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党史故事心得体会总结 党史小故事广西(6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体会，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那么你知道心得体会如何写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主题广西党史故事心得体会总结一

1月

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在江西弋阳、横峰领导武装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并逐步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周逸群、贺龙到洪湖、湘鄂边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3月－6日

３月－６月，中共龙岩县委负责人郭滴人、邓子恢等在闽西龙岩的后田，中共上杭县委负责人郭慕亮(后叛变投敌)，在上杭的蛟洋，中共永定县委负责人张鼎丞等在闽西永定的溪南、金丰、湖雷等地先后领导起义。

３月，工农革命军发动起义，攻占了桑植县城。

４月，敌人向桑植地区进攻，工农革命军遭到挫折；周逸群转移到洪湖地区领导群众斗争；贺龙留在桑植、鹤峰边界，坚持游击战争。随后，根据湖南省委指示，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

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４、５月间，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渭南、华县农民和西北军许权中旅举行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后起义军失败，保留下来的部分革命力量转入隐蔽斗争。

５月２０日－２２日，毛泽东在江西省宁冈茅坪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了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等项任务，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会议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会。本月下旬，还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

６月，红四军在朱德、陈毅指挥下，于永新、宁冈两县交界的龙源口歼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此后，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８月，毛泽东领导红军排除“左”倾盲动主义的干扰，保卫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

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党的六大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六大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 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

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

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认识不足，但这仍然不能掩盖党的六大本身主要方面和路线的正确性。

7月22日

原国民革命军湖南陆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彭德怀、滕代远领导下，举行平江起义。黄公略领导驻嘉义市的该师第三团第三营，贺国中领导驻岳阳的该师随营学校，亦先后举行起义，并迅速赶到平江会合。24日，成立了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任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任党代表。随后，逐步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红五军主力向井冈山转移后，黄公略等仍留在湘鄂赣地区坚持斗争。

10月5日

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是这个决议的一部分）。这个决议进一步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

12月

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五个大队的兵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的武装力量。

湘赣边界特委公布了毛泽东总结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经验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28年底，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残酷的屠杀政策，先后发动了一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的取得了胜利，许多则因敌人的残酷镇压或准备不足而失败，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敌人，扩大了革命影响，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基础。

1929年

1月

１月１４日为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和解决部队给养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不久，与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结合，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来这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１月２６日湘赣两省敌军分三路向井冈山的大小五井进犯。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等部在赤卫队配合下进行英勇反击。至３０日，敌军攻占黄洋界、八面山等阵地。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红五军突出重围向赣南转移，４月初，在瑞金与红四军主力会合。随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离开赣南，返回井冈山，坚持湘赣边界和湘鄂赣边界的斗争。

4月

毛泽东主持制定兴国《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问题决议案》关于“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精神，并结合赣南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及公共土地。

４月下旬在以王维舟为书记的中共川东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下，四川万源、宣汉边界的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川东游击军，并逐步形成了以固军坝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5月

河南省商城南部的农民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经过艰苦斗争，逐步形成了豫东南根据地。

9月

９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向红四军前委发了指示信。这封信是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指示信详细分析了当前国民党军阀混战的形势，根据红四军和各地红军战争的经验，指出了红军的根本任务和前途，强调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人民革命军队的正确主张。同时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不要包办代替党领导下的其他组织机构的工作。指示信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11月

在中共六安县委领导下，安徽省六安、霍山县的农民举行武装起义。随后，县委将起义武装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并逐步建立了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根据地。

１１月１５日鉴于陈独秀继续坚持错误，攻击党的政治路线，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污蔑红军为“流寇”，反对建立革命根据地，接受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并成立托派小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并通报全党。

12月

１２月１１日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和右江农民军，举行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接着，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翌年２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又领导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于龙州举行起义，成立了红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第七军、第八军总指挥。同时成立了左江革命委员会。从而形成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不久，红八军失败，退出左江地区，余部编入红七军。

１２月下旬在福建省上杭古田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的建设经验，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党和人民军队。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多种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

《决议案》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强调红军不但要打仗，而且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项任务；并且要在军内外建立正确关系，对敌军采取正确政策等。

这个《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后来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1930年

1月5日

毛泽东针对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右倾悲观思想给他写了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批评那种不愿做艰苦工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错误倾向，指出只有中国工农红军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才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星星之火，必将燎原。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总结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

２月６日－９日

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六军军委在江西吉安陂头召开联席会议（通称二七会议），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确定党的任务是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和发展工农武装。会后，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将赣西、赣南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为书记，并建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

２月

周逸群、段德昌等在湖北省洪湖地区领导的中央独立师（1929年底由鄂西游击总队改编而成，师长为段德昌），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扩编为红六军，孙德清任军长（不久因病离职，由旷继勋继任），周逸群任政治委员。

３月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会上鲁迅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后来又成立了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左翼文化工作者及其各种组织，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围剿”都起了重要作用。

４月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鄂豫皖边特委会成立，郭述申任书记；并将原分属于鄂豫边、豫东南、皖西地区的红十一军改编为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兼前委书记；６月，成立了以甘元景为主席的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标志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后来，红一军与蔡申熙、陈奇等领导的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旷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

５月

毛泽东在江西省寻邬(今寻乌)县邀集有关方面代表开调查会，并写了《寻邬调查》。10月底，又对兴国永丰区做农村社会调查，写了《兴国调查》。毛泽东先后所作的大量农村调查研究工作，为党的土地革命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思想。

５月

毛泽东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写了《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强调“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篇文章，初步论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

６月１１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通过的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于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的错误主张，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不久，李立三等人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随后又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个“策略总路线”推行的结果，使城市工作、各地红军和根据地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６月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六军（７月改称红三军）在福建汀州（即长汀）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不久，红军第一路军改称为红军第一军团，成立了中共红一军团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全军团共有两万余人。红五军和红八军，在湖北大冶合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并组成中共红三军团前敌委员会，彭德怀任书记。７月，由湘鄂边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编的红四军与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后，组成红二军团（红四军改称红二军），贺龙为总指挥，周逸群为政治委员，并组成了中共红二军团前敌委员会，周逸群任书记。９月，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中共中央派邓中夏任二军团政治委员、前委书记和特委书记。同时成立湘鄂西苏维埃政府。

８月２３日

红一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与红三军团会合后，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红一方面军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再次攻打长沙，因两次攻城不克，遂移师江西，攻占吉安，扩大了赣南、湘东的红色区域。７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正式组成以周建屏为军长，吴先民为代政治委员，胡庭铨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红十军。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后来进一步发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９月２４日－２８日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

会议前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主持下，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已纠正了部分“左”倾错误。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这样，就在中共中央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的统治。

１０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信中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王明等在10月底先于中共中央得知这一信件的内容之后，乘机打着“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旗号，要求彻底改选党中央的领导机构。

１２月１６日

蒋介石纠集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一次军事“围剿”。30日，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取得了龙冈战役的胜利，毙伤俘敌近万人，缴获各种武器九千多件，并活捉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接着，红军乘胜追击，又在东韶歼敌一个多旅，缴获各种武器二千多件。至此，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这次“围剿”。

１１月上旬

国民党军队采取“分区重点围攻，步步为营，逐步清剿”的方针，开始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大规模“围剿”。到1931年的下半年，洪湖地区的军民在湘鄂西特委的领导下，先后进行了3次反“围剿”的斗争，使红军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发展。

１２月上旬

国民党军队近十万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举行第一次“围剿”。到翌年春，红军采用避强击弱和“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经过一系列战斗，共歼敌数千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围剿”。３月，红四军转入进攻，在双桥镇又歼敌五千余人。

1931年

1月

１月７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出席了会议，并不断使用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会上，王明（陈绍禹)等在米夫的支持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虽然也批评了李立三的一些“左”的错误，但却指责以李立三为代表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冒险错误还要“左”的错误观点。

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组成。通过四中全会，王明等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

１月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进一步要求在苏区内“以最大的决心”反对取消派、“ａｂ团”（该团是1926年冬在南昌成立的反革命组织。次年４月初在革命力量打击下即行解体，当时，党中央对这种状况是不了解的）等。由于缺乏经验，错误地进行反“ａｂ团”、社会民主党等的斗争，混淆了敌我矛盾，使肃反扩大化，许多优秀干部和群众遭到杀害，造成了严重后果。

1931年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翌年１月７日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作出《关于苏区肃反工作的决议案》，着重批评了肃反工作中的扩大化错误，并提出了改进措施。以后，肃反扩大化的趋势有所抑制。

１月１５日根据六届四中全会前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省的宁都县小布成立。党中央指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一人、共青团中央一人为委员，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恩来未到职前，暂由项英代理书记。1931年８月３０日，党中央作出《关于中央苏区党组织问题的决议》，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邓发、朱德八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毛泽东代理书记，10月，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11月初赣南会议后由项英代理书记。

１月２７日罗章龙等因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非法成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等组织，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出党。

3月

３月开始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派夏曦到洪湖；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鄂豫皖；派曾洪易到赣东北，等等。以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改造各级党的领导”，进一步推行“左”倾冒险主义。

３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十余万人，采取“追堵兼施”的方针，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组织第二次大规模“围剿”。红军采用灵活机动、避实击虚、各个击破的战法，经独山、浒湾、桃花等战斗，到５月底，共歼敌五千余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３月下旬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夏曦任书记。５月１２日，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取得了鄂豫皖党政军的领导地位。

4月

蒋介石调集二十万兵力，任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二次“围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从５月１６日至３１日，十六天内，由东固、富田向东转战，连续打了五个胜仗，横扫七百里，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粉碎了国民党的这次军事“围剿”。

7月

蒋介石调集三十万兵力，并亲任总司令，采取“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战术，兵分三路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三次“围剿”。红军三万多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战略方针，由闽西北出发，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从８月７日至９月１５日，先后在莲塘、良村、黄陂及老营盘等地共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一万四千八百余支，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围剿”。

9月

９月１８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东北军张学良奉蒋介石“绝对不抵抗”命令，让东北军大部撤至山海关内，只有一部分奋起抵抗。随后几个月内日军即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在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冲击下，以及反国民党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蒋介石再次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１２月１５日宣布下野。

９月王明决定去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经共产国际批准，由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卢福坦（翌年被捕叛变）等人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揭露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全党同工农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但继续推行和发展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政策，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极力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忽视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把中间派别看成“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对当时的抗日民主运动未能给以正确的领导。

10月

红二十五军成立，军长旷继勋，政委王平章，辖第七十三师、第七十四师、第七十五师。

11月

１１月１日－５日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会议虽然肯定了“中央苏区是获得了伟大的成功”，但又认为在执行“国际路线”中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反对“游击主义”，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１１月７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黄安县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从１１月至１９３２年６月，红四方面军成功地运用围点打援、迂回包围、近战夜战等战术，连续发起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个战役，共歼敌约六万人，使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计划破产。这时红四方面军发展到四万五千余人。

１１月７日－２０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并选出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２５日，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称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２７日，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12月

１２月１４日在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推动下，有中共地下党工作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赵博生(共产党员)、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率领下，于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加入红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由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何长工、黄火青、左权分别任三个军的政治委员。

1932年

1月

１月２８日日本军队在上海发动进攻。国民党驻军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影响下，违抗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奋起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市日本纱厂工人举行罢工，动员各界群众大力支援十九路军抗战。蒋介石、汪精卫联合掌权的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极力破坏淞沪抗战，镇压抗日运动。５月５日，国民党政府代表与日本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无驻兵权。但日军可在上述地区暂驻“若干”军队。９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出通电反对《淞沪停战协定》。２３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下令调第十九路军到福建“剿共”。

2月

２月３日茅盾、鲁迅、叶圣陶、郁达夫、丁玲、胡愈之、陈望道、冯雪峰、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愤怒斥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文化团体支援中国抗日斗争。

２月２６日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为取得上海战争的胜利告全国民众宣言，不仅拒绝同抗日反蒋的各派进行联合，而且提出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并由这个委员会召集工农兵和其他劳苦民众的代表会议，建立民众政权的“左”倾错误纲领。

3月

３月９日日本扶清废帝溥仪在长春成立伪“满洲国”。1934年３月１日改称“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皇帝”。

是年春刘少奇因坚持正确的工人运动的策略方针，被中共临时中央指责为“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被撤销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在这以前，刘少奇曾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领导者在工人运动的策略问题上发生激烈的争论。他不赞成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组织赤色工会，反对不顾客观条件而硬要进行工人群众的斗争，主张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开展工人运动。

夏东北地区抗日义勇军发展到三十余万人。从1931年10月起，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等各种形式的抗日队伍，进行武装抵抗。中国共产党在抗日义勇军中积极开展工作，对其发生了一定影响。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英勇作战，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抗日义勇军最后虽遭到失败，但为后来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打下了一定基础。

7月

蒋介石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兵力，分左右两路向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由于红四方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中连续取得重大胜利，加上红三军在襄北作战的胜利，直接威胁武汉，所以敌人用三十多万兵力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用十多万兵力进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抗击，８月在七里坪给敌以重创。由于张国焘在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和在苏区推行“左”的政策，以及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虽英勇奋战两个月，歼敌近万人，但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

10月

10月10日 中央分局在黄安县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余人撤离根据地，向西转移。留下的武装重建二十五军坚持斗争。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三军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导下，虽英勇反击，但终未打破敌人“围剿”，于１0月退出洪湖地区，向湘鄂川黔实行战略转移。

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并讨论如何应敌的问题。毛泽东在２、３月间曾反对红军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在赣州战役失利后，他不赞成向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方向发展，而主张向敌人统治较弱、党和群众的力量较强的赣东北方向发展。会议集中批评了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他被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且把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也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议要求红军在敌军合围未成之前主动出击，粉碎敌军的大举进攻，以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会议无视周恩来提议让毛泽东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意见，不顾朱德、王稼祥的反对，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后，“左”倾领导者调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接着又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而要周恩来兼任这个职务。

12月

１２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临时中央4月20日《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将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当时只有第二团，团长为王世泰），在省委领导下，即着手创建以照金（耀县西北部）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翌年11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党委举行会议，将所属部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开辟位于陕甘两省边界以南梁为中心的新的根据地。

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组织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并发表宣言，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政治犯，废除非法拘禁和酷刑等。

主题广西党史故事心得体会总结二

同志们：

大家好！根据全市党史学习教育工作部署和本办具体安排，今天很高兴来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宣讲活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样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2月20日，党中央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讲话立足中国共产党、立足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高度，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的重大意义、重点内容和工作要求。党中央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对这次学习教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概括来讲，就是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也就是四个学。要达到的目的是四句话12个字：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我们学习党史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要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统一全党的思想、意志、行动，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磅礴的力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下面，围绕党史学习，结合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感悟，跟大家作一个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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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围绕中国共产党历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顾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入总结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理论成果、积累的宝贵经验、铸就的伟大精神，深刻阐明党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时期，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重大历史时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认真组织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对于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对于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使命、坚持正确方向，对于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建设更加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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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可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段历史28年，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征和显著标识是革命。第二个历史时期：从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段历史29年，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征和显著标识是建设。第三个历史时期：从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段历史34年，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征和显著标识是改革。第四个历史时期：从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段历史到目前只有9年。这个时期如果划下限的话，可以划到本世纪中叶。这段历史大约38年左右，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征和显著标识是复兴。

从党带领人民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来看，可以用“一”“二”“三”“四”作高度概括。“一”就是取得了一个最根本成就：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就是领导了两场伟大革命：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伟大社会革命和领导全党进行了伟大自我革命；“三”就是实现了三次伟大飞跃：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四”就是完成和推进了四件大事：救国、兴国、富国、强国。开天辟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救国大业；改天换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完成兴国大业；翻天覆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富国大业；惊天动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和将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强国大业。其中，前两件大事已经完成，第三件大事和第四件大事正在接续推进之中。救国、兴国、富国、强国四件大事属于纵向维度。从横向维度看，我们党百年来为国家、人民、民族、世界作出了彪炳史册的伟大贡献。我们党对国家的伟大贡献，就是把一个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朝气蓬勃、蒸蒸日上、日益走向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人民的伟大贡献，就是使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对民族的伟大贡献，就是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对世界的伟大贡献，就是实现了中国从落后时代到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从近代以来对人类进步事业贡献较小到贡献较大的历史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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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曾遭受过挫折。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比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使我们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几乎损失100%，苏区的革命力量损失90%。当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立的十几块革命根据地，除陕甘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外，其余的全部丢失，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发生了湘江战役，付出了极大牺牲，人数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少到3万多人，到达陕北时只有7000余人。1958年7月毛泽东在会见黑非洲青年代表团时指出：“长征中我们走了很多路，用两条腿走的，全部路程等于地球的轴心，从中国钻进去，从美国出来，有一万二千五百公里。那时我们犯了错误，蒋介石就逼着我们走这么多路，走到北方来了。这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后来一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灵活机动，大踏步前进，大纵深迂回，像变成了另一支部队，处处赢得主动。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正好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8年历史的中间点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8年的历史以遵义会议为界标，可以分为前14年和后14年。前14年我们党不成熟；后14年，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从而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先后取得长征的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再比如，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党的历史上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会议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界线，新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我们党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处理好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实行改革开放，大踏步地追赶时代潮流，从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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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正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这样做，才能够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我们党历史上实现的自我革命中，我们得到很多深刻的历史启示。

第一，必须坚持在学习党史中领悟。对党史学习教育学什么、怎么学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动员大会上进行了系统部署，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也提出了目标要求和具体步骤。从总要求来讲，就是“努力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党员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从时间来讲，贯穿2021年全年。从对象来讲，面向全体党员，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我们要在自学为主的基础上，采取多种形式，分专题开展学习研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党史学习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重点学习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中国共产党简史》等指定学习材料，同时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中国共产党广西历史(第一、二卷)》《中国共产党玉林历史(第一、二卷)》等重要参考材料，深入了解党的百年奋斗史，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第二，必须坚持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这里需要搞清楚为什么近代中国会产生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二者缺一不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我们党的性质。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表述，其理论根据来自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其他阶级都将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最终消亡，工人阶级会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不断壮大，它是最后一个要被消灭的阶级。它的使命是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强调：“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它没有自己的利益，更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它代表的利益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就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因此，我们要始终坚守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敢于、善于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要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强化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从最困难的群众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切实解决群众愁难急盼的实际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有三个方面，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实事求是。什么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四个字出自班固的《汉书》。《汉书·河间献王刘德》记载，汉景帝刘启的第三个儿子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进行了革命的改造，赋予其新的内涵，使其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进行过经典阐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实际上涉及一个什么是真理，怎样获得真理的问题。真理就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认识，它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受实践检验、又在实践中发展。人类不可能穷尽真理。真理永远是相对的，真理永远处在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历史过程之中。毛泽东对此特别强调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必须善于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1930年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他在文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931年他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作了补充和发展，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他教导我们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关于总结经验，1941年8月22日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一封信中写道：“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历史证明，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我们党的这条思想路线，我们才能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并在实践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四，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还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个制度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础上集中的结合和统一，是民主和集中的矛盾统一体。民主强调的是集中全党的智慧，集中强调的是凝聚全党的力量。关键是要把握好度的结合点，如果把握不好，偏向民主，就会出现“大民主”“极端民主化”“一盘散沙”；偏向集中，就会出现个人专断、一言堂、家长制。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就提出了反对“极端民主化”的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我们看到，民主集中制在党勇于自我革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开得好、开得成功，民主集中制起了保障作用。试想，当年遵义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争论和思想交锋非常激烈，如果没有这个制度起规范和约束作用，那么，搞不好会使党、红军、国家发生分裂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我们必须坚持好民主集中制这个制度，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做到兼听则明、防止偏信则暗，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千万不要搞“一言堂”、家长制，违背集体决定自作主张、自行其等行为，否则党的生命力就会被削弱、战斗力就会被瓦解。

第五，必须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我们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也会充满矛盾。正像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阐述的：“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因此，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唯一的途径和办法，就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延安整风是我们党开展的一次成功的全党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改革开放后我们党进行了整党和一系列专题集中教育，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先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党的十八大以后，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应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已经成为常态。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是“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我们要将这个武器磨利擦亮，将这个武器经常用、反复用，用好、用活、用足、用够。按照党史学习教育安排，我们要在今年6月份召开严肃认真、形式多样的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展党性分析，交流学习体会，我们必须坚持和发扬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优良作风，积极参加学习讨论、交流心得、接受思想教育，确保取得扎实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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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成立以来，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古田会议、延安整风，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思想教育、理论武装都贯穿其中，都带来了党的聚力、战斗力的大提升，都引领了党和人民事业的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实践中产生的理论结晶，是推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科学指南，是引领中国、影响世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实践条件下创立并不断发展的。也正是由于这一思想实践伟力的充分彰显，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新发展，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大跨越。今天，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好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必须靠科学的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所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始终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切实筑牢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同志们，征途漫漫，惟有奋斗，百年只是序章，未来必将可期，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交汇点上，新的伟大征程正在我们的面前展开，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征程，奋进新时代，以优异的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宣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题广西党史故事心得体会总结三

1、1839年6月：林则徐虎门销烟。

2、1840年：英军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

3、1841年：三元里人民抗英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抵抗外国侵略斗争。农民阶级，抗英但是不反封建。发生在鸦片战争时期。

4、1842年8月：《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史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43年：中英《虎门条约》。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

5、1851年1月11日：金田起义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农民阶级，提出《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

6、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签《天津条约》。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签《北京条约》。

7、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

8、19世纪70至80年代："边疆危机"：英国从印度侵人西藏，又从缅甸入侵云南；法国则从越南侵犯广西；俄国从中亚人侵新疆；日本吞并琉球、侵犯中国台湾。

9、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9月黄海海战（邓世昌）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签《马关条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0、1894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11、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

12、1898年：百日维新/戊戌变法。

13、1899年：义和团起义。农民阶级。口号：“扶清灭洋”。遭到中外联合绞杀。

14、1900—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签《辛丑条约》，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5、1904—1905年：日俄战争，争夺中国东北但清政府局外中立。

16、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近代中国第一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全国性政党。资产阶级革命派。

17、1906年：萍浏醴起义，同盟会第一次武装起义。

18、1911年：黄兴、孙中山，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同盟会影响最大的一次起义。

19、1911年5月：保路运动。

20、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

21、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定都南京。

22、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告友邦书》企图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外债。

23、1912年2月：清帝退位，帝制的终结，标志着清王朝的统治结束。

24、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建立了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反动政权。

25、1913年：袁世凯刺杀宋教仁，掀起“二次革命”。

26、1914年：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但具有很强的宗派性、脱离群众。

27、1915年1月：“二十一条”。

28、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

29、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

30、1915年12月：护国（中华民国）运动。

31、1918年：护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运动。不仅是孙中山个人的失败，还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

主题广西党史故事心得体会总结四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用100年的汗水和鲜血谱写的篇章，今天我只能提纲性地概说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历史过程。我把讲的内容分为二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国前的党史。第二部分是建国后的党史。建国前的党史可分为五个阶段：①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早年革命活动时期（1919.5—1923.12）；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就是北伐战争时期（1924.1--1927.7）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8—1937.7）；④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8.8）；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建国后的党史也分为四个阶段：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②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③文化dgm时期；④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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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它从诞生时起，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最终奋斗目标，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统一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发动和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为推动人民革命运动新的高潮作了充分的准备。

（一）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中国社会

自从1840年英国政府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在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它们不但运用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手段，对中国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压迫，还极力保持中国封建的剥削形式及其的上层建筑，把中国地主阶级作为它们的统治工具和支柱，阻碍和破坏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资本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处于危难之中。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广大人民如何才能当家作主，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一大批有志气的中国人在呐喊，在寻求救国之路……

一九一一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代皇朝，结束了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好景不长，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为了帝制，积极投靠帝国主义，野蛮地镇压革命人民，血腥地屠杀革命人士。从此，各地军阀纷纷割据，中国完全沦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这就是建党前的中国社会现状。

（二）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一大批有识之士在寻求救国之路，中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主要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还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胡适等大批人士，他们倡导民主、和平、自由，抨击封建礼教，传播西方文化。特别是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的影响最大，它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得到全国各地工人、学生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使工人运动迅速掀起，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同年三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来华，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维经斯基先到北京与李大钊会晤，后经李大钊介绍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进一步商讨在中国建党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酝酿，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党主义小组。同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湖北；毛泽东、何叔衡在湖南；谭平山、陈公博在广东；王尽美，邓恩铭在山东；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与此同时，在法国的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也开始了建党活动。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的早期革命活动

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多方面的活动，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益成熟。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建议上海小组发起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的最后一天，因法租界巡捕搜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陈独秀因事没有参加，指派包惠僧参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党纲还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最后选择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此，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英明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的面目也就焕然一新。

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发表了宣言。并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清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为：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党主义社会。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2年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的高潮，全国发生罢工一百多次，有几十万人参加。它的直接领导和机构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1921年8月成立，书记部的书记是刘少奇。这次罢工影响最大的是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后惨遭军阀吴佩孚的镇压，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1923年在共产国际的倡议下，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接受共产党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一月十二日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会体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同时指出：“绝对不能与国民党合并”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的原有组织和严格的集中领导机构。大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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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2年8月西湖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即向孙中山说明了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屡遭失败，正处于绝望中的孙中山，不顾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反对，对此表示欣然同意。孙中山赞成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经过一年多筹备，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重新做了解释。这次大会还选举了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等共产党员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经过这次大会，国民党实际上已经被改组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一九二四年五月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努力，创办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干部，建立革命武装，对于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军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一）北伐战争的胜利

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六月，国民革命军先后进行了二次的东征，平定了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等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六年初，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还建立了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第四军独力团，使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掌握了部分的革命正规武装。由于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原大部地区黑暗透顶，一九二六年二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举行北伐。北伐战争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它的主要敌人是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共约七十万军队，当时广东国民政府共有国民革命军十万人左右。国民革命军在苏联军方顾问的帮助下，制定了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长驱直进。首先消灭了吴佩孚，然后消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统一了全国。北伐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中，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部队为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的功劳。

（二）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窃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

早在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内部就已分裂为左右两派的争斗，1925年8月，坚决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著名领袖廖仲恺被反动派所暗杀。戴季陶极力排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士，蒋介石也加紧对革命领导权的篡夺，陷割共产党人，1926年3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人，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处。5月，蒋介石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须交出名单等等。面对蒋介石的篡权阴谋，陈独秀却一再妥协退让，使蒋介石的阴谋步步得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派反动军队收缴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占领上海总工会，逮捕和枪杀革命群众，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工人举行抗议又遭到血腥的镇压。四月十五日蒋介石又与广东反动派同谋去广州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黄埔军校和工人纠警队的武装，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一时期，我党优秀的领导人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肖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牺牲。

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革命群众纷纷发表讨蒋声明。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罪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向中共中央写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意见书。但这个时候，蒋介石的势力已经形成。在中国革命处于紧急的关头，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未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同时，仍寄希望于汪精卫，特别是大会仍选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而陈独秀在会后仍然继续执行右倾路线。党的“五大”并没有能够担负挽救革命的任务。党的“五大”以后，武汉地区的危机更趋严重而表面化，汪精卫集团利用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名义，连续发出种种宣言和训令，攻击和镇压工农运动。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叛变，接着公开支持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但陈独秀等竟以投降式的让步，企图推住汪精卫。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还通过决议，更进而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至使汪精卫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7月10日根据共产党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成立了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实际上免除了陈独秀的职务。7月13日中央发表了时局宣言。揭露汪精卫的反革命活动，并命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人退出政府。致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败局已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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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7年8月至28年底。党主要是发动和领导各地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革命力量得到初步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阶段，是29年1月至31年9月。主要是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基本形成。党在白区的斗争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阶段，是31年9月至34年底。主要是“九.一八”事变革后，全国出现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但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不但丧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势，而且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第四阶段，是35年1月至12月。主要是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第五阶段，是35年12月至37年7月。主要是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

（一）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全国革命势力受到严重摧残，中国共产党员由五万七千多人减少到一万人左右，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党的组织转入地下工作，形成红白对立，国共两党对垒的局面。

27年7月中旬，中央决定举行湘、鄂、粤、赣四省的农民暴动和南昌起义，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8月1日，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原北伐战争和其他革命武装三万余人在南昌起义，全部解除了国民党三、六、九军在南昌的部队武装。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部队后来在开往广东时遭到敌人的围攻而失败，剩下一部分部队转到边界农村坚持斗争。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并确定秋收起义。会议选举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央委托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起义部队经三湾改编后于十月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十二月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这次起义，由于没有及时转移到农村，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结果也失败了。从“八七”会议至28年底，全国各地还有一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英勇地打出了敌人，使我党“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9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的一部分军队和湘南农民军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同时，各地的起义部队也纷纷建立了武装根据地。

正当中国共产党的大批骨干力量深入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这个时候，①红军壮大；②工人运动高涨。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恨，左倾情绪逐渐膨胀起来。他们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盲目地组织工人暴动，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党的一部分力量受到严重损失。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了农民主专政以及其他具体的方针政策，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随后，在六届一中全会选举向忠发为总书记，但又不适当地强调了“城市领导作用”。

（二）工农红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六大’以后，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30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开辟了大小十余块革命根据地。随着红军的扩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红军本身的建设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抗县古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路，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念，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任务。强调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重申中央军委的指示，指出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根据地。在此同时，党的白区工作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30年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2万人以上，工会会员也已恢复到十万人以上，白区文化战线方面也得到了发展。在革命形势好转的同时，国民党军阀内部却爆发了大混战，至使党内主要领导人李立三等‘左倾’冒险主义的头脑膨胀，并坚持城市中心论，组织工人大暴动，命令红军攻打城市。使红军和根据地受到了严重损失，也使白反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了会议，结束了李立三的路线，纠正了‘左倾’的错误。由于红军攻打城市的结果，使敌人引起了警觉，于是国民党便部署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于1930年至1931年7月先后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各根据地开展了反围剿的游击战争。正当我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红军反围剿不断胜利，白区反文化围剿斗争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党却又出现了一个比李立三“左倾“错误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更加完备的“左倾”机会注意，即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王明即曾在莫斯科学习过，对马列主义的著作能逐条地背诵，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于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国取得了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对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党内民主气氛遭到很大的破坏。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制选人‘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相继退入关内，东北三者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更于同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激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抗日运动在全国迅速掀起。但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革命力量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削弱。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向忠发曾担中央党书记）。中央领导机关遭到破坏，白区的组织相继破坏，到1933年初，党的临时中央不得不被迫离开上海。而迁入中央苏区。32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60余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张国焘的轻敌而遭到失败，中央苏区毛泽东的‘反围剿’方针与临时中央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受到排挤，撤销了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是年冬，国民党反动派调集50多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当时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灵活地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仍然取得到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缴枪一万余支。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苏区，王明路线在苏压控制了整个军事的局面。同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六次‘围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采取了“关门主义”，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把军队的指挥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曾在二战期间在苏联的斯大林保卫战中立下过很大的战功），李德教条地运用苏联与德国战争那一套，再加上王明的极“左”路线，使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了惨重的失败，从此全国大部分苏区失去了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万里长征。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经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经过将近二年艰难险阻的长征（通过大凉山，飞夺泸定桥，渡过大渡河，四渡赤水、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大雪山等）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工区会师，红军终于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在这同时，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三）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地后，35年又发动了华北事变，企图把华北地区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各地学生纷纷上街游行，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也于瓦窑堡召开了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还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张学良、杨虎城也希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然而蒋介石却仍然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镇压各地抗日运动。拒绝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要求，并准备把张、杨部队调出西北，致激起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主张，并电邀中共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党中央冷静地分析了西安事变的错综复杂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方针，并派出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代表团参加谈判，经过各方的努力，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以及释放政治犯等条件，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随后，张学良即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他回南京。从此，张学良遭到了蒋介石的长期扣留。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此，中国时局转为抗日战争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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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它的主要打击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采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此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历史经验，认清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毛泽东思想达到了成熟，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壮大了革命的力量，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国民政府被迫于八月十四日发表自卫宣言。从此，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抗战开始不久，中国就形成了两个战场，即正面的国民党战场和敌后的解放区战场。在两个战场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抗日持久战和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对蒋介石集团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积极展开敌后游击战争，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抗日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抗战初期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但是，由于蒋介石坚持后面抗战路线，国民党的一百多万军队挡不住几十万日军的进攻而节节败退，南京政府不得不迁入重庆，并且，出现了向日寇投降的情况。

相反，中国共产党开辟了敌后战场，革命力量迅速壮大。面对国民党内部的投敌情绪，1940年8月——12月，八路军总部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调动全国所有的军队，向日寇展开了“百团大战”，总计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25800余人。百团大战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党的军队的威望。当然，它也使我军主力损失较大，过早的曝露了我军力量，致使以后日军的主力转为进攻红军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扫荡”。此后，蒋介石也实行了假抗日，真反共的策略。并于1941年1月发动了皖南事变，将开赴抗日前线的新四军进行袭击，新四军军部二千多人全部遇难，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并声明要将军长叶挺提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后，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军集中主力对敌后解放区进行连续的“扫荡”，国民党大批将领率部降日，蒋介石又调集数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和敌后解放区。加上华北各地的自然灾害，敌后人民抗战陷入严重困境，解放区人口和八路军的数量都有了明显的下降。党为克服困难，及时调整了各项政策，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一二五师三五九旅王震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保卫了抗战阵地。

1943年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逐步转入反攻，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在美国二颗原子弹轰炸后，又绝苏联红军的强大进攻，不得不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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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民主革命最后取得全国胜利，毛泽东是想进一步取得全面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阶段

自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开始，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疯狂抢夺抗战胜利成果，积极准备内战。中国共产党根据“七大”的方针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运用革命的两手策略，开展和平谈判与武装斗争相交的复杂斗争。为欺骗人民，争取时间准备内战，蒋介石于45年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赴约重庆谈判。我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美、蒋的真面目，团结和教育人民，孤立国民党蒋介石，增强我党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代表我党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一方面是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力争在和平条件下实现中国社会的改革；另一方面，解放区军民加强自卫战争的整备，粉碎蒋介石两面阴谋。重庆谈判国共双方于一月十日签订了停战协议，并在协定签订的当天在重庆召开了有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三十八人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蒋介石的停战协定是一种缓兵之计，他对此毫无诚意，到3月份国民党二中全会和四月国民参政会时，他便公然撕毁了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调集军队大举进攻东北，积极准备发动内战。

（二）人民解放战争的防御阶段

这个阶段，我党在政治上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建立了更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在军事上主动撤离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运动战为主，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为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解放战争的第一年，由于歼灭了大量的敌人有生力量，敌我力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下降到三百七十万人，我军则由一百二十五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敌军兵力削弱，士气低落，人民反对，后方空虚，机动作战力量锐减；我军越战越勇，士气高涨，人民拥护，后方巩固，机动作战能力大为增强。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党中央确定了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控制区域。

（三）第三阶段是从1947年6月到1948年8月，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这个时期，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和整党整军运动。在全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制定了正确的方针，使中国革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四）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解放战争前两年的各方面成绩和经验，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由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我军与敌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然成熟，于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便及时作出了关于战略决战的决策。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首先发动了济南战役，攻克济南，全歼守敌11万人；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9月7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从9月12日到11月2日历时52天，歼敌47万；并迫使长春守敌起义投降，解放了东北全境。紧接着辽沈战役，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历时65天）；华东和中央野战军又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共歼敌55万，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38年12月5日至翌年1月3日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歼敌52万，北平和平解放。至此，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

三大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反动统治已面临绝境，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幻想再次玩弄和平阴谋，以便取得喘息时间，保存反动势力，以便卷土重来。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元旦也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宜将乘勇追强寇，不可怙名学霸王”。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声称原意接受我党八项条件求和，经过15天的读判，我党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4月22日，南京政府表示拒绝签字，读判宣告破产。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在面柏坡召开，批准了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并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1949年4月20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第二、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从湖口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解放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大会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十月一日，首都北京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告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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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分二个阶段。

建国后的头三年是第一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在这个阶段，除继续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镇压反革命分子外，在农村扩大新解放区实行土地革命；在老区开始组织互助合作；在城市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开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同时，胜利地完成了各项社会改革任务，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和反对不法资本家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九五二年底，在国民经济不仅已经达到而且在许多方面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基础上，我党中央又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指明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具体途经和步骤，创立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952年——1956年是第二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对农业、手工业通过合作化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经过了一系列由低到高的过渡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顺利地实现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时地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八大前的七届四中全会，还粉碎了高岗，饶濑石反党篡权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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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由于我党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思想上、理论上缺乏充分的准备，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主观指导上发生了失误，历史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党的指导方针在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到严重的挫折，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党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培养和锻炼了大批经济文化建设人才。这是我党工作的主导方面。

这十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57年是第一阶段。由于执行了八大的正确方针，党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胜利。（由于对1957年春夏之交的国内政治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过分夸大敌情，在全国开展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以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反右派后，党内的“左”倾情绪开始发展了。）虽然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失误，但还是属于局部性质的。

1958年到1960年秋，是第二阶段。这个时期我们称它为“五统年”。党在指导方针上发生严重的“左”倾错误，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的公社化运动。稍后，党开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同时，陈云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降低计划指标。7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左”倾错误，但在整个过程将要结束时，仍没有能提出切合实际的纠“左”方案，从苏联访问刚回国参加庐山会议的彭德怀，根据全国农村现实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建议信，这封信肯定1958年的成绩后，尖锐地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这封信大大地触犯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在群众中至高无上的权威。以致使整个会议的形势急转直下，把纠“左”转为反右，错误地开展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这场斗争，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致使“左”的错误更加发展起来。再加上1960年后，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对苏共的账务全部需清还，国内自然灾害又严重，以致出现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

第三阶段是1960年冬到1966年春。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左”的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61年8月八届全会）。这是一次重要的转变。到1965年底，经济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国民经济又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左”的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未能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终于导致了“文化dgm”的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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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dgm”时期是党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始终占支配地位。这一方面，是1957年以来，党内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思潮恶性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主要是毛泽东对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分析的错误。再加上预感到自己的权威与地位的受到威胁。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全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他由此得出结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dgm”，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了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另外，加上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就导致了“文化dgm”的发动。

wg时期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66年5月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动开始发动“文化dgm”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这一段，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的部署，炮打所谓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以毛泽东8月15日在中南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高潮。毛泽东的大字报的内容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dgm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文化dgm进行了全面夺权，进行了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是刘少奇，继之为邓小平。

第二阶段是从“九大”以后到1973年8月党的十大。党的九大把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成为法定的接班人，加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其时，由于林彪体质偏弱，毛泽东健康情况良好，于是为了夺取最高的权力，便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政变。在这一阶段，一大批党和领导人惨遭批斗、打击，一大批知识分子挨整，全国各地都建立了革委会。全国“斗”、“批”、“改”运动普遍掀起。‘九一三’（71年）事变后，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彻底破产，围绕批林整风，在党内又发生了分歧和斗争。

第三阶段是从十大以后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泽东先是批准江青等人提出的“批林批孔”，当发观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方面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接着又发生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再度陷入混乱。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在华国锋，叶钊英，李先念等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取得了十月的胜利，打倒了江青“四人帮”，从而结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总之，文化dgm是一场由党内的领导者发动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深重灾难的一场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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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到一九八二年九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六年，是我党领导人民大力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和发展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六年，是胜利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拨乱反正重大成就的6年，是逐步探索和找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六年。

这六年的历史课分为两个阶段：

前两年为第一阶段。由于我们党对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还很不够，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犯“左”的错误，使得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始终徘徊不前的局面。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第二阶段。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了历史的伟大转折。（就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二大总结了六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分析了我国政治和经济形势，提出了全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和方针任务，阐明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此，中国政治、经济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转变，工农业稳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全国人民向小康型社会迈进。

主题广西党史故事心得体会总结五

大家都知道，遵义会议是在遵义召开的，它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上，遵义会议是由在遵义召开的会议前后的一系列会议组成的。

一、通道会议

1933年5月，国民党纠集50万兵力向红军中央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中央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虽经浴血奋战，终未能打败敌人的“围剿”，反而丧师失地，形势恶化。1934年5月，中央红军主力决定撤离根据地。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于7月下旬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进行战略转移决策的情况下，红六军团奉命西进是带有探路的性质。从江西遂川出发突围西征，进入湘西与红三军(后恢复二军团番号)会合，发动攻势，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一方面军)长征。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与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突围长征。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的既定战略方针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期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中旬，突围的中央红军跨越敌军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临武一线。这时，蒋介石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对此，蒋介石于1934年11月17日发布《湘水以西地域剿匪计划大纲》，妄图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他任命湘军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此时的蒋介石欲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

1934年11月20日，白崇禧见红军的一支部队占领了湘南的江华，又向广西恭城奔来，他不愿同红军硬打而消耗实力，就借口兵力不够及防止红军南进广西，在11月21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一个缺口。湘军何键为求自保，也不尽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这130里防线无兵防守达七天之久。11月25日，中革军委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30公里的湘江两岸。这时中革军委纵队也到达了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在这十万火急的情况下，中革军委纵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从1934年11月26日至29日，花了整整四天时间才走到湘江岸边。11月29日，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红军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

1934年12月1日，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敌人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红军将士用鲜血死守渡口，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待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之后，蒋介石加紧了兵力部署，一方面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武冈、芷江、会同、靖州一带，部署了一道严密的袋形防线。一方面电令湘、桂、黔地方军阀分兵堵截合围，企图全歼中央红军。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月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李德、博古认为“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毛泽东同志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说：“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原定计划。这次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意见不统一，故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

会后，中革军委于当日19时半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见行事，电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同时寻机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野战军司令部在12月13日《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2月14日，野战军司令部给二、六军团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战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北上。”要求活动于常德一带的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通道会议研究了军事问题，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从而为尔后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计划转变，作了必要的准备。

二、黎平会议

通道会议以后，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努力说服，许多领导者转变了观点，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1934年12月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同志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与会大多数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决议还指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决议最后说：“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终于被党中央采纳，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使红军争取了主动。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会后，中央军委立即转发了中央政治局的这一新的决定，并要求各军团首长将中央的决定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八军团编入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1934年12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定的决定》，即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猴场。为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又在猴场召开会议。

黎平会议是以遵义会议为伟大标志的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具体表现在：

第一，决定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命运和未来。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从江西中央苏区突围出来之后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中央全会闭幕后，这是党内最高级别的会议，决定了当时红军长征战略转折的大政方针。因此会议作出的决议、决定等至关重要，决定着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命运和未来。

第二，否定错误军事路线。黎平会议第一次以中央政治局名义，从形式上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已经过时的错误军事路线。

第三，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路线。黎平会议结束了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以来的三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领导层受排斥的地位，开始形成了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过去反对他的人)，赞同、支持、拥护他的正确主张的局面，从而为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道路，对于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避免中国革命再走弯路，减少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的摸索有重要意义。

第四，坚定了信心。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虽然因后来的情况变化不能实现，但它提出的前进方向、任务、目的，对于团结全党全军力量，鼓舞斗志，消除失败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危险倾向，坚定红军革命信念，树立胜利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尝试，开创了我党历史上否定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错误指导的先例，是我党对共产国际从盲从到独立思考的转折点。

三、猴场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确定了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的正确战略方针。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参与最高领导层工作。红军在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按毛泽东同志“避实就虚”的正确主张行动，挥戈西进，所向披靡，连克数城。胜利中，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给红军带来的危害，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强烈要求尽快结束“左”倾错误领导，让毛泽东同志回到红军的领导地位上来。而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议不顾，仍顽固地坚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的计划，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一路上争吵不休，并散布“到了乌江南岸，红军就该拐弯了，应当沿着打前站的六军团的路线前进”等流言蜚语，企图分散红军主力，沿乌江右岸边打游击边去湘西，实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他们的行为引起部队思想混乱。毛泽东同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不解决，将直接影响即将进行的乌江战役。

12月下旬，蒋介石得知红军向乌江南岸前进，急忙改变兵力部署，命湘军陈光中师和赵梦炎旅由黎平进驻剑河，王东原师驻锦屏、江口、沿河一带，章亮基、陶广二师向沅渡疾进，李云杰师向会同疾进;命薛岳兵团吴奇伟纵队四个师、周浑元二个纵队尾追红军至镇远、施秉、黄平、三穗一带;命桂军一个军进驻都匀、榕江、独山一带;令川军廖泽旅入松坎驻扎。同时，令黔军王家烈、犹国才四个师集于平越(今福泉)、马场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六个团防守江北从老君关渡以东至岩门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几个渡口，以图阻止红军“赤化黔北”，还沿江烧毁民房和船只，自以为乌江天险“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李德、博古仍不放弃去湘西的意图，提出要红军“一是不过乌江”在南岸打游击;“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此，中共中央在红军到达猴场的当天(1934年12月31日)下午5时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

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会后，红军遵照会议决定，把撤离苏区以来的消极避战变为积极作战，主动出击，恢复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光荣传统。红军按照黎平会议决定的“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的方针，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猴场会议被周总理誉为“伟大转折的前夜”。

以上是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一系列会议，这些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遵义会议

(一)智取遵义城

被迫开始历经磨难的征程之初，经过毛泽东同志等人的坚持，中央红军决定放弃与红军二、六军团会合的险棋，挥师进军贵州。在强渡乌江天险进入贵州地盘以后，中央红军面临休整的大问题。红军将领们将夺取遵义作为目标，因为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理位置重要，易守难攻，非常利于部队安扎和休整。

中央红军发起强渡乌江战斗后，贵州守敌惊恐万分。1935年1月3日，贵州守军第二十五军教导师副师长、江防指挥侯汉佑，将防务交给部下第三旅旅长林秀生，于4日仓皇逃回遵义。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遵义负责乌江全线防务的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已经上了汽车，准备逃往重庆。他将遵义城防任务交给川南边防军第二旅旅长兼城防司令侯之玺。侯之玺虽自知避免不了被消灭的命运，但依然寄希望于川军援兵，让他“绝处逢生”。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分析了上述情况后，亲自到红一军团第二师布置夺取遵义事宜。考虑到第四团在夺取乌江时吃了很多苦，决定将夺取遵义的任务交给第六团。1月5日晚间，红六团赶到了离遵义只有几十里的团溪镇。第二天拂晓时刻，刘伯承同志赶到了红六团指挥部，立即召集团领导听取汇报，研究攻打遵义的方案。他要求红六团仗要打得好，还要伤亡少，又要节省子弹，要“多用点智慧”。

1月6日，刘伯承同志同红六团向遵义进发。中午时分，侦察员报告说，遵义附近发现敌人的外围据点，大约有一个营兵力。按照刘伯承同志的指示，红六团第一营兵分两路，趁着大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军团团包围，并于当日下午3时向敌军发起猛攻。激战不到一小时，就将这股敌人全歼，击毙了敌营长。敌官兵死伤过半，余下的全部被俘。

为了减少部队伤亡，迅速夺取遵义，红六团团长朱水秋和政治委员王集成建议先头分队化装成敌人溃军，智取遵义。刘伯承立即批准了他们的建议。

1月6日晚9时，红六团第一营营长曾宝堂带着第三连和团直属侦察排、司号员等，化装成敌军，由十几个经过教育的俘虏带路，冒雨向遵义进发。其余部队随后跟进，准备诈城不成便实行强攻，迅速夺取遵义。红军先遣部队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顺利抵达遵义城南门下。这时，城门紧关，敌军的哨兵在城墙上巡逻，悠闲自得。突然间，红军先遣部队故意制造了一种兵荒马乱的气氛，急匆匆地跑到城下，要求迅速打开城门，放部队进去。

在城墙上，巡逻的哨兵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喊声惊呆了。过了一会，才气势汹汹地叫喊：“干什么的?”枪栓哗啦啦乱响。

“自己人!”城墙下，俘虏装出一副悲哀的样子说：“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共军包围了，寨子丢了，营长也被打死了，我是一连连长，领着一部分兄弟好歹逃出来了。共军还在追我们，请快点开门，救救我们吧!”

“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字?”城墙上的哨兵不太相信，继续询问。那俘虏毫不迟疑都回答上来了，哨兵没有发现什么破绽。过了片刻，城楼上的哨兵射下几道手电光来，认为这些戴大盖帽的确是自己人，这才放下心来。

城门开了，曾宝堂营长率部队迅速冲了进去，割断电话线，俘虏了城楼上的所有哨兵。这时，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主力部队风驰电掣般冲进遵义城。守敌顿时惊恐万状，乱作一团，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打得丢盔弃甲，弃城而逃。

1935年1月7日凌晨，红军胜利占领贵州重镇遵义城。

(二)遵义会议召开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同志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会后，张闻天同志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还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1935年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保证。

五、“鸡鸣三省”会议

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滇、黔交界之地“鸡鸣三省”的庄子。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鸡鸣三省”会议。这次会议研究和决定了三件重大事项：

第一，根据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洛甫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第二，根据敌情变化，对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军方向作出调整，部署红军战略转移。

第三，应中央苏区来电请示，讨论和研究了中央苏区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遭受国民党军队20余万人进攻，敌情比长征前还严重。面对严峻形势，留守的项英先后三次急电中央，要求迅速指示行动方针并“立复”。为此，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鸡鸣三省”会议上专题研究了中央苏区问题，明确提出了中央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

“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与扎西会议之间承前启后的一次重要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讨论和解决了遵义会议已经确定但还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政治局常委分工问题，使遵义会议的重大决策得到进一步贯彻。

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当时并没有担任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但是，事实诚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在取消博古、李德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后，尽管当时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毛泽东同志却说服了大家，在“鸡鸣三省”会议上坚持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虽然当时毛泽东同志没有最高领导职务的名义，但并不影响他在党和红军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不妨碍党内其他同志对他的领导地位的认同。”

“鸡鸣三省”会议最重要的历史启示在于：我们党要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及其核心。“鸡鸣三省”会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这个会议之后，党的核心意识日渐培育、得到增强。

六、扎西会议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2月5日到9日，在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

七、苟坝会议

扎西会议之后，我们还召开了苟坝会议。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同志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同志坚决表示反对。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志又找到周恩来同志进一步解释反对的理由。3月11日早，周恩来同志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同志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了遭受重大损失。

接下来我们再简单看一下两个事件：一个是土城战役，一个是打鼓新场风波。

八、土城战役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3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方向开进，并于27日全部进抵赤水河以东地区。然而，川军郭勋祺部也尾追而至。行军途中，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共同察看了沿途地形，发现道路两侧均系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便可以利用两边山谷的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合围夹击歼灭该敌。这个时候，军委二局截获了川军潘文华的26日电令，获悉尾追之敌只有郭勋祺部四个团的兵力，跟进潘佐部两个团。毛泽东当即下决心，命令在土城镇以北的红二师继续北上，同先头已抵达旺隆场的红一师相机夺取赤水城;以红三军团三个师，占领土城东北五公里的一个高地，以红五军团两个师占领青杠坡至一碗水一线北面高地，从南北夹击歼灭郭勋祺部;干部团在土城以东两公里处的白马山作预备队，对尾追之敌展开一场“歼灭战”。敌郭勋祺部凭借有利地形拼死顽抗，红军官兵拼死争夺，往复冲杀。战斗异常激烈，交战双方陷入胶着状态，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拉锯战”“消耗战”。

更严重的是，红军从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川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实为六个团万余人，还有后续部队，且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据当年在军委总部任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同志回忆：“我们在土城那一仗没有打好，因为对敌人估计不足。敌人的发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估计敌人是两个团的兵力。如果知道是旅就不会打的。以后伤亡很大，不能不走了，是我们自己撤退的，只打了个击溃战。”

“旅”和“团”一字之差的情报失误，让毛泽东同志痛心疾首、刻骨铭心。后来，土城战役调动了干部团参加战斗，朱德到一线指挥，毛泽东亲自动员。干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解了土城战役之围。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和对红军四渡赤水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曾经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资)，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

九、打鼓新场风波

猴场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回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权和指挥权，中央红军的每一个军事行动都须经中央政治局召集有20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讨论决定。1935年3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提议，中央红军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红军撤离遵义、二渡赤水后，前敌指挥部根据敌情作出判断：敌周浑元纵队有由长干山向枫香坝、白腊坎前进之动态。3月9日，军委电令发出“关于迂回攻击长干山之敌”的部署。

3月10日1时，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用一份“万急”电报向军委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前进，消灭驻在西安寨、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朱德同志认为，打鼓新场是黔北首镇，又是通往毕节的要塞，黔军比国民党中央军好打，打开打鼓新场有利于中央红军拓展川滇黔边根据地(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会议决定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基础。而毛泽东同志认为不该打。

在要不要向打鼓新场前进攻打黔军的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张闻天决断不下，只好在遵义县第十二下区平安乡苟坝马鬃岭山脚一幢新修民房“新房子”(今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苟坝村四合村民组)里召集驻苟坝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部分中革军委局以上首长开会，专题讨论进不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与会人员普遍认为：中央红军二战遵义后，战斗打得很顺利，战士们斗志高，求战心切，部队经过休整，可以投入战斗;打鼓新场既是红军战略转移必经之地，也是黔北重镇，地势险要，商贾云集，位于四大场镇之首，如果占领，可以给红军较富足的补给;驻守打鼓新场的王家烈的两个师，是“双枪兵”，战斗力弱。不久前遵义战役的胜利，黔敌已成惊弓之鸟，而我军则是胜利之师，如能乘胜追击，一定可以扩大战果。

毛泽东同志却坚决反对打打鼓新场，理由是：第一，红军经过长途奔袭，特别是遵义战役后，队伍虽然稍稍恢复了元气，但综合力量还比较薄弱，且我军处境孤立，缺少外援;第二，军委二局戴镜元截获了敌方向遵义调动部队的电令，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正从四面八方向遵义、鸭溪、枫香、打鼓新场压来，蒋介石也很看重打鼓新场这个地方，认为它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敌我形势十分严峻，如果贸然攻打，将会与滇军正面对垒，不能打固守之敌，部队受损不值得，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最后他作出判断：敌人100多个团的兵力，已对我军摆下南北夹击的阵势，如果此刻急于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然而，大多数同志还是坚持要攻打打鼓新场。后来，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尊重多数同志的意见，民主表决，按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办。结果，会议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

当夜，毛泽东同志又反复研究敌我态势，夜不能寐。他焦躁万分，半夜提着马灯，顶着凛冽的寒风，走了四五里崎岖山路，来到周恩来驻地，恳切劝说他晚一点再发布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恰好，凌晨3时50分，军委二局急电周恩来同志：“黔军犹旅由西安退泮水，向打鼓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速增援打鼓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红军如欲进攻打鼓新场，周敌、川敌有向我侧背夹击之势”。看过电报以后，两人重新考虑了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事宜。随后，毛泽东、周恩来连夜找到朱德，三位红军领导人认真分析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弊得失后，决定于第二天早上继续开会。

3月11日一大清早，张闻天同志再次主持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详细分析敌我形势，反复阐述不可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大多数同志表示赞同。经过民主决议，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事实证明，军委发出的这个指令是正确的，当红军主力向打鼓新场行动，准备打击黔敌犹禹九部时，在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还有孙渡和郭勋祺纵队，如果红军当时贸然向黔军犹旅进攻，面对的将不是一个纵队，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大部分兵力——五个纵队。只要红军一发起进攻，就有被敌人合围的危险。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据理力争力排众议以理服众，坚持不打打鼓新场，及时制止了这次错误的军事行动，调回了正向打鼓新场前进的红三、五军团，避免了红军的重大损失。所以，遵义会议是由一系列会议组成的。遵义会议之前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之后有“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还有两次战役(土城战役打得很惨烈，打鼓新场战役没有打成，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尊重)。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遵义会议是一次具有重大转折作用的会议。

主题广西党史故事心得体会总结六

——艰难曲折，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同志们，中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93年的光辉历程。

93年来风风雨雨，我党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中华民族魏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为新一代革命军人，学习党史，回顾党在过往93年路途上的风风雨雨，熟悉和了解我党自创建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大事是必不可少的。今天，我主要就1921年建党至1949年建国这一段时期的历史进行授课，希望同志们能够认真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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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列强的入侵以及本国封建统治的腐朽没落，中国逐渐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深重苦难和各种屈辱，无数仁人义士都在不断探索民族复兴的方法道路，从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尝试君主立宪制；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带领中华民族走上革命的道路。但这些尝试都没有取得成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成功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究其根本原因，是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并害怕发动他们。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力量更没有勇气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最终辛亥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在中国每一个角落盘根错节。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它又失败了。它的失败，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逐渐觉悟到必须另外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仅唤醒西方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北方邻国，因而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诞生，使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给中国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中国颂扬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的权益，规定战败的德国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般地开始了。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起爱国风暴。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厉镇压下，这场风暴一度转入低潮。从6月3日起，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又有大批学生被捕。在此重要关头，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参加人数达六七万。随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市的100多座城市。五四运动突破青年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北洋政府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一大批拥护十月革命、接受共产主义并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逐步具备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四项条件。1920年8月和10月，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分别成立，1921年7月下旬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一个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正式成立。

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随后我党领导了一系列工人运动，但取得的成效并不明显，党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现阶段的中国，仅仅依靠罢工或其他合法斗争是无法赢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

1923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奠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辅助工农的三大政策。

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挥师北伐，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到1926年底，已控制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

虽然革命形势逐渐好转，但在伟大领袖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逐步控制军队和政权，实力迅速膨胀，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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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这个政权对外实行反苏、亲帝的政策，对内竭力维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和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因此，同北洋军阀一样，它仍然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权。

与此同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逐步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

政治方面，为彻底清算并纠正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方针，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军事方面，1927年8月1日，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也标志我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就此建立。10月初，起义军在南下广东途中遭到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民武装汇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入湘南。

而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于9月9日发动。在进攻长沙受挫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改变原定部署，决定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随后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部队内部实行民主管理。10月7日，毛泽东率部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2月11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下我党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起义失败，张太雷和许多同志壮烈牺牲。退出广州的起义军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参加革命斗争，一部分到广西左、右江一带同农民起义军汇合。

除了这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党还先后领导了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的武装起义。到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一部分很快地失败了。它们的失败证明:在中国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行不通的。而一些坚持下来的起义军，大多活动在位于数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农村地区，这就为后来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教训，对中国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做出基本正确的回答，尽管还存在一些认识不足，但大体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革命运动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随着斗争的发展，我党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和其他红军部队相继组建，在红军中确立起“党指挥枪”的原则。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在瑞金举行，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从1930年秋到1933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对各革命根据地发起多次大规模“围剿”，红军相继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随后，由于“左”倾错误领导，红军反对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斗争陷于失败。

于是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随着红军主力撤离后，留下来的红军游击队则坚持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展开了震惊中外世界的长征，一路上，我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跋涉大草地，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坚决斗争，终于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壮举，流传下了珍贵的长征精神。

而在长征途中，还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就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会议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机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在长征途中广泛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虽然人数不多，但却都是党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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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而我党由杨靖宇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便始终坚持在一线同日本侵略者展开艰苦的游击战争，最后，杨靖宇同志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紧急情况下，孤身一人与大量敌人周旋战斗几昼夜后壮烈牺牲，愤怒的日寇解剖了他的尸体，发现他竟以军大衣中的棉花、树皮、雪下的草根为食，残暴的侵略者也为之震惊和折服，当年杀害杨靖宇的岸谷隆一郎特意为他举行了“慰灵祭”。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合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八路军，在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也就是俗称的新四军。改编后的人民军队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同凶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

战争开始之后，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战役，特别是淞沪、忻（xin）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而八路军所取得的平型关大捷，更是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场胜利，打破了不可战胜的神话。1938年10月，随着广州和武汉失守，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我党紧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1940年8月至翌年1月下旬，由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更是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展开全面抗战的同时，我党始终没有放松自身建设。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1939年10月至1940年初，毛泽东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完整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思想。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进而到战略反攻，终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进程中彻底打败了侵略者。1943年后，华北抗日军民开始发起攻势作战。1944年，各敌后根据地普遍对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随后，中国抗日战争转入全面反攻。1945年8月15日，日本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并于9月2日正式签署投降书。

至此，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而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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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争取国家和平民主的光明前途，毛泽东亲赴重庆进行国共两党谈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达成“双十协定”。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规定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最终撕毁政协协议，于1946年6月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

面对国民党强大的军事进攻，我党领导各解放区军民沉着应战。中原军区主力成功突围，各战场捷报频传，人民军队8个月内歼敌71万余人，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1947年3月起，国民党军调整部署，改为对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人民军队继续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要作战目标。华东野战军取得孟良崮战役胜利，挫败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西北，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指挥西北野战部队与敌军周旋，相继取得青化砭（bian）、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战役的胜利，初步改变西北战场局势。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948年秋，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发动济南战役，拉开战略决战的序幕。随后人民解放军又先后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0日夜至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强渡长江，于4月23日解放南京。随后，各路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继续向中南、东南、西北、西南各省胜利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干净、利落地解决残余敌人。

而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全会确定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蓝图，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加强共产党的思想建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略的问题，号召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只能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9月21日，中国人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地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为纪念在长期斗争中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会上一致决定：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外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于1949年9月30日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毛泽东亲自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至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迎来了胜利，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建设新中国，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更漫长更艰险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