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优质1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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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篇一

摘要：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建设意义已经趋于共识，但具体的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众多现实的困境，产品的非标准化、消费者体验的差异性、品牌运营组织的弱势、农产品供应链的滞后发展以及监管不力等都使得区域品牌建设路途艰难。因此，有必要推进农产品品质工程，使品牌经营者归位，深化产业链开发，加强法规建设和建设保障，并运用现代营销思维进行推广。

关键词：农产品区域品牌;品牌特性;困境;对策。

农产品区域品牌是指以独特自然资源及悠久的种植、养殖方式与加工工艺历史的农产品为基础，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被消费者所认可、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名称与标识，它是一个地域内农业生产经营者共用的公共品牌的标志，以特定特色化、规模化的农产品的地域集聚为基础。目前，国内学者对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的意义以及发展趋势已经趋于共识，加强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是提升国内农产品竞争力，促进传统农业产业升级，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路径。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任重而道远，存在着较大的困境和阻力，建设成效普遍未能达到期望。因此，需要对现实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以解决相关难题。

一、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特性。

与工业品品牌不同，农产品区域品牌有其独特的内涵，需要从根本上认知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特性，从源头上加强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的认知。

(一)区域性。

由于农产品的品种和质量均受制于自然条件的综合影响，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创建必须依托于一定区域的独特资源，包括区域资源禀赋、区域历史文化的积淀，体现了历史渊源的沉积，农产品区域品牌具有鲜明的区域性，这是区别于其它区域农产品的核心要素，也是农产品区域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二)共有性。

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建设是多元主体的活动，政府、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生产者均参与其中。从产权性质上看，农产品区域品牌是一种集体公共产权，不能为某个人或某个企业所垄断，是地方性共有权，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即品牌权益体现为地域内的共有性和地域外的排他性，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生产者集体可以使用，同时其他地域范围的生产企业和经营者或本地生产的不具备特色要求和传统条件的企业将被禁止使用。

(三)外部性。

农产品区域品牌具有典型的经济外部性，即区域成员使用区域品牌的成本与后果不完全由其承担，同时其行为后果会对他人和品牌造成非市场化的影响，既具有正外部性，即个体成员的品牌活动使他人或区域品牌总体受益，也有可能是负外部性，即个体成员的品牌活动使他人或区域品牌总体受损而无需为此承担成本。

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特性决定了其建设过程与工业品品牌建设有着不一样的规律，产权共性使得农产品区域品牌从创建开始就存在制度上的“先天缺陷”。品牌权益的共有性既可以使资源利用实现充分化，也可能使其利用过度而导致出现“公地悲剧”现象，区域内成员为追逐个体利益而最终损害区域品牌的公共利益，产生典型的“柠檬市场效应”。除此之外存在的各种现实困境，也加剧了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的难度。

(一)非标准化生产决定了农产品品质的不稳定性。

农产品生产涉及产地特有的自然环境条件，包括气候、土壤、水源等因素，并关联特定地域的传统工艺及人文因素，质量标准往往很难描述，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一方面，农产品生产受制于自然因素的综合影响，产量和质量难以稳定。即使在一片特定的区域内，也有可能由于光照、土壤、温湿度等自然条件的差异，农产品品质难以保证绝对的一致。同一区域内不同年份生产的农产品也会因为气候条件的变化而产生品质差异。另一方面，与工业品的标准化大生产模式不同，现有国内大多数农产品的生产仍然还处在小规模分散经营的状态，种子和种植管理、产后加工等生产环节仍属于非标准化生产和加工，不同生产者提供的农产品品质存在较大差异。农产品品质的不稳定直接动摇着农产品区域品牌的根基，难以保持持续一致的消费者体验和市场评价。

(二)消费者体验的差异性容易导致市场口碑的不一致。

高度一致的美誉度是品牌建设的理想境界，也是品牌资产增值的有力保障。然而，消费者市场的客观差异性增加了农产品区域品牌口碑积累的难度，使品牌推广效果难尽人如意。

1、口味差异。受地域、年龄、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消费者口味不同，对农产品的喜好不同，其选择、购买农产品会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对于同类农产品，不同消费者的认知、体验和评价都有较大的差异性，同一农产品要适应整体市场的难度较大。

2、观念差异。国内消费者的经济收入、生活方式存在较大的差异，对品牌农产品的需求也存在较大的观念差异。部分消费者开始追求高品质的农产品，但众多传统消费者对品牌农产品仍存在价格顾虑，品牌农产品难以广泛推广。

3、认知差异。消费者对品牌农产品、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等概念的认知度不同，对产品的最终评价存在较大的差异。有的消费者认为物有所值，也有可能不值。消费者的感性消费、体验和认知的差异增加了区域品牌农产品的建设难度，市场口碑的不一致往往使品牌培育产生事倍功半效果。

(三)欠发达的品牌运营组织决定了品牌管理能力的薄弱。

由于国内农户生产规模小，市场风险抵御能力弱，无法成为区域品牌建设的主体，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创建一般形成“政府主导、行业协会协调、龙头企业参与”的关系。基于区域品牌权益共有的特性，在实际运营中行业协会起到连接政府、市场、企业的作用，并起到规范农产品区域品牌运营的作用，龙头企业起到示范带头作用。但目前国内的农产品行业协会存在会员覆盖面较低，合作松散、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农户的主人翁认同感低;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能力偏弱，企业与农户之间仅仅是购买劳动力和低级农产品等简单购买关系，农户的共同创造价值感较低，未能形成完全融合的利益共同体。两者品牌运营管理能力都较为薄弱，不但体现在品牌推广中缺少专业化的运作思路，而且一旦出现有损区域品牌的市场行为，往往也无能为力，无计可施，无法挽回不利局面。

(四)农产品供应链发展滞后增大了农产品区域品牌的运营障碍。

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建设必须依赖于供应链的高效运作，特别是在消费者最为敏感的品质和配送环节，否则将难以赢得市场。国内传统农产品物流体系中信息流、商流、物流和资金流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分离，不能很好地解决农产品在产供销中所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并由此带来信息滞后及不对称和交易手段的单一，客观的产业环境助长了农产品区域品牌中“柠檬市场效应”。另外，国内农产品加工、运输、物流配送、冷链基础等环节都还很薄弱，在农产品末端配送环节屡出问题，导致消费者不满，市场口碑下降，这极大障碍了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美誉度积累和重复购买。

(五)法规监管的欠缺提供了品牌损害行为的运作空间。

国内相关法规存在众多不健全和不完善之处，如农产品的标准化水平低，农产品标准数量严重不足，而且标准不统一，标准技术的研究缺少系统性和前瞻性;有关区域品牌的保护的法规和制度比较粗化，面临实际问题时操作弹性过大等，这些无疑留下了众多的法规空隙，让不法行为有机可趁。在品牌监管方面，原产地保护、品牌意识以及政策执行力等方面都还比较滞后，更有一些当地政府只考虑眼前的经济利益，缺乏长期品牌意识，任由生产经营者鱼目混珠。即便实施监管理，也仍停留在罚款、认证收费等简单管理形式上，而缺乏集体品牌维护意识和管理能力，对过程控制监管不力，所有这些，无形中为滥用农产品区域品牌提供了空间，最终阻碍区域品牌整体发展。

三、对策建议。

(一)提升理念，推进区域品牌农产品品质工程。

品质是品牌的基石，消费者对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偏好皆根植于对其品质的喜爱。由于农产品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的特殊性，因此更需要对其品质加强管理。生产经营者需要转变观念，提升品质理念，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参考现代工业的生产模式和技术引入生产标准，从种植区域的选择、品种的筛选、生产种植管理以及后期的加工都提供明确的标准，对传统农产品的生产作业、加工处理等全过程环节进行标准化改造，确保市场上供应的区域品牌农产品与广告宣传的品质相符，做到名符其实。

(二)明确主体，增强品牌专业运营能力。

明确农产品区域品牌“所有者”角色，具体行使“所有者”职责，解决区域品牌所有者缺位以及被免费使用的问题。在保证品牌权益集体共有的前提下，组建适当的组织，如行业协会、合作社等担任品牌的“所有者”，详化工作职责，细化工作要求，建立健全的管理机制，真正行使协调内部成员行为，保障行业或区域内共同利益的职责，并建立真正的利益约束机制，结束免费使用区域品牌的惯例。引进专业的品牌管理人才，强化农产品区域品牌的专业运营，加强品牌的建设规划，科学制订品牌推广策略，提升区域品牌运作的市场驾驭能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做到运筹帷幄。

(三)合理定位，加大整合营销推广力度。

改变广大农产品在市场营销过程中面向全国市场、全体消费者的.大一统的经营思路，提升农产品的经营水平，根据现代营销理念，结合农产品的特有资源禀赋和文化内涵，进行合理的产品定位，并选择合适的目标市场消费者群体，有针对性地、有侧重地进行市场推广，力争做到目标市场上产品口碑的一致性和有效性。设计区域品牌的识别标志，提升农产品区域品牌的整体形象。充分利用传统媒体、电商平台、移动网络等渠道进行整合营销，加大市场推广，通过广告，宣传等方式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识别度，充分利用科技手段防伪，做好市场信息沟通工作，增强产品信息的透明化以及普及化，尽可能地让消费者对产品的形状，口味，品牌，防伪标记等产品特征有一个较为清晰和全面的了解，增强消费者对区域品牌农产品的认知，使其拥有足够的产品信息和一定的产品识别能力，消除“柠檬市场”存在的客观条件。

(四)精细配套，深化农产品供应链开发。

深入推进农产品产业化进程，延伸区域品牌农产品的产业链，推进精细化加工和全方位的配套服务，从整条产业链保障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市场推广。在生产加工环节，研发相关附加产品，使初级农产品向商品化提升，形成以核心产品为主的产品系列，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市场需求;在市场服务环节，大力加强包装、运输和物流配送的市场化开发，奖励创新商业模式，使农产品与消费者的日常需求能有效衔接，提供安全、便利、快捷的服务，有效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的日常需求。另外，还可积极挖掘农产品区域品牌的附加值，包括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充分挖掘，与农村文化建设、旅游业等产业进行联动发展，带动一方经济的整体发展。

(五)健全法规，加强区域品牌建设保障。

目前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通过商标法律，以证明商标的形式来保护的，如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柑桔”就在我国取得了证明商标专用权。健全国内有关原产地保护的立法体系，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在法律上修正产权共有性的不足，以便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中尽可能地保护品牌的知识产权。同时，完善监督机制，加大打击力度。很多农产品由于区域内外生产经营者的“滥用”，使得艰辛培育的品牌几乎毁于一旦。完善监督机制和统一的游戏规则，整合监督管理权，化解多部门职责交叉又责任不明的问题。当地政府需要具有品牌建设的长远眼光，广泛宣传知识产权保护，加大打击力度，一旦发现有违法行为，应该给予侵权者刻骨的教训，为其不法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净化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建设环境。

参考文献：

[1]李亚林.农产品区域品牌：内涵、特征和作用[j].企业导报，2010.

[2]吕健.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农产品品牌建设问题探析——基于对两种特色农产品的调查与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5.

[3]丁丽劳，农产品供应链[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3.

[4]王玉莲.中国农产品品牌发展研究[ml.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许莹：江大学城市学院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市场营销。)。

文档为doc格式。

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篇二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对国民经济的总量控制和经济结构优化具有灵敏、有效的调节作用。运用金融手段，借助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国家可以通过控制信用货币的供应量，间接控制社会总需求，从而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的总体目标。因此，建立和完善以中央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至关重要。在整个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中，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完成其任务和实现其调控职能的核心所在。货币政策不是对单个银行或某一经济部门采取的具体经济政策，而是一种总量调节和结构调节相结合，并以总量调节为主的经济政策，其涉及国民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供应量、信用量、利率、汇率以及金融市场等诸多宏观经济指标，并通过对这些指标的调节和控制进而影响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因此，金融法应将维护货币政策确定为自己的基本原则之一，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区别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两个概念，并进一步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确保政府有效转变其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坚持这一原则，就要坚持稳定货币，抑制通胀，优化结构，发展经济，通过制定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与客观经济规律的基本要求一致起来，使货币政策在金融法的保障下在各种金融活动中得到积极有效的贯彻和实施，进而实现国家的社会经济规划目标。

二、安全流动效益原则。

以商业银行为例，我国《商业银行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商业银行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由该立法规定和立法精神看，各商业银行的经营宗旨就是围绕维护银行资金运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而展开，银行资金的安全和效益不仅仅是银行的立足之本，同时也是存款人和贷款人的利益重心。应该看到，除商业银行之外，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财务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其业务经营也同样把资金（或金融资产）的安全、流动和效益作为根本宗旨，这在货币、有价证券、金融衍生工具等金融资产的经营和金融服务的市场化中都可以获得证明。如证券上市制度，其目的就是赋予证券更强的流动性。从这一宗旨的含义看，安全性着重强调金融机构旨在追求业务经营的长期稳定和免遭风险损失；效益性则突出反映了金融机构同样要追求盈利和经济效益的企业性质，盈利是所有企业经营的首要目的，当然也是终极目的；流动性关注的则是资金或金融资产的周转速度和频率，它和安全性和效益性显然不无关系。实际上，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其相互之间既会发生冲突，又可以协调统一并进而形成有效的平衡。流动性既保障安全性，又以效益性为物质基础，效益性则以安全性和流动性为实现前提。细言之，流动性是金融资产发现市场、在市场上寻求最有效利用机会的现实要求。坚持这一原则，就是要在保障金融资产安全的前提下，提高金融资产的周转速度，增强金融资产的使用效益，使一切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都认真贯彻这一原则，严格各项管理制度和监督检查制度，促进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三、利益平衡优化原则。

在金融法律关系中，不同利益的存在是客观的，单纯、一味地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或者客户利益会有失偏颇。笔者认为，在金融法中应当集中体现出对各方利益的平衡协调思想，把利益平衡优化确立为金融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金融市场的发展既离不开个人以及工商企业等投资者的积极参与，也离不开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用心经营，更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扶持与协调。投资者的利益固然重要，但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不能以损害金融机构利益为代价，同样，对金融机构的利益保护也不能以牺牲社会整体利益为代价。例如，证券法律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以克服证券市场中的欺诈、误导、过度投机和市场操纵为基本目标，保护投资者利益是题中应有之意。但是，证券法律制度除了保护投资人利益之外，其终极目标则是保证证券市场运行的顺畅，保证证券流通的顺利进行，这与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证券市场主体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同样有着重要关系。金融法应以“调解人”的角色出现，为双方设定合理的私权益分配，补充双方的意思表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使双方磋商谈判的交易成本得以降低，或者降低法律救济成本，通过快捷地解决投资纠纷而使资本流通恢复正常。

四、有效监管原则。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和对外依存度的逐步提高，国际服务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中的波动对国内经济和金融业的影响日益增加。我国金融业在发挥动员、分配资金作用的同时，也使经济运行中的诸多矛盾和风险向自己集中。在此情况下，在金融法中强调确立有效监管原則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金融机构多元化、业务交叉与竞争的格局已经形成，从起我国逐步建立了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使隶属于中央政府的三个金融监管部门（即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各司其职，分工合作，集中专门人才，提高监管效率和监管水平，使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职能更为凸出，金融监管和金融服务职能更富效率。然而，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方式仍比较单一，监管手段以直接监管和外部监管为主，科技水平比较低，无法实现实时监控，从而导致监管成本高效率低，直接影响了监管的效果。为此，应适当调整和缩小政府监管的领域，采取国际通行的综合监管方法和手段，建立健全对金融机构非现场和现场检查制度，建立和完善对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综合性指标评价体系，从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建立和完善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和市场化的风险化解机制以及风险损失补偿机制，并注意发挥行业自律、审计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实现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有利于发挥政府的监管作用，有效督促金融机构按照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的原则开展业务经营活动，进而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实现金融业的高效运行和公平竞争。

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篇三

客戶之间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交易，网络平台需要宣传一些优质客户，这样非常容易造成客户信息泄露，这就给一些竞争者提供了可靠信息来源，在网络平台的背景下，优质客户是核心竞争品牌，是企业、个人都原意跟合作的用户。网络平台为用户之间交易提供一个可靠平台，方便了用户交易，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存在一定程度上商业泄密，具有一定的法律风险，因此网络平台需要不断完善，对优质客户信息等起到保护作用，另一方面客户需要对商业机密、重要信息需要提供保留。

（二）借贷之间存在的'法律风险。

通过网络平台借货一般要比银行利率高很多，即使国家规定利率最高不能多于银行利率4倍，但一些客户想要借到资金，给客户利率要高出很多，这就给尤其大客户借货之间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借款方投资成功，基本能按合同要求本金返回，但投资失败，想要回本金很难，因此投资者通过网络平台借货，需要理性行为，要多方面考察，起到稳妥作用，降低互联网金融的法律风险。

二、互联网金融法律当前面临的管控问题。

（一）创新发展的管理政策面临着不可预测的风险。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对国内银行产业产生一定影响，各大银行都采取一定措施，这就给互联网企业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挑战，互联网金融企业在工作过程中，需要不断创新，能吸引更多客户进行互联网金融投资，保障互联网企业的效益。但互联网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存在监管企业分工不明确，一旦出现问题，互相推诿，影响互联网企业的信誉。互联网企业发展面临管控问题，必须根据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式，保障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来源，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二）转型过程面临着法律落后的风险。

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快速发展，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但关于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文件不多，但随着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快速发展，之间的法律、法规文件以及落伍了，不能满足现代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发展。现在互联网金融企业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涉及领域增多，出现问题也在增多，需要国家出台法律条文进行问题解决，法律与法规的停滞，影响了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快速发展，对互联网金融企业转型过程面临法律落后的风险。

三、互联网金融法律当前面临的管控问题。

（一）实施互联网金融业务许可制度。

许可制度是对互联网金融企业设定标准，对资力不够企业清除市场，这对客户的资金投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目前国内互联网金融监管主要采用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监管模式，其中监管主体众多，导致监管效率提不上来，因此在不断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过程中，还需要各监管部门之间积极地配合、沟通工作，另外对于互联网企业有关业务，监管部门还可以实施第三方支付许可证、中间业务许可证以及基金销售许可证等准入制度，进而使消费者得到相应的知情权，加强社会群体对互联网金融机制监管。互联网金融企业发展，必须有一定的信誉，让客户认可互联网金融企业，这样才能促使更多客户参与互联网金融企业，促进互联网金融的企业的发展。

（二）健全互联网金融责任追究机制。

建立互联网金融责任追究机制，是对客户财产保护，对金融企业发展都起到保护作用。相关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应当按照现在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客户信息的保护。对于那些资产庞大的p2p网贷以及众筹平台，由于其牵动着整个社会的利益，因此需要在当地的执法部门进行备案，并在公安部门提取相关的备案证明，从而使企业自身得到国家信息安全部门的安全保护。同时还应该加强对互联网金融投资的安全教育工作，让投资者对互联网金融有一个全面的认知，逐渐增强他们的风险意识及自我保护能力，对集体诉讼和多元纠纷等各种调解机制进行优化，并将责任制度简化落实，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篇四

经济伦理学是当前伦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它体现了经济学与伦理学两个学科之间的交流、时话和融合.就目前国内外经济伦理学研究的现状来看,经济伦理学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特别是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交叉研究,使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内容得到深化,领域得以拓宽,方法有所更新.

作者：郑立新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广东广州,510275刊名：云梦学刊英文刊名：journalofyunmeng年，卷(期)：25(2)分类号：b82-059关键词：经济伦理学研究综述

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篇五

在如今互联网时代的推进作用下，金融领域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在当前金融抑制、金融行业同质化竞争以及互联网金融法律不全等的现实环境中，金融行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金融创新是驱动金融行业发展的前进动力，通过与互联网的充分结合，金融行业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生态环境[2]。

一、互联网金融的涵义。

随着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当传统金融业搭载上互联网这趟快车融合而成“互联网金融”正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互联网金融的应用和发展本就有大堤之势，蚁穴则是相关法律的滞后性和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伴随存在的危险性和局限性。未雨绸缪，针对互联网金融衍生的风险制订出有效的防范对策已十分紧迫。

二、我国现有互联网金融的主要模式。

（一）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是指非金融机构作为收、付款人的支付中介所提供的网络支付、预付卡、银行卡收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其他支付业务。时至今日，第三方支付得到许可证的企业数量，以及所涉及的业务总额已十分庞大。

（二）余额宝。余额宝全名为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是通过互联网渠道销售的货币基金。截至目前，投资人数超过股民人数，天弘基金也进入世界前十大基金行列。余额宝兼具商品和金融的属性，可实现消费与理财的功能。当网购时，余额为支付宝的负债，当将余额转入余额宝时，开始计算理财收益。

（三）p2p网贷。p2p网络贷款指的是通过网络实现个体和个体之间的直接借贷。由于征信体系不健全，为获取投资人的信任，我国的p2p平台大多采用保本模式。如果出现账款逾期或坏账，先由担保机构向投资人偿还，担保机构再向借款人追偿。正因如此，p2p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又大规模倒闭。约有七、八十家平台跑路，引发很多刑事和民事案件。

（四）众筹。众筹，指通过互联网个人或小企业向大众筹集资金的一种项目融资方式。根据众筹的筹集目的和回报方式，可分为商品众筹和股权众筹两大类。

三、我国互联网金融面临的法律风险。

（一）商业泄密隐藏的法律风险。对于网贷平台来说，优质的借款人就是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而p2p网贷平台为了使信息得到平衡，通常会在网上会发布一些优质借款人的具体营业信息，以获得更多投资人和出借人的信任，这样以来，网贷平台无意间就泄露了自己的商业信息，同时也给其他的竞争者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二）第三方支付的法律风险。1、主体资格与经营范围突破现有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一章第三条明确规定：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是银行的专有业务。但从实际业务运行来看，支付中介服务实质上类似于结算业务。此外，在为买方和卖方提供第三方担保的同时平台上积聚了大量在途资金，表现出“类银行”业务即吸收存款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储值功能、接受银行卡的资金充值、支付交易），超出了有关法律法规对第三方支付机构业务范围的规定，且未纳入中国人民银行账户管理监管范围，会形成潜在的金融风险，可能为非法转移资金和xx提供便利。2、在途资金和虚拟账户资金沉淀的风险。在支付过程中，当吸收的资金达到相当规模以后，就可能产生资金安全和支付风险问题。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模式中，沉淀下来的在途资金往往放在第三方在银行开立的账户中，这部分在途资金，可能发生的风险有：（1）在途资金的不断增加，使得第三方支付平台本身信用风险指数加大。第三方支付平台为网上交易双方提供担保，但是没有人为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担保；（2）第三方支付平台中有大量资金沉淀，如若不能进行有效的流动性管理，则可能引发支付风险。此外，在内部交易模式下，涉及到虚拟货币的发行和使用。这超出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范围，无法纳入正规银行体系，不能得到监管的资金流是潜在的危险。

四、互联网金融法律风险的控制措施。

（一）构建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明确互联网金融监管主体、监管对象、监管范围。系统化梳理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业务范围，对应制定管理办法，从而进行监管。为防范虚拟平台交易风险向实体经济蔓延应加强金融监管相关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并定期监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状况。成立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制定详细可行的自律规范，加强金融交易信息的披露，从而更好的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自律组织的会员合法权益。构建完善的互联网金融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建立互联网金融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制定应急处理预案。

（二）加强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权益很容易受到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侵害。因此，需要制定相关权益保护办法，要求互联网机构加强信息透明度，尤其是对交易过程中的风险分配和责任承担以及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作出明确规定。此外，互联网金融混业经营的局面已经显现，所以更应完善跨行业、跨市场、跨区域协调保护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制度。在维权渠道方面，可以成立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设立赔偿机制和诉讼机制。利用社交网络，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和警示信息的扩散，从而提高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五、结束语。

總而言之，互联网金融已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其所带来的方便快捷已被人们所接收甚至习惯。但在当前的互联网金融中还存在着各种风险，对人们的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这就需要相关工作人员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研究工作，从法律角度思考对策，切实保护互联网金融中用户的消费权益，提高互联网金融的可靠性。

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篇六

20世纪中国伦理学是中国伦理文化的创世纪，拥有五千年悠久伦理文明的中国，直到20世纪才真正拥有了学科化和系统化的伦理科学。20世纪中国伦理学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从19至新文化运动为形成阶段，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底为第三阶段，此后为第四阶段。研究的主要内容有：(1)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与学科体系，(2)道德的.本质和类型，(3)社会的道德原则规范体系，(4)中国伦理向何处去及其道德建设等问题。总结20世纪中国伦理学百年发展的历程。给予我们许多历史的启示，其中最深刻的启示有三：一是开放的时代需要也离不开伦理学，二是应当正确对待古今中外的伦理文化遗产，三是伦理学必需面向社会道德生活的实际，为现实的道德建设服务。

作者：王泽应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刊名：东南学术pkucssci英文刊名：southeastacademicresearch年，卷(期)：“”(5)分类号：b82关键词：20世纪中国伦理学道德建设

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篇七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资源的日益丰富，网络对中学生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初中生正处于好奇心强，求知欲强，接受新鲜事物快的一个阶段，网络环境给学生的学习资源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在带来正面效应的同时，也会造成负面影响。如何应对网络给学校德育带来的问题，做好初中生的德育工作，这正成为每个教育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网络；初中生；德育。

计算机网络以其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且集知识和娱乐于一体的特征深受中学生青睐。网络环境给学生的学习资源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在带来正面效应的同时，也会造成负面影响。如何应对网络给学校德育带来的问题，做好初中生的德育工作，这正成为我们每个教育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就网络德育教育方面，提出以下几点认识。

一、了解网络，以身作则。

教师应主动学习网络知识，了解网络，提高自身的网络道德修养，才能做学生的表率。教育者应当也是受教育者，一方面是网络知识的学习，另一方面是网络道德素养的提高。只有掌握了网络工具，教师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学生上网的指导。

所谓“先莫先于修德”,塑造灵魂的工程师必须首先具备高尚的网络道德，从而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此，学校应组织全体教师进行网络远程教育培训，让教师在了解网络的同时，体会教师为人师表，必须率先垂范，做好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模范。

二、了解学生，合理引导。

网络资源兼具声色俱全、图文并茂、声情融会的特点，易于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同时信息内容复杂，既有科学、健康、有益的大量信息，伪科学、不健康、有害甚至反动的信息也充斥其中。庞杂的信息会造成人们思想的'迷惘，何况初中生自我约束力不足、道德规范意识不强，思想更容易被影响。

作为教育工作者，除了呼吁社会净化网络环境之外，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引导学生，培养学生正确的网络价值观。

首先，向学生推荐好的学习网站和优秀的少年儿童网站，让网络成为学生文化学习的“良师益友”.面向中小学的网站有很多，其中主要功能是补习辅导，设有学习方法指导、例题分析、试题、疑题介绍等内容。

学生网络浏览信息最初带有盲目性，我们可以向学生推荐优秀的少年儿童网站，()如：雏鹰网、童网、中青网等。

其次，建立班级qq群，通过学生的聊天内容，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对于涉及不健康的内容，我们要及时制止，删除这些内容，防止传播开来。

再次，学校建立网站、初中生贴吧，学生可以在学校网站上了解学校最新大事。在初中生贴吧，里面必须是科学、健康、积极、向上的信息，以此来感染、熏陶学生，时刻关注贴吧内容，发现有不健康、消极负面的内容，教师应及时清除不良信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获得更多的知识。

三、尊重学生，合理指导。

我们应该在网络环境下关注学生电脑，在网络服务器和学生电脑上安装防护软件，运用一些技术手段进行分级审查、限制，将不健康的内容过滤，减少不良信息的传播、污染，安装防“黑客”、防病毒软件，保护电脑安全，使学生免受毒害。

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引导他们将时间和精力用到学习和创造中去，让他们正确利用网络，提高学习兴趣。如，组织学生参加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比赛，我校初二一学生作品获得全省二等奖，同时将有创意的作品展示出来，让学生在学习和活动的过程中充分展示自己的综合素质，培养自己的创造能力，努力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充分获得成就感。

四、因势利导，实施教育。

学校可以举办网络德育方面的讲座，加强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法制教育和责任教育、人格教育和道德教育，提高他们辨别真假、是非的能力，让他们自觉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树立良好的信息道德和信息意识，从而能够清醒地对网上信息进行分析、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还可在网上开设“网络问题咨询室”,结合现实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与学生交谈，让他们在其中学到网络知识，同时培养他们的网络环保意识，让他们具有公德心和责任感，从而发自内心地认识到：全社会的人都应该自觉维护网络环境。

21世纪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网络时代，在这个世界多极化、思潮多元化、人的发展多向化的时代，网络已经渗透到学校校园里，尤其是网络的多媒体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可以在电脑屏幕上创设一种轻松、愉快的场景，为学生提供真实的表现效果，感染力极强，为增强人与人之间、人与网络之间的互动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们可以在教学中有机地渗透德育，要求学生不能在网上为所欲为，不能进入别人的网站搞恶作剧，不能随意对计算机系统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不能在网上散布不健康的言论等，而且阐述这些行为有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和社会危害，使学生自觉地远离一切有损网络的行为，让他们知道网络社会是全世界人们共同组建的，每一个有良知的网民都有责任维护和保持这个社会的正常秩序。

网络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德育工作，我们应该取其长补其短，充分发挥出它的效益，并且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关注学生的电脑，更关注学生的心灵，让学生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在网络环境中健康快乐地成长。

参考文献：

李久生。环境教育论纲[m].江苏教育出版社，.

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篇八

[摘要]：论文对20世纪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进行，主要内容有二，一是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学术环境，以相关研究成果为分析对象，对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学术演变进行回顾；二是剖析近年来学界在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领域中的基本思路，对理论前提、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的发展趋势作出说明，以使今后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有较清楚的学术起点。

关键词：20世纪/近代中国/外债/学术史。

受不同时期的不同学术环境的影响，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立论角度各有侧重，运用方法也有差异，因此在回顾某一领域的学术史时，仅仅罗列成果是不够的，还要剖析这些研究成果背后反映的学术脉络和时代背景。本文结合不同社会环境所提供的不同学术条件，回顾20世纪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学术演变，并力图总结近年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基本思路及发展趋势，以冀对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有所推进。

中国近代外债史的专门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时值财政问题突出，为了摆脱困境债务危机，有关部门对外债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如交通部编辑有《中国铁路借款合同全集》（1922年）、《交通债款说明书》（1925年4月）、《交通部经管各项债款说明书》（1927年4月）；交通部电政司编辑有《交通部电政债务史》（1936年）；财政部编辑有《财政部经管有确实担保外债说明书》（1927年7月）、《财政部经管无确实担保外债说明书》（1927年7月）等；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辑有《中国外债汇编》（1935年）等。

资料整理之余，一些学者研究外债史，如中国银行的《中国政府的债券与债务》、刘大钧的《外人在华投资》（1929年）、万籁鸣的《整理中国外债问题》1，贾士毅的《国债与金融》2、汤象龙的《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偿付的》3和《民国以前关税担保之外债》4等均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此时，各国在华银行也进行了外债资料的整理和相关的研究，一些银行的总经理、总会计师在报告银行业务时，对外债问题有专门说明，并撰写了专题研究报告，粗略算来，有贝林的《中国的外债》5、孔士的《中国的国外公共债务》6、菲尔德的《美国参加中国银行团的经过》7、亨利・巴尔的《中国外债研究》（1934年1月1日）8、田村幸策的《支那外债史论》、土屋计左右的《中华民国的国际信贷》9等。

抗战期间及抗战后，外债资料整理继续进行，如交通部编辑的《交通部债务汇编》（1943年11月）涉及了铁路外债和电政航政外债的举借、偿还；财政部编辑的《财政部经管外债说明书》（1947年）说明了战前外债、战时外债和战后外债的情况。由于抗战时期政府举借了一系列的外债，一些学者立足现实，研究了外债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表现，撰写的论著有：《甲午前中国外债考》、《从六国银行团到善后大借款》、《民初善后借款之交涉》、《中国铁路外债合同之史分析》、《我国外债研究》、《庚子赔款与中国外债》、《民国初期外债与中央财政》、《清代外债史略》与《外人在华投资》10等等。

在这些外债史研究成果中，对外债性质有不同的认识。一是认为“国际交换的发展，表现国际分工与隶属于帝国主义之下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便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之唯一而重要的表现”，外债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资本主义展开的重要动力，是有益的。二是认为不论是哪一国的外资，其在华投资大部分来自于我国工农群众的榨取、靠政府赔款、银行吸收官僚军阀存款以来及商品销售所得的利润等，再用于投资或收买农产，如此发展起来的“分工”，是“在国际金融资本支配下的一个形态，同时也是各国帝国主义支配下的一个经济”，外债的作用是帝国主义“证明财政及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生产力，而不能发展生产力”11。“这些债务都与战争、反外、内战、政治阴谋有着联带关系”12。

具体研究以贾士毅、汤象龙和雷麦的最具特点。贾士毅利用政府财金官员之便，搜集了大量的内外债资料，撰写了《国债与金融》，这本著作对外债“现时”状况作出了详尽的说明，勾画出中国近现代外债的面貌以及与之相关的财政金融关系，缺点是描述多，分析比较浅显。雷麦以外国经济学家的身份，受纽约社科科学研究会和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委托撰写有关外资著作，对诸多外资银行进行通讯调查，还到中国各地及美、英、日、法、南洋等处进行考察，书中对外资（包括外债）的数量有了比较明确的折算（如采用美元的折算方法），按照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在华资本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涉及了中国外资的结构的问题，与贾士毅的研究相比，基本上概括了外资活动的时期特征，不过受经济学视野的限制，他关注的是量的变动，没有深入探讨质变的一些根本性因素。汤象龙的成果则是勾沉诸多档案资料，讨论了民国之前赔款和关税担保外债的举借、偿还情况，是微观研究的力作。

由于外债研究刚刚起步，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外债数量与款项究竟如何还不清楚，“吾国内外债款，日益紊乱，中央如是，各省亦然，不仅头绪纷杂，已失常轨，即求全国内外债明细之表，亦不可得”13，因此研究成果以债项、数量的讨论为多。同时在研究者群体中，以经济学家或金融工作者为主导，因此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颇嫌不足。

50-60年代，在外债史研究领域，相继出版了一些著作和资料丛刊，诸如魏子初的《帝国主义在华投资》、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的《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和《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徐义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刘秉麟的《近代中国外债史稿》、宓汝成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蓝以琼的《揭开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的黑幕》14等。

其中以《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和《近代中国外债史稿》等影响最大。《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利用《清实录》、《筹办夷务始末》、《筹办夷务始末补编》、《清代外交史料》、《北华捷报》、清政府有关抄档和奏稿、北洋政府公报以及日英美等国档案，按年编制了各时期的外债表，逐项排列借债者、贷款者、币种、款项、数额、利率，除此之外，还编辑了若干专题统计表，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由于该书主要目的是整理资料，只在外债统计表之前作简要分析说明，无法系统地阐述中国近代外债发展中的具体问题，未免遗憾。《近代中国外债史稿》是刘秉麟未完成的遗著，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一部述及晚清到民国外债的专著，该书三编分为“清政府时期的外债”、“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外债”、“国民党反动政府时期的外债”，但总的看来，还只是资料整理排比，缺乏深入的探讨。

除了专著之外，还有一系列外债史研究论文，如《中日甲午战争赔款的借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性的借款（1913-1917）》、《庚子赔款与19农民反抗赔款的斗争》、《粤川汉铁路借款问题》、《美帝国主义攫占三都澳的阴谋与所谓的“海军借款”》、《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帝国主义与湖广铁路借款》、《帝国主义“在华投资”探实》、《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资”的特征》、《苏杭闽铁路借款和江浙人民的拒款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后美国资本与芦汉、津镇、粤汉诸铁路的借款（1895-1898）》、《日俄战争后日、美、沙俄在中国东北铁路投资的竞争（1905-1910）》、《币制实业借款（1903-1911）》、《1907-19间江浙人民反对苏杭甬铁路借款的斗争》、《美帝与庚子赔款》、《庚子赔款与清政府的捐税制度》、《对19帝国主义在华投资额的辨明》、《最早的外债》、《从汇丰银行看帝国主义对旧中国的金融侵略》、《把侵略说成友谊――美帝利用庚子赔款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有关“西原借款”的一些史料》、《帝国主义勒索的庚子赔款历代反动政府是怎样偿付的？共偿付多少钱？》15等等。

在引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16和1959年中国宣布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的情况下，对外债性质的认识，中国大陆的外债史研究者比较注重外国资本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所体现的剥削本质，认为外债对于近代中国而言，消极因素大于积极因素，外国资本是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主要工具之一，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原因。“外债是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它们互相之间剧烈争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权益的工具。帝国主义经过借款给中国反动政府的办法，实现其进行政治上、经济上对中国的控制；中国的反动政府则又通过外债勾结外国侵略势力，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进行反革命的内战”17；“帝国主义对中国借款的发展历史，也就是它们在中国争夺霸权和它们与中国的'封建地主及官僚资产阶级相勾结的历史”18。

此时，台湾的学者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外债性质的认识与大陆学者是一致的19，认为“19世纪帝国主义原是与资本主义互为因果的。领土的攫夺与经济的剥削是当时列强对外侵略的两大手段。领土的攫夺固有助于经济的剥削，而经济的剥削亦有便于领土的攫夺。虽然在入手的方法上有先后的不同，但其侵略的终极则一”；外债是“列强在华恶性竞争，攫获特权的具体表现，从而更严厉的控制中国的财政”20。

而欧美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者对外债持积极态度。当时的增长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基本原理都在强调外国直接投资活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巨大的贡献，讷克斯在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提出资本形成问题是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核心，而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的唯一办法，就是利用外国资本，加快国内资本的形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于1958年提出“起飞理论”，认为利用外资积累社会先行资本以便实行起飞，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要走的一条路21。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之下，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代表――侯继明22批评了压迫论，认为“压迫论”作为论述外国经济侵华的命题，缺乏有利的理论证明和全面的事实支持而难以自圆其说23，他通过剖析了外资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强调了其积极作用，“外国的投资和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之间最明显的联系是，前者不仅起了在许多领域引进近代技术的创业者的先驱作用，而且实际上为现代化经济部门筹措了很大一份资金”24，他进一步指出，外资的竞争对中国占有企业或传统经济部门并没有产生破坏作用，相反，通过沟通、联系以及其他作用，“外资在1937年前中国经济取得的各种近代化进展中发挥了主要作用”25。

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的研究者大以资料为本，以史带论，按照历史学的学科特点展开外债研究。但由于研究人员的有限，资料整理仍嫌不完善，系统研究不足。

70年代末至今的中国大陆外债史研究状况。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大陆中断了正常的学术研究26，直到70年代末，局面才改变。此时，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内外环境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首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经济史学界把研究重点转移至近代对外经济关系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资金缺乏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何补充资金，筹措外来资金成为经济实践中的重要课题，于是利用外债进行资金补充的探讨也就逐渐增加。从80年代开始，有关部门改变“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经济政策，举借了一批外债。经济实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动力，使史学界对于以前外债史研究的一些定论有了重新的思考，尤其是与外债纠缠在一起的外资成为重新评价和理解的核心命题。

其次是在国际学术争论中，资本主义与世界发展的相互关系成为热点，依附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的激烈交锋，主要讨论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输出的问题。依附理论作为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思想产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学家的支持，他们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剥削理论，并将其运用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批评60-7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关于外债是发展中国家引擎的观点，提出了债务“桎梏”理论，即第三世界国家远远没有从国际资本流动中获得好处，外债是富国榨取穷国本来可以促进内部积累的剩余的一种手段，国际资本“向‘不发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扩张”，把第三世界引入了“债务陷井”，让他们“受资本主义强国和它们的机构操纵”27。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与依附理论者的争辩中，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认识，在论述外债与经济的关系上，既肯定外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又指出了运用中存在危害可能性，如1985年世界银行的《报告》，在“集中阐明国际资本对于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的同时，又强调获得国际资本也承受着风险，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外债是一张造成灾难的处方”。理论认识的不断辩争，实际上为外债史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进入黄金时代。资料整理上，自80年代起，以许毅等为代表的研究者，对外债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搜集和整理，经过的努力，编辑了《清代外债史资料》28、《民国外债史资料》29、《民国历届政府整理外债资料汇编》30、《中国外债史料汇编》31等；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也出版了《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32，这些资料大部分选自未公开出版的档案，是继60年代徐义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资料统计1853-1927》的又一丰硕成果，成为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最基本资料。

此外，有关外债的著作不断出现，最初是宓汝成在50年代整理中国铁路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出的《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33，对外债与铁路修建的关系上作了详细的阐述；还有的是一些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名家将自己在文革前发表的一些旧作结集出版，如孙毓棠的《抗戈集》34绝大部分内容是有关中国外债史的，再如汪敬虞的《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35也有相当篇幅涉及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活动。

进入90年代后，新的专著数量剧增，以许毅为首的研究群体，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展开外债专题研究，撰写了系列论文，已分时期编为《清代外债史论》36和《北洋政府外债史与封建复辟》37；曹均伟则以外资为讨论要点，撰写了《近代中国与利用外资》38、《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39、《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活动》40；杜恂诚以日本在华投资为研究对象，撰写了《日本在中国的投资》；吴心伯围绕着美国的“金元外交”对20世纪初年的外债活动进行剖析，撰写了《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1909-1913）》41；汪敬虞以外国资本与中国金融为研究对象撰写了《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42；戴一峰在《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43也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在讨论外债与海关之间的问题；陈争平的《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44也涉及了外债的国际收支问题。除此之外，大量的财政史、经济史等论著也都有很大的篇幅叙及外债。

至于论文则数不胜数，据笔者不完整统计，至底，有关外债（含外资）史研究的成果概况可列表如下：

70年代末-80年代。

90年代。

小计。

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篇九

近20年来，国内外区域经济史研究异军突起，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区域经济个案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区域经济史理论规范的探索，还显得比较薄弱。本文拟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学术界。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八大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

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年，《宁波及其腹地》，《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发布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外围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推翻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代发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纵观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它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与其它领域的研究相比，显得比较幼稚。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虽然从最初不为传统史学主流所承认的边缘位置起步，到21世纪初以一个生机勃勃的前沿性的姿态展现于史学界，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不足之处也十分明显：深入的专题性研究尚不多见，学术规范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等等。

最后仅引美国新史学派创始人鲁滨逊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人类各种学问的范围本来是临时的、无定的、常常变化的。各种学问的界线是互相交错的。……假如历史学家要发展到最高的程度，它就不能不放弃个人主义的倾向，而且要承认：历史只是研究人类的方法中的一种。”（注：鲁滨逊：1989年，中译本《新史学》，商务印书馆，第53页。）。

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篇十

研究思考经济伦理学，必须有一个切入的视角，或者说一个研究纬度。近几年来，不少学者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从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角度，包括从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方面来研究；还有从经济与伦理相整合的社会生态文化学方面来探索。这些成果推动了我国经济伦理学这一新兴边缘学科的建立与生长。本文拟从阿马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关于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关系的思想出发，就经济伦理学的研究纬度作些探索性的思考。

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理论一直受到“休谟命题”的影响。西方哲学家，也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大卫・休谟，在《论人的本质》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即“一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这就是所谓的“休谟命题”。休谟依据“是――应该是”的二分法的区分，对本来存在密切关联的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之间，来了个一刀切的区分，因此，被人们喻为“休谟的铡刀”。因此，西方经济学围绕经济学的研究要不要或说应该不应该涉及伦理道德和价值判断的问题，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争论。实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他们强调经济学不是伦理学的“奴婢”或附属品，认为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制定或实践道德规范，同时，作为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也是一种“纯经济动物”，因此，经济学家无需重视“道德关怀”。

规范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异端学派，他们批评主流经济学派对道德的“遗忘”，强调经济学不可能摆脱道德的“纠缠”，不可能离开伦理道德原则和回避价值判断。如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和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冈・缪尔达尔等，认为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经济学决不可能是一门“纯粹”的科学。

那么，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可以沟通的桥梁又是什么？或者说两者之间的交汇点在哪里？这也正是我们探讨经济伦理学的切入点。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乔治・恩德利教授在《面向行为的经济伦理学》一书中指出：“他（指阿马蒂亚・森，作者注）在伦理学和经济学两方面的学术成就都是杰出的。而且，他非常精细地探索了两者之间的交汇处，建立了一些桥梁，这些桥梁使得不同的观点彼此之间更有意义。”约翰・勒蒂奇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的前言中这样讲：“对于那些关心当代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的经济学家、哲学和政治学家们来说，这本书可谓是一个思想‘宝库’。”“在全新的意义上，他阐述了一般均衡经济学能够对道德哲学分析所做出的贡献，道德哲学和福利经济学能够对主流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

1.阿马蒂亚・森首先论证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这一严重分离，以及这一分离如何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阿马蒂亚・森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揭示这一隔阂的本质，就显得特别重要。他认为必须澄清两点：一是正确认识和评价“工程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问题。“工程学”的探索主要专注于逻辑的问题：在一些非常简单的行为假定中，为了最大效率地达到从别处给定的目标，一个人应当选择什么手段。正是由于“工程学”方法的广泛应用，使经济学可以对很多现实问题提供较好的理解和解释，因为经济学中确实存在大量需要关注的逻辑问题，即使在狭隘解释的非伦理人类动机观和行为观的有限形式中，这些逻辑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解释。如一般均衡理论所研究的是市场关系中的生产和交易活动，虽然这些理论非常抽象、简单，而且对人类行为的看法也非常狭隘，但是，它们毕竟使我们对社会相互依赖性本质的理解更加容易了，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同时，他还认为，即使那些回避了伦理考虑的、极为狭隘的行为动机描述，也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社会关系本质问题的理解。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没有伦理考虑的方法就必定使经济学失效”。但是，他所强调的是，“经济学，正如它已经表现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列举经济学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需要澄清的第二点是，由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不断加深的隔阂所造成的损失具有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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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篇十一

统计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并不长，但是统计学的发展非常迅速，其发展潜力也很大。各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统计学，只有深入了解和研究统计学，才能促进统计学科的发展。统计学一般分为数理统计学和经济统计学，本文侧重于对经济统计学的讨论，从统计学的相关概念入手，探究了统计学的研究对象相关问题以及研究方法，并对统计学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人们的印象里，统计学就是对数据进行简单的运算，然后通过图表、表格把它们表示出来，这是长久以来人们对统计学的一些片面认识。统计学的定义有很多种，每种定义对统计学阐述的侧重点不同。其中维基百科是这样定义统计学的：“统计学是研究如何测定、收集、整理、归纳和分析反映客观现象总体数量的数据，以便给出正确认识的方法论科学，被广泛的应用在各门学科之上，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到人文科学，甚至被用来工商业及政府的情报决策之上”。简单来说，统计学就是数据的科学，是一门收集、整理、分析、解释数据并从数据中得出结论的科学。

统计学研究必须要求明确统计学研究的客体是什么，即统计学的研究对象。统计学中某种性质相同的个体所组成的集合叫总体。统计学就是研究客观总体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和变动规律，或者说统计学是研究统计过程的规律和方法以及客观现象统计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既涉及到自然科学领域，又涉及到社会科学领域。统计学研究对象的特点有以下几点：

(1)依赖性。

依赖性即统计学研究对象的寄生性，依赖性是统计学独有的特点，统计学研究的数据是来自各领域的，是依靠解决其他领域的问题而存在和发展的。统计学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媒介科学，它研究的对象是其他学科的逻辑和方法论。

(2)数量性。

数量性即统计学研究对象是通过数量特征和数量关系表示的。数量性是统计学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因为数字是统计的语言，统计是通过数量方面来认识事物的，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归纳统计规律性，就可以达到统计分析研究的目的。

(3)总体性。

总体性即统计学以研究对象总体的数量为研究对象。每一个个体都有自身的随机性，而这些研究对象的总体又具有共同的特征和共同趋势，所以统计学研究是通过对大量的个体特征进行研究，从而过渡到对总体普遍存在的事实进行观察和综合分析，进而得出研究对象总体的数量特征和统计规律。只有掌握研究对象的总水平、总规模、总体特征和共同趋势才能体现统计学规律的作用。

(4)变异性。

变异性即构成统计学研究对象总体中的各个个体，除了在某一方面必须是同质的以外，在其他方面又要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和变异。如果各个个体之间没有区别和差异，统计研究就是没有意义的。统计学的这种变异既可以表现为数量上的，也可以表现为非数量上的，但是因为统计学具有数量性，所以表现为数量上的变异才是统计学所要研究的对象。

(5)具体性。

具体性即统计学研究对象是具体的数量方面。统计学所研究的数量是具体、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并且统计学研究的数量是有现实意义的。比如，要研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须确定具体年份的具体范围内的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数量、收入构成、收入变化以及计算方法，才能对研究对象进行统计分析。

(6)广泛性。

广泛性即统计学研究数量方面的范围的很广泛。其广泛性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各类社会现象的数量方面。统计学研究对象的广泛性是统计学成为媒介学科的必要特征。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统计学也不例外，统计学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归纳出了一系列专门的研究方法，如实验法、大量观察法、统计分组法、综合指标法、统计描述法等。

(1)实验法。

统计学的实验法包括假设检验和实验设计。假设检验就是在对在总体参数提出假设的基础上，利用样本信息来判断假设是否成立的统计方法。实验设计就是设计合理的实验程序，使得收集得到的数据符合统计分析方法的要求，以便得出有效的客观的结论，其中最常用的实验设计是正交设计法。

(2)大量观察法。

大量观察法就是对全部或者足够数量的研究现象进行观察和研究，推理归纳出客观现象的本质特征和发展变化规律。通过对大量的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和研究，才能排除偶然因素造成的影响，揭示研究对象的统计规律和本质特征。

(3)统计分组法。

由于所研究现象具有差异性、复杂性及多样性，需要我们对研究现象进行分组研究，进而来区别研究现象的类型，研究不同组别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统计分组法包括传统分组法、聚类分析法和判别分析法等。

(4)综合指标法。

综合指标法是利用总量指标、平均指标、相对指标、标志变异指标等对研究现象的数量关系和数量特征进行分析，来反映统计学研究现象的数量方面特征。综合指标法在统计学的经济应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5)统计描述和统计推断。

统计描述指对调查或实验得到的统计数据进行整理、分类、计算出各种能反映总体数量特征的综合指标，并加以分析研究，从而得出有价值的信息，用表格和图形表示出来。统计推断指以一定的置信水平，根据样本数据资料来判断总体数量特征的归纳推理方法。统计描述和统计推断在统计学研究中应用非常广泛。

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统计学开始被各行各业运用起来。统计学逐渐应用到企业管理、保险金融、政府决策、国家经济安全等方面。统计学在企业管理方面可以提高企业的管理能力和效率。在保险金融方面可以监控分析金融风险和保险问题来保证金融保险市场的正常运行。在政府决策方面可以帮助政府宏观调控，从而减少决策失误。在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可以监控经济安全问题，预防经济危机。

(2)统计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

统计学的性质决定了统计学是一门媒介学科，统计学的发展是建立在各类学科的基础上的，其涉及领域非常广泛。因此，统计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更能发挥它的作用，例如，统计学与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进行融合等，在融合中能不断完善统计学体系，创新统计学研究方法。

(3)统计学与网络、计算机的结合。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以网络、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科技在统计理论、统计分析方法、统计处理过程等方面都为统计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支持。统计与网络和计算机的结合，能更好发挥统计的作用，使统计学的应用更加广泛。

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篇十二

[2]詹绍康.正确应用相关回归分析[j].劳动医学.(04)。

[3]颜艳，徐勇勇.统计思想是第一位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医学统计学》评介之一[j].中国卫生统计.(04)。

[4]胡良平.医学实验中常见设计类型的辨析及统计方法的合理选用[j].中国应用生理学杂志.(01)。

[5]方积乾，凌莉，张敏瑞.近期医学论文中常见统计错误及其纠正[j].中山医科大学学报.1999(04)。

[6]程萍，祖述宪.临床医学论文统计方法应用的调查分析[j].安徽医科大学学报.(02)。

[7]王倩，张博恒.五种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论着中统计方法的应用现况[j].中华医学杂志.1998(03)。

[8]刘勤，金丕焕主编.分类数据的统计分析及sas编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

[9]陈峰编着.医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10]孙尚拱编着.医学多变量统计与统计软件[m].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

[12]毛宗福，丁元林，陈东峨，张金荣，王圣基.临床论着中统计推断应用缺陷特征及对策[j].中国卫生统计.1998(03)。

[13]胡良平主编.现代统计学与sas应用[m].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14]胡良平.医学科研与新药评价等工作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轻视和误用统计学[j].军事医学科学院院刊.1996(03)。

[15]胡良平.充分了解资料的特点是进行统计分析的首要前提[j].中国卫生统计.1988(06)。

[16]胡良平.选择多因素设计类型的一般原则[j].中国卫生统计.1988(02)。

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篇十三

摘要：近年来，随着天津经济的发展，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开发区，如何设计规划新城区路网建设，对城市的发展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主要就新城区路网建设进行论述，希望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考。

关键词：城市新区路网建设。

当前随着天津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涌入到城市当中，为了缓解城市的人口压力，城市建设开始向周边扩展，很多新的开发经济区如雨后春笋。但是在目前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开发的综合水平相对于本地的开发规模尚有不足,造成建设不合理,重复建设严重,建设成本过高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一些开发区路网布局的合理化建议，以供城市道路交通发展参考。

一、新城区发展的趋势。

近十年来,在国内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新型的中国城市建设也令人瞩目。然而,由于城市化过程的加速,很多大中城市中心城区出现了人口密集、地价上升、用地紧张、交通拥挤、污染严重、人居环境恶化等问题。由于经济实力的限制、老城区改造的诸多困难、管理制度的影响等因素的存在,我国很多城市普遍在中心城区外围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以实现人口及产业的扩散,出现了与主城区具有一定空间间隔的新城区规划与建设过程。目前,国内许多城市的规划中,已经出现了各种由政府统一规划的新城区,相比高强度开发老城中心区的城市开发模式,新城区利用组团式城市发展布局具有许多优点。这种组团式发展的城市格局形成交通布局多中心,交通需求不再完全集中于一点,而是分布在各个中心,每个中心之间通过干道网接连,实践证明这种路网布局是一种比较理想、效益较高的城市发展方向。

二、新城区建设存的问题。

新城区建设同时也会带来许多负面效应,从交通的角度看其负面效应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增加居民的出行范围和出行距离,增加路网上的交通强度;二是老城市与新城区的连接路段以及组团间干道路网的交通瓶颈会更加突出,且难以解决。同时,面对新城区的交通规划,犹如在白纸上画线一般,一切重新开始,这与传统的基于现状城市的路网容量扩张有很大区别,因此需要对此类交通规划进行新的探讨研究。但新城区的交通规划无现状路网约束,完全可根据城市总体规划设定的目标进行设计与修正,布置最合理的交通网络。但是,很多城市新区的规划并没有考虑局部路网矛盾,造成当前城市新区交通规划在设计之初就已经可能会出现某些路段的交通瓶颈。相比老城区的交通瓶颈,新城区的道路交通瓶颈更加难以解决,因为人们难以接受才修不久的道路就要接受扩建的方案。这就有必要对现有的城市新区路网规划在建设过程中进行进一步的优化,以实现最高的路网费效性能。

1．调整土地规划类型,实现路网供需均衡。

土地利用是区域的各种联系、交通建设、经济活动和人口在空间上集聚的表现。城市土地利用结构指城市内部各种功能用地的比例和空间结构及其相互影响、作用的关系。根据土地使用决定交通系统理论,土地利用结构及其功能布局直接决定了城市交通系统,城市土地利用是城市交通需求的源泉。从交通规划的角度来说,不同的土地利用形态,决定了交通发生量和交通吸引量。所以,城市内部居民的出行方式、交通量和交通方式分布,基本上都是土地利用结构与利用空间分布的函数。土地的开发,其结果或是发生以该区为起点的新出行,或是吸引另交通容量无法满足交通需求。同样,城市交通系统也会影响土地利用与空间布局。当交通需求超过现有的交通设施供给时,就需要采取交通管制,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增设环路,或者拓宽外侧原有道路等措施。对于城市新区来说,这种让交通系统被动的`接受土地利用结构进行改良的事后补救做法显然是得不偿失的。既然是新城区的规划,就应该在土地规划的初步计划就考虑未来可能的交通需求,使交通供需相协调。通过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及其空间布局,实现城市新区的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协调发展。

2．路网的规划建设应纳入建设周期的概念。

一般开发区的建设都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而目前的规划设计大多侧重远期规划实现后的状态,对整个地区路网的整体布局、功能设置也做了大量论证、分析、规划,但是对于中间环节的考虑尚有欠缺。在道路建设过程中,原有的村庄、道路水系都做了很大调整,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建设一个具有城市特征的开发区。如果遵循滚动发展的原则,在建设周期内,应当充分考虑如何把对老百姓的干扰减少到最小,包括规划道路与现有道路的连接,规划水系与现有水系的沟通等等。

3．开发区规划建设应该是一个动态与滚动发展的模式。

开发区的发展区域一般都是自然地貌、农田、村庄等,而开发建设往往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地块开发往往是由点到面逐步推进,开发规模及开发速度根据招商引资、企业入住情况以及开发资金运作情况而定。但是基础设施的规划应该是一项长期战略,并且要根据开发区的发展和建设情况适时调整,使之适应发展的需要。具体到路网布局上就是不应该项目规划刚刚完成,立即开展大规模的道路网建设,道路一下子全面铺开。一方面前期征地、拆迁、基础设施建设费用过大;另一方面由于招商引资跟不上,造成资金运作十分困难,大量农田荒废,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小结。

当各城市新区规划的完成和各项建设的全面展开时,有必要对新区道路网建设进行了全方面的规划，找出并修正路网中不合理的部分,提出与路网建设水平、交通需求水平及环境、土地等资源供应水平和城市发展战略相适应的管理措施或交通政策,最大限度地实现新区道路网的各种功能,促进交通系统与新区的社会经济协调配合,支持新区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增加新区道路交通系统对未来的适应性,为实现区域内产业优势互补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条件。

参考文献。

[1]江锋.关于城市区域路网规划分析[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09(01)。

[3]景国胜.基于一体化的市域高等级路网规划[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城市科学版).(04)。

[4]钱雪娟.城市路网结构评价方法探讨[j].交通科技与经济.(02)。

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篇十四

由于统计学学科特点明显，深入研究学科特点将对统计学课程教学改革大有益处;通过以统计学学科特点为切入点，剖析高职学生在统计学基础课程学习上的瓶颈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

统计学是研究统计数据的艺术和科学，凡需要用数字来分析的地方，就有统计存在。统计学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高职经济管理类专业通常以社会经济统计为内容开设统计学基础课程，该课程是各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但一直以来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原因有很多方面，随之而来的教学改革层出不穷。学者们大多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等方面进行尝试和探讨，取得一定的成果。本文将选取另外一个切入点作进一步探讨，即从统计学学科特点入手，着眼于分析高职学生学习统计学基础课程的瓶颈问题，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

“统计”一词从字面上理解可以拆分为“统”与“计”，“统”指的是把社会经济中总体现象的数量方面归集到一起，为“计”提供前提和依据;“计”指的是对总体数据进行汇总、计算、分析，找出社会经济现象总体的规律。由此可以看出统计学的学科特点比较明显，即：数量性、总体性、具体性和实用性。

二、学生学习瓶颈分析。

(一)从数量性分析。

由于社会经济统计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现象的总体数量方面，因此，数量性就成为社会经济统计的首要特点。数量性特点具体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数量特征，即社会经济现象的规模、大小、水平等;数量关系，即社会经济现象的内部结构、比例关系、相关关系等;数量界限，即引起社会经济现象质量互变的数量界限。例如，完成计划与未完成计划有质的差别，计划完成程度100%就是质与量互变的界限。可见，对数量性认识的关键就是需要学生理解数量的特征和涵义，即对统计指标的理解，并运用数学方法，通过数学公式计算并理解数量之间的关系以及数量的界限问题。

学习瓶颈一：对统计指标认识不清，缺乏理解和应用。统计指标是十分重要的统计学基本范畴，是统计的语言。不管是统计初学者还是统计学家，都应该非常重视统计指标的理解和应用。然而统计指标从概念上来看似乎非常简单，即统计指标简称指标，是反映总体数量特征的概念和数值。例如，“我国的gdp为63.64万亿元，同比增长7.4%”，这里有两个指标，前者是总量指标，后者是相对指标。对于初学者的高职学生来说，往往只是简单的认为这只是两个数字，前者是个很大的数字，后者说明“多了些”。具体指标含义是什么?说明什么社会经济现象?怎么统计得到的?有何意义?学生对这一系列说明统计指标的涵义、特征及意义的问题，缺乏认知和理解，也就不会去思考和计算分析数量关系以及数量界限了，更谈不上对指标的应用以及拓展了。

学习瓶颈二：对数学公式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只为考试记忆，不去理解其涵义。统计学研究的是数据，需要用到很多数学公式，而在高职统计学基础课程中，需要运用的公式是比较基础、相对简单的，比如，相对指标的计算、平均指标的计算、动态水平指标的计算等，计算公式通常只涉及基本的四则运算。但高职学生往往觉得这些公式抽象而复杂，不容易理解;通常只是简单的采取死记硬背的方式来应付考试，其结果或者是记漏了公式中个别重要符号或数字，导致计算错误;或者完整把公式记住了，但不懂怎么把数据代入公式，究其原因是对公式的涵义不理解。因此，高职学生对于数学公式在计算上应该有足够信心，摒弃对数学公式这种天生的恐惧感，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公式涵义的理解上，以及拓展到现实案例的应用上，即做到从理解中应用公式，从应用中认识公式。

(二)从总体性分析。

统计的研究对象不是个体现象的数量方面，而是社会经济现象总体的数量方面。研究现象总体的'数量特征，首先需要明确界定统计总体，即根据一定的目的和要求所确定的研究事物的整体，是由客观存在的、具有某种共同性质的许多个别事物所构成的整体，简称总体。构成总体的每个个别事物称为总体单位。例如，研究某地区物流企业的发展状况，该地区所有的物流企业构成的整体就是总体，而每一个物流企业就是总体单位。总体具有三个特征：同质性、大量性和变异性。从概念上来讲，总体和总体的数量特征是两个不同概念。

学习瓶颈三：容易混淆总体与总体的数量特征，造成对基本概念“总体”的理解混乱。统计总体是根据一定的目的和要求所确定的研究事物的整体，即具体事物的集合;而总体的数量特征指的是这些事物的数量方面，即数据的集合;显而易见，统计研究的对象不是事物的集合，而是数据的集合。所以，总体从概念上可以理解为具体事物的集合，而在统计上总体是一组观测数据，而不是一群人或一些物品的集合。例如，研究某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从概念上总体是该企业所有员工集合，而在统计上总体是该企业所有员工工资收入的数据集合。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对于有经验的统计人员来说没有区分的必要，但对于初学者来说却很容易造成对总体概念理解的混乱。

(三)从具体性分析。

统计学研究的是具体社会现象的数量方面，不同于数学上纯粹的、抽象的数量研究，统计学所研究的数量是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具体事物的数量表现。例如“数据显示，1-3月我国累计进口汽车25.8万辆，同比负增长17.1%”，就是很具体的。如若没有了具体性，那就只剩下数字了，失去了统计指标的意义。

学习瓶颈四：对统计信息职能重视不够，容易忽略数量的具体性。统计最基本的职能就是统计信息，指的是统计具有信息服务的功能，也就是通过系统的搜集、整理和分析统计资料，提供大量有价值的、以数量描述为基本特征的统计信息，服务于经济社会。忽略数量的具体性，信息将毫无意义。高职学生面对一个数据往往容易只关注数量本身，而忽略了这个数据所处的具体时间、地点、条件，这对于一个现实数据来说是不充分的，而从中获取的信息也是不完整的，甚至是错误的。

(四)从实用性分析。

统计学的发展历史悠久，其含义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通常所说的社会统计学是介绍有关社会现象调查资料收集、整理、分析和推论的统计方法，是人们认识经济社会有力的工具。其应用领域非常广泛，是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而发展起来的，为多个学科提供了一种通用的数据分析方法。比如，自然学科领域的农业、医学、地理、工程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精算、金融、管理、社会学等。统计学的多学科性及其通用性就需要初学者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常识，为更好的理解和应用统计知识做好准备。

学习瓶颈五：缺乏社会经济常识，宏观理解能力不足。高职统计学基础课程属于专业基础课程，通常在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开设。学生从高中刚进入大学，对社会经济常识的积累和理解还相对欠缺。笔者曾经做过一个对比，在同一个学期给大一新生和大二学生分别讲授统计学原理这门课程，发现学生的理解接受能力有较大差别，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大一新生相对于大二学生来说，对社会经济常识的积累和理解有明显欠缺，具体体现在：一是大一新生的社会经济常识严重匮乏，比如一个班55人，听说过gdp的人数不多，听说过cpi的几乎没有;二是大一新生对社会经济现象不是很感兴趣，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意思;三是大一新生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和理解不足。

三、教学对策。

(一)强化统计指标的理解与应用是认识数量性特点的最主要内容。

统计指标是统计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学习统计知识的基础和重要内容：描述统计通过统计指标来描述总体的数量特征;推断统计需要用样本指标来推断总体指标。两者都会涉及到统计指标概念、类别、性质的理解和应用。然而，传统的高职教学对于统计指标侧重于理论概念和类别的讲解，通常是按照统计指标内容体系(见图1)逐一讲解、举例、分析、计算。试想，学生面对这么多指标概念和分类，忙于死记硬背之外，就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理解体会了，更不会把指标应用到实际当中。

因此，对统计指标的课堂讲解应该以实际应用为主线，以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为目标，按照综合指标和动态数列指标两大类，选取合适的热点论题开展课堂讨论，让学生在理解和应用统计指标的同时，提高统计学学习的兴趣。具体做法如图2所示，首先课堂围绕合适的热点论题展开，比如学校评价问题、房价问题、经济发展总量和速度问题等。其次，学生分组讨论，进行指标设计，与其他小组相互分享思路和结果。第三，教师参与讨论，主要任务是引导学生的思路，帮助学生确定科学合理的指标。最后，由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和目标归纳总结统计指标，并就其概念、分类、作用及拓展进行分析。

(二)弱化数学公式讲解，注入统计思想分析。

统计思想指的是关于“为何统计、统计什么、如何统计”的认识、理解或观念，也是人们关于统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计学中的数学公式，不同于数学上纯粹的、抽象的数学公式，它其中往往蕴含着具体现实问题的基本统计思想。例如，组中值的基本计算公式为“上限加下限除以二”，其统计思想是：组中值是上下限之间的中点数值，以代表各组标志值的一般水平;组中值并不是各组标志值的平均数，各组标志数的平均数在统计分组后很难计算出来，就常以组中值近似代替;使用组中值代表一组数据时有一个必要的假定条件，即各组数据在本组内呈现均匀分布或在组中值两侧呈对称分布。如果实际数据的分布不符合这一假定，用组中值作为一组数据的代表就会有一定的误差。认识了组中值的基本统计思想，组中值的计算公式就好理解了，进而，开口组组中值公式中“通过相邻组组距作为该组组距来计算”也就不难掌握了。

(三)强调教学案例的实际化、专业化，有助于总体性与具体性特点的理解。

教学案例的选择是关系到案例教学成功与否的关键，一个合适的案例能让学生豁然开朗，达到应有的教学目的;一个失败的案例反而会让学生对所学的知识更加困惑。目前，高职案例教学有两个较明显趋势：一是考虑到学生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案例越来越通俗易懂。比如，班级人数统计案例、班级成绩统计案例、学生消费统计案例等;二是考虑到学生的计算能力，案例中的数据越来越简单、好算。诚然，这两个趋势的出发点都是为学生考虑，但这样的教学案例未免有些枯燥、脱离实际，不利于学生对总体性和具体性的理解，同时也影响了学生对统计学的兴趣。统计学教学案例的运用，应该把统计概念同经济实际联系起来，站在企业角度分析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应通过对经济过程和经济实践中的一些实际问题的分析、比较，引导学生准确地运用统计知识去认识经济现象总体。

(四)引导学生对社会经济常识的课后阅读与思考，有助于实用性特点体会。

社会经济常识是理解统计基础知识必备的前提，也是知识延伸、创新能力提高应具备的基础。比如涉及到经济热点的一些常见名词和概念：gdp、cpi、财政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社会经济常识的获取是要靠日常生活中的多留意、多阅读、多思考的，这其中教师的引导作用效果明显。有了社会经济常识的准备，学生才能对社会经济中的数量进行分析，可以透过数字看现象本质，能读懂经济数据资料，能写统计分析报告，具备较强的处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特别是具备应用统计思想和方法解决实际经济或管理问题的能力。

(五)通过统计调查实践，帮助学生自主构建学科特点体系。

传统的统计教学课堂通常以教师为主体，学生的学习主要靠的是外界的强加性输入，已有很多研究表明，学生在这种灌输式的学习方式下获取的知识，其输出效果是不佳的。如何使学生由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知识主动吸收和主动建构者，成为统计课堂教学的改革方向之一。统计调查实践将帮助学生自主构建学科特点体系，具体做法是：由教师拟定一些真实的、有现实意义的调查任务，让学生分组完成。每个小组需要完成的任务有：选定调查主题或自拟感兴趣的、有现实意义并可行的主题;拟定调查方案;实地调查;整理数据，分析数据;撰写调查报告;ppt演示、分享。这些任务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自主完成，有利于学生知识能力的提高。首先，通过统计调查实践，学生能更有效的理解和拓展抽象的统计概念与指标。其次，学生能较系统的运用所学统计基础知识完成统计调查实践。第三，学生通过努力完成一项自己感兴趣的、有现实意义的“系统工程”，有利于兴趣的培养以及职场能力的提升。第四，学生构建了团队意识，强化了沟通交流能力。

在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逐渐提高目标的要求下，高职的入学门槛整体在降低。高职学生的文化基础薄弱，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不强日益凸显。为适应新的形势，高职院校必须深化教学改革，高职教师必须从不同角度，不断改革和提升教育教学方法。统计学原理课程是高职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具有明显的学科特点，是学生感觉到最难学的课程之一。本文通过对统计学学科特点的剖析，归纳总结了学生学习统计学基础课程的瓶颈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教学对策。在课程教学改革上，为统计学原理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角度，也对别的专业基础课程教学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篇十五

不确定性是统计学的研究对象。统计的任务就是处理数据，研究数据背后的规律，这个规律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刻画，其实困扰过很多人。而概率论彻底解决了这个困难：把观测到的数据视作样本值，而把数据背后的规律看成是“总体分布”，并用服从这个总体分布的某随机变量来表示该总体。从“数据”上升到“统计模型”，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大跨越。统计学提供了一种将数据模型化处理的观点和方法。当今统计学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将庞大的数据进行压缩和降维，使之进入到现代计算机能够处理的范围之内。

1.现实世界中不确定的普遍性。

现实世界中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在每个人的一生中，上大学，结婚，投资以及处理每天工作中，我们都面临很多不确定性，都必须做出各种决策。比如，明天会不会下雨，出门要不要带伞?不确定性的产生是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或缺乏足够的知识去利用有效的信息。通常，需要我们了解自然界和人类行为中的不确定性，在利用自己和他人的经验做出决策时，能使风险最小化。所以，学好统计学对学生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

统计是一门解决不确定问题的方法和策略，凡是确定性的问题，用统计去解释完全是庸人自扰。对于一个命题“所有的男人都是人”，这是一个确定性的问题，自然不属于统计学研究的范畴;“所有的男人都是女人”，这是一个伪命题，解决这种问题没有意义。而只有当问题是一些人是男人，一些人是女人的时候，统计学才能发挥作用，统计方法可以为决策提供信息。比如说抽样中显示男女的比例为1.3：1，男女之间数量的差异太大了，这就要引起警惕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总体中男女比重的失衡，或者抽样的有偏性。

2.现实世界中不确定现象背后的规律性。

统计学所用到的技术或思路完全和科学研究一致，或者说统计学正是随着科学研究的进展而诞生的，科学的研究需要统计学给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判断思路。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描述、解释、控制和预测人与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但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变化，除了必然性之外，必然隐藏着一些偶然性。

统计最关心的是数据背后的规律，这个规律究竟是什么。比如，从总体来说，我国公民的预期寿命是非常稳定的。而且女性的预期寿命也稳定地比男性高几年，这就是规律性。一个人可能活过这个寿命，也可能活不到这个年龄，这是随机的。但是总体来说，预期寿命的稳定性，却说明了随机之中有规律性。这种规律就是统计规律。

又比如掷骰子，只要没有人在骰子上做手脚，你得到任何点的概率都应该是六分之一。这反映了掷骰子的规律性。但掷出骰子之后所得到的结果还只可能是六个数目之一。这体现了随机性。如果你掷1000次骰子，那么，大约有六分之一的可能会得到6;这也说明随机结果也具有规律，而且有可能通过试验等方法来推测其规律。

3.基于不确定性的统计推断。

统计离不开数据。数据传达什么信息，为了特定的目的我们如何利用数据呢?为此，我们必须知道在解决一个给定的问题时，从观测的数据中可以获得怎样的信息，可以获得多少信息。数据本身不是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们以什么样的程度来圆满回答问题，以及在一个特定的答案中含有多大程度的不确定性，或者财答案的信赖程度有多大，这些问题的考虑来说，数据是基本的资料。人们需要对所有观测的数据进行处理，以便确定所能解决的不确定性程度。统计分析的目的是从观测得到的数据中提取所有的信息。当信息逐渐增多时，不确定性逐渐减少到一个可接受的最低水平。

比如顾客是否喜欢某种饮品?事先不易猜测顾客喜欢与否的概率。在问了1000人之后，可能有364人说喜欢，而480人说不喜欢，其余的人可能不回答，或说不知道，或从来没有喝过这种饮料。当然，它仅仅反映了1000个被问到的人的观点;但这对于估计整个消费群体的观点还是有用的。从该数据可以估计喜欢该饮料的人占大约0.364左右。

统计学是一门十分实用的科学。可以看出，我们以什么样的程度来圆满回答问题，以及在一个特定的答案中含有多大程度的不确定性，或者对答案的信赖程度有多大这些问题的考虑来说，数据是基本的资料。人们需要对所有观测的数据进行处理，以便确定所能解决的不确定程度。

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篇十六

统计学是一门办法论学科,是就如何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置及剖析办法进行研讨的学科。作为一门办法论学科,对它的根本思想的认识,是深化对统计认识的主要手腕,也是更好地运用统计办法的请求。在统计教学工作中,如何有效地将统计根本思想贯彻在日常教学中,是提高学生对本门学科的认识、加强兴味的重要手腕。

统计不好学的缘由有很多,其中有两个重要的缘由:一是在学习中有很多复杂的公式;二是学生关于统计办法的认识还没有完整摆脱中学数学的思想形式和根本思想。其本质就是对统计思想的认识问题。详细说,就是关于统计的学习仅仅从其公式自身去学习,未能深入领会“为什么”,仅仅着眼于“怎样做”的问题,这就使得学生在学习中难以真正认识到统计的作用而无法运用。

一、统计思想的根本理念。

统计思想是指在统计工作和统计理论研讨中必需遵照的根本理念和指导思想。它是树立在根本世界观根底上的。统计对世界认识的根本观念主要有:数量观、总体观和推断观。这是统计认识世界的出发点,是统计工作和理论研讨的思想指南,也是统计工作和理论研讨的根本思想形式。

(1)数量观。任何事物都是质量和数量的统一,数量观请求统计学从事物的定性认识出发,研讨事物总体数量方面的特征,到达认识事物的开展趋向及其变化规律。这不只请求提高对事物数量特征方面的认识,也提出了将数学学问应用于统计中的思想。

(2)总体观。统计要认识的对象是一个总体,必需是许多事物的汇合。统计的总体思想使统计一直要站在研讨对象的整体角度来看问题,要对总体中各单位普遍存在的事实进行大量察看和综合剖析,得出反映现象总体的数量特征。总表现象是相对稳定的,表现出某种共同的倾向,是有规律可循,社会现象的规律通常具有总体的性质。

(3)推断观。统计研讨主要基于对现象的规律性的认识,从这个角度讲,规律所寓于的对象是无量无尽的,所要察看的群体总是有限的,总结出来的规律,对整表现象的判别都是基于推断。推断思想通知我们认识的世界是无限,如何应用已知的某些信息来推断这无限世界中的一些规律、特征。推断有两种状况:由已发作事物的局部推断整体;由已发作的事物推断未发作的事物。但无论哪种状况,所推断的对象和结论都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人们还没有认识而需求去认识而已。有些推断是无法对总体进行全面检验的,前者如验血、毁坏性产品实验,后者如城镇居民生死水平、价钱变动调查等。推断思想是一种应用现有信息进行的概率推理。抽样推断是统计推断思想的集中表现。

从详细统计剖析办法来看,统计的根本思想包括均值的思想、变异的思想、估量的思想、相关的思想、拟合的思想和检验的思想。

(一)均值的思想。

均值的思想触及统计理论的方方面面,它是统计的根本思想。均值集中表现了统计认识事物的根本过程和根本观念。统计是研讨总体的数量特征。在描绘总体的数量特征时,我们的重点常常在于总体的普通程度,不是个体程度或总体总量程度。个体的数量特征中常常包含了必然性要素的影响,总体总量程度常常又遭到总体范围大小的影响,不能有效地反映统计总体的普通程度。相关于个体,用普通程度可以较消弭必然性要素的影响,表现出总体内在的特征。这在统计上表现为均匀指标,经过均值来反映数据的`集中趋向。

(二)变异的思想。

没有变异就没有统计。固然统计的目的在于寻觅总体的普通程度,即寻觅个体中具有普通性的规律,这种认识过程是从变异出发。变异反映的是事物变化的必然性,反映变异的根本指标是方差。

(三)估量的思想。

用样本揣测总体是统计剖析的办法。在实践工作中,常常无法或很难得到总体数据,只能应用样本的材料来推断总体,用样原本推断总体,到达对总体的系统性认识。

(四)相关的思想。

所谓相关的思想就是表现事物间的关系,也就是哲学是普遍联络的观念在统计中的应用。它既反映了事物之间的联络,又反映了这种联络的不肯定性,客观地表现了事物之间的真实关系。

(五)拟合的思想。

拟合本质是对事物间不肯定关系的一种笼统的反映。这种办法就是对规律或趋向的拟合,其根本出发点是对必然性的消弭,最终反映出偶尔背后的必然。拟合的成果是模型,反映普通趋向,趋向表达的是“事物和关系的变化过程在数量上所表现的形式和基于此而预示的可能性”。

(六)检验的思想。

统计剖析办法是基于归结的办法,是一种从个体到总体、从部分到全部的过程。其结论由于所选择的个体的不同(即样本的不同)必然具有差别,即必然包括必然性,在树立模型时,由于必然性的影响,需求基于一定的假定。其结果的牢靠性是需求检验的。所谓检验就是基于样本数据而对总体做出了一定的假定,对这个假定的正确性进行检验。

三、对统计思想的认识。

在统计的思想中,最根本的是均值的思想和变异的思想。

(一)从对事物的数量特征的认识来看,统计是从特殊到普通的过程,从个体到总体的过程。

一方面我们从个体出发,要找出事物的普通性的、带有实质的特征,这是我们统计办法的最终目的;另一方面个体间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对其仅仅是消弭了事,必需要对这种差别进行照实的反映。这种差别同时也是对总体普通程度(即均值)所具有的效果的一种评价。均值和变异从相反的角度全面地反映了总体的根本特征,有均值就有变异,二者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总体的根本特征,缺一不可。

(二)其它的思想中均离不开均值和变异。

从估量思想来看,在估量过程中不能分开均值。在用样本估量总体时,只能用样本的普通程度来估量总体的普通程度,不可能用样本的总范围来估量总体的总范围,即对总体数量特征的估量常常表现为对总体均值的估量,对估量结果的检验却离不开变异,简直一切的假定检验都是基于离差。固然假定检验无论从指标上来看,还是从目的上来看或是从根本出发点来看,都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别,但究其实质来看,都是树立在对离差大小的评价根底上。

(1)相关的思想。统计中的相关包含两个要点:一是变量间具有联络;二是这种联络的不肯定性。而经过均值来反映变量间的联络(即变量间消弭了必然性要素后的联络),用变异反映联络的不肯定性。

(2)拟合的思想。在拟合对事物不肯定性关系的反映中,首先是反映事物的普通关系,即消弭了必然性要素影响的关系。在拟合模型的过程中,不同的办法具有不同的模型,但同样,各种模型的拟合过程中,其消弭必然性要素的办法均基于均值的思想。

(三)其它各思想之间的关系。

相关思想是拟合思想的根底,估量的思想是检验思想的前提,四个之间存在互相依赖的关系。在理论中,需求对相关关系进行反映和描绘,并据此来认识事物开展的实质规律;认识相关关系的办法就是拟合模型;在拟合模型时,常常是应用样本材料来估量总体模型;由于样本中存在的必然性,使得我们必需对样本模型进行假定检验。

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篇十七

近来，国内外区域经济史研究异军突起，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区域经济个案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区域经济史理论规范的探索，还显得比较薄弱。本文拟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学术界。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1][2][3]。

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篇十八

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时代，网络营销模式成为电子商务发展的新模式，网络消费的发展促使互联网金融得到迅速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程度也不断健身，互联网发展趋势不断加快，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不断成熟，其中电子技术的发展促使互联网金融业务不断扩展，也促使银行资本在更大范围、更快速率内快速运转，互联网金融特性深深烙印在现代企业的经济发展中。现今社会，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对传统金融市场产生影响的同时，法律监管风险也不断上升，因此在金融特许制下，要重视网络金融法律监管的调整工作。

一、网络金融的含义。

网络金融是计算机网络技术为支撑的金融活动的总和，具有互联网以及金融活动的属性，是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金融行业或金融活动的一种运行机制，随着世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网络金融可以说是现代企业金融活动的重要发展方向。互联网金融的具体内涵可以从两方面展开叙述。

从狭义上讲，网络金融主要是指与网络技术或者是与internet技术有关的金融经济活动，这种金融活动建立在信息通信基础上，应用现代信息通信软件进行金融交易活动。在网络金融的业务交易活动中，主要是应用数字化的网络技术来进行市场开发、产品生产以及应用信息技术提供产品信息，进行信息服务和交易活动。我国互联网金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主导产业为网络信息技术产业和服务产业，这些产业都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通过信息技术进行经济活动即可看作是进行网络金融活动。

从广义上讲，网络金融是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金融活动的总称，这一含义将狭义的金融经济活动包含在内，同时还扩充了网络金融的范围，如网络金融还包括网络金融安全以及金融监管等多方面的内容，这种形式突破了传统金融模式的限制，以信息化、数字化的形式存在，可以说金融是金融活动的电子空间，具有网络的本质特性。网络金融活动以虚拟化的运行方式存在，利用互联网进行各种金融交易活动。网络金融为了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需求，产生新型的营销模式，这是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产物。

二、網络金融发展的时代特征。

网络金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随着信息技术的变化发展，网络金融的业务活动也不断得到更新。综合来说，网络时代的金融活动的开放性、透明性更强，金融机构的界限不断模糊，金融资本更加集中，金融活动更加频繁，且金融业务的种类不断扩充，金融经济的网络化趋势不断加强。

1.金融服务开放化、透明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金融活动的网络化趋势不断加强，网络金融突破传统金融模式的时间、空间条件的限制，将金融交易由面对面交易变为群体开放式、交流式的交易，最大限度的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由此加大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开放性。而随着金融服务的开放性不断增强，金融交易要求实现信息对称，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市场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金融机构向市场客户提供金融信息，让客户自主选择是否交易，在尽量实现信息对称的基础上，金融市场的透明度显著提高。

2.金融机构的界限模糊化。

以最传统的金融机构银行为例，纵观现代银行的业务，可以看到银行逐渐传统的存款中介机构演变为投资理财中心，并且还出现电子银行，与支付宝、余额宝等建立联系，实现网络移动支付，极大的扩展了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致使与非金融机构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

3.金融资本集中化。

网络上时代的金融活动，资本更加集中，很多资本实现形成资本联盟，如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即证券商、信托业、证券投资基金、保险业等金融机构之间建立联系。在网络金融资本集中化的趋势下，我国金融企业为了占据金融市场，不断兼并、重组中小型金融机构，网络金融的发展伴随着金融组织的集中，而其资本基础是金融资本的集中，金融资本进一步联合起来。

4.金融业务多元化。

互联网时代，金融业务的范围不断扩大，逐渐形成多元化的趋势。如当今金融市场中，形成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混业经营的大金融格局，这种金融模式为金融产品以及金融业务的拓宽开辟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有效解锁金融产品的基本功能，促使金融产品以多元化的方式活跃在在网络平台上，为金融市场的受众提供多种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金融超市”的出现，以超市为载体，货架出售多种金融产品，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

5.金融风险的加大。

网络金融由于虚拟性的交易方式和资金的集中化，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金融风险。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跨国金融经济活动不断增加，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动性不断增强，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金融活动的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资本的快速流动加快了现代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并且新兴起的金融市场会受到极大的冲击，金融资本的安全性减弱。我国由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金融活动的限制性增强，由此也增加了金融风险。

三、网络金融法律监管现状。

我国9月召开金融会议，主要对金融监管机构的改革方案进行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中国面临的金融风险与挑战日益增多，金融监管体系的弊端逐渐显露，中央亟需推动金融监管框架改革，防范新时期的金融风险并维护金融行业的稳定发展。

1.网络金融法律监管体系不健全。

我国互联网金融在发展中，由于固有风险较大，容易出现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法律监管。我国法律体系中涉及到金融等相关内容的法律如《保险法》、《证券法》等在网络金融业务活动中都发挥一定的监督、规范作用，但实际上，这些法律都是以某方面的内容为主，缺乏全面、系统的规范指导，且部分法律规范的造作性、执行性较弱以及与现实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情况脱节，难以满足网络金融发展的需求。

还有我国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的覆盖范围不断扩散，业务量持续增多，新的互联网金融产品被创新开发出来，而相应的产业以及业务规范没有配套产生，或者是产生的规范体系无法有效落实下去，这就导致法律监管机制无法发挥作用以及互联网金融活动的风险进一步增大，会阻碍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进程。

2.网络金融法律监管有效性较差。

目前，我国针对互联网金融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互联网金融法规，但从整体上来说法律法规总量偏少，且法律的监管有效性较弱，在实际的金融业务活动中容易出现不及时监管的情况。

现阶段我国互联网金融在发展中，金融监管的信用风险加速暴露，金融信贷风险不断显现出来，而金融监管出现框架不适应体制性的矛盾，进一步加大了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的难度。

互联网金融以信息技术和金融活动为基础，本身具有较强的虚拟性，而我国行政管理部门在法律监管过程患者，由于自身资源有限，无法最大程度落实监管有效性，虚拟性的金融交易环境，致使金融法律监管的效率和准确性大打折扣，互联网金融的法律监管无法有效落实。

还有我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来，金融监管的力度和要求都不断提高，这对金融监管机构的协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严格的监管体制的限制下，互联网金融的發展受到很大的阻碍，互联网金融市场的联动性经常与法律的规范性产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到我国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现状不容乐观。

四、网络金融法律监管路径。

网络金融相比较传统的金融活动，金融风险更大，因此需要更加强有力的网络金融监管体系，能够对网络资本极具、金融业务扩展、金融创新以及金融交易等具体监管，降低现代网络金融活动的风险。我国现阶段，由于网络具有开放性、虚拟性，现场监管等手段无法发挥监管效果，难以对网络金融实施监管，在这种现实条件下，我国要重视互联网法律监管体系的构建，从监管体制、监管范围以及监管方式三个方面实施改进，提高网络金融自身的健康发展，维护我国金融秩序的稳定，保障金融市场消费者的合法利益，提高大众的网络金融交易信息，以此来提高我国网络金融的市场竞争力。

1.监管体制的变革。

网络时代的金融活动以网络技术为基础，在网络平台上进行交易活动等，如银行由最初的存、放款以及结算业务扩展为综合型的业务，利用网上银行可以满足金融消费者的需求，为其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务。如支付宝等移动支付软件的开发，消费者可借助这一软件进行付款、收款以及购买理财产品等多样性的金融活动，而这些操作全部在网络平台上完成，金融监管的难度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重视监管体制的建设，规范网络支付行为，可以通过混业监管模式来对金融支付、贷款、投资等行为进行法律监管，重视且完善相关法律建设，明确金融活动规范，加强系统化的监管，全面提高监管质量。

2.监管范围的扩大。

网络金融业务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并且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促使资本在快速流动中集中起来，由此加大了监管难度。我国传统金融活动层次分明，对于业务范围具有明确的规定，基本职能划分比较明确，而网络金融则模糊了各种业务之间的界限，业务种类较多，在这一过程中，要扩大法律监管的范围，突破等级限制，能够对网络金融活动进行监管，实现传统金融与网络金融的并行管理。

3.监管方式的改进。

网络金融法律监管中，要改进监管方式，建立专业化的网络金融监管机构。针对金融交易的虚拟化以及交易过程的不透明化，建立专业性的监管机构，明确分工，按照法律要求进行监管，同时还注意监督机制的建设，应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审计和监督，提高监管的速度与质量。针对我国法律监管现状，可以实施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主要是信息数据稽核）相结合、市场准入监管与市场退出监管相结合、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相结合、行业自律与金融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方式，实现法律监管的要求。

五、结语。

当前中国积极投身于世界经济市场中，重视金融交易等基本活动，而随着金融业务扩充以及金融交易范围的增大，在加上我国重视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开拓，金融经济面临的风险挑战不断增多，在金融业务交易中，逐渐将金融监管的系列问题暴露出来，这些问题严重限制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速度。我国互联网金融要想实现创新发展，就要加强监管体系的建设，同时针对现实中相关法律滞后、确实的问题，要建设紧急应对机制，加强监管机构的宏观调控能力，要全面实现监管机构与市场主体的联动功能，减少不必要的监管机构，改革监管格局，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程序以及具体举措上发挥监管的有效性。

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篇十九

1、抓好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学习贯彻工作。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按照上级统一部署，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分阶段、有步骤组织广大党员教师尤其是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用党的十八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

2、认真做好十八大精神“三进”工作。利用报刊、广播、网络、墙报、宣传橱窗等各种载体学习宣传十八大精神，营造浓厚的学习宣传氛围。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在进行思想品德、语文等学科教学时，融入十八大精神的相关内容，让课堂成为宣传十八大精神的主阵地，让广大党员教师成为十八大精神的重要传播者，真正实现十八大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目标。

3、学习《新党章》，贯彻《新党章》。通过发放新党章、印制学习资料、开设宣传栏等渠道，广泛宣传《新党章》基本知识，在较短时间，让所有党员教师掌握《新党章》内容，自觉遵守党章，切实贯彻党章。

4、加强师德师风教育。加强教师的理想信念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进一步规范教师从教行为，严格要求教师认真履行职责，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学习宣传优秀教师，营造学先进、赶先进的良好氛围。坚决治理教师队伍中有违师德的行为，杜绝有偿家教，净化教书育人环境。

5、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养成教育。德育工作要在坚持狠抓常规管理、组织开展好系列活动的基础上突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创新德育的新思路、探索德育新方法、实施德育新举措、开创德育新局面，使德育工作和学生管理成为学校竞争中的亮点。继续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宣传教育活动，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动，积极开展“和谐校园”“文明班级”等创建活动。加强文明礼仪、行为养成教育，深化拓展感恩教育、诚信教育、国防教育、法制教育、禁毒教育、廉政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等各项工作。

二、进一步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

6、加强党员。

队伍的管理与教育。要根据上级党委的年度工作计划要求，认真制定并落实好本支部的年度工作计划。要在保证党的常规工作正常化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党员的党性意识、宗旨意识、组织意识教育，创新-评议党员的方式与形式，要加强对党员经常性的教育工作，提高党员素质,组织党员深入开展“共产党员先锋岗”活动;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做好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切实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7、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员活动及考核记录，为党内评优工作提供可靠依据;“七一”期间表彰优秀党员。要围绕学校中心工作，结合教育教学实际，组织党员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实践活动。广大党员要亮出牌子、举起旗子、做出样子，争做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服务标兵，争当模范党员，切实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再立新功。

8、认真做好发展党员工作。制订本年度发展党员计划。努力做好优秀教师入党工作，引导团员青年及入党积极分子靠拢党组织，为党组织补充新鲜血液奠定坚实基础。以在教学第一线青年骨干教师为发展党员的重点。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经常性教育和入党前的强化教育。确定重点培养对象和发展对象，进一步做好培养教育考察工作，本年度计划发展党员3名，对考察合格的预备党员按时办理转正手续。

三、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

9、认真落实党组织议事规则。要认真落实-集中制原则，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化、规范化。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支部委员集体讨论，做出决定;党支部委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工作中努力做到党政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完善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校长全面负责、教代会-管理三位一体的学校管理体制，限度地提高领导班子的整体效能。

10、认真落实-(组织)生活会制度。要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生活会的组织工作，切实抓好各个环节，注重抓好整改，进一步提高-生活会质量，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领导班子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对-生活会召开情况、整改情况以及群众普遍关心问题的解决进展情况，在一定范围内通报，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要组织召开好党小组的组织生活会。党支部委员坚持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会制度，既参加班子的-生活会又按时参加各支部的学习活动和组织生活会。

11、落实“三会一课”等党内生活制度。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生活会制度、党员汇报制度、-评议党员制度等党内生活制度。按规定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小组党员会议，组织(-)生活会议，上好党课。

12、完善“簿册”管理规范化。加强对各种“簿册”、人事档案的规范管理，充分发挥档案资料作用。

四、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13、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党支部一班人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增强群众观念，注重调查研究，继续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进一步落实校级干部联系年段、处室、教研组制度，倾听群众意见和建议，为教师脱颖而出搭设平台。要进一步关心教职工的身心健康，努力减轻教师负担，切实解决教师的生活工作困难，解除教师的后顾之忧，使教师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

13、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认真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继续坚持和完善党组织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处室各负其责、依靠群众参与的反-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努力形成反腐倡廉的强大合力，使领导干部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增强自觉遵守纪律的观念，规范行政行为，确保教育工作风正源清。

深化“廉政文化进校园”活动，通过创新载体，从小培养青少年廉洁自律的良好品质，奠定终身廉洁做人的品格。

14、进一步规范党务、校务公开工作。坚持“公开、公平、-”的原则，继续做好党务、校务公开、重大决策咨询工作，使党务、校务公开工作更加规范，更加透明，提高党务、校务公开工作实效。

16、做好计划生育等工作.依法认真完成上级交办的有关工作任务。

五、继续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提高文明学校成果。

17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按照上级统一部署，结合20--年开展的“校园文化建设年”活动，继续开展兴趣小组活动、“五园”活动、献爱心特色活动，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进一步美化校园环境，推进校园文化建设。

18、提高文明学校成果.广泛开展创建文明和谐校园活动，通过开展歌咏比赛、文艺汇演、田径运动会等活动，丰富和活跃校园文化生活，努力建设和谐的校园文化，形成良好的校园文明，创建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努力建设平安、健康、文明、和谐的校园，推进校风、教风、学风和制度，形成良好的校园文明，创建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推进学校精神文明建设，争创市级文明学校。

六、加强党对群团工作的领导.

19、加强对工会工作的领导。支持工会根据自身特点开展各项活动。积极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丰富教职工课余文体生活。发挥教代会的-管理和监督作用，坚持和完善教代会制度，进一步推进学校-管理、和谐发展。认真落实并完善校务公开制度，保证教职工依法享有和行使各种-权利。

20、加强对共青团工作的领导。围绕学校中心工作，立足团队特色，展示学生特长，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各种特色主题教育。加强团队自身建设，突出加强团员队伍建设，力争各班团支部在团建等方面有较大发展，使团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认真做好发展团员工作，各团支部要积极组织团员青年和入团积极分子学习《团章》，拟定于“五四”前夕，在初二年段，初三年段按比例发展团员，并在初一少先队中开展“推优入团”工作。充分发挥团队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引导青年教师爱岗敬业，献身教育，积极主动向党组织靠拢。

21、认真做好-工作。注重党外干部的培养工作，加强与-党派教师联系，适时组织党外教师参加评议党员等活动，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