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文化骨干集训心得体会实用 新闻舆论骨干集训(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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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舆论文化骨干集训心得体会实用一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19）03-0011-06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文化大革命”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文革”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通过改革，我们党带领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说实现了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的发展。这种“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3]（p797-798）这种变更最先在分配领域找到了突破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初，社会舆论异口同声，要求破除“铁饭碗”“大锅饭”“平均主义”。对于亿万农民兄弟来说，他们更是吃够了这种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苦头。他们深切感到，“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这是他们最为喜欢的生产经营方式。但是，这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是“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要“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即使“剩下全是自己的”也是按劳分配原则的体现。这也说明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并非改旗易帜。一旦因劳动生产率提高有了剩余，他们要通过“卖”加以处理。在当时城市副食品供应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必然有人来“买”，这样就必然形成“买卖关系”——买卖关系的总和叫市场。既然如此，工业品和劳务也必须具有商品性质。这样一来，改革就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农村，必然要发展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展开。改革在农村取得的初步成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从事商品生产的“专业户”和“个体户”，以市场为导向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诞生了一大批按市场机制运行的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中外合作的“三资”企业。这一切形成了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巨大力量。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有了这个转轨，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雏形，促进了各项事业的繁荣，使中国日益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改革的历史地位也由此凸显：这是我们党领导的一场新的革命。 三、全面深化的方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致奥托·冯·伯尼克[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01.

[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c].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

[3]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c].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70.

[4]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c].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

[5]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80-781.

[6][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74.

[7]周太和，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7.

[8]邓小平.政治上发扬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c].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5.

[9]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c].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66.

[10]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下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848.

[11]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84.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50.

[13]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97-798.

[1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c].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77.

[15]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c].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90.

[16]习近平.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義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c].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04-105.

有关舆论文化骨干集训心得体会实用二

论文关键词:孝道；家庭伦理观；个人主义；多元 文化；中庸；跨文化意识

论文摘要:通过分析李安的早期作品《喜宴》中反映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情节，剖析其潜在的文化背景因素，即 中国人的孝道、家庭伦理观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伦理观；中国相对传统保守的文化特征与西方多元开放的文化特征；以及在解决同性恋事实与传统中国式婚姻的矛盾时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的“中庸”处世 哲学。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观看反映中西方文化特征的影片是了解、学习不同民族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电影作为媒体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内容与符号，通过解读反映文化特征的电影，可使人们更为直观、形象地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在香港著名导演李安早期执导的家庭三部曲三部影片当中，反映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华人因中西方文化差异而产生矛盾冲突的经历与感受，本文选取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喜宴》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的矛盾冲突及体现出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影片的主要内容是:年届33岁尚未成婚的高伟同和美国人塞门同性相恋。高伟同的父亲有着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的家族观念。高伟同的一所旧屋，租住着一位从上海来美国的女孩郭威威。为了安抚催促高伟同成婚的高家双亲，伟同与威威假“结婚”。最后，伟同不得不向母亲说明事实真相以及自己与塞门同性恋的实情，高母大为震惊。病愈出院的高父跟塞门谈话，他与伟同关系早就被高父看穿了，但高父决定继续保守秘密。伟同和威威把要孩子的想法向塞门和盘托出，请求他答应做孩子的另一位“爸爸”。在机场，高家二老即将离开纽约时，伟同偕着妻子及塞门，目送二老相互扶持着走去。

复杂纠葛的情节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表面纷繁芜杂的现象有着背后深层的必然与文化原因。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剖析剧中反映出来的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内涵。

一、中国人的孝道、家庭伦理观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伦理观

自古以来，中国的孝文化就指导着中国人的思想准则和行为规范。儒家经典著作《孝经》所提出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尽孝成为历代中国人的思想准则。《孝经》中“人之行，莫大于孝”也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孝文化推崇以孝为本，倡导要格守父子、君臣、尊卑、长幼、上下之序。在家庭的单位中，孝道讲的是尊敬老人、孝敬老人，顺从他们的意志与思想是构建于血缘关系上的一种特殊的情感。根据文化学者朱永涛，孝的一层含义是顺从，即在行动上必须尊重服从父母的意志；另一层含义是保持家庭的连续性，子女必须按照祖辈的意志，将家族的姓氏、家业、荣誉等代代相传下去。中国人伦关系之间，“百善孝为先，孝为德之本”。孝文化具有两千多年的 历史，经历了数十个朝代，成为世代传承文化。由于各代人对它的认同，因而一直起到融合代际关系的作用。

在《喜宴》一片中，男主人公高伟同的父亲重病之时念念不忘的就是儿子的未婚和没抱上孙子这样的遗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传统中国 社会人人尽知的孝道信条。若让老父带着遗憾合眼，高伟同无疑就是不孝子孙了。所以在他的同性恋伴侣塞门的建议下，高伟同选择了假结婚。虽然假结婚绝非一个理想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但作为同性恋的高伟同采取这样一个缓兵之计也实在是出于无奈。其动机是好的:安抚重病中的老父，满足双亲的愿望，顺从父母的意志， 实践中国人的孝道。

与孝道密切相关的还有中国人浓厚的家庭伦理观念。在本片中，文化的冲突浓缩到了家庭这一范畴，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是异常强烈的，家庭伦理道德与外国的截然不同。“中国人的家庭价值观注重不同辈分的等级关系，强调一家人相互依靠、孝顺服从、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家庭成员很少要求权利或保护自己的隐私，因为长辈具有绝对的权威指挥、安排家的一切事务，了解每一个人的思想动态，子女只能听话、顺从，否则就是不孝”。在这样的家庭观念背景下，高伟同选择以虚假为手段以欺骗为代价来满足父母的意愿的做法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中国人重视血缘、血亲关系，家庭的单位要比西方的核心家庭大，往往是几代同堂的大家庭，虽然随着社会的 发展，中国的家庭单位正在缩小，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家庭成员对家庭抱有更为强烈的责任感，成员之间具有更为紧密的纽带关系，家庭的功能得到强调。正是基于此种观念基础之上，高伟同虽然生活在讲求个人主义的西方世界，但其骨子里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影响使他不可能脱离滋养自己的文化土壤，不能违背家庭和父母的意愿做出选择。

相比之下，西方人更注重个人的感受，更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较少受到父母、家庭的约束与限制，享受更多自由权利。比如《喜宴》中的塞门，就没有受到父母催婚的压力与烦恼，能够按照个人选择的方式自由生活。自由是指:“控制自己的命运不受来自政府、统治阶层、教会、或其他有 组织的权威的外界干扰的意愿与能力。”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西方的青年人就会较少地受到来自家庭、父母的干涉，较为独立地生活”。在学术界，学者们更倾向于称这一概念为“个人主义”，它表示“个人的尊严不可侵犯，提倡个人的独立思考、判断和做出选择的自由，强调自力更生，自我完善，实现自我，同时也强调个人利益的至高地位”。在个人主义这一西方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下，西方人的生活更加自主、自由，更加注重个人的 体会与感受，较少纪律性的约束与束缚。

虽然同性恋问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事务，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个人权利就可以自我做主的事情，它也涉及到舆论的影响和社会的关注。同性恋者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多少还是要受到来自社会及家庭的压力。但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及家庭价值观都赋予了其个体更多自我选择的机会和更大的生存空间，使一位同性恋者至少不会受到像高伟同那样来自父母的巨大压力，所以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价值观可以归结为塞门能够较为自由地选择同性恋生活的原因之一。

二、中国相对传统保守的文化特征与西方多元开放的文化特征

在《喜宴》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高家父母所期盼的传统的中国式婚姻为体现的。儿子长大成人、成家立业，让老俩口抱上孙子是中国人眼中理所当然的事情。可导演却未能让二老如愿，剧中儿子高伟同在美国有一个同性恋伴侣塞门，这与中国传统水火不容的情节安排是本片的一个主要冲突。同性恋这种在美国已被接受的现象在中国则是不能容忍的。当儿子高伟同最终不得不向母亲告知事实的真相时，母亲无法接受，如五雷轰顶，还反复叮嘱不要告诉高父。 由于大多数 中国人对同性恋行为持反感态度，且无 法律明确声明要保护同性恋者的合法权利，所以同性恋者在 社会上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与欺压。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封建社会，以农耕 经济为主，自给自足，较为闭塞，很少接触新鲜的 文化和事物，这样的文化背景使得中国人的接受能力较弱。片中高伟同是个在美国纽约做房地产生意的 台湾人，收人、事业稳定，还有多余的房产出租，事业小有成就，其同性恋的身份没有影响他生活的平静、事业的 发展。然而，如果高伟同以同性恋的身份生活在中国，那么无论他的能力如何优秀，学历如何显赫恐怕也难以受到认可，只会被主流社会认为是异端，受到排斥，难以求生存、图发展。

而北美人较为开放，较容易接纳新鲜、新奇的事物，文化呈多元性、多样化的特征，与他们移民国家的性质有较大关系。美利坚和共国就是数个不同民族、种族和信仰的集合体，所以“美国被称之为一个‘马赛克夕国家—是由不同颜色的小个体构成的一副图画。表面上是一个国家，但若仔细看，就会发现不同肤色和种族的个体仍保持各自鲜明的特征，各不相同”。由于各个民族都或多或少的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民族特性，整个文化呈现出内容迥异、各具特色的特征。所以，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美国人对新生事物及现象能够较容易理解、接受。美国社会认同同性恋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对它的认可，但是他们深信个人对各自生活选择的权利以及社会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因此这种社会的多元以及包容性使得同性恋以较为自由的形态出现在美国社会。

三、解决中西方婚姻矛盾问题的“中庸”处世 哲学

影片充满了微妙的细节，这些细节无一例外地表现出文化冲突之后的一种和谐。在《喜宴》的最后，高伟同在一番挣扎后终于向母亲交待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这样的情节在中国的影片当中无疑是具有震撼力的，同性恋这个在中国社会很难被认同的概念被运用于影片中主人公身上，这是与中国父母所期盼的传统婚姻相对抗的尖锐的事实。中西方对婚姻的不同态度、不同观念的冲突应该如何调和？

导演李安巧妙地运用影像 语言解决了这样的冲突。在机场送别父母时，郭威威、高伟同、塞门三人百感交集地拥抱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镜头，这三个原本立场对立的人，怎么会拥抱在一起呢？其实，导演正是通过这样的画面传递这一信息: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是可以共存的，一种是被尊重的同性爱情，一种是传统的中国式的婚姻。

这样的矛盾处理方式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中庸思想，即折中、调和不同的思想与意识，使人们的行为、做事不走极端，寻求和谐宽容的氛围。对于文化的差异和冲突，最好的解决方法可能就是“和而不同”，只有接纳了与自己不同的思想，才能和谐共处。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体现了中国人面对差异，面对异己的宽容接纳的心胸与睿智。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之一的《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就是说，中庸的理想状态，是一切处于和谐之中，这种和谐就是天地万物各安其位。具体讲，中庸就是哲学上所讲的“度”，是人们行为做事不走极端的合适的行为标准。

“中庸概念对中国人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这个名称不仅仅代表一个地理概念，也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通过掌握中庸这一原则，他们已经发现了哲学所有学派的基本事实”。在中国人看来，掌握了中庸之道，即掌握了处理人际关系的黄金法则，就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事物面前应对自如，它是一个人成熟练达的标志。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讲中庸之道其实就是通往极高明境界的一种适当的方法。《中庸》中描述了一种理想的圣人境界:就是“从容中道”。它是达到中庸后的人的一种高度自觉，不期而然，不有意而为，却无所不为的境界。”这是儒家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当所有的规矩大道已经成为生命的习惯时，就能够做到从心所欲，这可以说是每一个生命个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四、结语

根据以上的论述与分析，可以看出，电影《喜宴》纷繁复杂的剧情反映了中西方各自的文化特征与价值观，它包括中国人的孝道观、家庭观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观；中国相对传统保守的文化特征与西方多元开放的文化特征；以及在解决同性恋事实与传统中国式婚姻的矛盾时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的“中庸”处世哲学。透过生动的电影情节和人物的精彩表演，观众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重要的是对异域文化、风情习俗的了解与认知，本土文化与他国文化的对比与感受。电影扮演着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观众在欣赏影片的同时，实际上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都在习得、接受文化的滋养与熏陶，理解、认知着文化的差异及冲突。因此电影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语言学习者可通过观看不同国家的电影，来直观、生动地学习、了解文化的差异，并培养自己的跨文化意识及文化敏锐性。

有关舆论文化骨干集训心得体会实用三

古人云：“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德，指道德、品行、思想品质。作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一方面必须具备高深的学识，以足够的知识积淀来传授给学生，解答学生的疑问。另一方面，作为一名现代合格的人民教师，还必须具有高尚的情操，不仅要热爱教育事业，更要热爱学生，同时具有为学生服务的心态，要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智慧的启迪者，更是道德的实践者和示范者。

教育;师德;师风;学生;服务

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历来受到人们的尊重。国家的兴衰，取决于教育;教育的兴衰取决于教师。教师是立校之本，而师德师风则是教育的灵魂。著名教育家斯霞曾经说过：“要使学生的品德高尚，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具有敬业精神的教师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为人民的教育事业能呕心沥血对工作一丝不苟，即使碰到这样和那样的困难也会想办法克服。爱岗敬业、献身教育是师德的基本要求,教师的职业有苦也有乐，平凡中见伟大，只有爱岗敬业，教师才能积极面对自身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才能自觉、不断地完善自我，才能在教育活动中有所收获。教师不仅仅是在奉献、在燃烧，而且同样是在汲取，在更新，在升华。教师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但是苦中有乐，乐在其中。教师最大的乐趣就是照亮了别人，充实了自己。没有无私奉献、爱岗敬业的精神，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好教师，也决不可能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创造业绩，作出贡献。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教师队伍中，有的人心理不平衡，见异思迁，弃教跳槽的事时有发生。也有的人，受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潮的影响，热衷于家教，说什么“课堂为温饱，家教奔小康”。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不良影响，玷污了人民教师这个光荣的称号。因此，面对窗外的灯红酒绿，教师更应该以陶行知先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崇高精神激励自己，坚定选择为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人生之路，只讲奉献，不求索取，敬业乐业，把自己的生命、乐趣、幸福建立在学生身上，建立在教育工作中，为中华民族的昌盛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奉献出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美誉。

教书育人是师德的核心,热爱学生，了解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不歧视学生，建立民主平等、亲密的师生关系，做学生的良师益友。教师对学生的爱，是师德的核心。教师对学生的爱，是一种只讲付出不记回报、无私的、广泛的且没有血缘关系的爱。这种爱是神圣的，是教师教育学生的感情基础。学生一旦体会到这种感情，就会“亲其师”，从而“信其道”，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实现了其根本的功能。爱学生，怎么爱才是真正的爱，近来一些舆论批评某些教师是“制造自卑者的教师”。应当相信每一个学生都能成功，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发现他们的闪光点，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品尝到成功的喜悦。

教师尊重每一个学生，学生也就会尊重教师。现代教育应当是爱心教育、情感教育，教师应努力营造一种热情洋溢的教育环境，以和蔼可亲的教态、关切关怀的语言，温柔亲和的目光组织教育活动，由只提要求到多给关怀，由一味指责至千方百计让学生品尝成功。笑着面对学生，就会使学生兴趣盎然，精神饱满，减少沮丧，获得成功。如果发现学生做错事或成绩差，就恨铁不成钢，不去积极帮助分析原因，而是一味训斥、向家长告状，既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又容易使人产生逆反心理，甚至对抗情绪。教师只有热爱学生，尊重学生，学生才会把老师当成可以信赖的人，也愿意向老师敞开心扉，师生之间只有架起一座信任、友好的桥梁，教育才能生效。爱真正是教育者取得成功的法宝。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燃烧着的蜡烛”等称号，是社会对教师职业的高度评价，同时，也是对教师提出的要求。教师要像商品行业一样，将“为顾客服务”溶进“为学生服务”之中去，并且要具备这种大心态。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高高在上，对学生指东点西，把他们当作指挥的工具来使唤。教师在教学中的服务心态，不应只少数优等生服务，而应该平等对待那些后进生，因为他们同样也是“财富”的源泉。教师甚至要给予他们最优惠的服务，设法调动全心全意的积极性和上进心，善于捕捉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把他们培养成为合格且有特色的“产品”。此外，教师的课外辅导，上门家访，以及与学生的抵足谈心等，都可以看作是这种服务心态的具体表现。只有当我们的教师具备了这种心态，才会在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使“太阳下最光辉的事业”更焕以光彩。

身为教师，要使学生信服你，你首先得有渊博的知识，有精湛的教学艺术，这样的教师才能博得学生的敬重和爱戴。学海无涯，学然后知不足。处于“知识爆炸”时代的青少年学生，无论在知识的来源渠道、知识的种类范围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方面，都具有迥异于前辈的特点和优势。教师应不断拓宽知识视野，具备本学科坚实的知识基础和扎实的教学基本功，还要广泛涉猎其它领域的重要知识。教师只有具备渊博的学识、广阔的知识视野，方可居高临下、游刃有余;只有不断学习，积极进取，才能担当起培育英才的重任。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发展，使新知识、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教师几乎每天都面临着一个新的世界，只有不断勤奋上进，把学习当作自己的工作乃至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才能适应时代要求。每一位教师都应不断充实自己、更新自己，教到老，学到老，一步一个脚印，把教育视为艺术，扎扎实实学习研究教育规律，反复琢磨，精益求精，强化创造意识，在传授知识上努力探索，创造新的教学思路、教学方法、构建新的教学模式。对“教学自我”进行不断总结和锤炼，形成有自己个性风格的教学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