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治理有效典型汇报范文范本 村级治理工作进展情况(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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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村治理有效典型汇报范文范本一

（一）完善协商制度机制，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创新。

规范议事范围及参与主体。凡涉及村（居）务、财务的重要事项，都要提交村（居）民代表会议进行商议和表决。参会人员由村（居）民代表、村（居）“两委”成员、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各村（居）民小组组长组成，普通村（居）民可以自由到会旁听。涉及外来人员的议题外来人员代表列席会议，确保村（居）民代表会议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二）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确保协商决议公开。

实施阳光村（居）务工程，凡协商决策需要村（居）委会落实的事项，均通过村（居）务公开栏第一时间公开，并及时反馈落实情况。随时收集村（居）民意见，解答村（居）民疑问，对村（居）民的不同意见作出解释。设定每次村（居）民代表会议的第一项议题为反馈上一次会议决策的落实情况，确保协商决策落实到位。

（三）重视基层社会自治，发挥群众参与的基础作用。

加强和改进农村（居）建设，规范和提升村（居）民自治水平，夯实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使之更好地适应和服务于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增强基层社会自治功能，扩大群众参与范围和途径，丰富自治内容和形式，努力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实现政府治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一）是建立基层治理工作责任制。通过构建科学合

理、权责明确的评估体系，引导基层组织尤其是“一把手”像抓经济发展、抓安全生产一样重视基层治理。同时，借助问责条例辅以严格的问责办法，用有力的刚性约束让基层组织从思想深处和日常工作中把基层治理摆在突出的重要位置。

（二）解决粗放式、碎片化管理的问题。随着基层公共事务的不断增多和日趋复杂，尤其是群众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基层治理迫切需要协同治理。但是，从现实情况看，碎片化管理、部门各自为战的情形非常明显，而且基层治理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牵涉面广。很多基层干部为此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也存在“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情况。事实证明，这种粗放式管理不仅浪费人财物，而且抓不住治理重点，还容易忽视治理盲点。

（三）解决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问题。在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党是一切工作的领导核心。基层治理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但是，当前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战斗力凝聚力不强是突出问题。

（一）明确基层社会三治主体。以基层社会党组织、基层政府、城乡社区企业、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和城乡社区成员，五个三治为主体，坚持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切工作，发挥基层社会政府治理的主导作用，统筹发挥社会力量的协同作用，进一步注重发挥城乡社区成员的自治功能，发挥其主人翁的作用，做到相互平衡、相互支撑、相互制约，以实现共同发展的共治目标。

（二）明确基层社会自治目标。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依法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约束自己，制定必要的乡规民约，建立自我管理的议事机制，自己参与并处理自己的事务；坚持自我服务。通过创新机制和平台，发动群众服务群众，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社会组织参与社区自我服务模式，切实做到社区“事事有人管”；坚持自我教育。通过基层协商，可采用开放空间等工作模式，找到合法合情合理解决问题的方案，这种自我教育的过程其实也是社区成员的自我成长的过程；坚持自我监督。创新监督形式，调动城乡社区成员参与监督社区事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群众自我监督促进社区和谐，推动基层社区自治的良性互动。

（三）推动基层社会法治建设。目前有的基层干部及执法人员在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协调基层社区各个利益关系主体、分配经济和社区资源时，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甚至还出现权大于法、言大于法、徇私枉法、粗暴行政等违法行为。针对这些问题，应该发挥基层社会法治机制的保障作用，包括坚持全民守法，坚持法治精神，坚持法治保障，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

2023年村治理有效典型汇报范文范本二

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为进一步促进基层治理方式转变，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根据《关于印发的通知》（银党农办发〔2019〕20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推行积分制管理模式，通过正向激励，凝聚群众、引导群众、调动群众，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充分发挥群众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脱贫攻坚、乡风文明实践中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探索破解村民主体缺位、村级组织号召力趋弱、农村基层治理缺抓手、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环境卫生脏乱差等问题的新路径，努力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自治、德治、法治”乡村治理工作格局。

扶持一批积分制管理示范村，引导社会全面参与、农民自治管理，在试点示范的基础上，实现乡村治理积分制的全覆盖。

——乡村治理能力不断提高。提高乡村依法依规治理、服务群众、引导自治等能力，使乡村治理回应群众诉求更灵敏、提供服务管理更完善、开展群众工作更扎实、维护和谐更有力。

——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鼓励农民参加人居环境治理“赚”积分，“兑”出乡村环境新面貌。农村居民住房、饮水和出行等基本条件明显改善，人居环境基本实现干净、整洁、便捷。

——群众参与活力有效激发。各类主体参与积分制管理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不断增强、作用充分发挥，共同营造积极向上、安定有序的乡村治理新局面。

——乡风文明水平显著提升。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村规民约成为群众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准则，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充实，农村文明程度显著提升。

（一）资金安排

安排资金50万元，在各村积极申报的基础上，遴选出推行积分制管理成效明显的10个村予以奖补。

（二）申报条件

1.基础条件完善。按照“面积适宜、方便群众、便于管理”原则，在交通便利、人口密集区域合理选址，能够容纳生活用品、衣服、文具、粮油等物品。

2.管理体制健全。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两委班子战斗堡垒作用，把推行积分制管理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具有完善的积分申报、评定、结果运用等管理制度。

3.积分设置合理。结合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脱贫攻坚等重点工作任务有针对性地设置动态管理、可操作性强的积分体系。

4.群众发动充分。引导群众参与积分制管理全过程，让村民成为主要参与者、最大受益者和最终评判者。村民积分兑换人数占本村总人数比例原则应达到30%以上。

5.实施效果明显。各类主体参与积分制管理的积极性不断增强，作用充分发挥，通过积分制管理，乡村治理能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风文明水平等取得明显成效。

6.积极探索创新。通过电子化信息平台，有效运用智能化分析、大数据处理等现代信息技术，使积分制管理更加高效、便捷。

（三）申报程序

1.申报（7月22-8月5日）。各村按照申报条件自愿申报，填报项目申报表经所在乡镇公示审核报送至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2.初审（8月6-8月12日）。由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对申报村进行初审。初审结果以正式文件报送至银川市农业农村局，每个县（市）区推荐示范村不得超过3个。

3.评审（8月13日-8月31日）。银川市农业农村局采取实地调研、竞争性评选、综合评定等方式对各县（市）区申报的村进行评审，评审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兑现以奖代补资金。

（一）加强组织管理。组成由银川市农业农村局、财政局等相关单位组成的项目实施领导小组，负责项目资金的落实及项目的申报、验收等日常管理工作。

（二）加强宣传引导。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各乡镇要抓好落实，选树典型，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示范村要建立群众知晓度、参与度和满意度为重点的评价体系，实现积分项目全覆盖、积分对象全参与、积分过程全纪录、积分奖励全公开，确保项目取得实效。

（三）加强资金监督。积分制管理示范村要对项目资金实行专项管理，确保专款专用。项目领导小组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或抽查，一经查出存在虚报、挪用、未按方案使用资金等违纪违规行为，按规定追究有关单位及人员责任。

2023年村治理有效典型汇报范文范本三

在社会治理研究领域中，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在于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顺应了社会治理的现实要求。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从现状来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快速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也进行全面深入地调整和变革，如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进城务工或经商；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被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被征收；农村和城镇的生产经营形式日趋多样；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等方面产生较大改变。因此，基层社会的现实情况迫切需求社会治理创新体制和机制来解决纠纷。

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基层社会治理的诸多问题已现端倪：基层社会阶层的细化带来利益和文化冲突的加剧；基层社会流动性增加使得社会治理呈现出开放性与多元性的特征；外来文化冲击使得基层社会价值出现真空和失范的情形。与此同时，一些社会治理的难题在基层社会不断积聚，如与土地相关的社会矛盾、农村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社会不公正现象增强、社会自治程度不高、社会保障缺失等。若不及时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诸多难题，农村与农业生產的稳定与发展都将受到影响，进而必将危及基层社会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面对上述问题，必须意识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因而，分析和梳理现阶段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和揭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困境成为研究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首要任务。在此基础上，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制度体系以及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创新机制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二、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给农村、城镇带来了巨大变化，并逐步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给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带来多重挑战。因此，分析和研判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情况有助于明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主要任务和实践路径。

（一）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面临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存在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表现为城市和农村的产业形态和运行机制存在较大差异。然而，基层社会治理在面临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问题是法律法规不公平、户籍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不足、收入差距增大、人口流动性大等具有时代性和制度性的问题。以收入差距为例，农村经济落后和农民收入水平低以及法律制度设计不合理等因素导致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水平、医疗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较大。因此，从本质上看，城乡二元结构的实质是法律运行和制度设计在城镇和乡村存在差异性。

（二）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面临社会阶层细化的现象

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大量农民进入城镇务工、居住在城镇，从而形成了农民工阶层。农民工阶层主要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事非农业劳动。然而，他们多数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障，子女也很难享受城镇教育资源。因此，基层社会治理必须正视农民工阶层正在被细化的现实，进而满足这一阶层的利益诉求和保障其合法权益。

（三）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解决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和德治的问题

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乡村治理中，由于大量农民离开农村集体进城务工或创业，乡村治理很难有效创新自治、法治、德治的机制，并且农村和城镇都缺少加强自治、法治、德治一体化建设的阵地。因此，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面临需要建立自治、法治和德治一体化的体制机制。

（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需满足人们参与行政决策和法律公共服务的需求

由于人们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不断提高，他们希望自身的合法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以及得到行政机关提供更为公平的公共法律服务，如积极参与征地拆迁、村民选举等涉及切身利益的法律事务和得到政府的法律援助等公共法律服务。因此，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实现行政机关行政决策的程序化和法治化，并不断提升行政机关提供公共法律服务的能力。

（五）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认真对待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在社会转型时期，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文化市场等重点领域的基层执法直接关系到人们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突发事件、网络诈骗、村霸恶霸、邻里纠纷、留守儿童犯罪等社会治安问题影响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从社会治理领域来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法治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基层。由于基层工作分工细、事务繁琐、人员不足等问题，致使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面临瓶颈问题。《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指出：“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突出问题。充分发挥法治的引导、规范、保障、惩戒作用，做到依法化解社会矛盾、依法预防打击犯罪、依法规范社会秩序、依法维护社会问题。”

三、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主要问题

（一）基层社会治理的突出问题“信访不信法”现象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人们普遍存在相信上访而不相信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访不信法”现象。由于人们权利意识觉醒并开始有意识地维护自身权益，但法律知识有限、法律途径时间长且成本高等因素导致人们往往选择成本低、效率高的信访途径。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移民安置、经济补偿等问题引发的群体事件和集体上访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难题。究其原因，为了保持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采取了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方式来化解社会纠纷，致使人们相信权力大于法律、上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可以压过下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但仍然存在许多人认为单纯依靠法律无法解决纠纷，而信访可以解决正常法律途径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必须从顶层设计上规范基层依法行政、行政执法和公正司法，以此扭转人们“信访不信法”的观念和现象。

（二）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工作机构和工作力量不足

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和基层社会治理都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专业的工作机构。一是现有的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机构设置无法满足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需要，致使依法行政和行政执法的无法全覆盖和效果打折扣，如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执法。尽管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重点和终点在基层，但是在基层行政机关中专业从事法治工作的工作人员严重缺乏。二是由于基层工作待遇差、工作压力大等因素，致使从事法律工作的工作人员不愿长期留在基层工作，而是选择辞职或调离基层工作单位。三是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人员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不强，表现为部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治思维、法治意识和依法办事能力不强，习惯依照惯例、传统方式和行政方法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部分村居两委工作人员不习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各村居委员会虽然设有人民调解委员会等机构，但多数形同虚设，如仅仅有几名老同志，由于法律知识不足导致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并不完全，因而倾向于依靠经验和人情来化解法律问题，以至于出现许多矛盾纠纷无法在基层化解，形成集体上访、越级上访。”[1]

（三）基层群众自治的法治化程度较低

基层群众自治的终极目标是达到自我管理和服务，并且基层群众自治应当是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在现实运行中，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出现目标偏差和路径偏离。一是民主选举不规范问题。在换届选举中，贿选现象、政府干预、宗族派系主导等不符合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的现象大量出现。二是村居两委职能问题。村居干部滥用權力、村居财务缺乏监督、集体财产被侵吞、权益分配讲关系等问题导致群众自治性组织内部矛盾增加。三是村居两委民主决策形式化。村居两委的民主决策机制替代成村居两委干部的内部会议和宗派势力的私下决定。在特定时期，乡镇政府干预村居两委的民主决策以实现特定目的，以至于出现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和徇私枉法的情况。四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功能虚化。从法律规则和顶层设计来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集体产权的权益归属者，但事实上村居两委基本代表其行使了基本权能。农村社会组织的缺乏致使参与人数少和没有规范化的制度保证。由上可知，基层群众自治的法治化建设已经迫在眉睫。

（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公共法律服务不足

作为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基层社会公共法律服务是行政机关的基本职责和任务，但是基层社会公共法律服务不足制约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程。一是对基层政府和群众自治性组织而言，公共法律服务的内容、质量和效果尚未得到明确界定，并且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不足、成本高、覆盖面窄。二是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之间的公共法律服务存在差异性，即城市的公共法律服务优于乡村的公共法律服务。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公共法律服务存在队伍缺失、水平低、服务差等现实问题。三是作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基础性工作，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要载体，但是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平台建设相对滞后，表现为平台建设不完善、信息化水平不高等问题。四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监督机制和绩效考核尚不完善，如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法律顾问等公共法律服务的监督机制和考核机制需要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具体指标。

（五）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治安防控体系问题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必须解决好基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问题，因为基层社会治安状况直接影响着城镇和乡村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主要问题在于：一是基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制度建设不完善、不规范。基层社会治安防控的综合协调制度、工作机制创新、合法性审查等规则体系尚不完善。二是大规模社会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由于人口流动性过大，基层行政机关难以监管社会流动性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如偷盗问题、赌博问题、黑恶势力问题。三是基层社会治安的大数据平台存在数据共享度不高、数据应用不充分等问题。以公共安全视频监控为例，公安机关之间、公安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以及社会主体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存在数据不开放、不能整合利用和隐私保护不完善的法律问题。四是社会治安防控的法律法规体系有待完善。立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缺少法律法规作为制度支撑，如“雪亮工程”建设仅为中央出台的文件而非法律法规规定。社会治安的信息化法律法规以及行业标准建设相对滞后，导致社会治理信息化的推行存在法律支撑不足的问题。

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理念落后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不出事的行为逻辑，导致基层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即重视权力轻视规则、重视维稳轻视引导、重视管控轻视法治。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社会治理观念下，基层社会治理以地方稳定为第一要务，从而轻视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因此，不出事的行为逻辑将基层社会治理陷入非法治化的治理怪圈。基层社会治理理念落后体现为：一是价值导向上重视管控而轻视法治。基层社会治理应当体现出平等、公平和公正的法治精神和服务精神。二是社会治理主体上重视政府职能而轻视社会组织作用。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要求下，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要求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而非仅仅由党委政府完全负责。三是治理方法上重视行政方式而轻视法律方式。在传统思维的惯性作用下，基层社会治理习惯运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而轻视运用法律法规、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等方式。四是社会治理理念上重视应急治理而轻视制度化治理。在社会治理理念上，基层社会治理往往容易形成在纠纷产生后采取应急措施解决问题的理念，而非提前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化治理理念。

（二）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定位不准

尽管中央已经明确“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定位，但是基层社会治理仍然存在党委和政府主导的单一社会治理现状。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定位不准表现为：一是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党委和政府越位和缺位的现实问题。党委和政府负责提供基层社会的公共服务，而忽视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力量。党委和政府往往容易忽视村居文化教育服务、医疗服务、养老服务等事项，从而出现党委、政府缺位的问题。二是基层社会治理中法治与自治的结合不够。村居两委的自治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基础。从法律上看，村居两委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应当是指导、支持、帮助与协助，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和下级的关系。村居两委与党支部之间的权责关系存在模糊的情况，容易形成党支部掌握重大事项的决定权。村居两委缺少民主化的程序机制，即村民和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等权利容易被剥夺。三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缺少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多元参与机制。基层社会组织面临缺少法律法规支撑的制度困境；农村生产合作社、调解委员会、治安巡逻队等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数量和程度有限。此外，村居社会组织的社会认同度和满意度也陷入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