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东河区红色旅游导游词(大全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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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河区红色旅游导游词篇一

以目前通用的什刹海西岸、后海，鼓楼等三轮车路线为主要参考。

这里是北京市划出的25个文化区中最大的一个，极有典型意义。

(开场白)

女士们、先生们：咱们今天下午的活动内容是逛胡同和参观四合院。

胡同和四合院是历史上北京城的有机体，是组成社会的细胞，是老北京人休养生息、繁衍挣扎的地方，是北京城历史演进的的有力见证。

我们想真正地了解北京人的生活，就得钻胡同，串四合院。

为了使大家游览中增加情趣，现在利用乘车的时间，向大家介绍一些有关胡同和四合院的知识。

(导游员可利用适当的时间，向客人们总述或分段介绍下面的内容)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千万不可小看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更不能把它们看成是仅供人们栖身住宿的地方，如果听我稍加讲解，就可发现，原来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我先介绍一些有关“胡同”的知识。

(胡同一词的由来)

北京城内的胡同与繁华的大街比起来，确实有些不起眼，但是据专家们考证，明朝就有人对胡同进行研究了，至今已有了五六百年的研究史。

胡同的写法明朝与现在不同，是将“胡同”二字，分别夹在“行”字的中间，如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出版的《京师五城坊巷?蘙集》中的“?蘙”二字，就是典型的早期文献证明。

明朝人对这种写法非常得意，说胡和同是“胡人大同”的意思，从表面上看具有“少数民族团结”的内涵，然而二字都夹在“行”字之间，就暗示着蒙古人(元朝统治者)早晚要走人的了。

历代众多的专家们曾从多角度对胡同一词进行考证，有的从音韵学角度，有的从字形发展角度，有的从方言角度……最后较集中的成果认为胡同一词原是蒙古语。

本世纪40年代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载，在蒙古，比村稍大的部落就叫胡同，也有专家说，胡同是蒙古语中“浩特”的音译。

浩特即城镇，包括胡同。

原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张清常先生的考证是较有说服力的。

他认为胡同是蒙古语“hottog”的音译，是水井的意思，有人译作“霍多”或“忽洞”，现在内蒙古仍有以此音命名的地方，如赛音忽洞(好井)、乌克忽洞(死井)、哈业忽洞(双井)等。

北京地区一向以水井为中心，分布居民。

(胡同一词何时出现)

胡同一词既然来源于蒙古语，那么蒙古人统治北京地区的元大都时期，这个词有可能就出现了。

果然，人们在元杂剧中发现了“胡同”一词。

元代大戏曲家王实甫的《歌舞丽春室》杂剧中，就有“恰便以锦胡同”的唱词，在其他的元杂剧中也有类似发现，如“辞别了老母，俺串胡同去了”(《孟母三移》)、“我家住在砖塔胡同”(《沙门岛张生煮海》)……戏中的砖塔胡同即现在西四丁字街南有座七级砖塔的那条胡同。

既然元代才出现胡同这个词，而北京却是一座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人们可能会问，元代以前，北京地区的街巷叫什么呢?回答很简单的，那时的北京地区是按古代传下来的旧制，叫做街、巷、坊、里等。

这一点从宣武区的地名中可得到证实。

因为宣武区的历史早于内城。

换句话说是先有宣武区(古蓟城)，后有内城区(元大都)，所以宣武区中现在叫胡同的地名相对要少，而以坊、巷、里、街等为地名的较多，如南横街、白纸坊、华康里、清泉巷等。

(有因可循的胡同名称)

一些外地朋友或外国客人对北京五花八门的胡同名称表示不可思议，耳朵眼、椅子背、豆芽菜、象鼻子坑、焖葫芦罐、石老娘、王寡妇、大脚、臭皮等，都是胡同名，令人不得要领，不如其他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等，用地名或事件作为该市地名，或称道，或称路，让人一目了然。

其实北京的地名也是有其内在联系的，只是没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

如果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北京的这些地名都与人们的生活或社会现象有关。

之所以人们觉得它们如此五花八门、杂乱无章，主要是因为这些名称出现的时间有先后，社会现象复杂造成的。

总的来说，北京的这些胡同名称是自然形成的，并非出于行政命令，统一规划，而且是源于生活。

···

(新城出现时，胡同无名称)

(源于生活、自然形成的胡同名称)

新城出现了，胡同建好了，但是人们最初住在里面并不一定感到多惬意，由于没有胡同名称，起码串亲访友找起人来不方便，想告诉亲友自己的住处，只能描述一番，或是用知名的人、醒目的建筑为代表，代替自己的住址。

如，“我家住在住着黄兽医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象喇叭口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象马杓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有菜厂的那条胡同里”……久之，便出现了黄兽医胡同、喇叭口胡同、马杓胡同、菜厂胡同……胡同、街巷名称不仅是源于生活自然形成，而且是社会现象的反映，透过胡同名称还可了解到当时的社会。

(胡同名称反映当时社会现象)

通过地名可知道许多当时的社会现象。

反映到地名上有洗染业的魏染胡同、以骟马阉猪为业的骟马张胡同、管接生的石老娘胡同、管殡葬的棺材胡同、火匣子胡同、杠房胡同等……由此可见，胡同名称，也是社会学的一部分。

(社会变动旧地名不适应)

一般说来，地名一旦形成，人们口头代代沿传，便改动不易。

有些地名自元代出现一直叫到现在也没改变，如前面提到的砖塔胡同、王府井西侧的菜厂胡同、钟楼前面的沙拉胡同等。

沙拉是蒙古语珊瑚的意思，清代曾音译叫舒噜，今仍叫沙拉。

有些元代的地名或城门，明代就已改名了，可是一些老人仍叫旧名，如元代的齐化门、平侧门、顺承门，明代已改名为朝阳门、阜成门、宣武门，一直到北京解放前还叫着旧名称，可见其生命力之大。

随着社会的发展，旧事物总是要更新的，地名也不例外。

有些原因，地名非改不可，促使改变地名的首先是社会原因。

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使许多建筑不存在了，事后出现新建筑、新街巷，改变了原来的布局，只好改名;封建王朝被推翻后，帝制改成民国，而且出现了新的政府机关，于是有300多条街巷改了名，如张皇亲胡同改为尚勤胡同，石大人胡同改为外交部街等，1966年，全国人民面临一场大灾难，街巷名称亦是“四旧”之一，自然在“横扫”之例，要在街巷名称上“打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来”，于是出现了红日路(北新桥)、红云路(新街口)、红旗路(崇内大街)、东方红路出现了三条。

用总路线路、大跃进路、人民公社路等取代了原来的所谓有封建烙印的街巷名称。

还有一个需要改名的原因，就是重名问题。

胡同名称既然是自然形成的，难免有“不约而同”之处。

据1944年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记载，北京有扁担胡同16条，井儿胡同14条，花枝胡同11条，口袋胡同11条，箭杆胡同7条，堂子胡同7条等等，北京城区重名的胡同有600多条。

重名问题，在旧社会时矛盾不太明显。

那时人口少，居民不大搬家，有的房屋一住就是一辈子，甚至几辈子，找人还算方便。

新中国成立后就不成了，本市与外界联系剧增，外地人口进京者成为洪流，找人、办事、通讯，都因地名相同而产生极大的不便，必须加以科学的归纳，整理和改动。

改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鲁迅先生说的“言不雅训”，即听起来不好听。

有些胡同在取名初期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形成了地名。

久之，情况发生了变化，再听起来就不雅了，如裤裆胡同、母猪胡同、焖葫芦罐、屎克螂胡同、狗尾巴胡同等等。

这些不雅的胡同名称，老百姓有改名的要求。

(拉香盖臭谐音改名)

地名如何改动是一个科学问题。

有些地名既然非改不可，就必须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

经过历史检验实践证明，改动地名的原则是态度慎重、群众接受、尊重历史，拉香盖臭、利用谐音。

“文化大革命”期间，草率行事，用行政命令手段把少数人的意愿强加于人，也是行不通的。

例如东城交道口南大街西侧有横排并列的菊儿胡同、秦老胡同、前、后圆恩寺、棉花胡同等9条胡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道命令旧名全部取消，改为由南向北排的“大跃进一至九条”。

人们尚未习惯，又一道命令改为由北南排的“交南一至九条”。

改名不采取慎重态度，群众不能接受，现在又恢复了旧名，广大群众又感到方便了。

用谐音改动旧地名是个很好的办法。

因为旧社会老百姓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大多靠口头流传地名，用谐音改变旧名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结合“拉香盖臭”的原则，是极为成功的举措。

如母猪胡同改为墨竹胡同;裤裆胡同改为库藏胡同;狗尾(音yi)巴胡同改为高义伯胡同;焖葫芦罐改为蒙福禄馆;屎克螂胡同改为时刻亮胡同;大脚、小脚胡同改为达教、晓教胡同;张秃子胡同改为长图治胡同等等。

(北京的胡同知多少?)

通过地名研究，知道了北京地名的复杂性。

北京的胡同到底有多少呢?这又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因为胡同的数目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

老北京人曾说，“北京的胡同大的三百六，小的赛牛毛”。

这种说法中的大胡同三百六，其根据可能是指《析津志》中所载元代的“火巷”三百八十四条而言，至于“赛牛毛”肯定是数不清的意思了。

经过诸多专家的考证，目前已有了一个大约的估数和比例。

元代按《析津志》记载，大都城内有火巷和胡同共400多条;

新中国成立初期，按《北京导游基础》记载，当时北京有街巷2550条条;

东河区红色旅游导游词篇二

各位旅客朋友们：

大家好!

乍一看，北京的胡同都是灰墙灰瓦，一个模样。其实不然，只要你肯下点功夫，串上几条胡同，再和那的老住户聊上一阵子，就会发现，每条胡同都有个说头儿，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着传奇般的经历，里面的趣闻掌故多着呢。

因为北京的胡同绝不仅仅是城市的脉络，交通的衢道，它更是北京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场所，京城历史文化发展演化的重要舞台。它记下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风貌，并蕴含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好像一座座民俗风情的博物馆，烙下了人们各种社会生活的印记。漫步其中，到处都是名胜古迹，细细品味又似北京的百科全书，不少胡同中的一块砖、一片瓦都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从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胡同院落中可以了解北京市民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和邻里关系。从史籍中看，光是“胡同”一词的写法从元朝到清朝就有：衖通、火弄、火疃、火巷、火衖、胡洞、衙衕、衚衕、忽洞、湖洞等十多种。

北京胡同的形成是随着北京城的形成而变化、发展演进的。大约在五十万年前，这块地界儿开始有了原始人居住，不过那时只是住在天然洞穴而已。到了距今大约一万到四、五千年间，这儿出现了原始氏族公社，开始住上了易简房屋。到了三千多年前的公元前1045年，这儿成了奴隶制的古燕国的都城，叫蓟城，可当时的城墙只是用夯土筑成的。到了战国时期，广为流传的《周礼·考工记》明确规定：“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可见那时已非常注重城建制度了，就连城中街道布局都有作了明文规定。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从秦、汉开始，无论是三国、两晋、南北朝，还是隋、唐、五代和宋朝，这块地界儿一直都是北方的重镇。十世纪初，辽朝建立，把这儿当成了陪都，改称南京，又称燕京。公元十二世纪，金朝建立，在此建都，称为中都，中都城里出现了坊、街、道、巷，但至此还没有“胡同”出现。

公元1276年，元朝在毁于战火的金中都原址东北部，按《周礼》之原则建立了“状如棋盘”的大都城。并于1285年2月“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高及居职者为先，乃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贵族功臣，悉受封地，以为第宅。于是，元朝的官僚、贵族们就按此规定，在大都城内盖起了住房及院落。这一间间房屋、一个个院落，一个挨一个盖起来，连起后就是一排排的，而一排与另一排之间要采光、通风，还得留出进出的通道，便形成了胡同、小街和大街。据元末《析津志》载：“大都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二字本方言。”当时的大都城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天下，这方言当然就是蒙语了，本系“水井“之义。有水井的地方才有人烟，才得以居住。且当时盛行的杂剧戏词中，也不止一次提到“胡同”，如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中就有“直杀一个血胡同”，再如李好古的《沙门岛张生煮海》中说得更具体：“你去兀那羊角市头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可见北京的胡同是形成在元大都城的格局里。不过元大都当时仅记有29条胡同，因当时明确规定宽9.24米的才叫胡同，要是达到18米宽就叫小街，到36米宽就称为大街了。

公元14明朝的燕王朱棣当了皇上之后，将这儿改称为北京，这时才有了“北京”这个名称，至今已叫了590年了，但比“胡同”这个名称晚出现了一百多年。并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城，城墙一改以往用土夯筑的方法，而是全部用砖包砌。大城里包着皇城，皇城里包着紫禁城(今故宫)。紫禁城位于京城中心，而紫禁城的中心又是皇极殿(今太和殿)，皇上的蟠龙宝座又位于皇极殿的正中。有一条无形的线从这个宝座上穿过，它就是北起钟鼓楼南至前门楼，后又延伸到永定门，纵贯京城南北，长达16里的中轴线。整个北京城的建筑布局，都是以此为依据的，城内一切建筑都整齐对称地排列在其左右，街道胡同也如此，或对称排列在它两边，或与之平行。这种布局充分体现了尊帝王、崇皇权、重礼仪、右文化、敬天地、法祖宗的思想。公元14北京城营建完工，明成祖正式迁都北京。公元1553年，又增建了城南外垣，至此北京城又有了内外城之分，北京城的“凸”字型平面布局至此基本定型,面积约为62平方公里。内城九门,外城七门。这时北京城的胡同,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载：有街巷711条，胡同459条，共为1170条。

清朝定都北京后，完全沿用了明北京城，就是后来也只是对紫禁城和皇城进行了一下小的改建、重修。但由于清是女真族的后裔满洲贵族建立的王朝，所以定都北京后便实行了空前绝后的旗、民分城居住制度，令内城居住的汉人全部迁到外城，这样就促进了原来较为冷清的外城的发展。新迁至外城的人又匆匆盖了许许多多的新房、新院，连起来就形成不少大大小小、长长短短、规范或不规范的新胡同。此时对原来元朝作的胡同必须宽9.24米的规定，早已逐渐模糊了，虽街巷胡同格局“大抵袭元、明之旧”，但“街巷”与“胡同”的界定早分不那么清楚了，总体数目已增到2077条之多。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民国前期北京仍是中华民国的首都，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把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过去由于皇城占了北京城的中心位置，因而阻断了东西主干线，东西往来必须绕道天安门广场以南的棋盘街或北边的地安门。民国初年，随着紫禁城的开放，行人才可以横穿东西长安街。这样，北京就有了一条和纵贯南北的中轴线直角相交横穿东西的长纬线。经纬相交于天安门前，形成一个大十字坐标，街巷胡同就以此为中心而往外发展开。几条新干道的打通、增辟，带动了胡同的发展，到四十年代北京的街巷胡同已达3200多条。

东河区红色旅游导游词篇三

以目前通用的什刹海西岸、后海，鼓楼等三轮车路线为主要参考。这里是北京市划出的25个文化区中最大的一个，极有典型意义。

(开场白)。

女士们、先生们：咱们今天下午的活动内容是逛胡同和参观四合院。胡同和四合院是历史上北京城的有机体，是组成社会的细胞，是老北京人休养生息、繁衍挣扎的地方，是北京城历史演进的的有力见证。我们想真正地了解北京人的生活，就得钻胡同，串四合院。

为了使大家游览中增加情趣，现在利用乘车的时间，向大家介绍一些有关胡同和四合院的知识。

(导游员可利用适当的时间，向客人们总述或分段介绍下面的内容)。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千万不可小看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更不能把它们看成是仅供人们栖身住宿的地方，如果听我稍加讲解，就可发现，原来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我先介绍一些有关“胡同”的知识。

(胡同一词的由来)。

北京城内的胡同与繁华的大街比起来，确实有些不起眼，但是据专家们考证，明朝就有人对胡同进行研究了，至今已有了五六百年的研究史。胡同的写法明朝与现在不同，是将“胡同”二字，分别夹在“行”字的中间，如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出版的《京师五城坊巷?蘙集》中的“?蘙”二字，就是典型的早期文献证明。明朝人对这种写法非常得意，说胡和同是“胡人大同”的意思，从表面上看具有“少数民族团结”的内涵，然而二字都夹在“行”字之间，就暗示着蒙古人(元朝统治者)早晚要走人的了。

历代众多的专家们曾从多角度对胡同一词进行考证，有的从音韵学角度，有的从字形发展角度，有的从方言角度……最后较集中的成果认为胡同一词原是蒙古语。本世纪40年代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载，在蒙古，比村稍大的部落就叫胡同，也有专家说，胡同是蒙古语中“浩特”的音译。浩特即城镇，包括胡同。

原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张清常先生的考证是较有说服力的。他认为胡同是蒙古语“hottog”的音译，是水井的意思，有人译作“霍多”或“忽洞”，现在内蒙古仍有以此音命名的地方，如赛音忽洞(好井)、乌克忽洞(死井)、哈业忽洞(双井)等。北京地区一向以水井为中心，分布居民。

(胡同一词何时出现)。

胡同一词既然来源于蒙古语，那么蒙古人统治北京地区的元大都时期，这个词有可能就出现了。果然，人们在元杂剧中发现了“胡同”一词。元代大戏曲家王实甫的《歌舞丽春室》杂剧中，就有“恰便以锦胡同”的唱词，在其他的元杂剧中也有类似发现，如“辞别了老母，俺串胡同去了”(《孟母三移》)、“我家住在砖塔胡同”(《沙门岛张生煮海》)……戏中的砖塔胡同即现在西四丁字街南有座七级砖塔的那条胡同。

既然元代才出现胡同这个词，而北京却是一座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人们可能会问，元代以前，北京地区的街巷叫什么呢?回答很简单的，那时的北京地区是按古代传下来的旧制，叫做街、巷、坊、里等。这一点从宣武区的地名中可得到证实。因为宣武区的历史早于内城。换句话说是先有宣武区(古蓟城)，后有内城区(元大都)，所以宣武区中现在叫胡同的地名相对要少，而以坊、巷、里、街等为地名的较多，如南横街、白纸坊、华康里、清泉巷等。

一些外地朋友或外国客人对北京五花八门的胡同名称表示不可思议，耳朵眼、椅子背、豆芽菜、象鼻子坑、焖葫芦罐、石老娘、王寡妇、大脚、臭皮等，都是胡同名，令人不得要领，不如其他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等，用地名或事件作为该市地名，或称道，或称路，让人一目了然。其实北京的地名也是有其内在联系的，只是没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如果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北京的这些地名都与人们的生活或社会现象有关。之所以人们觉得它们如此五花八门、杂乱无章，主要是因为这些名称出现的时间有先后，社会现象复杂造成的。总的来说，北京的这些胡同名称是自然形成的，并非出于行政命令，统一规划，而且是源于生活。

(新城出现时，胡同无名称)。

公元13世纪的1267～1285年，用的时间，在当时的辽、金旧城(今宣武区)东北方城外，建了一座新城，即现在北京市区的前身元大都城。《马可波罗游记》的作者是亲临元大都城的意大利人。他的游记中说，大都城内街巷笔直，城门可以通过街道互相望见。大街的两旁是房屋、商店。全城街巷规划整齐，犹如一块大棋盘……马可波罗的记述应是较为客观的。元大都的出现，不是改造的旧城，而是从零开始新建的，这样便于实现人们的理想设计和建筑规划。新城市出现之后，街巷、建筑完备了，为后来的北京城奠定了基础，但是除大街主干道的名称之外，其他一些小支干或胡同的名称并未随之而来，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出现的。

(源于生活、自然形成的胡同名称)。

新城出现了，胡同建好了，但是人们最初住在里面并不一定感到多惬意，由于没有胡同名称，起码串亲访友找起人来不方便，想告诉亲友自己的住处，只能描述一番，或是用知名的人、醒目的建筑为代表，代替自己的住址。如，“我家住在住着黄兽医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象喇叭口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象马杓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有菜厂的那条胡同里”……久之，便出现了黄兽医胡同、喇叭口胡同、马杓胡同、菜厂胡同……胡同、街巷名称不仅是源于生活自然形成，而且是社会现象的反映，透过胡同名称还可了解到当时的社会。(胡同名称反映当时社会现象)。

通过地名可知道许多当时的社会现象。举个例子，大家可从中得到启发，如可以断定北京城内有许多佛教信徒，因为城内不仅庙宇多，而且以庙宇为地名的街巷就有80多处，如嵩祝寺胡同、普度寺前、后巷等；北京城当时是一座典型的消费城市，没有大工业，只有服务于人们生活的手工业作坊，如砂锅刘胡同、沈篦子胡同、麻线胡同、笤帚胡同等都是为人们制作生活必需品的作坊；北京人讲究吃，以食品为胡同名称就是见证，有麻花胡同、面茶胡同、熟肉胡同、炒豆胡同等；封建社会的人对帽子很重视，反映到地名上的就有草帽胡同、宗帽胡同、巾帽胡同、李纱帽胡同、纱帽翅胡同等；封建社会的衙署警卫驻防也反映到地名上，如分司厅胡同、总铺胡同、察院胡同、按院胡同等；还有一些没有产品，只提供服务的城市行业，也是当时社会的必然产物，反映到地名上有洗染业的魏染胡同、以骟马阉猪为业的骟马张胡同、管接生的石老娘胡同、管殡葬的棺材胡同、火匣子胡同、杠房胡同等……由此可见，胡同名称，也是社会学的一部分。

(社会变动旧地名不适应)。

一般说来，地名一旦形成，人们口头代代沿传，便改动不易。有些地名自元代出现一直叫到现在也没改变，如前面提到的砖塔胡同、王府井西侧的菜厂胡同、钟楼前面的沙拉胡同等。沙拉是蒙古语珊瑚的意思，清代曾音译叫舒噜，今仍叫沙拉。有些元代的地名或城门，明代就已改名了，可是一些老人仍叫旧名，如元代的齐化门、平侧门、顺承门，明代已改名为朝阳门、阜成门、宣武门，一直到北京解放前还叫着旧名称，可见其生命力之大。

还有一个需要改名的原因，就是重名问题。胡同名称既然是自然形成的，难免有“不约而同”之处。据1944年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记载，北京有扁担胡同16条，井儿胡同14条，花枝胡同11条，口袋胡同11条，箭杆胡同7条，堂子胡同7条等等，北京城区重名的胡同有600多条。重名问题，在旧社会时矛盾不太明显。那时人口少，居民不大搬家，有的房屋一住就是一辈子，甚至几辈子，找人还算方便。新中国成立后就不成了，本市与外界联系剧增，外地人口进京者成为洪流，找人、办事、通讯，都因地名相同而产生极大的不便，必须加以科学的归纳，整理和改动。

改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鲁迅先生说的“言不雅训”，即听起来不好听。有些胡同在取名初期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形成了地名。久之，情况发生了变化，再听起来就不雅了，如裤裆胡同、母猪胡同、焖葫芦罐、屎克螂胡同、狗尾巴胡同等等。这些不雅的胡同名称，老百姓有改名的要求。

(拉香盖臭谐音改名)。

地名如何改动是一个科学问题。有些地名既然非改不可，就必须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经过历史检验实践证明，改动地名的原则是态度慎重、群众接受、尊重历史，拉香盖臭、利用谐音。

““””期间，草率行事，用行政命令手段把少数人的意愿强加于人，也是行不通的。例如东城交道口南大街西侧有横排并列的菊儿胡同、秦老胡同、前、后圆恩寺、棉花胡同等9条胡同，““””期间一道命令旧名全部取消，改为由南向北排的“大跃进一至九条”。人们尚未习惯，又一道命令改为由北南排的“交南一至九条”。改名不采取慎重态度，群众不能接受，现在又恢复了旧名，广大群众又感到方便了。

清代按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北京城内有街巷条左右，其中胡同960多条；

民国时期，按观光局在《北京指南》上公布的北京内外城，共有街巷2500条左右；

新中国成立初期，按《北京导游基础》记载，当时北京有街巷2550条条；

1987年出版的《实用北京街巷指南》中公布北京市区及近郊区有街巷3600条；

1989年，张清常先生统计，在《再说胡同》一文中公布，说北京失去和郊区共有街巷6029条，其中胡同1320条。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城发展突飞猛进，市区扩大了，原先的市区仅以城墙为界(现在的二环路)，如今的4个城区比原来大了约三分之一。新建的居民区多称“里”，这是中国先秦时就用的居民点的称谓，一般不再用巷和胡同，而在“里”内又加用“条”。可见，就北京而言，胡同的名称增加的可能性不大了，但是它的影响却不容忽视，因为它的历史源远流长。现在研究它的专家大有人在，而且有许多专著问世，如《胡同及其他》、《北京的大街小巷》、《北京地名漫谈》、《北京街巷地名趣谈》、《北京街巷胡同漫谈》、《北京市街巷名称录》、《实用北京街巷指南》等等。

通过上述的讲解，大家对北京的街巷胡同有了一些了解。组成这些街巷胡同的基本单位是建筑和民宅。老北京的住宅是四合院。四合院有其独特格局和等级。

(城市的平面结构限定了四合院的格局)。

中国的四合院式的建筑，据文字记载，至迟汉代已趋于完善，唐宋时期广为流行，不过北京的标准四合院却是始于12世纪的元大都时期。按《北京导游基础》介绍，新建的城市之内按设计规制有大街、小街、火巷、主干道和派生小道(胡同)等，并按贵戚、功臣、赀高(富户)、居职(官员)的等级分配土地。百姓们须等“人物”们把好地占毕之后，方可“作室”。当时规定以8亩地为一份，全城规划出50大块，为居住区的50坊。每大块内分若干小块，作为房基地。城市主干道多以南北走向为多，所以派生出来的胡同都是东西走向的。小街与小街之间的70多米的跨度中分布着各种类型的四合院。一般四合院的宅院从北朝南，街门开在全宅院的东南角。几进院落之后，在另一条小街的路南，即为本宅的后门。如果是中小型宅院，路南也为正门，但其方位在全宅院的西北角。宅内的“正房”仍是坐北朝南。具体形式和格局，等一会儿参观时再介绍。

(四合院是封建家庭的安乐窝)。

四合院封闭性强，关起街门便与外世隔绝，极适合一个家庭生活。院内的房室结构与庭院空间相结合，使居住者在有限之地内，却有空间扩大的感觉，而且在设计上符合“前堂后寝”的礼制。四合院内的房子有正房、厢房、耳房、倒座房的分别，极适合一个家族中的尊卑长幼等级住房。家庭之外的仆役人等的住房各得其所，主人招呼远近适宜非常方便。庭院内多植树木、花卉、葡萄架、藤萝架等，花木扶疏，令居者赏心悦目。这种格局，在有尊卑之分的封建时代，对家族来说称得上是一种享受。

咱们的旅游车就要到北海后门了。下汽车之后，换乘人力三轮车，在串胡同、看景观、参观四合院的过程中，大家可充分体会北京人的市井生活。

(以北海后门为串胡同的起点)。

女士们、先生们，咱们现在走的三条相连的弧形小街叫三座桥胡同、龙头井街和柳荫街。这几条胡同中蕴藏着北京历史的丰富内涵。

800年前的元大都时期，现在的前海和后海是连在一起的牛角湾形的大水域，称积水潭，是南方来船的水运码头。在前后海之间，有一条弧形的月牙河相联。水域围成的丘陵地带景致颇佳，逐渐建筑增多形成风景区。月牙河上有月桥、板桥、清水桥，俗称三座桥。后来水域缩小，月河不见，形成街巷，就是我们刚才走过的三座桥胡同。

与三座桥胡同相连接的弧形斜街叫龙头井街。据说原来街内有一眼水井叫人头井，一年大旱，滴水如金，但人头井中之水却一直很旺。有人见井中有龙头晃动。消息传开，街南的原来香火不盛的古庙，改祀龙王，一下子香火大盛起来，人头井也改叫龙头井。有人问井中真有龙头吗?有!只不过不是活动的龙头，而是庙殿顶上的鸱吻倒映在水里，随着水纹的波动，形成龙头而已。古庙现已无存，据说街口的古槐就是当初古刹的遗物。

与龙头井街北口相接的叫柳荫街。这条街名是新中国建国之后才出现的。这里原是月牙河的一段河道，由于风景优美，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在这里营建居室别墅。有的虽然现已无存，但文献中的记载颇为详细。

东河区红色旅游导游词篇四

女士们、先生们：咱们今天下午的活动内容是逛胡同和参观四合院。胡同和四合院是历史上北京城的有机体，是组成社会的细胞，是老北京人休养生息、繁衍挣扎的地方，是北京城历史演进的的有力见证。我们想真正地了解北京人的生活，就得钻胡同，串四合院。为了使大家游览中增加情趣，现在利用乘车的时间，向大家介绍一些有关胡同和四合院的知识。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千万不可小看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更不能把它们看成是仅供人们栖身住宿的地方，如果听我稍加讲解，就可发现，原来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我先介绍一些有关“胡同”的知识。

北京城内的胡同与繁华的大街比起来，确实有些不起眼，但是据专家们考证，明朝就有人对胡同进行研究了，至今已有了五六百年的研究史。胡同的写法明朝与现在不同，是将“胡同”二字，分别夹在“行”字的中间，如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出版的《京师五城坊巷?蘙集》中的“?蘙”二字，就是典型的早期文献证明。明朝人对这种写法非常得意，说胡和同是“胡人大同”的意思，从表面上看具有“少数民族团结”的内涵，然而二字都夹在“行”字之间，就暗示着蒙古人(元朝统治者)早晚要走人的了。

历代众多的专家们曾从多角度对胡同一词进行考证，有的从音韵学角度，有的从字形发展角度，有的从方言角度……最后较集中的成果认为胡同一词原是蒙古语。本世纪40年代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载，在蒙古，比村稍大的部落就叫胡同，也有专家说，胡同是蒙古语中“浩特”的音译。浩特即城镇，包括胡同。

原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张清常先生的考证是较有说服力的。他认为胡同是蒙古语“hottog”的音译，是水井的意思，有人译作“霍多”或“忽洞”，现在内蒙古仍有以此音命名的地方，如赛音忽洞(好井)、乌克忽洞(死井)、哈业忽洞(双井)等。北京地区一向以水井为中心，分布居民。

胡同一词既然来源于蒙古语，那么蒙古人统治北京地区的元大都时期，这个词有可能就出现了。果然，人们在元杂剧中发现了“胡同”一词。元代大戏曲家王实甫的《歌舞丽春室》杂剧中，就有“恰便以锦胡同”的唱词，在其他的元杂剧中也有类似发现，如“辞别了老母，俺串胡同去了”(《孟母三移》)、“我家住在砖塔胡同”(《沙门岛张生煮海》)……戏中的砖塔胡同即现在西四丁字街南有座七级砖塔的那条胡同。

既然元代才出现胡同这个词，而北京却是一座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人们可能会问，元代以前，北京地区的街巷叫什么呢?回答很简单的，那时的北京地区是按古代传下来的旧制，叫做街、巷、坊、里等。这一点从宣武区的地名中可得到证实。因为宣武区的历史早于内城。换句话说是先有宣武区(古蓟城)，后有内城区(元大都)，所以宣武区中现在叫胡同的地名相对要少，而以坊、巷、里、街等为地名的较多，如南横街、白纸坊、华康里、清泉巷等。

一些外地朋友或外国客人对北京五花八门的胡同名称表示不可思议，耳朵眼、椅子背、豆芽菜、象鼻子坑、焖葫芦罐、石老娘、王寡妇、大脚、臭皮等，都是胡同名，令人不得要领，不如其他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等，用地名或事件作为该市地名，或称道，或称路，让人一目了然。其实北京的地名也是有其内在联系的，只是没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如果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北京的这些地名都与人们的生活或社会现象有关。之所以人们觉得它们如此五花八门、杂乱无章，主要是因为这些名称出现的时间有先后，社会现象复杂造成的。总的来说，北京的这些胡同名称是自然形成的，并非出于行政命令，统一规划，而且是源于生活。

公元13世纪的1267～1285年，用18年的时间，在当时的辽、金旧城(今宣武区)东北方城外，建了一座新城，即现在北京市区的前身元大都城。《马可波罗游记》的作者是亲临元大都城的意大利人。他的游记中说，大都城内街巷笔直，城门可以通过街道互相望见。大街的两旁是房屋、商店。全城街巷规划整齐，犹如一块大棋盘……马可波罗的记述应是较为客观的。元大都的出现，不是改造的旧城，而是从零开始新建的，这样便于实现人们的理想设计和建筑规划。新城市出现之后，街巷、建筑完备了，为后来的北京城奠定了基础，但是除大街主干道的名称之外，其他一些小支干或胡同的名称并未随之而来，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出现的。

新城出现了，胡同建好了，但是人们最初住在里面并不一定感到多惬意，由于没有胡同名称，起码串亲访友找起人来不方便，想告诉亲友自己的住处，只能描述一番，或是用知名的人、醒目的建筑为代表，代替自己的住址。如，“我家住在住着黄兽医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象喇叭口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象马杓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有菜厂的那条胡同里”……久之，便出现了黄兽医胡同、喇叭口胡同、马杓胡同、菜厂胡同……胡同、街巷名称不仅是源于生活自然形成，而且是社会现象的反映，透过胡同名称还可了解到当时的社会。

通过地名可知道许多当时的社会现象。举个例子，大家可从中得到启发，如可以断定北京城内有许多佛教信徒，因为城内不仅庙宇多，而且以庙宇为地名的街巷就有80多处，如嵩祝寺胡同、普度寺前、后巷等;北京城当时是一座典型的消费城市，没有大工业，只有服务于人们生活的手工业作坊，如砂锅刘胡同、沈篦子胡同、麻线胡同、笤帚胡同等都是为人们制作生活必需品的作坊;北京人讲究吃，以食品为胡同名称就是见证，有麻花胡同、面茶胡同、熟肉胡同、炒豆胡同等;封建社会的人对帽子很重视，反映到地名上的就有草帽胡同、宗帽胡同、巾帽胡同、李纱帽胡同、纱帽翅胡同等;封建社会的衙署警卫驻防也反映到地名上，如分司厅胡同、总铺胡同、察院胡同、按院胡同等;还有一些没有产品，只提供服务的城市行业，也是当时社会的必然产物，反映到地名上有洗染业的魏染胡同、以骟马阉猪为业的骟马张胡同、管接生的石老娘胡同、管殡葬的棺材胡同、火匣子胡同、杠房胡同等……由此可见，胡同名称，也是社会学的一部分。

一般说来，地名一旦形成，人们口头代代沿传，便改动不易。有些地名自元代出现一直叫到现在也没改变，如前面提到的砖塔胡同、王府井西侧的菜厂胡同、钟楼前面的沙拉胡同等。沙拉是蒙古语珊瑚的意思，清代曾音译叫舒噜，今仍叫沙拉。有些元代的地名或城门，明代就已改名了，可是一些老人仍叫旧名，如元代的齐化门、平侧门、顺承门，明代已改名为朝阳门、阜成门、宣武门，一直到北京解放前还叫着旧名称，可见其生命力之大。

还有一个需要改名的原因，就是重名问题。胡同名称既然是自然形成的，难免有“不约而同”之处。据1944年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记载，北京有扁担胡同16条，井儿胡同14条，花枝胡同11条，口袋胡同11条，箭杆胡同7条，堂子胡同7条等等，北京城区重名的胡同有600多条。重名问题，在旧社会时矛盾不太明显。那时人口少，居民不大搬家，有的房屋一住就是一辈子，甚至几辈子，找人还算方便。新中国成立后就不成了，本市与外界联系剧增，外地人口进京者成为洪流，找人、办事、通讯，都因地名相同而产生极大的不便，必须加以科学的归纳，整理和改动。

改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鲁迅先生说的“言不雅训”，即听起来不好听。有些胡同在取名初期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形成了地名。久之，情况发生了变化，再听起来就不雅了，如裤裆胡同、母猪胡同、焖葫芦罐、屎克螂胡同、狗尾巴胡同等等。这些不雅的胡同名称，老百姓有改名的要求。

地名如何改动是一个科学问题。有些地名既然非改不可，就必须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经过历史检验实践证明，改动地名的原则是态度慎重、群众接受、尊重历史，拉香盖臭、利用谐音。

““””期间，草率行事，用行政命令手段把少数人的意愿强加于人，也是行不通的。例如东城交道口南大街西侧有横排并列的菊儿胡同、秦老胡同、前、后圆恩寺、棉花胡同等9条胡同，““””期间一道命令旧名全部取消，改为由南向北排的“大跃进一至九条”。人们尚未习惯，又一道命令改为由北南排的“交南一至九条”。改名不采取慎重态度，群众不能接受，现在又恢复了旧名，广大群众又感到方便了。

民国时期，按观光局在《北京指南》上公布的北京内外城，共有街巷2500条左右;。

新中国成立初期，按《北京导游基础》记载，当时北京有街巷2550条条;。

1987年出版的《实用北京街巷指南》中公布北京市区及近郊区有街巷3600条;。

1989年，张清常先生统计，在《再说胡同》一文中公布，说北京失去和郊区共有街巷6029条，其中胡同1320条。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城发展突飞猛进，市区扩大了，原先的市区仅以城墙为界(现在的二环路)，如今的4个城区比原来大了约三分之一。新建的居民区多称“里”，这是中国先秦时就用的居民点的称谓，一般不再用巷和胡同，而在“里”内又加用“条”。可见，就北京而言，胡同的名称增加的可能性不大了，但是它的影响却不容忽视，因为它的历史源远流长。现在研究它的专家大有人在，而且有许多专著问世，如《胡同及其他》、《北京的大街小巷》、《北京地名漫谈》、《北京街巷地名趣谈》、《北京街巷胡同漫谈》、《北京市街巷名称录》、《实用北京街巷指南》等等。

通过上述的讲解，大家对北京的街巷胡同有了一些了解。组成这些街巷胡同的基本单位是建筑和民宅。老北京的住宅是四合院。四合院有其独特格局和等级。

中国的四合院式的建筑，据文字记载，至迟汉代已趋于完善，唐宋时期广为流行，不过北京的标准四合院却是始于12世纪的元大都时期。按《北京导游基础》介绍，新建的城市之内按设计规制有大街、小街、火巷、主干道和派生小道(胡同)等，并按贵戚、功臣、赀高(富户)、居职(官员)的等级分配土地。百姓们须等“人物”们把好地占毕之后，方可“作室”。当时规定以8亩地为一份，全城规划出50大块，为居住区的50坊。每大块内分若干小块，作为房基地。城市主干道多以南北走向为多，所以派生出来的胡同都是东西走向的。小街与小街之间的70多米的跨度中分布着各种类型的四合院。一般四合院的宅院从北朝南，街门开在全宅院的东南角。几进院落之后，在另一条小街的路南，即为本宅的后门。如果是中小型宅院，路南也为正门，但其方位在全宅院的西北角。宅内的“正房”仍是坐北朝南。具体形式和格局，等一会儿参观时再介绍。

四合院封闭性强，关起街门便与外世隔绝，极适合一个家庭生活。院内的房室结构与庭院空间相结合，使居住者在有限之地内，却有空间扩大的感觉，而且在设计上符合“前堂后寝”的礼制。四合院内的房子有正房、厢房、耳房、倒座房的分别，极适合一个家族中的尊卑长幼等级住房。家庭之外的仆役人等的住房各得其所，主人招呼远近适宜非常方便。庭院内多植树木、花卉、葡萄架、藤萝架等，花木扶疏，令居者赏心悦目。这种格局，在有尊卑之分的封建时代，对家族来说称得上是一种享受。

咱们的旅游车就要到北海后门了。下汽车之后，换乘人力三轮车，在串胡同、看景观、参观四合院的过程中，大家可充分体会北京人的市井生活。

女士们、先生们，咱们现在走的三条相连的弧形小街叫三座桥胡同、龙头井街和柳荫街。这几条胡同中蕴藏着北京历史的丰富内涵。

800年前的元大都时期，现在的前海和后海是连在一起的牛角湾形的大水域，称积水潭，是南方来船的水运码头。在前后海之间，有一条弧形的月牙河相联。水域围成的丘陵地带景致颇佳，逐渐建筑增多形成风景区。月牙河上有月桥、板桥、清水桥，俗称三座桥。后来水域缩小，月河不见，形成街巷，就是我们刚才走过的三座桥胡同。

与三座桥胡同相连接的弧形斜街叫龙头井街。据说原来街内有一眼水井叫人头井，一年大旱，滴水如金，但人头井中之水却一直很旺。有人见井中有龙头晃动。消息传开，街南的原来香火不盛的古庙，改祀龙王，一下子香火大盛起来，人头井也改叫龙头井。有人问井中真有龙头吗?有!只不过不是活动的龙头，而是庙殿顶上的鸱吻倒映在水里，随着水纹的波动，形成龙头而已。古庙现已无存，据说街口的古槐就是当初古刹的遗物。

与龙头井街北口相接的叫柳荫街。这条街名是新中国建国之后才出现的。这里原是月牙河的一段河道，由于风景优美，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在这里营建居室别墅。有的虽然现已无存，但文献中的记载颇为详细。

东河区红色旅游导游词篇五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欢迎你们来到北京，欢迎你们参加胡同游。我叫×××，您也可以叫我×××。我从小就生长在胡同。今天我将带大家参观这里，如果我以后讲解有什么不清楚之处，请您提出来，我将尽力给您满意的回答，使您的胡同之行愉快而难忘。

首先，我将从“胡同”一词说起。专家认为，“胡同”这个词来源于蒙古语，意思是“井”。古时候人们生活和聚集在井的周围，所以“胡同”一词的本意应是“人们生活聚集的地方”。另外一个解释是，在元朝时(公元13世纪)，居民区被分割成几个区域，区域间设过道以便居民来往。这些过道称作胡同。不管它确切意思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胡同在北京第一次出现是在元朝。

在13世纪初，北方的一个蒙古部落日益强大。在部落首领成吉思汗的率领下，他们占领了金朝国都——北京。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1272年立北京为国都。不幸的是在战争中城市被彻底毁坏了，因此不得不重新修建。古时候，建筑和道路需要建成对称型，因此他们必须找一个中心，根据中心修建城市，整个城市的设计如同一个棋盘。大约要建50多个住宅区，住宅区之间由道路和胡同连接。在当时，大道、街道、胡同都有明确的概念。37米宽为大道，街道宽为18米，胡同为9米宽。

今天，我们荣看到的大多数胡同是明、清两代产物，没有人能够确切的说出北京有多少胡同。但有一点很清楚，如果将各个胡同连接起来，总长度将超过著名的万里长城。说的更清楚些，相当于从西雅图修一条高速公路直达波士顿，这可是横穿美国大啊!今天您可以发现不同形状、长度和方向的胡同。最短的胡同只有10米长，最窄的胡同仅40厘米宽，也就是说像我这样的身材需要侧身走才能穿过胡同，若遇到德国大胖子，能不能走过去可就难说了。还有些胡同有20多个弯。

随着人口的增长，一些老胡同被拔地而起的高楼取代。今天，我很高兴带大家去保护完好的胡同参观，相信这会使您对典型的中国居民生活有更深入的了解。好吧，出发!

当我们进入胡同时，您也许发现几乎所有的墙和砖都是灰色的。其实，在这些墙的后面就是居民的家，我们称其为“四合院”，也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围墙围着许多屋子，每间屋子的门朝着院子中间。过去，一个四合院只属于一个家庭，而现在随着人口的增长，大多数四合院住着4至10户人家。

让我们看看门口，几乎每个门口底部都有一条横木，你们还记得我们在故宫和颐和园也看到同样的横木吗?底部它的作用是驱邪避难。民间传说小鬼很矮，他们无法跳过高的台阶，所以设此横木。

这两块靠着横木的石头叫门枕，它对大门起到加固的作用。同样，它也有装饰的作用。这两个像鼓一样的石头叫抱鼓石，在它的.顶部有一只狮子，在前面刻有左右两只嘴含铜钱的蝙蝠。在中国，人们非常喜欢蝙蝠，因为它的发音与福气的福相同，用它来作装饰可以给你带来好运。一些门枕是长方形的，它们是在抱鼓石之后出现的。它们是近百年的产物，一般出现在中小型四合院门口，一般以花和神装饰。过去，交通不像现在这样发达，街头小贩在胡同中起到重要作用，他们往来于胡同间，贩卖各种货品或提供各种服务。人们可以从不同的叫卖声中辨别他们要卖什么或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他们卖的食品主要是煎饼、小米粥、油炸果、油条和一些蔬菜。理发师则不需要吆喝，他只需要拿着理发工具做好本职工作即可。有的理发师，实在没活了，就打击一种特殊工具，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来招徕生意。但是在现在，这里已是现代化生活氛围，很难听到老北京那清脆的叫卖声了。

那边坐着一群人，你们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呢?他们在修新长城呢!他们使用的是最新的砖——麻将牌。它是非常流行的消遣方式，特别是在退休的老年人中备受青睐。

您也许想问，为什么一些老年人臂上系着红箍?他们是居委会志愿者，义务为居民服务，负责周边的治安工作。如果您认为他们年纪太大而不能胜任治安员工作，那您就错了。因为有了这些可爱的老人，这一地区才会有和平而安全的环境。

胡同生活的最大魅力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交往。孩子们在一起长大，如同一家人一样。因此，我国政府打算保护这一地区，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留这份宝贵遗产。没有政府批准，不得在这一地区拆房盖高楼。

时间真快!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旅行了。您一定了解到许多我们传统生活方式和房屋情况，我希望您不仅大饱眼福，而且更了解胡同文化和这里的人们。如果有一天您再次来访，我将邀请您来我家做客。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尽情享受余下的中国之旅!

东河区红色旅游导游词篇六

(四合院是封建家庭的安乐窝)。

四合院封闭性强，关起街门便与外世隔绝，极适合一个家庭生活。院内的房室结构与庭院空间相结合，使居住者在有限之地内，却有空间扩大的感觉，而且在设计上符合“前堂后寝”的礼制。四合院内的房子有正房、厢房、耳房、倒座房的分别，极适合一个家族中的尊卑长幼等级住房。家庭之外的仆役人等的住房各得其所，主人招呼远近适宜非常方便。庭院内多植树木、花卉、葡萄架、藤萝架等，花木扶疏，令居者赏心悦目。这种格局，在有尊卑之分的封建时代，对家族来说称得上是一种享受。

咱们的旅游车就要到北海后门了。下汽车之后，换乘人力三轮车，在串胡同、看景观、参观四合院的过程中，大家可充分体会北京人的市井生活。

(以北海后门为串胡同的起点)。

女士们、先生们，咱们现在走的三条相连的弧形小街叫三座桥胡同、龙头井街和柳荫街。这几条胡同中蕴藏着北京历史的丰富内涵。

800年前的元大都时期，现在的前海和后海是连在一起的牛角湾形的大水域，称积水潭，是南方来船的水运码头。在前后海之间，有一条弧形的月牙河相联。水域围成的丘陵地带景致颇佳，逐渐建筑增多形成风景区。月牙河上有月桥、板桥、清水桥，俗称三座桥。后来水域缩小，月河不见，形成街巷，就是我们刚才走过的三座桥胡同。

与三座桥胡同相连接的弧形斜街叫龙头井街。据说原来街内有一眼水井叫人头井，一年大旱，滴水如金，但人头井中之水却一直很旺。有人见井中有龙头晃动。消息传开，街南的原来香火不盛的古庙，改祀龙王，一下子香火大盛起来，人头井也改叫龙头井。有人问井中真有龙头吗?有!只不过不是活动的龙头，而是庙殿顶上的鸱吻倒映在水里，随着水纹的波动，形成龙头而已。古庙现已无存，据说街口的古槐就是当初古刹的遗物。

与龙头井街北口相接的叫柳荫街。这条街名是新中国建国之后才出现的。这里原是月牙河的一段河道，由于风景优美，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在这里营建居室别墅。有的虽然现已无存，但文献中的记载颇为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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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河区红色旅游导游词篇七

女士们、先生们：咱们今天下午的活动内容是逛胡同和参观四合院。胡同和四合院是历史上北京城的有机体，是组成社会的细胞，是老北京人休养生息、繁衍挣扎的地方，是北京城历史演进的的有力见证。我们想真正地了解北京人的生活，就得钻胡同，串四合院。

为了使大家游览中增加情趣，现在利用乘车的时间，向大家介绍一些有关胡同和四合院的知识。

(导游员可利用适当的时间，向客人们总述或分段介绍下面的内容)。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千万不可小看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更不能把它们看成是仅供人们栖身住宿的地方，如果听我稍加讲解，就可发现，原来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我先介绍一些有关“胡同”的知识。

(胡同一词的由来)。

北京城内的胡同与繁华的大街比起来，确实有些不起眼，但是据专家们考证，明朝就有人对胡同进行研究了，至今已有了五六百年的研究史。胡同的写法明朝与现在不同，是将“胡同”二字，分别夹在“行”字的中间，如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出版的《京师五城坊巷?蘙集》中的“?蘙”二字，就是典型的早期文献证明。明朝人对这种写法非常得意，说胡和同是“胡人大同”的意思，从表面上看具有“少数民族团结”的内涵，然而二字都夹在“行”字之间，就暗示着蒙古人(元朝统治者)早晚要走人的了。

历代众多的专家们曾从多角度对胡同一词进行考证，有的从音韵学角度，有的从字形发展角度，有的从方言角度……最后较集中的成果认为胡同一词原是蒙古语。本世纪40年代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载，在蒙古，比村稍大的部落就叫胡同，也有专家说，胡同是蒙古语中“浩特”的音译。浩特即城镇，包括胡同。

原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张清常先生的考证是较有说服力的。他认为胡同是蒙古语“hottog”的音译，是水井的意思，有人译作“霍多”或“忽洞”，现在内蒙古仍有以此音命名的地方，如赛音忽洞(好井)、乌克忽洞(死井)、哈业忽洞(双井)等。北京地区一向以水井为中心，分布居民。

(胡同一词何时出现)。

胡同一词既然来源于蒙古语，那么蒙古人统治北京地区的元大都时期，这个词有可能就出现了。果然，人们在元杂剧中发现了“胡同”一词。元代大戏曲家王实甫的《歌舞丽春室》杂剧中，就有“恰便以锦胡同”的唱词，在其他的元杂剧中也有类似发现，如“辞别了老母，俺串胡同去了”(《孟母三移》)、“我家住在砖塔胡同”(《沙门岛张生煮海》)……戏中的砖塔胡同即现在西四丁字街南有座七级砖塔的那条胡同。

既然元代才出现胡同这个词，而北京却是一座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人们可能会问，元代以前，北京地区的街巷叫什么呢?回答很简单的，那时的北京地区是按古代传下来的旧制，叫做街、巷、坊、里等。这一点从宣武区的地名中可得到证实。因为宣武区的历史早于内城。换句话说是先有宣武区(古蓟城)，后有内城区(元大都)，所以宣武区中现在叫胡同的地名相对要少，而以坊、巷、里、街等为地名的较多，如南横街、白纸坊、华康里、清泉巷等。

一些外地朋友或外国客人对北京五花八门的胡同名称表示不可思议，耳朵眼、椅子背、豆芽菜、象鼻子坑、焖葫芦罐、石老娘、王寡妇、大脚、臭皮等，都是胡同名，令人不得要领，不如其他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等，用地名或事件作为该市地名，或称道，或称路，让人一目了然。其实北京的地名也是有其内在联系的，只是没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如果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北京的这些地名都与人们的生活或社会现象有关。之所以人们觉得它们如此五花八门、杂乱无章，主要是因为这些名称出现的时间有先后，社会现象复杂造成的。总的来说，北京的这些胡同名称是自然形成的，并非出于行政命令，统一规划，而且是源于生活。

公元13世纪的1267～1285年，用18年的时间，在当时的辽、金旧城(今宣武区)东北方城外，建了一座新城，即现在北京市区的前身元大都城。《马可波罗游记》的作者是亲临元大都城的意大利人。他的游记中说，大都城内街巷笔直，城门可以通过街道互相望见。大街的两旁是房屋、商店。全城街巷规划整齐，犹如一块大棋盘……马可波罗的记述应是较为客观的。元大都的出现，不是改造的旧城，而是从零开始新建的，这样便于实现人们的理想设计和建筑规划。新城市出现之后，街巷、建筑完备了，为后来的北京城奠定了基础，但是除大街主干道的名称之外，其他一些小支干或胡同的名称并未随之而来，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出现的。

(源于生活、自然形成的胡同名称)。

新城出现了，胡同建好了，但是人们最初住在里面并不一定感到多惬意，由于没有胡同名称，起码串亲访友找起人来不方便，想告诉亲友自己的住处，只能描述一番，或是用知名的人、醒目的建筑为代表，代替自己的住址。如，“我家住在住着黄兽医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象喇叭口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象马杓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有菜厂的那条胡同里”……久之，便出现了黄兽医胡同、喇叭口胡同、马杓胡同、菜厂胡同……胡同、街巷名称不仅是源于生活自然形成，而且是社会现象的反映，透过胡同名称还可了解到当时的社会。(胡同名称反映当时社会现象)。

通过地名可知道许多当时的社会现象。举个例子，大家可从中得到启发，如可以断定北京城内有许多佛教信徒，因为城内不仅庙宇多，而且以庙宇为地名的街巷就有80多处，如嵩祝寺胡同、普度寺前、后巷等;北京城当时是一座典型的消费城市，没有大工业，只有服务于人们生活的手工业作坊，如砂锅刘胡同、沈篦子胡同、麻线胡同、笤帚胡同等都是为人们制作生活必需品的作坊;北京人讲究吃，以食品为胡同名称就是见证，有麻花胡同、面茶胡同、熟肉胡同、炒豆胡同等;封建社会的人对帽子很重视，反映到地名上的就有草帽胡同、宗帽胡同、巾帽胡同、李纱帽胡同、纱帽翅胡同等;封建社会的衙署警卫驻防也反映到地名上，如分司厅胡同、总铺胡同、察院胡同、按院胡同等;还有一些没有产品，只提供服务的城市行业，也是当时社会的必然产物，反映到地名上有洗染业的魏染胡同、以骟马阉猪为业的骟马张胡同、管接生的石老娘胡同、管殡葬的棺材胡同、火匣子胡同、杠房胡同等……由此可见，胡同名称，也是社会学的一部分。

(社会变动旧地名不适应)。

一般说来，地名一旦形成，人们口头代代沿传，便改动不易。有些地名自元代出现一直叫到现在也没改变，如前面提到的砖塔胡同、王府井西侧的菜厂胡同、钟楼前面的沙拉胡同等。沙拉是蒙古语珊瑚的意思，清代曾音译叫舒噜，今仍叫沙拉。有些元代的地名或城门，明代就已改名了，可是一些老人仍叫旧名，如元代的齐化门、平侧门、顺承门，明代已改名为朝阳门、阜成门、宣武门，一直到北京解放前还叫着旧名称，可见其生命力之大。

还有一个需要改名的原因，就是重名问题。胡同名称既然是自然形成的，难免有“不约而同”之处。据1944年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记载，北京有扁担胡同16条，井儿胡同14条，花枝胡同11条，口袋胡同11条，箭杆胡同7条，堂子胡同7条等等，北京城区重名的胡同有600多条。重名问题，在旧社会时矛盾不太明显。那时人口少，居民不大搬家，有的房屋一住就是一辈子，甚至几辈子，找人还算方便。新中国成立后就不成了，本市与外界联系剧增，外地人口进京者成为洪流，找人、办事、通讯，都因地名相同而产生极大的不便，必须加以科学的归纳，整理和改动。

改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鲁迅先生说的“言不雅训”，即听起来不好听。有些胡同在取名初期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形成了地名。久之，情况发生了变化，再听起来就不雅了，如裤裆胡同、母猪胡同、焖葫芦罐、屎克螂胡同、狗尾巴胡同等等。这些不雅的胡同名称，老百姓有改名的要求。

(拉香盖臭谐音改名)。

地名如何改动是一个科学问题。有些地名既然非改不可，就必须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经过历史检验实践证明，改动地名的原则是态度慎重、群众接受、尊重历史，拉香盖臭、利用谐音。

“文化大革命”期间，草率行事，用行政命令手段把少数人的意愿强加于人，也是行不通的。例如东城交道口南大街西侧有横排并列的菊儿胡同、秦老胡同、前、后圆恩寺、棉花胡同等9条胡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道命令旧名全部取消，改为由南向北排的“大跃进一至九条”。人们尚未习惯，又一道命令改为由北南排的“交南一至九条”。改名不采取慎重态度，群众不能接受，现在又恢复了旧名，广大群众又感到方便了。

民国时期，按观光局在《北京指南》上公布的北京内外城，共有街巷2500条左右;。

新中国成立初期，按《北京导游基础》记载，当时北京有街巷2550条条;。

1987年出版的《实用北京街巷指南》中公布北京市区及近郊区有街巷3600条;。

1989年，张清常先生统计，在《再说胡同》一文中公布，说北京失去和郊区共有街巷6029条，其中胡同1320条。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城发展突飞猛进，市区扩大了，原先的市区仅以城墙为界(现在的二环路)，如今的4个城区比原来大了约三分之一。新建的居民区多称“里”，这是中国先秦时就用的居民点的称谓，一般不再用巷和胡同，而在“里”内又加用“条”。可见，就北京而言，胡同的名称增加的可能性不大了，但是它的影响却不容忽视，因为它的历史源远流长。现在研究它的专家大有人在，而且有许多专著问世，如《胡同及其他》、《北京的大街小巷》、《北京地名漫谈》、《北京街巷地名趣谈》、《北京街巷胡同漫谈》、《北京市街巷名称录》、《实用北京街巷指南》等等。

通过上述的讲解，大家对北京的街巷胡同有了一些了解。组成这些街巷胡同的基本单位是建筑和民宅。老北京的住宅是四合院。四合院有其独特格局和等级。

(城市的平面结构限定了四合院的格局)。

东河区红色旅游导游词篇八

北京胡同是历史的产物，它反映了北京的历史面貌。下面本站小编为大家带来了北京的胡同旅游。

导游词。

范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欢迎你们来到北京，欢迎你们参加胡同游。我叫，您也可以叫我grace.我从小就生长在胡同。今天我将带大家参观这里，如果您有问题，我将尽力给您满意的回答，使您的胡同之行愉快而难忘。

首先，我将从“胡同”一词说起。专家认为，“胡同”这个词来源于蒙古语，意思是“井”。古时候人们生活和聚集在井的周围，所以“胡同”一词的本意应是“人们生活聚集的地方”。另外一个解释是，在元朝时(公元13世纪)，居民区被分割成几个区域，区域间设过道以便于居民来往。这些过道的另一个作用就是隔离防火。在蒙古语中，这种过道称作胡同。不管它确切意思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胡同在北京第一次出现是在元朝。

在13世纪初，北方的一个蒙古部落日益强大。在部落首领成吉思汗的率领下，他们占领了金朝国都-北京。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1272年立北京为国都。不幸的是在战争中城市被彻底毁坏了，因此不得不重新修建。古时候，建筑和道路需要建成对称型，因此他们必须找一个中心，根据中心修建城市，整个城市的设计如同一个棋盘。大约要建50多个住宅区，住宅区之间由道路和胡同连接。在当时，大道、街道、胡同都有明确的概念。37米宽为大道，街道宽为18米，胡同为9米宽。

今天我们看到的大多数胡同是明清两代产物，没有人能够确切的说出北京有多少胡同。但有一点很清楚，如果将各个胡同连接起来，总长度超过著名的万里长城。说的更清楚些，相当于从西雅图修一条高速路直达波士顿，这可是横穿美国大陆啊!今天您可以发现不同形状、长度和方向的胡同。最短的胡同只有10米长，最窄的胡同仅40厘米宽，也就是说象我这样的身材需要侧身走才能穿过胡同，还有些胡同有20多个弯。

随着人口的增长，一些老胡同被拔地而起的高楼取代。今天，我很高兴带大家去保护完好的胡同参观，相信这会使您对典型的中国居民生活有更深的了解。好吧，出发!

当我们进入胡同时，您也许发现几乎所有的墙和砖都是灰色的。其实，在这些墙的后面就是居民的家，我们称其为“四合院”。也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围墙围着四间屋子，每间屋子的门朝着院子中间。过去，一个四合院只属于一个家庭，而现在随着人口的增长，大多数四合院住四至十户人家。

让我们看看门口中，几乎每个门口都有一条横木，您们还记得我们在故宫和颐和园也看到同样的横木吗?它的作用是驱邪避难。民间传说小鬼很矮，他们无法跳过高的台阶，所以设此横木。

这两块靠着横木的石头叫门枕，它对大门起到加固的作用。同样，它也有装饰的作用。这两个象鼓一样的石头叫抱鼓石，在它的顶部有一只狮子，在前面刻有左右两只嘴含铜钱的蝙蝠。在中国，人们非常喜欢蝙蝠，因为它的发音与福气的福相同，用它来作装饰可以给你带来好运。一些门枕是长方形的，它们是在抱鼓石之后出现的。它们是近120xx年的产物，一般出现在中小型四合院门口，一般以花和神装饰。

过去，交通不象现在这样发达，街头小贩在胡同中起到重要作用，他们往来于胡同间，贩卖各种货品或提供各种服务。人们可以从不同的叫卖声中辨别他们要卖什么或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他们卖的食品主要是煎饼、小米粥、油炸果、油条和一些蔬菜。理发师则不需要吆喝，他只需要拿着理发工具做好本职工作即可。但是在现在，这里已是现代化生活氛围，已经很难听到老北京那清脆的叫卖声了。

那边坐着一群人，你们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呢?他们在修新长城呢!他们使用的是最新的砖——麻将牌。它是非常流行的消遣方式，特别在退休的老年人中倍受青睐。

您也许想问，为什么一些老年人系着红箍?他们居委会志愿者，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义务。如果您认为他们年纪太大而不能胜任治安员工作，那您就错了。因为有了这些可爱的老人，这一地区才会有和平而安全的环境。

胡同生活的最大魅力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交往。孩子们在一起长大，如同一家人一样。因此，我国政府打算保护这一地区，没有政府批准，不得在这一地区拆盖高楼，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留这份宝贵遗产。

时间真快!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旅行了。您一定了解到许多我们传统生活方式和房屋情况，我希望您不仅大饱眼福，而且更了解胡同文化和这里的人们。如果有一天您再次来访，我将邀请您来我家做客。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尽情享受余下的中国之旅!

各位旅客朋友们：

大家好!

乍一看，北京的胡同都是灰墙灰瓦，一个模样。其实不然，只要你肯下点功夫，串上几条胡同，再和那的老住户聊上一阵子，就会发现，每条胡同都有个说头儿，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着传奇般的经历，里面的趣闻掌故多着呢。

因为北京的胡同绝不仅仅是城市的脉络，交通的衢道，它更是北京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场所，京城历史文化发展演化的重要舞台。它记下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风貌，并蕴含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好像一座座民俗风情的博物馆，烙下了人们各种社会生活的印记。漫步其中，到处都是名胜古迹，细细品味又似北京的百科全书，不少胡同中的一块砖、一片瓦都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从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胡同院落中可以了解北京市民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和邻里关系。从史籍中看，光是“胡同”一词的写法从元朝到清朝就有：衖通、火弄、火疃、火巷、火衖、胡洞、衙衕、衚衕、忽洞、湖洞等十多种。

北京胡同的形成是随着北京城的形成而变化、发展演进的。大约在五十万年前，这块地界儿开始有了原始人居住，不过那时只是住在天然洞穴而已。到了距今大约一万到四、五千年间，这儿出现了原始氏族公社，开始住上了易简房屋。到了三千多年前的公元前1045年，这儿成了奴隶制的古燕国的都城，叫蓟城，可当时的城墙只是用夯土筑成的。到了战国时期，广为流传的《周礼·考工记》明确规定：“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可见那时已非常注重城建制度了，就连城中街道布局都有作了明文规定。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从秦、汉开始，无论是三国、两晋、南北朝，还是隋、唐、五代和宋朝，这块地界儿一直都是北方的重镇。十世纪初，辽朝建立，把这儿当成了陪都，改称南京，又称燕京。公元十二世纪，金朝建立，在此建都，称为中都，中都城里出现了坊、街、道、巷，但至此还没有“胡同”出现。

公元1276年，元朝在毁于战火的金中都原址东北部，按《周礼》之原则建立了“状如棋盘”的大都城。并于1285年2月“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高及居职者为先，乃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贵族功臣，悉受封地，以为第宅。于是，元朝的官僚、贵族们就按此规定，在大都城内盖起了住房及院落。这一间间房屋、一个个院落，一个挨一个盖起来，连起后就是一排排的，而一排与另一排之间要采光、通风，还得留出进出的通道，便形成了胡同、小街和大街。据元末《析津志》载：“大都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二字本方言。”当时的大都城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天下，这方言当然就是蒙语了，本系“水井“之义。有水井的地方才有人烟，才得以居住。且当时盛行的杂剧戏词中，也不止一次提到“胡同”，如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中就有“直杀一个血胡同”，再如李好古的《沙门岛张生煮海》中说得更具体：“你去兀那羊角市头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可见北京的胡同是形成在元大都城的格局里。不过元大都当时仅记有29条胡同，因当时明确规定宽9.24米的才叫胡同，要是达到18米宽就叫小街，到36米宽就称为大街了。

公元1420xx年明朝的燕王朱棣当了皇上之后，将这儿改称为北京，这时才有了“北京”这个名称，至今已叫了590年了，但比“胡同”这个名称晚出现了一百多年。并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城，城墙一改以往用土夯筑的方法，而是全部用砖包砌。大城里包着皇城，皇城里包着紫禁城(今故宫)。紫禁城位于京城中心，而紫禁城的中心又是皇极殿(今太和殿)，皇上的蟠龙宝座又位于皇极殿的正中。有一条无形的线从这个宝座上穿过，它就是北起钟鼓楼南至前门楼，后又延伸到永定门，纵贯京城南北，长达16里的中轴线。整个北京城的建筑布局，都是以此为依据的，城内一切建筑都整齐对称地排列在其左右，街道胡同也如此，或对称排列在它两边，或与之平行。这种布局充分体现了尊帝王、崇皇权、重礼仪、右文化、敬天地、法祖宗的思想。公元1420xx年北京城营建完工，明成祖正式迁都北京。公元1553年，又增建了城南外垣，至此北京城又有了内外城之分，北京城的“凸”字型平面布局至此基本定型,面积约为62平方公里。内城九门,外城七门。这时北京城的胡同,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载：有街巷711条，胡同459条，共为1170条。

清朝定都北京后，完全沿用了明北京城，就是后来也只是对紫禁城和皇城进行了一下小的改建、重修。但由于清是女真族的后裔满洲贵族建立的王朝，所以定都北京后便实行了空前绝后的旗、民分城居住制度，令内城居住的汉人全部迁到外城，这样就促进了原来较为冷清的外城的发展。新迁至外城的人又匆匆盖了许许多多的新房、新院，连起来就形成不少大大小小、长长短短、规范或不规范的新胡同。此时对原来元朝作的胡同必须宽9.24米的规定，早已逐渐模糊了，虽街巷胡同格局“大抵袭元、明之旧”，但“街巷”与“胡同”的界定早分不那么清楚了，总体数目已增到2077条之多。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民国前期北京仍是中华民国的首都，1920xx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把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过去由于皇城占了北京城的中心位置，因而阻断了东西主干线，东西往来必须绕道天安门广场以南的棋盘街或北边的地安门。民国初年，随着紫禁城的开放，行人才可以横穿东西长安街。这样，北京就有了一条和纵贯南北的中轴线直角相交横穿东西的长纬线。经纬相交于天安门前，形成一个大十字坐标，街巷胡同就以此为中心而往外发展开。几条新干道的打通、增辟，带动了胡同的发展，到四十年代北京的街巷胡同已达3200多条。

各位旅客朋友们：

大家好!

为保护古都风貌，维护传统特色，北京城区划定了二十余条胡同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像南锣鼓巷、西四北一条至八条等就被定为四合院平房保护区。

自元大都以来形成的老北京胡同成棋盘式格局。胡同的形成和发展，在其名称上也留下了历史变迁的痕迹，并反映出社会风情。

每条胡同一形成，人们自然会给它起个名，这个名称一旦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叫开了，就确确实实地代表了这条胡同在整个城市中的方位，成为人们交往、通信等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标志。这是胡同名称的实用指代作用。

由于胡同名称从元朝开始形成胡同起，一直都只是靠人们口头相传，至于用文字写在标牌上挂在胡同口上，只是民国后才有的。

北京的胡同虽然看起包罗万象，既有河湖海(大江胡同、河泊厂胡同、团结湖、海滨胡同)、山川日月(图样山胡同、川店胡同、回升胡同、月光胡同)、人物姓氏(张自忠路、贾家胡同)、市场商品(菜市口胡同、银碗胡同)、工厂作坊(打磨厂、油漆作胡同)、花草鱼虫(花枝胡同、草园胡同、金鱼胡同、养蜂夹道)、云雨星空(云居胡同、雨儿胡同、大星胡同、空厂)、鸡鸭鱼肉(鸡爪胡同、鸭子店、鲜鱼口、肉市街)等等，名目繁多，令人看着眼花缘乱，但如果认真分析，还是有其自个儿内在的规律的。

多以衙署官方机构、宫坛寺庙、仓库作坊，桥梁、河道、集市贸易、商品器物、人物姓氏、景物民情等决定胡同、街巷的名称，其中许多沿用至今。

1.以形象标志来命名。

因而好多胡同都是以一个较明显的形象标志来命名的，这也表现出北京人的实在、直爽和风趣，象较宽的胡同，人们顺嘴就叫成了“宽街”、窄的就叫“夹道”、斜的就叫“斜街”、曲折的叫“八道湾”、长方形的称“盒子”、短的有“一尺大街”、低洼的有“下洼子”、细长的叫“竹杆”、扁长的称“扁担”、一头细一头粗的叫“小喇叭”等等。

还有以特殊标志命名的胡同，如堂子胡同、石虎胡同、柏树胡同(今百顺胡同)、铁狮胡同等。此外，还有以当地特点或形状命名的胡同，如耳朵眼胡同、罗圈胡同、椅子圈胡同等。

2.以地名命名。

早年间，最显眼、最突出的标志就要数城门、庙宇、牌楼、栅栏、水井、河流、桥梁厂，所以就出现了以此命名的西直门内、外大街、前、后圆恩寺胡同、东四(牌楼)、西单(牌楼)、大栅栏(老北京人读成：大市腊)、水井胡同、三里河、银锭桥胡同等胡同名称。

3.树木植物。

有的小胡同附近没有这些特别显眼的标志，胡同中种的树多，就有了柳树胡同，枣林胡同、椿树胡同等以树命名的胡同。

4、方位。

许多胡同在起名时为了好找，还在胡同名称前加上了东、西、南、北、前、后、中等方位词，象东坛根胡同、西红门胡同、南月牙儿胡同、北半壁胡同、前百户胡同、后泥洼胡同、中帽胡同等。

因为胡同名称是住在胡同里的北京人自发起的，所以有不少北京的土语在里边，象背阴儿胡同、取灯儿胡同、闷葫芦罐儿胡同、答帚胡同、胰子胡同、嘎嘎胡同等。

还有不少胡同带有儿音，更显得京味儿十足，象罗儿胡同、鸦儿胡同、雨儿胡同、上儿胡同、帽儿胡同、盆儿胡同、井儿胡同等。

6、吉祥话。

有些胡同名称还能表露出人们的美好愿望，人们总乐意用一些吉利的字儿来给胡同起名。象带有什么“喜”啊、“福”啊、“寿”啊等字眼的胡同就有喜庆胡同、喜鹊胡同、福顺胡同、福盛胡同、寿长胡同、寿逾百胡同等等。还有带着“平”啊、“安”啊、“吉”啊、“祥”啊字眼的平安胡同、安福胡同、吉市口胡同、永祥胡同等等。

还有富于浪漫色彩的胡同名称，如百花深处、杏花天等，也有可笑的狗尾巴(老北京人读作“狗乙巴”)、羊尾巴烊乙巴)胡同等等。

7、以衙署官方机构命名的胡同。

如禄米仓、惜薪司、西什库、按院胡同、府学胡同、贡院胡同、兵马司等，以皇亲国戚、达官贵族的官衔命名的胡同如永康侯胡同、武定侯胡同、三保老爹胡同(三保太监郑和故居今名三不老胡同)，吴良大人胡同等。

8、以市场贸易命名的胡同。

如鲜鱼口、骡马市、缸瓦市、羊市、猪市、米市、煤市、珠宝市……。

9、以寺庙命名的有隆福寺街、大佛寺街、宝禅寺街、护国寺街、正觉寺胡同、观音寺胡同、方居寺胡同等。

10、以手工业工人和一般居民姓名命名的胡同有砂锅刘胡同(今大沙果胡同)、汪纸马胡同(今汪芝麻胡同)、骟马张胡同(今栓马胡同)、孟端胡同、刘汉胡同(今刘海胡同)、安成家胡同(今安成胡同)。

11、胡同与人名。

北京的胡同，名字很有讲究，是我们研究明清社会的参考资料。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以后，他的功臣大都居住在北京，不少胡同以此得名。

如永康侯徐忠住宅所在的胡同就叫永康侯胡同，即今天北城的永康胡同。武安侯郑亨住宅所在的胡同叫武安侯胡同，后来错叫武王侯胡同，即今天的西四北八条。

明初大将军徐达长期居住在北京，他的长女嫁给了当时的燕王朱棣。朱棣攻打南京时，徐达第四子增寿为朱棣通风报信，被建文帝杀掉。朱棣进南京后抚尸痛哭，他即位后就追封徐增寿为武阳侯，不久又封定国公，定国公徐氏居住的街巷就叫定府大街，也就是今天北城的定阜街。

至于今天的三不老胡同是三保太监郑和故居所在地。郑和人称三保老爹，他居住的胡同叫三保老爹胡同，后来讹称为三不老胡同。东城的无量大人胡同，即今天的红星胡同，是吴良大人胡同的误称。吴良是明太祖手下大将。

明朝中叶以后商业经济发达起来，当时有些个体劳动者也以他们出色的劳动为他们居住的胡同留下了名字。如明朝南城有个姓唐的洗布帛的劳动者，他们居住的胡同就叫唐洗白街，即今天崇文区的唐洗泊街。

宣武区有条粉房琉璃街，那是粉房刘家街的误称。东城有个姓姚的手工业劳动者，铸锅铸得好，他家所在的胡同就叫姚铸锅胡同，后来被讹称为尧治国胡同，就是今天北京站西街附近的治国胡同。

北城有个豆腐陈胡同，后来讹称豆腐池胡同。明朝还有个特点，当时制作祭祀用的纸马铺很多，这反映了明朝宗教活动盛行。胡同名字中就有汪纸马胡同、何纸马胡同，今天都已讹称为汪芝麻胡同、黑芝麻胡同了。

北京的胡同名称，实际上是以人为中心的，有的胡同直接以人名来命名。也有不少胡同虽没以人名来命名，但其中却有名人故居，像米市胡同里有康有为故居、北半截胡同中有谭嗣同故居、珠朝街有孙中山先生到过的中山会馆、小杨家胡同是老舍先生的出生地、护国寺街有梅兰芳故居，后圆恩寺胡同有茅盾故居、西四北三条有程砚秋故居等等。而其它各类胡同名称虽不是直接以人名来命名的，但也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直接关系。

象文丞相胡同、张自忠路、赵登禹路等胡同的名称都是人们为了纪念民族英雄而命名的，从而明显表达了人们对民族英雄的敬慕。这就说明胡同的名称绝不仅仅只有实用的指代作用，还具有美学功能和人文倾向。

东河区红色旅游导游词篇九

各位游客大家好，我是**旅行社的导游员，我姓*，今天就有我来带领大家共同游览这个清代的皇家园林——颐和园。

希望我的讲解能够令各位满意，是我们共同度过这一美好的时光。

颐和园原是帝王的行宫和花园。

公元1750年，乾隆在这里改建为清漪园。

1860年，清漪园被英法联军焚毁。

1888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3000万两白银重建，改称今名，作消夏游乐地。

到1900年，颐和园又遭“八国联军”的破坏，烧毁了许多建筑物。

1903年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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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河区红色旅游导游词篇十

以目前通用的什刹海西岸、后海，鼓楼等三轮车路线为主要参考。这里是北京市划出的25个文化区中最大的一个，极有典型意义。

(开场白)。

女士们、先生们：咱们今天下午的活动内容是逛胡同和参观四合院。胡同和四合院是历史上北京城的有机体，是组成社会的细胞，是老北京人休养生息、繁衍挣扎的地方，是北京城历史演进的的有力见证。我们想真正地了解北京人的生活，就得钻胡同，串四合院。

为了使大家游览中增加情趣，现在利用乘车的时间，向大家介绍一些有关胡同和四合院的知识。

(导游员可利用适当的时间，向客人们总述或分段介绍下面的内容)。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千万不可小看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更不能把它们看成是仅供人们栖身住宿的地方，如果听我稍加讲解，就可发现，原来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我先介绍一些有关“胡同”的知识。

(胡同一词的由来)。

北京城内的胡同与繁华的大街比起来，确实有些不起眼，但是据专家们考证，明朝就有人对胡同进行研究了，至今已有了五六百年的研究史。胡同的写法明朝与现在不同，是将“胡同”二字，分别夹在“行”字的中间，如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出版的《京师五城坊巷?蘙集》中的“?蘙”二字，就是典型的早期文献证明。明朝人对这种写法非常得意，说胡和同是“胡人大同”的意思，从表面上看具有“少数民族团结”的内涵，然而二字都夹在“行”字之间，就暗示着蒙古人(元朝统治者)早晚要走人的了。

历代众多的专家们曾从多角度对胡同一词进行考证，有的从音韵学角度，有的从字形发展角度，有的从方言角度……最后较集中的成果认为胡同一词原是蒙古语。本世纪40年代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载，在蒙古，比村稍大的部落就叫胡同，也有专家说，胡同是蒙古语中“浩特”的音译。浩特即城镇，包括胡同。

原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张清常先生的考证是较有说服力的。他认为胡同是蒙古语“hottog”的音译，是水井的意思，有人译作“霍多”或“忽洞”，现在内蒙古仍有以此音命名的地方，如赛音忽洞(好井)、乌克忽洞(死井)、哈业忽洞(双井)等。北京地区一向以水井为中心，分布居民。

(胡同一词何时出现)。

胡同一词既然来源于蒙古语，那么蒙古人统治北京地区的元大都时期，这个词有可能就出现了。果然，人们在元杂剧中发现了“胡同”一词。元代大戏曲家王实甫的《歌舞丽春室》杂剧中，就有“恰便以锦胡同”的唱词，在其他的元杂剧中也有类似发现，如“辞别了老母，俺串胡同去了”(《孟母三移》)、“我家住在砖塔胡同”(《沙门岛张生煮海》)……戏中的砖塔胡同即现在西四丁字街南有座七级砖塔的那条胡同。

既然元代才出现胡同这个词，而北京却是一座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人们可能会问，元代以前，北京地区的街巷叫什么呢?回答很简单的，那时的北京地区是按古代传下来的旧制，叫做街、巷、坊、里等。这一点从宣武区的地名中可得到证实。因为宣武区的历史早于内城。换句话说是先有宣武区(古蓟城)，后有内城区(元大都)，所以宣武区中现在叫胡同的地名相对要少，而以坊、巷、里、街等为地名的较多，如南横街、白纸坊、华康里、清泉巷等。

一些外地朋友或外国客人对北京五花八门的胡同名称表示不可思议，耳朵眼、椅子背、豆芽菜、象鼻子坑、焖葫芦罐、石老娘、王寡妇、大脚、臭皮等，都是胡同名，令人不得要领，不如其他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等，用地名或事件作为该市地名，或称道，或称路，让人一目了然。其实北京的地名也是有其内在联系的，只是没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如果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北京的这些地名都与人们的生活或社会现象有关。之所以人们觉得它们如此五花八门、杂乱无章，主要是因为这些名称出现的时间有先后，社会现象复杂造成的。总的来说，北京的这些胡同名称是自然形成的，并非出于行政命令，统一规划，而且是源于生活。

···。

(新城出现时，胡同无名称)。

(源于生活、自然形成的胡同名称)。

新城出现了，胡同建好了，但是人们最初住在里面并不一定感到多惬意，由于没有胡同名称，起码串亲访友找起人来不方便，想告诉亲友自己的住处，只能描述一番，或是用知名的人、醒目的建筑为代表，代替自己的住址。如，“我家住在住着黄兽医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象喇叭口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象马杓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有菜厂的那条胡同里”……久之，便出现了黄兽医胡同、喇叭口胡同、马杓胡同、菜厂胡同……胡同、街巷名称不仅是源于生活自然形成，而且是社会现象的反映，透过胡同名称还可了解到当时的社会。

(胡同名称反映当时社会现象)。

通过地名可知道许多当时的社会现象。举个例子，大家可从中得到启发，如可以断定北京城内有许多佛教信徒，因为城内不仅庙宇多，而且以庙宇为地名的街巷就有80多处，如嵩祝寺胡同、普度寺前、后巷等;北京城当时是一座典型的消费城市，没有大工业，只有服务于人们生活的手工业作坊，如砂锅刘胡同、沈篦子胡同、麻线胡同、笤帚胡同等都是为人们制作生活必需品的作坊;北京人讲究吃，以食品为胡同名称就是见证，有麻花胡同、面茶胡同、熟肉胡同、炒豆胡同等;封建社会的人对帽子很重视，反映到地名上的就有草帽胡同、宗帽胡同、巾帽胡同、李纱帽胡同、纱帽翅胡同等;封建社会的衙署警卫驻防也反映到地名上，如分司厅胡同、总铺胡同、察院胡同、按院胡同等;还有一些没有产品，只提供服务的城市行业，也是当时社会的必然产物，反映到地名上有洗染业的魏染胡同、以骟马阉猪为业的骟马张胡同、管接生的石老娘胡同、管殡葬的棺材胡同、火匣子胡同、杠房胡同等……由此可见，胡同名称，也是社会学的一部分。

(社会变动旧地名不适应)。

一般说来，地名一旦形成，人们口头代代沿传，便改动不易。有些地名自元代出现一直叫到现在也没改变，如前面提到的砖塔胡同、王府井西侧的菜厂胡同、钟楼前面的沙拉胡同等。沙拉是蒙古语珊瑚的意思，清代曾音译叫舒噜，今仍叫沙拉。有些元代的地名或城门，明代就已改名了，可是一些老人仍叫旧名，如元代的齐化门、平侧门、顺承门，明代已改名为朝阳门、阜成门、宣武门，一直到北京解放前还叫着旧名称，可见其生命力之大。

还有一个需要改名的原因，就是重名问题。胡同名称既然是自然形成的，难免有“不约而同”之处。据1944年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记载，北京有扁担胡同16条，井儿胡同14条，花枝胡同11条，口袋胡同11条，箭杆胡同7条，堂子胡同7条等等，北京城区重名的胡同有600多条。重名问题，在旧社会时矛盾不太明显。那时人口少，居民不大搬家，有的房屋一住就是一辈子，甚至几辈子，找人还算方便。新中国成立后就不成了，本市与外界联系剧增，外地人口进京者成为洪流，找人、办事、通讯，都因地名相同而产生极大的不便，必须加以科学的归纳，整理和改动。

改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鲁迅先生说的“言不雅训”，即听起来不好听。有些胡同在取名初期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形成了地名。久之，情况发生了变化，再听起来就不雅了，如裤裆胡同、母猪胡同、焖葫芦罐、屎克螂胡同、狗尾巴胡同等等。这些不雅的胡同名称，老百姓有改名的要求。

(拉香盖臭谐音改名)。

地名如何改动是一个科学问题。有些地名既然非改不可，就必须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经过历史检验实践证明，改动地名的原则是态度慎重、群众接受、尊重历史，拉香盖臭、利用谐音。

““””期间，草率行事，用行政命令手段把少数人的意愿强加于人，也是行不通的。例如东城交道口南大街西侧有横排并列的菊儿胡同、秦老胡同、前、后圆恩寺、棉花胡同等9条胡同，““””期间一道命令旧名全部取消，改为由南向北排的“大跃进一至九条”。人们尚未习惯，又一道命令改为由北南排的“交南一至九条”。改名不采取慎重态度，群众不能接受，现在又恢复了旧名，广大群众又感到方便了。

通过地名研究，知道了北京地名的复杂性。北京的胡同到底有多少呢?这又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因为胡同的数目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老北京人曾说，“北京的胡同大的三百六，小的赛牛毛”。这种说法中的大胡同三百六，其根据可能是指《析津志》中所载元代的“火巷”三百八十四条而言，至于“赛牛毛”肯定是数不清的意思了。经过诸多专家的考证，目前已有了一个大约的估数和比例。

元代按《析津志》记载，大都城内有火巷和胡同共400多条;。

民国时期，按观光局在《北京指南》上公布的北京内外城，共有街巷2500条左右;。

新中国成立初期，按《北京导游基础》记载，当时北京有街巷2550条条;。

1987年出版的《实用北京街巷指南》中公布北京市区及近郊区有街巷3600条;。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城发展突飞猛进，市区扩大了，原先的市区仅以城墙为界(现在的二环路)，如今的4个城区比原来大了约三分之一。新建的居民区多称“里”，这是中国先秦时就用的居民点的称谓，一般不再用巷和胡同，而在“里”内又加用“条”。可见，就北京而言，胡同的名称增加的可能性不大了，但是它的影响却不容忽视，因为它的历史源远流长。现在研究它的专家大有人在，而且有许多专著问世，如《胡同及其他》、《北京的大街小巷》、《北京地名漫谈》、《北京街巷地名趣谈》、《北京街巷胡同漫谈》、《北京市街巷名称录》、《实用北京街巷指南》等等。

通过上述的讲解，大家对北京的街巷胡同有了一些了解。组成这些街巷胡同的基本单位是建筑和民宅。老北京的住宅是四合院。四合院有其独特格局和等级。

(城市的平面结构限定了四合院的格局)。

中国的四合院式的建筑，据文字记载，至迟汉代已趋于完善，唐宋时期广为流行，不过北京的标准四合院却是始于12世纪的元大都时期。按《北京导游基础》介绍，新建的城市之内按设计规制有大街、小街、火巷、主干道和派生小道(胡同)等，并按贵戚、功臣、赀高(富户)、居职(官员)的等级分配土地。百姓们须等“人物”们把好地占毕之后，方可“作室”。当时规定以8亩地为一份，全城规划出50大块，为居住区的50坊。每大块内分若干小块，作为房基地。城市主干道多以南北走向为多，所以派生出来的胡同都是东西走向的。小街与小街之间的70多米的跨度中分布着各种类型的四合院。一般四合院的宅院从北朝南，街门开在全宅院的东南角。几进院落之后，在另一条小街的路南，即为本宅的后门。如果是中小型宅院，路南也为正门，但其方位在全宅院的西北角。宅内的“正房”仍是坐北朝南。具体形式和格局，等一会儿参观时再介绍。

(四合院是封建家庭的安乐窝)。

四合院封闭性强，关起街门便与外世隔绝，极适合一个家庭生活。院内的房室结构与庭院空间相结合，使居住者在有限之地内，却有空间扩大的感觉，而且在设计上符合“前堂后寝”的礼制。四合院内的房子有正房、厢房、耳房、倒座房的分别，极适合一个家族中的尊卑长幼等级住房。家庭之外的仆役人等的住房各得其所，主人招呼远近适宜非常方便。庭院内多植树木、花卉、葡萄架、藤萝架等，花木扶疏，令居者赏心悦目。这种格局，在有尊卑之分的封建时代，对家族来说称得上是一种享受。

咱们的旅游车就要到北海后门了。下汽车之后，换乘人力三轮车，在串胡同、看景观、参观四合院的过程中，大家可充分体会北京人的市井生活。

(以北海后门为串胡同的起点)。

女士们、先生们，咱们现在走的三条相连的弧形小街叫三座桥胡同、龙头井街和柳荫街。这几条胡同中蕴藏着北京历史的丰富内涵。

800年前的元大都时期，现在的前海和后海是连在一起的牛角湾形的大水域，称积水潭，是南方来船的水运码头。在前后海之间，有一条弧形的月牙河相联。水域围成的丘陵地带景致颇佳，逐渐建筑增多形成风景区。月牙河上有月桥、板桥、清水桥，俗称三座桥。后来水域缩小，月河不见，形成街巷，就是我们刚才走过的三座桥胡同。

与三座桥胡同相连接的弧形斜街叫龙头井街。据说原来街内有一眼水井叫人头井，一年大旱，滴水如金，但人头井中之水却一直很旺。有人见井中有龙头晃动。消息传开，街南的原来香火不盛的古庙，改祀龙王，一下子香火大盛起来，人头井也改叫龙头井。有人问井中真有龙头吗?有!只不过不是活动的龙头，而是庙殿顶上的鸱吻倒映在水里，随着水纹的波动，形成龙头而已。古庙现已无存，据说街口的古槐就是当初古刹的遗物。

与龙头井街北口相接的叫柳荫街。这条街名是新中国建国之后才出现的。这里原是月牙河的一段河道，由于风景优美，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在这里营建居室别墅。有的虽然现已无存，但文献中的记载颇为详细。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欢迎你们来到北京，欢迎你们参加胡同游。我叫xx，您也可以叫我grace.我从小就生长在胡同。今天我将带大家参观这里，如果您有问题，我将尽力给您满意的回答，使您的胡同之行愉快而难忘。

首先，我将从“胡同”一词说起。专家认为，“胡同”这个词来源于蒙古语，意思是“井”。古时候人们生活和聚集在井的周围，所以“胡同”一词的本意应是“人们生活聚集的地方”。另外一个解释是，在元朝时(公元13世纪)，居民区被分割成几个区域，区域间设过道以便于居民来往。这些过道的另一个作用就是隔离防火。在蒙古语中，这种过道称作胡同。不管它确切意思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胡同在北京第一次出现是在元朝。

在13世纪初，北方的一个蒙古部落日益强大。在部落首领成吉思汗的率领下，他们占领了金朝国都-北京。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1272年立北京为国都。不幸的是在战争中城市被彻底毁坏了，因此不得不重新修建。古时候，建筑和道路需要建成对称型，因此他们必须找一个中心，根据中心修建城市，整个城市的设计如同一个棋盘。大约要建50多个住宅区，住宅区之间由道路和胡同连接。在当时，大道、街道、胡同都有明确的概念。37米宽为大道，街道宽为18米，胡同为9米宽。

今天我们看到的大多数胡同是明清两代产物，没有人能够确切的说出北京有多少胡同。但有一点很清楚，如果将各个胡同连接起来，总长度超过著名的万里长城。说的更清楚些，相当于从西雅图修一条高速路直达波士顿，这可是横穿美国大陆啊!今天您可以发现不同形状、长度和方向的胡同。最短的胡同只有10米长，最窄的胡同仅40厘米宽，也就是说象我这样的身材需要侧身走才能穿过胡同，还有些胡同有20多个弯。

随着人口的增长，一些老胡同被拔地而起的高楼取代。今天，我很高兴带大家去保护完好的胡同参观，相信这会使您对典型的中国居民生活有更深的了解。好吧，出发!

当我们进入胡同时，您也许发现几乎所有的墙和砖都是灰色的。其实，在这些墙的后面就是居民的家，我们称其为“四合院”。也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围墙围着四间屋子，每间屋子的门朝着院子中间。过去，一个四合院只属于一个家庭，而现在随着人口的增长，大多数四合院住四至十户人家。

让我们看看门口中，几乎每个门口都有一条横木，您们还记得我们在故宫和颐和园也看到同样的横木吗?它的作用是驱邪避难。民间传说小鬼很矮，他们无法跳过高的台阶，所以设此横木。

这两块靠着横木的石头叫门枕，它对大门起到加固的作用。同样，它也有装饰的作用。这两个象鼓一样的石头叫抱鼓石，在它的顶部有一只狮子，在前面刻有左右两只嘴含铜钱的蝙蝠。在中国，人们非常喜欢蝙蝠，因为它的发音与福气的福相同，用它来作装饰可以给你带来好运。一些门枕是长方形的，它们是在抱鼓石之后出现的。它们是近100年的产物，一般出现在中小型四合院门口，一般以花和神装饰。

过去，交通不象现在这样发达，街头小贩在胡同中起到重要作用，他们往来于胡同间，贩卖各种货品或提供各种服务。人们可以从不同的叫卖声中辨别他们要卖什么或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他们卖的食品主要是煎饼、小米粥、油炸果、油条和一些蔬菜。理发师则不需要吆喝，他只需要拿着理发工具做好本职工作即可。但是在现在，这里已是现代化生活氛围，已经很难听到老北京那清脆的叫卖声了。

那边坐着一群人，你们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呢?他们在修新长城呢!他们使用的是最新的砖——麻将牌。它是非常流行的消遣方式，特别在退休的老年人中倍受青睐。

您也许想问，为什么一些老年人系着红箍?他们居委会志愿者，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义务。如果您认为他们年纪太大而不能胜任治安员工作，那您就错了。因为有了这些可爱的老人，这一地区才会有和平而安全的环境。

胡同生活的最大魅力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交往。孩子们在一起长大，如同一家人一样。因此，我国政府打算保护这一地区，没有政府批准，不得在这一地区拆盖高楼，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留这份宝贵遗产。

时间真快!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旅行了。您一定了解到许多我们传统生活方式和房屋情况，我希望您不仅大饱眼福，而且更了解胡同文化和这里的人们。如果有一天您再次来访，我将邀请您来我家做客。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尽情享受余下的中国之旅!

想象中的北京胡同，是静谧、整洁、和谐和安详的。当我进入胡同区，坐在人力三轮车上，伴随着清脆的铃声，穿梭在齐整的四合院中却少了这种感觉。

我的北京胡同之旅是从北京最早的胡同烟袋斜街开始，却全然没有印象中的影子。除了古旧的凸凹不平且积满泥水的青石板证明着它的历史，两边的房屋则丝毫看不出岁月的沧桑。房屋虽极力想保持古朴的风格，但看起来格外别扭。家住与店铺混杂着，内衣毫无遮掩地晾在街边，嗡嗡的苍蝇肆无忌惮地戏虐着墙角的垃圾。

穿过了烟袋斜街进入胡同区，才慢慢地找回了一点感觉。午后的阳光照在胡同里几棵稀疏的杨树上，又从叶隙间漏下来，在地上形成斑驳的光影，鸟儿、蝉儿似乎也不忍打破这份宁静，默默地不做声。远离闹市的胡同，有种清幽，仿佛隔市般。没有地图，只知道所有的胡同都“透气儿”，也就不管那么多了，瞎走。也正因这样，才令胡同之旅惊喜不断，充满趣味。比方说，拐两个弯儿，碰到了钟鼓楼，再走一段，摇曳风骚的柳阴后竟是恭亲王府，也就是大贪官和砷家的后花园。还有北京市第十三中学，竟是涛贝勒爷王府。嘿!坐在百年的老式建筑里学习现代的科学文化知识，大概别有洞天。这所学校，将古典与现代完美地结合了起来。七拐八拐，撞到梅兰芳先生的故居。这是个标准的四合院，是有钱人家才住得起的宽敞房子。而今在电视上看到的四合院，也是几家合住，很少有独门独院了。

是的，北京的胡同正在衰败。一部凝固的历史，百年京城的人文缩影，就这样一点点地被高楼大厦蚕食着。许多人总在呼吁、呐喊：“把胡同留下一些给后代”，这想法固然好，可对那些三代同堂老少一室的小市民和普通老百姓来说，为了保留胡同而挤在斗室里，未免不公平。现在的胡同，有的真已经残破不堪，仅有那些刻意保护的文物还比较漂亮，其他的只剩门前模糊的石墩，失去了棱角的棋盘和参天的古树记录着胡同夕日的繁华。而这一切，是必然要被现代化的东西所替代的，因为，事物是不断发展的。

东河区红色旅游导游词篇十一

女士们、先生们：

咱们今天下午的活动内容是逛胡同和参观四合院。胡同和四合院是历史上北京城的有机体，是组成社会的细胞，是老北京人休养生息、繁衍发展的地方，是北京城历史演进的有力见证。我们想真正了解北京人的生活，就得钻胡同，串四合院。

为了大家在游览中增加情趣，现在利用乘车的时间，向大家介绍一些有关胡同和四合院的知识。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千万不可小看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更不能把它们看成是仅供人们栖身住宿的地方。如果听我稍加讲解，就可发现，原来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我先介绍一些有关“胡同”的知识。

北京城内的胡同与繁华的大街比起来，是有些不起眼，但是据专家们考证，明朝就有人对胡同进行研究了，至今已有五六百年的研究史。胡同的写法明朝与现在不同，是将“胡同”二字，分别夹在“行”字的中间，如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出版的《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中的“衚衕”二字，就是典型的早期文献证明。

历代众多的专家们曾从多角度对“胡同”一词进行考证，有的从音韵学角度，有的从字形发展角度，有的从方言角度......最后较集中的成果认为“胡同”一词原是蒙古语。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载，在蒙古，比村稍大的部落叫胡同。也有专家说，胡同是蒙古语中“浩特”的音译。浩特即城填，包括胡同。

原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张清常先生的考证是较有说服力的。他认为胡同是蒙古语“hottog”的音译，是水井的意思，有人译作“霍多”或“忽洞”，现在内蒙古仍有以此音命名的地方，如赛音忽洞(好井)、乌克忽洞(死井)、哈业忽洞(双井)等。北京地区一向以水井为中心，分布居民。

胡同一词既然来源于蒙古语，那么蒙古人统治北京地区的元大都时期，这个词有可能就出现了。果然，人们在元杂剧中发现了“胡同”一词。元代大戏曲家王实甫的《歌舞丽春室》杂剧中，就有“恰便似锦胡同”的唱词，在其他的元杂剧中也有类似发现，如“辞别了老母，俺串胡同去来”(《孟母三移》)、“我家住在砖塔胡同”(《沙门岛张生煮海》)......戏中的砖塔胡同即现在西四丁字街南有座七级砖塔的那条胡同。

既然元代才出现胡同这个词，而北京却是一座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城，人们可能会问，元代以前，北京地区的街巷叫什么呢?回答很简单，那时的北京地区是按古代传下来的旧制，叫做街、巷、坊、里等。这一点从宣武区的地名中可得到证实，因为宣武区的历史早于内城，换句话说是先有宣武区(古蓟城)，后有内城区(元大都)，所以宣武区中现在叫胡同的地名相对要少，而坊、巷、里、街等为地名的较多，如南横街、白纸坊、华康里、清泉巷等。

一些外地朋友或外国客人对北京五花八门的胡同名称表示不可思议，耳朵眼、椅子背、豆芽菜、象鼻子坑、焖葫芦罐、石老娘、王寡妇、大脚、臭皮等，都是胡同名，令人不得要领，不如其他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等，用地名或事件作为该市地名，或称道，或称路，让人一目了然。其实北京的地名也是有其内在联系的，只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如果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北京的这些地名都与人们的生活或社会现象有关。之所以人们觉得它们如此五花八门、杂乱无章，主要是因为这些名称出现的时间有先后，社会现象复杂造成的。总的来说，北京的这些胡同名称是自然形成的，并非出于行政命令，统一规划，而且是源于生活。

公元13世纪的1267年至1285年，用2019年的时间，在当时的辽、金旧城(今宣武区)东北方城外，建了一座新城，即现在的北京市区的前身元大都城。《马可.波罗游记》的作者是亲临元大都城的意大利人。他在游记中说，大都城内街巷笔直，城门可以通过街道互相望见。大街的两旁是房屋、商店。全城街巷规划整齐，犹如一大棋盘......马可.波罗的记述应是较为客观的。元大都的出现，不是改造的旧城，而是从零开始新建的，这样便于实现人们的理想设计和建筑规划。新城市出现之后，街巷、建筑完备了，为后来的北京城奠定了基础，但是除大街主干道的名称之外，其他一些小支干或胡同的名称并未随之而来，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出现的。

新城出现了，胡同建好了，但是人们最初住在里面并不一定感到多惬意，由于没有胡同名称，起码串亲访友找起人来不方便，想告诉亲友自己的住处，只能描述一番，或是用知名的人、醒目的建筑为代表，代替自己的住址。如，我家住在住着黄兽医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像喇叭口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像马勺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有菜厂的那条胡同里......久之，便出现了黄兽医胡同、喇叭口胡同、马勺胡同、菜厂胡同......胡同、街巷名称不仅是源于生活自然形成，而且是社会现象的反映，透过胡同名称还可了解到当时的社会。

通过地名可知道许多当时的社会现象。当年以庙宇为地名的街巷有80多处，如嵩祝寺胡同等可以断定北京城内有许多佛教信徒;北京城当时是一座典型的消费城市，没有大工业，只有服务于人们生活的手工业作坊，如沙锅刘胡同、沈篦子胡同、麻线胡同、笤帚胡同等都是当年为人们制作生活必需品的作坊而后名为胡同;北京人讲究吃，以食品为胡同名称就是见证，有麻花胡同、面茶胡同、熟肉胡同、炒豆胡同等;封建社会的人对帽子很重视，反映到地名上的就是草帽胡同、宗帽胡同、巾帽胡同、李纱帽胡同、纱帽翅胡同等;封建社会的衙署警卫驻防也反映到地名上，如分司厅胡同、察院胡同、按院胡同等，还有一些没有产品，只提供服务的城市行业，也是当时社会的必然产物，反映到地名上有洗染业的魏染胡同，以骟马、阉猪为业的骟马胡同，管接生的石老娘胡同，管殡葬的棺材胡同，火匣子胡同，红房胡同等......由此可见，胡同名称，也是社会学的一部分。

一般来说，地名一旦形成人们口头代代延传，便改动不易。有些地名自元代出现一直叫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如前面提到的砖塔胡同、王府井西侧的菜厂胡同、钟楼前面的沙拉胡同等。沙拉是蒙古语珊瑚的意思，清代曾音译叫舒噜，今仍叫沙拉。有些元代的地名或城门，明代就已改名了，可是一些老人仍叫旧名，如元代的齐化门、平则门、顺承门，明代已改名为朝阳门、阜成门、宣武门，一直到北京解放前还叫着旧名称，可见其生命力之大。

随着社会的发展，旧事物总是要更新的，地名也不例外。有些原因，地名非改不可。促使改变地名的首先是社会原因。192019年八国联军进京使许多建筑不存在了，事后出现新建筑、新街巷，改变了原来的布局，只好改名，封建王朝被推翻后，帝制改成了民国，而且出现了新的政府机关，于是有3000多条街巷改了名，如张皇亲胡同改为尚勤胡同，石大人胡同改为外交部街等;1966年，全国人民面临一场大灾难，街巷名称亦是“四旧”之一，自然在“横扫”之列，要在街巷名称上“打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来”，于是出现了红日路(北新桥)、红云路(新街口)、红旗路(崇内大街)、东方红路(出现了三条)。用总路线路、大跃进路、人民公社路等取代了原来的所谓有封建烙印的街巷名称。老北京中的旧胡同一律改为红心里、永红胡同、红卫胡同等等，加上了红字就成了革命地名，连很小的耳朵眼胡同也改成了“红到底”胡同......

还有一个需要改名的原因，就是重名问题。胡同名称既然是自然形成的，难免有“不约而同”之例。据1944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记载，北京有扁担胡同16条，井儿胡同14条，花枝胡同11条，口袋胡同11条，箭杆胡同7条，堂子胡同7条等等，北京城区重名的胡同有600多条。重名问题，在旧社会时矛盾不太明显。那时人口少，居民不大搬家，有的房屋一住就是一辈子，甚至几辈子，找人还算方便。新中国成立后就不成了，本市与外界联系剧增，外地人口进京者成为洪流，找人、办事、通讯，都因地名相同而产生极大的不便，必须加以科学的归纳、整理和改动。

改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鲁迅先生说的“言不雅训”，即听起来不好听。有些胡同在取名初期就不雅了，如裤裆胡同、母猪胡同、屎壳螂胡同、狗尾巴胡同等等。这些不雅的胡同名称，老百姓也有改名的要求。

地名如何改动是一个科学问题。有些地名既然非改不可，就必须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经过历史检验实践证明，改动地名的原则是态度慎重、群众接受、尊重历史、拉香盖臭、利用谐音。

文革期间，草率行事，用行政命令手段把少数人的意愿强加于人，也是行不通的。例如东城交道口南大街西侧有横排并列的菊儿胡同、秦老胡同、前、后圆恩寺、棉花胡同等九条胡同，文革期间一道命令旧名全部取消，改为由南向北排的“大跃进一至九条”。人们尚未习惯，以一道命令改为由北向南排的“交南一至九条”。改名不采取慎重态度，群众不能接受，现在又恢复了旧名，广大群众又感到方便了。

用谐音改动旧地名是个很好的方法。因为旧社会老百姓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大多靠口头流传地名，用谐音改变旧名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结合“拉香盖臭”的原则，是极为成功的举措。如母猪胡同改为墨竹胡同;裤裆胡同改为库藏胡同;狗尾(间yi)巴胡同改为高义伯胡同;屎壳螂胡同改为时刻亮胡同;大脚、小脚胡同改为大教、晓教胡同;张秃子胡同改为长图治胡同等等，有些胡同旧名不一定臭，只是含义不尽如人意，如吊打胡同，因为谁也不愿意让人吊起来打一顿，故也用上述原则改为孝达胡同......

通过地名研究，知道了北京地名的复杂性。北京的胡同到底有多少呢?这又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因为胡同的数目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老北京人曾说，“北京的胡同大的有三百六，小的赛牛毛”。这种说法中的大胡同三百六，其根据可能是指《析津志》中所载元代的“火巷”三百八十四条而言，至于“赛牛毛”肯定是数不清的意思了。经过诸多专家的考证，目前已有了一个大约的估数的比例。

元代按《析津志》记载，大都城内有火巷和胡同共400多条;。

民国时期，按观光局在《北平指南》上公布的北京内外城，共有街巷2500条左右;。

新中国成立初期，按《北京导游基础》记载，当时北京有街巷2550多条;。

1987年出版的《实用北京街巷指南》中公布北京市区及近郊区有街巷3600条;。

1989年，张清常先生统计，在《再说胡同》一文中公布，说北京市区和郊区共有街巷6029条，其中胡同1320条。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城发展突飞猛进，市区扩大了，原先的市区仅以城墙为界(现在的二环路)，如今的四个城区比原来大了约三分之一。新建的居民区多称“里”，这是我国先秦时就用的居民点的称谓，一般不再用巷和胡同，而在“里”内又加用“条”。可见，就北京而言，胡同的名称增加的可能性不大了，但是它的影响却不容忽视，因为它的历史源远流长。现在研究它的专家大有人在，而且有许多专著问世，如《胡同及其他》、《北京的大街小巷》、《北京的地名漫谈》、《北京街巷地名趣谈》、《北京街巷胡同漫谈》、《北京市街巷名称录》、《实用北京街巷指南》等。

通过上述的讲解，大家对北京的街巷胡同有了一些了解，组成这些街巷胡同的基本单位是建筑和民宅。老北京的住宅是四合院。四合院有其独特格局和等级。

我国的四合院式的建筑，据文字记载，至迟汉代已趋于完善，唐宋时期广为流行，不过北京的标准四合院却是始于12世纪的元大都时期。按《北京导游基础》介绍，新建的城市之内按设计规制有大街、小街、火巷、主干道和派生小道(胡同)等，并按贵戚、功臣、赀高(富户)、居职(官员)的等级分土地。百姓们须等“人物”们把好地占毕之后，方可“作室”。当时规定以八亩地为一份，全城规划出五十大块，为居住区的五十坊。每大块内分若干小块，作为房基地。城内主干道多以南北走向为多，所以派生出来的胡同都是东西走向的。小街与小街之间的七十多米的跨度中分布着各种类型的四合院。一般四合院的宅院坐北朝南，街门开在全宅的东南角。几进院落之后，在另一条小街的路南，即为本宅的后门。如果是中小型宅院，路南也为正门，但其方位在全宅院的西北角。宅内的“正房”仍是坐北朝南。具体形式和格局，等一会儿参观时再介绍。

四合院封闭性强，关起街门便与世隔绝，极适合一个家庭生活。院内的房室结构与庭院空间相结合，使居住者在有限之地内，却有空间扩大的感觉，而且在设计上符合“前堂后寝”的礼制。四合院内的房子有正房、厢房、耳房、倒茶房的分别，极适合一个家族中的尊卑长幼等级住房。家族之外的仆役人等的住房各得其所，主人招呼远近适宜，非常方便。庭院内多植树木、花卉、葡萄架、藤萝架等，花木扶疏，令居者赏心悦目。这种格局，在有尊卑之分的封建时代，对家族来说称得上是一种享受。

咱们的旅游车就要到北海后门了。下汽车之后，换乘人力三轮车，在串胡同、看景观、参观四合院的过程中，大家可充分体会北京人的市井生活。

女士们、先生们，咱们现在走的三条相连的弧形小街叫三座桥胡同、龙头井街和柳荫街。这几条胡同中蕴藏着北京历史的丰富内涵。

八百年前的元大都时期，现在的前海和后海是连在一起的牛角湾形的大水域，称积水潭，是南方来船的水运码头。在前后海之间，有一条弧形的月牙河相连。水域围成的丘陵地带景致颇佳，逐渐建筑增多形成风景区。月牙河上有月桥、板桥、清水桥，俗称三座桥。后来水域缩小，月河不见，形成街巷，就是我们刚才走过的三座桥胡同。

与三座桥胡同相连接的弧形斜街叫龙头井街。据说原来街内有一眼水井叫人头井，一年大旱，滴水如金，但人头井中之水却一直很旺。有人见井中有龙头晃动。消息传开，街南的原来香火不盛的古庙，改祀龙王，一下子香火大盛起来，人头井也改叫龙头井。有人问井中真有龙头吗?有!只不过不是活动的龙头，而是庙殿顶上的鸱吻倒映在水里，随着水纹的波动，形成龙头而已。古庙现已无存，据说街口的古槐就是当初古刹的遗物。br与龙头井街北口相接的叫柳荫街。这条街名是新中国建国之后才出现的。这里原是月牙河的一段河道，由于风景优美，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在这里营建居室别墅。有的虽然现已无存，但文献中的记载颇为详细。

月牙河又称玉河，沿河建筑最早的官邸属明朝天顺年间的状元李东阳的府第，由于后来晋升为文渊阁大学士，故人称李阁老。李东阳又名西涯，故其宅第门额题“西涯”。今已湮没，再一位有名的人物是明弘治年间的太监李广，不仅在月牙河畔建了自己的住宅，还引玉河水绕宅一周，在河的北端建了一座桥梁名李广桥，桥名至今犹存。还有康熙年间没有参加殿试却被恩赐头名状元的大才子蒋廷锡。他的别墅在月牙河畔，门额题“秀笔蓬壶”。《水曹清暇录》中对他的赐第记载颇详，描写非常优美。还有乾隆年间的状元、蒙古正黄旗人法式善，他的住宅也坐落在月牙河畔，号称“一亩之宫”。他在这里著述颇丰，像研究清史极有价值的《清宫述闻》、《槐厅笔记》、《存素室稿》等，均脱稿于此。

除上述之外，月牙河畔还有两处知名府第，即权相和珅宅和和孝公主府。和珅宅后来先改为庆王府，又于1852年改为恭王府，即奕訢的王府。

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前，月牙河年久失修，垃圾滞塞，成了一条臭水沟。新中国成立后，运走了垃圾，拆除了残桥，把臭水沟改为暗沟。上面铺成柏油路，路侧种草栽花，广植垂柳。由于高柳摇窗、碧绿成荫，于是人们把这条新街命名为“柳荫街”。1983年副主席徐向前题词“柳荫军民文明街”。随后在街上又叠石、建亭、设椅、塑像，犹如一座街心公园。就是现在咱们走的这条街道。

(银锭桥胡同)。

当时月河与后海相连的桥名李广桥，所以现在大家向东行的“后海南沿”，当初叫李广桥东街。街的东端，即银锭桥。这是一座形如银锭的小桥，是前海与后海的分界桥。站在桥上西望，只见两岸柳枝拂水，远处西山如黛，闹市之中，突现此景，不免令人神怡。故此这里有“燕京外八景”之一的“银锭观山”的美称。顺便说一下，原来桥拱高突，极像大元宝，故名银锭桥。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方便行人和车辆，将桥拱降低，接近平桥式，虽然银锭的形状显逊色了，但交通方便了。

(后海北沿)。

过了银锭桥左转向西仍是沿着后海走，但这是后海的北沿了。走不了多远，来到了一条向北的小胡同，叫甘露胡同，以前叫甘水桥胡同。小胡同的西侧是卫生部和宋庆龄故居。这里在清代是醇亲王府。第二代醇亲王载沣是宣统皇帝的父亲，曾“摄政监国”三年，故这里又曾称摄政王府。宋庆龄故居可以参观游览。由于王府不属四合院范畴，故本文从略。

有一件与此地有关的历史事件顺便说一下。清末辛亥革命风起云涌的192019年，有些“革命勇士”曾有炸死摄政王载沣的暗杀计划，参加人员有汪精卫等人。有的记载说，他们的炸弹埋在银锭桥下，由于做事不密，炸弹也没响，而汪精卫被擒先判死刑，后必监禁，武昌起义的获释。经考证，埋炸弹的地方应是甘水桥而不是银锭桥。首先银锭桥下有水，不能埋炸弹，其次载沣上朝也走不着银锭桥，而甘水桥正是他的必经之路，况且桥下无水，正好埋炸弹。此项计划若是成功了对革命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毕竟是一项“革命行动”吧。有人吧曰，如果汪精卫在此次事件中身死，他便是一位革命勇士，只是因为他没死，而成了臭名昭著的汉奸。

(鸦儿胡同、广化寺)。

走过甘水桥胡同，向东回转，走的这条胡同叫鸦儿胡同。北京城有一类的胡同名是以鸟类命名的。如鸦儿胡同、大翔凤胡同及里边小翔凤胡同，都属这一类，只不过乌鸦和凤凰在品位上相差悬殊些罢了。鸦儿胡同31号是广化寺，寺内是北京佛教协会，北京佛教音乐团的所在地。据古碑记载，该寺最早建于元代，占地13800平方米，寺分五路，规模较大，明、清两代都曾大修，宣统年间(192019年)曾在此建京师图书馆，1946年又在此创建广化小学。从寺的规模和布局来看，这是座典型的汉化佛寺。

顺便说一下，鸦儿胡同东部北转的小胡同叫“侯位”胡同，听其名，是有“封侯之位”的地方。其实，以前的原名叫“猴尾巴”胡同改，这是前边说的改名用谐音典型的“拉香盖臭”的一类。

(鼓楼西大街)。

穿过鸦儿胡同来到鼓楼西大街。以前这条大街分三段，有三个名称。最西段叫果子市大街，中段叫甘水桥大街，东段才叫鼓楼西大街。大街东口即是旧时北京内城的报时中心---鼓楼。

(鼓楼)。

鼓楼高46.7米，东券门内有南北倾斜呈45度角的楼梯60级，然后西转又有45度角的楼梯9级，共69级达二楼。楼上现有报时鼓三面，当中一面是192019年被八国联军破坏的原鼓原样。其他两面是1987年6月复制的，由于鼓大，对牛皮选择极严。这两面是从500余张牛皮中精选出来的。除报时鼓之外，楼上还有最早的报时器铜壶滴漏。底层还有一块“麒麟碑”。

该碑虽非鼓楼之物，由于它原是明代仇鸾府前的石影壁，后来仇鸾事败，影壁埋于地下。清末出土，移置鼓楼，其文物价值及石刻艺术价值极高。

(地安门外大街)。

出了鼓楼向南走，现名地安门外大街(南边叫地安门内大街)。明代这条大街叫“鼓楼下大街”，清代鼓楼大街。

(烟袋斜街)。

在地安门外大街走不多远大家向西转进烟袋斜街。这是一条旧北京时代典型的商业街。因为鼓楼前一带地区在全城来说是数得着的繁华地区，有“东四、西四、鼓楼前”的民谚为证。这条街旧时曾以卖烟袋、烟草、鼻烟闻名过，至于“斜街”之意，正是这条街的形象特点。北京城的街巷基本上平直，取正，凡有倾斜之街巷大多以“斜街”附带于街名上。北京斜街的产生多与水域、河道有关。因为水域和河道都是弯曲倾斜自然形成的，所以凡傍水之街巷皆为斜街。烟袋斜街的南边还有白米斜街。一在前海东北角，一在前海东南角，所以一条斜向西北，一条斜向西南。北京其他地方的斜街，大都如此。

(数条胡同连索)。

咱们三轮车连续串游胡同，现在进的叫北官房胡同，然后是大、小金丝胡同，面官房胡同、前海北沿、前海西沿回到北海后门。在这几条胡同当中，将根据时间，安排大家参观四合院。

(标准四合院)。

在现在的普通居民胡同里想找出一座没经过改造的标准四合院是不容易了。现在只好选择一处格局尚属标准，虽已改造过但无伤大局的四合院，根据现实再讲述原状。

如果按标准四合院设计，占地面积需40平方丈，即5丈(约16.5米)宽，8丈(26米)长的一块矩形面积(436平方米)就够了。正如大家看到的这座坐北朝南的四合院，临街五大间，每间一丈(3.3米)，一溜砖墙。最东头的一间是大门，开在全宅院的东南角，即八卦的“巽”位上，是最吉的方位。四合院的街门有数种，其中“广亮大门”的等级最高级，即大门的门扇装在中柱缝(脊檩缝)处，门框用抱鼓石门枕。还有一种叫“如意门”，门扇装在檐柱处，门框处也有门墩;至于没有门屋只有随墙门楼的是更低一等的了。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如意门，虽有门屋，但门扇外面无大空间，不像“广亮大门”，门扇之外约有半间房大小的空地。

(外院)。

进街门后，大家迎面看到的是一座磨砖的影壁墙，这是紧贴东厢房的南山墙砌的装饰性建筑。门洞中左侧的小门是门房(传达室)的屋门，占一间房。在影壁前左拐，穿过一个圆形月亮门，就到南房的窗前，即外院。外院只见“倒座房”南房三间，中间一间开门，应是“一明两暗”，实际上门内只两间，东间是墙，墙那边是门房。对着东边的月亮门，西边也有一个同样的门，里边是一丈见方的小院，是南房最西头一间的外面，原来不开屋门，是与南房内相连的。现在经过改造，不仅月亮门没有了，而且开了房门，成为一个居室。

(垂花门、正院)。

正对南屋屋门，通向里院的是“垂花门”，门左右两侧有短墙相连，一直接在东西两边的圆月亮门上。此即所谓“一宅分两院”的分界线。大家看，所谓垂花门，就是以小间起脊的房屋为门楼，前檐雕梁有木制花棂，左右棂框下垂的端部有花雕，故叫垂花门。当初进垂花门，看不见里院，因为正面和左面都被木板挡住，只有右手不装木板是通道，平时出入。只有过年或迎贵宾时才打开当中的木板屏风。现在这些遮挡全拆除了，故不再影响视线。

站在垂花门内台阶下向正院观望，全院约八九平方丈，正房即北房三大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如果只有北房有廊子，那便在北屋左右马头和东西屋山墙之间各有一个外院相同的月亮门。如果东西厢房也有廊子，则在厢房廊子的北端山墙上开一个小门，与北房相接，这便是钻山廊。现在大家看到的正房也没有廊子，其实不是没有，而是改造过了。为了加大居室面积，将“前脸”往外推到了檐檩处，原来的廊子就没有了。

(正房)。

正房三间，是全院的最高大建筑，是全家族长辈居住的房间。大家注意，三间正房的东西山墙的月亮门内，还各隐藏着一个与外院相同的约1平方丈的小院，小院内各有一间小北屋子，与正房相比，显得矮小多了。这就是所谓“三正两耳”。其实正房按占地面积算，完全可以盖四大间，不要小耳房。那是不行的，因为按“规定”正房只能盖成三、五、七的单数，不可以盖成偶数，那属于“四六不成材”。

(不标准的四合院)。

由于占地面积、经济条件等的不同，地皮不可能方正大小尽随人意，也可能这边多一块，那边少一块。如耳房盖二小间，或是另盖一个小跨院等。尤其是小跨院的布局，虽然不在标准的范畴之内，却是更增加了“庭院深几许”的情趣。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在标准四合院的基本布局上，可扩展到大四合院，如大家去过的四川饭店，就是一处正房七间，又有抄手穿山游廊的华丽大四合院。

与华丽相反，还有简陋四合院，用烂砖砌墙、榆柳杂木做屋架，显得简陋多了。有的院落没有南房，就称为三合院。像这样的四合院或三合院，在大家串过的这些小胡同中是比较多的。

(王府不是四合院)。

有人说王府是座大四合院。此说不确，因为王府是“官式建筑”范畴不同于民宅，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如开门、墙高、台阶、窗楼、屋脊、殿顶等都有“法式”，不可便通，否则叫“逾制”，是犯法的。

四合院是极其精美、华丽的，但由于某种原因，如地皮面积所限，所建院落虽不大，但极精美。在“小而精”的要求下所建的院落，虽然狭隘，在工料上却十分考究，墙壁磨砖对缝，精镂的砖雕，灵巧的影壁，出檐的后墙。院内同样花木扶疏摆设着鱼缸、盆景，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现在咱们又回到北海后门了，请大家上汽车，回饭店。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速度加快，北京的四合院已不适合社会要求了。现在的北京人口比旧京时代成十数倍地增长，地皮没扩大，房屋要增多，只能向高处发展了。那么四合院在北京有了数百年的历史，为城市的发展做出过贡献，不能一下子就消灭了吧。是的，不全消灭，也不会再建新四合院了，只能把有些现状较好，有典型意义的增加些保护措施，以文物的形式保留下来。北京的决策者们正在做着这方面的工作。决策者们将需要保护的街巷，划分出25片文化区。在这些保护片区中不许大拆大建，只能在原风貌基础上进行改造。大家可曾知道，我们为什么选择什刹海这个地区，来让大家游览吗?其实大家也看到了，这里景观多样，有山，有水，有古建，有庙宇，有胡同，有王公府第等。北京市政府精心保护的25片文化区中，什刹海地区是最大的一片。

东河区红色旅游导游词篇十二

(社会变动旧地名不适应)。

一般说来，地名一旦形成，人们口头代代沿传，便改动不易。有些地名自元代出现一直叫到现在也没改变，如前面提到的砖塔胡同、王府井西侧的菜厂胡同、钟楼前面的沙拉胡同等。沙拉是蒙古语珊瑚的意思，清代曾音译叫舒噜，今仍叫沙拉。有些元代的地名或城门，明代就已改名了，可是一些老人仍叫旧名，如元代的齐化门、平侧门、顺承门，明代已改名为朝阳门、阜成门、宣武门，一直到北京解放前还叫着旧名称，可见其生命力之大。

还有一个需要改名的原因，就是重名问题。胡同名称既然是自然形成的，难免有“不约而同”之处。据1944年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记载，北京有扁担胡同16条，井儿胡同14条，花枝胡同11条，口袋胡同11条，箭杆胡同7条，堂子胡同7条等等，北京城区重名的胡同有600多条。重名问题，在旧社会时矛盾不太明显。那时人口少，居民不大搬家，有的房屋一住就是一辈子，甚至几辈子，找人还算方便。新中国成立后就不成了，本市与外界联系剧增，外地人口进京者成为洪流，找人、办事、通讯，都因地名相同而产生极大的不便，必须加以科学的归纳，整理和改动。

改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鲁迅先生说的“言不雅训”，即听起来不好听。有些胡同在取名初期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形成了地名。久之，情况发生了变化，再听起来就不雅了，如裤裆胡同、母猪胡同、焖葫芦罐、屎克螂胡同、狗尾巴胡同等等。这些不雅的胡同名称，老百姓有改名的要求。

(拉香盖臭谐音改名)。

地名如何改动是一个科学问题。有些地名既然非改不可，就必须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经过历史检验实践证明，改动地名的原则是态度慎重、群众接受、尊重历史，拉香盖臭、利用谐音。

““””期间，草率行事，用行政命令手段把少数人的意愿强加于人，也是行不通的。例如东城交道口南大街西侧有横排并列的菊儿胡同、秦老胡同、前、后圆恩寺、棉花胡同等9条胡同，““””期间一道命令旧名全部取消，改为由南向北排的“大跃进一至九条”。人们尚未习惯，又一道命令改为由北南排的“交南一至九条”。改名不采取慎重态度，群众不能接受，现在又恢复了旧名，广大群众又感到方便了。

通过地名研究，知道了北京地名的复杂性。北京的胡同到底有多少呢?这又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因为胡同的数目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老北京人曾说，“北京的胡同大的三百六，小的赛牛毛”。这种说法中的大胡同三百六，其根据可能是指《析津志》中所载元代的“火巷”三百八十四条而言，至于“赛牛毛”肯定是数不清的意思了。经过诸多专家的考证，目前已有了一个大约的估数和比例。

元代按《析津志》记载，大都城内有火巷和胡同共400多条;。

清代按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北京城内有街巷条左右，其中胡同960多条;。

民国时期，按观光局在《北京指南》上公布的北京内外城，共有街巷2500条左右;。

新中国成立初期，按《北京导游基础》记载，当时北京有街巷2550条条;。

东河区红色旅游导游词篇十三

各位旅客朋友们：

大家好!

为保护古都风貌，维护传统特色，北京城区划定了二十余条胡同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像南锣鼓巷、西四北一条至八条等就被定为四合院平房保护区。

自元大都以来形成的老北京胡同成棋盘式格局。胡同的形成和发展，在其名称上也留下了历史变迁的痕迹，并反映出社会风情。

每条胡同一形成，人们自然会给它起个名，这个名称一旦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叫开了，就确确实实地代表了这条胡同在整个城市中的方位，成为人们交往、通信等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标志。这是胡同名称的实用指代作用。

由于胡同名称从元朝开始形成胡同起，一直都只是靠人们口头相传，至于用文字写在标牌上挂在胡同口上，只是民国后才有的。

北京的胡同虽然看起包罗万象，既有河湖海(大江胡同、河泊厂胡同、团结湖、海滨胡同)、山川日月(图样山胡同、川店胡同、回升胡同、月光胡同)、人物姓氏(张自忠路、贾家胡同)、市场商品(菜市口胡同、银碗胡同)、工厂作坊(打磨厂、油漆作胡同)、花草鱼虫(花枝胡同、草园胡同、金鱼胡同、养蜂夹道)、云雨星空(云居胡同、雨儿胡同、大星胡同、空厂)、鸡鸭鱼肉(鸡爪胡同、鸭子店、鲜鱼口、肉市街)等等，名目繁多，令人看着眼花缘乱，但如果认真分析，还是有其自个儿内在的规律的。

多以衙署官方机构、宫坛寺庙、仓库作坊，桥梁、河道、集市贸易、商品器物、人物姓氏、景物民情等决定胡同、街巷的名称，其中许多沿用至今。

1.以形象标志来命名。

因而好多胡同都是以一个较明显的形象标志来命名的，这也表现出北京人的实在、直爽和风趣，象较宽的胡同，人们顺嘴就叫成了“宽街”、窄的就叫“夹道”、斜的就叫“斜街”、曲折的叫“八道湾”、长方形的称“盒子”、短的有“一尺大街”、低洼的有“下洼子”、细长的叫“竹杆”、扁长的称“扁担”、一头细一头粗的叫“小喇叭”等等。

还有以特殊标志命名的胡同，如堂子胡同、石虎胡同、柏树胡同(今百顺胡同)、铁狮胡同等。此外，还有以当地特点或形状命名的胡同，如耳朵眼胡同、罗圈胡同、椅子圈胡同等。

2.以地名命名。

早年间，最显眼、最突出的标志就要数城门、庙宇、牌楼、栅栏、水井、河流、桥梁厂，所以就出现了以此命名的西直门内、外大街、前、后圆恩寺胡同、东四(牌楼)、西单(牌楼)、大栅栏(老北京人读成：大市腊)、水井胡同、三里河、银锭桥胡同等胡同名称。

3.树木植物。

有的小胡同附近没有这些特别显眼的标志，胡同中种的树多，就有了柳树胡同，枣林胡同、椿树胡同等以树命名的胡同。

4、方位。

许多胡同在起名时为了好找，还在胡同名称前加上了东、西、南、北、前、后、中等方位词，象东坛根胡同、西红门胡同、南月牙儿胡同、北半壁胡同、前百户胡同、后泥洼胡同、中帽胡同等。

因为胡同名称是住在胡同里的北京人自发起的，所以有不少北京的土语在里边，象背阴儿胡同、取灯儿胡同、闷葫芦罐儿胡同、答帚胡同、胰子胡同、嘎嘎胡同等。

还有不少胡同带有儿音，更显得京味儿十足，象罗儿胡同、鸦儿胡同、雨儿胡同、上儿胡同、帽儿胡同、盆儿胡同、井儿胡同等。

6、吉祥话。

有些胡同名称还能表露出人们的美好愿望，人们总乐意用一些吉利的字儿来给胡同起名。象带有什么“喜”啊、“福”啊、“寿”啊等字眼的胡同就有喜庆胡同、喜鹊胡同、福顺胡同、福盛胡同、寿长胡同、寿逾百胡同等等。还有带着“平”啊、“安”啊、“吉”啊、“祥”啊字眼的平安胡同、安福胡同、吉市口胡同、永祥胡同等等。

还有富于浪漫色彩的胡同名称，如百花深处、杏花天等，也有可笑的狗尾巴(老北京人读作“狗乙巴”)、羊尾巴烊乙巴)胡同等等。

7、以衙署官方机构命名的胡同。

如禄米仓、惜薪司、西什库、按院胡同、府学胡同、贡院胡同、兵马司等，以皇亲国戚、达官贵族的官衔命名的胡同如永康侯胡同、武定侯胡同、三保老爹胡同(三保太监郑和故居今名三不老胡同)，吴良大人胡同等。

8、以市场贸易命名的胡同。

如鲜鱼口、骡马市、缸瓦市、羊市、猪市、米市、煤市、珠宝市……。

9、以寺庙命名的有隆福寺街、大佛寺街、宝禅寺街、护国寺街、正觉寺胡同、观音寺胡同、方居寺胡同等。

10、以手工业工人和一般居民姓名命名的胡同有砂锅刘胡同(今大沙果胡同)、汪纸马胡同(今汪芝麻胡同)、骟马张胡同(今栓马胡同)、孟端胡同、刘汉胡同(今刘海胡同)、安成家胡同(今安成胡同)。

11、胡同与人名。

北京的胡同，名字很有讲究，是我们研究明清社会的参考资料。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以后，他的功臣大都居住在北京，不少胡同以此得名。

如永康侯徐忠住宅所在的胡同就叫永康侯胡同，即今天北城的永康胡同。武安侯郑亨住宅所在的胡同叫武安侯胡同，后来错叫武王侯胡同，即今天的西四北八条。

明初大将军徐达长期居住在北京，他的长女嫁给了当时的燕王朱棣。朱棣攻打南京时，徐达第四子增寿为朱棣通风报信，被建文帝杀掉。朱棣进南京后抚尸痛哭，他即位后就追封徐增寿为武阳侯，不久又封定国公，定国公徐氏居住的街巷就叫定府大街，也就是今天北城的定阜街。

至于今天的三不老胡同是三保太监郑和故居所在地。郑和人称三保老爹，他居住的胡同叫三保老爹胡同，后来讹称为三不老胡同。东城的无量大人胡同，即今天的红星胡同，是吴良大人胡同的误称。吴良是明太祖手下大将。

明朝中叶以后商业经济发达起来，当时有些个体劳动者也以他们出色的劳动为他们居住的胡同留下了名字。如明朝南城有个姓唐的洗布帛的劳动者，他们居住的胡同就叫唐洗白街，即今天崇文区的唐洗泊街。

宣武区有条粉房琉璃街，那是粉房刘家街的误称。东城有个姓姚的手工业劳动者，铸锅铸得好，他家所在的胡同就叫姚铸锅胡同，后来被讹称为尧治国胡同，就是今天北京站西街附近的治国胡同。

北城有个豆腐陈胡同，后来讹称豆腐池胡同。明朝还有个特点，当时制作祭祀用的纸马铺很多，这反映了明朝宗教活动盛行。胡同名字中就有汪纸马胡同、何纸马胡同，今天都已讹称为汪芝麻胡同、黑芝麻胡同了。

北京的胡同名称，实际上是以人为中心的，有的胡同直接以人名来命名。也有不少胡同虽没以人名来命名，但其中却有名人故居，像米市胡同里有康有为故居、北半截胡同中有谭嗣同故居、珠朝街有孙中山先生到过的中山会馆、小杨家胡同是老舍先生的出生地、护国寺街有梅兰芳故居，后圆恩寺胡同有茅盾故居、西四北三条有程砚秋故居等等。而其它各类胡同名称虽不是直接以人名来命名的，但也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直接关系。

象文丞相胡同、张自忠路、赵登禹路等胡同的名称都是人们为了纪念民族英雄而命名的，从而明显表达了人们对民族英雄的敬慕。这就说明胡同的名称绝不仅仅只有实用的指代作用，还具有美学功能和人文倾向。

东河区红色旅游导游词篇十四

清末以前，中国尚处于落后的自然经济状态，封建意识中经商也是下等之事，故北京是个以帝王贵族为主的游手好闲、玩乐消费城市，其生活景象种种，大多集中于胡同中。四合院是那个时期生活形态和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到清末，胡同到此由盛至衰。这是北京胡同随着封建制度开始瓦解的一个自然的发展趋向。

乘坐红色顶篷黑色车身的人力三轮车是游览胡同的主要交通工具，如果是春夏秋三个季节，除了人力三轮车外，游客们还可以乘坐古老的人力橹船，在什刹海水域里浏览两岸的民间生活景象。傍晚船上点起马灯，船头由一名怀抱丝竹乐器的小姐弹奏轻柔动听的民间乐曲，船过银锭桥摇向后海，游人在船上或品尝茶点、或进行烤肉聚餐，日落西山，夜幕升起，船上游客点起纸河灯放入水中，轻声许愿，灯浮水面随船尾而动，忽明忽暗闪烁一片，恍如回到唐宋年间的秦淮河上……夏季特别推荐在日落以前傍晚时分到胡同去游览，因为这时的什刹海沿岸，民间活动特别丰富热闹，胡同里老百姓生活也特别活跃和多种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