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调研报告范文 刑事调研报告(八篇)

“报告”使用范围很广，按照上级部署或工作计划，每完成一项任务，一般都要向上级写报告，反映工作中的基本情况、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工作设想等，以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有效的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最新刑法调研报告范文一

一、执法执勤中遇到的问题

(一)寻衅滋事，无理取闹。一线民警在查处违法行为或执勤时，违法者故意大声喧闹，挑起事端，引起群众围观，有的违法者当众辱骂公安民警，或拦住民警阻碍处理，有的干脆躺在路上以死相威胁，这种现象屡见不鲜。还有的违法者倚仗自己有钱或有后台，对民警的执勤执法不屑一顾，态度蛮横，拒不配合，甚至扬言要找人收拾民警，气焰嚣张。

(二)恶意投诉，故意纠缠。一些违法者或受害人对民警执法、办案不满意，为了发泄私愤而恶意投诉、无理纠缠民警

(四)大打出手，暴力抗法。民警执法执勤过程中，被违法者大打出手，甚至使用石块、匕首、砍刀等凶器进行暴力攻击，给民警人身安全带来极大威胁。

(五)聚众闹事，引发群体性事件。

二、基层民警执法难的原因

一是社会转型期，执法环境复杂。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期，工人下岗、拖欠工资等社会问题较为突出，城乡贫富差距较大，受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社会心态浮躁、道德观沦丧，功利性突出。因此，一些有钱人自以为财大气粗，横行霸道，既不遵章守法，也不服从民警的管理;城乡结合部、农村地区受历史、地理、经济条件、文化背景等因素制约，参与者文化素质低，思想保守封闭，遇到民警执法往往一呼百应，对民警进行围攻。

二是社会整体法治水平不高。我国加入wto之后，群众的法制意识逐渐增强，越来越注重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执法部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公安部门越来越倡导文明执法和服务意识，在队伍内部建立了一系列监督管理机制，规范民警的执法行为，许多部门还将投诉量作为衡量民警工作的标准。但由于社会整体法制水平和道德水准不高，大多数群众只讲法律对自己有利的方面，不讲对自己不利的方面，许多群众往往民警的文明执法为软弱的表现，在民警执法时百般阻挠甚至暴力袭击。许多民警受纪律约束，面对攻击时只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忍气吞声流下委屈的泪水。

三是法律法规不健全。公安机关的法律法规颁布实施后，相关配套法规规定不明确，对于公安民警执法执勤有很大的限制、尤其是现有法律对暴力袭警行为没有作专门规定，对袭警行为只能以“妨害公务罪”定罪量刑，对“警察”这一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特殊对象没有进行特别保护，量刑明显偏轻。由于对暴力袭警者的惩处力度不够，袭警的犯罪成本低，也导致暴力抗法事件屡屡发生。

四是宣传工作不够深入，警民关系不和谐。由于民警执法执勤时直接与广大群众接触，民警执法过程中，一旦“损害”了部分人的不合法利益，就极易产生矛盾。同时，广大群众对民警部门的工作职责、队伍建设等情况也缺乏了解，对民警执法执勤工作存在误会，有的群众认为民警开展整治是为了搞创收、发奖金，从而从思想上对民警的执法活动产生抵制。

五是部分民警执法水平不高。一些基层民警在执法办案过程中还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执法不规范，甚至出现执法差错，导致群众不满。少数民警在执勤执法过程中，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态度生硬，语言不文明、规范，极易使执法对象产生抵触情绪。还有些民警执法水平不高，存在“重处罚、轻教育”的现象，也不善于耐心做群众工作，对同一类违法行为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往往导致警民矛盾激化。

六是民警缺乏自我防范意识。一些基层民警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对于公安部配发的单警装备不能很好的利用或没有使用的意识，总认为处理一些小警情不需要带上单警装备，因而在执法过程中一旦遇到群众阻挠或暴力袭击，缺少应急处置措施，发生袭击事件时无法利用装备对自己进行保护，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同时，一些基层民警在执法过程中警惕性不高，没有应付突发事件的心理准备，对执法对象不注意观察、控制和防范。

三、应对之策

基层民警在执法执勤中遇到的问题严重阻碍了公安机关管理职能的发展，解决执法执勤难问题刻不容缓。我们应从法制、机制、打击、宣传等多方面入手，给基层民警执法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树立“重塑公安机关执法权威”的信念，才能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确保公安机关管理职能健康、稳步发展。

(一)法制保障。一是要尽快完善公安机关相关配套的法规及规章，要通过全国人大立法，在《刑法》中增加袭警罪，凡民警在执法活动中遭推搡、拉扯、殴打等行为，都可作为袭警罪来定罪，增加暴力抗法者的犯罪成本，保护公安部门的正常执法活动。二是要设立“警察合法权益保护协会”等机构，为受到恶意投诉、诬告或暴力袭击的警察提供法律援助，同时通过法律手段对恶意投诉、诬告者进行惩处，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

(二)机制保障。一是要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从管事率、遵章率等多个方面对民警的工作进行考评，重点考核民警的工作效能，不能简单将投诉量与民警工作业绩挂钩，在倡导文明、规范执法的同时，用科学的考核机制激励民警从严管理严重违法行为，鼓励民警严格执法、公正办案，扭转“干多错多、干少错少”的错误思想。二是要建立合理的监督制约机制，研究制定基层民警执法规范，用制度规范民警的具体执法行为，对民警执法不公、违法违纪等行为要严肃处理，对投诉查实的民警要按情节进行教育或处罚。三是要建立应急联动机制，民警执法时一旦遭遇暴力袭击，其他警种应及时增援，迅速捉拿违法闹事者，树立公安民警的执法权威。

(三)培训保障。要充分利用基层基础建设的有利时机，按照“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的要求，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培训活动，使广大基层民警练就过硬的基本功，执法时能灵活应对各类不同的情况。首先，要广泛开展宗旨教育学习，教育民警进一步转变执法观念，克服以管理者自居的作风，执勤执法时注意文明、规范用语，不说霸道话、不做霸道事，同时用反面典型教育民警廉洁自律，坚决杜绝损害群众利益等违法违纪行为发生;其次，要开展法律知识培训，定期组织民警学习《刑事诉讼法》、《治安处罚法》及各类公安管理法律法规，通过自学、授课、考试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增强民警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提高民警的法律素质，切实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做法;再次，要重点开展业务培训，广泛开展岗位练兵活动，从规范执法、窗口业务、科技装备使用等多个方面对民警进行培训，切实解决“追不上、打不赢、说不过”的问题，不断提高民警的业务素质和执法办案水平，避免因民警的执法差错而引起矛盾;此外，还要开展执法艺术培训，通过对民警情商的开发，让民警执法时学会使用策略和方式方法，正确把握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对轻微违法行为以教育为主，对严重违法行为要严格处罚，执法过程中还要高度警惕，避免与违法者发生正面冲突。民警在执法时只有严得有理、宽得有度，才能以理服人，争取民心。

(四)宣传保障。一是宣传安全法律法规，以“五进”宣传为载体，加大对《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特别针对农村、城乡接合部地区及外来工集中的企业开展宣传，增强农民、外来工的法制意识。二是宣传公安机关管理政策、措施，引导全社会都来支持、配合钢安部门的工作，共同维护好社会的安全稳定。三是对民警执法难的典型案例进行广泛宣传，通过媒体报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通过对阻碍、抗拒民警执法活动的不法分子进行曝光，对全社会起到警示作用。通过深入宣传，可以很好地融洽警民关系，增强群众对民警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构建融洽、和谐的警民关系，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

(五)装备保障。要进一步加强公安装备建设，为一线基层民警配备完善的装备，在人、财、物等各方面向基层民警倾斜，配齐、配足基层民警执勤执法用的警械装备，最大限度地减少暴力抗法对民警的伤害。

(六)打击惩治保障。对民通民警遭遇的恶意投诉、人身攻击等恶劣行为，公安纪检监察部门要迅速调查取证，对恶意投诉乃至诬告者进行严肃警告，如不听告诫仍四处诬告造成不良影响的，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对辱骂、围攻、殴打执法民警的行为，公安治安部门要按照《治安处罚法》相关规定，从严、从重处罚，构成犯罪的严肃追究其刑事责任。对暴力抗法等极端行为，要依法进行严厉打击惩治，决不手软，只有通过“杀一儆百”、树立反面典型，才能在社会上形成“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良好氛围，重塑公安机关的执法权威。

(七)心理健康保障。民警受到恶意投诉、无理纠缠后，要安排专人对民警做必要的心理辅导和精神抚慰，帮助民警放下思想包袱，解除心理压力，积极投入工作。对遭暴力袭击而受伤的民警要及时救治，民警所在单位和相关领导要主动关心、慰问受伤民警，并将对违法者的惩处结果告知民警，为民警声张正义，还民警以清白。要定期举办民警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开展心理辅导座谈，或设置民警心理咨询辅导室，相关领导要经常与民警谈心、交流，倾听民警的委屈和心声，引导民警正确看待执法难等问题，消除基层民警在工作任务日益繁重、工作难度不断加大情况下产生的紧张心理。可以通过开展“心系民警冷暖”为主体等活动，切实关心基层民警的身心健康和家庭生活，要通过建立加班补助制度、年休假制度、定期体检制度、健康档案制度、就医保障制度、民警家属失业援助制度等一系列从优待警的措施，想方设法解决民警的实际困难，解决民警的后顾之忧，让基层民警真正感受到集体的关心和温暖，确保民警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积极性。

最新刑法调研报告范文二

党的xx大报告指出,要严格保护耕地。保护耕地，就必须严格执法。当前，我国耕地保护的形势不容乐观，各类土地违法案件不断发生，“执法难” 似乎是已成共识。土地执法疲软既然成为了常态，那就一定有它的原因。笔者以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律上的，也有体制上的，也有机制上的，当然还有更深层次上的原因。

一、问题存在的原因

(一)地方政府观念偏差。

一些基层地方政府在政绩观、发展观和利益观上出现偏差，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指标，工业强市、工业强县、工业强乡成为首选，就连许多村也完全不顾自身实际，纷纷高喊“工业强村”了。发展工业，必然要大量占用土地，在当前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紧把土地供给闸门的形式下，一些地方政府铤而走险违法占用土地发展经济也就势在必然了。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地方政府既是土地的管理者，还是相当一部分土地占用的审批者，甚至又是土地的使用者，政府领导在耕地保护与“政绩”之间发生矛盾时，天平向何方倾斜是十分明了的了。面对这种形势，土地管理部门要想规范用地秩序、依法查处政府主导下土地违法行为无疑只是一厢情愿的事了。

(二)基层执法手段偏软。

目前，土地执法监察人员相对不足、工作能力和执法水平不高，也是土地违法履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动态巡查不到位，一些土地违法行为难以发现，即使发现后也只能口头或书面停工，如果当事人无理取闹，拒不停工，强行制止，可能引发矛盾激化，执法人员可能受到围攻和人身威胁。依法处理必须经过调查取证、处罚听证、复议诉讼、申请执行等许多环节，一个环节遇阻，就会造成案件查办久拖不决。另外，国土资源部门在对违法占地作出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后，按照现行法律规定无权强行拆除，必须申请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此类申请，法院一律不予受理。土地执法监察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久而久之，执法人员乃至执法机构对查处土地违法案件缺乏了动力、丧失了信心。

(三) 法律法规明显缺失。

《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都有没收地上建筑物的处罚规定。但如何没收，由哪个或哪些部门来没收，没收后如何处理，法律上没有相应的规定，实践中也就难以操作。那么，最后就会演变成不操作，或者是以罚款代没收。这样的处罚就形同虚设。土地管理部门照这样的规定下处罚，违法者却并不拿它当回事。

《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对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处罚容易执行到位，但这不是目的，“责令限期改正”才是目的。可被处罚人拒不改正怎样处理，法律上没有给出答案。土地管理部门拿被处罚人没辙。就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院恐怕也难以处理。所以这一目的事实上难以达到或者说根本达不到。

《土地管理法》第七章法律责任中，没有任何条款对村级组织的违法行为作出法律规定，因此村级组织就会以集体的名义钻法律的漏洞，从事涉及违法行为。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中针对主要责任人的行政处分条款很多，但并不能适用于村委会这些责任人。这样对这类直接责任人而言，行政处分不适用，刑事犯罪构不上，剩下的只有行政处罚中的罚款了。实际情况是通过土地违法行为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罚款的实际数目，致使土地执法的威慑力大大折扣。

(四) 执法执纪相互脱节。

现在查处土地违法案件，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了。法律法规纪检监察都有规定，对土地违法行为者的责任追究有行政的、刑事的、民事的和经济的，不可谓不全面。对案件的查处规定有移送的、联合办案等机制，可能涉及的单位和部门有公安、检察、纪检监察，按说是阵容强大，可实际效果却并不令人满意。什么原因?主要是这些规定过于原则，机制发挥不了很好的作用，资源得不到有效的整合。各种责任是明确的，但如何去做才能追究到责任人的责任却并不明确。实践中，一些部门和单位认为查处土地违法行为是土地管理部门的事，与己无关。处理人是得罪人的事，都不想沾。由于没有明确细致的规定，土地管理部门按规定移送或提出联合办案，若是不合意，有关单位和部门总能说出若干条理由来加以婉拒。即使勉强接受，也是久拖不决。上级部门追得实在太紧，处理几个小鱼小虾应付一下，或者是大事化小，从轻发落，风头过去了，可能还把处分决定从档案中抽走，即搞所谓的“假处理”。违法者不仅毫不畏惧，事后可能还被提拔重用。这种在党纪政纪方面执纪不严，行政法上处罚不当，刑法上罪刑不适应，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违法者的违法心态，刺激了一些地方的政府和部门违法用地。

二、严格土地执法的思考

要解决土地执法难的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以坚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构建和保障科学发展的新机制为目标，对土地违法者敢于动真格，使我国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中的“严格”落到实处。

(一)严格实行问责制。

近些年来，国家连续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等土地管理新政，强调地方各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负总责，严格实行问责制。在具体的土地执法中如果真正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对每一起土地违法案件尤其是影响较大的土地违法案件问责到位，土地违法的蔓延趋势一定会得到遏止。

(二)提高行政执法效果。

在提高土地执法监察的公信力、确定力、执行力，保证土地执法监察的实际效果的基础上。建议国家高层研究制定土地执法与纪律检查和刑事处罚的有效衔接机制，使土地行政处罚的拆除、没收、罚款以及移送后的纪律处分、刑事处罚都能落到实处，真正把国家的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贯彻落实在国家机器的个个环节。

(三)调整法律责任标准。

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建设应当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而现有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存在着对土地违法案件的处罚标准或过重或过轻、处罚规定不具体不明确等的情形，况且在新形势下的一些土地违法行为找不到处罚依据。所以建议修改完善土地法律法规，提高土地行政处罚的针对性，使土地执法行政处罚依据完全充分、处罚标准具体明确，处罚措施易于操作。

(四)保障社会经济发展。

国土资源部门要解决好执法难的问题，就必须解决好保护资源与保障发展的关系，积极为地方首长当好参谋、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搞好服务。xx市国土资源局根据自然地域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提出了向黄河滩要农业用地，向山前冲积坡要工业用地，向浅山区要城市用地，向空间拓展要建设用地的战略措施。通过努力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充裕的空间，这样土地违法现象自然而然的就会减少或者消失。

最新刑法调研报告范文三

党的xx大报告指出,要严格保护耕地。保护耕地，就必须严格执法。当前，我国耕地保护的形势不容乐观，各类土地违法案件不断发生，“执法难” 似乎是已成共识。土地执法疲软既然成为了常态，那就一定有它的原因。笔者以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律上的，也有体制上的，也有机制上的，当然还有更深层次上的原因。

一、问题存在的原因

(一)地方政府观念偏差。

一些基层地方政府在政绩观、发展观和利益观上出现偏差，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指标，工业强市、工业强县、工业强乡成为首选，就连许多村也完全不顾自身实际，纷纷高喊“工业强村”了。发展工业，必然要大量占用土地，在当前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紧把土地供给闸门的形式下，一些地方政府铤而走险违法占用土地发展经济也就势在必然了。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地方政府既是土地的管理者，还是相当一部分土地占用的审批者，甚至又是土地的使用者，政府领导在耕地保护与“政绩”之间发生矛盾时，天平向何方倾斜是十分明了的了。面对这种形势，土地管理部门要想规范用地秩序、依法查处政府主导下土地违法行为无疑只是一厢情愿的事了。

(二)基层执法手段偏软。

目前，土地执法监察人员相对不足、工作能力和执法水平不高，也是土地违法履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动态巡查不到位，一些土地违法行为难以发现，即使发现后也只能口头或书面停工，如果当事人无理取闹，拒不停工，强行制止，可能引发矛盾激化，执法人员可能受到围攻和人身威胁。依法处理必须经过调查取证、处罚听证、复议诉讼、申请执行等许多环节，一个环节遇阻，就会造成案件查办久拖不决。另外，国土资源部门在对违法占地作出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后，按照现行法律规定无权强行拆除，必须申请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此类申请，法院一律不予受理。土地执法监察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久而久之，执法人员乃至执法机构对查处土地违法案件缺乏了动力、丧失了信心。

(三) 法律法规明显缺失。

《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都有没收地上建筑物的处罚规定。但如何没收，由哪个或哪些部门来没收，没收后如何处理，法律上没有相应的规定，实践中也就难以操作。那么，最后就会演变成不操作，或者是以罚款代没收。这样的处罚就形同虚设。土地管理部门照这样的规定下处罚，违法者却并不拿它当回事。

《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对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处罚容易执行到位，但这不是目的，“责令限期改正”才是目的。可被处罚人拒不改正怎样处理，法律上没有给出答案。土地管理部门拿被处罚人没辙。就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院恐怕也难以处理。所以这一目的事实上难以达到或者说根本达不到。

《土地管理法》第七章法律责任中，没有任何条款对村级组织的违法行为作出法律规定，因此村级组织就会以集体的名义钻法律的漏洞，从事涉及违法行为。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中针对主要责任人的行政处分条款很多，但并不能适用于村委会这些责任人。这样对这类直接责任人而言，行政处分不适用，刑事犯罪构不上，剩下的只有行政处罚中的罚款了。实际情况是通过土地违法行为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罚款的实际数目，致使土地执法的威慑力大大折扣。

(四) 执法执纪相互脱节。

现在查处土地违法案件，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了。法律法规纪检监察都有规定，对土地违法行为者的责任追究有行政的、刑事的、民事的和经济的，不可谓不全面。对案件的查处规定有移送的、联合办案等机制，可能涉及的单位和部门有公安、检察、纪检监察，按说是阵容强大，可实际效果却并不令人满意。什么原因?主要是这些规定过于原则，机制发挥不了很好的作用，资源得不到有效的整合。各种责任是明确的，但如何去做才能追究到责任人的责任却并不明确。实践中，一些部门和单位认为查处土地违法行为是土地管理部门的事，与己无关。处理人是得罪人的事，都不想沾。由于没有明确细致的规定，土地管理部门按规定移送或提出联合办案，若是不合意，有关单位和部门总能说出若干条理由来加以婉拒。即使勉强接受，也是久拖不决。上级部门追得实在太紧，处理几个小鱼小虾应付一下，或者是大事化小，从轻发落，风头过去了，可能还把处分决定从档案中抽走，即搞所谓的“假处理”。违法者不仅毫不畏惧，事后可能还被提拔重用。这种在党纪政纪方面执纪不严，行政法上处罚不当，刑法上罪刑不适应，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违法者的违法心态，刺激了一些地方的政府和部门违法用地。

二、严格土地执法的思考

要解决土地执法难的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以坚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构建和保障科学发展的新机制为目标，对土地违法者敢于动真格，使我国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中的“严格”落到实处。

(一)严格实行问责制。

近些年来，国家连续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等土地管理新政，强调地方各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负总责，严格实行问责制。在具体的土地执法中如果真正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对每一起土地违法案件尤其是影响较大的土地违法案件问责到位，土地违法的蔓延趋势一定会得到遏止。

(二)提高行政执法效果。

在提高土地执法监察的公信力、确定力、执行力，保证土地执法监察的实际效果的基础上。建议国家高层研究制定土地执法与纪律检查和刑事处罚的有效衔接机制，使土地行政处罚的拆除、没收、罚款以及移送后的纪律处分、刑事处罚都能落到实处，真正把国家的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贯彻落实在国家机器的个个环节。

(三)调整法律责任标准。

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建设应当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而现有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存在着对土地违法案件的处罚标准或过重或过轻、处罚规定不具体不明确等的情形，况且在新形势下的一些土地违法行为找不到处罚依据。所以建议修改完善土地法律法规，提高土地行政处罚的针对性，使土地执法行政处罚依据完全充分、处罚标准具体明确，处罚措施易于操作。

(四)保障社会经济发展。

国土资源部门要解决好执法难的问题，就必须解决好保护资源与保障发展的关系，积极为地方首长当好参谋、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搞好服务。xx市国土资源局根据自然地域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提出了向黄河滩要农业用地，向山前冲积坡要工业用地，向浅山区要城市用地，向空间拓展要建设用地的战略措施。通过努力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充裕的空间，这样土地违法现象自然而然的就会减少或者消失。

最新刑法调研报告范文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代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现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全局高度，全面擘画司法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福建是中央确定的全国第二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省份。省委高度重视我省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省委常委会、省深改领导小组多次专题研究、作出部署。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对全省法院司法体制改革的监督指导，听取审议专项报告、开展专题调研、组织人大代表视察调研，给予大力关心支持。省委政法委及省司法体制改革协调小组加强组织协调，9月25日省民主法制领域改革专项工作小组对省法院开展改革督察。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地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大力支持配合，为深化改革营造良好环境，凝聚改革创新的强大合力。

我省法院于2015年9月在福州、厦门、南平三地9个法院启动改革试点，2016年8月在全省法院全面推开。省法院党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严格履行改革主体责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正确把握改革方向，坚定改革定力，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把握人民群众对司法改革新需求新期待，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改革成果的获得感;始终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融合、依法有据遵循规律与体现福建实际相契合，保持速度、对标高度、健全制度，锲而不舍、蹄疾步稳推进司法改革。省法院先后召开92次党组会和司改领导小组会研究部署，单独或会同有关部门出台司法改革文件220余份，开展4轮专项督察。今年以来，着眼于“巩固、深化、拓展、提升”，部署推进10个党组重大调研课题和53项改革重要举措，坚持“完善提升一批、复制推广一批、创新推进一批”，推动改革持续深入发展。全省法院多项改革创新成果入选全国法院改革典型案例或在全国复制推广。

在省委坚强领导、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导下，全省法院各项改革任务深入推进、全面发力、多点突破，取得显著成效。依法公正高效审判机制进一步完善。司法责任制全面落实，符合审判特点和司法规律的司法权运行新机制逐步形成;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深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和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健全完善;法院内设机构改革试点稳步实施，司法效能和审判质效不断提升。今年1至8月，全省法院审执各类案件50.88万件，法定审限内结案率达99.32%，一、二审后服判息诉率达97.91%。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进一步提升。法官员额制改革全面完成，全省现有员额法官3976人，占中央政法专项编制的37.62%;人员分类管理逐步深化，85%以上人员力量向办案一线集中，一线办案人员较改革前增长13.98%;队伍结构不断优化，员额法官平均年龄45周岁，本科以上学历占98.14%，具有10年以上办案经验的达76.50%。今年1至8月，全省员额法官人均结案120.4件，同比上升57.39%。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司法公信力进一步增强。立案登记制改革全面实施，跨域立案全省推行，让“告状难”问题真正成为历史;攻坚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打出声威，成效显著;信息化和智慧法院建设加快推进，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司法公开民主持续深化，人民群众有了更多公平正义获得感。

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四项改革，对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基础性作用。省法院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统筹兼顾，以点带面，整体推进。

全面推行司法责任制改革。出台《福建法院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完善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等31份指导性文件，构建权责明晰、监管有效、保障有力的审判权运行新机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着力把该放的权力放到位。确立法官办案主体地位，推行“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案件分配制度，取消层层请示、逐级审批案件的传统做法，除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外，院庭长不再签发本人未参与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独任法官、合议庭自主签署签发的案件裁判文书达99%以上;改革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强化审判委员会审判管理、审判指导和统一法律适用职能。着力把该担的责任担起来。制定审判人员依法履职“一规定”“两清单”“三指引”，厘清职责权限。坚持“入额必办案”，建立院庭长办案刚性约束和监督保障机制，充分发挥院庭长办案示范、引领和指导作用。2017年1月以来，全省法院入额院庭长审结案件637041件，占结案总数的45.97%。全面建立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加强类案指引与质量评查，严把二审、再审关，统一司法尺度，确保裁判质量。推进业绩考评制度改革，树立正确激励导向。健全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和惩戒机制，明确追究法官违法审判责任的7种情形，确保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担当、失责必追究。着力把该严的监管严起来。把全面从严治党治院贯穿改革全过程，推动审判执行与队伍建设、廉政监督与执法办案、作风建设与法院管理有机融合，审判监督与纪律监督、“数据铁笼”与“制度铁笼”有机结合，构建以院党组统一领导、审判委员会统筹管理为统领的“六位一体”新型审判管理格局，完善以作风建设、效能检查、纪律监督为主体的“大督察”工作新机制，确保放权不放任、用权受监督。

深入开展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以员额法官为中心，以服务审判为重心，将司法人员分为员额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大类，并注重人员专业化分工、类案专业化办理，全省法院共组建以法官为核心的新型审判团队1648个。坚持以案定额。把员额向基层和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法院倾斜，不搞“平均分配”。基层法院、中院和省法院法官员额比例向上逐级递减，思明、晋江等6个案件数量较多的基层法院法官员额比例最高核定为42%，较好体现了三级法院职能定位和工作特点。坚持好中选优。经过严格考试考核、遴选委员会专业把关、人大依法任命等程序，先后三批择优遴选4205名员额法官，既保证高素质优秀法官进入员额，又注意保护各年龄段和各层级人员的积极性。坚持有进有出。出台员额退出管理办法，有229人因转岗、辞职、退休等原因退出员额。特别是对只拿待遇不愿尽责、担当不够不敢尽责、能力不足不能负责、违纪违法惩戒问责的法官，坚决退出员额。坚持分类定责。出台人员分类定岗实施办法，让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各归其位、各尽其责。首批招录1920名聘用制书记员，探索引入在校大学生担任实习法官助理、实习书记员，创新推进审判辅助事务集约化、社会化。与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相同步，着眼优化协同高效，2016年9月起在9个基层法院和平潭综合实验区法院先行启动内设机构改革试点，优化审判职能，简化管理层级，强化司法效能。

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积极协调配合有关部门，大力推进法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全面完成员额法官等级确定和按期晋升工作，逐步落实与单独职务序列相配套的职业保障制度。全省法院按期晋升法官等级1694人次，择优选升高级法官398名。落实“三类人员、两种待遇”工资改革政策，建立以工作业绩为导向的绩效考核及奖金分配机制，充分调动一线办案人员工作积极性。积极适应司法改革新任务新要求，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深入推进司法能力提升行动和“四个人才工程”建设，加快高层次审判人才培养和司法人才库建设，规范法官职业操守和司法行为。加强司法人员权益保障，全面成立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严格落实防止干预过问案件制度。

稳步推进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按照中央、省委统一部署，如期实现省以下法院人员编制和经费统一管理。2017年1月1日起，全省法院机构编制上收省级统管，各中院和基层法院院长全部由省委组织部管理。省以下法院(不含厦门，下同)全部作为省级财政一级预算单位，经费纳入省级财政保障。今年省以下法院财政年初预算24.89亿元，比上年预算增长23.77%。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省法院出台《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等7个规范性文件，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确保司法公正。

大力推进庭审实质化。会同检察、公安机关出台28个常见疑难罪名类案证据册和《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证据指引》等规范性文件，全面试行庭前会议、非法证据排除、法庭调查“三项规程”，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决定性作用。今年1至8月，全省法院召开庭前会议案件597件，排除非法证据64件，证人、鉴定人等出庭率达77.90%。在省委政法委统一部署下，福州中院和鼓楼、福清法院开展“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推广应用试点工作。

认真开展刑事速裁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福州、厦门18个基层法院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推进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宽严得当。2016年9月试点工作开展以来，18个试点法院共审结认罪认罚案件12004件13557人，占同期全部刑事案件的44.27%，其中判处缓刑的占43.89%。

健全防范冤假错案机制。贯彻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确保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2015年以来，全省法院依法宣告94名被告人无罪。在全国率先全面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确保量刑公正和司法统一。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保障律师依法履职。

推进司法审判与监察程序有机衔接。深入学习贯彻关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提升政治站位，抓好工作落实。与纪检监察机关共同出台《福建省监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协作配合办法(试行)》，做好法法衔接。

改革和信息化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省法院坚持创新引领，强化信息化支撑，改革完善体制机制，释放司法生产力，增强队伍战斗力，提高司法公信力，以高质量司法保障高质量发展。

着力完善服务保障三大攻坚战和营商环境的司法工作机制。紧紧围绕我省高质量发展和实现赶超目标的要求，研究制定《关于司法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关于为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提供强有力司法服务保障的意见》等，健全案件审判和司法服务机制，创新府院联席互动新模式，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聚焦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完善金融案件集中管辖、纠纷预警和破产案件简化审理、“执转破”等机制;聚焦精准脱贫，加大司法精准帮扶力度;聚焦污染防治，推进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施，创新完善生态司法保护体系“福建样本”。

着力完善涉台、涉自贸区和知识产权、海事海商审判机制。创新推进涉台司法工作，完善特邀调解员和台胞陪审员制度，推广设立台胞权益保障法官工作室，连续成功举办十届海峡两岸司法实务研讨会。设立自贸区法庭和审判庭，完善涉外、涉港澳、涉侨等审判机制，健全域外法查明机制，平潭法院与市场监管部门创新企业信息共享机制被国务院列入第四批全国复制推广的自贸改革试验成果。积极推进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审判，设立福州知识产权法庭跨区域管辖和审理知识产权案件。构建现代海事审判体系，完善涉外海事诉讼与仲裁良性互动机制，首次发布双语《海事审判白皮书》。

着力完善行政案件跨域管辖和民生权益保障机制。2015年9月起，在全省范围对行政案件实行跨行政区域管辖，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行政案件管辖制度，更好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引入心理疏导、家事调查员等制度，推进少年审判与家事审判融合创新。联合省14家单位建立联席会议制度，37个法院成立独立建制的家事审判机构。深化涉诉信访机制改革，完善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诉信访、远程视频接访等制度。

着力完善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创新跨域立案和诉讼服务司法协作，在全国7家高院和14个中院推行。出台《关于深入开展精准服务便捷服务品质服务全面推进全省法院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整合诉讼服务资源，打造诉讼服务大厅、itc自助服务终端、网上诉讼服务平台、掌上诉讼服务帮手、12368诉讼服务热线“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智能型诉讼服务体系，推行“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繁简分流和调解速裁机制改革的意见》，推进简案快审、普案标审、难案精审。全省法院设立速裁团队612个，今年1至8月，通过“分调裁”结案的占结案总数的53.56%。贯彻执行《福建省多元化解纠纷条例》，省法院与27家部门行业建立诉调对接机制，894个特邀调解组织、3689名特邀调解员进驻各级法院开展诉调对接工作。全省法院以调解、撤诉方式办结各类案件116845件。推广道路交通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一键式理赔，完善金融等纠纷案件在线化解平台，高效便捷化解纠纷。

着力完善司法民主、司法公开机制。深化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健全选任、参审和履职保障机制，龙岩中院等5个全国试点法院探索推进实质陪审等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今年1至8月，全省6729名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62722件。构建审判流程、庭审活动、裁判文书、执行信息、监督管理“五大公开平台”，做到主动公开、依法公开、全面公开、实质公开。全省法院全部开通互联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形成自媒体阵地集群效应。优化代表委员监督联络工作手机应用系统，运用福建法院庭审直播网、微博发布厅、视频演播室，打造“阳光司法”。截至今年8月，全省法院累计公开裁判文书189余万份，庭审直播4.5万场。在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庭审公开情况第三方评估中，省法院位列全国高院第7位。

着力完善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机制。紧紧依靠党的领导，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大格局，健全统一管理、统一指挥、上下一体、内外联动的执行管理体制和指挥系统。各地成立执行联动工作领导小组，市(县、区)委书记、政法委书记赴一线指挥督战258人248次。去年省、市、县三级人大常委会联动听取审议执行工作专项报告，今年省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执行联动专项检查。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2017年7月率先在全国建成全省失信联合惩戒平台，截至今年9月1日，省级100家单位全面对接，联合限制、惩戒失信被执行人5.05万多次，实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10多万被执行人慑于压力自动履行法定义务。从今年7月起开展“亮剑八闽、百日决胜”统一行动，与公安、检察机关开展集中打击拒执罪专项行动，与税务机关建立执法协作机制，与保险公司建成“法院保险”合作平台，与新闻宣传部门、文明办合力推进执行攻坚宣传和文明创建，取得明显成效。今年1至8月，全省法院执结案件16.14万件，执行到位金额901.3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9.22%和131.77%。

着力完善信息化和智慧法院建设体系。坚持“互联网”“标准化”“数字化”，制定福建智慧法院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构建司法权运行现代化新模式，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供科技支撑和强劲动能。建成福建智慧法院管理中心，汇集全省法院各类案件信息2.45亿余条，加强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实现从“司法数据”到“数据司法”的模式转换。全面推行网上办案和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构建“智审”业务平台，实现案件“网上录入、信息共享、全程留痕”，全省法院建成标准型科技法庭808个。省法院被评为全国“智慧法院”建设先进单位。在今年4月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我省法院执行信息化等“四个展位”亮相，受到好评。

对标对表改革任务，对照人民群众需求期待，我们清醒看到，全省法院司法体制改革仍然存在差距短板，面临一些问题困难。

一是司法改革推进不平衡，力度还需加大。有的法院对改革认识还不够到位，对改革政策学习不够、理解不透，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不够;有的法院改革思路不够开阔，司法理念、运行机制、办案方式等还跟不上、有差距;不同层级、不同地区、不同法院之间在推进深度、落实力度、见效程度上不够平衡。

二是案多人少矛盾依然突出，亟需根本性解决。全省法院新收案件数连续13年呈现正增长态势，年均增幅近10%，人案矛盾日益突出。基层法院特别是有的沿海法院员额法官年人均办案量高达300件以上，法官办案强度和工作压力持续加大，法院干警长期超负荷加班成为常态。

三是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仍需做深做细做实。新型办案机制加快推进，但有的法官还不能完全适应，“受权不敢用”;有的院庭长“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放权与监督的关系还需理顺;适应改革的审判监督指导机制需要完善，司法不严格、不统一、不规范等问题仍然存在;审判辅助人员缺口较大，新型办案团队高效顺畅运行受到影响;新型审判运行模式与智能化办案处在接驳换档期，增益效果有待提升。

四是综合配套改革有待大力协同推进。与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相应的配套政策需要进一步明确;法官助理、书记员职务序列改革尚未落实;人财物省级统管后，涉及干部管理、经费保障、“两庭”建设和物质装备、法官职业待遇保障等的政策措施和管理机制需进一步理顺落实。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全省法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新时代司法体制改革总体战略，把更多精力聚焦到重点难点问题上来，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以优异成绩迎接改革开放40周年，为加快建设新福建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要提升改革站位，增强新时代深化改革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习”活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思想引领司法改革新使命新征程。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深化司法改革决策部署作为政治任务，狠下气力推进有利于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改革、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以严明的纪律确保改革扎实推进。

二要狠抓改革深化，推动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推进综合配套改革，构建权责一致、规范有序的司法权运行体系。深化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完善司法职业保障，健全人财物省级统一管理机制。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完善立体化、精细化的诉讼程序体系。深化“智慧法院”建设，完善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积极稳妥推进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加快构建优化协同高效的司法机构职能体系。

三要强化改革督察，确保目标任务落地见效。加强领导，科学统筹，务实戒虚，着力把改革重点放到解决实际问题上，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做到大局小局一盘棋和全省法院一盘棋。加强项目化运作、清单式管理、拉链式检查，严抓实推，以钉钉子精神抓改革督察，以督促改，以察问效。

四要发挥改革效应，推动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福建发展大局和特色优势，加强司法保障机制和服务举措的改革创新，及时把创新实践和改革成果转化为公正为民司法的制度规范，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福建经验、福建样本、福建品牌，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聚焦群众关注的痛点难点堵点，以改革精神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决改、马上改。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致力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大力加强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审议司法体制改革工作专项报告，既是监督更是支持。全省法院将在省委领导和省人大监督下，认真贯彻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坚定信心、坚持不懈，敢于担当、开拓创新，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大力推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新福建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以上报告，请审议。

最新刑法调研报告范文五

党的xx大报告指出,要严格保护耕地。保护耕地，就必须严格执法。当前，我国耕地保护的形势不容乐观，各类土地违法案件不断发生，“执法难” 似乎是已成共识。土地执法疲软既然成为了常态，那就一定有它的原因。笔者以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律上的，也有体制上的，也有机制上的，当然还有更深层次上的原因。

一、问题存在的原因

(一)地方政府观念偏差。

一些基层地方政府在政绩观、发展观和利益观上出现偏差，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指标，工业强市、工业强县、工业强乡成为首选，就连许多村也完全不顾自身实际，纷纷高喊“工业强村”了。发展工业，必然要大量占用土地，在当前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紧把土地供给闸门的形式下，一些地方政府铤而走险违法占用土地发展经济也就势在必然了。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地方政府既是土地的管理者，还是相当一部分土地占用的审批者，甚至又是土地的使用者，政府领导在耕地保护与“政绩”之间发生矛盾时，天平向何方倾斜是十分明了的了。面对这种形势，土地管理部门要想规范用地秩序、依法查处政府主导下土地违法行为无疑只是一厢情愿的事了。

(二)基层执法手段偏软。

目前，土地执法监察人员相对不足、工作能力和执法水平不高，也是土地违法履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动态巡查不到位，一些土地违法行为难以发现，即使发现后也只能口头或书面停工，如果当事人无理取闹，拒不停工，强行制止，可能引发矛盾激化，执法人员可能受到围攻和人身威胁。依法处理必须经过调查取证、处罚听证、复议诉讼、申请执行等许多环节，一个环节遇阻，就会造成案件查办久拖不决。另外，国土资源部门在对违法占地作出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后，按照现行法律规定无权强行拆除，必须申请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此类申请，法院一律不予受理。土地执法监察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久而久之，执法人员乃至执法机构对查处土地违法案件缺乏了动力、丧失了信心。

(三) 法律法规明显缺失。

《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都有没收地上建筑物的处罚规定。但如何没收，由哪个或哪些部门来没收，没收后如何处理，法律上没有相应的规定，实践中也就难以操作。那么，最后就会演变成不操作，或者是以罚款代没收。这样的处罚就形同虚设。土地管理部门照这样的规定下处罚，违法者却并不拿它当回事。

《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对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处罚容易执行到位，但这不是目的，“责令限期改正”才是目的。可被处罚人拒不改正怎样处理，法律上没有给出答案。土地管理部门拿被处罚人没辙。就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院恐怕也难以处理。所以这一目的事实上难以达到或者说根本达不到。

《土地管理法》第七章法律责任中，没有任何条款对村级组织的违法行为作出法律规定，因此村级组织就会以集体的名义钻法律的漏洞，从事涉及违法行为。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中针对主要责任人的行政处分条款很多，但并不能适用于村委会这些责任人。这样对这类直接责任人而言，行政处分不适用，刑事犯罪构不上，剩下的只有行政处罚中的罚款了。实际情况是通过土地违法行为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罚款的实际数目，致使土地执法的威慑力大大折扣。

(四) 执法执纪相互脱节。

现在查处土地违法案件，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了。法律法规纪检监察都有规定，对土地违法行为者的责任追究有行政的、刑事的、民事的和经济的，不可谓不全面。对案件的查处规定有移送的、联合办案等机制，可能涉及的单位和部门有公安、检察、纪检监察，按说是阵容强大，可实际效果却并不令人满意。什么原因?主要是这些规定过于原则，机制发挥不了很好的作用，资源得不到有效的整合。各种责任是明确的，但如何去做才能追究到责任人的责任却并不明确。实践中，一些部门和单位认为查处土地违法行为是土地管理部门的事，与己无关。处理人是得罪人的事，都不想沾。由于没有明确细致的规定，土地管理部门按规定移送或提出联合办案，若是不合意，有关单位和部门总能说出若干条理由来加以婉拒。即使勉强接受，也是久拖不决。上级部门追得实在太紧，处理几个小鱼小虾应付一下，或者是大事化小，从轻发落，风头过去了，可能还把处分决定从档案中抽走，即搞所谓的“假处理”。违法者不仅毫不畏惧，事后可能还被提拔重用。这种在党纪政纪方面执纪不严，行政法上处罚不当，刑法上罪刑不适应，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违法者的违法心态，刺激了一些地方的政府和部门违法用地。

二、严格土地执法的思考

要解决土地执法难的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以坚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构建和保障科学发展的新机制为目标，对土地违法者敢于动真格，使我国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中的“严格”落到实处。

(一)严格实行问责制。

近些年来，国家连续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等土地管理新政，强调地方各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负总责，严格实行问责制。在具体的土地执法中如果真正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对每一起土地违法案件尤其是影响较大的土地违法案件问责到位，土地违法的蔓延趋势一定会得到遏止。

(二)提高行政执法效果。

在提高土地执法监察的公信力、确定力、执行力，保证土地执法监察的实际效果的基础上。建议国家高层研究制定土地执法与纪律检查和刑事处罚的有效衔接机制，使土地行政处罚的拆除、没收、罚款以及移送后的纪律处分、刑事处罚都能落到实处，真正把国家的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贯彻落实在国家机器的个个环节。

(三)调整法律责任标准。

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建设应当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而现有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存在着对土地违法案件的处罚标准或过重或过轻、处罚规定不具体不明确等的情形，况且在新形势下的一些土地违法行为找不到处罚依据。所以建议修改完善土地法律法规，提高土地行政处罚的针对性，使土地执法行政处罚依据完全充分、处罚标准具体明确，处罚措施易于操作。

(四)保障社会经济发展。

国土资源部门要解决好执法难的问题，就必须解决好保护资源与保障发展的关系，积极为地方首长当好参谋、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搞好服务。xx市国土资源局根据自然地域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提出了向黄河滩要农业用地，向山前冲积坡要工业用地，向浅山区要城市用地，向空间拓展要建设用地的战略措施。通过努力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充裕的空间，这样土地违法现象自然而然的就会减少或者消失。

最新刑法调研报告范文六

刑法是除民法外又一司法考试里的重头戏，从最近几次考试看来，刑法的分值已略超民法。相比民法，刑法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较少，一些刑法的概念又和我们平时的概念有出入(比如抢夺罪)，看起来似乎比民法难。其实无论司法考试中的哪个部分，都有容易拿到的分数，所以不需要畏难。刑法总则和分则的分值基本上是对半。

刑法的复习——特别是总则的复习——必须认真看法条和教材，两者都要兼顾。因为刑法的法条规定比较简单背后却蕴藏大量可考知识，比如总则里面第二十条正当防卫的规定：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初学者如果只看以上的法条，很难整理出里面的考点，其实里面包含着“起因、时间、主观、对象、限度”等条件，再结合具体案例，可谓千变万化。所以仅看法条来复习，是根本不行的，一开始复习刑法应以教材为起点。在复习到相关概念、法理都具备一定积累的时候，倒是可以多看看法条，熟悉一些记忆型考点，比如：缓刑、假释等。

前面的内容主要针对刑法总则而言，对于分则部分和司法解释，可以多看法条。司法解释对刑法的补充和修订相当多，而且许多都具有可考性，考察的时候也容易直接考察法条的特殊规定，法理涉及较少。分则和司法解释的特点是：繁杂，但记忆清晰的话好拿分。

以前刑法容易考察一些重点罪名，比如抢劫、盗窃、贪污等，现在的考试趋势是重点罪名要考，同样也考察一些冷僻的罪，所以对分则罪名的复习方法应是重点突破、全面复习，切不可偷懒。对罪名的复习还要注意一点，一些光看罪名容易误解或者不能直接判断犯罪性质的罪是老师偏爱考察的，比如“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帐薄、财务会计报告罪”，这样的罪名简直是大白话的把犯罪的性质描述出来，一般比较少考察;又如“强迫交易罪”，这样的罪容易和“抢劫罪”、“敲诈勒索罪”的界限混淆，最容易考察。

最新刑法调研报告范文七

党的xx大报告指出,要严格保护耕地。保护耕地，就必须严格执法。当前，我国耕地保护的形势不容乐观，各类土地违法案件不断发生，“执法难” 似乎是已成共识。土地执法疲软既然成为了常态，那就一定有它的原因。笔者以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律上的，也有体制上的，也有机制上的，当然还有更深层次上的原因。

一、问题存在的原因

(一)地方政府观念偏差。

一些基层地方政府在政绩观、发展观和利益观上出现偏差，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指标，工业强市、工业强县、工业强乡成为首选，就连许多村也完全不顾自身实际，纷纷高喊“工业强村”了。发展工业，必然要大量占用土地，在当前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紧把土地供给闸门的形式下，一些地方政府铤而走险违法占用土地发展经济也就势在必然了。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地方政府既是土地的管理者，还是相当一部分土地占用的审批者，甚至又是土地的使用者，政府领导在耕地保护与“政绩”之间发生矛盾时，天平向何方倾斜是十分明了的了。面对这种形势，土地管理部门要想规范用地秩序、依法查处政府主导下土地违法行为无疑只是一厢情愿的事了。

(二)基层执法手段偏软。

目前，土地执法监察人员相对不足、工作能力和执法水平不高，也是土地违法履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动态巡查不到位，一些土地违法行为难以发现，即使发现后也只能口头或书面停工，如果当事人无理取闹，拒不停工，强行制止，可能引发矛盾激化，执法人员可能受到围攻和人身威胁。依法处理必须经过调查取证、处罚听证、复议诉讼、申请执行等许多环节，一个环节遇阻，就会造成案件查办久拖不决。另外，国土资源部门在对违法占地作出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后，按照现行法律规定无权强行拆除，必须申请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此类申请，法院一律不予受理。土地执法监察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久而久之，执法人员乃至执法机构对查处土地违法案件缺乏了动力、丧失了信心。

(三) 法律法规明显缺失。

《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都有没收地上建筑物的处罚规定。但如何没收，由哪个或哪些部门来没收，没收后如何处理，法律上没有相应的规定，实践中也就难以操作。那么，最后就会演变成不操作，或者是以罚款代没收。这样的处罚就形同虚设。土地管理部门照这样的规定下处罚，违法者却并不拿它当回事。

《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对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处罚容易执行到位，但这不是目的，“责令限期改正”才是目的。可被处罚人拒不改正怎样处理，法律上没有给出答案。土地管理部门拿被处罚人没辙。就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院恐怕也难以处理。所以这一目的事实上难以达到或者说根本达不到。

《土地管理法》第七章法律责任中，没有任何条款对村级组织的违法行为作出法律规定，因此村级组织就会以集体的名义钻法律的漏洞，从事涉及违法行为。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中针对主要责任人的行政处分条款很多，但并不能适用于村委会这些责任人。这样对这类直接责任人而言，行政处分不适用，刑事犯罪构不上，剩下的只有行政处罚中的罚款了。实际情况是通过土地违法行为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罚款的实际数目，致使土地执法的威慑力大大折扣。

(四) 执法执纪相互脱节。

现在查处土地违法案件，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了。法律法规纪检监察都有规定，对土地违法行为者的责任追究有行政的、刑事的、民事的和经济的，不可谓不全面。对案件的查处规定有移送的、联合办案等机制，可能涉及的单位和部门有公安、检察、纪检监察，按说是阵容强大，可实际效果却并不令人满意。什么原因?主要是这些规定过于原则，机制发挥不了很好的作用，资源得不到有效的整合。各种责任是明确的，但如何去做才能追究到责任人的责任却并不明确。实践中，一些部门和单位认为查处土地违法行为是土地管理部门的事，与己无关。处理人是得罪人的事，都不想沾。由于没有明确细致的规定，土地管理部门按规定移送或提出联合办案，若是不合意，有关单位和部门总能说出若干条理由来加以婉拒。即使勉强接受，也是久拖不决。上级部门追得实在太紧，处理几个小鱼小虾应付一下，或者是大事化小，从轻发落，风头过去了，可能还把处分决定从档案中抽走，即搞所谓的“假处理”。违法者不仅毫不畏惧，事后可能还被提拔重用。这种在党纪政纪方面执纪不严，行政法上处罚不当，刑法上罪刑不适应，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违法者的违法心态，刺激了一些地方的政府和部门违法用地。

二、严格土地执法的思考

要解决土地执法难的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以坚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构建和保障科学发展的新机制为目标，对土地违法者敢于动真格，使我国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中的“严格”落到实处。

(一)严格实行问责制。

近些年来，国家连续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等土地管理新政，强调地方各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负总责，严格实行问责制。在具体的土地执法中如果真正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对每一起土地违法案件尤其是影响较大的土地违法案件问责到位，土地违法的蔓延趋势一定会得到遏止。

(二)提高行政执法效果。

在提高土地执法监察的公信力、确定力、执行力，保证土地执法监察的实际效果的基础上。建议国家高层研究制定土地执法与纪律检查和刑事处罚的有效衔接机制，使土地行政处罚的拆除、没收、罚款以及移送后的纪律处分、刑事处罚都能落到实处，真正把国家的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贯彻落实在国家机器的个个环节。

(三)调整法律责任标准。

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建设应当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而现有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存在着对土地违法案件的处罚标准或过重或过轻、处罚规定不具体不明确等的情形，况且在新形势下的一些土地违法行为找不到处罚依据。所以建议修改完善土地法律法规，提高土地行政处罚的针对性，使土地执法行政处罚依据完全充分、处罚标准具体明确，处罚措施易于操作。

(四)保障社会经济发展。

国土资源部门要解决好执法难的问题，就必须解决好保护资源与保障发展的关系，积极为地方首长当好参谋、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搞好服务。xx市国土资源局根据自然地域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提出了向黄河滩要农业用地，向山前冲积坡要工业用地，向浅山区要城市用地，向空间拓展要建设用地的战略措施。通过努力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充裕的空间，这样土地违法现象自然而然的就会减少或者消失。

最新刑法调研报告范文八

1.产品与商品之辨

美国卡特勒(kotlor)教授认为：产品是指市场上提供的、满足人们各种消费欲望的所有实物、服务、人、场所、组织以及意见。继而提出产品的三层次理论：产品核心层、产品有形层、产品延伸层。从产品消费角度看，产品核心层是指消费者在购买某种产品时在使用该产品过程中所追求和获得的基本消费利益，即产品的功能和效用，它是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本质之所在。产品的有形层是指产品组成中消费者或用户可以直接观察和感知的那一部分，它包括产品的外部(信息集)和内在质量及其促销成分，即包装、质量、价格、商标、品名、色调以及消费品的设计风格和工业品的布局特色等等，该层各因素的综合作用，构成了产品的核心的基础。产品的延伸层，包括了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所获得的附加利益和服务(消费者剩余)。如送货上门、维修护理、质量保证、安装调试、信息指导及资金融通，还包括制造商和经销商的商誉「8」。由此可见，在卡氏关于产品的定义中，涵盖了有物(包装了动产与不动产)和无形物(智力产品、劳动力资源、服务)等。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它只归属应然层面，是理想类型，实然法基于各种考量因素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回应。

而对于商品，马克思将它定义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它包括四个层次的内涵：一是它是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有用的物品;二是它是人们付出劳动的物品;三是它还是满足他人或社会需要的物品;四是通过有代价的交换方式来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9」。

看来，依马克思关于商品的定义，还不能实现商品与产品在价值内涵到形式外延的顺利对接。不可否认的是法起源于生活，是生活的理性。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物我们称之为商品，但法并不认可其是产品，如下文将提到的原农产品、著作权中的财产权、明星肖像的使用权等等。产品是与生产者密切相关的，而商品是与经营者密切相关的。所以，产品包涵于商品之中，它们是种和属的关系。

2.实然法意义上的产品

产品责任法意义上的“产品”这一概念，既不同于物理学意义上的“物”，也不同于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更不同于哲学意义上的物。它本身具有特定内涵与外延。生产者、产品作为构成产品责任法体系和确立产品责任实际承担的基础，有理由得到国家立法、司法、行政部门、社会、企业、消费者及学界的关注。确定产品责任(甚或是产品质量责任、产品法律责任)，是以抓住产品这一“纲”或“领”为已足的。

(1)国外之立法例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modeluniformproductliabilityact)第102条规定：产品是“真正有价值的、为进入市场而生产的、能够作为组装整件或者作为部件、零售交付的物品，而人体组织、器官、血液组成成分除外”可见，美国产品安全法律中的产品不仅包括动产和不动产，而且包括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无论是否进行过加工)。对于电，美国法院通过判例法将其确定为：“人类能够制造或者生产、控制、输送的一种可消费的能源产品”;对于书籍，美国法院规定：对于因提供不精确的书面材料导致的损害适用严格责任;对于软件，普通软件用于批量销售，广泛运用于工业生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视之为产品，专业软件以提供服务为目的，被排斥在产品范围之外。对于血液，科罗拉多州法院在一个个案裁定中将其视为产品;对于天然气等，1978年法院在哈雷斯诉讼西北天然气公司的案件审理中将其视为产品。

欧共体于1985年通过的《关于对缺陷产品的责任指令》中，将产品定义为“所有的动产，包括构成另一动产或者不动产之一部分的物以及电，但是不包括原始农产品和猎物”;但是欧共体允许成员国背离关于原始农业产品和猎物不属于产品的规定。1987年英国将该指令纳入国内法，制定了《消费者保护法》，其中将产品定义为“任何产品或者电，且包括不论是作为零部件还是作为原材料的或者作为其他东西组装到另一产品中的产品，但是未加工的捕获物或者农产品不在产品范畴”。德国于1989年制定了《产品责任法》，将产品界定为：任何动产及电流，其中动产也指构成其他动产或者不动产的一部分。凡是出自土地，动物饲养，养蜂业和捕鱼业的农产品(天然农产品)，只要未经加工，都不是产品;本法同样适用于狩猎物品。由上可见，欧盟国家在立法中的共同特征是以农产品易受到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产生潜在的缺陷及难以确定缺陷的来源为由，将其排除在产品范畴之外。

(2)中国之立法例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对产品作了如下界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但是，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法规定。

(3)专家关于应然法之建议

梁建议稿第一千六百一十六条对产品作了如下定义：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动产。导线传输中的电，视为产品。建设工程不适用本节规定;但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节规定。

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草案建议稿(下称王建议稿)第九十一条对产品作了如下界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动产。下列用于销售的物，视为本法所称的产品：(一)导线输送的电能，以及利用管道输送的油品、燃气、热能、水;(二)计算机软件和类似的电子产品;(三)用于销售的微生物制品、动植物制品、基因工程制品、人类血液制品。”“下列用于销售的物，不属于本法所称的产品：(一)建筑物和其他不动产，但是建设工程中使用的建筑材料、构件和设备除外;(二)仅经过初加工的农(林、水)产品。

(4)评说

就我国法律关于产品的定义与外国立法例相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美国、欧盟有关法律(前者并没有成为各州都采用的法律，笔者注)关于产品的定义相对较为科学，实然性法律充分考量现实中对应然性之要求，产品所及范围较为广泛，特别是美国商务部出台的《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将产品的范围由有体物(动产和不动产)扩大到了服务(如电能)及智力(如专利)等无形物。反观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关于产品的定义，充分暴露了其滞后性，并且在定义上出现了概念到概念之语义重复错误，即用“产品”之语词来解释产品。二是大都将原农产品(种植业、渔业、畜牧业)、狩猎物等排除产品范围之外。三是关于产品之所以称之为“产品”的条件，中外立法例均未给予明确的厘定。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给出涵义上的限缩。那么，农产品经过种植、施肥、收割、晾晒、保存等过程算不算加工、制作?物(包括有形物及无形物)经过经加工、制作后只有用于销售才算产品?生产者将生产出来的物用于公益捐助，此时之物算不算产品?四是梁建议稿和王建议稿在对产品概念进行界定时采取了概括式和列举相结合的模式，相对较为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梁建议稿比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前进了一步，用动产替换了产品，且范围上增加了电能。由于过于强调概括陈述方式，所以在用列举方式进一步明确产品概念外延时，在内容上就显得不够充分，没有体现“有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公共政策。”之立法精神。王建议稿在此基础上又向前迈了一步，但其在对特殊性产品加以列举时却将商品房排除在产品之外，这在实践中将会极大影响到消费者(购房者)的权益。另外，使用“仅经过初加工的农(林、水)产品”等话语不够严谨，容易使人产生质疑。即用“初加工”之语词修饰农产品极为不妥。根据我国目前有些农产品存在药物残留超标等实际情况，应将经过初加工的原农业产出品列入产品范围，使消费者通过在产品或其包装上传达的信息进行责任溯源。因此，将其改为“未经加工的原农(林、水)产品，且采、摘等不视为加工”似乎更周延此。另外，他们也没有很好的解决产品的目的性问题。正如前面所述，经过加工、制作的物不是仅用于销售才成为产品，物成为产品后还用于其他目的。1979年的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第102条规定物品只有用于转让、贸易、商业销售才可能成为产品。该立法例给我们的启示是经过加工、制作的物成为产品的条件不限于销售，因为它可能还有更广泛的途径为人们所使用，如果将其限定于销售，就会出现不能很好解决赠予、出租等使用方式下的产品责任问题。因为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有其特殊性，法律保障制度较为完善，所以，有必要将赠予、出租等方式下的产品流通形式，囊括于产品成为产品的条件中去。

所以，笔者以为产品的概念应定限为：经过加工、制作用于使用的有体物和无体物。销售、租赁、赠予、展示、广告等均视为使用。特殊情况下，自用也视为本法意义上的使用。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有体物和无体物：(一)供人居住的建筑物及其他不动产;(二)利用管道输送的油品、燃气、热能、水;(三)电能;(四)书籍，如果作者、出版商以该书籍提供指导性意见和方法为主要出版目的的，如地图、菜式指导等;(五)著作权及工业知识产权;(六)用于销售的微生物制品、动植物制品、基因工程制品、人类血液制品;(七)供别人食用或作为工业品原料的原农(林、水)产品。

(三)关于产品标识

所谓产品标识，是指生产者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通过一系列的文字、符号、数字、图案、色彩或它们的组合等形式向消费者、监管者等相对方传达的以便使其识别生产者、产品及产品质量、数量、特征、特性和使用方法等构成的信息集或者搭建的信息平台。对消费者来说，产品标识的功能在于区别，使消费者购买定向而不是转向。对于监管者来说，产品标识的功能在于为监管指示方向。因此，规范产品标识意义重大，生产者必须依法披露产品信息。

在现实中，在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监管者三个阵营间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横向层面的不对称。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消费者缺乏必要的知识和信息与生产者进行对抗，而监管者由于体制的约束也很难跟上生产者对市场、科技的敏感度和推崇，往往在利用新技术生产的新产品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基因于产品的质量、性能、成份、技术状况等因素具有的内在性、隐蔽性等特点，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监管者，实际上根本不清楚生产者的产品底细到底如何?另一方面，对于生产者来说，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到底如何在信息占有上也具有不彻底性。

(二)纵向层面的不对称。一方面消费者对生产者未来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些可怜透顶的知识和信息，他们根本不清楚与其将来的交易是怎样的，以及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另一方面监管者由于所占用的信息较少，从而影响到其做出决策的正确性，前瞻性收窄，并最终导致监管力度和广度出现折扣。在中国语境下，交易中消费者因信息不对称而得到的信息补偿较少。不同于消费者，监管者因为国家公权力执行者的身份，它可以通过执法从生产者那里获得信息补偿。

(三)三维场景的不对称性及扰动性。基于以上两个层面的产品信息上的不对称性，在生产者、消费者、监管者三元互动的资源配置架构中，即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生产者与监管者之间，由于前者的故意，信息的流量及管道都受到了人为的控制。在这场控制与反控制的对抗中，最占优势的一方自然是生产者，最弱一方显然是消费者，监管者由于其公权性质，其一直在二者之间徘徊，成为三者架构中的扰动因素。它通过法律手段加强了监管的力度和广度，扰动性就会变小，架构就会更稳定，交易就会趋向于公正，反之亦然。在消费者与监管者之间，由于信任度有限，加之沟通管道较少，成效不高。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影响到了消费者获得必要的信息，从而强化了扰动的相差。产品信息不对称的产生的最有可能的后果是生产者会利用其占有信息优势，最大限度的为自己谋利从而置消费者、社会及国家利益于不顾。它们会通过隐蔽性方式(全面控制产品信息)，进行道德冒险，实施败德行为，以逃避监管，并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而取得不法或不当利益。如不法商人通过对产品信息的干扰，去影响消费者的注意力，将对自己不利的信息隐匿(不依法在产品上进行标注)起来，并对自己的产品制造假象，以表彰自己产品的正面因素来释放信号，博取消费者对自己的注意和信任，以改变消费者的态度，产生购买转向。将本来或潜在属于他人的消费者的注意力分散或转向「18」。对于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管者如果有充分的信息，就有机会在生产源头通过对产品的标识、标注、标签等进行规范而达致扼制目的。而监管者(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如果能够积极采取“监管关口前移”的方式，其产生的外部性通常会降低整个社会的监管成本。

信息披露的关键点在于：生产者对产品信息披露到何种程度为已足，也就是标准是什么?基于前文已述及部分，在求解存在于生产者、消费者、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就必须厘定生产者披露产品信息的标准，生产者披露的产品信息在标准之上，自然而然就会达致对消费者、监管者的信息补偿目的。否则，在标准之下就会出现消费者没有受偿或受偿不够的后果，这一后果就会变现为生产者获得了因自己不补偿别人而带来的收益。为此，就必须为生产者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产品信息设定如下标准

(一)披露产品信息的真实性标准。该标准意味着生产者所披露的信息必须是真实、准确的，不得存有虚假、遗漏、诈欺或误导的内容。真实是基因于诚实信用的主客观的一致性。真实的概念是如此的难以界定，以致于它只能被表述，而不能被定义。所以，它只能在个案中去找寻。如一件t恤衫，生产者在产品标识上标注其含棉88，但经过检验，实际棉含量为68(忽略允差)。对此，可以判定该生产者标注不真实(本文不论及生产者的产品瑕疵担保责任)。这对于那些喜欢纯棉产品的消费者的欲望的满足来说，就是一种莫大的损害，从而构成对消费者的侵权。从中可以看到，如果生产者在产品标识上披露的信息不真实，则其披露的不真实的信息越多，对广大消费者的危害愈深，监管者的监管成本也就越高。为了确保生产者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标准得到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章等对此都作了硬性规定，明确规定生产者的产品或产品包装上的标识必须是真实的，并进一步规定了生产者披露不真实信息的法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二)披露产品信息的接近全面性标准。那种希望生产者全面披露产品信息的诉求超越了生产者的成本承受能力范围，所以理性的判定标准是还有哪些消费者需要的信息生产者没有披露出来。监管者的监管目的就在于让这些被生产者占有的对消费者有用的信息越来越少。在尊重和依法保护生产者的商业秘密与规管生产者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产品信息之间必须有一个界限，在商业秘密的界限以外，应尽量挤压生产者信息容量空间。那种认为实话只说一半等于撒谎的观点「19」过于偏激和狭隘。因为产品标识上的信息点大部分是独立的，分别具有不同的功用。尽管从整体上看，它们会影响到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作出评估、鉴别、决定的过程)、公平交易权及监管者的监管有效性。但是，有些情况下，生产者的“真实的谎言”并不会对上述权益造成侵犯。如在oem条件下，有些委托方(生产者)为了保护其商业秘密，就会要求产品实际生产厂，在产品标识上的“生产厂”栏中只能标注委托方(生产者)的名称，在此种情况下，委托方(生产者)从形式上是在“撒谎”(即不符合真实性标准)，因为它没有全面披露产品的实际生产厂。但是，它却并没有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27条的相关规制。

(三)披露产品信息的有用性、必要性标准。该标准要求生产者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的信息对消费者、监管者来说是有用的，也是必要的。如生产者在其生产的t恤衫(半袖)上的标识上披露：产品是谁生产的，地址在哪里，含棉有多少，在什么水温条件下洗涤等信息，无论对于消费者还是对监管者来说都是有用的、必要的。但如果它标注了什么人穿着好看，应该夏季穿等信息，对消费者及监管者来说就未必是有用的、必要的信息。

(四)披露产品信息的最新性标准。该标准要求生产者必须将其掌握或获知的关于产品的最新信息在产品上或通过其他途径(如向监管者报告，通过媒体发布说明性广告)向消费者、监管者披露。如产品存在潜在的缺陷应予召回等情形。如果发生了某一特定的事实，生产者就必须在一定的合理期限内对该信息予以持续地披露。如在食品中添加苏丹红1号的生产者，用上年度馅料生产月饼的生产者等，都必须及时、充分地披露其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及时将缺陷产品召回。

(五)披露产品信息的易获得性标准。该标准又称易查找性、易查询性标准。该标准是指生产者所披露的产品信息能够比较容易地为一般消费者、监管者获得、查询和查找。生产者披露产品信息的方式如下：一是在产品上通过标识予以披露。实践中，列入最难查找的信息是产品的生产日期，对此下文将会论及;二是由自己在直销时或借助商家直接向消费者交付能够公开的资料，披露信息;三是定期、不定期向监管者报告;四是将有关产品信息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予以披露。其中，第一种方式由于信息通过产品标识直接传递到消费者，所以对消费者的来说也最为便捷。但是，有些方式由于产品本身特点所限，信息披露的范围有较大的局限性;第二种方式虽然扩大了信息的披露范围，但由于局限于一定的处所，但对于居住地比较偏远的消费者意义不大;第三种方式中，监管者的地位决定了它获得有关产品的信息在量上会远远大于消费者及社会，但是基于维护公共利益之考量，对在生产上有违法行为的生产者进行查处的同时，它会延迟和控制产品信息向外部传递的速度及容量。第四种产品信息披露方式虽然有量大、面广的特点，但是，实际证明此种情形的出现往往是生产者基于消费者、社会及监管者的巨大压力而为之，非出于本意。如日本三菱汽车公司缺陷越野车召回等事件就是明证。

(六)披露产品信息的易解性、可识别性标准。该标准要求，生产者披露的产品信息应当能让一般消费者较为容易地理解和利用，同时能够使消费者、监管者将此产品与彼产品分开，并据此作出合理的鉴别、评价、选择、决定。根据这一标准，除因应行政监管之需要，在产品标识上标注的信息及公开的资料、文件应当内容完整而又明晰，用词尽量通俗、易懂，避免使用过于冗长、专业化的用语。

由于产品安全是诱发产品责任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做上述规制的意义在于：一是标注生产日期——安全使用期或生产日期——失效日期这一计算公式，可以方便消费者、监管者等迅速计算出产品的安全使用期的期日或期间，并以此为参照，做出消费定向或监管决定;二是生产者的明示担保表示。这就意味着该种产品只要按照生产者提供的信息正确使用，它就应该是安全的;三是对于一些特殊产品，如民用煤气钢瓶等产品，到期后消费者自己无法处置，又不能当作垃圾丢掉。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由生产者负责召回(产品的召回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存在缺陷等情形)。根据经济学中的委托与代理关系，消费者是生产者的代理人，生产者生产出产品，委托消费者来消费。从此关系中可以看出，不安全因素的制造者是生产者，它有义务保证代理人的安全。就拿煤气瓶来说，生产者无异于把一颗炸弹安放在它的代理人——消费者旁。所以，有充足的理由让生产者去这样做;四是“安全使用期”作为一种明示的承诺，它对于生产者来说在安全使用期内无疑是一个时时刻刻都会存在的巨大压力。所以，它们必须尽量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安全系数，以保证他们极力“吹嘘”的后续生产的产品在安全使用期内能够更加安全;五是安全使用期还是消费者、监管者监督生产者的一个有力证据。从生产者角度考量，产品使用周期越短越好，因为人们用新产品替换旧产品可能性越高，生产者就越有可能把更多的产品销售出去。所以，生产者就有可能把正常的产品安全使用期缩短。如一种安全使用期为6年的产品，生产者基于以上原因就有可能把它设定为3年。目前，中国还无相关的法律对此进行规管。这也就意味着前面提到的监督仅能维系在道德的层面，这对于社会来说就存在着生产者肆无忌惮地“理性”选择败德行为从而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可能性。而且，这种利益每增大一个幅度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如果消费者、监管者等行动够迅速的话，那么，这种败德因为他们的宣传从而变得社会难以容忍的时候，就会有可能由道德层面的强制上升到法律强制。所以，道德的监督不能少。

6.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如易碎的玻璃制酒杯，在其包装箱就应标注“轻拿轻放”等中文警示说明或(和)相关警示标志。此类信息在生产者关于产品信息披露义务序列中具有不同寻常的地位，但学界给予它的关注却没有与其本身所处地位相适应。因此，我们必须从以下维度切入，充分考量这类信息对于生产者、消费者、监管者等方面的意义：一是“使用不当”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二是在“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的话语表述下，生产者对于“容易”、“可能”的情况都做了哪些努力使产品更不容易或更不可能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危害人身、财产安全?三是这种技术上的投入是否足够?四是这种努力是通过什么方式将信息传递给消费者、监管者等相关方的?而这些信息按照以上提到的判断标准来评定是否与他们的需求相适应?五是警示标志或中文警示说明是否圆满回答了以上四个方面的质疑?如某品牌“银海象”系列电热水器，在使用说明书中对何谓“关机”并没有予以必要的说明，关机后是所有指示灯都不显示工作状态还是关机后还有一部分指示灯仍然亮着并显示工作状态?

我们还必须充分地注意到，随着竞争的充分性的不断提高，源自产品本身利润的大幅度减少，生产者将产品的概念延伸到服务层面(前已述及)已变成了一个“不得不”的选择。下游服务利润的丰厚可能诱使生产者故意在产品或包装上披露一些错误的信息，它可能不会导致产品本身的重大损害，但又能使一般消费者无法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只能求助于它所组建的专业应急机构(如维修公司等)。它的后续服务可能是优质的，但是，它的价格也是畸高的。所以，为了尽量不让一件新购的产品用了没有多久就修来修去，我们就有必要对此予以规制。

另外，还需将产品的净含量与产品所含主要成份的含量区别开。前者是就整个产品而言，即一定计量单位下产品所具有的量值，后者则是指组成或构成产品某一部分的量值，如一袋大米净含量为50kg，一件t恤棉的含量为68。

生产者在其产品或其包装标注定量，表明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生产的产品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体积、长度、面积、计数等。它还承诺这一定量在相同的条件下具有持续地稳定性、精确性，也就是说暗含着生产者已作了如下保证：售予a和售予b的产品在量值上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a和b获得了消费满足感或贸易机会是等同的，不会因为偏见使a和b之间有什么不同。另外，这也是对其商誉的一种检验。产品以定量形式推出市场，就意味着生产者会遭受千千万万挑剔的消费者的不停地诸如短秤缺量等指责。如果生产者不能迅速扭转这种不利局面，要么他停止该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要么采取措施保证他所“吹嘘”的量值与实际含量的之间的差值在国家规定允许的范围之内而不是之外。而在此博弈过程中，生产者的商誉得以建立或进一步增值。

理性的经济人根据诚实信用之要求，通常会理性地选择披露真实的信息。但这类完美性的经济人只是理论中的理想类型。实际中，生产者往往基于某种价值考量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一些与事实不符的信息。另外，需在注意的是这里探讨的瑕疵信息指的是与产品密切相关的信息，主要指上文提及的那种类信息。至于那些攻击别人产品的信息、与产品本身无关的信息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作了这些区分之后要回答的问题是瑕疵信息的概念是什么?它可以归类于产品缺陷的定义中去吗?

(一)瑕疵信息的真实面目

揭露瑕疵信息的真实面目首先要从它的概念入手。正如博登海默所说：概念乃是解决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智地思考法律问题「24」。究于此，笔者以为，瑕疵信息是指生产者基于某种价值考量，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的不真实的、少披露的信息点从而被其这种行为玷污的整个信息集合。前者如一件t恤衫，生产者在产品标识上标注其含棉88，但实际上含棉仅为68。后者如应用中文标注足球的名称却未标注之情形。由于上述标注不真实或标注纰漏，导致整个信息集即标识存在瑕疵。它的后果是：一是时刻影响着消费者作出正确判断的可能性;二是侵犯了消费者对产品寄予的合格、安全等良好期待;三是获得了不该获得正外部性(如商誉的增值、市场占有率的提高等)。

(二)瑕疵信息的归属

依笔者之见，瑕疵信息虽然有属于它自己的概念，但它并不应过于独立而游离于产品缺陷之外，也就是说它应被产品缺陷所整合。关于产品缺陷之定义，有以下几种表述以供理解：一是美国1965年的《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402a条将缺陷定义为：“对使用者或消费者或其财产有不合危险的缺陷状态”「25」;二是《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第6条将产品的缺陷定义为：(1)考虑到所有下列情况，如果产品不能提供人们有权期限待的安全，即属于缺陷产品。如a.产品的说明;b.能够投入合理期待的使用;c.投入流通的时间。(2)不得以后来投入流通的产品更好为由认为以前的产品有缺陷「26」;三是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人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

结合以上引述，可以将产品缺陷作如下分类：第一类是设计上的缺陷。如三菱汽车公司对某款越野车采取的全球召回行动就是因为刹车系统存在设计上的缺陷所导致的;第二类是制造缺陷。如在生产汽车的过程中使用了不合格的配件等所导致的产品缺陷;第三类信息缺陷(瑕疵信息)如，警示不充分、不醒目、不易于人理解等。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瑕疵信息理应归属于产品缺陷范畴。正如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中规定的一样，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如果不符合该标准，即为产品有缺陷。事实上，绝大部分关于产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对产品标识标注(用语有“标志”、“标签”等)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和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如gb7718—20xx《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对在预包装食品标签上如何进行标注进行了详尽地规制。所以，那种认为瑕疵信息不属于产品缺陷范畴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是没有法律为依凭的。

(三)生产者披露瑕疵信息的责任

无论生产者基于何种利益考量，如果他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瑕疵信息就有可能或一定会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是产品责任(民事责任)。由于瑕疵信息归属于产品缺陷范畴，这就意味着生产者可能会承担相应的产品责任。如修理、更换、退货、赔偿损失等;二是产品行政责任。生产者披露的产品信息有瑕疵肯定会承担一定行政责任。在实际操作中最常见的就是警告(责令改正等行政表示，此外，还有罚款、没收、吊销营业执照等，但后者不具有必然性);三是产品刑事责任。生产者因披露瑕疵信息获刑的情况极为少见，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我国刑法能够对此予以规制的法条限于第一百四十条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规定中。该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产品，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就要承担刑事责任。而生产者承担刑事责任所依据的证据的起点就是其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标注的信息。如成份、等级等信息。

实践证明，我国《产品质量法》在规范产品质量监督，促进我国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起了极为积极地作用。但是，也应看到，由于法的滞后性造成了我国《产品质量法》与现实的严重脱节。因此，极需对其进行修订。

(一)关于产品质量法的名称

产品质量法属于经济法，而经济法区别于民商法的一个特征就是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从而更强调责任。所以，作为调整生产者(包括销售者)生产、销售产品行为的法律，主旨应指向生产者责任方面。究于此，有必要将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这一名称修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责任法》，以强化生产者(包括销售者)责任。

(二)删除关于认证认可等规定。原因在于，认证认可的商业性质远大于监管性质。况且国务院已经颁布了行政法规阶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三)科学地对产品进行定义(前已述及，此略)。

(四)增加关于何谓生产者、销售者、运输者、批发者等相关主体的阐述。由于生产者是产品责任和产品法律责任的最终承担者，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量，都应该有规制其本身的条款。

(五)科学界定标识、标注、标签、标志等概念。标识不合格、标签不合格、标志不合格是不是等同的，在实务界争议较大。往往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如某品牌t恤衫在标识上标注含棉88，但经过检验实际棉含量只有68。在这种情况下，依产品相关标准判定为不合格品，但是在适用具体法条时却出现了问题：是适用《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进行处罚还是以第五十四条规定按标志不符合《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作责令改正处理呢?鉴于此，笔者以为《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应作如下修改：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充分、易得等，并标注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事项：1.有中文表示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2.有中文标明的产品通用名称;3.有中文标明的生产者的名称和地址，如生产者与产品实际生产厂不一致时，必须分别予以标注。上述名称和地址必须是经法定程序注册登记的名称和地址;4.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需要标明产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的，用中文相应予以标明。如果产品加工、制作过程中未添加某种成份或最终产品不含有某种成份，除非法律有特别要求，不得标注“不添加某种成份加工、制作”及“不含有某种成份”等类似信息，也不得标注“秘制”、“特制”、“特香”等容易引起消费者误解的信息;需要事先让消费者知晓的，应当在外包装上标明，或者预先向消费者提供有关资料;5.限期使用的产品，应当在产品或其包装上的最大表面上的显著位置用不小于3毫米的中文或中文及数字的组合清晰标明产品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且该标识必须使用不可刷洗的激光喷码，禁止使用可刷洗的喷墨码。并且安全使用期或失效日期是合理的安全使用期或失效日期;6.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但是，该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不是生产者、销售者的免责、减轻责任的理由和证据，除非生产者、销售者能够提供极为充分地证据和事实证明警示标志或中文警标说明已足够引起一般人而不是专业人士的充分注意，并且只要采取了这种注意就不会出现使用不当的情况。

(六)将《产品质量法》第五十四条修改为：产品或其包装上的标识未用中文标注产品的通用名称、产品的生产者(如生产者与实际生产厂不一致时未分别予以标注)的依法定程序注册登记的名称和地址的，处于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没有中文表示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的，处以10000元以上20xx0元以下的罚款。违反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其他情形的，处以20xx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以3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有上述情形的，同时责令生产者召回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