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强我中华手抄报内容 春节手抄报的内容手抄报的内容(优质7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强我中华手抄报内容篇一

春节拜年时，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愉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

贴春联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副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专著《槛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论述。

守岁

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

强我中华手抄报内容篇二

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现实”?十分惭愧，作为一名文学教师，我说不清“文学”到底是什么;作为一个生活着的人，我不能够陈述“现实”究竟为何物。也可以说，我徘徊在“名”与“实”之间的混沌地带。现在却要来讨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这个长期纠缠着我们的老话题，实在是力不从心;要写成论文形式，那更是难煞我也。我想，既然是古老的问题，不妨采用“对话体”这种古老形式来讨论。

甲：为了就“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来对话，我特地重读了《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中的一些篇章。苏格拉底跟另外一些人之间，你来我往地论辩，看上去很亲切、很平易似的，其实也不好懂，有些地方甚至不知所云。

乙：古人思绪高远，言谈时总是直达事物的本质。不像我们今天的人，在现实的泥淖中不亦乐乎，诱惑太多，思绪散乱，最多只能悬在半空，想一些“中间价值”问题。佛教称之为“恶慧”，而不是“智慧”。

甲：就“终极价值”而言，古人的确更智慧。柏拉图说，文艺是对现实的模仿，现实是对“理式”的模仿。前面一句好懂，后面一句就不好理解。

乙：谈到文艺与现实之关系的时候，柏拉图用“床”来打比方，他认为有三种“床”，一是画家画的床，二是现实中的床，三是“床之所以为床者”，他称之为“床的理式”。一模仿二，二模仿三。一般人只想到了一和二，不会想到三。

甲：他说的“床之所以为床者”，不就是床的“形式”吗?

乙：我们眼睛所观察到的那个“形式”，只能说是床的“表象”，而不是床的“本质”。也可以说，你所眼见的只是“幻象”或“色相”，而不是“真相”。我们可以换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说，存在三种“男女”：文艺作品中的男女、现实生活中的男女、本质上的男女。后面一种，就是男女之所以为男女的“理式”，柏拉图视之为“最高真实”，它是“灵魂回忆”的对象。这个男女的“理式”，中国哲学没有完全对等的说法，大概可以用阳(乾：-)和阴(坤：--)表示，它来自混沌未分的“太极”()，指向不可言说的“道”。面对那种“最高真实”，西方人拼命地回忆(言说)，中国人使劲地遗忘(沉默)。这是文化差异。就今天的文学创作而言，我们可以写一部关于“男女”的小说，却无法写一部关于“乾坤”的小说。但具体的“男女”之中，包含了阴阳乾坤，而不是相反。就此而言，文学包含了哲学。

甲：哲学家一定不同意你的说法，他们或许会将你逐出“理想国”。

甲：我还是没有弄明白，文学究竟要模仿具体可感的现实，还是要模仿抽象玄奥的“理式”。

甲：我明白了，这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道理吧?

乙：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但你用的是一个封闭的、没有余地的、过于确定的句式，将意义的多样性封杀了。

甲：我认为，无论什么道理，总要将它变成确定无疑的知识才好，才便于教授和传播。

乙：“文学研究”或许是一门知识，但“文学”不是知识。我们在讨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而不是“文学研究”与现实的关系。

甲：如果能将不是知识的“文学”变成知识，倒蛮合我的胃口。

乙：既然文学的本质不是知识，它就不可能成为知识。至于那些能够成为知识的东西，它就不是文学，只能称之为学问。学问固然是好东西，但不是文学。

甲：这些话有点玄奥。一谈玄，文学就会离开现实，就会变得难以理解。那些高蹈在空中的小说和诗歌，就难以理解。

乙：从发生学角度看，文学并不源于“理解”，而是源于“志”和“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谓“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只有《尚书》中的那些官方文件，它的目标才指向“理解”。其中有多篇征讨商纣的动员令，大意是：我要你们帮助我去灭掉商纣王，他沉迷酒肉，淫祭无度，偏信女人，牝鸡司晨，不亡其国更待何时!你们理解了没有?我们理解了!那就赶紧出发吧!至于箕子过殷墟所哭歌的“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究竟怎么理解，武王根本不在乎，他志不在此而在彼。只有那些殷商遗民，面对破国之山河，一草一木皆可泣可歌。没有这种感同身受，当然就不理解。

甲：我们今天还是不要讨论商纣和武王吧。我想尽快进入我们的正题。

乙：我们一直在正题里面。你为什么会觉得不在正题里呢?

乙：说不要“抄袭现实”，是在强调文学的创造性和超越性，超越现实的表象和“色相”，强调作家“无中生有”的想象能力，以便抵达自由的境地。否则的话，文学的逻辑与“现实”的逻辑就同流合污了。说不要“自我膨胀”，是在强调文学与他人和世界的对话关系，而不是一个人躲在自己的小世界中“痴人说梦”。

乙：弗洛伊德说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他并没有说文学就是“梦”。白日里睁着眼睛说梦，说明理性还能够控制“梦”的内容，让梦的叙述符合逻辑而让人能够理解。“梦”对理性构成巨大的挑战，它那些可怕且可恶的内容，潜藏在无意识深层无法删除，让人烦恼。白天还“超越”得好好的，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理性”下班了，那些不可示人的东西全都粉墨登场，通过“梦”这个欲望的舞台尽情表演。怎么办呢?庄子说，有修为的“真人”，可以达到“无梦”境界。让梦彻底消失，这太绝对了。庄子自己却经常做古怪的梦，而且还不知道是他在做梦、还是梦在做他。佛教解脱法门中有“修梦成就法”，修炼到要梦见水就梦见水，还能将水梦成莲花;要梦见火就梦见火，还能将火梦成琉璃。这是对现实欲望或肉身叙事的升华。

乙：“抄袭现实”是一个比喻，比喻那种面对现实不可自拔、缺乏审美超越的作品，也就是没有“灵魂回忆”、缺乏“道”的追求的作品。“现实”怎么可能被抄袭?如何抄袭?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员”、“秘书”也是一种比喻。不要忽略巴尔扎克后面的话，他说他要“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事实”“选择主要事件”“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勃兰兑斯为什么将巴尔扎克视为像乔治·桑一样的“浪漫主义者”了。勃兰兑斯认为，他们两人都是“伟大的风景画家”，乔治·桑画的是草木在阳光中的那一部分，巴尔扎克画的是草木的根部。勃兰兑斯说，巴尔扎克既是“观察者”又是“梦想家”。前者是忠实于现实，后者是忠实于心灵。无论是观察还是梦想，最终都会归结到文本和叙事结构之中。对作品形式和意义之关系的分析，是文学批评的任务。

甲：说到文学批评，也有很多地方难以理解，一会儿一个新术语，比如后现代、后殖民、新历史，而且意思不确定，我们有点跟不上。

乙：面对新的创作实践，新术语的出现总是难免的，但你不要被那些新术语吓到，不要被它所迷惑。关键在于你自己要忠实于自己的感受，进而建立起自己的评价标准。

乙：那是比喻，用水波作比喻，比喻壮美崇高的风格。

甲：最近，他们又改了，夸奖一个作品时，会激动地喊叫：“接地气啊!”

乙：也是比喻，用土地来比喻，比喻作品有现实基础。

甲：一会儿用水波比喻，一会儿用泥土比喻。我想，“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也不“波澜壮阔”，《九歌》和《洛神赋》也不怎么“接地气”。

乙：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但比喻又是不可缺少的。用一个事物来说明另一个事物，所谓“写物附意”“扬言切事”。你可以说它简洁明晰、强烈可感，也可以说它过于粗暴、差强人意。但比喻的修辞手法之所以不可或缺，原因在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言与意的关系，实在是太复杂。

甲：尽管模仿现实的“写实性”作品要好理解一些，但我觉得，文学创作还是应该以想象力为主，只有想象和创造的翅膀被折断了，才会堕落在土地上。我们看到美景的时候，会说它像图画一样美，因为图画是创造和想象的产物。

乙：中国文艺传统重视“传神”，而非“逼真”;强调“神似”，而不是“形似”。这一点在传统的诗歌和绘画里表现得很明显。到了今天，真实的或者形似的东西，有可能会被高科技所取代，而“传神”的东西是很难复制的。要抵达那种“传神”的境界，的确需要高度的想象力，仅仅靠接“地气”是不够的，说不定还要有一点接“天气”的能力。

乙：文学创作的“独创性”，的确要求它创造一个“世界”。但我们对这个独创出来的“世界”，还有另外一些要求：比如与他人交流而引起共鸣的要求，指向可理解性;比如与另外一个“世界”达成和解的要求，指向价值的超越性;比如与天地之间和谐一致的要求，指向形式的均衡性。一个人躲在书斋里，闭目塞听，很难保证不走火入魔。我们经常读到一些连作者自己都不理解的作品，这基本上可以判定为堕入魔道。

甲：看来还是要“接地气”，经常到底层去体验生活。

乙：可是，有些人接了一辈子的“地气”，弄出一身病，也没写出令人满意的作品。因为“地气”是丰富多彩的，具有生长性的，但也是杂乱无章、没有形式感的。如何使它有效地变成审美形式，是一个难题。至于那些抱住“地气”不放的人，最终只能变成“地气”本身，消失在泥土之中，而没有变成文学。

甲：如此看来，文学创作中的“再现”与“表现”，并没有对错之分，而是一种带有“历史辩证法”色彩的运动过程。就像我们的对话一样，也在现实和想象的两极之间，来回荡秋千。

乙：历史运动本身具有一种“纠正”功能，文学史的演变也是如此。当文学创作太过于关注现实、太过于写实、太过于社会化、太过于简单的时候，一种注重想象力、注重写意、注重自我、注重文体奇谲的风格就会出现。就文体风格而言，历史上的“公安派”与“竟陵派”的交替，就是一例;20世纪的“启蒙文学”和“左翼文学”之交替，也是一例。

甲：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演变，好像也符合这一规律。

甲：请等一等。你说的“写实”，究竟是指作家的“写作风格”，还是“取材立场”?如果是指“写作风格”，我认同你的描述;如果是指“取材立场”，我就觉得当代作家，特别是一些成名的作家，并没有转向“写实”。

乙：我理解你的意思，你是说他们的创作，没有介入当下的现实。

甲：是的。当下那些成名的大作家，他们的写作风格或许是“写实”的，但他们的取材，主要是指向历史的、过去的事情，而不是当下的现实。即使有一些关注“现实”的作品，也是躲躲闪闪、王顾左右而言他，缺少介入的力量。还有一些作家，介入的力度似乎很大，但“新闻性”过强，“文学性”有疑问。

乙：首先，“历史”是死的，像一块化石，容易捕捉;“现实”是活的，像一条泥鳅，很难抓住。其次，历史是“长时段”的，容易发现规律，它属于历史学家的领域，文学家只需要通过想象增加细节;如果作家的叙事或者细节，颠覆了已有的历史规律，那只能说是他意外的惊喜。至于现实，它是“短时段”的，杂乱无章，没有规律，它往往是新闻关注的对象。就关注“事实”的角度而言，文学无疑不如新闻。或者说一不小心，它就可能变成蹩脚的“新闻”。因此，作家面对当下“现实”，往往会很谨慎。

甲：你好像在为他们不介入现实找借口。但无论如何，作家不关注现实，总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所以，“非虚构写作”一出来，就引起了关注，其势头压倒了传统“虚构”写作或“历史”写作。

乙：所谓“非虚构写作”的意义，不在“文学性”，而在提供了一种新的进入“现实”的视角。这种新的视角，既不是传统“文学的”，也不是当下“新闻的”，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这样写作和观察的“边缘姿态”，或许能为当下文学创作介入现实，提供新的思路。

乙：我们不可以将它简单地归纳为“底层的”“平民的”“人文的”，因为这些东西许多作家都有。我想说的是，传统“文学性”的僵化特性，与其说是文学史提供的一笔遗产，不如说是作家所领受的一个重负;它的好处是，具有潜在的权威性;它的坏处是，对“活的现实”视而不见。对“中心姿态”而言，“边缘姿态”就好比物质结构中的边缘微粒，它总是处于极度活跃状态。只有在这种活跃的状态下，才能够将那些人们视而不见、习焉不察的“现实”呈现出来。

甲：我看过一些“非虚构”的作品，第一次读感觉还不错，但没有再读的兴趣。我觉得，好的文学不应该是一次性消费的。我甚至觉得，衡量一个作品是否是经典，就看人们是不是会重读它。

乙：我们已经说过，“非虚构写作”是进入“现实”的新途径之一种，我们没有讨论它的“文学性”问题。作为“语言的艺术”，文学创作的虚构性、想象性、创造性，已经决定了“非虚构写作”的位置。在文学创作中，如果过于强调“非虚构”的特征，语言的种子就无法生根发芽，文学就会染上“不育症”;如果过于强调虚构的特殊性和想象的个人性，语言的根须就会四处疯狂蔓延，文学就会染上“神经症”。

甲：我想，现实是一个无边的概念，它好比一头大象，我们都是在“盲人摸象”，摸到的只是现实的一部分。

乙：从经验层面看是这样的。但文学艺术的超越性，给了我们第三只眼，打通了局部和全体之间的壁垒。观一叶而知秋意，尝滴水而知沧海，窥一斑而见全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甲：所以，文学作品不应该仅仅依赖于模仿或再现，还应该有启示性，它即便只写了现实之“象”的一部分，也能启示读者对“象”的全体有所领悟。当代文学也应该有更多带启示性的作品。

乙：当下的文学状况还有许多不确定性。我们可举古典长篇小说为例，根据其“文学性”由弱到强，大致可以按以下顺序排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前面两部太“现实”，中间一部太不“现实”。后面两部是介于“现实”和“虚构”之间的，既非“现实”，也非“非现实”。按照你前面所说的标准，《红楼梦》的重读率，大概是最高的吧。我们可以想象，10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过去了，有谁会在乎《山海经》故事是不是真实的呢?有谁会在乎《聊斋》是不是写实的呢?有谁会质疑“太虚幻境”或者“赤霞仙宫”是不是真的存在呢?这些经典作品，记下了华夏初民的质朴、勇敢、自由、刚健的精神;记下了被压抑的自由、通过梦的缝隙涌现出来的真情实感;记下了年轻人成长的喜乐、悲伤、彻悟。文学就是这样，生长在现实的土壤上，吸收的却是“神瑛侍者”浇灌的上天之甘露。“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也可以看做是文学的一个绝妙注脚。

【文学手抄报内容：中国的文学常识（部分）】

强我中华手抄报内容篇三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

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

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

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

嘿罗嘿罗嘿罗嘿 嘿罗嘿罗嘿罗嘿

爱我中华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

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

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

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

爱我中华

健儿奋起步伐 爱我中华

中华雄姿英发 爱我中华

五十六族兄弟姐妹

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

爱我中华 嘿罗嘿罗嘿罗嘿罗......

强我中华手抄报内容篇四

据说贴春联的习俗，大约始于一千多年前的后蜀时期，这是有史为证的。此外根据《玉烛宝典》，《燕京岁时记》等著作记载，春联的原始形式就是人们所说的“桃符”。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相传有一个鬼域的世界，当中有座山，山上有一棵覆盖三千里的大桃树，树梢上有一只金鸡。每当清晨金鸡长鸣的时候，夜晚出去游荡的鬼魂必赶回鬼域。鬼域的大门坐落在桃树的东北，门边站着两个神人，名叫神荼、郁垒。如果鬼魂在夜间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神荼、郁垒就会立即发现并将它捉住，用芒苇做的绳子把它捆起来，送去喂虎。因而天下的鬼都畏惧神荼、郁垒。于是民间就用桃木刻成他们的模样，放在自家门口，以避邪防害。后来，人们干脆在桃木板上刻上神荼、郁垒的名字，认为这样做同样可以镇邪去恶。这种桃木板后来就被叫做“桃符”。

到了宋代，人们便开始在桃木板上写对联，一则不失桃木镇邪的意义，二则表达自己美好心愿，三则装饰门户，以求美观。又在象征喜气吉祥的红纸上写对联，新春之际贴在门窗两边，用以表达人们祈求来年福运的美好心愿。

为了祈求一家的福寿康宁，一些地方的人们还保留着贴门神的习惯。据说，大门上贴上两位门神，一切妖魔鬼怪都会望而生畏。在民间，门神是正气和武力的象征，古人认为，相貌出奇的人往往具有神奇的禀性和不凡的本领。他们心地正直善良，捉鬼擒魔是他们的天性和责任，人们所仰慕的捉鬼天师钟馗，即是此种奇形怪相。所以民间的门神永远都怒目圆睁，相貌狰狞，手里拿着各种传统的武器，随时准备同敢于上门来的鬼魅战斗。由于我国民居的大门，通常都是两扇对开，所以门神总是成双成对。

唐朝以后，除了以往的神荼、郁垒二将以外，人们又把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位唐代武将当作门神。相传，唐太宗生病，听见门外鬼魅呼号，彻夜不得安宁。于是他让这两位将军手持武器立于门旁镇守，第二天夜里就再也没有鬼魅搔扰了。其后，唐太宗让人把这两位将军的形象画下来贴在门上，这一习俗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

强我中华手抄报内容篇五

戴宗怕他惹事，想叫酒保去取，但李逵一定要自己去。

李逵走到江边，对着渔人喝道：“你们船上活鱼把两条给我。”

一个渔人说：“渔主人不来，我们不敢开舱。”

李逵见渔人不拿鱼，便跳上一只船，顺手把竹笆蔑一拔。没想到 竹笆蔑是没有底的，只用它来拦鱼，他这一拔，就让鱼全跑了。李逵 一连放跑了好几条船上的鱼，惹怒了几十个打渔人。大家七手八脚 地拿竹篙来打李逵。李逵大怒，两手一架，早抢过五六条竹篙在手 里，一下子全扭断了。正在这时，绰号“浪里百条”的渔主人张顺来 了。张顺见李逵无理取闹，便与他交起手来。两人从船上打到江岸， 又从江岸打到江里。张顺水性极好，李逵不是他的对手。他将李逵按 在水里，李逵被呛得晕头转向，连声叫苦。

张顺道：“原来是李大哥，只是不曾相识!”

李逵生气地说：“你呛得我好苦呀!”

张顺笑道：“你也打得我好苦呀!”

说完，两个哈哈大笑。戴宗说：“你们两个今天可做好兄弟了常言说：不打一声场不会相识。”几个人听了，都笑了起来。

汉武帝时，有一个人名叫义纵，因为受到太后的恩宠，做了上党郡某县令。上任以后，公务办得很出色，案子处理上敢作敢为，不论是有钱有势的豪绅，还是平民，只要犯了法，义纵秉公审办，皇上很赞赏他，调他做河内郡都尉。一到任，他立即把祸害一方的豪门大族满门抄斩，一时间，河内郡的治安和社会风气大有好转，有人不慎把东西失落在道路上，也没有人抢走据为已有。

义纵调到南阳任太守时，一个做恶多端的豪强地主宁成，正在南阳居住。宁成为了讨好义纵，每次迎送都装出谦恭的样子。但是，义纵对他的恶行早有所闻，到南阳后立即展开调查，很快就查清他的罪行，把他关押起来。

后来，汉武帝又任命义纵做定襄太守。当时定襄的社会治安历史学家混乱。义纵到任以后，把押在狱中的没有加开具的二百多名重犯，以及为重犯开脱罪责进行贿赂的二百多名门客亲属，一律严加追究，拘捕治罪，一天之内处死的就有四百多名。从此以后，定襄的人一听到义纵的名字就“不寒而栗”--天气不冷却浑身发抖。

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

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

这是明朝梅之涣写的题李白墓诗。李白，字太白，好饮酒，人称李谪仙，是唐代伟大的诗人。关于他的死，有种种神话似的传说。例如，有的说李白晚年浏览洞庭、岳阳和金陵(现在的南京)等地。一天，泊舟采石江边(采石，今安徽当涂县境内，北临长江)。晚上，月明如昼，李白在舟中对月畅饮，喝得大醉，见水中月影，竟探身去捉，便堕江而没。有的传说更神，说这时江中忽然风浪大作，有巨鲸奋鬣而起，仙童二人，手持旌节，请李白坐于鲸背，音乐前导，腾空而去。这些传说，当然不能信为，但是在采石，后来却因此出现不少名胜。不但有李白墓，还有谪仙楼、捉月亭等，并引起了无数游人的兴趣。有些文章不通、却想冒充风雅的游人更在李白墓上胡诌乱题，十分可笑。梅之涣的这首诗，就是讥讽这类游人的。他认为在大诗人的墓上乱题歪诗，简直是“鲁班门前弄大斧”——太不自量。

鲁班，据说姓公输，名般，是战国时代的鲁国人，也称鲁般。他是一个善于制作精巧器具的能手，人们叫他“巧人”。民间历来把他奉为木匠的始祖。谁敢在鲁班面前卖弄使用斧子的技术?也就是说，想在大行家面前显示自己的本领，这种太不谦虚的可笑行为，就叫做“鲁班门前弄大斧”，简作“班门弄斧”。和俗语所说的“关公面前耍大刀”的意思差不多。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他《为王氏伯仲唱和诗》所作的序中说：“操斧于班郢之门，斯强颜耳。”(郢，指另一个古代的操斧能手，参看“斧正”。“强颜”，是厚着脸皮的意思。)看来，“班门弄斧”这句成语不仅脱胎于明朝梅之涣的上述诗句，而远在唐代就已有了它的雏形了。

这句成语，有时也用作自谦之词，表示自己不敢在行家面前施展本领。

强我中华手抄报内容篇六

黑色脸 既表现性格严肃，不苟言笑，如“包公戏”里的包拯;又象征威武有力、粗鲁豪爽，如：“三国戏”里的张飞，“水浒戏”里的李逵。

其他：表示阴阳中的阴，用于鬼魂。肤色较黑或面貌丑陋。

张飞(黑十字门蝴蝶脸)

白色脸 表现奸诈多疑，如：“三国戏”里的曹操、《打严嵩》中的严嵩。

曹操(白整脸)

蓝色脸 表现性格刚直，桀骜不驯，如：《上天台》中的马武，“《连环套》里的窦尔墩。

窦尔墩(蓝花三块瓦脸)

紫色脸 表现肃穆、稳重，富有正义感，如：《二进宫》中的徐延昭，《鱼肠剑》中的专诸。

其他：面色不好，丑陋。

张郃(紫三块瓦脸)

金色脸 象征威武庄严，表现神仙一类角色。如：《闹天宫》里的如来佛、二郎神。

大鹏(金色象形脸)

绿色脸 勇猛，莽撞。

其他：绿林好汉。

其它还有黄色脸、粉色脸、银色脸等。

“脸谱”是指中国传统戏剧里男演员脸部的彩色化妆。这种脸部化妆主要用于净(花脸)和丑(小丑)。它在形式、色彩和类型上有一定的格式。内行的观众从脸谱上就可以分辨出这个角色是英雄还是坏人，聪明还是愚蠢，受人爱戴还是使人厌恶。京剧那迷人的脸谱在中国戏剧无数脸部化妆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京剧脸谱以“象征性”和“夸张性”著称。它通过运用夸张和变形的图形来展示角色的性格特征。眼睛，额头和两颊通常被画成蝙蝠，蝴蝶或燕子的翅膀状，再加上夸张的嘴和鼻子，制造出所需的脸部效果。

强我中华手抄报内容篇七

作者简介：格林兄弟，

雅科布·格林(1785～1863)

威廉·格林(1786～1859)

他们都是德国民间文学搜集整编者。出身官员家庭，均曾在马尔堡大学学法律，又同在卡塞尔图书馆工作和任格延根大学教授，1841年同时成为格林科学院院士。他俩共同编成《儿童与家庭童话集》(1857年出最后一版，共216篇故事)。其中的《灰姑娘》、《白雪公主》、《小红帽》、《勇敢的小裁缝》……等名篇，已成为世界各国儿童喜爱的杰作。此外，格林兄弟从1808年起，开始搜集德国民间传说，出版《德国传说》两卷，共585篇。

他们还编写了《德语语法》(1819～1837)、《德国语言史》(1848)及《德语大辞典》(1852)前4卷等学术著作，为日耳曼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生活在19世纪德国的格林兄弟，他们是语言学家和古文化研究者。两人在上大学期间结识了海德堡浪漫派诗人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他们搜集整理的德国民歌集《男童的神奇号角》给了兄弟二人启发。后来，这哥俩在黑森、美茵河等地访问善于讲童话的人，收集他们口中的故事，几年下来竟有百余篇。

1812年，这些故事结集成《儿童和家庭童话集》的第一卷，于圣诞节前夕在柏林问世，大受欢迎。此后直到1857年，格林兄弟不断补充故事，并一再修订，共推出七个版次。第七版后来成为在各国流传的原著版本，至今已译成数十种语言，许多故事都广为流传。

早在1925年，国内就有《格林童话》的译本，由当时的河南教育厅编译处编成，内收《雪姑娘》、《六个仆人》等10篇故事，名为《格尔木童话集》，译者王少明。此后名家赵景深也曾译成《格列姆童话集》，收《乌鸦》等6篇，由上海崇文书局出版，但年代已不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