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会议心得体会和方法 政策会议心得体会和方法总结(9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心得体会，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推荐政策会议心得体会和方法一

关键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政治变迁

参与选举决策者固然重要，但这种参与几年才有一次机会。在一些所谓“民主”国家，大多数民众对政治的参与仅局限于这一种方式。每过几年，他们在选举热潮的裹挟下过一把“当家作主”的瘾，此前此后，他们只是一板一眼地当顺民，对政治不闻不问，要问也不知从何入手。然而，决策者上任以后的所作所为对民众的生计、国家的前途影响甚大。因此，决策决不应该是决策者们的禁脔，哪怕他们是老百姓选举出来的。真正的民主体制必须给民众参与政策制定全过程的机会。

谈到政策制定，一般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决策过程本身，而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事情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另一些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各种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些资源既包括财政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时间资源，也包括注意力资源。换句话说，在具体决策之前，政府不得不做出抉择，对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

1962年，美国政治学家巴查赫(peter bachrach)和巴热兹(morton baratz)

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权力的两方面”。[1]这篇短短六页的论文之所以很快变成政治学的经典之作，是因为它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但人们往往视而不见的简单事实：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有学者曾比较过美国两个城市，甲污染严重，但当地政府与民众很少讨论污染问题；乙情况好得多，不过当地政府与民众却十分重视如何减少污染。究其原因，才发现甲城有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操控着议程设置，千方百计避免污染问题引起当地老百姓和政府官员的注意。[2]试想，一个被严重不平等困扰的社会，政府却从来不处理公正问题；无论在这个社会里其他问题的决策过程有多么民主，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只若隐若现的黑手在幕后操控着议程设置。因此，在讨论政策制定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议程是如何设置的？谁参与了议程的设置？为什么有些问题拿到台面上讨论、另一些问题却被排斥在外？

议程设置是指对各种议题依重要性进行排序。为了便于分析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我们可以将议程分为三大类：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传媒议程是指大众传媒频频报道和讨论的问题；公众议程是引起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问题；政策议程是指决策者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篇文章的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但这三种议程的设置可能是互相关联的。例如，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新闻媒体可以引导民众把关注点集中在某些议题上。在那里，传媒要影响公众议程的设置，往往不是通过直截了当地告诉民众哪些议题重要、哪些议题不重要，因为这样做常常适得其反。更有效的方法是对某项议题进行反复报道，并把这些报道放在引人注目的位置或时段。研究传媒议程设置的鼻祖之一科恩（bernard cohen ）

有句话说得很到位：传媒如果对受众“怎么想问题”指手画脚，恐怕很难成功，但它对受众“想什么问题”的控制却易如反掌。[3]正因为传媒议程对公众议程设置具有毋庸置疑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在传媒学中，探讨传媒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关系已变为一门显学。[4]近年来，有些西方传媒学者更进一步，开始讨论传媒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5]

不过，传媒并不是影响大众舆论的唯一原因，政治动员、社会运动、突发事件，以及其他很多因素都可能导致民众转变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和情绪。无论公众议程是如何形成的，它与政策议程的设置关系更为密切。既然本文的侧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将不会详细考察传媒如何影响公众议程，而是径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上。

如上所述，公众议程是社会大众认为政府应该关注的问题。尽管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假如定期进行民意调查的话，从对“什么是最紧迫的社会问题”的回答中就能描绘出公众议程变化的轨迹。哪怕没有民意调查，公众议程也会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考察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呈现什么样的关系，可以为我们确定政治制度的性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不少人把官员的产生方式作为划分政治制度的唯一标准，这是把形式凌驾于实质之上。更关键的是，什么人在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民众关心的问题是否被提上决策者的议事日程。如果政策议程的设置被统治者或少数精英分子把持、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南辕北辙，哪怕官员是民选的，这种制度也不配被称为“民主”的。反之，如果公众议程能够对政策议程产生直接的影响、后者能切实反映前者的内容与排序，即使官员并非由直选产生，把这种制度斥之为“不民主”也显得过于简单化。换句话说，通过考察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可以透过表象、更深入地认识政治制度运作的逻辑。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依据政策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议程设置的模式（见表1）。[6]这篇文章将分别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其目的是通过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来揭示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关门模式

这是最传统的议程设置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没有公众议程的位置；议程的提出者是决策者自身，他们在决定议事日程时没有、或者认为没必要争取大众的支持。在传统社会里，当一般老百姓没有什么政治参与意识时，这是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在当代中国，这种议程设置模式也没有完全消失。1988年的“物价闯关”也许可以算得上一个例子。

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价格改革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价格从由政府管制过渡到由市场供需决定的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代初，邓小平曾警告，价格改革必须如履薄冰。[7]直到1985年，他还认为“理顺生活资料价格恐怕要用三年，加上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需要的时间更长”。[8]从1985年到1987年，随着物价改革缓步推进，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开始上扬，出现1950年代初以来从未见过的通货膨胀率。[9]到1988年2月初开会分析经济形势时，中央政治局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超过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为了稳定物价，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的措施。在做了这些铺垫后，国务院4月初决定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对城市职工的补贴由暗转明。尽管如此，全国随即掀起了一波抢购狂潮。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改革理应放缓一点。但当时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认为，价格改革刻不容缓。在5—8月会见外国访客时，他反复强调，“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希望闯过物价改革这个难关。[10]

在此背景下，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虽然文章作者很清楚，物价改革会暂时损害不少人的利益，但他相信，人民对这种冲击可以承受。

基于这种乐观的估计，中央政治局于8月中旬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确定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8月19日，该方案一经披露，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新一波抢购狂潮，甚至出现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来抢购商品的情况。

在物价闯关这个事件中，议程设置完全没有民众参与。决策者下决心快速推动价格改革后，甚至没有做出争取民众理解和支持的努力，只是一厢情愿地假设民众会明白决策者的苦衷。结果1988年全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飙升1818%，造成民众普遍不满。事后，邓小平从这个事件中汲取了一个深刻教训：“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只要注意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

如果发现错误，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11]

动员模式

与关门模式一样，动员模式里的议程也是由决策者提出的；与关门模式不同的是，在动员模式里，确定一项议程后，决策者会千方百计引起民众对该议程的兴趣、争取他们对该议程的支持。也就是先有政策议程、后有公众议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决策者会放弃关门模式而采取动员模式呢？首先，广大民众具有了强烈的参与意识，关门模式的正当性遭到普遍的质疑。其次，所涉及的议程执行起来需要得到民众普遍、自觉的合作。再次，决策者缺乏实施该议程所必需的资源。

在这三种情况下，决策者会希望用某种方式动员民众参与议程设置，以减少执行阶段的障碍；但他们同时又不希望、或不放心民众主动参与议程设置。

中国人民非常熟悉动员模式。在毛泽东时代，从土改、三反五反，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再到四清、“”，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战略性的议程设置都采取了这种模式。动员模式一般包括五个阶段：首先是“运动开始，发出文件”。

文件既可采取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的形式，也可采取人民日报社论、评论员文章的形式，甚至还可采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形式。

第二阶段是“层层传达、普遍宣传”。传达往往是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要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需要强调速度时，则要求传达不过夜。

第三阶段是“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学习是指学习文件、社论、辅导材料之类，其目的是让大众吃透中央精神，包括为什么要提出新议程，什么是新议程的“精神实质”，以及落实新议程的步骤、方法等。第四阶段是“抓住典型、以点带面”。

典型既可以是正面典型，也可以是反面典型。典型的意义在于用实例向广大群众展示新议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优越性。最后，通过以上几个阶段的工作，动员模式希望能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从而达到贯彻落实新议程的目的。

美国政治学者林德布洛姆曾将政府获取民众服从的手法归纳为三大类。第一是压服，即在暴力威胁下，民众不得不服从；第二是收买，以恩惠来换取民众的服从；第三是说服，通过教育动员，让民众内化官方的意识形态，将政府意图转化为自觉行动。毛泽东时代常见的动员模式便属于第三类，其优点是比压服和收买成本低，但缺点是难以持续、长久地奏效。[12]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议程设置方面采取动员模式的频率大大降低了，但并未放弃。例如，在以下政策的议程设置中，这个模式依然在起作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0年），在个体经济中开辟就业渠道（1981年），在农村全面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开展“五讲四美”活动、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推行国营企业工资改革，破除大锅饭（1985年），改革劳动制度、打破铁饭碗（19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1992年），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1995年），对公有制企业实行大规模减员增效、下岗分流（1997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1998年）。

[13]

内参模式

在内参模式里，议程不是由决策者提出的，而是由接近权力核心的政府智囊们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智囊通过各种渠道向决策者提出建议，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列入决策议程。他们往往不会努力争取民众的支持，而更看重决策者的赏识；他们有时甚至不希望所讨论的问题变成公众议程，因为担心自己的议案可能招致民众的反对，最终导致决策者的否决。在这个模式里没有民众与决策者的互动，只有智囊们与决策者的互动。

在毛泽东时代，大部分重要决策都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等最高领袖亲自决定的。[14]那是一个伟人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内参模式的地位。以下三个例子从时间上跨越了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内参模式的特点。

案例一：1950年6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到8月初，朝鲜人民军已经解放了朝鲜90%以上的领土。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普遍以为朝鲜统一指日可待。中国领导人却没有盲目乐观。8月23日，在总参作战室工作的雷英夫等人经过反复研究最新情报后做出判断：美军可能很快在仁川登陆，切断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形成南北包围和夹击人民军主力的态势，使朝鲜战局发生逆转。他们进一步预测，9月15日是大潮，美军这一天登陆的可能性最大。毛泽东得知后说：“这些判断有道理，很重要”，“很快结束战争是不可能了，战争肯定是持久的、复杂的、艰苦的”，并随即作出应对部署。[15]雷英夫的报告直接影响了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决策。

案例二：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的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状况而举行示威，保安部队进行镇压造成很大伤亡，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和愤慨。8月，曾因“右倾民族主义错误”而被解除统一工人党职务的哥穆尔卡再度出山，并要求当时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返回苏联。10月17日驻波苏军出动坦克部队包围华沙，企图进行镇压。波兰人民群情激昂，波苏军队互相对峙，形势非常紧张。在整个事件中，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一直强调问题的核心是波兰的反苏情绪，把波兰事件定性为“”。但通过深入采访，新华社驻波兰记者谢文清的判断截然相反。他在10月12日的电文中说，问题的症结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苏军出兵后，谢文清又在10月22日发回的密电中写到，“华沙的调集军队之举是不够明智的，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16]当时，中央有关波兰的信息主要只有大使馆和新华社两个来源，中央后来接受了谢文清的意见，批评了大使馆的看法。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高度赞赏的谢文清调研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中共中央对苏联的立场。[17]

案例三：1969年3月，中苏之间发生武装冲突，从而引发了对苏联战略的讨论。有人认为，苏联的战略将会东移，进攻中国；有人认为，苏联仍是向西，同美国争夺欧洲。国内最担心的则是美苏是否会联合反华。1969年底，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新华社驻西德记者王殊以翔实的材料和数据证实，欧洲是美苏争夺的重点，苏联的根本利益在欧洲。对于发展中德关系，王殊认为，首先要破除西德是“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国家”的老框框。通过广泛采访，他得出结论，在西德占主导地位的是和平主义。同时，西德经济发展很快，有扩大国际市场的需要。

如果加强两国的贸易关系，对双方都会有好处。王殊因而建议中央考虑先邀请西德反对党领导人访华，以推动执政党更积极地发展两国关系。看了王殊的报告后，毛泽东、周恩来大加赞赏，并于1972年7月下旬单独召见了他；外交部也破例数次对他发出内部通报表扬。王殊的报告对最高领导人确立中国的全球战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后来中德关系果然发展神速，于1972年9月29日草签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其中王殊功不可没。[18]

由上面三个例子可以看出，毛泽东时代的内参模式有三个特点。第一，内参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与国家安全有关；第二，内参主要不是来自研究机构，而是来自参谋和情报收集机构。

第三，内参往往是个别“智囊”的作品，而不是“智库”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面临着险恶的国际环境，如何让新生的共和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得不优先考虑的问题。很显然，这三个特点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

改革开放以后，内参模式更为常见，究其原因，最关键的是，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毛泽东时代首先要解决的是自立问题的话，那么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自强。发展现代经济涉及广泛的领域，其复杂性超越了任何个人的能力。这就要求对决策辅助机制加以改造。过去那种依靠个别智囊的体制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决策需要，必须代之以决策咨询群体。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提出了决策科学化的口号，并着手逐步建立健全思想库体系。

最早出现的思想库可能是1980年形成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其成员是一批具备“通天”关系的高干子弟及知识分子子弟。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该组成员四处调研，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调查数据。后来，他们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的几个“一号文件”的制定，形成一支有实力的决策研究力量。后来，发展组成员分别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

等研究机构。[19]随着改革向城市和工业方向推进，体改所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1980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在此前后，另外一些智囊机构也应运而生，包括国务院内设立的若干个研究中心（后来整合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信国际研究所等。[20]19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研究领域的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精细。因此，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部委办、各重点高校属下的研究机构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卷入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21]即使在以前被视为非常敏感的外交领域、两岸关系领域，近年来也出现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思想库。[22]除此之外，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各民主党派也不甘寂寞，纷纷利用其“直通车”的便利向政府高层建言、反映社情民意。[23]与此同时，中央领导人还从各领域特选了一小批所谓“中央直管专家”，作为最高决策的咨询对象。这些与中央保持直接联系的智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当然更大。[24]

上述思想库一般都会出版诸如“简报”、“参阅”之类的内部报告。这些发行量很小的内参，往往可以直达天庭。最高领导人则几乎每天都会圈阅、批示、转发一些报告。[25]在正规渠道之外，部分研究人员还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通过非正常程序向最高当局递交密札或进谏。[26]2002年末，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上任以后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更加重视，并作出了表率。

从2002年12月26日到2006年5月26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已经举办了31次集体学习活动，请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讲课，平均40天举办1次学习活动。[27]同时，新一届领导班子十分重视思想库、智囊团的建设。[28]为此中国科学院提出要“充分发挥国家科学思想库作用？?增强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咨询能力”；[29]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要求各研究所“努力担当思想库和智囊团的重任，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30]可以预见，未来在议程设置上，内参模式还会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借力模式

在内参模式中，政府智囊们只关心自己的建议是否会得到决策者的青睐。借力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智囊们决定将自己的建议公之于众，希望借助舆论的压力，扫除决策者接受自己建议的障碍。无论中外，一般而言，政府智囊们都希望直接影响决策者，而不是采取迂回的方式；不到万不得已，政府智囊们不希望因诉诸舆论而得罪当权者。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偶尔出此“下策”呢？恐怕最主要的原因是，智囊们深信自己的建议有强大的民意支撑，而政府内部却存在反对的声音。

在中国，借力模式并不常见，但最近却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从1990年代起，中国开始市场导向的医疗体制改革。根据1993、1998、2003年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改革后城乡居民的医疗费用支出越来越高，而享有社会性医疗保险的人比例越来越小。[31]2003年的非典危机暴露了公共卫生体制改革的缺陷，也顺带引发了人们对医疗体制改革的反思。[32]但此后仍有政府官员公开声称，必须进一步推行市场化的医疗体制改革，让“国有资产逐步退出公立医院”。不过，在2005年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作课题组却发表了6份专题报告和1份总报告，证明医改是“不成功”

的，甚至是彻底“失败”的。由于这些报告刊登在内部刊物上，它们最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2005年6月底，情况突然急转直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葛延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总报告的内容。

他指出，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追求公平，要确保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二是要强调卫生投入的绩效，即在有限的全社会卫生投入水平下，使全民族的健康水平获得最大限度的提高。而市场化改革不可能达到这两个目的。[33]几乎同时，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也在《医院报》上说出了“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话。[34]这两则报导一面世便在媒体上和民众中引起轩然大波：媒体上一时间出现大量有关医改的报导和讨论；而民众则几乎一边倒地同意“医改不成功”的判断。[35]虽然有些市场派的学者坚称，医改不能走回头路；[36]虽然卫生部希望回避关于医改是否“不成功”的话题，[37]但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如果政府医改的思路不作重大调整，民众是难以接受的。[38]看来，智囊们借力之举相当有效。

上书模式

这里的“上书”是指给决策者写信，提出政策建议，不包括为个人或小群体作利益申述之类的行为。上书模式与内参模式十分相似，都是有人向决策者提出建言，不同之处在于建言人的身份。在内参模式里，建言人是政府的智囊或智囊机构；在上书模式里，建言人不是专职的政府智囊。不过，建言人也未必是一介平民，他们往往是具有知识优势、社会地位的人。只有这种人才拥有某种“话语权”，才了解上书的管道，提出的建议才可能被重视。其实，即便是精英们的上书，往往也是石沉大海，毫无反响。清朝不断“上书各中堂、各大人、各先生”

的龚自珍在《送南归者》中不是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吗：“布衣三十上书回，挥手东华事可哀”。一般民众，人微言轻，他们的上书往往在秘书那里就被挡住，很难送到决策者跟前。无论古今中外，由平头百姓一纸上书影响议程设置的案例简直是凤毛麟角。

上书模式固然很少出现，但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完全没有这样的例子。2003年7月3日，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的“三江并流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几乎同时，2003年8月中旬，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通过了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方案。怒江兴建水电站的决定马上引起一批环保组织的反对。

一方面，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动员媒体发出反坝的声音，争取舆论支持；另一方面，他们上书国务院领导，要求停止怒江水电梯级开发。2004年2月中旬，在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报告上，国务院温家宝亲笔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暂时搁置了一度箭在弦上的怒江水电工程。[39]2005年7月，温家宝赴云南考察工作期间，地方官员向他反映怒江水电建设停工已久，地方不知如何进退，希望中央能尽快定夺。温回京后，即指示发改委、环保总局、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加紧论证研究，尽快拿出自己的意见”。由于担心怒江工程重新启动，61个环保组织和99位个人又于2005年9月起草一份公开信，并将它呈送国务院、发改委、环保总局等有关部委。[40]与此同时，支持开发怒江水电的人也上书中央领导，希望该工程早日上马。[41]正反两方面的上书形成拉锯战，使中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怒江工程定案。民间组织的活动与上书如此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在中国恐怕还是第一次，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随着社会自由度的加大，社会地位不同、立场各异的人将会更积极地运用自己的发言权。

因此，上书今后有可能变成影响中国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之一。

外压模式

与上书模式一样，在外压模式里，议程变化的动力来自政府架构之外。它与上书模式不同之处不在于“外”，而在于“压”。在上书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希望通过给决策者摆事实、讲道理来影响议程设置；在外压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虽然不排除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但他们更注重诉诸舆论、争取民意支持，目的是对决策者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他们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在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一案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外压模式的影子。在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只有在初始阶段，外压模式里的议案倡导者是可以确定的。随着议案影响力的扩大、议案支持者的增加，会越来越难分辨谁是倡导者。这时的关键是议案的民意基础到底有多广，是否对决策者构成足够的压力。说到民意，我们应该区分两部分民众。一部分是所谓“关切的民众”（at tentive p ublic)，一部分是一般大众(general p ublic ）。前者在数量上永远是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对公众议题不仅十分关心，而且相当了解。他们对议案的支持有助于防止议案滑出舆论的焦点圈。后者是大多数人，他们对多数公众议题的注意力往往是短暂的，很少长期、执着地卷入某项争议。正因为如此，一旦一般民众支持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对决策者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公众议程最可能变为政策议程。[42]

第二，外压模式产生作用的前提是少数人关心的议题变为相当多人关切的公众议程，否则压力便无从产生，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即使某个议题已经提上了公众议程，要最终进入政策议程的话，同样也需要时间。因此，外压模式的一个特点是所需时间一般比其他模式长。

第三，由于头两个特点的存在，研究者很难准确断定外力通过什么方式最终影响了议程的设置。他们能做的无非是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将外部压力的演化与政府议程的变动联系起来。

上述三点是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的特点。但也有特殊情况，即突然出现所谓“焦点事件”

(focusing event s)，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进而迫使决策者迅速调整议程。焦点事件一般都是坏事，如灾难、事故等，它们会对某一群人的利益造成现实的伤害、对其他人的利益产生潜在的伤害。这类事件的发生使得利益群体、政府官员、大众传媒以及广大公众对现存问题有更深切的认识，希望纠正明显的政策失误。[43]注意焦点的集中有助于打破已往的力量平衡，使争取议程转换的意见在公众舆论里占据上风，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决策者在短期内调整政策取向。

因此，有学者把焦点事件引发的反应阶段称之为“政策窗口”(policy window)。[44]由于焦点事件的影响是直接、快速、容易确定的，不少研究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45]

过去，在中国议程设置一般采取的是上面提到的五个模式，外压模式比较少见。尽管早在19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就在提出决策科学化的同时，提出了决策民主化的主张，[46]直到1990年代后期以来，带民主色彩的外压模式才越来越常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可以从两方面考虑：压力从何而来？压力为什么会产生影响议程设置的效果？

先看压力的根源。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高速增长，但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高增长率也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到19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包括环境危机、贫富悬殊、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等。与此同时，社会分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改革初期，由于社会分化程度低，哪怕某些人必须为改革付出代价，他们也往往愿意牺牲短期的个人利益，因为他们相信，改革最终会使所有人受益。随着社会日益分化，改革的金字招牌脱落了。[47]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损的阶层对新推出的改革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而是对带有“改革”标签的举措疑虑重重，生怕再次受到伤害。这些人仇视滥用权力、中饱私囊的官员，敌视一夜暴富、挥金如土的新贵，蔑视巧舌如簧、发“改革”财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感觉到中国的改革到了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这就是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所在。

那么潜在的压力是如何转化为现实压力呢？四个领域的变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利益相关者的施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大众传媒的转型和互联网的兴起。

先看利益相关者的施压。当社会分化不太严重时，各利益相关群体往往处于“自在”阶段，缺乏“自为”意识，也不大会为自身的利益向决策者施压。随着社会分化程度提高，各利益群体对自身利益变得更加敏感，会产生向决策者施压的冲动。当然，冲动是一回事，能在多大程度上施压是另一回事。这里的关键是利益相关群体的动员能力。在所有利益相关群体中，拥有政治和组织资源的地区无疑最强。

区域政策是利益相关群体施压的一个例子。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存在地区差距，但问题并不突出。其后，由于国家政策明显向东部倾斜，导致东西部差距迅速扩大。[48]1990年代初，学者与政策研究者就地区差距展开了一场争论，当时的主流要么认为中国地区差距没有扩大，要么认为地区差距不算太大。[49]邓小平也主张应等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再“突出地提出和解决”

地区差距问题。[50]不过，落后地区不愿再等了。这时，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有来自内陆的代表公开表示对中央倾斜政策的不满。面对内陆省份越来越大的压力，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可惜，具体政策措施力度不够。因此，1990年代后半期，对政府区域政策的批评不绝于耳。在这个背景下，1999年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务院并于次年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正式进入西部大开发的实施阶段。[51]其后，在全国人大上，面临巨大转型困难的东北三省人大代表纷纷投书，强烈要求中央实施东北振兴战略。2003年9月，“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终于正式也成为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52]

再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在过去20年里，中国目睹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团发展。截至2006年3月底，全国共有各类在民政系统注册的社团近17万个。[53]事实上，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组织仅占社团版图的一个角落。大量组织选择注册为商业机构，或者干脆不注册。[54]更容易被忽略的是，按照中国法律，县以下的草根组织根本无需注册，如那些在企业、机关、学校、街道、乡镇和村落内开展活动的社团。加上未注册的组织，全国至少有50万以上的社团。[55]

大多数社团对公共政策没有兴趣，但有一类社团最大的关注点便是公共政策，即倡导性社团。人们习惯于把这类社团称为“非政府组织”或“n go”。在中国各类n go中，环保n go最为积极。1990年代以前，中国也有环保社团，但绝大多数是自上而下组建的、半官方的环境科学研究团体。那时环境污染问题还不太突出，民众对此不太关心。因此，那时的环保社团要么研究多于行动，要么干脆没有什么行动。1990年代以后，生态环境恶化日渐显著，人们的环保意识也逐步高涨。在这个背景下，涌现出一批民间环保n go.[56]进入新世纪，民间环保n go（尤其是高校学生团体）开始在各地大量出现，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2000多家环保n go.[57]它们的经费主要靠自筹（相当大的比重来自境外）。除了开展环保教育、配合政府编制环保计划、担任有关机构环保顾问外，这些环保n go还竭力呼吁改善生态环境，并动员各种力量干预破坏环境的行为、工程和计划，对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58]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工程便是一例。

环保n go数量不多，但能量巨大，原因之一是很多组织与大众传媒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传媒把环保n go的声音以放大的方式传播出去，无形中加大了它们的影响力。

中国的大众传媒不仅充当了环保n go的“扩音器”，而且近年来在公众议程设置方面扮演着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进而影响到政策议程的设置与调整。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三个层次：报导或不报导哪些“议题”，是否突出强调某些“议题”，如何对它强调的“议题”进行排序。[59]这里说的不是指某几家传媒机构的某几次报导，而是指传媒整体在较长时期里的报导活动。很显然，不进入第一个层次，民众对一些议题就不会感知。例如，1980年代的煤矿事故比现在更普遍、更严重，但当时并没有成为公共议题。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矿难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主要是因为传媒对它进行的广泛报导引起了公众的重视，不仅进入了第一个层次，还进入了第二个层次。[60]在一个较长时期里，进入第二个层次的议题当然不止一个，这时，如果传媒对一系列“议题”的报导呈现一定排序的话，也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重要性的判断。

近几年来，中国民众对三农、农民工、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医疗保障、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关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传媒强调的结果。在中国，媒体的角色一直被定位在“宣传机器”

上。[61]为什么党的喉舌近年来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公共性，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的双向桥梁呢？这是因为媒体的量和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量方面，与改革初期比，电台的数量增加了三倍，电视台、报纸、杂志的数量都增加了十倍以上。[62]质的变化更为深刻。从1980年代开始，传媒便开始市场化，这个进程在1990年代以后加快。现在，国家仍掌握电台、电视台、报纸和一些刊物的所有权，但失去了国家财政拨款的传媒机构必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一旦追求利润成为传媒机构的主要驱动力，其日常运作的逻辑便改变了，它们必须考虑：如何吸引读者或观众？如何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当然党和政府的机关报、机关刊物的自由度比较小，但这些传媒机构在转向传媒产业的过程中，都增设了自由度相对大得多的附属报刊，例如《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新华社属下的《瞭望东方周刊》，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属下的《新民周刊》和《外滩画报》，广东省新闻出版集团属下的《新周刊》，以及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属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本来就不属于党报系统的《中国新闻周刊》、《财经》、《商务周刊》、《中华工商时报》等报刊相对独立性也不小。在这些著名报刊的带动下，全国几百家报刊（例如《江南时报》、《大河报》等）纷纷开辟或增加新闻评论和公共事务讨论的版面，不断拓宽言论边界。影响所至，已经波及广播和电视媒体。

在竞争的压力下，媒体往往会主动“三贴近”，不时报导敏感的新闻事件，评论敏感的时政话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众传媒开始更积极主动地为各种利益诉求开辟表达的空间，促使某些民众关心的议题变为公共议题，进而推动国家政策、法律、体制的变革。

大众传媒面临的竞争不仅来自传统媒体内部，还来自新兴网络媒体，如互联网、手机短信等，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迫使传统媒体不得不改变以往新闻和信息的传播格局，并且为公众讨论公共事务提供更开放的空间。

如果从1994年4月20日中国正式进入互联网之日算起，中国进入网络时代不过10余年。

然而，互联网的发展可以用“爆炸性”来形容。1997年初，全国的互联网使用者不过区区62万人；到2006年1月，这个数字已经暴增至1111亿，而且增长的势头仍没有放缓的迹象。2000年前，由于网民数量低于1000万，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媒体还没有形成。随着网民在2001年突破2500万，情况开始发生变化。2002年，当网民超过4500万时，网络舆论急遽升温。2003年，当网民达到7000万时，网络舆论风起云涌，“黄碟”案、刘涌案、黄静案、宝马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案、孙志刚案在虚拟空间掀起一波波巨大的舆论浪潮。无怪乎这一年后来被人称作“网络舆论年”。[63]此后，互联网成为公众传递信息、表达意见、评论时政、释放情绪的一个主要渠道，网络舆论对公众议程设置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与传统媒体比较，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人人都是潜在的信息发布者，信息多向（而不是单向）传播，传播范围可以瞬时传遍地球每个角落。这些特点使控制信息难上加难，使普通网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也使公共权力不再可能完全在暗箱中操作。[64]

出现具有公共性、开放性、交互性、多元性、瞬时性的网络媒体后，公众议程的设置逻辑也开始发生变化。在传统媒体时代，议程说到底是由屈指可数的传媒机构设置的，政府通过控制传媒机构来影响议程设置相对比较容易。进入大众网络时代，情况就不同了，网民可以通过互动，将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而不是传媒机构认为重要的问题）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例如，在宝马车撞人、孙志刚被打致死、农民工讨取欠薪、医疗体制改革失败、郎咸平批评国企改革等一系列网上讨论活动中，网络舆论都显示出设置公众议程的力量，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触犯了民众十分关心的公平正义原则。

由于网络已成为反映民意的渠道，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对它也越来越重视。在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温家宝都透露，他们也曾亲自上网，了解舆情。

2004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为此，在传统内参报告以外，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信息处最近开始定期编辑《互联网信息摘要》，报送国务院领导。[65]近年来，不少大案如安徽阜阳假奶粉案、广州农民工讨薪遭打、湖南嘉阳违法拆迁案等都是通过这条渠道迅速上达国务院的。[66]从高层对网络舆情的高度关注，可以看出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之大。

当然，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的作用完全可以互补。

当某个议题引起网民广泛关注时，传统媒体往往会马上介入，进行采访和深度报导，黄静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事件都是这样的例子。反过来，某家传统媒体机构对个别事件的报导可能在网络论坛上引起轩然大波，使它迅速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在更多情况下，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互作用，很难辨别是谁引导谁。“孙志刚事件”就是两者互动的一个典型。在网络普及以前，广州地区的报纸就曾对“收容遣送事件”作过一些调查性或揭露性的报导，仅在2000年至2001年两年间，这样的报导就有6则之多，但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67]2003年3月20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未带证件，在广州收容所被打致死。3月底，一位在北京学传媒的研究生在著名bbs 提供网站“西祠胡同”的“桃花坞”讨论区公布了这个消息。“桃花坞”是全国各地媒体从业者聚集的地方。这则消息于是引起了《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记者陈峰的注意。陈峰与他的同事在采访孙志刚的亲属和有关部门以后，于4月25日率先在报纸上对此案进行了揭露。[68]其后，别的媒体纷纷转载。但更重要的是，这时中国的互联网已拥有近7000万网民，孙志刚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如果没有网民的推波助澜，这个事件也许会像以前一样很快风平浪静。然而，借助网络的威力，这个事件导致舆论哗然，形成强大而持续的民意压力，并最终推动政府于6月20日废止了实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叉作用竟能这么快导致一项制度的变革，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空前的。

推荐政策会议心得体会和方法二

在上级计生委的英明领导下，在街道办计生科正确指导下，在我公司党委和总经理室的大力支持下，20--年里，我公司全面落实中央《决定》、广东省《计生条例》和深圳市《计生办法》、区计生委、街道办计生科系列文件精神。

根据我公司和黄贝街道办签订的《计生目标管理责任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以技术服务为重点，仅仅围绕年初制定的计生工作奋斗目标和优质服务工作计划，扎实有效地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通过努力，实现了计划生育率、晚婚晚育率、围产期教育率，产妇安全率、优生优育率、综合节育率、独生子女报名率均达100%。20--年的具体工作如下：

一、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

中央《决定》指出，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今后一个时期计生工作中重大而艰巨的人物，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定》和市、区、街道办的计生文件精神，推进我公司两个文明建设，使公司人口增长于经济效益协调发展。

20--年初，我公司领导把计划生育经费纳入财务预算计划之内。我公司组织的大型活动和计生重要会议，党政一把手都亲自参加作动员报告，提工作要求，并亲自组织，带头参加，在人、财、物上给予大力支持，从而使公司计生工作顺利开展。

二、以技术服务为重点，搞好各种宣传教育活动

1、面向基层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计生工作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综合性很强的工作，为把计生宣传工作做好，我公司下了很大功夫。宣传了中央《决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深圳经济特区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等政策法规及新婚知识、“三优”知识、生殖保健，共发传单500余份，加深了广大职工群众对计划生育工作的进一步认识和了解。

2、开展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

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每个职工的婚育观念也在向少生、优生、优育、优教方面转变。提高人口素质，搞好宣传与服务工作是计生工作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关系到每一个家庭幸福，民族昌盛的大事。今年我公司根据上级《全面推进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工作》的文件精神，在“新”字上做文章，在“进”字上也下功夫，主要做了两项工作：

一是结合公司实际情况，针对育龄妇女多，除了把上级自行设制印发的，内容丰富多彩的《计生服务》报每月按时发给育龄妇女以外，我公司计生办还发送了200份计生法规条例和一些生殖保健知识钉在一起，发给了每个育龄妇女，内容十分丰富，它包含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条例》、婚前、婚后、孕期、产后、避孕节育、更年期保健等科普小知识，都是宣传科学、倡导文明进步的婚育知识，让她们在业余时间、娱乐时学习，深受育龄群众的喜爱。

二是结合公司《全面推进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文件精神，开展“十佳”服务活动。半年来，据统计，我公司上下两级计生员、宣传员到广大职工家中做各种服务达32人次，其中买补品探望节育手术特殊病号4人次，以上各种服务深受广大职工家属的好评，公司通过上下开展好这一活动。

从眼前说，有利于计生员掌握育龄妇女的家庭生活，身心健康等情况，做育龄妇女的知心朋友。从长远看，成功实现了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由行政管理向社会服务转变，由行政手段向文明管理转变，在新形势下探索了一条计划生育工作的新路子，从而使公司实现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文明、科学化管理。

3、充分利用宣教室的作用。在原有的基础上，今年公司又重新给装配了宣教室的电设施，在里面全面开展一系列活动。

4、为进一步搞好宣传，公司领导把人员出入最多的大餐厅门前的宣传栏，作为计生宣传专用，我公司计生办定期更换内容，张贴一些广大职工群众喜问乐见的生殖保健图画知识，中央《决定》、计生条例、新颁布的婚姻法、中国人口报纸摘要、婚育与优生简摘等一系列的内容来加深广大职工对计划生育宣传的认识。

5、今年是优质服务年，为把宣传进一步落实到实处，上级部门始终坚持“三贴近”的原则，把宣传工作不断地改革创新，公司始终坚持不定期的更换内容，深受大家喜爱。

三、抓好队伍建设，全面提高管理水平。

今年我公司在基层建设工作上下了很大功夫，

一是成立了基层计生员队伍;

二是定期召开三、四级计生员月度例会和季度例会，定期组织学习计生法规条例、和业务知识，不断提高计生员的业务能力，把我公司的计生系统建设成一支思想好、作风硬、会管理的高素质队伍;

三是及时和黄贝街道办计生科联系，及时了解计生最新动态和最新科技知识，并在我公司内网上告知。

总之，深化改革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许多复杂的新情、新问题，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认真剖析工作欠缺之处，学习兄弟单位经验;进一步加大管理力度，毫不放松地抓好我公司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突出重点，把握难点，理清思路，为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把中央《决定》、省《计生条例》和市《计生办法》精神落实到实处，继续搞好宣传与优质服务工作，为我公司的可持续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推荐政策会议心得体会和方法三

一、工作进展情况

回顾第一次接触工业地产项目策划，对它的营销推广是一个陌生的、模糊的概念，经历了初期放水养鱼，摸着石头过河的艰苦探索后[网-找文章，到网]，初步明确了它的性质和方向。但任何工作都离不开人的主体元素。于是首先就从学会做人，踏实工作做起;其次是掌握国家和开发区宏观政策，企业本身内部环境和企业投资环境，比如开发区优惠政策、x政府总体规划、行业发展动态和城市建设发展动态等;还有微观环境和园区竞争情况;再次是饮水思源，摸索有效的营销推广方案，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怎样花最少的x到的宣传效果?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找到准客户?现阶段工业城项目还存在什么问题，应该先从哪方面入手解决营销难的问题?

20x年10月—20x年12月的主要工作

1、配合完成中秋晚会

2、协助完成汽配展活动

3、完成网络推广工作

4、积极配合公关活动

5、完成工业城招商的内部协调和调研，帮助完善招商基础资料

6、配合同事完成其他工作内容

7、推陈出新，不断完善营销思路，制定营销策略

8、完成临时性交代的任务

二、基本工作情况和做法

(一)不怕困难，建立把项目策划好的信心。

认真分析新形势新情况，正视新挑战，沉着应对，及时调整工作策略。一是认真学习北京工业地产宏观环境和x的相关政策和规划，提高对它的理解和认识，以积极的姿态迎接困难，树立信心，始终保持旺盛的工作精神，千方百计挖潜营销思路。二是注重市场信息的收集和鉴别、分析能力，应对竞争对手的营销策略和市场推广策略，以之来调整我们的营销战略和策略;三是积极争取领导的支持和帮助，在制定营销策略和市场推广方案的时候，由于各自存在思维差别，肯定会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但对出现的问题和遇到的难题，会认真“把脉、会诊”，及时调整方式方法。虽然我离完成公司期望指标和自己计划的目标还存在差距，但在目前严峻困难的形势下，我认为所付出的努力和艰辛一定不会白费。

(二)从细分市场找到目标客户

力求按照不同的特征来进行市场细分，市场细分有三条好处，一个是获得消费者高度的忠诚度，一个是保护适当利润，一个是容易获得成功。比如追求相似利益的企业、具有相同行行业特性的企业、相同国度的企业等等。

虽然园区在设计研发的时候就进行了市场的细分，但是这种细分往往相对是粗线条的，因此在具体实施销售的时候有必要进行更为明确的目标市场细分，根据产品推广的不同阶段，针对更加明确的目标客户，使用合适的营销策略和方式。

(三)与世俱进，转变策划观念和思维模式。

工业地产作为客观存在的比较特殊的产品，其营销思路和推广方法也会与其他产品有所

差别，尤其是民用地产，它的特点是以感性诉求为主。而工业地产的特点是从理性诉求的角度进行宣传策划。工业厂房的需求量及其目标客户群的隐蔽性和分散性，就决定了它的宣传模式必须创新和媒体选择更具针对性。所以转变策划观念和思维模式是势在必行，把联东工业园打造成为具有全国前沿性和战略性的工业地产的典范。

(四)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和工作技能，提高工作效率在常规工作的基础上，注重自身专业素养、沟通技能与工作能力的提升。自我抓基础、抓内功，一是抓实效工作，不断提高自我工作素质，使自己成为策划的行家里手;二是注重自我工作作风的培养及业务能力的提高，着力提高工作效能。

三、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营销和宣传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1)信息网络还不够健全，信息量和信息来源渠道还不够多。(2)招商方式创新不够，仍以传统的为主，面对面接触居多，招商效率低;(3)招商面还不够宽泛，信息含金量偏低。(4)已建的厂房结构比较单一，缺乏个性化，不能切合市场企业多样化厂房需求的实际。(6)给客户承诺的配套设施跟不上，工程不能同时完工。(7)与北京2x园区，横向纵向的比较，在价格上没有优势，价格相对偏高，尤其是销售价格。(8)厂房的设计合理性和园区的规划不是市场需求的体现(9)工业城的定位缺乏远瞻性和市场引导性，内部招商组织结构建立的不科学，宣传推广的力度比较小。

四、工作中的体会与思考

通过我两个月对工业地产营销的认识和实践，主要有以下几条体会和思考：

1、领导对营销的重视程度及其思想观念是营销策略的制定和营销思路能否成功施行的决定因素。

一是领导对部门或个人的重视，使得个人能力增强，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协助，对营销方案的真正实施也有帮助，甚至可能扭转乾坤。二是战略重点的定位重视，比如说领导对工业城的主体思路，对投入产出比的概念的认识，要建立品牌就得加大投入，不断创新，连贯实施。实践证明，领导对指导性工作重视了，认识到位、支撑到位了，有机构，有人手，有支撑，有管理，有推动，事情就会办的更好。相反，倘若仍停留在“等、靠、要”的阶段，则只能走下坡路。

2、优化组织结构，畅通内部信息沟通渠道，明确责任，提高工作效率的是前提。

提高工作效率的关键是明确个人工作职责，部门分工明确，发挥个人专长，完善组织架构，组织结构扁平化，保障信息沟通无障碍，事事有人做，人人有人管。

3、加快工业园的软硬件环境，完善营销制度，提高营销推广实施力度，加强公关是当务之急。

基于工业城要打造成知名的工业地产项目，提高工业城的核心竞争力是当务之急，也就对园区硬环境基础设施、厂房建筑档次、工业园规划档次等和软环境物业服务、物业管理、园区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通过创新观念、盘活思路制定出有效科学的营销战略和营销策略，同时加强公关以辅助作用。

两个月来，我所取得的每一个进展，都是行政中心各位同事关心支持的结果，我还存在着许多不足，所能看到的成果不大，实现目标的距离还比较远，希望通过总结学习，不断提升自己，按照20x年既定的目标前进，做好每一件事。

推荐政策会议心得体会和方法四

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活动个体决策者的行为及其后果，包括经济活动的需求和供给两端，需求端的消费者如何购买以实现效用最大化，供给端的厂商如何生产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市场机制又如何把百千万个个体决策者的经济活动协调起来。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研究总体经济行为就是研究国民收入，即研究如何使国民经济收入稳定地以较合适的速度增长。因此，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经济波动及与此相联系的就业与失业问题；物价水平问题及与此相联系的通胀问题；经济增长问题。

微观经济学研究以价格为核心，可以叫做价格理论，宏观经济学以国民收入为核心，可以叫做收入理论。

宏观经济学研究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科学，因此不考虑个体经济的差异，只把经济分为家庭、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并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

现代经济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多种多样。然而宏观经济学在宏观层面上研究市场活动时，只把各种市场归结为三大类：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劳动市场。在产品市场上，无数有形和无形的产品形成供给、需求和交易价格、交易量；在货币市场上，所有金融资产在这里形成供给、需求和交易价格、交易量；在劳动力市场，作为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方和作为劳动需求方的企业、政府在进行交易中形成劳动价格和就业量。

正是家庭、企业和政府三大经济部门在三大类市场的交互作用的研究，构成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研究产品市场供求关系如何决定国民收入的理论模型，称作国民收入决定的最简单理论模型，即国民收入的收入—支出模型；在上述模型中加入货币市场供求关系来研究国民收入决定的理论模式，成为国民收入决定的is—lm模型；在is—lm模型中再加入劳动市场供求关系来研究国民收入决定的模型，成为国民收入决定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即ad—as模型。前两个模型只是研究总需求如何决定国民收入，第三个模型研究的是总需求和总供给如何一起决定国民收入。以上为封闭的经济体。

宏观经济学研究社会总体经济行为，因而不能用微观经济学那样运用个量分析方法，而是用总量分析方法，即从个量分析的加总中引出总量的分析方法。

总量分析运用加总方法时需要谨慎，要区分能否加总的不同情况，以及弄清楚加总能否达到研究宏观经济行为的目的。

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异同，即体现在经济理论上，也体现在经济政策上。

经济理论方面，宏观和微观都是研究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及其后果的，市场经济中所有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都是一定意义上的供给和需求行为，因此微观和宏观主要相同之处是两者都是通过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决定价格和产量。区别在于，微观研究的是个体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及其后果，宏观研究的是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

经济政策上，两者都是政府运用一定经济手段引导和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使之趋向有利于改善社会的经济福利。区别在于微观经济政策目标主要是解决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纠正“市场失灵”，比如反垄断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也是通过微观主体实现，只是目标不是解决资源配置问题，而是资源利用问题。例如，经济出现萧条，表明经济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政府通过经济政策来刺激经济，引导居民和企业增加消费和投资，以克服资源闲置和浪费。相反经济过热，产生了通货膨胀，表明社会对资源的需求超过资源的供给能力，政府就应当用经济政策来给经济降温，引导合理的消费和投资。

宏观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寻找保持国民收入稳定增长的对策。所谓稳定增长系指既无失业也无通货膨胀的增长。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第一，学者必须探寻哪些市场上的哪些经济变量决定国民收入的大小。第二，在得知这些变量以后，人们就可以进一步制定政策来控制这些变量，以使国民收入保持稳定的增长。

推荐政策会议心得体会和方法五

通过学习《形势与政策》这门课，我明白了的重要性，诚信也是必要的。文中也说了去多关于诚信的案例使我们直观的看到了诚信与我们息息相关。诚信缺失，是当今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构建诚信社会，既需要全社会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坚守诚信道德，又需要加强制度建设，打造社会信用体系，惩戒失信、鼓励诚信。要教育学生诚实做人，踏实做事，树立正确的诚信道德、信用观念，引导学生充分认识造成诚信缺失问题的成因，了解国家在构建诚信社会上实施的有力举措，增强对建设诚信社会的信心。

那么构建诚信社会首先明白诚信的重要性，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自古就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关于诚信之重要的名言。诚信从来就是一个重要的道德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它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时代内容，促使人们对它的理解上升到制度建设的层面。诚信不仅是一种品行、道义、声誉，更是一种责任，它是个人高尚的人格力量、企业宝贵的无形资产、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国家良好的国际形象。诚信的重要性更使得我要构建诚信社会，构建诚信社会加强诚信建设体现了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有机统一，也体现了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通过认识到构建诚信社会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在建设诚信社会的过程中，要全面了解、加强认识，尽量避免诚信建设道路上的误区，要坚持制度建设和教育引导并重。我们每个人也应该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这样我们的改革才能更加深入，经济才能更加发展，深灰才能更加和谐。

十八届四中 全会的召开，依法治国的基本精神在我国全社会乃至国际社会都引起强烈的反响，作为法治中国的＂施工图＂，它必然将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所以，在当前和更长远的时间里学习和领会它的基本精神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依法治国，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略与文化，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法治国家，是以市场经济的相当发展为经济基础、以民主政治的相当完善为政治基础、以发达的权利义务观为核心的精神文明为思想文化基础的。

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是，

（一）有法可依，这是依法治国的法律前提，也是依法治国的首要环节。

（二）有法必依，有法必依是指一切政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公民都必须依法办事。这是依法治国的中心环节。

（三）执法必严，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执法，难点和重点也在执法。

（四）违法必究，就是要严格追究违法犯罪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这是依法治国的必要保证，是法律威严的重要体现。

通过学习，我认识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所以成为依法治国理念的基本内涵是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规定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民主性和人民性的必然要求。在依法治国理念中首先应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不可能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涵的三方面的涵义依次是公民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和法律的特权，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违法行为都必须依法受到追究。我们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中不能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居高临下，滥用审判权，这种特权思想一定要清除。不仅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违法行为要受到追究，审判人员违法审判也一定要受到追究，否则法律尊严就无法保障，法律在社会公众心目中就不可能树立起崇高的地位和威信。

推荐政策会议心得体会和方法六

同志们：

今天召开这次社区工作会议，主要目的是总结街道居站分设及“两委”换届工作情况，进一步明确工作站、居委会、业委会工作职责，理顺工作关系，完善运行机制，为进一步做好社区各项工作打牢基础。下面，根据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研究的意见，我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社区体制改革全面完成

20xx年，东城街道以全市“创新体制机制，共建和谐社区”活动为契机，在安宁、辽河两个社区先行开展了“居站分设”试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今年三月份“居站分设”全面推开，四月份开始社区“两委”换届工作，截至目前，社区工作站、居委会已调整到位，具备选举条件的社区“两委”班子全部选举完成。具体情况如下：

(一)工作站设立全到位。居站分设后，街道共设立社区工作站8个，其中7个实行“一站多居”模式。每个工作站配备工作人员10—20人，服务人口7000—20xx0人。社区工作站的设立实现了社区公共服务职能的集中办理，完善了街道在社区工作的基础性平台。

(二)合理调整居委会规模调整。街道原有城市居民委员会17个，居站分设后，保留3个，新设26个，现有居委会29个。辖区内500户以上的规模小区全部成立了居委会。通过调整规模设置，居委会辐射服务范围更加合理，为理顺社区工作关系创造了条件。

(三)社区换届顺利完成。通过街道上下共同努力，换届选举工作平稳有序开展，顺利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社区“两委”班子。选举完成后街道社区“两委”干部共xx人，两委交叉任职率达%。同时充分考虑业委会的组成，实行“三委”交叉任职。回顾和总结街道整个换届选举工作，主要呈现三大特点：一是真选。对此街道的准备工作早，宣传发动广。着手开展了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班子成员深入社区进行全面的了解考察，通过走访座谈、调查摸底，基本摸清了现状底、思想底、动态底。召开换届选举工作动员大会。会后各社区通过张贴标语、悬挂横幅等多种形式，向居民群众广泛宣传换届选举的目的意义和有关政策法规，明确选举方法、程序，提高选民参选意识，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扩大基层民主，实现选举方式由间接选举向直接选举转变。二是真调。通过合理调整社区规模，加强社区的联系指导，细化工作目标，明确工作进度，增强社区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实现社区管理模式由松散型向紧密型转变。三是真分。要在居站分设基础上，呈现出高效、精简的特点，实现居委会管理方式由行政性向自治性转变，恢复本来面目。

二、进一步完善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社区运行机制建设

全面推进社区体制改革：居站分设不是工作站与居委会的完全分离，而是在科学界定社区党组织、工作站、居委会、业委会各自职责的基础上，完善运行机制，努力营造“一个核心，三个支撑”的社区工作格局。

(一)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社区党组织是社区工作的领导核心，社区工作站、居委会、业委会要在社区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工作职责，街道将在工作站设立党委，在符合条件的社区成立党总支，并进一步建立健全社区党组织工作网络体系，为社区工作站、居委会、业委会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二)全面加强社区工作站建设。社区工作站是政府在社区层面设立的公共服务平台，在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和区社区建设管理办公室的业务指导下开展工作，同时接受街道社区工作办公室的管理和社区居委会的监督。一是完善内部运行机制。按照“细化区域、分片管理，一人多职、一岗多人，专块结合”的模式开展工作。切实保证实际工作的科学有效。工作站实行划片管理，分工负责。分片包干，责任到人，专业岗位人员责任。具体来说，实行站长负责制，统筹管理工作站总体工作;设站务管理员数名，负责站内事务管理，受理居民来站办理的各项业务;以居委会为单位，按照300-400户/人的标准设立片区管理员，全面负责片区内的公共管理事务。工作站全体人员相互配合，共同落实各项工作任务，确保无工作盲区。二是细化区域分类管理，实现管理全覆盖。将辖区分为生产区、公共区、建设区、办公区、居住区五大区域。主要承担辖区内涉及居民利益的社区事务性工作和社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重点做好物业管理、计划生育、平安建设、劳动保障、民政优抚、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安全科普等各项工作。

(三)全面落实社区居委会工作职责。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具体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职责，明确职责内容，具体有三事项，直接办事;协助办事;监督职能。居站分设后，居民委员会仍需承担街道安排的公共管理工作，并在业务工作上接受社区工作站的指导。在居委会日常运行过程中，要重点完善居民会议制度，定期组织召开居民会议，研究确定本社区内重大事项以及与居民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确保自治职能的充分发挥。同时居委会实行日常坐班制度，每个居委会明确2—3名坐班人员，靠在社区做好上传下达及街道安排的工作任务。下一步，街道将切实加大对居委会工作的支持力度，在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制度的基础上，建立长效扶持机制，根据各社区实际，拨付工作经费和工作补贴，并将通过配备专职协管员等形式完善居委会坐班人员力量，确保居委会正常工作运行。

(四)全面提高业主委员会管理水平。业主委员会是代表物业管理区域全体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合法权益的自治组织。业主委员会在街道办事处的指导下，由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人会选举产生。工作站代表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对居委会、业委会的业务工作进行指导、监督。日常工作中，业委会要充分发挥主体地位，切实做好小区物业公司的选聘，并自觉接受工作站、居委会的工作指导，积极营造沟通良好的居民与物业关系。同时，要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管理，业委会主任通过选举进入居委会，具备条件的社区实行居委会、业委会主任“一人兼”。进入居委会的业委会主任也要参与居委会日常坐班，形成居委会、业委会协调配合、互相促进的良好工作关系。

三、统一思想认识，增强干好社区工作的责任感

社区工作需要广大居民的参与和支持，社区建设好了，广大居民将是直接受益者，而社区建设的关键就是在座各位社区“两委”成员和业委会人员及广大社区工作者充分加强自身职能，严格落实街道安排，以服务凝聚人心获取居民支持，团结协作，用实干提升服务形成工作合力。新晋的各“两委”成员和业委会人员及广大社区工作者必须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干好工作的责任感，积极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一)要迅速转变角色，融入工作。一是要进一步加强领导，新一届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很大一部分来自社区中的离退休党员，甚至是市直部门领导同志，面对居民的信任和支持，毅然放弃了悠闲的生活，投身紧张的居委会工作，这种为居民服务的精神很值得我们钦佩和赞扬。希望大家继续发扬无私奉献的精神，关心群众生活，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解难题。二是要加强学习，迅速融入社区工作，多与居民进行面对面接触和交流，了解掌握第一手信息。以居民“安居乐业”的需求为出发点，以养老、扶幼、济贫、解困、助残为工作重点，实实在在的为社区居民解决实际困难。三是要按照“以真心换民心，以耐心聚民心，以爱心得民心，以创新树民心”的工作理念，恪守为民之责，善谋为民之事，多办利民实事，密切社区与居民的关系，融合社区人群氛围，提高社区文化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营造和谐的社区环境，更好的为党和政府架起联系群众的桥梁。

(二)要坚持勤奋敬业，强化责任。社区工作千头万绪，涉及居民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是做好社区工作必须要牢固树立爱岗敬业意识，落实工作责任，增强服务意识。二是学习创新，刚才，我们对社区党组织、工作站、居委会和业委会的职责任务进行了分工，大家一定要立足自身职能，强化工作责任，根据本小区及小区居民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因地制宜的开展工作，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形成讲文明、树新风、崇尚科学、反对迷信、抵制邪教的良好社区氛围，满足居民全方位的服务需求。

(三)要完善工作制度，严守纪律。随着居站分设工作的全面铺开，社区体制机制进一步理顺，社区建设发展的环境不断优化。首先要加强制度建设，下一步，我们还要根据社区党组织、工作站、居委会和业委会各自工作实际，建立完善各项工作制度，逐步形成程序科学、办事规范、运转高效的社区运行机制。有了好的制度，关键在执行，在落实。其次还要强化保障，合理规范绩效考核制度，广大社区“两委”成员与社区工作人员要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在公正公平的基础上，廉洁自律。深入贯彻街道安排部署，模范遵守社区各项规章制度，实现社区工作按制度办事，依制度管理的良好格局。

同志们，做好社区建设工作责任重大，意义深远。希望新一届社区“两委”班子和广大社区工作人员进一步振奋精神，鼓足干劲，开拓进取，奋发有为，推动街道社区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再创新辉煌。

推荐政策会议心得体会和方法七

20xx半年已匆匆而去，为总结20xx上半年所做的工作，我于20xx年x月x日——xx日召开了主题为《改革尚未出成果，仍需拼搏再拼搏》的20xx上半年置业、xx大酒店半年总结会议。

《改革尚未出成果·仍需拼搏再拼搏》20xx上半年置业、xx大酒店年终总结会议。

x月xx日下午，在半年终总结会议上，我就20xx年半年工作，总结了置业、xx大酒店所经历的“七道坎”：

一、销售形势极差;

二、现金流源源不断支出;

三、项目审批磕头碰脑;

四、政府检查令人疲惫;

五、酒店设备陈旧边修边坏;

六、酒店拆迁劳心劳力;

七、气候反常延误”江南村”施工进度;

指出了20xx上半年在“实干·快干·巧干”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同时，肯定了xx人在20xx上半年取得五个方面的成绩：

一、围绕队伍强组织·提升【执行力】;

二、围绕开源强节流·提升【效益力】;

三、围绕机制强政策·提升【竞争力】;

四、围绕开发强宣传·提升【影响力】;

五、围绕改革强内功·提升【凝聚力】;

最后，我强调：面对过去的20__上半年，虽然看到了希望，但没有取得看得见的业绩，面对20__下半年，全体xx人仍须拼搏再拼搏!

20xx上半年置业、xx大酒店先进团队、先进个人表彰

会议结束后，邀请了全体员工在xx大酒店共进晚餐。晚宴安排了相关节目及抽奖环节。其中，由我出题，分别由创作、朗诵的诗歌《·我爱你》，以及由创作、朗诵的诗歌《我们温暖的家》，将整个晚宴的气氛推向高潮。

我相信，有这样一群热爱员工，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推荐政策会议心得体会和方法八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主体所参与的经济法律关系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在理论界，对经济法主体的定位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甘肃政法学院何文杰老师认为，经济法主体首先分为经济调节主体、社会中间层主体、被调节主体三大类，其中经济调节主体又由经济行政机关、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组成;被调节主体由经营者和消费者以及其他主体构成;社会中间层主体主要由社团性中间层主体和公共性的经济鉴证性中间层主体、公共性的市场中介性中间层主体、经济调节性中间层主体中的政策性银行等部分主体、舆论监督性社会中间层主体等构成。这个观点是相对比较客观、全面的，是符合我国市场经济基本情况的。循环经济是一项全民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即需要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循环经济涉及的范围很广泛，不仅涉及生产、建设领域，还涉及流通、消费领域，所有从事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采取符合循环经济理念的经济发展措施，实现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的循环经济原则。因此，在这些领域内所牵涉的主体都有可能成为循环经济法的主体。

违反经济法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是复合的，会涉及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大多数违反经济法的行为都是涉及公共利益或者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对于一个违反经济法的行为，如果只是剥夺主体资格权利，而不要求经济损害赔偿，剥夺或限制人生自由，那么这只是处罚了加害者，对受害者是不公平的;只有综合性的经济法责任才能有效地制裁违反经济法的行为，经济法责任的综合性也是责权利相一致的体现。循环经济法律责任也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其中主要是行政责任。首先，行政主体在执行循环经济法律规范赋予的职权时违反循环经济法的规定，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次，由于循环经济法对企业设定了大量的义务，相应地，在法律责任中应当设定不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其中多数是行政责任;最后，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公民违反循环经济法律，应当承担行政责任。例如，金融机构违法对生产、进口或者采用列入淘汰名录的技术、工艺、设备、材料和产品的企业提供授信支持的，由主管行政机关依法追究行政责任。对于严重违反循环经济法律并产生危害后果的行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一)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经济法天然具有社会本位属性，即经济法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基本立场。从经济法的基础来看，经济法的社会基础是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矛盾问题，经济法就是站在社会公共利益的高度，对侧重保护个人利益的民商法和侧重保护国家利益的行政法所不能保护的利益进行保护，从而调和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经济法的经济基础是市场调节(无形之手)与国家干预(有形之手)的关系问题，经济法强调“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配合使用，不仅为市场的自由竞争提供了有序的环境，而且为国家干预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保障了各类经济法主体的利益;经济法的政治基础是契约自由与人权保障的关系，经济法是国家干预之法，因此，国家对经济要进行必要的干预，更重要的是适度干预。从经济法的内容来看，宏观调控法是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国民经济活动就是在宏观调控法的规制下有序进行的，国民经济良好有序的运转是满足社会公共利益的，因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每个人发展的基础。因此，宏观调控法是保障国民经济运行的法，从而保障了社会公共利益;市场在运行过程中会出现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竞争失效，竞争失效会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重大的威胁，市场规制法就要对其进行调整，保障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因此，无论是宏观调控法还是市场规制法，社会公共利益都是其理所当然的保护对象，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就是经济法的价值追求和立场所在。循环经济法侧重保护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循环经济法的目的是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得社会经济呈现出“绿色”发展的良好态势，这样的“绿色”发展是惠及我们每一个人的，因此需要我们积极参与和支持。循环经济法也是站在社会公共利益的高度去审视社会经济的发展，它为经济发展植入了更先进的理念，提供了更为科学的法律制度。循环经济法涉及了经济运转的各个环节，涉及了各类经济主体，因此，社会公共利益是循环经济法发展的支撑点，也是循环经济法区别于环境保护法的根本所在。

(二)政府干预

经济法是确认和规范国家干预社会经济之法。市场固然有其天然的优势，它能够提供有效的反馈机制，使得私人和公共决策者都能够迅速地纠正错误，但是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市场失灵就决定了政府对经济的必要干预。政府在干预经济的同时也会出现政府失灵，因此，经济法就要规制政府的行为，解决政府失灵问题。即使政府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会出现失灵，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也是必要的，这一点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变革足以证明。无论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经济法的核心就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循环经济法中的大部分法律规范都体现了政府对微观市场经济的干预。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是其他机构无法替代的，尤其我国处在循环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政府的干预和主导作用体现得更为突出。从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现状可以看出，循环经济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政府的影子，可以说循环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就是政府。政府通过调整财政税收政策、增加科技投入、鼓励自主创新等政策，全方位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在循环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循环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法律依据，为政府主导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持，有政府调控经济发展方向的作用。

无论是经济法还是循环经济法，最终将回归于一个理念，就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不与具体制度相结合，而仅仅作为一种观念而存在，会失之空洞。正是可持续发展在传统法律体系中的缺位，为经济法法律规范的制定创造了契机，同时经济法所调整社会关系的特殊性、独特的价值理念，为始终贯彻可持续发展要求进行立法，进行相应的制度构建提供了可能性。”经济要可持续发展，经济法就要保障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制度构建上，要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思想。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模式。可以说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表现形式，循环经济旨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呈现出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进一步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循环经济不仅强调“发展”，更强调“可持续”，实现代际公平。因此，循环经济法应当严格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保障循环经济高效运行和协调发展。

推荐政策会议心得体会和方法九

通过四年来对《形势与政策》讲座的学习，我对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真实的了解，虽然每学期只有短暂的几个讲座的时间，但却使我受益匪浅，感触良多。

特别是作为一名大学生，深刻、全面地了解国内外的形势是非常必要的，而学习这些开展的形势与政策讲座是对我们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帮助我们掌握正确分析形势的立场和观点。形势与政策讲座的开展是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我们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主要阵地，是我们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我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了重要的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更好地贯彻落实了中央的有关精神，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帮助我们掌握正确分析形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在讲到关于科教的讲座上，我们得充分认识到我们国家一定要努力发展高科技，只有这样才能在当今世界形势中处于不败之地，才能振兴我们的民族。“科教兴国”战略正是如此。“神舟”号飞船成功的事实，已经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证明了中国的实力。作为一名当代的大学生，我们肩负了祖国的未来，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祖国对我们的培养和期望。只有了解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才能更好地帮助发展中国，认识中国，了解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我们必须吃透政策的原意，懂得灵活变通，具备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顺应形势与政策，发展自我：找准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己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依据个人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努力奋斗，构建知识结构体系，纷飞的国度，发展与进步必然受到其影响，个人寻求更大发展的机会也必然会减少。

因此当代大学生如果不能认识与把握当下的形势与政策，充分了解决定政策的形势，准确判断政策如何改变未来的形势，逆着社会的大形势而为，可以想象失败是最终必然的结果。因此只有准确灵活的掌握当下的形势与政策，我们才能接着根据自己的实际，优势与劣势，结合自己的目标，制定最终可行的发展方案与计划，并凭借着自己不断的刻苦努力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实现自我的发展并最终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时给我们举行讲座的的老师用他们睿智敏捷的思维，丰富多彩的素材，以及别有风趣的讲演，无不为我们展示了一位领导所具备的良好素质和出众能力，在每一场讲座里，我们不仅享受着知识的积淀所带来得无限快乐，更被其无穷的讲演魅力所深深陶醉。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给我们开讲座的祁润兴老师上课非常生动，同学们都非常喜欢听，而老师的思维更是睿智敏捷，素材也丰富多彩，以及别有风趣的讲演，无不为我们展示了一位大学教师所具备的良好素质和出众能力，在这里，我们不仅享受着知识的积淀所带来得无限快乐，更被其无穷的讲演魅力所陶醉。我们用自己年轻、活跃、开放、包含的个性来聆听哲人的教诲，固然会受益匪浅、泽被至深。在祁润兴老师《形势与政策》的讲座上，我们不仅仅了解了当今世界的局势，了解了中国的发展方向，还听了很多与专业相关的讲座，比如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形势与政策的研究的讲座，风趣、幽默，同时又有着极其耐人寻味的教育意义。这样别出心裁的授课模式，深受大家的喜爱。

在其他老师讲的关于形势与政策的内容里面让我更加认识到，形势与政策左右我们的发展，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在形势与政策课上，我所听到的，并没有那种喋喋不休、催人入睡的长篇大论；我所看到的，也并没有空洞无聊的。ppt。相反的，学院的形势与政策课形式新颖，内容丰富有趣，有讲座，有电影，非常有乐趣。

同时，也让我意识到关注世界的重要性。当今世界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青年是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还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青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大学生是青年中，知识层次较高，最具潜力，最有创造性的群体，因此，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和人生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全局。当今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当代大学生也面临着深刻的国内外环境，所以，在高校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对当代大学生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大学紧张忙碌的学习生活之余，形势与政策课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审视社会，也审视自己。在了解社会发展趋势，了解专业具体内容的同时，寻找与调整自己的方向。以及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使我在思想上迈进了一大步

综上所述，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为了更好的把握住自己，必须在努力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应该学习好《形势与政策》课，这样在我们才能更好的为祖国明天的建设添砖加瓦。要清楚的认识到我们国家不再局限在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然而，压力还是存在的。13亿人口的中国，在追求共同富裕的途中，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也许还是需要由国家、企业、各教育机构当然大学生自身共同作出努力的。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我将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不断进取提高自身的素质从而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和资本。

最后，我想说，虽然身处校园不能像爸妈那样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危机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但是作为这个社会新生的力量，我们有必要耳听六路、眼观八方、抓住时代的脉搏、在学海与生活中做个敢于搏击、勇于攀登的勇者。通过这形势政策的学习，我深刻认识到社会是个大集体。我们有责任去营造一个温馨美好的环境、创造一个属于每个人的美好未来。因此开展的《形势与政策》系列讲座是非常有必要。因为，高等学校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中国，了解了世界，认识了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使我在思想上迈进了一大步，也为我们走出学校进入社会提前上了一课，让我们感受到社会的形势和国家政策，好让我们更有准备的为人民服务，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