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外交党史心得体会和方法(五篇)

心得体会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心得体会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最新外交党史心得体会和方法一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国家创造了中国速度、中国高度、中国深度等一系列中国奇迹，从1979年到2021年的36年里，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而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仅为2.8%，我们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道路，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话语权和世界影响力与日俱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取得这一让国人自豪、世人瞩目的骄人战绩，关键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的领导核心,否则就会出现一盘散沙，甚至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伟大复兴也将化为泡影。在这方面，世界上有许多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比如欧美国家有的至今还受困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而不能自拔;一些照搬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纷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还有一些西亚北非国家，国家政治持续动荡，社会秩序严重混乱。 

前段时间，我从相关媒体了解到，我们邻国朝鲜目前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由于长期闭关自守，基本上还处于我国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发展水平，连民众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多方对照，我们的制度优势和道路优势已经开始彰显。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张维为教授，撰写的《中国震憾》一书中写到：过去30年中国稳步崛起，而在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中，没有成功的例子。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震憾，不得不反思许多问题，为什么采用西方模式的国家总体效果不理想，为什么从民主发源地的希腊，到金融危机的美国，无不面临着政治、金融问题，而中国依然高度发展。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再次证明，只有共产党可以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因此，每个党员都要从现实中看到希望、看到未来，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坚定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信心，坚定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信赖，筑牢理想信念灵魂，锤炼优良政治品格，真正做到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为党。 

不忘初心，就要心中有党，始终用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正是党的崇高理想、党的先进形象，吸引着无数优秀中华儿女，期待成为其中的光荣一员。既然通过组织的考验，成为一名党员，那么不论何时何地，都要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这不仅是自我角色的不断暗示，更是价值取向的反复拷问。唯有忠诚于党，对党的宗旨主义和理想深信不疑，坚定不移，才能把自己的一言一行与党的利益统一起来，绝对不做有损于党的利益和名誉的事情!对党绝对忠诚，是讲政治的核心，也是办公室的生命线和做好工作的根本点。当前，面对各种思潮的冲击影响，我们要善于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中汲取信仰的力量，从我们党成立以来中国发生的历史巨变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时刻忠于党的理想，忠于党的组织，进一步坚定自觉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忠实践行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强捍卫者。 

一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省市委和市委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省市委和市委的权威，做一个表里如一的老实人和虚怀坦荡的透明人;要始终把党中央这个核心力量，以及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作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定盘星主心骨，做到思想上同心、行动上紧跟、工作上落实，努力成为推动小康&&建设的一份子，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二要树立正确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常扫思想之尘，常补精神之钙，充分发扬挤和钻的精神，制定两学一做学习计划，加强对党章、党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做到学而懂、学而信、学而用，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切实提升精神区位，把好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 

三要牢固树立一个宗旨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左传》有句话，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意思是我们每个干部，一定要把为民之事当作农事一样，夙兴夜寐、精耕细作，把惠及民生的事一件件抓实抓好。为人民服务是办公室三个服务的重要内容，在座各位党员都是人民的公仆、服务员，要牢固树立一心为民的情怀，时刻对标焦裕禄等先进典型，自觉实践党的根本宗旨，围绕群众所需所盼所想，带头干、带领干、带动干，共同推动脱贫攻坚、同步小康事业。 

要做到心中有戒，就必须要搞清楚戒的内容和含义。查阅相关资料，有多种解释，但比较公认的、一致的解释是指戒律，戒就是要主动、自觉、经常地防止行为、语言、思想等方面的过失。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行业、不同宗教、不同党派、不同社团可能对戒的要求不尽相同，比如佛教上讲的五戒，就指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还有八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等等，虽提法有不同，但内容大多都有关联性和承继性。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戒的含义和要求也在与时俱进地发展着。在我看来，今天我们共产党人讲的戒就是敬畏，就是遵守，就是要从内心深处敬畏纪律规矩，从日常小事上遵守纪律规矩，让纪律规矩约束规范我们的一言一行，让纪律规矩为我们的人生保驾护航，让纪律规矩保证我们既要干成事，还要保证我们不出事。 

一要严守纪律规矩。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党纪党规是对党章的延伸和具体化，是规范党员行为的具体遵循，是刚性约束，是红线。大家要自觉遵守党章、党规，自觉用《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来约束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六大纪律，做到在任何时候都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使管党治党没有空白、不留盲区。 

二要自觉接受监督。1957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共产党要接受监督，避免脱离群众，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在座各位党员要自觉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不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脱离党组织的监督、脱离党规党纪的约束。 

三要始终严格自律。守纪律、讲规矩难在自律。周恩来总理一生不回家乡淮安，也是怕给地方政府添麻烦，他要回避这一点。还规定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这种自律境界值得我们学习。作为办公室同志，要树牢自律意识，时刻三省吾身，充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反省自己存在的失误，将他律变为自律;要在日常小事和细节问题上坚守住纪律底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四要严守廉洁底线。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尤其办公室承担统筹协调职能，工作中必然有大量人际交往，要坚持原则、划清界限、谨慎交友，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在服务项目、服务企业过程中，不是让大家远离企业，不交朋友，而是坚持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企业家打交道，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清，就是同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无贪心私心。要始终在规矩的范围内干事，决不能以办公室牌子搞关系、谋私利，决不能打着领导旗号办私事，决不能借工作之便谋私利，全力维护党的威信和形象。要重家教、立家规、正家风，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上，用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莫用三爷，废职亡家。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三句古训以为佐证，警醒广大党干部。我们在座各位要切实在家庭角色中承担起慈、孝、廉、敬的责任和义务，管好配偶及子女，做到廉洁修身、廉洁齐家。 

责任是检验一个领导干部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和尺度。近代学者梁启超曾说：人生于天地间，各有责任。一家之人各个放弃责任，则家必落;一国之人各个放弃责任，则国必亡。由此可见责任对于做人为官的重要性。结合办公室工作，办公室日常运转工作非常重要，要做到高效、有序、和谐、严密，保证上级政策、领导意图和基层要求顺达、畅通。我认为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要灵敏。无论是办文、办会，还是办事，都要首先考虑政府有什么精神，领导有什么意图，怎样办才更符合政府工作要求和领导意图。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即使花再大力气，做了再多的工作，也是徒劳无益。 

二是要高效。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要注重时效，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做到及时、迅速、不误事，实现工作的高效运转。要严格把关，精简会议和文件，改进会风和文风，确保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从文山、会海和一般性事务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谋大事、抓大事。 

三是要有序。办公室的公文处理、会议安排、安全保密、后勤服务等日常工作，应进一步在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程序化上下功夫，努力做到高标准、高质量。 

四是要主动。要在被动状态下主动做好工作，就一定要超前思维，把问题想在前面，把工作做到前头，并随着党委工作的进展而推进，围绕党委工作的变化而调整。要积极探索日常服务工作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始终做到忙而不乱，有条不紊。 

五是要周密。日常运转十分琐碎繁杂，工作中哪一个环节、哪一个方面做不到位，都会影响党委工作的全局。党委办公室做每一项工作，都要着眼全局，顾全大局，环环相扣，搞好衔接，真正做到周全细致，消灭差错，避免疏漏。特别是对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要提前介入，做好预案，周密安排，精心组织，明确责任，保证各项议程、各项活动顺利进行。 

六是要有激情。应当充分肯定，我们绝大多数干部对工作是充满激情的。但是，也确有极少人对工作缺乏激情。有的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有的强调客观、埋三怨四，有的回避矛盾、畏首畏尾，等等。这些不良思想倾向是极为有害的。如果领导交代的事半天都没有回音，干什么事都萎靡不振，无所谓，那是不行的。干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有没有激情、愿不愿意、认不认真去干，这是态度问题。大家一定要有紧起来、等不起，急起来、拖不得，干起来、坐不住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倍加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身份，真正把工作当作一种事业去闯、去拼。 

七要讲奉献。办公室权力不大责任大，手段不多工作多，待遇不高要求高，可以说是工作辛苦、生活清苦，没有乐于奉献的精神和情怀，就不可能履行好职责。大家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能够在政府工作，直接为领导服务，是很光荣，很崇高的，也是难得的学习锻炼机会;一定要珍惜岗位，无私奉献，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办公室的工作既具体繁杂，又紧张寂寞，而且多是台下幕后的工作，客观上也需要同志们无私奉献、埋头苦干、淡泊名利、忘我工作，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顶得住诱惑，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全面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特别强调的是，大家离领导近，涉及的人、事和利益关系很多，廉洁自律尤为重要。 

八要讲团结。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团结出生产力，团结是搞好工作的先决条件。大家一定都要树立办公室工作一盘棋思想，同事之间、科室之间既要各尽其责，又要相互团结，相互配合，相互支持，齐心协力把办公室的工作做好。科室之间协作要学会包容、补台。办公室有分工、有制度，但有时交叉内容多，有些科室同志不在，其他同志应主动替补上去，即使不是自己分管的事情，也应主动热情向人介绍。总之，通过主动、积极地协调工作运转的各个环节和功能，使各科室、各部门以及个人之间密切配合，避免出现推诿扯皮，使多数人的力量汇成一股合力，共同完成任务。 

最新外交党史心得体会和方法二

提要：新中国外交在形成过程中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一是革命性，即其主要原则是在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的实践有密切联系；二是"内向性"，即其外交决策往往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和影响；三是过渡性，即其形成是从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向国家外交过渡的过程，它包括了中共及其领导人的历史角色的转变。这些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时间。

本文研究的新中国外交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到1954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以往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侧重于描述新中国外交发展的总画面和影响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种种内外因素，其不足之处在于一直未能进一步探讨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如果没有这种探讨，对新中国外交的理解至少是不完整的，而且肯定无法深入理解后来中国外交的发展。本文的目的就是力图弥补这一不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揭示新中国外交在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含义。

对新中国外交制定阶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特别是近年来对中共与苏联、美国的关系分别进行的深入探讨，丰富和加深了对新中国外交起源的解释。有关研究表明，中共中央大致从1948年底开始考虑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此后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原则便确定下来了。按提出的顺序，这些原则包括对帝国主义"不承认"和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后来被简称为"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等。从产生的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看，这三项原则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里所谓的"革命性"是指它们是在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在1949年1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与对外政策有关的问题。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这些讨论并不很充分，通过讨论初步确定了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急于承认和先与苏联等国建交通商的大原则。会议后发布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主要体现了针对帝国主义的"不承认"原则，并对相关的具体问题作出了规定。1月政治局会议结束不久，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接待了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这次会晤促使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建国后与苏联结盟。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宣布"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与此同时他发展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新中国的外交布局从此基本确定下来。4月1日，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针对后者提出的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主张，首次使用了类似"一边倒"的说法，即"当今之世，非杨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用驳论的方式重申了他与张治中谈活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并首次提到了"一边倒"的概念。此时刘少奇已经踏上访问莫斯科的旅程，他此次访苏基本奠定了新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联盟的基础。

从"一边倒"概念提出的过程看，它被赋予了双重含义，即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和新中国发展战略的形象概括。首先，从毛泽东最初提出"一边倒"概念的针对性看，是要回答在一个被认为是分裂成两大阵营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新中国将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在这个层次上，"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也是对未来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形象概括，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都是这一大格局中的具体政策。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详尽揭示了从1948年未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共处理对苏对美关系的复杂过程，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主导这一过程的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及基本质特点。

"一边倒"方针是一场持续了20多年的革命运动在即将取得胜利阶段的产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为制定这项政策的主角，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或者说主要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根据中国革命的理念和经验，认识世界和未来新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脱离开他们对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政治关系的理解，既无法深入解释"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后来新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在限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在中国旧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屡遭失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之下兴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造成的国际局势大变动，是这场革命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国际背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和处境，几乎从一开始就铸造了中共对国际事务、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框架，即"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惟一的道路".后来的历史证明，建党时期形成的这种认识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共在各个时期的战略和策略。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中共中央曾经提出，应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主张中国与英美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领导人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基本分野和所持的立场并没有动摇。1940年1月，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与美英法等关系严重恶化和国共斗争尖锐化的背景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中国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当今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要么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站在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战线方面，"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此时提出这一论断表明，一旦苏联与西方国家转向对立，中共领导人作出的选择必定是站在苏联一边，并在国内斗争中采取比较激进的革命政策。

1941年末苏联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使中共领导人修正了关于国际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不可调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英苏结盟导致了一种"世界新秩序"，在"世界新秩序"中，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以美英苏"为首的协议来解决"，各国内部的问题也"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在美英苏合作的大格局影响下，国民党不敢大举反共，中共也不宜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自1942年夏季到抗战结束，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曾几经变化，但不论其调整幅度有多大，从未超出过这个基本框架。

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苏两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不过并不认为它们合作或相互妥协的局面会很快结束。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相信全世界"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能走法国式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尽管重庆谈判的实际成果相当有限，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仍然重申，美苏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中国局势再有半年的动荡，"和平建设阶段"终将到来。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在华北爆发了军事冲突，中共在得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开始实施争取东北的战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对美苏关系的认识及其革命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共中央当时的方针是在向和平时期过渡的半年中，争取奠定华北和东北自治的基础。随着苏联调整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和国共谈判出现转机，中共中央即宣布"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国共达成政协协议后，毛泽东发表谈话说，实现和平民主的最初推动力来自国际上美苏妥协的大趋势。事实表明，中共中央曾经是准备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的。全面内战爆发和国际上美苏冷战的发生，促使中共领导人开始修改1942年夏季以来的基本看法，"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便是重要的标志。"中间地带"思想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是美苏之间的争斗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不过"中间地带"思想是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认识处于过渡状态的产物，而且这一过渡阶段是相当短暂的。1947年9月，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并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虽然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仍然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理论，并宣布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大约是从1948年春季开始，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加强与苏联关系的迫切愿望，同时在党内加紧进行政治和思想准备。

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破裂后，中共中央即表示坚决支持苏联的政策，尽管毛泽东本人曾经在党内表示过对铁托的佩服和赞赏。四个月后，刘少奇在文章中干脆提出，在当今的时代"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一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中共领导人的上述表态既是出于密切与苏联关系的战略考虑，也是认同"两大阵营"理论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进程表明，当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为新中国制定对外政策时，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了相当深入和固定的认识，即美苏"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方针的形成的确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野和发展趋势的总看法。一如前述，这种看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他们根据革命理论和长期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观察世

界的结果，冷战初期的国际环境只不过使之强化而已。另一方面"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说明，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是以认识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的关系为出发点的。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的，中国革命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两件事"，其中之一便是联合苏联阵营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一边倒"的另一层含义正如有学者曾经指出的，它是被"作为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提出来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一边倒"同与张治中谈话时的针对性有所不同，他要回答的是比外交战略更广泛的问题，即主要是要阐明新中国的发展道路。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在毛泽东这时的思考中，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同新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是同中共领导人决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互为因果的。

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开始探讨中共领导人在争取与苏联结盟的过程中，是如何不断地调整其国内的大政方针的。新公面的档案也表明，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都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与苏联方面协调中国国内的方针政策上。特别是刘少奇，在访苏期间将主要精力用于与苏联协调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学习苏联建国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他回国时不仅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而且带回了完整的苏联政权与经济建设的模式。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中共与苏联在中共的国内政策上不能协调，要苏联接受新中国成为其盟友是相当困难的。进一步说，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两大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背景下，中共的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高度协调的最终结果是，新中国一诞生便跨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政策经济体系。

指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只有认识"一边倒"与新中国建国方略的关系，才能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调整的限度和难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国内政策的重大调整，即使国际形势发生变动，要改变新中国外交的格局也是非常困难的。

"一边倒"包含着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两个方面，后一个方面同样展示了处于形成期的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中共中央在决定成为苏联"盟友"的同时，也确定了对西方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在当前和建国后一个时期里，不急于解决与美英等国建交，以便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的权威部门出版的论著证明，中共中央原准备新中国成立后用五六年的时间来"打扫干净屋子"，然后再考虑与美英等建交。中共中央的决定产生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为了彻底结束百年来屈辱的外交，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追求。中共领导人从开始考虑新中国外交之日起便提出，"总的观念是百年压迫现在站起来了……应有这样的气概".具体到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打倒它，不是承认它".在中共领导人看来，惟其如此才能彻底摆脱以往屈辱外交的束缚，在世界上确立新中国的平等地位。

第二是防止美国干涉和破坏中国革命的进程。相比较而言这一个原因的影响更直接、更突出。一些论著已经指出，中共领导人在1948年11月间曾经考虑过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但很快便抛弃了幻想。导致事态如此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中共中央于12月初接到一份秘密报告，该报告记录一位美国记者声称，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在新中国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这也是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毛泽东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成为他此后一段时间里极为关注的问题。中共领导人反应如此强烈同他们的基本认识是分不开的，即美国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革命的敌人和最危险的外部威胁。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是客观规律，当革命战争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它们就会"完全公开地"站在反革命一边进行干涉。实际上中共中央一直在准备应付几乎可以设想出来的美国各种形式的干涉，"从内部破坏"则被认为是美国当时采取的主要干涉形式，其目的是要分裂革命阵营或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如果说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对中共领导人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使他们更加断定美国人居心叵测。根据辛亥革命和大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如果不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中国革命将重蹈失败的覆辙。

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立即受到中共的严厉批判。毛泽东连续发表的五篇评论文章表明，围绕新中国发展道路展开的干涉与反干涉的矛盾，被中共领导人确定为新中国与美国对抗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对中美对抗性质的定位，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与苏联结盟和迅速彻底地清除美国在华势力与影响等等措施均表明，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中美关系的调整也是相当困难的，很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总而言之，"一边倒"方针从本质上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产物，它一经形成即赋予新中国外交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既决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也在某些方面塑造了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和行为。

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第一年中的三大决策，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后来中国外交产生的长远影响，这一点以往一些研究成果已经从不同角度阐述过，尽管并不是很有系统的。更重要的是这三大决策在其形成过程中，反映了新中国外交的内在品质和矛盾。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均强调新中国外交与以往中国外交在各个方面的截然不同之处。事实上新中国外交与以往的中国外交在深层次上是有连续性的，这种连续性主要表现为它的"内向性".这里所谓的"内向性"是指中国的对外政策总的说来是为达到国内政治目标而制定的，并受到国内政治的严重影响。它从19世纪中叶起便存在了，而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从抗日战争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一直是中共中央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特点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新中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外交行动就是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

在确定"一边倒"的大方针后，新中国与苏联结盟便是顺理成章的了。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已经讨论过如何处理旧的中苏条约和签订新条约的可能性。中共领导人对旧中苏条约的性质和具体条款予以否定是中国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苏联领导人含糊不清的表态使他们难以确定，能否促使苏联同意签订一项新条约。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在中共方面主动要求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同意签订新条约，它包括何种内容才能得到国内各方面的拥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了处理中苏条约的三种办法，即：1保持旧条约，新中国予以承认；2签订新条约以取代旧条约；3通过政府换文暂时维持现状。他同时委婉但明确地告诉斯大林，中国国内在苏军驻扎旅顺、外蒙古独立和苏联拆迁东北厂矿设备等问题上存在不满。由此可以推断出中共领导人的要求和所面临的问题。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访苏时，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缔结新条约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时便声明："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他实际上指出了与苏联结盟的目的，即希望苏联提供安全保障、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签署一项新的中苏条约将使这些内容得到保障。斯大林最初明确地否定了重订新条约的可能性。根据毛泽东1950年1月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直到当晚与莫洛找夫等会谈时，苏联方面才表示同意签订新条约。

毛泽东告诉他们，签订新条约将得到中国国内各方面的拥护，同时有利于处理旧中国与帝国主义订立的条约。此后毛泽东继续说服苏联方面，应在新条约中反映两国间"完全新型的关系".他强调"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毛泽东显然以在国内面临的困难作为促使苏联让步的重要理由。从当时的情况看，没有理由怀疑国内政治的需要并不真是毛泽东关心的重要问题。

迄今为止尚不清楚，中共中央在毛泽东访苏前是否以及如何讨论有关签约的问题。从毛泽东的电报中透露的态度看，他对新条约的内容可能会在国内引起反响这一点，并非全无准备。所以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在周恩来出发前应在党内和政府内进行解释。根据刘少奇给毛泽东的有关电报，民主党派均不反对签订新条约，但在具体问题上并非没有不同意见。同样不清楚的是，周恩来赴莫斯科前，中共中央是如何讨论新条约所涉及的问题的，以及他到莫斯科后是如何与毛泽东协商的。不过周恩来在后来的缔约谈判中确实展现了相当顽强的立场，以至苏联代表时时"感到很惊讶"，甚至质问他中苏"还算什么同盟者呢？"进一步研究（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北京的中共领导人的讨论情况和国内各有关方面的态度是有重要价值的，因为这样可以澄清国内政治形势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共中央的有关决策。毛泽东回国后一再强调，中苏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它符合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的需要。

3月中苏签署石油股份公司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在国内引起的风波，间接地证明了他做上述声明的必要性。从刘少奇起草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该两项协定公布后曾遭到学生的质疑和强烈批评。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分析并不是要否定签订中苏条约的积极意义，只是要说明新中国诸多的内在需要和国内政治形势始终是支配中国领导人作出有关决策的主要因素。

新中国一诞生，其外交即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外张力".这里所谓的"外张力"是指对中国境外的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它部分地来自中国革命运动的内在冲动，即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应该也必然会引起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动。另一方面，新中国对外关

系的发展和周边形势的变化，也是导致"外张力"产生和加强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外交中存在"外张力"并不难理解，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对新中国的外交产生压倒性的影响，其原因即在于新中国外交中存在着"内向性".

与苏联谈判签约同时，中国领导人作出了援越抗法的决策。不论从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还是从对后来中国外交的影响看，援越抗法都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决策。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阐述了援越抗法的主要目的。他说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正是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新中国一成立便开始向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提供支持和援助，而且在作出这一决定时，中国领导人对越南革命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北朝鲜的关注。

在陈庚部队向云南进军时，中共中央已经主动考虑向越共军队提供援助。1949年12月24日，根据越共中央的请求，中共中央作出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决定。此后双方关系迅速发展。195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军事顾问参与越南境内作战。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中国帮助越共军队相继取得了边界战役、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和奠边府战役等重大的军事胜利。这期间中国向越共提供了所需的几乎全部军用物资，参战的越军主力部队大部分在中国受过训练，中国的军事顾问在历次战役的指挥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中国对越共的另一项支持是率先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12月24日，在接到越共中央关于建交的请求后，中共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应接受越共中央的请求，理由是在法国没有承认新中国之前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利多害少".毛泽东在当天的回电中，只同意先派罗贵波前往越南了解情况。1950年1月17日，在接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正式要求后，毛泽东即电告刘少奇"应立即答复同意"，并指示外交部帮助越南方面向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转达其建交声明。继中国之后，苏联与东欧国家及北朝鲜也相继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中国领导人的决定既与中苏谈判的进展有关，也是"不承认"原则的结果，即中国当时并不急于与法国建交。实际上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确实影响了法国的态度，是它当时没有像英国那样寻求与新中国建立关系的重要原因。中国援越抗法的一个成功之处是，它既没有将中国拖入境外战争，也没有影响中国国内的议程，因此有关的政策从未在中国决策层引起任何争论。何况刘少奇当时也解释过援越抗法与中国安全利益的关系，即如不帮助越共，敌人待在那里，中国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与援越抗法相比较，抗美援朝的决策要复杂的多，它更突出地涉及到新中国外交的深层次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开始向北朝鲜提供帮助。1950年1月批准第四野战军中的朝鲜籍战士携带武器回国。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对北朝鲜的援助不断增加，包括提供军用物资、允许苏联援朝物资免税通过中国境内运往朝鲜，以及派遣人员赴朝鲜了解战场情况和加强与北朝鲜的联络等。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从7月中旬起，中国开始大规模组建东北边防军。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在8月上旬即开始考虑参战问题。据薄一波回忆，在8月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参战的设想。周恩来也认为，要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必须加上中国的因素，"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的设想".周恩来在8月26日召开的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揭示了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争的基本认识，即由于美国的军事介入，朝鲜战争"已经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它既是"兄弟国家的问题"，也会影响中国东北地区。他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判断是，朝鲜战争还不会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但美国如得手就有可能在亚洲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后果。所以中国要有参战的准备，参战的目标则是帮助北朝鲜打赢统一战争，包括"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可能是为了说服部队接受暂时搁置解放台湾计划的决定，他指出北朝鲜如取得胜利，将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

10月1日，中国领导人几乎同时接到金日成关于中国出兵的请求和斯大林类似的建议，这时他们面临的军事形势比8月设想的最糟的情况还要不利，参战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毛泽东还是立刻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0月2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突出强调了美军占领全朝鲜将给朝鲜革命造成的损失和对"整个东方"的影响，却没有提到中国自身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而这一点恰恰是后来中国领导人为向国内证明出兵合理性时所反复强调的。毛泽东的决定很快遭到他的同事的反对。在参与决策的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对出兵持反对意见，目前仍不清楚，但他们确实促使毛泽东改变主意这一点应可证明其为数不少。根据苏联驻华大使罗申10月3日给斯大林的报告称，毛泽东请他转告斯大林，"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于出兵朝鲜"必须谨慎行事"，因为一旦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末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中国出版的有关资料和研究成果证明，毛泽东对中国决策层中反对意见的解释是真实可信的。

中国决策层的分歧反映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是决策层中一部分人不赞成出兵，其理由非常明显，就是要优先考虑国内的需要。其次，即使是充满革命激情因而力主出兵朝鲜的毛泽东本人，在内心深处也存在严重的忧虑，担心如果军事失利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严重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压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可能是10月5日发出的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阐述了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利害关系。他声称美国还没有做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准备，而且即使美国真的将战争扩大到中国也不要紧，因为那时苏联就会与中国并肩作战。他还特别指出，如果中国出兵，就会迫使美国让步，"并被迫放弃台湾"，反之中国"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斯大林在台湾问题上有可能不予合作的暗示肯定会给中国领导人留下印象。斯大林在10月11日会见周恩来和林彪时，发出了更严重的警告。他强调美国占领北朝鲜将对中国的安全构成长期威胁并影响东北的经济，而且如果北朝鲜陷落，北朝鲜的干部和军队有生力量将迁往中国东北。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将被动地陷入与美国长期的军事冲突，而且东北会长期面临战争威胁。目前公布的资料间接地证明，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在10月13日以前已经获悉斯大林的观点。毛泽东10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表明，他已经将中国的安全作为出兵的首要考虑。毛泽东在电报中说，"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在同一份电报中，他指示周恩来争取用租借方式得到苏联军援，以保证中国的财政预算用于经济文化建设和一般军费，如此中国才可以放心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同一天，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提出中国无法用现金购买苏联装备，故希望采用代款方式，这样既可以不动用中国1951年的预算，"也容易向民主党派讲清这一点".当毛泽东终于下决心出兵朝鲜时，他关注的重心已经从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转向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其中也包括为了未来的考虑而维护中苏同盟。与此同时，他也在尽可能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冲击，并将其作为减少国内阻力的条件。可以设想，毛泽东最终说服他的同事支持出兵朝鲜的决策，主要是因为他证明了那样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他采取的措施可以相当程度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影响。中共中央也正是以同样理由说服民主党派的。由此可见，中国出兵朝鲜并没有根本改变新中国外交中的"内向性"，只是在"内向"与"外张"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而且是向"内向"倾斜的平衡。

从与苏联结盟到出兵朝鲜的决策较突出地证明了"内向性"所包含的特征之一，即外交决策的形成与执行取决于国家内部的整合情况。所谓内部整合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涉及执政党内部的团结、建立有效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以及能否凝聚更多的政治支持。其二涉及对重要的决策达成共识的程度。"内向性"的影响力恰恰表现在每当一项政策更多地表现出"内向"时，不论在高层还是在民众中，都更容易达成共识。

以往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描述其提出的过程和论证其内容的合理性，本节拟通过探讨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揭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历史含义。

从战争后期为新中国制定外交政策到新中国诞生后三大决策的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一个以往研究未给予重视的重要方面，即新中国外交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过渡性。在新中国外交形成的过程中，作为外交决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革命政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也有一个从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到国家领导人的角色转变。这两个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不言而喻的是，从革命运动的角度考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从国家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它起码包括通过外交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处理对外关系所遵循的主要原则等两个方面的不同。

这里有必要说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存在密切的联系，不仅是因为它的指导思想形成于革命时期，而且还在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逐渐实现的。中共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有自己控制的地域、自己的政权和军队的非执政的政党，党的领导人有时是从政权领导人的角度考虑和处理有关问题的，并从中积累了独特的经验，当时的一些文献突出地反映了他们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的这一特点。指出这一特点有助于理解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本身所具有的复杂内涵，因为在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曾经以共产党领袖的身份

，同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共同工作；以非执政党和根据地政权代表的身份，与美国的总统特使和军事人员谈判，与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接触；以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身份与亚洲革命组织的代表交往，等等。

如前所述，1949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所确定的基本上是未来新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发展方向和基本格局，几乎未论及新中国成立后与世界上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国家的关系准则。

1月政治局会议以后不久发布的有关外交工作的相当详尽的指示，涉及的主要是如何处理革命胜利阶段面临的与外交有关的各种具体问题，并不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公布新中国的建交原则是在解放军渡江后不久。4月30日，毛泽东以解放军发言人的名义宣布了与外国建交的两项原则，即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外国"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目前尚不清楚起草和发表这一声明的具体过程，不过从发表的时机看，它有可能是对这一时期美国方面试探与中共建立联系的一种回应和为进一步排除外国军事干涉而采取的策略，即主要还是为取得革命的胜利而提出的。当然不能因此便低估这项声明的意义，因为在9月29日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有关外交政策的第七章重申了上述两项原则。从建交两原则提出的背景看，它们同"一边倒"的大方针当时在实践上并没有表现出矛盾之处，因为中国领导人首先要解决的是确定新中国外交的战略和基本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建交两原则的确立同"一边倒"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3个月里，同11个国家建交，它们均为苏联阵营的国家。8个月后建交国达到17个，此后直到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仅增加了5个，达到22个，其中包括5个北欧、中欧国家和5个亚洲国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朝鲜战争的冲击，美国推行遏制政策的影响，以及中国自己"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的限制等等。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新中国不对最初的外交政策有所调整，要扩展建国第一年取得的成果肯定是有困难的，而要调整外交政策，首先就需要超越两大阵营理论的局限，并且需要深化对国家关系的认识。

中共领导人一直是用革命者的眼光看世界的，而对苏联两大阵营理论的认同更严重地框定了他们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基本认识。这里重复这一观点意在说明，他们当时在给国家分类时，其标准实际上是很具革命性的。在他们的眼中，除苏联阵营的国家外，其他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被帝国主义或反革命势力所掌握的国家。刘少奇在访苏期间曾就东亚地区的革命策略问题向斯大林提出报告，认为在东亚如越南、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印度等国，"城市是反革命力量的中心".其含义无须解释，重要的是这并不仅仅是刘少奇一个人的观念。根据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阐述的观点，这类国家显然不在新中国首先需要建立密切关系的国家之列，中共领导人更关心的是同那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已经具有了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但角色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观念和思考有关问题的角度也立即随之转变。在11月召开的亚澳工会会议上，刘少奇明确地将许多国家定义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并畅谈亚洲国家的革命形势和武装斗争的发展。他还宣布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那里的"民族解放战争"既是鼓舞更是榜样，而且新中国还要承担援助那些国家革命的"繁重的责任".问题是新中国既然公开宣布，以支援许多国家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支援武装斗争为己任，它同那些国家的政府便难以发展正常的关系。

后来的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决策尽管都包含着维护新中国安全的目的，但一些亚洲国家更倾向于将它们主要同新中国援助革命运动的立场和政策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对新中国产生恐惧感的一个原因。显然，革命胜利阶段制定的外交原则及其反映的世界观、革命运动与生俱来的巨大惯性等，已经成为制约新中国外交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

1951年初朝鲜战争局部化的趋势出现后，中国领导人在2月间便认为，经济建设现已成为中国的"中心任务"，并提出经过22个月准备，然后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来的情况表明，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国内的经济建设，朝鲜战争成为其工作日程中的一个部分，而且肯定已经不是主要部分了。

1952年秋，中国领导人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认为过渡阶段已经结束，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在国内形势的推动下，外交政策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

新中国在安全方面当时面临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朝鲜战争，它不仅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使新中国必须随时提防美国扩大战争，而且严重地消耗了中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

中共中央原准备1950年大规模削减军费，但朝鲜战争使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根据周恩来1952年9月向斯大林透露的数字，1950年军费占了国家预算的44%，比原计划超出14个百分点。根据周恩来在第109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财政支出的50%以上用于军事，用于朝鲜战争的费用占总支出的30%以上。对于如此沉重的负担，中国领导人在作出重大决策时不能不给予严重的关注。1952年8月，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作出的基本判断是，"如果朝鲜战争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仍然需要并可能开始五年建设".由此可以看出朝鲜战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和压力，尽早结束这场战争当然是最佳选择。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的签订对中国领导人是重要的鼓舞，他们相信"目前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应"加紧国家建设".其二是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美国在亚洲的扩张和遏制中国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开始建立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增加驻军和建立军事同盟等，这对新中国构成了长期威胁。另一方面，新中国一成立便直接和间接地介入两场境外战争，不论其原因是什么，后果都是加大了对国家安全的压力。可以说朝鲜停战后，改善周边环境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迫切的任务。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从1952年开始酝酿，到1954年间基本形成了新的被称之为"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的对外政策。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以争取和平为目标，尽可能地联合一切希望保持和平的国家。作为这项政策的两个重要目标——"扩大和平中立趋势"和"推广和平中立地带"，首先落实到中国的周边地区。确切地说，新的对外政策在实践中首先表现为争取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安全缓冲地带。

"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给新中国外交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1953年夏决定签署朝鲜停战协定、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坚持通过和平谈判结束印度支那战争、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大力开展对亚洲国家的睦邻外交等等，都同这项新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有直接的联系。目前公布的历史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清晰地揭示这项政策是如何形成的，不过在它形成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变化确实是明显的，而且也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新的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其特点是通过在周边地区建立"集体和平"秩序和扩大"和平地区"，争取在中国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形成安全缓冲地带。实施这项政策需要与周边国家形成睦邻友好关系，那么重新评价这些国家的特性和作用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从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自1952年始，中国领导人一直在试图调整对两大阵营理论的认识，提出新中国的外交应该以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来划分敌友。他们虽然坚持认为世界政治是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块组成的，但不是"铁板两块"，资本主义阵营中有三类国家，其中除了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以外，其他差不多都反对战争并因此被列为团结的对象，尤其是以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与中国"更接近一些，统一战线更强一些".

1954年毛泽东重新提出一度被放弃的"中间地带"思想，是上述认识合乎逻辑的发展。

其次，与上述转变相联系的是对国家外交的认识的深化。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周恩来在1952年4月30日的谈话中第一次明确了外交"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这一论述在当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表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对外关系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终于被认清并揭示出来了。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与除北朝鲜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基本上没有来往，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中共的非执政党地位和紧张的战争环境使中共中央无暇考虑对亚洲国家的政策，是导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人继续从革命的角度考虑与亚洲国家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亚洲国家中首先与中国建交的是北朝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是印度和缅甸。由于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国家，中国领导人从交往中得到的经验是不同的。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领导人是从与印度等国的交往中和从这类国家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立场、态度中，逐步获取经验并确定了新中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中国与印度的协议中首先提出，绝非偶然，它揭示了中国领导人认识国家关系问题的内在逻辑。如果说周恩来在1952年的阐述主要是对此前经验的认识和总结的话，那么，开始实施新的对外政策以后，其针对性就相当清楚了，即新中国外交这时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而且首先是与周国亚洲国家的关系。由于以往处理的主要还是与苏联阵营中"兄弟党"领导的"兄弟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遵循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与处理革命运动对外关系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这种原则显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且即使在处理"兄弟国家"间的关系方面，它也是有问题的。正是

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特殊背景和需要导致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诞生。

1954年4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键性实践。从新中国外交发展的角度看，有两方面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参加多边国际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与之打交道的几乎包括了当时世界上各种类型国家的代表人物。会议通过有关印度支那停战的协议这一事实在新中国领导人看来足以证明，作为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实践性的"求同存异"原则是行得通的。

第二，当周恩来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上时，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也必须被置于有关政策的中心位置。正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周恩来不仅坚决反对美国的干涉政策和法国维护殖民统治利益的企图，而且也不赞成苏联的僵硬态度，并说服越南放弃了关于印度支那三国是"统一的整体"、不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军等主张和在临时分界线问题上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努力明显地展现出新中国从朝鲜战争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当它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力争在周边保持和平环境时，既反对和防止敌对的大国在接近中国的国家和地区部署军事力量，也绝不再被盟国拖入与美国的战争。

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领导人，促使他们在7月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结束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打开大门走向世界。在"必须走出去"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首先开始全力在亚洲推行睦邻友好外交，相继提出解决与临接国家的边界问题的政策、处理与亚洲国家在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上的政策和不干预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的政策，等等。

历史的发展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界碑，它是从革命运动外交向国家外交过渡的一次关键性转变，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最终形成。

在结束本文时有必要说明，本文的三个部分是循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分别探讨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内向性和过渡性，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三个特性分别存在于本文涉及的三个不同阶段，实际上它们基本是同时存在，本文采取的方式不过是为了论述起来更方便一些。进一步说，"新中国外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占据着重要而又相当独特的地位，它所具有的那些基本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一个时期。正因为如此，本文的研究也只能是初步尝试，希望能引起对有关问题的更深入广泛的争论和探讨。

最新外交党史心得体会和方法三

2019年7月，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通知强调，要把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作为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径，组织引导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了解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谈一件事情。幸福也好，复兴也好，百十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在考虑和追求这件事。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作为伟大革命的先行者，他在1894年说道：“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谈了一种可能性，即中国地方大，人又多，如果一起努力可以成为世界强国。1905年，他又说道：“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谈了一种责任担当，即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振兴中国。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那么，今天和一百年前有什么不同?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一个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是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一、山河破碎与百年逐梦

党的十九大是一次关键时期的历史性盛会，报道这次盛会的中外记者就有3000多人。英国广播公司这样报道，“十九大是一次‘站在世界地图前’召开的大会——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市场之网中‘新的服务器’，‘站在世界地图前’谋划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将为世界经济的未来提供新的智慧与方案。”这里也提到了很多新名词：世界地图、市场之网、智慧与方案。但是，学历史要带着历史纵深感，历史上的事情不结合历史的纵深很难把它看清楚。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当时对抗的清兵在人数上是占优势的，但是这场战争清军却被打败了。不但如此，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也是近代中国丧权辱国的事件之一。在清王朝覆灭前的70年间：gdp从世界占比29%下降到6%;不平等条约签订数量达1145个，平均每年16个;割地面积为17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7个英国。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近代中国怎么了?我们知道，这和一种毒品有关——鸦片。鸦片流入中国内地后，吸食范围非常广泛，官僚、地主、商人、太监、差役、军士、和尚、尼姑、乞丐都在吸，毒害的是中国人的肉体和灵魂。魏源曾说，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林则徐曾对道光说，鸦片如果不禁，中原既无可御敌之兵也无可充饷之银。因此，道光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远赴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是民族英雄，不但敢和英国硬碰硬，同时他还是被历史学家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实际上，林则徐开眼看世界也是有过程的。他曾说，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也就是说，他认为洋人的膝盖不能打弯，这是乾隆年间就有的讹传，到了道光年间林则徐依然相信它。如果认为敌人的身体构造和我们不一样，这就会直接影响战略。

鸦片战争初期，林则徐被革职发配新疆，接替他的人叫杨芳。杨芳到前线打了几仗，而这个久经沙场的老将却遇到了新问题，他说,“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实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中。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术伏其内”。一句话，他认为陆地上的他打不中海里的外国人，我是主你是客，这非常邪门儿，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洋人都是邪教，用的都是妖术。怎么破妖术?他们采用了三招：扎草人、建道场、买马桶，他们认为用污秽之物能破妖术，希望把马桶扔到海里能让英国人的炮打不准，取得战争胜利。当然，其结果可想而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1.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败，破解“技不如人”

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失败。此前，我们败给了西方列强似乎还“情有可原”，而这一次败给了几百年来跟在我们后面的学生——日本，我们受了特别大的刺激。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在研究甲午战败背后的原因。但不管战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了单从技术上想办法显然不行了，于是我们开始从制度和政治上寻求出路。

2.戊戌变法——破解“制不如人”

康有为、梁启超把一道一道折子上给光绪，光绪是年轻的皇上，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戊戌变法持续了103天，又称“百日维新”。政策不落地就只能是废纸，地方上没有人帮光绪落实新政。戊戌变法最后以光绪被囚禁，戊戌六君子被砍头结局。

3.辛亥革命——再破“制不如人”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此后，中国开始了16年的北洋军阀混战。此时，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苦闷彷徨了，他们搞不明白日本和西方国家走得通的技术和政治革新的道路为什么在中国都不能成功。这时，一些人认识到，只有根本改变国民性，才有可能搞政治和技术的革新。

4.新文化运动——破解“文不如人”

新文化运动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独裁;提倡科学，反对愚昧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随着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的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掀起了伟大的五四运动。此时，共产国际发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认为凡是工人阶级比较强大的地方，都有建立共产党的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今天是一棵参天大树，拥有9000多万共产党员。但是，中国共产党98年前诞生的时候却是一棵幼苗。为什么这棵幼苗在那样的年份、月份和条件下破土而出?实际上这和土壤有关系。总结一下，洋务派、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三点没有做到：一是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二是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三是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

二、党的成立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之梦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维经斯基一行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又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此后，1920年8月和10月，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分别在上海和北京成立。但是，偌大的中国只有两个党组织还不够，此后山东、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又纷纷建立党的发起组，这下力量就相对强大了。但是还不够，为什么?因为这些党小组比较分散，不是统一的组织。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达上海。7月，来自各地的代表陆续汇聚上海，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就是中共一大。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代表李汉俊及其兄李书城的寓所正式举行。7月30日，由于受到租界巡捕的干扰，最后一次会议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参加中共一大的有哪些人?他们是长沙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上海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代表陈公博，旅日的代表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13人。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

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同志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我们知道，此前80年，历代仁人志士推这个门、推那个门，但是没有一扇门能推开，为什么?因为手里没拿钥匙。打倒军阀除列强就是解决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钥匙。中国共产党有了钥匙，打开了门，中国革命就有了一番新的天地。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的主要议程包括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其同三民主义结合起来，这就使旧三民主义发展为了新三民主义。1926年7月，北伐动员令发布，此后制定了一个策略，叫“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实行各个击破;这一策略实施的效果很好，北伐军进攻湖南，会攻武汉，攻取江西，进占福建，进驻上海，攻克南京，节节胜利。但是，细心的同志会发现，武汉、南京、上海等都是长江沿线城市，这说明北伐没有彻底过长江，这就出现问题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员。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屠杀共产党员，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纷纷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共青团，甚至公开“忏悔”。同时我们又应该看到，恰恰在这种情况下，徐特立、贺龙、彭德怀等同志选择加入共产党。我们党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不是一路平铺直叙，而是经历了惊涛骇浪。但是大家会发现，在党的历史上，每当危难关头总有那么一批选择跟党一道走的人，这也是我们党能走到今天的原因所在。

国共两党说好要一起北伐，但是走到半路，国民党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随后，共产党发动了大小一百场起义，然而这些起义都失败了，因为我们此前没有着重抓枪杆子，有一些枪杆子还抓得不牢，因此，在大城市周边的一些队伍被消灭了。然而，一批在起义失败后转向山区和农村的队伍却活下来了。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写道：“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后来，我们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这极大地触怒了蒋介石，于是他对我们党发动了五次“围剿”。前四次反“围剿”我们都胜利了，但是第五次反“围剿”我们失败了。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我们失败了?蒋介石发现此前剿灭不了红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红军和老百姓关系太好了，于是在第五次“围剿”期间他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放七分精力在政治工作上，这是软的一手;军事上建立碉堡，这是硬的一手。红军没有攻坚的重武器，碉堡让我们吃了很多苦。与此同时，我们党的中枢指挥系统也出了问题。前四次反“围剿”是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掌握了党政军权，由于他贯彻王明“左”倾路线，部委大秘整理，同时任用不怎么有实际战斗经验的李德作为军事顾问，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由于人数锐减，我们无法保住中央苏区，只能开始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至12月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人数从8.6万余人减至3万余人。在这个历史关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毛泽东同志进入军事“三人团”。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据历史统计，长征结束后，共产党员从30万人锐减到3万人。毛泽东同志说，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

1936年12月，蒋介石赴西安督剿红军。12月7日，张学良劝谏失败，于12月12日扣押蒋介石，迫使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12月25日，张学良决定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到了南京后，宣布扣押张学良。张学良在36岁时被扣押，直到90岁时才被释放。学习党史，细节很重要，但同时也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通过正确的历史观来指导我们对党史的学习。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的日本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战后，共产党军队发展到127万人，是战前的40倍。国民党军队由抗战初期的170万人增加到524万人。此时，蒋介石给毛泽东同志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谈判期间，双方达成《双十协定》。然而此后，国民党悍然撕毁了《双十协定》。

解放战争可以很快胜利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有一条肯定躲不了、绕不过，就是土地。任何一次战争战场上战略态势的转移都有战场外土地政策的衔接与配套。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把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1947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使解放区一亿多农民获得了土地。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说到这里，大家可以想一想，到底什么是一个政党的初心和使命?初心和使命，就是满足老百姓切身的实际利益需求。只有这样的政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三、党的探索与“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之梦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且不说国际上有势力要绞杀我们，单说城市建设和经济管理这摊事我们就不熟练。那么，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怎么开展，我们需要进行经验的积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经济方面面临的最严峻形势，莫过于物价飞涨和财政赤字两大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发行量增加1445亿倍;二是物价暴涨引起投机倒把盛行，不良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为了稳定物价，获取财政经济好转，党和政府组织了同投机资本做斗争的两大“战役”：一是“银元之战”(使用政治手段)，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查封金融投机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投机商200余人，打击了非法金融活动;二是“米棉之战”(使用经济手段)，投机商在银元之战后转而投机两白(米、棉)一黑(煤)，陈云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物资调运，适时抛售并收紧银根，投机商纷纷破产。

我们有软的一手，有硬的一手，有雷霆手段，有经济手段，立了威才开始搞经济建设。1956年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全国全面建立起来。

正当我国向苏联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时，1956年2月24日，苏共二十大闭幕当天深夜赫鲁晓夫突然向大会的代表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指出了斯大林的问题，这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响。

从1956年2月起，毛泽东同志用一个半月时间听取了中央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4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十大关系》从生产力的角度找到了我们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法。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这是从生产关系方面寻求社会主义道路自身建设的一种尝试。我国开始了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勾画蓝图的方法。

四、党的新征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

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邓小平同志提出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第二步，到20世纪末，部委大秘公众号整理，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发现，“三步走”步幅不一样，第一步10年，第二步10年，第三步50年。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说，第一步10年，第二步10年，第三步30年。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2020年到2050年这30年从中间分成了两个15年：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发现，在“大三步”里面有“小三步”，“小三步”里面又有“新两步”，这就叫一脉相承。要解决什么问题?解决我们在历史上积累的教训，那就是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止步不前，要科学合理地安排国家的发展速度。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党召开了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其中十六大和十八大完成了领导人的平稳交接。党的十九大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即“新时代”作出了科学界定，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判断，并为破解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新的行动指南，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五、百年逐梦与经验启示

第一，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特别要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

曾经有人问我，马克思主义能不能解决今天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我想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有多少人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认为，问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管不管用，而是我们究竟有没有认认真真把它学透。

马克思曾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要同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那么，我们有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产生呢?当然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在1883年逝世，他能在一百多年前给我们提供研究问题的方法，已经非常伟大了。

第二，一定要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特别要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今天，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为什么以前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现在只剩下五个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话题，也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平时形影不离的手机打个比方，因为世界上的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我们的手机里都有app软件，每隔十天半个月它就会让你升级，我们看手机软件这么小的东西每隔十天半个月还要给它升级，而社会主义建设这么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有些社会主义国家死守一个教条，几十年不进行“升级”，肯定是不行的。我国之所以越发展越好，就是因为我们与时俱进，这也是我们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的一个关键点。

第三，一定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特别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里我要和大家谈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耿飚。耿飚同志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这样一位革命家，是有着非常深的爱民情怀的。1991年，已经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耿飚同志，重返半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陇东。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声鼎沸，部委大秘公众号整理，老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望他，但也有一部分群众是来找他告状的，怎么劝也不愿离去。看到这种情景，耿飚心情十分沉重。他把当地的干部召集起来开了个会，他没有批评和责备大家，而是说了个故事，又问了个问题。他说，50年前我所在的129师385旅就驻扎在这里，一个战士犯了严重的错误，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他。当我们在操场上准备执行纪律时，来了一大群老百姓替那个战士求情。我坚决要执行纪律。谁知这些老百姓都哭着请求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最后，我们流着泪接受了百姓的请求。讲到此处，耿飚话音一顿，环顾四周，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做错了事，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这时，全场鸦雀无声，只有耿飚的话在回荡。这一问，实际上是耿飚在拷问今天的共产党员还保留有多少人民性。

习近平总书记说，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那么，问题出在哪儿?这值得我们深思。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

第四，一定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特别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大家已经掌握得很好了。但是我发现，在基层培训班上相对来说谈得比较少的是全面依法治国。难道全面依法治国相对于其他三个全面来说不重要吗?当然不是，我认为它非常重要。我们认真想一想，今天社会上的很多热点和焦点新闻，其实都和法律有关。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五，一定要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特别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长期执政能力建设。

1935年1月2日，红军长征来到乌江天险边，命悬一线。王耀南在江边进行勘探时发现流速太快不具备架设行军桥的可能性，这让他一筹莫展。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过河是当务之急，大家都非常焦急。这时，营里一个叫石长阶的战士跑过来说，他发现漫山遍野都是竹子，是不是可以砍竹子做竹筏过江?王耀南说可以试一试。于是战士们就到竹林里开始砍竹子，刚砍了没几分钟，石长阶又跑到竹林里提醒大家砍竹子的时候要分公母砍，否则老百姓要遭殃了。石长阶说，他从小在竹林长大，所以对竹子比较了解。要知道这种地区的老百姓冬天挖冬笋，春天挖春笋，平常还要把竹子砍了编背篓增加家里的收入，就靠这点竹子生活。竹子是分公母的，第一个分杈的地方是单杈就是公竹，双杈就是母竹，如果不小心把某一种竹子砍光了，这片竹林说没就没了，竹子没了让当地老百姓怎么活?王耀南一听是这个道理，于是他重新下令，让战士们对不能砍伐的竹子做标记。我想问大家，这个活儿细不细?实际上非常细。对于我这样一个不是在竹林地区长大的人来说，感觉辨认起来是挺困难的。那么战士们跟我遇到的困难是一样的，他们在此之前也没有听说过竹子分公母，都是现学、现辨认的，是挺耽误时间的，而且他们在长征途中，晚过河一分钟，就会有更多的危险。但是他们没有犹豫，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了老百姓的生计后面。我们今天谈初心和使命，谈先进性、纯洁性，什么是初心和使命?乌江边的红军战士给今天的共产党员上了最好的一课。

逐梦之路是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只要我们党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能够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最新外交党史心得体会和方法四

同志们：

按照xx单位“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专题学习安排，今天由我围绕党史、新中国史，为大家进行专题党课授课。应该说，通过对于党史和新中国史的自学和集中学习，我主要有以下几点收获：

一是，我们党是经历了历史考验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党的发展过程中，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就会走弯路，就会遭受重大挫折，如红军在长征前后的两次重大挫折：一个是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最后只剩下3万多人；再比如，张国焘错误路线，不贯彻党中央确定的北上抗日方针，另立中央，执意南下，导致红四方面军遭受残重损失；同样，“文革”给中国带来的残痛教训。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推动党的事业蓬勃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我也在想，长征两万五千里是怎么走向胜利的，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理想信念，当时并不知道要走到延安，可能也不知道走到延安会是什么结果，也不知道几万人会走成什么样，但就是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支撑着红军走到延安，从延安换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此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到今天强起来，所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更为重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力量源泉，是引领党和国家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总书记的新思想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实践证明，这个思想是非常伟大的、非常正确的，大家从十八大以来的成果就可以看出来，无论是理论上、战略上、经济上、政治上、反腐倡廉上、军事外交上以及中国智慧推动世界上等等，都取得了举世瞻目的重大成就，干成了过去想干却没有干成的事，所以我们每名共产党人都要真学真信真用，入心入脑，不断增强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深入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二是，作为党员就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毫不动摇。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共产党人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或信仰、理想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回顾我党成长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就是因为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这个精神支柱，才激励着一代一代共产党人为全中国的解放、新中国的建立、党的事业发展抛头颅洒热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这样的共产党人我们耳熟能详的很多，如李大钊、王进喜、焦裕录等一大批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这些人都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民族的复兴，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党的事业而奋斗。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好时代，过上了好生活，但绝对不能忘记这来之不易的一切，更不能忘记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大家都要深刻思考为什么入党、为什么当官、为什么来干工作这个问题，一定要想清楚，想清楚了，才能干好工作。每名共产党员都要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三是，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立身之本行动之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核心要义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最为关键的是要认同、跟随、捍卫领袖。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全党的核心地位，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写入党章，这是历史的和人民的共同选择，是全党的共同心声。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体现在我们贯彻落实中央大政方针、重大决策部署的方方面面，体现在我们凝心聚力、聚精会神深化改革的方方面面，体现在我们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的方方面面，体现在我们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作风建设的方方面面。

以上，我粗浅地谈了几点个人的学习收获和体会，

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当前我们最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就是推动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走深走实学出成效。要把“四史”教育融会贯通，学会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问题，用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来解决问题，真正做到学以致用，以学促知，以知促行，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推动xx系统各项工作整体上水平。我的授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最新外交党史心得体会和方法五

我主要结合中央、省市从严治党重要内涵，联系目前办公室内学习和工作实际情况，分析当前我办干部队伍的作风状况、工作中还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如何推动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下面，我围绕四个方面，讲几点自己的心得体会，与大家共同探讨交流。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国家创造了“中国速度”、“中国高度”、“中国深度”等一系列“中国奇迹”，从1979年到2015年的36年里，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而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仅为2.8%，我们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道路，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话语权和世界影响力与日俱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取得这一让国人自豪、世人瞩目的骄人战绩，关键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的领导核心,否则就会出现一盘散沙，甚至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伟大复兴也将化为泡影。在这方面，世界上有许多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比如欧美国家有的至今还受困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而不能自拔;一些照搬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纷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还有一些西亚北非国家，国家政治持续动荡，社会秩序严重混乱。

多方对照，我们的制度优势和道路优势已经开始彰显。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张维为教授，撰写的《中国震憾》一书中写到：“过去30年中国稳步崛起，而在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中，没有成功的例子。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震憾，不得不反思许多问题，为什么采用西方模式的国家总体效果不理想，为什么从民主发源地的希腊，到金融危机的美国，无不面临着政治、金融问题，而中国依然高度发展”。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再次证明，只有共产党可以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因此，每个党员都要从现实中看到希望、看到未来，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坚定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信心，坚定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信赖，筑牢理想信念灵魂，锤炼优良政治品格，真正做到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为党。

一、勿忘初衷，学党史，做到心中有党

勿忘初衷，就要心中有党，始终用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正是党的崇高理想、党的先进形象，吸引着无数优秀中华儿女，期待成为其中的光荣一员。既然通过组织的考验，成为一名党员，那么不论何时何地，都要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这不仅是自我角色的不断暗示，更是价值取向的反复拷问。唯有忠诚于党，对党的宗旨主义和理想深信不疑，坚定不移，才能把自己的一言一行与党的利益统一起来，绝对不做有损于党的利益和名誉的事情!对党绝对忠诚，是“讲政治”的核心，也是办公室的生命线和做好工作的根本点。当前，面对各种思潮的冲击影响，我们要善于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中汲取信仰的力量，从我们党成立以来中国发生的历史巨变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时刻忠于党的理想，忠于党的组织，进一步坚定自觉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忠实践行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强捍卫者”。

一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省市委和市委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省市委和市委的权威，做一个表里如一的老实人和虚怀坦荡的透明人;要始终把党中央这个核心力量，以及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作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定盘星”“主心骨”，做到思想上同心、行动上紧跟、工作上落实，努力成为推动小康××建设的一份子，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二要树立正确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常扫思想之尘，常补精神之钙，充分发扬“挤”和“钻”的精神，制定“两学一做”学习计划，加强对党章、党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做到学而懂、学而信、学而用，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切实提升精神区位，把好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

三要牢固树立一个宗旨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左传》有句话，“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意思是我们每个干部，一定要把“为民”之事当作农事一样，夙兴夜寐、精耕细作，把惠及民生的事一件件抓实抓好。为人民服务是办公室三个服务的重要内容，在座各位党员都是人民的公仆、服务员，要牢固树立“一心为民”的情怀，时刻对标焦裕禄等先进典型，自觉实践党的根本宗旨，围绕群众所需所盼所想，带头干、带领干、带动干，共同推动脱贫攻坚、同步小康事业。

二、立足岗位，明党规，做到心中有戒

要做到“心中有戒”，就必须要搞清楚“戒”的内容和含义。查阅相关资料，有多种解释，但比较公认的、一致的解释是指戒律，“戒”就是要主动、自觉、经常地防止行为、语言、思想等方面的过失。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行业、不同宗教、不同党派、不同社团可能对“戒”的要求不尽相同，比如佛教上讲的“五戒”，就指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还有“八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等等，虽提法有不同，但内容大多都有关联性和承继性。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戒”的含义和要求也在与时俱进地发展着。在我看来，今天我们共产党人讲的“戒”就是敬畏，就是遵守，就是要从内心深处敬畏纪律规矩，从日常小事上遵守纪律规矩，让纪律规矩约束规范我们的一言一行，让纪律规矩为我们的人生保驾护航，让纪律规矩保证我们既要干成事，还要保证我们不出事。

一要严守纪律规矩。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党纪党规是对党章的延伸和具体化，是规范党员行为的具体遵循，是刚性约束，是红线。大家要自觉遵守党章、党规，自觉用《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来约束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六大纪律，做到在任何时候都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使管党治党没有空白、不留盲区。

二要自觉接受监督。1957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共产党要接受监督，避免脱离群众，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在座各位党员要自觉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不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脱离党组织的监督、脱离党规党纪的约束。

三要始终严格自律。守纪律、讲规矩难在自律。周恩来总理一生不回家乡淮安，也是怕给地方政府添麻烦，他要回避这一点。还规定“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这种自律境界值得我们学习。作为办公室同志，要树牢自律意识，时刻“三省吾身”，充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反省自己存在的失误，将他律变为自律;要在日常小事和细节问题上坚守住纪律“底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四要严守廉洁底线。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尤其办公室承担统筹协调职能，工作中必然有大量人际交往，要坚持原则、划清界限、谨慎交友，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在服务项目、服务企业过程中，不是让大家远离企业，不交朋友，而是坚持“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企业家打交道，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清”，就是同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无贪心私心。要始终在规矩的范围内干事，决不能以办公室牌子搞关系、谋私利，决不能打着领导旗号办私事，决不能借工作之便谋私利，全力维护党的威信和形象。要重家教、立家规、正家风，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上，用“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莫用三爷，废职亡家。”“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三句古训以为佐证，警醒广大党干部。我们在座各位要切实在家庭角色中承担起“慈、孝、廉、敬”的责任和义务，管好配偶及子女，做到廉洁修身、廉洁齐家。

三、履职担当，跟党走，做到心中有责

责任是检验一个领导干部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和尺度。近代学者梁启超曾说：“人生于天地间，各有责任。一家之人各个放弃责任，则家必落;一国之人各个放弃责任，则国必亡。”由此可见责任对于做人为官的重要性。结合办公室工作，办公室日常运转工作非常重要，要做到高效、有序、和谐、严密，保证上级政策、领导意图和基层要求顺达、畅通。我认为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要灵敏。无论是办文、办会，还是办事，都要首先考虑政府有什么精神，领导有什么意图，怎样办才更符合政府工作要求和领导意图。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即使花再大力气，做了再多的工作，也是徒劳无益。

二是要高效。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要注重时效，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做到及时、迅速、不误事，实现工作的高效运转。要严格把关，精简会议和文件，改进会风和文风，确保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从“文山”、“会海”和一般性事务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谋大事、抓大事。

三是要有序。办公室的公文处理、会议安排、安全保密、后勤服务等日常工作，应进一步在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程序化上下功夫，努力做到高标准、高质量。

四是要主动。要在被动状态下主动做好工作，就一定要超前思维，把问题想在前面，把工作做到前头，并随着党委工作的进展而推进，围绕党委工作的变化而调整。要积极探索日常服务工作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始终做到忙而不乱，有条不紊。

五是要周密。日常运转十分琐碎繁杂，工作中哪一个环节、哪一个方面做不到位，都会影响党委工作的全局。党委办公室做每一项工作，都要着眼全局，顾全大局，环环相扣，搞好衔接，真正做到周全细致，消灭差错，避免疏漏。特别是对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要提前介入，做好预案，周密安排，精心组织，明确责任，保证各项议程、各项活动顺利进行。

六是要有激情。应当充分肯定，我们绝大多数干部对工作是充满激情的。但是，也确有极少人对工作缺乏激情。有的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有的强调客观、埋三怨四，有的回避矛盾、畏首畏尾，等等。这些不良思想倾向是极为有害的。如果领导交代的事半天都没有回音，干什么事都萎靡不振，无所谓，那是不行的。干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有没有激情、愿不愿意、认不认真去干，这是态度问题。大家一定要有“紧起来、等不起，急起来、拖不得，干起来、坐不住”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倍加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身份，真正把工作当作一种事业去闯、去拼。

七要讲奉献。办公室权力不大责任大，手段不多工作多，待遇不高要求高，可以说是工作辛苦、生活清苦，没有乐于奉献的精神和情怀，就不可能履行好职责。大家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能够在政府工作，直接为领导服务，是很光荣，很崇高的，也是难得的学习锻炼机会;一定要珍惜岗位，无私奉献，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办公室的工作既具体繁杂，又紧张寂寞，而且多是台下幕后的工作，客观上也需要同志们无私奉献、埋头苦干、淡泊名利、忘我工作，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顶得住诱惑，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全面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特别强调的是，大家离领导近，涉及的人、事和利益关系很多，廉洁自律尤为重要。

八要讲团结。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团结出生产力，团结是搞好工作的先决条件。大家一定都要树立办公室工作一盘棋思想，同事之间、科室之间既要各尽其责，又要相互团结，相互配合，相互支持，齐心协力把办公室的工作做好。科室之间协作要学会包容、补台。办公室有分工、有制度，但有时交叉内容多，有些科室同志不在，其他同志应主动替补上去，即使不是自己分管的事情，也应主动热情向人介绍。总之，通过主动、积极地协调工作运转的各个环节和功能，使各科室、各部门以及个人之间密切配合，避免出现推诿扯皮，使多数人的力量汇成一股合力，共同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