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老区精神事迹心得体会 革命老区精神感悟(五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心得体会，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最新革命老区精神事迹心得体会一

朱德的扁担

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会师。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

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十分难走。但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

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二

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大全——黄继光

黄继光(1930～1952)，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农历1930年11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一个山村，他自幼家境极为贫寒，六七岁时父亲因受地主欺压，病恨交加而死。黄继光从小就给地主扛长工、割草放牛。1949年冬，家乡解放，村里组织起农会，黄继光不但成为农会第一批会员，用心斗争地主，还当上了村里的民兵。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国内停止复员并超多征兵。1951年3月，中江县征集志愿军新兵时，黄继光在村里第一个报了名。体检时，他因身材较矮开始未被选中。来征兵的营长却被黄继光参军的热情所感动，同意破格录取。

到朝鲜前线后，黄继光被分配到第十五军第一三五团二营六连任通讯员。1952年4月，部队到五圣山前沿阵地接防，本想杀敌立功的黄继光却被分配到了连队后勤。经过副指导员细致的思想工作，黄继光明白了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样样工作都干得很出色。1952年7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经上级批准，他荣立三等功一次。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开始。10月19日夜，黄继光所在的二营奉命反击占领597。9高地表面阵地之敌。当攻击部队受阻、伤亡较大时，已任营通讯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主动请战，消灭敌人火力点。在战友负伤牺牲、自我所携弹药用光的状况下，黄继光毅然用自我的身躯堵住了敌人枪眼，为冲锋部队的胜利开辟了通路，牺牲时年仅22岁。

黄继光的英雄壮举，获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最高荣誉——他被志愿军领导机关追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级英雄”称号(另一特级英雄是杨根思);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黄继光最后长眠于沈阳市北陵烈士陵园。

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三

《抗日小英雄王朴》。

王朴生于1929年，牺牲于1943年，河北省完县人。他生长的太行山石岭下的河北省完县野场村，11岁时被大家推选为儿童团团长，牺牲时只有14岁。王朴诞生在村里一户贫苦农民的家庭里。在他开始懂事的时候，日本强盗发动了“七七”芦沟桥事变，侵占华北，战争的火焰烧到了他的家乡太行山。日寇烧杀抢掠的凶残行为，在王朴幼小的心灵燃起民族仇恨的烈火。

有一次，野场村的乡亲们全被日寇赶到村子里，王朴也是其中一个，日寇拿着一份由汉奸金珠子提拱的村干部和抗日军属名单，叫汉奸翻译把他们一个一个拉出来，然后狗汉奸龇牙咧嘴地问王朴：“你就是野场村的儿童团团长王朴吧?”。王朴理都不理这个狗汉奸。“你必须明白八路军的东西藏在那里，说出来就放你回家。”“不明白!就是明白也不会告诉你鬼子和狗汉奸!”王朴面不该色得回答。日寇猛地抽出了东洋指挥刀，指着王朴的胸口，狂叫道：“你的小八路，快快的说，你不说死了死了的!”王朴应对日本鬼子强盗的刺刀，想起了“五不誓言”，想起了张喜子和秀大伯，更想起了自我领着儿童团团员宣言的誓言“头可断，血可流，秘密不可泄!”于是把牙一咬，昂首挺胸，应对死亡，毫不畏惧。就这样，王朴英勇的为自我的祖国献出年轻的生命。

最新革命老区精神事迹心得体会二

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切实转变办公室党员干部工作作风、提升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和执行力，激发担当作为，凝聚打赢脱贫攻坚战强大正能量。根据《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在全县开展“强化担当作为、深化效能革命”活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卢办〔2017〕43号）精神，经办公室研究，决定集中开展“强化担当作为、深化效能革命”活动，现结合实际，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转变工作作风、改进服务质量、提高办事效率为重点，认真解决影响和妨碍发展环境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激发党员干部干事担当、履职作为，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经济社会转型提升跨越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通过开展“强化担当作为、深化效能革命”活动，着力解决办公室全体党员干部存在的“五个突出问题”和6月29日市委书记刘南昌在全市领导干部党课暨警示教育大会上指出的效能低下的九种表现，切实达到作风更实、效能更高的目标要求。

（一）解决理想信念缺失、政令不畅的问题，进一步增强党性观念。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不懈地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提高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自觉性，切实推动中央、省委、市委重大决策部署和县委指出的工作要求落地生根。要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扎实做好县委部署的各项工作，奋力推进“九大行动”，全面落实“脱贫攻坚决战年、项目推进突破年、城镇建设提速年、民生改善实效年、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年”工作任务，开创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二）解决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的问题，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大力开展宗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建立健全联系群众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和民主听证制度，完善民主评议、民主测评制度，为群众表达意愿、参与重大决策提供平台。

（三）解决工作消极懈怠、庸碌无为的问题，进一步激励担当作为。把激励担当作为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统一起来，把惩戒问责与保护激励统一起来，铁腕整治不担当、不作为问题，旗帜鲜明地保护作风正派、敢作敢为的干部，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通过合理容错，保护好想干事、敢创新的干部，营造宽容失败、鼓励创新的环境。

（四）解决为政不廉、假公济私的问题，进一步促进勤政廉政。严格遵守“六项纪律”和中央八项规定，牢固树立“两个务必”和长期过紧日子的思想，自觉抵制不正之风。

三、方法步骤

活动自2017年8月中旬开始，至12月底结束。2018年元月起进入常态化。

（一）动员部署阶段（8月6日—8月30日）。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活动的开展，制定活动的实施方案，成立政府办“强化担当作为、深化效能革命”活动领导小组。

（二）集中治理整改阶段（9月19日—10月30日）。（1）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整改方案的落实工作；（2）9月上旬，办公室主要负责同志主持召开会议，听取各科室整改落实情况汇报，研究解决存在问题；（3）10月份，开展整改落实情况集中专题检查，确保问题整改到位；（4）10月底前，将整改落实情况报领导小组进行汇总。

（三）持续整改、建章立制阶段（11月1日—2017年底）。坚持把整改具体问题与加强制度建设紧密结合，在做好集中治理的同时，针对共性问题研究制定基础性、长期性的政策措施，扎实推进“强化担当作为、深化效能革命”活动的顺利开展。

（一）提高政治站位。全体党员干部要充分认识开展“强化担当作为、深化效能革命”活动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要结合实际深入调研，找准整治“标靶”，确保活动有序推进、按时高质完成。

（二）加强教育管理。要把加强党员干部的日常教育摆在重要位置，引导党员干部充分认识、抖擞精神，主动作为、敢于担当，积极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要强化监督管理，把功夫用在平时，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既注重结果控制，更注重过程控制，对党员干部不想作为、不愿担当的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教育、早纠正，防止小毛病酿成大错误，防患于未然。

（三）完善工作机制。要把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作为自查整改的重要内容，对发现的问题优先查办。

（四）持续深入推进。要把开展“强化担当作为、深化效能革命”活动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做到事要解决、人要处理、整改到位。要以最坚决的态度、最务实的作风、最有效的措施抓治理，敢于较真、敢于碰硬，加快节奏、提高效率，促进广大党员干部真正做到为官有为、为政善为，恪尽职守、敢于担当，确保高质量、高标准推进活动顺利开展。

最新革命老区精神事迹心得体会三

欢迎各位来宾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参观。这里原系民国7年(公元1920xx年)芬兰牧士建的天主堂，3栋共15间木结构平房，四周有砖墙环护。1934年11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一举解放大庸县城，于26日成立临时省委，12月1日在天主堂内成立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领导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31个县的反围剿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封建势力，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为缅怀先烈功绩，弘扬革命精神，中共张家界市永定区委和区政府于91年夏发动募捐修复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旧址，并新建纪念馆，于1993年12月26日落成开馆。

纪念馆占地面积28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东头是三堵矮墙围着的一栋木平房，三间小屋曾住过任弼时、贺龙、萧克，黑漆桌上的桐油灯作证，一代英杰曾在这里彻夜运筹。西头是可容纳200余人的省委礼堂，当时省委扩大会和省直各部门的会议均在此召开，现已辟为将军馆，166位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留下英雄足迹的新中国将帅的照片挂满墙壁。纪念馆大门左右，一字排开11间办公室，当年3大机关13个直属部门均在此办公。庭院正中是根据我国著名雕塑家潘鹤的作品《艰苦岁月》凿制而成的一尊双人石像，小红军抱着高过头顶的步枪，依偎在横吹短笛的老红军膝头，似在入神地倾听。雕像后面是纪念馆主楼，内设三个展室，陈列着223幅大型图片和100多件革命文物，再现了根据地的光辉斗争史，反映了根据地军民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和高尚情操。萧克将军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

第一部分 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的初创

193年11月，由于王明“左”倾路线错误和敌人的大举进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红三军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不得不转战鄂川边。

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听湖北咸丰大村召开会议，决定“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此后，红三军在湘鄂川黔边转战，寻找立足点。

1934年5月，红三军西渡乌江，进入贵州。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贵州沿河枫香溪召开会议，决定在黔东创建根据地。7月21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黔东根据地的建立，为红二、六军团会师和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第二部分 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的全面形成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经过艰苦转战，进入黔东，24日，与红三军在印江木利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团联合行动，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与建立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决定发动湘西攻势。

1934年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从四川南腰出发，向湘西挺进。11月7日，攻克永顺县城，湘敌何键急令湘西军阀陈渠珍派兵堵剿，陈纠集三个旅，约一万人的兵力向永顺扑来。红军决定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主动放弃永顺县城，退至城北90里的十万坪地区设伏。16日黄昏，尾追之敌进入伏击圈，我军奋起痛击，歼、俘敌3000余人。我军乘胜追击，24日占领大庸、桑植。12月7日，进击沅陵，17日包围常德，攻下桃源。

由于湘西攻势的胜利，促进了新区工作的发展，红二、六军团控制了永顺、大庸、桑植的大部和龙山、保靖、桃源、慈利、常德等县的一部，并占有大庸、桑植、永顺等县城，开辟了湘鄂川黔边根据地。

第三部分 根据地省委的成立并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

1934年11月26日，奉中共中央电示，在大庸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任弼时为省委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萧克及张子意、刘士杰(后叛变)、周玉珠为省委委员，同时成立省军区，贺龙为军区司令员，任弼时为政委。还成立了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为主席，夏曦、朱长清为副主席。至此，以大庸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苏区省委成立之后，即着手领导开展建党建政、土地革命和扩红等项工作，同时还进行了必要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推动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第四部分 反围剿的激烈战斗

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红军的主动出击，给国民党政府造成了新的威胁，蒋介石惊恐万分，下令调集湘鄂两省的军队，集中了11个师又4个旅，共40多个团，约11万人的兵力，编成6个纵队，在地方保安团的配合下，对根据地发动“围剿”。

针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我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严阵以待。1935年1月，敌军向根据地进攻，我红军主力班师大庸休整。2月上旬，红军在慈利设防正面阻击郭汝栋纵队失利，在大庸被李觉部乘机侵占。红军回师在大庸后坪鸡公垭设伏再打李觉部纵队失利，郭汝栋纵队乘机占领桑植。两个月的反“围剿”作战，由于对指示的“实行运动战，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的作战方针理解不深，而是从正面迎击敌人，以至一再受挫，根据地不断缩小，红军处境日益困难，二、六军团领导决定向北转移。4月12日，红军从塔卧、龙家寨向北撤退。这时，鄂军第五十八师第一七二旅进驻陈家河与我军遭遇，该敌贪功冒进，孤军深入，红军抓住战机，于14日予以全歼。敌师部和第一七上旅慌忙逃窜。次日红军又在桃子溪地区，将南逃之敌第五十八师师部和第一七四旅全歼，乘胜收复了桑植县城。红二、六军团因形势二转，决定放弃北撤计划，仍留原地坚持斗争。4月下旬红军主力东进，攻占江垭，红军主力又西云湖北，在咸丰忠堡歼敌第四十一师，活捉敌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8月3日，红军设伏于板栗园歼敌八十五师师部和两个团，击毙敌师长谢彬。8月8日在芭蕉坨一举击溃陶广纵队10个团。至此，湘鄂敌军被迫转入防御，敌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遂以失败告终。8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主动出击，先后占领石门、澧州、津市、临澧等县城，根据地和红军进一步扩大。1935年9月，湘鄂川黔根据地中心区域和游击区已扩大到东至洞庭湖西岸，西至四川酉阳，西北至湖北咸丰、恩施，南至沅陵，北至鹤峰，加上黔东和鄂川边两个游击区，人口约200万。红二、六军团发展到4个师12个团，约2万人。

第五部分 胜利实现战略转移

我红二、六军团的节节胜利，宣告了蒋介石利用湘鄂两省敌军“围剿”红军的计划已经失败。蒋介石气急败坏，以更加狠毒的手段布置新的“围剿”，于1935年10月8日，下令成立宜昌行辕，派陈诚任行辕参谋长，代行他的职权，以便统一指挥。宜昌行辕所辖兵力，达22个师又5个旅，130个团，20余万人，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30万之众。

当时，我红二、六军团主力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是总兵力也只有两万多人。在敌我力量相当悬殊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退出根据地，采取声东击西战术，直插湘中，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后，再转移至敌人力量较薄弱的湘黔边，争取在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分别在桑植刘家坪和瑞塔铺举行了红军突围誓师大会，除留湘鄂川黔特委和红十八师坚持根据地的斗争，牵制敌人之外，主力部队于当晚开始了突围行动。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战，我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1月进入贵州。留守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湘鄂川黔特委和红十八师，经过浴血奋战，完成了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后，也突破重围，于1月9日到贵州江口与六军团主力会合。一月下旬，二、六军主力继续西征，二月初，占领了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从此，结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史。

第六部分 先烈们的丰碑永存

在创建、发展、扞卫根据地和突围转战斗争中，我红二、六军团指战员舍生忘死，前仆后继与敌人浴血奋战，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红军撤离根据地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对革命力量进行疯狂镇压。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我革命干部、群众英勇顽强、宁死不屈，表现出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贞，其英名永垂青史，风范长励后人。牺牲在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的部队团级、地方县级的干部烈士就有53名，这就是他们的英名录(介绍图片)。

第七部分 老区大庸在中央领导和革命前辈关怀下的巨大变化

60多年过去了，昔日苏区省府大庸，自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全会以来，旧貌换新颜，尤其是开发旅游，张家界奇山异水大放光彩，使这里发展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央领导频频莅临视察，革命前辈纷纷故地重游，表达了对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无限深情和建设事业的密切关注。

最新革命老区精神事迹心得体会四

托克维尔，一个伟大的政治学家、 历史学家，虽出身贵族，但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虽无生活在法国大革命那激情似火的年代，却目睹着法国政局的风云突变，旧王朝的复辟，革命的云诡波橘令他不知所措。路易·波拿巴的1851年12月政变和第二帝国专制政府的建立令他悲观失望，迫使他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这部著作浸透着他对拿破仑第三专制制度的仇恨，热情歌颂了代表法国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本书用比较研究的史学方法，为我们剖析了那风云激荡的大革命岁月，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系统分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亲缘关系，其中亦颇多创见，诸多新颖观点亦给人良多启示，令人深思回味。

革命与法国大革命

革命，什么是革命?19世纪的《利特雷辞典》说:“革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政府的突然地猛烈地变化”，20世纪的《罗贝尔辞典》说:“革命是在社会和道德领域中的突然地猛烈地变化”。可以说不同时期对“革命”的解释不同，如今“革命”一词的不断滥用，让我们很难准确理解“革命”一词的真正的精确含义。从广义上讲，革命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变的飞跃。从狭义上讲，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显然，狭义的“革命”含义更能有助于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的理解，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这样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正确理解革命，他于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候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①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上层建筑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而革命就是要摧毁旧制度旧社会;托克维尔也曾说:“法国大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②“真正的革命不仅意味者破坏现有的国家机器，而且还是一种对社会组织结构的破坏，并破坏设置这种组织结构的各项原则。”③无疑，法国大革命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政变或政府更替，他是一场真正的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始末始终贯穿着复杂的社会阶级斗争，其中特殊的表现为第三等级(包括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反对特权阶级(教士和贵族)的斗争，“阶级斗争之父”基佐首次提出阶级斗争的观点，其也试图用这种观点解释历史，解释法国大革命，他说:“第三等级在法国曾起了巨大的作用···。从社会的角度和从他同国内存在的不同阶级的关系来看，被称为第三等级的那个阶级在逐渐扩大提

高，而首先是有力的改变了、随后又超出了、最终是吞并了所有其他阶级”，马

克思很好的吸收并发展了阶级斗争这一理论，马克思认为: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了解完大革命前那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的矛盾已日趋紧张，专制王朝和特权等级处处侵犯第三等级(包括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改革乃至革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专制王朝依然顽固的维持着旧制度而未能有所改变，革命喷薄欲出。而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这样的革命，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产物，并最终由第三等级成功的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了特权等级、打破了封建旧制度的一场革命。

大革命与中央集权制

当我们满心欢喜的认为大革命摧毁了一切封建的旧制度，重新树立了一种全

新的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的统治秩序时，托克维尔并不这样认为，他说:“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而不是像人们所说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①这句话无疑具有爆炸性的力量，颠覆了人们形成的传统观念，我们不禁也会思考: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嘛?托克维尔坚持认为:“中央集权制不仅是旧制度的产物，而且进一步说，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惟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②他还说:“大革命最初的努力摧毁了君主制度这个庞大的体制，但他又于1800年重新恢复。人们常说，这是在国家行政问题上的1789年那些原则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胜利，其实恰恰相反，取胜的是旧制度的那些原则，它们当时全都恢复实施，而且固定下来。”③他甚至这样断言道:“倘若中央集权制在大革命中没有灭亡，那就意味着中央集权制本身就是革命的开端和标志。”④这种表述和论断也正好印证了他认为的历史是具有延续性的思想，诚然这种历史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把法国革命前后的中央集权制作为这种连续性的证明却是缺乏分析的，他模糊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央集权制的阶级实质的差别。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有论述道:“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封建领主的特权，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专制以及各省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阻碍了它的发展。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都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这座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⑤马克思的这段论述精辟的分析了中央集权制的起源与作用，并同时说明大革命以后的中央集权制这一上层建筑并非是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制，他是

在封建的欧洲反法同盟与近代法国几次战争中产生的第一帝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再根据马克思有关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不同时期的中央集权制，我们发现这其中有巨大的差异: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制代表的是封建贵族的利益;大革命中的中央集权制--雅各宾派代表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拿破仑的中央集权制则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三个历史时期虽都是中央集权制，却有着不同的阶级实质，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政体未变，国体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封建

的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如果说历史是延续的，那么我们只能说，法国

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并一直有这种传统，以后的法国正是继承了这一种传统，而非继承了一成不变的中央集权制这一旧体制。

大革命与

托克维尔在第三篇第二章论非运动对大革命的影响时，认为“法国正在发生一件迄今未见事情”，“在法国，人们怀着一股怒火攻击 ，而未试图以另一种宗教取而代之”。①同时，但他也认为“在法国，教会并没有比在其他国家更应受到攻击的理由;相反，教会中混进的罪恶与流弊比大部分天主教国家较少;于过去相比，与其他民族相比，法国的教会要宽容的多。”那么，18世纪的法国人民何以对如此宽容的有如此巨大仇恨，力图要将曾充斥自己灵魂的信仰扫除掉呢?对此，托克维尔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见解，他认为解释这种现象必须在社会状况而不是在宗教状况中去寻找这一现象的特殊原因，应该说，燃气人们冲天怒火的与其说是宗教教义，不如说是政治制度，“之所以激起这样强烈的仇恨，并不是因为他是一种宗教，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因为教士们要自命来治理来世的事务，而是因为他们是尘世的地主、领主、十一税征收者、行政官吏;并非因为教会不能在行将建立的新社会占有位置，而是因为教会在即将被粉碎的旧社会中占据了最高特权、最有优势的地位。”②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教会是国家机构的基础与模型，因此，要推翻旧制度和旧的国家机构，就必须摧毁教会机构。正因为如此，教会才成了革命的目标，也正如托克维尔所认为的那样: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而并非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是为了摧毁宗教信仰的权威。

大革命与农民

法国农民属于第三等级，属于被统治阶级，承担国家的各种赋税和税收义务，法国大革命前夕，与资产阶级等共同构成第三等级，成为反封建的主要力量。但是，一个这样的事实不容忽视，在18世纪的欧洲，法国农民的负担并不是最沉重的，相较于18世纪的德意志，那里没有一处是彻底废除了农奴制，大部分地方的人民仍牢牢的束缚在封建领地上，而在法国，早已不存在这种现象，农民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产品，农奴制在绝大部分地区已经绝迹，农民已成为土地的所有者，托克维尔认为，在大革命之前，地产的划分已经开始(而非始自于大革命)，

在此之前，法国农村已经存在大量的小地产主，那么大革命为何首先爆发于法国而非其他欧洲国家，或者说，“为什么革命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的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①对此，托克维尔认为，“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成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使法国农民已完全摆脱了领主的通知”，②农民反对封建制度的原因竟出自于使自己封建义务相对变轻的制度本身，这样一个悖论好像不会发生，但却实实在在在法国出现了，从托克维尔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假如农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那么他们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便会无动于衷;如果法国农民仍然受领主统治，那么他们便会觉得封建权利并非不能忍受，所以，鉴于此，法国农民对自己所承担的义务将会非常敏感，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心中的怨恨必然越积越深，“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更令人厌恶百倍”。③

总而言之，本书是一本颇具价值的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专著，没有一般法国大革命史著作的艰涩难懂，激情的笔触、清晰的思路、详尽的描述使每一个读者都能深深融入那似火的革命岁月，读来使人受益良多。

最新革命老区精神事迹心得体会五

“红船精神”就是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之所以“红船精神”是我们党革命精神之源，这是因为“红船精神”是我们党革命精神的诞生起点、实践开篇、动力源泉。

一、“红船精神”是定义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诞生起点

回顾我们党九十多年历程，伴随其所形成的一系列革命精神，既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特性，又无论从定义解释还是从渊源关系看，更加清楚地感到，“红船精神”是定义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诞生起点。

从定义解释看。《辞海》对“革命”作出如下定义：广义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的飞跃”;狭义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这里所指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指一种狭义革命而产生的精神，即：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逐步积累和形成的思想结晶，是共产党人精神境界、精神风貌、精神力量的集中写照。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诞生源于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创新，它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走过的每一个阶段，都形成了能代表时代现实的一种又一种独特精神。而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红船精神”，无论从定义解释看，还是从时间上来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产生最早的革命精神。

从定义要素看。根据定义，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形成需要两个要素。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形成的主体要素。这告诉我们，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实践而产生的精神属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其次，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形成的基本要素。按照这两个要素来观察，1919年“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符合形成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基本要素;但“五四”运动并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所以，“五四”运动更多地表现为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仅仅具有革命精神形态，并不属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而“五四”运动后最有影响的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红船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这一开天辟地大事变所蕴含精神的形象概括，理所当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诞生起点。

从渊源关系看。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阶段的任务不同，革命者在各个革命实践活动中会有不同精神表现，因而在伟大革命历史进程中分别产生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等伟大中国革命精神。然而，这些革命精神产生又有其共同思想基础，就是中国共产党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为核心的“红船精神”。在红船上完成缔造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在“红船精神”指引下，沿着红船航向，走向了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并先后形成了“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这也非常具体地说明了“红船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这些革命精神之间存在的渊源关系，其中“红船精神”是这些革命精神之源，其它革命精神都可以在“红船精神”里找到源头;其它革命精神既与“红船精神”一脉相承，又是随着中国革命不断发展，是“红船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二、“红船精神”是形成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实践开篇

回首我们党发展史，“红船精神”不仅是我们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奠基的重要历史地位，是形成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实践开篇。

“红船精神”里包含着第一次提出中国革命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为标志，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条件，为开创中国革命的新篇章铺平了道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红船精神”，是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过程中迸发出来的。早期共产党人正是由于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支撑，并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创建了我们的党。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历史反复证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科学的理论也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群众运动相结合，才能转化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强大物质力量。

“红船精神”里包含着第一次提出中国革命要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入到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到了一个关节点，迫切需要一个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充当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最先进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在红船上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规定“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及其它剥削阶级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中国共产党一经出现，就自觉地担当起阶级重任和民族重任，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并伴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先后出现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

“红船精神”里包含着第一次提出中国革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地主阶级洋务派幻想用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来补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统治之天，资产阶级维新派幻想通过圣明贤达的皇帝进行多方面改良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资产阶级革命派给中国带来了民主共和制度，但随后的历史反复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始终走不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中国未来发展带来了新的选择，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后来的历史表明，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不能走笔直的发展道路，而必须先进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才能通过社会主义改造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然后，这一切认识的起点，都有源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所确定的根本方向：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三、“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发展的动力源泉

面向新征程，需要新精神。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奋斗的精神历程，追根溯源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动力源泉，那就是“红船精神”;面向新征程，同样需要依靠“红船精神”，让我们党革命精神不断延续与发展。

拥有首创精神，才能勇于开辟新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核心。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尤其认识到革命没有现成道路可走，没有现成模式可循，这就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探索解决，这也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以创新精神为自己开辟道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作为“红船精神”的核心始终贯穿于中国革命实践中，激励广大共产党员以“敢为人先”的气魄和胆识，沿着红船航向，根据实情，结合实际，勇探新路，不断成功走向了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由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面向新征程，拥有首创精神也是我们党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关键所在，也只有不断弘扬首创精神，才能我们思想不断解放、理论不断发展、实践不断创新，推进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拥有奋斗精神，才能不断赢得胜利。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红船精神”的灵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势力，革命任务艰巨而复杂，无数共产党员为什么能够抛头颅、洒热血，甚至奉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这因为他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坚信共产主义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美好事业。面对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曾经遭受多次挫折与失败，但凭着这种与生俱来的奋斗精神，一次又一次战胜困难，把革命从胜利引向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出现过多次挫折与失误，也是凭着这种奋斗精神，不断开拓创新，终于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支撑着无数革命先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面向新征程，同样离不开奋斗精神的正确引导与精神支撑。

拥有奉献精神，才能始终保持本质。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本质。党的一大会议最后在红船上通过的纲领，就明确提出了要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发动起来的思想。在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明确提出了“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立志于维护人民利益的政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宗旨，形成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使党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汲取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党正是同这一历史创造者建立起血肉相连、鱼水相依、亲密无间的关系，革命力量才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战胜一切貌似强大、欺压人民的反动势力，创建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面临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只有广大共产党员继续弘扬奉献精神，才能真正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有整个社会倡导奉献精神，才能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总之，“红船精神”作为我们党革命精神之源，一直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党站在历史的高度，走在时代的前列，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