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情绪摄影论文范文(大全9篇)

总结可以让我们更加明确目标和方向。写总结时要注意客观评价和自我反思，发现自己的进步和不足，并制定下一步的改进计划。总结是对过去的一种总结和概括，以下是一些优秀的总结范文，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写作的灵感和启示。

情绪摄影论文篇一

提到“现实主义”，大家一定耳熟能详。以往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都是以真/伪的语义二元对立来展开。能否“反映生活的真实”，被当作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仿佛文本真的能如镜子一般地“反映”出“现实”来。后来对这种“反映论”提出质疑的“表现论”，其实亦是这一套真/伪、主观/客观之类语义代码的产物。

1985年，杰姆逊在北京大学讲学时曾说：“我不太熟悉中国的情况，但在西方，人们一般认为根本不存在现实主义这回事，现实主义只是一系列视觉幻象。现实主义手法完全是一种技巧。……在中国我有个感觉，就是现实主义成了世界上最自然的事，谁也不真正就此进行讨论，只是当人们放弃了现实主义时才有人出来讲一讲。因此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得有人对现实主义进行真正的研究：一方面认为现实主义只不过是视觉幻象，另一方面认为现实主义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只有不正常的作品才不是现实主义的。我们需要的是对现实主义进行真正的分析和研究。”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已被质疑了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不仅在中国的文学界曾引起过轩然大波，而且在九十年代又成了中国摄影界的一个热点，那就是有关“纪实摄影”的讨论。在真实/非真实的语义二元对立中，纪实/画意，抓拍/摆拍，标准镜头/广角镜头（如“大桥之争”）……被建构成某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真实”、“纪实”、“抓拍”等在此建构中被加以中心化、神圣化、霸权化。

那么，是不是“纪实摄影”就真的可以还原“真实”，只要你不“摆拍”不作假，功底扎实，最好用标准镜头或是35镜头，就像布勒松、马克·吕布那样……我想摄影界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尤其是那些“纪实”理论的鼓吹者和追随者。然而，正是这种近乎乌托邦似的天真幻想，使他们陷入了一种“真实的谎言”，在有关“纪实摄影”的诸多话语中，共同建构着一个关于“真实”的神话。但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中的“真实”，囿于此种“真实”的“纪实”则无异于“纪伪”。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文本（照片亦是一种文本）是不能与现实等同起来的，因为联接文本与现实的是符号，而符号并非一个纯净的“真空地带”，它是不透明的。这一符号学的基本原理，在文学研究中可谓百试不爽，似是老生常谈。但将之用于摄影，问题就复杂了许多。因为照片似乎具有“复制现实”的功能，它不仅可以给人一种纤毫毕现的“逼真”感，甚至还能记录下人的肉眼都难于发现的东西。至于国外的各种符号学论著，也是谈文字文本的，汗牛充栋；涉及影象分析的，凤毛麟角。摄影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在国内似乎还是空白（电影理论研究除外）。倒是在一家香港的摄影杂志上见过一篇涉及符号学的文章，但又太“小儿科”了。早年，罗兰·巴特曾就此做过一些探索，但就如他对时装、菜谱等所做的符号学分析一样，除了让我们对他的才华表示钦佩外，对他的话却不敢全信。（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曾对此专门做过详细论述。）总之，摄影文本的符号学分析，比起文字文本的分析，要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

我在《我看中国摄影批评》中说：“即便是最为严谨的‘纪实’，其实也只具‘真实感’而非‘真实性’。”又说“‘纪实’说到底是个‘修辞’问题。”那么，我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呢？就让我们对所有现实主义话语形式中，最具“现实感”的，也是最为复杂的“纪实摄影”，进行一次杰姆逊所说的“真正的分析和研究”吧。

艾柯曾说：“在文化中，所有的存在物都成为符号……文化完全可以用符号学的框架来研究。”这话在今天已成为某种共识。符号学的一般编码-解码过程如下：

代码。

传递者接受者。

内容信息信息内容。

编码解码。

信道。

场面。

这是一种理想化的传递模式。传递者参照“代码”（加之“场面”）将“内容”符号化成“信息”，此即“编码”过程。而经过某种“信道”抵达的“信息”，经“接受者”参照同一“代码”（加之“场面”），解读符号，还原“内容”，则为“解码”过程。诸如密码、信号灯、旗语等都完全符合上述过程。但实际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传递过程都要比这复杂得多。因为语言-符号都由“能指”与“所指”构成，而“能指”与“所指”之间又是很难一一对应的。这样就会形成代码系统的紊乱，使“意义”永远处于一种可被重新解读的漂泊状态，居无定所。另外，“场面”与“内容”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比如，同样是叫一声“好”，在不同的“场面”，“代码”就会受到不同的干预，从而产生种种不同的“内容”：称赞、同意、无奈甚至是讽刺挖苦、幸灾乐祸等等，不一而足。这实际上是一个“语境”的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都关系到“作者”，也就是说，都属于发生在上边图表中位于“传递者”那个地方的问题。在符号学的文学研究中，结构主义叙事学把“作者”分为“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文本研究只能通过研究“叙事者”来接近“隐含作者”，而“真实作者”（包括解码一方的“真实读者”）则是不可追问的。在结构主义者那里，“作者死了！”

作者（也包括读者）研究，在有关的文化研究中，更是倍受关注的“重头戏”。“作者”/“读者”作为一种“主体”，进入了有关意识形态的研究之中。理查德·约翰生甚至把“主体性”问题界定为文化研究的对象：“文化研究是关于意识或主体性的历史形态的。”所谓主体性的历史形态就是指由社会和文化建构并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主体性的独特形态。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表明：就如语言只是提供了一种对现实的描述而非现实本身一样，意识形态也只是一种思想框架，不存在真实/虚假的问题。但是，就和“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的道理如出一辙，个人作为“主体”以为自己是在独立的思考，自主的判断，自由的把握着现实，而实际上其“主体”早已被一系列的思想体系和再现体系所限定。你以为你在说话，你以为你在思考，其实，这只是你对自我的一种想象。所以阿尔图塞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个人与他的现实存在条件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之再现。”

阿尔图塞对意识形态的这一定义，肯定从法国学派精神分析家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中汲取了不少灵感，就连他对意识形态的分析，也多少有点精神分析的味道。比如强调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往往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人们“内化”了意识形态，所以并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和效果。阿尔图塞进而指出：人的无意识也是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从外部建构了人们的“本质”和“自我”，所以人们所谓本质的自我只是一种虚构，而真正占据其位置的只是一个有着社会生产身份的社会存在，即“主体性”。人对其自我的看法不是自己产生的，而是文化赋予的。

由此观之，“作者”也只是一个“主体”，一个被意识形态建构着的虚幻自我。无论平庸如我辈，还是高明若布勒松、马克·吕布者，都概不能免。这样，在原先传递者（及接受者）或作者（及读者）的位置上，我们现在换之以“主体”。也就是把隐匿在以布勒松、马克·吕布为名的“个人”背后的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等揭示出来，并推上前台。现在再来看我前面提的那几个问题，是不是已感到有些昭然若揭了呢？我想我已不必回答了。

再回到有关摄影符号学的问题上来。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把照片等同于现实，并以此追求“真实”的想法，是忽视了从现实到照片之间极其复杂的“编码”过程，太过天真地以为“咔嚓”一按快门，现实就被锁定成了照片。杰姆逊用“语言的物化”来解释这一现象，他说：“语言的物化，即以为描写世界的字句就是世界，相信关于世界字句和概念，而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的语言本质。……你读着一本哲学著作，最后相信其真理性，以为这些思想及其语言是物，也就是现实世界了。”对于摄影而言，则属于一种“符号（光影语言）的物化”。比如，人类把语言视为可以用来外在地储存信息，符号更是一种储存记忆的方法。但在《老照片》、《黑镜头》、《红镜头》之类大众文化的炒作中，人们很容易把照片“物化”为历史本身。

那么，符号化的“编码”过程，在摄影中又究竟是如何体现的呢？我个人认为，从摄影者拿起相机取景构图的那一刻，“编码”就已经（甚或是早已）开始了。首先，摄影主体的“创作”并不是“自由”的。他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他并不能随便地抓拍“现实”，他必须选取那些对其主体来说可以注入“意义”的“现实”（即便是在把相机绑在腿上盲拍这种极端的例子中也不例外，因为这种意欲摆脱人之主体的努力本身，亦是一种来源于主体的想象性解决方式。其介入现实的方式本身就是注入了“意义”的）。这样，现实就已经被喻体化、寓言化乃至叙事化、故事化了。这既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运作过程，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其作为“生产/流通”的环节加以考察。读者反馈，市场定位，消费需求等，以及其背后的种种权力关系，都与摄影主体形成一种“互动”。在此语境中，无论是“玛格南”图片社、“国家地理”杂志还是“新华社”，都各自会对某些种类的“故事”、“形式”更为偏好，并使其成为（“历史化”过程）了某种“中心化”了的“标准”。在某种供求关系中，这些各式各样的标准又会在无意识中“内化”为摄影主体的标准，成为布勒松、马克·吕布乃至众多影友的标准。现代修辞学的“喻说理论”告诉我们：人的思想不可能超越“喻说”过程而获得纯粹的思维形式。隐喻、换喻、提喻和讽喻，这四种喻说方式制控着我们的话语方式，任何“现实”、“事件”、“真实”都必须“屈从”于这些制控才能成其为现实、事件、真实，才能被思想、言说和传递。换言之，被圈入取景框中的“现实”就已开始成为某种喻说化了的，屈从于语言所赖以指涉的所有复杂的形式规则的，甚或是已按照某种叙事模式成为了“故事”的“现实”。

就摄影而言，上述“编码”仅是开始，还远未完结。在实际摄影过程中，现实被“喻说化”、“故事化”的过程，往往是在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合情合理中进行的，是一个无意识过程。而进入摄影主体意识层的，多是画面构成，光圈、速度的控制，快门时机等，这实际上是一个将立体的“生活”平面化、凝固化，使三维的现实转换成二维图象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现实则必须屈从视觉话语的特有“语法”、形式，遵循“光影修辞”（请允许我新造这样一个词）的所有规则（注意：是指基本语法规则，而非手法规则。用光、焦距、层次、影调、光圈、速度等等的调控都属“光影修辞”，其中某些俗套已被厂家编入程序，放到了业余相机的模式里）。

快门瞬间的把握，我认为更应被视为是一种重要的“修辞”，它是对现实的切分和提取，这算不算一种“提喻”？我认为是。“提喻”所喻的是一种微观对宏观的“部分整体”关系，在摄影中则是瞬间与连续过程的关系。取景框中已然叙事化、故事化了的现实，完全可能受此“提喻”的“决定性”影响，而被瞬间“改写”。那么，怎样的瞬间把握才是最佳的修辞效果呢？我认为，无论是短时间的定格，还是长时间的动感虚化，其最佳的瞬间效果肯定是最充分“符码化”了的视觉效果。我甚至认为，布勒松的“决定性瞬间”，经“语言学转向”后的新阐释便是——符码化瞬间。因为在此视觉话语的“提喻”关系中，最重要的原则乃是“视觉优先”而非“事件优先”。——“现实”再次受制于视觉话语规则。而某些“纪实摄影”理论所追求的“抓取最为真实的瞬间”，其实只是一种关于“真实”的想象。按下快门，意味着现实随着幕帘的重新闭合将被永远地隔断于镜头之外了（高速连拍也只是这一过程的反复而已）。留在底片上的“现实”，已只是现实的一个“喻体”。它与现实之间只有像与不像的关系，而不再有是与不是的关系。作为经过初步“编码”（再次“编码”当然是暗房了）后的“现实”，它已经文本化了，成为一种“能指”。原先的现实已仅仅是它的“指涉物”。由于视觉话语将三维世界转译为二维的层次，它当然不能再成为它所指涉的对象。所以，与其说“抓取最为真实的瞬间”，还不如说“抓取最具‘真实感’的瞬间”。而“真实感”作为一种视觉修辞仍是属于“符码化”的。

摄影之所以总是给我们带来某种“真实”的诱惑，很大程度上还在于其作为一种视觉符号，与指称对象之间太过清晰的表达结果。这使得它们仿佛不是建构的，而是“自然化”了的。对此，斯图亚特·霍尔在论及电视的视觉符号时说：“……尽管有证据表明，明显的‘先天’视觉符码甚至都是文化—具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符码介入，而是意味着符码已经被深深地‘自然化’了。对被自然化的符码操作并未指证语言的透明性和‘自然性’，而是揭示了使用中的符码的深度、习惯性及近似的普遍性。这些符码生产明显地‘自然的’认知，这就产生了隐藏在场的编码实践的（意识形态的）效果。但是，我们一定不要被种种表象所愚弄。……利用指称对象的概念清晰地表达一个任意的符号——无论是视觉的还是语言的——不是自然的而是约定俗成的产物，话语约定论需要符码的介入和支持。因此，艾柯认为图象符码‘看起来像真实世界里的事物，因为它们再造了电视观众感知的各种条件（即符码）’。”霍尔的相关论述，对同属图象符码的摄影无疑也是适用的（我在参照电影、电视的相关理论时，还是比较谨慎的。充分考虑到声音、视点、以及“故事化”方式等方面的不同，所带来的种种差异。尤其考虑到了摄影在快门瞬间上的独特性——我称之为“提喻性”）。

既然摄影的视觉图象也只是符号之一种，那它就势必可以用语言学的方法来加以研究。把“内涵”、“外延”、“本义”、“转义”等概念引入摄影的图象符号研究，是摄影理论建设的第一步，是摄影的“语言学转向”中，冲破制约着这一“转向”的方法论瓶颈的开始。

图象符号中那些被认为是逼真地“再现”了现实的，其实正是这些符号的“外延”。在某种程度上它相当于语言的“字面意义”。而那些构成“喻说”意义的，则是这些“本义”的“转义”，属于“内涵”。比如，陈复礼照的山水，与它的指称物之间具有一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指涉关系，这是它的“字面意义”；但这山水又“喻说”着其他的意义，如某种精神某种理想某种境界等，又“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了。这就是在使用它的“内涵”。

除极个别用于科研、办公或间谍目的的摄影外，我们通常所见的摄影无一例外地都使用了其图象符号的“内涵”，“纪实摄影”也不能例外。而“纪实摄影”赖以维持其“真实效果”的，却只能是对“字面意义”的“真实”承诺，这就注定了这一“独家承诺”是无法兑现的。

解构主义文本分析早已表明了“意义”的居无定所（尽管有“过度诠释”之嫌），摄影也概莫能外。

这方面的一个极端例子，就是刘树勇的“权力摄影”。他的“翻拍文本”与“原作”有着同样的“字面意义”，但在“内涵”上却颠覆了原已“中心化”了的“意义”。而这一切只不过是通过“元语言”在“语境”上做了点“小文章”而已。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纪实摄影”如此借重的“字面意义”（有人以“纯摄影”来表达“字面义崇拜”）是何等的脆弱！只要使用“内涵”，“字面意义”就不可能“纯”。而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字面意义”本身，也是摄影主体“编码过程”（当然要考虑其“内涵”了）的产物。就如我前面所分析的那样，最迟从构图时起，“转义”便已不期而至。因为人本身就是“符号的动物”。没有一种特制的“暗袋”可以阻挡“意义”的强暴，以保证“字面意义”的纯洁。

其实，现实并未给我们预留出一块放置“真实”、“客观”的真空地带。指涉“真实”、“客观”、“纪实”之类的语词本身，就是一种在语义上不同（差异）于“虚假”、“主观”、“画意”的漂浮的“能指”。如果相信一定有其一一对应的“所指”，就未免太过天真了。对“真实”、“客观”、“纪实”过于执迷的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就已经不“真实”，不“客观”了。我们完全可以像德里达那样，把“纪实”话语里真实/非真实的二元对立消解，把其“中心”/“边缘”关系“倒置”（虽然我不想太过极端）。

至此，我们已将有关“纪实摄影”的神话进行了全面解构，但这并不等于说“纪实摄影”就不值得提倡，事实上它是一种很好的修辞方式。它也只是一种修辞方式，它并非现实本身，更不具有凌驾于其他摄影修辞方式之上的特权。它之所以在一定历史阶段被“中心化”，乃是某些深层权力运作的结果。比如，提倡“纪实”、“抓拍”，可以有效抵御来自政治宣传方面的压力，也可以通过一种对“真实”的想象，来试图消除制控着自我主体的陈旧意识形态。就如早年文学圈里有人提出：文学要脱离政治。并提倡一种“纯文学”。其实这提法本身就是政治的。文学如何可能脱离政治呢？它所要脱离的，无非是为某种政治服务的桎梏而已。

法国的鲍德里亚告诉我们：在现代（他的“现代”相当于美国人常说的“后现代”），所谓“真实”、“现实”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有仅存表象而无内涵的符号。他以“虚拟”与“真实”的关系来划分历史：文艺复兴时代首先出现了“拟象”，以艺术品替代现实，这是“虚拟”的第一阶段。工业革命以后，机器大量生产物品，表象的东西不只是艺术品，而是无限复制的“产品”。到了后工业时代，信息资讯大众媒介逐渐成为文明的表征，这正是当代所处的“虚拟”的第三阶段。在讯息符号所代表的“虚拟”——如电脑的模拟现实——的背后，并没有现实的对应物，“拟象”或“再现”所预设的“真实”的指涉物已根本不存在了。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西方的“后现代”景观也已成为我们不容回避的“现实”。当我们的“现实”，也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虚拟”，成为“类象”时，还不应该对与“现实”密切相关的“纪实摄影”进行一下重新梳理与自我反思吗？而这一切都已成为文化研究不容回避的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纪实神话”的“解构”和“除幻”，就是对“纪实摄影”理论的更新与重构。

情绪摄影论文篇二

情绪是指人对认知内容的特殊态度，是以个体的愿望和需要为中介的一种心理活动。一直以来，对于情绪在人们决策时所扮演的角色研究者都未达成共识，很多研究者认为情绪会妨碍理性决策过程，将对其产生负面影响，他们较少将情绪作为影响决策的独立元素进行研究。但在agerstrom等人对认知与情绪的关系研究中发现情绪在人们面对两难问题时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推理。相比于消极的情绪，积极的情绪在人们做推理任务时更容易进行启发式加工。情绪究竟在人们决策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它的影响机制又是怎样的?本文将从决策中情绪的神经机制、情绪种类、理论模型等方面介绍情绪在决策中所起的作用。

2决策过程情绪的神经机制。

决策是一个多模感觉输入的过程，包括对过去经历的情绪反应和对未来的预期，被整合后作出最合适的决定。研究者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pet)从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简单的双重选择的神经基础到人类决策的复杂分析得出了基本结构，该结构是由复杂的、相互连接的网络构成。其中关系到决策的主要脑区域包括:位于前额脑区底部和腹内侧前额皮层的前额叶皮质，主要是获得刺激、进行评估、反复学习、进行与决策相关的信息操作、工作记忆功能、不确定性下的决策。位于前颞叶背内侧部，海马体和侧脑室下角顶端稍前处的杏仁核，主要是认知冲突加工、奖惩识别、情感知觉(通过面部识别)。包括尾状核、壳核、苍白球、丘脑底核、黑质和红核的基底神经节，主要负责决策加工中的奖惩、成瘾及决策中的强化学习。所有的前额叶皮质是相互连接的，在决策加工时起着重要作用，决策时这些皮质区域交互作用，产生最简单的决策过程。

sanfey等采用fmri记录最后通碟游戏来研究参与经济决策的认知过程和情绪过程的神经机制。研究发现，当游戏者对公平提议与不公平提议做出反应时，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引发了与情绪和认知相关的大脑活动，而且拒绝不公平的'分配方案会引起前脑岛活动显著提高，从而证明情绪可能是直接来自决策本身的反应。

通过两个fmri研究，greene等人发现在被试面临道德困境时，与情绪有关的大脑区域会出现明显的激活。他们使用了经典的电车和人行天桥困境。在电车困境，一个失控的电车会杀死5个人，但人可以触及切换到另一个只会杀死1个人的轨道的开关。与天桥难题相似，大多数人认为不能为了只救那5个人而牺牲1个无辜的人。研究者认为在判断一个实际上是推动他们死亡的人来说这是情绪推动行为而不是简单的触及开关。也就是说某些情况下情绪处理的差异导致了道德判断的差异，在做判断时与情绪相关的大脑区域将更加活跃。

3情绪种类。

3.1积极与消极情绪。

gaudine和thorne将kilne等对儿童决策的研究应用到成人决策中发现情绪状态和与任务相关的情绪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注意，对其做决策产生影响。connelly等人以189名大学生为被试，研究了积极与消极情绪在道德选择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在做决策时积极情绪比消极情绪与决策的联系更为紧密。valdesolo和desteno研究了情绪状态对个体道德判断的影响情况。在其研究中选择79名被试，分实验组和控制组，对实验组使用积极和中性的情绪刺激，积极情绪影响是通过五分钟的喜剧视频引起，中性的情绪则是播放五分钟的旅行纪录片。在人行桥的困境中，延续电车困境，通过把1个人推下人行桥来阻比失控的电车杀死5个人，1个人可以拯救5个人的生命。许多人认为把一个人推下去是错误的，尽管这样可以救活其他5人。结果发现受积极情绪影响的比受中性情绪影响的更容易选择把人推下桥(25%vs8%)。相同实验的控制组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3.2偶然的与任务相关的情绪。

偶然的情绪是与当前任务不相关，源于偶然的或与目前任务无关的认知。与任务相关的情绪是与目前的任务或正在处理的问题有着固有联系的。偶然的情绪状态会慢慢消失，但会影响个体处理后续压力情境中做的决策。先前的文献得出偶然的情绪影响对后续事件的判断和选择，这些情境与产生偶然情绪无关。偶然情绪会影响决策。如果一个人处在一个偶然情绪状态同时又是一个道德决策的情况下，其决策过程可能受情绪的影响，换言之出现的偶然情绪会影响个体的道德判断和意图。bechara认为情绪在人类决策时扮演着重要角色，偶然的情绪与当前的状态相互作用，通过调节情绪的方式影响着我们当前的知觉和选择。如在醉驾时会唤醒个体对可能出现的结果的恐惧，为了安全面选择放弃此活动。然而在醉驾时若与人发生激烈口角，产生愤怒情绪则可能会超过对预期的恐惧而选择可能导致风险的情况。

一直以来情绪被认为是扭曲逻辑推理而不是推动。有研究者认为它甚至是扭曲逻辑推理的催化剂。blumenthal指出指向任务的情绪往往是比较稳定的，而偶然的情绪则是瞬态的。在道德判断中情绪的影响无法通过数据得到完全的描述，所以很多研究结果都是模棱两可的。在blumenthal的一个实验中，他用20分钟的视频去诱导不同情绪，可能是由于诱导的是偶然情绪而不是与任务相关的情绪，所以其结果不具有统计学意义。garg认为如果任务需要决策者付出额外的认知努力，那么将产生大量的消极情绪。这导致个体较少会选择难以评估的选项，会推迟作出决定或选择一个更为熟悉的选项。

3.3特殊的情绪(愤怒、悲伤、内疚)。

先前的大部分的情绪研究集中在基于效价的方法而忽略特定的情绪。最近，许多研究人员不仅仅在效价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积极与消极情绪的划分，而是开始关注特殊的情绪，如愤怒、恐惧、悲伤、仄恶等。connelly等人认为在涉及人际关系的有关伦理情境中，愤怒、恐惧等情绪与道德决策联系最为紧密，效价相同的不同情绪对决策会产生不同的影响。desteno等人发现悲伤和愤怒这两种不同的情绪会对个体未来评估悲伤和愤怒事件的发生产生不同的影响。tiedens等人通过实验发现不同的情绪会对信息处理产生不同影响。

还有一种研究者关注最多的情绪就是内疚，它是一种外在行为和内在心理准则产生矛盾不协调的情绪。steenhaut等人发现在消费者能从商家那里得到好处的情况下内疚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情感。通过强调个体违反了标准造成的结果来增强内疚感会减少消费者从商家那里受益的可能性。另一项kim的研究以大学生为被试，结果发现内疚在灰市商品购买中对购买意图产生负面影响。内疚会显著影响与灰市产品、非法产品相关的道德判断的形成。道德判断调解内疚对购买意图的影响，而不是直接影响意图。

4理论模型。

4.1评价倾向理论。

smith提出了评价倾向理论，该理论以情绪的认知评价理论和功能理论为基础，认为每一特定的具体情绪都由许多认知评价维度构成，但各具体情绪是由不同的认知评价维度占主导，形成特定的评价，而形成的特定评价具有动机的属性，形成特定的评价倾向。他们认为构成情绪的认知评价维度很多，但起主导作用的只有6个，分别是:注意活动指个体是否关注;确定性是对未来事件可否预测的程度;预测努力指需要付出生理或心理上的努力程度;愉悦感是个体感到积极或消极的程度;责任指他人或自身对事件负责的程度。6个维度的不同评价组合成了不同的情绪，评价的差异性导致情绪的差异。例如愤怒是高确定性、他人对负性事件的评价。而恐惧是低确定性，缺乏个体控制和高预测努力。根据该理论，愤怒和恐惧的评价倾向基础不同，这导致对信息加工、决策和选择的影响不同，使得愤怒和恐惧这些偶发性情绪对于道德意图和判断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类似的积极情绪如高兴和希望对道德意图和判断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4.2道德决策模型。

gaudine提出了一个新的道德决策模型，它将情绪涵盖其中。模型提出了两个维度，情绪唤醒和感觉状态，作为影响决策的独立因素，唤醒是感觉状态的强度等级，感觉状态本身是从积极的(愉快)到消极的(恐惧)。遗憾的是他们的模型缺少对情绪维度的明确描述，该情绪影响源自道德感受性和道德行为知觉的决策加工。他们进一步指出情绪并不是与理性决策加工相对立，情绪感受的强度是不同的。心境与情绪不同，它没有那么强烈，对于环境来说并不特殊，心境更倾向于偶然的情绪。他们没能解决是否情绪先于认知或迟于认知的问题，甚至它可能是单纯情绪的一部分。然而他们认为一些决策可能是纯情绪的结果，一些是纯认知的结果，一些是认知一情绪决策加工的结果。

5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情绪在人们决策时扮演着重要角色，它通过与环境、社会因素相互作用来影响人们的决策。作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今后的研究可以扩展到更多领域。

人们的决策很多是在具有时间压力的紧急情况下作出的，这些决策与人们在实验室环境中作出的决策有很大的不同。理论观点的不确定性和人们决策过程的复杂性使得很多模拟工具无法得到最准确的行为数据。今后的研究可以将研究扩展到更多自然条件下决策的情绪，更充分地了解情绪的影响机制。

5.2扩展研究对象，进行纵向研究。

现有的研究多以大学生为研究被试，缺少其他群体的情绪特点分析。为了更全面的了解情绪对决策的影响，需要扩大研究对象，如中老年人、儿童，像残疾人、犯罪人员等特殊群体。

5.3注重跨文化研究。

在情绪对决策的影响研究中鲜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跨文化研究，今后可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重视跨文化研究，以期对情绪的特点有更为全面的了解。

情绪摄影论文篇三

时光荏苒，两年半的研究生学习生涯伴随着毕业论文的完稿即将画上句点。细数在学校两年多学习和生活的点点滴滴，有艰辛，也有快乐;有付出，也有收获，但此时此刻心中更多的是感激之情。

首先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裘丽娅教授。本论文从选题、收集、撰写到成稿，无一不是在裘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她细心严谨的工作态度给了我极大的影响和帮助，让我受益终生。回想两年来裘老师对我孜孜不倦的耐心教导，让我学到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更是做事、做人的方法和态度，这些宝贵的经验和精神财富我将永远铭记。在此，向尊敬的裘老师表示衷心的谢意。

其次，我真诚的感谢我们的辅导员王治老师以及会计学院其他老师，感谢他们无私的奉献和给予我生活、学习上的指导和帮助。

同时，感谢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给予我的支持和包容，感谢室友在我论文撰写过程中给予的帮助和关怀，他们深切的关怀和大力支持是我能够顺利完成学业的动力。

最后，我要感谢参与我论文评审和答辩的各位老师，是他们让我审视两年半来的学习成果，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我将。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加倍努力，以期能够取得更多成果回报他们、回报社会。

本论文的完成并非终点，前路漫漫，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必将继续再接再厉，争取更大进步!

情绪摄影论文篇四

生物摄影作为一种特殊的摄影领域，要求摄影师在捕捉瞬间的同时，能够展示生物的美丽和奇妙。在进行生物摄影的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它的挑战和乐趣。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在生物摄影中的心得和体会，希望可以给对此感兴趣的同学提供一些参考。

首先，在生物摄影中，选择恰当的器材是至关重要的。一台品质优秀的相机和适当的镜头会让我们更容易捕捉到生物的细节和表情。对于拍摄远处的生物，我们可以选择长焦镜头，而对于拍摄细节丰富的生物，微距镜头是必不可少的工具。此外，合适的照明设备也是不可缺少的。有时，在野外拍摄时，我们需要利用闪光灯来提供额外的光线，以确保拍摄效果的清晰和明亮。

其次，理解生物习性和行为模式对于成功拍摄生物瞬间至关重要。生物摄影是一门需要耐心和细致的艺术，我们需要静心观察生物的行为和环境。例如，如果我们想要拍摄动物的奔跑瞬间，我们需要对动物的习性有所了解，提前设定好相机的参数，并在适当的位置等待。只有通过深入了解生物的行为，我们才能提前预判它们的动作，并准确地捕捉到精彩的瞬间。

此外，良好的构图和光线运用也是生物摄影中需要重视的因素。通过巧妙地构图，我们可以突出生物的主题和特点，使照片更具艺术感。例如，在拍摄花朵时，我们可以运用对角线构图原则来赋予照片更强的视觉冲击力。此外，灵活利用光线的变化，不同的光线可以给照片带来截然不同的效果。早晨和傍晚的柔和光线可以增加照片的温暖和柔和感，而阳光直射的中午光线则可以展现生物的细节和纹理。

再者，后期处理在生物摄影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后期处理，我们可以提升照片的质量和表现力。例如，适当调整色彩平衡和曝光度，可以使照片更加饱满和明亮。另外，去除一些干扰元素和修饰一些细节，可以让照片更显精致和纯粹。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后期处理中，我们应该尽量保持真实和自然的效果，避免过度修图，以免失去摄影的初衷。

最后，在生物摄影中最重要的是保护生物和尊重自然。摄影师应该遵守道德准则，避免对生物的破坏和干扰。在拍摄野生动物时，我们应该尽量保持距离，不要打扰它们的生活和环境。对于拍摄植物和昆虫等生命，我们应当在不损害它们的前提下进行拍摄。同时，在后期处理中，我们也应该尊重拍摄对象的真实性，不要做出伪造或夸大的效果。生物摄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创作，更是对自然的尊重和保护。

综上所述，生物摄影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摄影领域，它要求摄影师有必要的知识和技术。通过选择合适的器材，理解生物的习性和行为模式，运用好构图和光线，以及适当的后期处理，我们可以拍摄到独特而精彩的生物瞬间。然而，保护生物和尊重自然始终是最重要的准则。希望我的心得体会能够给爱好生物摄影的同学一些启发和帮助。让我们一起用摄影的方法去记录和传播生物的美丽吧！

情绪摄影论文篇五

选择目的`和意义：

我摄影，我拍照，我选择了摄影专业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来热爱自然，热爱这个本应当充满爱的世界。摄影机器，技巧固然重要，但是，在我心中，最重要的是照片的主题，也就是照片的精神，只有技巧的影像，只能是给人1种视觉冲击，但是要达到从视觉冲击到心灵冲击，那才是真正的杰作吧。我进行的所有拍摄都想告诉看的人，大自然的美丽，从来就在我们身边，各种思想也1直在我们身边漂泊，只要认真去发现，你就会让自己置身其间。认真的去发现，我们1样可以成为摄影的行家，只要记得作品是为了什么，记得作品是在说明我们的内心就足够。

主要研究内容：

主要想研究下到底什么是摄影，什么是好的照片？种种类别的摄影，摄影是绝对不能脱离现实的。

我觉得摄影也是有灵魂所在的，要捕捉那美的瞬间，想想摄影的灵魂所在。

还有的是关于摄影的外在，外在会有很多原因，比如构图，要把那经常的瞬间表现在构图上，照片才能精彩。

什么有是好的照片，更精彩的照片呢，要怎么拍出来呢？这是我研究重点，基本上认为要拍出好的照片肯定是要有着基本的摄影知识，构图以及技巧，最重要的是努力，不断的拍摄，不停的拍摄，每次摄影都要做到认真对待，培育出自己的个性来提高自己的技术。同时还要多看照片，多学习，在别人的照片里取长补短，找灵感。

我认为大量拍摄认真拍摄是最重要，要学习那些摄影大师，他们认真专心，追求完美的态度是他们成功的根本。

情绪摄影论文篇六

纪实摄影通过对人物细节的深度刻画，从而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状态。很多作品都是由于画面中人物的眼神，表情等细节从而使一幅作品让人过目不忘。所以说纪实摄影是离不开细节的刻画。艺术摄影因为更加注重摄影师主观的审美品位为创作基础。相比细节来说，更加关注的是作品整体意境的表现。所以这类摄影师认为，摄影是客观呈现和主观表现的结合。在一定层度上可以说，艺术摄影可以是唯美的，同时可以是纪实的，同样也可以是用观念表达的。摄影师和观者是需要在审美品位上引起共鸣的。

情绪摄影论文篇七

摄影是一门艺术，在捕捉并记录下美丽瞬间的同时，也能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和研究生物世界。在我过去几年的生物摄影实践中，我积累了一些心得和体会，今天我将分享给大家。

首先，选择适当的器材和角度是成功的关键。在生物摄影中，我们需要拍摄各种不同类型的生物，包括昆虫、鸟类、动物等等。不同的生物可能会有不同的特征和行为习性，而我们需要选择合适的器材来捕捉到它们的美。比如，拍摄小昆虫时，我们可以使用微距镜头来捕捉到它们微小且精细的特征；而拍摄大型动物时，我们则需要使用长焦镜头来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此外，在选择拍摄角度时，我们也需要根据生物的习性和环境来进行调整。比如，对于栖息在树上的鸟类，我们可能需要选择一个较高的角度来捕捉它们飞行的瞬间。

其次，了解生物的习性和行为对于获得好的照片也是至关重要的。生物世界有着丰富的习性和行为，如果我们能了解并预测到它们的行为，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捕捉到它们美丽的瞬间。比如，对于水中的动物，我们可以尝试在它们游动的路径上设置相机，等待它们出现在我们希望的位置上，这样可以获得一个更加生动的画面。

第三，熟悉后期处理技巧可以提升照片的质量。后期处理是摄影创作的重要环节，它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提升照片的质量和表现力。在生物摄影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难以避免的问题，比如光线过暗或过亮、背景杂乱等等，而后期处理技巧可以帮助我们修复这些问题，获得一张更加清晰和专业的照片。不过，我们也要注意不要过度使用后期处理技巧，以免照片失去真实性和自然感。

第四，耐心和观察力是成功的基础。生物摄影需要耐心和观察力，因为我们需要等待生物的出现和捕捉瞬间，而这些都需要时间和耐心。在观察方面，我们需要仔细观察生物的行为和动作，以便更好地捕捉到它们的美。另外，耐心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好的拍摄机会。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等待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才能拍摄到一只特定的动物，而耐心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

最后，分享和交流是成长的途径。生物摄影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创作方法。因此，我认为分享和交流是取得进步的关键。通过分享自己的作品和经验，我们可以向他人展示生物世界的多样性和美丽，并且接受来自他人的反馈和建议，不断改进自己的摄影技巧。

总结起来，生物摄影是一门富有挑战性但又非常有意义的艺术形式。通过选择适当的器材和角度、了解生物的习性和行为、熟悉后期处理技巧、保持耐心和观察力，并且分享和交流自己的作品和经验，我们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摄影水平，记录并传递下生物世界的美丽和真实。让我们共同探索生物摄影的奥秘吧！

情绪摄影论文篇八

摄影是一门艺术，通过镜头记录下生活中的美好瞬间，并用照片的形式展示给观众。而生物摄影则是将摄影与生物学相结合，以记录和展示自然界中的生物之美为目的。在拍摄生物照片的过程中，我有幸获得了一些心得体会，以下将从主题选择、构图技巧、光线运用、后期处理和耐心等方面进行论述。

首先，拍摄生物照片应该明确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生物界的多样性相当庞大，有无数种类的生物值得我们去记录。因此，在拍摄前需仔细思考，确定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如动物、植物、昆虫等。只有明确了自己的主题，才能更好地去寻找和捕捉生物的瞬间，从而让照片更加突出和有深度。

其次，构图技巧在生物摄影中尤为重要。构图是照片中各个元素的排列和组合方式。一个好的构图能够使照片更加有吸引力和生动感。在拍摄生物照片时，可以采用几种常见的构图技巧，如对称构图、三分法、黄金分割等。利用这些技巧，可以将生物与背景相结合，使画面更加和谐和平衡。

光线运用是摄影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方面。不同的光线条件下，照片呈现出来的效果也会有所不同。在拍摄生物照片时，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生物特性和光线情况来选择拍摄的时间和地点。早晨和黄昏时分的柔和光线适合拍摄大部分生物的照片，而在阳光强烈的中午时段，可以尝试利用遮光板或其他方法来调整光线，避免出现过曝或暗部丢失的问题。

此外，后期处理是生物摄影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利用后期处理软件可以对照片进行调色、修饰和裁剪等操作，使其更加突出和美观。但要注意不要过度处理照片，保持照片的自然和真实感。后期处理应该是对原始照片的辅助，而不是取而代之。

最后，拍摄生物照片需要有耐心。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等到理想的瞬间出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持耐心和坚持。有时候，我们还需要进行多次尝试和调整，直到获得满意的结果。只有有足够的耐心，才能达到更高的拍摄水平。

总结起来，生物摄影是一门既需要艺术感又需要科学知识的摄影形式。在摄影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主题，运用构图技巧，选择适当的光线，进行合理的后期处理，同时保持耐心和坚持。通过不断地尝试和实践，我们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生物摄影水平，并将自然界的美丽呈现给更多的人。

情绪摄影论文篇九

摘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心理疾病也越来越多，就连还未踏上社会尚在学校中的学生也是如此。，全球疾病负担合作研究发现，抑郁症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之一，预计到，抑郁症将跃升至危害人类健康疾病的第二位，占全球疾病负担的15%。美国1994年4%的医疗费用于治疗抑郁障碍，高达430亿美元。根据统计表明，中国在校学生的抑郁症比例逐年上升，抑郁症成为在校学生自杀的首要原因。如何保障在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学生产生抑郁症的原因，从而更有针对性的采取预防措施。

关键词：

学生情绪抑郁症。

正文：

一、在校学生心理疾病发生的情绪基础。

情绪是一个生理、心理、社会诸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它们的相互感染是情绪基本属性起作用的体现。包括：

（一）情绪的适应性和动机品质决定了存在着正性与负性的根本差异。

（二）情绪的等级结构与情境认知存在着一致性与矛盾。

（三）情绪的检测功能导致情绪对自身系统的放大或削弱的感染。

（四）神经系统中枢与边缘自主系统的相互作用导致情绪的不可控制。

它们之间的每一次活动均可达到协调而产生正性情绪并有益健康，也可以发生分裂而导致有害的负性情绪而感染健康。

二、情绪疾病——抑郁症。

（一）抑郁的概念。

抑郁比任何单一负性情绪的体验更为强烈和持久。抑郁是一种复杂的复合情绪，主要包含着痛苦，并依据不同情况而合并诱发愤怒、悲伤、忧愁、自罪感、羞愧等情绪。每个人都体验过抑郁，但由于过度压力而情绪低落或绝望，失去兴趣而不能胜任正常工作，甚至产生自杀企图等极端意念和行为，就可能向异常情绪转化而成为抑郁症。

（二）抑郁症的.症状表现。

（1）精神症状。

1.心情、情绪的障碍。

抑郁在情绪层面上的症状，即程度较强的忧郁感等主要表现为：强烈的忧郁感、悲哀、说不出的不快、空虚、寂寞孤独、无力、绝望、郁闷、不安、焦躁等。

2.行为、思维受到限制，精神活动能力降低。

处于抑郁状态的人，个人活动受到抑制，整个人处于“停滞状态”，在思维上也会产生障碍，问题的思考找不到突破口，出现“脑筋转不过弯来”“精力不集中”“什么都想不起来，记忆力减退”“判断能力下降，做不出判断”等现象。

3.自我概念的变化。

自我概念，是指人们在对自我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相应的情感体验，即自我评价，并进而通过个体行为加以表现。陷入抑郁状态的人会产生强烈的自卑感、懦弱无能感，失去自信，从而厌恶自己，否定自己，甚至常常产生一些认为自己很坏、很肮脏的想法。

4.思维上的变化。

在抑郁状态下，在个体眼中，所有事情看起来都变得更悲观了，考虑事情总往坏的方面想，整个人都处于绝望的情绪支配下，更有甚者，会出现妄想症状。

（2）身体症状。

1.睡眠障碍。

抑郁症必定表现出来的症状之一，就是睡眠障碍，睡眠障碍可分为入睡困难、易于惊醒、无法睡安稳、浅睡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惊醒，这常常引起人们心情抑郁，总让人觉得“明天又是一个痛苦不安的一天”，促使人们产生自杀的念头。

2.疲劳感。

稍微做点事情或活动就感到疲劳，总觉得全身乏力、酸痛、懒散，给人的感觉就好像生命力和能量即将枯竭似的。

3.疼痛。

抑郁不仅可以摧垮人的精神，还能够扰乱人体平衡，结果导致植物性神经紊乱，从而使血液输送出现障碍，最终出现头部肌肉和神经痛，头晕目眩，头皮发麻等症状。

三、感染在校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

（一）家庭对在校学生的感染。

任何人都不能选择自己的家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只能顺其自然地接受家庭的感染，这是家庭感染的强制性，而家庭感染还具有无意识性，因此同一家庭的成员的许多特征都具有相似性。

（1）父母文化水平对子女心理健康的感染。

在对全国6个中等城市的550个家庭的研究发现，父母的文化水平与子女的心理异常水平成反比例关系，即父母的文化水平越低，子女的异常程度相对较大，有异常行为的子女多发生在父母为高中文化一下水平家庭。

（2）问题婚姻对子女心理健康的感染。

在所有的家庭因素中，对子女的心理健康感染最大的是问题婚姻，主要包括：父母分居、父母离异、父母再婚和父母冲突。

（3）家庭关系对子女心理健康的感染。

家庭关系主要包括：父母关系、亲子关系和三角关系。良好的家庭关系会使子女感到幸福和安全，不良的家庭关系对子女有极大的伤害作用。

（二）学校对在校学生的感染。

学校教育的目的性和系统性，制定了学校教育在培养人、教育人方面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同时也说明，学校的任何变化都对学生有很大的感染。

（1）学校环境对学生心理健康的感染。

学校环境分为外环境和内环境，外环境是指学校以外的社会环境，包括外围坏境、地区环境和社会环境。内环境是指学校内部结构和布局。外环境对学生的感染是通过渗透的方式完成的，而内环境则对学生有直接的感染。良好的学校环境对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2）师生交往对学生心理健康的感染。

师生关系是学校生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关系，他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直接的感染。它能感染班级群体的主导气氛，也感染着学生的情绪和个性。正常和谐的师生关系会使学生形成更多的积极情绪，会使学生形成很多优秀的个性品质。

四、在校学生抑郁症的成因——长期性预防的出发点。

（一）客观环境因素。

（1）家庭因素。

有许多研究和临床证据支持抑郁症与儿童时期的家庭状况有关，特别是儿童遭遇父母的自杀。

（2）个人认知歪曲。

生活学习中凡是能造成强大精神压力、严重的精神创伤或不愉快的情感体验等事件都可能成为导致抑郁的因素。

（二）身体因素。

（1）生物因素。

有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的亲属的抑郁症发生率高于一般人群，可以说具有一定的遗传性，且在性别上，女性抑郁症比例要高于男性。

（2）生化因素。

身体内的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异常，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抑郁的产生。

由此可见，引起抑郁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而是错综复杂的。并且，在校学生，他们自身的心理发育尚不成熟，外界的刺激更容易使他们的情绪产生异常。因此，预防在校学生抑郁症的产生需要家庭、学校及社会各方面的相互配合。

参考文献：

1.王卫红主编《抑郁症、自杀与危机干预》重庆出版社出版.11。

2.张楚廷母庚才主编《学校心理卫生学》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08。

3.孟昭兰主编《情绪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