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土地承包纠纷调查书范文(优质20篇)

系统总结注意总结的时态，一般使用过去时来描述已经发生的事情。总结是在一段时间内对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加以总结和概括的一种书面材料，它可以促使我们思考，我想我们需要写一份总结了吧。如何撰写一篇完美的总结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方法。以下是一些通用的总结写作技巧和方法，供大家参考。

土地承包纠纷调查书篇一

土地问题是农村最核心的问题，它不仅关系着我国农业发展，更是影响现阶段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妥善处理好此类案件，对于稳定社会，促进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笔者就当前审理涉及几个问题进行分析，以便在审判实践中准确把握。

土地承包合同作为当事人的合意行为，不论从合同签订、合同内容，还是从合同履行上看，都应当严谨、合法，但在实践中，存在种种问题。一是从合同签订主体看，承包经营权流转主体不合法、不规范，导致双方主体资格混乱。二是从合同签订内容看：1、标的不明确，如土地、果园四至不明；2、承包基数及承包费交款时间掌握不好，发包前未作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仅凭少数人粗浅体会或者对市场变化因素估计不足，基数过高影响承包者生产积极性，导致合同履行不能或基数过低引起群众红眼病，影响社会稳定；3、违约条款约定不合法，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过高或过低，起不到惩罚作用。三是从合同形式看不具体、不完善，农村承包合同一般要求订立书面合同，但由于农村文化水平、法律知识、实践经验有限，相当一部分合同条款不全，权利义务约定不明，有的只是村干部口头说了算，没有书面合同，有的村干部不把合同当回事，随手丢弃，一旦发生纠纷，无据可查。四是发包程序上不规范，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规定，“承包方案应当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2/3以上的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但在实践中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有些达不到法定人数，有些不召开村委会，还有的不征得村民代表同意，造成群众缠诉上访。五是从合同履行上看，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有的承包人不按期缴纳承包费；有的承包人掠夺性经营，破坏土地种植条件；有的承包人未经发包人同意随意转包，而发包方也以各种理由随意解除合同，随意提高承包费，影响了合同的有效履行。

根据上述种种情况，笔者认为，应实行土地承包合同备案审查制度。我国《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二十三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到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维护发包方和承包方合同的稳定性及双方利益，应由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对合同进行审查备案制度，未经该部门审查的，人民政府不予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二、民主议定原则对土地承包合同效力的影响。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农村重大承包事项都规定了民主议定原则，其法理基础是土地的所有权必须依照所有权人集体意志行事。近几年，从我院审理的土地承包案件来看，有三成为村民委员会主任一人签订合同，未经民主议定原则。作为土地管理者的发包方违反法律这一强制性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承包合同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五条规定，“承包合同签订满一年或虽未满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进行了大量投入的，人民法院不因发包人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越权发包而认定该承包合同无效，但可对合同有关内容适当调整。”该规定适用于发包方所属的半数以上村民以发包方为被告要求确认合同效力而提起的诉讼。该条“一年”的期限为除斥期间，也就是说，只要在承包合同签订后一年内没有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就不能再以此理由认定为合同无效。该解释规定的“适当调整”也是以合同有效为前提，对无效合同没有必要进行事后调整。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部署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解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因承包方不收取流转价款或者向对方支付费用的约定产生纠纷，当事人协商变更无法达成一致，且继续履行又显示公平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发生变更的客观情况，按照公平原则处理。”通过上述司法解释可知，情势变更原则是合同法上一项重要的抗辩原则。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属于合同法的范畴，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订立期限较长，承包人投入较大，各种客观情况发生可能性极大，如物价增高、通货膨胀等，审理土地纠纷案件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更能够体现公平正义，更能够稳定农村生产生活秩序，消除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不平衡性和对抗性，有利于社会和谐。

四、关于《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理解和适用。

《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关于土地权属争议，本条规定了三种解决的办法：一是争议发生后先由当事人之间进行协商解决。所谓协商，就是指土地所有者或者使用者权属发生争议后，在自愿互谅的基础上直接进行磋商，自行解决。如果协商不成，或者协商达成协议一方反悔，他方可提请人民政府处理。二是当事人协商不成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处理。人民政府收到争议案件后，一般先进行调解，调解不成进行行政裁决。三是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处理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此类诉讼到底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不能一概而论，应区别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意见（试行）》中受案范围第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人民政府或者其主管部门有关土地、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归属的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由此可见，需要由人民政府确认所有权、使用权归属的，属于行政案件，一方对行政裁决不服，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如果土地权属已明确，侵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纠纷，应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如果有关当事人的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归属需要先由人民政府确定的，人民政府处理是提起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没有经过这个前置程序，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十八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根据《物权法》的有关精神，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属于用益物权，该纠纷不适用于诉讼时效，故此时效期间为除斥期间。

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该法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包括：（一）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发生的纠纷；（二）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流转发生的纠纷；（三）因收回、调整承包地发生的纠纷；（四）因确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的纠纷；（五）因侵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的纠纷；（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发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纠纷，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当事人和解、调解不成，或者不愿意和解、调解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法的实施，为农村多元化解决土地矛盾纠纷建立了良好的机制。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面向农村，快速解决纠纷，灵活简便，是农村土地纠纷很好的解决途径，同时也避免大量的土地纠纷案件涌向法院，建议先引导矛盾双方当事进行仲裁，对仲裁不服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类诉讼应为民事诉讼。

土地承包纠纷调查书篇二

答辩人因与杨**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答辩如下：

一、任城区人民法院任民再初字第2号判决书适用法律准确，上诉人认为适用法律错误，没有法律依据。

任城区法院是接到济宁市检察院抗诉后，依法再审。正确适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纠正了原一审时适用上法律错误，确定雇主赔偿雇员在雇佣活动中遭受侵害而受到的损失。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8条明确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是明确的规定，不附加任何条件，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结合审判实践，对法律规定如何理解适用所做的指导，是具体判案的依据。

第2条规定，侵权人有故意、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侵害人的赔偿责任。上诉人在用工过程中，不采用任何安全保障措施，存在明显的重大过失;最后，上诉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答辩人存在过失。

二、再审法院计算误工费时间准确，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在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提出有效地伤残鉴定须符合三个条件：一当事人对伤残鉴定有异议，并提出鉴定申请，二人民法院同意，三经双方共同协商确定鉴定机构或协商未果情况下经法院指定。该案中山东金剑司法鉴定中心4月28日作出的第645号鉴定书，符合以上三个程序要件，合法有效。原审法院依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规定确定误工时间为4月27日合情合理。

三、关于误工费标准问题。

年度农林牧渔业年度平均工资18576元，折合50.896元/天计算误工费，有事实依据，同时结合目前的消费水平也合情合理。

综上所述，恳请法庭依据“有错必纠”的原则，依法维持再审判决一、二项，改判第三项误工费标准按50.89元/天计算。

此致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答辩人：

代理律师：

20xx年5月14日。

土地承包纠纷调查书篇三

1、农村集体组织是否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人。

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都有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规定。这些法律，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规定为三级制的“农民集体所有”。这就是“乡（镇）农民集体所有”、“村农民集体所有”和“村内两个以上的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定主体是三个级类的“农民集体”。但是，“农民集体”不是法律上的“组织”，而是全体农民的集合，是一个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的集合群体。它是传统公有制理论在政治经济上的表述，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经济理论界和有关的行政管理部门都力图明确“农民集体”的性质。例如1994年12月国家土地管理局地籍管理司在关于对农民集体土地确权有关问题的答复中就指出：“‘农民集体’是指乡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包括由原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延续下来的经济组织。”行政执法部门的这种解释，在一定的意义上将“农民集体”确定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但这与正式的法律表述是不一致的。这种模糊不清的规定，导致了经济实践中的混乱。从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立法本意和相关规定上来分析，“农民集体”在概念上与“农村集体组织”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农民集体”不是指乡（镇）、村或者村以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不是指某级行政组织如乡（镇）政府或某级自治组织如村民委员会。对于这一点，法律明确规定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就是最好的说明。也就是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都没有土地所有权，它们只能经营管理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但我们在调卷复查时发现，有些地方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上“土地所有权人”一栏填写为“xx村民委员会”。这显然不符合《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应予及时纠正。

将法律规定上的“农民集体所有”理解为“全体农民共同所有”，目前被称之为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思路之一。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就不作涉及了。

2、村民小组是否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

我国长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据国家统计局1981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农村99％是以上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90％以上的土地归生产队所有。在1983年撤销人民公社时，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也由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所替代，虽然一部分在规模和范围上作了调整，但总体上还是保持了原体制下的土地占有关系。根据这种情况，《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将《民法通则》规定村和乡（镇）两级“农民集体所有”变更为三级类所有。但问题是《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规定的“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就是生产队解体后的村民小组？对此，1992年6月国家土地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关于对《土地管理法》有关问题请示的答复中指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必须有一定的组织机构、管理人员、资金，具有一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能够以自已名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在生产队解体为村民小组后，原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可以属于该村民小组相应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不应理解为村民小组拥有土地所有权。“那么，什么是与村民小组相应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有关部门没有进一步解释和确定。

我们认为，《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中规定的“村内两个以上的集体经济组织”并不是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主体，而只是一个级类划分的单位概念。目前苏州农村并不存在这种村内集体经济组织，绝大多数村民小组也没有建立独立的集体经济组织。如果将村内集体土地确权给“村民小组相应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显然不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而由生产队演变而来的村民小组已失去了前者的组织、管理职能，它作为一个社区概念，就是指村民小组农民集体，其完全可以满足级类划分的需要，截止月31日，苏州全市有82%的村的土地按组划分。因此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第三级法定主体表述为“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更为符合实际。11月国土资源部关于依法加快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也规定：“凡是土地家庭联产承包中未打破村民小组（原生产队）界线，不论是以村的名义还是以组的'名义与农户签订承包合同，土地应确认给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分歧观点认为，村民小组组织涣散、不具备行为能力，不应再赋予它集体土地所有权。对此，我们认为，对于一个级类划分的单位概念不需要以组织体的标准进行衡量，况且我国在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正式立法中从未要求所有权人要具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行为能力，正如一个无法定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需要监护人却不妨碍他拥有财产权利一样。

我们认为，在具体诉讼活动中，村民小组可采用诉讼代表人制度参加诉讼。村民小组的总人数都在10人以上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要求，村民小组的全体成员对土地有着共同的利益，可由村民小组会议（其组成成员、召开程序可参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会议的规定）推选共同的代表人，村民小组推选不出代表人的，由人民法院提出代表人名单，要求村民小组会议协商，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在村民小组会议组成人员中指定代表人（通常可考虑由村民小组组长担任）。代表人代为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村民小组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村民小组会议表决同意。

3、“农民集体”能否对土地直接进行经营管理。

有人认为是法律已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对农村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权，因此就排除了“农民集体”的经营管理权。但问题是“农民集体”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如果不能直接从事经营、管理，这显然违反了财产所有权的法律原则。经营管理权是所有权人的一项天然权利，即使是法律也无权剥夺。法律将经营管理权委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拟性的一种补充，实属无奈之举。如果“农民集体”直接经营、管理土地的意愿能够通过合法有效的组织形式予以实现，法律不但不应干涉，还应充分保护。事实上，现行法律中有关承包土地调整、对外发包土地、承包经营方案等重大事项必须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议定的规定就体现了对农民集体意愿的尊重。我们认为法律虽然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可以行使对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权，但也不能就此否定“农民集体”的经营管理权，而且“农民集体”作为所有权人享有的经营管理权应当是第一位的。至于何为“合法有效的组织形式”，我们考虑“村农民集体”以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小组农民集体”以村民小组会议的形式实现意思自治较为现实可行，也便于与现行法律接轨。

4、对外发包土地承包金收益的归属。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质是集体土地使用权。一方面，“承包经营”就其法律上的本来含义，应当是由发包人投资，而由承包人经营；承包土地上的种植物、养殖物和畜牧物等，应当由发包人所。

有并承担风险，承包人只承担善良管理的债务上的责任。起初，承包经营所需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基本上都由集体提供，承包人付出的基本上只是劳动，这时的承包经营是名副其实的。但是，随着承包经营制的发展，承包的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投资份额越来越大，要自行负担种子、化肥和其他生产工具，而集体除了土地外，很少再作其他投入。这种投资角色的转换，实际结果便是承包经营权是有债权之名而行物权之实。事实上，农村承包责任制实行不久后，农民便开始独自拥有承包土地上的种植物、养殖物和畜牧物的所有权，并自行承担风险。这样，农民与集体原承包经营关系已是十足的土地用益物权关系。

另一方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基于农民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而产生，为所有权单位的社区成员平等享有的法定权利。非经农民集体同意，社区以外成员不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例如，《土地承包法》第15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土地管理法》第15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农村集体土地是否无偿使用、农村土地承包费的性质是什么？有人认为，我国农村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劳动成果“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自己的”就是农村集体土地有偿使用的一种形式。我们认为该观点没有法律依据，本社区的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使用自己的土地是没有理由交纳地租的。我们同样可以将此界定为社区公共职能费用。例外的情况是，将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即通常意义上的对外发包。我们认为该承包项下收取的承包金具有土地使用费的性质，应属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的收益。村委会等发包人作为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经营管理者无权擅自处分该承包金。

5、“组有村管”模式下村委会发包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土地是否有效。

根据《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该村民小组发包。而在苏州农村普遍实行的是“组有村管”模式，即组有土地由村委会发包，承包金收益也归村委会所有。我们认为，村委会发包组有土地未经村民小组授权，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应当认定无效。分歧观点认为，村民小组经营、管理职能弱化，不具备发包条件，由村委会代为发包较为可行，村民小组与村委会构成事实委托关系。我们认为，“组有村管”的经营模式并不符合委托的法律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区别：（1）委托关系的受托人有按委托人指示行事的义务，而“组有村管”模式下的村委会是不接受村民小组指示的；（2）委托关系的受托人负有报告义务，而“组有村管”模式下的村委会并不需要向村民小组报告承发包情况；（3）委托关系的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而“组有村管”模式下的村委会有权自行处分承包金收益；（4）委托关系的委托人有支付处理委托事务费用的义务，而“组有村管”模式下的村民小组并不承担任何发包费用；（5）委托关系是合同关系，必须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组有村管”模式下的村民小组既未办理任何委托手续，也无其他表达委托意愿的意思表示，当事人之间就委托关系的成立显然缺乏合意。分歧观点认为，村民小组明知村委会发包组有土地，而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对村委会代为发包行为的默认。我们认为，通常情况下，内部意思的外部表达必须借助于积极的表示行为，沉默不是表示行为。因此，沉默不是意思表示，不能成立法律行为。只有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当事人的消极行为才被赋予一定的表示意义，并产生成立法律行为的效果。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就规定：“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可见，在既无法定又无约定的情况下，村民小组不提异议的不作为，并不能看作是对村委会发包行为的认可。

村委会擅自发包组有土地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如果村民小组就此提起诉讼，法院应当保护其法定的经营管理权及收益权。为维护农村承包经营关系的稳定，审理该类案件时要严格把握诉讼时效问题，村民小组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胜诉权，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村民小组知道或应当知道村委会发包组有土地时起算，如有中断的法定事由出现，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6、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的承包合同是否应认定无效。

我国法律对重要承包事项都规定了民主议定原则，其法理依据是土地的经营管理者必须依照所有权人的集体意愿行事。相关法条有：《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五）、（六）项，《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三）项、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如果发包方违反上述强制性规定，越权发包，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承包合同无效，并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确定其应承担的相应责任。

由于农产品生长周期长，季节较强，人民法院在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时，基于保护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考虑，对承包合同的效力认定应当特别慎重。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5号）第二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承包合同签订满一年，或虽未满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的投入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因发包方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越权发包而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但可对该承包合同的有关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单从法释[1999]15号的文义解释来看，该规定适用于发包方所属的半数以上村民以发包方为被告，要求确认承包合同的效力提起的诉讼。而我们认为最高院此项规定对承包合同效力的认定具有普遍意义，因为人民法院对同一事实关系的法律认定须保持一致，同一份承包合同的效力认定结果不应由于诉讼主体或诉讼请求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最高院就承包合同违反民主议定原则的无效请求设定了1年的除斥期间，只要在承包合同签订后的一年以内没有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就不能再以此认定合同无效，所谓“进行适当调整”也是以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有效为前提的，对无效合同是没有进行事后调整必要的。

土地承包纠纷调查书篇四

答辩人：张xx，女，xxx4年8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xx县人，住xx县xx镇xx村街上组。

答辩人：张xx，男，汉族，40岁，籍贯、住址同上。

被答辩人：xx县官仓镇太平村民委员会。

代表人：王xx，男，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第三人：张xx，男，xxx9年2月1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xx县人，系xx县粮食储备局职工，住xx县娄xx镇xx路xx号。

被答辩人因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一案，不服xx县人民法院(xxx6)桐法民初字第231号判决，提出上诉，其上诉状答辩人收悉，现依法提出答辩如下：

一、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二答辩人系兄妹关系，xx县官仓镇太平村民委员会于xxx3年5月由原“太平、团山、陶坝”三村合并组成。

xxx5年7月，二答辩人与第三人张xx之长辈王xx达成土地互换经营协议，约定二答辩人将其位于xx县官仓镇太平场下场口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第三人张xx之婆王xx位于xx县官仓镇陶家湾冷水屋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1分地进行互换经营。协议达成后，第三人张xx之婆王xx及其父张培学即在互换的土地上修建了房屋，现该房已出售。xxx8年10月1日，第三人张xx之婆王xx去世后，被答辩人原团山村民委员会却不顾二答辩人已互换土地这一事实，违法将其互换的土地予以收回，转包给同村村民唐永刚耕种，承包期为三年。且尔后唐永刚已实际承包了该幅土地，致使二答辩人的权益受到侵害，二答辩人曾多次向村民委员会反映、要求返还互换的承包经营土地未果。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双方及第三人的当庭陈述，有二答辩人与第三人张xx之长辈签定的《土地互换协议书》，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表》，《土地明细登记表》，有太平村民委员会作出的书面《答复》，证人证言以及庭审笔录等相关证据在卷予以佐证，能足以认定。因此，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判决合理合法。

鉴于二答辩人与第三人之长辈互换土地事实成立，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第七十二条“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第(一)款“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第二十六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第三十二条“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第三十五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单方面解除承包合同。”之规定、判决“被答辩人将位于xx县官仓镇太平村陶家湾冷水屋冯发云屋前桐官公路旁靠南面的空地确定0.1亩给二答辩人承包经营”，其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判决合理合法。

三、关于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称“本案属于权属争议纠纷，人民法院没有管辖权”问题。答辩人认为;其上诉理由与实际不符，本案应属侵权纠纷。其一，根据《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二条“土地权属争议是指：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争议”之规定，本案并非因权属归属问题引发争议。其二，根据答辩人以及第三人的当庭陈述和证人证言，答辩人已与第三人对土地进行了实质性的流转互换;其三，尚在承包期内，被答辩人未经答辩人协商，即将二答辩人互换经营的土地予以收回，并转包给唐永刚经营，这已侵犯了二答辩人的民事权利，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本案应属于侵权纠纷，由人民法院受理管辖。

第四、关于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提到的“土地承包营权的转让应经发包人同意”问题，答辩人认为，本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流转是以采取“互换”的方式进行的，而并非是采取“转让或者转包”方式进行，因此，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之规定，本案“互换使用经营权”这不需要经过发包方同意。换句话说，即便一定需要被答辩人同意，从本案的具体案情来看，答辩人于xxx5年在与第三人之长辈互换土地时，已向原团山村支书杨大现口头备案，并征得其杨的同意(有庭审笔录、证人证言佐证)。因而，这可认定，被答辩人已对双方交换土地的行为进行了默认。

第五、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由于二答辩人互换土地后，被答辩人于xxx8年将其收回转包给唐永刚，后又于xxx1年收回村委会，因此，本案的侵权时间应从xxx8年起开始计算，至今并未超过，且二答辩人一直在反映，主张权利，要求解决。

综上，二答辩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具体明确，被答辩人上诉无理、恳请二审法院在审理查明事实之后、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为感!

此呈。

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答辩人：张xx张xx。

xxx年八月十日。

土地承包纠纷调查书篇五

〔案例〕蔡小兴家南面有一块仓库大场，村里分田到户后，该场地一度闲置，后由濮吉生等五户村民占用种植蔬菜，蔡小兴部分承包地被村里征用后，就提出把这块大场补偿给他，遭到濮占生等人的反对。2003年5月，村委会书面通知蔡小兴被征用承包地的面积用补划的方式解决。5月27日，村委会召开村民组长代表、部分老党员会议，会议形成决议将仓库大场补偿给蔡小兴。同日，沙家浜镇政府作出《关于调整蔡小兴户承包地的批复》，同意村委会的调整方案。镇政府作出批复后，又组织人民去现场划地，但此时该场地已被濮吉生等五户种植了毛豆等农作物，划地遭到了阻挠。为此蔡小兴提起诉讼，要求五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判决〕法院审理后认为，原、被告争执的大场场地属于村预留的机动地，五被告对该机动地均无权占用;原告在村委会征用、占用其承包地后，依法有权获得相应补偿，但原告所提供的调整土地手续不符合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且至今未得到县级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应认定该调整还未生效，蔡小兴尚未正式取得该地的承包经营权。因此，蔡小兴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评析〕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方案和调整承包地均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调整承包地需报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蔡小兴户的承包地调整方案既不能证明已经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村民代表同意，又没有主管部门批准手续，败诉也就不足为怪了。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土地承包纠纷调查书篇六

原告：张星光，男，33岁，浙江省浦江县治平乡张官村六份头村村民。

原告：芮灵华，女，27岁，系张星光之妻，同村村民。

被告：张食领，男，47岁，同村村民。

1995年5月份，治平乡张官村村委会经治平乡人民政府和治平乡土地管理办公室同意，进行村民建房统一规划。原告张星光一户被安排在张官村溪边第十三排，屋基两间，面积72平方米，共五口人;被告张食领一户被安排在张官村凉亭外第七排、第八排前后各一间，面积72平方米，共五口人。1995年7月14日，被告张食领应原告张星光的要求，同意与张星光互换上述建房用地位置，并在证人张伯范、张润禄的参加下，双方签订了互换合约。

合约载明：“今有张星光、张食领双方自愿调换屋基，有张星光的溪边第十三排二间连余地换张食领凉亭外第七、八排公路边前后各一间共二间，双方协议商定不得反悔，立此合约。”张星光、张食领签字。同年8月30日，张官村村委会在原、被告分别呈报的《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审批栏中签署了“同意二间”的意见。治平乡土地管理办公室、治平乡人民政府于同日也在其审批栏中签署了“同意在耕地上建房二间，计72平方米”的意见，并加盖了公章;在四至一栏中签署了“村统一规划”的意见。随后，被告张食领即开始在调换后的屋基上动工兴建。

1995年10月17日，原告张星光、芮灵华夫妇以原告张星光未经共有人之一的原告芮灵华的同意，原告芮灵华不同意调换，原告张星光反悔为理由，向浦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屋基调换协议无效。

被告张食领答辩称：此屋基调换系双方自愿，写有调换合约，且是在集体刚确定各自屋基的位置，县人民政府未登记造册、核发证书之前，即权属尚未经书面确定情况下调换的。这种调换政府是允许的。故双方的屋基调换合法有效。

诉讼提起后，浦江县土地管理局于1995年11月20日分别在原、被告的《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的意见栏中批示：“准予在耕地上建房贰间计72平方米”，并加盖了公章;还分别在各自的备注栏中注明：“同张食领调换”、“同张星光调换”。

「审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不属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原告应向有关行政部门请求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该院于1月10日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的起诉。

综上所述，本案在已有政府审批结论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作出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的民事判决，而不是本案不属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原告应向有关行政部门请求解决的裁定。

「评析」。

本案原、被告互换建房用地虽然是在经村统一规划确定建房用地位置后进行的，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八条关于农村居民建住宅使用耕地的，应“经乡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本案原告起诉时，原、被告均未取得浦江县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浦江县土地管理局批准同意在张官村耕地上建房，这说明双方尚未取得建房土地的使用权，该土地的使用权还是集体的。

现原告要求法院确认其与被告的建房用地互换行为无效，不但其原告主体资格不具备，而且被告的主体资格也不具备，即原告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二)项关于必须有明确的原、被告的要求。同时，因土地使用权是集体的，双方无权争议，不能作为自己的诉讼请求的事实和理由，此也是不符合该条第(三)项关于“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的要求的。故在起诉的四项条件其中三项不具备的情况下，应驳回原告的起诉。

那么，是否可因为在原告起诉后，浦江县土地管理局批准了原、被告的建房申请和同意双方调换建房用地，案件应当继续审理呢?由于土地管理部门的上述行为系行政行为，对此，不能由民法来进行调整。如果原告不服浦江县土地管理局的批复，可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另行提起行政诉讼。故本案不应继续审理。

正因为上述原因，当事人之间在审批过程中发生的交换行为，产生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所以，本案原告起诉要求确认互换屋基协议无效，所要求处理的正是一种民事契约法律关系，法院所要审查的，就是其要求确认无效的理由是否成立，这应属人民法院民事收案范围。

但由于其作为土地使用权的主体资格最终要有待于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意见才能确立(在现实生活中，民事主体资格要经过一定的行政程序依法确立的，比比皆是)，故法院在受理案件后，是可以在诉讼中出现的政府主管部门审批的结果，来作为确认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从根本上成立为依据的。此点，在最高人民法院1995年12月27日法发2号《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2条及第5条中表达的是十分清楚的。

该第2条规定：“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格的企业与他人签订的以房地产开发经营为内容的合同，一般应当认定无效，但在一审诉讼期间依法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资格的，可认定合同有效。”该第5条规定：“出让合同出让的土地使用权未依法办理审批、登记手续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在一审诉讼期间，对于出让集体土地使用权依法补办了征用手续转为国有土地，并依法补办了出让手续的，或者出让未经依法批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依法补办了审批、登记手续的，可认定合同有效。”这种情况尚且如此，当事人已经申办但还在审批过程之中的更应如此。这是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要考虑的一个“审判合理性”的问题。

土地承包纠纷调查书篇七

王村村民王男一直做小本生意。6年前，他将自己的承包地转包给村民张三。合同约定，转包费每年1000元，转包期限，转包费1.5万元，一次性付清。王男在市里买了房子，一家三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村委会认为王男迁出户口后，就不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应该再收取土地流转费，要其将以后剩余的土地转包费用返还村委会。王男却认为，自己转包土地在先，迁出户口在后，收入应该归个人所有。双方争执不下，村委会将王男推上被告席。法院经过审理，判决剩余的转包费用归村委会所有。

土地承包纠纷调查书篇八

答辩人因与被答辩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案号穴民初97号)，现答辩如下：

第一、此荒地的承包未通过叫行等公开的民主方式进行，侵犯了答辩人广大村民的集体利益，《承包合同》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下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条的强制性规定而应归于无效。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分为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的承包两种承包方式。

家庭承包是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人人有份的承包，承包的土地主要是耕地、林地和草地;而其他方式的承包系指除家庭承包以外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进行的承包，承包的土地主要是“四荒”地以及果园、茶园、桑园、养殖水面以及其他小规模零星土地。

农村土地属于村集体所有，不管是家庭承包还是其他方式的承包都必须遵循民主程序进行，其主旨是为了保护广大村民的集体利益不受侵害。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第二节对家庭承包的民主发承包程序作出了规定，而第三章规定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应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虽然此处名义上表述为“应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但其主旨均是不得侵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这是与《农村土地承包法》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宗旨相一致的。

本案争议的此块荒地的承包属于《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章“其他方式的承包”性质的承包，但是此荒地的`承包并未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进行，更未采取我们胶东地区对空地、荒地等农村土地通常采用的俗称为叫行的方式承包，而叫行的发承包程序也是民主议定程序的一种表现形式，故，本案《承包合同》的签订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条的强制性规定，直接侵害到答辩人广大村民的集体利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故《承包合同》因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应归于无效。

第二、此荒地的承包虽未通过叫行等公开民主方式承包，但也未在实质意义上召开村两委会会议、也未召开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也未向全体村民公示、也未征求广大村民或者村民代表的意见，侵犯了答辩人广大村民的集体利益，《承包合同》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应归于无效。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

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

此荒地的承包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方案，更未召开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也未征求多数广大村民的意见，侵害了答辩人广大村民的集体利益。

同时，《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和因工程建设、自然灾害毁损的农村土地，应当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

其承包方案应当向全体村民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十五日。

第八条第3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变更、解除和无效合同的认定，按照《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承包合同无效：(一)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二)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三)违反本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四)恶意串通或者采取欺诈、胁迫等不正当手段签订的...。

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发包方案(包括项目及发包方式、指标、期限、承包经营者等)应当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经村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另外，穴坊镇人民政府《穴坊镇农村财务规范化管理的规定》“二：村级支出限额的管理严格执行开支审批制度。

之“7：村级的账务规范化要求。

之“(6)、民主理财与重大事项的管理”中规定：“凡是村级的重大事项，如：土地调整，机动地微调，土地发包、出租、出卖、转让，各类合同的签订，固定资产的处理，生产性投资等工作;需由村两委研究通过，并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通过，同时由镇包村工作片批准通过，报镇政府审批后，方可实施。

土地承包纠纷调查书篇九

近年来，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大量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我国人多地少，户籍制度又极大限制了农业人口的流动，农村土地一直是一种稀缺资源，且直接关乎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但长期以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模糊不清，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法律意识、合同意识淡薄，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缺位，加之国家近年来的惠农支农政策不断出台，农村土地承包引发的诉讼和信访事件频发不断。及时掌握和准确处理此类纠纷，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村的经济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

（一）成讼时间上的集中性。

一方面，由于农作物的种植与收获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和影响，90%以上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当事人往往选择在农闲季节提起诉讼，因此往往集中在每年的秋收后和春播前。相对于其他方式承包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在成诉的季节性尤为明显。另一方面，从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看，国家政策一直起到主导作用，相关立法只是将执政党的意识上升为国家意识，使政策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因此，国家农村土地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前后，也是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集中发生的时期。如国家出台“一免两补”土地政策后，发包方起诉承包方要求解除合同和承包方起诉发包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大批纠纷诉至法院。

（二）诉讼主体上的群体性。

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省农业人口总数为1191万，农业人口比例高达45.8%.但相当一部分农业人口在一系列惠农政策出台前，因经营土地成本高、收益低而外出谋生。国家从收取“两金一费”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调整为统一征收农业税，再调整为免征农业税，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并实行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后，农民经营土地的成本减少，收益显著提高。大批外出务工的农民纷纷要求回乡务农。部分纠纷中，发包方违约明显，承包方证据充分，胜诉率高，承包方往往选择共同诉讼。还有很多案件，起诉时仅仅是个别村民提起诉讼，但涉及问题却牵扯到其他村民或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群体利益，相当一批农户持观望态度。一个案件处理不当，往往引起连锁反应，波及整个村庄甚至乡镇。另外，受传统法律文化影响，农户们往往愿意凭借人多势众，甚至集体上访，赢得法院更多的理解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三）纠纷类型上的多样性。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较为单一，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出多元、快速发展态势，农村土地承包也随之在承包主体、承包方式和权利义务内容方面体现出多样性。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土地承包、流转、承包人的权利义务、发包人的权利义务、救济方式和法律责任。首先，就承包土地的权属而言，既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也有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土地，还有权属不明的土地。从承包土地的使用状况而言，既有耕地，也有林地、草地。从承包者的身份而言，除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外，还有外来人员以招标、拍卖、协商等其他方式进行的承包经营，且承包面积较大，赢利性明显。纠纷类型除了常见的外出打工农民回乡要地、出嫁女回原住所地要地及相邻农户之间争地等纠纷外，还如，有的农户因举家搬迁到小城镇，将所承包土地连同附着房屋一并转让他人，但未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手续，后又反悔，要求受让人返还承包地，但不要求返还房屋。有的农户承包土地后又进行转包，在转包合同到期后，次承包人主张优先承包权。有的承包合同经乡土地纠纷仲裁机构裁决予以解除，村委会在承包方未退出承包地之前，又将争议土地另行发包，现承包户因权利受损，起诉发包方和原承包户要求村委会履行合同、原承包户退出土地，产生合同之诉与侵权之诉的竞合。有的农户先起诉调整转包费，经法院判决支持后，次承包人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该农户又另行起诉请求解除转包合同。有的农户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口头放弃承包经营权或弃耕撂荒，村委会将上述土地另行发包，后为满足该农户的要地请求，村委会又在其他农户的承包地中为其调剂，但其他农户拒不接受调剂而引发纠纷等等。

（一）合同签订不规范。

1.合同主体资格混乱。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但是在发包过程中，有些村委会和村民小组的职责分工并不明确，有的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将同一块地分别承包给不同的村民，还有的村民小组将土地发包后，村委会收回村民小组已发包土地，重新对外发包或租赁，引发纠纷。

2.合同签订程序不规范。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方案应当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但是在实践中，村、组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进行违规发包的情况屡屡发生，围绕承包合同效力产生的纠纷大量出现。有些村干部甚至在发包时搞暗箱操作，擅自以低价将土地发包给亲朋好友。有些村委会任意制订土地承包方案，以“优惠条件”将土地发包给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引起了村民强烈不满。

3.合同约定内容不完善。有的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只有口头协议，一旦发生分歧，极易引发纠纷。有的虽签有书面合同，但条款不完善、不具体，有些条款甚至违反法律规定。如土地面积无约定或约定不清，甚至有的连土地的四至都未约定，仅明确了地块名称。由于约定不明，双方又各执一词，事实和责任难以认定。有的合同没有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缺乏确保履行合同的制约机制，为当事人随意违约提供了条件，出现了随意缩短承包期、收回承包地和提高承包费，随意调整承包地，多留机动地不尊重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强迫种植、强迫流转承包地等。

（二）合同履行不诚信。

1.发包方违约。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发包方非法变更、解除合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家庭承包的，在承包期内，非发生法律规定的事由，并经过法定程序，发包方不得收回和调整承包地。“这是该法赋予农民长期、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核心内容。”但现实生活中，有些发包方为谋取利益，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擅自解除土地承包合同，收回农业用地用于营利性开发建设。二是发包方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的权利。有的乡村干部不注意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还习惯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和行政干预的手段对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使滥加干涉，以发展集体经济、搞规模经营等理由强行统一种植作物，或者强制收回承包地。

2.承包方违约。主要包括承包方对土地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擅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拒绝交纳土地承包费等情况。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承包方有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的义务。土地管理法对于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规定了严格的转用审批程序和征地、用地批准程序。在审判实践中，一些承包人未履行法律规定的审批手续，在承包地上建设永久性建筑，甚至容许他人在承包的土地内修建坟墓牟取利益。有的承包方在承包地上建筑、取土等，()造成土地荒漠化，严重破坏耕种条件，使农用地难以恢复耕种。还有的承包方以各种理由逾期、拒绝交纳承包费，构成违约。

（三）土地承包管理不规范。

1.没有土地清册或记载不详。现实中，很多村委会没有建立土地清册，或者用手写财务帐簿的方式代替清册，其中不少帐簿有改动，无法确定记载事项。有的村委会建立了土地清册，但是清册记载不详，承包经营的户主有的记载为原承包人，有的记载为受流转人；对各户承包土地的面积、边界记载不清，面积多为概数，诸如“道南边”、“沙坑北边”、“东房东边”等划分边界的字样十分常见。对于流转方式及变更理由基本无记载，关于流转土地的坐落、质量等级，流转土地的用途、流转期限没有记载的现象更是十分普遍。承包人之间发生争议时，村委会拿不出有力依据来证明土地使用权范围及流转详情，当事人只能通过向法院起诉确认自己的权利，导致很多不必要的纠纷产生。

2.机动地管理不当。村集体在划分土地时一般都会保留一些机动地不做分配，将其租赁给农户经营，租期5至不等，且一般事先收取部分或全部租赁费。由于近年来国家减免农业税，农民负担大幅度减轻，一部分租赁户不愿意再承担原租赁费，甚至要求退还已预交的租赁费，双方发生纠纷。有些村集体为了收取租赁费用，预留机动地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未受益的农户发现当前种地效益好的形势，要求重新分配机动地，但原来的承包大户不愿意退出，产生纠纷。

（四）土地使用权流转不规范。

1.转包转让型。税费改革前，有的农户觉得种地收益不高，便将自己的土地转给他人承包，其税费也相应由接受者承担。但这种农户间自发性的土地流转多是采用口头协议，没有书面协议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或书面协议内容不具体，签订协议后往往也不通知集体经济组织，更无法得到主管部门的备案。税费改革后，原承包户要求现承包户退还其土地时，双方往往各执一词，引起纠纷。

2.代耕代种型。以前不少农民放弃耕种，外出务工经商，不承担村里和国家的税费，村干部为了能完成国家税收任务，让其他农户代耕代种。代耕代种农户履行了缴费义务，且税改时这些耕地面积又纳入了代耕代种户的计税面积，现在原承包户回村，找代耕户或村集体索要自己的承包地，发生纠纷。

3.重新发包引发纠纷。前一段时期农民耕种收入较低，有些农户弃耕抛荒，外出务工，土地长时间没有人耕种。有些农户甚至明确表示放弃承包，将土地交回，村集体据此收回承包地，并发包给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上述情况又不属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承包期内发包人收回承包地的法定情形。税费改革后，种地收益增加，原来放弃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回村要求继续承包，与新承包人和村集体发生纠纷。

（五）土地征用补偿不合理、不规范。

城镇化、工业化和公路建设需要征用大量农村集体土地，但因，征用土地上我国现行征地制度存在很多弊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不能分享到农地增值的收益，被征地农民往往也得不到妥善安置和合理的经济补偿，这就弱化了土地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农民失地后又失业，生活缺乏保障，引发了大量的群体纠纷和上访。另外，由于法律规定笼统，加之利益驱动，农村基层组织在发放、使用、分配征地补偿费用的过程中极不规范，随意性大，特别是因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分配产生的纠纷大量产生。

（六）农业政策的变化。

近年来，我国农业政策在不断向惠农支农的方向调整。1982年开始，中央连续五年以1号文件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保障。1991年12月7日，国务院出台《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明确了农民应负担的费用和劳务的范围，减轻农民负担。，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着重让农民减负增收，通过“一免两补”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了农民承包土地的积极性。12月29日，全国人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作出《会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国家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和措施，使得土地的现实收益和预期收益大大提高，农民承包土地的热情被重新点燃。许多在城镇打工的农民陆续返回农村承包土地，许多被弃耕的土地开始有人争相耕种，广大农民纷纷主张自己的土地承包权益，导致大量纠纷产生。

（七）人多地少的现实。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大多数地方人均耕地原本就少，加之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基础建设需要征用大量土地，致使人地关系“雪上加霜”,再加上土地补偿或土地置换不到位，从而导致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土地作为农民基本的保障和收入来源，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涉及土地的纠纷也越来越多。

（八）立法不足。

1.立法的滞后与过分概括。目前，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农村土地承包法》，但该法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的特别法是在出台。此前，此类案件审理的重要依据是国家政策、相关单项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而截止底，全国已有98%左右的村组完成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另外，20农村税费改革后，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流转、变更等新型纠纷大量产生，但因涉及政策和法律的衔接，各地对很多问题莫衷一是、做法不一。直到203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上述混乱状况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土地二轮承包和因农村税费改革引发的纠纷，占近五年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70%以上。另外，《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内容比较原则，在实务中缺乏可操作性，法院对该法理解也不一致，不能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判决结果，无形中导致了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数量的增加。

2.立法对现实考虑的不足。《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以户为单位，土地承包30年不变。但如国按照“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基本原则执行，就会出现“一地多人用，多地一人种”,“亡者有土，生者无地”等现象。该法虽然规定用机动地对新增人口进行调整，但又规定，机动地超过5%的不再增加机动地，因此很多村集体现在已无机动地可调整，许多新形成的农户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无地可种的现实。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这又间接增加了村集体在承包农户间进行土地调剂的难度。

3.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不力。理论界虽然一直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定义为一种用益物权，但在《物权法》出台前，相关法律一直没有对此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权能无从发挥，从权利的取得、处分、变更及救济途径等方面更接近于普通债权。这种混有债权性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无法像真正物权那样有必要的方法和程序可以对抗来自发包人和其他行政组织的干预”.虽然《农业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一些接近于物权的保护方法，但在上述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中仍更多地体现了合同法的相关内容，弱化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绝对性，导致现实中承包地被擅自收回、随意侵犯的现象大量存在。

（九）法律意识不强。

农民文化水平偏低，长期生活在熟人社会中，道德、习惯、人情对行为的引导作用大，迁就、忍耐、私了长期作为纠纷化解的主要途经，法律知识缺乏现实需求，风险责任和权利保护意识淡薄，基本法律概念不清，缺乏签订合同的技巧，不愿履行备案报批程序，随意涂改证书等现象时有发生。在承包经营土地时进行掠夺性经营，破坏土地耕作层或造成土地盐渍化，任意改变土地农业用途，不按约定交纳承包费。一些乡村干部的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对耕地搞强制发包，对合同随意变更，对签订的合同想变就变，使承包方的合法经营权落空，产生大量纠纷。

（十）纠纷调处机制不健全。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纠纷可以选择协商、调解、仲裁、诉讼四种方式解决。如果协商、调解、仲裁等诉外解决争议机制顺畅，可以有效地减少诉讼，迅速化解纠纷，防止矛盾扩大。但是协商和非诉调解都要求双方自愿，且结果不具有强制力，而仲裁则存在机构设置不健全，仲裁效力不明确的问题。至今仍有许多地区没有成立仲裁机构，即使成立仲裁机构也没有开展仲裁业务，导致大量土地承包纠纷当事人不得不选择诉讼，增加了当事人和人民法院的负担。而法院审理案件要受相应程序法的限制，审理周期较长，容易延误农时，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和农民权益得不到及时处理和保护，引发农户集体上访，农户维权的成本也随之提高，形成恶性循环。

（一）案件数量多，增长趋势明显。

年国家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时，黑龙江省被列为全部免征农业税和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试点省份，广大农民种粮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在城镇打工的农民走回家门承包土地。新一轮的土地承包热与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时的冷清形成鲜明对比，许多被弃耕、撂荒的土地开始有人争相耕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数量日益增加，其中19至20期间流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年以后发生的纠纷逐年增加，所占比例居于首位。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和绥化市为例。哈尔滨市两级法院2003年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一审案件537件，2004年受理1217件，年仅上半年就受理1459件，案件数量呈逐年大幅上升的趋势。齐齐哈尔市两级法院2004年受理土地承包纠纷案件579件，2005年受理1244件，受理1447件，增加趋势也较为明显。绥化市2004年至上半年全市两级法院共审结一、二审各类农村土地纠纷案2316件，其中2004年325件，2005年782件，20801件，20上半年即达到408件。

（二）案件类型多，成因复杂。

1.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具体情况较为复杂。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将机动地或荒地发包或用以抵偿本集体经济组织陈欠的债务，后一方起诉要求缩短承包期限、提高价格或者解除合同。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发包土地时本村村民无人承包，通过广告发包给其他村的农户后，本村村民要求收回土地，迫使发包方起诉请求解除原承包合同。有的农户迁出后到居住地落户，迁出地发包方诉请解除合同，收回其承包地。还有的农户承包土地后自行开荒使实际耕种的承包地面积多于承包合同约定的面积，发包方起诉要求农户将新增面积上交并按承包合同约定的价格交付新增土地的承包费。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户承包期内违法调整或收回承包地，农户诉请继续履行原承包合同等等。

2.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主要表现为农户之间抢种相邻争议地块，农民强种村机动地或强种其他农户承包经营的地块，新增人口农户强种村机动地、预留地。另有因发包方收回或调整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引发的纠纷，如人走家搬、户口未迁出的农户，服刑、劳教、被拘役的农户，躲避计划生育或村级债务的外出农户，农村妇女结婚、离婚、丧偶后村集体收回其承包地另行发包，造成这些农户二轮承包时无地可分而产生纠纷。

3.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主要缘于农户之间转让、转包、互换、出租或将土地委托给亲属或他人代耕后因国家农村税费改革，“一免两补”政策出台，使原约定的土地流转价格对一方而言显失公平，因而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引发纠纷。也有少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接受流转一方（主要是次承包人）主张优先承包权引发的纠纷。

4.土地承包权继承纠纷。此类纠纷多为继承人争种被继承人生前承包的土地，如公婆与丧偶儿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争种死者生前承包经营的土地引发的纠纷，还有的父母死亡后子女要求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解除父母生前与他人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

（三）认定事实困难。

对证据的分析与认定是认定事实的基础，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中的证据在形式、内容和取得方式方面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另有管理、自然等其他因素掺杂，给认定案件事实造成了较大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证据形式上存在瑕疵。

（1）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瑕疵。一些县区至今未统一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或者未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到户，以至纠纷发生时承包方不能出示其权利凭证。

（2）土地承包合同瑕疵。从卷宗反映的情况看，各地的土地承包合同大多为格式合同。有的发包方负责人未签字，有的未加盖发包方公章。有的承包方未签字只捺押，有的承包方由农户未成年家庭成员签字。

（3）土地流转合同瑕疵。有的承包经营权人将经营权转包、互换、转让或交由他人长期代耕后未签订书面的流转协议。有的以收取流转费的收据代替协议。有的签订了书面流转协议但手写字迹不清。有的仅有一份流转协议，因字迹不清双方说法不一难以辨清。有的协议未标明签订日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未经发包方同意。大多转包、互换、租赁或其他方式流转合同未报发包方备案。

（4）缴费票据瑕疵。有的票据上未载明缴费人姓名。有的票据缴费金额只有小写无大写数字。有的票据未写明缴费明目。有的票据未标清缴费年度。有的票据未写清缴费日期。有的票据未加盖收款单位公章。

（5）证人证言瑕疵。有的证人出具了书面的证言后未出庭作证。有的证人与当事人一方有亲属关系或利害关系。

2.证据内容不详。

（1）土地承包合同内容不规范。许多土地承包格式合同缺少合同主要条款，如承包土地的坐落、质量等级，承包起止日期，承包土地的用途，违约责任。大量土地承包合同对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约定不明或利益失衡。

（2）土地流转合同约定不明。关于流转土地的坐落、质量等级，流转土地的用途、流转期限及违约责任约定不明的现象十分普遍。

（3）土地清册记载不详。承包经营的户主有的记载为原承包人，有的记载为受流转人，对于流转方式及变更理由基本无记载。对各户承包土地的面积、边界记载不清，面积多为概数。

（4）书证之间存在矛盾。有的案件争议涉及土地面积，而当事人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与土地清册上记载的土地面积不一致。还有的经丈量农户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与前两者均不一致且出入很大。有的案件不仅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内容相互矛盾，而且同一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也相互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5）证人证言随意性大。有的证人碍于邻居情面或出于感情因素完全按一方当事人的意愿出具证言，经出庭质证反映出其对相关事实一无所知。有的证人为双方当事人出具内容相反的书面证言，尔后拒绝出庭作证。

3.举证不能或不充分。

土地承包或流转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较长，少则三、五年，多则三、五十年。长期合同的承包方或受流转方为培肥地力，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多根据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核算对土地的投入。调研中反映出旱地改水田的投入很高，但由于投入方未保留、全部或部分遗失相应证据，诉讼中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力，有些甚至无法鉴定，以致法院难以认定其损失数额。

4.影响事实认定的其他因素。

管理漏洞、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等也会影响事实认定。如因发包方承办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或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或合并时交接不清；长期风沙作用使原本作为土地承包边界的沙坑或洼地被填平或房屋因年久失修倒塌；一些农户的承包地被洪水淹没后地界被毁；有的农户私自移动地界标志物等等，给法院认定事实增加了难度。

司法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屏障，在面对大量涌出的、直接关系到农民根本利益和农村社会的稳定的这一类纠纷，尽管非常慎重，但仍然难以避免这样的尴尬：重当事人举证就难以保证审判结果公正；重个案的法律公正又难以兼顾审判的社会效果。有些案件尽管法院裁判并无不公，但败诉的当事人会不断上诉、申诉、上访。这样一来，法院不仅没有解决纠纷，还成了被信访的对象。而且当事人也因为自身的行为，使纠纷解决的成本不断上升，成为基层稳定的隐患。

（四）适用法律不统一。

随着国务院一系列农村土地政策的出台，各省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相继制定了更为详细的政策，对土地承包方及国家政策作出了具体解释。但是，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概括性的法律条文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对相互矛盾的政策和法律也可以作出不同的选择，突出表现为同样事实不同裁判，结果或意见分歧明显：

1.流转合同解除与否不同。在同一市辖区内基层法院审理的案情基本相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案件中，有的法院判决解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流转合同，有的法院则判决驳回原告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

2.承包或流转合同效力确认结果不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三）项、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均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民主议定程序，在发包方违反这一程序与承包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效力问题上，不同法院裁判结果相悖。又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中关于“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的规定，在实践中有的法院依据转让未经发包方同意或其他方式流转未报发包方备案的事实确认流转合同无效，有的法院则确认同样的流转合同有效。

3.承包经营权继承与否不同。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经营权，有家庭成员之一死亡后，其承包地是否按继承关系处理，《农村土地承包法》中虽有提及，但没有深入论述，成为司法实践的难点之一。除林地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有的法院判决耕地、草地的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内由继承人继续承包，有的法院则不支持当事人要求继承承包经营权的诉讼请求。

4.一户两籍者与原居住地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解除与否不同。在黑龙江省农村中，不少农户持有两份户口簿且在两户籍地均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案件审理过程中有意见认为，应依据公安机关就原户籍应否注销来确定原合同应否解除，另有意见认为应以一户一地为原则，依据这些农户在新户籍地是否取得承包地的事实确定原承包地应否收回。

（五）政策、法律与现实之间存在矛盾。

1.法律与政策之间的矛盾。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第四条明确规定：“要严格执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以欠缴税费和土地撂荒为由收回农户的承包地，已收回的要立即纠正，予以退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文规定：“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两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村集体按照土地管理法有收回承包地的权利，但是依《农村土地承包法》及国务院政策的规定又要将承包地退还，立法本身就存在矛盾。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是相同位阶的法律，没有效力优先之分，这种立法和政策之间的矛盾给法院审理案件造成很大困扰。

2.政策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三十年不变是我国为了维护土地承包稳定制定的政策，但这一政策进行必要调整，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在土地承包经营过程中，村委会土地的面积数量和农户的家庭人口处于一种动态变化过程，无论是土地被征用还是一段时间内农户家庭发生人口增减的变动，发包方即村委会或村民小组对发包的土地进行调整是不可回避的。如果机械套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而不及时调整，势必会使一部分新增农户丧失耕地无田可种。

3.政策与民意之间的矛盾。

在税改之前部分农民将土地撂荒，外出打工。村委会为了完成税收任务，一般都会找人代种或收回承包地重新发包。税改后，外出农民开始返乡要田，农户与农户及农户与村集体之间的矛盾也相继出现。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农户有权要回自己的承包地，虽然政策明确规定对农户所欠税费，应列明债权债务，按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中清理乡村债务的有关规定妥善处理，但是对欠税户确权确地还是受到欠税等问题的干扰。尤其是有能力缴纳税款却逃税者，这种“钉子户”现象已经违背了大部分农民心目中对于公平观念的认定，超出了农民的伦理界限。政策满足逃税户返乡要地的要求，是基于这部分人利益的考虑，但这只是部分民意，并且直接与其他依法纳税农民的利益相背，造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一）法律适用方面。

1.诉讼主体的确定。一是农户之间经营权流转经村委会同意或备案的，村委会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应以流转双方为诉讼当事人，村委会不宜作为诉讼主体。若原告坚持以村委会为被告或第三人，则依诉状进入诉讼程序，但在判决主文中不判村委会承担民事责任或单独列项判决驳回原告对村委会的诉讼请求。二是一地数包纠纷案件中发包方与实际占有使用土地的农户何者为被告。此类案件，各承包户均持有与发包方村委会依法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未实际取得土地的承包方往往以村委会和实际占有者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一方面请求村委会履行合同，另一方面请求实际占有者退还土地承包经营权。对此应结合具体案情向原告释明要么变更诉请为请求确认发包方与实际占有者之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要么变更被告。若按合同纠纷诉讼则以村委会为被告，若按侵权纠纷诉讼则以实际占有者为被告，只能二者择一，尔后根据原告的选择做出相应的处理。三是农户弃耕或撂荒后，村委会收回其承包地另行发包给其他农户，原承包户回乡要地时村委会从其他农户的承包地中为其调剂，而部分被抽取土地的农户不履行与村委会签订的调剂合同引发的纠纷当中何者应作为原告主张权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土地承包纠纷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应由原承包户作原告起诉请求确认村委会与其他农户原来签订的承包原承包户享有经营权的土地的合同无效，返还土地。

2.为承包地被收回的抛荒土地农户解决土地问题。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以前收回的农户抛荒承包地，农户要求继续承包耕作原则上应允许。如果原承包土地发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人员，应将土地重新承包给原承包户。但如果已将收回的'土地分配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新的承包合同继续有效，只能由村集体在机动地中调剂或者通过流转帮助解决。但是，如果现在村集体已经没有机动地可以分配，也没有其他农户愿意进行土地流转，要地农户的权利如何得到保障。应该明确，《通知》规定的“帮助”农户通过土地流转获得耕地，并不具有强制性，不能强制其他农户将土地流转给要地农户。虽然现有法律和政策保护抛荒农户的土地承包权，但因其存在土地抛荒行为，应承担回来后没有土地可以分配给他的风险。否则如果强行从其他农户那里通过流转为其解决耕地，违背了民法最根本的公平原则，将会引起更为严重的秩序混乱，影响社会稳定。

（二）案件审理方法方面。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村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基本权利。能否妥善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因此，对于案件的审理一定要注意方法，尽量平息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最大程度上解决纠纷。

一是要高度重视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审理中要坚持依法、客观、公正的司法原则，正确适用法律，客观认定案件事实，公正的作出裁判结果。

二是要做好当事人的疏导工作。基层法院在受案前疏导当事人通过非诉讼渠道化解矛盾，引导或帮助当事人通过行政机关解决争议。有仲裁条款但未经仲裁的，告知当事人先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起诉前并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院不予受理，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

三是要注意强化调解在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中的作用。法院应该坚持以调解为主的原则，深入实地，全面掌握争议土地的基本事实，找准稳妥解决纠纷的切入点，耐心、细致、深入地做好诉讼调解工作，注重发挥村委会、地方党政有关部门的参与协调作用，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四是要做到慎审快结。法院审理案件时应合理确定和把握时机，尊重本地农业生产的自然规律。对于涉及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调整、变更的案件，尽可能在当年农作物秋收后受理，在下年春耕前一、二审结案，不影响农民第二年的耕作。

五是科学认定和使用证据。农民的法律意识普遍不强，很少注意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流转时的相关证据，如果法院审理案件机械依照《证据规则》进行，很多农民的诉讼请求都无法得到支持。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更多的注重实体正义，最大程度上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六是要着重做好判后息访工作。法院应建立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信息网络和层层负责的信访责任制，全面了解和协调此类案件审判状况。裁判作出后当事人不服、不解或误解并通过各种途径信访的，由主审法官、合议庭成员、审判庭长和主管副院长逐级接待处理，做好释法工作，直至信访人员满意息访。

七是要注重维护社会稳定。判决生效会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如果对于所有回乡要地的人都给予土地，势必打破现有土地向种田能手、大户转包的集约趋式，对农村的经济长远发展不利，并且在村集体没有足够空余机动地的情况下，容易引起更大纠纷。因此，对于外出务工农民回乡要地，应区分不同情况对待。对于确实回乡种地的农民，要确保其有地可种，使其有生存的保障；对于只是因为国家土地政策变化回乡维护自己的权利，并不打算实际耕种的农民，在确权确地的同时，应帮助其与实际耕种者签订租赁合同，这样既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维护了现有耕地使用状况的稳定，有利于实际耕种者收回土地投入，尽量减少对任何一方权利的侵害。

（三）几点意见和建议。

土地承包纠纷源于多个层面，牵涉范围广泛，有些方面的问题需要社会各个部门相互配合，多管齐下，方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1.完善立法，健全相关制度。

一是科学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前置程序。农村土地承包面广量大，土地承包纠纷情况复杂、政策性强、解决难度大，仲裁方式方便、快捷，既能克服信访渠道解决问题周期长、成本高的问题，又能克服诉讼程序复杂、审理时间长的问题，便于及时有效化解矛盾。

二是制订《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细则》，细化《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在深入农村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明确农村土地承包及经营权流转的具体操作定义，制订土地承包合同和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范本，将目前普遍缺少的合同标的物土地的坐落、质量等级、用途等条款纳入范本，便于农村基层受众实际操作。

三是建立严格的农用地保护制度。任何单位任何人占用农业用地的，必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与承包农户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的征占用手续。政府公益性建设及经营性项目建设占用土地，均办理合法的征占用土地手续。

四是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制度。各地应结合本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和现状制定和完善本地区土地承包经营管理制度，明确管理机构和人员的编制、职责范围、奖惩机制。对本地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享有和流转主体，经营和流转的程序及费用计算、法律责任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五是健全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调解和仲裁制度。就现有法律来看，仲裁的性质和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还缺乏相应规定，农村土地承包仲裁究竟是法定仲裁还是约定仲裁，没有定性。当事人对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不服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如何处理仲裁裁决缺少法律规定。因此，在立法上要明确土地承包纠纷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的组织原则、设立程序、工作职责及具体工作程序与实体要求，辅之以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考评、奖惩机制。应突出反应迅速、权责明确、程序简便的特点，既便于当事人解决纠纷，又可缓解法院受理案件的压力。

2.加强行政机关的管理职能。

农村基层政府组织的行政管理服务行为直接涉及农村地区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这些机关或组织行政不作为、管理不到位或服务跟不上是酿成纠纷的重要因素，故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

一是纠正农村土地承包中侵犯农民权益的违规违法行为。对二轮土地承包全面进行“回头看”,切实解决好二轮土地承包工作中的遗留问题。规范土地承包和流转合同，参照有关的示范文本补齐或调整合同条款。坚持“一户一证”的原则，规范土地经营权证的发放，没有发放经营权证的要补发经营权证，未发放到位的要逐级落实发放到户。发现二轮承包中的违规违纪行为要坚决纠正。

二对农村土地进行普查，明确土地权属并加强对村级土地工作的管理。政府应加强对村委会工作的监督和指导，特别是土地发包的全程监督，以维护村民的承包经营权。规范土地合同样本，指导村委依法订立合同，减少订立合同中的随意性和粗放性，细化合同条款，明确合同责任。未了进一步搞好土地工作，政府部门依你更改依法进行土地普查，了解土地现状及不安定因素，进一步明确地界，确定一些新增及权属不明土地的权属。

三是建立统一的户籍管理网络。由于户籍管理存在漏洞，有些农民在原居住地保有户籍和承包田，外出务工时又重建户籍并在新户籍地分得承包田，是引发部分农村地区土地承包纠纷的直接原因。因此，户籍管理部门应严格管理，建立城乡间、乡际间统一、联动的管理网络，尽可能扩大网络覆盖面并切实发挥联动功能，避免出现工作盲点，进而免除不必要的纠纷。

四是依法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和仲裁机构。乡（镇）人民政府作为基层政府，最了解体育的的现状及纠纷的原因，可因势利导的调解矛盾，化解纠纷，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目前，各地的土地仲裁机构发展不平衡，没有建立的地方应当尽快建立。要解决好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编制、日常工作经费和乡镇经管站的调查、调处工作经费。

五是全面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及培训。加大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合同法》、《土地管理法》的宣传力度。县级司法行政部门和各镇、村应充分发挥法制宣传的作用，通过组织法制宣传队、定期开展送法下乡活动、设立法制咨询平台等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土地承包纠纷处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尽可能做到家喻户晓，使发包方与承包方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

六是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无机动地或虽有机动地但不宜调整的，应妥善解决无地农民的生活问题。应尽快建立健全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农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等各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3.转移农村劳动力人口。

一是着力减轻农村土地的人口承载力。积极引导广大农民向农业的深度开发、广度开发进军，发展（感觉不对）农业；大力发展打工经济，多渠道、多途径输出农民，远距离转移农民；进一步引导、鼓励各地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加快建设城镇步伐，就近转移农民；加快小城镇建设，就地将农民转为市民；探索“股田制”的做法，引导农民以土地入股形式，将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开，使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既可以获得打工收入，又可以获得承包权所带来的收益，同时也可以提高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集约经营，一举多得。

二是培育和发展多种形式的民间合作组织。要切实保护农民权益，必须允许在经济领域、社会政治领域建立真正代表农民利益，表达农民意愿的农民组织。如农村基层调解组织、土地承包中介组织等。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农村基层调解组织的指导，完善制度，明确职责，不断提高农村基层调解组织处理农村承包纠纷的能力和水平，把村民之间、干群之间发生的易激化的农村承包纠纷及时解决在基层，防止影响农村社会稳定。还应当鼓励支持乡镇以上的农民协会，使之作为农民的社会组织，作为政府联系农民的桥梁，反映民意，依法保护农民的合法权利，促进农村的善治。

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是近年来党和政府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也是关乎国计民生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问题。以土地为主要依托的农民生存和发展权益的维护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联动性的特点，任务十分艰巨。我们还将在此基础上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为构建和谐农村做出积极的贡献。

土地承包纠纷调查书篇十

日前，笔者在统计滨海法院审结案件情况时发现，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增多现象比较突出，特别是从开始，出现较高增幅，仅以滨海法院蔡桥法庭为例，20共审理24件，一季度已受理10件，而只受理一件，农村土地承包案件在全部案件中所占的比重在、年、年分别为0.5％、1.1％、12％。土地承包案件的增多，影响农业生产的安全，波击农村的社会稳定，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为此，笔者就此进行调研，提出一些建议。

1、先弃后取，引发纠纷。一些农民承包集体土地后，没有使用土地，造成土地荒芜，其他人剩机利用，进行种植。现在承包人以土地经营权是自己所有为由，要取回土地及其上的农作物，与种植人发生纠纷。

2、土地承包人前手与后手之间因土地投入问题产生矛盾，出现纠纷。原承包人因对土地投入的成本，如基建项目，在承包期间没有消耗完，而要求新承包人给予补偿，新承包人不能接受引发纠纷。

3、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发生的纠纷。主要表现为，发包人擅自毁约，将土地另发包他人，发包人单方提高承包金，发包人不能按合同规定及时将土地交付承包人使用，不能保证承包人安全地使用土地。承包人违约的情形主要是不按时交纳土地承包金。

4、第三人对土地承包合同不服，而对合同当事人双方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重新进行土地承包。

5、土地承包人对第三人，主要是当地村民，提起停止侵权诉讼，要求法律保护其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6、外嫁女为争得土地承包与村集体组织发生纠纷。

引发土地承包纠纷的原因很多，但深挖其根本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家土地政策的调整，使得土地上的负担减少，土地使用收益增加。为了扶持农业发展，中央采取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取消农业税费，使得种植土地的收益增加，激发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很多人由原来的冷漠甚至拒绝土地转变为争取土地，在争取土地的过程中难免发生利益冲突，产生纠纷，如上述的1、4、6几种类型最具有代表性。

二是农民土地外收入有限，不能转移农民对土地的注意力。现阶段，虽然国家大力加强城市化、工业化建设，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务工，土地承载的劳动力较历史有所减少，但农民因为思想相对保守，知识比较贫乏，择业能力不强，难以在城市中有较大作为，取得更好的收益，在经营土地效益不高的情况下，他们选择离开，但当土地能为他们带来较好利益的情况下，他们就会改变思想，在乡情的召唤下会义无反顾地告别背井离乡的打工生活，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土地成为农民的.抢手货在所难免。受利益驱动，很多人，包括村委会等集体经济组织，往往做出失范之举，产生矛盾和纠纷，如上述2、5两种情形，就是典型表现。

三是法制意识差，依法办事的自觉性不高；法律水平低，按合同办事的能力不强。在对待利益的分配和调整上，不能牢固树立法制意识，往往感情用事，以传统观念作为判断公正的标准。发现别人承包土地，取得收益好，就生不平之心，害起“红眼病”，进而对承包人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起哄、干扰甚至破坏，如上述1、5两种情形。因为合同知识少，当初签订的合同内容简单，留有空白，存在歧义，致使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引发纠纷，如上述2、3两种情形。

[1][2]。

土地承包纠纷调查书篇十一

一、因中间方土地短缺和没有，特向左右方提出找回原有土地。

二、如在商谈中，找回原有土地各大欢乐，中间方不提旧事。

三、如在商谈中依然找不回原有土地，中间方理应向占土地的一方提出经济要求，要求如下：

1、在找回原有土地后，占土地一方应付中间方每年每亩土地340元的土地使用费。

2、如占有土地一方还想继续种中间方土地，应经中间方同意后商议其使用土地每年每亩的费用。

中间方：张天尚。

猪留地左方：郎玉贵如果说没占请签字按手印猪留地右方：贾亮。

小海畔地左方：郎玉贵如果说没占请签字按手印小海畔地右方：王悦。

文档为doc格式。

土地承包纠纷调查书篇十二

金某系巫溪县城厢镇门洞村板棚社农民，举家迁往巫溪县城居住，同年11月，金将自家房屋出售给同村村民谭某，并将承包的土地、山林无偿、无限期地转包给谭某。，国家实行退耕还林政策，金又将转包的部分山林收回。，因该县修建五溪口电站需征用谭转包的耕地和林地，双方就征用耕地和林地补偿费的归属发生纠纷，金某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土地、山林转包关系，收回土地、山林的承包经营权。

土地承包纠纷调查书篇十三

内容摘要：农村土地问题纠纷已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本文根据笔者所在法院近几年受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情况，分析笔者所在地区这类案件的类型特点及问题成因，探讨审理实务中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和一些具体问题，并结合一些案例提出了几点思考和体会。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案件与日俱增，案件类型也日益复杂。农地承包合同纠纷已成为三大涉农案件(其余两类为农村税费纠纷和农村征地纠纷)之首。在这些纠纷的背后交糅着各种利益冲突和传统观念与现代文明的碰撞，农村土地问题纠纷已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理性思考有关土地承包纠纷问题，认真这类案件的审判经验，对于维护农民根本利益、稳定农村社区、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笔者所在法院近几年受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情况，分析笔者所在地区这类案件的类型特点及问题成因，探讨审理实务中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和一些具体问题，并根据一些案例提出了几点思考和体会。

1、案件总量明显增加。笔者所在法院近几年受理的案件统计显示，我院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4件，受理18件，仅1－5月就已受理23件。农村土地承包案件在民事案件中所占的比重也逐年增大。

2、集体诉讼和类似诉讼增多。由于村社组织将集体土地承包给他人后引发纠纷，村民起诉，要求确认承包合同无效，或要求将承包地收回重新发包。此类案件往往原告众多，而且容易引发群体上访，法院审理难度大。本院20受理了合川市狮滩镇任家村3社78户农户诉被告李隆富、任家村3社的纠纷后，20又分别受理了任家村1社97户农户诉被告李隆富、任家村1社和任家村5社97户农户诉被告李隆富、任家村5社两起同类型案件。此外，年2月，我院第一人民法庭受理了云门镇太平村3个社、吉福村5个社、任沟村1个社和水碓村1个社分别诉重庆万寿生物医药开发有限公司共10起相同类型的案件。这类纠纷主要反映在家庭承包以外的其他方式的土地承包中。

3、村社当被告的`多。虽然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中，既有农户之间的纠纷，也有村组起诉村民或农户的，但目前村组当被告的案件较多。年我院受理的18件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中，村社当被告的就有6件，比例高达的33％。村社当被告或因发包土地过程中单方提高承包费标准，或因一地多包，或因收回村民土地，或因农户转让承包经营权后另行发包。其中，既有剥夺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土地经营权的违法行为，也有执行当地政策和依约履行承包合同的“合法”行为。

4、征地或租地补偿费用纠纷增多。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紧靠城镇的土地被大量征用，征地补偿费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成为农民密切关心的问题，伴随着征地款而引发的分配收益纠纷日益突出。同时，很多土地承包纠纷案件，表面看，可能是诉请继续履行承包合同，或者请求返回承包经营权，但其实质是请求分配因土地被征用或租用而产生的各种补偿费。因笔者所在法院辖区自然资源丰富，近年来，随着辖区内草街水利枢纽工程、富金坝水电站、西师育才学院、以及一些中小型水泥厂、矿石场的兴建，大量纠纷因征地补偿费或租地费分配引发。以前因种地无利可图而漠视甚至放弃土地经营权的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在利益的驱动下突然也对其经营权珍视起来。

土地承包纠纷调查书篇十四

成都公司与北京公司双方就成都公司购买北京公司“卫星数字多媒体中心”产品达成一致意见并于2010年9月13日两公司签订了《采购合同》，合同约定成都公司向北京公司购买“卫星数字多媒体中心”共计1420台，价值总计为2485000元。合同签订后，北京公司在收到成都公司支付此份合同的全部货款后45天内提供货物到成都公司制定地点四川省xx市，北京公司负责将产品运输到成都公司指定的地点，同时合同中还对产品包装要求、质量标准、验收、质量保证等方面作了明确的约定。

合同签订后，成都公司向北京公司支付了相应的货款，北京公司将产品发货到成都公司制定地点四川省xx市。在产品安装投入使用一段时间后，成都公司称北京公司提供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出现了无法进入系统、死机、无法搜索到信号等问题，致使产品的使用者多次找到成都公司要求处理，为了解决上述产品使用问题，成都公司额外支付了维修费用，截止到2012年12月15日，因维修产品成都公司额外支付了维修费用共计109469.5元。

成都公司认为是北京公司提供的产品质量问题导致其额外支付了维修费要求北京公司承担，但北京公司认为产品使用中出现的无法搜索到信号、无法进入系统和死机等问题并非是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而是因为产品使用地四川省xx市的潮湿环境、山区内无法搜索到或接受到信号等原因所造成无法使用，不同意成都公司提出的因质量问题索赔的要求。在两公司沟通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成都公司于2013年2月17日向北京公司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了买卖合同纠纷诉讼，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牟楠、田美玉代表北京公司出庭应诉。

土地承包纠纷调查书篇十五

第一百一十七条侵占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

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

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二百二十九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案件】。

薛海金于12月30日，与郇封村委会(修武县郇封镇郇封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由薛海金承包郇封村(修武县郇封镇郇封村)北地工业区养狐场养殖狐狸，承包期限自1月1日至12月31日，共六年;承包期限内，如因上级政策性项目建设需要，薛海金须服从规划。

在合同履行期间，因华芳公司(华芳修武纺织有限公司)进行项目开发需要征迁土地，薛海金经营的养狐场土地被纳入修武县产业聚集区整体规划范围，属于征迁土地范围。但是，薛海金与郇封村委会对补偿费用并未达成一致意见。3月5日，郇封村委会在薛海金不在场的情况下，对薛海金养狐场进行了强制拆迁，造成了薛海金养狐场地上附着物损失12.6279万元，及其他物品损失。

薛海金以郇封村委会强制拆迁其承包的养狐场，造成其财产损失为由，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郇封村委会赔偿其经济损失。

【审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定：郇封村委会在与薛海金就养狐场搬迁补偿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强制搬迁其养狐场，造成其经济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郇封村委会委托代养尚存的狐狸应返还薛海金，参照市场价格，将其价值酌定为每只300元，共计16.26万元，在薛海金主张的种公狐、种母狐、仔狐经济损失371.5万元中扣除该部分，剩余355.24万元。

一审法院判决：郇封村委会返还薛海金成年种银狐438只，成年种蓝狐23只，幼狐81只;郇封村委会赔偿薛海金种公狐、种母狐、仔狐经济损失共计355.24万元;郇封村委会赔偿薛海金养狐场地上附着物损失共计12.6279万元;郇封村委会返还薛海金养狐场物品(详见返还物品清单);驳回薛海金的其他诉讼请求。

郇封村委会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其行为系基于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在合同承包期内遇上级政策性项目，薛海金有义务服从规划，但其经多次协商拒不搬迁，故郇封村委会只得对其搬迁。其在搬迁过程中已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委托他人代养被搬迁的狐狸，故其搬迁行为不构成侵权。

薛海金饲养的种狐已由郇封村委会代养，原物未毁灭，故不存在损失;薛海金饲养的是野生狐狸，并非种狐;原审判决种狐数量、贬损价值以及仔狐数量及损失数额，没有依据。综上，故原审认定的薛海金损失数额不当，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薛海金的诉讼请求。

薛海金辩称：其与郇封村委会签订的合同中虽约定其应当服从上级政策性项目的规划，但郇封村委会并未依法解除合同，而是擅自对其养狐场进行拆迁，构成侵权;因郇封村委会的强制拆迁活动，致繁殖期的狐狸受到惊吓，造成其重大损失。故郇封村委会的拆迁行为构成侵权，原审对其损失数额的认定正确。薛海金所饲养的种狐虽有部分生存，但因不能再作为种狐使用，价值大幅降低，原审依据野生动物养殖委员会(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养殖委员会)意见确定损失数额正确。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的第一、三、四、五项;变更一审判决的第二项为：郇封村委会赔偿薛海金狐狸损失350.785万元。

郇封村委会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郇封村委会的再审申请。

【审判理由】。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侵占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我国相关法律还规定，签订合同的双方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

合同双方当事人签订承包合同，承包人有义务按照合同中约定在承包期限内，遇上级政策性项目时，服从规划。但若发包人在双方未对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时，擅自拆除承包房屋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就本案而言，郇封村委会与薛海金签订了养狐场承包合同，合同中约定在承包期内，如遇上级政策性项目，薛海金应服从规划。故郇封村委会在此情况下是有权解除双方合同的，但其未按照合法程序实施该项解除权，反而在未与薛海金对征地补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未经薛海金同意，也没有给予合理搬迁时间，即擅自将养狐场拆迁，造成养殖狐狸遭受严重损失，故郇封村委会应赔偿薛海金损失。

被拆迁养殖户属弱势群体，因被暴-力拆迁，利益受损害的事件经常发生。虽拆迁行为系为发展而实施，利于稳定大局,但在此过程中不得忽视被拆迁人的利益，不能以公平公正的丧失换取暂时的稳定。

土地承包纠纷调查书篇十六

被答辩人(下称原告)：某县某村民委员会因原告诉被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被告提出答辩如下：

一、被告已经支付给了原告每年的林地承包金，但被告拒收以后的林地承包金，被告构成了违约。

被告与原告于1月23日签订合同后，被告按照合同的约定，每年把林地承包金汇到某县某镇林业工作站，再由林业站通知原告过来领取，被告从20到都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支付给原告林地承包金，原告也同意被告这样的交付租金方式，原告每年自愿到林业站领取林地承包金。但从20起，不知原告出于什么目的开始拒收租金，年起，原告一心想收回土地，由此，原被告之间产生了一些纠纷，由于产生纠纷，被告当年没有把2012年的林地承包金汇给原告，原告之后也没有向被告要过林地承包金，直到被告把2012年和20的林地承包金按以前的习惯一起汇到了某镇林业工作站，由林业站通知原告过来领取，但林业站催原告多次来领取土地承包合金，原告不予理会，拒不来领取土地承包合金。这一事实通过被告的汇款凭证及林业站的书面证明等证据都可以加以证明。因此，被告不欠原告的林地承包金，是原告自己违约拒收2012年以后的林地承包金，所以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林地承包金及利息的诉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二、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农田失耕的损失10万元，同样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原被告签订合同以后，被告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自己的责任，履行自己的义务，并没有发生违约或侵犯原告造成原告损失的事。原告在诉状中突然要求被告赔偿农田失耕的损失10万元，不知从何谈起，原告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如何管理不善，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的损失10万元是怎么样计算得来的，更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的管理不善与原告的10万元损失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这一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诉求。

三、原告在履行合同中违约，造成被告极大的损失，被告保留起诉原告要求其赔偿的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五十四条：“发包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一)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主权”。2012年，被告林木采伐后，林地本应要进行多次抚育，但原告阻止被告进林地作业，造成这些林地至今没有抚育，荒废至今，造成被告极大的损失，初步评估这些损失约85万，被告保留起诉原告要求其赔偿的权利。

四、应驳回原告要求与被告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

包合同约定的义务，致使承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4)承包经营耕地的承包人弃耕抛荒的;(5)承包方进行破坏性或者掠夺性生产经营，经发包方劝阻无效的;(6)承包方随意改变土地用途，经发包方劝阻无效的。”被告没有违反上述的规定也没有违反合同的约定，因此，原告的诉求于法无据，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诉求。

综上所述，原告拒收租金、阻挠被告进林地作业，造成被告极大的损失。而被告没有违约，已经支付给了原告每年的林地承包金，更无须支付原告所谓的经济损失。原告与被告的合同没有到期，原告应继续履行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其所有请求。

此致

某县人民法院。

答辩人：某甲。

土地承包纠纷调查书篇十七

答辩人：岳某。

答辩人：岳某某。

被答辩人：谈某。

就谈某以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由向贵委提起仲裁，现提出如下答辩意见：

答辩请求：

依法及时裁决驳回被答辩人谈某的仲裁请求。

事实与理由：

一、被答辩人谈某以答辩人侵犯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不符合客观事实。

而答辩人的审批用地档案材料(见证据材料第19-32页)显示：岳某、岳某某依法申请，并经社、村委会和乡人民政府审查同意，最终经南江县国土局同意占用未利用地新建住宅的法定程序。

月11日，南江县国土局向岳某某颁发建设用地批准书之后，岳某某已出资打好地基并精心管理和使用至今。

足以证实被答辩人所称是其良田，是其所承包的土地既不符合客观事实，又无证据证实。

二、被答辩人谈某至今不是原老公路(二被答辩人住房和地基)所在地的权利主体，以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由提起仲裁其请求明显不能成立。

被答辩人毫无任何根据妄自认为村社将原老公路处供桥边东至新公路路边，南至郭某承包地，西至被答辩人柴山坎下，北至老桥边的土地划给被答辩人作为修建南杨公路占地的补偿。

答辩人出示的郭某(时任某村1社社长)工作笔记(见证据材料第5-7页)，清晰显示1912月1日丈量占地记录，仅占被答辩人8×2=16;沙田14.7×8.3=122.01。

共计138.01。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办法第十二条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是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擅自变更、涂改。

《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

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

答辩人所出示谈某3月1日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见证据材料第8页)也证实发包人并没有将原老公路发包登记给申请人。

二答辩人出示的7月21日某村1社郭某(时任社长)的录像及文字记录(见证据材料第37页)足以证实是答辩人岳某开垦了原老公路非耕地并经法定程序批准修建住房和地基。

被答辩人谈某没有在原老公路处从事任何开垦，更无从谈起为良地。

承前述，答辩人岳某的住房和岳某某所修建住房地基均属于原老公路未利用地(非耕地)，是岳某开垦，并经法定程序批准修建住房。

被答辩人在仲裁申请书称享有约400平方米的良地既不符合客观事实又无证据佐证。

二答辩人经过法定程序批准修建住房依法占用的非耕地，不存在侵犯被答辩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三、被答辩人要求解决土地之事，2月16日，驻村干部、村社干部现场查看实际情况，已由某村一社社上给被答辩人一次性补足。

同时，被答辩人也签字确认(见证据材料第33页)。

四、被答辩人早已丧失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十八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本案被答辩人称年修建南杨路该社已将原老公路400平方米补偿给了被答辩人，那么，在20和年就不可能将该良地批准给答辩人进行修建住房。

年6月某日，答辩人岳某经法定程序批准修建住房及附属设施，2002年10月11日，答辩人岳某某经法定程序批准修建住房之后，被答辩人在两年内并没有向相关部门反映，更没有认为答辩人侵犯其土地承包经营权。

而是在早已丧失诉讼时效的情形下，202月16日又在村委会主持下达成调解协商并签字，至今已满5年零5个多月，在经调解终结处理补偿占地面积后，依法不存在仲裁时效中断、中止的法定情形，明显丧失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

事实上，二答辩人不存在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

综上所述，二答辩人经法定程序依法取得建设用地批准书，并向南江县国土局缴纳相应费用。

其批准用地面积载明未利用地(非耕地)。

同时，《物权法》第152条也明确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

答辩人岳某某一家一子一女，至今未分得相应土地使用权。

且对2002年10月11日已批准的修建住房的土地早已打好地基，一直在合理管理使用至今。

1997年修建南杨路仅占被答辩人两处土地面积约138平方米，年2月16日将河对面的尖角田一次性补足。

这一事实从被答辩人的仲裁申请书第2页第1行也能证实。

实际上村社并没有将原老公路400平方米补偿给被答辩人。

被答辩人在既没有对老公路实施开垦，又没有取得原老公路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以二答辩人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仲裁，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

特请求依法及时裁决驳回被答辩人的仲裁请求。

此致

南江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

答辩人：岳某、岳某。

土地承包纠纷调查书篇十八

金某2007年从原籍迁到后沟村，由于户口所限没有土地耕种。李某及家人在外做生意无暇耕种分得的土地，双方便自愿协商，李某将自家的土地4亩承包给金某耕种，先付款后用地。金某承包土地后便将其改建为果园。2012年因铁路扩建占用，对果园果树进行补偿登记，共计补偿5万元。在金某领取补偿款时，李某提出树是在他的责任田栽的，要求分得补偿款的40%。金某认为自己按约定支付了土地承包金，在承包的土地上栽种果树付出了一定的资金和辛勤劳动，在果树结果收益时因铁路建设将果园损毁给自己造成了经济损失，该赔偿款是自己的，李某无权分配，双方发生纠纷。

土地承包纠纷调查书篇十九

200x年12月末，双庙村委会召开二组村民代表会议，专门讨论该组果园发包一事。但会议未能就果园承包期限、竞标底价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代表们也未在会议记录上签字。次年1月初，村委会张贴招标广告,明示将二组果园发包，并确定发包底价及期限。1月8日村委会又召开二组村民会议，但发包方案未被村民通过。而村委会于1月19日与他人签定了4份承包合同，将果园全部发包。二组村民不服，集体向法院提出起诉。

【判决】。

朝阳县人民法院受理了朝阳县杨树湾乡双庙村二组全体村民状告村民委员会违法与他人签定果树承包合同一案。经过依法审理，村委会与他人签定的4分果树承包合同均被判无效。依法保护了全体村民的合法利益。

【评析】。

法院审理认为,村委会与他人签定果树承包合同，既未在村民代表会议上与村民代表形成一致意见，又未在全体村民村民集体会议上通过村委会公告的发包方案，发包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判决该4份果园承包合同均无效。

土地承包纠纷调查书篇二十

王女是王村人，26岁嫁到赵村，在出嫁之前王村村委会分给王女承包地2.3亩，双方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王女出嫁后一直居住在赵村，但没有在赵村承包土地。王村村委会以王女已经出嫁且已不在本村居住为由，口头通知王女她所承包的2.3亩土地已被村里按照规定收回。王女多次同王村村委会交涉，要求继续承包王村的土地，遭王村村委会拒绝。最后，王女将王村村委会告上了法庭。法院判决：王村村委会强行收回王女承包地的行为无效，该2.3亩土地由王女继续承包，并由王村村委会赔偿因此给王女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