释。

本条是关于法定解除合同的规定。如前所述，合同解除的条件为法律直接规定的，其解除为法定解除。在法定解除中，有的以适用于所有合同的条件为解除条件，有的则仅以适用于特定合同的条件为解除条件。前者为一般法定解除，后者为特别法定解除。

本条规定的解除合向的条件有：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目的的。

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该合同失去积极意义，失去价值，应予以消灭。我国合同法允许当事人通过行使解除权的方式将合同解除。通过什么途径消灭，各国立法并不一致，本条允许当事人通过行使解除权的方式将合同解除，由于通过解除程序，当事人双方能够互通情况，互相配合，积极采取救济措施，因此具有优越性。

何谓不可抗力，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二、因预期违约。

因预期违约解除合同，指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对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预期违约分为明示违约和默示违约。

所谓明示违约，指合同履行期到来之前，一方当事人明确肯定地向另一方当事人表示他将不履行合同。所谓默示违约，指合同履行期限到来前，一方当事人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另一方当事人在履行期限到来时，将不履行或者不能履行合同，而其又不愿提供必要的履行担保。

预期违约，降低了另一方享有的合同权利的价值，如果在一方当事人预期违约的情况下，仍然要求另一方当事人在履行期间届满才能主张补救，将给另一方造成损失。允许受害人解除合同，受害人对于自己尚未履行的合同可以不必履行，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因迟延履行。

迟延履行，又称债务人迟延，是指债务人能够履行，但在履行期限届满时却未履行债务的现象。它作为合同解除的条件，因合同的性质不同而有不同的限定。

(1)、根据合同的性质和当事人意思表示，履行期限在合同的内容上不特别重要时，即使债务人在迟延履行，也不至于使合同落空，在这种情况下，原则上不允许债权人立即解除合同，而由债权人向债务人发出履行催告，给他规定一个宽限期，债务人在宽限期届满仍未履行的，债权人有权解除合同。

(2)、根据合同的性质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履行期限在合同的内容上特别重要时，债务人迟延履行、不需经催告债权人即可解除合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此一项规定了两种情形。前半句规定的是定期债务。所谓定期债务，是指合同的履行期限对于债权人合同目的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债务人不在某一特定时间履行，将会使以后的履行对债权人毫无意义，从而使债权人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在此情形，债权人无须催告即可解除合同。后半句规定的其他违约行为，如果达到了使对方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程度，尽管法律在该处没有明确规定解除权，对方当事人也可以此限规定取得解除权。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解除情形。

这是一个兜底条款。除了上述四种法定解除情形，本法还规定了其他解除合同的情形。比如，因行使不安抗辩权而中止履行合同，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末恢复履行能力，也末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请求解除合同。

航空运输合同法篇二

第二十八条当事人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增加违约金的，增加后的违约金数额以不超过实际损失额为限。增加违约金以后，当事人又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增加较低违约金的解释。

【条文理解】。

一、我国法律上违约金性质问题。

《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第3款规定：“当事火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无论是民法理论界还是审判实务界关于违约金的性质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梳理，可以归结为补偿说、惩罚说、双重说以及目的解释说等四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补偿说。该说认为，违约金是当事人双方事先预定的损害赔偿总额。由于债权人于对方违约而请求损害赔偿时，必须证明损害及其因果关系，而此类举证不但困难而且易起纠纷，因此，当事人为避免上述困难及纠纷，预先约定损害赔偿数额或其计算方法可谓较好的策略，既可以激励债务人履行债务，又可以在发生违约时明确责任。因此，补偿性违约金相当于履行之替代，支付该违约金后通常不得再请求债务履行或不履行的损害赔偿。我国《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中关于“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的规定，应当理解为违约金系补偿性违约金。

第二，惩罚说。该说认为，违约金实质上应以惩罚性违约金为原则。理由有四：其一，按照一般理解，高于损失的违约金即体现出违约金的惩罚性。《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仅要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事人的请求对过分高于损失的违约金进行调整，对不是过分高于损失的违约金，法院和仲裁机构则都应予以支持。其二，《合同法》第114条第3款规定：“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由于支付违约金之后还应继续履行债务，而补偿性违约金支付后不应再履行债务，因此可以表明违约金是专为对迟延履行行为予以惩罚而设定的，不是补偿性违约金。鉴于《合同法》第114条第3款已经对迟延履行的违约金的性质作出规定，因此只要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特别约定，则应推定违约金为惩罚性违约金。其三，实践中当事人经常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单纯的惩罚性违约金。例如合同约定，一旦一方当事人违约，无论实际损失多大，违约方均应向对方支付约定的违约金。根据合同自由原则，该约定应为有效约定。即使非违约方不能就实际损失举证，违约方仍然应当承担违约金责任，只不过其可以根据实际损害请求调整违约金数额。其四，在当事人约定违约金以后，一方违约，但违约可能并没有给另一方造成损失，在此情况下，尽管非违约方可以要求法院和仲裁机构予以调整，但不能认为违约金具有惩罚性而要求宣告无效。尤其是当事人约定了惩罚性违约金条款，但违约方并没有要求调整数额，而自愿承担违约金责任，依照私法自治原则也是合法的。

第三，补偿与惩罚双重说。该观点认为，违约金兼有赔偿性和惩罚性的双重属性。理由在于：其一，违约金是预先确定数额并于违约后生效的独立于履行行为之外的给付。在我国民法中，违约金不仅是债的担保形式，而且是一种民事责任形式，《民法通则》和原《经济合同法》即是分别在“民事责任”章和“违反经济合同的责任”章中规定违约金的。我国《合同法》第114条规定的违约金首先是一种违约责任形式，这不仅有现行法的规定作为根据，而且还可以从实践中法定违约金的受到重视及违约金构成中过错要件的被强调得到证明。其二，违约金作为一种责任形式，并不影响其作为担保方式而存在，因其成立方式兼容法定和约定两种。而约定违约金实质上是为担保主债务的履行而设定的从债务，完全符合担保的构成要件。更重要的是，不论法定还是约定，违约金都具有督促、制裁、补偿当事人以确保债权实现的作用。因此，不能将违约金完全留待当事人自由约定，补偿性体现了违约金的基本功能，惩罚性体现了违约金的特殊功能。我国《合同法》上的违约金应属于以补偿性为主、以惩罚性为辅的违约金。

第四，目的解释说。该观点认为，解释《合同法》第114条违约金的性质，应当以当事人订立违约金条款的主观目的予以判断，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如果当事人约定了违约金的性质，那么法官应根据当事人的约定来认定。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应参照《合同法》第61条之规定，考察当事人能否就违约金的性质达成补充协议。如果可以达成补充协议，则应根据当事人的补充协议来认定违约金的性质;若不能达成补充协议，则应采用体系解释等的解释方法来确定违约金性质，亦可根据交易习惯来确定违约金的性质。只有在上述方法均已用尽而仍不能确定违约金性质时，才应解释为违约金具有赔偿和惩罚的双重属性。

我们认为，补偿说、惩罚说、目的解释说等三种观点均存在一定的问题。就补偿说而言，若将违约金性质认定为补偿性，在适用《合同法》第114条时将存在法律上问题。适用补偿性违约金，在一方违约时，不问是否给相对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均须支付约定的违约金，违约方在支付违约金后不再赔偿对方损失。对此可略作具体分析：如果约定的违约金低于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即在违约金以外仍有损失，则仍可以请求赔偿。在此情形下可谓违约金与损害赔偿并用。由于仅运用损害赔偿制度就可以顺利解决违约金约定之不足，似乎无必要适用《合同法》第114条条中增加违约金数额的规定。反之，如果违约金大于违约造成的损失，对超出损失部分的违约金似乎有适用该条的余地。即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减少。就惩罚说而言，其将违约金认定为惩罚性的，在法律适用时也存在问题。惩罚性违约金是对债务人过错违约的惩罚，并非损害赔偿额的预定，债权人除请求违约金外，还可请求强制实际履行或损害赔偿。因此，在此情形下，违约金与损害赔偿没有必然的联系。没有适用《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的前提，该条款适用的前提是违约金与损失之间存在显失公平法律上的关系。就目的解释说而言，该说人为地设定《合同法》第114条适用之前提即当事人没有约定。仔细研读《合同法》第114条可以看到，该条在调整违约金方面的规定，并不存在当事人没有约定违约金性质或者约定不明的前提。因此，应当认为，无论当事人是否就违约金性质存在约定，只要过高或者较低，均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调整。

航空运输合同法篇三

梁慧星老师：《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的规定，是本解释创设的新规则，其创造性超过了预约合同规则，具有非常重大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此应从合同法第51条讲起。

因为合同法第51条规定了无权处分合同规则，其适用范围是非所有人“处分他人财产”，但人民法院在裁判实践中适用合同法第51条，超出了第51条的适用范围，发生了混淆和滥用，对于本不属于第51条适用范围的案型适用了第51条。

一类是处分权受到限制的所有人处分自己的财产案型，另一类就是共有人处分共有财产未征得其他共有人同意的案型。这两类案型都不是“处分他人财产”，本不在合同法第51条适用范围之内。这是对合同法第51条的错误适用。

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是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处分的对象是他人享有所有权的财产，即他人之物;处分人既不是所有权人也没有获得所有权人授予的处分权，实际上就是因“恶意或和误认”处分他人财产。

所谓“恶意”就是明知是他人的财产而予以处分，所谓“误认”就是误将他人财产认为自己的财产而予以处分。还须注意这里所谓“处分”，并不是所谓“处分行为”，而是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中的“处分权能”。

教科书说所有权的“处分权能”分为“事实处分”和“法律处分”。合同法第51条所谓“处分”当然是“法律处分”，亦即出卖和赠与。合同法第51条所谓“他人财产”，是指他人享有所有权的有形财产，即动产和不动产，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第5期(总第187期)第7页刊登的一个案例，明示“股权转让不适用无权处分”。

合同法实施以来，一些法院没有准确理解第51条的适用范围，对于前面提到的本不属于第51条适用范围的两类案型适用了第51条，造成滥用。

现实生活中，不属于合同法第51条适用范围的第一类案型，包括：

(一)抵押人出卖抵押物;。

(三)融资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在付清租金之前转卖租赁设备。在融资租赁中，表面上看设备所有权属于租赁公司，但租赁公司并不是真正的所有权人。是企业自己购买设备，企业才是实际上的所有权人，仅仅因为租赁公司替企业垫付设备价款，这个设备的所有权被让渡给租赁公司，作为归还垫款的担保。

实际上，租赁公司只是担保权人，不是所有权人，既不能占有，也不能使用、收益。

(四)保留所有权买卖的买受人在付清全部价款前转卖商品。从实质上看，买受人是所有人，出卖人只是担保权人，其保留所有权只起担保作用。

与抵押人出卖抵押物类似。这几类案件的实质是，所有人出卖自己的财产，而不是处分他人财产，出卖人是所有人或者实质上的所有人，只是基于某种原因处分权受到限制，因此不在合同法第51条的适用范围之内。

还有第(五)种案件，即将来财产买卖。卖出时出卖人并不享有标的物所有权，是签订买卖合同之后再去购买已经被出卖的商品，这叫将来财产买卖。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时代，经销商通常是先买进后卖出，赚取二者的差价。当今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先卖出后买进。如到“四s店”购买进口汽车，订立购车的合同时，所买卖的那辆汽车并不在店里，往往还在外国的生产线上，甚至根本没有生产。

“四s店”订立买卖合同卖出汽车之后，再去同进口商或者外国的出口商订立买卖合同，购买已经售出的那辆汽车。这是典型的先卖出后买进。这是现代化市场经济中最常见的商事买卖合同，最大的优点是使经销商可以追求所谓“零库存”，甚至“零成本”。

在合同法制定时，中国刚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合同法起草人无法预见到将来财产买卖合同，所以合同法上没有设立规定。致将来财产买卖合同，被误认为无权处分他人财产合同。

最高法院制定《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纠正合同法第51条的错误适用。为此设立了两项规则：

一是合同法第132条的`反面解释。合同法第132条只规定出卖人应有所有权或处分权，但没有规定所有人出卖自己的财产却因种种原因处分权受到限制时如何处理。因此最高法院制定司法解释时先解释第132条的反面，创设合同法第132条反面解释规则，规定：当事人以出卖人缔约时不享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如果合同不能实际履行的，对方可以选择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或者行使法定解除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这是解释草案7月稿的第4条。

二是创设将来财产买卖合同效力规则。买卖合同司法解释草案7月稿第5条规定：当事人以出卖人缔约时不享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合同最后不能履行，可以追究违约责任或者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

后来发现这两个解释规则内容完全一致，于是征得参与修改讨论的民法专家同意，将两个解释条文合并为一条，即现在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因此，《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可以称为买卖合同特别效力规则。其适用范围是：所有人处分自己的财产而因某种原因处分权受到限制的案型，和将来财产买卖合同案型。解释颁布后，人民法院审理这两类案型，应直接适用《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

现在回到提问，讨论关于共有物的处分问题。共有人处分共有物未征得其他共有人同意的案件，不属于合同法第51条无权处分合同规则的适用范围。前面谈到，合同法第51条的适用范围是，既无所有权也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而共有人处分共有物是“处分自己的财产”。

处分人是所处分财产的所有权人。其特别之处在于，是处分人与他人共同享有的共同所有权，不是处分人个人独自享有的所有权。

因此，共有人处分共有财产，不属于“无权处分”，而是“有权处分”，此前有的人民法院适用合同法第51条裁判共有人处分共有财产案件，应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遗憾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买卖合同司法解释》，没有对共有物的处分设置相应的解释规则。虽然如此，人民法院裁判共有人处分共有财产的案件，是不是没有法律规则可以适用呢?当然不是。下面就如何根据现行法裁判共有人处分共有财产案件，作一个大致的分析。

现实生活中的共有财产，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

(一)以合伙关系为基础的共有财产;。

(二)以家庭关系为基础的共有财产，主要是以夫妻关系为基础的共有财产。

下面先谈以合伙关系为基础的共有财产。

以合伙关系为基础的共有，可再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合伙合同关系基础上建立了合伙企业(组织)的共有。按照合伙企业法第25条的规定，合伙人可以推举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作为合伙企业的代表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实施法律行为。此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亦即民法通则34条所谓“负责人”。

因此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处分合伙企业财产，当然是有权处分。

但合伙协议甚至合伙企业法对合伙事务执行人的代表权限可能有所限制，例如处分不动产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如果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处分不动产，未征得其他合伙人同意，即构成超越代表权限，应当适用合同法第50条关于越权代表行为的规定。

合同法第50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可见，共有人处分共有财产的案件，如果属于合伙企业的负责人(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未得到其他合伙人同意处分合伙企业财产，依据合同法第50条规定的规则是，“原则上有效，例外无效”。

这个“例外无效”，就是“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处分人超越权限”。

这种情形，其他合伙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买卖合同无效，法庭不仅应要求其举证证明处分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而且还应当要求其举证证明相对人(买受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处分人超越权限;不能举证证明相对人知道处分人超越权限的，则应认定买卖合同有效。

另一种以合伙关系为基础的共有，是以没有建立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合同关系为基础的共有。例如，二人合伙做小买卖，赚钱按照出资分配，没有建立合伙企业(组织)。再如，合伙建房，一方出地一方出钱，订个合伙协议，约定建成的房屋如何分配，并未成立合伙企业。

这些合伙，相对于成立合伙企业的合伙，可以称为普通合伙。即使建立了合伙企业(组织)但未推举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的，也应作为普通合伙对待。

普通合伙，因为没有推举合伙事务执行人(负责人)，按照合伙合同的原理，视为合伙人相互授予代理权，各合伙人均有权执行合伙事务。按照合伙企业法第25条的规定，如果合伙企业未推举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则各“合伙人对执行合伙事务享有同等的权利。”

因此，各合伙人处分共有财产，都属于有权处分。但是，合伙协议对合伙财产的处分可能设有限制，如处分共有房产要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其中一合伙人擅自处分共有房产，就构成越权代理。

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超越代理权订立的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反之，相对人“没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无效。所谓“没有理由相信”，应当是相对人“知道合伙协议对合伙人处分共有财产设有限制(须全体合伙人同意)并且知道处分财产的合伙人未得到其他合伙人同意”。应当由谁来证明相对人“没有理由相信”，法庭应当要求主张买卖合同无效的合伙人承担证明责任。

补充一点，无论是合伙企业共有财产的处分，还是普通合伙的共有财产的处分，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处分人和相对人均无权请求确认买卖合同无效(英美合同法叫“禁反言”)，只有其他合伙人有权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当然法庭应责令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合伙人证明相对人“没有理由相信”，即“知道超越权限”。

现在分析以夫妻关系为基础的共有财产的处分。实际生活中，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房产，当然可以把夫妻双方登记为共有人，房产证上记载为共同所有，并载明夫或妻的所有权份额(各一半)，但多数情形是，房屋产权登记在夫或妻一人名下，名义上是夫或妻个人的所有权，而实际上是夫妻共有财产。

这就造成产权证(登记簿)记载与实际情形不一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有财产，是婚姻法明确规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无论产权证或者登记簿记载的所有权人是夫或妻一方或者是夫妻双方，都不能改变婚姻法的规定，都属于夫妻共有财产。

为防止夫妻一方背着另一方处分财产，房产登记部门采取的办法是，凡个人出卖房屋的，需要证明是单身，如果不能证明是单身，则要求出卖人夫妻双方同时到场办理过户登记。因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夫妻一方背着他方处分房产的情形仍时有发生。

例如搞个假离婚证欺骗登记机关。因此就有夫妻关系另一方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确认他方处分共有财产的合同无效。

这里特别要指出，这类案件并不都是夫妻一方背着他方处分共有财产。

常有这样的情况，夫妻一方处分共有财产，其实是对方同意的、双方共同决定的，因为后来房价涨了，出卖人认为吃亏了，要想反悔，就由他方出面向法院起诉，以出卖人事前未征得同意为由，要求法院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法院如果予以支持，判决宣告买卖合同无效，正好中了当事人的圈套，使不诚信的人得利，使诚实守信的相对人受害。

此前，各地人民法院裁判以出卖人未征得夫妻关系他方同意为由要求宣告合同无效的案件，往往适用合同法第51条，前面已经谈到这样做是错误的，因为夫妻一方处分共有财产，不属于合同法第51条的适用范围。

现在的问题是，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什么法律规则裁判这类案件?

请特别注意婚姻法第17条。婚姻法第17条第2款明文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条文所说的“处理权”，当然应理解为“处分权”。亦即，夫妻双方对于共有财产，享有平等的处分权。

换言之，对于夫妻共有财产，丈夫可以处分，妻子也可以处分，双方的处分权是平等的。

顺便谈到，婚姻法为什么不规定夫妻双方“共同行使”处分权?因为，这样规定违背社会生活经验。中华民族的传统，不是丈夫当家就是妻子当家，无论买进或者卖出，通常都是一人出面，其实事前夫妻双方已经商量好了，即使事前未商量是一方随机决定，也是为夫妻双方的利益。

要求法律行为必须双方共同实施，或者出示另一方的授权书，一不合人情事理，二不利于市场交易。因此，婚姻法明文规定夫妻有平等的处分权。

既然如此，人民法院审理夫妻一方要求宣告他方处分共有财产的合同无效的案件，就不能仅仅因为出卖人未征得夫妻关系的他方同意，就判决宣告买卖合同无效。因为出卖人有处分权，且是否征得原告同意难于证明，即使未征得原告同意也未必不符合夫妻双方共同利益，如支持原告请求认定合同无须，将损害相对人合法利益，损及市场交易安全。

请注意，是不是凡夫妻一方处分共有财产的合同，就绝对不能认定无效呢?当然不是。法庭认定合同无效必须有法定事由，这就是处分人“具有损害夫妻关系他方的恶意”，主要是为了离婚时侵占共有财产。

可将人民法院审理夫妻一方处分共有财产案件的裁判规则概括如下：当事人或第三人以处分人未征得夫妻他方同意为由要求宣告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处分人具有损害夫妻关系他方恶意的除外。

换言之，夫妻一方处分共有财产的买卖合同，原则上有效，例外无效。这个例外，就是处分人“具有损害夫妻关系他方的恶意”，就是离婚时独占、侵占本属于夫妻共有的财产。

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关键看处分人有没有损害夫妻关系另一方的恶意。如果不具有这样的恶意，夫妻感情不错，一家子和和美美地过日子，实质是因为后来房价上涨，双方或一方认为卖亏了，于是以出卖人未征得他方同意为由要求宣告买卖合同无效，则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应断然驳回原告请求。

但如果查明的事实是，处分共有财产的一方具有损害他方的恶意，即为了离婚时独占共有财产，就应当支持夫妻关系另一方的请求，认定买卖合同无效。这种情形，法院认定买卖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是合同法第52条。

合同法第52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六项法定事由，法庭可以考虑其中第(二)项“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和第(四)项“损害公共利益”。法庭如果查明处分人有损害夫妻关系他方的恶意，即离婚时独占共有财产，而相对人对此明知的，即应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关于双方恶意串通的规定，判决宣告买卖合同无效。

如果查明丈夫有损害妻子利益的恶意，即离婚时独占共有财产，而相对人并不知情(或难于认定相对人是否知道)，则应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四)项关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判决宣告买卖合同无效。

因为婚姻法关于夫妻共有财产的规定、保护夫妻双方合法权益、保护妻子和子女合法权益、维护亲情有序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属于社会公共利益，夫妻一方意图侵占夫妻共有财产，当然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构成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

这里做一点补充，即使处分人具有损害夫妻关系他方的恶意，但相对人(买受人)并不知情，虽然符合合同法第52条第(四)项法定事由“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如果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已经交房付款并且办理了过户登记，买受人已经合法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则法院不宜依据合同法第52条宣告合同无效，而应认定合同有效。这是审理这类案件规则的“例外之例外”。

为什么要有这个“例外之例外”，理由如下：

(一)婚姻法对此有专门规定。婚姻法第47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

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可以在离婚时或者离婚后通过适用婚姻法上述规定制裁出卖人。法庭认定买卖合同有效，不会导致对夫妻关系另一方的实质不公正。

(二)因为买受人是无辜的，且已依法办理过户登记得到所有权，他的所有权受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和物权对抗力保护。要剥夺买受人已经合法取得的所有权，不仅侵害买受人合法权益，且损害市场交易秩序，损害整个法律秩序。

(三)再一个理由是，即使判决合同无效，也难于恢复原状，判决难于执行，必然使人民法院自己陷入困境：这样的判决很难执行，执行不了原告到处上访，要真的执行了，买受人到处上访。

最高法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中没有涉及共有财产的处分问题，可能是最高法院认为这个问题很复杂，不宜轻易出台解释规则。实际上共有财产的处分问题也的确比较复杂。但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并不是没有法律规定可以遵循。我们四川省法院可以对此进行专题研究，然后制定一个内部规则。

四川省法院审判楼420会议中心。

航空运输合同法篇四

您好：

1、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规定来提出，不用提前30天，也不用单位批准，可以立马走人。用人单位不但要按时支付工资还要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支付每工作一年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

2、辞职书（最好写成《辞职通知》）可以这样写：

3、注意：辞职通知必须确保送达，也就是说要单位签收或挂号信送达，确保发生劳动争议时留有证据。

4、按上述理由辞职，如果单位不按上述要求履行责任，不支付有关费用和工资，你就直接到当地劳动行政部门申请劳动仲裁（不收费，不用律师），通过劳动仲裁下达的裁决书，向单位索赔，如果还不赔，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5、关于证据的法律规定（你手里的证据已经足够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也有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航空运输合同法篇五

第二十条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

【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债的清偿抵充顺序的解释，即当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时债的清偿抵充顺序的解释。

【条文理解】。

债的清偿抵充问题是各地人民法院审判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疑难问题。《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对债的抵销制度作出了规定，但对清偿抵充制度没有明确规定，这使得当人民法院遇到一个债务人对一个债权人负数笔同种类债务时，在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并且没有约定的情形下，如何决定清偿顺序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实际生活中，经常会出现债务人对同一债权人负有的数笔债务中，有的已届履行期限，有的还未到期;有的附设了担保，也有未附设担保等情形;有的附有利息，有的没附利息。

当债务人对债权人所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如何认定已经给付的到底清偿的是哪项债务呢?清偿顺序不同，显然会影响利息的有无以及多少。

当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消灭所有债务时，究竟清偿的是哪一笔债务，便发生清偿抵充顺序问题。由于抵充顺序问题，会对债权人和债务人发生不同的利害后果，有时还会涉及第三人(如担保人)的利益，因而实践中争议颇大。

为规范人民法院在债的清偿抵充顺序的法律适用标准，有必要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此问题加以解释。本条规定参考了大陆法系各国的经验，在一定意义上说，本司法解释第20条、第21条关于清偿的抵充(法定抵充)填补了合同法合同履行方面的漏洞。

一、清偿抵充的概念。

所谓清偿抵充(德语“anrechnungderzahlung”，英文为“imputationofpayment”)，是指债务人对于同一债权人负担数项同种类债务，或负担同一项债务而约定数次给付时，如果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全额债务，约定、决定该给付抵充某项债务的制度。

关于清偿抵充的概念，台湾民法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抵充(anrechnungderzahlung;verrechnungvonzahlungen;imputationdespaiements)谓债务人对于同一之债权人负担数宗债务而其给付之种类相同，如为清偿提出之给付不足清偿全部债额时，指定以其给付应抵充某宗债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21条、德国民法第366条第(1)项、泰国民法第328条第(1)项、瑞士债法第86条第(1)项、日本民法第488条第(1)项和第(3)项等〕。

《法国民法典》在涉及抵充制度时，使用的是法语“imputationdespaiements”，有的直译为“指定清偿”，而有的翻译为“清偿的指定”，《德国民法典》第366条使用的德语是“anrechnung”，对此，有的翻译为“抵充”。

有的翻译为“算人”对于《德国民法典》第366条的条名“anrechnungderleistungaufmehrereforderungen”，前者翻译为“数债权的抵充”，譬如郑冲、贾红梅翻译为“数项债务时债务的抵充”，后者翻译为“将给付算人两项以上债权”。其实，前者是意译，更易理解，符合清末以来的术语习惯，而后者是直译。在《阿根廷民法典》中，译者翻译为“清偿的指定”，在《智利民法典》中直译为“抵充”，或者意译为“清偿的指定”。

《意大利民法典》中对应的为“imputazionedelpagamento”，其译者对于第1193条的条名翻译为“给付的冲抵”，《魁北克民法典》“债的履行”章节，译者将“impu-tationofpayment”译为“抵充”，《路易斯安那民法典》第1864条到第1868条中将该短语译为“直接偿付”恐不甚准确。《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1753条和第1754条中使用了“appropriationofpayments”的表达，译者翻译为“清偿的扣除”。

《澳门民法典》中译本将之译为“履行之抵充”《日本民法典》第488条的条名译为“清偿的抵充”、，其日语原文为“弁济的充当的指定”，“弁济”就是“清偿”的意思，而“充当的'指定”显然被译者意译成了“抵充”。版的《巴西新民法典》使用的术语为“清偿之抵充”，区别就在于“cumprimento”为“履行”之意，“pagamento”为“清偿”之意。

综上所述，无论如何翻译，给付是履行的一种形式，清偿是给付的结果;从合同之债的效力上而言，履行是合同义务，从债务人的行为上而言，给付是行为(作为)的一种类型。抵充是给付之后约定、指定或者法定等特定债务清灭的后果。

二、抵充顺序的基本原则。

从民法史上看，罗马法就确立了清偿抵充规则。从大陆法系德、法、日、意大利等国民法的规定看，确定债的清偿抵充顺序的基本原则是，约定优先，债务人指定次之，最后是法定抵充顺序。债权人与债务人间达成协议确定应抵充何宗债务，是合同自由、意思自治原则的当然结论。

债务人指定，自然也少有发生分歧。债务人指定的情况审判实践中尚未见到，前两者通常不会发生争议，本条针对的主要是当事人既无约定，亦无指定情形下，如何确定债的清偿抵充顺序问题。

纵向比较世界各国民法的规定，通常采取债权人利益优先、兼顾债务人利益的原则。从立法理由分析，之所以采取债权人利益优先的做法，是因为如果任意抵充的话，债权人的实体权利很容易丧失。

例如，两笔债权，一笔先届时效，一笔后届时效，采用法定抵充顺序，当然优先抵充先届时效的债务。否则，债务人事后声称是抵充的后一债务，则前一笔债务即因罹于时效而事实上无法行使权利。涉及担保人责任也同样如此。

譬如，甲公司于12月借乙银行1000万元，期限2年，由某宾馆担保。期限届满时，债务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归还贷款。1月，双方商议再借1000万元，期限3年，担保人是丙公司。2月，甲公司归还贷款1000万元，其余未再归还，甲公司认为归还的是1912月的贷款，乙银行认为归还的是201月贷款，形成争议。如何认定，就直接涉及担保人丙公司是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

三、清偿抵充的三种类型和顺序。

根据世界大多数国家民法的规定，一般来说，将抵充分为三种类型：即约定抵充、指定抵充和法定抵充。对于抵充的顺序，其基本规则为：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依指定，无指定依法定。

最后，在双方未达成抵充协议，又未为抵充指定时，可为法定抵充。

法定抵充一般兼顾保护债务人和债权人双方利益，坚持公平理念和诚信原则，禁止滥用权利，而各国和地区民法基于偏向于保护债务人或者债权人的利益之不同取向，在法定抵充具体规则设计上有一定差别。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22条规定的抵充顺序：一是债务已届清偿期的尽先抵充。二是债务均已/未届清偿期，债务担保最少的，尽先抵充;担保相等的，以债务人因清偿而获益最多者，尽先抵充;获益相等的，以先到期的债务，尽先抵充。获益及清偿期均相等者，各按比例抵充其一部分。

鉴于目前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指定抵充的比较少见，故本条解释未作规定，只规定约定抵充类型和在没有约定的情形下的抵充顺序：

(1)已到期的债务;。

(2)没有担保的债务;。

(3)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

(4)负担较重的债务;。

(5)先到期的债务。

以上情况均相同，到期时间也相同的，则按比例抵充。

四、清偿抵充的构成要件。

根据世界大多数国家民法地区的规定，可以将清偿抵充的构成要件归纳为：

第一，债务人对同一债权人负担数项债务，或负担同一项债务而约定数次给付，或负担同一项债务并需要给付利息以及相关费用。

债务人对同一债权人负担一项债务，一般不会发生抵充的先后次序问题，因为只有一项债务，给付针对的就是此项债务，不存在先清偿哪一笔债务的问题。国外立法例，譬如《德国民法典》第366条第1款规定：“债务人因数种债务关系而向债权人负有履行同种类给付的义务，并且其所为的给付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清偿其在给付时指定的债务。”《意大利民法典》第1193条“给付的冲抵”规定：“对同一个人有多个同种类债务的人，在给付时得声明哪个债务被履行。”

《法国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负数宗债务的债务人，在进行债务清偿时，有权申明其指定清偿哪笔宗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21条仿照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典的各项制度规定：“对于一人负担数宗债务，而其给付之种类相同者，如清偿人所提出之给付，不足清偿全部债额时，由清偿人于清偿时，指定其应抵充之债务。”

数项债务形成抵充自无问题，当负担同一项债务而约定数次给付，也会形成抵充问题。何孝元先生认为：“清偿之抵充者，有债务人对于是同一债权人，负担同种给付之数宗债务，而提出之给付不足清偿全部债务时，决定何宗债务应受清偿之谓也。”其实，负担同一项债务而约定数次给付的情形也可构成抵充。对此《日本民法典》第490条明确规定：“为清偿同一债务而实行数个给付，而清偿人的给付不足以消灭全部债务时，准用前二条的规定。”因此，抵充的第一个要件应当并列加上“或负担同一项债务而约定数次给付”。至于负担一项债务并需要给付利息以及相关费用的情形，请参阅本司法解释第21条及其解释。

第二，数项债务种类品质相同，或数次给付的种类品质相同。

假设种类不同，依据其种类即可明确区分，自然不会发生债务人给付以后而混淆不知清偿的是哪项债务的问题。譬如负担100吨原阳大米，又负担80吨东北大米，则清偿80吨原阳大米，自然不能抵充东北大米。

第三，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如果债务人的给付可以清偿全部债务，就不存在约定、指定、法定先清偿哪一个，后清偿哪一个的问题。即使不足以清偿其中一宗债务，也可以产生抵充问题。

罗马法为西方法律之母，清偿抵充制度亦然。我们在起草本条解释时，参考了罗马法以及之后的《意大利民法典》第1193条给付的冲抵;《日本民法典》第489条关于抵充顺序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366条数项债务时债务的抵充，等等。并从我国审判实际出发，确定清偿抵充的构成要件：一是债务人对同一债权人数笔债务;二是该数笔债务种类相同;三是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该数笔全部债务。

【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第六十七条质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质物保管费用和实现质权的费用。质押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第六十八条质权人有权收取质物所生的孳息。质押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前款孳息应当先充抵收取孳息的费用。

航空运输合同法篇六

第十九条对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

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对转让价格高于当地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高价。

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他人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参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予以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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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主旨】。

本条是对《合同法》第74条关于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中有偿行为类型的目的性扩张解释以及相关判断基准。

【条文理解】。

一、关于“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判断依据和判断标准。

《合同法》第74条第1款后段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该条规定，是对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中有偿行为的具体规定，将我国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对有偿行为的适用具体化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所谓“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在民法解释学上被称为“不确定概念”，其具体适用需要通过法律上的价值补充才能实现。

立法之所以规定“不确定概念”，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所决定的，也是由于立法技术本身具有的抽象概括和普遍适用性所决定的。法律要规范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行为，需要确立代表立法者意志并要求全社会一体遵循的法律关系指导原则和社会生活基本的价值指引。

例如“公平正义”、“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等。这些基本原则和价值指引内涵抽象，其外延具有不确定性，在适用具体法律关系时需要进行价值补充，以确定其具有可操作性的确切含义和判断标准。

显然，完全交由个案审理当中个别化的司法自由裁量权，是难以做到司法尺度和裁量标准的统一的。为了确保法律适用的公平、公正，我国司法审判机关通常通过由最高审判机关即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的形式，来确保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在裁判标准上的统一性和正当性。

本条规定，就是对如何才能被认定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确立判断的依据和标准而进行解释。

(一)作为判断依据的主体基准和时空基准。

债务人转让财产的行为如系有偿行为，且系以相当的对价转让，债务人的积极财产将不因转让行为而减少。在此情况下，债务人的行为不构成诈害行为，即并未损及债权人的债权，无撤销权适用的余地。

但如果债务人是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其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因转让财产与其对价明显不具有相当性，导致债务人积极财产明显减少，陷于无资力即支付不能，且对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及其导致支付不能的事实债务人及受益人在主观上均认知。

该转让行为就构成诈害行为，债权人可得行使撤销权。对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从裁判上进行判断，需要确立以下主体基准和时空基准：

(1)时空基准。包括时间基准和空间基准。根据本条规定，对“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进行判断的时间基准为“交易当时”，即实施交易行为时。该基准的合理性在于，对有偿行为行使撤销权须具备主观要件，即债务人与受让人主观上具有恶意，而恶意来自行为人对其行为的认知，即知有害于债权人而为转让，故只有以实施交易行为时作为判断基准才能彰显其恶意。

应当注意的是，此时间基准与本司法解释第18条释义中对诈害行为的判断基准时具有相同的法律意义：本条规定的时间基准并非单纯作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判断基准，其实质仍是对作为客观要件的债务人的诈害行为进行判断的时间基准。

但在判断诈害行为是否成立时，应当遵循第18条规定中的原则即应符合双重标准：行为时标准和撤销权行使时标准。权利行使时标准的意义在于确认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时诈害状态仍在持续中，就本条规定的有偿行为而言，意味着按权利行使时标准判断，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转让行为此时仍属“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诈害债权行为。

换言之，如果实施转让行为时虽符合“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标准，但在行使撤销权时因被转让财产的市价跌落，财产现值已与转让价一致甚至已低于当时的转让价，从而诈害行为因被时间“熨平”而消失，债权人即不得行使撤销权。

因为撤销权行使的目的——恢复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以保全债权在事实上已不能达到，行使撤销权已无实益而徒增纷扰。

对“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进行判断的空间基准，本条规定为交易当地即交易行为地。此交易行为地应当解释为发生交易行为的哪一级行政区划所在地，本条未臻明确，实务中只能根据转让财产的性质、种类(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机器设备、交通工具、山珍海味、时令果蔬等动产)，结合市场流通、交易惯例、关税区域等综合因素予以判定。

(2)主体基准。对是否是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本条规定不采主观标准而采客观标准，即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为基准。何为“一般经营者的判断”?理解上仍有疑义。

如按反向排除的方法，则“一般经营者”首先应排除非经营者，故在二手车交易市场上转让自有机动车的车主个人，应非属此之所谓“一般经营者”。其次，采取客观标准的意义，就在于排除个别性、偶然性，故违反常识、市场行情和公众认知的个别判断、个性化判断，不属此之“一般经营者的判断”。

(二)一般判断标准。

本条第2款对“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提出了一个一般的参考示范标准：“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

何以认为该一般判断标准只是一个一般的参考示范标准呢?这是因为转让财产的行为和转让财产的性质具有复杂性，很难用一个标准予以衡量。季节性产品和易腐烂变质的时令果蔬在临近换季或者保质期将届满时，为回笼资金大幅甩卖，转让价格可能低于市价的70%，不能一概认为其“明显不合理”。

在市场疲软、有价无市、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巨大的情况下，低于市价的70%转让财产有利于挽回经营损失时，也不能一概认为其“明显不合理”。反之，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即使以市价的70%甚至80%、90%转让财产，如果造成债务超过以致支付不能，且债务人与受让人对此均有认知，亦未必不能认定其构成诈害行为，而任由债权人行使撤销权。

有鉴于此，本条规定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70%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一般”意味着排除特殊情形，如前述的换季或保质期前回笼资金的甩卖;“可以”意味着应视具体情形而定，不作刚性约束;“视为”是立法上使用的法律拟制用语，债务人、受让人可以提出相反事实和证据予以推翻。

审判实务中，对“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原则上仍应按照本条规定的判断基准和基本方法综合进行分析，并予以个案确认，即“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解决此类问题最为妥当的方法。“对转让价格高于当地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是就有偿行为的补充类型如何认定其构成诈害行为所作类推规定，可参照前述原则予以适用。

二、有偿行为适用债权人撤销权的补充类型——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他人财产。

债权人撤销权的适用范围，民法理论上一般区分为无偿行为和有偿行为，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也作了相应规定，以贯彻债权保全制度的目的。《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从要件构成的角度进行区分，也包括无偿行为和有偿行为两种类型。

无偿行为类型在本司法解释第18条的理解与适用中已作阐述，本条规定专就有偿行为类型进行解释，从《合同法》规定的“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有偿行为类型作目的性扩张解释，补充规定了“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他人财产”的关联类型。

如前所述，转让财产的行为如系有偿行为，且以相当的对价进行，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不会因转让行为而减少，因此不发生撤销权的适用问题。但债务人如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其财产，对价与其财产价值明显不相当，.则在事实上导致了责任财产的流失，如果因此而发生债务超过，导致支付不能，损及债权人债权，客观上即成立诈害行为。

而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他人财产，同样存在购人财产的价值与支付的对价明显不相当，导致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不当流失的问题。转让与收购，行为的指向相反，行为的效果却是一致的，都导致债务人减少其积极财产，从而损及债权。

《合同法》第74条仅就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作出规定，逻辑上不够周延，导致对恶意高价收购他人财产损害债权的行为失却规范，存在法律漏洞。本条规定即据审判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对此予以补充。

“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他人财产”应由以下要件构成：

(一)客观要件。

债权人撤销权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乃无偿行为和有偿行为共同具备的要件。简言之，须债务人实施了损害债权人的诈害行为。该行为应符合下列特征：

1.须为债务人的行为，且该行为须以财产为标的。符合这一要求的通常为法律行为，包括单独行为、双方行为、多方行为等。本条规定的收购他人财产，即属双方法律行为(契约行为)。

准法律行为、诉讼中的法律行为，也属可得行使撤销权的行为，但下列行为不得为撤销权之标的：事实行为，如物之毁灭丢弃，无从撤销;无效行为，无须撤销;不作为行为，如属怠于取得权利或利益，不得撤销，因撤销权之行使对象非财产之增加行为，而系财产之减少行为;如系怠于行使权利，则为代位权之对象。

亦无撤销权之适用;其他不以财产为标的但对财产利益发生间接影响的行为，如身份行为，订立劳务契约的行为，不得撤销;以禁止扣押的财产权为标的的行为，因其不列人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且不能强制执行，亦不得为撤销权之标的。

2.须债务人的行为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即构成诈害行为。债务人实施的减少其责任财产的行为，足以影响到债权完全受偿，即构成诈害行为。

其判断标准有所谓形式上的标准或称计算上的标准，即债务超过，但通说认为应以支付不能为判断标准;亦有所谓实质上的判断标准，须得综合主客观要件，结合目的动机是否正当以及方法手段是否妥当等相关因素就个案进行具体判断。就本条规定的“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他人财产”而论。

收购行为如导致债务人积极财产与正常市价、指导价比较发生明显减少，并在此不当减少的范围内发生债务超过，致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完全受偿时，应认定其行为构成诈害行为。但需注意的是。

判断收购行为的诈害性亦应遵循上文所述的判断基准时上的双重标准：即不仅发生收购行为时支付的对价明显高于被收购财产的市价或者指导价，而且以行使撤销权时的市价或指导价衡量，收购该财产的对价仍然明显高于该财产的市价或指导价。

如果仅在发生收购行为时具有诈害性，而当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时因被收购的财产市价上升，与收购对价趋于一致甚至已高于收购对价，诈害性即不存在，撤销该行为对债权人已不具实益，故不得行使撤销权。

(二)主观要件。

民法理论认为，对无偿行为行使撤销权，仅需具备客观要件;而对有偿行为行使撤销权，除客观要件外，尚需具备主观要件。因无偿行为中的受益人没有支付对价，但却造成了对债权的损害，故撤销无偿行为，请求受益人返还财产，债权人的利益得到保护，受益人的财产利益却并未受到积极损害，故其要件从宽，无需具备主观要件。

而在有偿行为，受让人或者转得人取得财产或者转让财产，均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转让或者收购行为被撤销，其财产利益要受到一定程度的积极损害，故其要件从严，尚需具备主观要件。

所谓主观要件，即债务人实施转让或者收购等有偿行为时，需具有诈害意思——即具有恶意，且债务人的恶意仅为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要件;如果要行使撤销权，还需转让行为或者收购行为中的受让人、出售人也具有恶意，即以受益人的恶意为撤销权的行使要件。以下分述之：

1.须债务人为恶意。对恶意的解释，有希望主义与认识主义两种学说。前者是指对于行为之有害于债权，须有积极的希望;后者是指对于行为之诈害性仅需有消极的认识即为已足。

《合同法》第74条对债务人的恶意没有明确规定，但对受让人(第三人)的恶意则有明文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根据该条规定，既然受让人对转让行为的诈害性要求其“知道该情形”，则应当认为积极从事该行为的债务人也知道其行为对债权人具有“诈害性”，即债务人应当具有“恶意”;其次，根据条文“知道该情形”的文字表述，我国《合同法》对债务人和第三人的“恶意”系采取“认识主义”。

应当注意的是，衡量债务人有无恶意，应以行为时为基准时。行为当时不知其行为有损于债权人的债权，虽于行为后有所认识，亦不成立主观上的恶意，不得行使撤销权。对于债务人恶意的证明，应当实行推定规则。

债务人明知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而仍为处分其财产或财产权利的行为，即可推定其具有恶意。债务人可就其具有其他资力或没有诈害的意思另行举证。

根据《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受让人(受益人)的恶意是指对转让行为损害债权的事实，“知道其情形”，则此“恶意”系采认识主义，即对诈害债权的事实有所认识即可，其与债务人是否恶意串通，或者是否具有故意损害债权人的意图，则非所问。

对受益人的恶意，应以受益时为判断基准。如受益当时不知情，受益后方始认识到有害债权的情形的，不构成恶意，债权人不得行使撤销权。此外，无论直接受益人(如受让人)还是间接受让人(转得人)，须一律具有恶意，否则债权人不得行使撤销权。

三、债权人撤销权的效力。

债权人撤销权的效力，应分别以下不同情形：

(一)对债务人的效力。

《合同法解释(一)》第25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放弃债权或转让财产的行为，人民法院应当就债权人主张的部分进行审理，依法撤销的，该行为自始无效。”据此规定，对债务人诈害债权的行为依法撤销的，该行为自始无效，但系相对无效，即仅就债权人主张的部分自始无效，超出债权人主张部分的处分行为仍为有效。

(二)对受益人的效力。

诈害行为被依法撤销，对受益人产生双重效力：其一是仅成立债权关系尚未发生物权转移情形的，其债权关系因撤销而消灭;其二是已发生物权转移的，受益人得依债权人之请求，返还其既已受领的财产。

如受益人二次转让的，在无偿行为情形，转得人如系恶意，自应依债权人请求负返还义务;转得人为善意的，不负返还义务，而由直接受益人负损害赔偿责任。

在有偿行为情形，因有偿行为之撤销，须债务人、受益人(包括直接受益人及间接受益之转得人)均具有恶意，债权人才能撤销诈害行为，故于诈害行为被依法撤销的情形，直接受益人或间接受益人均得依债权人请求返还其受让的财产。

(三)对债权人的效力。

民法理论上认为，撤销权行使的目的在于保全债务人的一般财产，作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担保。因此，债权人虽然可以请求受益人(转得人)直接向其为财产交付，但不得就该交付物优先受偿。

但在债权人直接受领返还财产的场合，其因此对债务人负有返还义务，如果该返还义务与债务人所负债务构成抵销适状，债权人可以主张抵销，从而获得事实上优先受偿的效果。否则，债权人要从受益人返还的财产中受偿，仍须依照强制执行程序进行，而与其他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人平等受偿。

当然，债务人向债权人为任意履行，而其他债权人没有及时主张债权的，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也能获得完全清偿，此种情形并不违反债权平等原则，故其他债权人不得提出异议。

航空运输合同法篇七

公司有同事离职，一般不应发通知给全体员工。

职工离职原因众多，其中因为个人原因的，不乏涉及隐私，作为用人单位，通知全体员工，既没有必要，还有可能侵犯职工隐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一般不应发帖者通知单位全体员工。但为了今后工作开展，可以通知与其工作相关的人员，告知已经离职即可；对于因为具有法定过错按《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解除合同的，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行文通告。

第三十九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航空运输合同法篇八

第二十四条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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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主旨】。

本条是对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的异议期间及其法律后果的解释。

【条文理解】。

《合同法》第9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白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合同法》第93条第2款、第94条规定解除合同，应当遵守下列程序规定：

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不具备上述条件，一方当事人不能解除合同。

(2)行使解除权应当通知对方当事人。当事人一方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必然引起合同的权利义务的终止，为了防止一方当事人因不知道对方已行使合同解除权而仍为履行的行为，从而遭受损害，当事人根据约定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权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于当事人接到解除合同的通知后，认为不符合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不同意解除合同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能否解除合同。

(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未办理有关手续，合同不能终止。比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合营企业如发生严重亏损、一方不履行合同和章程规定的义务、不可抗力等，经合营各方协商同意，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并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可终止合同。如果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批准登记手续，中外合资经营合同没有终止。

《合同法》赋予合同一方享有解除权的同时，赋予合同另一方异议权。合同法赋予合同另一方异议权的目的有二：

一是为了防止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滥用解除权;。

二是为了维护合同非解除权方的利益。合同的解除对非解除权方会产生重大影响，非解除权方维护自己利益的最好办法就是阻止享有合同解除权方行使解除权，即合同非解除权方有权对行使解除权方解除合同的行为提出异议。

《合同法》第96条明确规定：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白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由此可见，我国《合同法》对非解除权人异议权作了规定。

《合同法》规定，合同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时，应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无需征得对方同意，这对于保护合同解除权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但解除权是一种形成权，只需权利人的单方行为，而不必征得相对人同意，便能达到解除合同的目的。

这有可能造成合同当事人间权益的.失衡和不对等。因此，为了平衡双方的利益，法律在保障一方行使解除权时，同时赋予另一方即相对人异议权，即在解除通知到达对方当事人后，如果对方当事人对解除合同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提起确认之诉。

《合同法》采取了裁判方式作为行使异议权的方式，这种方式增加了行使异议权的成本，但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异议权的滥用。但仅此还不够，更重要的应当对异议期限作出明确规定，因为，根据《合同法》第96条的规定，相对方可以就合同解除行为提出异议。若相对方不及时行使异议权，则会使解除合同的效力长期处于不确定和不稳定状态，既不利于对合同解除权人合法权益的及时有效保护，也不利于维护合同交易的安全和稳定。

因此，从平等保护合同双方合法权益的目的出发，在赋予合同解除相对方对合同解除的异议权的同时，也应对异议权的行使期限作出明确限定，促使其及时行使异议权，使合同的效力及早稳定下来。双方没有约定异议期间，直接适用司法解释关于异议期间的规定，这种制度不仅可以防止异议权的滥用，更重要的是可以使经济关系迅速地确定下来。

异议期间的确定应当与解除权的行使期限的确定相当。根据合同自由原则，应当允许当事人在合同中对异议期间作出约定。根据以上的原则，司法解释对异议期间的确定规定了两种方式：

一是当事人约定异议期间。即在约定解除权时，事先约定异议权的行使期间，异议期间届满相对方没有表示异议的，相对方的异议权消灭。解除权人也可以在行使解除权时提出合理的异议期间，如果对方表示同意，即可视为对异议期间作出了约定。

二是司法解释规定异议期间。在双方没有事先约定异议期间，事后也无法就异议期间达成协议时，法律需要确定非解除权人行使异议的期间。但该异议期间不能过长，否则会使法律关系长期不稳定，也使得法律关于解除权的规定落空。当然，该异议期间也不能过短，否则非解除权人就没有合理的时间行使异议权。综合各方的意见，结合审判实践的需要，司法解释将异议期间确定为三个月。

非解除权人在约定的异议期间或者法定的异议期间内没有行使异议权，会导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司法解释规定，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的，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一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合同解除权是形成权，一旦解除通知到达相对人，合同即行解除。异议权是一种请求权，是请求撤销合同解除行为。尽管异议权被认为是为了保护相对人即非解除权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解除权利人滥用解除权，而赋予非解除权人的一种对解除权表示异议的权利，但对非解除权人来说，也必须谨慎地行使而不能滥用异议权。异议期限届满非解除权人没有表示异议的，应当认为非解除权人的异议权消灭。非解除权人未在约定或法定期限行使异议权的，异议权丧失，合同无争议地解除。非解除权人在约定或法定期限届满后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抵销权是一种形成权。抵销的意思表示，是以债权的消灭为直接目的的处分行为，同时是以权利关系的变动为目的的形成行为。依其作用来分，抵销权属于消灭法律关系且涉及其他人的形成权。

享有抵销权的当事人可以无须人民法院的介人，直接向其债权人主张抵销，并导致交叉债权在相应范围内消灭。关于非主张债务抵销一方是否享有与非合同解除权人一样的异议权问题，《合同法》没有明确规定，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争议。

本司法解释规定了非主张债务抵销一方有关异议问题与非合同解除权人有关异议问题一样对待。因此，在接到抵销通知后，非主张债务抵销一方如有异议，要及时行使异议权，如在接到抵销通知后三个月内不行使异议权，在三个月后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航空运输合同法篇九

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合同履行中有关情势变更的解释。

【条文理解】。

一、情势变更原则的涵义。

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发生重大变化而使合同的基础动摇或者丧失，若继续维持合同会显失公平，因此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的原则。也即合同成立以后，因与双方当事人无关的原因，发生了社会环境的异常变动，在这种情况下造成当事人一方遭受重大的损害，这个时候双方当事人就应该重新协商，如果达不成协议，受损害的一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来解除合同、变更合同。

所谓“情势”，是指客观情况，具体泛指一切与合同有关的客观事实，如战争、经济危机、政策调整等。概念的重点，在“与合同有关”这个限制上。客观事实的发生与合同无关或对合同的影响甚微，就不属于“情势”之列。关于情势的类型，经过多年司法实践，德国法上总结得较为完整，其类型化可资借鉴。在德国法上“情势”主要被总结为以下几类：

第一，货币贬值。

在以货币作为履行标的的长期双务合同中，货币贬值是一种影响平衡关系的常见类型。一战以后，德国帝国法院(rg)和后来的联邦最高法院(bgh)有很多这种类型的判决。有这样的案例：某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在退休后，主张其维持生活的费用比前增加了40%，要求法院变更退休金的数额。法院认为，这种情况已经构成了情势变更，支持了其主张。

第二，法律变动与行政行为。

法律变动通常为当事人所不能预见，往往会构成履行不能或情势变更。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征收。其二，税法的变动。德国最高法院的基本意见是，除非当事人对税收的结果在合同中作出明确约定，否则税法变动的结果由当事人自己承担。其三，两德统一后的法律变动。两德统一后，货币合并、土地私有化等进程导致原来东德境内的合同和许多东、西德之间的合同丧失了原来的基础。对此，除了专门立法加以解决外，还有很多个案，法院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作出了相应的判决。其四，经济管理法律的变动。

第三，灾难。

天灾人祸大多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但是，能否成为“情势”，还要看其与合同的关联程度。另外，在战争和其他灾难后，国家会特别制定一些法律加以处理。所以，总的来说，在德国，基于灾难而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情况不多。就中国而言，在出现灾难的情况下，可以直接通过适用《合同法》第117条的不可抗力条款加以解决。

第四，其他经济因素的变化。

这里的经济环境，包括影响民事主体生产和经营的各种客观因素。其一，成本增加。但只是在特别的情况下，外界因素导致成本异乎寻常地增高，才有适用情势变更的余地。其二，技术发展。技术的发展也可以导致合同标的贬值。

以上是德国法上关于情势的类型的举例，也只是不完全地列举一些案例类型，以作参考。上述类型化中的第二、四项值得我们关注，对于我们的司法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所谓“变更”，则指“合同赖以成立的环境或基础发生异常之变动”。这种合同成立的基础或环境的客观基础的变动有可能导致合同当事人预期的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从而使原先的合同失去其本来的意义。

总体上说，如果合同订立的时候是公平的，在合同生效后由于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使一方当事人遭受重大的损害，造成双方当事人显失公平，这种情况下应该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情势变更原则实际上就是借助法院来变更合同的内容或者解除合同，以此来平衡由于社会的异常变动所引起的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失衡，实质上就是在法律的框架下，由双方当事人来分担由于异常损害所造成的风险，这是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则的。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情势变更的类型有很多，在确认时，应该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具体判断是否构成情势变更，应以是否导致合同基础丧失，是否致使目的落空，是否造成对价关系障碍，作为判断标准。

应认定这种情势的变化是重大的，也就是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不仅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对原合同的成立和履行有重大影响。如国际市场需求大的变化，价格大的起伏，国内政策法律重大调整等。

若只是一般变化，对合同的成立和履行没有重大影响，则不认为是情势变更，如价格正常变化，货源相对减少等。应严格按照本解释第26条之规定的条件，严格认定合同订立的前后变化是否构成情势变更，严格与其他情况相区别，按照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灵活运用，审慎适用，以达到良好的效果。

二、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效力及适用范围。

(一)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

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有以下几项条件：

(1)应有情势变更的事实，也就是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确实发生变化。

这里应严格把握对“情势”、“变更”等概念的理解，上文已对上述概念作出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2)情势变更，须为当事人所不能预见的。

如果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能够预见到相关的情势变更，即表明其知道相关情势变更所产生的风险，并甘愿承担，在这种情况下情势变更原则就并不适用。

(3)情势变更必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也就是由除不可抗力以外的其他意外事故所引起。

如果可归责于当事人，则应由其承担风险或违约责任，而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4)情势变更的事实发生于合同成立之后，履行完毕之前。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要件。如果在订立合同时就已经发生情势变更，就表明相关当事人已经认识到合同的基础发生了变化，且对这个变化自愿承担风险。

(5)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情势发生变更后，如继续维持合同效力，则会对当事人显失公平。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只要达到由于情势变更的事实的发生，致使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显失公平。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的一个函即是对显失公平的最好的诠释。此函是针对一个购销煤气表的合同纠纷。

最高人民法院在函当中认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发生了当事人之间无法预见和防止的情势变更，即生产煤气表散件的主要原材料铝锭原来是每吨4400至4600元，后来国家一下上调到每吨16000元。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按原来的合同履行，对供方显失公平，对于对方由此而产生的纠纷，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27条第1款第4项的规定，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予以公平合理地解决。

这是用判例的形式确立了情势变更原则。有学者认为显失公平应按照理性人的看法加以判断，包括履行特别困难、债权人受领严重不足、履行对债权人无利益。在德国的判例上还创造了仅仅因为价格超常涨落而使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即遭受“经济废墟”或“生存毁灭”等概念。

(二)情势变更原则的效力。

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对于当事人来讲主要有两个效力。

(1)变更合同。

变更合同可以使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重新达致平衡，使合同的履行变得公正合理。变更可以对合同的主要条款进行变更，如合同标的数额的增减、标的物的变更、履行方式等。

(2)解除合同。

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并结合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具体规定，如果变更合同尚不能消除双方显失公平的结果，就可以进行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场合通常包括：在合同目的因情势变更而不能实现场合，或者合同履行因情势变更而成为不可期待的场合，或者合同履行因情势变更而丧失意义的场合，在这类场合下，一般就可以解除或终止合同。

上述两个效力的层次是不同的，也就是法院在认定变更或解除合同方面应遵循一定的顺序。按照合同严守的原则，法律优先考虑在最大的限度范围内维持原有的合同关系。因此，如果合同有变更的可能，应该首先变更合同，如果变更合同还不能消除双方显失公平的结果，则考虑解除合同。如果当事人坚持解除合同，而该合同达到司法解释所认定的“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法院可以认定直接解除合同。

有学者认为，适用情势变更产生一种“再交涉义务”。原合同法草案第77条规定：“由于国家经济政策、社会经济形势等客观情势发生巨大变化，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者造成重大损害，而这种变化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并且不能克服的，该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就合同的内容重新协商……”，受不利益的当事人就合同的内容进行重新协商就是“再交涉”。

我们认为，司法解释虽然没有规定此方面的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外界的变化导致合同的基础发生重大变更后，当事人进行协商以期根据新的情况重新缔结合同，这种行为本身是一种体现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应该值得鼓励。当然，这种协商并不是强制性的，是否能够重新缔结合同也是不确定的，这完全依靠双方的充分协商和谈判。

三、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范围。

情势变更原则的规定符合国际上合同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但在实践中一定要慎重适用。由于对情势变更的认定较为复杂，为了避免在执行中对情势变更的理解不一而出现影响合同履行的情况，情势需要加以类型化，才能在具体的判断中得以适用，从而避免对情势变更的恣意扩大。如上文所述，德国法上的情势的类型化可资借鉴。

总地说来，情势变更原则主要针对经济形势、经济政策的巨大变化，与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有直接关系，比如价格调整，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等。但现实生活中的情势是复杂多变的，相应地，司法实践应根据具体个案作出合法合理的判断。以下情形一般可以认定为情势变更：

(1)物价飞涨(需要量化);。

(2)合同基础丧失(如合同标的物灭失);。

(3)汇率大幅度变化;。

(4)国家经济贸易政策变化。当然，上述只是列举了可能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典型，具体还应结合个案。情势的类型化应当在案件审判的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总结。

在没有确定情势变更原则的情况下，对于合同显失公平有以下一个问题：合同订立时显失公平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但合同成立以后因情势变更造成的显失公平应如何应对?在本司法解释未出台之前，除了可以把情势变更当作一个理论上的规则来适用，用来补充法律漏洞，以解决上述问题外，第二个方法可以根据《合同法》规定的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来解决。

也即合同成立以后，因与双方当事人无关的原因发生了巨大的变动，造成了一方当事人遭受巨大的损害，这种情况下，如果原告或者被告还坚持要按照原来的合同履行，这样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因为，在此种情况下，由于情势变更的事实，有可能产生依靠损害他人来谋取自己的利益的风险，而诚实信用原则可以规制这种行为，因此可以直接适用《合同法》第6条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变更合同内容或者解除合同。法律原则是法律规则中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按照一般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的区分，法律规则较于模糊而不确定的法律原则而言，具有具体性和确定性，所以一般优先适用。

但在没有具体法律规则的前提下、正如在上文所述的情况下，这种直接适用合同法原则的做法，也是填补法律漏洞的做法。但法律原则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因此，司法实践中的各类案情错综复杂，如果一味地诉诸原则，则有可能造成裁判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对于情势变更原则的规定，可以减少对相关法律原则的直接适用，减少裁判的恣意性，增加判决的稳定性和公信力。

四、情势变更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一)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的区别。

在《合同法》的立法过程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如何正确划分正常的商业风险和情势变更较为困难，在经济贸易中能够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的情形很少，掌握不好有可能使有的当事人规避正常的商业风险。正是由于两者很难区分，《合同法》因此对情势变更进行了回避。本解释中对情势变更中的客观情况的重大变化与商业风险作了严格的区分，强调了适用此条款时应排除商业风险。

商业风险是指在商业活动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引起的，给商业主体带来获利或损失的机会或可能性的一种客观经济现象。现实中的商业风险无处不在，比如市场价格的波动，物价的波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消费者的价值观的变化等，都能导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风险。我们可以看到，物价的降浮，币值、汇率的涨落，市场的兴衰等都可能成为商业风险与情势变更的原因，因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引起商业风险的原因可能与情势变更的原因相同，但两者所引起的法律效果却截然不同。

如果被认定为商业风险，按照风险自负的原则，遭受不利益的一方当事人应当承担由此而造成的损失;而被认定为情势变更，则意味着遭受不利益的一方当事人可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使风险由对方承担或双方分担。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合同当事人有可能以正常的商业风险作为情势变更的理由，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这可能导致情势变更原则在司法实践中被滥用。因此，如何正确区分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对于如何正确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具有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是不同的：

(1)两者性质不同。

情势变更属于作为合同成立的基础环境发生了异常变动，所造成的风险属于意外的风险;而商业风险属于从事商业活动所固有的风险，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的变化未达到异常的程度，一般的市场供求变化、价格涨落等属于此类。

(2)对两者是否能预见不同。

也就是客观情况的发生，双方在订立合同时是否能够预见。许多国家法律对于情势变更原则都有“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这一要件的规定。本解释也强调了在订立合同时情势的不可预见性。情势变更的发生，当事人签约时无法预见，而且根据实际能力和当时的具体条件，根本不可能预见，即情势的变更超出了正常的范围，使合同当事人在当时情况下无以推测其可能发生。在订立合同时，如果当事人虽未预见，但情势变更的发生在客观上是可以预见的，那么应由该当事人自行承担不利后果，而不得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例如，当事人参与股票交易，这被公认为是具有高度风险的交易，即使该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没有完全意识到交易的风险，也不得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而商业风险则是行为人能够预见或应当预见客观情况的变化可能发生，并尽量加以避免的一种可能性。当事人的预见能力如何判断，应坚持客观标准，即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处的客观环境下，作为一个普通的从事经营活动的人员应当具有的认识能力和所发生事件的性质。

(3)两者是否可归责不同。

如上文所述，情势变更是不可预见的，所以双方当事人在主观上都没有过错，当事人尽了最大注意义务仍不可避免，因此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而商业风险由于具有可预见性，故此可以说当事人对此存有过失，当事人能够或者应当预见到将会发生商业风险，但甘愿冒风险或抱有侥幸心理，希望不会发生这种客观情况的变化，或是愿以此作为谋利的代价去从事经营活动，故商业风险有可归责于一方当事人的主观认识错误，如不遵循经济规律的要求、不了解市场行情、不充分掌握市场经济信息、一味投机冒险或在生产经营的商品中掺杂使假而被媒体曝光等。

(4)两者的后果不同。

情势变更的发生使合同的履行出现了不可逾越的客观障碍，在客观上会使合同的基础和预期的目的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如继续履行原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利而一方当事人明显有利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会产生显失公平的效果，与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相违背。

卖方于是拒绝装运，宣告终止合同仲裁中仲裁员认为卖方违约，应赔偿5600英镑在卖方不服而提起的上诉中，丹宁法官支持仲裁裁决，指出卖方承担了一项义务，即习惯的航线(指苏伊士运河)不能使用时，应当沿合理的切实可行的航线来运送货物，而好望角就是这样一条航线当事人不得援引合同落空的原则来摆脱责任。

两者后果的不同是由于合同的基础和客观情况发生异常的、根本性的变化，这是界定情势变更和商业风险的关键因素，是我们在实践中必须引起重视的。我们还应注意客观情况的发生是否使原合同继续履行显失公平。在情势变更下，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商业风险是在订立合同时应该预见到的，能够由当事人自行承担的，因此，由一方当事人自行承担并不会发生不公平的后果，不会产生显失公平。

此外，在实践中不能单纯从市场价格的涨落判断是商业风险还是情势变更。价格的涨落是引发情势变更或商业风险的原因之一。

有人认为，若价格正常浮动，属商业风险;若价格暴涨暴跌，则属情势变更。当“价格涨落幅度超过平均利润，即被认为是难以预见的暴涨暴跌。”以是否超过平均利润作为标准来判断、区分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可能会使法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易于操作，但其最大的弊端可能会造成情势变更原则的滥用，这对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的维护是极为不利的。其实，对于情势变更或者是商业风险的判断，需要结合具体个案综合考察审慎得出结论。有的场合涨价很多可能属于商业风险;而有的场合，价格在别人看来不太剧烈的波动，对于合同当事人来说却可能构成致命的打击，则不妨认定为情势变更。

如德国帝国法院1933年一个判例，认为英镑贬值20%-30%属于情势重大变更，成立补偿请求权;1955年一个判例认为外币贬值13%，即使法律行为基础动摇，补偿请求权得以成立。日本判例一般并不轻易承认情势变更，如买卖合同中，价格上涨了6倍，但日本最高裁决所并不承认是情势变更，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是当事人应当预见或必须承担的风险。

英国的一个法庭判决认为，价格上涨20%-30%是普通的商业风险，如上涨价100倍或天文数字，则或许成为不可抗力，导致合同落空。近年来，随着我国的经济形势的变化，一些基本建设材料的价格出现了波动。如建筑材料的大幅上涨导致合同双方利益失衡。价格上涨到多少才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需要由情势变更加以调整呢?对于此类问题，许多地方都出台了相关意见进行指导。

如月16日，江苏省建设厅出台了《关于妥善处理建筑材料价格上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意见》，从行政管理者的角度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凡年1月1日后完成的工程量，因建筑材料价格上涨所产生的价差，……可按下列方法调整价差：

(2)承发包合同中约定采用固定价格但未计取风险金的，其材料价格上涨幅度在10%以内(含10%)的，其价差由承包人承担;材料价格上涨幅度超过10%时，其超出部分的价差由发包人承担。”可见，江苏省建设厅是以10%作为显失公平即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一个参照标准。

由于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在具体认定情势变更时，可以适当参照当地出台的一些适时反映本地区情况的地方法规、政策和意见，综合考虑。

现代社会商业风险无处不在。如果混淆情势变更原则与正常商业风险的界限，就会导致情势变更原则的滥用，影响交易安全，扰乱正常的商业活动，对市场经济造成损害。我们应该对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仔细辨别，在分析事实、对照司法解释的基础上作出合情合理的判断。

(二)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的区别。

在本司法解释中，突出了相关情势的“非不可抗力”的条件。由此可见，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是有区别的，因此，有必要了解两者的区别所在。不可抗力造成的结果是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情势变更造成的结果是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不可抗力是法定的免责事由，不履行合同无需承担责任，而情势变更情况下履行合同导致显失公平，因此，合同双方应当共担相应的风险;不可抗力是法定免责条款，而情势变更则需要由法院加以判断。

(三)情势变更与可撤销合同的区别。

可撤销合同，是指订立合同时就显失公平，而情势变更是在合同生效履行后，因客观情势发生重大变化一而产生的显失公平。

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注意事项。

(一)适用情势变更的特殊程序。

适用情势变更的合同纠纷案件，案情较为复杂，在事实的认定和实体处理上都有一定难度，而且认定的结果对于相关当事人的利益影响很大;由于对处理情势变更的合同纠纷案件没有具体规定可循，虽然本司法解释对情势变更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在运用其解决实践中的案件往往伸缩性很大，有时判定的尺度往往很难统一。

特别是在当前正处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如何发挥本条司法解释在充分发挥统一司法标准、保障和服务金融业健康稳定运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减少因对本条司法解释不准确地适用而对经济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适用本条司法解释的规定至关重要。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本条司法解释规定有一个总体的措施，确保情势变更原则适用的准确、谨慎。在本司法解释发布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就如何具体适用本解释的第26条也即情势变更发布了一个通知，该通知对如何适用情势变更进行了严格的程序上的规定。

该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对情势变更务必正确理解、慎重适用、严格适用程序，如果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确需在个案中适用的，应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必要时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审核。因此，根据此通知，情势变更条款适用必须经过审核程序，原则上以高级人民法院审核为主，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必要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核。这样可以及时总结经验，指导类似案件的审理，尽可能达到司法的统一、协调与公正，使审判工作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情势变更的提出主体。

在即使规定了情势变更原则的情况下，还应引起注意的是，情势变更原则的意义在于通过司法权力的介人，强行改变合同已确定的条款或者撤销合同，在合同双方当事人订约意志之外，重新分配交易双方在交易中应当获得的利益和风险，这就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可能造成法官对情势变更判断的恣意。这也是当初合同法草案没有引人情势变更原则的主要原因之一。

《合同法》的立法精神体现了当事人自治的当事人主义，虽然对情势变更原则的规定是对合同白由的一种修正，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合同正义，但如果允许法官依职权对合同的内容作变更，这显然是对合同自治的干涉。因此，对于情势变更，法院应按照当事人的请求，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确定，而不能依职权直接进行认定。

另外，为进一步增强本司法解释第26条为大局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的通知》，我们认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当前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

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和合同履行困难都可能转化为各类案件进入司法领域，并给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尤其是合同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在审理各种类型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尤其是当企业遇到困难时，法院要重视发挥诉讼调解的作用，最大限度地运用好“诉讼调解”这一“东方经验”，着眼于从根本上化解合同纠纷，从源头上化解矛盾，在依法、自愿的前提下，法院应多做调解工作，努力争取案结事了，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因此，在适用本司法解释第26条时，诉讼调解是值得提倡的做法。

【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条件、程序，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解除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十四)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

《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6.树立商业风险意识，公正处理损失的承担。

市场对从事经营活动的当事人来说，既有机遇，也有风险。人民法院作为商品交易纠纷的最终裁判，要按照法律规定、商业习惯，注意正确确定风险的承担。应当由某一当事人承担的风险损失，不应转嫁给其他人。一方当事人在对方严重违约时采取合理的自我保护措施的，应当给予支持。由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原因，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非当事人所能预见的根本性变化，以致按原合同履行显失公平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按情势变更的原则变更或解除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纠纷一案适用法律问题的函》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鄂法[1992]经呈字第6号关于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纠纷一案适用法律问题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同意你院的处理意见。

本案由两个独立的合同组成。鉴于武汉市煤气公司与重庆检测仪表厂签订的技术转让合同已基本履行，煤气表生产线已投入生产并产生了经济效益，一审法院判决解除该合同并由仪表厂拆除煤气表装配生产线，是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就本案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而言，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发生了当事人无法预见和防止的情势变更，即生产煤气表散件的主要原材料铝锭的价格，由签订合同时国家定价为每吨4400元至4600元，上调到每吨16000元，铝外壳的售价也相应由每套23.085元上调到41元，如要求重庆检测仪表厂仍按原合同约定的价格供给煤气表散件，显失公平，对于对方由此而产生的纠纷，你院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予以公平合理地解决。

航空运输合同法篇十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单位地址：

电话：

乙方：(职工姓名)。

身份证号：

户口所在地：

家庭现住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劳动合同期限本合同为期限的劳动合同。自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年____月____日止，期限为____年____个月；其中试用期为____个月，自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年____月____日止。

第二条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甲方安排乙方在监理工程师岗位工作，工作地点。因工作需要或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经双方协商甲方可变更乙方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第三条劳动保护和工作条件甲方为乙方提供符合国家安全生产、防止职业危害规定的劳动环境、必要的劳保用品及制定相关的措施并组织相关的安全知识教育，提供安全的生产工具、工作场所和基本生活设施，执行国家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

甲方应当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后果、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待遇如实告知乙方。

第四条劳动报酬甲方依据按劳分配原则，实行(计件工资、岗位工资、岗位技能工资、等级工资工资制度，月工资为________元，并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工资的调整依据国家规定和集体合同的约定并参照工资指导线执行。试用期期间的工资不低于《劳动合同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标准。工资支付日期为每月30日。支付工资应向乙方提供工资清单，列明支付内容、支付标准、支付项目、特殊情况下工资支付内容和工资的扣除项目。

甲方安排乙方加班或延长工作时间，应依法支付加班工资，加班工资标准、加班时间按国家规定执行。

第五条社会保险甲方按有关法律、法规及省(市)的相关规定为乙方缴。

纳社会保险费，应由乙方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用由甲方代扣代缴，保障乙方享受国家及省(市)的相关规定的保险、福利待遇。双方就补充保险、其他福利可约定补充条款。

第六条劳动合同的履行甲乙双方应全面履行劳动合同。经双方协商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的相关内容。任何一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都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条解除劳动合同条件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四十、四十一条情形之一的，经甲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三十八条情形之一的，经乙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情形之一的，甲方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本人或者甲方额外支付乙方一个月工资后，甲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甲方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甲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乙方的劳动合同。

第八条终止劳动合同条件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

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

劳动合同期届满前30日双方协商是否续签劳动合同，甲方须以书面形式将是否续签劳动合同的意愿告知乙方，不予续签的，到期办理终止劳动关系手续。

第九条经济补偿金解除、终止合同时，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情形之一的，甲方应当向乙方支付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按国家规定执行。

第十条专项协议如甲方向乙方提供专项培训费用时，双方可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订立专项协议，约定服务期限和违约责任。

甲方可以与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就保守甲方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事项签订专项协议，约定竞业限制条件、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的经济补偿以及违约责任。专项协议作为本劳动合同的附件一并执行。

第十一条双方约定的其他条款。(可另附页)。

第十二条本合同未尽事宜及遇有国家有关政策调整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甲方制定的合法规章制度为本合同的附加条款。

第十四条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签字(章)后双方各执一份，乙方档案存一份。

第十五条本劳动合同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第十六条双方因履行、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发生争议时可协商解决，也可按有关规定向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或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直接向当地有管辖权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甲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乙方：(签字)。

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年____月____日。

航空运输合同法篇十一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单位地址：

电话：

乙方：(职工姓名)省份证号：

户口所在地：

家庭现住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止，期限为年个月;其中试用期为个月，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甲方安排乙方在监理工程师岗位工作，工作地点。因工作需要或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经双方协商甲方可变更乙方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甲方为乙方提供符合国家安全生产、防止职业危害规定的劳动环境、必要的劳保用品及制定相关的措施并组织相关的安全知识教育，提供安全的生产工具、工作场所和基本生活设施，执行国家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

甲方应当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后果、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待遇如实告知乙方。

实行(计件工资、岗位工资、岗位技能工资、等级工资工资制度，月工资为元，并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工资的调整依据国家规定和集体合同的约定并参照工资指导线执行。试用期期间的工资不低于《劳动合同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标准。工资支付日期为每月30日。支付工资应向乙方提供工资清单，列明支付内容、支付标准、支付项目、特殊情况下工资支付内容和工资的扣除项目。

甲方安排乙方加班或延长工作时间，应依法支付加班工资，加班工资标准、加班时间按国家规定执行。

法规及省(市)的相关规定为乙方缴纳社会保险费，应由乙方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用由甲方代扣代缴，保障乙方享受国家及省(市)的相关规定的保险、福利待遇。双方就补充保险、其他福利可约定补充条款。

经双方协商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的相关内容。任何一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都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四十、四十一条情形之一的，经甲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三十八条情形之一的，经乙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情形之一的，甲方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本人或者甲方额外支付乙方一个月工资后，甲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甲方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甲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乙方的劳动合同。

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

劳动合同期届满前30日双方协商是否续签劳动合同，甲方须以书面形式将是否续签劳动合同的意愿告知乙方，不予续签的，到期办理终止劳动关系手续。

终止合同时，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情形之一的，甲方应当向乙方支付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按国家规定执行。

双方可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订立专项协议，约定服务期限和违约责任。

甲方可以与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就保守甲方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事项签订专项协议，约定竞业限制条件、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的经济补偿以及违约责任。

双方约定的其他条款。(可另附页)。

本合同未尽事宜及遇有国家有关政策调整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甲方制定的合法规章制度为本合同的附加条款。

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签字(章)后双方各执一份，乙方档案存一份。

本劳动合同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双方因履行、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发生争议时可协商解决，也可按有关规定向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或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直接向当地有管辖权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甲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乙方：(签字)。

(盖章)年月日(签章)年月日。

航空运输合同法篇十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本合同为期限的劳动合同。自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起至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止，期限为________年________个月；其中试用期为________个月，自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起至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止。

第二条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甲方安排乙方在________岗位工作，工作地点________。因工作需要或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经双方协商可以变更乙方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第三条劳动保护、工作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

乙方所从事的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职业危害。甲方为乙方提供符合国家生产安全、防止职业危害规定的劳动环境和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提供必须的生产工具和工作场所。

甲方应按照国家规定和本单位工作特点，安排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制度。因工作需要加班，应征得乙方同意。

第四条劳动报酬。

甲方依据按劳分配原则实行_______工资制度，并执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乙方试用期的工资不低于《劳动合同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标准。试用期月工资为_________元，试用期满后月工资为________元。工资的调整依据国家规定和甲方集体合同的约定执行。

工资支付日期为每月________日。支付工资应向乙方提供工资清单，列明支付标准、支付项目和工资的扣除项目。甲方安排乙方加班或延长工作时间，应依法支付加班工资。

第五条保险福利。

甲方按规定为乙方缴纳社会保险费，保障乙方享受国家规定的保险、福利待遇。甲乙双方可以就补充保险、其他福利约定补充条款。

第六条劳动合同的履行。

甲乙双方应全面履行劳动合同。经双方协商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的相关内容。任何一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都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条解除合同条件。

经双方协商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三十八条情形之一的，乙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四十、四十一条情形之一的，甲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第八条终止合同条件。

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

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前30日双方协商是否续签劳动合同，不予续签的，到期办理终止劳动关系手续。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第九条经济补偿金。

解除、终止合同时，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情形之一的，甲方应当向乙方支付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标准按国家规定执行。

第十条专项协议。

如甲方向乙方提供专项培训费用时，双方可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订立专项协议，约定服务期限和违约责任。

甲方可以与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就保守甲方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事项签订专项协议，约定竞业限制条件、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的经济补偿以及违约责任。

专项协议作为本劳动合同的附件一并执行。

第十一条双方约定的其他条款。

第十二条本合同未尽事宜及遇有国家有关政策调整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签字（章）后各执一份。

第十四条双方因履行、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发生争议时可协商解决，也可按有关规定向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或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_________年___________月___________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