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论文研究综述 网络道德研究综述的论文(优质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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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研究综述篇一

网络技术的发展所引起的网络伦理问题表现在人们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等方面,而网络伦理问题的产生根源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网络自身的特殊性、网络技术的不完善、网络规范的滞后性以及网络行业主体的道德意识的淡漠是网络伦理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建议从技术监控、道德规范、法律制约等方面构建网络道德秩序.

作者：刘新少罗文俊作者单位：刘新少(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罗文俊(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湖南,长沙,410116)

刊名：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ofhunantaxcollege年，卷(期)：15(6)分类号：b829关键词：计算机网络网络伦理电子空间网络社会网络伦理规范

论文研究综述篇二

论文摘要:对证施教与对岗施教有着不同的内涵，对岗施教是一个最终目标，对证施教是一个中间目标，但它们的本质与总目标是一致的。相对于对岗施教而言，对证施教既能有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又能有效降低人才培养成本，是一个便捷的人才培养模式。

论文关键词:对证施教 对岗施教 就业导向 能力本位

最近，在一些高职院校中，出现了对证施教与对岗施教的争论。笔者就此谈些粗浅看法。

一、对证施教与对岗施教有着不同的内涵

对证施教，简言之，即是对照职业资格证书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组织实施教学。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于意见》明确指出:“要依照国家职业分类标准及对学生就业有实际帮助的相关职业证书的要求，调整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把职业资格证书课程纳人教学计划之中，将证书课程考试大纲与专业教学大纲相衔接，改进人才培养方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学生技能训练，使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顺利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增强毕业生就业竞争能力。可以说，这是对对证施教的最具权威性的解释。

从以上解释中我们可以发现，对证施教作为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它解决的问题是在人才培养目标既定的前提下，如何组织教学的问题，具体包括教学计划的制定、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法的采用等问题。

对岗施教，就是对照某一实际岗位(群)的要求组织教学。它包括以下要求:一是专业的设置要与社会需求一致;二是课程设置与岗位(群)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一致;三是教学方法要有利于学生形成职业能力，适应工作岗位的需要。对岗施教是一种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教育模式，与它相对应的是那种以学科为导向，以知识为本位的教育模式。对岗施教是职业教育的必然要求。作为一种培养模式.对岗施教既要解决培养目标问题，又要解决培养方法问题。

对证施教与对岗施教所包括的范围不同。对岗施教的“教”是指教育，对岗施教是一种教育模式，它的要求贯穿于职业教育的每一个环节，包括培养目标的定位、教学计划的制定、教材的编写与使用、教学的组织实施、教学结果的评价考核等。对证施教的“教”是指教学，对证施教只是一种教学模式，它仅强调教学的内容和方法。

教育包含教学。如果仅从教学的角度来讨论对证施教与对岗施教的话，显然，它们的不同在于教学目标的参照物不同。对证施教的目标是达到证书所要求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对岗施教的目标是达到某一职业岗位(群)所要求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二、对证施教与对岗施教的本质是一致的

对证施教与对岗施教是否矛盾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看“证’，和“岗’，是否矛盾。如果“证’，和“岗”的要求是一致的，对证施教的结果与对岗施教的结果也就是一致的。反之，如果“证”和“岗”的要求是矛盾的，或者说是脱节的，那么对证施教的结果就不能满足岗位要求，对证施教与对岗施教就是矛盾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章第六十九条指出:国家确定职业分类，对规定的职业制定职业技能标准，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职业资格证书是反映劳动者具备某种职业所需要的特定技能、专门知识和工作经验的证明。也就是说，职业资格证书是劳动者符合职业能力标准的证明。   对岗施教是根据职业能力标准来设计课程组织教学，对证施教是根据职业资格证书的要求来设计课程组织教学，而职业资格证书反映职业能力标准，因此对证施教与对岗施教从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的一致性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对证施教和对岗施教都是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学模式，而不是以知识为本位的教学模式，强调的是让学生形成一定的能力;其次它们的最终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让学生能够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达到就业的目的。可以说“对岗”是最终目标，“对证”是中间目标，对证施教是实现对岗施教的途径。

三、对证施教是高职院校可行的选择

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高职院校要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办学，深化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努力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效益。根据社会需求设置专业，开发培训项目，推进精品专业或特色专业、精品课程和精品教材的建设，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增强职业教育的针对性和适应性。这就是对岗施教的具体要求。在这样的要求下，职业教育教学应分五个步骤进行。

首先是分析职业能力，就是将一个职业工作划分成若干职责，再将每个职责划分成若干个任务，从而确定对应于各职责的综合能力和对应于各项任务的专项能力并加以分析。

第二步是确定能力标准。能力标准是依据职业能力分析的结果确定的，它是按照就业中所必须履行的工作职责和所必须执行的工作任务，就其所涉及的知识、技能以及这些知识、技能的应用所作的明确说明。

第三步是设计职业课程，是依据职业能力标准，遵循适应性、综合性和层次性诸原则，运用教育领域内系统设计和模块化设计等重要成果来进行的。

第四步就是采取灵活教学方式使学生获得职业能力。这一步就是我们所说的“教”的环节。

最后是对学生学习后的能力进行考核和评估。

职业教育应该达到其最终目标。因此首先是进行职业能力分析，具体地说，就是要搞清楚以下问题:高职各专业毕业生对应的职业岗位(群)是什么?该岗位(群)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有哪些?各校都就此开展了一些社会调查，但受财力、物力、人力等各种因素的制约，调查的深人度和广泛度都很不够，调查结论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也难以令人信服，无法准确指导学校设计课程培养人才。而职业资格证书体现的国家职业标准、行业职业标准和企业职业标准，是国家权威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和知名企业多年调研和实践的结晶，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较高权威性。因此，可以说，职业资格证书已经大体规定了高职人才培养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掌握职业资格证书规定的技能、知识就能从事一定的工作，按照职业资格证书的要求组织教学能够有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保证培养的人才能够适应一定的工作岗位。

职业资格证书已经分析了职业能力，明确了能力标准。因此对证施教只需做好三项工作，即按证书要求设计职业课程、组织教学、考核和评估。这样学校可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大降低教育成本。对证施教既能有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又能有效降低人才培养成本，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一条捷径。

对证施教的结果能否适岗的前提是证的适岗性，关键是能否真正地把证的要求落实。对证施教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前提条件是“证书”本身的质量，即其适岗性，是否真正反映了职业岗位的能力和知识要求。证书的要求反映了岗位的能力知识要求，对证施教就能培养适应一定职业岗位工作的人才，反之，对证施教所培养的人才就不能适应职业岗位的需求。这个前提条件在我国基本具备。

对证施教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关键是要把证书的要求落实。对证施教并非为考证而考证，更不是简单地突击辅导考证，使学生能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而是通过高职教学活动，使学生真正达到职业资格证书所规定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

论文研究综述篇三

女性主义有许多张面孔，为公众所熟悉的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作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席卷欧美的女性主义，因此人们往往会将女性主义与诸如“个人的是政治的”、“姐妹情是强有力的”等激进口号联系在一起，并常常由女性主义联想到离婚、堕胎、性革命等词汇。然而女性主义并不仅仅反映了一种政治或者意识形态取向，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文化和学术思潮。通过对社会结构和文化中的性别不对称现象进行重新追问，女性主义意识到性别所蕴含的权力关系与知识的构成基础之间的内在关联。于是学院派女性主义第一次将性别视角的批判意识引入了学术圈，他们主张性别的文化建构性和知识的社会建构性，并且相信借助于女性主义方法论可以完成对主流性别意识形态和主流知识框架的双重挑战。因此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说，女性主义是作为西方反主流文化中的一个分支出现的，它渗透在整个文化领域并以其独特的方法论意义开启了知识界前所未有的性别革命。

方法论的女性主义首先是女性主义的，因此其标志性的特征是强调性别的核心作用，相信社会制度、组织和文化的构成中都具有无法回避的性别倾向，甚至知识的构成和功用也是性别化的。想要了解社会运行的方式、人际关系以及知识的内涵，都必须分析性别在其中发挥的潜在作用。因此运用基于社会性别范畴的性别分析方法，是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或工具。女性主义对这个性别范畴进行了重新界定，批判了主流文化和常识中流行的有关性别的生物决定论观点，强调了社会文化在建构性别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这一具有社会制度、文化和个体身份含义的性别从此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进而成为女性主义知识批判和建构的概念基础。

对性别的强调还基于这样的判断，即在已有的文化和知识体系中，性别因素被消隐在众多主导性的官方议题当中，尤其是女性和相关议题被长期贬为边缘或无形化，或者强制性地以男性中心主义的假设和偏见推而广之形成解释，因而造成女性经验和主题的忽略以及结论的扭曲。女性主义试图通过对性别的强调，让那些隐藏的议题重新浮出地表，恢复其本来面目。从这个新的视点出发，女性主义试图构造一个不同于往日图景的新的知识版画。这种知识目标应该与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目标相一致，也就是知识的变革应该有利于改进女性自身的命运。因此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另一个特征是带有很明显的伦理价值取向，公开宣称以建立民主、平等的研究模式和非等级制的、解放的社会为目标。

女性主义在文化领域是以批判的面目出现的，因此其方法论的突出特色之一也是批判性——对传统性别理念的批判、对已有社会理论的批判、对正统知识修辞和方法论原则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特色不仅来自他们的政治立场，也来自他们所依据的后实证主义学术传统。库恩以后作为科学公认观点的实证主义知识模式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以追求价值中立的客观性原则为基础、主客体两分的认知模式为依据的普遍主义知识目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判。观察负载着理论，理论负载着范式，范式负载着文化，文化负载着性别——依据这条线索，女性主义关于知识的性别化构成的假说显得顺理成章。主流知识框架和方法论模式中对价值、文化和性别的'盲视实际上导致了在普遍性旗帜下男性权威和统治的盛行。因此通过文化建构这一媒介，女性主义方法论很自然地将性别意识形态的批判与知识正统的批判结合起来。

批判当然不是最终的目标，对反身性和知识的情境化的强调构成了方法论的女性主义最有建树性的一部分。女性主义认定官方的所谓普遍知识其实是代表男性霸权和利益的知识，他们倡导从女性自身的日常生活经验入手，从女性作为社会和文化中的“他者”所特有的立场和情境出发，来建构这个世界的知识，应该更少偏见、更加有效。这种被称为”立场论”的女性主义知识模式摒弃了抽象的主体和僵化的两分法模式，研究者被还原为具有情感意志和历史文化感的具体的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在共同文化背景下相互支持、互助合作的关系。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女性主义方法论强调对知识主体本身不断进行反身性思考，强调研究者尽量避免将自己的意志和观念强加在被研究者身上，避免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出现等级制的控制关系，营造平等、和谐的气氛，让被研究者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为保证这种民主、平等的知识模式的实现，女性主义尝试过许多研究方法和技术。比如一些女性主义者强调“让女人来研究女人”，这种模式可以打破主流社会中女性经常被迫保持沉默或女性的声音经常不被重视的现状，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背景而容易得到沟通和相互尊重。也有人尝试用女性主义运动中“意识觉醒小组”的方法来研究，通过女性之间的诉苦、沟通和交流，把握被主流研究所忽视的女性经验和切身感受。更多的女性主义者对社会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量化研究方法进行了不懈的批评，认为这种方法集中反映了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追求，容易与性别主义形成结盟。因此他们更加倡导质性的研究方法，认为这种方法容易克服等级制和权力控制特征，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形成平等的参与关系。然而众多争论的结果是，女性主义方法论应该是一种研究的视角，是多元化的、情境化的、开放的、诉诸平等与解放的，因此不能局限于某些方法的运用或排斥，而应该根据具体问题情境来决定运用某种或多种方法，因而方法论的女性主义虽然是批判的，同时也是宽容的。

批判性和宽容性可视为方法论的女性主义的精神实质，事实上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得以存在的意义和理由。这种精神气质上的内在联系使得女性主义虽然始终没有放弃启蒙运动的最初理想，同时却也很乐意接受来自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并在这种批评中不断修改和完善自己的方法论取向。保持批判性并非象传统知识论那样，试图通过论证在理论上捍卫方法论的权威、并在实践中坚持方法论的纯洁，而是首先从根本上承认人性的弱点、人的情感意志的不可超越性，去除一切诸如中立、透明、纯粹、客观的假设，永远保持一种反身的姿态，在情境化中寻觅来自日常世界的、普通人的经验感受。因此对于女性主义自身原则的不断挑战也构成了批判性的重要部分，包括对诸如统一的女性和性别身份、统一的女性立场和经验的质疑，对于方法论的女性主义中“性别万能”倾向的批判，等等。因此保持宽容性和多元化成为批判得以持续的活力来源之一，没有抽象的、大一统的所谓女性和性别，只有来自不同阶级、种族和利益群体的多样化的女性和女性立场，性别的核心作用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下才发生作用，并且永远与文化中诸如阶级、种族、权力等其他因素纠缠在一起并交叉起作用。这样，女性主义从女性的代言人逐步延伸到所有追求民主平等的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女性主义方法论从一种性别分析方法取向扩展到基于性别的、反映弱者声音的、消除了等级制和权威的平等研究模式。因此方法论的女性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也不只代表着一种声音，而是一种开放的选择。

论文研究综述篇四

随着我国的公路、铁路、水利、城镇化等建设提速,工程活动对原地形地貌进行着巨大地改造,势必诱发大量新滑坡的产生.滑坡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以及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的威胁.滑坡的'稳定性分析及有效治理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在生产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滑坡稳定性分析是后续设计治理工作的基础,必须遵从“经济、安全、有效”的原则.本文系统总结当前滑坡稳定性评价的不同种方法,以期工程技术人员在实际工程中能加以综合运用,从不同角度客观分析问题,而不仅局限一两种方法.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中国水运（下半月）英文刊名：chinawatertransport年，卷(期)：9(10)分类号：p642.22关键词：滑坡稳定性研究现状

论文研究综述篇五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能适应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级复合型专业人才。为实现这一目标，硕士学位获得者应具备以下条件：

1．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遵纪守法，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在本学科领域内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门知识和必要的实验技能；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文献资料和撰写论文摘要；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3．掌握1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论文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具有较强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能力。

4．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和健康的身心。

二、研究方向

1、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2、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3、网络与通信

4、模式识别与图形图像处理

5、计算机控制技术

6、网络信息安全

7、软件工程技术

8、cai与cad

三、学习年限

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为三年，其中课程学习和教学实践、工程实践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半；科学研究、撰写论文的时间不少于一年。在每学年52周中安排寒暑假及节假日10～12周。经本人申请，由研究生处批准，研究生可提前毕业或适当延长学习年限。

四、课程设置

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总学分应控制在31～36学分，其中学位课20～23学分，均为考试课，考试课不超过26学分。对于同等学力或跨专业考取的研究生，导师应指定研究生补修1～2门大学本科的主要专业课，其成绩收入成绩册，但不计学分。研究生必须选修1门人文社科课。

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教学实践与社会实践

1、研究生应在寒、暑假进行一次社会实践活动，这种活动可由院、系统一组织，也可由研究生独立进行。社会实践采用社会调查、义务在机关或企事业单位服务、科技扶贫、社区服务等方式进行。社会实践结束后应写出总结报告，由系评定成绩，交研究生处备案。

2、教学实践的目的是使研究生对大学本科教学工作有初步的直接锻炼，应完成折合讲课20课时的教学工作量。教学实践可采取担任某门课程的助教、课程部分章节讲课、组织课堂讨论、指导实验、带实习、指导本科生课程论文或毕业论文、给本科生作学术报告等方式进行。教学实践由教研室检查和评定成绩，以“合格”为通过，不计学分。

社会实践所有研究生均须参加，完不成者不能授予学位。

六、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必须听至少5次学术报告。研究生在写出选题报告前须在导师指导下阅读一定数量的资料，并提交一份书面文献综述材料。学术报告和文献综述均为必修环节，但不记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习期间，至少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与本人所学专业有关的学术论文一篇或其它国内外公开出版的相关学术刊物上两篇（收入学术会议论文集亦可）。且第一署名单位必须为青岛建筑工程学院。

七、论文工作安排（包括论文开题、论文中期检查以及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工作是使研究生在科学研究方面受到较全面的基本训练及培养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的重要环节。学位论文工作包括文献阅读、课题调研、选题报告、理论分析、实验研究、撰写论文等。

1、论文的准备工作宜尽早开始。一般应在研究生第二学期内确定论文选题范围；第三学期末，研究生必须完成文献综述和选题报告。其中书面报告内容包括：选题意义、国内外发展动态、论文研究要求、研究方案、实验手段及时间安排等。由系里安排做口头报告和组织讨论，审核通过后，制定研究生论文工作计划。明确论文完成的主要内容、技术要求和进度安排等。若在执行中有较大变动或调整，必须经导师同意、系批准，报研究生处备案。

2、论文工作中期，在第五学期11月份院系和教研室要会同导师对研究生论文工作进展情况进行必要的检查，以保证论文进度和质量。

3、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

4、学位论文必须符合如下基本要求：

（2）论文内容能表明作者在本学科掌握了较为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4）对所研究的课题应有新见解，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

5、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按《青岛建筑工程学院授予学位工作细则》组织答辩，通过者送交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查，并提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建议，提交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

八、培养方式与方法

1、研究生入学一个月内，导师应按培养方案的要求，按照因材施教的原则，制定出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提交教研室（研究室）审查，经系主任批准后送交研究生处备案。

2、政治理论学习与经常性政治思想、组织纪律和理想教育相结合，除安排学习必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外，还要加强形势、政策、理想、法纪、道德品质和爱国主义教育。积极组织研究生参加公益劳动和各项社会政治活动。

3、研究生的培养应采用理论学习、科研和论文并重，系统理论学习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要加强素质教育，既要使研究生深入掌握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又要注意培养研究生掌握科研方法，或独立担负设计、管理等技术方面工作的能力。在指导方法上，主要采取指导教师负责和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办法。

4、研究生的理论教学应采取课堂讲授和自学、讨论相结合的方式。教师在教学中应着重培养研究生通过自学获取知识的能力，启发学生深入思考与正确判断，培养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积极开展体育锻炼，经常组织有益于身体健康的文体活动。

6、为了促进研究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在研究生培养中期，根据学生的政治表现和课程学习及论文工作情况进行中期筛选，对成绩优秀的给予表扬，对于继续学习有困难的应中止学习。

论文研究综述篇六

当今中国，随着传媒业的迅速发展，传媒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作为“把关人”的传媒从业者，就更要认清传媒职业属性，做一个正确舆论的引导者。可是现实社会中，有关传媒人的新闻伦理失范和对新闻当事人及受众所造成新闻伤害的事件却频频发生。“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的报道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本文通过对此案报道的分析，探析新闻伦理失范原因，并探讨相关应对策略。

案例分析

（一）新闻事件回顾

10月23日晚上，联防队员杨喜利手持钢管、警棍闯进王娟（化名）的家中，一通乱砸后，对她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毒打和强奸。她的丈夫杨武（化名）则躲在几米外，不敢做声，一个小时后才悄悄报警。

月8日，《南方都市报》刊登第一篇关于此事的报道：《妻子遭联防队员毒打强奸丈夫躲隔壁“忍辱”一小时》，随即引发广泛关注。新华网、人民网、凤凰网、搜狐网、金羊网等多家新闻网站了南都的文章，大批媒体记者赶赴杨武家进行采访。11月9日，安徽《江淮晨报》整版报道此事，大标题为《“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是的，你还好意思说！》；东南快报的标题是《“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网上广泛转载着几张照片：王娟侧卧在堆满了衣物和床单的床上，两手抓着床单，将脸捂得严严实实，而几只指甲涂得鲜红的手握着采访话筒凑到王娟头边。不管是平面媒体还是电子媒体，对当事人的脸部未作任何技术处理，而且将其详细资料公之于众。从此传媒的报道走向了极端，众人都在指责杨武的懦弱，仿佛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而没有人去指责施暴者，去真正地推动事件的进展。不久，网络上转而开始反思媒体的伦理失范。有网友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一个不负责任的社会，会把地位卑微的老实人变成“世上最窝囊的男人”；一个迷失了方向的舆论群体，也会把原本善良无助的正常人逼向崩溃的边缘。

（二）媒体新闻伦理失范浅析

1.滥用议程设置理论，误导舆论。所谓议程设置是用来说明媒介有意无意地建构公共讨论与关注的话题的一种理论。该理论强调，大众媒介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受众会因媒介提供的议程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件首先采取行动。

我们看到最早报道此新闻的《南方都市报》的版面，作者把杨武的话“我是世界上最窝囊和最没用的丈夫”放在新闻标题的右侧，字体与新闻标题几乎等大。在与杨武对话的新闻稿中，作者直接对杨武说：“你太懦弱了。”安徽《江淮晨报》更是整版报道此新闻，并放上具有鲜明立场倾向的大标题《“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是的，你还好意思说！》。我们再看照片，《南方都市报》最大的照片为“杨武与妻子相拥而泣的照片，而《江淮晨报》则在新闻标题上放上了“杨武痛哭流涕的照片”，作者似乎在用一切材料来佐证杨武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就这样，作者践踏在当事人的尊严、人格之上，把这个新闻写成了故事情节曲折复杂，黄、性、腥穿插其间的吸引受众眼球，引导媚俗倾向的故事。受众在作者的引导下，把一切都归因于杨武的懦弱无能，把严肃的新闻当成了趣闻、笑料。电视媒体更是借助其直观的报道优势继续按照这些媒体人的议程设置发展。不加任何技术处理拍摄受害者，外加冷嘲热讽，如某卫视“今日一线”主持人在节目中说：“看到这里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做丈夫的杨武怎么能窝囊到这种地步。”

我们知道媒体的义务在于通过报道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并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可是在这次报道中，媒体完全走向了错误的极端，反而像在为“娱乐至死”做呼应。

2.滥用新闻自由，侵犯隐私权和肖像权。新闻自由是新闻媒体依法采集、发布、发送和收受新闻的自由，包括报刊的出版自由、电视台和电台的播放自由，新闻采访和报道的自由，以及发表意见和进行新闻批评的自由。但是，媒体的新闻自由权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才能行使。新闻侵犯隐私权是指在新闻作品中公开他人隐私而使他人隐私权受到伤害的行为。

我们看“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的采访报道，记者强行闯入杨武家这样的私人空间，非公开场合进行采访，逼问已经濒临精神失常的王娟，一次又一次请当事人讲述“当时的情形”“当时的感受”。记者在报道中详细描述强奸时的场景、动作、声音等细节，暴露杨武的家庭住址，母亲、女儿的形象；杨武痛哭流涕的窘相更是被公开传播。王娟被杨喜利施暴的监控录像在网络上和电视上广为传播。根据我国的法律，他可以据此起诉侵权的传媒和记者：传媒为了煽情而披露公民的隐私，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可是，杨武一家不知道自己的隐私权可以受法律保护，他只能无助地跪在地上，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我忍受的是所有男人不能忍受的耻辱和压力，我不愿意回忆，求求你们了，出去好吗？”

至此，在此次新闻报道中，新闻媒体已经将新闻自由变成了媒介话语霸权，违反法律，侵犯受害人的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一遍又一遍地戕害着受害人的身心。

3.妄加道德审判，施行媒介暴力。此次“杨武事件”的报道中，记者从一开始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杨武，所有的评判就像央视记者柴静所说“像刺一样扎在人心里”。媒体本应客观报道事件，将信息公开于公众，让公众自己去评判，可是这次媒体完全丢失了新闻的客观和公正。

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眼球，一次又一次对受害者施行媒介暴力。杨武的妻子不堪忍受媒体的侮辱而选择自杀，可是媒体丝毫不关心这位受害者的心理感受，还在不断地追问她“当时的情形和感受”，即使她有精神失常的.迹象也不放过。柴静在博客中写道：“他们确实不知道怎么反抗暴力，对自己最脆弱的保护，只能用袖子掩住脸，来避开采访。是的，这是一场羞辱，但不是他们的。”

媒体妄加道德审判和肆意施行媒介暴力，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人文主义关怀。所谓人文关怀，就是对人存在的关注，对人的价值、人的命运等有关人生存的根本问题的眷顾与沉思。记者应站在与采访对象平等的角度采访，记者应换位思考避免媒介暴力对受害人造成的二次伤害。凤凰记者闾丘露薇说：媒体有追问真相的义务和权利，但是同时也有伦理底线，要尊重受害者的隐私和感受，在穷追猛打的时候，至少要分清公权和私权，也不要自己进行道德审判。（三）对当事人的新闻伤害。

从上面的媒体新闻伦理失范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媒体错误引导舆论，使受众向着媒体设置的议程偏向：斥责杨武懦弱，没有推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反而把这一悲惨的事件当成了笑料和媚俗的黄色新闻。媒体侵犯了受害人一家的隐私权，使全家人暴露在公众视野中。媒体将强奸的细节详细描述并呈现在报道中，使王娟的名誉受到侵害。媒体在这次报道中没有关心同情受害者，反而一个劲地揭伤疤，使受害人心理受到巨大伤害。

新闻伦理失范的原因分析及应对

（一）新闻伦理教育的不足或缺失。随着传媒业的竞争加剧，一部分媒体从业者忽视了自身素养的提高，更是忽略了对新闻伦理相关知识的掌握。他们认为只要能够吸引受众眼球，提高发行量，提高收视率，就可以公开一切，就可以传播一切。可是，却忘记了新闻伦理要求的真实、客观、公正，平等。不知道“电视台播放的、报纸刊登的这些内容，都是事实，但并非所有事实，都适合向大众传播”“不传播不适宜传播的内容，是媒体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中国高等院校新闻教育对新闻伦理学的重视依然不够，新闻伦理课多作为选修课来设置。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沃尔特・克朗凯特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乔・福特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我认为，新闻传播教育的最终使命是培养社会责任感。人们希望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做记者的技能，而且要让他们明白他们的工作对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因此，高等学校在培养新闻人才的时候应加大新闻伦理、社会责任感的教育与熏陶，传媒机构更是要加强对新闻记者的岗前培训，着重强调新闻伦理和社会责任感的教育。

（二）传媒制度导致的利益驱动与把关不严。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深刻变化，我国的新闻媒体重新界定了其行业本质，即“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双重属性。媒体一方面要传播新闻信息、引导舆论，另一方面又要以获取利润为目标。而当代中国传媒产业迅速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某些媒体为了利益而疏忽了自己担当社会责任的职责。

（三）新闻法律缺失。新闻伦理属于道德范畴，而道德自律靠的是媒体人的自我修为，要求每位媒体从业人员要达到“慎独”的道德境界显然不可能。而法律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是一种非人格化的制度，它通过建立一套客观的、理性的规则去引导、规范人们的行为。法律的这套规则一旦制定，便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从而显示出高于一切的权威，迫使人们不得不自觉遵守，从而达到监督、规范权力运作的目的。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套成形的新闻法，只是借助其他相关法律对传媒进行约束，这样就使得有些人打擦边球。因此，相关部门应加快推进新闻法的出台，使新闻传媒业“依法治业”与“以德治业”相结合，这样传媒业才能得到良好发展，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新闻媒体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新闻从业者必定要从以往的新闻伦理失范中吸取教训，恪守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加强自我修养，真正肩负起“社会守望者”的社会职责。（项目名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范式的转换”项目号：11fxw001）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栏目责编：曾鸣

论文研究综述篇七

一、研究背景

长期以来，语言学界将多语研究的重点聚焦于双语研究。然而，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交流需求增强，这种交流可能是跨区域、跨语言、跨文化的。在此背景下，多语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日益凸显。三语习得研究作为近年来国际和国内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有关三语习得的文献进行梳理，剖析了国内外三语习得研究现状及其特点，并通过对比国内外研究成果，对三语习得后续研究的发展做出展望。

二、国外三语习得研究综述

国外的三语习得研究肇始于hoffman和thomas的研究。hoffman的著作languageacquisitionintwotrilingualchildren是三语习得研究的典型作品。hoffman在此研究中主要从语言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这三方面跟踪调查两个从小同时学习德语和西班牙语的小孩的语言发展与习得。在此期间，cenoz，gorter，kemp&jorda等学者对三语习得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cenoz&gorter探究了在巴斯克语、英语和西班牙语三语环境下写作技能的培养，并用不同方法来探究这三种语言之间的联系与交互。语言学家kemp给多语现象下了定义，他所提及的影响元语言意识的变化因素为三语习得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包括语言习得者同时掌握的两门语言，学习者的读写能力、成熟度、学校教育等因素。jorda基于言语行为和语用能力的分析，阐述了三语语用意识的产生以及影响。语言学家deangelis探究了习得的语言之间的距离、近因的使用、语言习得的顺序、文本的形式和对目标语与源语言的熟练程度。

三、国内三语习得研究综述

与国外的三语习得研究相比，国内的三语习得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起步较晚。从已有的三语教育研究成果可知，国内三语研究对象主要针对少数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学生。从研究理论来看，大多数研究者将少数民族学生的三语习得与汉族学生的二语习得进行对比研究，将语言迁移理论、认知优势理论、语言损耗理论、文化濡化、涵化理论、元语言意识理论运用到我国少数民族三语教育研究中。关于研究领域，学者们从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认知神经学、教育学等方面展开了研究，运用对比分析、实证研究等方法，对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时出现的困难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解决办法和途径。就研究内容和方向而言，国内三语习得研究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三语教育现状

国内不少学者对三语教育现状进行了调研，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姜秋霞和刘全国对西北民族地区外语基础教育做了现状调查，发现由于教学条件和与语言接触的限制，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学生掌握英语是极其困难的。胡德映(p99-120)的研究发现中国少数民族学生并没有在外语学习上表现出相应的能力，因为授课教师在语言教学中几乎不会考虑或者时常忽略学生的双语(汉语和民族语)能力以及由双语能力导致的认知差异。张贞爱等发现相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三语教育质量和三语教育认同都较高。

(二)语码转换

在国内，从语码转换这一视角研究三语习得的学者较多。刘全国研究了中国西部的藏族学生在英语课堂中三语习得的语码转换。他在研究过程中观察了藏族学生的英语课堂并记录下课堂中发生的语码转换现象，对中国的语码转换研究做出了极大贡献，并为国内外关注中国三语习得研究的学者提供了研究证据。吴白音那，文秋芳通过调查内蒙古地区某蒙古族学校3名初中英语教师的教学情况，探究了三语环境中教师语码转换的结构类型与功能及其分布特征。

(三)学习动机

原一川对中国云南省的500多个少数民族学生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发现云南的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外语的动机大多数取决于他们在目标语言学习中获得的分数。同时，原一川的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语言动机的因素还包括他们对目标语的态度，目标语背后所涵盖的文化，学习中的焦虑以及学习的内在动机等。

四、未来研究展望

由以上国内外三语习得研究概况可知，国内外的三语习得研究都关注了语言学习的动机、态度、障碍、语言迁移、二语和母语的影响以及语言学习策略等方面的内容。而国内的研究主要是短期的抽样调查，真正意义上的长期纵向实证研究较少，不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待进一步深入。本文认为，未来对三语问题的研究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笔者在“中国知网”中按“三语语用”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有关三语语用的`文章只有9篇，因此，国内学者可以结合国内少数民族外语教学的特有现象，拓展三语习得在语用学领域的研究，分析三语语用的产生与语用意识。

第二，将三语习得研究渗透到语言各层次，包括语音、语调、词汇、语篇等层次。通过对国内24种主要外语类期刊有关三语习得的文章进行归纳，发现对词汇的研究居多，而对语音的研究只有8篇，未来对语音层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空间。

第三，国内的三语习得主要集中在对藏语、彝语、状语、苗语、蒙古语的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拓展到更多的少数民族语中，有助于丰富语言文字的研究。

第四，探索三语习得研究的新方法，将实证研究与思辨研究相结合，提供更多有数据分析和科学论证作为支撑的研究报告。

第五，目前探究二语对三语影响的研究文献较多，但反过来研究三语对二语的影响的并不多见。因此，三语习得对二语习得的逆向影响可作为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论文研究综述篇八

一、出土乐器测音研究

对出土乐器进行测音研究,是音乐考古学的核心工作,也是音乐考古学区别于一般考古学的最为重要的方面。目前的测音研究,在技术、方法和软硬件设施上都有新的进展,但普遍侧重于乐器音高的测定分析,而对于乐器音色的测试研究则较为欠缺。

笔者觉得,对于出土乐器进行音高测定,当然是必须从事的音乐考古工作,但测音研究不能仅限于此,还应该包括对出土乐器音响品质的测定。出土乐器由于长久埋藏地下,本身会产生一定的物理、化学变化,其音响品质也必然会发生一定的改变。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出土乐器的音高和音色均非当时原有。但是,这些变化的范围应是有限的,我们仍然可以通过音响测试,从一定程度上来了解古代乐器的音色,以及乐器的音列或音阶结构。

实际上,每种古代乐器在设计制造时都会考虑到音响品质,并会产生阶段性的变化。比如石磬,从早期的单件特磬,到商周时代的编磬,期间随着选材、制造技术和工艺的发展,音色也一定会随之发生改变,总体上表现出古人对石磬良好音色的历时性追求。对不同历史时期石磬的音色加以测试,能够得出具体的声谱和相关的音响参数,由此再进行主、客观结合的音响评价,可以探索石磬制造中音色发展变化的历史特点和规律。由此看来,一些零散或单件出土的乐器,虽然不能研究其音列或音阶结构,但却可以用于音色研究,因此它们均有音响测试的必要和价值。出土乐器的音色,既有个体差异,也有时代、地区和民族的差异。因此,需要积累更多资料和数据,方可对出土乐器的音色进行定量分析。

二、出土乐器复原研究

对于出土乐器而言,通过复原研究,有助于了解乐器的设计制造、音响性能、安置和演奏方式等。笔者理解的乐器复原大体包括两方面涵义:一是对出土乐器形态的复原,二是对出土乐器音列或音阶组合的复原。

对出土乐器形态的复原,可以是出土乐器原器的复原,也可依据出土乐器原器,进行复制或仿制,还可参照乐器图像进行仿制。需要指出的是,参照乐器图像进行的复原,只能局限于仿制的层面,其真实性自然要弱于依据乐器实物进行的复制或仿制实验。

出土乐器原器的复原,指的是对出土乐器残品的修复。由于有些出土乐器已经断裂残损,所以需要利用文物修复技术对原器进行复原。经过复原之后,有些乐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不失其音响。如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葬西周晚期编磬、山东章丘洛庄汉墓编磬,出土后均有一些残断,经过拼复粘合,绝大多数能够击奏发音,并且保持其在原有组合中的相对音高,为我们研究编磬的音阶组合提供了条件。过去由于缺乏经验,对残断编磬一般未予测音,芮国编磬和洛庄汉墓编磬的修复工作,为现存大量残断编磬的复原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

依据出土乐器原器进行复制,从制作材料、尺寸、重量、工艺和音响等方面,都要求与原器保持高度一致。乐器的仿制则不同,它在这些方面并无十分严格的要求,有时可能仅达到形似。前者如学术界对曾侯乙编钟的复制研究,后者如对敦煌壁画古乐器的仿制。

目前中国学者在出土乐器复原探索方面所做工作尚不普遍,而西方学者比较重视出土乐器的复原研究,他们通常在从事乐器形制研究的同时,制造出乐器的复制或仿制品,并对其进行演奏实践的探索。,在天津音乐学院承办的第七届国际音乐考古学学术研讨会上,不少西方学者带来了他们制作的出土乐器复制和仿制品,并在专场音乐会中演奏了骨笛、陶哨、陶号、口弦、鼓等乐器,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流散古乐器研究

有不少中国出土的古代乐器,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流散于中国大陆不同省份、港台地区以及欧美亚澳一些国家,并分别有公、私收藏。在流散古乐器当中,尤以青铜钟类乐器为最。这里试举我接触过的实例略做介绍:

一例是速钟。1985年出土于陕西眉县马家镇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当时共出青铜编钟和编镩18件,后来有5件编钟被盗并流失。国内现存13件,其中包括速钟4件、无铭编钟6件以及编镩3件,均藏陕西眉县博物馆。后来获知,速钟在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1件,美国纽约范季融收藏1件,还有1件现存香港私人藏家。经过形制、纹饰、铭文和测音结果比对,可知克利夫兰所藏f钟应为8件组合编钟的第一件,纽约范氏所藏速钟为全套8件之第七钟。目前第五、第六钟尚未现身,惟盼来日能够珠联璧合。

另一例是虢叔旅钟。早年出土于陕西长安河蠕之中,清代学者业已着录,后流藏于国内和日本。据今所知,虢叔旅钟现存5件,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和京都泉屋博古馆。通过形制、纹饰、铭文和测音结果比对,可知虢叔旅钟全套应为8件,现存5件分别属于第一、第二、第四、第六和第七钟,目前尚有3件下落不明。

有些流散乐器形制独特,目前在国内藏品中尚无同例,因而殊为珍贵。有些流散乐器原本属于编组乐器的一部分,有些属于同一人所作器,但现在却分藏世界各地,不知其音阶组合。当然,对于流散乐器的寻访考察,并非仅限于对失群乐器组合的探讨,还可将流散乐器与现有的科学发掘品加以比较,以判断流散乐器的出土地点或范围,乃至其族属和考古学文化。希望今后能够通过各方协作,对流散乐器进行全面考察,为中国古代乐器研究做出贡献。

四、古乐器辨伪研究

目前国内外收藏的古乐器,尤其是一些传世品,真伪糅杂,需要加以辨别。如大家熟悉的太室埙和韶埙,常被一些古代音乐史着述所称引。这些陶埙现分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山东省博物馆,均系个人捐赠,来历不明。经过实物观测,我认为它们十分可疑,不能作为实用乐器。如太室埙,其吹孔为两面对开的v形凹口,这种形制的吹孔根本无法吹响。埙的制作较为粗陋,埙体按孔排列也非同寻常。不仅如此,其铭文中的“太室埙”三字,在字的构形上也有疑点。综合看来,这些埙恐属伪作。

青铜乐器的作伪更为常见。以收藏于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的“虢叔旅钟”为例,这件钟为甬钟,舞饰变形夔纹,篆饰斜角双头兽纹,鼓饰顾夔纹,右侧鼓饰小鸟纹,钟体内壁有隧,属于中原地区西周晚期编钟常见的形制。编钟的钲间和左鼓有铭文20字,其中有“虢叔旅”字样。以此钟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虢叔旅钟比较,纹饰有明显差异。弗利尔钟的铭文,内容仿自传世虢叔旅钟,但从字体和语例看均有疑点。经过综合考察,可知弗利尔所藏这件“虢叔旅钟”的铭文乃后刻,应是器真铭伪。

再如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宗周钟”,铭文乃仿自传世宗周钟。旧金山这件钟的铭文,钲间、左鼓部分与传世宗周钟相同,但转接至右鼓即露出作伪马脚;传世宗周钟铭文由左鼓接至背面右鼓,与旧金山钟显异。传世宗周钟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从形制、纹饰和铭文看属于西周晚期作品,作器者为周厉王,已成学界共识。而旧金山钟从形制和纹饰看应属春秋时期制品,铭文显系后刻,因此这件“宗周钟”也属于器真铭伪。

五、有关出土文献研究

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如甲骨文、金文以及简帛书籍等,目前学术界统称为“出土文献”。这些资料当中,包含有古代音乐理论、音乐事物和音乐史事等记述,对于研究当时的音乐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近年来出土文献资料较多,其中以楚简和秦简的发现最为引人注目。如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发现的战国中期竹简,书写内容属于儒道典籍,其中包含先秦时期的乐教思想,有些方面可以与《乐记》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对《乐记》的成书年代加以重新审视。

又如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战国楚简,目前已经陆续出版齐全,其中也包含一些音乐方面的内容。如上博简第四册所收定名为《采风曲目》的部分,涉及一些乐律文字,有些与曾侯乙编钟乐律铭文相同,有些文字目前还难以确认,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再如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楚简,现在已经有部分资料结集出版。清华简的内容,有些涉及周初饮至典礼中的仪式音乐活动,如《耆夜》讲周武王和周公饮酒作诗,其中周武王致毕公诗中有“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周公致武王诗有“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清华简尚未完全公布,我们应关注有关资料的发表和研究。

秦简方面的资料,可以举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所出为例,其中涉及乐律的文字,包含五音、十二律以及有关的律数和大数等,整理者定名为《律书》。放马滩简《律书》的生律法,与《吕氏春秋》属于同一理论体系。从简文透露的信息看,六十律的理论探索可能在战国晚期已经萌生。放马滩简还有乐律与五行、时辰、术数、占卜等关系的记述,均需做深入探讨。

涉及音乐方面的出土文献资料,其特点是较为零散,需要从事专门的收集、梳理和分析。以往研究者大多来自于古文字学界、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音乐考古学者较少参与。我们应注意学习和吸纳新的成果,积极参与有关出土文献资料的研究。

六、民族志类比研究

对于考古材料的认识和理解,有时需要借助民族志资料加以类比。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属于民族考古学学科范畴。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可以借鉴民族考古学民族志类比的方法。目前音乐民族志资料主要由民族音乐学者通过田野考察来获取和建立,音乐考古学者应该依靠和利用这些资料,同时还应积极从事实地考察,收集有关的民族志资料。

试以出土的先秦和汉代笛类乐器为例,来说明民族志类比方法的应用。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竹篪,马王堆三号汉墓竹笛,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竹笛,甘肃居延汉代遗址竹笛,其按孔的开设都是先将竹面削平,然后再在上面开孔。这种做法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有所存在,如景颇族之“比笋”、门巴族之“里令”等。如果对有关民族志记载做深入的实地考察,再与考古发现的笛类乐器加以类比,就有可能得出一些新的认识。

甘肃居延汉笛的奏法,过去一般认为是横吹,但通过考察其形制,并进行民族志类比,发现其奏法应为竖吹。居延汉笛的形制较为独特,它的管端保留竹节,但未将其挖通,这样就自然堵住管腔。竹节两侧各有一个小孔,两孔间表皮削平。类似形制的竹管乐器,见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哈尼族的“竖吹其篥”(又名“曲篥”、“七篥”或“体篥”),以及云南德宏的德昂族“结腊”(又称“布垒”或“直笛”),其奏法均为竖吹。只是竹节两端的小孔上盖有一薄竹片并加以固定,吹奏时,气流经过竹节两端小孔,从而激发边棱发音。经过比较,可知居延汉笛竹节两端的小孔,原来也应有一薄竹片覆盖,其奏法与民族志资料所载相同,即应为竖吹。

论文研究综述篇九

广播电视编辑加强新闻的舆论引导作用把关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把它们分成两方面来讲，一方面是把关的问题。编辑的把关，从逻辑上来讲，它是一个正题，也就是说把关工作是我们编辑的日常必须要接触的，必须要做的，也是必须要做好的。但是，如果把关的工作做不好，那么就有可能造成新闻的舆论引导走向另一面。舆论引导的失误就是我们说的反题。把关和舆论引导两者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如果把关过度或者是违反了某些规则，我们就认为它是社会责任的失范。

1新闻道德沦丧的原因剖析

1.1经济利益的驱使

在周克华被击毙后，有的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在没有打上马赛克的情况下，展示他不堪入目的“死相”，而不顾此类血腥的画面将造成的影响。这归根到底是某些新闻工作者单纯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忽略职业道德素养的表现。

市场经济背景下，竞争机制的引入刺激并推动了新闻传媒行业的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媒介技术的革新与发展，也给新闻工作者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然而，随着媒体生存环境日渐窘迫和行业竞争压力的剧增，一些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底线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动摇，职业道德的约束在金钱和利益的诱导下逐渐变的松弛了。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物质建设发展速度较快，然而在道德精神层面的建设却相对匮乏。有的媒体以戏谑的态度描述周克华被击毙这一事件，不少新闻报道甚至呈现出娱乐化的态势。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缺乏同情心的表现，不仅给周克华的'家庭带去了深深的伤害，也污染了社会文明的风气。没有道德，就没有灵魂，没有灵魂，就没有定力，没有定力就很有可能做出有害社会的行为。造就当前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行业自律的缺失。由于没有严格的行业道德标准，或者说行业道德在经济利益系统支配下的失效，致使某些媒体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沦陷。

1.3管理人员责任的缺失

当前，新闻事业的管理人员水平良莠不齐，缺乏基本的新闻职业道德，对有违新闻职业道德的现象视而不见，部分人员甚至还亲身参与到一些有损职业道德的事情中。新闻事业管理人员的价值取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媒体的编辑方针和风格定位。“上梁不正下梁歪”，新闻事业管理人员的失职极其容易造成连环反应，从而导致整个新闻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和染毒。王韬在《|园文录?外编》中曾提到对报社主笔人的要求：“顾秉笔之人不可不慎加遴选，其间或非通材，未免识小而遗大，然犹其细焉者也，至其挟私讦人，自快其忿，则品斯下矣，士君子当摈之而不齿。”虽然是在新媒体时代，但王韬所提出的这套选拔报纸主笔人才的标准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2新闻职业道德沦陷的应对策略

2.1优化新闻职业道德环境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外界环境对事物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良好的媒介生态环境和新闻道德环境对提升新闻职业道德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社会道德环境的好坏首先可以影响人的认知，进而影响人的情感认同。注重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的提升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基于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切实改变新闻道德环境。

一是优化相关制度。道德不同于法律法规具有强制性，它的约束作用主要源自于社会舆论和社会规范。这就导致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相关制度的实施难以得到保障。因此只有优化制度，才能使得新闻工作者将职业道德内化，自觉地培养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

三是强化新闻工作者的公德意识。新闻工作者是社会航船上的t望者，作为信息的“把关人”，应始终把新闻的真实性作为第一信条，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自觉按照社会公德的内容与要求主持并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做到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

2.2加强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教育力度

在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时，深入基层是最具操作性的精神教育形式。基层的示范作用具有强烈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从基层获得的数据资料具有更形象的认知感，这些都是在课堂教学中所不具备的。充分利用媒体的资源优势，开展干部深入基层磨炼教育，体验基层生活冷暖，从而消减新闻工作者的物质欲，唤醒和增强新闻工作者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是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

2.3强调社会责任意识，增强新闻自律

新闻媒体自律有助于增强媒体责任感，它包括行业自律和媒介个体自律两个部分。陈力丹认为在处理新闻职业道德沦丧的问题上要首先解决行业自律问题，需要新闻媒体自身有一套完备的行业自我监督规范。

2.4提高记者的作风

恪守新闻职业道德、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以忠诚于党，取信于民。笔者认为，提高记者的道德修养，关键在于提高记者的作风。新闻报道工作是一项光荣的工作，记者是一个神圣的职业。所选记者的职业，我们必须是值得的记者的光荣称号。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敬业，创新的目的精力都用在工作，更多的工作，更多的好作品，新闻和信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

做诚实和公正的为文的第一人，记者应该是一个诚实的人。记者不说假话，不能搞假新闻。为什么党和人民的信任记者，因为忠诚和诚实的记者，新闻需要务实的记者报道新闻的理由必须是客观真实的，不要为了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捏造事实，歪曲事实。记者，虽然不是法官，但需要正义，只有正义和法官讲真话，讲真话。谁给的好处对谁说话，违背了记者的基本职业道德的事件。忘记的廉洁和公正是一个记者的责任，长此以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记者的形象受到损害信任的质疑。

我们不能够要求别人的同时，必须做好自己的事情，用严谨的、认真的、端正的工作态度来看待记者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完善一个最基本记者的本质。

3完善自律监督机制

媒体自律系统，给新闻工作者一个可靠的依据，进行自我检讨和自我约束。因此，新闻自律还需要完善自律监督机制，这个体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考虑：一是实行奖惩措施，赏罚分明，尤其是抓典范治理那些在新闻工作者弄虚作假的新闻工作者；二是建立专门的监督部门。例如设置审查科，对于报道的新闻给予专业的审查是否真实、是否有损社会形象等；三是建立淘汰机制，对于那些经常发布容易引起非议新闻的工作和给予淘汰；四是建立个人职业道德自律档案和新闻工作者联合诚信系统；五是设置新闻工作者自律的评价标准。

论文研究综述篇十

论文摘要：后女作家一直是80后文学中被遮蔽的一个群体，她们没有取得“美女作家”创作取得的社会效应，但是她们的创作已经不容忽视，然而对她们的研究从世纪初至今呈现增加趋势。目前有关这个群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文本两个主要方面。

论文关键词：后女作家,研究综述,文化,文本

80后一词是本世纪初被人们频繁提及的一个关键词，在文坛，80后文学作品也带来了一片喧哗争鸣之声。自恭小兵在天涯虚拟社区发表一篇名为《总结：关于80后》之后，80后文学逐步从市场、文学边缘场地进入到文学主流视野，文学评论界也给予充分关注，在白烨主编的中国文情报告（-）中明确提出“青春写作与‘80后’现象进入研究视野”，伴随80后文学群体的成长，其间一些青春女性创作也受到关注。“与80后女作家创作的丰盛相反，统观国内的文学评论，如《中国当代女性写作演变轨迹》、《中国当代女性先锋文学》、《对近二十年来女性写作的一点思考》等等文章，它们只论述到陈染、林白甚或卫慧、棉棉这批新生代作家，对现在涌现出来的‘80后’女作者所论甚少”。

由于这代人多半为独生子女,她们的文本特征没有强烈的性别差异，加之创作成就似乎有限，所以在评论她们的作品时,总体是将她们作为80后文学群体中一员进行多视角批评，喧嚣过后，回归客观，目前已有人关注到80后文学群体中的一个小群体——80后女性作家，对她们的研究可分两部分。

一、文化研究

80后的出场有着独特的时代文化背景，从20世纪末九十年代以降，随着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尤其是大众传媒迅猛发展，这场景是当代的年青人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生活现状，浸染其中的“80后”一代，尤其是生活在都市里的孩子，在很大程度上都慢慢地接受了这种文化的特性，他们的消费观念也随之慢慢形成。大众文化和大众消费形成和发展的后果就是人们，特别是都市里的青年们开始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进入新世纪，进而影响到她们的后期的文学创作。创作中呈现的特征也引起评论界的关注，目前有关文化关注的评论主要分为：一是，从消费文化视角分析她们的创作过程、文本内容显现。如《80后写作与青年亚文化》（华中师范大学，苏文清，2006）、《消费文化影响下的80后写作》（河北师范大学，梁瑛，）和《消费语境里的自我表达》（华南师范大学，黎玉娴。）这几篇论文中都提到消费文化影响下，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盛行、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逐渐取代了理想主义的商品经济时代，因而在他们的作品中缺少对于广阔的变革中的社会现实的深刻观察，更看不到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他们的创作更多的是对校园生活、青春期风花雪月的描述，对个体情感的宣泄和对时尚世俗生活的追捧，带有明显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倾向。二是，大众文化对文学生产的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也随之发生重大转变。如《大众传播视野下的80后文学现象研究》（山东师范大学，杜聪，2007）中提到，大众媒体对文学生产不断调整，并出现了80后文学这样的创作局面。文章分析说大众媒体已不仅是文学的载体或介质，它形成了新的文学传播语境，即文学多样而复杂的文化性凸显出来，除审美属性外，文学还有其他多种属性，必须把文学当作文化问题，置放到更为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在拓展文学生产和传播空间的同时，也引发了作家、编辑、受众等文学群体的变动。三是，把世纪之交作为一个整体创作背景评论80后文学现象。具有代表性的评论有上海师范大学杨建龙教授的学生沈佳的一篇硕士论文——《新世纪初的文化语境与80后文学创作》，文章从世纪之交、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盛行，文学的市场化选择，后现代哲学思潮带来观念的变化、出版事业的改革，给80后文学的出场带来一个独特的文化语境和创作心态。

另外有关外部文化研究还有独特的一支，即关于《萌芽》杂志转型研究和由《萌芽》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现象的研究。这些为80后文学生成的研究提供更具体的文学场内分析。目前有关这方面的评论文章不多，具有代表性有两篇硕士论文。一是，华东师范大学2006届毕业生严琳的硕士论文——《当代文学生产转型中的萌芽》，论文主要从萌芽九十年代成功转型的标志——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一角度为切入点涉及80后文学生成的部分特征——“着力打造畅销书品牌，牢牢抓住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同时还将经营范围扩大到图书发行领域和教育领域，走上文化产业集团化的道路”。另一篇是，首都师范大学2008届毕业生徐海的硕士论文——《新的文化形态的确立》，论文以研究“新概念作文大赛”为中心研究一种新文化形态的形成，期间具体论述大赛形成发展的背景以及由此带来新的文化形态和新人（80后青春作家）的塑造，这些文化视角研究为80后文学内部文本研究提供详细背景知识和可挖掘的空间。从文学场视角研究80后作家的评论文章不仅有群体性介绍也有针对具体作家展开个案分析，如邵燕君于在《南方文坛》第5期中发表一篇题为《忧伤到生冷怪酷从张悦然的发展看文坛对80后的引导》的评论文章，明确提出“‘80后’由市场进军文坛”在媒体、市场运作下，同时一些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对张悦然作品可能缺乏正确解读和合理引导，所以导致文本中存在有限经验的拉伸现象。这一难得的担忧不仅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对80后以后的创作起很好的引导作用。目前从文化角度对80后女作家进行评论的文章至今没有，这依然是可待挖掘之地。

二、文本研究

新世纪初，当“80后”文学成为最为引人注目的风景之一，尤其众多80后作家纷纷出书，引起社会普遍关注，这一现象也引起评论界的关注：

（一）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文本主题的分析解读。

首先，“忧伤”主题是人们对她们文本内容的首要印象。比较引人注目的专著有黄浩、马政主编的《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中国戏剧出版社，20）文中收集的几位评论文章（主要集中在张悦然身上）观点鲜明得指出张悦然“无谓的忧伤是种病”，虽然言语比较犀利，但是也一针见血得指出张悦然前期小说创作主题的典型格调——无限忧伤。正如莫言在为她的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980》作序时提出：张悦然的小说是“飞扬的想象，透明的忧伤”，之后众多有关张小说主题研究多沿袭这一脉络。《青春的落落花开_论张悦然小说创作中的心理情结》（《创作研究》，当代文坛，20第二期，张彩荣）从病态心理特征角度分析张悦然童话式叙事背后隐含的青春的忧伤。除此之外，郑州大学一篇硕士生论文《青春迷茫忧伤》（张彩荣，2007）中用“忧伤”一词作为80后写作的青春情节的之一。文章概述出“忧伤”主题之后，着重分析郭敬明、韩寒、张悦然、春树他们各自文本中显现的“忧伤”具体内容，其中提及张悦然主要通过唯美文字彰显愁绪，苏德主要通过残酷的叙事凸显忧伤内容。

其次，“青春的成长”主题是继“忧伤”主题之后的又一次要特征，也是人们对她们研究的重要方向。独特的成长环境，不同的.成长体验形成独特成长题材的青春文本。20世纪80年代是激情的年代，之后的90年代是市场、转型的代名词，成了“飘”的年代。80后成长于价值观念不定的世纪之交，困惑、迷茫、叛逆、孤独不自觉成为他们成长中的主题词。正如胡澜卿在其硕士论文《青春的困惑成长》（首都师范大学，2008）所分析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优越的物质坏境”“紧张的教育体制”“新鲜东西诱惑”“时尚刺激”“西方亚文化影响”导致80后与众不同的成长模式。在另外一篇硕士论文《青春与成长》中也提到类似的成长主题：“离群索居的孤独者”“难以彻底的叛逆者”“缺失根性的悬浮者”。对群体的成长主题关照过后，80后女性作家文本中的成长主题也引起大家的重视：《80后美女作家及其小说创作研究》（贵州师范大学，陈芳，2008）中从女性青春成长这一永恒主题，阐释80后女性作家成长中“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如影相随的孤独感”“挥之不去的忧伤情调”“对爱的呼唤”。除此之外有关80后女作家个案研究中也对成长主题展开了解读，如《爱与成长——读张悦然的水仙已乘鲤鱼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徐媛，）详细阐释了“女主人公在青春期所遭遇的种种爱的缺失和获得,在得而复失的过程中,女孩渐渐长大”的少女成长主题。

再次，“女性特征”是除上述主题创作特征之外的又一内容。80后女作家作为80后作家群体中一员，其性别特征决定她们的文本中应该有属于她们自己的文本主题特点。有关这方面的关注早在20就已经有研究文章。如河南大学李校真在其硕士论文《方舟浮沉》中就已经将张悦然作为女性作家中独特一员，详细分析其小说中女主人翁之间同盟关系、启蒙关系、救赎关系、同性爱关系的存在，并因为女性自身缺陷而导致情谊走向破裂。文章从其文本创作背景、存在方式、破裂纹路、美学意义四章逐级分析、研读。有关于张悦然作品中女性主题的具体分析层出不穷：《郁美之城的三重缺失——我读张悦然》（《文艺评论》2008杨雪）分析了张作品从《葵花走失在1890》到《誓鸟》，女性主题由少女的敏感抑郁向内心隐隐浮动的母性温情嬗变得过程。《自闭天空下的疼痛快感——女性写作视阈下张悦然小说〈誓鸟〉的当代意义》（《名作欣赏》，精品集萃，张妍）从女性“自闭的幻想天空”，“在疼痛中狂欢”和“对现当代女性观的演进和碎裂”三方面逐层深入分析，尤其最后一节分析《誓鸟》中少女形象接续了新世纪以来女性写作的性别意识、先是女人后是人、“欲望化写作”、“身体写作”这些观点。除此之外，《张悦然的女性青春写作》（《文艺争鸣》，20第2期，张文东）从女性青春写作角度分析《黑猫不死》这篇小说中的女性主义特点，作者认为“小说中黑猫墨墨完全是一个隐喻的存在，是文中‘我’的‘体外的灵魂’”“黑猫首先遭受了以父亲为代表的‘父权’的虐待致残，然后遭受了以晨木为代表的‘夫权’的抛弃致死，而它在临死之前却仍然履行了一个母亲所能履行的责任，生下了小猫。”文章还进一步将张悦然这种用“绝望的笔调渲染着女性永远的孤独”与徐坤“满怀热情寄希望于女性自我的成熟、蜕变”进行比较分析，使张悦然独特的女性青春叙写研究更透彻。

（二）叙事技巧是众多有关80后文学研究中的另一个重点。

此外，王冬静在2008年第7期的《湖北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张悦然小说的修辞艺术论析》的论文，运用语言学领域宏观修辞学的方法，独辟蹊径解析张悦然的作品，其结论诸如“视点转换技巧的恰当运用”，“作者对人物意识的恰当把握和掌控”，“辞格的成功运用———比喻的设置”等等，颇为新颖。

综上所述，从当前的研究现状可以清晰看到有关80后女性创作群体的研究已经有一些成果，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首先，把这个群体单独作为一个分析对象的研究仍然不够，即使有一定的研究，其深度仍不足。

其次，有关她们小说中呈现的女性青春叙事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尤其是文本中叙事主题的嬗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群体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青春叙事个性。虽然她们属于80后文学群体中一员，但是由于性别原因决定她们有着新世纪初青春女性的独特性，张悦然的创作近几年备受文学主流界关注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再次，有关80后女、男作家的创作比较也是目前很少涉及研究方向，他们都属于80后，但是在叙事同一青春主题内容和叙事技巧方面必然有诸多的不同。

最后，将80后女作家与其他女作家的创作进行比较分析的文章不多。因此对这个群体进行深入研究有一定的空间和意义。

论文研究综述篇十一

摘要：在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人们在适应现代社会的同时也愈加重视心理健康问题。大学生作为当代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其心理健康受到人们的日益关注。近年来，我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状况令人担忧，因心理问题引发的恶性层出不穷，给大学生自身和社会都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在国家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如何有效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己经成为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以我国目前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现实状况为背景，以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理论论述为前提，对近10年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以探求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新方法、新途径、新模式。

论文研究综述篇十二

70年代中期以来组织结构理论有了新的长足发展，除了在这之前已经出现的组织结构理论的发展外，还出现了4个与结构权变理论分庭抗礼的新范式；它们是：制度组织理论、总体生态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组织经济学，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组织结构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以下5个主要趋势。

（1）在古典组织结构理论开创的道路上继续发展组织结构理论。泰耶尔（thayer）的非层级结构模型，黑格（hage）的组织控制理论继续对组织结构的权责结构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

（2）在人际关系和行为科学的组织结构理论开辟的理论传统上进一步发展组织结构理论。斯梅尔斯克（smircich）的组织符号主义，费恩（fine）的组织文化理论，费古逊（ferguson）的男女平等主义组织理论，沙通（sutton）和拉发里（rafaeli）的情感主义组织理论进一步地从情感和人性复杂性的角度分析非正式组织结构的运作过程和功能。

（3）结构权变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结构权变理论产生于60年代，在7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各种新的组织理论的冲击，逐渐失去其支配地位。尽管如此，在80年代和90年代，它仍然为许多研究者所推崇，井有很大的发展。权变要素的研究范围扩大任务相互依赖和产品生命周期被作为权变要素加以研究，对信息处理模型和网络组织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4）社会学继续为组织结构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论工具。在60年代和70年代，社会学对组织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最为强大的影响，组织社会学成为组织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70年代中期以来，呈现了3个新的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组织结构理论，它们是汉南（hannan）和弗瑞曼（freeman）的总体生态理论，迈耶尔（meyer）和罗万（rowan）以及祖克尔（zucker）的制度理论，帕弗尔（pfeffer）和沙兰西克（salancik）的资源依赖理论。这3个理论范式的一个共同观点认为，组织环境是组织结构的主要决定力量，而不是管理者主导了组织结构的变革，因此，这3个理论范式属于环境决定组织结构理论的类别。总体生态理论认为，组织变革的主要机制并不是由单个组织进行的有目的的调整，而是一个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过程，因此，当一个组织在总体水平上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将会被新的适应性强的组织所取代。总体生态理论的研究文献包含了一些所特有的专业词汇、数学模型和统计程序。制度理论认为，组织结构主要不是由完成一定工作任务的客观需要决定，而是迎合更大社会范围的团体关于组织形式的合法性、有效性和理性的看法的产物。因此，一个组织的组织结构就有表面结构和实质结构之分。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对外部资源有依赖性，因而力求通过许多手段去控制这些资源，组织有维持独立的倾向。

（5）在70年代，经济学开拓了组织理论新的发展空间，并且在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学对组织理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巴尼（barney）和大内（ouchi）在1986年出版的《组织经济学：理解和研究组织的一种新的范式》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组织经济学的概念，用来说明经济学对组织理论的贡献。经济学对组织理论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理论。一个是詹森（jensen）和麦克林（meckling）的代理理论，另一个是威廉姆森（williamson）的交易费用理论，还有一个是波特（porter）在1985年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这三个理论中，代理理论对组织结构的研究影响最大，詹森曾宣称要以代理理论为基础进行“一场在组织科学中的革命”。

2、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组织结构理论发展的主要趋势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组织结构理论在以上五个类别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管理学会（bim）做了一次题为“扁平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包括英国石油公司，英国电信电报公司在内的90%的英国企业正在进行组织结构精简和扁平化。企业的组织结构由传统的等级制发展到扁平式是信息技术和市场竞争发展的必然结果。相关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主要代表人物和他们提出的观点总结如下：

当代最伟大的管理宗师彼得・德鲁克早在十多年前就提出了基于知识经济下企业的组织变革问题。他说：“后的典型大企业，其管理层级将不及今天的一半，管理人员也不及今天的1／3。在这样的企业中，工作将由跨部门的专家小组来完成，协调与控制将更多地依赖雇员的自律意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根源在于信息技术。……在我的脑海里，未来的典型企业应该被称为信息型组织。它以知识为基础，由各种各样的专家组成。这些专家根据来自同事、客户和上级的大量信息，自主决策、自我管理。”（德鲁克，1988，第1、2页）。

彼得・圣吉（petersenge）认为，要使企业能适应不断变革的未来环境，就要求企业的成员和企业本身要不断的学习，成为学习型的组织。他提出通过系统思考、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和团体学习的五项修炼的融合，把企业缔造成一个学习型组织（彼得・圣吉，1990）。

关于未来企业组织结构变革具体的形式，从研究的结果看，认为未来的企业组织结构形式是战略联盟、虚拟企业（eiu，1997），大脑型组织（m・f・鲁宾斯坦，），顾客导向型的水平组织（詹姆斯・迈天，1995）。而未来这些各不相同的企业组织结构形式的共同特征是：以顾客为导向的水平型组织。

在以上理论的指导下，90年代以来，西方企业尤其是大型工业企业纷纷加强了组织结构变革的力度掀起了组织结构变革的一轮热潮。1992-1993年后；许多企业相继推出了新的组织结构变革计划．据有关资料报道：到1995年底，全球500家最大公司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组织结构变革（刘海云，1993）。这次组织结构变革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1）目标长远而且深刻，带有明显的战略性。9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经济的相继回升，给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许多企业已充分认识到，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不再仅仅是不断研究变化中的环境以及相应的有效战略的能力，而是以不断变换的方法调动其资源以成功地实施战略的能力，即公司的组织管理能力，在今后的竞争中公司组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将是公司成败的关键。因此，不仅是业绩不好的公司，而且包括业绩优秀的大公司也在实施大规模的组织结构变革。

（2）企业规模缩小，员工裁减成为组织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英荷壳牌石油公司1994年利润达到创记录的40亿英磅，当年投资收益率为10.4%，尽管如此，1995年初，该公司还对内部组织进行了重大改革，将设在伦敦和海牙两个总部的职员人数由原来的3900名减少到2700名，裁员幅度为30%，取消了四个洲级地区总公司，精减了总部职能部门．1993年美国大型企业宣布裁员60万，不仅高出1991年的25%、甚至比衰退年份的总裁员量也要高．并且，裁员的对象有了质的变化80年代的组织结构变革主集中于裁减一线蓝领工人，而90代以来的解雇职员中相当一部分是白领工人．例如。福特汽车公司1991年管理阶层的职员就裁减了30%以上。

（3）管理层次大幅度减少，重心由基层移向中高层。据估计美国《幸福》杂志所列全球最大的500家企业在1990－1995年间平均减少管理层次3个左右，美国通用电器公司董事长韦尔奇于80年代中期开始致力于减少组织层次，最初通过大规模约兼并和分解，重新组合公司以业务为中心的企业单位，随后逐步取消了部门经理这一层次，并于1991年取消了生产副董事长这一层次，规定13个主要企业的主管直接向他汇报工作。1993年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将原有的7级管理层次压缩为4级。

（4）对传统的作业流程进行重新设计和安排。从流程的角度集成职能部门，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组织结构。如英荷壳牌石油公司1995年的组织结构变革中彻底打破了原来的矩阵组织结构取消地区总公司，由过去地区和产品部门的多头管理转变为按业务范围进行的直接管理，重组后的壳牌石油公司，按勘探开采、石油产品（炼油和销售）、化工、天然气和煤炭五大主要业务建立五大产品业务集团，分别管理120个国家和地区的子公司。

（5）“网络制”组织模式大量出现，“网络制”组织是指通过庞大的通讯系统将众多的部门和雇员联系起来，构成一个互相合作的网络；各网络点均听从最高决策层的指挥。这种结构彻底改变了原来由上而下的纵向信息传递方式，大大加强了横向联系，使组织更具弹性和灵活性。1993年ibm公司毅然废除了由13个事业部经理参加的经营委员会决策体制，高层主管通这公司内部电子邮件系统，并跨越组织等级链直接与项目负贵入和低层人员沟通和协调，大大提高了组织决策效率。

（6）母子公司之间的组织关系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众所周知，80年代组织结构变革的一个明显趋势是“化大为小”，组建所谓“公司中的公司”，将总部分割成众多的独立决策单位．而如今这一趋势己经产生实质变化。许多企业只倾向于紧密控制最关键的功能公司，如研究开发以及市场营销等。而把生产活动从公司活动中彻底分离出去以分包的形式借助于众多独立的生产供应商完成．在这种组织体系下，供应商与核心企业不属于同一个公司；但在共同的战略和政策体系下运营，形成一种具有一体化效应的虚拟组织。这种组织中产品生产调整，规模的调整以及组织结构的调整都是通过对生产供应商的重新组合来完成，调整成本很低，而适应性又很强。如美国的耐克公司1993年年销售额近40亿美元，其商品生产100％实行分包，全公司只雇佣了9000名员工，而设在不同国家的独立分包商们却雇佣75000人，公司主要从事设计、开发。营销、管理等高附加值活动。

由此可见，国外在企业组织结构理论研究、组织结构方案的实际设计和管理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研究成果较为系统和前沿，值得我们借鉴。

来源：中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