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主题团日活动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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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主题团日活动总结报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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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这样一次“伟大觉醒”和“伟大革命”不会突然发生，必然有其深厚的历史积淀。要懂得中国为什么会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变化，就必须对新中国成立时的基本状况和此后的经历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一）革命的胜利与新中国的任务

回望历史，自20世纪以来，中国就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一个大革命时代。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革命完成了两个使命：第一，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第二，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这两个使命的完成，结束了旧中国一百多年来外战、内战不断的局面，为新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提。

新中国成立时，由于连年战争刚刚结束，中国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当时，中国是一个农业国。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所谓工业大部分是手工业。现代工业很少，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等少数大城市。1949年，国内工农业总产值仅为人民币466亿元。按全国人口4.5亿计算，人均约100元左右。为尽快改变国家的面貌，毛泽东提出两项基本任务：第一，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第二，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此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这两项任务展开的。

（二）新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

长期的革命经历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二是超强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中共的这两个特点对新中国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道路具有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从1949年到1954年，在五年多的时间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确立了新的政治体制。基本政治制度有三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普选制基础上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拥有立法权、任命权和监督权。除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之外，中国还有八个民主党派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这套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采取中央高度集权的形式。在当时，这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巩固。

新中国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要长一些，从建国初期经过一段探索至1958年基本定型。这一体制有两个特点：第一，单一所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所谓单一所有制就是实行公有制，只有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基本没有个人的和民营的企业。国家对工业、农业和商业都实行计划，企业和农村按计划生产，国家对产品实行统一定价，统一调配。第二，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统一行政和生产管理。户籍管理制度也在此时确立，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国家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生活保障。由于生活必须品的供给与户口制度联系在一起，不仅城乡居民不能自由流动，城市居民也不能自由流动。

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在旧中国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转化而来，其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这里仅简要指出三点：

第一，旧中国实行的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新中国初期曾尝试实行双轨制。由于连年战争，民国后期的经济体制是半统治、半市场，官僚资本即国家资本在全国总资本中的占比超过一半。这种情况使得新中国可以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迅速建立起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时还存在集体、私营、个体和国家资本主义等成分。当时，中共负责经济工作的一些领导人认为，中国经济落后，不具备实行苏联式全面计划经济的条件，应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按照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国营经济实行计划，其他成分依靠市场。然而，这种双轨制的尝试并不成功。

第二，当时存在一系列将中国经济导向计划体制的因素。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为稳定和恢复经济、保障人民生活采取的诸多政策措施虽行之有效，但客观上具有消弱市场要素的作用，从而形成了导向计划经济的路径。其次，冷战国际环境和朝鲜战争的发生，使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仅局限于苏联、东欧等实行计划体制的国家，并促使中国领导人决心实行赶超战略。最后，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顺利完成，中国基本形成单一所有制，这就为全面实行计划经济创造了条件。

第三，新中国实行赶超战略，依靠工农业“剪刀差”进行原始积累，以及限制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等措施，是导致城乡差别固定化的重要原因。客观地看，自近代以来，中国便出现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而扭转这一趋势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简单说，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有一个探索形成的过程，至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单一所有的计划体制基本定型；此后，直至改革开放启动，中国经济便是在这一体制下运行的。在中国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这样一套计划体制可以使人民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同时也使国家能够集中资源在一些方面取得迅速发展，如重工业和国防科技方面。不过，从长期发展来看，这套经济体制效率不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大，城乡差别显著。

（三）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冷战国际环境下，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工业化只能依靠苏联援助，学习苏联经验。但中国人很快发现，苏联模式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管理死板，效率不高。1956年苏共二十大斯大林问题暴露后，毛泽东提出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但毛泽东在世时未能找到正确答案。

从1956年至1976年，中国进行了各种探索。这一探索的开端是良好的。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的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当时虽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但基本精神相似。八大前后，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一系列极具创建的新方针。然而，正确的思想并非一经提出就能坚持下去。此后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国际环境的变化、党内不同意见，以及社会上的各种反应，探索的方向逐渐出现偏差。

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否定了八大的判断，认为“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并没有结束。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试图以依靠群众运动、打破常规的办法发展经济；同时尝试改良计划体制，思路是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把一些权力下放给地方，以便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结果，“大跃进”遭到失败，对计划体制的调整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然而，当时并没有总结不尊重经济规律的问题。1962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错误指导思想发展到极端就演变为“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为期十年的内乱。

新中国从1949年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7年，前7年发展比较顺利，后20年经历坎坷，代价高昂。然而，总的来看，新中国在经济建设上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是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从经济总量上看发展也不算慢。1976年国内工农业总产值4536亿，是1949年的9.7倍。同期中国人口从4.5亿增长到近10亿。工农业总产值按人均计算，从人民币100元增加到454元。这一人均增长大致与二战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但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特别是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相比，中国明显落后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领导人和人民群众一致希望加快国家现代化建设，决心改变差距日趋拉大的局面。这时的主、客观条件已不同于以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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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常说：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然而，凝固的与流动的，对观察者和研究者来说毕竟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且是一段没有完结的历史，要做出合理的划分并不容易。现在，学界还有不同看法，需要进一步讨论。

目前，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比较细致的划分是把这个历史过程分成以下六个阶段：1、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1976—1978）；2、全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1978—1982）；3、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阶段（1982—1992）；4、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2002）；5、建设全面小康社会阶段（2002—2012）；6、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2012—2022）。

这种阶段划分的办法现在采用较多，但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现在通常把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历史转折的标志和改革开放的起点，讲改革开放四十年并未包括上述第一阶段。第二，上述各阶段如何标示、主题如何概括才更准确，尚需进一步斟酌。例如，上述第四阶段，自中共十四大起便称为“新阶段”，现如延用已不合适；但本文的标示仅突出了该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最重要的内容，而未能涵盖如港、澳回归和建立全方位对外关系格局等其他重要内容，亦有不足。第三，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这一新时代从党的十八大之后开始，或将延续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

从研究者的角度，笔者倾向于把上述六个阶段两两合并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启动，其间是历史转折的实现。这主要因为历史转折并非一下发生，不像一个锐角，而像一条抛物线，讲历史转折事实上离不开对“文革”结束后最初两年的记述，局部拨乱反正和一些改革尝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已开始。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与经济体制转轨。改革开放内容丰富，把阶段划分得粗些、长些，有利于更好地展示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及其相互间的配合，也有利于说明经济体制改革从最初探索，到确定目标，再到基本实现转轨的过程。第三阶段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个阶段尚未完结，许多方面的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做出总结和评价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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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论述的重点放在三阶段划分法的前两个阶段。因为这两个阶段已过去近20年，经过历史的沉淀，许多事情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对处于现在进行时的第三阶段，笔者将比较其与前面两个阶段的差异，提出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生了令人眼花瞭乱的变化。梳理这个过程，可以看到有五个方面的转变引导着整个潮流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一）指导思想的转变

改革开放所以能发生，是与党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发生了几个重大事件：一是1978年春夏之交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个讨论使思想解放成为潮流，使党回归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中外交流的恢复和开展。“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派遣代表团出国访问，目的之一是学习外国现代化经验。有人称，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出国访问潮，是近代以来国人第二次开眼看世界。三是1978年夏秋之际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这次会议讨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一些设想和措施。最后是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许多重大事项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讨论商定，在随即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形成正式决议。上述事件为党的路线转变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改革开放的起点，即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党提出新的政治路线，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重要的转变意味着中共明确了作为执政党，其主要任务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次全会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上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构成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在改革开放启动之际，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而这是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密切相连的。1979年国庆节前夕，叶剑英发表重要讲话，代表党中央对建国以来的历史做了郑重而初步的总结。不久，中央确定要写一个新的历史决议。经过反复讨论，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评价，即功大于过；二是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阐述，最重要的是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全党智慧的结晶，同时把毛泽东的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隔开来；三是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郑重的总结，特别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概括起来，建国以后的教训主要有三条：第一是革命胜利后，党没有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仍然把开展阶级斗争作为主要任务，致使政治运动不断，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和国家的法律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第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同时党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不重视经济规律，多次出现严重失误，导致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第三，国家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没有跟上世界的发展步伐。这既有外部环境的客观原因，也有自身主观认识的局限。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拨乱反正的完成。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非常重要，中国的改革以问题为导向，针对的是原有体制的弊端，而不是把原来的体制推翻。

1982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概念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和经验，而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会议决定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在经济方面，当时提出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人均gdp达到800美元，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以后又提出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改革开放就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在这个路线图和时间表形成的过程中，邓小平的“小康”思想具有指导作用。1977年，党的十一大会提出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已看清，这个目标届时将无法实现。1979年12月，他在同来访的日本首相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这一“小康”思想体现了邓小平大智慧：第一，这是一个缓冲，把不切实际的目标降了下来；第二，“小康”这一提法第一次把党所主张的国家现代化大目标与老百姓的现实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小康是中国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传统向往与追求；第三，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整个战略步骤实际是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思路来安排的。

（二）政治环境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两者几乎是同时启动的。当时，人们首先感到的是政治氛围的变化；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则有一个过程。政治方面逐步推行的措施包括：

1、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两件事的性质和涉及的人员范围有所不同，共同的目的和作用是大规模调整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平反冤假错案关键是纠正错案，涉及的人员主要是“文革”及此前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错误批判的干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关键是不再搞“唯成份论”，其涉及的人员范围更宽、数量更大，具体情况十分复杂。例如，为“地、富、反、坏、右”摘帽等。以往，“成份”和“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前途和命运。上学、找工作都要讲出身和成分，甚至要“查三代”。划定成份长期不变且株连家属子女，是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基础之一。这种“成份”或“出身不好”所带来的政治包袱有多沉重、多压抑，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不是过来人很难了解和体验。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重大意义在于，打破原先按照阶级、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把人们分成不同等次的做法，使得每个人获得了平等的公民权。

2、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上世纪60年代，个人崇拜日趋严重，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形成一言堂，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错误。有鉴于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并重新恢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当年8月，邓小平明确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以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和领导人兼职过多的问题。在政治体制方面进行改革的探索由此展开，其宗旨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3、取消“文革”时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恢复各级人民政府。“革命委员会”是“文革”时期造反派夺权后建立的政权机构，其特点是党、政合一。“文革”结束后，“革命委员会”的名称得到延用，但由于各级党委的恢复，其实际作用已相当于原先的各级政府。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后，“革命委员会”的称谓逐渐废弃，各级政权一律称政府。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正常化的一个步骤和标志。

4、废除“大跃进”时期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乡、镇设置，逐步实行基层自治。1982年至1984年期间采取的这一措施打破了公社化之后农村形成的政社合一（实际是党、政、生产管理三合一）的状况。对于农村基层来说，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经济组织实际是上下级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农民没有生产自主权，政社不分也削弱了基层政权机构管理行政事务的能力。改革初期，当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人民公社的解体已不可避免，而废除这一体制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改革取得的成果。农村基层自治是人民公社解体过程中农民群众的创造，在写入1982年宪法后逐步推开。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城市居民自治制度也有所发展。进入21世纪，基层自治制度正式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5、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按照“四化”标准启用大批年轻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为一般职工建立了退休制度；但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没有明确的退休制度，实际是终身制。“文革”结束后，让一些年事已高，特别是文化水平较低、思想比较僵化的老干部退出领导岗位，让胜任改革、年富力强的人接班已刻不容缓。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党中央决定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同时明确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提拔年轻干部，这样就在总体上形成新、老干部的有序交替。

6、改进和健全各级人大和政协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在全国人大一级主要是赋予人大会常委员会更大的立法权，绝大部分法律由人大常委会通过即可生效，只有特别重大的法律仍须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这就更好地发挥了人大的立法作用。同时，在全国人大陆续设立一系列专门委员会。在基层人大，主要是在县一级设立常委会。这些改进加强了各级人大的作用。政协会议在“文革”结束后重新召开，强调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由此加强。以后，又把参政议政列入政协的主要职能。

7、加快制订各项法律。中国的法制建设在“文革”中遭到巨大破坏。改革开放初期，加快制订各方面的法律成为当务之急。人大法律委员会成立后，仅三个月时间就立法七部。其中，有的是“文革”前已制订但未获通过，有的为改革开放所急需。例如，为配合引进外资的需要，制订了对外开放的第一部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改革开放后制订和通过的法律包括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民商法等等，行政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等则出台较晚。其中，1982年宪法的制订具有重要意义。这部宪法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在内容和结构上做了一些调整。结构上的重要调整是把公民权力和义务这一章调整到国家机构一章之前。当时的考虑主要有两点：一是突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二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事实上，政治方面的改革内容广泛，有关的一系列举措使得国家治理朝着民主法制的方向发展，并起到为经济方面的改革清扫道路、创造条件的作用。如果没有政治方面的这些转变，经济上的改革是难以推动的。

（三）经济体制的转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采取渐进方式，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并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思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这方面的改革从一开始时就有明确的对象，即计划经济体制；但最初目标并不明确，是对现行体制进行改良，还是最终抛弃它，一时尚无定论。

1、改革从调整开始，“对内搞活”与“对外开放”渐成一体。在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的基本经济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当时的思路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改革和开放多少作为两个领域被分别考虑。改革要解决的是国内经济体制效率不高，缺乏活力的问题；开放则为打破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开展科技、文化交流。然而，中国的实践表明，内部的改革与对外开放难以分开。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农村改革是纯粹的中国特色，而城市改革则更多地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经查阅，“改革开放”合并成一个词，作为一个完整概念，实际是1983年下半年后才出现在报纸和中央文件上的。

2、经济体制改革从城市起步，出人意料地在农村取得突破。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指导思想是城市领导农村，最初设想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从城市着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在一些国企启动改革试点，主要办法是向企业放权，不再重复以往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做法。但新尝试效果仍然有限，原因是计划经济环环相扣，从体制的末端着手难以形成全局性突破。这时，农村出现了预想之外的情况。计划经济对农村的控制相对不那么严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改革强调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农民群众就利用这一点突破了政策限制，开始尝试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大包干”是其中最简便的一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产品数量和品种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也开始发展，城市供应得到改善，整个经济由此活跃起来。

3、建立沿海经济特区，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等。这是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深圳是最成功的特区。经济特区的意义不单是开辟对外开放的窗口，更重要的是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探索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路径，并具有示范和吸引效应。例如，深圳实行市场经济后，吸引周边地区农产品流入，不仅对周边地区的物价产生很大影响，对周边地区的计划体制也形成很大冲击。以后，对外开放逐步扩大，从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边界口岸。

4、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以及对计划体制的冲击。一系列改革的结果是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的所有制状况已不同以往，原来只存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情况被打破，出现了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个体企业、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新的大集体企业等。这里需要对新的“大集体”企业做些解释。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大量知青回城，需要安排就业。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不仅允许这些人自谋出路，而且要求街道、机关、学校、工厂都兴办企业。这些新建立的企业当时叫“大集体”。包括大集体在内的各种类型的新企业与原来的国营和集体企业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没有被纳入计划体制，必须自己找产品、找原料、找销售渠道。换句话说，这些企业必须依靠市场生存。这样，各种新型企业就在原有的计划体制之外造就了一个市场，尽管这个市场还很不成熟，也没有明确的合法地位，但它已经出现。

5、市场的复苏与“双轨制”的出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半市场、半计划转向全面计划经济的过程；改革开放后，又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比较这两个过程，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这两个过程经历的环节大体相同，但排列顺序相反。新中国成立后，经济上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取消外汇买卖和股票交易，管控金融市场；随后是控制粮、棉等生活资料价格，同时为保障就业限制劳动力流动，之后是管控生产资料价格，最后是统一销售渠道。这一系列措施导致市场要素逐渐失去作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一个反向过程。允许开办农产品自由市场，意味着放松了对销售渠道和生活资料价格的管制。那时，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城里人用粮票在自由市场上和农民换鸡蛋。城市居民的副食得到改善，农民可以多吃些粮食。农副业生产发展了，农村出现富余劳动力，乡镇企业兴起，劳动力开始流动。以后，生产资料价格和销售渠道逐步也放开。90年代初出现了证券和股票交易，金融市场也逐渐形成。到这时，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都已具备。考察这一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在其最初阶段更类似于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非精心的人为的设计。

这里必须说明，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思路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这并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范畴；但是客观地看，这一思路在改革初期对于市场经济的起步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它第一次给予市场以合法地位，虽然还只是辅助地位。此前允许市场存在，通常是作为克服经济困难的临时性措施。一旦经济形势好转就要取缔市场，“割资本主义尾巴”。在新思路下，市场经济虽处于辅助地位，但毕竟不能随意取缔。市场经济一旦达到一定规模，便会自行拓展生存空间，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于是就形成了经济“双轨制”。

经济双轨制的出现，一方面是客观发展所导致，另一方面也有主观选择的推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最终目标，但此后几年的提法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一方面，这个问题争议很大，政治上很敏感；另一方面，要维持国民经济的运行，不可能一下放弃计划经济体制，特别因那时中国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明确提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这意味着中国开始有步骤地推行双轨制，以促进经济体制转轨。其办法主要是让那些不受计划体制控制的企业优先发展，以培育市场的生成。这种体制外先行的做法也被称作“增量改革”。

关于经济双轨制的利弊，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有很多讨论。然而，以回顾的眼光看，实行双轨制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心环节，中国渐进式的经济改革能够成功，恰恰是因为有双轨制作为过渡。我们今天评价双轨制，不能局限其本身的优劣，而要看其在改革过程中的作用。其实，所有政策和措施都是有成本的，无非是成本高些或成本低些。同时，再好政策和措施实行一段时间之后也会带来新问题，需要新的解决办法。

6、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改革探讨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什么为目标？在几经争执之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中国最终放弃了以单一所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到20世纪末，中国基本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政府的职能也有所调整，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动。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国。

考察上述历史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和体制转变，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互相促进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上了三个台阶，都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度的提高分不开。

（四）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展开，一个重要条件是有利的外部环境，而外部环境的变化又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分不开。打倒“四人帮”后不久，叶剑英元帅在外交部的一次讲话中提出，现在我们执行的是“周总理的外交路线”，而没有再提“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这一提法的变化反映了外交政策的调整已经开始，突出了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各国发展关系。邓小平复出后主持外交工作，他所确立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主要有五点：

1、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这是外交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中美正式建交是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奠定了改革开放所需良好外部环境的基础。

2、对国际形势作出新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面临的两大问题。这个判断是逐步形成的。20世纪60年代末的判断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70年代末的判断是世界大战可以推迟，要抢时间搞建设。1985年，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判断是经过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现有人误以为，作出和平与发展的判断是实行改革开放的前提；而实际情况是改革开放的决策在先，得出和平发展的判断在后。然而，有了这个新判断，中国便可以放手实行改革开放，它对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具有多方面影响。

3、放弃“一条线”战略，向“全方位”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延续了“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的联合美欧日等国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一条线”战略；但着眼点已不限于国家安全，而更多考虑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中国有意识地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有步骤地使对外关系格局朝“全方位”发展，即建立比较均衡的对外关系。这既包括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四个方面的均衡，也包括各方面内部的均衡。需要指出，在对外关系格局调整的过程中，邓小平的处理稳妥而智慧。他始终强调，中美关系是大局；对于中苏关系的改善，他高度重视，并巧妙地把控节奏。这个过程历时十年，中苏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同时中美关系也一直保持稳定。回过头来看，这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而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也为此后中俄关系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都对中国的发展十分有利。

4、重新阐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实，早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将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革”结束后，中国外交经过一系列调整，于1987年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归纳为十个方面。主要是：中国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中国主张世界所有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等等。这意味着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形成体系。

5、沉着应对国际形势的大变局，提出正确处理内政与外交关系的原则。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当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动时，中国面临着巨大压力。此时，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策略方针；同时，明确了在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时，首先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中国因而避免了重回意识形态斗争老路的危险，并成功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恢复和稳定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同时，实现了与所有周边国家建交，与中东地区国家关系取得重大突破。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这一系列方针是极其睿智的，保证了中国的和平发展。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实行的外交政策，不仅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且经住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格局大变动的严峻考验，保持了连续性，取得巨大的成功。世纪之交，中国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

（五）中国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转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城乡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城市居民也

再附属于单位。与此同时，在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明显改变，思想不再简单一致。这两方面的变化十分复杂，也难以简单评价。可要肯定的是，这两方面的变化不是也不可能预先设定，而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必然发生的，因而其影响也更深刻更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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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期是相当成功的，但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改革开放自始便处于不断的探索之中，其推进的过程就是直面问题，寻求解决办法，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

关于改革开放的经验已有很多总结，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之所以成立、所以重要，是因为党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起深刻的经验教训，有经验丰富、眼光远大、富于智慧的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并与时俱进根据新的实践形成了一系列指导思想，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笔者在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中，有以下五点感触较深，愿在这里提出以供参考：

（一）看准方向，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上世纪我国改革开放有两段时间面临的困难最为突出。第一次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当时，中国既要解决十年“文革”造成的种种问题，又要探索新路，很不容易。最初的成功突出表现一面拨乱反正，一面启动改革开放，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不几年就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此形成对照，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相继失败，出现社会动荡后十几年都难以稳定。

第二次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这次困难的产生既有内部经济、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变化产生的冲击和压力。能够克服第二次困难，关键在于中央明确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对内，在稳定政局之后，采取进一步改革措施，如大力改善党的领导、开发浦东、建立证券市场等，最重要的是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对外，既顶住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斗而不破，又积极拓展与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内外两方面措施都收到超出预期的良好效果。

除应对得当之外，克服这次困难还有内外两方面基础。在国内，主要是改革开放已使大多数人，特别是农民和工人受益；同时亲历“文革”的干部群众对那十年记忆犹新，不愿国家再次陷于动乱。在国际，中国的改革开放使许多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受益，它们也不愿中国倒退和闭关，而坚持制裁只会使中外双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上述种种因素构成的合力，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扭转局面，成功地把改革开放推进到21世纪。

（二）以凝聚人心和共识的口号为引领，形成各方面互相配合的改革战略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改革开放”“翻两番”和“小康”是最鼓舞人心、令人印象深刻的口号。这三个口号不仅是概念，而且有深刻内涵。“改革开放”提出实现变革的路径，“翻两番”和“小康”提出中期和长期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标准，不仅指导我国制订现代化战略规划，也把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与普通百姓的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从而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后，很快形成各方面相互配合的战略。其突出特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以经济体制为重点，很快使人民得到实惠；同时，围绕加快经济发展的需要，形成政治、外交、军事、文化，以及按“一国两制”方针推动国家统一大业等各方面的战略配合。各个方面能够协同一致的关键，在于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妥善处理内政和外交的关系，坚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不扛旗、

当头，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三）改革采取渐进方式，以双轨制和增量方法实现体制变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比较顺利、比较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采取渐进方式。渐进式改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经济体制方面，但事实上各方面的改革都如此。例如，政治方面，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以建立顾问委员会为过渡；对外开放，从特区开始，由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其他如科技、文教、医疗等方面的改革也是逐步推开的。

渐进式改革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先易后难，首先清扫外围，最后攻坚；二是以点带面，先试点，再推开；三是以“双轨制”过渡，逐步完成新旧体制的交替。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改革的典型。考察这一过程，实际是在直接对计划体制进行改革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采取了体制外先行的策略，即通过为新兴的个体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计划外企业提供优先发展的便利，形成局部的市场经济，并不断将其做大，使之在全局中占有一定优势；然后，再实行国企攻坚改革，以此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种方法被经济学家称为“增量改革”。

渐进式改革或增量改革的优点，在于极大地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和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有序实现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轨。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渐进式改革重要手段的“双轨制”，只能作为过渡措施而不能长期维持，如不能适时实现并轨，其所必然带有的不平等或不公平就会固定化，造成新的社会问题。

（四）在改革进程中形成中央、地方和基层的良性互动，扩大决策的参与范围提升科学性

在改革过程中，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也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经济特区的建立、股份制企业的发起、证券市场的建立等等，都是先由基层或地方试行或提出，再经中央认可或批准，进一步试点然后推开。这些都是上、中、下层之间互动的结果，而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这种互动的突出特点是，中央的决策与各地、各部门和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中央正确的决心，中、下层的首创精神将无以发挥，而没有来自中、下层的首创精神和实践，中央将难以形成正确的决策，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促成这种良性互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众多专家、学者的参与，其作用是在上、中、下层之间传递信息，为中央和地方的决策提供咨询，并参与各层次改革方案的制订和实施。决策圈的扩大提升了决策的科学性。这种互动使得各个方面的积极性都被调动和发挥出来。

（五）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的关系是辩证的与动态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快发展，而改革与发展又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同时，改革自身带有风险，改革与发展也势必会打破原有的平衡，产生不稳定因素；但是，如果把稳定置于首位，阻碍改革与发展，最终将会导致更大的不稳定。

处理这三者关系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改革带动发展，当因改革和发展导致新的不稳定因素出现时，必须及时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加以消除。例如，国企改革造成了大批职工下岗，为解决这一问题又促成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又是一项新的改革。事实上，改革和发展带来的不稳定，主要是由于利益格局的变化所引起；因此，处理好这三者关系的核心在于如何能使人民大众共享改革成果。在改革初期，人们对分享改革成果的关注主要在经济方面；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对改革成果的分享将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还必然包括平等享有各方面的权利，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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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1世纪来临之际，中国出现了一个口号“新世纪、新阶段”，其含意是改革开放即将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新阶段虽然与前一阶段是连续不断的过程，但它们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将有很大不同。

（一）改革开放在世纪之交前后的差异

简单说，20世纪后期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在新中国30年形成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那时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也是在那30年所积累起来的。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到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一系列新挑战也迎面而来。这时中国面对的问题，主要已不是改革开放之初所面对的那些老问题，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或是新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或是此前的改革尚涉及不多的，或是经济现代化“起飞”阶段过后才会出现的。

可以说，世纪之交前后，中国面临的问题不同，其产生的根源不同，要解决这些新问题需要有新的观察、新的思路、新的探索和新的实践。

（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的挑战

从中国内部的情况看，这一挑战主要来自五个方面：

1、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当务之急。当前阶段，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问题，而是在经济体制的转轨基本完成之后，如何使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快健全和完善的问题。这个问题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就已明确提出，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此提出一系列具体要求和措施；然而，落实这些举措，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2、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结束，开始进入高质量增长阶段。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明显下降，这多少在意料之中。以往，关于现代化研究，比较注重经济“起飞”阶段，而对“起飞”过后如何转入平稳爬升则缺乏研究。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这两个阶段的转换是重要环节，如能在后一阶段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就能比较顺利地完成现代化；否则，有可能掉入所谓的“拉美陷阱”。

3、在经济发展之后，财富的掌握和分配问题日益突出。近一、二十年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利益集团出现和腐败滋生，这一问题更趋敏感。可以说，这既是新问题，也是老问题。说其是新问题，因为它是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出现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普遍面临的；说其是老问题，因为它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未能解决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缺乏有效防范腐败的机制。传统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重农抑商，另一个是平均主义。然而，这两个办法不仅阻碍发展，最终仍不能避免腐败。今天解决这一难题，需要的不仅是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更重要的是要在抑制腐败和保证社会公平方面有符合国情的制度创新。

4、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诸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城市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等。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曾遇到，但由于它们现代化的过程相对漫长，这些问题递次出现，可以递次解决。而在中国，这些问题由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而被挤压到一起，增加了解决的难度和紧迫性。其困境在于，为解决某一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有可能对其他问题的解决产生不利影响。这使得现阶段中国的改革必须更注重顶层设计、更加周密，对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效用的限度和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有更清醒的认识。

5、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凝聚改革共识，实现有效治理要比以往复杂得多。现在中国所要应对的情况，所需考虑的问题，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远远超过改革开放初期。深化改革开放，不仅要看准方向，还必须兼顾各方的利益，统筹协调，凝聚共识；如此，才能调动和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合力。

上述这五个方面的挑战，意味着从治国理政的角度看，党和政府要集中精力，从谋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转变为引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正在取得成效。

（三）外部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

除应对国内的挑战之外，还必须应对外部形势的挑战。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外部环境出现了一些令人警觉的变化。最近，有关讨论很多。这里，笔者仅就如何看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在应对这些变化时自身应注意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1、改革开放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中国因素在国际形势发展中所占权重已大为增加。从中外关系的角度看，重大变化有两点：第一，中国与世界已经被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第二，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和最引人关注的变量。这两点变化对中国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受制约的一面。这种变化的出现是一个互动过程。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自觉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与赞助。中国经济因此迅速增长，并为世界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新的动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特别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塑造世界的能力，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与担忧也与日俱增。

2、中国现正面临外部环境趋紧的态势，这种态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中国强大了，但面对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历史地看，外部安全环境趋紧是一个大国成长的必经阶段。现实地看，这是由双重因素引起的：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变动；另一方面，中国改革进入关键阶段，内部矛盾和困难凸显。这种内外因素的重合，加之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处在一个敏感时期。外部世界会高度重视中国内政和外交动向，不断判断中国的能力和意图，并采取应对措施，中国承受的外部压力将逐步增大。事实上，这种外部环境趋紧的态势自上世纪90年代初即开始，到现在已有二、三十年，可能还将持续二、三十年。

3、在这个比较敏感的阶段，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必须注意目标、实力和手段的平衡，对自身的长处和短处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的目标是明确的，为“两个一百年”所概括。中国当前的国际地位，简单说就是一个新兴大国，国际影响显著增加，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但其他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短板有这样几点：（1）现代化还没有完成，人均gdp和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重要领域掌握的核心技术有限；（2）国家统一还没有完成，台湾问题的解决尚须时日；（3）我国奉行不结盟政策，没有盟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可直接调动的国际力量和手段不足，在制订国际规则方面话语权有限；（4）作为后来者参与大国博弈的经验还有待积累。还有一点并非短板但很重要，即在当今世界大国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为独特的。

4、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需要改换思维方式和立足点，善于换位思考，以提高预判和应变能力。以往，在分析国际形势和制订外交政策时，我们的思维习惯于先国际再国内，看一步，走一步。现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增长，世界许多国家在处理重大事务时，往往要先看看中国如何再决定本国的态度和政策。这是一个重大变化。把自己作为一个重要变量，恰如其分地摆到国际关系中去，我们对此还不很适应。这一变化要求我们在分析和判断国际形势时，既要立足中国看世界，也要学会从世界全局看中国。同时，这一变化也要求我们在制订对外政策、采取对外行动时能够预估外部世界的反应，多设想几种不同的可能，多想几步棋，谋定而动。而做到准确预判的关键是学会换位思考，而非一厢情愿。

5、需要化解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逐步解决中国与世界在体制上兼容的问题，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迅速加入世界现代化行列，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对现存世界体系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外之间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矛盾，彼此间竞争加剧。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中美之间，事实上也存在于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于中国与邻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只是侧重和程度不同。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其深刻的涵义在于不仅要解决中国内部的体制问题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还必须化解中国所形成的巨大经济体量对现存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产生的冲击与矛盾。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内部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与国际接轨。如果说那时形成的是中外接轨的2.0版本，现在则需要建立一个新的3.0版本。其要义是避免恶性竞争导致对峙与冲突，实现公平有序的竞争加全球重大问题上的继续合作。

6、必须培养健全的国民心态。中国通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国最大的机遇就是国际格局尚未定型，国际形势趋于动荡，各国都面临许多问题，相比之下中国的状况是好的，而且我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大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保持谨慎、平和的心态，增加自身的透明度和亲和力，争取广泛的国际合作。此时，最应避免的是自负的大国主义。毛主席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韬光养晦练好内功，对外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实现国内目标的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将是对中国外交和中国智慧的考验。

（四）两个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两个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一是如何建立节约型的现代化社会，二是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实现制度稳定。

中国人口众多，从发展的角度看不仅需要创新生产方式，还需要创新生活方式。俭朴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而全球资源的有限性已决定了西方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不具普遍性。中国如能依靠有限的资源、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使众多人口过上现代化生活，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因为美好生活方式是人们最乐意仿效的。

完善和稳定经济政治制度是中国改革大课题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时所要达到的既定目标之一。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制度体系的大系统已基本稳定，而各子系统遇到问题时具有自动调节功能。而我国现在的改革还处于一动往往须从上到下全动的状态。改革开放进行到现阶段，顶层设计必须更多地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从世界历史经验看，一个政党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为本民族和国家创造一个稳定的、有利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政治制度。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主题团日活动总结报告二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40年。这40年中，国家在党的领导和全体人民的努力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已经深深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第一，在这40年中，整个人类的历史正在发生着十分显著的变化。《未来简史》的作者这样描述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取得的成就“我们靠创造出越来越好的工具与昔日诸神竞争，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甚至可能创造出超人类，不止在工具上远胜过昔日诸神，就连身体和智力也不落后于神”。我们可以观察到曾经在20世纪困扰着全人类的三大问题（饥荒、瘟疫和战争）已经基本解决，人类目前的中心议题已经转为挑战死亡和享有幸福等更为侧重于人类基本生存问题以上的内容。

第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面临新时代的挑战、依靠自身的不懈努力书写了新的篇章。正如***总书记在党的***报告中所述，“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发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从那时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地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在这40年中，党和国家大力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依靠其进步不断带动基础设施完善、促进社会整体经济文化事业发展。仅仅从城市公共交通这一个方面分析我国的发展：一方面，从数据角度来看，2016年我国公共交通车辆运营数达538842辆，运营线路总长度为729418公里，公共交通客运总量为8441316万人次。另一方面，从日常生活实际体验来看，我们也可以深刻体会到城市公共交通的的飞速发展。以国家大力支持的高铁事业为例，其不仅促进了交通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在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和贯彻我国走出去战略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高铁的发展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发展，对于居民交通体验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高铁的高速特征为各地区之间的来往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大大改善了以往普通火车乘坐时间较长的缺陷。第二，高铁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城市的可达性水平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区域经济平衡，这显著影响了中国区域经济的空间格局。由于高铁的自身的高速特点带来的能够快速实现资源流动的优势，大量相关资源向高铁沿线城市聚集，并在此基础上以规模经济为初始表现进一步产生以点带轴、以轴带面的扩散效应。从长远来看，这种扩散效应以及相应的城市群的联动发展必然会促进相对落后地区经济区位条件的改善，从而形成更大空间范围内的分工协作系统、逐步扭转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状态。第三，伴随着高铁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高速铁路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名片和中国制造全球化的抓手，中国的高铁大国地位无可置疑。至2015年底，中国高铁总里程已经达到了1.9万公里。目前，高铁已经成为“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助力，在我国对外展现科技发展水平、提高国际地位及提升人民对于国家的自豪感方面均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这40年中，党和国家在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社会整体经济发展的同时重点关注人民的获得感，多方面、多角度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奋进。首先，我国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有着显著的提升。一方面，从数据角度来看，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743585.5亿元，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23821元，同比增长8.4%；另一方面，从生活实际体验来看，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明显有了提升。例如，互联网以及电子支付的发展让出门不带钱包就可以进行支付成为可能。其次，党和国家积极促进地区之间均衡发展。例如，最近几年我国农村地区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总体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充分反映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趋势。以2016年数据为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7.8%，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达到了8.2%。最后，党和国家将提升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与扶贫工作有效结合。目前我国贫困人口数目正在逐步减少，2016年全国9个省区市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申请28个贫困县退出。相信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即“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很快就能够成为现实。

到目前为止，经过40年的艰苦奋斗与不懈努力，社会总体建设水平以及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性的提高。正如***总书记在党的***报告中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而谈及这40年间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关键性的因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同时他也在党的***上这样说道：“伟大的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党来领导。只要我们党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能够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改革开放的价值取向是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的利益要求；同时党的独特优势即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密切群众联系的优势也决定了只有党能够担当起领导改革开放的历史重任。

中国的成功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的领导核心和推动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这40年中，党积极推动中央改革与地方政府创新相结合。在中央层面，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推动改革开放适应不同时期的形势；在地方层面，广大党员积极贯彻中央层面的政策措施，推动改革开放的进行。正是中央与地方力量的有机结合，才推动了改革开放取得成功、推动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当然，在这40年中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在推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仍然需要继续奋进。根据彭文生的观点，以前我国能够实现迅速发展离不开制度变革以及人口结构变化的因素，而目前伴随着社会总体外部需求疲软以及内在需求供给潜力放缓，总体来看我国面临着经济增长趋势性放缓、收入分配失衡以及高储蓄率、房地产泡沫和信用扩张的复杂情况，需要依靠转型的政策路径促进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我想，作为当代大学生，在国家面临着重要发展机遇的时刻，我们应该积极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国家的发展添砖加瓦！正如***总书记在党的***报告中所述，“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相信在党的领导、人民的努力下，中国将会有越来越好的发展！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主题团日活动总结报告三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发生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举世瞩目，举世公认。这种“变”，不但是令世人瞠目的经济腾飞奇迹，是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的吐故纳新之变，更是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脱胎换骨之变。

这种“变”，对中国而言，无远弗届，事无巨细。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惊叹于这“弹指一挥间”，竟能容纳如此众多的“变”。

拥有上下五千年的漫长历史，拥有前仆后继众多改革者的中国，积累了无比丰富的历史文化与物质财富。而对一个曾把祖宗之法看得重逾泰山的民族来说，四十年的改革，确实是奇迹中的奇迹。和王安石变法之类士大夫的“书斋革新”不同，当代中国改革拥有极其广泛的社会共识，既有自下而上由草根阶层发起的“小岗破冰”，也有顶层设计智慧推动的“深圳兴涛”、“浦江逐浪”——由执政党领导，在没有大规模社会动荡的情形下，中国改革加速度地走向深入，结出硕果，同时改革具有普惠性特征，最广大的国民创造并分享着改革成果，这在世界改革史上堪称前所未有。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关键一招，需要敢为人先、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需要满足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需要充分激发释放基层群众、企业家、知识分子和干部队伍的创新活力，我们才会有继续催生奇迹的“四十年”。中国有今天的发展，靠的就是改革开放。有了“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坚定不移，才能推动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

“伟大的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党来领导”。改革开放这40年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关键性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习近平总书记记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讲到：“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我们这一代人都经历了祖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既是见证者也是受益者还是建设者。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撸起袖子加油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主题团日活动总结报告四

弹指间，改革开放已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四十年，4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了万水千山，可谓一路风雨一路歌。40年砥砺奋进，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道路，凝聚了中国力量，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40春风化雨，中国人民始终敞开胸襟、拥抱世界，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今天，我们共同回顾改革开放40周年的伟大成就，为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增压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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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年国家的现状需要改变

“文化大革命”给国家留下了严重的局面：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温饱没有解决，科技教育落后等。这种局面不改变不行。怎样改变?答案只有一个：改革。

(二)中国需要第二次革命

新中国成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新中国成立以后模仿苏联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严重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中国需要第二次革命，解放生产力。这种局面不改变不行。怎样改变?答案只有一个：改革。

(三)社会主义制度需要自我完善和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适时地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生机和活力哪里来?答案只有一个：改革。

(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有新思路

新思路就是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新思路在哪里?答案只有一个：改革。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伟大觉醒”是整个历史逻辑的起点，其历史内涵是什么呢?也就是“四个基于”：“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可以说，这“四个基于”是我们党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关头，对党的宗旨、思想路线、历史方位和历史经验教训重新进行梳理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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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历经40年的渐进式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经济社会实现了以下四个伟大转变，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一是从经济发展看，实现了从封闭型经济弱国向开放型全球经济大国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依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念，我们渐进式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乡镇企业发展、城市国有企业、外商投资、金融服务、科技管理体制、经济特区等相关制度的改革，逐渐明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政府与市场、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全面调动了生产者积极性，激发了经济活力，完成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共同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增长了226倍，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978年不足2%，增长到2016年的15%左右，稳居世界第二位。可以说，当今中国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全球性经济大国。

二是从治国理政看，实现了从单极化传统管理向现代公共服务型治理的转变。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对国家的政府管理体制、传统管理理念、社会管理能力等带来巨大的挑战。因此，不断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的活力、社会流动性增加、科技互联网技术崛起、多元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等趋势，协调推进党的自身建设、重塑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政府组织结构、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城乡基层政权建设等方面的改革，成为中国渐进式改革开放的政府逻辑与基本内容。中国治国理政模式实现了“权威―民主―法治”的动态平衡，基本形成了以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为核心职能，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框架和以大数据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共建共治共享、公共服务型现代治理新模式。

截至2017年底，国务院部门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1/3以上，工商登记前置审批精简85%。资质资格认定事项压减44%，多数省份行政审批事项减少50%-70%;中共党员总数达到8779.3万，党的组织达到436万个;全国社会组织数量突破80万个;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达到66.2万个;经过微博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达到173569个。

三是从城乡结构看，实现了从落后的乡村型社会向富足的城乡融合型社会转变。1978年，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0%的典型农业型国家。此后，经过采取加大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城市单位体制、设立经济特区、增设开放城市等改革创新，把农民从原有的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开始流向大中型城市，整个社会呈现出高度的流动性，中国社会走上了现代城市化发展之路，城市活力进一步释放。

截至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8%的水平，一半以上的人口成为城市市民，并且产生了一大批人口超过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以及人口高度密集、经济一体化的超大城市区域，创造了新的财富、新的产品、新的文明、新的生活方式。对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成一个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国家，同时以高铁、互联网为主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得不说是巨大的成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乡村领域的具体落实。未来中国社会，将是一个城乡互动共融、协调发展的城乡融合型新社会。

四是从社会民生看，实现了从温饱向小康的整体性转变。通过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的全方位改革，为广大民众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和发展机会，不断改善民生，不断增加收入，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富裕、幸福、文明的美好新生活，这是改革开放的初心，也是40年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之一。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的减贫事业，使得7亿多人口脱离了极端贫穷，为世界的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变化更证明了这一点，1978年时，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11元，恩格尔系数为57.5%，到2017年时，分别变为了24445元(增长了78倍)和28.6%;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16元，恩格尔系数为67.7%，到2017年时，分别变为10955元(增长了94倍)和31.2%，城乡居民享受到了改革的红利，开始走向更加富裕、多元化消费的生活。新时代，随着交通、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创业、文化、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进一步建设，人民对生活的追求从“有没有”变成了“好不好”，高品质生活开始成为新的追求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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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今天，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历史关口。经济特区如何办得更好、办出水平，继续当好开路先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这三大攻坚战如何打赢，阻碍发展的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怎样革除?如何才能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有说服力?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毫无疑问，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但因循守旧没有出路，畏缩不前坐失良机。拿出敢为天下先的胆魄，永葆“杀出一条血路”的闯劲，争当开拓者、实干家，就一定能让改革造就新气象、开放带来新活力，让发展打开新空间，让我们赢得“下一个40年”。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要做到：

(一)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时代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改革开放的成果靠的是人民群14众的大胆探索、勇敢实践，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的主体。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党始终不忘的初心和奋斗目标。

(三)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但没有办成的大事，新时代推动改革开放，就要继续推进“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布局。

(四)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面临了新的挑战和问题，面临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形势总结出的深刻经验，起着指挥棒的作用。历史经验表明，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科学发展，就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到发展的全过程当中。

(五)坚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对外开放的政策中，我国始终秉承着“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的原则，提出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六)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良好的开端和效果，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15党要紧跟时代前进步伐，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解决党内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拥抱新时代，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做好本职工作。新时代、新使命、新思想、新征程，这是一个伟大的新时代，让我们拥抱伟大的新时代，不辜负伟大的新时代，勠力同心、团结一致、埋头苦干，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中国梦。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主题团日活动总结报告五

一、改革开放以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

党的作风在党的建设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它体现着党的宗旨，关系着人心向背，关系着党的事业成败。只有深刻认识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持之以恒抓好作风建设，才能够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提供重要保障。

（一）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

任何一个政党要维系政权，都需要有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优良作风，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然而，“四大危险”和“四风问题”日渐突出，在客观上和主观上不断削弱党的政治地位和执政优势，而能否巩固党的群众基础，直接因素在于党的作风，因为党的作风关反映着党的形象。人们了解党、认识党最普遍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了解党的作风，即从身边的党组织和党员的作风入手，进而决定自己的政治立场。党的形象好，人们自然就愿意一心向党，追随党的脚步；反之，则人心涣散，党就失去最基本的群众力量。因此，我们要不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日益形成为民务实清廉的优良作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速稳步发展。

（二）加强党的建设是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发展是硬道理，作风是硬条件。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我们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改革越是深入，就越需要党员干部的以身作则，群众的大力支持。当前改革中存在的许多矛盾和问题，或多或少都与作风分不开。只有党员干部作风优良，才有正确的思想观念，良好的精神状态，足够的工作干劲，才能凝聚起强大的群众力量，加快科学发展，取得改革的新胜利。

（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密切联系群众、维护群众利益的重要途径。

一直以来，我们党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党代表他们的利益，自觉自愿接受党的领导。要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要切实解决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人民群众的期盼。因此，必须牢固树立大局意识，积极改进工作态度和服务方式，努力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现实需要。

党员干部作风代表着党的形象，当前，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相比，干部队伍的作风状况还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少数干部身上，但严重制约着发展环境的优化，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损害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形象。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

二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作风建设过程中取得的主要成就

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历来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重要特点。改革开放的40年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对党的作风建设的内在规律及特点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开创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一代新风

改革开放初期，在恢复和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思想基础上，开创了“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新作风。

一是重新确立了“改革开放、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十年内乱”使党的优良作风丧失殆尽，邓小平为恢复党的优良作风，实现党的作风拨乱反正做了大量工作。早在1977年7月，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指出：“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并提出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后，党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又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全体党员遵守党规党纪，切实搞好党风。此后的几年，经过分期分批整党，改变了党内存在的作风不纯，纪律松弛的状况，打击和处理了一批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的腐败分子，改善了党的作风，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是开创了“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新作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转移。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作风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不但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中国人民如何创造新体制、新制度的态度和方法，这种态度和方法是党的“三大作风”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体现和发展，即勇于创造的新风格，从客观实践出发的科学态度，心系国家、人民利益的价值导向，做出合适选择份负责精神，从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的自律意识。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重新确立，实现了党的作风建设的拨乱反正，开创了我们党在新时期作风建设的新局面。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对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来说，邓小平是坚定的开拓者。

（二）丰富了党的作风建设的内容

在改革开放的关键阶段，党能不能始终带领人民走在时代前列，能不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对党根本的考验。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在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时代新特点新要求，对我党的作风建设做出了新的回答。特别是他创造性的提出要按照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要求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为了把党的作风建设扎扎实实的推向前进，他要求在全体领导干部的工作中倡导八个方面良好风气，即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发扬民主、团结共事；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这八个方面的要求，其实质就是要求领导干部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改进自身作风，努力成为社会良好风气的模范实践者和积极推动者，为我党的作风建设增添了新活力和魅力。

（三）党的作风建设真正从宽松走向严紧硬。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加强作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鲜明态度，以猛药去疴、壮士断腕的坚强意志，认真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坚决反对“四风”问题、始终做到“三严三实”、扎实推进“两学一做”，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坚持抓早抓小，坚持依靠群众，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有力推动作风建设取得显著成绩。

一是以中央八项规定开局起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持续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在每年的中央全会、中央纪委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很多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都要专门就作风问题提出明确要求，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严格要求、严格约束，不仅自觉、认真、模范践行中央八项规定，而且重视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分管领域、分管部门或分管地方的贯彻落实，有力推动了作风建设各项要求落地见效。

二是扎实开展党内集中性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筑牢堤坝、把好开关，不断增强作风建设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要搞好自身建设，首要任务是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关键是教育管理好党员、干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摆在改进不良之风、巩固作风建设成效的首要位置，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党内集中性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筑牢了作风建设的思想堤坝，确保了作风建设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今年以来，全党上下自觉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把“学”的收获转变为“做”的标准，学思践悟、知行合一，党员作风意识、作风标准不断强化，党内优良作风不断得到弘扬。

三是持续加大监督惩处力度，驰而不息、久久为功，作风建设的震慑力和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监督是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强作风建设要求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加大监督力度，强化刚性约束，有力促进了党员干部作风转变。

三、党的作风建设中的经验

（一）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执政的时间越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越深入，一些不符合党的事业发展要求，不符合群众利益的不良风气也在滋生和蔓延，尤其是党内客观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更令群众深恶痛绝。对于这些严重影响党的形象的不良风气，是听之任之，还是坚决克服，关系到人心向背和党的命运，为此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必须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要管好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从严治党就是对我们党员干部要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并且要全面贯彻于党的思想、政治、作风、纪律和组织、制度建设中，体现到党内生活的各个环节中。在实际工作中必须要“把好三观”。

一是把好“入口关”。要坚持发展党员的标准，做到“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以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

二是把好任用关。要严格按照选拔任用的有关要求，站在为党为国家利益着想的高度，任人唯贤，坚持全方位的考核和评价，能上能下。

三是把好制约关。在坚持组织考核与群众评价相结合的同时，必须建立健全各种监督制约机制，鼓励群众参与和监督各项工作事务，增加办事透明度。

（二）坚持教育与制度同时并举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一靠教育，二靠制度。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这二者密不可分。

第一，教育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治本之策。通过教育的方式来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是一种经过实践证明了的正确途径。一是教育的作用在于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情操，激励大家自觉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并努力培育新的作风。二是要从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拒腐防变的堤防，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我们要依靠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和遵纪守法教育，形成拒腐防变的长效机制，促使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自觉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坚决抵制腐朽文化的影响，在思想上强大起来，从源头上预防各种不良之风的发生。

第二，制度是一种行为规范，它的功能是指导党内生活、调节党内关系，规范党内行为。我们应不断摸索作风建设的新路子，把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我们要建立一系列规章制度，使党员干部的想作风、党内生活等方面以及领导工作的各个环节都有章可循。我们要严格按照党章的规定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我们还要形成作风建设的制约新机制。多年的实践证明，端正党风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巩固一整套便利、管用、有约束力的制度和机制，使党的各级组织对党员、干部实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

（三）坚持廉洁自律，率先垂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风廉政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作风建设方面严格对照中央八项规定要求不折不扣落实，通过率先垂范、示范全党，形成了巨大的“头雁效应”。实践证明，领导带头就是鲜明的旗帜和无声的命令，领导以身示范，指导工作就更有底气，提出要求就更有号召力。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是党的作风建设的关键所在。只有各级领导干部敢于拿自己开刀，解决问题才能势如破竹，改进工作才能立竿见影，作风转变才能善抓善成。

（四）坚持全面监督，完善机制

失去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就会自我膨胀，就会导致腐败。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一直在注重不断探索和完善党的监督机制，强调必须从制度上把加强党内监督和加强人民监督结合起来，对权力的运行实行有效的监督。一是加强党内监督，充分保障党员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充分发挥党员的民主监督作用，建立健全党内民主监督的程序和制度。二是拓宽民主监督渠道，把权利运行置于有效监督之下。公开是民主监督的前提，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积极推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等民主监督形式，推行民主评议、质询听证等制度，建立健全举报制度，认真办理群众来信来访，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三是多管齐下，发挥立体监督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光辉历程昭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是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党要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离不开优良的作风。尤其是我们在新时期新征程，有更为光荣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党去完成，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我们应当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以新风貌肩负起历史赋予我们党的伟大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主题团日活动总结报告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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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以来，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经97年的辉煌岁月，走过了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任务，但始终贯穿着无私无畏、砥柱中流、为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政治本色和鲜明品格。

  在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勇敢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竭尽全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救人民于水火。在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一次次遭受挫败又一次次毅然奋起，愈挫愈勇、愈战愈强。数以百万的中国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奉献。据民政和组织部门统计，从1921年7月1日到1949年10月1日，可以查到牺牲者姓名的中共党员就有370多万名。也就是说，在这一万多个日子里，平均每天就有370名中国共产党人献出了宝贵生命。这些无畏的中国共产党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以鲜血和生命践行了对民族和人民的英勇担当。

  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拼搏、敢于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革命胜利和执掌政权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决不做李自成”的历史清醒和对人民负责的历史担当，在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成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近30年披荆斩棘、荜路蓝缕的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人从旧中国百弊待除、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废墟上起步，战胜一切内忧外患，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

  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敢闯敢试、敢破敢立，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拨乱反正，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国际共运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使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多年时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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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后第一次同中外记者见面讲话时就庄严宣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肩上的重大责任，就是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2017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探寻我们党永葆青春、永葆活力、永葆革命本色的精神密码，号召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充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一个敢于担当、善于担当的坚强领导集体。

  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境界。思想是一个人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灵魂。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建党、理论建党历来是传家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全面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开新局、谱新篇筑牢了思想根基、提供了科学指引、确立了根本遵循。

  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因奋进，始得辉煌。党的十八大以来，世情、国情、党情持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都前所未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和赤胆忠心，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汇集起13亿多中国人民的无穷智慧和磅礴力量，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实现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开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改革和法治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任牢牢扛在肩上，身先士卒、率先垂范、雷厉风行、持之以恒抓改革，为全党上下树立了光辉典范，改革的广度、深度、力度、速度前所未有，取得了世所罕见的重大突破和丰硕成果。5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从尊崇宪法、学习宪法、捍卫宪法入手，全面依法治国在各领域各环节深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实现了历史性的大发展。

  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我们党承担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也面临着“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习近平总书记以强烈的爱党忧党之心、兴党护党之责发出铮铮誓言：“我们不是没有掂量过，但认准了党的宗旨使命，认准了人民期待。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该做的事就要做，该得罪的人就得得罪。不得罪腐败分子，就必然会辜负党、得罪人民。”“这就叫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我们要有这份使命担当、这份毅然决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拳反腐、重典治弊，猛药去疴、刮骨疗毒，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推动管党治党实现从宽松软向严紧硬的根本转变，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党的十八大以来，千变化万变化，最大的变化是人心的变化。党心凝聚、军心振奋、民心昂扬，实为党之大幸、国之大幸、军之大幸、民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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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政府法治工作越来越成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前沿阵地”，任务越来越繁重、责任越来越重大、作用越来越突出。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铭记、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政府法治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进一步增强紧迫感、使命感、责任感，在政府法治工作中履职尽责、奋发有为，使敢于担当、善于担当、支持担当在政府法治战线上蔚然成风，推动新时代政府法治工作迈向更高水平、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要敢于担当。敢于担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期好干部标准的重要内容。他明确要求：“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们的干部要敢想、敢做、敢当，做我们时代的劲草、真金。”敢于担当，就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对我们政府法治干部而言，要特别注重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敢于讲政治、讲原则。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有强大的政治定力和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在参加各类学习研讨、调研座谈和对外交流中，对“西方宪政”“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法治西化”思潮和倾向，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和反对，对任何质疑、削弱和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言行，要挺身而出、敢于亮剑，进行严肃坚决的斗争。二是要敢于挑重担、攻难关。“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胸襟。”政府法治机构经常要完成各种时间紧、矛盾多、难度大、要求高的改革立法任务。面对各种矛盾阻力、利益冲突和部门分歧，要有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的虎劲，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搭桥的勇气，关键时刻要冲得上去，决不能患得患失、等靠观望，决不能躲闪回避、贻误时机，而是要主动为党中央、国务院分忧解难。三是要敢于战歪风、树正气。政府法治机构不是“清水衙门”，不是“一方净土”，更不是“世外桃源”。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真正把纪律立起来、紧起来、严起来，对身边发生的违规违纪行为，要抓早抓小，不留情面、敢于批评，经常“咬耳”“扯袖”，决不能坐看身边的同志小错酿成大错、小病拖成大病、违纪走向违法。我们的领导干部要敢于做挡风驱邪的“泰山石”，决不能做八面玲珑的“老好人”。

  要善于担当。担当的背后有品格、有境界，也有水平和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一是要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政府法治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力求学通悟透、入脑入心，努力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要不断提高政治能力。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政治站位，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分析问题注重政治因素，处理问题注重政治影响，特别是要防范政治风险。善于观大势、识大体、谋大局，在坚决贯彻党中央精神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既顺势而为，又主动作为。三是要着力培养家国情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诗句穿越时空，打动人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政府法治工作是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进行顶层制度设计的崇高事业，我们要有为伟大事业勇于担当的赤子之心和高尚情怀，以此开阔胸襟，提升能力，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四是要努力练就过硬本领。我们做立法工作是站在部门的肩膀上思考解决问题，应当比部门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考虑得更全面、更深入，决不能把立法审查仅仅当成一项程序性工作，决不能把立法协调简单化为拿着一个部门的意见去说服另一个部门。要勤学善学，下苦功夫，求真本领，不断提高调查研究、综合协调的能力和水平。

  要支持担当。干部是否敢于担当、愿意担当、善于担当，与干部自身素质和能力相关，也与组织的导向、单位的政治生态和激励机制相关。我们要努力营造敢于担当、善于担当的干事创业环境和氛围。一是要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严格落实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对敢于担当、实绩突出的干部，要爱护和重用，旗帜鲜明地为他们撑腰鼓劲，使敢于担当成为政府法治干部的自觉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那些勇担当、有本事、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个性鲜明的干部，往往会出现认识不尽一致的情况，组织上一定要为他们说公道话。”我们要公道对待干部、公平评价干部、公正使用干部，把爱岗敬业、干事创业的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形成“优者上、庸者让、劣者汰”的鲜明正确的用人导向。二是要认真解决好“为官不为”问题。应当说，政府法治干部队伍总体上是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实、能打硬仗的队伍，但毋庸讳言，在少数干部身上确实也存在着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能担当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不认真负责、不坚持原则、不主动作为、不狠抓落实，等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担当就是责任，好干部必须有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敢于旗帜鲜明，敢于较真碰硬，对工作任劳任怨、尽心竭力、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对少数不思进取、不愿作为、不能任事的干部要理所当然让他们去坐“冷板凳”，着力形成“不比资历比业绩、不比年头比贡献”的良好风气，真正打造出一支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政府法治干部队伍。三是各单位一把手要带头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推进到今天，比认识更重要的是决心，比方法更关键的是担当。”主要负责人是抓改革、促法治的第一责任人，要在其位、谋其政，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要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增强深化改革和推进法治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始终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勇于任事、敢于争先，大兴真抓实干的作风，带头撸起袖子加油干，一级做给一级看。要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既抓业务，又抓班子、带队伍，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主题团日活动总结报告七

 按照市委组织部《2019年全市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安排》和市局机关党委政治理论学习安排，今天由我根据自己对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理解和认识与大家共同学xxx步。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是强国之路，是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改革，即对内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自觉地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更好地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开放，即对外开放，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符合当今时代的特征和世界发展的大势，是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弹指间，改革开放已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四十年，4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了万水千山，可谓一路风雨一路歌。40年砥砺奋进，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道路，凝聚了中国力量，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40春风化雨，中国人民始终敞开胸襟、拥抱世界，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今天，我们共同回顾改革开放40周年的伟大成就，为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增压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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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年国家的现状需要改变

“文化大革命”给国家留下了严重的局面：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温饱没有解决，科技教育落后等。这种局面不改变不行。怎样改变?答案只有一个：改革。

(二)中国需要第二次革命

新中国成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新中国成立以后模仿苏联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严重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中国需要第二次革命，解放生产力。这种局面不改变不行。怎样改变?答案只有一个：改革。

(三)社会主义制度需要自我完善和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适时地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生机和活力哪里来?答案只有一个：改革。

(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有新思路

新思路就是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新思路在哪里?答案只有一个：改革。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伟大觉醒”是整个历史逻辑的起点，其历史内涵是什么呢?也就是“四个基于”：“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可以说，这“四个基于”是我们党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关头，对党的宗旨、思想路线、历史方位和历史经验教训重新进行梳理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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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历经40年的渐进式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经济社会实现了以下四个伟大转变，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一是从经济发展看，实现了从封闭型经济弱国向开放型全球经济大国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依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念，我们渐进式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乡镇企业发展、城市国有企业、外商投资、金融服务、科技管理体制、经济特区等相关制度的改革，逐渐明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政府与市场、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全面调动了生产者积极性，激发了经济活力，完成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变，共同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2017年的82.7万亿元，增长了226倍，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978年不足2%，增长2016年的15%左右，稳居世界第二位。可以说，当今中国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全球性经济大国。

二是从治国理政看，实现了从单极化传统管理向现代公共服务型治理的转变。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对国家的政府管理体制、传统管理理念、社会管理能力等带来巨大的挑战。因此，不断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的活力、社会流动性增加、科技互联网技术崛起、多元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等趋势，协调推进党的自身建设、重塑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政府组织结构、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城乡基层政权建设等方面的改革，成为中国渐进式改革开放的政府逻辑与基本内容。中国治国理政模式实现了“权威―民主―法治”的动态平衡，基本形成了以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为核心职能，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框架和以大数据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共建共治共享、公共服务型现代治理新模式。

截至2017年底，国务院部门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1/3以上，工商登记前置审批精简85%。资质资格认定事项压减44%，多数省份行政审批事项减少50%-70%;中共党员总数达8779.3万，党的组织达436万个;全国社会组织数量突破80万个;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达66.2万个;经过微博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达173569个。

三是从城乡结构看，实现了从落后的乡村型社会向富足的城乡融合型社会转变。1978年，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0%的典型农业型国家。此后，经过采取加大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城市单位体制、设立经济特区、增设开放城市等改革创新，把农民从原有的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开始流向大中型城市，整个社会呈现出高度的流动性，中国社会走上了现代城市化发展之路，城市活力进一步释放。

截至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58%的水平，一半以上的人口成为城市市民，并且产生了一大批人口超过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以及人口高度密集、经济一体化的超大城市区域，创造了新的财富、新的产品、新的文明、新的生活方式。对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成一个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国家，同时以高铁、互联网为主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得不说是巨大的成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乡村领域的具体落实。未来中国社会，将是一个城乡互动共融、协调发展的城乡融合型新社会。

四是从社会民生看，实现了从温饱向小康的整体性转变。通过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的全方位改革，为广大民众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和发展机会，不断改善民生，不断增加收入，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富裕、幸福、文明的美好新生活，这是改革开放的初心，也是40年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之一。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的减贫事业，使得7亿多人口脱离了极端贫穷，为世界的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变化更证明了这一点，1978年时，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11元，恩格尔系数为57.5%，2017年时，分别变为了24445元(增长了78倍)和28.6%;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16元，恩格尔系数为67.7%，2017年时，分别变为10955元(增长了94倍)和31.2%，城乡居民享受了改革的红利，开始走向更加富裕、多元化消费的生活。新时代，随着交通、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创业、文化、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进一步建设，人民对生活的追求从“有没有”变成了“好不好”，高品质生活开始成为新的追求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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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今天，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又一次走了历史关口。经济特区如何办得更好、办出水平，继续当好开路先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这三大攻坚战如何打赢，阻碍发展的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怎样革除?如何才能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有说服力?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毫无疑问，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但因循守旧没有出路，畏缩不前坐失良机。拿出敢为天下先的胆魄，永葆“杀出一条血路”的闯劲，争当开拓者、实干家，就一定能让改革造就新气象、开放带来新活力，让发展打开新空间，让我们赢得“下一个40年”。将改革开放进行底，要做：

(一)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时代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改革开放的成果靠的是人民群14众的大胆探索、勇敢实践，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的主体。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党始终不忘的初心和奋斗目标。

(三)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但没有办成的大事，新时代推动改革开放，就要继续推进“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布局。

(四)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面临了新的挑战和问题，面临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形势总结出的深刻经验，起着指挥棒的作用。历史经验表明，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科学发展，就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发展的全过程当中。

(五)坚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对外开放的政策中，我国始终秉承着“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的原则，提出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六)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良好的开端和效果，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15党要紧跟时代前进步伐，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解决党内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拥抱新时代，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做好本职工作。新时代、新使命、新思想、新征程，这是一个伟大的新时代，让我们拥抱伟大的新时代，不辜负伟大的新时代，勠力同心、团结一致、埋头苦干，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中国梦。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主题团日活动总结报告八

一、改革开放以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

党的作风在党的建设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它体现着党的宗旨，关系着人心向背，关系着党的事业成败。只有深刻认识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持之以恒抓好作风建设，才能够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提供重要保障。

（一）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

任何一个政党要维系政权，都需要有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优良作风，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然而，“四大危险”和“四风问题”日渐突出，在客观上和主观上不断削弱党的政治地位和执政优势，而能否巩固党的群众基础，直接因素在于党的作风，因为党的作风关反映着党的形象。人们了解党、认识党最普遍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了解党的作风，即从身边的党组织和党员的作风入手，进而决定自己的政治立场。党的形象好，人们自然就愿意一心向党，追随党的脚步；反之，则人心涣散，党就失去最基本的群众力量。因此，我们要不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日益形成为民务实清廉的优良作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速稳步发展。

（二）加强党的建设是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发展是硬道理，作风是硬条件。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我们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改革越是深入，就越需要党员干部的以身作则，群众的大力支持。当前改革中存在的许多矛盾和问题，或多或少都与作风分不开。只有党员干部作风优良，才有正确的思想观念，良好的精神状态，足够的工作干劲，才能凝聚起强大的群众力量，加快科学发展，取得改革的新胜利。

（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密切联系群众、维护群众利益的重要途径。

一直以来，我们党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党代表他们的利益，自觉自愿接受党的领导。要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要切实解决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人民群众的期盼。因此，必须牢固树立大局意识，积极改进工作态度和服务方式，努力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现实需要。

党员干部作风代表着党的形象，当前，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相比，干部队伍的作风状况还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少数干部身上，但严重制约着发展环境的优化，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损害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形象。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

二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作风建设过程中取得的主要成就

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历来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重要特点。改革开放的40年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对党的作风建设的内在规律及特点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开创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一代新风

改革开放初期，在恢复和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思想基础上，开创了“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新作风。

一是重新确立了“改革开放、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十年内乱”使党的优良作风丧失殆尽，邓小平为恢复党的优良作风，实现党的作风拨乱反正做了大量工作。早在1977年7月，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指出：“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并提出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后，党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又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全体党员遵守党规党纪，切实搞好党风。此后的几年，经过分期分批整党，改变了党内存在的作风不纯，纪律松弛的状况，打击和处理了一批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的腐败分子，改善了党的作风，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是开创了“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新作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转移。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作风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不但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中国人民如何创造新体制、新制度的态度和方法，这种态度和方法是党的“三大作风”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体现和发展，即勇于创造的新风格，从客观实践出发的科学态度，心系国家、人民利益的价值导向，做出合适选择份负责精神，从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的自律意识。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重新确立，实现了党的作风建设的拨乱反正，开创了我们党在新时期作风建设的新局面。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对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来说，邓小平是坚定的开拓者。

（二）丰富了党的作风建设的内容

在改革开放的关键阶段，党能不能始终带领人民走在时代前列，能不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对党根本的考验。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在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时代新特点新要求，对我党的作风建设做出了新的回答。特别是他创造性的提出要按照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要求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为了把党的作风建设扎扎实实的推向前进，他要求在全体领导干部的工作中倡导八个方面良好风气，即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发扬民主、团结共事；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这八个方面的要求，其实质就是要求领导干部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改进自身作风，努力成为社会良好风气的模范实践者和积极推动者，为我党的作风建设增添了新活力和魅力。

（三）党的作风建设真正从宽松走向严紧硬。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加强作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鲜明态度，以猛药去疴、壮士断腕的坚强意志，认真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坚决反对“四风”问题、始终做到“三严三实”、扎实推进“两学一做”，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坚持抓早抓小，坚持依靠群众，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有力推动作风建设取得显著成绩。

一是以中央八项规定开局起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持续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在每年的中央全会、中央纪委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很多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都要专门就作风问题提出明确要求，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严格要求、严格约束，不仅自觉、认真、模范践行中央八项规定，而且重视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分管领域、分管部门或分管地方的贯彻落实，有力推动了作风建设各项要求落地见效。

二是扎实开展党内集中性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筑牢堤坝、把好开关，不断增强作风建设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要搞好自身建设，首要任务是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关键是教育管理好党员、干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摆在改进不良之风、巩固作风建设成效的首要位置，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党内集中性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筑牢了作风建设的思想堤坝，确保了作风建设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今年以来，全党上下自觉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把“学”的收获转变为“做”的标准，学思践悟、知行合一，党员作风意识、作风标准不断强化，党内优良作风不断得到弘扬。

三是持续加大监督惩处力度，驰而不息、久久为功，作风建设的震慑力和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监督是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强作风建设要求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加大监督力度，强化刚性约束，有力促进了党员干部作风转变。

三、党的作风建设中的经验

（一）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执政的时间越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越深入，一些不符合党的事业发展要求，不符合群众利益的不良风气也在滋生和蔓延，尤其是党内客观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更令群众深恶痛绝。对于这些严重影响党的形象的不良风气，是听之任之，还是坚决克服，关系到人心向背和党的命运，为此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必须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要管好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从严治党就是对我们党员干部要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并且要全面贯彻于党的思想、政治、作风、纪律和组织、制度建设中，体现到党内生活的各个环节中。在实际工作中必须要“把好三观”。

一是把好“入口关”。要坚持发展党员的标准，做到“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以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

二是把好任用关。要严格按照选拔任用的有关要求，站在为党为国家利益着想的高度，任人唯贤，坚持全方位的考核和评价，能上能下。

三是把好制约关。在坚持组织考核与群众评价相结合的同时，必须建立健全各种监督制约机制，鼓励群众参与和监督各项工作事务，增加办事透明度。

（二）坚持教育与制度同时并举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一靠教育，二靠制度。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这二者密不可分。

第一，教育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治本之策。通过教育的方式来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是一种经过实践证明了的正确途径。一是教育的作用在于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情操，激励大家自觉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并努力培育新的作风。二是要从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拒腐防变的堤防，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我们要依靠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和遵纪守法教育，形成拒腐防变的长效机制，促使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自觉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坚决抵制腐朽文化的影响，在思想上强大起来，从源头上预防各种不良之风的发生。

第二，制度是一种行为规范，它的功能是指导党内生活、调节党内关系，规范党内行为。我们应不断摸索作风建设的新路子，把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我们要建立一系列规章制度，使党员干部的想作风、党内生活等方面以及领导工作的各个环节都有章可循。我们要严格按照党章的规定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我们还要形成作风建设的制约新机制。多年的实践证明，端正党风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巩固一整套便利、管用、有约束力的制度和机制，使党的各级组织对党员、干部实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

（三）坚持廉洁自律，率先垂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风廉政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作风建设方面严格对照中央八项规定要求不折不扣落实，通过率先垂范、示范全党，形成了巨大的“头雁效应”。实践证明，领导带头就是鲜明的旗帜和无声的命令，领导以身示范，指导工作就更有底气，提出要求就更有号召力。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是党的作风建设的关键所在。只有各级领导干部敢于拿自己开刀，解决问题才能势如破竹，改进工作才能立竿见影，作风转变才能善抓善成。

（四）坚持全面监督，完善机制

失去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就会自我膨胀，就会导致腐败。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一直在注重不断探索和完善党的监督机制，强调必须从制度上把加强党内监督和加强人民监督结合起来，对权力的运行实行有效的监督。一是加强党内监督，充分保障党员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充分发挥党员的民主监督作用，建立健全党内民主监督的程序和制度。二是拓宽民主监督渠道，把权利运行置于有效监督之下。公开是民主监督的前提，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积极推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等民主监督形式，推行民主评议、质询听证等制度，建立健全举报制度，认真办理群众来信来访，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三是多管齐下，发挥立体监督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光辉历程昭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是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党要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离不开优良的作风。尤其是我们在新时期新征程，有更为光荣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党去完成，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我们应当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以新风貌肩负起历史赋予我们党的伟大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主题团日活动总结报告九

弹指间，改革开放已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四十年，4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了万水千山，可谓一路风雨一路歌。40年砥砺奋进，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道路，凝聚了中国力量，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40春风化雨，中国人民始终敞开胸襟、拥抱世界，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今天，我们共同回顾改革开放40周年的伟大成就，为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增压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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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年国家的现状需要改变

“文化大革命”给国家留下了严重的局面：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温饱没有解决，科技教育落后等。这种局面不改变不行。怎样改变?答案只有一个：改革。

(二)中国需要第二次革命

新中国成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新中国成立以后模仿苏联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严重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中国需要第二次革命，解放生产力。这种局面不改变不行。怎样改变?答案只有一个：改革。

(三)社会主义制度需要自我完善和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适时地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生机和活力哪里来?答案只有一个：改革。

(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有新思路

新思路就是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新思路在哪里?答案只有一个：改革。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伟大觉醒”是整个历史逻辑的起点，其历史内涵是什么呢?也就是“四个基于”：“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可以说，这“四个基于”是我们党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关头，对党的宗旨、思想路线、历史方位和历史经验教训重新进行梳理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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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历经40年的渐进式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经济社会实现了以下四个伟大转变，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一是从经济发展看，实现了从封闭型经济弱国向开放型全球经济大国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依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念，我们渐进式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乡镇企业发展、城市国有企业、外商投资、金融服务、科技管理体制、经济特区等相关制度的改革，逐渐明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政府与市场、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全面调动了生产者积极性，激发了经济活力，完成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共同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增长了226倍，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978年不足2%，增长到2016年的15%左右，稳居世界第二位。可以说，当今中国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全球性经济大国。

二是从治国理政看，实现了从单极化传统管理向现代公共服务型治理的转变。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对国家的政府管理体制、传统管理理念、社会管理能力等带来巨大的挑战。因此，不断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的活力、社会流动性增加、科技互联网技术崛起、多元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等趋势，协调推进党的自身建设、重塑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政府组织结构、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城乡基层政权建设等方面的改革，成为中国渐进式改革开放的政府逻辑与基本内容。中国治国理政模式实现了“权威―民主―法治”的动态平衡，基本形成了以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为核心职能，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框架和以大数据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共建共治共享、公共服务型现代治理新模式。

截至2017年底，国务院部门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1/3以上，工商登记前置审批精简85%。资质资格认定事项压减44%，多数省份行政审批事项减少50%-70%;中共党员总数达到8779.3万，党的组织达到436万个;全国社会组织数量突破80万个;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达到66.2万个;经过微博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达到173569个。

三是从城乡结构看，实现了从落后的乡村型社会向富足的城乡融合型社会转变。1978年，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0%的典型农业型国家。此后，经过采取加大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城市单位体制、设立经济特区、增设开放城市等改革创新，把农民从原有的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开始流向大中型城市，整个社会呈现出高度的流动性，中国社会走上了现代城市化发展之路，城市活力进一步释放。

截至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8%的水平，一半以上的人口成为城市市民，并且产生了一大批人口超过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以及人口高度密集、经济一体化的超大城市区域，创造了新的财富、新的产品、新的文明、新的生活方式。对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成一个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国家，同时以高铁、互联网为主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得不说是巨大的成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乡村领域的具体落实。未来中国社会，将是一个城乡互动共融、协调发展的城乡融合型新社会。

四是从社会民生看，实现了从温饱向小康的整体性转变。通过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的全方位改革，为广大民众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和发展机会，不断改善民生，不断增加收入，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富裕、幸福、文明的美好新生活，这是改革开放的初心，也是40年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之一。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的减贫事业，使得7亿多人口脱离了极端贫穷，为世界的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变化更证明了这一点，1978年时，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11元，恩格尔系数为57.5%，到2017年时，分别变为了24445元(增长了78倍)和28.6%;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16元，恩格尔系数为67.7%，到2017年时，分别变为10955元(增长了94倍)和31.2%，城乡居民享受到了改革的红利，开始走向更加富裕、多元化消费的生活。新时代，随着交通、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创业、文化、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进一步建设，人民对生活的追求从“有没有”变成了“好不好”，高品质生活开始成为新的追求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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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今天，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历史关口。经济特区如何办得更好、办出水平，继续当好开路先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这三大攻坚战如何打赢，阻碍发展的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怎样革除?如何才能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有说服力?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毫无疑问，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但因循守旧没有出路，畏缩不前坐失良机。拿出敢为天下先的胆魄，永葆“杀出一条血路”的闯劲，争当开拓者、实干家，就一定能让改革造就新气象、开放带来新活力，让发展打开新空间，让我们赢得“下一个40年”。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要做到：

(一)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时代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改革开放的成果靠的是人民群14众的大胆探索、勇敢实践，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的主体。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党始终不忘的初心和奋斗目标。

(三)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但没有办成的大事，新时代推动改革开放，就要继续推进“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布局。

(四)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面临了新的挑战和问题，面临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形势总结出的深刻经验，起着指挥棒的作用。历史经验表明，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科学发展，就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到发展的全过程当中。

(五)坚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对外开放的政策中，我国始终秉承着“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的原则，提出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六)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良好的开端和效果，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15党要紧跟时代前进步伐，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解决党内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拥抱新时代，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做好本职工作。新时代、新使命、新思想、新征程，这是一个伟大的新时代，让我们拥抱伟大的新时代，不辜负伟大的新时代，勠力同心、团结一致、埋头苦干，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