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爱国志心得体会和方法 弘扬爱国精神心得体会(七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心得体会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有关弘扬爱国志心得体会和方法一

我是高一(2)班的。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弘扬雷锋精神》。

首先，我想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你一个人需要人帮助，却没有人愿意帮助你的时候，会是什么心情呢?想必心里一定很痛楚吧!可就在这时候，有一个人伸出了自己的手，去扶你，去帮助你。你是喝令他走，并说这种精神过时了，还是心存感激地接受帮助呢!我想答案是很明显的。虽然雷锋已离远我们很久，但他的精神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应该有的精神。

记得小时候，雷锋的故事就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里。他用一双手捡废铁，参加义务劳动，悄悄地做了好事不留名。雷锋的精神就像春天绵绵的细雨，以潜在的，巨大的力量滋润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有时候我觉得雷锋离我们好远，有时候却又好近，大家对这样的情景一定不陌生。两手一摊“钱拿来”，如果没有钱想让他帮忙，门都没有。可是，有时候雷锋却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周围。

在电视上看过这样的一则新闻，广州市某路口发生了一起重大车祸事故，两位行人拉倒在血泊之中。司机拦了几辆车都不停，遇难者处于生命危机关头。就在这时候，一位部队的司机刘某经过这里，他毫不犹豫的将遇难者扶到自己的车上，立即送往某家医院。遇难者得救了，他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单位，悄悄的走了。像他那样的好人在我们的周围是这样真实的存在，这不是正闪光的雷锋吗?雷锋的精神不仍在这些人中得以发扬与延伸吗?雷锋的名字不是陌生的，雷锋的精神也不是不可思议的。在迈进新时代的时刻，生活在同一地球的我们需要他。

看，红领巾的孩子在寻找雷锋，公共汽车上的老爷爷，老奶奶都在怀念雷锋啊!谁都希望人与人诚实不欺，和谐融洽，这一切都是雷锋精神的体现啊。毫无疑问，雷锋的精神没有过时，我们这个时代需要雷锋。在来看看我们脚下这片博爱的土地，不也是上演着一幕又一幕撩拨心弦的故事吗?

在前段时间，我有幸代表东升镇参加慈善万人行。在活动中，市领导来了，军人来了，民警来了，民工来了，学生来了，连很少出门走动的老人，幼儿也来了。在万人行活动的滚滚热浪中沸腾着，温暖着，张张笑脸都是阳光般的灿烂。每个人心理都是暖意融融，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人们都相互祝福，问候。在这次的活动中，我想人们都会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感动。

今天我们用这种方式纪念雷锋，雷锋回来了。整个世界就像等待春雨的麦苗，渴望，迫切的吮吸着一场雨露，并集聚中改变社会面貌的力量。这种精神将赋予我们社会更大的推动力，我强烈的感受到了这种力量。我不禁想要做一名合格的高中生，像雷锋那样在平凡中做出不平凡的成绩。我坚信，雷锋精神会在一代一代中发扬光大，放射出更灿烂的光芒。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有关弘扬爱国志心得体会和方法二

“文明祭祀、绿色中元”倡议书

中元节，俗称“七月半”，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是大家缅怀逝者、表达思念的日子。多数群众在中元节选择以点香烛、烧纸钱、放鞭炮的方式寄托哀思。为秉承传统，倡导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现向广大群众发出如下倡议：

一、转变观念，改变传统祭奠方式。树立文明祭祀观念，摒弃焚烧冥币祭品、燃放烟花鞭炮等陈规陋习。积极倡导鲜花祭祀、网上祭奠、种植纪念树、召开家庭“追思会”等文明祭奠方式，通过献一束花、敬一杯酒、植一棵树、清扫墓碑、诵读祭文等方式寄托哀思，提升传统节日的纪念意义，营造引导文明祭祀的社会新风。

二、倡导环保，注重安全平安祭祀。树立环保意识，不污染环境、不影响他人，自觉做到不在城区主干道及路口、大街小巷、河道两岸、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烧纸钱、撒冥币、放鞭炮，不销售祭祀物品，维护优美整洁的城市环境。注重公共和个人安全，不携带易燃、易爆祭祀品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三、节俭祭祀，做传统美德弘扬者。崇尚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树立厚养薄葬新观念。提倡对家中老人尽孝心、多关爱，多陪伴，让老人享天伦之乐;秉承勤俭朴素的优良作风，家有过世老人，不大操大办、不铺张浪费、不盲目攀比，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倡导绿色祭祀新风，做到理性祭祀、节俭祭祀，破除焚烧香蜡烛纸陈规陋习，献花寄哀思，鞠躬敬故人。

四、以身作则，做文明祭祀带头人。广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家公职人员，应当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争做“告别陋习，崇尚文明”的倡导者和先行者，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家人、朋友及身边群众。

村(居)民朋友们，移风易俗，传承文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起手来，用关爱他人、关爱社会、关爱自然的实际行动，表达对先祖、先贤的怀念之情，为建设更加文明的城市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共莲花县委宣传部

有关弘扬爱国志心得体会和方法三

尊敬的各位领导、诸位同事你们好：

今天有幸第一个站在这个演讲台上，且容我抛砖引玉，我演讲的题目是: 讲家庭美德做有孝心的人

古语有云：“百善孝为先”， 孝是“人伦之本”。 人的优良品德由爱而发端，由孝而产生。一个有孝心的人才能称得上是一个有爱心的人，有爱心才能生活得更加充实，才能获得更多的爱。可是，在物质生活越来越好的今天，有些人对孝道避而远之，以致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从而影响了社会稳定及家庭和谐。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回归原点，用传统孝道文化的力量来净化心灵，讲家庭美德，做一个有孝心的人。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构成人类社会延续、发展的基本要素。家庭美德不仅对家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社会也具有强烈辐射功能。家庭成员也是社会成员。家庭成员的道德意识和文明行为，对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形成与维护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也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和文明。因此， 家庭美德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文明基石。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赖于家庭的稳定和文明。

家庭美德的基本要求是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家庭美德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是调节家庭内部成员和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人际交往关系的行为规范。涵盖了夫妻、长幼、邻里之间的关系。个人生活的幸福与否，不仅与社会的文明进步相关，还与是否拥有一个和睦、温馨的家庭密切相关;反过来说讲家庭美德，不仅关系到每个家庭的美满幸福，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

因此我们更应该弘扬家庭美德，建立和谐家庭，树立起尊重老人、尊重父母的社会风气。子女要尽赡养义务，除了在经济上接济和抚养老人外，更重要的是要尽心尽力满足父母在精神生活、情感方面的需求。这种精神赡养包括子女与老人和睦相处、子女对老人的理解、尊重和感情上的慰藉。要使老人们老有所依更要老有所乐!那么我们又如何做个孝子呢?

其实很简单，不是有首歌吗?常回家看看——给老人捶捶背，揉揉肩，把自己在外面听到和见到的有趣的事情讲给老人听，去旅游或者出差回来带点糕点或者糖果茶叶，定期陪老人做体检想想看，这些事情是多么容易做到啊，可我们又做了多少呢?孝敬其实并非一定是物质和金钱的不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时时牵挂着父母就行了：饭后给父母端杯热茶，阳光灿烂的日子陪父母出门散散心聊聊天。

总之，让我们一起讲家庭美德做有孝心的人，让我们的家庭因为相互尊敬、关爱而幸福美满，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我们的人生因为有爱心的和付出而精彩。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有关弘扬爱国志心得体会和方法四

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有了坚强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这条游船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

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红船，一直接受着人们特别是共产党人的瞻仰。“红船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伴随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共同构成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80多年来，“红船精神”一直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党坚持站在历史的高度，走在时代的前列，勇当舵手，引领航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红船所代表和昭示的是时代高度，是发展方向，是奋进明灯，是铸就在中华儿女心中的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习近平于2005年6月21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文章，系统阐述了“红船精神”，认为“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在红船中诞生这一伟大革命实践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就是:中国革命的航船从这里扬帆起航，体现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从此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体现了“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天起，从来就没有自己的私利，而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为根本宗旨，体现了“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今天我们围绕弘扬红船精神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支部安排我讲党课，我就同大家一起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红船精神”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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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党诞生于一条小船。从此，中国共产党引领革命的航船，劈波斩浪，开天辟地，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红船精神”正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沿着红船的航向，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始终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潮头。上世纪20年代的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这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求民族独立、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勇立社会历史发展的潮头，在南湖红船上宣告成立，从此使中国革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对此，毛泽东同志称之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南湖红船点燃的星星之火，形成了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使四海翻腾，五岳震荡。我们党从这里走向井冈山，走向延安，走向西柏坡，由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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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扬起红船的风帆，以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矢志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前进。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从此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在惊涛骇浪不断的革命大潮中，红船在升腾，共产党人的信念也在升腾。当初，党的“一大”会议在白色恐怖中召开，由上海转至嘉兴，在南湖红船上完成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使命，靠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之后，我们党在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历经曲折而不畏艰险，屡受考验而不变初衷，由小到大，由弱变强，靠的还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不管风吹浪打，不怕急流险滩，始终坚定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以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大无畏英雄气概，矢志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大船劈波斩浪、不断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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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载着红船的意愿，肩负为人民谋利益的神圣职责和崇高使命，宣传、发动和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和衷共济，英勇奋战，不断把中国革命和建设推向新的伟大进程。始终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依水行舟，忠诚为民，成为贯穿中国革命和建设全过程的一条红线。我们必须永远铭记我们党的“母亲船”，重温红船的历史沧桑，在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中永葆党的先进性，进一步激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信念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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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已踏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既面临着新的要求，也面临着新的考验。“红船精神”是激励我们把握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和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大胆探索、创新创业的强大思想武器。“红船精神”是鼓舞我们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强大精神支柱。“红船精神”是鞭策我们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本质要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求真务实、一心为民的强大道德力量。

党的十九大擘画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宏伟目标和战略任务。这是一项新的开天辟地伟业，更加需要我们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积极践行“红船精神”思想，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要把“红船精神”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起部署、贯彻、落实，让“红船精神”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中，放射出更加耀眼的时代光辉。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走在前列。具体做到四个坚定不移：必须坚定不移紧跟伟大核心，自觉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看齐核心作为最大的政治，让红色血脉、红色基因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伟大旗帜，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勇做学懂弄通、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排头兵;必须坚定不移以人民为中心，秉持红船初心，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更加出色地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高水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真理，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维护好政治生态，建设好政治文化，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有关弘扬爱国志心得体会和方法五

按照局机关党委微党课活动的安排，根据个人近期所学、所知、所悟，今天向各位领导汇报讲解“长征精神”，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长征的整体介绍;二是长征的背景及其原因;三是长征的会师地点为什么选在了陕北?四是长征精神及其重要意义。

2019年5月20日，在江西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赣州市于都县，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敬献了花篮。在201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时代变了，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历史是现实的镜子，今天，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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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

陕北红军，是指徐海东、刘志丹、程子华领导的红十五军团。

红二方面军，是红军长征中唯一没有损失的部队，总指挥是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

红四方面军是工农红军主力之一，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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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是在1929年1月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出发，创建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到1931年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革命根据地扩展到35个县，在24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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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突破敌四道防线→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陕北吴起会师(1935年10月)→甘肃会宁会师(1936年10月)，宣告长征的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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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征前毛主席在一直赋闲。1932年10月，在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期间，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召开“宁都会议”，左倾领导人王明、博古批评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为“纯粹防御路线”和右倾路线危险，随后毛泽东被解兵权。虽仍然是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但博古指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后来又安排张闻天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由此，毛泽东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了。

当时，王明因顾顺章叛变、总书记向忠发被捕感觉危险，已随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兼国际代表米夫去了苏联。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物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组成。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三人团”开会时，不用翻译。博古精通俄语，李德会将德、英、饿三种语言，周恩来英语最为流利，法语、日语次之。

博古原名秦邦宪，无锡人，出身书香家庭，他极具学习天赋。李德掌握军事大权，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举例时可以引用凯撒、塔西佗、拿破仑、费雷德里克大帝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从不犹豫不决，不只知道堑壕战、阵地战。

2、湘江战役。蒋介石妄图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他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欲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于是在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由此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到达了极点，纷纷要求改换领导。

3、通道会议。在红军长征的初期，毛泽东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但他并没有终日自怨自艾，而是在行军中积极思考着使党和红军摆脱当下困境的出路。在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时，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

4、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

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乌江边一个叫黄平的橘子园地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均因身体有恙而坐着担架行军，每当休息时，三人的担架常常被放在一起，这就让他们有了更多深入交谈的机会。毛泽东向张闻天和王稼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党和红军要想转危为安，必须首先改变最高军事指挥“三人团”所执行的错误军事路线。他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以及对红军战略方针的分析，逐渐赢得了张闻天、王稼祥的认同。当天晚上，两个人就将商议结果分别致电告知了彭德怀及其他领导同志。这些开会前的“个别酝酿”及“通气吹风”，为党之后纠正自身的左倾路线错误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橘子园中担架上的谈话，使原来在黎平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地区召开会议又增添了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即要求进行人事上的变动。由此，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五是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瓮安的猴场。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加强了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等于开始动议限制博古、李德指挥权。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基础。

六是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犯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将毛泽东重新纳入核心决策层，实际上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的决定深刻影响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成为党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七是扎西会议。1935年2月5日到9日，中央红军在被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扎西会议充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调整常委分工的决定，开创以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与红军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全党全军的新局面，为红军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周毛谈话，他们认为由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如果调整党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但是，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共产国际因素。周博谈话。遵义会议后，博古对会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为此，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认为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他和博古都不合适当领袖。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帅才。因此，建议博古摒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最终，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周张谈话。毛泽东从多方面考虑认为应该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据此周恩来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谈话。

八是苟坝会议。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但毛泽东却根据最近破译敌军电报，推断敌军已准备向打鼓新场集结。由于不少领导人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双方由此引发了较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争论的结果还是同意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负气离开会场，会议随后表决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虽然出于一时激愤而辞职不干，但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努力，他在这天深夜提着马灯出发，决定再找周恩来争取一下。二人交流过后，又一起去找朱德进行详细讨论。3月11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遭受重大损失。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县枫香镇的苟坝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事实很快证明，毛泽东的军事预见是正确的，红军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失败。

这次会议同时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新“三人团”，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其后的半个多月内，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中央红军先后完成了三渡、四渡赤水，继而强渡乌江威逼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待蒋将滇军调来“救驾”之际又向西直插云南，趁敌回援造成金沙江防线空虚之时越江北上，最终将几十万追兵甩在南岸，从而赢得了战场的主动权。

毛泽东在受排挤的人生低潮期，毛泽东既没有心灰意冷，也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作壁上观甚至于改换门庭，他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彰显出他因坚定信仰和坚强信念而生、不因个人荣辱利益而移的强大政治定力。正是这种定力，让党和红军重新走上了正确的路线，于低谷处迎来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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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军阀之间混战的结束，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红军兵力不足4万。

1931年2月，国民党调集20万大军发动第二次“围剿”，红军兵力仍不足4万。

1931年7月至9月，国民党调集30万大军发动第三次“围剿”，红军兵力3万多。

1932年12月至1933年3月，国民党调集40万兵力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兵力4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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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9月～1934年10月，国民党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围剿和反围剿争夺一整年。

第五次围剿，蒋介石采用堡垒战术，在根据地周围构筑大量的碉堡，包围圈平均每天推进两三里，甚至几百米，一面前进，一面筑碉堡，达到“抽干塘中水，捉住塘中鱼”，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

在此期间，被剥夺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曾建议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被李德否定。李德指挥以堡垒对堡垒，敌人修碉堡我们也修碉堡，战术上采用“短促突击”，打“阵地战”和“堡垒战”，但是一打，敌人进碉堡，我军暴露在外，尽遭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十分被动，加上军力悬殊，节节失利。主要看以下数据：

一是林彪、寻淮洲、罗炳辉的红1、7、9军团，在福建与敌蒋鼎文、汤恩伯第2陆军6个师拼杀一个星期，无力抗衡，失守建宁城。

二是彭德怀红3军团与敌刘和鼎第9总队4个师交战永安失利，永安城陷落。

三是敌南路军陈济棠占领会场筠门要塞，敌李延年第4纵队占领福建连城，敌薛岳、吴奇伟第6路军占领江西永丰龙岗。

四是彭德怀、董振堂的红3、5军团，以步枪、机枪、手榴弹和大刀，组织汤恩伯、樊菘甫第10、第3纵队5个师近8万人的进攻，红军伤亡2300人，其中干部就达600余人，广昌以南全部失守。

中央苏区仅剩瑞金、会昌、于都、宁都、长汀等狭小地区，所以突围“大转移”，只剩这一条路，且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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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4年5月，李德首先提出“大转移”，但并非是长征，而是迫于内线作战失利，企图到湘西与第2、6军团会合，寻求外线的无堡垒作战。大转移，保密工作很稳。1934年5月，只有党中央常委会成员张闻天、项英和军委领导人朱德、王稼祥知道。8月，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陈云、刘少奇及候补委员邓发、凯丰等才知道。9月初，才个别向主力军团首长透露。但只说明了大转移，但未说明转移方向。

一是舆论上的准备：

1934年7月至9月，中央红军以“北上抗日”为口号，深入进行了思想动员。

1934年7月8日，博古在演讲时指出：“工农红军已经必须，而且能够分拨一部分的力量直接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中央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在这方面作了相应的决定”。

7月15日，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8月1日，中央苏区纪念“八一”建军节，在瑞金举行了阅兵典礼，突出“红军北上抗日”这一中心，将“北上抗日宣言和抗日的誓词，向全体部队宣布，并要传达到每个战士中去。”

二是兵员上的准备：

1934年夏秋，中央苏区再次掀起猛烈的扩大红军的运动，从5-9月，召集了红军新兵近10万人。

9月4日，在“大转移”前夕，中央军委为扩大红军发出紧急动员令，并宣布成立独立第21、22、23三个师，组成了红8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苏，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三是物资上的准备：

整理了兵工厂，每月造炸弹5万发、翻造子弹达70万粒，累计修理迫击炮弹共3000发，成为红军有以史来兵工厂空前的成绩。

8月9日的《红色中华》报道：“福建胜利完成了借谷运动，完成7.5余万担”。中央各机关号召募集20万双草鞋慰问红军。

1934年春夏，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同毛泽东的警卫员吴洁清从瑞金附近大山里，取回1932年埋藏在山洞里的100余万块银元，搬回瑞金。长征前夕，这些银元都被分发给各军团。

四是军事上的准备：

1934年5月，周恩来派程子华赴鄂豫皖，领导红军25军突围转移。

8月，任弼时、王震、萧克、王首道，率红6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湘鄂西，与贺龙、关向应的红2军团会师。

9月，寻淮洲、粟裕率红7军团北上抵赣东北与方志敏会合。

这些军事计划，是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因而成为长征的前奏曲。

“大转移”安排在10月底11月初实施，由于蒋介石已发觉红军有转移的意图，命令各路军加紧进攻，前线战局急转直下，红军主力很可能被四面合围，不走不行了。于是，1934年10月11日，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署名，发布中央军委长征行动的命令，“大转移”提前了近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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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前干部的去留，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长征就是总政治部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当时，凡是接到命令到中央党校学习，这就是从基层召集长征干部的代名词。所有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党的高级干部的去留，都是由博古说了算，比如项英、陈毅、瞿秋白、毛泽覃等同志被留在苏区。项英担任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分会主席。

项英、陈毅和陈毅领导留下的1.8万余人，即红军第24师加上当地民兵和一大批伤病员，这是一支缺乏训练和战斗力的小部队，无法与蒋介石调集来的10万大军相抗衡。红军主力走后1个月，红都瑞金陷落，17日于都失守，11月23日会昌被占。12月，项英和陈毅上山打起了游击战。到1935年3月，1.8万红军中的大多数人均已战死。

1935年4月26日，国民党军包围瑞金红林山区，毛泽覃为掩护游击队员脱险而牺牲，时年29岁;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以南被国民党抓捕，6月18日在罗汉岭从容就义。

瞿秋白，原名瞿船，常州人。据吴黎平回忆，瞿秋白得知自己被留下时，情绪特别激动，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后命运的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犯过错误(1933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王明、博古作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他在《斗争》上新发表的几篇文章，犯有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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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6月26日，在两军会师后召开的两河口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和毛泽东主导的中共中央在长征方向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具体说就是南北两个大方向:一是南下川北，这是张国焘提出的方案;二是北上陕甘，这是毛泽东提出的方案。此外还有一个张国焘作为妥协而提出的西进新疆的方案。长征是应该往川康走，往陕北走，还是往新疆走,当时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向党争权，还企图挟党中央南下。为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毛泽东和党中央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面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了:北上抗日的路线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南下路线遭遇了惨重失败，红四方面军由8万多人锐减到了不足4万人，历史最终证明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

一是舆论的正确。1935年，日本已经吞下了东北，正在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红一方面军北上抗日，迎击日寇，这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不仅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也赢得了杨虎城和与日本有杀父之仇的张学良的同情，甚至也赢得了受到日本巨大压力的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同情。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就和他们结成了统一战线，张学良、杨虎城不仅不肯全力“剿共”，反而让出地盘，对红军接济钱粮和武器，使得中共中央顺利在西北建立了抗日大本营，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能够迅速深入华北、山东，开辟敌后战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与红一方面军的前进方向相反，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南下时，由于与遭受日寇侵略的区域越走越远，所以无法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而只能以“赤化全川”相号召，这不仅不能获得四川地方军阀刘湘、邓锡侯、杨森等的同情，反而引起了他们的殊死抵抗。他们倾尽全力，与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展开大战并大败红四方面军，迫使红四方面军退出四川。

二是地理位置。落脚西北一隅，远离长江中下游流域这片被国民党视若禁区的核心地带。此时此刻的共产党远走西北，使国共矛盾暂时缓解。国民党迫于民意和舆论，经过权衡，逐步放松“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转而着手准备抗战。红军落脚陕北地区，客观上减轻了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军事压力，为中国共产党接下来的全面抗战创造了条件。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到那么多的根据地呢?”中国共产党抓住有利时机，通过多种渠道与国民党接触，共图合作抗战。

但在陕北，蒋介石面对毛泽东在“联合抗日”旗帜下建立的统一战线无可奈何，杨虎城、张学良不愿意把中国有限的国防力量消耗在毫无意义的内战中，蒋介石的一切软硬兼施都无法让他们继续进攻红军。情急之下，蒋介石决定来霸王硬上弓，命令西北军、东北军让出战场，让中央军入陕“剿共”，结果引爆了“西安事变”，最后的结果是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军事上处于极度弱势的毛泽东，把自己的政治意志强加给了军事上占尽优势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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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凝练地总结了长征精神五个方面的深刻内涵。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以战胜世所罕见的艰难困苦铸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精神。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高于一切是长征精神的首要元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长征精神的本质，独立自主、实事求是长征精神的特色，顾全大局、紧密团结是长征精神的体现，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是长征精神的内核。因此，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激励和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开拓前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道路上不断夺取新胜利!

有关弘扬爱国志心得体会和方法六

《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作为一个中国人，让我们倍感自豪和骄傲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人定胜天、锐意进取、浩然正气、居安思危、爱国爱民等等，始终是我们民族脊梁们在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政治实践中面对各种矛盾和危机，逐步积累起来的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以危机感为基础，寄托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从而汇聚成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长江与黄河，在世界的东方一路前行。同学们，作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承继传统美德弘扬民族精神，我们义不容辞。我从以下两方面与同学讲讲。

一、勤学、好问

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极为丰富，这与古人的勤学是分不开的。锥刺股是先秦纵横家苏秦好学的故事。苏秦为吸取广博知识，夜以继日发愤苦读，当困乏时，以锥子刺腿，用来振奋精神，坚持学习。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苏轼的“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都说明勤学的道理。

读书光好学还不够，还需善疑好问。孔子从小入太庙“每事问”。他主张“疑思问”，“不耻下问”。荀子把“不知则问”和“不能则学”相提并论。王充更是“智能之上，不学不行，不问不知”。他们都把学和问联在一起。不学不问怎能成为学问家，学贵在问，这样才能有所提高，有所超越。

由此看来，勤学好问对我们中学生来说是尤为重要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中多思考，大胆质疑，逐步形成勤学好问的良好品德。

二、敬长、知礼

敬长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李大钊曾说过：“……我不主张儿子对自己行孝，可是我疼爱自己的老人，因为他抚养了我，教育了我，为我付出过很大的心血，疼爱自己的老人这是人之常情”。而今天敬长传统美德更应提倡和发扬，这是现代社会公民应有的风范。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知书达礼的传统美德。“虚左以待”“程门立雪”“三顾茅庐”等等以礼相待的成语和典故，在历史上广为传诵，深刻反映了这一点。知礼，讲礼，对人彬彬有礼，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是保持人们正常关系的准则。知礼讲礼的人大多以他人为重，以社会为重。能真诚待人也正是一个人高尚情操的表现。试问那些对长辈出言不逊，对朋友态度粗暴，公共场所横冲直撞的人，能体现出是一位有文化，有教养，懂礼貌，讲文明的人吗?当今社会，文明礼貌、文化素养对一个人一个民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却衰退，与一个有“礼仪之邦”之称的民族，与一个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民族相容吗?对学生进行文明礼貌教育，是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境界和文化素质的关键所在。

一个国家必须要有自己的国魂，一个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的精神，才能把全民族的智慧集中起来，形成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财富。中华民族几千年延续下来的爱国、气节，奋发、立志，改革、创新，勤学、好问，勤俭、廉正，敬长、知礼等传统美德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国魂和精神。

有关弘扬爱国志心得体会和方法七

由厦门市委文明办、厦门广电集团共同主办，思明区委文明办承办，大型户外实景录播活动《移风易俗大家谈——幸福在思明》在滨海街道成功举行。(巴新功 林泽贵 摄影)

“移风易俗新气象，弘扬时代新风尚，不铺张来不攀比，抵制陈规和陋习……”一段朗朗上口的快板表演拉开了活动序幕。

7月26日下午，大型户外实景录播活动《移风易俗大家谈——幸福在思明》，在被誉为“中国最浪漫的婚纱摄影村”的厦门市思明区滨海街道溪头下举行。

为更好地践行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思明区融合打造宣传引领平台，倡导婚事简办、树立新型消费等观念，引导广大青年男女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践行婚俗新风。思明区对全区各街道及社区的民俗日开展了摸底调查，摸清民俗日时间、数量、类型，完善思明区民俗日台账，目前全区10个街道民俗日37个。全区成立98支“移风易俗文明劝导队”，充分发挥社区两委、老年协会、宗亲联谊会、红白理事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在婚丧喜庆、民俗日等“关键日子”来临前，“移风易俗文明劝导队”，开展入户宣传劝导，注重事前引导，规范婚丧喜庆、民俗活动办理流程、标准要求，推动移风易俗制度化、常态化，让“除陋习、树新风”成为居民的共识。

同时，全区广泛深入开展移风易俗宣传进家庭、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的“五进”活动，利用广播、宣传栏、宣传册以及网站、微信等新媒体，广泛宣传移风易俗的目的、重要意义，提升广大群众对移风易俗的知晓率。思明区的这些做法，用区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工作人员小庄的话说，就是“提前定‘闹钟’，‘关键日子’临近，‘闹钟’一响，就入户进行劝导”。

以滨海街道黄厝社区为例，社区通过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村民互相影响、推进《移风易俗倡议书》宣传等多种形式，现在社区村民举办婚礼不仅采用更节俭经济的方式，且有热心村民主持自导自演，不仅让婚礼氛围更加浓厚，还增进了村民间的感情，已然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今年上半年，思明区在继续完善民俗日台账的基础上，更是集中开展了“民俗日祭拜供品攀比浪费、鞭炮扰民问题”“民间红白事宜和民俗活动大操大办问题”“企业家奢侈浪费、斗富比阔问题”“孩子升学、生日庆典等讲排场、慕虚荣、比阔气问题”“党员领导干部、公职人员婚丧喜庆大操大办、巧立名目收礼敛财问题”“清明祭扫攀比虚荣、大搞封建迷信问题”“文化市场低俗、庸俗化问题”7个项目整治。

与此同时，区纪委监委紧盯元旦、春节、五一、端午等时间节点，制定纠正“四风”监督检查方案，派出10余个检查组，检查街道、社区以及“偏远散”、基层所站的部分单位，重点检查移风易俗专项整治工作情况以及严查“四风”问题。今年来，累计开展监督检查35次，共收集问题举报2件次，问题线索1条。

在推动移风易俗过程中，思明区注重发挥机关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企业家等“关键少数”的表率作用。

“带头移风易俗，带头反对铺张浪费……办理婚丧喜庆事宜，严格遵守六个不准……我将率先垂范，自觉做移风易俗、勤俭节约、文明办事的倡导者、践行者和推动者，为营造清纯简朴的社会风气作出应有贡献……”思明区7000余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作了庄重承诺。思明区工商联(商会)更是向全区民营企业家发出了《关于开展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的倡议书》，开展行业引导，倡导企业家带头移风易俗，把精力和资金用在捐资助学、济困帮扶等慈善公益事业，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尚。

事实上，早在20xx年年初，思明区就出台《关于进一步严肃领导干部办理婚丧喜庆事宜纪律管理办法》，率先对党员干部及其子女婚嫁行为进行约束，并建立领导干部个人廉政档案，以标杆作用全面引领清新淳朴的社会风气。近日，思明区制定《思明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办法》，进一步对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厉行勤俭节约进行了制度性规范。

“移风易俗，咱们老百姓才是最大受益者。”思明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其实大家心里都想着‘减负’，只是怕别人请了自己没请，抛不开情面。我们就相当于架起一把梯子，让大家一起走下来。”如今，专项整治不仅实现了移风易俗，还潜移默化地把很多居民从酒桌、牌局转移到了球场、图书馆，思明的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渐入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