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教育心得体会高中报告 高中政治美国知识点总结(六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心得体会，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关于美国政治教育心得体会高中报告一

美方：中方财务报表上有模糊之处。

中方：美方可以核查。

美方：核查也难，因为被查的依据就比可靠。

中方：美方不应该空口讲话，应有凭据证明查帐依据不可靠。

美方：所有财务证均系中方工厂所造，我作为我国人无法一一核查。

中方：那贵方可以请信得过的中国机构协助核查。

美方：目前尚未找到可以信任的中国机构帮助核查。

中方：那贵方的断言只能是主观的不令人信服的。

美方：虽然我方没有法律上的证据证明贵力帐面数字不合理，但我们有经验，贵方的现有资产不值帐面价值。

中方：尊敬的先生，我承认经验的宝贵，但财务数据不是经验，而是事实如果贵方诚意合作，我愿意配合贵方查帐，到现场一一核对物与帐。

美方：不必贵方做这么多工作，请贵方自己纠正后再谈。

中方：贵方不想讲理?我奉陪!

美方：不是我方不想讲理，而是与贵方的帐没法说理。

中方：贵方是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什么“不是、不想;而是、没法”?

美方：请原凉我方的直率，我方感到贵方欲利用帐面值来扩大贵方所占股份。

中方：感谢贵方终于说出了真心话，给我指明了思考方向。

美方：贵方应理解—个投资者的顾虑，尤其像我公司与贵方诚心合作的情况下，若让我们感到贵方帐目有虚占股份之嫌，实在会使我方却步不前，还会产生下愉快的感觉。

中方：我理解贵方的顾虑。但在贵方心里恐惧面前，我方不能只申辩这不是“老虎帐”，来说它“不吃肉”。但愿听贵方有何“安神”的要求。

美方：我通过与贵方的谈判，深感贵方代表的人品，由于帐面值让人生畏，不能不请贵方考虑修改问题，或许会给贵方带来麻烦。

中方;为了合作，为了让贵方安心，我方可以考虑帐面总值的问题.至于怎么做帐是我方的事。如果找出没有错的话，我们双方将就中方现有资产的作价进行谈判。

美方：是的。

(以上是中方现有资产的作价谈判)

问题：

1.上述谈判中，双方均运用了哪些语言?

2.双方的语言运用有何不妥之处?

3.如果你作为美方或中方代表会怎么谈?

分析：

1.商业法律语言，外交语言，军事用语和文学用语。

2.美方说的：“外国人无法一一检查”。“目前尚未找到可以信任的中国机构帮助核查”以及“请贵方自己纠正、再谈”。均很不妥。中方：“贵方不想讲理?我奉陪!”不太妥。若自己帐目做的本已存在问题，再这么讲就太礼了。

3.因为是合作性的谈判，双方均可以文学用语开始调好气氛，减少对抗。再以商业法律语言讲实事，有问题讲问题。美方可以指出不妥或提出相应要求。中方也可以再做一次调帐，然后再谈.运用一点外交用语，效果会更好。

关于美国政治教育心得体会高中报告二

为切实保护森林资源，全面维护生态安全，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科学及时有效地做好美国白蛾防控工作，根据省、市业务部门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我省自20xx年以来，先后在芜湖、宿州、淮北和我市的阜南县发现美国白蛾疫情。按照省、市业务部门有关美国白蛾防控工作安排部署，我县采取检疫、监测、普查等多种方法对美国白蛾进行严密防控，目前尚未发现疫情。由于我县紧邻阜南，因此防控形势非常严峻。

（一）目标

全面加强美国白蛾防控工作，切实做好疫情监测，确保第一时间发现疫情并及时启动应急响应；一旦发生疫情，立即部署进行除治，使虫（网）株率控制在0.1%以下，叶片保存率90%以上，确保不出现重大成灾情况。

（二）对策

1、成立颍上县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指挥部和颍上县林业局美国白蛾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2、制定并发布美国白蛾应急预案

3、全年开展3次以上美国白蛾普查。

4、加强检疫检查工作，防止疫情传入。

5、建立并完善疫情监测和报告制度。若发现疫情，立即报告，及时除治。

（一）宣传和培训。

宣传：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新闻媒体、宣传车、黑板报、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美国白蛾发生危害性状、识别特点、防控技术，以及美国白蛾危害的严重性和防控工作的重要性。通过宣传，打消人们对美国白蛾防控工作的消极麻痹思想，树立防控美国白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增强群众参与美国白蛾防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全面营造防控美国白蛾工作的舆论氛围。

培训：在冬、春季开展两期培训班。培训对象为所有检疫员、测报员、各乡镇林业技术员及防治专业队队员等。人数每期不少于30人。培训内容为有关政策和法规、《美国白蛾防控技术与对策》、《美国白蛾监测技术和普查方案》、《美国白蛾防治技术》等。

（二）开展监测和普查

1、监测：建立健全监测队伍和监测机制，每个乡镇要建立1-2处监测点，明确一名测报员，每村至少要有1名森防员。对与阜南县交界处和328省道、105国道沿线的乡镇设监测点两个。全县监测人员预计30人，监测点30个。监测工具主要使用诱虫灯和性引诱器，性引诱器悬挂不少于10个。

2、普查：

根据美国白蛾生活史特性确定普查时间：

成虫，越冬代，4月上旬至5月中旬；第一代，6月中旬至7月中旬；第二代，8月上旬至8月下旬。卵：第一代，4月中旬至5月中旬；第二代，6月中旬至7月中旬；第三代，8月上旬至8月下旬。

幼虫：第一代，5月上旬至6月中旬；第二代，7月上旬至8月上旬；第三代，9月上旬至10月上旬。蛹：第一代，6月上旬至7月上旬；第二代，7月下旬至8月中旬；第三代，10月上旬至第二年3月中旬。全县普查次数不少于3次。

调查点设置：在全面踏查的基础上，对木材集散地附近、乡村农户房前屋后和城区机关单位院落的树木进行随机布点；公路、铁路沿途的树木等要进行重点调查。原则上每2-3km布设1个调查点，每点设1-2个标准地进行详查，每标准地面积为1亩，标准地尽量设在靠近村庄处；成片林调查每乡镇不少于两块，设2-4个标准地。全县布点数不少于100个。

调查方法：

蛹期调查。一是在老树皮、乱石堆、墙缝等越冬场所，采集越冬蛹；二是在老熟幼虫下树化蛹前，在树干下部围草诱集。

成虫期调查。用黑光灯、性诱剂进行诱捕，加以鉴别。

初龄幼虫网幕期调查。该期是普查的最佳时期，在样地内，仔细观察树上是否有网幕，计算有网株率和平均每株网幕数。第一代幼虫网幕集中在树冠中下部外缘，第二、三代幼虫网幕多集中在树冠中上部外缘。

（三）防治技术措施

1、强化监测监管。切实加强监测预报，全面、定期开展美国白蛾疫情调查，对美国白蛾易发区域的树木，如交通沿线、庭院、货场、饭店、旅馆、池塘、木材加工聚集区、林产品市场等周围进行重点调查，及时发现疫情、及时发布预警。加强对绿化施工工程监管，严把苗木来源关，凡无《植物检疫证书》调入的一律不得进行栽培，凡因绿化施工引发美国白蛾疫情的，依法追究施工方责任。健全美国白蛾监测报告体系，方便群众报告疫情，向社会公布联系电话。严格执行《植物检疫条例》，充分发挥森防机构的监管作用，加强对从疫区调出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和运输工具的检疫复查，发现带有美国白蛾或无植物检疫证书的，依法查扣并进行除害处理。

2、一旦发现美国白蛾疫情将采取以下防治措施：

（1）药剂防治：药剂的选择要十分注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安全性，主要选择除虫脲、噻虫啉、灭幼脲3号、美国白蛾病毒、杀铃脲、bt、烟参碱、森得保等仿生、高效氯氢菊脂、生物药剂和植物性杀虫剂。在施药防治过程中，严格按农药使用手册规范操作，避免造成环境污染和人、畜伤害等。

（2）天敌防治：在美国白蛾老熟幼虫期和化蛹初期，选择适宜天气和时机以虫口3倍的数量分两次施放周氏啮小蜂防治美国白蛾，实现稳定控制的目标。

（3）人工物理防治：一是人工挖蛹：在美国白蛾越冬后至春季羽化前发动群众挖蛹，政府有偿收蛹。以降低虫口基数；二是剪除网幕：在美国白蛾幼虫未扩散前（3龄前），组织发动人员用高枝剪除网幕，杀死网幕中的虫子，以降低虫口密度；三是草把诱集：利用美国白蛾各代老熟幼虫下树化蛹的特点，于老熟幼虫下树前在树干离地面1.5米左右处围绑庄稼桔杆，诱集老熟幼虫予以销毁；四是灯光诱杀：每3公顷左右挂一盏杀虫灯，诱杀成虫。

1、强化监测机制，加强队伍建设。

进一步加强全县测报网点建设，确定乡级测报员，明确测报人员职责，划片包干，责任到人。依托专业合作社成立防治专业队。加强培训，提高防控水平。

2、药剂、药械储备和购置

对现有仪器、机械设备做好检修、调试，目前我局有车载式高射程喷雾机一部，担架式高压喷雾机6部，背负式烟雾机8部等。同时要求乡镇都要配备相应药械，确保满足防控应急需要。我局现已储存药剂50多件，并且已与供应商建立联系，不足部分，及时充实。

3、资金保障

20xx年，在财政预算中，防治经费不少于10万元，并积极争取省级防治经费资助。不足部分，有林农自筹。

关于美国政治教育心得体会高中报告三

贝尔实验室的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茉莉山，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这个地方就一直在不断创造奇迹——晶体管、激光器、太阳能电池、第一颗通讯卫星的研制成功，有声电影的问世，射电天文学的创立……贝尔实验室的每一项成果都深刻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

作为美国最大的科研机构之一，贝尔实验室为推动美国的科技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85年间近3万项专利，11位科学家问鼎7项诺贝尔物理学奖，更有9项美国国家科学奖、8项美国国家科技奖等顶级科技奖项被收入囊中。

正因为此，贝尔实验室一度被视为美国的一张名片、美国科研机构中杰出的发明领袖。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功勋卓著的研究机构，却在2008年放弃了其曾经引以为傲的基础物理学研究，而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在网络、高速电子、无线电、纳米技术、软件等可能更快为其母公司“阿尔卡特-朗讯”带来回报的领域，一时间舆论感慨万千。随后，位于新泽西霍姆德的贝尔实验室大楼被卖掉——时过境迁，人去楼空，至高无上的科研殿堂最终沦为按平米估价的商业楼盘。

贝尔实验室凭借什么获得巨大成功?又为何逐渐走向下坡路?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中国电信技术创新中心主任亦是贝尔实验室院士的毕奇认为，这些问题发人深省。于中国而言，更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

缔造“发明”的“艺术殿堂”

“如果发明创造是艺术，那么贝尔实验室当之无愧是艺术殿堂。”毕奇如是评价。事实上，不少人甚至认为“贝尔实验室一直在创造人类社会的未来。”

这种赞誉并没有言过其实。1947年，物理学家巴丁和布拉顿在贝尔实验室的大楼里发明了点接触晶体管，之后他们的同事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又先后发明了面型晶体管和体型效应晶体管，晶体管的诞生惊艳于世，给三位科学家带来了诺奖，也让贝尔实验室随之闻名全球。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发明掀起了以晶体管取代电子管的微电子技术革命，带领人类开启了硅文明时代。

“晶体管直接催生了现代计算机，后来的unix操作系统又使计算机联网互通变成现实，因特网就这样应运而生。”毕奇说，“贝尔实验室晶体管这一发明的伟大有目共睹，其对于科学、技术、产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影响延续至今。”

当前最流行的编程语言之一的c语言同样出自贝尔实验室。而除此之外，和原子能、半导体、计算机一起被誉为20世纪四大发明的激光器，蜂窝式移动电话的发明和发展，光纤及光通信科技的研发直到整个光通信时代的开创，无一例外都是贝尔实验室的杰作。

“用创新永动机来形容贝尔实验室，它名副其实。”毕奇说道：“有所不同的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创新多是使用新的想法和方法，而直接创造想法和方法本身的这一种创新，我们称之为发明。发明意味着彻头彻尾的原创性，意味着倾注一切的投入之后可能产生的划时代影响。”

贝尔实验室专注发明，这一传统从贝尔发明电话开始。毕奇说：“在那个年代，电话的创意是革命性的，可以说前无古人。那时候科学家们就从声学、生理学、电学、机械学等多学科的基础研究着手，一一突破。没有这些，电话无从谈起。”

不过，研发活动总是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尤其是这种发明创造式的创新活动，大量的资金投入不可避免。但对早期的贝尔实验室而言，这一点并不值得忧心。贝尔实验室在建立之际，其赖以生存的母公司已经在有线和无线电话领域占据了美国90%的市场，从原本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型私企摇身一变成为财大气粗的垄断企业，不可否认，电话专利及其之后的一系列创新性研发成果成就了母公司的辉煌业绩。

而母公司这样的垄断企业亦成为贝尔实验室的基础。母公司对于贝尔实验室的重视尤甚，在资金问题上从不吝啬。据了解，在当时，个人资产能够达到1万美元以上即可入列富裕阶层，而贝尔实验室获得的第一笔年度科研经费就已经高达1200万美元。

“1200万在其时可谓天文数字，但正得益于此，贝尔实验室有实力聘用3200名工作人员，里面包含了大量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主攻技术研发的工程师。”毕奇这样说。

“后来贝尔实验室的经费实行了与销售收入挂钩的机制，大概是以销售收入的4%~5%作为实验室的年度研发经费。”这一机制更加保障了贝尔实验室的科研经费来源，到了2001年之后，这笔投入资金基本已经稳定在35亿美元左右。所以，长年在贝尔实验室大楼中穿梭的研究人员，从未为科研经费发过愁。

“雄厚的经济基础使研究人员能够用上最好的研究设备，保证实验室自身的仪器工厂有条件及时制备新的研究仪器，让所有包括仅仅是刚刚萌发的科学构想能最快速地付诸于实验。”毕奇说，贝尔实验室总是能快速抢占科技创新的制高点，原因很简单，“硬环境”够硬。

无为而治：科研的伊甸园

固然，有力的经济基础是科研坚强的后盾，为研究人员排解后顾之忧，自由驰骋在“艺术殿堂”，创造一件件杰出的“艺术作品”。

“但仅仅依靠科研经费、设备配备等硬环境还远远不够，如何打造一个绝佳的软环境，也是一个重点。”毕奇认为，软环境产生吸引力，吸引更多杰出人才汇集于此。能够营造氛围，杰出人才的思想交流与智慧碰撞会产生更多的“火花”，创意、成果会层出不穷。

对软环境的打造，贝尔实验室别有经验。工作人员数量从建立之初几千人到后来的几万人，博士和硕士学历人员数额接近一半，足以证明贝尔实验室有着它独特的魅力。

用诺贝尔奖获得者、美裔华人朱棣文的话来说，“贝尔实验室是研究的乐园。”有着20多年贝尔实验室工作经验的毕奇也深有体会，他说：“对于研究人员来说，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按照自己的兴趣和专长来选择研究课题，并能够得到自由交流和探讨，在贝尔实验室这些都能得到最充分地满足。”

虽然，对于关键技术的保密和知识产权的持有可能与“自由交流”有所冲突，但在贝尔实验室，研究成果获得专利之后，研究人员是被允许公开发表论文，随意参与各种学术研讨的。“相互的交流和讨论有助于激发个人的创造灵感，发现更多的人才。”在贝尔实验室，既有个人也有以小组为单位的组合。每个研究单位在研究的方向和方法上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只要有“切磋”的想法，任何人随时可以进出交谈讨论。和谐和互相尊重的文化造就了广泛合作的基础，几句闲聊也能极其自然地发展成为协同研究。

“为了保证研究人员有充分的时间和自由从事科研工作，凡事能够找到替代人员去做的事，一般不会去动请研究人员。”毕奇介绍说：“阅读论文、思考问题、制定实验计划、撰写论文等等，这些需要动脑子的事情才是研究人员的分内之事。

倘若有出差的需要，贝尔实验室也是放任自流，当然如果路途过远，还是要执行主任“点个头”。毕奇说：“贝尔实验室极为重视研究人员的时间，大部分的会议都由个人自由决定是否参加。”而在会议的规模上，几人、十几人是标准规模，“开非技术的大会”的情况基本不存在。

自由开放的环境来自于一个宽松的体制，而管理方式决定了这一切。对于贝尔实验室这样的发明型科研机构，直接花钱去聘请一个职业经理人来做管理，显然不是上策。毕奇告诉记者，“专家治院才是贝尔实验室的管理方式。”

“贝尔实验室的管理岗位沿袭企业的惯例，但不同之处是，每一层的领导都是由某个领域被认可的技术权威来担任的。”以总裁一职来说，贝尔实验室各个时期都会有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那么在此方向上成就大且富于组织管理能力的专家就是总裁的最佳候选人。

贝尔实验室从首任总裁尤厄特开始，无一例外都是产业界和学术界的泰斗。在每一个人肩负管理重任之前，他们实际上已经在这座实验室大楼里走过了好几十个年头，有许多领导就是为贝尔实验室捧回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有些还曾在国家的科技机构和国防机构中担任过要职，之后才回来领导贝尔实验室。

这些总裁们也许对公务员系统或是企业中的层级系统早已谙熟，但在贝尔实验室，所谓的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不明显，人与人之间更接近于平等的同事关系。在这里，上级对下级的管理会被视为无知的干涉，有所限制的科技探索被认为会挫伤科学精神。“总裁的作用主要是支持大家工作，充分发挥大家的能动性。他们成为管理者之后，更多的时间是在为机构争取利益，排除来自四面八方的干扰。”

在考核方面，太多的硬性指标并不存在，对面世的科研成果进行评定的也正是治院的专家，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更自由的事情就是，在这里允许长期不出任何成绩，而且没有解雇的危险。”毕奇介绍说。

当然，能够集聚到贝尔实验室从事理想研究的人，皆非等闲。在某一领域内的领导地位，自我工作的动力，对未来工作的想法，三者能够兼具才有可能获得贝尔实验室大门通行证。

事实上，每年能够被招聘进入室内工作的人，无一不是具有科技领袖之尊或有着巨大潜力的优秀人才。“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想法，对自己从事的研究领域如饥似渴的热情和兴趣，而这些热情和追求驱动了科研的发展和深入，使得贝尔实验室能够成为发明的永动机、科研的伊甸园。”毕奇说道。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雄厚的资金、自由的环境、宽松的体制……如此种种缔造了贝尔实验室的成功，使得贝尔实验室曾一度成为美国科研机构中的领袖。

然而，贝尔实验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遭遇华尔街的干涉，命途坎坷。反垄断法之下，母公司被迫分解，八千多名研发人员一夕之间被调出，近一半人奔向解体后的地方运营公司。新科技知识的外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贝尔实验室在安全和发展上受到冲击。

在华尔街的日益参透下，市场竞争的愈演愈烈，一度迫使贝尔实验室将整个研发战略的重心转移到科研成果转化上来。1989年，实验室有近80%的研发人员分离出去，进入业务部门。

但这与贝尔实验室的传统是背道而驰的，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间，从事基础研究和产品开发的人员并不与业务部门发生直接联系。

在而后的时间里，情况并没有发生好转。90年代，at&t在一次战略重组中再次分解，贝尔实验室就这样彻底从母体中剥离，分属给了专门负责通信科技及其设备研究的朗讯科技公司。

失去了at&tgleww140915 这座大靠山，贝尔实验室的熠熠星辉逐渐黯淡了下来，朗讯公司的利润不足以养活一个拥有上万人的巨型实验室。贝尔实验室不得不开始限制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自由，他们被要求将科研转移到能够尽快创造利润的研究上来，虽然依然有技术的突破，有创新，但这和贝尔实验室曾经的发明性质的创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短缺的资金使得研究者们形成了浓厚的危机意识，紧张的时间表时刻在催促他们加快项目的进展，所有的创新动力都来自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这一切无疑削弱了贝尔实验室的发明创造能力。”毕奇这样说道。

踏入新世纪门槛的朗讯，在竞争压力下，不断在裁员并缩减经费，贝尔实验室的境况堪忧。当时的总裁为了扭转局势，索性直接搞起了企业模式，科技泰斗们都被要求去做商业项目，去做市场分析。这对向来以研究著称的贝尔实验室来说，无疑是一个“冷笑话”。

2006年，朗讯与法国阿尔卡特公司合并，成为贝尔实验室新的母体，即现在的“阿朗”，但困境并没有得到逆转。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设备商，比如中国的华为、中兴的价格挑战，阿朗的境遇也显得有些苍凉。

多重冲击之下，贝尔实验室的中长期研究难以为继。2008年，阿朗出售了位于新泽西霍姆德的贝尔实验室大楼，曾经为贝尔实验室争得7项诺奖的基础物理学研究被彻底抛弃。

“全球范围内，经济效益在主导一切，科技发展也几乎完全受制于经济效益。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贝尔实验室为代表的发明型大型研究院相继衰落甚至倒闭。”

毕奇认为，对于中国来说，贝尔实验室的成功和衰落都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以贝尔实验室为代表的发明创造艺术殿堂为美国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我们有实力进行科技投资，为高科技的孕育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倘若我们能够逆潮流而动，创造宽松自由的环境，支持高端人才去自由发挥创造力，进行科学探索和发明创造，在中国创造贝尔实验室，我们就有可能在发明创造方面，独树一帜，取得领先地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强有力的基础。”

在毕奇看来，近年来我国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已经不断增加，尤其是对短期内能产生经济效益的创新项目给予了很大支持，这些创新是需要的。但是对于中国甚至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类似贝尔实验室所进行的发明创造性质的创新也是需要的。

两者缺一不可。“短期项目给我们带来可以预见的收益，而需要更长时间的发明创造则会为我们带来不可估量的惊喜。就像十九世纪70年代的电话，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互联网，将会最大限度地造福整个国家乃至全人类，即使它们无法在短期内产生实际的经济效益。”毕奇说：“发明是艺术，创新是技术，发明与创新并举，艺术与技术结合，以多元的方式争取短、中、长期的经济利益才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战略决策。”

“贝尔实验室的成功或许很难在短期内复制，但由于华尔街急功近利意识的渗透，以贝尔实验室为代表的发明创造艺术殿堂在美国已经衰落，这给中国的科技崛起创造了历史性的契机。所以，于我们而言，是时候考虑一下如何打造中国特色的‘贝尔实验室’了。”

毕奇，“千人智库”专家，“千人计划”入选者，中国电信技术创新中心主任，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总工程师。

关于美国政治教育心得体会高中报告四

当地时间6月17日，美方罔顾国际社会主流民意，执意将所谓“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签署成法。这一所谓法案对新疆反恐、去极端化措施和人权状况肆意污蔑、无端指责，严重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伤害新疆各族人民感情。对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各族干部群众，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翻开所谓“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通篇充斥着歪曲谎言、冷战思维和政治偏见，美国假民主真强权、假人权真霸权的本质暴露无遗。关于新疆的真相是什么?美国涉疆法案是个什么货色?美国又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问题搞清楚了，美方皇帝新衣般的闹剧可以休矣。

美国所谓新疆“大规模关押少数民族”完全是一派胡言，新疆依法开展反恐、去极端化斗争是得到国际社会公认的正义之举。面对过去一段时期暴恐活动多发频发的严峻复杂形势，新疆在借鉴吸收国际社会反恐、去极端化经验基础上，坚持“一手抓打击、一手抓预防”，既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又重视开展源头治理，通过依法设立教培中心开展去极端化工作，最大限度挽救了感染宗教极端主义、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员，最大限度消除了滋生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土壤，最大限度保障了公民基本权利免遭侵害。这和美国推行的“社区矫正”、英国设立的ddp(“转化和脱离”项目)、法国设立的去极端化中心本质上没有区别。当前，新疆已连续3年多未发生暴力恐怖案(事)件，极端主义渗透得到有效遏制，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2018年12月底以来，联合国官员、外国驻华使节、有关国家常驻日内瓦代表、媒体记者和宗教团体等70多批团组、90多个国家的1000多人来疆参访。他们普遍表示，亲眼看到的与美国所说的不一样，新疆反恐、去极端化做法，符合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基本人权的宗旨和原则，值得充分肯定和学习借鉴。美国一些人所谓教培中心是“集中营”的谬论，完全违背客观事实，完全就是信口雌黄、贼喊捉贼。这些谣言只会拉低造谣者的道德水平，只会让他们在历史上留下更多污点。

反观美国，打着人权和反恐的旗号，粗暴干涉别国内政，到处挥动武力大棒，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地燃起战火、发动战争，导致数百万无辜民众伤亡，大量难民流离失所，给他们造成了难以愈合的战争创伤。这才是彻头彻尾对人权的侵犯和践踏。美方这种完全蔑视其他国家人民生命和发展权利的行为激起了全世界有良知的人的愤怒!美国对自己惨无人道的所作所为毫无反思和忏悔，反而厚颜无耻地对中国打击恐怖主义的正义之举说三道四、污蔑抹黑、恶毒攻击。此次又出台所谓“法案”，给恐怖势力打“强心针”“兴奋剂”，实质上是利用他们做炮灰，达到破坏新疆稳定发展的目的。玩火者必自焚，多行不义必自毙。美方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若继续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必将自食恶果!

美国所谓新疆“严重侵犯人权”完全是无稽之谈，新疆人权事业不断发展进步全世界有目共睹。新疆各族群众生活水平逐年提高，2019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4664元、13122元。2014年至2019年底，全区累计实现73.7万户、292.32万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由2013年底的19.4%下降至1.24%。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的新疆农村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同全国人民一道同步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就业规模不断扩大，2014年以来，全疆城镇年均新增就业达到47.12万人以上，登记失业率始终控制在4.5%以内，零就业家庭实现了24小时动态清零。全疆农村特别是南疆农村基本做到有劳动能力的家庭至少有1人就业，实现了就地就近就业、增收致富。全疆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全覆盖，南疆实现15年免费教育全覆盖。城乡居民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城镇职工大病保险实现全覆盖，各族群众每年享受免费体检，社会保险参保率达到95%以上。特别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新疆采取科学防控措施，有效阻断了疫情的蔓延，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76例，最大限度保证了全区各族群众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目前，新疆已连续120多天未出现新增新冠肺炎病例。当今的新疆，处于历史上最好的繁荣发展时期，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生活安宁祥和，享受着充分的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美国一些政客对真相视而不见，对事实置若罔闻，完全是居心叵测的顽固性偏见，完全是别有用心的选择性失明，其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暴露无遗。

反观美国，公民人身安全毫无保障，2019年共发生415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平均每15分钟就有一人被枪杀;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贫富差距创50年来新高，是目前唯一有数百万人处于饥饿状态的发达国家，有6500万人因医疗费用过高而放弃治疗;移民政策致使骨肉分离，2017年7月以来，移民当局在边境将5400多名儿童与父母分离;公民隐私权遭受系统性侵犯，约一半美国成年人被纳入在执法机构使用的人脸识别系统中;关塔那摩监狱臭名昭著，美国多个组织和媒体批评其“无比丑陋”。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不集中精力遏制疫情，而是处心积虑、挖空心思地甩锅推责，导致超210万人感染新冠肺炎、超11万无辜生命被病毒夺走，公民的生命健康权遭到践踏。面对如此斑斑劣迹，美国一些人还有什么脸面对中国人权状况评头论足?以“人权”为幌子，行干涉他国内政、遏制他国发展之实，是美国擅长玩弄的“老把戏”，最终为的还是一己之私。所谓的“人权卫士”，已经成为国际人权事业发展的绊脚石。

美国所谓新疆“压迫少数民族、迫害宗教自由”完全是颠倒黑白，新疆各民族一律平等、宗教和睦和谐是不争的事实。新疆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发展程度高低，都具有同等地位，依法享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等各项权利。公民正常宗教活动，受到法律保护。政府出资持续改善清真寺公共服务条件，全面落实宗教人士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大病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低保和免费体检等政策。斋月期间，信教群众到清真寺做礼拜，政府免费提供口罩、消毒剂等防疫物品。

反观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甚嚣尘上，今年5月，46岁的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被警察跪压脖子导致窒息而亡，引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非洲裔成年人被监禁的概率是白人成年人的5.9倍。而针对伊斯兰教的不宽容持续恶化，特别是颁布“限穆令”，公然歧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令国际社会一片哗然。在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候选人声称穆斯林天生暴力或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将近三分之一的候选人呼吁剥夺穆斯林的基本权利或宣称伊斯兰教不是宗教”。穆斯林群体遭遇歧视日趋严重，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82%的受访者认为穆斯林在美国面临歧视。

我们再次重申，涉疆问题根本不是人权、民族、宗教问题，而是反暴恐、反分裂问题。新疆是中国的新疆，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无权干涉。美国的造谣污蔑和无理制裁，完全站在了2500万新疆人民的对立面，站在了14亿中国人民的对立面，站在了人类道义和良知的对立面，是美国政客令人作呕的把戏。所谓“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就是废纸一张，必将被正义的力量扫进垃圾堆!

关于美国政治教育心得体会高中报告五

各村党支部、村委会、各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全镇美国白蛾防控工作，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美国白蛾是国际检疫性外来有害生物，具有危害植物种类广、适生能力强、繁殖力高、容易爆发成灾等特点，可危害包括林木、果树、灌木、农作物和草本植物等300多种植物，不仅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也给疫情发生区域的居民生活带来不良影响，而且常被作为国际间的技术贸易壁垒，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贸易产生负面影响。同时，美国白蛾每个虫态均可随交通工具远距离传播，蔓延快，防控难度大。

去年以来，各村均不同程度地发生了美国白蛾虫情，经过全镇共同努力，取得了较好的防控效果。根据虫情越冬基数调查和专家分析预测，今年美国白蛾在我镇仍将呈大面积发生趋势，虫情有可能进一步扩散蔓延，防控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各村一定要从关注民生、保护生态、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美国白蛾的严重危害和防控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按照“预防为主、科学防控、依法治理、促进健康”的方针，采取坚强有力的措施，全力做好美国白蛾防控工作，保护我镇生态环境，维护我镇生态安全。

（一）目标

通过开展美国白蛾综合防控工作，使虫口密度和有虫株率大幅下降，最大限度地压缩疫区范围和减轻危害程度。2009年，全镇完成美国白蛾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任务1万亩，无公害防治率达到80%以上，有虫株率控制在10%以下，叶片保存率60%以上。同时，用3至5年的时间，建立起全镇美国白蛾防控工作长效机制，防控工作专群结合、科学实施，无死角、全覆盖，做到有虫能防治、疫情不成灾，确保全镇生态安全。

（二）基本原则

1、综合治理，科学防控。综合运用人工、物理、生物和生物药（制）剂防治等措施，促进生态自我调控，不断提高防控工作成效。

2、属地管理，责管统一。美国白蛾防控工作按行政区划实行属地管理，各村各单位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对管辖范围内的防控工作负全责，做到职责明晰，责管统一。

3、专群结合，群防联治。以专业队防治为骨干，群众防治为基础，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群防联治的防控工作氛围。

（一）加大监测力度。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美国白蛾虫情测报体系，充实森林病虫害防治机构和人员，固定村文书为测报员；及时准确地掌握虫情分布区域、发生面积和危害程度；完善虫情报告制度，制定美国白蛾虫情预警和应急响应预案，发现虫情立即按规定上报。

（二）实施科学防治。美国白蛾的发生时间为：第一代在5月20日至6月30日、第二代在7月1日至8月15日、第三代在8月16日至10月30日，各村应根据实际发生时间进行防治，在每一代发生时间至少喷一遍药除治。综合运用人工、物理和生物防治措施，辅以生物药（制）剂防治措施，采取诱杀成虫、剪除网幕、药防幼虫和收集虫蛹等方法，在美国白蛾一、二、三代3个幼虫为害期和成虫羽化期、卵期、幼虫网幕期、下树化蛹期4个关键环节，组织多形式、多环节灭杀。

（三）强化队伍建设。各村、企事业单位要逐级建立专业防治队伍，配备专业设备，加强业务培训，做好辖区内林木、道路和公共区域的美国白蛾防控工作，并承担应急防治任务。要充分发挥森林资源管护队伍的作用，整合队伍资源，实现美国白蛾防控与森林防火的有机结合。要坚持专业队伍防治为主的前提下，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美国白蛾防控工作，实行群防群治。倡导广大党员干部开展“美国白蛾防控-党员奉献日”活动；在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农村中广泛开展“爱绿、护绿”活动，形成全社会动员、全民参与的美国白蛾防控工作新格局。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切实加强对美国白蛾防控工作的领导，成立镇长为组长，各总支书记任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各村也要建立森林防火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工作小组，支部书记负总责，分管负责人具体负责，切实加强对辖区内美国白蛾防控工作的领导。

（二）严格落实责任。要建立防治工作责任制，签订美国白蛾防控目标责任书，把防治任务和目标进行分解并落到实处。

（三）加强督导检查。镇政府森林防火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控领导小组将采取全面与重点、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方法，加强对美国白蛾防控重点时期和关键环节的督促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虫情隐患，要限期整治，确保防控工作落实到位。对因为监测不力、检疫执法不严、隐瞒疫情、贻误时机、防治不力等造成疫情扩散蔓延的，要依法追究有关负责人和责任人的责任。

美国白蛾的防治工作列为阶段考核，总分为100分。考核时间：6月30日对第一代美国白蛾防治考核，占20分；8月10日对第二代防治考核，占30分；10月15日对第三代防治考核，占50分。年底汇总后，计入阶段考核总分数，考核标准是：每次村内和所辖区内树木全部喷药一遍，树木树叶保存率为70%以上。

关于美国政治教育心得体会高中报告六

政治组织严密、政治纪律严明，是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基因，也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抗御风险、兴党强党的巨大优势和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政治纪律是党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政治纪律是“纪律之王、纪律之本”，是打头、管总的纪律，是纪律中的纪律、规矩中的规矩。不管违反哪方面的纪律，最后都会侵蚀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基础，说到底都是破坏党的政治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因此，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就要把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首位，抓住这个纲就能把严肃其他纪律带起来。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六章“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主要对反对党的领导和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要求和实践成果转化为纪律条文。该章依次对“言行危害党的领导，破坏党的团结统一，损害中央权威、妨碍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实施，对抗组织审查，组织和参加迷信活动，叛逃及在涉外活动中损害党和国家尊严利益，违反政治规矩”等违反政治纪律行为作出了明确的处分规定，比原《条例》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条款。现将违反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的七种主要表现举例说明如下，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引以为戒。

新《条例》的第45条至48条规范了党员的政治言论和政治表达，包括不得有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或者重大方针政策等言行，特别是反对或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决策的言论。比如，有的党员干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信口开河、妄加评论，散布一些与党中央不一致的论调，把听来的小道消息当做“新闻”传播，对社会舆论产生了错误导向；有的党员干部在工作中“爱国爱党”，而网络发帖却随意制造、传播政治谣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人格分裂，做“两面人”。

案例1：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口头上拥护党中央关于不能简单以gdp增长论英雄的重要指示，实际上要求省委组织部在干部考核办法中过分突出了对gdp的考核；口头上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实际上认为“八项规定太严太细了”、“酒该喝还是要喝”，而且在个人住房、公务接待、宣传报道、出国考察等方面也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口头上强调坚定不移反腐败，实际上认为反腐败“确实对经济发展有些影响”，希望“反腐败高压态势早点结束”。另外，他对周永康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行为知情不报，在事关党的团结统一的大是大非面前，失去了党员领导干部应有的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觉悟。

案例2：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委原书记余远辉公开发表与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相悖的言论，竟然说出“有些党员干部违纪违法被审查，两天啥都招了，没有点骨气和意志”等惊人言论。另据媒体报道，他在任职自治区区委办公厅主任、区委秘书长后，大量任用来自老家桂林恭城的人，区委办公厅原来只有秘书一处和秘书二处，他到任后再添设秘书三处，大量任用亲信，据不完全统计，至少调来10多位与恭城有关的人履职，等等，触碰到了政治纪律的底线。

案例3：广东省湛江市岭南师范学院基础教育学院英语系原副主任梁新生于2012年至2014年间，在网络昵称为“dearmr43”的新浪微博上发表多篇言论过激的博文，有损党和国家形象，造成不良社会影响。2015年7月，因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梁新生受到行政撤职处分。

另外，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在反腐败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未与中央保持一致，对中央和市委查处的一些大案要案，在背后说“查人家干什么，做了那么多工作，就这一点小事就要抓住不放”，显得忿忿不平的。虽然这只是不负责任地传播消息、发表议论，也不是在正式场合说的，但其腐蚀性、涣散性也是非常严重的。

新《条例》的第49条至52条列举了四种非组织政治活动：第一种是组织、参加旨在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或者敌视政府等组织的；第二种是组织、参加会道门或者邪教组织的；第三种是在党内组织秘密集团或者组织其他分裂党的活动的；第四种是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或者通过搞利益交换、为自己营造声势等活动捞取政治资本的。其中，第四种行为系修订新增。比如，有的党员干部热衷于搞拉拉扯扯、吃吃喝喝，看似漫无目的，实则结交情谊，将来好相互提携、互通款曲；有的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培植小圈子、搞独立王国，只要是他工作过的地方，都利用手中的权力“正正规规”地搞团团伙伙，全要搞成他自己的私人领地，到处插手人事安排，关照自己小圈子里的人；有的甚至在政治上有野心，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不按组织原则和程序办事，不听中央指示，不把中央当干部，通过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进行政治结盟，在党内培植私人势力，甚至搞“私人俱乐部”，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

案例1：周永康无论是在中石油、四川省还是在中央政法委任职，都要在那里大搞亲亲疏疏、拉帮结派，精心打造“圈子文化”，即使离开多年了，还依然要对原任职的地区和部门指手画脚，打造不可告人、乌烟瘴气的利益共同体。比如秘书帮、石油帮、四川帮等等，都是被“圈子文化”浸染的腐败圈。而且他依靠这些圈子，豢养私人势力、培育嫡系部队，野心大得吓人，不断践踏法治、大搞非组织政治活动，挑战中央权威、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一步步走向党和人民的对立面，最终落得了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案例2：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他把市公安局当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目无党纪国法、目无组织、目无群众，对于一切有碍于他的人，哪怕是一级党组织，他都敢肆意挑战，竟公开叫嚣“县委书记算个球”！有一次他叫一个下属去打球，那个下属说要参加组织生活会，他眼睛一瞪说：“我就是组织！”简直是挑战党的领导，无视政治规矩，践踏政治底线。他还选用公安系统内自认为靠得住的人，替他经营、打点企业。他打击人有一套，“团结”人也有一套，经常用小恩小惠笼络干警，拉进圈子为他服务。他先后两次大范围提拔干部，竟然不上报市委组织部和市委政法委。他的一个亲信表示，“进了这个圈子，不想贪也得贪，要不就得被踢出圈外受排挤。”另外，为了个人野心，他还找人为自己抬轿子、吹喇叭，让人制作、录制个人先进事迹材料，到市直机关各部门，甚至街道办事处和企业进行宣传。为了追求官阶上升，他让手下人组织公安局干部写联名推荐信，呼吁提拔他，目无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到了何等地步。

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是一个空洞口号，其基本要求是：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自以为是、另搞一套。新《条例》第53条剑指“拒不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是严重的失职行为；“故意作出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相违背的决定”、“擅自对应当由中央决定的重大政策问题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是严重的滥权行为。上述三种行为，最后一种属于此次修订新增，它们所指的都是明显没有与中央保持一致，严重损害中央权威。

一是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比如，少数领导干部是典型的“两面派”、“两面人”，对党纪党规说一套做一套、阳奉阴违，嘴上说“坚决贯彻，认真执行”，私下里却消极应付、不予落实。有的党员干部参与组织讨论时，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说。

案例1：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一面大讲纪律和规矩、一面仍不收敛不收手，一面大谈廉洁、一面大肆敛财。他常常把“守纪律、讲规矩”挂在嘴上，将许多纪律和规矩写在文章里、讲在会议上，比如他说“一个班子，尤其是党委书记过不了廉洁关，就没有担当的资格。”“一个干部，能成长到局级，不容易，大家都不愿意他犯错误、挨处分，但一旦犯了错误，谁都管不了，有纪律在那儿放着！”但他内心深处，却视党纪如无物，就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严惩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依然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2014年6月，他借在中央党校学习之机，潜入一家北京的会所吃喝玩乐；在他收受的钱物中，仅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收的购物卡就多达173张，收受商人、官员200余万元。面对记者，他述说了自己贪腐堕落的心路历程，“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他张口“廉洁”、闭口“清正”，迷惑了不少干部和群众。在他被调查后，很多干部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对他的“落马”感到非常吃惊。

案例2：天津市某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贾某，一边在参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上慷慨陈词、“拍胸”表态，一边“顶风违纪”筹划女儿婚宴，明知方方面面的“好朋友”正“瞪大眼睛、竖起耳朵”等待机会表达心意，仍然大摆筵席，甚至设置“投票箱”，收受单位领导、下属和民营企业老板礼金十多万元。

案例3：天津市某区政协原主席崔某，平时刻意塑造公众形象，内心却从未把廉洁从政当回事。自称岳母去世时毫不声张、拒绝收礼，实际上却收取年节礼达780万元之巨；作廉政报告时慷慨陈词，家中赃款却塞满整整三个保险箱，还将其中一箱现金藏于夹壁墙中；经常以口碑不错自诩，背后却擅权纵欲、毫无顾忌，人前人后判若两人。

二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比如，有的党员干部对党中央大政方针有抵触情绪，对上级决策部署搞软抵制，耍“小聪明”、拨“小算盘”、打“擦边球”，对自己有利的就贯彻落实，不利的就搞搪塞变通，甚至不传达、不贯彻、不执行。

案例1：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原委员、滨海新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张家星，明明知道国家禁止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时任区长的他，却为了给商界“哥们儿”谋取利益，硬是让分管副区长、区建委主任、区规划土地局局长等一路绿灯，以建设公益性“体育休闲生态园”为名，将120万平方米国有土地50年的使用权无偿提供给某开发商，并拨付3600万元财政资金用于该园建设，实际却建成了由该开发商经营的高尔夫球场，给国家造成2.46亿元的经济损失。

案例2：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管委会原党组成员、副巡视员、办公室主任石力，把中央纠正“四风”的坚强决心当做“耳旁风”，对中央三令五申置若罔闻。2013年12月，他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公款吃喝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点名道姓公开通报曝光。对此，他不仅不思悔改，依然故我，而且变本加厉，迷醉于“四风”之中。自受到处分后的第85天开始，前后共违规参加吃喝宴请38次。最后一次是2015年3月29日，离组织对其立案并采取“两规”审查仅距16天。除频繁参加吃喝宴请外，他还多次参加民营企业老板安排的打高尔夫球等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并收受高尔夫球具，甚至滥用职权、收受贿赂。2015年4月14日，石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再次接受组织调查，成为了一个反面典型。

案例3：天津市某区原区委候补委员，某局党组书记、局长岳某，明知该局没有公务用车配备指标，却明目张胆安排下属企业出资，违规购置超标准进口汽车并注册在个人名下，由该局作为公务车使用。在全市清车工作中弄虚作假、欺骗组织，隐瞒了违规购置、占用下属企业公务用车的情况，堂而皇之经其签字同意，向组织上报了《关于零违规借用、调用、换用、占用公务用车的报告》。

党章规定，对党忠诚老实是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对党忠诚”是入党誓词的重要内容。党员的信仰与行为，在国内与国外以及在顺境与逆境中的表现，都可以反映出其是否对党忠诚。新《条例》第57条至59条具体规定了以下对党不忠的行为：组织或参加迷信活动；在国（境）外、外国驻华使（领）馆申请政治避难，或者违纪后逃往国（境）外、外国驻华使（领）馆；对抗组织审查，等等。其中，组织或参加迷信活动和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系新增。

一是信仰缺失，“鬼”迷心窍。比如，极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政治信仰缺失，不信马列信鬼神。遇到问题不是坚持党性、坚持原则，不是相信党、相信组织，而是烧香拜佛、求卜问仙，在干部群众中造成很坏影响。

案例1：天津市某文化发展中心原主任李某长期烧香拜佛，在其办公室供奉藏传佛教唐卡佛像，佛像前设有香案、香炉、供果、跪垫等用品，其办公室内还存放有大量拜佛用香和其手抄佛经。

案例2：天津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吴某被采取“两规”措施后，纪律审查人员对他进行思想教育，希望唤醒他的党性意识，他竟然说：“我几十年前身体入了党，但思想始终没入党，少跟我谈什么党性。”“我长期在企业工作，我就是一个企业主，没感觉自己是党员、是党委书记。”他在家里、办公室供奉佛像，长期烧香拜佛，而且经常到全国各大寺庙捐献，请所谓的大师给自己算命。

案例3：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精神空虚、信念动摇，功利熏心到了迷信怪力乱神的地步，先后送给“江湖术士”700余万元，让其帮助寻找风水宝地作为祖坟地、做法事以保平安。而且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他对这个“江湖术士”要钱要物都是有求必应，既没核实过基本情况，也没算过到底用了多少钱，直到接受审查时都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一直以先生相称！

二是出卖国格人格，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比如，极少数党员干部面对金钱诱惑，迷失政治方向，参加境外情报组织或向境外敌特组织出卖情报；在国（境）外、外国驻华使（领）馆申请政治避难，或者违纪违法后逃往国（境）外、外国驻华使（领）馆；在国（境）外公开发表反对党和政府的言论，或故意为上述行为提供方便条件。

案例1：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擅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后离开，严重违反了政治纪律。

案例2：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原副部长姬胜德长期与社会上、香港和外国的组织相互勾结，出卖军事情报，叛党叛国，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三是对抗组织审查。比如，有的在得知组织对其有关问题线索进行调查后，采取编造谎言或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订立攻守同盟和串供、转移藏匿赃款赃物、销毁或伪造证据材料、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或提供证据材料等方式对抗组织审查，甚至有人专门研究纪委的审查方法，模拟纪委问话，企图蒙混过关。

案例1：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管委会原党组成员、副巡视员、办公室主任石力，第一次因“四风”问题被查处后，表态要痛改前非，但私下却恣意妄为。利用分管纪检监察工作之便，找怀疑对象谈话，同步窃录偷拍，搞所谓的“取证”；盗用“临港经济区管委会监察室”的名义，向上级纪委举报怀疑对象；利用手中掌握的信访举报件，胁迫怀疑对象做违规之事；第二次案发后，与有关行贿人订立攻守同盟，编造假情况，提供假证，要求办公室工作人员更换计算机硬盘、修改登录时间和内容，伪造管委会收受礼品登记表等材料，误导调查工作，对抗组织审查。

案例2：2013年8月，四川省蓬安县委原书记袁菱在网络上被人实名举报，虽然举报内容不属实，但她却成了惊弓之鸟，利用手中权力与老板订立攻守同盟，企图对抗组织审查。她把老板一个个叫过来“模拟谈话”，自以为“准备充分”、“一切尽在掌控中”。不料，事到临头，老板们却弃她如敝屣。2013年9月，她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组织调查，随后被免职、开除党籍。2015年7月10日，她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和行贿罪被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案例3：深圳市水务局原局长张绮文与重要涉案人员、包工头蔡某订立攻守同盟，蔡某表示“打死也不会出卖兄弟”，张绮文还是担心自己违纪违法的行为暴露。他从办公室保险柜中将大量银行卡、存折、对外借款借条、投资协议、相关银行凭证、股票账户信息等财产证据材料取出，用文件袋密封好，专程移送至广东河源紫金老家，安置在老家的金属箱内，并交代弟弟张绮龙妥善保管。当调查人员从办公室把他带走时，他将自己的常用手机交给调查人员后，又偷偷将自己口袋中的另一部手机丢到走廊的花盆之中，其中有一条发出的信息：“我怕我顶不住，要做好走的准备。”张绮文后来交代，该手机专门用来“搞关系”、“找门路”，他当时已经考虑用假身份证出逃了。

新《条例》第61条将“党员领导干部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错误思想和行为放任不管，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纳入纪律处分范围，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政治纪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比如，有的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缺乏担当精神，怕丢选票、怕得罪人，搞无原则一团和气，奉行“多栽花、少栽刺”的处世哲学，不敢或不愿按组织原则、组织程序、组织制度办事；有的对他人的违纪违规问题，态度不鲜明、消极观望，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对待是非问题，以哥们义气代替组织原则，以出卖党性交换个人利益；有的发现身边人出了问题，不是严加管教、动辄则咎，而是藏着、掖着，护着、捂着，心安理得“保护干部”，甚至还有搞假处分的。

案例1：天津市某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某某拒不落实管党治党要求，曾在班子会上公开炫耀说，他主政公司十几年，提拔了一批又一批干部，就是没有处理过一个干部，曾经有过一个处级干部被处置，还是上级纪委办的。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拿来做拉拢干部、收买人心的资本。由于他既不严格要求自己，又不严格监督管理所属党员干部，不认真履行主体责任，严重违纪违法、贪腐滥权，导致其所辖企业及其系统发生了大量违纪违法问题。

案例2：湖北省地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许建国是个学者型官员，他在对地税系统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有问题的领导干部放任不管，有了问题不严肃处理，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班子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影响极坏。他的失职导致湖北省地税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频亮红灯，所属地税局有的因违规发放节日补助被通报，有的因兴建豪华办公楼被曝光，甚至还有一位地税局的干部在陪领导喝酒后猝死；全省地税系统领导班子成员办公用房面积超标问题十分突出，超标率竟然超过60%！中央和湖北省委三令五申要求清理整改办公用房面积超标问题，尽管他也曾做出一些表面反应，会也开了、话也讲了，也做了一些批评教育和诫勉谈话，但就是板子高高举起，每每轻轻放下。2015年6月26日，许建国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执行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精神不到位，被免去职务。

案例3：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严重失职渎职，对在衡阳市人大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前后暴露出的贿选问题，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严肃查处，导致发生严重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他自我剖析道，我任了3个市州10年的市州委书记，2次进入了省级干部公示考察对象，在一个时期考虑个人升迁多了，考虑多栽花、少栽刺多了，考虑联系个人感情多了，想大事少了，想要事少了，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少了。他剖析道，党员领导干部在是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还是以个人利益为重这个根本问题上，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的；在是积极作为、还是不正确作为这个重大问题上，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的；在是敢于担当、还是回避矛盾这个重大问题上，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的。

具体包括：挑拨民族关系制造事端或者参加民族分裂活动的行为；组织、利用宗教活动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组织、利用宗族势力对抗党和政府，妨碍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的实施，或者破坏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行为。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历来是政治问题，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安全。新《条例》第54条至56条基本上继承了原《条例》的规定，体现了党对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延续性。

案例1：新疆日报社原党委书记、总编辑、副社长赵新尉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妄议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重大工作方针、决策和决定，公开发表反对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新疆工作重大部署要求的言论；故意作出与中央和自治区党委重大新闻工作部署相违背的决定；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重大原则问题上，言行不能与中央和自治区党委保持一致。

案例2：喀什地区民宗委干部阿不都克热木·阿不力米提2013年3月9日利用微博，传播带有煽动性攻击政府的图片、发表错误言论，被境内外“三股势力”利用，造成严重后果，影响极其恶劣。2013年8月23日，喀什地区行署机关党委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党际交往、涉外活动越来越多，加强有关涉外活动的纪律要求，势在必行。原《条例》仅针对“行为”，新《条例》第60条将之修改为“言行”，更加全面。比如，有的党员干部在对外交往中，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歪曲党史、军史；有的出国（境）期间，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做了不该做的事，比如赌博、嫖娼、去红灯区、醉酒闹事等；还有的借出国（境）机会擅自脱离组织，故意逗留不归，对党和国家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

案例1：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1997年至2007年间，先后8次专程或利用出国、出境招商转道去澳门赌博，2005年在阿根廷、2007年在澳洲，也专门去赌场赌博，每次输一二十万元，输光了就走人。不仅如此，他还收受巨额贿赂、收受礼金，光在赌场收受老板们行贿的赌资就有100多万元，而且道德败坏、腐化堕落，最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因受贿罪等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案例2：浙江省温州市委原常委、鹿城区委原书记杨湘洪于2008年9月19日，率鹿城区经贸代表团赴法国、瑞士、奥地利进行经贸考察交流活动。9月26日，他称其腰椎旧病复发，没有参加原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公务活动；9月27日，又称已经约好医生看病，没有出席在我驻法大使馆举行的会见和宴请；9月29日，代表团结束经贸考察交流活动按计划回国前，他电话告知随行人员，称自己伤病严重需卧床静养，不能乘机长途旅行，拒绝回国。之后，浙江省委指示温州市委多渠道、多层次开展劝说工作，并派出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医生，前往法国探望并劝其回国。但他却关闭随身携带的手机，后又先后四次打电话给这位负责人，一方面表示待伤病痊愈后愿意回国，一方面又拒绝透露其具体住址，使人无法了解其伤病等真实情况。杨湘洪身为党员领导干部、国家公务员，因公率团出国进行经贸交流活动，逾期滞留他国不归，拒绝组织教育帮助，违反领导干部出国（境）管理有关规定，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和国家声誉，造成恶劣政治影响，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受到了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

案例3：广东省国资委原主任刘富才，未向组织报告擅自出国，以身体有病为由长达1年多不归，在省纪委宣布对其立案调查后，拒不配合组织调查。拥有43年党龄、已退休3年多的他，面对省纪委下达的“最后通牒”，自称“反反复复地在脑海中过滤，真找不到有什么严重违纪的事情”，并一再以身体不佳、不能坐长途飞机为由，拒绝归国配合案件调查。后经查，他还存在长期占用下属企业车辆归个人使用、在本单位和下属企业报销应由个人及亲属支付的费用等严重违纪问题，最终受到了开除党籍、取消其退休待遇、收缴违纪所得等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