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双优化行动心得体会和感想 提升教育质量落实双减心得体会(八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得体会，通过写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有关教育双优化行动心得体会和感想一

36、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着安全第一。生命才是学习的本钱。

37、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力。

38、我要安全、我懂安全、事事安全、人人安全。

39、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所以都要珍惜生命，不能拿生命开玩笑，一定要随时随地都要安全意识。

40、我爱我们的祖国，因为是祖国培养我，教育我，还让我们感到有安全感。

41、文明交通，从小做起，从我做起。

42、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43、违章不禁，危险难险，违章不止，事故难消。

44、危险无处不在，只有紧记安全，才能平平安安过每一天。

45、危险时时刻刻在身边，你不只要不注意防范它。它就会马上让你死

46、危险地方我不去，学会保护我自己。

47、同学摔倒楼梯上，自己伸手快帮忙。

48、同学们，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创造平安校园，生活在平安的蓝天下。

49、锁链最脆弱的一环决定它的强度，安全最危险的一面决定你的生命。

50、俗话说得好“平安二字值千金”，的确如此，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观察生活，就会发现其实做到这二字很简单。包括你的身心健康，另外还要注意安全。

有关教育双优化行动心得体会和感想二

一个班，关起门来就是一个大家庭。如果，这个大家庭中的每一个同学都如兄弟姐妹般互相关心着、帮忙着、照顾着、鼓舞着，那么他便是温馨的，温暖的。那么我是如何努力来营造一个温馨的班级的呢？

1、“偏爱”后进生

在班级管理中，我努力将自我“与人为善”的爱心和班群众“普遍的友爱”倾注给后进生，给他们以更多的关注，更多的投入。在班群众中，我总精心营造一种平等、和谐、友爱的气氛，让他们体验群众的温暖和同学间的友谊，让他们感受到自我在班上有一席之地。大胆吸收这些后进生参与班级管理，让他们在管理中克服自身不良的行为习惯。就说我们班的徐洋洋吧，因为天生反应慢，动作慢，再加上父母离异，无人管教。他很贪玩，经常不能按时完成作业，没过几天，他就会积起一大堆作业没有完成。同学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懒洋洋”，年轻的我有时也真是气极了，但静下心来想想也挺可怜他的。有一次我进教室找他要作业，听到他正大声给同学们讲笑话，大家都笑成一团。于是我趁机也给他起了个绰号“喜洋洋”，当着他的应对同学们说：“没想到徐洋洋这么会讲笑话，这么爱笑，如果我们大家多去督促他，指导他完成作业，相信他完成作业后会是更加的喜气洋洋，大家能听到更多的笑话。”这令他感到很意外，立刻坐下刷刷刷地做作业。这以后，大家都热情地帮忙他，我也时时提醒他，他的状况也有所好转了。

这学期，我把“黑板清洁员”的任务交给了他，更是让他喜气洋洋，信心百倍。我认为，这种委以任务的方法也不失为转化后进生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用百分之百的热情，去争取哪怕百分之一的效果。

2、严爱优等生。

优等生，谁都爱他们。也正因为如此，优等生的缺点往往容易被忽视，掩盖，被原谅、袒护。但小的缺点也会造成大的隐患，对这类学生，我从不宠坏他们，更不迁就他们。时时提醒他们"做学问得先做人"，做一个正直的人，热情的人，向上的人。优生不单纯是学业要优，更重要的是人品要优，心胸要广，心理要健康。成天被人赞誉的学生，只能在理智深沉的爱之中，严格要求，警钟常敲，才能克服自身的弱点，扬起风帆前进。

3、博爱中等生

中等生往往是一个班中容易忽略的群体，他们有比较稳定的心理状态，他们既不像优等生那样容易产生优越感，也不像后进生那样容易自暴自弃。他们是班级体的一面镜子，他们期望教师重视他们，但又害怕抛头露面。对这类学生我掌握他们的心理特点，调动他们的用心因素，正确对待他们的反复，始终如一地尊重、理解、信任他们。比如，我们班的张城超，他学习成绩一般，但很关心群众，家里是卖花的，说起花，他便头头是道，我就让他当“花卉栽培员”。在他的精心护理下，如今教室里的小桃树已长满了樱桃般大小的小桃子。

班级常规管理是一项整体的育人工程。把学生的用心因素调动起来，才能构成合力，共同构筑学生自我管理机制。所以，我想方设法构建学生自我管理体制，为学生设置多种岗位，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上岗“施政”，有服务同学、锻炼自我、表现自我、提高自我的机会。当然，班规的具体资料每学期都根据班级的实际和学校的要求，及时地作出适当的调整，使班规跟上学生、班级的变化，不断提高要求，引导学生的行为和品德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促使学生透过自我教育、自我调整而不断成长。

一个适宜的位置，担负一项具体的工作，人人都为群众作贡献，人人都意识到自我是班群众中不可缺少的一员。我在班级管理中建立起了一套“事事有人干，人人有事干”的制度。它包括班干部管理制度、值日生管理制度和任务承包职责制度。在这种广泛的参与过程中，使学生在群众中找到自我的“位置”，觉察到自我的利益所在，从而构成职责意识。

走进我们班，也许你会感觉不那么美观大方，墙上的张贴物甚至还有些东倒西歪。但我觉得很自豪，因为这些，都是学生在班干部的带领下，自我做的，没有一样经过我的手。我想：这些在别人眼中并不美观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却是那么完美，因为那是他们的杰作。

让学生参与竞争是提高学生心理素质，增长其才能的重要途径。在改革开放的现代社会，我们更应增强学生的竞争意识，培养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上进心和耐挫力。这样，才能使学生将来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所以，我在班级中建立竞争机制，创造竞争气氛。

孔子早在两千年前就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我努力做到以下两点：1、好学上进，不辜负学生

教好书是育好人的前提。同时，班主任日常表现出来的事业心和忘我工作精神，也能给学生以极强的示范作用和影响，从而转化为特殊的感召力。所以，我不断地给自我充电，参加中文函授，参加计算机考试，认真钻研教材，努力让学生喜欢上课，喜欢学习。

有关教育双优化行动心得体会和感想三

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伴随着一首好听的音乐《红灯停绿灯行》。我们开始了今天的广播。音乐很好听吧!在我们刚入校时，老师就教育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请同学们回想一下，你真正做到了吗?

从今天起，我们将通过广播一起学习各项安全知识。希望各班班主任组织好学生认真收听。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很多时候，我们走路都是步行的，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交通法规对行人的要求。交通法规对行人的要求有：

1、遵守车辆、行人各行其道的规定，借道通行时，应当让在其本道内行驶的车辆或行人优先通行;

2、遵守“红灯停、绿灯行、黄灯闪烁多注意”的原则;

3、必须遵守交通标志和标线的规定，服从交通警察的指挥与管理;

4、不要在道路上爬车、追车、强行拦车、抛物击车或在道路上躺卧、纳凉、聚众围观等;

5、不要强迫、纵容他人违反交通法规，同时对任何人违反交通法规都有劝阻和控告的权利。

作为小学生，我们在放学和集体外出时应怎样做?

在放学路上，要遵守纪律排好队，在教师的护送下，有秩序地在人行道上行走。过马路时，要走人行横道。我们走路要走人行道。在没有人行道的地方，应靠路边行走。走路时，思想要集中，不能一边走一边玩耍或一边看书，不能三五成群并排行走，更不能追赶车辆嬉戏打闹。

集体外出活动，要有教师的带领，排成两列纵队，在人行道上行走。不要随便离开队伍。不要在队伍里你推我拉，嬉戏打闹。不做妨碍交通安全的事，不在交通拥挤的地方集队、停留，以免影响他人通行。过公路时，应走人行横道。在没有人行横道的路段要看清路面情况，在没有车辆行驶时，抓紧时间通过。

大家知道吧!未满12周岁的儿童不准骑车。为什么未满12周岁的儿童不准骑车呢?因为骑车人必须具有一定的体力、智力和骑车技术，还需要有一定的交通常识以及对各种事物的识别、分析和判断能力，才能安全使用车辆。

根据医学、生理学和心理学资料分析表明，一个人的发育期通常要满十二、十三岁，才能初步达到上述最低要求。因此交通规则从保障少年儿童的安全出发，规定十二周岁以下儿童不准骑车。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要做文明人。那么文明乘车应当尊守哪些秩序?

文明乘车，确保安全。等乘公共汽车，应在站台上有秩序地等候。车停稳后，让车上的人先下，然后依次上车，不要争抢。上车后要主动买票，遇到老弱病残和怀抱婴儿的人应主动让座。车辆行驶时，要坐好或站稳，抓住扶手，防止紧急刹车时摔倒。不能将头和手伸出窗外，不能在车厢内大声叫嚷，乱扔果皮、纸屑，要做一个文明的小乘客。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千万不要去乘坐车况不好或者没有合法手续的车，比如我刚才给大家讲的黑龙江的那起车祸，翻车的一个原因就是车况差。

在我们上街和横过道路应该怎么做?

1、行人上街要走人行道，不要走车行道。

2、横过街道和公路要走人行横道，不要斜穿或猛跑。

行人横过道路时，应站立在路边，看清来往车辆后，选择离自己最近的人行横道通过。通过时，须先看左右方向是否有来车，确认来车距离远无危险后才能通过。行人横过道路时，不要突然改变行走路线，突然猛跑，突然往后退，以防来车驾驶员措手不及，发生危险。

横过同方向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路时，要十分注意驶近或停下的车辆旁边是否还有车辆驶来，没有看清时不要冒险行走。

横过未设人行横道线乡镇街道或公路时，要看清左右有无来车，千万不要奔跑，不要同来车抢道。

3、行人横过人行横道信号灯的人行横道时，必须遵守信号灯的规定：绿灯亮时，准许行人通过;绿灯闪烁时，不准行人进入人行横道，已进入人行横道的，可继续通行;红灯亮时，不准进入人行横道。还须注意：即使信号灯已经变成绿色，也应看清左右的车辆是否停稳，然后再穿越道路。

4、设有人行过街天桥或地道的地方，行人过街要走人行天桥或地道，不要横穿街道和公路。

5、列队横过车行道时，每横列不准超过二人，队列须从人行横道迅速通过，没有人行横道的，须直行通过;长列队伍在必要时，可以暂时中断通过，待车辆过去后，再继续通过。

以上是交通法规中和我们学生相关的一些规定。只要我们严格按照规定做，就可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总之，我们的交通安全，不光要靠全社会的方方面面来关心、支持，还要靠我们自觉地遵守交通法规，也只有这样我们的道路交通才会有序、安全、畅通，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加和谐，大家的生活更加美满幸福!

今天的交通安全知识就学习到这里，老师们、同学们再见!

有关教育双优化行动心得体会和感想四

无声的教育：老禅师的育人技巧

相传古代有位老禅师，一日晚在禅院里散步，看见院墙边有一张椅子，他立即明白，有人违反寺规翻墙出去了。老禅师也不声张，静静地走到墙边，移开椅子，就地蹲下。

不到半个时辰，果真听到墙外一阵响动。少顷，一位小和尚翻墙而入，黑暗中踩着老禅师的背脊跳进了院子。当他双脚着地时，才发觉刚才自我踏的不是椅子，而是自我的师傅。小和尚顿时惊慌失措，张口结舌，只得站在原地，等待师傅的责备和处罚。

出乎小和尚意料的是，师傅并没有厉声责备他，只是以很平静的语调说：

“夜深天凉，快去多穿一件衣服吧。”

人格的力量：张伯苓先生以身作则戒烟。

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1919年之后相继创办南开大学[微博]、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他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礼貌礼貌教育，并且身体力行，为人师表。

一次，他发现有个学生手指被烟熏黄了，便严肃地劝告那个学生说：“烟对身体有害，要戒掉它。”没想到那个学生有点不服气，俏皮地说：“那您吸烟就对身体没有害处吗？”张伯苓对于学生的责难，歉意地笑了笑，立即唤工友将自我所有的吕宋烟全部取来，当众销毁，还折断了自我用了多年的心爱的烟袋杆，诚恳地说：“从此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果然，打那以后，他再也不吸烟了。

有关教育双优化行动心得体会和感想五

甲方：

地址：邮编：

电话：传真：

乙方：

地址：邮编：

电话：传真：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在公平、诚实、信任、平等合作、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本着为加快中国教育现代化、信息化发展步伐，共同促进教育事业，为广大学校提供优秀的软件产品及完善的售后服务为宗旨，就乙方作为甲方正式授权的金思维图书系列软件产品的代理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授权区域和销售任务

1、甲方授权乙方为长沙市金思维科技有限公司金思维图书系列软件产品地区的(普通代理/核心代理/总代理)。

2、乙方全年的销售任务为万元。

3、乙方首次提货金额不能少于万元。

二、代理期限

甲方授权乙方的代理期限为壹年，自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如双方对合作满意，可于本合同到期前三个月，协商继续合作事宜。经协商，双方同意继续合作时，必须另行签定代理合同，另行签定合同时本合同自动失效。

三、销售方式和价格

1、乙方在代理期限内按照本合同规定的价格体系可以以批发或零售的方式销售金思维图书系列软件产品。

2、乙方的提货折扣为_折。

3、乙方每季度提货金额不得低于万元，否则按降级处理

四、累计返点办法

1、乙方累计提货金额到万元时，甲方将差额返还给乙方，使乙方以前的整体提货折扣变为_____折，乙方以后提货也可享受此折扣。

2、乙方累计提货款额达到万元时，甲方将差额返还给乙方，使乙方以前的整体提货折扣变为_____折，乙方以后提货也可享受此折扣。

3、乙方累计提货款额达到_万元时，甲方将差额返还给乙方，使乙方以前的整体提货折扣变为_____折，乙方以后提货也可享受此折扣。5、累计返点金额在乙方下一次进货时从货款中扣除。

6、乙方每次提货金额不得少于_万元，否则将不能按目前级别代理提货折扣计算，只能按下一级别代理提货折扣计算。

五、市场支持和奖励

1、甲方将给予乙方按提货累计金额的%的市场费用，以作为对代理商开拓当地市场的支持。乙方做市场活动或广告之前须将市场方案报甲方备案，事后凭发票的复印件和广告的原件到甲方报销，甲方以产品形式兑现。乙方不做广告或市场活动则不能享受甲方市场支持费用。

2、若乙方完成全年销售任务，甲方将给予乙方按提货累计金额的%的年终奖励。甲方将于每年____月进行年终结算，并将年终奖励以产品形式兑现。

六、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为乙方每年提供对乙方销售和技术人员培训一次，培训时间与培训地点由甲方统一安排。若甲方安排全国统一的集中培训，则甲方负责乙方人员(不超过2名)在培训期间的食宿费用，该费用从下次货款中扣除。

2、以上政策只针对核心代理和总代理，普通代理不享受此项权利。

3、甲方为乙方及时提供最新的产品培训教材。

4、甲方为乙方提供金思维图书系列软件产品相关宣传资料。原则上金思维按提货套数给代理商配备演示光盘和配套彩页。若有重大活动需要此方面的支持，乙方需打报告申请额外支持。

5、甲方有义务就乙方提出的技术问题通过电话、传真、e-mail等方式进行指导、解答。

6、甲方协助乙方在当地进行市场宣传和产品形象的树立。

5、甲方负责按时备货、验货、向乙方发货，并确保产品的完整性和完好性，对确属质量问题的货物进行免费更换。

6、乙方作出有损于甲方利益的侵犯及盗版行为时，甲方有权终止协议，并依法追究乙方的责任。

7、甲方认证评估每季度进行一次。经综合考核后，若考核不合格，则金思维科技公司将与代理商进行充分沟通，并帮助代理商进行改进;若乙方一直没有改进，甲方保留对乙方降级的权利。

8、甲方软件价格变动应提前15天通知乙方。

七、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按协议要求及时向甲方支付货款，完成本协议的经营指标。

2、积极拓展当地市场，做到金思维图书系列软件产品的销售覆盖其所辖的地区，积极发展下一级经销商。

3、乙方严格按照甲方规定的价格销售金思维图书系列软件产品，不得降价或提价销售(零售价不得低于88折/套，展会价格不得低于85折/套，批发价不得低于______折/套)。如违反上述价格体系，将对代理处以罚款直至取消其代理资格。

4、协助甲方在当地进行市场宣传和产品形象的树立。

5、全面负责当地用户的售后服务、技术支持工作，包括甲乙双方发展的用户。

6、积极协助甲方软件升级，积极提供用户对产品的反馈意见和建议。

7、乙方有责任搜集甲方产品在当地盗版的有关信息，提供有效线索，协助甲方打击盗版活动。

8、乙方应及时提供最终用户名单，使甲方在乙方的配合下及时能给用户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

八、订货、结算与退货：

1、乙方须提前三天向甲方提出书面或口头的发货请求。

2、甲方将在收到乙方的正式订单和电汇底单传真件后对乙方发货。

3、乙方如未能按时付款，以每天订单货款的2‰罚金进行处罚。

九、供货及运输方式：

1、甲方最迟在收到乙方订单的5个工作日内发货。

2、运输方式为乙方到甲方直接提货或采用邮寄方式，费用由乙方支付。

十、保密条款

金思维图书系列软件产品的程序和相关文档以及甲方的销售计划、价格政策和市场策略均为甲方有价值的商业秘密，乙方保证不泄露这些商业秘密，也不为本合同规定以外的目的而使用这些秘密。

乙方提供给甲方的有关产品、市场的文件均为乙方有价值的商业秘密，甲方保证不泄露乙方的商业秘密，也不为本合同规定以外的目的而使用这些秘密。

双方应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制定有关制度，以保证职员不泄密。一旦发现对方的商业秘密有泄露的迹象，应立即通知另一方，并尽可能地采取救济措施，使损失最小。

在本合同终止时，双方应向对方交还(或销毁)对方有关的全部资料及其备份并继续负有保密的义务，直到对方将其公开为止。

十一、违约处理

如果一方违反本合同的任何条款，另一方在此后任何时间可以向违约方提出书面通知，违约方应在____日内给予书面答复并采取补救措施，如果该通知发出____日内违约方不予答复或没有补救措施，非违约方可以终止本合同的执行，并依法要求损害赔偿。

十二、争议处理

1、对于执行本合同发生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解决;

2、如果双方通过协商不能达成一致，则提交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3、在争议处理过程中，除正在协商或仲裁的部分外，协议的其他部分应继续执行。

十三、条款的完整性

甲、乙双方均承认，已阅读过本合同，并同意：本合同为双方关于代理合作事宜的所有合同和约定的全部记载，并已取代以前所有的口头的或书面的约定、意向书与建议。未经双方书面修订，不得对本合同加以变更。

甲方(签章)：_________乙方(签章)：_________

签订地点：_________签订地点：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有关教育双优化行动心得体会和感想六

光阴似白驹过隙般，转眼间，实习期限将至，渐渐地熟悉了解了这儿的一切，但我却要离开了，可是初来静雅小学，第一次见到我的学生们的情景还有如一幕幕的影片在我眼前上映。虽然时间短暂，但这短暂的两个多月的语文教师实习，却点缀了我年轻的生命，丰富了我的教学生涯，蓬勃了我事业的生机，更为我以后从事教育事业积累了一定的实战经验。在实习期间，在与同学们和老师的交流中，感受颇多。

1、听课

怎样上好每一节课，是整个实习过程的重点。刚开始的一个礼拜的任务是听课和自己进行试讲工作。在这期间我听了该校不同老师不同年级的多节课，感觉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风格、特点，而年级不同教学的重点、教学方法也有很大差别。在听课前，认真阅读了教材中的相关章节，如果是习题课，则事前认真做完题目，把做题的思路简单记下，并内心盘算自己讲的话会怎样讲。听课时，认真记好笔记，重点注意老师的上课方式，上课思想及与自己思路不同的部分，同时注意学生的反应，吸收老师的优点。同时简单记下自己的疑惑，想老师为什么这样讲。

2、备课与上课

备课不是简单地看教材，而是认真地梳理教材内容，设计教学内容，教学的切入点，要用严谨但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描述课文内容，吸引学生上课的兴趣。初来小学校园还有些不适应小学的学习、教学方式，因此拿捏不准该如何设置问题、组织课堂活动。而且角色的转换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在学生们一声声老师的提醒下，我开始试着站在教师的立场上想问题。在指导老师帮我多次修改教案后，我也慢慢适应小学的方式，学会独立完成教案。了解到想要上好一节课一需要不断地修改教学设计，改进教学方式，真是不容易啊！

同时在课堂上，教师既要讲授知识，又要管理课堂纪律，并且与学生进行个别交流。初次登上讲台因为心情特别紧张，经验不足和应变能力不强，教学中出现了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许多教学设计都没有到达很好的教学效果。出现了“讲课重点不突出，教学思路不流畅，师生配合不够默契”等问题。针对出现的问题，课下与老师沟通交流，了解哪些是重点，怎样突破难点，怎样自然过度，多研究教材和其他教学资料，及时总结教案的不足以及上课时存在的缺点。

经过几次实战的磨练，现在的我已经基本能够驾驭课堂，胜任教师的角色了。虽然我还有很多做的不是很好的地方，但这次实习真的让深深的体会到教师工作的辛劳，也深刻理解了教学相长的内涵，使我的教学理论变为教学实践，使虚拟教学变成真正的面对面的教学。要想成为一位优秀的教师，不仅要学识渊博，其它各方面如语言、表达方式、心理状态以及动作神态等等都是很重要的，站在教育的最前线，真正做到“传道、授业、解惑”，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我更加需要不断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教学水平。

班主任是班级工作的组织者、管理者和策划者，也是学校管理的中间力量和骨干分子，对良好班风和校风的形成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小学生正处在习惯养成，塑造积极向上的乐观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的阶段，因此班主任的工作非常繁重。从早晨的卫生监督，仪表检查，作业上交，早读到课间纪律，课间操，课堂纪律，午休管理，眼保健操，自习课等等，每样事物都负责到底，细致监督，积极负责，认真到位，事事留心。当然，在监督的同时不忘结合他们的个性特点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培养正确的学习目标，树立正确的“三观”。时刻应该用“爱”去开启学生的心灵，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个笑容，一个课余诚恳的交谈，有时是一个眼神，一句鼓励的话，都会对学生产生长久的影响，你爱的奉献会得到爱的回报，但我们细想一下，这样的学生有多少，真正能感悟到你老师的爱的学生，绝对孺子可教也。

组织开展活动的魅力。良好班集体的建设必须依靠活动来实现，活动可以产生凝聚力，密切师生关系，使每个学生发挥主体的积极性，这时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健康的竞争心理教育是行之有效的。实习期间有一次爱国主题的朗诵比赛，在我的积极倡导下，我班的学生全体参加比赛，并取得第三名的好成绩，真是感觉很开心啊！

面对着真实的教学场景，个人有如下几点思考：

（1）师范院校培养师范生主要关注学科知识的教育和一般教育学、心理学知识的教育，但是却没有明确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把学到的学科知识和教育知识进行整合。国外的教师本体知识研究提出，教师在学科知识和教育（课程）知识的基础上，会逐步形成一种特有的学科教学知识。学科教学知识包括对教学主题的理解、教学顺序的设计、各种教学策略的使用、多重表征的呈现以及学生认知结构的了解。学科教学知识的形成和深化对教师发展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而它的获得，也就是说，教师专长的获得至少要有五年教学经验，或10000小时的课堂教学时间。对于这个目标，我们实习生无疑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2）对于教学的过程，我们都以尽可能有效的逻辑思路来设计，进行的教学也是以这些线索来联系的。队员们组织课堂教学大多以完成教学目标为首要任务，而不是像有教师专长的教师那样合理性地、随机性地根据与学生的互动来调整教学内容。换而言之，队员们遵循预设主义的线性思路，忽视突发的提问和意外；有教师专长的教师更多地遵循生成主义的非线性思路，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资源。教师的高明之处，似乎不在于他的教学设计是如何地完美，而是他对教学过程的有效控制。这真的是值得我们实习生细致观察和揣摩的地方。

（3）奥苏贝尔认为有意义学习的建立要满足三个条件，除了学习内容是有逻辑意义的，还要求学习者能够联系新旧知识和对学习具有有意义学习的心向和强烈动机。有些队员在做个别辅导时发现，个别学生对学习存在认知困难；这既有原理性的认知困难，也有符号性的认知困难。习以为常的有价值的知识是高度形式化和价值无涉的，而且可能远离学生的生活。我们存在着疑问，学科教育原本应是学生对知识的享有，但是现在却无可奈何地沦为对知识的占有，而且还是粗浅的占有。教育应该要怎么样做才能让学生明白知识的价值，思考和敬畏自己的生命，乃至于满含诗意地发展？这应该是我们教育工作者一直思考的问题。

通过这次实习，让我了解了教师的伟大，教师工作的神圣，他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工作不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而是要发自内心的关心爱护学生，帮助他们成长。要当一名好教师真的不容易。在这次实习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之处，社会不断进步，是学校对老师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师范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内涵也再不断加深，着就是要求我们不断完善自己，准备全身心投入将来的教育事业。

有关教育双优化行动心得体会和感想七

丹桂飘香之际，我在楚雄师院附中为期十周的教育实习生活已圆满结束，颇多感慨。既让我体会了初为人师酸甜苦辣，也收获一段快乐而难忘的时光。我感觉所学的到东西远比三年里在校园里学到的更丰富、更精彩。当然，这并非否定老师的教学和自己的学习，只是实践中收获到的远比书本来得真切和实在。回顾这段难得的经历，不禁又回忆起自己的中学时代，青涩、活泼、朝气蓬勃，同时也深感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在这次实习的过程中，我的教学实践能力与班主任工作能力都得到了充分的的锻炼与展现。在我看来，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在于通过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书本与课堂相沟通，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此期间我努力扮演自己的数学教师与实习班主任这两个角色，也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之处。在此对这次教育实习作一个自我总结，便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能够扬长避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实习基本内容包括三部分：课堂教学、班主任工作和教育调查。基本情况如下：

1、课堂教学：完成教案数7份，上课数12节，其中7节习题课；

2、班主任工作：负责管理班级日常事务、组织学生参加运动会、文艺展演、教职工运动会闭幕式、组织了一次“责任——我们共同的需要”的主题班会。

3、教育报告：完成一份教育调查报告。

在这些日子里，我能以教师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为人师表，处处注意自己的言行和仪表，关爱学生，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尽全力做好教学及班主任的每一项工作；同时，作为一名实习生，能够遵守实习学校的规章制度，尊重实习学校领导和老师，虚心听取他们的指导意见，完成我们的实习任务。

我教的是高一121班的数学，121班是一个音乐艺术班，由于只有一个班，所以我能够花更多精力去教好这个班。见面会上，指导老师马溧就跟我说：“这个班的数学很差的！由于是艺高，所以数学底子不好”。121班原班主任初瑞老师也跟我介绍了，我们班是艺术班，基础比较差，而且入学数学成绩也不高，好多同学不重视数学的学习。经过两天向老师的了解，从成绩单的分析以及和学生的接触，确实，这个班的数学基础比较薄弱，就对于函数这一部分的知识掌握得很不好，很多同学连怎样去判断函数都不会，很多简单函数的定义域和值域也不会求，对于分段函数更是无从下手，我觉得对于这一问题的出现，是学生对函数的概念不理解，没能抓住其重点以及其实质；还有就是很多学生告诉我他们连初中的数学知识都没有学会，对于这个状况，真的不乐观；还有学生向我诉苦：“老师，我初中数学都学得挺好的，为什么一到高中，我还是那么认真的学习，但是就是成绩跟不上去，很多题老师课堂上讲我听得懂，但是一让我自己做，又不知道从何下手了。”对于这些学生，我一边以坚定的语气鼓励他们：“不怕，万事开头难，高中知识相对初中知识可以说在难度上是一个质的飞跃，但只要你们咬牙坚持，不断地在平时学习的碰壁中摸索高中的学习规律，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就会慢慢地找到学数学的感觉了。”给他们学好数学的信心，一边在心里苦苦思索着如何去帮助他们尽快地把学习方式从初中转变到高中来，适应难度较大的高中数学学习。

我主要通过培养他们的数学思维能力和解题能力来提高他们的数学学习能力。体现在平时上课和答疑时对他们的思路引导和方法总结上，基于初中知识与高中知识脱节较严重的状况，给他们那进行了相关知识的补充，如十字相乘法、二次函数最值问题求解、二次不等式的求解等内容。同时，注意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上课时注意学生情绪的调动；另外，还非常注重学生对学好数学的信心，我发现，很多学生对数学已经失去了信心，我会时常去鼓励他们，鼓励他们要自信。

为了尽量给学生更多的课后辅导，每周五晚上的数学晚自习，每周的自习课我都会到班上进行答疑。大部分同学学习数学的热情都不是很高，课上听不懂的地方、作业、练习册遇到的问题都不怎么理会或者是不怎么敢提出来。经常问问题的都是那几个学生。从学生的问题中，我发现他们的课堂效率很低，课堂上重复了好几次的题型，还是不会做相同类型的作业，如二次函数最值问题，复合函数的单调区间，指数函数以及对数函数的性质，至今仍有好大一部分学生是不懂的。学习方式也存在较大问题，没有养成课后及时复习的习惯，该记的公式、定理、知识点还没记好没有理解好就做作业做练习，导致做题时无从下手或乱造公式。学生还像我抱怨说，一节课甚至整个晚自修就做几道数学作业题，都没有时间做更多的题了。针对这个问题，答疑时，我会让这种类型的学生先复习书上的相关知识再做作业，若还是不懂，再给他们讲解，避免让他们太过依赖老师，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习惯。

在批改作业和批改试卷的工作中，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做好记录。对学生做法不大肯定时，虚心地向陈老师请教后再批改。同时，在评卷中，学会了如何酌情给分。此外还学会了如何使用excel软件进行统计、排名。

上课阶段，指导老师给我安排的课还是很充足的，这要求我必须充分利用好课后时间去细心琢磨教材，我与另一个队友经常是一起讨论教法、例题、习题设计等内容，进行备课，然后详细写教案，而且每一样都得紧紧结合教学目标和学生的学习情况，尽量让学生在课堂上都能听懂，以便更好地吸收相关知识，争取让课堂效率达到最高。然后交给指导老师审批，在指导老师地批改和建议下再做修改，并且在上课前熟悉甚至是背出整个教学流程。我的每节新课马老师都会非常负责地坚持去听，做出全面细致地评价，细心地指出我上课过程中所存在的缺点与不足及有效的实际教学建议。马老师是个幽默有经验的教师，所以在课堂上，他也非常注重我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求我用生动幽默的语言去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起学生的兴趣，的确，每次马老师上课，学生们都会很兴趣盎然，这个就是幽默的魅力。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的教态、语言、板书、提问技巧、与学生互动、对学生的思路引导各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我认为自己也还存在不少缺陷，如课堂时间掌控得不是很好，有时希望多给学生讲点，忽略了给学生思考得时间，课堂气氛不活跃，语言不够生动幽默。上课之余，我还积极去听马老师的课并做好听课记录，学习老师们的长处和丰富的教学经验；此外，对于数学公开课，其他老师还会有针对性地指出不足之处，这也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其中就是一节课不先要求什么，首先也最重要的就是不能犯知识性错误，这个是上课的重中之重，这也要求我们在备课时必须细心，严谨，杜绝出现知识性错误，然后才讲怎样去讲给学生听。

（1）在工作准备方面

我担任高一121班的实习班主任，首先我通过班主任指导老师初老师较快地了解了整个班的情况特点和班级的一些日常工作，高一年级的121、122班是艺高班，而其余班是普通班，艺高班除了学习基础不好，学风班风也是欠佳的，纪律也比较差。具体一点的还有121班有38名学生，男生17人，女生21人；住宿生28人，其中女生15人，男生13人；还有就是具体到这些学生的宿舍楼以及房号。

其次，我通过与学生多接触沟通，细心观察的方法较快地熟悉和掌握学生的情况。每天早读和晚修我都会去教室，慢慢地融入了这个班集体。学生也很喜欢实习老师，能像朋友一样和我聊天、诉苦。后来我也发现。121班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不好，比较自我，也有很多学生向我抱怨这个班纪律性太差，学风班风不好；还有就是很多学生对学习没有信心，认为自己根本就不是读书的料，来高中读书也不是自己的意愿，是父母强迫的，对读书也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他们经常上课睡觉说话违反课堂纪律。

（2）在班级日常管理方面

学生的纪律方面，121班的学生较为活跃，部分学生很调皮，自修自习课常有讨论问题聊天的现象，偶尔有看课外杂志的，课前课后五分钟较吵，影响到安静学习的同学。经过详细的观察和同学们的反应，我也大致了解到了经常违反课堂纪律的那几个学生，我用了调换座位的方法，将这几个学生隔离开，调座位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些学生都是刚入学的，很多都是彼此不认识的，调换座位让他们能够结识更多新同学。当然只是调换座位是还不能解决部分学生违反课堂纪律的问题的，所以对于个别学生，我还采取了个别教育的方法。个别教育时，首先让他们作自我评价，看他们那是否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学生对自己的缺点还是有一定认识的，有些还是清楚地认识到，但约束不了自己去改正。认识得不到位的，我再以“老师发现，老师觉得？？你觉得是不是呢？”这种方式与学生对话，给学生辩解的机会，避免对学生的片面了解而伤了学生的自尊，甚至造成逆反心理。学生虽然很调皮，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服理、重事实，容不得老师半点夸大；但，是就是，能勇敢承认。这时，再对他们进行指导教育，学生才能放下防备武器，真正从心里接受老师的教育，认真思考老师的教诲，真正去努力改进。

此外，要管好整个班级，班干部的管理是相当重要的。首先是要班干的培养，留心班干的工作，强调他们要严格要求自己，要管好别人，要先管好自己，这样同学们才会服从班干的管理。对于新班干，强调他们一开始就一定要严管，才能在同学中树立威信，有利于接下来的工作；然后是班干的职责分工要明确，班上的事务管理很多，所以班主任一个人做也是很辛苦的，让班干部分工，一来可以锻炼他们的能力，二来也是权力的分散；最后，要更好地了解班上情况，就要利用好班干的职能了，班主任不可能时时刻刻在班上，但班干却是在班上的，所以班上的情况他们就更清楚，对于一些同学的课堂表现他们也很容易掌握，所以作为班主任，一定要用好班干部。

学校每周一下午是大扫除，我班负责的是一块走廊，学生普遍比较负责，但也有部分男生偷懒，拖拖拉拉，工作马马虎虎，有时还偷懒不去，对于这些学生，就给他们分配明确的任务，完成后接受检查，合格后才能离开。让学生体会到自己是班集体得一员，要积极配合班里的各项活动及做事认真的态度。

（3）组织开展活动：

在我担任班主任期间，学校的运动会、121班文艺展演，参加教职工运动会闭幕式班主任与我都亲身参与当中，开动员大会，一起与学生训练。告诉他们不用把名次的好坏，放在第一位，只要我们尽力了就行了。对于我们每个同学来讲，活动的目的不是拿名次，而是看我们如何对待竞争，是否有参与意识，是否全身心投入了，是否能做到问心无愧。在活动中进行教育，同学们易于接受也能很快转化为行动。抓住“活动”这个最佳的教育时机，精心设计教育内容，就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良好班集体的建设必须依靠活动来实现，活动可以产生凝聚力，密切师生关系，使每个学生发挥主体的积极性。

（4）主题班会

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在第九周的周二我主持了121班的班会，这也是我主持的第一次班会。这次班会的主题是“责任——我们共同的需要”。在班会上，同学们积极发言，让我深深的体会现在的中学生对责任的认识。我让班委先发言，说说他肩负的责任，然后然他意识到哪些责任他没能承担好。虽然没有每一个学生在班会上都发言，但是我坚信每一个学生都有了自己对责任的认识。在班主任工作实习中，我的说服能力，组织能力，以及指导活动的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与提升，为我以后出入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

总之，通过实习的一个多月时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可以说实习是是我们以后教育工作的一个良好开端，它对我们以后的学习、工作都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实习虽然很辛苦忙碌，但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有益的磨练和尝试。最后我想衷心感谢学校领导以及桂林第七中学让我有了这样一段实习经历，同时也衷心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和班主任给予我极大的指导和帮助。

有关教育双优化行动心得体会和感想八

中国现代教育以20世纪初废除科举、建设新学为起点，正好约百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鲜明分为两部分。20世纪上半叶，现代教育制度可以建立和基本定型。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的激烈波动，教育制度多次重建，教育政策不断调整，提供了相当特殊的案例。

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在民国期间逐渐成熟。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以1922年的新学制和北京大学的更新为代表，象征着现代教育的老化。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一方面实施党治国，加强社会控制

同时使各项事业制度化、规范化。在教学领域，通过对1922年学制的修改和调整，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学法制体系，学制和学校教学体系逐渐成熟和完善。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在30年代基本定型。

1、国家教育行政体制。

清末教育改革的任务包括除旧和布新两个方面。1901年8月，清政府发布了《兴学诏书》，称兴学育才，实际上是当务之急。京师已经设立大学堂，除此之外，各省所有书院，省城改建大学堂，各府厅直属州军设立中学堂，各州县设立小学堂，设立蒙养学堂。[1]全国掀起新学堂兴起的高潮，初步建立了包括大、中、小、幼各级学校在内的现代教育体制。由于倡导和奖励出国留学，20世纪初年出现了中国留学史上第一次高潮。新政时期教育转型最重要的三件大事：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设立学部。

1905年12月，清政府成立学部，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独立、专业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建设。此后，清政府中央官制全面改革顺利实施。各省设立学校部门，各厅州县设立学校，各县官立、公立、私立各类小学堂成为学校主管，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教育行政系统。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采取紧急措施改革封建教育。1月9日，教育部成立，教育部直属总统。教育部设立总长1人，次长1人，下设3司1厅。该改革系蔡元培参照欧洲国家，简化原则，遵循民主集权思想。组织非常简单，除了总长、次长是政府的任命外，其他工作人员都不求任命，称为部员。之后，教育部组成了一些修订。

地方教育行政建设主要以教育机构的独立设置和大事权为中心。民国初年，大部分省区在省都督府民政司下设教育科，管理全省教育事务。1912年12月，实行军民分治后，省行政公署设立内务、实业、财政、教育四司，教育部门设立司长一人，由总督推荐，由总统委任。教育机构的地位有所提高。1914年以后，教育部门被解雇，只在政务厅设立了教育科。1917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教育厅暂行条例》，规定各省设立教育厅，设立厅长1人，由大总统简任

大厅下3科，各科长1人，省视学4-6人，科员3人。

县级教育行政经历了从裁局设科到恢复设局的周折。民国初年各县仍保留清末劝学所。1923年颁布《县教育局规程》，正式实施县教育局建设，市乡由教育局适当划分学区，每学区设立教育委员一人，由局长指挥，处理本学区教育事务。规定县教育局设立董事会，为教育立法机关。董事会设立董事5人，除县视学1人外，其馀根据条件选举发生。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施了重大教育行政改革，实施了大学和大学区制。中央撤销教育行政委员会，采用法国制度组织中华民国大学院。大学是全国最高的学术教育机构，设立了大学正副院长、各国立大学校长、大学教育行政处主任和专家学者构成的大学委员会，成为最高评议机构。省市教育行政实行大学区制。也就是说，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机构，各学区内有国立大学，由国立大学校长统一大学区内的教育行政和学术。大学区设立评议会是最高审议机构，由大中小学校长、教师、教育团体、学术界人士等构成。

蔡元培开始的改革反映了教育独立的理想，旨在学术化代替官僚化，学者主持学务，促进教育行政学术化和大学委员会民主化。但是，这项改革实施一年多后死亡。1928年8月，蔡元培退休，11月，大学恢复为教育部。1929年6月，废除大学区制度，恢复教育厅制度。一些学者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理想太高，人们无法寻求臧，想使教育行政学术化，但结果却使学术机构官僚化。地方反对大学区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统一中小学，忽视中小学的实际需求，削减中小学教育经费，中小学成为附属地位，中小学教育界激烈反对。[2]大学院制和大学区制的改革是20年代自由主义氛围下浪漫制度变革的结束，之后社会逐渐纳入权威主义的规范、严格。

教育部组织、职能的完善，从1928年12月发表《教育部组织法》到1947年发表的第10次《教育部组织法修正》基本完成。确定的机构设置为秘书室、参事室、监督室、高等教育部、中等教育部、国民教育部、社会教育部、边疆教育部、国际文化教育事业所、总务部、会计部、统计部、人事部、资料研究室。

教育部制度的特色之一是设立专委会。教育部专科委员会始于大学时期，《教育部组织法》将其列入编制，数量呈增加趋势，如教育研究委员会、国民体育委员会、语文推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国民教育指导委员会、医学教育委员会、学术审议委员会等。这些专业委员会根据需要制定，各有章程和条例，在教育部部长和次长的指导下，规划教育方案，议复部长提出议事。成员多为各领域着名专家，如规定教育研究委员会有25至40人，其中有教育研究经验的国内学者占20至32人，在中国从事教育多年成绩的外国学者5至8人，有助于教育决策的科学化。

1931年发表的《修正省政府组织法》规定，省政府行政组织采集委员制，设置5厅，教育厅与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秘书厅并立，教育厅长为省政府委员。教育厅管理的事务包括各级学校、社会教育事项、教育和学术团体事项、图书馆、博物馆、公共竞技场等。教育厅虽然不同于民初直属中央教育部，但大，人员多，职权和地位比民初提高。该省区教育行政制度已实施至1949年。

30年代县级教育行政经历了从裁局设科到恢复设局的变化。1930年发表的《县政府组织法》规定县下设公安、财政、建设、教育四局

1933年后，县政府规定一律以设科为原则。1939年国民政府实施新县制时，重申改革局为科，全国各县教育局改为教育科。县长统治教育权，教育科只是辅助，不能单独行文和独立对外谈判，教育地位明显下降。之后，教育部和教育团体多次委托行政院县级教育局制

但直到1947年才恢复县教育局。

2、基本学制和学制。

中国现代学制从清末新政时的龟卯学制到1922年新学制基本成型。与此同时，学校制度、大学制度也完成了旧的转变。

1904年1月，清庭批准了张之洞主持的《奏定学堂章程》，称为龟卯学制。龟卯学制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发表并在全国普遍实施的学制，结束了中国数千年来教育无章程、学校无系统的状态，确立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

龟卯学制的学校体系基本上是模仿日本的。纵向分为三段七级，即初级教育段(蒙养院、初级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级教育段(中学堂)、高等教育段(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分科大学、通儒院)。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5年，中学堂5年，高等学堂(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4年

也就是说，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大约需要22年。除此之外，还有最高等级的通儒，学制5年。龟卯学制对蒙养院的规定是中国幼儿教育制度正式建立的开始。龟卯学制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方针，但在教育内容上打破了儒家古典统一天下的局面，突破了培养官僚精英的单一目标，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在普通学堂以外建立了师范教育和实用教育体系。小学堂、中学堂均分为官立、公立、私立三种。该学制一直延长到1911年清朝的霸权。

民国之初，1912年9月发表了新的学制，第二年陆续发表了各种学校章程的修改和补充，历史上被称为壬子龟丑学制。该学制以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取代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各级学校都废除了学校

取消贵族学校；

体现男女平等思想，初等教育执行男女同学，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实业教育可以为女孩独立设立学校。学校系统基本上继续龟卯学制，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缩短，初中4年、高中3年、初中4年、大学预科3年、大学4年，初中17年到大学18年，合计缩短了3年。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1922年的民国新学制成为现代教育成长的象征性事件。它是由民间全国省教育联合会组织讨论制订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孟禄直接参与新学制讨论制订。1922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在济南召开的全国教育会第全国教育会第8次年会讨论修正。1922年11月1日，大总统命令发表了《学校系统改革方案》。

1922年的新学制受杜威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和美国模式的影响。中小学的学制从原来的七四制(小学七年、中学四年)变成了美国式的6-3-3制(小学六年、中学、高中各三年)。该基本学制自1922年确定以来一直沿用。另外，改变了原学制中相对独立的实业学校体系，改变了实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混合的综合中学制，即美式单轨制。明确中学实施学分制和选择制。高中分普通科和职业科。大学废除预科，采用选科制。1922年学制发行后，各级教育迅速发展，学校教育处于自由宽松的发展状态。

作为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产物，民国制度的建立非常重视立法。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中华民国宪法》下有《教育法》或《教育基本法》和《教育部组织法》，部门法下有各种规程、条例，以下有规则、细则、方法，教育立法数量多。据统计，从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间，国民政府发表的重要教育法规法令达到了1200多件

从1930年到1945年的15年，单一高等教育法规有335项。立法重视稳定性和连续性。例如，大学规程自1929年公布以来一直没有变化，直到1974年台湾当局才修订。[3][3]

30年代教育立法的背景之一是纠正20年代放任主义的偏差，整习滥用的弊病。教育立法、整顿的方向是面向权威主义、整合性、严格训练主义，一反五四后的自由风气和比较灵活、开放的美式教育，建立中央集权的教育体制和严格训练的教育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这些教育法规详细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大纲、培养目标、修理年限、课程、设置、设备管理、编制、教师、行政、经费、成绩调查、入学、毕业等，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标准，将个人学校和华侨学校牢牢地放在政府的控制下。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学法》、《师范学校法》、《职业教育法》和1933年颁布的《中学规程》，改变了20年代建立的美式综合中学体制，改为欧式单科中学制，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单独设立，取消学分制和选修制，实行严格的毕业会考试制度。1933年颁布的《中小学正式课程标准》，确定完全实行学年制，学校科目和课程整齐，没有融通馀地，教育钟摆又回到了以前。这是在一定发展阶段提高教育质量、规范、统一教育的需要，也包括国民党的认真思考。

、加强控制的需要。

大学制度在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1912年，蔡元培作为民国政府的首届教育总长亲自制定《大学令》，确定了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的教育宗旨，并明确建立“教授治校”的制度。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大学的改革，奠定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价值，以及“教授治校”的制度，实行民主办学。北京大学逐渐成为现代思想学术的重镇，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源泉。

南京政府时期，对高等教育制度进行多次修正改变。一方面是规范和引导。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以及《专科学校组织法》和《专科学校规程》，对高等教育系统重新加以修订，规范大学、学院的设置，鼓励发展理、工、农、医等实科。从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计，教育部建立统一标准，统一学系名称、统一课程，乃至成绩评定，在抗战开始后，加紧进行这一规范。如1938年公布《文理法三学院各学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后制定《文理法三学院共同科目表》、《农工商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等等。这一做法虽然有利于规范、提高高校的课程质量和教育水平，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的自主权，削弱了大学教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遭西南联大等校的抵制。

为提高大学教育质量，严格规定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任职资格，提高教员薪水和改善工作、生活条件。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400元，副教授400-260元，讲师260-160元，助教160-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简任部长基本持平。在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模糊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

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4]

3、多元化教育格局

在国家和政府之外，民间组织的发育、“公共领域”的扩大，从而形成所谓的“市民社会”，是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基本趋势之一。

民初以来教育制度的设计，在民意表达、民主决策方面多有新意。例如在教育部设专门委员会，省教育厅设立教育参议会或教育委员会，县教育局设董事会，以在教育立法、评议、咨询方面发挥作用。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均设置独立行使职权的视学，发挥其视导与监督作用。在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实行民主办学。而且，十分重视体制外的民间教育组织和教育机构的培育。早在1906年，清政府即颁布《教育会章程》，规定各省和府、厅、州、县均可设教育会，作为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的襄助机关，推动教育组织的建立。民国之后，1912年，公布《教育会章程》、1944年颁布《教育会法》，建立省、市、县、市区和乡镇的各级教育会，“以研究教育事业，发展地方教育，并协助政府推进教育政令为宗旨。”

民国时期结社组党蔚为大观，知识分子群体异常活跃，教育社团、教育组织更是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1911年至1927年，新成立的民间性质的教育社团有85个，而官方性质的教育团体仅为16个，民间教育团体的数量远远多于官方。教育社团创办刊物之风盛行。据统计，在1912-1926年间，社团创刊最为活跃。由于国家分裂，中央权力衰败，各级教育学会成为创办教育期刊的主力，当时新创刊的101种教育刊物中，由教育社团创办的达41种，政府机关22种，学校28种，书局等10种。教育社团的创刊力量居于政府、学校的力量之前。[5]这些民间社团对于现代教育发展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实际的推动力。从民初的教育重建到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教育决策过程不仅是开放的，而且是主要依靠知识分子教育家集团进行的，各项议案经有关教育会议讨论、修改后，交由政府颁行。这些制度较多地体现了“民治”和教育民主的理念。当然，许多地方评议会、董事会制度并未能真正实行；

大学院和大学区制改革的昙花一现，则显示民主化是一个缓慢艰难的过程。

知识分子教育家成为一个现实的现代化动力集团，成为举办、传播、推进新教育的主体。民国时期教育家的“谱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旧学出身、有科举功名的士人，如蔡元培、黄炎培、梁淑溟、唐文治、蒋梦麟等，其中有些人又有留学的经历。另一类是留学生群体，民国之后，留学生群体的作用日渐彰显。对现代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陶行知、晏阳初、陈鹤琴等，均为留美学生。

在新教育的现实发展中，形成多元化教育格局。1932年和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小学法》、《小学规程》及《小学课程标准》，小学分为市立、县立、区立、坊立、乡镇立、联立、私立等类型。种类包括修业年限为6年的完全小学、修业年限为4年的初级小学、三年制的简易小学和一年制的短期小学。大学分为国立、省立、市立、私立四种。此外，还有规模很大的教会教育，成为新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教会教育的广泛影响、社会对出洋留学的推崇，民国政府对教会教育的态度十分宽容。据统计，出席第一次国民党会议的600名代表中，基督徒占十分之一。[6]据另一个统计，20年代初，外国人办理的学校学生数约占全国学生总数的30%，其中初等学校为4%，中等学校为11%，高等学校达80%.[7]至1925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为3500人，约占当时中国大学生总数的17%.[8]1922年后，声势浩大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和“教育独立运动”，致使北京政府规范外国人办学管理，以及教会教育“中国化”的变革。

4、新教育的推进

晚清在口岸城市由外国教会举办的女子学校，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之始。1907年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及《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教育开始取得合法地位。1919年初，教育部颁令，允许高等小学和部分中学男女同校，女性进入学校接受教育逐渐增多。1920年2月，北京大学冲破女禁，录取9名女生入学旁听，开创中国大学男女同校首例。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在陶行知倡议下招收女生。此后，所有大学都开始招收女生。

义务教育的概念，最早见于政府法令的，是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学务纲要》：“蒙养院、初等小学堂，意在使全国之民，无论贫富贵贱，皆能淑性知礼，化为善良”，“初等小学堂为养正始基，各国均任为国家之义务教育。东西各国政令，凡小儿及就学之年而不入小学者，罪其父母，名为强迫教育。盖深知立国之本，全在于此”[9].学部成立后，1909年拟定的分年度的工作计划，预定在宣统七年（1916年）“颁布强迫教育章程”，宣统八年（1917年）“试行强迫教育章程。行各省学司、所有厅、州、县中、小学堂兼学官话。”[10]但两年以后，清政府就灭亡了。

1935年，经行政院批准颁行《实行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决定分三期，用十年时间实现四年制义务教育。为此，大量增设短期小学和三年制的简易小学，学生数增长很快。1929年，全国初等教育各类学校数21.2万所，学生数888.2万人；

到1936年，学校数增至32.0万所，学生数则为1836.5万人，分别递增了50%和106%.[11]从1928年至1930年，中学数由954所增至1874所，学生数则由18.9万人增至39.7万人。到1936年，中学数达1956所，学生数为48.3万人。[12]

在二三十年代特定的政治格局中，国民教育成效较著的，一是在阎锡山控制的山西（见第二章），一是在桂系军阀控制的广西。

20年代的山西省成为社会稳定、教育发达的“模范省”。民国之后，阎锡山执掌山西军政大权，1917年起任山西省长。他对于发展教育的重要性有很高的认识，采取“激进主义政策”推进义务教育，使得山西教育后来居上。阎锡山在从事的村政建设，整顿乡村秩序的过程中，将推行义务教育作为开启民智、改良风气的重要手段。从1918年起，山西教育便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超过了清末教育最为发达的江苏省。

30年代，广西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代表的新桂系军阀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在教育家雷沛鸿的领导下，推行以救亡、救贫、救愚为旨的国民教育。从1936年起，发布《广西各县实施强迫教育办法》，全省出现设校办学高潮，取得显著成效，取得“模范省”的美名。

但对新教育的批评一直存在，最集中的批评是指它的“城市化”和“食洋不化”。新式学校教育比旧式教育更为昂贵，增加了普及教育的困难；

其带来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城市，而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较脱离，致使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根深蒂固的旧传统，使得学校内在的教育价值、教育精神尚未更新，成为“假教育”、“无用的教育”。陶行知明确将自己的使命归纳为“反洋化教育”、“反传统教育”，反对以城市为中心、死读书、读死书、培养小姐、少爷、书呆子的教育。

5、党化教育

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另一个教育变化，是1927年之后，国民党实行的“党化教育”。

1927年5月，蒋介石提出“党化教育”的思想，提出“以党治国”，“以党义治国”。192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学校实施党化教育办法草案》。1928年5月，决议废止“党化教育”，代之以“三民主义教育”。在各级学校进行三民主义教育，小学设置三民主义、党童子军课程，中学开设党义、军事训练科目（1932年后，“党义”改为“公民”或“公民训练”），高等学校也将“三民主义”或“党义”作为必修课程。

1928年，教育部公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审查教科图书共同标准》，规定教材内容必须“适合党义，适合国情，适合时代性”，强调“以三民主义为教科书的中心思想”，“以管、教、养、卫的真义为教科书的一贯系统”，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严格的教科书审定制度。同时，在各级学校实行训育制度，建立训导制度。30年代初，制定《各级学校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工作大纲》、《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等一系列文件，规定中小学校长和训育主任需由国民党党员充任。1930年国民党中央公布的《学生团体组织原则》和《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明确提出“评定学生成绩时，应当把学生的政治觉悟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应当以学生的实际行动来衡量学生的政治觉悟的程度；

”“在提拔师资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思想政治条件、学识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资历应当放在次要的地位。在鉴定学生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政治觉悟的程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注意课内学习的成绩。”[24]1960年国务院通过的《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明确“应该以政治条件、学识水平和业务能力为主要依据；

同时，对资历和教龄也必须加以照顾”。[25]

对许多知识分子及其子女，对他们的另一重限制来自家庭出身和政治经历。60年代初，这套歧视性的政策逐渐制度化，称为“党的阶级路线”。所谓的“阶级路线”，是指在入学、出国、晋升技术职务、毕业分配、工作使用等许多方面，根据家庭出身、政治面目予以不同对待，优先选拔、使用所谓“根正苗红”、政治上可靠的出身于工、农、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女；

同时，限制剥削阶级子弟、非劳动人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和向上流动。于是，一个人的阶级成分或家庭出身，作为“政治标准”的组成部分，成为影响命运的重要因素。

60年代初，在高校招生工作中贯彻阶级路线成为明确政策。1962年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生的《规定》，提出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有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的，主要看本人；

有历史问题的，主要看今天的表现；

有问题要看大小。”[26]1963年关于高校招生的《规定》，要求正确掌握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对于思想发反动而屡教不改的学生一律不得录取”，对在中学担任社会工作政治上表现好的优秀学生，如考试成绩达到录取标准，应适当照顾录取[27].1965年的高校招生办法，提出“在每一分数段里，首先要挑选政治条件好的学生。对政治思想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工农和烈士子女及学生干部……在他们的考试成绩与其他考生相近时，优先录取。”[28]随着贯彻阶级路线，高等学校招收的新生，工农家庭出身和本人是工农成分的比例不断上升，1953年为27.9%，1958年上升为55.28%，1965年上升为71.2%.[29]

通过贯彻阶级路线，使干部子弟这一阶层的特殊利益以新的形式得以存在；

而非无产阶级家庭子女遭到明显的不公正待遇，许多人因此而失去学习机会。家庭出身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身份。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直接以封建“血统论”作为自己的组织理论，与“阶级路线”是一脉相承的。70年代高校免试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制度，由于强调政治表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难以被推荐上学。据1971年5月，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7所大学当年招收的8966名工农兵学员的统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0%，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

其中党员占46.2%，团员38.1%，非党员15.7%.[30]免试推荐的办法，在实践中完全失去了公平和公正性，上大学逐渐成为后门和关系的竞争，以及各种黑暗交易的结果。1977年之后，随着新的政治路线的确立，具有浓重封建意味的“阶级路线”政策被摈弃。

（3）“接班人”教育

60年代初，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除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政治教育外，参加体力劳动被视为是培养接班人的重大措施，并被逐渐制度化。1958年的《指示》要求“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普遍开展勤工俭学活动。1961年颁发的《高教六十条》对教师、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作出具体规定，“主要是参加校内外的工农业生产和其它体力劳动”。196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等学校毕业生劳动实习试行条例》，规定凡属高等学校毕业生和回国留学生，在分配工作后，都应该参加为期一年的劳动实习。1964年10月召开的高校理工科教学工作会议，提出的教改措施包括：把阶级斗争锻炼作为一门主课，将参加“四清”和军训正式列入教学计划；

五年中，学生应有一二次比较集中的时间（约20周左右）参加工农业劳动。

60年代初，并且进行了从大学毕业生中定向选拔、培养接班人的尝试。1963年高校毕业分配中，在部分重点学校的理、工、农、医各科和浙江大学，对少数特别优秀的毕业生采取提前选拔、单独分配，予以重点培养。1964年，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每年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拔60名工农家庭出身、政治思想好、历史清楚、学习成绩优良、身体健康而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党员，进行重点培养提高。先集中到高级党校进行短期训练，再由思想好、作风好、能力强的老干部带领，分配到基层工作和锻炼。[31]两年共选拔了96名“特别优秀的毕业生”。这一政策只实行了两年，1965年停止试行。

4、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的冲突

以大量培养各类专门人才，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为目标，新中国在50年代初期进入了制度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这与进城之初面向工农大众和以普及为主的教育方针是相冲突的。涉及教育的重心在高教还是基础教育、城市还是农村，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实行尖子教育还是大众教育，重点学校制度，等等。

作为学习苏联的成果，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新学制，为新中国唯一正式颁布的学制。1951年学制最重要的变动，一是小学实行五年一贯制，不再分初、高两级，认为原先小学六年学制并分为初高两级，“使广大劳动人民子弟难以享受完全的初等教育”。另外，破天荒地将工农速成学校、业余学校、识字学校、各类政治学校和政治训练班等正式纳入学校系统，从而形成工农速成教育、成人业余教育和正规教育三足鼎立的格局，延续了解放区的教育方针和教育价值。由于在全国实行小学五年一贯制完全不具备相应的条件，一年后即停止推行，仍沿用小学6年、分初高两级。1955年，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教育部、高教部通知今后不再举办工农速成中学。[32]随着向苏联学习，教育的正规化建设和对教育质量的重视，使得在平等与效率的天平上，重心逐渐移向了后者。

（1）高教管理权的分合、收放

不同时期，教育政策和重心在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以中央为主，还是地方为主，面向城市还是面向农村的变化，导致中央教育部与高等教育部几度分合，教育管理权几次收放。

1952年11月，在院系调整的高潮，中央人民政府决定设高等教育部，这是高教部与教育部第一次分设。1958年，在强调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下放教育权力、多种形式办学的新的指导思想下，高等教育部与教育部合并。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改变以条条为主的管理体制，下放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中小学、职业中学、中专等交由省、市、自治区管理。并且下放高等学校和中专学校的管理权，原中央部委领导的229所高校中的187所和大部分中专下放归地方管理。在“大跃进”结束之后，作为整顿秩序的一部分，1963年中央将下放的高等学校管理权重新回收，决定对高校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的制度”。同时，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再次分设。周恩来指出，教育部工作不能“大大、小小”，即重视大学，轻视普通教育。合并的原因是两部合一，必然要挤了普教，所以还是要分开。1966年7月，两部又重新合为教育部。

文革期间，新的教育路线一反以培养专家的高等教育为重的方针，重视农村教育、基础教育的方针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它伴随着又一轮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权。基础教育的管理权下放到了最基层。中小学下放至农村的公社或大队一级，城市的中小学则下放到区或街道，许多城镇的中小学则由工厂接办。1969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对高校管理实行以“块块为主”（地方为主），绝大多数院校由地方领导，比1958年曾实行过的更为彻底。同时进行大规模的院校调整，原则是工科院校一般予以保留；

农科、医科、师范院校多数予以保留，少数改为中专或合并；

综合性大学一般先保留下来；

政法、财经、民族院校拟多撤销一些[33].文革期间，通过撤消、合并、搬迁、分散等方法共减少了106所高等学校。文革结束后，恢复60年代初的管理体制，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重新回归中央。

（2）两种学校制度

在学校制度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和实践。体现工业化、正规化、制度化的精英主义教育价值，教育的重心在高等教育和城市，通过实行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实行面向少数人的“尖子教育”，将基础教育纳入升学教育的轨道。体现大众教育的价值，则重在普及基础教育，尤其是通过多种形式办学发展农村教育。

1953年，教育部建立重点中学制度，是来自毛泽东的指示。首批确定194所重点中学，占全国中学的4.4%.重点中学的主要功能是为高等学校输送合格新生，以与高等教育的需要配套。在60年代初教育调整、整顿的过程中，又一次强调重点学校建设，要求各地选定一批重点中小学，与高一级学校形成“小宝塔”，并集中精力先办好一批“拔尖”学校。1963年，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确定的重点中学共487所，占公办中学的3.1%.[34]这一政策有违教育公平的价值，在现实中表现出很大的负面作用。由于重点学校绝大多数设在城市、城镇，从而更为有利于城镇学生的升学。据1963年对北京、吉林、江西等9省、市、自治区共135所重点学校的布局，城市有84所，占62%；

县镇43所，占32%；

农村8所，占6%；

有7个省、自治区没有选定农村中学。[35]对重点学校在经费、师资、设备等各方面实行优惠，人为地加剧了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差距，追求升学率的竞争恶化了整个基础教育的氛围，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它成为酿成80、90年代严重的“应试教育”的制度原因。

毛泽东同时主张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大办教育，包括发展民办教育、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农业中学、简易小学等各类学校，加速普及和发展教育。1958年之后，在农村大力推广农业中学和耕读小学。在农村和牧区，大量发展办学形式灵活多样的简易小学、工读小学、耕读小学，到1965年，全国已有半工半读、半耕半读的小学84.9万所，在校生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21.7%.[36]与此同时，刘少奇提倡的“两种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的试验也在很大范围内进行，在全日制学校之外，发展半工半读、部分时间学习的学校。1964年，教育部提出进一步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逐步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城市一般不再发展全日制普通中学。

文革期间，上述两个方向的改革均被否定。重点学校制度被认为是面向少数特权阶层、培养精神贵族的教育制度而取消。城市的半工半读教育也被否定、取消，认为是刘少奇提倡的“资产阶级双轨制”，限制了劳动人民子弟接受更高一级教育的权利。农村的耕读小学、农业中学等很有希望的实践，由于不断加码的政治化要求、对生产劳动不恰当的强调，使之迷失了发展方向；

对它的另一重责难则来自“教育质量差”这样的精英主义评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它们最终在文革中被取消。因而，文革时期取消了各种职业技术性质的教育而单纯发展普通教育，从而使70年代我国农村普通高中的发展达到极高的水平。

1969年之后，全国普遍实行小学5年、中学4年的新学制，从而使中小学教育由原先的12年减为9年。在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后，本科学习年限改为3年，少数学校为4年。因而，文革时期实行的是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大学三年的“5-4-3”学制。中小学废止了升学考试，普遍实行就近入学。在教学过程中也基本取消了考试、考核，并且废除了留级制度。但毛泽东的教育理想，既不是“双轨制”也不是单一的普通高中，而是一种新型教育。1958年的《指示》中即提出“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江西兴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在文革中，这一模式发展为“七二一大学”、“五七道路”，是一种取消社会分工、亦工亦农、亦文亦武、村社式和半军事化的教育乌托邦。

（3）大跃进和运动式发展

与经济上的赶超战略相一致，1958年之后，依靠高指标、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展教育渐成为主流，中国教育数次经历这种由于体制性原因和“运动式”发展方式造成的震荡。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全国在三五年内基本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村社社有中学、大多数儿童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高目标。从1956年起，教育发展进入“跃进”状态，高等学校的招生猛增一倍，达18.5万人。此后，经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规模由1957年的227所、在校生44.1万人，猛增至1960年的1289所、在校生96.2万人。普通中学的规模，从1956年的中学数6715所、中学生总数516万，增至1958年的28931所、中学生总数852万。小学生总数从1957年的6428.3万人，增加为1960年的9379.1万人。在60年代初的调整、整顿中，教育规模大幅度削减，学校大量精简教工和学生。1962年，高校招生回落到1955年的水平。1961年至1963年，高等学校学生减少22%，高中学生减少16%，全日制初中学生减少18%.[37]

文革期间，又一次提出了普及教育的高指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记要》提出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农村普及小学五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1974年，提出大力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农村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逐步在大中城市普及十年教育。不少地方提出“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的口号，与1958年“大跃进”时的目标很相似。

因而，70年代初在高等教育一蹶不振之时，中小学教育却得到了大发展。从统计数字看，1976年全国小学生数比1965年增加了29.1%；

普通中学的发展更为迅速，1976年中学学生总数达5836.58万人，比1965年增加6.25倍，其中高中生1483.64万人，增加了11.3倍；

初中生4352.94万人，增加5.4倍。教育重心下降，面向农村的发展是实质性的：初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33.7%提高为1976年的75.2%；

高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9.0%，提高为1976年的62.3%，[38]是十分惊人的。作为一个比较，它大致与1997年的水平相近（初中生中农村的比例83.01%，高中生为62.96%）。

文革期间中小学教育的发展无疑是以降低质量为代价的；

但是，如果不是以“升学教育”的标准去评价，那么应当承认，这种低重心、实用型的教育毕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学生基本的学习需求，正如当时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一样，它固然是低水平的，但切合实用，首先解决了“有无”的问题。文革结束后，伴随对文革政治上的全面否定，教育的重心重新回到城市、重点学校和高等教育。各地大规模调整学校布局，压缩普通高中，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中学最多的1977年比，1981年全国普通高中学生减少1085.03万人，减幅60.3%，初中生减少835.32万人，减幅16.8%，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这种缩减和调整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学生的教育机会受到最大的伤害。1985年与1977年相比，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初中升学率下降了25个百分点，从90.8%降为65.0%，而同期城市学生的初中升学率仅下降了3个百分点。

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重心究竟应当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教育究竟应当首先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提高国民的基本素质，还是培养少数专家？教育究竟应当采取严格竞争淘汰、旨在选拔少数“尖子”的“升学教育”，还是能够适合大多数人的实际需要、改善生活质量的“生活教育”？这一教育发展的矛盾和冲突从清末新教育发展之初即已存在，一直继续至今。因而，文革时期有别于1949年之后大多数时期的另一种教育实践，在文化价值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具有特殊的认识意义，不是贴政治标签的简单方式可以应对的。

1976年之后，国家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发展路线。1983年，邓小平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提出了教育现代化的任务，随后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随着恢复高考制度、恢复重点学校制度、重新颁发60年代初制定的学校管理条例，等等，教育的恢复和重建基本上是重新回到50年代。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启动了教育领域具有实质性的变革。近20年来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变化，可以从政治文化的演变，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变，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体制外教育的发展，教育自身价值、品质的变化等几个主要维度去考察。

1、校长负责制：受挫的政治体制改革

现代教育的重要价值，在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上，是恰当地划分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建立学术本位的价值和学术内行的管理。这意味着改变教育的意识形态化、行政化、官本位的价值，恢复教育的公共性、全民性，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80年代中期在高等学校实行的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实行校长负责制试点，启动了这一变革。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高校领导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39]从1984年起，北京师范大学等15所院校即已开始进行校长负责制试点。至1989年初，全国已有100多所高等学校实行了校长负责制。深圳大学在制度创新、体制改革方面积极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学校实行“校长治校，党委治党，教授治学”的领导体制，要求“基层党务干部兼职化”，从党委书记到支部书记，均实行兼职，党委只设党办一个部门；

党组织活动尽量不占用工作时间，不准影响日常工作。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事件中断了社会变革的进程。1989年7月，国家教委指示，“不再扩大校长负责制的试点范围。”[40]此后，这一改革名存实亡。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用立法的方式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宣告高校校长负责制实验的终结。

90年代初，采取对大学生实行军训、减少高校招生、调整留学生派遣方针、开展反和平演变教育等收缩政策。北京大学、复旦大学1990级新生到军队院校军训一年。1989年，普通高校研究生招生比上年减少10.8%，本专科招生减少19.4%.，[41]且文科研究生不从应届生中招收，工、农、医科研究生从应届生中招收的比例不超过40%.从1989年至1991年，研究生和本专科招生数连续三年低于1988年。

90年代中期之后，伴随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强硬的政治控制逐渐软化。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停滞，导致社会生活中官本位的弥漫和回潮，由于主要的资源和管理权仍控制在主管部门，教育管理、学术评价中行政化、长官意志的弊病愈演愈烈。2000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0余所大学升格为副部级，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80年代的改革中，为了淡化高校的行政色彩，将所有高校一律定为局级。副部级大学的出现，伴随着下派党政干部出任高校领导的热潮。这同时呼应着大学领导应当成为“教育家、政治家”这样的要求，从而在整体上改变了80年代由学术权威出任大学校长的选择。各地也纷纷向高校派出党政干部，很大程度上满足的是安置干部、提职提级的需要。

90年代以来，打破部门办学体制，多数部委高校下放地方。但在高校成为“面向市场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方面并无实质性改变，高校的“自主性”并未增加。教育部直属的高校增加至71所后，一些高校设立驻京办事处以降低管理成本。下放到地方的高等学校只是更换了一个行政主管。2002年教育部准予5所大学可自行设立本科专业，2003年准予几十所高校有5%比例的自主招生权，可视为扩大高校自主权方面的小小进展。

作为学校行为，2000年东北师大在学院一级实行教授会决策基础上的院长负责制改革。北京大学2003年人事改革的方案，提出在各院系建立“教授会”，赋予教授会“对聘任教师和教师职务晋升进行民主评议”的功能。此外，围绕武汉大学领导班子的调整，新任党委书记顾海良提出“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教”的思路，[42]高校领导体制和党政关系问题被重新提出。

2、下放教育管理权

在中央-地方关系的层面上，是国家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几十年来，教育管理权几收几放，不断反复。从80年代开始，与市场化进程相适应，国家教育管理权的下放和调整，90年代以来，以地方为主的新格局逐渐形成。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义务教育法》也确定了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以县、乡（镇）政府为主，农村基础教育的经费主要由县、乡两级政府筹措。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由此下放给地方。

90年代高等学校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按照“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八字方针，下放、调整和合并高校。由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拆了中央部门的“庙”，从而成为对中央部门办学体制的真正革除。1998年，原机械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等9个部门撤部改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拓展体制外的教育空间，从而使教育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实现教育的多元化和多样化。

80年代以来，消失已久的民办和私立教育重新出现。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社会力量办学”的合法地位。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民办教育获得发展，体制外的教育空间逐渐得以恢复。

然而，国家的民办教育政策一直是防守型的。1993年8月，国家教委发布《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对民办教育提出“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16字方针，重心实际在“引导”、“管理”。1997年8月，《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经过长期的修改讨论终于颁布。《条例》肯定“社会力量办学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

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不以营利为目的，严格教育机构审批，实行办学许可证制度，“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机构”等，其实际重心仍是在控制、管理。

因而，我国的民办教育虽然获得一定发展，但总体而言，仍然十分薄弱。至1998年底，全国民办小学在校生72.8万人，仅占小学生总数的0.52%；

民办中学在校生76.9万人，占中学生总数的1.22%.远没有达到1949年的水平，也远远落后于世界各国。目前的1200多所民办高校，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多科性、综合性，能够授予本科或研究生学位的大学。相当多的民办大学其实只是高考辅导班和补习班。本科以上学历教育基本不对社会力量和海外开放，民办学校在招生、学生学历资格等许多方面不能享受“国民待遇”，难以与公立学校进行公平竞争。

民办教育之所以步履维艰，因为在理论上有一些难以突破的“禁区”。如对教育功能、教育主权的认识，以及对民办教育机构是否能够“营利”的认识。经长期讨论修改，2002年12月，九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在后一问题上有所突破，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但正在制定中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在诸多规定上以限制、管理为主，引发了更多的忧虑，许多民办教育人士认为其有违《促进法》的立法精神，将会事实上成为束缚、伤害民办教育发展的利剑。

导致民办教育的发展环境恶化的另外一些政策，是公立中小学大量举办所谓“民办公助”、“公办民营”之类的“转制学校”，实为非公非民的“假民办”。一些公办高校则举办按照民营机制运行、降低录取分数、实行高收费的“二级学院”（即独立学院）。此类学校同时享受两种体制的好处，造成与民办学校极大的不公平竞争。2003年5月，教育部出台规范和发展高等学校“独立学院”的政策，确定了大力发展独立学院的政策，从而加剧了民办学校的生存危机。此类教育政策中暗含着一种“公办学校通吃”的思维，即通过“三管齐下”——公立高校扩大招生，大量举办独立学院，“收编”水平好的民办学校、将其纳入公办教育模式——大幅度地占据教育市场份额，形成公立学校独大、民办学校难以发展的局面。

另外一类民办学校——城市中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命运，突出反映了教育政策的盲点和价值偏差。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数量巨大的流动人口教育是在主管部门视野之外的。而以公立学校的办学标准“规范”打工子弟学校，使其沦为“非法”的“黑校”将其取缔的管理行为，不仅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利，其“贵族化”和“城市中心”的嘴脸也暴露无遗。2003年9月国务院召开的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对此做出了新的裁定：按流入地为主的原则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

7、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

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发展中，教育界关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讨论热烈。目前较具共识的认识，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可以引入市场机制改变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其特征包括增加非国家的（市场、个人或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强化高等教育与工商业界和私营经济部门的联系，加强私立、民营高等教育机构扮演的角色，较多地采取市场管理原则，加强竞争性和提高教育效益，更积极地回应经济体系和市场的需求等。[46]

就国内的实际发展而言，市场化的表现主要为高校实行收费，教育经费的来源更为多样化；

学校举办公司、企业等商业活动；

学校通过“转制”来扩大教育资源，提高经济效益。在这一过程中，学校逐渐建立与政府、社会和学生新的关系，教育市场已经出现，教育服务、教育消费概念已经形成。与此同时，出现各种不规范寻租行为，学校的功能、属性、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异。

由于采取多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政策，教育经费的构成已经多样化。来自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集资办学经费，学费、杂费和其它收入的非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1996年占全国教育总经费的26.11%，2000年已占33.42%.[47]但其中有很大部分是来自义务教育、基础教育系统。例如，1996年农村集资办学的经费达111.72亿元，占当年社会捐、集资办学的总经费的59.3%，2000年这一比例下降为23.1%.各级学校学、杂费的收入，1996年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收入的11.5%，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为15.5%.[48]

在非义务教育阶段，从90年代后期始，高中和大学实行收费。从建国初期到80年代初，我国实行的是“免费上大学”加“人民助学金”的资助政策。大学学费由国家全包，学校并以奖学金、助学金的形式补贴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开支，并免费提供医疗和住宿。1983年，国务院通知“改革人民助学金”资助办法，设立“人民奖学金”，标志着变革的开始。1989年3月，国务院批准国家教委《关于高等学校毕业分配制度的报告》，报告中中首次提出“学生上学除特殊规定外，一般要交纳学杂费，……一般掌握在每年100元—300元为宜。”这个文件的出台，意味着人民助学金制度走到了历史的尽头。1994年9月，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联合发文批准了37所高校进行招生收费制度改革试点，实行“公费”和“自费”招生“并轨”。1997年全国高校实现并轨收费，形成缴费上大学的局面。高校是学费标准从1998年的1000余元快速攀升，2000年北京地区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

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

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如果加上其余的各种费用和生活费，学生实际支出的费用要高得多。大约相当于一个城市职工一年的收入或两个农村劳动力一年的收入。由此，导致大学出现约占学生总数20%左右的“贫困生”阶层，每年都有家长因缴不起学费而自杀的悲剧发生。虽然国家有“奖、贷、勤、减、补”等五种方式帮助贫困生，但作为主体的国家助学贷款因种种原因难以大面积推进。

在举国经商的气氛中，为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90年代掀起大办校办企业的热潮，以1994年北京大学推倒南墙、破墙开店为标志。至2000年年底，全国近400所高校共有科技企业近2100家，高校科技企业资产总额577.41亿元，负债276.34亿元，净资产301.07亿元；

全年实现销售收入368.12亿元，利润35.43亿元，上交税金18.79亿元，上交学校8.46亿元，[49]2000年北京大学科技产业产值120亿元人民币，居全国高校之首；

清华大学的净利润3.00亿元，排在首位。越来越多的高校科技企业走上了上市融资的发展道路。截止到2001年年底，全国高校已有控股或参股的上市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深圳两地上市的公司29家，总市值约占深、沪两市市值总额的3％左右。

这一经济成就背后的事实是北大方正、清华同方那样的企业屈指可数，多数校办企业都是不赚钱的，高校深感风险巨大，无利可图。由于企业运作不规范，校企不分、产权不明晰，造成校企“小的亏了，大的跑了”的骑虎难下之势。尤其是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冲突，营利创收成为大学实际的兴奋点和工作重心，商业化价值对大学精神的侵蚀和对教育行为的扭曲十分明显，影响高校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2001年8月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校企改制试点，将区别情况规范不同类型的校办企业，明晰学校与企业的关系，学校占有企业的股份将越来越少，直至学校不再作为企业股东，而由独立的基金会来管理学校的财产，最终使校、企完全分离。

由于民办教育的发展和学校体制、收费和教学的多样化，家长和学生对教育的选择性开始出现。一个突出的例证，是近年来每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中，约有10%~20%的考生放弃已被录取的机会，选择复读。

教育市场化的发展并非都是正面的。教育资源教短缺形成的巨大市场与陈旧落后的体制相接，出现了种种“寻租”活动，致使教育行为扭曲，教育腐败丛生，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严重下降。各种价值模糊、产权暧昧的“改制学校”，如“民办公助”、“国有民办”的学校，实行“一校两制”的“校中校”、“二级学院”等等，利用国有资源和名校品牌名大赚其钱。社会腐败风气对学校、教育的侵蚀日益明显，连年发生的高考舞弊案、学术剽窃案、“注水文凭”、逐渐制度化的权学交易和钱学交易、人为制造的“择校热”和巨额的“择校费”，以及严重的教育乱收费等等，使教育被视为“充满铜臭的商业活动”。2002年8月，国家计委公布上半年价格举报情况，教育乱收费在各类举报中居于首位，超过了对药品及医疗服务、房地产价格及物业管理等的举报。[50]在2001年沈阳市的行风评议，教育系统在被评议的30个重点部门中排名最末，舆论认为教育腐败已超过司法腐败而最为市民关注。[51]

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外开放和实现社会现代化，80年代以来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政策的调整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教育是发展大于改革，教育在数量、规模上的发展令人瞩目；

但在体制的更新和教育价值、教育品质的提升上乏善可陈。

1、政治与教育、学术的关系的变化。社会现代化是一个日益倚重知识权威的过程。对教育、学术而言，需要从阶级斗争、政治至上、官本位的党治文化，转为建立教育的主体地位和学术本位的管理，以及实现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在制度层面的裹足不前，体制障碍成为影响中国教育和学术发展的严重因素。

2、新的教育方针，从为政治服务转为为经济建设服务，是一个有限的进步，其价值依然是国家功利主义的。但在教育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力量的消长都在发生某种变化，教育地方化、多样化的局面开始出现，体制外的教育开始生长。

3、就教育决策而言，政府包揽过多、行政主导的弊病并未解决，国家教育资源配置的方式并未根本改变，教育管理、教育决策中行政化、长官意志主导的倾向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