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革命跟我走心得体会和方法 有关革命的心得体会(8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那么你知道心得体会如何写吗？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推荐要革命跟我走心得体会和方法一

1.我们党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精神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革命性是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和解放全人类的根本特征和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就写道无产阶级政党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的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党的历史经验，结合当下面临的实际情况，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中的这一根本问题，对党的革命性做出了新的论述。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回望历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与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一次次拿起“手术刀”革除自身的“病症”。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要兴党强党，就必须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只有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才能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2.新时代党的革命性的新内涵

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面对的，不是要不要坚持革命性的问题，而是如何根据无产阶级面临的时代变化和历史任务，正确理解和把握革命性的问题。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性随着时代和党的历史任务的变化，有不同要求和表现形式。那种将党的革命性与党的执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对立的观点，其实是将党的革命性简单等同于阶级斗争的体现。

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无产阶级来说，虽然通过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实现自身解放重要的历史任务，但这只是为自身的社会解放创造历史前提和条件。当无产阶级政党牢固确立起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的领导权后，无产阶级完全可以通过国家社会公共职能建立起无阶级社会，来实现自身和人民大众的社会解放。

因此，对于无产阶级执政党来说，阶级斗争已不再是其主要历史任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执政党不再需要革命性，因为社会解放的历史任务依然需要革命性。在某种意义上讲，社会解放所需要的革命性与革命时代相比不是减弱了而是更强了，因为这种革命性主要从革命时代的阶级斗争转变成了自我革命。

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中，党自我革命具有特定的内涵。对于执政党来说，自我革命要克服执政后存在的脱离人民群众所导致的官僚主义;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新社会，需要无产阶级带领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而不能墨守成规、消极不为，这意味着无产阶级执政党首先要具备开拓创新、干事创业的革命精神。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更加需要坚持党的革命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正是党的革命性的具体体现和内在要求。

无产阶级只有不断革命，才能实现解放自己、最终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党的革命性始终伴随着党的使命和事业，不会随时代和历史任务的变化而削弱和消失。在很大程度上，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都是围绕党的革命性而展开的。

3.党的革命性是新时代发展的动力

正确理解和把握党的革命性内涵，不仅事关党的建设目标的实现，而且事关如何正确对待党的群众路线的创新与发展。新时代革命性内涵还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和动力。

党的革命性正是我们党不变的初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正是基于这一历史使命，党章明确规定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无论是革命还是执政，其领导目标都不是为了拥有国家权力，追求自身利益。党的性质决定了党员领导干部在任何时代都不能把追求权力和自身利益作为行为的动机。

党的革命性与党的革命精神是内在一致的，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党的革命精神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那种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党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作风不再适用的观点，其实是从根本上损害和否定党的性质。党的革命精神还决定着党的政治文化和健康的政治生活，要求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如果没有党的革命性，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文化就失去了基础。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革命性，重新强调党的革命精神，正确把握党的革命性在新时代的科学内涵，对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都至关重要。

推荐要革命跟我走心得体会和方法二

摘要：厕所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体现着社会文明进步的深度、高度和广度。现在，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厕所。“数”“质”俱佳的厕所有利于民生改善、招商引资和社会发展等。小厕所要进行持续的变革，使之更干净、更卫生、更便捷、更人性化、更科学。近年来，厕所革命如火如荼，过去如厕难、如厕脏的状况大有改观。但是，厕所革命任重道远，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人是要吃喝拉撒的，时至今日有人的地方就会存在如厕问题。

从人类进化历史来看，早期的人类与动物可能无异，人体排泄物可能会到处都是，差不多“千村薜荔人遗矢”。后来，生产力提高了，有了剩余产品，人类从蒙昧状态进入知廉耻、讲礼仪的阶段。这时候，厕所就会出现，户外的，户内的，简易的，豪奢的都会有。

人有“三急”，其中“两急”离不掉厕所。内急了，憋不得；否则，会憋出问题。有报道说，一名男乘客内急，居然跳车方便。这说明如厕非小事，新陈代谢无法抗拒。

厕所是人类进化的产物，有历史性和社会性。封建社会，权贵们的厕所自然很奢华。据说，西晋时，刘实拜访大富豪石崇，忽然内急，于是他走进石崇家的厕所，只见里面有绛纱大床，上面的席子异常华丽，两个靓丽的婢女手持香囊侍立于旁。刘实以为走错了地方，慌忙出来对石崇说：“对不起，我误入您的卧室了。”石崇却说：“你没走错地方，那就是我的厕所啊。”刘实只好再走了进去，才知里面的婢女叫做守厕婢，手持的香囊里装的是揩屁股用的软木片--相当于现在的卫生纸。

人人都要如厕。从生理角度而言，这是一种客观存在，毋须讳言和难为情。然而，国人对厕所一般很忌讳，直接说上厕所的不多，往往称其为“出恭”、“解手”、“方便”、“内急”等。一部《红楼梦》写尽世间万象，食尽人间烟火，里面的人吃穿用度不同凡响，但是那些老爷、太太、小姐、奴婢似乎是貔貅，只吃不拉，很奇怪？个中原因就在于人们羞于或忌讳谈论如厕问题，自然也不会轻易留下只言片语。

没有手纸以前，如厕不方便，也不卫生。那时候的手纸，有用瓦片的，有用石块的，有用麻绳的，有用木片的……中国人发明了纸，渐渐地才出现手纸。有了手纸以后，如厕方便了卫生了。

笔者以为，厕所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体现着社会文明进步的深度、高度和广度等。随着时代的进步，上厕所越来越便捷、越来越卫生了。发达国家的厕所很卫生，据说不少老外到中国觉得如厕难，究其原因就是厕所不干净，一般也不习惯蹲坑式厕所。日本的厕所文化不简单。在日本，如厕不仅仅是为了方便，还兼有休息、休闲、享受等功能。日本的公厕式样很别致，厕所既干净整洁，又比较人性化。比如，有的女厕安装了名为“音姬”的音盒，只要按动它的开关，就可以发出一种潺潺流水的声音，以遮掩如厕不雅的声音；有的女厕安装了婴儿台，母亲们可以在这里为孩子换尿布；有的女厕安装了梳妆台，美眉们可以补妆后再离开。日本的坐便器不仅有加热功能，还具有清洁等功能。以前国人扫货日本，狂购马桶盖，引来一片议论声。为什么他们要赴日购马桶盖？值得各方深思，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简单地愤青，认为其“对”或“错”。现在，我们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厕所革命带来的机遇很多，相关的厂商应该下足这方面的功夫，可以如厕问需问计问人，而不是坐等机遇，或闭门造车，无所适从。

纵横比较，我们的厕所喜忧参半，并不乐观。纵向比较，即自己跟自己比，我国的厕所整体比以前好多了。过去大多厕所属于“脏、乱、差、小、矮”型，如厕难，要么厕所难进，要么进了厕所方便难，这在农村边远地区尤为明显。后来，随着沼气的推广、农村牲畜圈养的普及、精神文明建设的加速、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农村的厕所逐步告别了“脏、乱、差、小、矮”等局面。城镇、公路边的公厕也多起来好起来，旅游景区的旅游厕所、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厕所一般很好，还有便于残疾人如厕的设施。尽管如此，横向比较，我们的厕所与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厕所文化滞后；公厕的分布不合理，密度不够，有的城市如厕难，可谓难于上青天；无论是家庭厕所，还是公共厕所，在节水、卫生、科技含量等方面还有待改进；风景区如厕不难了，但是如厕贵，贵得让人不可思议，前不久有报道说某游客在某地旅游，如厕一次要10元。

厕所革命，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方便、卫生，还有生活品质的改善，还有一系列的其他好处，比如提高如厕的舒适度、普惠性、科技含量和人性化水平，从而带来内外交流的顺畅和谐等。

“十三五”期间，要重视厕所革命的继续深化。一方面，家庭厕所要节水、节能，环保适用，美观大方，经济适用；另一方面，在城乡尤其是人员密集区域要规划建设数量充足、质量较好、设施齐全、卫生状况好、科技含量高的公厕。要发展先进的厕所文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人为我用；要循序渐进，以文化人，提高人们的如厕文明程度；要充分利用好公厕发展配套的沼气、种植等行业。利用公厕的粪便，可以发展沼气，发展种植业。人体排泄物——大小便是资源，而不是污垢。记得二十多年前，大连火车站的公厕就有专门收集小便的大缸，后来听人说那是制药厂收集了用来提起有用成分的。现代科技证明，人体排泄物中的有用成分很多，有的经过深加工，可以增值许多倍。

与时俱进，厕所革命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革命革命再革命。将来，我们的厕所可以媲美乃至超过东瀛，我们的游客可以在加油站、公园、医院、风景区等区域如厕方便、免费如厕……

推荐要革命跟我走心得体会和方法三

国难当头，舍我其谁？这是我观看大型电影记录片《辛亥革命》最大的感触。我们中华民族也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才得以不断地走向繁荣富强！

影片从秋瑾就义开始，广州起义的准备、过程与失败，孙中山在美国的募捐演讲，试图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一个女人、母亲宁可牺牲生命要去革命？为什么参加广州起义的20多岁的小伙子们要牺牲生命去革命？为什么海外的华侨要捐款甚至卖掉祖宅赞助革命？

因为满清政府已经不可能给中国人生活的尊严，中国要摆脱被世界歧视的命运，仅有革命这一条路！——孙中山先生如是说。为什么？

翻开中国近代史，触目惊心！由于政治的腐朽与经济的衰退，无法扼制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在一次次列强的进攻面前败下阵来。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都是中国被迫割地赔款，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而引起列强的瓜分狂潮，直至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并强迫签订《辛丑条约》，迫使中国“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即解除防务，而外国军队则驻扎于中国京畿周围的要地，实行永久军事占领。中国在西方殖民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束缚下一步一步地“沉沦”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中国人民当然不甘心承认备受列强欺凌的侵略现实，应对列强侵略的加深也掀起过一波又一波的反帝活动。民族复兴的追求是几代人的目标、梦想。可是，实现近代中国的复兴则面临十分艰巨的困难：摆脱帝国主义的外来干涉侵略与压迫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第一步，而使广大人民摆脱贫困，使中国作为大国富强起来，则是中华民族复兴更艰巨的一步。历史上，许多人为这一目标以往进行了多次尝试，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前人从事的努力。中国近代史就是人们以这样一种精神支撑着从坎坷中走过来的历史。

观看辛亥革命这一断历史，尽管我们明白：1911年的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悲惨境遇的局限，可是，辛亥革命扫除了两千年来的封建制度，消灭了皇帝制度，打破了君主世代相袭的制度。此后发生过两次帝制复辟的活动，但都不能成功，说明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为中国的提高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这是名垂千古的功绩啊！

一个世纪的光阴犹如弹指一挥间，历史不容假设，所以我很难想像，如果100年前，没有那些国难当头，舍我其谁勇士们为了心中的信念、自我的梦想用抛头颅洒热血的方式执着的追寻新的期望，那么如今的中国该是怎样的一种场面？

从秋瑾、广州起义烈士（实际可考人名为89人）、武昌首义将士，以及旧体制内的同情者，清朝驻英大使的女儿唐曼柔，为孙中山游说西方财团停止对清廷贷款勇敢地站在旧体制及父亲的对立面，最终随父亲一齐自杀的女性。还有：林觉民的《与妻书》代表了年轻的革命党人，为什么抛妻弃子、放弃富裕的家庭、个人的前途，去进行看不到前途的革命----因为革命代表了中国的未来、民族的期望，即使明知自我看不到胜利，也要为革命奉献的精神！

革命者不全是不得已的逼上梁山者。中国近现代历史最感人之处，就是很多富裕家庭、包括旧体制家庭的年轻人，甘愿抛弃优越幸福的生活，投身到梦想、奉献给革命，这些人是先知先觉者，是中华民族新生的不灭的源泉，是鲁迅所说的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

同学们，今日，不应忘记这些民族的脊梁。也不应容许那些将自我的家庭、个人幸福奉为最高人生标准的人对革命者进行肆意及阴险的诽谤。我们的国家也不够强大，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我们国内、国外不断地制造事端，挑起民族危机、国家危机，我们又怎能掉以轻心？

古人云：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我们，这些生活在安乐世界里的人们，怎能忘记这段历史？如今的我们要做的已不是追寻梦境中童话般的天真，而是在现实世界里脚踏实地的去践行党和国家赋予的光荣使命！

天下兴亡，舍我其谁？

推荐要革命跟我走心得体会和方法四

井冈山风景名胜区是以革命人文景观为主体与秀丽的自然风光相融合独特类型的风景名胜区。茨坪是风景区的中心景区，是一块四面青山环绕的山中盆地。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以下称“陵园”)是中心景区新辟的主要革命人文景观。它位于茨坪北面的北岩峰上。

北岩峰，山体犹如一座罗汉大佛像，坐北朝南，端坐神坛。陵园按“佛”型山体因山就势兴建，占地面积400亩。陵园于1987年始建，同年10月建成并开放参观游览。1997年10月，由邓小平题字的“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剪彩。陵园整体建筑包括陵园门庭、纪念堂、碑林、雕像园、纪念碑五大部分。

陵园门庭：这是陵园的主大门!人们来到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横式牌坊园标“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烫金大字为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宋任穷同志题写。进门后，经过花坛园庭，顺山而上的宽阔平台台阶分为两组，第一组49级，象征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二组60级，寓意陵园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六十周年的1987年建成。陵园后山东侧筑有小型公路，以备年老体弱者和残疾人登山观瞻之用。陵园的绿化配制主要是采用柏树、桂花、杜鹃、翠竹为主配以山体自生的松、杉、山樱花等。主大门前栽种的大树是日本冷杉，为国家一级保护树种。台阶两侧林廊和雕塑园配制的是香柏、黄杨。全园四季绿树常青，素花点缀，显得庄重而肃穆。

纪念堂：登上宽阔的台阶即进入纪念堂。纪念堂大门上方烫金横幅“井冈山根据地革命先烈永垂不朽”是彭真委员长1987年视察井冈山时为陵园题写的。纪念堂设有瞻仰大厅、陈列室、吊唁大厅、忠魂堂。

瞻仰大厅正面汉白玉墙面的“死难烈士万岁”六个大字是毛泽东1946年为革命烈士题写的。正面玻璃柜存放的是井冈山革命烈士的名册。大厅内放置的花圈、花篮，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井冈山时向烈士们敬献的，有社会团体及旅游观光团敬献而留下来作为纪念的。

瞻仰大厅左侧陈列室展览的人物是建国后去世的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领导人的挂像。目前有51位。他们当中有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环、陈毅;有军队中的一大批将帅;如元帅朱德、彭德怀、陈毅、罗荣桓。大将谭政、粟裕、黄克城。上将陈伯钧、赖传珠、杨得志、朱良材。中将杨梅生、毕占云、张国华、谭家述。少将龙开富等;有建国后调离军队，到党政部门担任领导的。目前有13位，他们是何长工、贺敏学、贺子珍、陈正人、彭儒、曾志等。

右侧陈列室陈列的是建国前牺牲的革命先烈，他们都是在井冈山斗争时的老红军、老干部。这组烈士挂像目前有54位。其中有的烈士的照片是本人的历史照片，有的是根据他们的亲属和战友的回忆画下来的。还有的烈士无法征集到照片，这里就用党旗和青松代替。

瞻仰大厅后为吊唁大厅。吊唁大厅四周墙面嵌刻的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壮烈牺牲的烈士英名录。这是当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包括七个县市范围的烈士名录，共有15744位。对在井冈山斗争中还有许多为革命而牺牲没有留下姓名的革命烈士，陈列时就在这里为他们立了一块无名碑，以示对无名先烈的深切怀念。

从吊唁大厅后侧上楼为忠魂堂。忠魂堂是为安放老红军灵柩而设的。目前己安放五位老红军的骨灰，他们是张令彬、何长工、温玉成、贺敏学、陈云中。每年的清明节，他们的亲属、好友就会到这里来吊唁他们。

碑林：首先我们看到的“井冈山碑林”五个烫金大字，是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名誉主席、原山东省委书记舒同题写的。他是江西东乡人，也是一位老红军。1998年去世。他的字体作为一种汉字字形己输入电脑，全球通用。

井冈山碑林(下称“碑林”)为江西省建筑设计院设计，采用江南园林建筑风格，分为碑廊、碑亭、碑墙三种碑刻陈列形式，因山就势，高低错落，配以亭、台、楼、阁相结合的整体建筑造型。

碑林分两期工程建成。第一期1989年建成。第二期1992年建成。两期碑林都是由黄河碑林、石家庄、苏州碑刻研究室几家碑刻单位支援，并代聘名家高手前来雕刻的，碑林的碑石全部用的是江西玉山县的罗纹石。此种碑石材质细腻、光滑、耐磨，属碑石中的上等石料。

碑林一共陈列有138块精湛的书法碑刻，主要有三部分内容：一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上井冈山视察时的题词;二为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的题词;三为全国著名书法家、画家、作家和知名人士热心赞颂井冈山的题词。他们以不同的形式，从各个方面热情讴歌了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和英雄业绩与壮丽河山相互辉映的独特的风景名胜。全廊寓革命传统教育于书法艺术之中，是集建筑艺术、书法艺术和雕刻艺术于一体的现代人文景观。她给人们启迪思想，磨练意志，陶冶情操，奋发向上。

雕塑园：井冈山雕塑园(下称雕塑园)座落于陵园东侧山头，于1987年10月兴建。她是全国第一座以革命历史人物群像为题材的雕塑园。雕塑园园标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肖克上将题写。园内塑造了十九尊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共井冈山前委、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的主要领导和著名人士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谭震林、陈正人、张子清、王尔琢、宛希先、李灿、何挺颖、王佐、袁文才、蔡协民、伍若兰、何长工、罗荣桓、滕代远、贺子珍等人的光辉形象。这19尊雕像分别由全国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叶毓山、程允贤、潘鹤、曹春生等以青铜、汉白玉、花岗岩为材料创作塑造，集南北雕塑艺术之精华，再现了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一代先驱的英雄气概和战将风采，具有历史观瞻和雕塑艺术的双重价值，是难得观瞻到的雕塑珍品。

纪念碑：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以下称纪念碑)位于“佛”型山体脸部，陵园的最上方。于1993年筹建，1997年建成并对外开放。纪念碑造型为全国著名雕塑家程允贤、王中设计。

纪念碑由基座、碑座和主碑三部分组成。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一楼的休息室、会客室和二楼的展厅组成基座部分，全部采用本市长坪乡生产的花岗岩砌成。

主碑是用镀钛的不锈钢制作的。它高达27米，意含1920xx年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主碑的造型是突出“山”的形状。它有着儿层含义：远看像一团火焰，寓意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近视如林立的钢枪，寓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主碑的基座部分，采用“将军红”大理石砌成，高9.7米，表示1997年纪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七十周年建成。碑座的碑名“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是邓小平同志1984年在北京亲笔为纪念井冈山革命烈士题写的。碑座上三组反映井冈山斗争的汉白玉浮雕，为中央美术学院曹春生教授设计。

正面组浮雕的主题为“荟萃井冈”，展示井冈山红军于1920xx年4月名扬天下的“朱毛会师”和同年12月的红四军与红五军会师的情形以及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等领导人的英姿气概。

东面组浮雕主题为“红色割据”。展示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内容，即开展土地革命、军队建设、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的生动场面。

西面组浮雕主题为“浴血罗霄”。这组浮雕通过反映井冈山斗争著名的龙源口大捷等战斗和以茨评为中心的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及其五大哨口以及九陇山军事根据地，展示红军以非凡的毅力，英勇奋战，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军事“进剿”和“会剿”以及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

纪念碑前还设计建造了一尊“母亲”雕像，寓意井冈山是中国革命摇篮，是对后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大课堂。

推荐要革命跟我走心得体会和方法五

井冈山风景名胜区是以革命人文景观为主体与秀丽的自然风光相融合独特类型的风景名胜区。茨坪是风景区的中心景区，是一块四面青山环绕的山中盆地。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以下称“陵园”)是中心景区新辟的主要革命人文景观。它位于茨坪北面的北岩峰上。

北岩峰，山体犹如一座罗汉大佛像，坐北朝南，端坐神坛。陵园按“佛”型山体因山就势兴建，占地面积400亩。陵园于1987年始建，同年10月建成并开放参观游览。1997年10月，由邓小平题字的“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剪彩。陵园整体建筑包括陵园门庭、纪念堂、碑林、雕像园、纪念碑五大部分。

陵园门庭：这是陵园的主大门!人们来到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横式牌坊园标“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烫金大字为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宋任穷同志题写。进门后，经过花坛园庭，顺山而上的宽阔平台台阶分为两组，第一组49级，象征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二组60级，寓意陵园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六十周年的1987年建成。陵园后山东侧筑有小型公路，以备年老体弱者和残疾人登山观瞻之用。陵园的绿化配制主要是采用柏树、桂花、杜鹃、翠竹为主配以山体自生的松、杉、山樱花等。主大门前栽种的大树是日本冷杉，为国家一级保护树种。台阶两侧林廊和雕塑园配制的是香柏、黄杨。全园四季绿树常青，素花点缀，显得庄重而肃穆。

纪念堂：登上宽阔的台阶即进入纪念堂。纪念堂大门上方烫金横幅“井冈山根据地革命先烈永垂不朽”是彭真委员长1987年视察井冈山时为陵园题写的。纪念堂设有瞻仰大厅、陈列室、吊唁大厅、忠魂堂。

瞻仰大厅正面汉白玉墙面的“死难烈士万岁”六个大字是毛泽东1946年为革命烈士题写的。正面玻璃柜存放的是井冈山革命烈士的名册。大厅内放置的花圈、花篮，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井冈山时向烈士们敬献的，有社会团体及旅游观光团敬献而留下来作为纪念的。

瞻仰大厅左侧陈列室展览的人物是建国后去世的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领导人的挂像。目前有51位。他们当中有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环、陈毅;有军队中的一大批将帅;如元帅朱德、彭德怀、陈毅、罗荣桓。大将谭政、粟裕、黄克城。上将陈伯钧、赖传珠、杨得志、朱良材。中将杨梅生、毕占云、张国华、谭家述。少将龙开富等;有建国后调离军队，到党政部门担任领导的。目前有13位，他们是何长工、贺敏学、贺子珍、陈正人、彭儒、曾志等。

右侧陈列室陈列的是建国前牺牲的革命先烈，他们都是在井冈山斗争时的老红军、老干部。这组烈士挂像目前有54位。其中有的烈士的照片是本人的历史照片，有的是根据他们的亲属和战友的回忆画下来的。还有的烈士无法征集到照片，这里就用党旗和青松代替。

瞻仰大厅后为吊唁大厅。吊唁大厅四周墙面嵌刻的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壮烈牺牲的烈士英名录。这是当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包括七个县市范围的烈士名录，共有15744位。对在井冈山斗争中还有许多为革命而牺牲没有留下姓名的革命烈士，陈列时就在这里为他们立了一块无名碑，以示对无名先烈的深切怀念。

从吊唁大厅后侧上楼为忠魂堂。忠魂堂是为安放老红军灵柩而设的。目前己安放五位老红军的骨灰，他们是张令彬、何长工、温玉成、贺敏学、陈云中。每年的清明节，他们的亲属、好友就会到这里来吊唁他们。

碑林：首先我们看到的“井冈山碑林”五个烫金大字，是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名誉主席、原山东省委书记舒同题写的。他是江西东乡人，也是一位老红军。1998年去世。他的字体作为一种汉字字形己输入电脑，全球通用。

井冈山碑林(下称“碑林”)为江西省建筑设计院设计，采用江南园林建筑风格，分为碑廊、碑亭、碑墙三种碑刻陈列形式，因山就势，高低错落，配以亭、台、楼、阁相结合的整体建筑造型。

碑林分两期工程建成。第一期1989年建成。第二期1992年建成。两期碑林都是由黄河碑林、石家庄、苏州碑刻研究室几家碑刻单位支援，并代聘名家高手前来雕刻的，碑林的碑石全部用的是江西玉山县的罗纹石。此种碑石材质细腻、光滑、耐磨，属碑石中的上等石料。

碑林一共陈列有138块精湛的书法碑刻，主要有三部分内容：一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上井冈山视察时的题词;二为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的题词;三为全国著名书法家、画家、作家和知名人士热心赞颂井冈山的题词。他们以不同的形式，从各个方面热情讴歌了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和英雄业绩与壮丽河山相互辉映的独特的风景名胜。全廊寓革命传统教育于书法艺术之中，是集建筑艺术、书法艺术和雕刻艺术于一体的现代人文景观。她给人们启迪思想，磨练意志，陶冶情操，奋发向上。

雕塑园：井冈山雕塑园(下称雕塑园)座落于陵园东侧山头，于1987年10月兴建。她是全国第一座以革命历史人物群像为题材的雕塑园。雕塑园园标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肖克上将题写。园内塑造了十九尊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共井冈山前委、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的主要领导和著名人士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谭震林、陈正人、张子清、王尔琢、宛希先、李灿、何挺颖、王佐、袁文才、蔡协民、伍若兰、何长工、罗荣桓、滕代远、贺子珍等人的光辉形象。这19尊雕像分别由全国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叶毓山、程允贤、潘鹤、曹春生等以青铜、汉白玉、花岗岩为材料创作塑造，集南北雕塑艺术之精华，再现了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一代先驱的英雄气概和战将风采，具有历史观瞻和雕塑艺术的双重价值，是难得观瞻到的雕塑珍品。

纪念碑：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以下称纪念碑)位于“佛”型山体脸部，陵园的最上方。于1993年筹建，1997年建成并对外开放。纪念碑造型为全国著名雕塑家程允贤、王中设计。

纪念碑由基座、碑座和主碑三部分组成。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一楼的休息室、会客室和二楼的展厅组成基座部分，全部采用本市长坪乡生产的花岗岩砌成。

主碑是用镀钛的不锈钢制作的。它高达27米，意含1920xx年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主碑的造型是突出“山”的形状。它有着儿层含义：远看像一团火焰，寓意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近视如林立的钢枪，寓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主碑的基座部分，采用“将军红”大理石砌成，高9.7米，表示1997年纪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七十周年建成。碑座的碑名“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是邓小平同志1984年在北京亲笔为纪念井冈山革命烈士题写的。碑座上三组反映井冈山斗争的汉白玉浮雕，为中央美术学院曹春生教授设计。

正面组浮雕的主题为“荟萃井冈”，展示井冈山红军于1920xx年4月名扬天下的“朱毛会师”和同年12月的红四军与红五军会师的情形以及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等领导人的英姿气概。

东面组浮雕主题为“红色割据”。展示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内容，即开展土地革命、军队建设、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的生动场面。

西面组浮雕主题为“浴血罗霄”。这组浮雕通过反映井冈山斗争著名的龙源口大捷等战斗和以茨评为中心的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及其五大哨口以及九陇山军事根据地，展示红军以非凡的毅力，英勇奋战，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军事“进剿”和“会剿”以及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

纪念碑前还设计建造了一尊“母亲”雕像，寓意井冈山是中国革命摇篮，是对后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大课堂。

推荐要革命跟我走心得体会和方法六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先进优秀的看家法宝、攻坚克难的力量源泉、走向胜利的政治优势。要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中国共产党人就必须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就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通过彻底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地把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

1、革命精神来自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深刻认知

习近平总书记对革命精神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从“革命理想高于天”到“不忘革命初心”，革命的觉悟、情怀、意志溢于言表。特别是2016年年底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明确提出“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革命精神的重视与强调，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深刻认识、科学遵循与自觉践履。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社会有些人把革命简单地等同于曾经发生过的暴力革命、革命战争、革命运动等，并且认为革命已经逝去、革命不再需要。这种认识是极其错误的。虽然上述形态毫无疑问是革命的形态，甚至还是革命最直接的、最现实的、最管用的形态，但却不能说是革命的全部内容，更不能说是革命的本质形态。关于革命的本质，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8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做了极为简明而又科学深刻的论断，这就是“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后来马克思又称革命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总是要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来。这种矛盾、危机、痉挛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解决了，社会就发展进步了，历史就前进了。所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革命直接政权的阶级更替，表现为社会制度的兴亡存废，但深藏其后更为根本的是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邓小平之所以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也是因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社会矛盾不会消失，革命自然不可避免也不会消失。所以，对革命不存在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的问题，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是“必然性的物质力量”。1851年恩格斯给马克思写的信中讲“革命是一种与其说受平时决定社会发展的法则支配，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受物理定律支配的纯自然现象”“制度改变的方式总是新的要求逐渐产生，旧的东西瓦解等等”，建立新的制度“总要经过真正的革命”。

正是有着对革命的科学认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旗帜鲜明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共产党人就是革命者，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打碎旧世界夺取政权的革命当然已经结束了，带领人民建设新世界的革命却依然在进行中，并且要继续进行下去。从身份上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是领导人民长期执政的党，但就其本质来说仍然是带领人民建设新世界的革命党，是具有革命精神的执政党。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要求全党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同志特别提出，革命精神是十分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一定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用旺盛的革命精神来进行自我革命，并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2、保持革命精神就要一以贯之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就开始了慷慨悲歌的社会革命运动，但只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的社会革命才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

当代中国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经过28年浴血奋战，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这一革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人民民主专政。

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投身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这一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繁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极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了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时代，中国开始了从快速发展到全面发展的模式跨越，从大国向强国迈进的发展阶段跃迁。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意味着中国社会发展从宏观到微观、从战略到战术、从观念到制度都发生了根本性、革命性的变化。我们决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决不能因为成就而懈怠，决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要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高度进行战略筹划，从推进共享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高度做出应对之策，以更加旺盛的革命精神开启新时代的新革命。通过革命精神深化社会革命，用社会革命淬炼革命精神。

3、保持革命精神还要勇于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解决自身的问题。

在建党初期对党员和党的一些组织“思想不纯”以及“左”倾“右”倾错误进行自我革命，在长征途中对党和军队中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分裂逃跑主义进行自我革命，在延安时期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进行自我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后又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等一系列的自我革命。也正是在这样的自我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一次次转危为安、化危为机，带领中国社会从胜利走向胜利。

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僵化、教条、片面、不成熟思想认识、行为习惯与制度模式的自我革命，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摒弃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正是通过这样一次深刻的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踏上了带领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也让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全面从严治党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体现的正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决心和意志。从八项规定转作风到雷霆万钧反腐败，从扎紧制度的笼子到高扬理想信念，从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到加强党内监督，从洗澡出汗、壮士断腕到刮骨疗毒、凤凰涅盘，中国共产党切实解决了党在作风、思想、组织、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实现了政党面貌的大革新、政党形象的大提升、政党制度的大完善、政党能力的大提高。

进入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对我们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以及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因素更具有很强的危险性和破坏性。要想不被挑战打倒，要想永葆生机活力，一定要勇于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这种自我革命来自中国共产党的自觉自警，同样来自中国共产党的自信自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这一斩钉截铁的论断，同样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新觉醒。一个世界上最伟大又最强大的政党，当然不应该犯这种颠覆性的错误，也不允许犯这样颠覆性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我们要在全面从严治党这场伟大的自我革命中继续百炼成钢。

推荐要革命跟我走心得体会和方法七

党史上，我们把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10年称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今天我们就围绕开辟新的革命道路、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汲取血的经验教训三个方面为大家讲述一下这跌宕起伏的十年。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扛起土地革命的旗帜，建立起自己的武装队伍，还创建了一系列根据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一）英勇的武装反抗

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国内严峻的政治形势，毛泽东是这样描述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等武装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8月3日开始，前委按照原定计划率领部队陆续撤离南昌。在南下广东途中，于9月底10月初在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武装，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和粤赣边境打游击。

8月7日，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纠正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议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常委，瞿秋白为主席。

这次会议为挽救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换散中的中国共产党，为复兴陷人低潮的中国革命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和新确定的革命方针，党先后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各级组织，发动武装起义。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在进攻长沙受挫后，转往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寻求立足之地。12月11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陈郁等，领导发动广州起义，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参加了起义。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起义失败，张太雷和许多同志壮烈牺牲。

一直到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近百次武装起义。其中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为最著名的三大起义，其他起义遍及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这些起义，基本上都很快失败了。一些坚持下来的起义军，大多活动在位于数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农村地区，为后来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2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在武装暴动中建立工农革命军。1928年5月发出通告，将革命军队正式定名为红军（此前有的起义武装已称红军）。此后，各地革命武装相继改称红军，继而又开始称中国工农红军，简称红军。

（二）胜利召开党的六大

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了，但怎样开展武装斗争，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越来越突出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

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里，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应当通过十月革命一样的形式靠城市武装暴动来夺取政权。所以，当时的中共中央把恢复革命的重心放在城市，所部署的一系列武装暴动，都把向城市进攻、夺取城市作为主要目标。这种脱离实际的模式化方式，造成了消极的影响，酿成了不少严重的后果。党内也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在这个关键时候，经过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多次沟通，党的六大在苏联莫斯科召开，是唯一的例外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

很多人都会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但他们很可能不知道，莫斯科郊外的一座贵族庄园，对中国的影响比这首歌大多了！2016年7月4日，经过中俄双方10多年的努力，位于莫斯科郊区的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第一次展示新容，并举行了建成仪式。习近平专门致贺辞，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致贺辞。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了建成仪式，俄罗斯副总理也一同出席。

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相继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六大开会的地点安排在莫斯科南部郊区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的一座叫“银色别墅”的贵族庄园里，距莫斯科市区40公里。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正式代表84人。大会主席团由瞿秋白等21人组成，周恩来为大会秘书长。斯大林、布哈林（共产主义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也参加了主席团，这在中国共产党党代会历史上也是唯一的一次。出于保密和安全考虑，大会为参加会议的代表和工作人员编定了号码。在大会上发言和领取物品、材料时，均用号码，不用正式姓名。

大会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六大把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到长期的群众工作，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六大在当时极为复杂的局势下，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六大后的两年间，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

（三）上山走出新道路

其实，早在八七会议后，1927年的9月，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和湖南省委（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一起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取得了一些成功，但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相继失利。当时，毛泽东面对现实、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暂时放弃攻打长沙的军事计划，命令部队迅速向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作出了经萍乡退往湘南的决定。第二天，毛泽东就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出发，踏上了沿湘赣边界山区向湘南农村进发的征途。9月29日，起义部队不足1000人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在此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起义军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特别是开始以连为单位建立党支部，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10月27日，部队到达井冈山的茨坪。11月18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11月28日，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上山了！从此，在罗霄山脉中段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井冈山军民，在边界各县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积极发展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加强人民军队建设，要求改变过去军队只顾打仗的旧传统，担负起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八项注意），逐步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奠定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从此朱毛红军就诞生了。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从实践上突破了城市暴动或进攻城市的模式，为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新的革命道路。

在这个时期，不得不提一次重要的会议，那就是1929年12月，红四方面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书记。关键是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确定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

前面，我们讲到根据六大强调的“中心任务”，开展苏维埃运动成为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一项重要内容，建立苏维埃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重要尝试。当有了根据地，这个中心任务就具备了基础条件。

（一）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当时，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了一批革命根据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把政权建设进一步提上日程。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致信中共中央，要求中国共产党积极建立农村苏维埃区域，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政权。1930年，中共中央积极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193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得到共产国际批准。

通过两年的准备，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举行。来自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中央等根据地、红军部队，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61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会议还通过了根据临时中央有关宪法大纲的来电原则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临时中央提供大会讨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

大会选举63人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和张国焘为副主席。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内，设立人民委员会作为政府机构，之下分设外交、军事、劳动、土地、财政、司法、内务、教育、工农检察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等9部1局，并确定了各部部长（人民委员）人选。会后，瑞金改名为“瑞京”，瑞金县划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直辖县，瑞金由此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具有国家形态的红色政权，是在局部范围执政的一次重要实践，是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学习治国理政艺术的一次重大尝试。

（二）红色“苏区”的建设

从1928年下半年至1930年夏，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领导创建了一批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一系列主力红军部队，人数约7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共约10万人。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等省的边界地区。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到1933年，全国的革命根据地形成了以中央根据地为中心，周围的湘赣、赣东北、湘鄂赣、东江等根据地密切配合，中央、鄂豫皖、湘鄂西三大根据地互为犄角、相互策应的战略格局。

当时的革命根据地都叫苏区，即苏维埃区域的意思，由此也可见苏联模式的影响。所以，当时中央领导采取的一些政策和决策，也多少都带有“左”的倾向，这是后来招致失败的原因之一。因其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且是通过红军创立的，所以，习惯都称红色根据地。

在各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通过苏维埃共和国政权机构，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开始学到治国安邦的本领，培养了执政能力，积累了宝贵的执政经验，造就了一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

主要有这些实践内容：一是进行政权组织建设。颁布了《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的规定，地方政权采取省、县、区、乡（市）四级制度。在中央苏区范围内，先后建立了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等省苏维埃政府，到1935年，先后建立过的县级苏维埃政府有250多个。在其他地区，先后建立过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原赣东北）、鄂豫皖、湘鄂西、川陕、闽东（特区）、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陕甘边（特区）和陕北、大金等省级（或相当于省级）苏维埃政府。

二是开展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根据地建设最重要的任务，也是中国革命的命脉。土地革命的路线是：依靠贫崔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据此，各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实行“耕者有其田”，给根据地的社会面貌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和变化。

三是保证和促进经济建设。1931年11月的一苏大通过了《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为苏维埃政权规定了有关工业、商业、财政、金融等项经济政策的基本方针和依据。同时，根据地还大力开展文化建设，以满足根据地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形成了苏区地方卫生管理机构。

在这场执政实践中，我们各级苏维埃干部，为根据地的建设辛勤工作，树立了扎扎实实、任劳任怨、清正廉洁、精简高效的榜样，兴国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就是他们工作作风的生动写照。他们身体力行所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密切联系群众、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后来被称之为"苏区精神”，成为党的执政风格和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后来党的建设和执政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围剿”与反“围剿”的博弈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于是，“围剿”与反“围剿”，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博弈的主要形式。

第一次反围剿：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一次军事“围剿”。红一方面军4万多人，采取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歼敌1.3万，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第二次反围剿：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20万兵力，任命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二次“围剿”。我们战术不变，在5月16日到31日，连打5个胜仗，横扫700里，歼敌3万多，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1931年6月，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并亲任总司令，采取“分路围攻，长驱直人”的战术，兵分三路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三次“围剿”。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历时3个月，歼敌3万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对其他根据地也进行了“围剿”。特别是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先后进行了四次“围剿”。两个根据地军民坚决斗争，粉碎了敌人前三次“围剿”，也使武装力量得到很大发展。1931年11月7日，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黄安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加上张国焘在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和在苏区推行“左”的政策，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主力2万余人撤离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三军于10月退出洪湖地区。

第四次反“围剿”：1933年2月至3月，国民党在结束了对鄂豫皖、湘鄂西的第四次“围剿”后，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灵活运用前几次反“围剿”中的经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这里可能大家就要问为何是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的，原因就是在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会议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入的方针和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主张，以及毛泽东对中央急于进攻中心城市错误战略方针的批评，并撤销了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第五次反“围剿”：1933年9月，蒋介石又集中100万兵力对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根据地。但是这次，由于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并实施堡垒主义新战略，苏区力量和资源也陷于枯竭，加上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推行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中央红军反对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斗争陷于失败。党中央被迫率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国革命经受了一系列大起大落，中国共产党也经受了一系列大起大落。这是一种磨难，也是一种考验，必须系统总结、深刻汲取这些血的教训经验。

（一）“左”倾错误的危害

在这个时期，党内出现过几次重大的“左”倾错误，造成了严重危害。邓小平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这实际上从建党以来一次次用血换来的教训！

第一次“左”倾错误：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领导下，召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文件，错误地认为这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要求少数共产党员和群众去执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的总策略，造成了许多损失。

1928年2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批评了这次“左”倾错误。4月3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接受这一决议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基本结束。

第二次“左”倾错误：六大之后，革命形势有所好转。在在1929年间，共产国际先后向中共中央发来四封指示信，这些信的精神都是反“右”的，导致了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接手指示信的决议，党内“左”的急性病又出现了。

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不切实际地提出“左”的“策略总路线”。随后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所有红军主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还成立了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付出了沉重代价。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受到了一些党和红军领导人不同程度的抵制，也超出了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于是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其错误。于9月24日到28日，召开党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

第三次“左”倾错误：不幸的是，1931年1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以批判“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为名，宣扬“左”的错误观点。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王明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

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虽然提出了抗日的主张，却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一类口号，推行“左”倾关门主义的方针。临时中央通过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将错误路线推行到红军和根据地中，将肃反斗争扩大化，使大批干部和战士遭到杀害，对红军反“围剿”斗争造成严重影响。

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人中央根据地，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和政策。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宣称中国革命进人到“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阶段，把“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推向顶点。其恶果，是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除陕甘、海南琼崖以外的各根据地也都相继丢失，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革命又一次跌人低谷。

（二）战略转移与历史转折

长征，完整和准确的定义是：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陆续从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地区进行的战略大转移。

1934年10月中旬，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奉命从鄂豫皖转移。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红二、红六军团（后来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主动撤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研究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议还决定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会后，又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遵义会议前，中央政治局召开了通道、黎平、猴场等会议（都在我们驻地附近，后面将组织现地参观见学）；遵义会议后，召开了鸡鸣三省、扎西等会议，这些会议研究决定了与遵义会议内容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习惯上有时也称之为总书记），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部队缩编、苏区中央分局和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及组织等重要问题。所以，遵义会议不应视为一次孤立的会议，而是以遵义会议为主，包括前后多次会议在内的系列会议。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地区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从历经时间上看，按四路红军计算，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整整两年。按各路红军所走最远的路程计算，红一方面军长征2.5万里，红二方面军长征2万余里，红四方面军长征1万余里，红二十五军长征近万里。各路红军长征的总里程约为6.5万余里。

从艰难程度上看，长征途中，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共进行了师以上规模的战役战斗120多次。四路红军出发长征时，总人数为20.6万人，沿途补充了1.7万人，到结束时共保留下来5.7万人。这就是说，在长征途中，红军一共损失了16万人。其中牺牲营以上干部达432人。

从历史意义上看，长征宣传了党的主张，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毛泽东曾形象的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尤其是，所形成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三）党在磨难和考验中成长

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大革命失败、左倾主义影响、反围剿斗争失败等严峻危险中，在积极促进抗日统一战线、做好抗战准备的时间中，党不断探索和学习，纠正自己的错误，总结血的经验教训，一步步成长起来。

一是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积极扩大力量。

1927年4月党的五大时，有党员5.7万名。大革命失败后，据1927年11月的统计，只剩下1万多名。但是党没有屈服，在革命陷于低潮时继续坚持斗争。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在城市，组织群众开展特殊形式的斗争。到1928年6月六大召开时，全党党员恢复到4万多名。六大的举行，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的斗争，又重新壮大起来，在六届二中全会前后，党的白区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30年3月，党员增加到10万多名。1930年底，党在全国17个省恢复了省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

与此同时，193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后来又成立了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左翼文化工作者及其各种组织，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结合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加强思想理论建设。

1929年12月底，在福建省上杭古田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的方针，首次规定了“新分子入党的条件”，还具体规定了党内教育的方法。

随着根据地的建立，党开始在局部地区执政，也就面临着执政的考验。1932年初至1934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苏区开展了一场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初步尝试。

毛泽东身体力行开展调查研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比如在1935年12月，毛泽东所做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系统说明了党的政策上的诸问题；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著作，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中党的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1937年夏，他在《实践论》《矛盾论》两部哲学著作中，从马克思主义认识高度，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判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科学阐明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样，就看是对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进行拨乱反正，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共产党人。

三是注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党在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同时，还注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长征胜利后，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同时克服了关门主义，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党的组织的政策。

1936年3月底，为加强党对北方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建立了山东省委、山西省委、河南工委，以及华中、华南若干党的组织，并派出一些干部分赴上海、汉口、广州、香港等地开展工作，从而使因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遭受重大损失的白区工作有了恢复和新的发展。直到年底，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党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扭转了时局，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到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党员总数已发展到4万余名。

土地革命这十年，是中国共产党这十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是来自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紧紧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站在一起，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原则。这十年中，虽然党在指导思想上几度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而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但是党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种种错误。正因如此，党才能够在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采取正确的方针保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革命成果，迈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新的历史时期。

推荐要革命跟我走心得体会和方法八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1.我们党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精神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革命性是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和解放全人类的根本特征和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就写道无产阶级政党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的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党的历史经验，结合当下面临的实际情况，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中的这一根本问题，对党的革命性做出了新的论述。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回望历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与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一次次拿起“手术刀”革除自身的“病症”。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要兴党强党，就必须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只有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才能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2.新时代党的革命性的新内涵

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面对的，不是要不要坚持革命性的问题，而是如何根据无产阶级面临的时代变化和历史任务，正确理解和把握革命性的问题。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性随着时代和党的历史任务的变化，有不同要求和表现形式。那种将党的革命性与党的执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对立的观点，其实是将党的革命性简单等同于阶级斗争的体现。

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无产阶级来说，虽然通过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实现自身解放重要的历史任务，但这只是为自身的社会解放创造历史前提和条件。当无产阶级政党牢固确立起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的领导权后，无产阶级完全可以通过国家社会公共职能建立起无阶级社会，来实现自身和人民大众的社会解放。

因此，对于无产阶级执政党来说，阶级斗争已不再是其主要历史任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执政党不再需要革命性，因为社会解放的历史任务依然需要革命性。在某种意义上讲，社会解放所需要的革命性与革命时代相比不是减弱了而是更强了，因为这种革命性主要从革命时代的阶级斗争转变成了自我革命。

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中，党自我革命具有特定的内涵。对于执政党来说，自我革命要克服执政后存在的脱离人民群众所导致的官僚主义；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新社会，需要无产阶级带领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而不能墨守成规、消极不为，这意味着无产阶级执政党首先要具备开拓创新、干事创业的革命精神。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更加需要坚持党的革命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正是党的革命性的具体体现和内在要求。

无产阶级只有不断革命，才能实现解放自己、最终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党的革命性始终伴随着党的使命和事业，不会随时代和历史任务的变化而削弱和消失。在很大程度上，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都是围绕党的革命性而展开的。

3.党的革命性是新时代发展的动力

正确理解和把握党的革命性内涵，不仅事关党的建设目标的实现，而且事关如何正确对待党的群众路线的创新与发展。新时代革命性内涵还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和动力。

党的革命性正是我们党不变的初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正是基于这一历史使命，党章明确规定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无论是革命还是执政，其领导目标都不是为了拥有国家权力，追求自身利益。党的性质决定了党员领导干部在任何时代都不能把追求权力和自身利益作为行为的动机。

党的革命性与党的革命精神是内在一致的，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党的革命精神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那种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党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作风不再适用的观点，其实是从根本上损害和否定党的性质。党的革命精神还决定着党的政治文化和健康的政治生活，要求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如果没有党的革命性，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文化就失去了基础。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革命性，重新强调党的革命精神，正确把握党的革命性在新时代的科学内涵，对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