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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政策实施心得体会及收获 学校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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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政策实施心得体会及收获 学校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8篇)
2022-12-27 12:47:22    小编:ZTFB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体会的方式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工作生活状态。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最新学校政策实施心得体会及收获一

一、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努力提高班主任育人水平。

1、进一步完善和下大力气推动班主任工作常规。一方面强化班主任在班级教育、班级管理和班级风尚养成以及班级学习发展中的第一责任人意识;另一方面,制定并实施《中学班主任量化考核细则》,使班主任在日常教育和管理中思路清晰,常规明确,管理具体,实效显著。锻炼、促使年轻教师在工作中体会到了班主任的酸、辣、苦、甜,熟悉了班主任工作的日常模式,尤其是通过对学生的深入了解,让年轻教师们触摸到了教育规律,为班主任队伍储备了丰厚的后备人才。

2、坚持班主任例会制度,通过班主任例会,明确了学校政教工作动态,安排班主任工作事务,把握班主任工作重点,明确班主任工作方向,提高班主任工作效果。

3、组织班主任撰写德育论文,推动班主任努力摸索教育规律,不断将自己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思考,逐渐形成自己富有个性的教育风格。

二、狠抓学生养成教育,认真落实一日常规

继续织学生学习了《中学生守则》《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以及《大桥镇中学六好要求》,对学生纪律、学习、两操、卫生、安全等一日常规,从严管理,精细管理。在常规落实上,由学校领导、政教处、团委、学生参与管理,实行一日一反馈,一周一总结,一月一公布,使常规工作落到实处。

三、多渠道开辟育人阵地,提高学生文明道德修养

本学期学校通过开展不同式的活动,促进学生逐步形成了积极、健康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1、通过召开主题班会,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主题班会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本学期,充分利用了班会这个主要教育阵地,要求各班主任老师对班会课认真组织、精心设计,并确保班会课主题鲜明,内容充实,形式活泼,从而进一步提高班会课的质量,起到教育学生的目的。

2、利用每周一次升旗仪式,结合时事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每次国旗下讲话内容更注重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和学校生活实际,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理想、前途教育及良好行为进行教育培养。

3、本学期初期,在学生中积极开展“文明、美德伴我行”系列教育活动,民防知识系列教育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针对学生安全意识薄弱、法制观念不强的具体情况,本学期学校利用班会课和国旗下讲话观看相关专题片以及告家长书等形式对学生进行了预防学生溺水等安全教育,增强了学生的安全意识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强化学生法律意识及自我保护意识,本学期未发生任何的安全事故和学生违法违纪的案件。

5、充分利用各种节日活动等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各项活动,进一步加强学生的文明意识、节约意识、荣校意识等,使学生的素质全面提高,从而进一步形成良好的校风。

四、组织家校联谊活动,给家长出谋划策,形成教育合力。通过期中家长会、教师家访或用电话和家长沟通交流,在学校和家庭之间架设起了畅通的桥梁。为家长们提供家庭教育的现代理念和家庭教育具体启示,受到了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五、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增强学校教育实效。

教育是一项工程,社会力量的合理运用往往能够产生很好的教育效果,在工作过程中,政教处十分注重和社会相关部门的联系,建立起了一种良好的外部环境。例如:请防保所领导对学生进行卫生防疫知识教育;请国土局领导对学生进行国土知识普法教育等,针对性强,启发性大,同学们从中受到了极大的教益。

一学期来,我们做了一些扎实有效的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但是我们深知还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与上级领导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在今后的工作中将虚心学习、勤奋工作、求真务实、勇于创新,为加快学校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最新学校政策实施心得体会及收获二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我们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主要阵地,是我们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我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了重要的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更好地贯彻落实了中央的有关精神,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帮忙我们掌握正确分析形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首先,蒋老师上课十分生动,同学们都十分喜欢听,而老师的思维更是睿智敏捷,素材也丰富多彩,以及别有风趣的讲演,无不为我们展示了一位大学教师所具备的良好素质和出众潜力,在那里,我们不仅仅享受着知识的积淀所带来得无限快乐,更被其无穷的讲演魅力所陶醉。我们用自我年轻、活跃、开放、包含的个性来聆听哲人的教诲,固然会受益匪浅、泽被至深。

我认识到,形势与政策左右我们的发展,对我们具有重要好处。史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应为"适时务者为俊杰"。社会历史的大发展已决定了个人发展的最大环境、最大上限,制约着可选取度,决定着大学生成功的机率,影响很具体,也很深远。因此,我们应学会认识和把握形势与政策。形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我们务必吃透政策的原意,懂得灵活变通,具备创新潜力。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顺应形势与政策,发展自我:找准自我的发展目标,结合自我的优势,定位自我的方向及发展地位;依据个人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努力奋斗,构建知识结构体系,拓展素质,不断提高个人潜力,打造出"诚、勤、信、行"的品牌大学生;利用形势与政策,为我所用,构成对形势与政策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养超前的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胆识,"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利用形势与政策,实现自我大发展。树立一个远大理想,做一个成功人士!

关注世界。当今世界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就应做的。

其次,青年是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还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青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大学生是青年中,知识层次较高,最具潜力,最有创造性的群体,因此,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和人生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全局。

再者,当今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当代大学生也面临着深刻的国内外环境,所以,在高校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对当代大学生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历史好处。

综上所述,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为了更好的把握住自我,务必在努力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就应学习好《形势与政策》课,这样在我们才能更好的为祖国明天的建设添砖加瓦。

最后,我想说,学校开设的《形势与政策》课十分有必要。因为,高等学校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料,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职责感和大局观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中国,了解了世界,认识了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使我在思想上迈进了一大步,也为我们走出学校进入社会提前上了一课,让我们感受到社会的形势和国家政策,好让我们更有准备的为人民服务,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

最新学校政策实施心得体会及收获三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事们:

政教处是学校负责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班主任队伍建设及管理的职能部门。承担制定学校德育工作计划、各项管理规章制度,负责落实学生日常具体管理工作和班级常规考核,负责对全校学生进行以“理想信念、纪律法制、爱国主义、文明礼仪、安全卫生”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年来,全校德育管理团队团结协作,开拓创新,注重班主任和学生干部队伍建设,在学校党支部的正确领导下、在各处室和全校教职员工的支持配合下,卓有成效地组织开展各项工作,为学校德育管理工作上台阶作出了积极贡献。

1、深入学生实际,掌握学生思想动态,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利用亭子敬老院、亭子土坝塞养猪场等校外学校德育基地,定期开展青年志愿者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严格规范每周的升旗仪式和国旗下讲话,强化过程,规范细节。依据学校德育工作计划,结合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问题,确定演讲主题,使讲话内容贴近生活,以情动人、催人上进,提升国旗下讲话的感染力,培养学生历史责任感和公民感;班级主题班团队活动定期开展,制定了每月开展德育教育主题,并结合主题出一期主题黑板报、举办一次主题班会,上学期由初三(2)班承办了全校性的《健康网络,远离网瘾》主题班会观摩课,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些举措使我校德育教育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深入开展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制定计划,召开班主任、学生干部、学生等会议,加强检查,把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工作落到实处,并作好年终表彰工作。

2、负责全校性大型活动的组织筹备工作,提升学校的文化内涵与师生的素质水平。20xx年5月成功举办庆祝五四大型文艺演出活动。策划和制定学校校园文化建设,拟定出了学校的办学宗旨、校训、教风、学风等内容。协助教务处开展运动会,会同校务办成立校园文化宣传组,与安办一道做好师生安全教育工作,配合后勤处美化校园。

3、制订了《亭子职中学生礼仪规范》,以礼仪教育为主线,在全校开展“礼仪规范”主题教育活动,以期学生做到言谈举止温文尔雅,着装打扮大方得体,待人接物彬彬有礼,3月制作了《亭子职中学生礼仪规范》宣传版块,在全校各处张贴,各班由班主任组织学生进行学习《亭子职中礼仪规范》,出了一期主题黑板报“学规范,讲礼仪,见行动”,各班组织学生进行一次问卷调查:“我身边的不文明行为”,班主任收集整理后做分析,针对本班情况对学生提出礼仪规范要求,并让学生自己酝酿制定本班“礼仪之星”的评选条件,经汇总后班主任将本班“礼仪之星”的评选条件打印张贴上墙,促进良好学风班风的形成;4月在初一、初二年级进行了礼仪教育知识问答统一测试;5月各班举行立了“学规范,讲礼仪,见行动”主题班会,总结主题教育成果,反思活动过程,明确今后教育的方向。政教处会同年级组综合各班任课教师意见的基础上审核评选出各班级“礼仪之星”,并在校园公告栏、学校网站和年级阶段性总结表彰大会上进行了表彰,通过这历时一年的主题教育,学生基本能主动向老师问好、服装穿着规范了、个人仪容仪表端庄了,课间秩序、用餐秩序较以往由明显改善了。

4、利用学校网站、班级黑板报、学校橱窗、国旗下讲话、专题图片宣传、观看科普电影、举办专题讲座等形式,注重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及个性心理品质的培养;领导团委少先队工作,抓好学生干部的选拔培养工作,积极发挥学生干部在学生管理中的作用。

5、倡导良好的卫生习惯,制定班级承包制度,做到“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管,人人做好事,事事都做好”;各班级将卫生工作层层分解到个人,分派了工作任务,明确了工作职责,将教室卫生、包干区卫生、自行车排放等纳入班级常规考核,同时加强了行政检查督促力度,有效地促进了校园环境的整洁,也给学生创设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6、负责组织每学期全校三好学生、优秀学生、进步学生、体艺之星、优秀学生团队干部和先进班集体、优秀班主任的考核、评选、表彰工作。 引导和督促学生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对

违规违纪的学生的处理能及时联系家长,通过多方面了解学生犯错的原因,让学生写出事情经过和整改措施,让家长签字和班主任认可,告知学生及家长批评教育和纪律处分的目的,配合班主任年级组做好学生家长来访接待和相关问题学生的纪律处分;

7、协助校务办办好家长学校,分年级召开家长会,积极推行家校联系制度,整合教育资源,形成社会、家庭、学校教育合力。

反思过去一年的工作,我还存在许多不足:

1、工作开拓意识不够,不敢放手大胆工作,工作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2、看问题始终站的角度还不是很高,视野还不开阔。

3、处理问题缺乏灵活性,个性比较耿直,对矛盾的化解缺乏刚柔并济。在今后的工作中,自己想用“四个要”来自勉:做人要讲德,做事要讲责,学习要坚持,心胸要宽广。

最后,我想真心诚意地感谢各位领导对我的信任,感谢各位年级组长、班主任和各位教师对我工作的包容、理解与支持,也感谢政教处工作人员对我工作的协作与帮助。

谢谢大家!

述职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校长述职报告 | 班主任述职报告 | 教师述职报告

校长述职报告 | 班主任述职报告 | 教师述职报告

最新学校政策实施心得体会及收获四

一年来,我着力于学校德育工作开展,在上级教育部门的正确领导下,在校领导班级成员的相互配合及教职员工们的支持和帮助下,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工作中、生活中都严格要求自己,踏实的做好自己分管的工作。针对新形势,研究新方法,提出新思路,解决新问题,用心工作,较好的完成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在此,我把一年多来自己的工作情况向大家作具体总结汇报。

一、所作的工作及取得成效

1、完善制度

为了使各项德育管理理制度更科学、更合理,真正体现“与时时俱进,使制度更好地为管理服务,一年来,我认真研究了已往制订的《头苑中学文明班级及班主任工作量化管理方案》《头苑中学班主任管理办法》《学生宿舍管理方案》和《头苑中学值日老师工作考核方案》,将方案在具体实施中暴露出的问题一一整理,并提出修改意见,拿出修改稿,再征求意见,最后定稿,使这些制度逐步得到完善,可操作性增强,在管理中越来越好地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2、开展了扎实有效的德育工作

(1)注重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我着力提高教职工的思想认识,通过专门的会议进行学习;我还强调教师的示范作用,比如说当教师中出现的一些有悖于教师为人师表的现象时,我多次在教师会上提出来,让广大教职工在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同时也提高自身的修养。

把培养良好行为习惯同日常管理结合起来,有一定效果。一直以来,学校一直把宿舍管理当作学生的生活的课堂,天长日久,学生初步养成了学会生活的好习惯;卫生工作是学校工作的重点之一,我强调把搞好卫生同培养良好行为习惯事例为一体,政工处要求团委组织自愿者服务,一个星期3次对校园各个角落卫生清理及对宿舍卫生检查,起带头模范作用,让学生养成了不乱扔纸屑的习惯;现在学生乱扔垃圾的现象基本得到控制。

(2)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政工处都要组织开展“宿舍文化节活动”在活动中,召开动员大会,组织各项活动评比,做文明住宿生的签名活动、还有组织“告别不良行为,做文明小使者”演讲等活动;坚持开展文明班级评比、文明寝室评比、优秀学生评选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对促进我校精神文明的发展起到很好的作用。

(3)抓好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法制等方面的教育。注重了联系时政治,让学生了解国际大事,如抗震救灾宣传活动,注重纪念日的教育;抓好国旗下讲话,伴有主题性质的国旗下的讲话,开展法制教育讲座等。

(4)加强安全教育和管理。我都要组织开展“安全”活动,在活动中通过教师讲座、自我学习、主题班会、国旗下讲话、寄家长的一封信、知识竞赛还有联系当地派出所开展交通安全专题教育活动、珍爱生命拒绝毒品教育宣传等形式,提高广大学生的自我护护能力和增强安全意识;多次参加安全工作会议,认真研究学校安全工作,每学期还要拟室学校安全工作计划,学期末及时总结。

二、提高班主任的管理水平

为了提高班主任的管理水平,着力搭建交流平台,召开班主任工作研讨会,让班主任在会上上交流管理经验,共同研究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当然这方面我做得还很不够,还不能满足一些班主任成长的要求。

三、加强公寓管理

我首先立足于学校和我校学生的实际,制定并完善了宿舍管理的规章制度,从寄宿生到班主任,从宿舍管理员到年级组,从值日安排到组织统一的检查都尽量做到有章可循;为了将检查情况及时反馈给班主任,为了使班级评比有台帐可参考,我还精心设计了各种表格,有每天的值日情况登记表、班主任签到表和每周信息汇总表;为了使宿舍管理员能掌握住寄宿生。制度是根本性的东西,但制度的可行性来自于实际的寄宿生管理成效。

其次我能坚持深入宿舍,深入到寄宿的学生中去,主动掌握第一手情况和信息,及时与宿舍管理员进行交流对接。从开学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我常在早上6:40分点钟左右然后就到公寓楼看看情况,晚上基本总能坚持在12点以后查完宿舍方才回宿。我一直认为宿舍的管理是学校形象的窗口,是学生生活的课堂。

执行宿舍管理制度后对宿舍的管理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在后半段我认为值日老师的工作态度又有点松懈。在今后的工作管理中为了坚持人性化管理,为了激发学生自主管理的能力,为了使宿舍管理出成绩出效果,要加强了值日老师的工作考核。

最新学校政策实施心得体会及收获五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是基础教育,又是终身教育,它对一个人的启蒙、成长、成才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一个人的思想、品德、行为习惯、意志性格的形成都离不开家庭。家长的素质直接影响到孩子,家长的人生观、日常道德规范、待人处事都会对孩子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社区家长学校,以提高了全体家长科学教子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传播科学育儿的理念和方法为目的,开展家庭教育。现计划如下:

一、指导思想

二、主要任务

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家教观,提高家长对家庭教育知识的掌握程度;加强家庭与社区的联系;向广大家长宣传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法规;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思想和观念,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和技能;向家长介绍不同年龄儿童及青少年生理、心理发展特点及营养常识、教育方法;指导家长为儿童及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三、教学目的

通过向家长讲授儿童教育学、心理学、卫生学、营养学等有关家庭教育知识,介绍现代教育理含,提高家长的自身素质和家庭教育水平,提高家长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的自觉性、计划性和科学性,把孩子培养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人。

四、教学内容

1、以社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为阵地,深入开展社区家庭教育。

2、在成立家庭教育讲师团的基础上,对辖区内0—18岁儿童、青少年家长及与教育孩子有关的家庭成员开展教育活动。

3、授课方式可以采取集中上课、座谈、邀请教子有方的家长交流经验等灵活多样的方式。

4、每季度集中授课不少于一次。

最新学校政策实施心得体会及收获六

忙忙碌碌中一年的时光转瞬即逝, 这一年的锤炼虽然脚步蹒跚但 受益匪浅,积累下一笔宝贵的财富,我成功地迈出了步入社会的又一 步, 在本年度, 我能不断学习, 努力进取, 用自己的爱心和敬业精神, 在自己的教学工作中努力突出艺术学科的特色,把美的享受带给学 生,让学生在音乐中得到熏陶,审美能力得到提高,在政教工作方面 我踏踏实实,认真配合主管领导组织好每一次活动。下面我就向各位 领导老师汇报自己这一年的工作情况:

一、政教工作 作为一名年轻教师,学校安排我担任政教干事一职,是对我的信 任, 也是提升我个人能力的一个平台。 本学期, 在学校的统一领导下, 积极有效地开展各项德育工作, 现就我本人在政教处这一年的工作总 结如下:

1、 “校园之声”广播站 校园广播站是学校的一个重要阵地。为了加强校园文化宣传,丰 富校园文化生活,密切师生关系。我校充分发挥校园广播所应有的自 我教育、丰富课余生活、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的作用。每天学校的喇 叭里一定会传来——“第五中学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 这甜美的 声音。国家大事、学校新闻、美文品读、成语故事、寓言童话等轮流 播放,每天一歌,为学生播放“经典红歌”“地方民歌”等,用优美 的音乐,培养学生高尚情操,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更为构建和谐 校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2、校园卫生 学校卫生工作是关系到全体学生身心健康的大事, 本人主要负责 校园环境卫生的监督、检查、考核的任务,服从领导安排,每天上班 提前到校,督促、检查各班卫生,把整个校园的卫生工作负责起来。 为了搞好学校卫生工作, 从各班中选出优秀的学生加入学校学生 会卫生部,并定期召开生活委员会议,定期指导他们的工作。并要求卫生委员协助班主任做好班级的卫生工作。班级卫生要求重在保持, 辅以清扫。学校卫生每天检查记录并且进行公示,每周开展卫生评比 活动,进行十项评比考核,形成人人讲卫生、班班争当文明班的良好 风气。

3、健康教育 协助陈主任围绕“心理健康”为主题开展了“主题班会、主题黑 板报、心理健康手抄报、摘抄健康故事、收集健康格言”的主题教育 活动, 11 月对心理健康系列活动进行了评比,展览了优秀“心理健 康”手抄报。并在此活动中对家庭成员进行相关的教育渗透,让每个 学生都能健康成长。建立健全 201_年“健康教育”“传染病”“除 、 、 四害”“霉病生物”“爱国卫生”等档案工作。

4、文明教育 协助政教处组织“青少年文明养成教育”活动, 201_ 年下半年, 协助政教处开展每月“文明学生”“文明班级”“文明宿舍”“文明 、 、 、 住宿生”等评选活动,巩固文明养成教育成果。 5、协助政教处组织重大节日开展各项活动。 “3·15 学雷锋”日组织全校团员清理校园卫生死角,清明节组 织八(3)班同学到烈士陵园扫墓,建党九十周年组织第五中学与金 花园社区“舞动青春 唱响红歌”合唱节,组织召开大型感恩励志演 讲、为迎接国家教育部对我校“体卫艺”档案的检查,协助政教处利 用节假日建立健全“体卫艺”档案、参加“毽球舞动青春”区级课题 的研究及实施、协助音体美组织参加市级越野赛活动等。在各项活动 中,我尽我所能,认真配合主管领导组织好每一次活动。在每一次活 动中我积极积累经验,努力吸取教训,得到锻炼,同时也为学校取得 了荣誉。 二、教学工作 本年度上半年我担任八年级音乐的教学工作, 下半年我担任七年 级音乐的教学工作。在教学中我根据学校的工作目标和教材的内容, 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通过钻研教材、研究具体教学方法,制定了切实 可行的学期工作计划,为整个学期的音乐教学工作定下目标和方向,保证了整个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 上好课的前提是做好课前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上课时认真讲 课,力求以音乐学科的特点来进行教学。坚持以审美教育为核心,注 重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爱护及情感。努力做到通过音乐教育陶冶 情操、启迪智慧、激发学生对美的爱好与追求。注重以学生为主体, 让学生在愉快的音乐实践活动中,主动的去发现、去探究、去感受音 乐、理解音乐、表现音乐,并在一定的基础上创造音乐。在我的课堂 中,学生能积极参与学习之中,与教师打成一片,用自己的亲和力来 带领学生遨游在音乐的海洋,使学生在玩中学、做中学、学中审美、 美中提高。 今年五月份学校组织与金花园社区“舞动青春 唱响红歌”合唱 节,我负责八年级八个班的班级合唱的组织排练,6 首合唱曲全部 采用伴奏带,其中有十首曲目是我自己通过音乐软件截取制作的,给 各班编排不同的合唱队形及动作,进一步加强歌曲的感染力。最终获 得了领导的高度评价。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学生民族自豪感, 抒发了全体师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的豪迈情怀,充分展现了第五中学 同学们立志成才、报效祖国的精神风貌,增强了班级的凝聚力,丰富 了校园文化生活。 参加“毽球舞动青春”区级课题的研究及实施,十月份协助吴组 长组织进行各班毽球比赛, 活动评选出各年级优胜班级, 并予以奖励。 当然在教学工作中,自身尚有不足之处,还需继续努力提高自身 的能力。 教育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 要做好它, 十分不易。 但我相信, 只要爱岗敬业,定会有所收获。

三、存在的问题 1、缺乏大胆创新和锐意进取的精神,在教学工作中不能放开手 脚,拓展思维,创新的经验太少。 2、工作的预见性、前瞻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今后工作打算

1、工作中学习创新,积极优化工作方法。拓宽向经验丰富的老 师学习的渠道,在处理违纪学生时,要积极向广峰校长和陈主任学习解决方法,把握处理学生的技巧,缓和矛盾,用学生能够平静接受的 方式方法解决问题,取得更好的效果,大大提升自己的水平和能力。

2、积极积累经验,努力吸取教训,比如,对学生干部积极性的 调动;对工作落实的考虑周详性‘如何整理已经收集的大量的材料’ 如何创造性的开展各项工作等等都是我要努力的方向。 作为一名年轻教师, 我的能力在实际工作中不断锻炼、 不断提升。 但也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和值得吸取的教训仍需在今后的工作中 加以改进提高,会对我的今后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最新学校政策实施心得体会及收获七

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都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政府往往不得不对优先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因此,在讨论政策制定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议程是如何设置的?什么人影响了议程的设置?本文依据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重点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有助于我们领会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关键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政治变迁

参与选举决策者固然重要,但这种参与几年才有一次机会。在一些所谓“民主”国家,大多数民众对政治的参与仅局限于这一种方式。每过几年,他们在选举热潮的裹挟下过一把“当家作主”的瘾,此前此后,他们只是一板一眼地当顺民,对政治不闻不问,要问也不知从何入手。然而,决策者上任以后的所作所为对民众的生计、国家的前途影响甚大。因此,决策决不应该是决策者们的禁脔,哪怕他们是老百姓选举出来的。真正的民主体制必须给民众参与政策制定全过程的机会。

谈到政策制定,一般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决策过程本身,而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事情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另一些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各种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些资源既包括财政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时间资源,也包括注意力资源。换句话说,在具体决策之前,政府不得不做出抉择,对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

1962年,美国政治学家巴查赫(peter bachrach)和巴热兹(morton baratz)

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权力的两方面”。[1]这篇短短六页的论文之所以很快变成政治学的经典之作,是因为它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但人们往往视而不见的简单事实: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有学者曾比较过美国两个城市,甲污染严重,但当地政府与民众很少讨论污染问题;乙情况好得多,不过当地政府与民众却十分重视如何减少污染。究其原因,才发现甲城有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操控着议程设置,千方百计避免污染问题引起当地老百姓和政府官员的注意。[2]试想,一个被严重不平等困扰的社会,政府却从来不处理公正问题;无论在这个社会里其他问题的决策过程有多么民主,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只若隐若现的黑手在幕后操控着议程设置。因此,在讨论政策制定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议程是如何设置的?谁参与了议程的设置?为什么有些问题拿到台面上讨论、另一些问题却被排斥在外?

议程设置是指对各种议题依重要性进行排序。为了便于分析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我们可以将议程分为三大类: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传媒议程是指大众传媒频频报道和讨论的问题;公众议程是引起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问题;政策议程是指决策者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篇文章的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但这三种议程的设置可能是互相关联的。例如,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新闻媒体可以引导民众把关注点集中在某些议题上。在那里,传媒要影响公众议程的设置,往往不是通过直截了当地告诉民众哪些议题重要、哪些议题不重要,因为这样做常常适得其反。更有效的方法是对某项议题进行反复报道,并把这些报道放在引人注目的位置或时段。研究传媒议程设置的鼻祖之一科恩(bernard cohen )

有句话说得很到位:传媒如果对受众“怎么想问题”指手画脚,恐怕很难成功,但它对受众“想什么问题”的控制却易如反掌。[3]正因为传媒议程对公众议程设置具有毋庸置疑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在传媒学中,探讨传媒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关系已变为一门显学。[4]近年来,有些西方传媒学者更进一步,开始讨论传媒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5]

不过,传媒并不是影响大众舆论的唯一原因,政治动员、社会运动、突发事件,以及其他很多因素都可能导致民众转变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和情绪。无论公众议程是如何形成的,它与政策议程的设置关系更为密切。既然本文的侧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将不会详细考察传媒如何影响公众议程,而是径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上。

如上所述,公众议程是社会大众认为政府应该关注的问题。尽管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假如定期进行民意调查的话,从对“什么是最紧迫的社会问题”的回答中就能描绘出公众议程变化的轨迹。哪怕没有民意调查,公众议程也会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考察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呈现什么样的关系,可以为我们确定政治制度的性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不少人把官员的产生方式作为划分政治制度的唯一标准,这是把形式凌驾于实质之上。更关键的是,什么人在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民众关心的问题是否被提上决策者的议事日程。如果政策议程的设置被统治者或少数精英分子把持、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南辕北辙,哪怕官员是民选的,这种制度也不配被称为“民主”的。反之,如果公众议程能够对政策议程产生直接的影响、后者能切实反映前者的内容与排序,即使官员并非由直选产生,把这种制度斥之为“不民主”也显得过于简单化。换句话说,通过考察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可以透过表象、更深入地认识政治制度运作的逻辑。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依据政策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议程设置的模式(见表1)。[6]这篇文章将分别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其目的是通过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来揭示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关门模式

这是最传统的议程设置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没有公众议程的位置;议程的提出者是决策者自身,他们在决定议事日程时没有、或者认为没必要争取大众的支持。在传统社会里,当一般老百姓没有什么政治参与意识时,这是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在当代中国,这种议程设置模式也没有完全消失。1988年的“物价闯关”也许可以算得上一个例子。

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价格改革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价格从由政府管制过渡到由市场供需决定的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代初,邓小平曾警告,价格改革必须如履薄冰。[7]直到1985年,他还认为“理顺生活资料价格恐怕要用三年,加上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需要的时间更长”。[8]从1985年到1987年,随着物价改革缓步推进,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开始上扬,出现1950年代初以来从未见过的通货膨胀率。[9]到1988年2月初开会分析经济形势时,中央政治局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超过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为了稳定物价,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的措施。在做了这些铺垫后,国务院4月初决定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对城市职工的补贴由暗转明。尽管如此,全国随即掀起了一波抢购狂潮。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改革理应放缓一点。但当时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认为,价格改革刻不容缓。在5—8月会见外国访客时,他反复强调,“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希望闯过物价改革这个难关。[10]

在此背景下,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虽然文章作者很清楚,物价改革会暂时损害不少人的利益,但他相信,人民对这种冲击可以承受。

基于这种乐观的估计,中央政治局于8月中旬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确定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8月19日,该方案一经披露,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新一波抢购狂潮,甚至出现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来抢购商品的情况。

在物价闯关这个事件中,议程设置完全没有民众参与。决策者下决心快速推动价格改革后,甚至没有做出争取民众理解和支持的努力,只是一厢情愿地假设民众会明白决策者的苦衷。结果1988年全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飙升1818%,造成民众普遍不满。事后,邓小平从这个事件中汲取了一个深刻教训:“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只要注意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

如果发现错误,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11]

动员模式

与关门模式一样,动员模式里的议程也是由决策者提出的;与关门模式不同的是,在动员模式里,确定一项议程后,决策者会千方百计引起民众对该议程的兴趣、争取他们对该议程的支持。也就是先有政策议程、后有公众议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决策者会放弃关门模式而采取动员模式呢?首先,广大民众具有了强烈的参与意识,关门模式的正当性遭到普遍的质疑。其次,所涉及的议程执行起来需要得到民众普遍、自觉的合作。再次,决策者缺乏实施该议程所必需的资源。

在这三种情况下,决策者会希望用某种方式动员民众参与议程设置,以减少执行阶段的障碍;但他们同时又不希望、或不放心民众主动参与议程设置。

中国人民非常熟悉动员模式。在毛泽东时代,从土改、三反五反,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再到四清、“”,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战略性的议程设置都采取了这种模式。动员模式一般包括五个阶段:首先是“运动开始,发出文件”。

文件既可采取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的形式,也可采取人民日报社论、评论员文章的形式,甚至还可采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形式。

第二阶段是“层层传达、普遍宣传”。传达往往是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要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需要强调速度时,则要求传达不过夜。

第三阶段是“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学习是指学习文件、社论、辅导材料之类,其目的是让大众吃透中央精神,包括为什么要提出新议程,什么是新议程的“精神实质”,以及落实新议程的步骤、方法等。第四阶段是“抓住典型、以点带面”。

典型既可以是正面典型,也可以是反面典型。典型的意义在于用实例向广大群众展示新议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优越性。最后,通过以上几个阶段的工作,动员模式希望能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从而达到贯彻落实新议程的目的。

美国政治学者林德布洛姆曾将政府获取民众服从的手法归纳为三大类。第一是压服,即在暴力威胁下,民众不得不服从;第二是收买,以恩惠来换取民众的服从;第三是说服,通过教育动员,让民众内化官方的意识形态,将政府意图转化为自觉行动。毛泽东时代常见的动员模式便属于第三类,其优点是比压服和收买成本低,但缺点是难以持续、长久地奏效。[12]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议程设置方面采取动员模式的频率大大降低了,但并未放弃。例如,在以下政策的议程设置中,这个模式依然在起作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0年),在个体经济中开辟就业渠道(1981年),在农村全面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开展“五讲四美”活动、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推行国营企业工资改革,破除大锅饭(1985年),改革劳动制度、打破铁饭碗(19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1992年),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1995年),对公有制企业实行大规模减员增效、下岗分流(1997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1998年)。

[13]

内参模式

在内参模式里,议程不是由决策者提出的,而是由接近权力核心的政府智囊们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智囊通过各种渠道向决策者提出建议,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列入决策议程。他们往往不会努力争取民众的支持,而更看重决策者的赏识;他们有时甚至不希望所讨论的问题变成公众议程,因为担心自己的议案可能招致民众的反对,最终导致决策者的否决。在这个模式里没有民众与决策者的互动,只有智囊们与决策者的互动。

在毛泽东时代,大部分重要决策都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等最高领袖亲自决定的。[14]那是一个伟人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内参模式的地位。以下三个例子从时间上跨越了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内参模式的特点。

案例一:1950年6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到8月初,朝鲜人民军已经解放了朝鲜90%以上的领土。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普遍以为朝鲜统一指日可待。中国领导人却没有盲目乐观。8月23日,在总参作战室工作的雷英夫等人经过反复研究最新情报后做出判断:美军可能很快在仁川登陆,切断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形成南北包围和夹击人民军主力的态势,使朝鲜战局发生逆转。他们进一步预测,9月15日是大潮,美军这一天登陆的可能性最大。毛泽东得知后说:“这些判断有道理,很重要”,“很快结束战争是不可能了,战争肯定是持久的、复杂的、艰苦的”,并随即作出应对部署。[15]雷英夫的报告直接影响了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决策。

案例二: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的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状况而举行示威,保安部队进行镇压造成很大伤亡,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和愤慨。8月,曾因“右倾民族主义错误”而被解除统一工人党职务的哥穆尔卡再度出山,并要求当时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返回苏联。10月17日驻波苏军出动坦克部队包围华沙,企图进行镇压。波兰人民群情激昂,波苏军队互相对峙,形势非常紧张。在整个事件中,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一直强调问题的核心是波兰的反苏情绪,把波兰事件定性为“”。但通过深入采访,新华社驻波兰记者谢文清的判断截然相反。他在10月12日的电文中说,问题的症结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苏军出兵后,谢文清又在10月22日发回的密电中写到,“华沙的调集军队之举是不够明智的,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16]当时,中央有关波兰的信息主要只有大使馆和新华社两个来源,中央后来接受了谢文清的意见,批评了大使馆的看法。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高度赞赏的谢文清调研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中共中央对苏联的立场。[17]

案例三:1969年3月,中苏之间发生武装冲突,从而引发了对苏联战略的讨论。有人认为,苏联的战略将会东移,进攻中国;有人认为,苏联仍是向西,同美国争夺欧洲。国内最担心的则是美苏是否会联合反华。1969年底,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新华社驻西德记者王殊以翔实的材料和数据证实,欧洲是美苏争夺的重点,苏联的根本利益在欧洲。对于发展中德关系,王殊认为,首先要破除西德是“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国家”的老框框。通过广泛采访,他得出结论,在西德占主导地位的是和平主义。同时,西德经济发展很快,有扩大国际市场的需要。

如果加强两国的贸易关系,对双方都会有好处。王殊因而建议中央考虑先邀请西德反对党领导人访华,以推动执政党更积极地发展两国关系。看了王殊的报告后,毛泽东、周恩来大加赞赏,并于1972年7月下旬单独召见了他;外交部也破例数次对他发出内部通报表扬。王殊的报告对最高领导人确立中国的全球战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后来中德关系果然发展神速,于1972年9月29日草签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其中王殊功不可没。[18]

由上面三个例子可以看出,毛泽东时代的内参模式有三个特点。第一,内参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与国家安全有关;第二,内参主要不是来自研究机构,而是来自参谋和情报收集机构。

第三,内参往往是个别“智囊”的作品,而不是“智库”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面临着险恶的国际环境,如何让新生的共和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得不优先考虑的问题。很显然,这三个特点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

改革开放以后,内参模式更为常见,究其原因,最关键的是,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毛泽东时代首先要解决的是自立问题的话,那么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自强。发展现代经济涉及广泛的领域,其复杂性超越了任何个人的能力。这就要求对决策辅助机制加以改造。过去那种依靠个别智囊的体制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决策需要,必须代之以决策咨询群体。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提出了决策科学化的口号,并着手逐步建立健全思想库体系。

最早出现的思想库可能是1980年形成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其成员是一批具备“通天”关系的高干子弟及知识分子子弟。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该组成员四处调研,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调查数据。后来,他们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的几个“一号文件”的制定,形成一支有实力的决策研究力量。后来,发展组成员分别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

等研究机构。[19]随着改革向城市和工业方向推进,体改所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1980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在此前后,另外一些智囊机构也应运而生,包括国务院内设立的若干个研究中心(后来整合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信国际研究所等。[20]19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研究领域的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精细。因此,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部委办、各重点高校属下的研究机构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卷入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21]即使在以前被视为非常敏感的外交领域、两岸关系领域,近年来也出现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思想库。[22]除此之外,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各民主党派也不甘寂寞,纷纷利用其“直通车”的便利向政府高层建言、反映社情民意。[23]与此同时,中央领导人还从各领域特选了一小批所谓“中央直管专家”,作为最高决策的咨询对象。这些与中央保持直接联系的智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当然更大。[24]

上述思想库一般都会出版诸如“简报”、“参阅”之类的内部报告。这些发行量很小的内参,往往可以直达天庭。最高领导人则几乎每天都会圈阅、批示、转发一些报告。[25]在正规渠道之外,部分研究人员还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通过非正常程序向最高当局递交密札或进谏。[26]2002年末,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上任以后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更加重视,并作出了表率。

从2002年12月26日到2006年5月26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已经举办了31次集体学习活动,请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讲课,平均40天举办1次学习活动。[27]同时,新一届领导班子十分重视思想库、智囊团的建设。[28]为此中国科学院提出要“充分发挥国家科学思想库作用??增强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咨询能力”;[29]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要求各研究所“努力担当思想库和智囊团的重任,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30]可以预见,未来在议程设置上,内参模式还会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借力模式

在内参模式中,政府智囊们只关心自己的建议是否会得到决策者的青睐。借力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智囊们决定将自己的建议公之于众,希望借助舆论的压力,扫除决策者接受自己建议的障碍。无论中外,一般而言,政府智囊们都希望直接影响决策者,而不是采取迂回的方式;不到万不得已,政府智囊们不希望因诉诸舆论而得罪当权者。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偶尔出此“下策”呢?恐怕最主要的原因是,智囊们深信自己的建议有强大的民意支撑,而政府内部却存在反对的声音。

在中国,借力模式并不常见,但最近却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从1990年代起,中国开始市场导向的医疗体制改革。根据1993、1998、2003年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改革后城乡居民的医疗费用支出越来越高,而享有社会性医疗保险的人比例越来越小。[31]2003年的非典危机暴露了公共卫生体制改革的缺陷,也顺带引发了人们对医疗体制改革的反思。[32]但此后仍有政府官员公开声称,必须进一步推行市场化的医疗体制改革,让“国有资产逐步退出公立医院”。不过,在2005年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作课题组却发表了6份专题报告和1份总报告,证明医改是“不成功”

的,甚至是彻底“失败”的。由于这些报告刊登在内部刊物上,它们最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2005年6月底,情况突然急转直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葛延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总报告的内容。

他指出,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追求公平,要确保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二是要强调卫生投入的绩效,即在有限的全社会卫生投入水平下,使全民族的健康水平获得最大限度的提高。而市场化改革不可能达到这两个目的。[33]几乎同时,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也在《医院报》上说出了“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话。[34]这两则报导一面世便在媒体上和民众中引起轩然大波:媒体上一时间出现大量有关医改的报导和讨论;而民众则几乎一边倒地同意“医改不成功”的判断。[35]虽然有些市场派的学者坚称,医改不能走回头路;[36]虽然卫生部希望回避关于医改是否“不成功”的话题,[37]但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如果政府医改的思路不作重大调整,民众是难以接受的。[38]看来,智囊们借力之举相当有效。

上书模式

这里的“上书”是指给决策者写信,提出政策建议,不包括为个人或小群体作利益申述之类的行为。上书模式与内参模式十分相似,都是有人向决策者提出建言,不同之处在于建言人的身份。在内参模式里,建言人是政府的智囊或智囊机构;在上书模式里,建言人不是专职的政府智囊。不过,建言人也未必是一介平民,他们往往是具有知识优势、社会地位的人。只有这种人才拥有某种“话语权”,才了解上书的管道,提出的建议才可能被重视。其实,即便是精英们的上书,往往也是石沉大海,毫无反响。清朝不断“上书各中堂、各大人、各先生”

的龚自珍在《送南归者》中不是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吗:“布衣三十上书回,挥手东华事可哀”。一般民众,人微言轻,他们的上书往往在秘书那里就被挡住,很难送到决策者跟前。无论古今中外,由平头百姓一纸上书影响议程设置的案例简直是凤毛麟角。

上书模式固然很少出现,但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完全没有这样的例子。2003年7月3日,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的“三江并流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几乎同时,2003年8月中旬,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通过了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方案。怒江兴建水电站的决定马上引起一批环保组织的反对。

一方面,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动员媒体发出反坝的声音,争取舆论支持;另一方面,他们上书国务院领导,要求停止怒江水电梯级开发。2004年2月中旬,在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报告上,国务院温家宝亲笔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暂时搁置了一度箭在弦上的怒江水电工程。[39]2005年7月,温家宝赴云南考察工作期间,地方官员向他反映怒江水电建设停工已久,地方不知如何进退,希望中央能尽快定夺。温回京后,即指示发改委、环保总局、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加紧论证研究,尽快拿出自己的意见”。由于担心怒江工程重新启动,61个环保组织和99位个人又于2005年9月起草一份公开信,并将它呈送国务院、发改委、环保总局等有关部委。[40]与此同时,支持开发怒江水电的人也上书中央领导,希望该工程早日上马。[41]正反两方面的上书形成拉锯战,使中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怒江工程定案。民间组织的活动与上书如此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在中国恐怕还是第一次,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随着社会自由度的加大,社会地位不同、立场各异的人将会更积极地运用自己的发言权。

因此,上书今后有可能变成影响中国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之一。

外压模式

与上书模式一样,在外压模式里,议程变化的动力来自政府架构之外。它与上书模式不同之处不在于“外”,而在于“压”。在上书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希望通过给决策者摆事实、讲道理来影响议程设置;在外压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虽然不排除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但他们更注重诉诸舆论、争取民意支持,目的是对决策者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他们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在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一案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外压模式的影子。在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只有在初始阶段,外压模式里的议案倡导者是可以确定的。随着议案影响力的扩大、议案支持者的增加,会越来越难分辨谁是倡导者。这时的关键是议案的民意基础到底有多广,是否对决策者构成足够的压力。说到民意,我们应该区分两部分民众。一部分是所谓“关切的民众”(at tentive p ublic),一部分是一般大众(general p ublic )。前者在数量上永远是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对公众议题不仅十分关心,而且相当了解。他们对议案的支持有助于防止议案滑出舆论的焦点圈。后者是大多数人,他们对多数公众议题的注意力往往是短暂的,很少长期、执着地卷入某项争议。正因为如此,一旦一般民众支持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对决策者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公众议程最可能变为政策议程。[42]

第二,外压模式产生作用的前提是少数人关心的议题变为相当多人关切的公众议程,否则压力便无从产生,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即使某个议题已经提上了公众议程,要最终进入政策议程的话,同样也需要时间。因此,外压模式的一个特点是所需时间一般比其他模式长。

第三,由于头两个特点的存在,研究者很难准确断定外力通过什么方式最终影响了议程的设置。他们能做的无非是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将外部压力的演化与政府议程的变动联系起来。

上述三点是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的特点。但也有特殊情况,即突然出现所谓“焦点事件”

(focusing event s),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进而迫使决策者迅速调整议程。焦点事件一般都是坏事,如灾难、事故等,它们会对某一群人的利益造成现实的伤害、对其他人的利益产生潜在的伤害。这类事件的发生使得利益群体、政府官员、大众传媒以及广大公众对现存问题有更深切的认识,希望纠正明显的政策失误。[43]注意焦点的集中有助于打破已往的力量平衡,使争取议程转换的意见在公众舆论里占据上风,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决策者在短期内调整政策取向。

因此,有学者把焦点事件引发的反应阶段称之为“政策窗口”(policy window)。[44]由于焦点事件的影响是直接、快速、容易确定的,不少研究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45]

过去,在中国议程设置一般采取的是上面提到的五个模式,外压模式比较少见。尽管早在19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就在提出决策科学化的同时,提出了决策民主化的主张,[46]直到1990年代后期以来,带民主色彩的外压模式才越来越常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可以从两方面考虑:压力从何而来?压力为什么会产生影响议程设置的效果?

先看压力的根源。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高速增长,但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高增长率也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到19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包括环境危机、贫富悬殊、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等。与此同时,社会分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改革初期,由于社会分化程度低,哪怕某些人必须为改革付出代价,他们也往往愿意牺牲短期的个人利益,因为他们相信,改革最终会使所有人受益。随着社会日益分化,改革的金字招牌脱落了。[47]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损的阶层对新推出的改革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而是对带有“改革”标签的举措疑虑重重,生怕再次受到伤害。这些人仇视滥用权力、中饱私囊的官员,敌视一夜暴富、挥金如土的新贵,蔑视巧舌如簧、发“改革”财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感觉到中国的改革到了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这就是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所在。

那么潜在的压力是如何转化为现实压力呢?四个领域的变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利益相关者的施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大众传媒的转型和互联网的兴起。

先看利益相关者的施压。当社会分化不太严重时,各利益相关群体往往处于“自在”阶段,缺乏“自为”意识,也不大会为自身的利益向决策者施压。随着社会分化程度提高,各利益群体对自身利益变得更加敏感,会产生向决策者施压的冲动。当然,冲动是一回事,能在多大程度上施压是另一回事。这里的关键是利益相关群体的动员能力。在所有利益相关群体中,拥有政治和组织资源的地区无疑最强。

区域政策是利益相关群体施压的一个例子。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存在地区差距,但问题并不突出。其后,由于国家政策明显向东部倾斜,导致东西部差距迅速扩大。[48]1990年代初,学者与政策研究者就地区差距展开了一场争论,当时的主流要么认为中国地区差距没有扩大,要么认为地区差距不算太大。[49]邓小平也主张应等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再“突出地提出和解决”

地区差距问题。[50]不过,落后地区不愿再等了。这时,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有来自内陆的代表公开表示对中央倾斜政策的不满。面对内陆省份越来越大的压力,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可惜,具体政策措施力度不够。因此,1990年代后半期,对政府区域政策的批评不绝于耳。在这个背景下,1999年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务院并于次年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正式进入西部大开发的实施阶段。[51]其后,在全国人大上,面临巨大转型困难的东北三省人大代表纷纷投书,强烈要求中央实施东北振兴战略。2003年9月,“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终于正式也成为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52]

再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在过去20年里,中国目睹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团发展。截至2006年3月底,全国共有各类在民政系统注册的社团近17万个。[53]事实上,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组织仅占社团版图的一个角落。大量组织选择注册为商业机构,或者干脆不注册。[54]更容易被忽略的是,按照中国法律,县以下的草根组织根本无需注册,如那些在企业、机关、学校、街道、乡镇和村落内开展活动的社团。加上未注册的组织,全国至少有50万以上的社团。[55]

大多数社团对公共政策没有兴趣,但有一类社团最大的关注点便是公共政策,即倡导性社团。人们习惯于把这类社团称为“非政府组织”或“n go”。在中国各类n go中,环保n go最为积极。1990年代以前,中国也有环保社团,但绝大多数是自上而下组建的、半官方的环境科学研究团体。那时环境污染问题还不太突出,民众对此不太关心。因此,那时的环保社团要么研究多于行动,要么干脆没有什么行动。1990年代以后,生态环境恶化日渐显著,人们的环保意识也逐步高涨。在这个背景下,涌现出一批民间环保n go.[56]进入新世纪,民间环保n go(尤其是高校学生团体)开始在各地大量出现,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2000多家环保n go.[57]它们的经费主要靠自筹(相当大的比重来自境外)。除了开展环保教育、配合政府编制环保计划、担任有关机构环保顾问外,这些环保n go还竭力呼吁改善生态环境,并动员各种力量干预破坏环境的行为、工程和计划,对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58]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工程便是一例。

环保n go数量不多,但能量巨大,原因之一是很多组织与大众传媒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传媒把环保n go的声音以放大的方式传播出去,无形中加大了它们的影响力。

中国的大众传媒不仅充当了环保n go的“扩音器”,而且近年来在公众议程设置方面扮演着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进而影响到政策议程的设置与调整。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三个层次:报导或不报导哪些“议题”,是否突出强调某些“议题”,如何对它强调的“议题”进行排序。[59]这里说的不是指某几家传媒机构的某几次报导,而是指传媒整体在较长时期里的报导活动。很显然,不进入第一个层次,民众对一些议题就不会感知。例如,1980年代的煤矿事故比现在更普遍、更严重,但当时并没有成为公共议题。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矿难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主要是因为传媒对它进行的广泛报导引起了公众的重视,不仅进入了第一个层次,还进入了第二个层次。[60]在一个较长时期里,进入第二个层次的议题当然不止一个,这时,如果传媒对一系列“议题”的报导呈现一定排序的话,也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重要性的判断。

近几年来,中国民众对三农、农民工、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医疗保障、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关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传媒强调的结果。在中国,媒体的角色一直被定位在“宣传机器”

上。[61]为什么党的喉舌近年来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公共性,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的双向桥梁呢?这是因为媒体的量和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量方面,与改革初期比,电台的数量增加了三倍,电视台、报纸、杂志的数量都增加了十倍以上。[62]质的变化更为深刻。从1980年代开始,传媒便开始市场化,这个进程在1990年代以后加快。现在,国家仍掌握电台、电视台、报纸和一些刊物的所有权,但失去了国家财政拨款的传媒机构必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一旦追求利润成为传媒机构的主要驱动力,其日常运作的逻辑便改变了,它们必须考虑:如何吸引读者或观众?如何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当然党和政府的机关报、机关刊物的自由度比较小,但这些传媒机构在转向传媒产业的过程中,都增设了自由度相对大得多的附属报刊,例如《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新华社属下的《瞭望东方周刊》,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属下的《新民周刊》和《外滩画报》,广东省新闻出版集团属下的《新周刊》,以及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属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本来就不属于党报系统的《中国新闻周刊》、《财经》、《商务周刊》、《中华工商时报》等报刊相对独立性也不小。在这些著名报刊的带动下,全国几百家报刊(例如《江南时报》、《大河报》等)纷纷开辟或增加新闻评论和公共事务讨论的版面,不断拓宽言论边界。影响所至,已经波及广播和电视媒体。

在竞争的压力下,媒体往往会主动“三贴近”,不时报导敏感的新闻事件,评论敏感的时政话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众传媒开始更积极主动地为各种利益诉求开辟表达的空间,促使某些民众关心的议题变为公共议题,进而推动国家政策、法律、体制的变革。

大众传媒面临的竞争不仅来自传统媒体内部,还来自新兴网络媒体,如互联网、手机短信等,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迫使传统媒体不得不改变以往新闻和信息的传播格局,并且为公众讨论公共事务提供更开放的空间。

如果从1994年4月20日中国正式进入互联网之日算起,中国进入网络时代不过10余年。

然而,互联网的发展可以用“爆炸性”来形容。1997年初,全国的互联网使用者不过区区62万人;到2006年1月,这个数字已经暴增至1111亿,而且增长的势头仍没有放缓的迹象。2000年前,由于网民数量低于1000万,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媒体还没有形成。随着网民在2001年突破2500万,情况开始发生变化。2002年,当网民超过4500万时,网络舆论急遽升温。2003年,当网民达到7000万时,网络舆论风起云涌,“黄碟”案、刘涌案、黄静案、宝马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案、孙志刚案在虚拟空间掀起一波波巨大的舆论浪潮。无怪乎这一年后来被人称作“网络舆论年”。[63]此后,互联网成为公众传递信息、表达意见、评论时政、释放情绪的一个主要渠道,网络舆论对公众议程设置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与传统媒体比较,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人人都是潜在的信息发布者,信息多向(而不是单向)传播,传播范围可以瞬时传遍地球每个角落。这些特点使控制信息难上加难,使普通网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也使公共权力不再可能完全在暗箱中操作。[64]

出现具有公共性、开放性、交互性、多元性、瞬时性的网络媒体后,公众议程的设置逻辑也开始发生变化。在传统媒体时代,议程说到底是由屈指可数的传媒机构设置的,政府通过控制传媒机构来影响议程设置相对比较容易。进入大众网络时代,情况就不同了,网民可以通过互动,将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而不是传媒机构认为重要的问题)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例如,在宝马车撞人、孙志刚被打致死、农民工讨取欠薪、医疗体制改革失败、郎咸平批评国企改革等一系列网上讨论活动中,网络舆论都显示出设置公众议程的力量,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触犯了民众十分关心的公平正义原则。

由于网络已成为反映民意的渠道,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对它也越来越重视。在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温家宝都透露,他们也曾亲自上网,了解舆情。

2004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为此,在传统内参报告以外,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信息处最近开始定期编辑《互联网信息摘要》,报送国务院领导。[65]近年来,不少大案如安徽阜阳假奶粉案、广州农民工讨薪遭打、湖南嘉阳违法拆迁案等都是通过这条渠道迅速上达国务院的。[66]从高层对网络舆情的高度关注,可以看出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之大。

当然,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的作用完全可以互补。

当某个议题引起网民广泛关注时,传统媒体往往会马上介入,进行采访和深度报导,黄静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事件都是这样的例子。反过来,某家传统媒体机构对个别事件的报导可能在网络论坛上引起轩然大波,使它迅速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在更多情况下,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互作用,很难辨别是谁引导谁。“孙志刚事件”就是两者互动的一个典型。在网络普及以前,广州地区的报纸就曾对“收容遣送事件”作过一些调查性或揭露性的报导,仅在2000年至2001年两年间,这样的报导就有6则之多,但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67]2003年3月20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未带证件,在广州收容所被打致死。3月底,一位在北京学传媒的研究生在著名bbs 提供网站“西祠胡同”的“桃花坞”讨论区公布了这个消息。“桃花坞”是全国各地媒体从业者聚集的地方。这则消息于是引起了《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记者陈峰的注意。陈峰与他的同事在采访孙志刚的亲属和有关部门以后,于4月25日率先在报纸上对此案进行了揭露。[68]其后,别的媒体纷纷转载。但更重要的是,这时中国的互联网已拥有近7000万网民,孙志刚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如果没有网民的推波助澜,这个事件也许会像以前一样很快风平浪静。然而,借助网络的威力,这个事件导致舆论哗然,形成强大而持续的民意压力,并最终推动政府于6月20日废止了实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叉作用竟能这么快导致一项制度的变革,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空前的。

最新学校政策实施心得体会及收获八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又到了一年一度橙黄橘绿之时,在这秋气怡人的时节,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学期。此刻我们中学全体师生集会在一起,隆重举行20~~学年度第一学期的开学典礼。我谨代表校长室对同学们表示热烈欢迎,你们的到来使校园又恢复了生机与活力;同时向刚才受到表彰的优秀学生表示热烈的祝贺,祝愿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此外,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向辛勤耕耘在朝阳这片热土上的教师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新的一学期,是我校全面实施第三轮主动发展规划的关键时期,也是学校整体翻建工程正式开工时期,同时又适逢学校领导班子调整,处于磨合时期。经过60多年的办学积累,~~中学文化底蕴深厚,但今天面临生源结构变化的新挑战,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我们在思索、在追寻:如何既秉承多年来的优良传统,又以现代教育的理念进一步开阔办学的视野,传承并发展办学的特色呢?我们希望全校师生从锻造学校精神入手,因为精神是一个学校的形象识别体系的核心要素,是学校的旗帜和品牌,一旦形成会以强大的影响力规范着学校教育的精神气质,引领着学校的健康发展。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精神是足以制裁心情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只有依赖精神自身的新生才能发生。”可见培养人的精神,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是我们学校教育的根本目标。我梦想,若干年后每一位从朝阳校园走出去的人,身上所具有的精神气质体现出朝阳精神的表征,体现出朝阳人的思想、价值观、智慧与创造。

凝练朝阳精神,增强办学的内涵,提升社会美誉度,这是朝阳中学学校发展的梦想。我们将继续倡导向善求真、积极向上的校园主流价值观,培育具有学校特征的朝阳精神,那就是:仁爱友善、儒雅大气、精诚合作、勤勉进取。提升朝中人的精神气质,让“根植生命,唤醒智慧”的办学理念内化为普遍的自觉行动,以朝中精神激励师生励精图治、开拓进取。我们不仅要传承更要发展“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办学特色,拓展其外延,深化其内涵,使之在德育课程、校本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和学生社团活动中得到进一步的彰显,让师生在课程中成长。回首刚刚过去的一学年,我校在肖校长的带领下,各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获得了“常州市推进全民终身学习教育系统组织奖”,“常州教育新闻宣传工作先进集体”等11项市级集体荣誉。特别令人振奋的是,我校今年中考捷报频传,无论是整体水平还是优秀生的培养,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尤其值得自豪的是王鑫雨同学以656的好成绩名列市区前茅,有6位学生达到了省中录取分数线,达到市区四星级高中录取分数线的人数提高了5个百分点,100%的毕业生升入高一级学校深造,向家长、向社会递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着我们朝中人的汗水与智慧,凝聚着各级领导、广大家长朋友的厚爱与支持,更增添了我们后续发展的信心,也必将成为我们不断超越的力量之源!新学期我们将着力提炼、培育朝阳精神,向管理要效益,以内涵求发展,进一步内强素质,外塑形象,用真情谱写朝阳教育的灵动,用智慧创造朝阳教育的精彩,从而实现办好朝阳中学的梦想——把学校发展成为有较高质量、有民族气质、有鲜明特色的现代优质学校。

培育学生精神,塑造健康人格,提升综合素养,这是朝阳中学学生发展的梦想。亲爱的同学们,你们是校园的主人,学校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你们的发展,只有精神强大了,你们才能成为强者。希望同学们像上届的优秀毕业生王鑫雨同学那样,生活自主独立,为人纯朴善良,学习刻苦钻研,以饱满的精神,崭新的姿态,踏实的行动,投入到校园生活中去。我们常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宽广,希望你们明确奋斗目标,找准努力和发展的方向,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矢志不渝的向着理想目标奋勇攀登。希望你们做校园活动的主人,在活动中体验感悟,明德启智,强体尚美,在活动中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提升自己的文明素养。尤其希望你们回归国学经典,崇尚阅读,用几千年沉淀下来的优秀民族文化修身、立德,努力使自己成为有民族根基的人。希望你们诵读经典、践行经典、与经典同行,对国家立儒雅大气之品,对社会立诚信责任之品,对父母立梯孝感恩之品,对他人立仁爱友善之品,对自己立勤奋进取之品。希望你们做学习的主人,主动思考、主动实践、主动探索,不断提高自己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自己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协调发展,在勤奋中享受学习,在学习中成就人生。从而实现你们的发展目标——让责任担当、孝悌感恩、自强进取、健康阳光成为朝阳中学学生的亮丽名片。

涵养教师精神,兼修外表内里,促进德艺双馨,这是朝阳中学教师发展的梦想。亲爱的老师们,只有坚守教育的理想,以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以丰富的学识引领学生,我们的事业才会不断升华。我们为人师者不但要有外在的素养:举止端庄、气质儒雅,更要有内在的品德、学识的涵养,内外兼修。今天朝中的校情需要我们振奋教师精神:不埋怨,多实干;不浮躁,多严谨;不粗放,多精细,苦练内功、启动内力,激发活力,坚定地承担起学校发展的使命。希望你们牢固树立忧患意识、责任意识、超越意识和品牌意识,弘扬正气,顾全大局,提升水平,乐于奉献,为我校“民族传统文化”特色课程的打造,为智慧课堂的构建,为教研氛围的醇厚,为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攀升而焕发出你们的朝气、锐气和才气,勇于建功立业,勇于争创一流。从而实现你们的发展的目标——让生命关怀、精诚合作、勤勉进取、智慧奉献成为朝阳中学教师的绚丽风景线。

老师们、同学们,新学期,我们已经站在新的起点上,让我们坚定发展的信心,增添发展的动力,肩负起发展的使命,同心携手,凝练朝阳精神,共同追寻朝阳教育的梦想!

最后,新学期祝老师们事业有成,祝同学们成长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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