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职工新变化心得体会总结 甘肃新变化优秀演讲稿(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那么心得体会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推荐甘肃职工新变化心得体会总结一

大家好、我是嘉峪关关城讲解员×××，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巍巍雄关耀中华。这里，曾上演过一幕幕民族征战的历史话剧;这里，流传过一篇篇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团结奋斗的动人故事。巍巍雄关耀中华，古老的嘉峪关，就象一位历史老人，六百多年来，离合悲欢的往事，沧海桑田的巨变，映在它古老的青砖上，刻在它厚重的土墙里。

嘉峪关，始建于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因建在嘉峪关西麓的嘉峪山上而得名，它比"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早建九年。这里地势险要，南是白雪皑皑的祁连山，北是连绵起伏的黑山，两山之间，只有30华里，是河西走廊西部最狭窄的地方，被称作"河西第一隘口"。关西的大草滩，黄草平沙，地域开阔，素为古战场，关东是丝路重镇酒泉，紧靠关东南坡下，有著名的峪泉活水，"九眼泉"冬夏澄清，终年不竭，可供人马饮用，并可灌溉良田。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和险要的地理位置，是这里建关的主要原因。早在汉代，就在距关城北七里的石关峡口设有玉石障，依山凭险，设共防守，据史料记载，明代以前，这里一直是"有关无城"。

明王朝建立后，为了加强河西的军事防御，征虏大将军冯胜收复河西后，在此选址建关，以控制西去的交通要道。据历史记载，嘉峪关"初有水而后置关，有关而后建楼，有楼而后筑长城，长城筑而后关可守也"。嘉峪关从建关到成为坚固的防御工程，经历了一百六十多年的时间。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首筑土城，周长220丈，高2丈许，就是现在的内城夯筑部分，当时只是有关无楼。明弘冶八年(公元148年)，肃州兵各道李端澄主持在西罗城嘉峪关正门项修建嘉峪关关楼，也就是说，嘉峪关关楼是关城建成一百多年之后方修建的，史书上记载说："李端澄构大楼以壮观，望之四达"，又过了20xx年，也就是明正德元年(公元1520xx年)八月至次年二月，李端澄又按照先年所建关的样式、规格修建了内城光化楼和柔远楼，同时，还修建了官厅、仓库等附属建筑物。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尚书翟銮视察河西防务，认为这里必须加强防务，于是大兴土木加固关城，在关城上增修敌楼、角楼等，并在关南关北修筑两翼长城和烽火台等。至此，一座规模浩大，建筑宏伟的古雄关挺立在戈壁岩岗之上，它像一队威武雄壮的战士，屹立在两山之间、伸出双臂，牢牢地守卫着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公元1873年当时的陕西直隶总督左宗堂在收复新疆伊犁时速经嘉峪关，面对雄伟壮观、气势磅榜的关城，提笔写下"天下第一雄关"的巨匾悬挂于嘉峪关楼上，为雄关又添了几分威严、几分雄壮。清末因禁烟而被贬赴伊犁的爱国将领林则徐于1842年10月11日途经嘉峪关时，面对巍巍雄关和大漠风光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出嘉峪关感赋)其中一首写道：

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入驻马蹄。

飞阁造连秦树直，综垣斜压陇云低。

天山峭摩肩立，瀚海苍茫人望迷。

谁道堵函千古险，目看只见一九泥。

一生酷爱古诗词和书法艺术的毛泽东同志曾手书过这首著名的诗篇。

雄关关城布局十分合理，建筑也很得法，适合战争防御的需要，关城有三重城廊，多道防线，城内有城，城外有壕，形成重城并守之势，如果敌兵来犯，可确保万无一夫。

嘉峪关建关六百多年以来，由于风雨侵蚀，曾进行过大规模的修缮。尤其是在1986年，嘉峪关市委、市政府响应邓小平同志"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伟大号召，倡导各界人士捐款集资，恢复关城。当时，嘉峪关按照国家文物局杨烈等同志指示"修旧如旧、恢复原貌"，经过多方努力，嘉峪关楼终于又屹立于雄伟的关城之上，站在嘉峪关楼上看着关外，由于岁月侵蚀而变的沧桑的丝路古道，诸多感慨涌上。回头，曾有这样一幅对联记载关楼的沧桑历史：

历明清经民国毁于风雨岁月空留遗址、静观世事沧桑：

爱中华修长城建在升平年代恢复原貌、再睹华夏春色。

更值得一提的是长城学专家罗哲文老先生也诗兴大发;口占七绝一首：

嘉峪山前起煤城，墙台高峙气萧森

雄关天下今谁主，游客登楼话古今。

是的，雄关本身的防御意义早已成为了过去，而今登上这座气宇轩昂的关城，人们不仅为它的气势、它的雄壮、为祖辈们的智慧所折服，更多的是在思索和寻找。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使这座关城焕发出无比的生命力，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谁说春风不度玉门关?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己吹绿了关城内外。大开发的春风为关城的建设推波助澜。使机遇与挑战同时摆在我们面前。是固守着祖辈留给我们的这笔财富而满足于现状，还是积极探索、寻找差距、开拓进取?事实是最好的口答;关城作为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当之无愧地被授予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九九六年被授予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今天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宏伟战略中，雄关又在争创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活动中找差距、定措施，这些都意味着关城人正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赋予关城以新的意义。

嘉峪关人更是信心百倍，在市委、市政府的超常发展战略指引下，为关城未来的发展设计了新的蓝图，在这个新的定位中，创新是灵魂、墨守成规意味着被淘汰，关城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吸引海内外人士的磁石，要让这颗磁石闪烁出耀眼的光芒，让关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更加雄伟的风姿，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巍巍雄关耀中华。登临长城，凭吊嘉峪关曾经的繁华，我们将继承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团结向上的优秀传统，以饱满的精神风貌，开拓未来，创造明天。

推荐甘肃职工新变化心得体会总结二

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点。人口18万多，全市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旅游服务业次之，为敦煌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

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面积3.12万平方公里。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39.9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

“敦，大也;煌，盛也。”盛大辉煌的敦煌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原部落战争失败后被迁徙到河西的三苗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以狩猎为主，开始掌握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敦煌地区曾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和陶器、铜器。夏、商、周时，敦煌属古瓜州的范围，有三苗的后裔，当时叫羌戎族的在此地游牧定居。敦煌地区发现游牧民族留下的许多岩画至今历历在目。战国和秦时，敦煌一带居住着大月氏、乌孙人和塞种人。以后，大月氏强盛起来，兼并了原来的羌戎。战国末期，大月氏人赶走乌孙人、塞种人，独占敦煌直到秦末汉初。

敦煌历经了-唐雨的洗礼，文化灿烂，古迹遍布，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主要景观。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十个朝代、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0xx多座。题材多取自佛教故事，也有反映当时的民俗、耕织、狩猎、婚丧、节日欢乐等的壁画。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

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20xx年)，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部族，成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1220xx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元朝所有。此后，升敦煌为沙州路，隶属甘肃行中书省。后升为沙州总管府。元朝远征西方，必经敦煌。当时瓜、沙二州屯兵济济，营寨栉比，屯垦农兵遍布党河、疏勒河流域。敦煌一度呈现出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和西域的贸易更加频繁。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这一时期途经敦煌漫游到中原各地。元朝统治者也崇信佛教。莫高窟的开凿得以延续。现存元代洞窟约10个。自元朝以后，千里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扫除元残部，派宋国公冯胜率兵三路平定河西获胜，修筑了嘉峪关明长城，重修了肃州城。明王朝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防卫，设置了关西七卫。永乐三年(公元1420xx年)，在敦煌设沙州卫。后吐鲁番攻破哈密，敦煌面临威胁。明王朝又在沙州古城设置罕东左卫。正德十一年(公元1520xx年)，敦煌被吐鲁番占领。嘉靖三年(公元1520xx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二百年敦煌旷无建置，成为“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了。

清康熙后期，清王朝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雍正三年(公元1720xx年)，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开始从甘肃各地移民2400户到敦煌垦荒定居，同时又迁吐鲁番、罗布泊大批兵民于沙州一带。雍正末，沙州已有耕地10万余亩，引党河水分10渠灌溉，农业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形成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绿洲。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沙州卫升敦煌县，隶属安西直属州，直至辛亥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煌一直是县府所在地。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立敦煌市。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敦煌，历经沧桑，几度盛衰，步覆蹒跚地走过了近五千年漫长曲折的里程。悠久历史孕育的敦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使敦煌依然辉煌;那遍地的文物遗迹、浩繁的典籍文献、精美的石窟艺术、神秘的奇山异水……使这座古城流光溢彩，使戈壁绿洲越发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就像一块青翠欲滴的翡翠镶嵌在金黄色的大漠上，更加美丽，更加辉煌。

推荐甘肃职工新变化心得体会总结三

甘肃自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的聚居区，全省总人口为2237.11万人，其中，汉族人口2051.5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91.7%，少数民族人口185.6万人，占8.3%，在少数民族中，世居本省、人口在千人以上的有回、藏、东乡、裕固、保安、蒙古、撒拉、哈萨克、满等10个少数民族。此外，还有30个少数民族。东乡、裕固、保安为甘肃省特有的少数民族。

临夏有回、东乡、保安、撒拉等伊斯兰民族，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临夏穆斯林的先民是唐宋时期来华互市并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犹太人。元初蒙古大军西征时俘虏来的中亚、西亚穆斯林被安插在西北大地，临夏穆斯林遂数量大增。清政府镇压西北回民反清斗争，陕宁回民悉数入甘，幸免于难的河州地区遂成为西北地区的经堂教育中心，被誉为“中国小麦加”。

临夏穆斯林基本上属逊尼派，有着“信真主、信天仙、信经典、信圣人、信末日、信前定”六大信仰，“念、礼、斋、课、朝”五大功课。清真寺是宗教和教育活动中心，通常由礼拜大殿、经堂和水堂三部分组成。

穆斯林民族有独特的生活习惯。男子戴白帽，留长须;妇女戴盖头为最典型的服饰特征。临夏穆斯林严格遵守教义、教规，在生活、饮食方面特别讲究，喜食手抓羊肉、烩羊杂碎、炸油香、油茶、盖碗茶。开斋节、古尔邦节、阿述拉日为传统的节日。穆斯林擅长贸易，在临夏市各大街，可看到生意兴隆的农贸市场。

甘南藏族自治州自古以来即为藏族聚居区，现为藏传佛教文化发达，藏族民俗风情浓郁，政治氛围宽松，交通相对便捷的神秘的旅游区。藏传佛教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在藏区形成的主要宗教派别，为广大虔诚的藏民所信奉。主要有宁玛派（红派）、萨迦派（花教）、噶举派（白教）、格鲁派（黄教）、噶当派等各教派，各有其教义思想、习学方法和修持重点。现由格鲁派执掌藏区政教大权，尊宗喀巴为开山祖师。教义上大小兼容而以大乘为主，显、密宗兼备，尤重密宗，形成“藏密”。

藏族是生活在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区的古老民族，以游牧业为主，逐水草而徙。最初信仰原始宗教和苯教，现以藏传佛教为主。藏族穿藏袍，住帐篷，食物以牛羊肉、糌粑、青稞面为主，交通方便的地方以大米、小麦为主食。藏族藏传佛教文化非常发达，其生活方式以佛教信仰为中心，乐善好施。藏族人民热情好客，豪迈粗放，有独特的歌舞艺术。甘南州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浓郁的藏传佛教文化氛围，民俗风情魅力独具（图片为《藏族游戏·大象拔河》）。

裕固一族为甘肃省三个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集中聚居在肃南裕固一族自治县境内，现有一万多人，裕固一族是一个有着悲壮历史的古老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裕固一族可上溯至唐宋时期的回鹘，后历经战乱，东西迁移不定，一直到十六世纪初才迁移到祁连山下定居下来。

裕固一族因其族源和习俗差异而有东西部之别，但大都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教义。悠久的历史和几经迁徙的艰苦历程，培养了这个民族刚毅、勇敢的性格和博大的胸怀。裕固一族人民热情好客，民风淳朴，在服饰、饮食、婚嫁、丧葬等方面都保留着独具民族特点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尤以能歌善舞称著于世。即以裕固一族的婚礼为例，就有《戴头面歌》、《哭嫁歌》、《送亲歌》、《迎亲歌》、《猜情歌》、《敬酒歌》等等，整个婚礼的进程中迎亲的唱，送亲的唱，新娘唱，新郎唱，独唱，对唱，合着唱，歌声起伏，不亦乐乎。

保安族是甘肃特有的三个少数民族之一，总人口约1.3万人，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少的一个民族。目前主要聚居在临夏积石山保安族撒拉一族自治县。

保安族是全民信仰伊斯兰的民族，其生活习俗、礼仪礼节、起居卫生、饮食禁忌、丧葬节庆与回族基本一致。值得一提的是热闹非凡的婚礼。保安族的婚礼，自始至终突出一个“闹“字，娶亲闹，送亲闹，迎亲闹，白天闹，晚上闹，“婚礼三天无大小”，闹得人心花怒放，闹得人流连忘返。故谓之“热闹非凡的婚礼冠军”，可以说毫不过分。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哭婚”、“唱婚”、“骂婚”等习俗相比，“闹婚”正是保安族婚礼与众不同的特点，其中充分体现了保安族直爽欢快的民族性格。

东乡一族是以世居临夏地区东乡县而得名的甘肃特有的三个少数民族之一，总人口约4万人。东乡一族的族源主体是元代来自中亚地区的撒尔塔人，在历史上是一个族教密不可分的民族。东乡一族的形成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对东乡的历史发展、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一直产生着重大影响。东乡一族人民世世代代都是虔诚的穆斯林。其基本信仰、宗教功课、宗教礼仪等方面与回族几乎完全一致。

东乡一族人民世居交通闭塞、贫瘠落后的山区，自元以来深受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生存环境的恶劣历练着东乡一族人民吃苦耐劳、正直朴实、敢作敢为、聪明机智的民族性格。东乡一族群众的生活虽不富裕，但却特别热情好客。对远道来的客人，一般都要倾其所有热情招待。客人进门，马上请到炕上敬茶敬饭，主人则在一边殷勤招呼，自己不吃不喝以示尊敬。待客的食品多为油果、手抓羊肉与炖鸡。鸡按部位分为13块，鸡尾最贵重。只有长辈或最尊贵的客人才能吃鸡尾。东乡一族的好客，甚至达到了自己家里无米下锅，也要烧一碗开水双手端给客人的地步，其淳朴挚诚，着实令人感动。

“晒大佛”是藏传佛教寺院所举行的传统法事活动，流行于西藏自治区、甘肃、青海、四川等地农区。各地活动日期不尽相同。一般在藏历二月初、四月中旬或六月中旬举行。甘肃拉卜楞寺的晒佛活动在每年一度的正月“毛兰姆”祈愿法会上举行。

正月“毛兰姆”祈愿法会是拉卜楞寺第二世嘉木样季麦旺吾时仿效拉萨祈愿法会而兴办的，从正月初三晚开始，到十七日至。其间举行多项法事活动。“晒大佛”在正月十三日，也称“亮佛”。拉卜楞寺晒佛为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宗咯巴，佛像宽12丈，长30丈，将要晒的佛抬到河南蒙旗亲王府前南山麓，举行晒佛仪式，沿途诵经，虔诚庄重。当佛像在晒佛台展开后，僧人信徒均念沐浴经，颂赞佛陀功德。整个晒佛活动场面宏大，给人一种震撼心灵的力量。

“花儿”是流传在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广大地区的民歌。“花儿”又称“少年”。男青年唱的叫“少年”， 女青年唱的称“花儿”。据说，“花儿”至少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它内容丰富多彩，形式自由活泼，语言生动形象，曲调高昂优美，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特色，深受回、汉、藏、东乡、土、撒拉等民族的喜爱。

莲花山位于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康乐县境内，素有“花儿故乡”之称。这里一年一度的“花儿”盛会，吸引着临夏、定西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等地成千上万的男女歌手和群众。每年从农历六月初一在莲花山下的足古川聚会开始，经过游山对歌进入高潮，再转入王家沟门夜歌，到六月初六紫松山敬酒歌别，整整六天五夜。这期间歌手们风餐露宿，相互赛歌，交流思想和感情，极一时之盛。

在辽阔的阿克塞草原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骠悍的小伙子在前面飞驰，美丽的姑娘扬鞭策马在后面紧追不舍。这就是哈萨克牧民特有的文化节目“姑娘追”。

“姑娘追”在哈萨克语中叫“克孜库瓦尔”，是一种青年男女十分喜爱的娱乐活动。举行这项活动时，先由青年男女中的一方发出赛马邀请，而后两人双双骑马向指定地点缓步并行。途中小伙子可以向姑娘调笑逗趣，姑娘却不能生气。但一到达指定地点，小伙子就迅速举鞭策马向回跑。此时，为了“报复”小伙子的戏谑，姑娘亦扬鞭回马，紧紧追赶小伙子，被追上的小伙要接受姑娘轻轻的鞭打。这种活动，往往会促成青年男女的爱情。

甘肃的哈萨克一族是本世纪30年代从新疆迁来的，现主要居住在河西走廊西端的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游牧于祁连山下的哈萨克一族保留了本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风情。“姑娘追”便是其中一项饶有风趣的文娱活动。

甘肃地处内地和西部边疆的过渡地带，生活于斯的穆斯林群众极善厨艺和饮茶之道，当地人津津乐道的风味食品大都出自他们之手。风靡大江南北的兰州牛肉拉面据称始创自清朝末年金城关回民马保子家门，其辣椒油鲜红透亮，面条光韧透黄，汤汁清碧香浓，萝卜片洁白如玉，蒜苗、香菜翠绿如鲜，有“一红二黄三清四白五绿”的称誉。遍游兰州的大街小巷，男女老少换口解馋的灰豆子、甜醅子、酿皮子等小吃现也多由回族群众经营。

近年来，“东乡手抓”、“靖远羊羔肉”、“尕面片”又成一时风尚。坐在穆斯林餐馆里，夹几块肥润香醇的羊羔肉，刮着放有春尖茶、冰糖、枸杞、桂圆、红枣的“三泡台”碗子，亲朋好友谈天说地，狂吃海喝，极尽一时之乐。

“羊皮筏子赛军舰”是广传于兰州的一个俚语，它用夸张的对比方法形容了羊皮筏子搏击风浪、激流勇进的动势和筏子客豪迈的气魄，描绘了一道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俗风景线。

把一张张羊皮经特殊方法加工缝制后，经充气扎成气囊，按排列捆绑在数平方米的木架上，羊皮筏子就算是做成了。按筏子大小，羊皮囊一般在8~16个之间，以12个居多。羊皮筏子浮力大，变向灵便，航行快速。尤其是将总浮力分散在十数个单独的羊皮囊上，安全可靠，堪称一绝。羊皮筏子由来已久，在没有现代航渡设施的数百年间，一直是黄河上游摆渡、载货的主要工具，筏工也多是一些回族壮年，祖辈相袭，以为生计。现在，兰州一带的黄河航道彩虹飞架，汽笛不绝于耳，羊皮筏子多已销声匿迹。偶有见到，也多为满足好事者猎奇之用。

推荐甘肃职工新变化心得体会总结四

甘肃有个淳朴美丽的小镇，他们靠山而据，日出耕作，日落回家，现在就带大家来领略下甘肃小镇的民俗风情吧，小镇名叫“静宁”即“宁静安谧”之意。静宁县旅游资源丰富，发展较好，民俗文化也是非常丰富的。

1.生活习俗

居住：山区多选择向阳、避风、背山而居，旧时多住窑;川区多房少窑。清及民国时期，富人家筑堡居住。现代农村多住顺水“一面坡”形土墙瓦房、砖瓦房。院内房屋布置，上房居中，与大门基本相对。饮食：旧时均以杂粮为主。20世纪80年代后，主食小麦辅以杂粮，以面食为主。好熬“罐罐茶”喝，有泼散祭祖习俗。陈设：农村多用方桌、炕桌、木厢、室内挂字画中堂。婚嫁礼俗：提亲、订婚、纳采、迎娶等。

2.民间艺术

主要有社火、歌谣、剪纸、刺绣等。社火多在春节期间和特大喜庆日子演出。有舞台表演、地 静宁县 群众活动

摊子和由狮子、龙、高跷、旱船、高台组成的社火队三种表演形式。耍社火时，要“说仪程”，表演曲子戏、小曲、狮子、马社火、纸马、跑驴、小车、高台、龙灯、旱船、高跷和皮影等节目。 歌谣、谚语、民间故事十分丰富。《毛女子》、《月亮光光》、《催眠曲》、《吆老牛》、《花鸟鸟自由配成双》、《有吃有喝心里舒坦》等歌谣流传较为普遍。《十杯酒》、《四大节》、《十里墩》、《送干哥》等，曲调节奏奇特，在民歌中极为罕见。整理出的谚语约300条，涵盖了气象、节令、农事、思想、修养、社交、生活等方面内容。 剪纸是静宁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装饰艺术，每逢节日(主要是春节)或有喜庆事时，妇女用彩纸剪成各种花、鸟、虫、鱼或人物，贴在窗格上(叫窗花)、门棂上、墙壁上(叫墙花)作为装饰。刺绣多在枕顶、袜跟、鞋头、兜肚上，其中“绣花枕头顶”是刺绣工艺中的精品。刺绣古雅艳丽，保留着独特的民族艺术风趣，绣工细而不滞，图案线条奔放自如，确为雅俗共赏之珍品。

3.农耕习俗

静宁，以农耕为主，也兼营养殖、林业、园艺和家庭手工业。甘肃小镇的民俗风情，因之，静宁民众的生产习俗，是和这些生产门类的发展过程有着密切关系的。农谚云：“九九尽，开耕种”。古历正月下旬或二月初，川地、山地、塬地大都解冻，春田按时序开始播种。春播的夏田作物有麦类：小麦、大麦、青稞、旱稻;豆类：麻、白豌豆、扁豆、蚕豆、回回豆;油类：胡麻。春播的秋田作物有：高粱、玉米、糜子、谷子、洋芋、莜麦、荞麦(苦麦)。春播的饲料作物有：苜蓿、燕麦、草秫秫等。 动农 开始播种的第一天，称“动农”，即开始动农活，亦称“动龙”。因二月为“龙抬头月”，龙为水神，庄稼丰收，需要龙神泽润，故在第一次开始播种时，要举行简单的“祭龙”仪式。全家人牵上耕牛，找上耧、耱、锨、枹子等劳动工具，背上种子，端上香火纸炮，酒茶来到地中心，首先架起耕牛，在地心耕一个大“田”字或一个大圆，象征粮囤。然后，全家跪在田字或圆中心，烧香化表，奠酒泼茶，顶礼膜拜祷龙神保佑，一年风调雨顺，获得丰收。祭祀结束，开始播种。农谚占候 农谚是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生产劳动经验，总结出来的关于农事生产的一整套科学规律，反映在个农事阶段。平凉农民的农谚十分丰富，他们借助这些口承下来的生产经验，指导完成一年的生产。

在这个小村里也出过不少名人哦，由于甘肃小镇的民俗风情干净淳朴，李白，李世民等著名人物都是从这个充满淳朴风情的静宁小镇出来的哦，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

推荐甘肃职工新变化心得体会总结五

莫高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近代以来又发现了藏经洞，内有5万多件古代文物，由此衍生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但在近代，莫高窟受到骗取、盗窃，文物大量流失，其宝藏遭到严重破坏。1961年，莫高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四大石窟还有：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和麦积山石窟。

编辑本段【沿革概述】

莫高窟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前临宕泉河，面向东，南北长1680米，高50米。洞窟分布高低错落、鳞次栉比，上、下最多有五层。它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僔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在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归义军占领，但造像活动未受太大影响。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元朝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莫高窟也停止了兴建并逐渐湮没于世人的视野中。直到清康熙四十年(1720xx年)后，这里才重新为人注意。近代，人们通常称其为“千佛洞”。

莫高窟现存北魏至元的洞窟735个，分为南北两区。南区是莫高窟的主体，为僧侣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有487个洞窟，均有壁画或塑像。北区有248个洞窟，其中只有5个存在壁画或塑像，而其它的都是僧侣修行、居住和亡后掩埋场所，有土炕、灶炕、烟道、壁龛、台灯等生活设施。两区共计492个洞窟存在壁画和塑像，有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唐宋木构崖檐5个，以及数千块莲花柱石、铺地花砖等。

编辑本段【艺术特色】

莫高窟是一座融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以壁画为主、塑像为辅的大型石窟寺。它的石窟形制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中心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涅磐窟等。各窟大小相差甚远，最大的第16窟达268平方米，最小的第37窟高不盈尺。窟外原有木造殿宇，并有走廊、栈道等相连，现多已不存。

莫高窟壁画绘于洞窟的四壁、窟顶和佛龛内，内容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此外还有很多表现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画作。这些画有的雄浑宽广，有的鲜艳瑰丽，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特色。中国五代以前的画作已大都散失，莫高窟壁画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为研究中国古代风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形象和图样。据计算，这些壁画若按2米高排列，可排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

莫高窟所处山崖的土质较松软，并不适合制作石雕，所以莫高窟的造像除四座大佛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均为木骨泥塑。塑像都为佛教的神佛人物，排列有单身像和群像等多种组合，群像一般以佛居中，两侧侍立弟子、菩萨等，少则3身，多则达11身。彩塑形式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这些塑像精巧逼真、想象力丰富、造诣极高，而且与壁画相融映衬，相得益彰。

它是一个九层的遮檐，也叫“北大像”，正处在崖窟的中段，与崖顶等高，巍峨壮观。其木构为土红色，檐牙高啄，外观轮廓错落有致，檐角系铃，随风作响。其间有弥勒佛坐像，高35.6米，由石胎泥塑彩绘而成，是中国国内仅次于乐山大佛和荣县大佛的第三大坐佛。容纳大佛的空间下部大而上部小，平面呈方形。楼外开两条通道，既可供就近观赏大佛，又是大佛头部和腰部的光线来源。这座窟檐在唐文德元年(888年)以前就已存在，当时为5层，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和清代都进行了重建，并改为4层。1935年再次重修，形成现在的9层造型。

莫高窟的壁画上，处处可见漫天飞舞的美丽飞天——敦煌市的城雕也是一个反弹琵琶的飞天仙女的形象。飞天是侍奉佛陀和帝释天的神，能歌善舞。墙壁之上，飞天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宇宙中飘舞，有的手捧莲蕾，直冲云霄;有的从空中俯冲下来，势若流星;有的穿过重楼高阁，宛如游龙;有的则随风漫卷，悠然自得。画家用那特有的蜿蜒曲折的长线、舒展和谐的意趣，呈献给人们一个优美而空灵的想象世界。

艳丽的色彩，飞动的线条，在这些西北的画师对理想天国热烈和动情的描绘里，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他们在大漠荒原上纵骑狂奔的不竭激情，或许正是这种激情，才孕育出壁画中那样张扬的想象力量吧!

编辑本段【风格演变】

莫高窟现存有壁画和雕塑的492个石窟，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西夏和元。

开凿于北朝时期的洞窟共有36个，其中年代最早的第268窟、第272窟、第275窟可能建于北凉时期。窟形主要是禅窟、中心塔柱窟和殿堂窟，彩塑有圆塑和影塑两种，壁画内容有佛像、佛经故事、神怪、供养人等。这一时期的影塑以飞天、供养菩萨和千佛为主，圆塑最初多为一佛二菩萨组合，后来又加上了二弟子。塑像人物体态健硕，神情端庄宁静，风格朴实厚重。壁画前期多以土红色为底色，再以青绿褚白等颜色敷彩，色调热烈浓重，线条纯朴浑厚，人物形象挺拔，有西域佛教的特色。西魏以后，底色多为白色，色调趋于雅致，风格洒脱，具有中原的风貌。典型洞窟有第249窟、第259窟、第285窟、第428窟等。如第243石窟北魏时代的释家牟尼塑像，巍然端坐，身上斜披印度袈裟，头顶扎扁圆形发髻，保留着犍陀罗样式。

隋唐是莫高窟发展的全盛时期，现存洞窟有300多个。禅窟和中心塔柱窟在这一时期逐渐消失，而同时大量出现的是殿堂窟、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等形式，其中殿堂窟的数量最多。塑像都为圆塑，造型浓丽丰满，风格更加中原化，并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高大塑像。群像组合多为七尊或者九尊，隋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四菩萨，唐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和二天王，有的还再加上二力士。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壁画题材丰富、场面宏伟、色彩瑰丽，美术技巧达到空前的水平。如中唐时期制作的第79窟胁侍菩萨像中的样式。上身裸露，作半跪坐式。头上合拢的两片螺圆发髻，是唐代平民的发式。脸庞、肢体的肌肉圆润，施以粉彩，肤色白净，表情随和温存。虽然眉宇间仍点了一颗印度式红痔，却更像生活中的真人。还有在第159窟中，也是胁侍菩萨。一位上身赤裸，斜结璎珞，右手抬起，左手下垂，头微向右倾，上身有些左倾，胯部又向右突，动作协调，既保持平衡，又显露出女性化的优美身段。另外一位菩萨全身著衣，内外几层表现清楚，把身体结构显露得清晰可辨。衣褶线条流利，色彩艳丽绚烂，配置协调，身材修长，比例恰当，使人觉得这是两尊有生命力的“活像”。

五代和宋时期的洞窟现存有100多个，多为改建、重绘的前朝窟室，形制主要是佛坛窟和殿堂窟。从晚唐到五代，统治敦煌的张氏和曹氏家族均崇信佛教，为莫高窟出资甚多，因此供养人画像在这个阶段大量出现并且内容也很丰富。塑像和壁画都沿袭了晚唐的风格，但愈到后期，其形式就愈显公式化，美术技法水平也有所降低。这一时期的典型洞窟有第61窟和第98窟等，其中第61窟的地图《五台山图》是莫高窟最大的壁画，高5米，长13.5米，绘出了山西五台山周边的山川形胜、城池寺院、亭台楼阁等，堪称恢宏壮观。

莫高窟现存西夏和元代的洞窟有85个。西夏修窟77个，多为改造和修缮的前朝洞窟，洞窟形制和壁画雕塑基本都沿袭了前朝的风格。一些西夏中期的洞窟出现回鹘王的形象，可能与回鹘人有关。而到了西夏晚期，壁画中又出现了西藏密宗的内容。元代洞窟只有8个，全部是新开凿的，出现了方形窟中设圆形佛坛的形制，壁画和雕塑基本上都和西藏密宗有关。典型洞窟有第3窟、第61窟和第465窟等。

藏经洞

1920xx年，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为了将已被遗弃许久的部分洞窟改建为道观，而进行大规模的清扫。当他在为第16窟(现编号)清除淤沙时，偶然发现了北侧甬道壁上的一个小门，打开后，出现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现编号为第17窟)，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

藏经洞藏经洞的内壁绘菩提树、比丘尼等图像，中有一座禅床式低坛，上塑一位高僧洪辨的坐相，另有一通石碑，似未完工。从洞中出土的文书来看，最晚的写于北宋年间，且不见西夏文字，因此可推断藏经洞是公元11世纪时，莫高窟的僧人们为躲避西夏军队，在准备逃难时所封闭的。

莫高窟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发现，其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少量为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等。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这些对研究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并由此形成了一门以研究藏经洞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的学科——敦煌学。

破坏情况

莫高窟在元代以后已很少为人所知，几百年里基本保存了原貌。但自藏经洞被发现后，旋即吸引来许多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他们以极低廉的价格从王圆箓处获得了大量珍贵典籍和壁画，运出中国或散落民间，严重破坏了莫高窟和敦煌艺术的完整性。

1920xx年，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古旅行时，沿着罗布泊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了敦煌。当听说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后，他找到王圆箓，表示愿意帮助兴修道观，取得了王的信任。于是斯坦因就被允许进入藏经洞拣选文书，他最终只用了200两银两，便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带走。1920xx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又以500两银两向王圆箓购得了570段敦煌文献。这些藏品大都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现拥有与敦煌相关的藏品约1.37万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但近年来由于该馆对中国文物的保护不力甚至遭致失窃，因而受到不少指责。

1920xx年，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发现古代写本后，立即从迪化赶到敦煌。他在洞中拣选了三星期，最终以600两银两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菁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

1920xx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学者出示了几本敦煌珍本，这立即引起学界的注意。他们向清朝学部上书，要求甘肃和敦煌地方政府马上清点藏经洞文献，并运送进京。清廷指定由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押运。但在清点前，王圆箓便已将一部分文物藏了起来，押运沿途也散失了不少，到了北京后，何彦升和他的亲友们又自己攫取了一些。于是，1920xx年发现的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献，最终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师图书馆，现均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对于流失在中国民间的敦煌文献，有一部分后来被收藏者转卖给了日本藏家，也有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但更多的已难以查找。王圆箓藏匿起来的写本，除了卖给斯坦因一部分以外，其他的也都在1920xx年和1920xx年卖给了日本的探险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1920xx年，俄罗斯佛学家奥尔登堡对已经搬空的藏经洞进行了挖掘，又获得了一万多件文物碎片，目前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近代，除了藏经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目前所有唐宋时期的壁画均已不在敦煌。伯希和与1920xx年到来的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王圆箓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坏了不少壁画。1920xx年，莫高窟曾一度关押了数百名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在洞窟中烟熏火燎，破坏不小。1940年代，张大千在此描摹壁画时，发现部分壁画有内外两层，他便揭去外层以观赏内层，这种做法后来引发了争议，直到现在依然争论不休。

编辑本段【历史现状】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一度颇为繁华，周边石窟寺亦颇多。除了莫高窟，还有西千佛洞、榆林窟及东千佛洞等，共同组成了敦煌石窟群，其中西千佛洞和东千佛洞通常被看作是莫高窟和榆林窟的分支。西千佛洞位于莫高窟西南30余公里的党河北岸崖壁上，呈东西向排列，全长2.5公里，现存北魏、北周、隋、唐、五代、西夏、元的洞窟22个、壁画约800平方米、彩塑34身，它的洞窟形制、塑像和壁画的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均与莫高窟十分相似，但由于历史上的保护不周，目前残损坍塌较甚。

虽然早在20世纪初就有罗振玉、王国维、刘半农等人在北京、伦敦、巴黎等各地收集、抄录敦煌文献，但对莫高窟的真正保护开始于1940年代。1941年至1943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对洞窟进行了断代、编号和壁画描摹。1943年，国民政府将莫高窟收归国有，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常书鸿任所长，对敦煌诸石窟进行系统性的保护、修复和研究工作。1950年，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依然由常书鸿主持，到1966年以前，已加固了约400个洞窟，抢修了5座唐宋木构窟檐，并将周边10余平方公里划定为保护范围。1984年，中国政府进一步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充实了科技力量，开展治沙工程，积极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其他技术来加强保护工作。由于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对壁画会产生潜在性的破坏，近年造访莫高窟人数增加，因此对日常参观人数应该加以限制。

莫高窟堪称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

编辑本段【屈辱简史】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20xx年)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此后莫高窟更为引人注目。

1907、1920xx年英国的斯坦因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

1920xx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

1920xx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

1920xx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弄走约600件经卷。

1920xx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

1920xx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

他们都以少量的银元，带走了大量的中国的灿烂文化。

注：

王道士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20xx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920xx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20xx年，斯坦因到来，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后来连醉心于壁画的张大千也加入了破坏的行列。1920xx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

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20xx年斯但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敦煌千古事，苦乐谁心知?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

我们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王圆箓，他在那个时代其实真的很平凡。或许只有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藏经洞前聚满了游人，在黑暗的洞中回响着各种不同国籍的声音，我随着匆匆人流，对王圆箓投去深情的一瞥。

去敦煌之前，我就有个心愿要找到余秋雨所说的“道士塔”。我问导游：王圆箓葬在何处?他说在莫高窟售票处前面。我从洞窟中一路下来，果然看到了一座淡黄色的塔伫立在莫高窟陈列馆前。在我所驻留的数分钟内，我没有看到还有其他人在注意到它。细细看了一下塔上的文字，原来是王的徒子徒孙们用来纪念王圆箓的，墓志上记录了他的功德。他们建造了莫高窟众多塔中最大最高的一座，将一个道士以及他的所有功过归还给了大地。

关于王圆箓我说了许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应该向他致敬，也向我心中最大和最迷人的文化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