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农民工调研报告(通用1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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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调研报告篇一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xx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认真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为解决好他们的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全国总工会成立了由中国工运研究所、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基层组织建设部、保障工作部等部门参加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今年3月至5月，课题组先后赴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四川等省的10余个城市，就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并在广泛收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此研究报告。

在本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本报告所用数据资料，大部分来自国家各部委公布的统计数据，另有一部分来自当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调查数据。

(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的延续和发展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产物，是与农民工现象相伴生并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改善，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但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没有彻底打破之前，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就业结构下，他们与传统农民工有着类似的社会境遇，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总之，这个群体的出现对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

1.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xx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1.据此推算，xx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xx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2.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

根据当前三项规模相对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一项为中国人民大学xx年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59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一项为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另一项为全国总工会研究室xx年组织对千家已建工会企业的问卷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这要求我们在认识新生代农民工时，必须关注与其所处特定年龄阶段相关的一系列特征和问题。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基本上是一离开中学校门就开始外出务工。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2.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

3.近80%的人未婚。

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xx年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20%左右。国务院研究室xx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当时农民工中80%以上的人已婚。数据对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这意味着，这一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与外出期间80%已成家的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别，这是我们考察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可忽略的方面。

4.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xx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3.而xx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4.数据对比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5.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上升，在建筑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下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xx年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的比重分别为33.3%、21.7%和22.9%;而国家统计局xx年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5.数据对比可以发现：5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了5.8和2.6个百分点，建筑业则下降了5.6个百分点。这说明，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显露出了行业倾向性，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6.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

从成长经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父辈那样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农村初中(高中)一毕业就到城市“谋出路”，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而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据安徽阜阳市统计，该市无地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26.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群体势必将越来越大。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只有一、两个兄弟姊妹，“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这一点与城市同龄职工也颇为相似。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一方面，因其与传统农民工同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社会境遇，自然潜移默化了这一群体共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而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人口年龄阶段又使其身上呈现出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概括地说，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时代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发展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3-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双重性的体现：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从谋生手段来看，靠务工为生，重视劳动关系、工作环境，看重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等，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工人特征;但是受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制度身份仍旧是农民，作为农民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部分农民的特质。边缘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在观念上存在一些明显差异，概括起来，集中体现为“六个转变”。

(一)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传统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总之，是为了改善比较饥馑的生活状态。而正值青春年华、职业道路刚刚开始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用实地调研中一个26岁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说，就是“体验生活、实现梦想”。

一项调查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关于外出就业的目的，选择“出来挣钱”的，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占76.2%，70年代出生的占34.9%，80年代出生的只占18.2%.同时，在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以及“在家乡没意思”的人高达71.4%.

(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上世纪80年代，农民工刚刚在我国大规模出现时，他们外出就业的目的相对单纯——挣钱，因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也相对较低，甚至认为只要能够按时足额领到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和职业健康等其他劳动权益可有可无。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就业背景、家庭环境和个人文化技能水平的不同，为他们外出就业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他们对劳动权益的诉求向更高层次发展。用他们的话来说，那种工资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签、保险不上、发展(机会)不大的单位，只有傻瓜才去。他们就业选择不仅看重硬件——工资，更看中软件——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企业声望乃至发展机会等。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权益相对较高的主观诉求，既体现为当所在单位与自己的诉求存在一定差距时“用脚投票”催发的高跳槽率上，又表现为对就业行业、就业岗位和单位正规程度的更高要求上。

(三)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新生代农民工所走的从校门到厂门的短暂历程、从学生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情感上疏离农村，从职业角色上认同实际职业身份而非户籍身份，从职业发展定位上倾向于非农职业。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职业身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比传统农民工低22.5个百分点，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传统农民工10.3个百分点;而在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这一差异更加明显，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仅占11.3%，这一比例几乎是传统农民工的五分之一，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4.5%，这一比例是传统农民工的2倍多。另据一项调查，关于“未来发展的打算”，选择“回家乡务农”的，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1.4%，而在当前仍旧外出就业的传统农民工中这一比重为11%;打算“做小生意或创办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27%，几乎高出传统农民工10个百分点;打算“继续打工”的，新老两代农民工均占到一半以上。

(四)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传统农民工近似于候鸟的打工方式和亦工亦农经历造就了他们城市过客心理。据1999年清华大学对农民工家庭的一项调查，89.7%的农民工表示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只有10.3%的人表示不回到家乡定居9.其他学者根据历年来农村外出流动人口数据估算的结果也大致如此，即在传统农民工中，大约有10%左右的人逐渐在城市沉淀了下来10.然而，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数据对比说明，相对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

(五)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传统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高，权利被侵犯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而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据一项调查，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6.5%，仅是传统农民工的一半;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投诉方式进行的(几个人一起去投诉)，新生代农民工为45.5%，高出传统农民工17.6个百分点11.

(六)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有不同的生活及精神需求。传统农民工外出务工时年龄较大，大多已婚，他们为了实现挣钱的目标，大多不得不对情感精神生活采取忽略或无所谓的态度。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初次务工的年龄不足18岁，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他们更渴望在外出就业的同时，爱情能够有所收获，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据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报告，xx年，在租赁房和自有房中居住的农民工只有20.1%;而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住在租赁房和自买房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37.7%，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们对精神、情感和家庭归宿的更强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一部分，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同时，由于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和新诉求，新生代面临的问题又有其特殊性。

(一)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据公安部xx年的调查，按照自身收入水平，有74.1%的农民工愿意承受的购房单价在3000元/平方米以内，有19%愿意承受3001-4000元之间的单价，愿意承受4000元以上的只有6.9%。然而，据调研，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市及以下城镇，在农民工集中流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即便是小城镇的房价也远远超过了3000元/平方米。例如，东莞市当前的房价已经接近6000元/平方米，即使房价相对较低的沙田镇和常平镇，房价也在3500元/平方米以上，大多数建制镇的均价在5000元/平方米以上。对比农民工所能承受的房价与现在农民工流入集中地的房价，可以推断，如果按照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假定他们的工资增速能够赶上房价的涨速(目前来看这一假定基本上不成立)，按照商品价购房，新生代农民工中最终能够实现在务工地城市购房定居梦想的比例也不会超过10%。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发布的信息，xx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60.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39.8%。然而，据当前已有的调查数据综合判断，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三成左右。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占总需求的56.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部分人只有二成左右。也就是说，在知识和技能逐渐代替简单体力劳动作为劳动力市场选择标准的背景下，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能获得比劳动力市场需求更快的发展，按照他们目前的技能水平估算，只有大约三成的人能够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

(三)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据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报告，xx年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中，70.2%随同父母流动，只有29.8%留守农村。然而，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仍相当突出，据教育部xx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小学就读的比例，北京为63%，上海为49%，广州仅为34.6%。学龄儿童中未上学的比例，北京为3.81%，上海为3.56%，广州高达7.19%。农民工子女半数以上都有转学经历，在转学3次及以上的比例中，大城市最高，中等城市最少。一些城市公办学校还存在收取借读费和赞助费等行为，而大城市最突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将步入育龄阶段，与此相伴，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也必将越来越成为他们在务工地稳定就业、生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表明，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是农民实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想实现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目标，必须至少享有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其一为解决年老和疾病时后顾之忧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二为解决失业后暂时生活困难的失业保险;其三为防范沦入贫困境地的最后一张保障网——最低生活保障。然而，据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1.3%、34.8%和8.5%，且不说企业的缴费标准大多以各地的缴费下线为准，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对象为当地城市户籍人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享受该项保障的权利。显然，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与他们企盼在务工地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诉求之间，距离还相当悬殊。

(四)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迈出中学校门，他们带着对传媒中、社会上成功人士的羡慕和崇拜，期盼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美好的梦想。但是，他们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面对铺天盖地、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能力仍旧不足;加上家庭小型化带来的更低挫折耐受力，他们制定及实施职业规划的能力更低。同时，他们继续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据调查，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但是，由于闲暇时间较少、下班时间较晚、学习培训机构距离较远等因素，导致他们能够便捷、安全、有效接受专业学习培训的渠道严重匮乏。在上述因素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目标、就业单位频繁变换，学习培训的专业技能缺少可持续性或者不适应市场需求。这既浪费了他们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又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用工的稳定。

(五)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得到关注的深层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同时，他们刚走出校门，仍处于“半成人”阶段，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建筑业和制造业男性多、服务业女性多)，这就使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婚恋和精神情感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感情孤独”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惑，在北京建筑业接受调查的农民工，超过七成将“感情孤独”作为困难的首选。在实地调研中，透过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略带羞涩的话语，常让我们感到其内心闪烁的隐痛和不安。

(六)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是其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共同的经济社会环境，同样的农民工身份，差距不大的人力资本状况，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基本劳动权益实现上与传统农民工相比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总体境况相似，仍旧普遍面临着一些共同的、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职业卫生健康保障不够等方面。据一项在广东的调查，xx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61.6%;遭遇工资拖欠的人所占比例为7.1%;人均拖欠工资1538.8元，差不多相当于人均1.5个月的工资。另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xx年流动人口监测报告，60%的农业流动人口就业于工作条件差、职业病发生率高和工伤事故频发的低薪、高危行业。同时，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时，仅有60%的用人单位为其支付医疗费用。其中，服务业最差，这一比例只有47.3%12.

党和政府对农民工问题始终高度重视，近年来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农民工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随着我国进入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阶段，随着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必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该群体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新诉求和新问题，这些诉求和问题的积累已经开始显露出对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家庭幸福及其个人发展的负面影响。这就使有针对性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国家发展中事关大局的紧迫问题。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性、城镇化的过程性、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凝固性，使得农民工问题十分复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既涉及农民工的共性问题，又有其群体特殊性。问题的解决既要着眼全局和长远，着力完善制度和体制、机制，大力提高已有政策、措施的效力和效率，促进问题的根本解决;又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出发，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目标，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关键的环节——就业培训、住房、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为重点，以素质门槛、学历门槛、技能门槛、人力资本积累门槛、社会保险缴纳门槛和稳定居住门槛等为主要标准扩大户籍改革的口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力争尽快取得新进展。

(一)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重点，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之中要以贯彻中央《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为契机，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应以常住人口为基础，把农民工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发展目标、细化阶段任务、保障资源和措施、落实领导和机构分工、完善人员配备。中央政府各相关部门应重点就新生代农民工最需要的职业教育培训、子女教育、住房改善、社会保障、户籍改革和城市公共服务中心建设等方面，制定专项规划，并督促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地方专项规划。力争到“xx”期末使目前已有及新增的“两后生”(指初中、高中毕业后未考取大中专院校，又不愿意复读的学生)80%以上能免费接受一次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80%以上接受初、中级职业技能培训;确保各地90%以上的农民工子女，能够进入公办学校和政府委托的普通民办学校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力争农民工工伤保险实现全覆盖，医疗保险达到60%以上，养老保险达到50%以上。解决至少20%的外来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力争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以上，所有城市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所有城镇建立农民工就业-服务-维权-传染病预防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中心。

建立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土地、公共设施、预算等公共资源的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并逐渐加大对农民工公共预算的存量和增量投入。建立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工作的经费保障机制，各级财政应将涉及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子女教育、计划生育、权益维护、治安管理和信息系统建设等有关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确保用于农民工的预算在存量和增量上逐年科学、合理地增长。将农民工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使之享受与城镇职工同城化待遇，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统一政策、统一制度、统一管理和统一服务。多渠道多形式提供农民工居住场所，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农民工公寓，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设置夫妻房，探索建立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深入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落实以输入地为主和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政策，加快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纳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权益的落实。开展做文明新市民活动，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按照现代城市文明要求规范自身行为，提高文化素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二)通过试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户籍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大瓶颈。中央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要求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这为我们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指明了方向。各地应积极、稳妥地创新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对在中小城市、小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创业而又放弃农村责任地的农民工，取消准入门槛;在稳定就业前提下，农民工有条件进行投资或有不低于城市人均住房面积的住房，或单位提供相应面积廉租公寓的，准许转入城镇户口;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积极研究放宽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相关政策，采取积分制落户办法，将教育、技术资格、工龄、社保缴纳年限等作为积分内容，优先考虑将农民工劳模、农民工高级技能人才、农民工人大代表等农民工优秀分子转变为市民。可考虑通过稳定居住、社会保险交纳、学历和职业技术、突出贡献、人力资本积累等标准，力争每年解决3%的外来农民工——即300万人进城落户问题，以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能够转入当地城市户口，享有与当地市民平等的待遇。当前的过渡措施是：一是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社保、住房、子女教育等社会福利，引导人口有序迁徙流动和就业。二是普遍推广居住证制度，进一步清理取消歧视性规定。三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改善县城和中心镇的就业创业条件和人居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农民工及其家属向小城镇聚集。通过不懈地努力，力争到“xx”期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0%.

(三)加强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落实和监管，加大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的力度进一步完善立法和政策，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创造法制环境和制度保障。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职业技能的不足，研究建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教育制度、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培训制度，创新农民工培训机制，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针对性上岗技术培训;针对恶意欠薪行为，修改《刑法》，设立“恶意欠薪罪”;针对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困境，研究制定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方案;针对公共服务享有和传染病预防的薄弱环节，研究制定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中心指导意见等。

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积极指导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规范企业经济性裁员。以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城乡接合部和乡镇企业为重点，开展打击非法用工专项行动，督促企业依法规范用工。促进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指导制度，推动农民工与企业其他职工同工同酬。督促企业改善管理，强化科学管理和人性化管理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使广大职工实现体面劳动。以贯彻落实《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为契机，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加强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和职业健康保护，搞好农民工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严格执行高危行业农民工持证上岗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工职业卫生和生产安全。

(四)大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加大对农民工的舆论宣传，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农民工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农民工所作的重大贡献，引导用工单位认真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营造关心、尊重和爱护农民工的良好社会氛围。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保障农民工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政治权利。贯彻落实修改后的《选举法》有关城乡居民选举“同票同权”的规定，制定相关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选举权。逐步提高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各级党代大会、人大和工会代表大会及企业职代会中的比例，增加其参政议政、权益表达、参与决策管理的渠道和机会。注重在优秀农民工中发展党员，逐年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模范、高级技工技师以及有其他突出贡献者中的比例。

积极组织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丰富其业余生活。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教育和培训工作，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技术技能素质，加强企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开展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注意加强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服务，加大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投入，开展社会关怀活动，帮助他们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婚姻问题，为他们组织开展交友联谊活动，为解决婚姻问题创造条件。

(五)进一步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形成社会化的工作格局建立健全党政主导、工会运作、相关部门协作的社会化维权工作体制，赋予工会更多的资源和手段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探索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按照促进科学发展的要求，建立农民工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把农民工就业培训、收入增长、居住、就医、子女入学和社会保障等基本生活条件改善，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鼓励各地根据实情、因地制宜地探索和尝试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教育、住房改善、户籍制度改革、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的新机制和新方法。加强农民工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推进农民工工作在相关机构和地方的常规化和规范化。完善农民工信息统计监测调查制度和农民工信息网络建设，提高农民工就业管理和服务的网络化程度，实现信息共享。建立和完善地区之间农民工工作机构的协作机制，使之在劳务对接、权益维护、信息沟通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借鉴国外解决类似“农民工”和移民问题的有益经验，为创新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提供参考。

(六)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加大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力度，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对象，创新农民工组织形式和入会方式，通过源头入会、劳务市场入会、先入会再组织成建制劳务输出、加强劳务派遣工入会等措施，推进工会组建和发展会员工作。加强农民工会籍管理，推广完善农民工“一次入会、持证接转、全国通用、进出登记”的工会会员会籍管理制度，健全城乡一体的农民工流动会员管理服务工作制度。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工会组织建设，大力推进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建设，聘用社会化、职业化工会工作者，充分发挥基层工会联合会在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中的重要作用，扩大对农民工的覆盖率。进一步推行和探索会员优惠办法，拓宽优惠渠道，体现会员与非会员的区别，增强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农民工自愿入会的积极性。

加强源头参与机制建设，积极参与《劳务派遣规定》、《企业工资条例》、《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等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积极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提出政策主张，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进一步推进《劳动合同法》等相关劳动法律和制度的贯彻落实，督促相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专项检查。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开展覆盖农民工的职代会、工资集体协商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保障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民主权利、工资分配和获取劳动报酬的权益。有针对性地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其依靠工会组织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推广培训-就业-维权“三位一体”工作模式，积极开展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小额贷款担保、跟踪扶持等农民工就业服务。继续推动“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家政工程”、法律援助等活动的实施，发挥工会“职工就业培训基地”、“农民工技能培训基地”的示范作用，开展有工会特点、符合市场需求和新生代农民工要求的培训，着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支持企业开展岗位培训，推动落实企业组织农民工培训的资金补贴政策。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工会的信息交流和劳务对接。积极开展建设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培养造就高素质的现代产业工人。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二

“农民工”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为了更好的解决农民工的工资问题，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我们根据辖区内近年来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进行了调研，报告如下：

20xx——20xx年度，xx区劳动大队按照市发文件精神，组织多次农民工工资专项检查行动，并将农民工工资维权贯穿落实在日常巡查中，有效地维护了农民工权益。两年来我大队共主动巡查网格内用人单位565户，涉及劳动者xxxx人次，其中农民工3255人。下达调查询问书xxx份，下达限期改正指令书12份，督促用人单位补签、新签劳动合同xxxx份，两年来共接待咨询201起，成功调解简单劳资纠纷xxx起，为职工追回拖欠工资和押金共计114万元，有效地维护了辖区劳资关系的和谐稳定。

xx区农民工工资检查服务工作以追求服务手段多样化为目标，不断开拓创新，转变执法理念，通过实施“四大转变”，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推动了农民工工资检查服务工作的创新发展。

一是转变监管手段，夯实监察基础。随着劳动者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人力少、任务重、难度大的矛盾显现出来，很多时候是疲于应付。为此，大队从完善监管手段出发，变突击应对为常态监控，利用网格化、书面审查、分类监管等手段，充分发挥监察职能，综合运用日常巡察、举报专查、专项检查和劳动年检等手段，全面掌握用人单位基本情况，进一步规范用人单位劳动用工管理、保险缴纳、工资支付等行为，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用人单位随意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二是转变服务态度，提升监察水平。对接待来访咨询、投诉人员，xx区人社局注重超前思维，拓宽工作思路，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劳动大队建立了“心理疏导室”，在主动做好劳资双方情绪稳定工作的同时，探索“心理疏导法”积极调解劳资纠纷。变被动受理为主动热情服务，按照相关办事流程及时处置，对于不属于受理范围的投诉举报，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定期召开执法经验交流座谈会，邀请相关专业人员研讨工作中的疑点和难点。对外来农民工维权实施“绿色通道”制度，不断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20xx年1月16日中午，xx劳动大队接到江苏淮安来镇江某服装厂打工的女职工刘某等8人投诉，反应自己在辖区某服装厂打工，临近过年已买好车票急着回家，但工资被被老板克扣，请求劳动监察部门帮助维权，接到投诉后大队立即启用外乡农民工维权绿色通道，当即立案并及时安排上门进行调查，约谈服装厂老板袁某，教育老板要自己遵守劳动法律法规和双方约定，以及不及时支付工资的严重性，责令其按时足额支付工人工资，经过近3个小时的沟通，当天下午袁某就到银行取现支付了拖欠职工的工资34580元，使外乡的农民工于次日安心踏上回家过年的路。

三是转变执法理念，塑造监察形象。全面推行“133”监察执法思路，大力推进“柔性执法”，推进“柔性执法”，积极打造具有xx特色的劳动监察执法环境，促进社会更加和谐。具体说就是“树立一个意识、坚持三个结合、实现三个转变”树立执法服务优先的意识；坚持执法与服务相结合、查处与预防相结合、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实现由事后处理向事前预防转变、执法监察向执法服务转变、单一维权向维护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转变。坚持把刚性的法律与人性化操作有机结合起来，针对部分用人单位负责人缺少对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学习，法制观念淡薄；农民工缺乏维权意识，重口头协议，轻签订劳动合同，给投诉、维权、执法带来相应难度的实际，区人社局坚持开展以“一封信、一张联系卡、一本劳动保障释疑手册”等“五个一”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服务，对违法行为树立以批评教育为重、整改完善为基的理念，按照“帮扶为主，真情服务”的要求，变程序执法为柔性执法，对有不规范的企业及时发出监察建议，寓执法于指导之中、于帮扶之中、于宣传之中、于服务之中，做到既严格遵守劳动保障监察各项程序和要求，又注重维护用人单位声誉和利益。使用人单位和广大农民工变过去“出事找监察”为现在“事前问监察”。xx区劳动监察坚持“柔性执法”，努力把劳资纠纷解决在企业家门口，实现解决一个争议，教育一片的目的，促进劳动关系更加和谐，这一做法经《中国组织人事报》、中国劳动保障新闻网、市级新闻媒体等宣传后，有效提升了xx区监察执法的知名度。

四是转变监控模式，创新监察思路。平时，区人社局充分利用劳动保障监察“两网化”这一新型监管平台，充分调动基层监察力量的工作积极性，通过网格实时采用企业信息、用工情况。在加大日常巡查力度的同时，通过电话、短信、致辖区用人单位公开信等形式对用人单位经常进行提醒及常用劳动法律法规知识培训，结合劳动保障诚信示范企业评价活动的开展，引导用人单位自觉遵守劳动法律法规，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20xx年1月27日，劳动大队接到基层网格报告辖区闽镇建材厂可能在春节前出现工资拖欠的事件后，积极协助蒋乔镇政府、秀山村级组织，地方公安派出所，通过向闽镇建材厂负责人林某宣传劳动法律法规，并现场监督拖欠工资发放全过程，帮助来自四川宜宾的谢某、杨某等39名外来农民工拿到老板欠他们的23。5万元工资，让外乡农民工在风雪之夜里踏上回家过年的路。《镇江日报》、《京江晚报》对此都进行了正面报道。

一是农民工要求维权缺乏有力工作证据。目前，大多数农民工在知道自己权益受到侵害时，都知道找劳动保障部门，可是他们往往都缺少证据（如不能提供用人单位提供的欠条）。给劳动维权工作带来很在困难，有时也只能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

二是农民工要求签订劳动合同，按月支付工资的意识有待增强。对于一些较复杂、棘手的案件，由于职工只能提供口头协议，至使自己许多的权益不能得到法律的保障。

三是劳动监察的装备设施配套不足。随着人们的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要求维权的案件、争议呈现日益增多的态势，但目前我区从事专职劳动监察的工作人员只有6人，在外执法检查服务时分为2个工作组，但由于经费不足，只有一辆旧面包车用于执法，劳动保障监察工作人力少、任务重、装备差、难度大的矛盾显现出来，很多时候还只是发挥“消防员”的作用，疲于应付。

一是加大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虽然xx区人社局每年开展以“五个一”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宣传工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意识得到了一些提升，但整个社会的法制环境，人民群众依法办事的意识提升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二是建议对劳动监察增加投入，改善现有条件。虽然《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劳动保障监察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但对经费要求并没有强制性，经济条件好的地方可能多一点，但就xx目前的情况投入到劳动监察的专项经费还非常有限。致使目前从事劳动监察人员的服装、装备、车辆都无法适应工作的要求。

希望全社会能共同呼吁，为xx劳动保障监察执法配备必备的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和摄录工具等基本的办案设备，以便更加有效地推进劳动保障执法监察。建议把劳动保障监察工作所需的办公费、办案费、专项检查费、装备使用维护费、人员经费和业务培训费全额纳区级财政预算，保证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正常开展，以更好地维护辖区稳定的劳动关系。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三

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加大了对农民工欠薪问题的解决力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在10月表示，我国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基本解决，大部分省份已建立工资保证金制度，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工作重心已由“清理旧欠”向“预防新欠”转变。[1]这一消息确实鼓舞人心，但从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提供咨询和办理的案件来看，即使“旧欠”已清理完，“新欠”又接踵而至，仍然有大量农民工因拖欠工资而来求助，农民工欠薪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欠薪不但使农民工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而且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因素。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自9月8日成立至5月31日，共接待欠薪咨询案件6232件，涉及农民工65320人;决定提供法律援助的欠薪案件1880件，涉及农民工2830人次。现以工作站援助的欠薪案件中可核查的2782名农民工为基础，对当前北京市农民工欠薪情况进行分析。

表1年龄分布。

年龄（岁）。

16岁以下（不含16岁）。

16—17。

18—25。

26—35。

36—45。

46岁以上。

人数。

7

41。

470。

788。

957。

519。

比例。

0.3%。

1.5%。

16.9%。

28.3%。

34.4%。

18.7%。

注：本表中的基数为2782人。

虽然近几年来农民工平均年龄有增加的趋势，但仍以青壮年为主。从统计数据上来看，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6.3岁，其中25岁以下的占18.6%;35岁以下的占46.9%;另外，36—45岁的比例较高，达到了34.4%，主要原因是这一年龄段的农民工大多要承担子女上学及赡养老人的负担，外出打工的人数比较多。对于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家庭来说，打工收入是其主要经济来源，欠薪不仅会造成农民工家庭生活困难，还可能影响下一代的教育成长和老人的赡养。

表2性别分析。

性别。

男

女

人数。

2637。

145。

所占比例。

94.8%。

5.2%。

注：本表中的基数为2782人。

从受援助的农民工性别结构来看，男性占绝大多数，是女性打工者的18倍还多，是打工人员的主力。在145名受援助女性当中，在建筑工地打工的有61人，建筑行业仍然是人数最多的，其次是加工制造业，有57人。女性在建筑工地打工的，一般来说较多的从事杂工、小工等工作量不太大、危险性也比较小的工种。

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人数。

34。

754。

1755。

212。

27。

比例。

1.2%。

27.1%。

63.1%。

7.6%。

1%。

注：本表统计基数为2782人。

在工作站援助的2782名农民工中，具有大学文化的只有5人，具有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的也是非常少，绝大部分的农民工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有的农民工来工作站申请法律援助时连字都不会写。这与国务院研究室在《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外出农民工年龄较轻，思想活跃，有强烈的外出冲动，也较为容易适应现代工业的生产要求，但总体素质仍然偏低，多数只能吃‘青春饭’，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大部分的农民工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和技术简单的工作，与用人单位相比处于弱势地位，一旦权益受到侵害，不知道怎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的甚至采取过激行为。

(四)从事建筑工程的农民工占绝大多数。

表3从业领域。

行业。

建筑工程。

加工制造。

服务业及其他行业。

人数。

2457。

143。

182。

比例。

88.3%。

5.1%。

6.6%。

注：本表中的基数为2782人。

根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的统计，农民工在制造业就业的占30.3%，在建筑业就业的占22.9%，两者所占比重最大。从工作站援助的农民工从业结构来看，建筑领域的高达88.3%，农民工已成为建筑用工的主要来源。建筑业以体力劳动为主，行业准入的门槛低，适合于文化程度偏低的青壮年农民工;但这个行业也是拖欠农民工工资和发生工伤事故比较严重的行业。

农民工从业领域以及文化水平低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变，一方面反映出农民工群体数量庞大，这种趋势不可能短时间内改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还不到位。而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关键也在于对建筑领域的规范管理。

(六)外出找工作主要依赖别人介绍。

表5外出就业途径。

外出方式。

别人介绍。

用人单位招聘。

自己找。

中介。

人数。

2431。

193。

156。

2

比例。

87.4%。

6.9%。

5.6%。

0.07%。

注：本表中的基数为2782人。

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20的统计，88%的农民工通过自发方式外出，有组织的仅占到12%。从表5的统计来看，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没有明显变化，自发性外出的占到总数的93%。农民工外出打工仍然以地缘、亲缘关系为主，这里所说的“别人介绍”主要就是指“老乡带老乡”的形式。这部分农民工在离开老家时基本上就确定了自己要去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这种方式成本低、成功率高，是目前最主要的就业途径;而劳务中介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在2782个农民工中，只有0.07%是通过中介找到工作的。目前的中介市场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提供的有效就业信息不足，而且质量参差不齐，还要交纳不菲的中介费，难以得到农民工的信任。

(七)包工头。

包工头。

有

无

人数。

2296。

486。

比例。

82.5%。

17.5%。

注：本表基数为2782人。

从统计数字来看，绝大多数农民工仍然跟随包工头干活，占到总数的82.5%;在工作站成立一周年(209月至9月)的调查中，这一比例占到87%，可以看出，跟随包工头干活的农民工人数有所降低，主要是由于非建筑行业申请援助的农民工人数有所增加。但在从事建筑工程的2457名农民工当中，这一比例仍然高达91%，与一周年的调查(92.7%)相比虽然略有降低，但比例之高仍然令人担忧。虽然包工头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农民工就业的渠道、降低其寻找工作的成本，但包工头的存在无疑是导致劳动力市场混乱的重要原因，严重危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七)务工期限较短。

表6务工期限。

打工期限。

6个月以内（含6个月）。

6个月至1年（含1年）。

1年至2年（含2年）。

2年以上。

人数。

2093。

508。

72。

109。

比例。

75.2%。

18.3%。

2.6%。

3.9%。

注：本表中的基数为2782人。

从统计数据上来看，2093名农民工的务工期限在6个月(含6个月)以下，其中在建筑行业工作的有1941人，占到92.7%。由于建筑行业本身的特点,一旦工程结束，农民工的打工日子也就随之暂时结束，因此大部分农民工在同一单位务工期限很短。连续务工在6个月至1年间的农民工人数为508人，比例为18.3%;连续务工期限在1年至2年之间的农民工人数为72人，所占比例为2.6%;务工期限在2年以上的农民工有109人，比例为3.9%，其中仅有37人从事建筑行业。务工期限在1年以上的农民工大多从事的是加工制造等较为稳定的工作。

(八)受援助的农民工来自河北的最多。

表7籍贯。

籍贯。

河北。

四川。

河南。

安徽。

山西。

山东。

北京。

其他地区省份。

人数。

1088。

403。

474。

137。

73。

82。

70。

455。

比例。

39.1%。

14.5%。

17%。

4.9%。

2.6%。

2.9%。

2.5%。

16.4%。

注：本表中的基数为2782人。

从工作站援助的案件来看，河北省的农民工数量最多，有1088人，所占比例达到了39.1%，这主要是由于河北省的地理位置邻近北京。而四川省和河南省原本就是两个农民工输出大省，申请援助的比例也就较之其他省份要高，分别为403人和474人，所占比例分别是14.5%和17%，其余农民工主要来自安徽、山西及山东等省份。此外，北京本地的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的也逐渐增多。

(九)群体性案件发生的比例较高。

表8涉案人数。

人数。

1人。

2—4人。

5—10人。

11人以上。

件数。

125。

28。

51。

78。

涉案人数。

125。

73。

363。

2221。

人数比例。

4.5%。

2.6%。

13%。

79.8%。

注：本表中的基数为2782人。

在工作站援助的案件中，群体性的欠薪案件发生比例较高，5人以上的群体性案件共129起，涉及的农民工人数为2584人，所占比例高达92.9%;而11人以上的欠薪案件78起，涉案人数为2221人，比例为79.8%。群体性案件发生率高，与农民工主要在建筑行业打工有关系，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包工头。群体性案件容易导致社会矛盾和暴力冲突，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十)结案形式以法院判决和律师调解为主。

表9结案形式。

结案形式。

调解。

仲裁裁决。

法院判决。

终止援助。

监察调解。

律师调解。

仲裁调解。

法院调解。

涉案人数。

14。

635。

69。

148。

30。

1101。

312。

所占比例。

0.6%。

27.5%。

3%。

6.4%。

1.3%。

47.7%。

13.5%。

注：本表中的基数为已结案件中的2309人。

在已经结案的2309人中，主要结案形式为法院判决和律师调解。其中通过法院判决结案的人数为1101人，所占比例为47.7%。调解结案的总人数为866人，所占比例为37.5%，调解结案的比例较高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工证据不足及维权成本过高，许多农民工主动选择或被迫接受调解。在调解中，律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律师调解结案涉及的人数为635人，占全部结案人数的27.5%，大概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通过律师调解结案。此外，工作站对312名农民工终止了援助，有一些案件是因为当事人提交给工作站的证据中存在伪造情况，如杨某等151人欠薪案中，援助律师经过去农民工原籍调查发现，许多农民工对于该案已经申请援助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其提交给工作站的授权委托书(已经过公证)和证据欠条中有包工头伪造的，因此工作站决定终止对其进行法律援助。还有的案件在律师为农民工办理援助手续后，在较长时间内联系不上农民工，只能终止。这种情况下，如农民工再来申请援助，符合条件的，工作站同样会受理。

(十一)农民工欠薪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表10欠薪发生年份。

欠薪发生年份。

涉及人数。

66。

1

190。

231。

664。

679。

620。

3

所占比例。

2.7%。

7.7%。

9.4%。

27%。

27.6%。

25.2%。

0.1%。

注：本表中的基数为2457人。

从工作站援助的案件来看，在2001至20这一段时间里，除了只有一人外，其余年份中，20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数量最多，有679人，所占比例为27.6%。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数量明显减少，一个原因是统计时只截至2008年5月31日，尚未到年底结算工资的事件;另外，援助律师在办案中感觉到，现在政府采取的遏制欠薪案件发生的措施还是比较有效的，尤其是针对大中型建筑公司，即使其将工程违法分包或发包给包工头的，农民工欠薪的数量还是大大减少了。因拖欠工资到工作站求助的农民工当中，其他行业的逐渐增多，追讨加班费的也在增多。

二、农民工欠薪维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难以区分，不利于农民工维权。

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是在司法实践中界定非常模糊的概念，两者都以一方提供劳务以获取相应报酬为基本形态;但在不同的关系中，劳动提供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本质的不同，因此适用的法律完全不同。如判断为劳动关系的，要适用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要遵守国家对工作时间、最低工资标准和劳动安全标准等的强制性规定，以及劳动者团结权的行使;但如果确定为劳务关系的，双方只是提供劳动和给付对价的债权债务关系，适用《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的规定，接受劳动方没有对劳动者的惩戒权，但也不必遵守工作时间和最低工资的约束。但在具体实践中这两者之间如何区别，就连劳动法专家也会有不同意见，而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区分不明，对于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来说，却可能使其难以保障自己的权利。

从北京市农民工办理的拖欠工资案件来看，2457名农民工在建筑工地打工，占到了总数的88.3%，除了122人是由律师直接调解结案的以外，有2177名农民工在被拖欠工资后，是按照拖欠劳务费起诉的，占到88.6%。从统计数字来看，工作站处理的绝大多数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是按照劳务关系来讨要其工资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工在建筑工地打工时并非直接受雇于建筑公司，而往往是跟随包工头打工，无论工作内容、工资约定、日常管理还是工资发放，均依赖于包工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劳动监察部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和法院就认为农民工是跟着包工头打工的，与建筑公司没有直接关系，两者当然无法建立劳动关系，而只能是与包工头形成雇佣关系，从而将其划入“劳务关系”的范畴。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农民工在意识到运用法律维权时，常常已经超过了60日仲裁时效(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生效之前，仲裁时效为60天)，如果仍然坚持劳动关系，得到的必然是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裁决，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以劳务关系直接向法院起诉。

一旦被认定为劳务关系，农民工的很多权益就难以保障。如月收入可能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每日工作超过8小时的无法要求支付加班工资，被拖欠工资无法主张25%的经济补偿金，在诉讼时也要承担更多的举证义务;而且法院一旦认定双方是劳务关系，往往会判决让包工头承担“雇主责任”，由于包工头流动性频繁，可能导致判决难以执行。

(二)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农民工权益难保障。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的凭证，是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是劳动者保障自身权益、双方处理争议的重要依据。《劳动法》第16条明确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10条也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是一些用人单位出于各种目的不愿与农民工签订合同。工作站援助的2782人中，只有194人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签订率仅为7%，并且其中有59人的合同是由用人单位保管的，农民工手中并没有。国务院研究室所做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称，据劳动保障部2004年对40个城市的抽样调查，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也仅仅为12.5%。[2]农民工直接找用人单位索要工资时，由于没有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往往拒绝承认其与农民工的劳动关系，加之没有其他的证据，造成农民工讨要工资时求告无门。农民工由于没有劳动合同的保障，只能确认与用人单位的事实劳动关系，增加了维权的困难。

即使事实劳动关系得以确认，由于没有劳动合同的明确规定，农民工的诸多劳动权利仍然处于未明的状态，如工资数额难以确定。有的农民工在打工之初与用人单位有过工资数额的口头约定，但一旦发生争议，往往因用人单位拒绝承认而致工资数额不明;还有一些农民工打工时也没有对工资的明确约定，被拖欠工资后更是难以说明。当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只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而无法确定具体的工资数额时，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法院的裁判就有不同。有的判令用人单位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农民工工资，如工作站援助的陈某被拖欠工资案中，法院最终判决公司按照每月580元(北京市2005年7月至2006年7月最低工资标准)向工作岗位是公司技术管理人员的陈某支付工资，显然与陈某的实际工资水平相差甚远。但工作站办理的欠薪案件中，越来越多的裁判者在工资数额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用人单位又提供不出工资支付凭证加以证明的情况下，会裁判支持劳动者主张的数额，由用人单位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这是对劳动者非常好的保护。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由于加重了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处罚力度，劳动合同签订率有了很明显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用人单位种种规避法律的做法，如用人单位签完合同后即收回，以便应付劳动行政部门的检查，或者当劳动者诉至仲裁委或法院时，避免受到不利处罚，但实际上劳动者本人并没有合同，其地位仍然类似于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形，一旦权利被侵害而用人单位又不愿承担责任时，只能先搜集各种证据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如若无法证明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很可能拒绝承认其为本单位员工，也不可能承担责任。还有的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后虽然也能给劳动者一份，但合同中约定的工资数额却不是实发数额。如工作站接待咨询的张某被拖欠工资案中，张某每月实发工资1200元，但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资数额只有每月730元(北京市20至今的最低工资标准)，如张某不同意则立即辞退。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一般都不会因为将来可能发生的侵权而放弃目前比较满意的工作，但如果发生争议，仲裁委和法院很有可能按照劳动合同中的约定来裁判，农民工的权利仍然得不到保障。

(三)超时间劳动现象普遍，加班工资难以保障。

国家统计局2004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农民工日工作时间11小时，每月工作时间超过26天，76%的农民工在节假日加班未享受过加班工资。[3]工作站援助的农民工从人数上来看，绝大多数从事的是建筑工程工作，加班加点现象更加普遍;并且，用人单位(或包工头)也很少支付加班加点工资。由于建筑行业的特殊性，包工头往往与农民工约定日工资标准，如架子工每日工资70元，小工每日工资45元等;或者直接按照工程量约定。无论其工作多长时间均以此为准，并且考勤记录也只是记载工作天数，几乎没人统计每日工作的时间。因而对于建筑工地的农民工来说，加班加点工资难以保障，不仅是缺少劳动合同难以认定的问题，还涉及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再确认劳动关系后加班时间证明的问题。由于建筑工地被拖欠工资的，往往以拖欠劳务费(劳务关系)为由直接向法院起诉，也就无法按照劳动法律法规的保护性规定来要求加班工资了。

从事餐饮、保洁、保安等服务业以及加工制造业等非建筑行业的农民工，虽然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比较容易认定，但存在的严重超时工作和不支付加班费的问题同样严重。2007年，由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牵头，在全国1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各地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的协助下，开展了有关女性农民工劳动权利的随机问卷调查。从调查的统计数据来看，730名被调查的女性当中，日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的有346人，占47.4%;311名女工表示加班是单位的强制性要求，占到总数的42.6%;244名女工表示没有加班后没有加班费，占到总数的33.4%。实际上，该调查从女性的视角反映了存在于整个农民工群体中的问题。

从工作站提供咨询以及办理的案件来看，有些用人单位明确拒绝支付加班费，而有些用人单位却采用种种手段规避法律对加班费的强制性规定。

用人单位最常用的规避方式则是采用计件工资制。表面上看起来多干多得，实际上超过8小时后的工作时间所得仅仅是普通的工资标准，并没有按照加班工资的标准支付。但这种方式有隐蔽性，很多农民工并不认为自己被拖欠了加班工资。如杨某欠薪案件中，杨某于2008年年初来到北京某床上用品公司做缝纫工，实行计件工资制，后杨某被拖欠2个多月工资。杨某来工作站求助时，律师发现其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除了按照计件工资计算的工资数额外，还应该向单位主张加班期间的工资，而杨某起初却觉得自己干多少活拿多少钱即可。

还有的单位安排职工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却没有向劳动行政部门申请，也不支付加班工资，显然违反了法律规定。如工作站办理的崔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案件中，崔某是某物业公司的一名电工，物业公司安排崔某实行工作24小时休48小时的工时制度，工资是固定薪酬，每月1200元。但物业公司并没有向劳动行政部门提交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申请，依照法律规定只能实行标准工时制，也就是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40小时、每月加班时间不超过36小时的强制性规定。物业公司自己的工时安排很明显违反了该规定，但公司却认为自己已经给崔某充分的休息时间，不应该再支付加班费。还有的农民工做保安工作，根本没有安排具体的工作时间，往往值班室就是宿舍，要保证一天24小时对所负责小区的安全巡查，没有事情时就可以休息，但工作时间、加班时间和休息时间就很难判断。如工作站接待咨询的王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案中，王某被某物业公司派驻某小区做安全保卫工作，月工资固定为800元。夜里王某一般都可以睡觉，但如果有车进出，就需要他开门并检查。对于王某是否存在加班、如果有加班应如何计算加班费的问题，就存在着多种不同看法。

由于农民工就业的非正规性和多样性，往往较之正规就业的劳动者更难判断其正常工作时间和加班工资，也更难得到仲裁委员会或法院对其加班费的支持。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四

从闲暇时间和工作强度情况反映，新生代农民工休闲时间少，导致体育文化生活缺乏，同时，易产生孤寂感、自我封闭以及对城市产生对立情绪和报复心理，进而可能容易引发心理问题。从访谈中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渴望休闲，而且希望企业能经常性地组织体育文化活动，这样他们对企业更有归属感，生活更充实。在调查“当地政府部门、公益事业单位(如学校)或企业举办过一些体育文化活动吗”，有88．4%被调查者认为“从未举办过”。新生代农民工享受不到应有的人文关怀，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和谐相处。在调查“生活的社区中，您参加过由该社区组织的体育文化娱乐活动吗”，有94．5%的人回答“知道社区组织活动，但没有被邀请参加”或者“根本不知道”，“没参加过”和“每年1—2次”占89．7%。企业或社区提供的体育文化活动内容单一、贫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甚至有些根本没提供过任何体育文化活动。因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水平相当较低，在组织体育文化娱乐活动时项目往往比较单一，仅仅通过播放专场电影、唱唱跳跳之类的活动，与之新生代农民工多样化休闲文化生活需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政府往往只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物质”权利，然而忽略“精神”层面的需求。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仅仅满足物质权益的保障，更多的是要求精神生活最基本的满足。由于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公共体育文化服务的重视程度不够，往往呈现重“经济提升”轻“文化建设”、重“物质权益”轻“精神满足”、重“现实效益”轻“潜在受益”的现象较为常见。尽管各级政府对体育文化事业大力宣传，但不少政府部门对体育文化建设仍缺乏必要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讲，对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认识不够具体和全面，对体育文化建设对经济的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理解不够深刻，因而出现对体育文化建设资金投入不足、时间安排不够、工作落实不到位、活动安排不积极等问题。

企业总是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对新生代农民工业余体育文化生活则是关注不够，不能认真履行自身的应当的义务与责任。尽量降低自身的投资成本，企业体育文化严重缺乏。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像机器一样对待，新生代农民工就会以工资来决定去与留，为什么有些企业出现“用工荒”，企业缺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缺失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新生代农民工是企业的“链条”，是企业的“发动机”。让员工与企业产生感情，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命运是与企业连接在一起的。只有新生代农民工对企业产生认同感、归属感，企业才有生机。企业只有让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归属感，才能在经济困难时期度过难关。企业只有多增加体育文化投入，多组织一些体育文化娱乐活动，员工才能在活动中体验到企业的温暖，企业的体育文化魅力，感受到企业的人文关怀，企业的团结等。

2．3新生代农民工对体育文化娱乐生活需求自身意识的缺失。

体育文化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状态的反映指标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物质满足已经不再是他们唯一的需求，作为精神满足的体育文化需求也是其健康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经济原因和工作动机，农民工的体育文化需求意识相对较弱，消费层次大多居于较低水平;体育文化娱乐生活极其单调，而相对单调的体育文化生活致使他们在价值观上也产生消极、保守的特点，进而形成不良的循环趋势，在当前城镇化进程大潮中，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转变。

3推进城市公共体育文化服务的举措。

要推进城市公共体育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有效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发展步伐，需要“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三位一体的方式构建一个完整的公共体育文化服务体系，实现优势互补，缩减社会距离。

(1)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作为体育文化的主导者，政府是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公共服务范畴要充分容纳体育文化的相关内容，不断增强公共服务的职能，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制机制。通过加强公共体育文化设施建设、创新体育文化服务方式、开展体育文化知识普及与培训，完善公共体育文化服务体系。政府要根据新生代农民工业余时间少、生活工作较偏僻，消费能力低的情况，有选择，有目的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公共体育文化设施，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满足自身需求的公共体育文化设施。各体育文化、职能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将体育文化服务送到企业、送到新生代农民工身边。多开展一些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活动，如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节、送温暖等活动。政府要整合政府部门资源，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体育文化知识讲授等，让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得到政府的科学技能培训。

(2)突显企业的主体地位。企业要树立新生代农民工也是企业的一员，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他们的理念。一是通过举行体育文化活动，增进新生代农民工与企业的感情。如多开展休闲趣味运动会，举办文艺晚会，组织休闲茶话会等;二是企业要根据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增加建设体育文化设施，提供体育文化产品，倡导体育文化活动，丰富新生代农民工业余生活，营造积极、团结的氛围。

(3)调动新生代农民工和社会共同参与积极性。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社会的最关注的问题。对于文化服务主体的农民工，要积极参与到体育文化建设中，提高自身的体育文化水平，增强休闲体育技能，不断融入城市的文化生活中，进而为社会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全社会共同参与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建设，推进体育文化体制改革，将是一个重大任务。事业单位积极主动的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一些体育文化服务或者体育文化服务产品。比如大中院校体育体育文化设施有条件的向新生代农民工开放，定期去到新生代农民工所在的生活、工作社区举办联谊会等，发挥社区服务的优势。另外，允许一部分私人或个人去建设、经营体育文化产品和服务，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更好的体育文化服务和产品。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也要自立自强，自觉地融入到城市当中去。

4结语。

彻底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消除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和制度机制壁垒，让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享受同等待遇，然而，体育文化的参与度高低是准确反映这一指标的重要因子。这个过程是要双方共同努力的:一方面，政府和社会要提供制度、政策等保障措施，提供公共体育文化服务和设施，帮助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地融入城市;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要懂得去奋斗，创造条件地融入城市社会。这个过程中的体育文化因素十分关键。体育文化能够使得社会达到和谐、稳定，促进体育文化融入，对城市发展、农村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五

1、农民工大多是通过劳动市场找到工作单位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亲友、同乡介绍工作的。

2、从事的职业主要有建筑工人、工厂临时工、餐厅服务员、家政服务人员、城市环卫工人等。而且农民工大多奋斗在第二产业，从事的工作大多工作条件比较差、工作强度大，有些甚至工作环境极为恶劣，是城市居民所不愿从事的工作。

3、对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签订合同情况的调查发现，由于政府部门加大了建筑行业、加工制造业等农民工相对比较集中的企业的监督管理，现在签订劳动合同、临时雇佣合同的比例大大提高了。但还是有不签合同的情况，往往出现在打短工、由熟人介绍工作、以及在无照经营的个体经营加工户打工的农民工身上。有的是因为不知道有订合同这回事，有的是根本不把签合同当回事，还有的则是因为老板根本不理会这种要求。而且，即使有签订合同，也往往是企业指定的，存在大量不合理、不合法的霸王条款，再加上农民工文化程度不高，对这些条约理解并不深，明显不利于保护农民工权益。

1、农民工工作报酬的计酬方式主要为计件制和计时制，计时制有按小时和按日两种。

2、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按工作的强度、技术要求、个人能力等有较大差别，从1500元到3500元不等。但是一般都没有奖金、公积金、社会福利、医疗保险。

3、薪资的发放有三种情况：打短工的一般是在完工以后一次性发放，不过可以预支一些作为生活费;建筑行业一般分为两部分，每月发放一部分生活费，年末或工程结束时再发放另一部分;工厂以及服务业一般按月发放，但会扣留一定的保证金，如果是打短工很容易发生拿不到短期打工的工资，损失保证金的情况。

1、出现工资拖欠的比例不高，而且多为无照经营的个体经营加工户、黑工头等不正规的雇主。工厂、工地往往会因为资金没有到位而出现短时间拖欠工资，但都能很快补发。

2、老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原因，主要有技术上的和道德上的两方面：技术上的原因有上家汇款迟延导致资金不能及时到位、企业经营不善导致资金周转困难，层层分包体制等;道德上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工头卷款逃跑、有的是老板无视农民工的权利而肆意侵害其利益。

3、农民工在遇到长时间老板拖欠工资时，所采取的手段五花八门，包括直接向老板抗议、请工会之类的组织进行调解、向新闻媒体曝光、找政府部门投诉、求助于司法、仲裁等，其中，比较极端的有“跳楼秀”、绑架老板、报复包工头等，但一般很少会有人选择这种方式。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大多数农民工选择向政府部门投诉，因为一旦发生拖欠，向老板抗议或进行调解很少有实际效果，申请仲裁和诉诸于司法对农民工来说都成本太高，要上媒体又需要事情具有一定的新闻性，而找政府部门不但成本较低且成功几率也比较高。

4、各地方政府都有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并设有监察大队(纠察大队)专门处理这类案件，以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减少侵害的发生。从调查来看，各地政府部门都能比较及时有效地处理问题，一经调查认定，坚决追讨回欠款，案件成功解决的几率在98%以上，而且对违规单位有处罚、教育等手段。为了减少事件的发生政府还有日常的巡查，主动进行监察工作，平时也经常展开针对性的宣传教育。

三、调查得出的结论。

虽然我省苏南地区的农民工工资待遇还不错，但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各地离乡务工3个月以上的农民有近1.4亿人，在我省苏南务工的农民工只能占农民工总数的一小部分，所以改善农民工待遇问题仍然任重道远。农民工他们承担了城市中大部分城市人不愿干的累活、脏活，却只拿着微薄的工资，过着艰难的生活，而且还时常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农民工的工资报酬相比与他们工作的强度是很低，这仅仅是农民工收入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有时就连这微薄的工资农民工也难以得到兑现!

通过对外来农民工的调查，我发现，由于政府近年来的大力整治与监管，农民工遭受欠薪和被迫讨薪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遇到欠薪的主要是没有合同规范以及雇主为不法经营或经营混乱的农民工。但是，农民工在其他应享有的基本待遇上仍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即使与用人单位之间签订了劳动合同，也对其中明显不合理、不合法、差别对待的霸王条款无可奈何。他们已经普遍习惯了没有社会保险、医疗保险，没有休息日和假期，长期的超时工作却没有加班补贴的不公平待遇。如今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已成为城市最大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生存现状，与他们做出的贡献形成巨大反差。如果放任这种不公正持续下去，致使农民工不满情绪上升，是大大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

农民工之所以会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从其自身的来讲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农民工文化程度低，缺乏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受到侵害也不会维护自己利益，使侵害他们权利的人和准备侵害他们利益的人有恃无恐、趁虚而入;第二、农民工缺乏能够维护自己权力的组织，农民工在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身单力薄，处于劣势地位，没有专门法律机构帮助农民工维权，而本该代表维护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早已名存实亡，许多时候它并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它应该更进一步为维护农民工利益作出努力。

由于经济状况、地理条件等原因，农民工大都文化程度不高，缺乏一定的专业技术，法律意识普遍淡薄。而且，由于来城市打工的农民来自五湖四海，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没有一个有力、团结的组织来保护他们的权益。所以，使得农民工始终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但实际上却没有最基本的国民待遇，依然被排除在城市各类保障体系之外。他们从事条件最差、负荷最重的体力劳动，而用工单位却不愿投入更多成本给予改善。我认为，社会在得到农民工如此多的给予之后，理应付出对等的回报，给予他们更多实际的关爱和帮助。首先，就应该切实按照《劳动法》的有关规定，让他们享有法律所赋予公民的权利，对于侵害其劳动权利的个人与单位，进行有效的惩处，切实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利。其次，社会各界尤其是社会舆论要加大对企业的监督，让欠薪等不法问题无处可藏，让欠薪等不法企业曝光于阳光之下。最后，政府还要有制度保障，从制度着手方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薪酬问题，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监察制度、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等。总之解决农民工薪酬问题是不会一蹴而就，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要从多方面多角度着手，为解决农民工薪酬问题采取一篮子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镇)和乡镇企业就业。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就是被称为农民工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主要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他们就业流动性强，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有的长期在城市居住、生活和工作，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虽然尚未成为城市居民，但与农民也有很大的不同，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已受到城市现代文明的熏陶。农民工的大量涌现，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的出现和发展，是中国国情的产物，将长期存在于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中。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

一、充分认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大量事实说明，农民工已是我国产业大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据国家统计局调查，全国进城务工和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其中进城务工人员1.2亿左右。农民工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从业人员的68%，在建筑业、采掘业中占到近80%，在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这一比重达到50%以上。农民工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过去20多年，如果没有农民工，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就不会有那么快，沿海地区新兴产业和开放型经济就不可能迅猛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已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从现实情况看，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主要是：工资偏低，拖欠工资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社会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这些问题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纠纷，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进一步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改革发展稳定和整个现代化事业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需要。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这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宗旨决定的，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和制度，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使城乡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逐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必须实行有利于调动农民工积极性和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措施。农民工促进了市场导向、自主择业、竞争就业机制的形成，闯出了一条城乡融合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切实做好农民工工作，将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协调工农关系，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六

1、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结构。新型农民工虽然他们的来源也是农村，但是他们相较于老一辈农民工来说，多了一些文化知识，这都是和我国九十年代以来坚持义务教育有关。他们不再为太多的学费而扰，因此绝大多数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因此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文化层次高了一些。

2、新型城镇化下形成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形成与历史、地域有关。当年的农民工老辈随着城镇化的进城和工作经历，有许多已经蜕变成城里人，他们的子女也相应地成了城里人。当他们衣着光鲜地返回农村时即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榜样。较之老辈，新生代农民工的榜样力量鲜活，他们更渴求早日摆脱贫困成为城里人。江浙一带，本地的农民工较山东、河北少，而四川一带本地农民工则很多。

3、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想其实并不遥远。随着我国每年0．6%的城镇化步伐，他们不久将成为城市的主人。但是，想成为城市的主人必须要有生存的手段，他们的要求，就是为了职业技术培训和职业技术教育提供的广阔的舞台和发展的空间，能让他们在此有生存发展的能力。现在，社会有些现实是残酷的，许多大企业对大学生的关注度很低，相反对技能型人才却很是青睐。为此，职业教育和培训也就成为新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方向和发展前景来说，这无疑更加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4、充分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背景，使职业教育内容因人而异。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一些，但是仍以初中左右的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考虑到广大新生代农民工的接受能力，对于他们的职业教育，应以技术型和操作型为主，而不要过多涉及太复杂的理论知识，教学形式要直观、浅显;同时，职业教育培训者还必须提前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生活以及心理，针对他们的现实需求，辅以操作技术、安全、文化、社会、法律、心理等方面的现实教育。

5、充分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结构，有针对性地调整职业教育内容。通过与政府、企业的多方联动，综合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协调力量。政府和培训机构都要深入实际，及时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和市场的需求，使职业教育内容与各大企业、用人单位和就业市场直接挂钩，实现以需求定培训，以输出带培训，把培训教育工作做到市场需求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结合点上，学以致用，为企业培养有技能、有理想、能留得住的新型人才，需要的人才是巨大的，因材性培养，毕业即能上岗。

6、充分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关于高等职业教育的需求，构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师资队伍建设的长效机制。第一，引进应用型的技术人才;第二，加大现有职业教师的培训力度，通过系统的学习与培训，使他们掌握最新的知识与技术，应对不断发展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需求。高等职业教育顺应时代需求，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力度的加大，提高了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主力军的质量，满足新型城镇化建对高素质高技能工人的需要，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培养新兴人才，也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动力源泉，在鼓励新型城镇化产业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同时也获得了高等职业教育自身的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七

据农民工年度监测调查资料显示，20xx年我市700个农村居民调查户中，全部家庭人口2313人，其中农民工[1]920人，占家庭人口的比重为39.8%，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平均每户拥有农民工1.31人。我市农民工呈现出男性多于女性、已婚多于未婚、31-50岁年龄者多、初中文化程度者多、未参加过技能培训者多等基本群体特征；本地就业者多、制造业从业者多、生产或运输设备操作者多等分布特征；从业时间增加、收入显著提高、男女收入差距缩小等就业特征。

1、男多女少。

从性别看，男性占68.3%，女性占31.7%。男女比例为2.15：1，比20xx年的2.23：1有所降低，男多女少的趋势没有改变，但近年来呈现出男性务工比重逐年上升趋势。

表1：农民工性别分组情况表。

2、八成以上已婚。

从婚姻状况看，已婚人员占85.7%，其中男性和女性的已婚率分别为85.0%和87.0%；未婚人员占12.9%，其中男性和女性的未婚率分别为13.1%和12.7%；离异或丧偶的人员占1.4%，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

调查结果显示，20xx年我市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41.3岁，其中男性为42.3岁，女性为39.0岁。

从年龄构成看，30周岁及以下的占20.6%，比上年降低1.8个百分点；31-40周岁的占23.7%，比上年降低1.4个百分点；41-50周岁的占34.2%，比上年增加2.3个百分点；50周岁以上的占21.5%，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31-50周岁的接近六成，是农村居民家庭中非农就业的主体。

表2：农民工年龄情况表。

4、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

从文化程度看，小学及以下占13.8%、初中占67.6%、高中及以上占18.6%。我市农民工文化程度仍以初中为主。

从年龄看，年轻人群文化程度相对更高，30周岁及以下年龄组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1.8%，比30周岁以上年龄组高16.6个百分点。

表3：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情况表。

从性别看，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女性占21.5%，男性占17.2%，女性比男性高4.3个百分点。农村女性劳动力要付出努力，拥有更高学历才能胜过男性，在竞争中获得从业机会。

表4：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情况表。

5、参加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不足两成。

调查结果显示，20xx年我市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17.9%。其中只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占24.2%；只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62.4%；同时接受过农业技术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13.4%。

从性别看，男性接受过培训的比例为19.4%，明显高于女性的14.7%。

从文化程度看，文化程度越高，接受过培训的比重越高。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以上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分别占14.2%、17.5%和22.2%。尤其是参加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以上接受过的比重分别占9.4%、13.0%和18.7%，显著高于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的比重5.5%、7.7%和4.1%。

1、近九成以本地就业为主。

由于我市社会经济发展程度高，为劳动力就业提供了大量岗位，一直以来都是外地农民工务工的流入地。对我市农村劳动力来说，基本上无需外出就可实现充分就业。调查显示，在乡内从业的占88.9%，是我市农民工最主要的从业地区；在乡外县内、县外市内及国内其他省市从业的农民工分别占5.8%、3.8%和1.5%。

从年龄和婚姻状况看，30岁以上农民工更倾向于在乡内从业，比重比30岁及以下的农民工高19.4个百分点；已婚人员选择在乡内从业的比例比未婚人员高23.0个百分点。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八

近些年来，用人单位违反国家劳动法律法规，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随意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十分突出。为了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有效防范、杜绝用人单位拖欠工资行为的发生与蔓延，同时也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团结，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亟待解决。这就需要我们思考更深的是如何探寻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法治化之路，建立杜绝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发生的长效机制，通过法律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制止拖欠农民工工资。

调查人：朱龙生调查时间：xx年4月。

调查地点：铜陵县钟鸣镇所属企业调查方法：走访企业、镇社保所、部分职工。

二、事实部分。

我国新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就目前统计，钟鸣镇管辖内的企业176家，规模以上企业8家，劳工总人数5380人。据统计，xx年长顺服饰、金盛服饰等企业欠薪事件，追讨回农民工工资23万余元，宝莉菲服饰已通过信访代理，铜陵县法院已向市法院申请执行，执行金额5万余元。从统计上看，拖欠工资问题越演越烈，主要原因是因为劳工和企业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导致追要工资方面比较困难。

三、分析部分。

(一)拖欠劳工工资的原因分析。

1.立法方面存在缺漏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不够配套和完善，缺乏法律保驾护航，是拖欠工资问题难以根除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

第一，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对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劳动行政部门在处理此类问题的职权规定得过于灵活，不利于严格执法，不能有效制裁、扼制用人单位的拖欠工资行为。

第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对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形成劳动关系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未作行之有效的规定，不利于对劳动合同制度的完善，也不利于农民工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及时举证，反倒容易助长用人单位的欠薪行为。

2.劳动行政管理部门方面存在不足。

劳动行政管理部门执法监察不严，有隙可乘，是部分用人单位屡次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重要原因。其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对用人单位不依法与农民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熟视无睹，不能及时责令其改正并对其进行行政处罚。二是劳动行政执法中对国家有关规定大打折扣。

3.工会方面尚不完善。

从诞生之日起，工会一直在为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而不懈奋斗，是代表和维护工人利益的特殊社会组织。虽然《工会法》逐渐臻于完备，但实际生活中，工会在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方面仍存在不足。具体表现在：

第一，目前非公有制企业中大多尚未建立工会组织，严重制约着工会职能的发挥。第二，个别工会受用人单位影响太大，根本无法担负为农民工维护的责任。因此，工会在经济上对用人单位的依赖性较大，也易沦为企业行政的附庸。

第三，由于工会既有错误认识的存在以及宣传组织力度不够，致使农民工入会积极性不高。

4.用人单位自身的急功近利。

企业用人单位劳动法律意识淡薄，不能正确处理企业利润与劳动工资之间的合理分配关系，总想通过拖欠工资以降低生产成本，进而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并控制员工流动。“当违法成本低于违法者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时，违法者肯定会选择后者”。

农民工处在弱势地位，法律意识淡漠，依法维权意识差。在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时，不知订立劳动合同。而在工资被企业拖欠时，不知道或不敢向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举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审判机关申诉、起诉，及时主张自己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

(二)解决思路及对策。

为有效地防范、杜绝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一现象的发生和继续蔓延，必须明确拖欠农民工工资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解决拖欠工资问题是一项关系到社会稳定和民心安定的重要任务。针对前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成因，结合学术成果和实践经验，笔者提出以下几项具体应对方案：

1.完善劳动立法，加大处罚力度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首先应从立法入手，建立完善配套的劳动法律法规规章体系，加大对拖欠工资行为的处罚力度，改变以往立法中存在的“有规定，没处罚，有职责，无手段”的漏洞。具体来说，有以下解决手段：

(1)加快建立起完备的劳动法律体系，尽早出台专门调整劳动报酬关系的法律，如《工资法》、《农民工权益保护法》、《社会保障法》等，并及时修改《劳动法》和相应法律法规，吸收目前地方立法中的成功经验，使我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趋于统一，构成一个完善的立法体系，从而使农民工的权益得到全方位的保护。

(2)加大对恶意拖欠工资者的惩治力度，在刑法中可以增设侵占工资罪，将恶意欠薪行为规定为犯罪，给予有力打击，使恶意欠薪者付出得不偿失的代价，从而不敢再侵吞农民工的血汗钱，从源头上解决拖欠工资问题。

(3)加大对用人单位拖欠工资的经济处罚力度，加重用人单人因拖欠工资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改变《劳动法》第九十一条和《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八条的弹性规定，增大用人单位实施该行为的违法成本，使之得不偿失。如南京市的《工资支付条例》就规定，当用人单位出现拖欠劳动者工资的情形时，劳动行政部门除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金外，还应“责令其按相当于被拖欠劳动者工资报酬、经济补偿金总和的一至五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4)全面规范各类企业，尤其是私营、外资、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包工单位的劳动用工行为，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完善劳动合同管理，以立法形式，强调用人单位必须与农民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强调劳动行政管理部门要定期进行劳动审检，如年审、季审，对用人单位未与农民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要规定给予一定数额的经济处罚。

2.加强劳动行政执法工作把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作为劳动行政执法部门的工作重点，提高地方劳动行政执法部门的法律意识，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工作，采取有力措施，积极预防和认真查处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具体而言，一是建立和加强用人单位劳动年审和劳动规章备案制度，把用人单位工资发放等情况作为劳动年审的重点内容，逐步建立并推广“劳动违法行为警示记录系统”，将长期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用人单位录入系统，向社会曝光。二是建立健全用人单位工资发放监控制度。对经常拖欠工资的企业要进行备案，列入“黑名单”，限制其银行贷款、工程投标等行为资格。

3.增强农民工法律意识，建立合作自助组织。各级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和工会组织应加大对农民工的宣传和培训，普及劳动法律知识，加强劳动合同观念，培养维权意识，鼓励其在发生用人单位拖欠工资时，主动向劳动争议调解机构、仲裁机构或司法机构寻求权益的法律救济。

4.改革完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应完全脱离行政机关，建立类似于仲裁机构的劳动仲裁机关，并用类似于仲裁法的法律法规规范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以保证其独立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应当建立或裁或审、裁审分轨的争议处理机制，以解决劳动争议处理耗时耗力，不利于劳动者维权的问题。在此种制度下，农民工可以申请仲裁，可以直接起诉，也避免了因劳动仲裁机构久拖不决，导致仲裁期限延误的情况。

总而言之，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关各方共同努力。完善劳动立法，强调行政执法，发挥工会作用，强化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双方法律意识，改革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努力消灭拖欠工资问题所滋生的“土壤”，还农民一片晴朗的天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拖欠工资问题将不再成为农民工的烦恼和政府的困扰。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九

根据百户抽样调查汇总资料表明：上半年xx县农民人均现金收入833.60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44.44元，增幅20.96%；人均支出1241.82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43.47元，增幅13.06%。

1、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亮点。上半年，农民从各类劳动报酬中得到的工资性收入人均263.98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26.78元，增幅92.41%，占现金收入比重为31.67%。其中本地务工收入人均82.28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0.56元，增长97.22%，外出务工收入人均150.49元，同比增加56.11元，增幅59.46%。主要体现在：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加快了工资性收入的增长，据百户资料显示，上半年外出务工人员70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1人。

2、家庭经营收入仍然是农民家庭收入的主体。上半年，xx县农民从家庭经营中得到现金收入人均483.47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7.46元，增幅10.89%，占现金收入比重为58%。在家庭经营收入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第一产业收入下降。上半年一产业现金收入人均347.97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3.99元，减幅8.90%，分行业看，农业现金收入人均114.25元，同比减少50.01元，减幅30.44%；林业现金收入人均0.62元，同比减少1.92元，减幅75.45%；牧业现金收入人均222.49元，同比增加8.70元，增幅4.07%；渔业现金收入人均10.60元，同比增加9.23元，增幅6.73倍。通过调查分析，一产业现金收入下降，究其原因，一是部分农产品价格下降对农业收入有较大影响，据调查，今年以来，除蔬菜以外，全县主要农产品价格均呈下降趋势。其中：今年上半年玉米价格同比下降5%以上，豆类价格同比下降约10%，生猪价格同比下降15%以上。二是农民在出售林产品采集果实上下降80.93%。

（2）二、三产业现金收入快速增长。上半年农民人均家庭经营二、三产业现金收入分别为37.02元、98.48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7.58元、53.86元，增幅分别为292.51%和120.71%。主要原因：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建筑业的人数和工资增加，致使二产业收入大幅增长；二是交通、运输邮电业和批零贸易、饮食业收入的快速增长带动第三产业收入的增长。目前，农村道路状况得到较大改善，农村从事交通运输业的农户增多。同时由于农民收入增加，农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农民对生存型、发展型、享受型消费也在逐步增加。上半年，农民从事交通运输业和批零贸易、饮食业现金收入人均分别为36.52元、33.31元，比上年同期分别增加31.04元、25.23元，增幅为566.83%和312.51%，分别占三产业收入的37.08%和33.82%。

（3）财产性收入增加，转移性收入下降。上半年，财产性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113.10%，转移性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24.55%。财产性收入主要是租金收入增加。转移性收入下降主要是退耕还林还草补贴收入和得到赔款分别比上年同期减少33.19%和87.44%。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是一种不稳定的收入来源，跟时间和随机性有较大的关系。

上半年xx县农民现金支出人均1241.82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43.47元，增幅13.06%。上半年农民现金支出主要呈以下特点：

1、一产业生产投入下降29.46%。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农业生产费用下降，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32.79%。主要又反映在农资价格的上涨导致农民在购买农业生产资料上的费用大幅减少，其中：在购买肥料数量上人均减少24.96公斤，减32.52%。二是牧业生产投入下降，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25.94%。主要又体现在农民在购买牧业生产资料上下降，下降幅度为27.03%。

2、二、三产业生产费用大幅增长。分别比上年同期人均增加4.66元、62.48元，增幅分别为7.11倍和7.47倍。

3、生活消费支出稳定增长。随着农民收入的逐年增加，xx县农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质量明显改善。上半年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现金支出人均725.07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11.62元，增幅18.19%。其中：食品消费人均增长3.03%、居住支出人均增长44.44%、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方面人均支出增长1.5倍、交通和通讯增长4.81%、医疗保健人均增长77.90%。

一是二、三产业在发展上，加强了乡镇经济发展环境建设，加大了招商引资力度，吸引一批企业入驻，利用批发零售业相对点多面广的优势深化发展，形成连锁化、网络化的现代商贸业，做好了自身发展定位，加大了对外宣传力度。

二是政策性因素对增收的直接或间接作用越来越大，政策性因素可使农民人均增加收入15元左右。主要体现在：一是中央在实施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的惠农政策基础上，今年又实施了综合补贴；二是退耕还林面积增加并及补助及时兑现给农户。

三是劳务输出的内因和外因作用都较强。一方面表现为政府培训、组织引导输出工作力度加大，另一方面农民外出就业的意识明显增强。据调查，上半年农民外出务工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6%，收入增长9%。仅此一项可使农民人均增加收入60元以上。

1、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抗自然灾害能力差，自然灾害频繁。虽然经过多年的建设，农业基础设施仍显簿弱，目前由于部分水利设施不配套，加上管理费用不足，有的处于无人管理状态，渠道垮塌，小型水库及塘堰淤积严重，影响灌溉效果，农民依旧不能摆脱靠天吃饭的困境。

2、农村劳动力素质下降影响农民增收后劲。随着农民收入来源渠道的多元化，外出务工仍然是xx县农村初、高中毕业生就业的主要渠道，相对而言其文化水平较高，并有一定的技术，且外出务工主要是一些年龄在16岁至40岁之间的。青壮年劳动力；而留下来的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妇女、老弱病残人员，他们体力差，文化水平低，接受农业技术能力慢，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对xx县农业的良性发展极为不利。

综合以上各方面的因素，预计今年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可增长4%以上。

1、抓住政策有利的机遇，真正运用好、操作好，从根本上保护农民的利益。要更多地运用市场调控和经济手段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着力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农民增收目标的实现。

2、切实抓好当前农业生产，加强田间管理，确保粮食增产增收，密切注意病虫害的防治，确保提高单产，增加总产，为全年粮食增产奠定基础。

3、近几个月来，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各项补贴和粮食价格上涨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因此，各级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加大对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流通环节的监管调控力度，以进一步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降低生产成本，严厉打击制售伪劣农业生产资料的行为，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同时还要加紧落实涉农生产资料生产的税收优惠政策措施，严格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成本和市场定价，真正让农民得到实惠，从各方面保障农民增收。

4、继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鼓励和引导农民增加投入，进一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条件，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同时，要建立完善科学有效的抗灾减灾体系，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损失，确保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5、着眼长远，建立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要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通过培育优势产业和优势产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强对农户的带动能力；加快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突出特色，支持和鼓励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从根本上增加农民收入。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十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农民工的子女们，无论是那些留在家乡农村、还是随父母进入城市的孩子们，他们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安全环境等很多问题都亟待关注，他们是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最需要关爱的特殊少年儿童群体之一。曾经有一首这样的歌谣：“有人问我是谁，我总不愿回答，因为我怕，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他们的爸爸妈妈送他们上学，一路鸣着喇叭，不是开着本田就是捷达。我们的爸爸妈妈送我们上学，一路都不说话，埋头蹬着板车腿上沾满了泥巴。”这首歌谣听上去有点刺耳，却反映了一些社会事实，农民工子弟不仅生活上不宽裕，而且还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一些歧视。党的xx报告也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要“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本次对于农民工子女的调查报告主要是通过调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现状，在学习方面的需求，为社会对他们进行帮助提供一定的依据。

二：调查方法及对象。

由湖南工程学院“志愿星期天”的志愿者们使用封闭式调查问卷、个人访谈、小组访谈方式对参加由校团委牵头，校青年志愿者中心组织的与湘潭市大桥小学的农民工子弟进行一帮一活动的35名农民工子弟进行调查分析。

三、调查结果分析。

（一）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成因。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围绕解决“三农”问题和增加农民收入，加之城市劳动力的缺乏，广大农民纷纷进城务工就业。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日趋突出。

（二）农民工子女教育存在的问题。

1．心理问题突出。文化背景各异、学习方式不同，农民工子女心理发展不平衡。农民工子女大多来自经济条件比较差、物质和精神生活相对贫乏的偏远农村，且农民工子女都是从农村的学校直接进入本地，他们和真正的农民并不相同，而是介于城市和农村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生活，不同的口音、不同的教材、不同的教学进度以及不同的教学方式使得他们的成绩较本地孩子差，使农民工子女极易产生自卑、自控能力不强、意志力薄弱、戒备能力强等不良心理。来自本地孩子的歧视，内心世界对社会差别感受到的强烈不平等，也让农民工子女承受着一定的心理压力。

2．安全无法保障。流动人口的工作大多不稳定，工作变动导致了居住场所的不固定，而且流动人口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租住房往往都是在环境较差、出行不便、租金低廉的地方。这样一来，学校和家庭无法建立稳定的联络方式，致使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无法有机结合起来，学生脱离家长监护问题非常突出，而且导致学生的出行安全无法保障。

3．教学内容相异。一般来说，农民工子女大多是从偏远农村的。

学校转入学校。他们的文化基础较差，所采用的教材版本往往不同，不同的教学进度、不同的教学方法以及不同的学习环境导致流动儿童在学习、生活等各方面都出现了不能适应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学习热情，缺乏成就感，情绪不稳定，如忍受性低、孤独感强等；二是缺乏团体归属感，易产生不良情绪如反抗倾向、被压迫感等。同时，农民工子女还普遍存在自信心不足、自我评价偏低、自卑、自闭、压抑等心理特征。这些原因导致流动儿童产生厌学态度。

4．家长思想观念落后。家庭能否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上的帮助对学生适应性有显著影响。调查表明，大多数家长对其子女的教育还是非常关注的，但是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家长不能对子女的学习进行有效的辅导。流动人口多半来自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农村，较低的文化程度和生活上巨大的压力让他们没有能力、时间和精力来科学合理的教育孩子。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严重脱节，家里根本没有读书学习的氛围，以致流动儿童在学习心理上也存在一定问题。

（三）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建议。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解决，不仅是对农民工子女权益的尊重，更关乎国家、社会的长期稳定和长远发展，因此全社会应一起来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让所有的农民工子女都能在共同的蓝天下一起成长。

高农村教育工作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能让教育人才安心在农村工作，从而让农村的孩子受到良好的学习教育，有较好的素质，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长远的解决农民工的问题。

2.建立民工子女学校：民工子女学校作为政府承办的项目，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不论是从师资力量，软硬件设备，教学能力和质量，学费征收，伙食和住宿等学校条件上，还是从对孩子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优秀人格的培养上来讲，对于民工子女都是最适宜的选择。所以，政府更多更好的建立打工子女学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根本方案。

3．制度创新问题：农民工子女教育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也不仅仅是教育制度的创新问题，它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制度的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就教育问题来谈教育的制度创新，因为教育经费的转移支付只是技术性的问题，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当务之急，是有质量的教育公平。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经济制度的改革，要消灭城乡两元制度，这个制度不改革，经济不发展，城乡的差异造成了农民工子女教育永远解决不了，为什么农民要进城，就是因为经济水平的差异，经济制度的差异，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四。作为大学生，我们的行动。

20xx年3月1日，在“20xx年全团青年志愿者工作会”上，陆昊同志指出，要把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做成青年志愿者新的重大品牌。20xx年4月9日，团中央正式下发了《关于开展“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的通知》。农民工的孩子跟城市的孩子一样，都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并不仅仅是政府的义务，更是我们当代大学生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的青春不能浪费，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我们要努力回馈社会，造福社会。

因此，我们应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参与到关爱农民工子弟的行动中来。比如可以积极的参加由我校青年志愿者中心的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坚持从学业辅导、亲情陪伴、感受城市、自护教育、爱心捐赠等多种志愿服务，以这些行动为载体，将关爱传达到农民工子女。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这些孩子的家长---那些风餐露宿艰辛生活的外来人员们，对于只有教育才能改变子女的命运这一点深信不疑，他们大多表示，只要孩子的学习成绩和能力不是太差，自己就会尽力供应孩子上学的需求，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必须指出，民工对当地城市的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一般从事繁重甚至危险的、城里人不愿干的工作。

因此，希望以此次调查研究活动的资料和结论为基础，向社会大众传达关爱社会弱势群体的理念，唤起全社会人士对此问题的重视，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到关爱农民工子弟的队伍中来，给与他们一些学习上的帮助，更好的关心农民工子女的问题，使他们能够尽快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来，能够真正快快乐乐地学习、生活，健健康康地成长。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十一

拖欠农民工工资是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国家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并出台各项措施规范且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近年来此类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仍然存在。今年以来由于受整体经济形势下行的影响，我旗各行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频繁发生，主要集中在建筑和酒店餐饮行业，且解决的难度较大。拖欠农民工工资不仅不利于保护农民工本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城市建设的推进和城市经济的繁荣，甚至，有的农民工在讨薪过程中由于情绪过于激动，可能采取一些过激行为激化矛盾、扩大纠纷，容易引发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甚至导致恶性案件，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为全面、系统地掌握我旗拖欠民工工资案件的具体情况，更好地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针对我旗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从掌握此类问题的基本现状入手，分析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的原因，从而提出通过各种途径妥善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的若干思考，以更好地保护民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维护社会稳定。

一、我旗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现状。

举报投诉案件居高不下，劳动关系错综复杂。xx年以来，我旗劳动监察大队共受理举报投诉案件95件，涉及农民工1281人次，追还拖欠工资2610多万元。其中群体性来访案件逐渐攀升，主要是外来务工人员，尤其以江苏、四川、陕西、宁夏以及东三省劳动者居多，而且劳动关系错综复杂，建筑领域违法分包、层层转包、包工头及挂靠现象非常普遍。劳务分包企业注册资金低下，抗风险能力较差导致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普遍存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不签订劳动合同，不缴纳保险，出现劳资纠纷后劳动者掌握依据不足，劳动监察大队协调解决难度较大。

二、产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原因。

(一)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执行的不完善。目前我旗尚未全面实行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按照制度在建筑施工企业预存保证金后方可发放《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各苏木镇、工业园区的大量建设项目并未预存保证金，预存保证金的建设项目较少，产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主要集中在未预存保证金和无建筑审批手续的项目。

(二)建筑市场管理不规范。一是建设项目垫资现象普遍。房地产开发项目多为施工企业垫资建设，开发商按进度给建筑方付款，建筑方再按进度给劳务公司付款，劳务公司再把钱给包工头，包工头支付农民工的工资。由于受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及整体经济形势下行的影响，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压力较大，导致拖欠施工企业工程款，继而引发施工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有所增加。二是建设工程存在转包、违法分包、挂靠施工等现象。由于建设项目层层转包、分包，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导致最下游的农民工拿不到工资;建筑领域挂靠联营现象普遍，部分不具备建设资质的单位或个人通过使用大企业资质承揽工程，一旦发生问题必然导致农民工工资被拖欠。

(三)劳务公司注册资金少，抗风险能力差。农民工与劳务公司签订用工合同，由过去的散兵游勇成为实行公司化管理的员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但目前劳务公司大多注册资金少，抗风险能力差，一旦发生上游企业拖欠工程款的情况，根本没有能力垫付农民工工资，目前我旗工商登记注册的劳务公司有35家，大部分注册资金较少，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极为普遍。另外，部分劳务公司签订合同时未充分考虑人工成本的上涨因素，出现劳动力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时，公司无力支付人工工资，便会出现公司负责人携款逃逸或工人工资被拖欠的问题;还有部分企业负责人在此情况下，煽动工人情绪，借讨薪之名讨要或要求追加工程款，形成恶意讨薪。

(四)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责任主体不明确。按照现行法律，农民工是与劳务公司签订的合同，发生工资拖欠时应该是劳务公司的责任，但追根溯源，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多是由于建筑企业拖欠工程款或工程款结算纠纷造成的，劳务公司在工程款被拖欠时必然会拖欠农民工工资，因此责任主体很难界定。而且作为拖欠工程款的上游企业与劳务公司之间是经济合同关系，不在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调整范围，劳动监察部门在处理此类问题时往往缺乏依据，这也是造成“讨薪难”的重要原因。

(五)劳动监察人员力量薄弱、执法手段单一。目前，我旗有劳动保障监察机构1个，人员10名，承担着对全旗所有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劳动者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任务，远远不能适应日益繁重的工作任务，难以对用人单位进行全面有效监管，同时劳动监察执法缺乏强制手段，遇到拒不支付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用人单位，最终必须通过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移交公安机关，难以对农民工的权益做好有效保护。

三、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建议。

(一)全面推行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是从源头上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治本之措，今后我旗将全面推行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二)严格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建立防范制约机制。一是严格新建项目的审批程序，对建设资金不到位的项目不予立项、不办理项目审批;对于施工企业过度垫资而引发的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项目，建设单位应承担农民工工资支付的连带责任。二是施工企业原有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未解决的，一律严禁参与新建工程的招投标;对有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工程，问题未解决前一律不予办理验收备案手续。三是对有“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非法经营活动的施工企业，给予其限制承接新项目、停业整顿直至降低资质等级的处罚，并计入企业信用档案，降低其信用度。

(三)加强对劳务公司的监管，规范用工行为。要研究制订具有较强操作性和约束力的劳务企业管理制度，明确劳务企业市场准入条件，按注册资金的大小、信誉度的高低对劳务公司设臵不同的等级，按等级承揽相应的工程量，以增强劳务公司的抗风险能力，还可引导、扶持有实力的施工企业自己设立劳务公司,避免劳资纠纷。要规范劳务合同签订及监督要求、工人工资支付方式、解决拖欠工人工资方式或途径等，对发生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吊销其相关资质。

(四)加强法制宣传，提升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加强法制宣传，从帮助农民工树立基本的法律意识入手，强化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是一项必须长抓不懈的工作。一方面，要通过法制宣传普及法律知识，使农民工懂得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和诉讼知识，强化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使他们变被动为主动，勇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通过法制宣传督促用工单位自觉规范自己的用工行为，防止主观上出现偏差，这也有利于减少“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案件的发生，有利于从根本上维护广大农民工的根本利益。

(五)明确责任，互相配合，协同解决。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根据各自的行政职能承担具体责任，要密切配合，做到信息灵通，上下联动，反应灵敏，防止和纠正相互扯皮、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等问题的发生。劳动争议仲裁院、人民法院在受理、审理涉及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时，对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争议，要采用简易程序审理，确保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处理及时，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稳定，为建设和谐平安绿色的乌审旗贡献一份力量。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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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研究室近日发布《中国农民工。

》。报告汇集了对农民工问题系统调查研究的丰硕成果，是近年来全面、系统、深入研究中国农民工问题的权威成果。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在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已成为支撑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收入方面，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主要集中在500-800元之间。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500元的占29.26%，500-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

调查当中，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的农民工仅占53.70%。农民工工作的显著特征是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每天工作大多超过8小时。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目前我国针对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审批手续和收费的政策在少数地区落实仍不到位，乱收费、搭车收费的现象依然存在。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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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镇)和乡镇企业就业。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就是被称为农民工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主要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他们就业流动性强，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有的长期在城市居住、生活和工作，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虽然尚未成为城市居民，但与农民也有很大的不同，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已受到城市现代文明的熏陶。农民工的大量涌现，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的出现和发展，是中国国情的产物，将长期存在于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中。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

大量事实说明，农民工已是我国产业大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据国家统计局调查，xx年全国进城务工和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其中进城务工人员1.2亿左右。农民工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从业人员的68%，在建筑业、采掘业中占到近80%，在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这一比重达到50%以上。农民工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过去20多年，如果没有农民工，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就不会有那么快，沿海地区新兴产业和开放型经济就不可能迅猛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已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从现实情况看，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主要是：工资偏低，拖欠工资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社会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这些问题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纠纷，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进一步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改革发展稳定和整个现代化事业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需要。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这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宗旨决定的，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和制度，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使城乡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逐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必须实行有利于调动农民工积极性和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措施。农民工促进了市场导向、自主择业、竞争就业机制的形成，闯出了一条城乡融合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切实做好农民工工作，将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协调工农关系，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使全体社会成员都享有平等权利，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也必然要求解决好涉及农民工权益的一系列问题。只有妥善解决他们在劳动工资、就业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切实保障农民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益，为农民工创造一个公平、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才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充满活力、有序安定的社会局面。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然趋势。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进度和方式不同，其社会效果也不一样。我国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数量也多，又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中。农民工队伍的出现和壮大，是我国特色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正确抉择和有效途径。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的现象在我国不是短期的，而必将是长期的。我们必须顺应工业化、城镇化的客观规律，并从我国国情出发，正确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能否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进程和宏伟目标的实现。

在党的xx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并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科学判断。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

工作报告。

》中明确指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制定涉及农民工的各项政策。”这些重要论述和要求，为我们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从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正确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感和长期性。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事物。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有正确的指导原则。概括地说，既要遵循世界上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又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既要积极解决农民工面临的诸多问题，又要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既要着力完善政策和管理，又要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推动中国特色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稳步健康发展。进一步地说，解决好农民工问题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重要原则：

第一，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就是要尊重和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消除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政策规定和体制性障碍，使他们和城市职工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具体体现，也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必须在全社会营造理解农民工、尊重农民工、保护农民工的良好氛围。这不仅要体现在涉及农民工的各项政策措施中，也要体现在各地方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中，还要体现在用人单位的用人观念和做法中，任何部门、地方和单位都不应有歧视农民工的规定和做法。

第二，强化服务，完善管理。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和改善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努力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和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服务，提供维护合法权益和子女接受教育的服务。在管理方式上实现由防范式管理向服务型管理转变，在公共产品提供上实现由单纯面向城镇户籍人口向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常住人口转变。要充分发挥企业、社区和中介组织的作用，使农民工享受应有的公共服务和权利，也使农民工更好地适应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新要求。

第三，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就是实行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相结合。要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搞好科学规划，实行正确的政策措施，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我国国情决定了和规定着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方针，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既要积极引导农民进城务工，又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扩大农村劳动力在当地转移就业。这样，才能确保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防止大量农民盲目涌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避免一些国家出现过的大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和贫富悬殊的现象。

第四，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就是要坚持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工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们国家地域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解决农民工问题也一定要考虑到各地的差异，不搞一个模式。近些年来，许多部门和地区进行了不少的尝试，积累了有益的经验。要加强对农民工工作的统筹协调和分类指导。输出地和输入地都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工问题。要积极探索保护农民工权益、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流动的有效办法和途径。

第五，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就是既要抓紧解决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又要靠改革和发展，逐步解决涉及农民工利益的深层次问题，形成从根本上保障农民工权益的体制与制度。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也将伴随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长过程。解决农民工问题应该坚持当前和长远相结合，方向性和操作性相统一。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提出解决问题的原则、方向和思路，为各地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措施留有空间。

贯彻以上这些原则，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思想，尊重、保护和善待农民工，走中国特色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之路。

第一，着力解决农民工收入偏低和生产生活条件差的问题。这是农民工最直接的切身利益问题，也是当前农民工反映强烈的问题，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一方面，要从制度机制上杜绝拖欠和克扣工资的现象，通过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做到农民工工资发放月清月结或按。

劳动合同。

约定执行，切实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用人单位处罚力度。另一方面，要规范农民工工资管理，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制定和推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逐步改变农民工工资偏低、同工不同酬的状况。现在，不少地方在这两个方面都做了积极探索，要认真总结经验，推广成熟做法。同时，要改善农民工生产生活条件，有关部门应切实履行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监管职责，企业必须按规定配备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护设施，强化用人单位职业安全卫生的主体责任。要依法保障农民工的休息权和休假权，监督用人单位严格执行国家关于职工休息休假的规定，对于延长工时和占用休息日、法定假日工作的，必须依法支付加班工资。任何企业都不得压低或变相减少加班时间的工资支付。要多渠道地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保证农民工居住场所符合基本的卫生和安全标准，通过完善社区文化设施和公共服务，丰富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

第二，加强农民工就业培训和劳动合同管理。关键是要改革城乡分割的就业管理体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为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服务。各地方、各部门要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各种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清理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和行政收费。各级政府都要把帮助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城市公共职业介绍机构要向农民工开放，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要依法规范职业中介、劳务派遣和企业招用工行为。要适应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需求，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高农民转移就业能力。要严格执行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对用人单位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指导与监督，制定和推行规范的劳动合同文本，建立权责明确的劳动关系。任何单位都不得违反劳动约定损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特别要依法保护女工和未成年工权益，严格禁止使用童工，对介绍和使用童工的违法行为应从严惩处。

第三，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也是各方面都比较关注的问题。抓紧建立符合农民工就业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这既涉及维护农民工权益，也关系稳定农民工队伍。要根据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需求，坚持分类指导、稳步推进，首先着力解决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问题，逐步解决养老保障问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要适应农民工就业流动性大的特点，保险关系和待遇能够转移接续，使农民工在流动就业中的社会保障权益不受损害;要兼顾农民工工资收入偏低的实际情况，实行低标准进入、渐进式过渡，调动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各地都要认真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依法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所有用人单位必须及时为农民工办理参加工伤保险手续。当前，要加快推进农民工较为集中、工伤风险程度较高的建筑、采掘等行业参加工伤保险。各统筹地区要采取建立大病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办法，重点解决农民工进城务工期间的住院医疗保障问题，农民工也可自愿参加原籍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要抓紧研究探索低费率、广覆盖、可转移，并能够与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有条件的地方，可直接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

第四，改善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农民工输入地政府要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和管理方式，对农民工实行属地管理。要在编制发展规划、制定公共政策、建设公用设施等方面，统筹考虑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的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需要，逐步健全覆盖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当前，子女上学是长期在城市工作农民工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输入地政府要承担起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列入教育预算，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城市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要与当地学生在收费、管理等方面同等对待，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向农民工子女加收借读费及其他任何费用。输入地政府还要加强农民工疾病预防控制和适龄儿童免疫工作;实行以输入地为主、输出地和输入地协调配合的管理服务体制，全面搞好农民工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

第五，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目前，涉及农民工的侵权案件屡屡发生，由于多种原因使得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工作困难重重，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至关重要。要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权利，保障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权利。农民工在评定技术职称、晋升职务、评选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等方面要与城镇职工同等看待。要依法保障农民工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严禁打骂、侮辱农民工的非法行为。要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地、有条件地解决长期在城市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户籍问题。当然，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相对复杂的问题，一定要根据大中小城市的不同情况，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积极而稳步推进。要加大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执法力度，健全农民工维权举报投诉制度，做好对农民工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应充分发挥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在农民工维权工作中的作用。

第六，大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这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我国庞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指导方针。据调查，目前全国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在县域经济范围内吸纳了65%，主要是在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就业，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省内就地、就近转移的农村劳动力都达到90%左右。实践证明，这种就业模式和途径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一定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扩大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当地转移就业容量。要努力引导相关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增加中西部地区农民在当地就业机会。要大力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仅可以帮助农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增加收入，也利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要提高小城镇产业集聚和人口吸纳能力，鼓励外出务工农民回到小城镇创业和居住。特别要依法保护农民工土地承包权益，这是降低农民工在城市失业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七，着力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由于农民工已经并将进一步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支劳动大军的素质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产业素质和竞争力，关系到整个工业化、现代化水平。因此，一定要用极大的努力全面提高农民工素质，包括政治思想素质、业务技能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要在农民工中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农民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遵守职业行为准则，成为既熟练掌握职业技能，又具备良好职业道德的合格的产业工人。要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引导农民工增强法制观念，知法守法，学会利用法律、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身权益。要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引导农民工遵守交通规则、爱护公共环境、讲究文明礼貌，培养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广大农民工要努力按照现代产业工人的基本素质要求自己，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习业务和生产技能、学习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要遵守社会公共道德规范，履行当地城市居民应尽义务。

xx年初，国务院领导同志就研究解决农民工问题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国务院研究室牵头，组织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以及部分专家，对农民工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在研究成熟后为国务院制定一个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指导性文件。历经10个多月的努力，课题组形成了一批调研成果，并起草了一个指导性文件;xx年1月18日，总理主持国务院第122次常务会议听取汇报，并讨论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文件，已经发布实施。这本《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汇集了对农民工问题作系统调查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对农民工的地位、作用、现状、趋势和一系列相关问题的认识。农民工这一新事物还在不断发展变化中，请广大读者和我们一起继续关注和深入研究农民工问题，为这支新型劳动大军的可贵精神和重大作用鼓与呼，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作坚持不懈的探索与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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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

(xx)》中的数据显示，中国尘肺病农民估计数量在600万人左右。尘肺病的死亡率高达22.04%，更为严重的是，每年仍有2万名新增尘肺病患者。

欧洲和美洲国家的经验是，尘肺病问题由国家通过立法手段遏制和解决，日本最后一例尘肺病在1970年，美国尘肺病在1930年代已经消灭。目前在我国，与尘肺病的严重性相比，它的社会关注度相对较低。尘肺病患者90%是农民，他们从事矿山开采、路桥隧道开凿、金属冶炼等行业，缺乏安全和权益保障，维权艰难，更缺少发声途径。曾经很多人不知道这种职业病，但经过近些年的尘肺病农民工维权事件、媒体报道等，尘肺病的知晓率已经有所提高。

“高达82%的尘肺病农民工最终在家里去世，因为他们在患病晚期已经没有条件住进医院接受治疗了”。

“去世尘肺病农民工家庭情况十分糟糕，所调查的家庭没有一家有存款，75%的家庭有欠债，28.26%的家庭变卖过家产”。

在7月5日发布的《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xx)》中，一组组数据敲击着人们的神经，这是接受调查的501个尘肺病家庭的真实写照，也折射出全国逾百万尘肺病患者的现实生活。

陕西镇安一村庄共200户人家，尘肺病家庭达70户。

“在调查的样本中，尘肺病农民工平均年龄48.5岁，其中最小的只有25岁;去世的尘肺病人平均年龄仅47岁，最小的32岁，尘肺病让他们提前结束了人生!”

在发布《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xx)》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面色凝重。

这份调查报告由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近100名志愿者完成。近1年中，他们深入安徽、甘肃、贵州、湖北、湖南、四川、陕西、云南等8个农民工输出大省，抽取20个尘肺病较为集中的村庄。

值得注意的是，在去世尘肺病人中，76.9%在诊断时已经处于三期(即晚期)。

来自陕西镇安的农民工王明升就是三期尘肺病患者，他的父亲和弟弟也不同程度患有尘肺病。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病情较轻的父亲仍在做泥瓦匠赚取微薄的收入。

不过，王明升觉得自己不是最不幸的，至少在好心人的救助下，他们还活着。他所在的村里有200户人家，尘肺病家庭有70户。其中一个家庭4个孩子全因尘肺病相继离世，只剩两个年事已高的老人。

以门诊为例，33.13%的人一分钱未报销，47.46%只报销1000元。

“早期尘肺病人只要及时诊断、治疗，对生命不会有威胁。一旦到了晚期就没有任何方法进行治疗了。”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兼胸外科主任陈静瑜，做过不计其数的肺移植手术，他深知尘肺病对生命造成的伤害。但现实却是，由于大部分尘肺病农民工入不敷出，治疗对他们来说早已成为“奢侈品”。

受访的尘肺病农民工中，年平均收入只有1万余元，平均每月收入不足1000元，最少的年收入为0元。而他们的年平均支出达到24804.9元，是年平均收入的近2.5倍，最多的更高达31万元。

调查发现，看病占了尘肺病农民工的大部分收入，平均达到12364.8元。相对的，能够获得报销的比例却并不理想。以门诊为例，一分钱也没有报销的为33.13%，只报销1000元的为47.46%。

受访的尘肺病农民工家庭中，95.7%没有任何存款，甚至有近72%的农民工负债累累，70%的农民工没有获得低保，大部分过着入不抵支的生活，小部分人仅能维持收支平衡。有22.3%的农民工为治病变卖家产，16.14%的尘肺病家庭子女辍学。

为了节省开支，尘肺病农民工选择减少或放弃治疗：57%的人有病痛但无钱去门诊治疗;超过90%的人没有到医院进行过任何疗养和康复训练。

这些都是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74.3%未申请过赔偿，申请者中82.7%未获得赔偿。

对尘肺病农民工来说，及时获得赔偿将带来生的希望。但调查报告指出，只有25.72%的尘肺病农民工申请过赔偿，74.3%的人没有申请过;仅有17.3%的人表示获得了赔偿，82.7%的人表示没有获得。

“可以看出，一方面尘肺病农民工由于受教育水平的限制，争取赔偿的意识不强;另一方面主要还是争取赔偿困难重重使他们望而却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孟燕华在报告中指出，九成受访者认为申请赔偿是十分困难的。

在有维权经历的25.72%的农民工中，申请赔偿到获得赔偿平均需要16.94个月，时间将近一年半。其中，花费时间最长的达72个月。在争取赔偿的花费上，平均为6529元，最多达9万元。

争取赔偿的过程中，有31.5%的人依靠政府部门，35.6%的人主要靠自己，13.7%的人依靠社会组织。

尘肺病农民工认为申请赔偿困难的主要原因包括：不知道向谁申请赔偿;无劳动合同，没有证明，无法获得正式的职业病诊断证明，导致难以获得工伤赔偿;经济困难;申请时间及拖延时间长;用工单位推卸责任;政府部门不作为，互相推脱等。

过半尘肺病农民工从事高粉尘工作xx年以上。

卢晖临告诉记者，接受调查的尘肺病农民工中，99.33%长期从事高粉尘工作，从事xx年以上的占到52.09%。98.9%的人只接受过初中以下教育。收入高、进入门槛低和老乡介绍，是农民工选择高粉尘工作的主要原因。

高粉尘工作主要集中在矿山(87.7%)和工地(7.19%);有80.73%为民营小企业;83.07%的尘肺病农民工从事过两个以上的高粉尘单位，其中更有15.35%的人频繁换工作，已记不清工作过的单位数量。

粉尘防护措施不到位是造成农民工罹患尘肺病的重要原因。调查显示，62.67%的尘肺病农民工在工作中没有佩戴防护面具，25.34%的农民工只戴了一段时间。

对于为什么没有佩戴防护面具，74.16%的人表示用工单位没有提供，14.23%的人觉得戴不戴没关系，11.61%的人觉得难受和不方便。

此外，一些用工单位防护措施缺失、掩盖高粉尘对工人的危害等行为，加剧了粉尘对农民工的威胁。受访农民工表示，83.41%的单位没有向工人宣传粉尘的危害，81%的单位没有粉尘作业的安全规定，80.14%的单位没有检查工人是否佩戴面具，接近九成的农民工从没有进行过入职和离职的身体健康检查，93.2%的尘肺病农民工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过劳动合同。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十三

在人们素养不断提高的今天，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报告，报告中涉及到专业性术语要解释清楚。那么大家知道标准正式的报告格式吗？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农民工文化需求调研报告，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文化需求是社会人的一般需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当新生代农民工物质需求逐步得到满足时，其他方面的需求就会被激发出来，文化需求显得相当突出。

1、新生代农民工对文化娱乐生活的需求。文化作为一种符号传递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状态。新生代农民工已经由生存理性转变到社会理性，物质已经不再是他们唯一的需求，他们的文化精神需求同样迫切。但是由于经济原因，农民文化消费能力不强；另外，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社会各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求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把农民工的需求排斥在外，其文化娱乐生活极其单调。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休闲娱乐方式主要停留在睡觉、听广播等较为原始、低级的娱乐方式上。即使有的农民工开始接触网络等较现代化的娱乐方式，他们也大多把网络作为打发时间的工具（聊天、看电影等），而没有有意识地利用网络在信息传递、文化提升、人际交往等方面的重要功能。新生代农民工相对单调的文化生活致使他们在价值观上也呈现出保守、落后的特征，大大不利于其市民化进程。

2、新生代农民工对专业技能的需求。学好一门过硬的技术是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最强烈的愿望。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比传统农民工虽然有了显着提高，但因为没有一技之长，他们即使有心摆脱出卖苦力的低级打工状态，也普遍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第一个“坎”，就是求职过程中的技术门槛，他们普遍陷入一种“技术困境”。另一方面随着产业的升级，城市现在紧缺技术工人，但求职农民工80%没有任何技能，远远满足不了市场要求。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有了初步的学习意识，但由于学习成本较高以及收益的不稳定性，对于学什么、怎么学，却还存在着很多迷惘和认识上的误区。

3、新生代农民工对科学文化知识的需求。虽然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较传统农民工文化水平有显着提高，但是其平均受教育年限却远远低于城市从业人员，这种差距与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不相适应。新生代农民工要想真正融入城市，就要不断学习，接受新知识、新技能，从根本上适应农民到市民角色的转变。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逐渐增强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要想顺利地争取自己的权利，必须有相应的法律知识和文化知识与之相匹配，他们的实践需要决定了他们对文化知识的渴求。另外，许多农民工在城市遭受到了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带来的困惑和失望，有些把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身上，希望子女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

1、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学习欲望强烈。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文化水平都比较高，基本上是初中以上，还有一部分是高中生，甚至有些接受过中专或高技类课程培训，知识面、信息来源比较广。同时在工作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学习热情较高，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这种观点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得到最广泛的认同。他们不仅仅自己有着强烈的学习欲望，而且对下一代也寄予很大的期望。对知识的渴望使新生代农民工对文化供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有的'文化状况远远不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求。

2、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度较高，土地意识淡化。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特性变化和技能素质提升，加上农地制度变迁使得他们新生代农民工的乡土社会认同在减弱，他们大多数人往往直接从学校进入外出务工行列，有的还是在城里跟着打工父母成长起来的，对于现代产业规律的熟悉程度远高于传统农业。同时，他们极力谋求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在经历了城市生活及文化氛围的熏陶之后，更感觉到城乡社会的差距，从而表现出对城市社会更强烈的向往。他们不管各种制度性的障碍仍然存在，转变就业观念、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积极主动地融入城市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对文明生活的追求对传统的思想观念、双重制度和限制政策提出了挑战。

3、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期望值较高，立足长远发展。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目的，更多的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谋求发展。他们有较强的拼搏意识和进取精神，有自己的思想，甚至有明确的职业规划。他们不仅仅满足于挣钱来改善家庭生活，而是要求有所发展。他们更看重个人的能力和机会，相信只要通过个人努力拼搏就能获得成功。在争取待遇、谋求更大发展空间上，这一代农民工要求更加直接。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刻苦学习专业技术，以提高就业的竞争能力。他们把务工当做学习、提高、适应的过程，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从农民到工人到更高社会层次的生存方式与人生道路的转变。这要求政府和社会必须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对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渴求，满足他们的发展需要。

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需求的对策建议1。多方推进，丰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已经和城市居民差异不大，但在精神上，他们仍独自结成了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和城市文化似乎有些格格不入。要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求，使他们尽快融入城市文化，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和农民工自身共同努力。

一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是丰富农民工文化生活的主导者，要把丰富农民工文化生活纳入公共服务范畴，不断增强公共服务的职能。

二是企业要充分发挥农民工的主体作用。要根据农民工的需要层次，增加文化活动设施，丰富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同时，要组织农民工开展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激发农民工的参与热情。

三是积极发挥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社区、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要经常为农民工组织一些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体活动，满足他们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2。加强教育培训，全面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素质。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着获取资源能力的高低，进而影响着他们的社会认同状况和社会融入能力。

一是要对他们进行科学文化知识培训。根据新生代农民工比较年轻、受教育水平较高、接受能力较强等特点，通过建立和完善多层次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体系，使他们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并通过多层次教育体系来引导和组织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就业和创业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同时开展职业道德教育，把他们培养成为既熟练掌握职业技能，又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新型劳动者。

二是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交面，加强与其他群体尤其是城市居民的互动交流。要利用社区、街道办及其他社会团体等资源优势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在交流和互动中增进了解，促进融合，从而使新生代农民工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文明素养等方面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也使城市居民纠正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偏见，消除歧视，以平等的心态看待并接纳他们。

三是加大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投入。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团体辅助等方式整合现有的教育培训资源，充分发挥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工青妇组织的作用，积极探索政府、企业与社会共同推进农民工教育和培训的新路径，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和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农民工整体素质。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十四

20xx年元旦、春节临近，欠薪问题进入易发高发期，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本镇将于20xx年11月1日至20xx年春节前，在全镇范围内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具体工作方案如下：

一、行动内容。

此次行动以贯彻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为抓手，以招用农民工较多的工程建设领域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快递物流等行业为重点，对欠薪问题进行集中专项整治，主要包括：一是全面加快“全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和其他渠道接收欠薪举报投诉的分类核实处置，做到案结事了；二是全面排查用人单位依法按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情况；三是工程建设领域关于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实名制管理、总包代发工资、工资保障金等制度落实情况；四是依法处置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对欠薪违法行为依法依规实施信用惩戒。

二、行动目标。

认真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依法维护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对查实的欠薪问题要在20xx年春节前全部办结，让被欠薪农民工及时拿到应得的工资返乡过年，确保不发生因欠薪引发的重大群体性的事件或恶性极端事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

三、组织机构。

镇成立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具体人员名单如下：

组长：

常务副组长：

副组长：

镇规建办、社发办、平安办、信访办、司法所、西虹桥地区社会事务管理中心、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及各村居、镇属公司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

领导小组在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主任兼任。

四、专项检查安排。

（一）宣传和自查阶段（20xx年11月1日-11月30日）。

各村居、镇属公司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坚持早预防、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深入企业、工地、社区，结合实际开展普法活动，大力宣传《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和相关劳动用工法律法规，切实提高企业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的自觉性，增强农民工依法理性维权的意识，营造维护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良好舆论环境。各村居、镇属公司和行业主管部门要指导本行业或辖区内的用人单位对其20xx年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开展自查，对存在的问题主动予以纠正，并结合企业实际，采取多种方式协助化解隐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

（二）预警和排摸阶段（20xx年11月15日-20xx年1月15日）。

各村居、镇属公司和行业主管部门要聚焦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及早开展隐患排查，对可能存在的矛盾纠纷认真梳理，实行“台账式”管理，做到底数清、情况明。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要加强对用工企业的日常巡查，严格落实上报制度，及时掌握企业欠薪动态；镇规建办、水务局、征收办等对各自行业内的建设工程项目进行排查，督促总包及时拨付工程款，规范工资支付保障制度落实；镇经发办对快递物流行业企业进行排查，对独立运营的小微快递企业要重点关注，对可能存在的欠薪隐患及时汇总。各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预警检查、梳理排查工作、做好相应台账记录。

（三）执法和化解阶段（20xx年12月1日-20xx年春节前）。

各单位要集中力量开展检查，并做好相关检查台账记录。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负责对全区实体性用工企业进行检查，发现欠薪企业，立即上报进入执法程序，迅速查清欠薪事实。镇规建办、水务局、征收办等负责对各自行业内的在建工程项目工资支付保障制度进行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责令整改。各部门要成立联合检查组，对辖区内的用工企业和建设工程项目工资支付情况进行检查，对检查出的问题，逐一制定化解整治方案和落实责任领导、责任人员，确保在20xx年春节前全部化解。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

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充分认识做好春节前根治欠薪工作的重要和紧迫性。要成立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凝聚各部门的力量，层层压实责任，精心组织实施、强化督查检查，确保专项整治行动高效有序开展。

（二）加强指导督查，履行监管责任。

各单位要不断完善工作方案，靠实工作职责、畅通维权渠道、细化排查任务、突出化解效果，密切保持与上级部门联系，加强排查化解工作的衔接，落实矛盾纠纷逐级化解，统筹推进欠薪工作的监管责任。

（三）树立防范意识，提高维稳能力。

要牢固树立风险防控意识，健全欠薪应急处置机制，完善工作方案。出现因欠薪引发的群体性的事件或极端事件，要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快速介入，查明情况，督促企业或建设工程项目尽快解决欠薪问题，防止事态蔓延扩大。对企业一时难以解决拖欠工资或企业主欠薪逃匿的，及时上报适时动用欠薪保证金或其他渠道筹措资金，清偿欠薪或垫付基本工资，帮助被拖欠工资农民工解决临时生活困难，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四）健全工作台账，落实信息报送。

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方案的工作部署要求，努力形成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协调联动、密切配合的工作格局，落实专人负责检查台账和报表，对重要工作信息，及时上报，确保信息沟通渠道畅通。联系人：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顾小红xxx。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十五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沿海发达地区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外向型企业被迫停产、破产或大量裁员，造成大批农民工陆续返乡。**是一个农业大市，是面向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的劳务输出大市，也经受着农民工返乡大潮的冲击，如何缓解农民工返乡带来的社会压力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

1.基本概况。

**市外出务工人数为132.3万人年前农民工返乡人员达50.56万人占38.2%。截至202月5日全市再度外出务工人员34.05万人失业返乡农民工在家待业人数达16.51万人占12.5%。

2.返乡原因。

根据在常宁市泥潭乡的抽样调查统计，农民工返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世界金融风暴返乡。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出口及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出口受到限制，经济不景气，导致企业停产、转产、降薪、裁员，造成一些农民工提前返乡，占全乡返乡农民工总数的75%。二是受中央惠农政策影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如新的粮食收购政策的出台以及新的土地政策对农民工返乡具有吸引力，占全乡返乡农民工全总人数12%。

3.返乡动态。

调查发现，目前在家待业的返乡农民工主要动向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在家务农。这批农民工约占58%。二是再次就业。这类人约占12%。基本上都是希望接受驾驶、电脑、焊工、电工、烹饪、旅游、酒店服务等培训后等待机会再次外出到内陆地区或本地企业务工就业。三是回乡创业。这类人约占15%。其中不少人凭借资金、信息等优势，发展规模经营、从事农产品流通等。

二、农民工返乡带来的社会压力分析。

尽管农民工经过城市工作与生活的洗礼，学到了先进的理念、经验、技术，带回了多年积攒的资金，是家乡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但仍给**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压力。

1.经济发展压力。

一是直接导致农民减收。农民工非正常返乡在短期内经济增收受到影响，各地劳务收入大幅减少。二是给本地资源和环境带来压力。人口与资源、经济匹配不当，多项承载力相对不足，将构成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巨大负担。三是影响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有效实施。从短期来看，农民工返乡带回了少数资金，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费，然而，农民工难于就业导致减收必然减弱消费需求，从而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四是制约了农业规模经营。原来将土地长期租赁给他人的农民工，现在回家要依靠土地来生活，从而影响了农村土地的加速流转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2.社会稳定压力。

一是心理失衡带来的社会压力。无奈返乡的农民工自尊心受到伤害，有可能演变成心理疾病，导致过激行为，宣泄对社会的不满。二是价值认同带来的社会压力。很多农民工因长期生活在城市，一旦回到较落后的农村，可能会心情浮躁，滋事生非。三是不排除返乡农民工在沿海发达地区染上一些不良习气，随着返乡将影响社会风气。

3.民主建设压力。

一是民主化进程的差异对执政能力提出的挑战。长期在外的农民工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知识和法律知识，对民权的要求也较高。如果基层干部依然实施简单粗放的工作作风，就容易造成农民的抵触、对立情绪。二是长期积累的潜在问题对执政能力提出的挑战。农民工回乡后，对于农村容易出现的土地、山林边界权属争端等问题必将引起关注和重视，从而考验基层干部的执政能力，必须有心理准备和应对方案。三是维稳治安对执政能力提出的挑战。不排除有些农民工蓄意制造事端，或染有赌博、吸毒等陋习，从而滋生一些危害社会安定的行为，这对维护社会稳定提出严峻挑战。四是农民工的更高期望对执政能力提出的挑战。越是有见识的农民工，对于地方政府的期待和要求就越高。如果地方干部的能力和管理水平达不到农民工的期望，其管理权威必将大打折扣，并伴随产生执行不力等诸多问题。

三、因势利导将农民工返乡带来的社会“压力”转换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力”

尽管农民工返乡将带来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困难和压力，但是，只要措施得力，因势利导，完全可以将返乡农民工转换成为当地就业创业和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1.完善机制，构建返乡农民工帮扶体系。

(1)建立监测机制，掌握农民工返乡的形势和动态。

由劳动就业部门牵头，组织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及时做好返乡农民工的登记、摸底和就业需求信息，并就返乡潮的当期状态、趋势及可能给社会治安带来的问题定期报告。

(2)加强技能培训，提高返乡农民工的社会竞争力。

调查显示，在返乡人员中，参加各类培训的仅占14.6%，因此，培训农民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十分重要。要整合教育、农业、扶贫、劳动和社保等相关部门的资源、资金，发挥职业教育优势，尽快建立健全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培训体系，加大农民工就业创业培训的鼓励支持力度，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和创业成功率。要认真分析预测经济复苏后的市场及返乡农民工的共性需求，有针对性地加强技术含量高的长线专业培训。尤其要围绕发展一村一品、建设现代农业的现实需要，积极做好粮食增产增效、经济作物种植、畜牧养殖等方面的技能培训、宣传引导和服务支持。目前，**市县两级依托技工学校和各类职业培训机构，采取集中培训、订单式培训、农业生产适应培训、技能提升培训等多种培训形式对28岁以下返乡农民工开展技能培训，提高返乡农民工就业技能。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十六

调查背景：近年来，大量的农民工从乡村来到城市，在城市开始了寻梦之旅。

梦总是美丽的，现实总是残酷的，他们为城市注入了活力，为社会付出了廉价的劳动力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然而在陌生的大城市仍然处于“边缘”状态。他们干的是工人的活，身份却还是农民，他们很难融入城市生活，在城市里的生活状态不容乐观。

调查目标：借着这次跟着老师做调研的机会，对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进一步了解农民工在城市中为何生存如此困难。

调查时间：20xx年8月1日-4日。

调查对象：农民工的生存现状。

近年来，随着北京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农民工涌向北京，他们干的是城市人不愿干的最脏、最重、最险的活儿，他们为社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权益以及很多方面仍然让人堪忧，他们的生活现状牵动大多数人的心。海淀区小月河及周边是农民工的聚集地，在这次调查中，我们深入了解进城务工者们的现状，与农民工们交谈了解他们的一些基本情况，深入他们工作生活的地方感受他们的现状。现状将此次调查的结果报道如下：

一、个人基本情况。

目前，北京市大约有400万进城务工的人员，他们为北京经济的持续发展发挥着他们这一特殊群体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群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来源地广泛，涉及30多个省、自治区，但主要集中来自于河北、河南、安徽、山东、四川等农业大省。从年龄结构上看，主要是15到49岁之间的青壮年劳动力，他们选择那些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北京本地人不愿干的工作岗位;这群农民工主要以男性劳力为主，并且大部分是具有初中学历的人，这样才可以较为适应北京工作的需要。他们名下的耕地由家里亲戚经营的所占的比重相当大。对于出来打工的目的，年轻的农民工比较倾向于来大城市见见世面开开眼睛，换个环境发展自己;中年的农民工则会毫不犹豫地说是为了挣钱，为了养家。

二、就业特征。

在北京的农民工在从事着建筑和服务等诸行业，因而在小月河小吃街及建材一条街上极少能看到本地人，大多数都是外来进城务工人员，所处的工作岗位大多都是无技术的工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体力劳动者，也有一部分是做些小本买卖，比如街边移动小吃摊、水果摊、地摊。在我们所调查的小月河及周围的地摊主中，我们发现，摆地摊的农民工还会有另一群竞争者。有很大一部分是毕业了的大学生，他们白天有着一份正当的工作，因为他们的工作收入不足以使其在北京过上好日子，夜晚就出来摆地摊。所在的工作单位性质基本上都是个体工商户，极少看到有农民工进入政府部门以及国有企业等社会福利较好的行业。这也与他们比较集中出事的行业为服务业及建筑业有关。他们平均每天工作时间有10小时左右，大多都是不固定的，会根据各种实际情况进行变化的。平均每个月休息的天数在2天左右，有很大一部分是没有一整天的休息时间的。究其原因主要是某些私营、个体业主追求高产量，高效率，而农民工也为了挣更多钱主动拖长工作时间。

在找工作方面，他们获得工作的途径有90%是通过朋友亲属介绍来的，基本上采取的模式是，有个熟人在这里干了觉得还可以就介绍亲戚朋友们也来这里工作。

在工资收入方面，变动幅度还是非常大的，从八百到四五千不等。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发现，他们基本不了解20xx年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160元。北京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在1200到1300左右，这种收入水平虽然相当于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四倍，可是，在北京这种高消费的城市里，这种收入水平或许只能满足温饱略有结余罢了，生活水平并不能比其他地方的民工高多少。我国的基尼系数排名世界前十，已经超过了0.5，说明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悬殊阶段。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特别是在北京这种大城市，上层人士与这些下层民工收入差距更是触目惊心。除此之外，北京目前还存在着诸多拖欠甚至不发给农民工工资的现象，这虽然是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民工本身维权意识、合同意识不强等)造成的，但多数还是强势集团对弱势群体的欺压，是包括政府在内的组织不能充分保证民工利益的体现。当然，现在这种情况由于政府等机构的努力已不是那么泛滥，但仍不时有冒出北京民工为要回工资而遭遇拒绝和报复的新闻。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应该尽最大努力杜绝而不是减少这种不公正的现象，充分体现文明城市的公正、文明，这当然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长期共同努力，但最起码现在北京人应该尊重民工、善待民工、从态度上端正起来。

除了工资之外，他们找工作最为关注的问题大多集中在能否提供食宿等生活条件，毕竟要在北京自己租房生活的开销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工作单位所给他们提供的生活条件基本上只是属于能基本满足的水平，但他们也并没有过多的抱怨。

农民工所在的工作单位基本上没有为他们提供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基本保障。他们也不舍得自己办理保险。若他们不来北京打工，留在当地的话，大多数都是从事农业生产方面，不仅辛苦并且一年到头也留不下多少钱，觉得挣得的钱并没有在北京辛苦打工的多。他们从事的行业并不需要太多复杂的技能，因而在上岗之前只是作一些简单的介绍就能直接工作了，很少有全面的培训，不过他们还是挺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培训的，这样对于他们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提供了机会。

在业余活动方面，他们的休息时间并不是非常规律与充足，通常都是在家休息，限于看电视、睡觉等，并没有太多丰富的业余活动。一方面，他们本身的总体文化水平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低于当地人，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亦可能觉得自己除了工作没有什么时间去参见其他的休闲活动，也有的“难以融入北京当地的生活”。这其实也是有情可原的，前一种情况难以在短期内得以改变，后一种情况也符合农民工的切实心理：我们是赚钱来的，不是玩的。可是同样，这种情况也会造成不利的影响。他们的生活单调、简单、压抑，缺乏多样性，可能会造成某种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情况。农民工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文化财富的创造者和文化财富的创造者。农民工的文化权益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关注。政府多搞一些针对农民工的活动，鼓励他们参与丰富多彩的生活，也会填补他们在其他方面缺失的真空。他们平时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同事和工友以及老乡，社会交往范围还是属于比较窄小的。

三、流动行为。

进京的农民工基本上都有过在家务农的经历，因为在家种地既辛苦也挣不到多少钱，根本不足以养家以及供孩子上学，很多都是不得不出来打工的。也有部分农民工有着在其他城市务工的经历，只要有合适的工作，赚得比原来多，他们还是愿意变换工作地点的。变换工作地点的主要途径为亲属朋友介绍，变换决策主要还是由自己做出。在行业的变换也大多集中在销售、餐饮之类比较容易上手的服务业上，即使要变换工作，也优先现在原来从事的工作领域，毕竟是熟悉的有经验的。

四、子女受教育问题。

据了解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问题是一个很让他们头疼的问题。在调查中发现，有四成农民家庭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他们在乡村小学上学，平时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由于家里老人缺乏科学知识，缺乏法律知识以及教育现代孩子的正确方法，这堆孩子们的成长都是非常不利的，很多留守儿童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不能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和法律意识，有部分人甚至走上犯法的道路。然而被接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里上学需缴纳高额费用，这对于农民工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负担。

五、生活支出。

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将日常的支出分成这样几大部分，分别是：食品、衣服、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讯费用(包括交通和电话、上网费用)、娱乐文教用品及服务费用、住房费用(包括水、电、燃气等)。

在这其中，用于食品的比例还是占据着绝大部分的，平均占到百分之五十。根据恩格尔系数反应国民生活质量，我们可以知道，食品支出比重越小生活质量越高，所以农民工的生活质量还是有待提高的。

在衣服方面的支出与年龄及性别还是有非常大的联系的，其中，年轻女性的衣服支出最多，平均每个季度都会给自己添置一俩套新衣裳，她们买衣服的地点大多是在地摊或是去动物园等较便宜实惠的地方，极少会去逛商场。年纪大的男性衣服支出最少，基本不买衣服，穿旧衣服只要不破不烂就行了。

在全年医疗保健支出方面，他们的情况是只要能撑则撑，实在不行才去买药，三分之二不上正规医院看病。其原因有：正轨医院费用太高。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他们没有习惯上正规医院就医。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没有钱，为了节约。因而在医疗保健支出方面还是比较少的，平均占到百分之五。

在交通通讯费用方面，他们很少出远门，一般都是来回于工作与住所，一般住的地方都在工作的地方或者距离很近，因而交通方面的支出是相当少的，出门坐公交，极少会打的。手机现在是普遍都有的，每个月的平均话费支出在三十块左右，一般都是与家里人联系。农民工基本上是自己没有电脑的，上网一般都是通过手机或者去网吧，他们上网最经常做的事是聊qq，打麻将或斗地主等，甚至有些农民工把上网等同于上网聊天。总的来说，上网的支出还是比较少的，平均一个月十五块钱。

在住房方面，很大一部分是单位包住的，若不包住，则是租住一些出租屋，价位在一个月二百到三百左右，与他人合租，条件比较简陋。在设备用品以及服务、娱乐文教用品及服务这两方面的支出是非常少的，很多几乎为零。这也反映了他们的业余生活还是非常单调的。他们挣到的钱有很多部分都是留着寄回家给家里的老小提供必要的支出费用，在调查中同时也发现，有一部分农民工挣的钱不够自己花还在用着家里的钱，这种情况多出在年轻女性。

六、一些建议。

农民工进入城市是不可逆转的洪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政府只能采取措施对他们进一步培训，规范建设更有利于他们生存的环境，使其尽快在城市里落脚，让他们与城市居民和谐共处才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财富，才能更好地描绘未来城市的蓝图。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农民工这个重要而可爱的群体吧!以下是一些建议：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大力发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根据企业用工需求和农村劳动力培训意愿，大力开展多种门类、多种形式的培训，增强农民工外出适应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完善农民工就业信息服务。加强输出地与输入地劳务对接，健全城乡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多渠道为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输出地要为准备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和准确、及时的务工信息：输入地要完善用工信息发布机制，所有职业介绍机构向农民工免费开放。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引导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积极发展小城镇、县城经济，大力发展农村“水电路气房”;大规模开展农田水利和标准农田建设，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农产品加工业、第三产业，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农民工就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解决自己的问题，还增加新的就业机会，是今后农村新的增长点。要在财政、税收、信贷、土地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积极引导返乡农民工参与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发展规模种养业，创办工商企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当然，我们看到，目前北京政府已经付出很大努力来管理、改善农民工的生活了，这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分不开的。可是，仍然有很多的问题亟待解决。这依赖于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积极帮助，让农民工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个社会，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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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调研报告篇十七

当今就业问题成了最大的民生问题，就业问题影响着当今我国经济发展，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关于就业问题的调查报告。

就业是民生之本，党的十八大将扩大就业作为一个重要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建设中，实现充分就业对于发展国民经济、维护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认真总结实施积极就业政策以来我省促进就业工作的成效和经验，分析存在问题，有关部门工作进行了认真调研，现将有关调研情况告如下：

一、近年来我省就业再就业工作主要成效。

(一)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了全省就业工作的平稳发展。

根据中央部署，自xx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在全省认真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提出了就业优先战略，确定了“增加就业岗位、落实再就业政策、加大再就业资金投入、强化再就业服务和帮助困难群体就业”等五大工作目标，提出了“就业和再就业工作要与增加投资相结合、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与国有企业改革相结合、与城市化相结合、与农业产业化相结合”的五个结合要求，并以省政府名义将就业再就业目标下达各地州，要求各地把增加就业岗位、实现就业人数、控制失业率等目标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就业再就业的配套政策和操作办法，形成了“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就业机制，全省就业工作平稳发展，各项就业指标基本实现。xx-xx年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人数95.01万人，年均增加约1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累计54万人，年均登记失业人数11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家产业就业人数521.6万人次，其中，省外流动就业人数为201.14万人次;累计投入使用就业再就业资金15.17亿元;领取《再就业优惠证》的下岗失业人员50.4万人，实现再就业42.9万人，再就业率为85.1%;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190.55万人，失业保险基金收入30.49亿元，支出18.76亿元，有35.4万人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建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127个，职业介绍机构共1715个，其中：公益性职业介绍机构1518个，街道、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1359个，社区劳动保障工作站855个。

(二)劳动力市场体系和现代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基本建立。

云南省劳动力市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90年代逐渐培育并随着国家“金保工程”的实施而不断发展，至今，一批设施、功能较为齐全的地方性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框架基本建立，包含职业介绍、就业训练、失业保险和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等内容的就业服务体系以及职业介绍咨询服务网络基本形成，通过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已经成为我省劳动用工的主导方式。

一是全省城乡普遍建立了劳动保障所(站)。xx年，全省129个县(市、区)所辖的53个街道已经全部建立了劳动保障所(站)，1517个乡镇上已经有1301个乡镇建立了劳动保障所(站)，全省851个社区中，已有637个建立了劳动保障工作站。基层劳动保障工作平台的建设，使劳动保障工作重心下移、更贴近群众，窗口前移、更方便群众。二是全省基本完成了劳动力市场网络和信息化建设，并逐步完善了劳动力市场的职能。“十五”期间，全省各级劳动力市场场地建设面积达82，649.84平方米，其中：州、市级为14，428.18平方米，县级为68，221.66平方米。市场内设有求职与用人登记、信息发布与查询匹配、职业指导与政策咨询、推荐介绍与现场招聘等服务项目和窗口。全省各地先后筹集劳动力市场建设资金8，026.03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38万元，省级补助691.25万元，各州、市、县自筹7，196.78万元。各级政府除资金投入外，还以其它方式支持劳动力市场建设，如房产、土地、办公用品、设备等，折合资金3，161.67万元。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成效显著。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劳务输出)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问题，也是实现农民增收的有效手段。省委、省政府将劳务输出作为农民增收和三项扶贫工程的重要任务来抓，加大了输出前的引导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的投入，强化了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全省劳务输出规模稳中有升，劳务收入稳定增长，输出区域不断拓宽，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已经成为缓解城乡就业矛盾和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据省劳动保障部门数据显示，xx年年1-10月，全省当年共输出劳务人员137.68万人次，完成年计划任务的172%。其中:境外输出0.49万人次，占0.36%;省外输出40.81万人次，占输出人数29.65%;省内输出36.45万人，占输出人数26.47%，县内输出59.92万人，占输出人数的43.52%。预计全年输出150万人次，完成年计划80万人的187%。

xx年起，我省开始实施“兴边富民工程”劳务输出项目，当年省级投入1，147.28万元，其中劳动力市场建设费380万元、农村劳动力引导性培训及职业技能培训费用767.28万元，组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7，251人，输出劳务人员239，600人次，完成省下达计划任务43，500人的550%,当年实现劳务收入约11.5亿元。xx年投入1，317万元，其中劳动力市场建设费120万元，农村劳动力引导性培训及职业技能培训费用1，197万元，组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33，398人，输出劳务人员24，4728人次，完成省下达计划任务39，900人的613%，当年实现劳务收入约11.7亿元。xx年年投入1，848万元，其中劳动力市场建设费18万元，农村劳动力引导性培训及职业技能培训费用1，830万元，组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42，018人，输出劳务人员313，510人次，完成省下达计划任务36，600人的856%，当年实现劳务收入约14.7亿元。

(四)失业保险有效发挥了保生活、促就业的作用。

全省失业保险制度在巩固中不断发展，统筹级次提高，实现了“地级统筹，省级调剂，财政补贴”的管理方式，失业保险基金稳步增长，有效发挥了保生活、促就业的作用。到xx年底，全省参保人数回升达到189.2万人。5年间，全省失业保险基金收入24.3亿元，与“xx”相比增收15.2亿元，增长166%;基金支出18.4亿元，与“xx”相比增加12.9亿元，增长232%;省级向9个州市调剂失业保险基金1.35亿元，与“xx”相比增加1.02亿元;救助失业人员达到32.6万人，与“xx”相比增加20.23万人，增长164%;帮助7.12万名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与“xx”相比增加2.96万人，增长71%。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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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xx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认真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为解决好他们的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全国总工会成立了由中国工运研究所、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基层组织建设部、保障工作部等部门参加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今年3月至5月，课题组先后赴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四川等省的10余个城市，就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并在广泛收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此研究报告。

在本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本报告所用数据资料，大部分来自国家各部委公布的统计数据，另有一部分来自当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调查数据。

(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的延续和发展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产物，是与农民工现象相伴生并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改善，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但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没有彻底打破之前，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就业结构下，他们与传统农民工有着类似的社会境遇，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总之，这个群体的出现对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况。

1.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xx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1.据此推算，xx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xx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2.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

根据当前三项规模相对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一项为中国人民大学xx年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59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一项为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另一项为全国总工会研究室xx年组织对千家已建工会企业的问卷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这要求我们在认识新生代农民工时，必须关注与其所处特定年龄阶段相关的一系列特征和问题。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基本上是一离开中学校门就开始外出务工。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2.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

3.近80%的人未婚。

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xx年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20%左右。国务院研究室xx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

》显示，当时农民工中80%以上的人已婚。数据对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这意味着，这一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与外出期间80%已成家的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别，这是我们考察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可忽略的方面。

4.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xx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3.而xx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4.数据对比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5.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上升，在建筑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下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xx年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的比重分别为33.3%、21.7%和22.9%;而国家统计局xx年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5.数据对比可以发现：5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了5.8和2.6个百分点，建筑业则下降了5.6个百分点。这说明，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显露出了行业倾向性，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6.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

从成长经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父辈那样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农村初中(高中)一毕业就到城市“谋出路”，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而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据安徽阜阳市统计，该市无地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26.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群体势必将越来越大。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只有一、两个兄弟姊妹，“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这一点与城市同龄职工也颇为相似。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一方面，因其与传统农民工同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社会境遇，自然潜移默化了这一群体共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而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人口年龄阶段又使其身上呈现出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概括地说，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时代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发展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3-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双重性的体现：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从谋生手段来看，靠务工为生，重视劳动关系、工作环境，看重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等，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工人特征;但是受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制度身份仍旧是农民，作为农民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部分农民的特质。边缘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在观念上存在一些明显差异，概括起来，集中体现为“六个转变”。

(一)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传统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总之，是为了改善比较饥馑的生活状态。而正值青春年华、职业道路刚刚开始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用实地调研中一个26岁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说，就是“体验生活、实现梦想”。

一项调查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关于外出就业的目的，选择“出来挣钱”的，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占76.2%，70年代出生的占34.9%，80年代出生的只占18.2%.同时，在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以及“在家乡没意思”的人高达71.4%.

(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上世纪80年代，农民工刚刚在我国大规模出现时，他们外出就业的目的相对单纯——挣钱，因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也相对较低，甚至认为只要能够按时足额领到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和职业健康等其他劳动权益可有可无。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就业背景、家庭环境和个人文化技能水平的不同，为他们外出就业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他们对劳动权益的诉求向更高层次发展。用他们的话来说，那种工资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签、保险不上、发展(机会)不大的单位，只有傻瓜才去。他们就业选择不仅看重硬件——工资，更看中软件——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企业声望乃至发展机会等。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权益相对较高的主观诉求，既体现为当所在单位与自己的诉求存在一定差距时“用脚投票”催发的高跳槽率上，又表现为对就业行业、就业岗位和单位正规程度的更高要求上。

(三)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新生代农民工所走的从校门到厂门的短暂历程、从学生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情感上疏离农村，从职业角色上认同实际职业身份而非户籍身份，从职业发展定位上倾向于非农职业。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职业身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比传统农民工低22.5个百分点，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传统农民工10.3个百分点;而在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这一差异更加明显，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仅占11.3%，这一比例几乎是传统农民工的五分之一，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4.5%，这一比例是传统农民工的2倍多。另据一项调查，关于“未来发展的打算”，选择“回家乡务农”的，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1.4%，而在当前仍旧外出就业的传统农民工中这一比重为11%;打算“做小生意或创办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27%，几乎高出传统农民工10个百分点;打算“继续打工”的，新老两代农民工均占到一半以上。

(四)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传统农民工近似于候鸟的打工方式和亦工亦农经历造就了他们城市过客心理。据1999年清华大学对农民工家庭的一项调查，89.7%的农民工表示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只有10.3%的人表示不回到家乡定居9.其他学者根据历年来农村外出流动人口数据估算的结果也大致如此，即在传统农民工中，大约有10%左右的人逐渐在城市沉淀了下来10.然而，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数据对比说明，相对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

(五)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传统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高，权利被侵犯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而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据一项调查，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6.5%，仅是传统农民工的一半;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投诉方式进行的(几个人一起去投诉)，新生代农民工为45.5%，高出传统农民工17.6个百分点11.

(六)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有不同的生活及精神需求。传统农民工外出务工时年龄较大，大多已婚，他们为了实现挣钱的目标，大多不得不对情感精神生活采取忽略或无所谓的态度。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初次务工的年龄不足18岁，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他们更渴望在外出就业的同时，爱情能够有所收获，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据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报告，xx年，在租赁房和自有房中居住的农民工只有20.1%;而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住在租赁房和自买房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37.7%，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们对精神、情感和家庭归宿的更强需求。

劳动合同。

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同时，由于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和新诉求，新生代面临的问题又有其特殊性。

(一)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据公安部xx年的调查，按照自身收入水平，有74.1%的农民工愿意承受的购房单价在3000元/平方米以内，有19%愿意承受3001-4000元之间的单价，愿意承受4000元以上的只有6.9%。然而，据调研，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市及以下城镇，在农民工集中流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即便是小城镇的房价也远远超过了3000元/平方米。例如，东莞市当前的房价已经接近6000元/平方米，即使房价相对较低的沙田镇和常平镇，房价也在3500元/平方米以上，大多数建制镇的均价在5000元/平方米以上。对比农民工所能承受的房价与现在农民工流入集中地的房价，可以推断，如果按照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假定他们的工资增速能够赶上房价的涨速(目前来看这一假定基本上不成立)，按照商品价购房，新生代农民工中最终能够实现在务工地城市购房定居梦想的比例也不会超过10%。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发布的信息，xx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60.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39.8%。然而，据当前已有的调查数据综合判断，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三成左右。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占总需求的56.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部分人只有二成左右。也就是说，在知识和技能逐渐代替简单体力劳动作为劳动力市场选择标准的背景下，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能获得比劳动力市场需求更快的发展，按照他们目前的技能水平估算，只有大约三成的人能够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

(三)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据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报告，xx年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中，70.2%随同父母流动，只有29.8%留守农村。然而，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仍相当突出，据教育部xx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小学就读的比例，北京为63%，上海为49%，广州仅为34.6%。学龄儿童中未上学的比例，北京为3.81%，上海为3.56%，广州高达7.19%。农民工子女半数以上都有转学经历，在转学3次及以上的比例中，大城市最高，中等城市最少。一些城市公办学校还存在收取借读费和赞助费等行为，而大城市最突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将步入育龄阶段，与此相伴，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也必将越来越成为他们在务工地稳定就业、生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表明，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是农民实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想实现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目标，必须至少享有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其一为解决年老和疾病时后顾之忧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二为解决失业后暂时生活困难的失业保险;其三为防范沦入贫困境地的最后一张保障网——最低生活保障。然而，据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1.3%、34.8%和8.5%，且不说企业的缴费标准大多以各地的缴费下线为准，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对象为当地城市户籍人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享受该项保障的权利。显然，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与他们企盼在务工地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诉求之间，距离还相当悬殊。

(四)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迈出中学校门，他们带着对传媒中、社会上成功人士的羡慕和崇拜，期盼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美好的梦想。但是，他们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面对铺天盖地、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能力仍旧不足;加上家庭小型化带来的更低挫折耐受力，他们制定及实施职业规划的能力更低。同时，他们继续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据调查，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但是，由于闲暇时间较少、下班时间较晚、学习培训机构距离较远等因素，导致他们能够便捷、安全、有效接受专业学习培训的渠道严重匮乏。在上述因素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目标、就业单位频繁变换，学习培训的专业技能缺少可持续性或者不适应市场需求。这既浪费了他们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又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用工的稳定。

(五)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得到关注的深层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同时，他们刚走出校门，仍处于“半成人”阶段，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建筑业和制造业男性多、服务业女性多)，这就使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婚恋和精神情感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感情孤独”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惑，在北京建筑业接受调查的农民工，超过七成将“感情孤独”作为困难的首选。在实地调研中，透过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略带羞涩的话语，常让我们感到其内心闪烁的隐痛和不安。

(六)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是其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共同的经济社会环境，同样的农民工身份，差距不大的人力资本状况，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基本劳动权益实现上与传统农民工相比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总体境况相似，仍旧普遍面临着一些共同的、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职业卫生健康保障不够等方面。据一项在广东的调查，xx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61.6%;遭遇工资拖欠的人所占比例为7.1%;人均拖欠工资1538.8元，差不多相当于人均1.5个月的工资。另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xx年流动人口监测报告，60%的农业流动人口就业于工作条件差、职业病发生率高和工伤事故频发的低薪、高危行业。同时，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时，仅有60%的用人单位为其支付医疗费用。其中，服务业最差，这一比例只有47.3%12.

党和政府对农民工问题始终高度重视，近年来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农民工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随着我国进入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阶段，随着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必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该群体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新诉求和新问题，这些诉求和问题的积累已经开始显露出对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家庭幸福及其个人发展的负面影响。这就使有针对性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国家发展中事关大局的紧迫问题。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性、城镇化的过程性、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凝固性，使得农民工问题十分复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既涉及农民工的共性问题，又有其群体特殊性。问题的解决既要着眼全局和长远，着力完善制度和体制、机制，大力提高已有政策、措施的效力和效率，促进问题的根本解决;又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出发，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目标，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关键的环节——就业培训、住房、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为重点，以素质门槛、学历门槛、技能门槛、人力资本积累门槛、社会保险缴纳门槛和稳定居住门槛等为主要标准扩大户籍改革的口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力争尽快取得新进展。

(一)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重点，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之中要以贯彻中央《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为契机，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应以常住人口为基础，把农民工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发展目标、细化阶段任务、保障资源和措施、落实领导和机构分工、完善人员配备。中央政府各相关部门应重点就新生代农民工最需要的职业教育培训、子女教育、住房改善、社会保障、户籍改革和城市公共服务中心建设等方面，制定专项规划，并督促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地方专项规划。力争到“”期末使目前已有及新增的“两后生”(指初中、高中毕业后未考取大中专院校，又不愿意复读的学生)80%以上能免费接受一次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80%以上接受初、中级职业技能培训;确保各地90%以上的农民工子女，能够进入公办学校和政府委托的普通民办学校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力争农民工工伤保险实现全覆盖，医疗保险达到60%以上，养老保险达到50%以上。解决至少20%的外来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力争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以上，所有城市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所有城镇建立农民工就业-服务-维权-传染病预防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中心。

建立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土地、公共设施、预算等公共资源的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并逐渐加大对农民工公共预算的存量和增量投入。建立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工作的经费保障机制，各级财政应将涉及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子女教育、计划生育、权益维护、治安管理和信息系统建设等有关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确保用于农民工的预算在存量和增量上逐年科学、合理地增长。将农民工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使之享受与城镇职工同城化待遇，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统一政策、统一制度、统一管理和统一服务。多渠道多形式提供农民工居住场所，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农民工公寓，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设置夫妻房，探索建立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深入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落实以输入地为主和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政策，加快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纳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权益的落实。开展做文明新市民活动，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按照现代城市文明要求规范自身行为，提高文化素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二)通过试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户籍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大瓶颈。中央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要求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这为我们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指明了方向。各地应积极、稳妥地创新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对在中小城市、小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创业而又放弃农村责任地的农民工，取消准入门槛;在稳定就业前提下，农民工有条件进行投资或有不低于城市人均住房面积的住房，或单位提供相应面积廉租公寓的，准许转入城镇户口;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积极研究放宽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相关政策，采取积分制落户办法，将教育、技术资格、工龄、社保缴纳年限等作为积分内容，优先考虑将农民工劳模、农民工高级技能人才、农民工人大代表等农民工优秀分子转变为市民。可考虑通过稳定居住、社会保险交纳、学历和职业技术、突出贡献、人力资本积累等标准，力争每年解决3%的外来农民工——即300万人进城落户问题，以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能够转入当地城市户口，享有与当地市民平等的待遇。当前的过渡措施是：一是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社保、住房、子女教育等社会福利，引导人口有序迁徙流动和就业。二是普遍推广居住证制度，进一步清理取消歧视性规定。三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改善县城和中心镇的就业创业条件和人居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农民工及其家属向小城镇聚集。通过不懈地努力，力争到“”期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0%.

(三)加强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落实和监管，加大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的力度进一步完善立法和政策，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创造法制环境和制度保障。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职业技能的不足，研究建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教育制度、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培训制度，创新农民工培训机制，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针对性上岗技术培训;针对恶意欠薪行为，修改《刑法》，设立“恶意欠薪罪”;针对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困境，研究制定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方案;针对公共服务享有和传染病预防的薄弱环节，研究制定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中心指导意见等。

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积极指导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规范企业经济性裁员。以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城乡接合部和乡镇企业为重点，开展打击非法用工专项行动，督促企业依法规范用工。促进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指导制度，推动农民工与企业其他职工同工同酬。督促企业改善管理，强化科学管理和人性化管理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使广大职工实现体面劳动。以贯彻落实《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为契机，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加强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和职业健康保护，搞好农民工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严格执行高危行业农民工持证上岗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工职业卫生和生产安全。

(四)大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加大对农民工的舆论宣传，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农民工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农民工所作的重大贡献，引导用工单位认真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营造关心、尊重和爱护农民工的良好社会氛围。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保障农民工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政治权利。贯彻落实修改后的《选举法》有关城乡居民选举“同票同权”的规定，制定相关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选举权。逐步提高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各级党代会、人大和工会代表大会及企业职代会中的比例，增加其参政议政、权益表达、参与决策管理的渠道和机会。注重在优秀农民工中发展党员，逐年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模范、高级技工技师以及有其他突出贡献者中的比例。

积极组织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丰富其业余生活。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教育和培训工作，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技术技能素质，加强企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开展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注意加强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服务，加大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投入，开展社会关怀活动，帮助他们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婚姻问题，为他们组织开展交友联谊活动，为解决婚姻问题创造条件。

(五)进一步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形成社会化的工作格局建立健全党政主导、工会运作、相关部门协作的社会化维权工作体制，赋予工会更多的资源和手段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探索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按照促进科学发展的要求，建立农民工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把农民工就业培训、收入增长、居住、就医、子女入学和社会保障等基本生活条件改善，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鼓励各地根据实情、因地制宜地探索和尝试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教育、住房改善、户籍制度改革、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的新机制和新方法。加强农民工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推进农民工工作在相关机构和地方的常规化和规范化。完善农民工信息统计监测调查制度和农民工信息网络建设，提高农民工就业管理和服务的网络化程度，实现信息共享。建立和完善地区之间农民工工作机构的协作机制，使之在劳务对接、权益维护、信息沟通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借鉴国外解决类似“农民工”和移民问题的有益经验，为创新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提供参考。

(六)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加大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力度，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对象，创新农民工组织形式和入会方式，通过源头入会、劳务市场入会、先入会再组织成建制劳务输出、加强劳务派遣工入会等措施，推进工会组建和发展会员工作。加强农民工会籍管理，推广完善农民工“一次入会、持证接转、全国通用、进出登记”的工会会员会籍管理制度，健全城乡一体的农民工流动会员管理服务工作制度。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工会组织建设，大力推进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建设，聘用社会化、职业化工会工作者，充分发挥基层工会联合会在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中的重要作用，扩大对农民工的覆盖率。进一步推行和探索会员优惠办法，拓宽优惠渠道，体现会员与非会员的区别，增强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农民工自愿入会的积极性。

加强源头参与机制建设，积极参与《劳务派遣规定》、《企业工资条例》、《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等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积极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提出政策主张，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进一步推进《劳动合同法》等相关劳动法律和制度的贯彻落实，督促相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专项检查。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开展覆盖农民工的职代会、工资集体协商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保障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民主权利、工资分配和获取劳动报酬的权益。有针对性地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其依靠工会组织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推广培训-就业-维权“三位一体”工作模式，积极开展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小额贷款担保、跟踪扶持等农民工就业服务。继续推动“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家政工程”、法律援助等活动的实施，发挥工会“职工就业培训基地”、“农民工技能培训基地”的示范作用，开展有工会特点、符合市场需求和新生代农民工要求的培训，着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支持企业开展岗位培训，推动落实企业组织农民工培训的资金补贴政策。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工会的信息交流和劳务对接。积极开展建设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培养造就高素质的现代产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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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我国农民基于“穷则思变”的变革激情和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从农村到来到城市，从内陆到来到沿海，从落后地区来到发达地区，或务工或经商，或就业或创业，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但也正是这种单向性的流动，使得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拉大，同时也产生了诸如“留守儿童”等社会新问题。因此，科学合理地引导和鼓励那些已经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开阔了视眼、掌握了信息的外出农民工进一步拓展自己的技能，对于协调城乡、地区发展，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市场竞争力，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以及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南充返乡青年农民工基本情况。

文化程度与从事工种：

由以上统计表与实际调研得知，我市返乡青年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大多集中在高中或中专段，而在类似职业技术学校的学习经历者更多，因而从事技术工人的的青年也相对较多，但从事一般工作人员和一般管理者职位的青年也有一定数目。

集中分布地区：

从我们的调研中可以得知，我市外出务工的农民工青年遍布全国各地，在祖国的各条战线、各道岗位上发挥着优秀南充儿女的聪明才智，也为社会各个行业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到大城市去，到经济发达的地方去，是他们努力改变自己的经济现状的心声。

将来的就业打算：

我们在嘉陵区大通镇与当地青年农民工的座谈会上了解到，大多数青年农民工的意愿是在他所务工的地区或城市扎根生活。也有许多的青年农民工希望能通过在单位上的努力工作并得到晋升，走上本单位的管理层。同时也有一部分青年碍于自己的文化程度和技术知识的有限，抱着求稳定的心态仅希望能留在现单位。

二、青年农民工返乡的原因分析。

结合我们对本市返乡青年农民工的调研与考察，通过仔细分析，我们得出了我市青年农民工返乡的几个原因。

1、因金融风暴返乡。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导致沿海地区部分企业倒闭、停产、减产、降薪、减员，全市因此返乡农民工达37502人，占返乡农民工总数的41.8%。

三、返乡青年农民工所存在的问题。

三是许多返乡青年农民工所掌握的技能有限，再就业难度相对较大，需要政府引导。

四、对策建议。

（三）开展监察，维护合法权益。加大维护农民工劳动权益工作力度，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严厉打击侵害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的行为。重点是通过共青团的青年维权岗向全市外出务工青年给予帮助，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继续加大“三法”宣传和培训力度，提高农民工和用人单位的劳动保障法律意识，努力把青年农民维权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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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公布的《中国尘肺农民工生存状况。

调查报告。

(xx)》中的数据显示，中国尘肺病农民估计数量在600万人左右。尘肺病的死亡率高达22.04%，更为严重的是，每年仍有2万名新增尘肺病患者。

欧洲和美洲国家的经验是，尘肺病问题由国家通过立法手段遏制和解决，日本最后一例尘肺病在1970年，美国尘肺病在1930年代已经消灭。目前在我国，与尘肺病的严重性相比，它的社会关注度相对较低。尘肺病患者90%是农民，他们从事矿山开采、路桥隧道开凿、金属冶炼等行业，缺乏安全和权益保障，维权艰难，更缺少发声途径。曾经很多人不知道这种职业病，但经过近些年的尘肺病农民工维权事件、媒体报道等，尘肺病的知晓率已经有所提高。

“高达82%的尘肺病农民工最终在家里去世，因为他们在患病晚期已经没有条件住进医院接受治疗了”。

“去世尘肺病农民工家庭情况十分糟糕，所调查的家庭没有一家有存款，75%的家庭有欠债，28.26%的家庭变卖过家产”。

在7月5日发布的《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xx)》中，一组组数据敲击着人们的神经，这是接受调查的501个尘肺病家庭的真实写照，也折射出全国逾百万尘肺病患者的现实生活。

陕西镇安一村庄共200户人家，尘肺病家庭达70户。

“在调查的样本中，尘肺病农民工平均年龄48.5岁，其中最小的只有25岁;去世的尘肺病人平均年龄仅47岁，最小的32岁，尘肺病让他们提前结束了人生!”

在发布《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xx)》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面色凝重。

这份调查报告由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近100名志愿者完成。近1年中，他们深入安徽、甘肃、贵州、湖北、湖南、四川、陕西、云南等8个农民工输出大省，抽取20个尘肺病较为集中的村庄。

值得注意的是，在去世尘肺病人中，76.9%在诊断时已经处于三期(即晚期)。

来自陕西镇安的农民工王明升就是三期尘肺病患者，他的父亲和弟弟也不同程度患有尘肺病。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病情较轻的父亲仍在做泥瓦匠赚取微薄的收入。

不过，王明升觉得自己不是最不幸的，至少在好心人的救助下，他们还活着。他所在的村里有200户人家，尘肺病家庭有70户。其中一个家庭4个孩子全因尘肺病相继离世，只剩两个年事已高的老人。

以门诊为例，33.13%的人一分钱未报销，47.46%只报销1000元。

“早期尘肺病人只要及时诊断、治疗，对生命不会有威胁。一旦到了晚期就没有任何方法进行治疗了。”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兼胸外科主任陈静瑜，做过不计其数的肺移植手术，他深知尘肺病对生命造成的伤害。但现实却是，由于大部分尘肺病农民工入不敷出，治疗对他们来说早已成为“奢侈品”。

受访的尘肺病农民工中，年平均收入只有1万余元，平均每月收入不足1000元，最少的年收入为0元。而他们的年平均支出达到24804.9元，是年平均收入的近2.5倍，最多的更高达31万元。

调查发现，看病占了尘肺病农民工的大部分收入，平均达到12364.8元。相对的，能够获得报销的比例却并不理想。以门诊为例，一分钱也没有报销的为33.13%，只报销1000元的为47.46%。

受访的尘肺病农民工家庭中，95.7%没有任何存款，甚至有近72%的农民工负债累累，70%的农民工没有获得低保，大部分过着入不抵支的生活，小部分人仅能维持收支平衡。有22.3%的农民工为治病变卖家产，16.14%的尘肺病家庭子女辍学。

为了节省开支，尘肺病农民工选择减少或放弃治疗：57%的人有病痛但无钱去门诊治疗;超过90%的人没有到医院进行过任何疗养和康复训练。

这些都是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74.3%未申请过赔偿，申请者中82.7%未获得赔偿。

对尘肺病农民工来说，及时获得赔偿将带来生的希望。但调查报告指出，只有25.72%的尘肺病农民工申请过赔偿，74.3%的人没有申请过;仅有17.3%的人表示获得了赔偿，82.7%的人表示没有获得。

“可以看出，一方面尘肺病农民工由于受教育水平的限制，争取赔偿的意识不强;另一方面主要还是争取赔偿困难重重使他们望而却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孟燕华在报告中指出，九成受访者认为申请赔偿是十分困难的。

在有维权经历的25.72%的农民工中，申请赔偿到获得赔偿平均需要16.94个月，时间将近一年半。其中，花费时间最长的达72个月。在争取赔偿的花费上，平均为6529元，最多达9万元。

争取赔偿的过程中，有31.5%的人依靠政府部门，35.6%的人主要靠自己，13.7%的人依靠社会组织。

尘肺病农民工认为申请赔偿困难的主要原因包括：不知道向谁申请赔偿;无劳动合同，没有证明，无法获得正式的职业病诊断证明，导致难以获得工伤赔偿;经济困难;申请时间及拖延时间长;用工单位推卸责任;政府部门不作为，互相推脱等。

过半尘肺病农民工从事高粉尘工作xx年以上。

卢晖临告诉记者，接受调查的尘肺病农民工中，99.33%长期从事高粉尘工作，从事xx年以上的占到52.09%。98.9%的人只接受过初中以下教育。收入高、进入门槛低和老乡介绍，是农民工选择高粉尘工作的主要原因。

高粉尘工作主要集中在矿山(87.7%)和工地(7.19%);有80.73%为民营小企业;83.07%的尘肺病农民工从事过两个以上的高粉尘单位，其中更有15.35%的人频繁换工作，已记不清工作过的单位数量。

粉尘防护措施不到位是造成农民工罹患尘肺病的重要原因。调查显示，62.67%的尘肺病农民工在工作中没有佩戴防护面具，25.34%的农民工只戴了一段时间。

对于为什么没有佩戴防护面具，74.16%的人表示用工单位没有提供，14.23%的人觉得戴不戴没关系，11.61%的人觉得难受和不方便。

此外，一些用工单位防护措施缺失、掩盖高粉尘对工人的危害等行为，加剧了粉尘对农民工的威胁。受访农民工表示，83.41%的单位没有向工人宣传粉尘的危害，81%的单位没有粉尘作业的安全规定，80.14%的单位没有检查工人是否佩戴面具，接近九成的农民工从没有进行过入职和离职的身体健康检查，93.2%的尘肺病农民工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过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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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对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使社会保险制度惠及更多百姓，近年来，我市社会保险制度的建设重心从城市逐步向城乡统筹转变，制度设计从单项应急逐步向系统长效转变，保障对象逐步从城镇居民向城乡居民转变，保障形式从单一保障逐步向多层次保障转变，20xx年以来，先后建立和完善了多项社会保险制度，拓展了社会保险的覆盖群体，初步形成了以制度创新为先导，以全民参保为目标，城乡统筹、兼顾内外的社会保障体系。

我市在国家和省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框架内，经过努力，现已初步建立了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五大基本保险为主体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体系，为宁波市的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目前，我市五大基本保险覆盖了各类企业及其职工，包括农民工。

(一)养老保险。

1.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现参保人数191.3万人，其中退休人员23.3万人。缴费标准：缴费基数为宁波市上年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300%-60%，企业缴费比例20%，职工个人缴费比例8%，个体工商户、城镇自由职工者的缴费标准按国家和省统一政策为宁波市上年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20%。养老金按国家和省统一办法计算，现月平均养老金1253元。积累资金抗风险能力41个月。

2.职工低标准养老保险。为弥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准入门槛高等缺陷，宁波市xx年实施职工低标准养老保险，面向各类用人单位低工资职工，现19.7万人参保，占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总人数10.2%。缴费基数为宁波市上年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60%以下，但不低于政府规定的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缴费比例和养老金计算办法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一致。为调动外来务工人员参保积极性，政策规定，经本人同意，个人可以不缴费;符合一定条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时，除退还个人账户额再发给单位平均缴费基数5%比例的养老补贴。通过职工与企业协商一致的办法来处理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关系。

(二)医疗保险。

目前我市医疗保险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住院医疗保险制度构成。至今年9月底，全市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为146万人。

1.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xx年5月出台实施《宁波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全市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为146万人，其中退休人员28.9万人。

缴费标准，市区统筹范围内为：在职职工按上一年度本人月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基数，由本人按缴费基数的2%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人单位按在职职工缴费基数的11%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并按每人每月5元的标准缴纳大病救助金。其中个体工商户按13%的比例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并按每人每月5元的标准缴纳大病救助金。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基数最高不超出本市上年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0%、最低不低于本市上年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核定。

2.住院医疗保险。xx年5月出台实施了《宁波住院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办法适用于各类企业、单位中的外来务工人员和参加职工低标准养老保险的本市户籍人员、失业人员及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全市参加住院医疗保险的人数为21.6万人，占参加职工医疗保险人数的14.7%。

市区统筹范围内缴费标准为：住院医疗保险费的缴费基数，统一为本市上年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缴费比例为5.5%，大病救助金的缴纳标准为每人每月5元。

(三)工伤保险。

参保人数161.3万人。缴费标准：缴费基数与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一致，缴费费率在实行行业差别费率基础上实行浮动费率，行业基准费率为0.4%-1.2%，职工个人不缴费。

(四)失业保险。

全市职工参加失业保险人数937万。缴费基数为上年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300%-60%，企业缴费比例2%，个人缴费比例1%，农民工个人不缴费。

(五)生育保险。

参保人数68.9万人。缴费标准：缴费基数与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一致，市本级缴费费率0.7%。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坚持政策引导，坚持扩大覆盖面，以人为本，破难题、求实效，着力推进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工作。

(一)农民工基本情况。

1.总量。目前，全市外来劳动力共285万人，共中农民工约占85%以上;外来劳动力中来自外省的为242万人，占外来劳动力总数的85%，来自省内其它地区的为43万人，占外来劳动力总数的15%。

2.结构分析。一是以中青年为主，45周岁以下有253.65万人，其中，16周岁至25周岁占总人数39.11%，26周岁至45周岁的占总人数49.90%，46周岁以上年龄占总人数10.99%。二是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总人数75.39%，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占总人数19.33%，且大多数无专业技能。三是以从事第二第三产业为主，且多数集聚在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外来劳动力在我市从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人数占总数的比例分别为9.99%、61.44%、28.57%。其中第一、第二产业人数在保持基本稳定的同时，已呈下降趋势。

3.参保情况。我市工伤、医疗、养老、失业、生育基本社会保险均覆盖农民工。据社会保险参保情况统计，目前参加工伤、医疗、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分别占参保人数的61.77%、26.8%、32.7%。

(二)工作开展情况。

1.不断完善政策，使之符合实际。

近年来，我市根据多数农民工和企业的实际情况，确立了先保工伤大病，降低养老门槛的工作思路，在调整完善相关政策办法方面作了一些探索。

一是从xx年开始推行农民工先行参加工伤保险的办法。同时制订实施了一些适应农民工特点的相关政策，如允许用人单位在生产经营场地为农民工参保，未参保农民工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查职业病后，生产场地进行工伤认定，并按照生产场地的规定依法享受工伤待遇，农民工工伤后的长期待遇允许选择一次性支付和长期支付等等。二是制定出台了农民工大病医保办法，并于去年5月1日正式施行，规定外来务工人员个人不缴费，其住院医疗保险费和大病救助金由用人单位按规定标准缴纳。三是去年5月1日正式施行了低门槛的养老保险政策，在适当减轻企业缴费负担同时允许外来务工人员经本人申请可不缴纳个人缴费部分的养老保险费;符合相关条件的可按月享受养老待遇或领取一次性养老补贴，并明确了内外转移衔接的具体办法。

2.努力扩大覆盖面、惠及广大农民工。

农民工调研报告篇十九

为全面了解掌握我县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的基本情况，更好地推动创业就业工作。根据县人大常委会20xx年工作安排，县人大常委会农工委于6—7月组织相关人员对全县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情况进行了一次专题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根据调查统计显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自20xx年下半年以来，截止20xx年5月30日止我县返乡农民工人数达3369人，占全县输出总数的1/8，返乡的原因：有1317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停产、倒闭而返乡;有982人因企业裁员、收入水平下降而返乡;有503人因回家过春节或探亲而返乡;另有567人因用工合同到期或回家创业等原因而返乡。返乡农民工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2571人，其中，高中、中专712人，大专以上186人。年龄结构大多数都在26—50岁之间，原就业地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浙江、上海和省内。每月劳务收入一般为1200—1500元左右。返乡的农民工中，已实现就业创业的有2537人，其中：返乡自主创业405人，推荐就业302人，培训就业294人，自行就业549人，继续外出务工987人，还有837人存在再就业压力，主要集中在龙勾、上堡、横水、思顺等乡镇。根据就业创业意愿调查统计，龙勾、上堡等乡镇30%返乡农民工，有意在家从事农业生产或发展种植养殖业。返乡农民工的特点：从务工地点来看，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区返乡的多，省内地区返乡的少;从技能水平看，普工返乡的多，技工返乡的少;从文化结构来看，初中及以下的返乡的多，高中及以上的返乡的少;从年龄结构来看，年龄大的返乡的多，年龄小的返乡的少;从输出形式来看，自发外出的返乡的多，组织输出的返乡的少。

2、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出台的政策和采取的措施。

为应对目前的就业形势，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实施五项工程推动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1)培训提升工程：一是实施职业技能提升，培训552人;二是实施青年见习计划，提升实操能力;三是及时将返乡农民工纳入培训券发放范围，投入资金19.96万元。(2)创业扶持工程：一是政策扶持，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结合崇义实际相继出台三个文件，20xx年12月24日由县政府办公室下发《关于认真做好返乡农民工就业服务工作的通知》(崇府办字[20xx]167号)文件，20xx年3月10日县政府《关于印发扶持返乡农民工和城镇困难企业下岗职工新创业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崇府发[20xx]11号)文件，20xx年4月14日《崇义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崇府字[20xx]27号)文件。二是资金支持，为自主创业的返乡农民工提供5万元以内的担保贷款，并按规定享受财政贴息;为合伙办企业的返乡农民工提供20万元以内的贴息贷款;对企业新增岗位吸纳返乡农民工和下岗失业人员达到职工总数30%以上，并与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含再就业基地)，可给予200万元以内的担保贷款。三是创业支持，成立创业服务中心;税费优惠，按规定享受全面税收和各项行政事业收费。四是场地支持，继续建设创业孵化基地，继续延伸免租廉租店面一条街;与中小企业局联合在古亭设立中小企业和返乡农民工创业园;把城北大市场建设成赣州西部最大的廉租大市场。(3)载体建设工程：一是稳定三支队伍，人力资源市场队伍，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队伍，村级劳动保障协管员队伍。二是实施信息延伸，在32个重点村建设信息公开栏，在县有线电视台开辟用工信息专栏。三是加强两大平台建设，加强人力资源市场和劳动保障平台信息网络及相关设施建设。(4)资金保障工程：一是20xx年投入100万元，用于返乡农民工和困难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的免费就业再就业培训(包括创业培训和技能提升培训);二是新增小额贷款担保基金100万元;三是设立100万元返乡农民工和下岗职工创业扶持基金，主要用于引导激励返乡农民工和下岗职工创业补助和贴息。(5)就业优质服务工程：一是倡导“以人为本、人本服务”的服务理念;二是实施一对一帮扶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为其提供政策帮扶、技术帮扶、项目帮扶、资金帮扶等;三是实施三送活动，送岗位，送技能，送政策。四是实施岗位对接。

3、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

半年多来，县委、政府高度重视，相关部门积极工作，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和上级扶持政策得到了进一步落实。3月份，在县城、过埠镇、扬眉镇召开返乡农民工专场就业招聘会3场，提供就业岗位2600多个，现场报名263人;截止3月份，开办各类培训等培训班10期，培训552人;3月份第二周开展政策宣传周活动，为965人提供了政策咨询，为324人提供就业服务，共发放宣传单16856张;到6月底小额贷款贴息81万元。通过与县内11家企业实施岗位对接，签订青年见习计划，帮助412人实现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如：红杉木业、华森公司等企业县内招收返乡农民工工人，并保证人平月工资在1000元以上。县农村信用社重点扶持了一批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截止6月底，已发放由县就业局担保的贷款69笔，金额228万元，返乡农民工自行担保贴息贷款559笔，金额1039万元，减轻了返乡农民工创业负担。如：关田镇关田村钟声在外闯荡二十几年，办过服装厂、林场、挖过钨砂。去年年底，他回到家乡无事可做，恰逢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大力扶持茶叶产业发展的政策，于是他决定创办福江长飞生态茶场，租田300多亩种植茶叶;过埠镇朱小敏夫妇在广州市海珠区一家服装厂务工多年，公司效益不好，工厂倒闭，朱小敏夫妇也因此失业。今年年初，朱小敏夫妇俩决定回到家乡，自已创业。他们租用过埠街的店面，向信用社申请小额农贷2万元，自资6万余元，在过埠开了福乐家超市。税务部门积极开展返乡农民工税收优惠政策宣传，兑现税收优惠政策，到目前为止，受理了5户经就业局核定的返乡农民工创业税收优惠个体户。

目前，我县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存在的问题，既有返乡农民工自身的原因，也有政府引导服务方面的问题。从自身方面：一是就业缺乏一技之长。统计数据显示，崇义经培训输出的农民工仅占10%，主要是崇义职专的学生和少数经过劳动保障部门进行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其余90%的农民工靠自发外出谋求职业，对技能培训不看重，也未参加过任何培训。由于知识素质和技能水平不高，文化水平低，很多技能型岗位就业无望，一旦失业，很难实现再就业。二是创业条件不充分。许多农民工有创业意愿和热情，但受资金、项目、自身能力及管理经验的限制，创业条件不成熟;如：创业返乡农民工普遍反映，尽管小额贷款很多，但创业融资仍然比较困难，因农民已在外打工多年，回乡后，贷款担保资产很少，致使贷款难。也有部分农民工具备创业条件，但受思想观念影响，开拓意识不强，缺乏创业勇气，瞻前顾后，空有想法不见行动，如：返乡农民工黄××在东莞合伙办企业，因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企业关停，去年返乡后本想在县城办一家竹工艺厂，自已能够利用的资金有100多万元，但想来想去还是没有勇气，怕亏本。

从政府职能部门作用发挥方面：一是培训职能分散。涉及农民教育培训的部门，包括人事劳动、农业、教育等多家单位。由于缺乏统一领导、协调组织的有效机制，难以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宣传面不广，知晓率不高，培训效果不理想，在调查了解中，很多农民工不了解培训地点和时间，没有参加培训。二是乡镇劳动保障平台不够健全。虽然各乡镇已经按要求建设了劳动保障事务所，但人员变动频繁，作用不够明显。三是创业引导不到位。尽管成立了农民工创业培训指导服务中心，但其职能侧重于创业辅导培训、备案登记等方面，在解决创业资金项目、跟踪服务上还没有形成有效机制，致使农民工创业基本处于自主自发状态。四是有些培训机构对返乡农民工培训的实效性，针对性不够强。据反映，有些培训机构对技能培训没有严格要求，对返乡农民工培训认为是一种形式，没有达到返乡农民工培训的效果。

做好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应按照“鼓励创业，促进就业，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思路，双管齐下，多措并举，扎实推进。

(一)拓展劳动力市场。重点是加快信息化建设，架设劳动力市场供求之间的桥梁。应抽调专门力量，深入农村，扎实开展农村劳动力状况专项调查，全面掌握年龄结构、技能专长、就业需求等信息，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信息库，实行分类管理。要充分发挥劳务输出部门职能优势，加强与本地用工单位、外地劳务输入地区的联系与合作，多渠道、多途径掌握各地用工情况，及时发布信息，不断拓宽就业渠道，积极开展宣传返乡农民工的有关政策，使农民工更好地创业就业。

(二)扎实开展技能培训。针对劳动力素质偏低和技能水平整体不高的状况，建议按照“眼前抓就业，长远抓培训”的思路开展培训工作。就当前而言，应结合返乡农民工意愿和需求，抓好分类培训。对技能水平不高、希望继续外出务工的，着重在提高技能水平上下功夫;对于具备创业条件、有志回乡创业的，抓好创业培训辅导，提高创业能力;对年龄偏大、不愿外出的，可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提高生产技能，增强创业能力。从长远讲，应整合农业、教育等部门培训资源和项目，以崇义职业中专为重点的技能培训基地，围绕钨产业、竹木加工业、种养业和食品加工业等优势产业，进一步加大返乡农民工的培训力度，推动更多的“技术型”农民工在崇义创业再就业，积极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失业返乡农民工就业，稳定增加农民收入。

(三)加大政策扶持。今年初，省、市、县各级针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政府部门应加强政策宣传，抓好贯彻落实，充分调动农民工创业积极性。放宽信贷审批政策，为条件成熟、可行性高的项目提供信贷担保，解决农民工创业资金难题。同时，将返乡农民工创业项目与招商引资项目同等对待，在用地上给予优先、在税收上予以优惠，工商、卫生等部门应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本着特事特办的原则，为创业农民工办理证照开设“绿色通道”，减免相关费用，全力促成项目早日建成投运。

(四)搭建创业平台。据统计，崇义目前有四百多名农民工具备创业条件。县政府应在收集统计农民工拟创业项目的基础上，按照“同业聚集，优势互补”的思路，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农民工创业基地建设，尽快建成一批创业示范园、创业示范街，为农民工提供低租金、零费率、一站式服务的创业环境，从而形成推动创业、促进就业的良性发展机制，促进全县农民增收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