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扶贫资金通知范文如何写 甘肃省扶贫资金管理实施细则(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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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扶贫资金通知范文如何写一

历史故事

明嘉靖年间(公元一五二二年至一五六六年)兰州人段续所造段续考中进士后，曾宦游南方数省，对湖广地区木制的筒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派人绘成图样，保存在身边，晚年回故里后致力于水车的仿造，经过反复多次试验，终于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获得成功，最早架设在现广武门外的黄河北岸，后又在今镇原路北口架设了三轮水车，以灌溉附近六百亩菜畦果园，"水车园"这个地名即由此而来。段续的水车成功后，黄河两岸的农民争相仿制，至清末时兰州已有水车157轮(据1891年统计)。到解放前后，上至青海贵德，下至宁夏中卫的黄河岸边共有水车350多轮。1952年，兰州有水车252轮，黄河两岸更是水车林立，总提灌面积达10万亩。当时兰州市的水车之多是号称"水车之城"的叙利亚哈马市水车最多时候的8倍，成了当时世界上真正的"水车之都"。至今已有近520xx年的历史。水车结构

兰州水车是一种利用黄河水流自然的冲击力的水利设施，水车轮幅直径达16.5米，辐条尽头装有刮板，刮板间安装有等距斜挂的长方形水斗。水车立于黄河南岸，旺水季利用自然水流助推转动;枯水季则以围堰分流聚水，通过堰间小渠，河水自流助推。当水流自然冲动车轮叶板时，推动水车转动，水斗便舀满河水，将水提升20米左右，等转至顶空后再倾入木槽，源源不断，流入园地，以利灌溉。这种通过水车转动，自动提水灌溉农田的水利设施，是古代的"自来水工程"。水车由来

据《重修皋兰县志》记载，是由明代兰州段家滩人段续所创。"续里居时，创翻车，倒挽河流，以灌田，致有巧思。船河农民皆仿效焉。"段续，字绍先，明嘉靖二年进士。博学多才，曾宦游南方数省，多有惠政。他在出任云南道御史期间，对当地的筒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就派人绘成图样，保存在身边。后来因为他在朝廷疏奏论事获罪，被贬为河南郾城县县丞，又迁为杞县知县。在此期间，由于他革除积弊卓有政声，又被擢升为湖广参议、密云兵备副使等。晚年回归故里，致力于水车的仿制，经过多次反复，终于在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获得成功。

公元1556年，段续借鉴云南通河的筒车灌溉技术，在兰州创制了适合于本地的水车。开始架设在现今广武门外的黄河北岸。以后又在现今镇原路北口架设了三轮，以灌溉附近的六百年多亩菜畦果园。"水车园"这个地名即由此而来。

不过也有人认为，兰州水车既非从西南引进，也非始于明代。理由是五代时期(公元907至960年)，大食(唐代以来称阿拉伯帝国为大食)作为伊本·墨哈墨尔的《游记》中，载有"中国王城"(指今甘肃山丹古城，也有人认为是指张掖古城)用水车灌溉农田的情况。并由此推断，至迟在五代以前，兰州就已经有了水车，而且有可能是兰州人民的创造发明。这个推断究竟能否成立，还有待于史料的证明。

黄河水车利用水流冲力工作，成为一种廉价高效的灌溉工具。水车小者直径十七八米，大者二十多米，有单辆车、双辆车和多辆车等类型，一辆水车可灌溉农田七八百亩。明末以后，大水车在黄河流域的皋兰、白银、泾川、平凉、银川及陕西得到了广泛使用，促进了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水车特点

与南方的龙骨水车不同，兰州水车酷似巨大的古式车轮。轮幅半径，大的将近10米，小的也有5米。可提水达15-18米高处。轮辐中心是合抱粗的轮轴，轮轴周边装有两排并行的辐条，每排辐条的尽头装有一块刮板，刮板之间挂有可以活动的长方形水斗。轮子两侧筑有石坝，其主要用途，一是为了固定架设水车的支架，二是为了向水车下面聚引河水。水车上面横空架有木槽。水流推动刮板，驱使水车徐徐转动，水斗则依次舀满河水，缓缓上升，当升到轮子上方正中时，斗口翻转向下，将水倾入木槽，由木槽导入水渠，再由水渠引入田间。

虽然它的提灌能力很小，但因昼夜旋转不停，从每年三四月间河水上涨时开始，到冬季水位下降时为止，一架水车，大的可浇六七百亩农田，小的也能浇地二三百亩，而且不需要其他能源，所以很受农民欢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期内，成为兰州黄河沿岸唯一的提灌工具。

水车的构造，完全以木作成，由车轴的中心向周围辐射出并行的一根根的辐条，辐条的尽头，装有刮板，刮板间装有一个长筒似的水斗，在河中筑有v形的石坝，使河水向水车下聚涌，急流推动刮板，水车便转动，同时舀满河水的水斗，便陆续升上来，将水倒入水槽，然后引进农田。兰州市广武门外水车园的水车，便是段续完成的第一部，就以水车园命名该地，并沿袭至今。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兰州黄河水车形成了自身的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由于兰州黄河水车当时的技术先进，成本低廉，是很好的水利灌溉工具，改变了黄河两岸靠天吃饭的局面，因此具有依附性特征。

第二，由于外藩的迁入和军队驻扎当地屯垦戍边，再加之黄河流域土地广袤人口众多，因而具有广泛性特征。

第三，兰州黄河水车是由段续宦游西南诸省时，见当地用竹制筒车汲水灌溉，回兰州仿制而成，因而具有模拟性特征。

第四，段续在制作水车时因地制宜，改用榆木、槐木、柳木等，所以具有简朴性特征。

第五，自从水车创制以来，一直都屹立在黄河岸边，随着黄河水的流动和惯力，带动水车的转动，因此具有观赏性特征。

兰州水车是黄河流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兰州及下游人民的贡献是巨大的，对兰州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甘肃省扶贫资金通知范文如何写二

尊敬的各位游客朋友：

大家好!

很高兴能与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相聚在麦积山。我是本次旅行的导游小潘，希望我们一行游览快乐。

麦积山地处甘肃天水东南约50公里处，是我国秦岭山脉小陇山中的一座孤峰。景区总面积215平方公里，包括麦积山、仙人崖、石门、曲溪四大景区和街亭古镇。麦积山石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闻名世界的艺术宝库。在悬崖峭壁上开凿成百上千的洞窟和佛像，难度之大，智慧之高，这在我国的石窟中是非常罕见的。下来，咱们就去看一看吧。

进了景区，大家现在看麦积山像什么呢?对，像一个麦垛。麦积山是典型的丹霞地貌，高80米，这里荟萃着后秦、西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十多个朝代的塑像7200余尊，壁画1300多平方米，分布在194个洞窟里，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被誉为我国四大石窟。如果就艺术特色来分，敦煌侧重于绚丽的壁画，云岗、龙门著名于壮丽的石刻，而麦积山则以精美的塑像闻名于世。正如我国雕塑家刘开渠所赞美的：麦积山是“我国历代的一个大雕塑馆。”

大家步入栈道一定注意安全，不要拥挤。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凭崖而凿的一组雕刻造像。中间一座佛，高达15米，左右两尊菩萨侍立，喜笑颜开，迎送来往游客。这也是麦积山最大的佛像。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最壮丽的4号窟上七佛阁。7间佛龛里有42尊菩萨塑像，神态庄严可亲，华美而不俗。

现在大家来到西崖石窟，这里以133号和127号石窟为最大。133号碑洞，是麦积山最特殊的一个洞窟。洞中不仅有许多泥塑作品，而且有18块石碑，有几块碑面密列贤动千佛小佛像，因此又称“万佛堂”。其中10号、11号、16号为众碑之精华。127号窟更为精彩，这座雕像，不要说在麦积山，就是在世界佛教艺术中，都是稀有珍品。

麦积山的主景区我们先观赏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对小潘工作的支持!欢迎大家再次光临甘肃、光临麦积山!

谢谢大家!

甘肃省扶贫资金通知范文如何写三

宕昌县位于甘肃省陇南地区西北部，总面积3331平方公里，全县辖6镇19乡，总人口29万。宕昌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段，境内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山青水秀，物产众多，是一片亟待开发的宝地。

宕昌人文荟萃，景观奇特。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繁衍;三国时，邓艾伐蜀过境;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20xx年)，羌人始建宕昌国。1935年至1936年，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先后两次经过境内哈达铺，并作出了到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策，哈达铺被誉为红军长征的“加油站”。哈达铺长征纪念馆现已被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宕昌境内地形特殊，表现各异，既具北国之雄奇，又有南国之秀丽，特别是官鹅沟国家森林公园，景点繁多，风光奇特，被称为“小九寨沟”，是有名的旅游胜地。古老的宕昌国遗址、险峻的三国古栈道、闻名全国的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风景如画的官鹅沟自然风光，加上独特的风俗民情、多彩的民间艺术，使人文和自然景观交相辉映，旅游开发前景十分广阔。

宕昌物华天宝，资源丰富。一是生物资源富集。境内有i77万亩森林，125万亩草场，适宜多种植物生长，发展畜牧养殖得大独厚。中药材种类达692种，其中当归、党参、大黄、红芪、柴胡、黄芪等名贵药材种植达10万亩，年产量6000万公斤以上，素有“千年药乡”的美誉。著名的八马牦牛肉、车拉高山羊、松花蛋、羊肚菌、刺龙芽、野生蕨菜、高淀粉洋芋、大红袍花椒、大白蚕豆等农特产品量大质优，是天然的绿色食品。二是矿产资源储量大。境内已发现金属矿和非金属矿16种，尤其是铅、锌、金、铜、锑储量大，为优势矿种。三是水力资源开发潜力大。境内有白龙江、岷江等大小河流10多条，水能理论蕴藏量26.29万千瓦，现已开发4129千瓦，占可开发量的6.3%。四是基础设施条件良好。国道212线纵贯全境，县城距省会兰州330公里，距陇西县城200公里，可直达天水、成都等大中城市。省道直通周边各县，县乡道路四通八达。通讯设施完善，电力供应充足，专业农贸市场遍及城乡。

宕昌是一个资源富县，也是一个亟待开发的贫困山区，更是一处发展潜力巨大的开发热土。宕昌目前虽然比较贫困，但这只是现状，并不是未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宕昌这块充满生机与希望的热土，定会成为外界客商投资生财、谋求发展的理想家园。开放的宕昌将以物产丰饶之优势、能源通讯完善之地利、改革开放之天时、优惠互利之政策，竭诚欢迎海内外朋友来投资兴业，与宕昌人民一道共创辉煌，共享收获。

历史地理

宕昌县属长江流域，位于甘肃南部、陇南地区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岷山山系与西秦岭延伸部分的交错地带，全县总面积3331平方公里，有耕地45万亩，其中山地40万亩，川地5万亩，人均耕地1.6亩，有林地127万亩，草山125万亩，荒山荒坡200万亩，森林覆盖率为29.7%。全县辖1区6镇25乡，334个行政村。有两个藏族乡，总人口28.62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27.21万人。

宕昌历史较为悠久，但建县比较迟，是一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春秋战国时为羌族居地。三国时邓艾伐蜀过境，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20xx年)，羌族首领梁勤建立宕昌国，直到公元566年被北周所灭，历时259年。隋初为宕州，唐天宝元年改为怀道郡，“安史之乱”后陷于吐蕃，北宋时收复置宕州。明清时由土司统治，长达561年。1935年和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先后两次经过我县哈达铺，在哈达铺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党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了重要会议，整编了红军，建立了地方武装，作出到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红军在宕昌境内建立了四十六个苏维埃政权，3000多名宕昌儿女参加了红军，红军走后留下的陇南地下党组织，领导陇南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哈达铺不仅是红军去陕北的决策地和中国革命的转折点，而且是红军长征的加油站。现在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被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49年解放后，成立西固县，县址在舟曲，属武都专区。1954年6月，西固县址迁至宕昌，11月更名为宕昌县，由岷县、舟曲、武都三县边缘地带组合而成为一个新县。1958年4月划归天水专区;12月与岷县合并，划归定西专区。1961年恢复宕昌县建制，划归武都地区;1985年，武都地区更名为陇南地区。

宕昌地形地貌复杂，生产生活条件恶劣。具有亚热带、温带、寒带三种气候，县境海拔在1138—4154米之间，平均海拔2300米，县城海拔1748米，年均气温9.3℃，年均日照2085小时，降水量630.7毫米，无霜期181天。境内西北高东南低，山大沟深，海拔相对差大，地形分为山地、丘陵、河谷三大单元，气候垂直分布明显，地域性差异大，天地相对不合。光热气候资源好的河谷地区气候温暖，农作物可一年两熟，但阶地狭窄，河谷不宽，河流急剧下切，小规模岩浆活动频繁，泥石流、滑坡经常发生，水土流失严重，生产生活环境恶劣。土地资源较好的西北部丘陵和高山地区属寒温带，光热水资源严重不足，作物只能一年一熟或两年三熟，与全国相比，仅次于青藏高原，且冰雹等自然灾害连年发生。

甘肃省扶贫资金通知范文如何写四

莫高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近代以来又发现了藏经洞，内有5万多件古代文物，由此衍生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但在近代，莫高窟受到骗取、盗窃，文物大量流失，其宝藏遭到严重破坏。1961年，莫高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四大石窟还有：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和麦积山石窟。

编辑本段【沿革概述】

莫高窟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前临宕泉河，面向东，南北长1680米，高50米。洞窟分布高低错落、鳞次栉比，上、下最多有五层。它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僔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在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归义军占领，但造像活动未受太大影响。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元朝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莫高窟也停止了兴建并逐渐湮没于世人的视野中。直到清康熙四十年(1720xx年)后，这里才重新为人注意。近代，人们通常称其为“千佛洞”。

莫高窟现存北魏至元的洞窟735个，分为南北两区。南区是莫高窟的主体，为僧侣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有487个洞窟，均有壁画或塑像。北区有248个洞窟，其中只有5个存在壁画或塑像，而其它的都是僧侣修行、居住和亡后掩埋场所，有土炕、灶炕、烟道、壁龛、台灯等生活设施。两区共计492个洞窟存在壁画和塑像，有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唐宋木构崖檐5个，以及数千块莲花柱石、铺地花砖等。

编辑本段【艺术特色】

莫高窟是一座融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以壁画为主、塑像为辅的大型石窟寺。它的石窟形制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中心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涅磐窟等。各窟大小相差甚远，最大的第16窟达268平方米，最小的第37窟高不盈尺。窟外原有木造殿宇，并有走廊、栈道等相连，现多已不存。

莫高窟壁画绘于洞窟的四壁、窟顶和佛龛内，内容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此外还有很多表现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画作。这些画有的雄浑宽广，有的鲜艳瑰丽，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特色。中国五代以前的画作已大都散失，莫高窟壁画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为研究中国古代风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形象和图样。据计算，这些壁画若按2米高排列，可排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

莫高窟所处山崖的土质较松软，并不适合制作石雕，所以莫高窟的造像除四座大佛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均为木骨泥塑。塑像都为佛教的神佛人物，排列有单身像和群像等多种组合，群像一般以佛居中，两侧侍立弟子、菩萨等，少则3身，多则达11身。彩塑形式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这些塑像精巧逼真、想象力丰富、造诣极高，而且与壁画相融映衬，相得益彰。

它是一个九层的遮檐，也叫“北大像”，正处在崖窟的中段，与崖顶等高，巍峨壮观。其木构为土红色，檐牙高啄，外观轮廓错落有致，檐角系铃，随风作响。其间有弥勒佛坐像，高35.6米，由石胎泥塑彩绘而成，是中国国内仅次于乐山大佛和荣县大佛的第三大坐佛。容纳大佛的空间下部大而上部小，平面呈方形。楼外开两条通道，既可供就近观赏大佛，又是大佛头部和腰部的光线来源。这座窟檐在唐文德元年(888年)以前就已存在，当时为5层，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和清代都进行了重建，并改为4层。1935年再次重修，形成现在的9层造型。

莫高窟的壁画上，处处可见漫天飞舞的美丽飞天——敦煌市的城雕也是一个反弹琵琶的飞天仙女的形象。飞天是侍奉佛陀和帝释天的神，能歌善舞。墙壁之上，飞天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宇宙中飘舞，有的手捧莲蕾，直冲云霄;有的从空中俯冲下来，势若流星;有的穿过重楼高阁，宛如游龙;有的则随风漫卷，悠然自得。画家用那特有的蜿蜒曲折的长线、舒展和谐的意趣，呈献给人们一个优美而空灵的想象世界。

艳丽的色彩，飞动的线条，在这些西北的画师对理想天国热烈和动情的描绘里，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他们在大漠荒原上纵骑狂奔的不竭激情，或许正是这种激情，才孕育出壁画中那样张扬的想象力量吧!

编辑本段【风格演变】

莫高窟现存有壁画和雕塑的492个石窟，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西夏和元。

开凿于北朝时期的洞窟共有36个，其中年代最早的第268窟、第272窟、第275窟可能建于北凉时期。窟形主要是禅窟、中心塔柱窟和殿堂窟，彩塑有圆塑和影塑两种，壁画内容有佛像、佛经故事、神怪、供养人等。这一时期的影塑以飞天、供养菩萨和千佛为主，圆塑最初多为一佛二菩萨组合，后来又加上了二弟子。塑像人物体态健硕，神情端庄宁静，风格朴实厚重。壁画前期多以土红色为底色，再以青绿褚白等颜色敷彩，色调热烈浓重，线条纯朴浑厚，人物形象挺拔，有西域佛教的特色。西魏以后，底色多为白色，色调趋于雅致，风格洒脱，具有中原的风貌。典型洞窟有第249窟、第259窟、第285窟、第428窟等。如第243石窟北魏时代的释家牟尼塑像，巍然端坐，身上斜披印度袈裟，头顶扎扁圆形发髻，保留着犍陀罗样式。

隋唐是莫高窟发展的全盛时期，现存洞窟有300多个。禅窟和中心塔柱窟在这一时期逐渐消失，而同时大量出现的是殿堂窟、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等形式，其中殿堂窟的数量最多。塑像都为圆塑，造型浓丽丰满，风格更加中原化，并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高大塑像。群像组合多为七尊或者九尊，隋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四菩萨，唐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和二天王，有的还再加上二力士。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壁画题材丰富、场面宏伟、色彩瑰丽，美术技巧达到空前的水平。如中唐时期制作的第79窟胁侍菩萨像中的样式。上身裸露，作半跪坐式。头上合拢的两片螺圆发髻，是唐代平民的发式。脸庞、肢体的肌肉圆润，施以粉彩，肤色白净，表情随和温存。虽然眉宇间仍点了一颗印度式红痔，却更像生活中的真人。还有在第159窟中，也是胁侍菩萨。一位上身赤裸，斜结璎珞，右手抬起，左手下垂，头微向右倾，上身有些左倾，胯部又向右突，动作协调，既保持平衡，又显露出女性化的优美身段。另外一位菩萨全身著衣，内外几层表现清楚，把身体结构显露得清晰可辨。衣褶线条流利，色彩艳丽绚烂，配置协调，身材修长，比例恰当，使人觉得这是两尊有生命力的“活像”。

五代和宋时期的洞窟现存有100多个，多为改建、重绘的前朝窟室，形制主要是佛坛窟和殿堂窟。从晚唐到五代，统治敦煌的张氏和曹氏家族均崇信佛教，为莫高窟出资甚多，因此供养人画像在这个阶段大量出现并且内容也很丰富。塑像和壁画都沿袭了晚唐的风格，但愈到后期，其形式就愈显公式化，美术技法水平也有所降低。这一时期的典型洞窟有第61窟和第98窟等，其中第61窟的地图《五台山图》是莫高窟最大的壁画，高5米，长13.5米，绘出了山西五台山周边的山川形胜、城池寺院、亭台楼阁等，堪称恢宏壮观。

莫高窟现存西夏和元代的洞窟有85个。西夏修窟77个，多为改造和修缮的前朝洞窟，洞窟形制和壁画雕塑基本都沿袭了前朝的风格。一些西夏中期的洞窟出现回鹘王的形象，可能与回鹘人有关。而到了西夏晚期，壁画中又出现了西藏密宗的内容。元代洞窟只有8个，全部是新开凿的，出现了方形窟中设圆形佛坛的形制，壁画和雕塑基本上都和西藏密宗有关。典型洞窟有第3窟、第61窟和第465窟等。

藏经洞

1920xx年，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为了将已被遗弃许久的部分洞窟改建为道观，而进行大规模的清扫。当他在为第16窟(现编号)清除淤沙时，偶然发现了北侧甬道壁上的一个小门，打开后，出现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现编号为第17窟)，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

藏经洞藏经洞的内壁绘菩提树、比丘尼等图像，中有一座禅床式低坛，上塑一位高僧洪辨的坐相，另有一通石碑，似未完工。从洞中出土的文书来看，最晚的写于北宋年间，且不见西夏文字，因此可推断藏经洞是公元11世纪时，莫高窟的僧人们为躲避西夏军队，在准备逃难时所封闭的。

莫高窟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发现，其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少量为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等。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这些对研究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并由此形成了一门以研究藏经洞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的学科——敦煌学。

破坏情况

莫高窟在元代以后已很少为人所知，几百年里基本保存了原貌。但自藏经洞被发现后，旋即吸引来许多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他们以极低廉的价格从王圆箓处获得了大量珍贵典籍和壁画，运出中国或散落民间，严重破坏了莫高窟和敦煌艺术的完整性。

1920xx年，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古旅行时，沿着罗布泊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了敦煌。当听说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后，他找到王圆箓，表示愿意帮助兴修道观，取得了王的信任。于是斯坦因就被允许进入藏经洞拣选文书，他最终只用了200两银两，便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带走。1920xx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又以500两银两向王圆箓购得了570段敦煌文献。这些藏品大都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现拥有与敦煌相关的藏品约1.37万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但近年来由于该馆对中国文物的保护不力甚至遭致失窃，因而受到不少指责。

1920xx年，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发现古代写本后，立即从迪化赶到敦煌。他在洞中拣选了三星期，最终以600两银两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菁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

1920xx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学者出示了几本敦煌珍本，这立即引起学界的注意。他们向清朝学部上书，要求甘肃和敦煌地方政府马上清点藏经洞文献，并运送进京。清廷指定由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押运。但在清点前，王圆箓便已将一部分文物藏了起来，押运沿途也散失了不少，到了北京后，何彦升和他的亲友们又自己攫取了一些。于是，1920xx年发现的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献，最终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师图书馆，现均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对于流失在中国民间的敦煌文献，有一部分后来被收藏者转卖给了日本藏家，也有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但更多的已难以查找。王圆箓藏匿起来的写本，除了卖给斯坦因一部分以外，其他的也都在1920xx年和1920xx年卖给了日本的探险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1920xx年，俄罗斯佛学家奥尔登堡对已经搬空的藏经洞进行了挖掘，又获得了一万多件文物碎片，目前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近代，除了藏经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目前所有唐宋时期的壁画均已不在敦煌。伯希和与1920xx年到来的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王圆箓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坏了不少壁画。1920xx年，莫高窟曾一度关押了数百名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在洞窟中烟熏火燎，破坏不小。1940年代，张大千在此描摹壁画时，发现部分壁画有内外两层，他便揭去外层以观赏内层，这种做法后来引发了争议，直到现在依然争论不休。

编辑本段【历史现状】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一度颇为繁华，周边石窟寺亦颇多。除了莫高窟，还有西千佛洞、榆林窟及东千佛洞等，共同组成了敦煌石窟群，其中西千佛洞和东千佛洞通常被看作是莫高窟和榆林窟的分支。西千佛洞位于莫高窟西南30余公里的党河北岸崖壁上，呈东西向排列，全长2.5公里，现存北魏、北周、隋、唐、五代、西夏、元的洞窟22个、壁画约800平方米、彩塑34身，它的洞窟形制、塑像和壁画的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均与莫高窟十分相似，但由于历史上的保护不周，目前残损坍塌较甚。

虽然早在20世纪初就有罗振玉、王国维、刘半农等人在北京、伦敦、巴黎等各地收集、抄录敦煌文献，但对莫高窟的真正保护开始于1940年代。1941年至1943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对洞窟进行了断代、编号和壁画描摹。1943年，国民政府将莫高窟收归国有，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常书鸿任所长，对敦煌诸石窟进行系统性的保护、修复和研究工作。1950年，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依然由常书鸿主持，到1966年以前，已加固了约400个洞窟，抢修了5座唐宋木构窟檐，并将周边10余平方公里划定为保护范围。1984年，中国政府进一步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充实了科技力量，开展治沙工程，积极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其他技术来加强保护工作。由于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对壁画会产生潜在性的破坏，近年造访莫高窟人数增加，因此对日常参观人数应该加以限制。

莫高窟堪称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

编辑本段【屈辱简史】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20xx年)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此后莫高窟更为引人注目。

1907、1920xx年英国的斯坦因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

1920xx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

1920xx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

1920xx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弄走约600件经卷。

1920xx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

1920xx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

他们都以少量的银元，带走了大量的中国的灿烂文化。

注：

王道士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20xx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920xx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20xx年，斯坦因到来，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后来连醉心于壁画的张大千也加入了破坏的行列。1920xx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

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20xx年斯但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敦煌千古事，苦乐谁心知?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

我们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王圆箓，他在那个时代其实真的很平凡。或许只有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藏经洞前聚满了游人，在黑暗的洞中回响着各种不同国籍的声音，我随着匆匆人流，对王圆箓投去深情的一瞥。

去敦煌之前，我就有个心愿要找到余秋雨所说的“道士塔”。我问导游：王圆箓葬在何处?他说在莫高窟售票处前面。我从洞窟中一路下来，果然看到了一座淡黄色的塔伫立在莫高窟陈列馆前。在我所驻留的数分钟内，我没有看到还有其他人在注意到它。细细看了一下塔上的文字，原来是王的徒子徒孙们用来纪念王圆箓的，墓志上记录了他的功德。他们建造了莫高窟众多塔中最大最高的一座，将一个道士以及他的所有功过归还给了大地。

关于王圆箓我说了许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应该向他致敬，也向我心中最大和最迷人的文化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