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的效率价值论文简短 效率与公平的经济学论文(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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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论经济法的效率价值论文简短一

经济学定义： 《博弈圣经》中讲到：经济学是输赢与均衡在公共空间里的概念。

竞争就是博弈，博弈是经济学。

经济学是自私的学说，使人的行为私下勾结，在理性地尊重事物之后，便腐蚀家庭和所有人的行为，所以，一直

被人咒骂。

经济学是掠夺和救济的游戏，两对手之间主导着人类的不同行为价值，不管你是否愿意要，一定会得到前所未有的那一部分。

经济学是一个二特性竞争结构，也是人与自然的博弈进程。里面的非物质文化思想，它的美妙之处在于大自然可以分开为每一个人单独运行，又不会产生竞争性，它可以一次次地重复使用而不会降低效用。     这是一个无声的世界，可以感知、可以思想，不能触摸，诱发创造。假如这个与竞争基本对立的文化思想能被所有的人接受，它将会繁荣整个世界。

摘自《博弈圣经》博弈文化属性之魂

经济学是对人类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进行理论的、应用的、历史的以及有关方法的研究的各类学科的总称。经济学又可称为经济科学（economic sciences）。经济学即：经世济民的科学。是研究人类个体及其社会在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的各种需求和满足需求的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经济者，经世济民也。世者，人类社会也；民者，社会主体也。有“民”与“民”之间拉出一条“需求和满足需求”的线，连结成一对“商品供求”关系，这就是“经”；而“民”与“民”两个“社会主体”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这就是“济”。经济学，即：经世济民的学问，或经世济民的科学。经济学，是以“公民”及其“商品”和“商品要素”（如“土地”、“劳力”、“技术”、“空气”、“水”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因此，商品是经济的起点，商品学是经济学的基础，财务学、会计学是经济学的桥梁。

1、亚当.斯密《国富论》。斯密此书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也是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他的劳动价值论，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效率之源的理论，“看不见的手”经济自由主义理论，都睥睨古人，下开百世。对经济学的贡献堪比牛顿对物理学的贡献。

2、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第一卷）。李嘉图是伦敦交易所里成功的投机商人，又能在理论经济学领域做出不朽贡献，真是绝顶的天才。本书中他阐明的比较优势理论是现代自由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索罗斯在投机之余，也写些《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之类的书，不过其理论造诣比之李嘉图，则相距太远。

3、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撇开学理而言，就其改变世界的力量之大，够入选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

4、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现代经济学的主观价值（效用）论、边际革命、经济学数理化的转向通过本书而系统化，熊彼特曾赞誉此书为经济学作为严密科学所取得的最高成就。

5、费雪《利息理论》。在我看来，此书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关于资本理论的研究，在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的地方，他看见的是放弃当前消费而承担未来的不确定性的风险的报酬。张五常认为本书驳倒了《资本论》。

6、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我看来，尽管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奠基者，他最重要的贡献也许是对个人理性通过自由竞争自然产生社会理性（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核心）这一理论的质疑和批判，只是其建设性的部分即国家干预政策争议很大。

7、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此书关于企业家的“创新”是经济增长之源的理论，已经预见到我们这个知识和信息社会的兴起。熊彼特也许是所有经济学家中知识最渊博的人，读他的《经济分析史》足可印证。

8、萨缪尔逊《经济学》。把一本教科书选为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会遭到很多人的质疑。本书作为最成功和发行量最大的经济学教科书，在把经济学知识标准化、体系化方面的贡献比当代任何一个人都多。就其改变经济学知识的传播和复制方式的力量之大，入选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

9、布坎南《同意的计算》。本书开创的“公共选择”理论，使宪政民主制可以用数理工具定量分析，为经济和政治的制度研究开辟了全新的路径。

10、《博弈圣经》。独创了国正论、国正双赢理论和粒子行为论，是一部影响人类的非物质文化的经济学高级学术著作。

11、科斯《企业的性质》。在经济学数学化的年代，科斯的著作甚至连最简单的微积分都不用，就其思考方式和写作方式而论，堪称当代的斯密。他著作很少，但篇篇都是开风气之作，其关注真实世界经济运行的理论取向，是改变主流经济学思考和写作方式的alternative。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 oikonomia，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16出现了以“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为名称的第一本书，蒙克莱田（约1575～1621）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在整个重商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局限于流通领域，但也包括国家管理。到了重农主义和英国古典学派，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转向生产领域和包括流通领域在内的再生产，从而接触到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规律。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同政治思想、哲学思想逐渐分离，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其论述范围包含了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大部分领域。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近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在亚里士多德时代的观点是：政治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三位一体，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说道：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科曾经认为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

17～19世纪末，政治经济学逐渐被用作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理论科学的名称。k.马克思和f.恩格斯通常也都沿用这个名词。但是，他们不仅对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进行了深刻的根本性的变革，而且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从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各种生产方式。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称为狭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人类各种生产方式及其发生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称为广义政治经济学。

19世纪末期，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演变，即更倾向于对经济现象的论证，而不注重国家政策的分析，有些经济学家改变了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英国经济学家w.s.杰文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9年第二版序言中，明确提出应当用“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认为单一词比双合词更为简单明确；去掉“政治”一词，也更符合于学科研究的对象和主旨。1890年a.马歇尔出版了他的《经济学原理》，从书名上改变了长期使用的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到20世纪，在西方国家，经济学这一名称就逐渐代替了政治经济学，既被用于理论经济学，也被用于应用经济学。

在中国古汉语中，早有“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1830～1898）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到19以后，中国学者才逐渐采用“经济学”这个学科名称。30～40年代，有的经济学家在编写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时，则称为“政治经济学”或“新经济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经济学界大多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称为“政治经济学”，而对政治经济学以外的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则使用“经济学”一词。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学是一门具有阶级性的科学。一般来说，持有不同阶级立场的经济学家，对同样的社会经济现象，往往持有不同的观点，研究时也有不同的目的和侧重点。对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间，就有不同的定义。例如，对于作为整个经济学科的基础的理论经济学，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比较流行的一个定义，认为它研究人们既定的目的与具有不同用途供选择的手段之间的关系，即认为人们要满足的欲望是众多的，而一定时期作为满足欲望手段的资源总是有限的，用于某个目的就不能用于其他目的，经济学就是要研究人们在以有限的资源满足众多的欲望时怎样作出合理的选择。在这里，人们之间的剥削关系，资本剥削劳动的本质，就被掩盖了。当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理论经济学的对象还有其他种种说法，但是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经济学是“超历史”、“超阶级”、“超政治”的，从而，它适用于任何社会和任何历史时期。这类定义的主旨，显然是要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说成是永恒的、普遍的。尽管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有时也揭露以至谴责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质及其矛盾，但其目的还是企图经过各种改良的、修修补补的办法，使它永存下去。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一般称为政治经济学。关于它的对象，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间，虽然也有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数认为它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关系体系，即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前提下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关系在内的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在阶级社会里，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在于揭露各个阶级社会的阶级剥削。有的则认为它研究人类社会各个阶段上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以及灭亡的规律，因此，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也要研究与之相结合的社会生产力的性质、状况及其发展规律。事实上，就是主张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经济学家，也不把生产关系作为孤立的研究对象，而是同社会生产力结合起来研究。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政治经济学既然是以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它既是一门理论的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不仅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揭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规律；而且要研究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特别是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揭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性质及其运行的规律，以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及其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性，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服务。

至于以理论经济学为基础的应用经济学，它的研究对象是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经济活动（如农业、工业、商业等）、或涉及各个部门而带有一定综合性的专业经济活动（如经济计划、财政、货币、银行等）、或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如企业的经营管理）及其相应的经济关系。应用经济学就是要研究这些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特殊规律性。由于各种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进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资本主义的应用经济学，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社会主义的应用经济学。由于所有应用经济学都以一定的理论经济学为基础，或多或少地要受到经济学家的阶级立场和观点的制约，这样，就有资产阶级的应用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经济学的分野。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研究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支配下的经济活动，因而它们的某些分析内容和分析方法，撇开其资本主义剥削内容，也有可资吸取和借鉴的地方。

经济学作为多种经济学科的总称，除了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外，还包括其他许多门类和分支，它们也都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

经济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科学的。要把握经济学发展的脉络，需要从三个方面对经济学理论加以考察。一、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二、以往积累的经济理论；三、其它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化背景。另外有两个问题需要关注：一是当时的经济学家所关注的问题，一是当时所用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 此外，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同一时期，也必定是百家争鸣，有很多种理论学说，但一般会有得到认可的主流学派，这是经济学发展的主要线索和轨迹。我们的论述也将以主流学派的变迁为主，兼顾同时期有重要影响的非主流学派。就每一个学派来说，会有它的典型代表人物，弄清楚了代表人物的思想，也就对该学派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流派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   l 启蒙阶段（重商主义、重农学派）；   2 古典学派；   3 新古典主义；   4 凯恩斯主义；   5 新古典综合派。

经济学的方法，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指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或哲学基础。就这个含义来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着不同的方法论。一般来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是反历史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的。当然，这并不排斥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某些内容，由于尊重客观事实和经济现象的本质联系，也会不自觉地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方法论要求实事求是地、从矛盾的发展变化中、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研究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同样，这也不排斥某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或者某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由于对实际情况调查研究的不深入或认识上的主观片面，有时也会在某些方面背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方法论。

研究方法的另一层次的含义，是指研究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及其规律性的具体方法，如抽象的方法，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归纳和演绎的方法，质的分析和量的分析等等。这些方法都是在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在经济学研究中，都被广泛运用。只是不同阶级、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在运用这些方法时的指导思想，即方法论基础或哲学基础有着差别。同时，这些研究方法对于经济学的各门学科，也都具有普遍性。只是由于不同的经济学科在研究对象上有所差别，因而在运用这些研究方法时，也会有所侧重，有所不同。

经济学各门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出现的一个新趋势，是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出现，使运用数学方法分析日趋复杂的经济数量关系和处理大量的经济统计数据成为可能。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容愈来愈复杂、丰富，专业化程度愈来愈细密;同时，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联系，也愈来愈紧密。适应这种情况，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愈来愈扩展。一方面，从带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经济学中不断分化出带有应用性的和独立的部门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等分支学科；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经济学科内部各个分支相互交叉的学科以及经济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学科之间彼此联结的边缘学科。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对分析的精确性的要求愈来愈高，出现了研究经济数量的分析和计量方法的学科;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统的历史依据，出现了各种经济史的学科；为了追溯和总结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演变，出现了经济思想史的学科。这样，就在社会科学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门类分支繁多的经济学科体系。

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学科分类，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各自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经济学科的发展状况，各有自己的门类划分。综合两类国家的经济学科发展现状，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门类：

理论经济学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各个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理论经济学通常称为一般经济理论，它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个分支。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视野，以经济活动总过程为对象，考察国民收入、物价水平等总量的决定和波动。其中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理论又是宏观经济学的两个独立分支。另外，与经济增长理论密切联系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现在也已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中单个经济单位即生产者（厂商）、消费者（居民）的经济行为，包括供求价格平衡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在不同市场类型下厂商成本分析与产量、价格决定理论、生产要素收入决定即分配理论等。此外，福利经济学等也已成为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分支。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如前所述，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的，包括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原始公社、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垄断前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三个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但生产关系是不能与生产力脱节的，中国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为了重视发展生产力，认为应建立一门以社会生产力为研究对象的生产力经济学，但尚在研究探索之中。

经济史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及其特殊规律，为总结历史经验和预见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依据，也为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经济思想、学说、政策提供历史背景。经济史按地域范围划分，有国别经济史（如中国经济史、英国经济史等），地区经济史（如欧洲经济史、拉丁美洲经济史等），世界经济史（以世界为整体，研究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按部门或专业来区分，有农业发展史、工业发展史、银行发展史等；按历史分期，有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现代经济史之分。关于世界经济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实际上属于现代经济史范围。经济史如同理论经济学一样，要受研究者的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的影响。

博弈实体经济学主要涉及博弈理论和博弈经济思想方面

经济思想史或称经济学说史。它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经济观点、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及其产生的经济政治背景、所起的影响、所占的历史地位，以及各个人物、各个学派之间的承袭、更替、对立的关系等。作为一门评价和分析各个时期各个阶级各个学派的经济思想、经济学说的学科，它显然也要受到研究者的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制约。经济思想史一般包括作为经济学前史的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产生、发展、演变，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产生、发展等几个主要部分。按国别划分，这个学科也可分为中国经济思想史、英国经济思想史、美国经济思想史等。

经济数量的分析、计量方法 包括数理经济学、经济数学、经济统计学、经济计量学等学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比较注重各种经济现象之间数量关系的分析。自19世纪70年代起，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应用数学推导经济理论，建立数理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理经济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广泛应用现代数学方法建立了各种静态的、动态的、微观的、宏观的经济模型。与之相联系的一个分支是经济数学，它侧重阐述现代经济分析中运用的各种数学方法，这实际上属于应用数学范围。经济统计学是一门建立较早的学科，是统计方法在经济数值处理和分析中的应用。30年代初，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把经济理论、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三者结合起来，建立经济计量学，用以建立计量模型，估算参数，分析各种经济变量之间复杂的数量关系，验证经济理论，进行经济预测，规划有关政策。结合质的分析，适当运用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对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进行量的分析，可以增强各类经济学科的精确性，增强制订政策和计划的科学性。现在，这类有关经济数量分析、计量方法的学科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已受到重视并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应用经济学主要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或对非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分析而建立的各个经济学科。它大体上可分为如下几个分支： ①以国民经济个别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建筑经济学、运输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等。

②以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而带有一定综合性的专业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计划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财政学、货币学、银行学等等。

③以地区性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城市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区规划、生产力布局）等等。

④以国际间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国际经济学及其分支：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国际投资学等等。

⑤以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企业管理、企业财务、会计学、市场（销售）学等等。

⑥与非经济学科交叉联结的边缘经济学科，如与人口学相交叉的人口经济学；与教育学相交叉的教育经济学；与法学相交叉的经济法学；与医药卫生学相交叉的卫生经济学；与生态学相交叉的生态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与社会学相交叉的社会经济学；与自然地理学相交叉的经济地理学、国土经济学、资源经济学；与技术学相交叉的技术经济学等等。这些边缘经济学科主要研究这些非经济领域发展变化的经济含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从中找出它们的规律性。

应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扩展、不断充实的。应用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实践，离不开理论经济学的指导，但它们的发展反过来又丰富了理论经济学的内容，起着指导实践的作用。

经济活动是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经济关系也是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因而，除了哲学之外，经济学，特别是作为理论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就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成为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必先掌握的思想武器。

任何阶级或学派的经济学，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种哲学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或指导思想。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的。当然，经济学各个学科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生动、具体的材料，对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之间辩证关系的研究，也能丰富后者的内容，推动后者的发展。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法律等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一个社会的政治、法律等，归根结柢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都是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法律等，是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而确定的，是以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财产和经济利益作为任务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和法律等，则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而确定的。就是以维护人民的整体利益，维护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作为任务的。这种经济基础与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制度、法律等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使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经济学和研究国家制度、法律等的政治学、法学等紧密联系起来。经济学要联系国家制度、法律等上层建筑来研究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政治学、法学等要联系所要维护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来研究各种国家制度、各种法律等。这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也同样适用于经济学与以其他的社会上层建筑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

经济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等也有密切的联系。人们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是决定一个社会结构的基础；而经济活动又以相互间结成一定经济关系的个人作为生产的基本成员，以家庭为消费和生活的基本单位，由此结成错综复杂的社会活动网络。人们的生产活动和消费行为都有一定的心理动机，并受行为习惯的影响。但是人们的心理状态和行为状态，也往往是以一定经济利益的考虑为基础的。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相应地出现和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

19世纪中叶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重商主义 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国内市场统一，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提供了条件，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思想。重商主义原指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纪末以后，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不少宣扬重商主义思想的著作。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 经济学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但是重商主义的研究只限于流通过程，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

古典经济学 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这时，封建制度还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势力作斗争。这种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产生了由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研究的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是英国的w.配第和法国的p.布阿吉尔贝尔。配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

出现于18世纪50～70年代初的以f.魁奈和a.-r.-j.杜尔哥为主要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理解。他们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来概括资本主义，用租地农场主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重农学派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

d.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在18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建立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严谨的理论体系。他继承斯密理论中的科学因素，并作出了重大发展。他坚持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原理，批评了斯密在价值论上的二元观点。他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他阐明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此外，李嘉图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的比较成本学说等等。李嘉图的理论反映了英国产业革命时期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李嘉图理论体系的根本缺陷是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斯密一样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的自然的制度，从而造成了理论上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他不能解决怎样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说明资本和劳动相交换以及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等问题。但总的说来，古典经济学到李嘉图达到了顶峰，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上升发展的时期，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新兴资产阶级和没落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虽然已经出现，但还处于潜伏状态，资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制度及其残余，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在这种条件下，古典经济学还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进行较为客观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成份。古典经济学最主要的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古典经济学的庸俗化 古典经济学在19世纪初发展到顶峰的同时，也开始着它的庸俗化过程。这反映了西欧产业革命初期阶级矛盾的特点。法国的j.-b.萨伊和英国的t.r.马尔萨斯是把古典经济学庸俗化的创始者。萨伊阉割劳动价值论，发展了斯密的三种收入决定交换价值的庸俗观点；他还从效用价值论出发，转到生产费用论，进而建立“三位一体公式”的分配论。他还提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市场法则，根本否认资本主义存在供求脱节和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马尔萨斯在将斯密学说庸俗化的同时，同李嘉图进行激烈论争，他抓住李嘉图在价值论上无法解决的难题进行抨击，并力图否定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关于利润来源的学说。j.密尔和j.r.麦克库洛赫则以斯密和李嘉图的信徒面目出现，采用注释和通俗化的形式将古典经济学庸俗化。

1830年后，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占据了完全统治的地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从幕后走上前台。从此，古典经济学日益被庸俗化。在19世纪中叶，庸俗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在英国有n.w.西尼尔（1790～1864）和j.s.密尔;在法国有f.巴师夏等。他们仍然自称是斯密、李嘉图的继承者，但实际已抛弃注释、曲解的手法而进一步采取补充、折衷的形式，对古典经济学进行根本性的修正。j.s.密尔虽然受到社会思潮的一定影响，但他的理论体系却是19世纪上半叶各派庸俗经济学的大调和大综合。他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中的若干应用》一书，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几十年间西方最流行、最有权威的经济学教科书。他的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宣告古典学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时代的终结。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19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矛盾加剧。工人运动的高涨和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传播，给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极大的冲击。在这种形势下，资产阶级经济学抛弃古典经济学的外衣或以古典经济学批判者的姿态，建立新的庸俗学派了。

历史学派 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英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以国家主义f.李斯特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历史学派分为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两个阶段。以w.罗雪尔为创始人的旧历史学派活动于19世纪40～70年代。他们反对19世纪中叶以前的英法传统经济学，以历史归纳法反对抽象演绎法；以历史反对理论，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以国家主义反对世界主义；以生产力的培植反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以国家干预经济反对自由放任。随着7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施穆勒、a.瓦格纳（1835～1917）、l.布伦塔诺（1844～1931）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在上述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因而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

边际效用学派 这是19世纪70年代初出现在西欧几个国家的一个庸俗学派，以倡导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为共同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两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为基础的心理学派或称奥地利学派，其主要代表为奥国的c.门格尔、柏姆－巴维克等；一是以数学为分析工具的数理学派或称洛桑学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l.瓦尔拉斯和v.帕累托。边际效用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是j.b.克拉克，他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提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这个学派的主旨是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出现称为“边际主义革命”，即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这个学派运用的边际分析方法，后来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 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他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继承19世纪以来英国庸俗经济学的传统，兼收并蓄，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是继j.s.密尔之后庸俗经济学观点的第二次大调和、大综合。他用渐进的观点分析经济现象；用力学的均衡概念和数学的增量概念分析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求均衡及其价格的决定；用主观心理动机解释人类的经济行为；在静态、局部均衡分析的框框内引进时间因素等。他用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并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建立各生产要素均衡价格决定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分配论。他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这个理论体系的实质是在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抹煞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

及其他许多矛盾。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

制度学派 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的历史学派变种。它的主要代表有t.凡勃伦、j.r.康蒙斯、w.c.米切尔等。他们把历史学派的方法具体化为制度演进的研究，否认经济理论的意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姿态出现，提倡改良主义政策。

著名经济学家

艾伦・格林斯潘

阿马蒂亚・森

阿尔文・汉森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阿瑟・塞西尔・庇古

亚当・斯密

曹・国正

保罗・萨缪尔森

克莱夫・格兰杰

大卫・李嘉图

弗里兹・马克卢普

约翰・理乍得・尼古拉斯・斯通

莱因哈德・泽尔腾

里昂・瓦尔拉斯

路德维希・冯・密塞斯

边陲经济 封闭经济 基因经济 经济剩余范围经济 经济胁迫 区域经济 国民经济生物经济 经济犯罪 贸易经济

有关论经济法的效率价值论文简短二

摘要：翻转课堂在创新教学方式、拓宽教学内容，拓展教学空间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其运用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理论经济学理论性、逻辑性和系统性比较强等特点决定了翻转课堂可以在该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其中微课程的设计和运用在翻转课堂中具有基础地位，不容忽视，应作为重点来强化建设。

关键词：理论经济学;翻转课堂;微课程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要以教育理念创新为先导，以优质教育资源和信息化学习环境建设为基础，以学习方式和教育模式创新为核心。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教育信息化，教育信息化必将加快教育现代化。

基于信息技术条件下，以开放、共享为理念的教育资源整合和重新配置正在我国的教育领域全面展开。

这必将对我国的教育理念、教育过程和教育方式产生深远影响。

有关论经济法的效率价值论文简短三

浅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低碳经济

摘要：如果说，2009年我们不得不把应对金融危机作为一个核心任务，2010年就必须把焦点转到怎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来了。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是必然趋势，本文通过论述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探讨了发展低碳经济这一条出路。发展低碳经济对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当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逐渐成为焦点，当“低碳经济”一词在今年两会中不断升温，我们也应意识到，发展低碳经济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键字：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低碳经济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实现模式，它可分为两种形式：粗放型和集约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很重要的一点便是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指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切实走新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些要求突出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生态的问题和挑战。对于我们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1．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增加资金、资源的投入来增加产品的 数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高污染”意味着效率不高，“高消耗”意味着能耗过高，“高污染”批评了生态环境的恶化，“粗放型”批评了技术含量太低。厉以宁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主要三个指标来衡量，第一个指标是资源消耗率的降低；第二个指标是环境破坏程度的减少；第三个指标是自主知识产权掌握的程度。厉以宁依据这三点判断我们经济增长质量需要提高。并指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增长模式要转换，从粗放型转换成集约型的增长模式。

由于采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中国以往对教育和科技的投资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都比较低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仍是资本和劳动力。中国原有的资本积累本不多，加上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而吸引的国外投资也十分有限，因此中国势必要不断加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强度来弥补所需的资本。例如，中国的增长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土地系统。因此，土地退化分布广泛且不断加剧。中国正面临着一些全球最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实际荒漠化土地，占潜在荒漠化土地的比例在全球也是最高的，草原也正在迅速退化。这些问题中最严重的部分又往往集中在中国最贫困、最脆弱的人群所生活的地区，从而变得更为严重。其次，从中国的产业结构来看，能源密集型或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一直比较大。工业化的迅速推进，使能源需求不断攀升，而能源结构中对煤的依赖程度又高这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中国 目前二氧化硫的排放已是世界第一、二氧化碳的排放居世界第二，大气污染已使中国 多座城市的大气质量符合国家标准的不到。而这样的能源使用，又严重的损耗了资源，给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威胁。

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转变增长方式，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轨道的关键举措。坚持可持续发展，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目前，资源短缺、生态恶化，已成为当代经济社会难以跨越的屏障，直接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因此，深入正确地处理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大力推进资源深层化，积极建设循环经济，确立科学的能源发展战略，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已成为科学发展观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有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中

1、认识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为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操作性诠释，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综合创新与实践，完全符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发展思路，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不可逆转的划时代潮流，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全球性革命。

2、低碳经济向我们走来

当人与自然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低碳经济的身影也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如，今年在我国上海的世博会，便无处不在的体现了“低碳经济”这一主题。整个世博园区，从选址、规划开始，到设计、建设、运营等全过程，上海始终贯彻低碳理念，从源头上减少碳排放。积极落实“碳补偿”措施，尽可能抵消世博会的额外碳排放。世博会期间将大力推进太阳能技术，大量使用新能源汽车。专设城市最佳实践区，汇聚展示全球先进的城市低碳发展理念及实践案例。2010年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一年，2月9日 我国首个能效市场在天津推出，3月5日 新能源汽车首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这些事实无不在说明我们正向着低碳经济迈进。

三、低碳经济建设人人有责

1、我们要加快建立低碳经济

首先，一是用法律法规对发展循环经济作出明确规定。二是制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三是出台有利于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配套政策。四是大力组织循环经济试点、示范。

并且，加快制定低碳经济发展规划。建议在编制新一轮城乡发展规划中，紧紧抓住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这一主线，尽快完善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制定低碳城市的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纳入全市“十二五”规划。制定低碳技术研发计划，纳入全市科技规划和相关科技计划。制定重点行业和部门的低碳发展规划，向低碳转型。建立低碳城市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引导和推动低碳经济有序发展。

再是，着力构建低碳产业支撑体系。按照建设全国“两型”社会试验区和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要求，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中心和现代服务业中心。建议进一步

细化方案，抓紧实施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计划。

2、发展低碳经济人人有责

“低碳经济”不断升温。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往往把着眼点放在企业开发低碳技术、发展低碳产业、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上，而相对忽视公民对低碳经济、低碳生活方式的认同和参与，公众的消费观念和价值观念还不能跟上低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不仅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更要倡导低碳生活，共同打造低碳社会。

发展低碳经济，仅有政府和企业的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依托于每个公民对绿色生活方式——低碳生活的践行。低碳生代表着更健康、更自然、更安全，同时也是一种低成本、低代价的生活方式。古人曾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从点滴做起，注意节电、节水、节气。

【参考文献】

韩民青 袁红英 《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建设》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 厉以宁 《四大惯性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金融经济》 2005 庄贵阳 《低碳经济转型与城市的责任》 2010 刘永明 《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2010

有关论经济法的效率价值论文简短四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体制创新

王一鸣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典型特征，就是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并由于资源和要素的低成本，使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无论从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还是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经济增长方式从本质上决定于经济体制，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键在于增进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加快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投融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经济增长虽有起伏，但一直处于快速增长态势之中。1979～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7％，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3％左右的速度。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基础上的，表现出两个最典型的特征。

第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

以“十五”时期为例，中国能源、电力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比“九五”时期都提高1倍多，煤炭产量增长1倍多，水泥产量增长79％，钢材产量增长187％。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水泥消耗最大的国家，是世界上能源消耗的第二大国。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能源消耗达到24.6亿吨标准煤，大约占世界能源消耗的15％左右；钢材消费量达到3.88亿吨，大约占世界消费量的30％；水泥消耗12.4亿吨，大约占世界消耗的54％。由于大量低效消耗资源，污染物的排放日趋严重，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近年来，中国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上的投入明显加大，但仍赶不上粗放型增长造成的破坏。2005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2549万吨，居世界第一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酸雨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0％。第二，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加剧了经济内外失衡即投资与消费失衡和内需与外需失衡。

同样以“十五”时期为例，投资增长相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高于“九五”时期1倍以上，投资增长明显偏快，投资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2001～2006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2％，远远高于按现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3％的速度，投资率从2001年的36.5％提高到2006年的42.7％，增加了6.2个百分点，但消费率却从2001年的61.4％下降到2006年的50％，降低了11.4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仅为36.4％。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高，由2001年的50％提高到2006年的61.1％。持续的投资高增长，不断转化为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使资本形成率不断提高，而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使最终消费能力相对于生产能力不断萎缩，在国内市场难以消化不断扩张的生产和供给能力的情况下，过大的生产和供给能力通过扩大出口来释放，必然加剧外贸顺差扩大和国际收支不平衡。2001～2006年，中国外贸顺差由225.5亿美元提高到1775亿美元。

总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基本特征，不仅带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外部约束性不断加剧，而且使潜在风险和外部压力也不断加大。

二、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从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环境看，过去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有的正在接近拐点，从各方面因素和条件判断，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首先，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大改变。一是劳动力供需总量和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加之不断完善社会保

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使劳动力社会成本上升压力加大。根据测算，我国劳动人口数量可能在2013年从增长变为稳定，然后逐渐下降。同时人口老龄化将加快，劳动力总量和结构都将发生明显变化。换言之，随着“人口红利”逐渐耗竭，劳动力成本势必会加快上升。二是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和矫正土地价格扭曲，土地成本将趋于上升。三是对能源和矿产资源需求迅速增加，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提高，将使资源成本有较大上升。四是用经济手段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促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将明显加大环境成本。因此，我国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变化，如果不加快转变传统增长方式，并随着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减弱而逐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就难以持续。其次，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无论是土地资源、水资源，还是主要矿产资源，我国人均占有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的自然禀赋条件较差，主要资源的国内保障能力脆弱。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业规模迅速扩大，能源资源消耗量还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如果说以往缓解资源环境矛盾还有较大回旋空间，但发展到今天，一些地区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已逐步逼向极限，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延续传统的增长方式，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资源消耗和排放增加，就可能突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和边界，引发系统性风险，付出的代价将是难以估量的。这就要求我们把资源环境压力释放的过程转化为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这必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已经没有任何退路。

第三，投资持续高增长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必然加剧投资与消费失衡，造成不断扩大的生产和供给能力与最终需求的缺口难以通过最终消费的增长予以消化。投资高增长必然带来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排放增加。通常情况下，我国每百元投资品中，用在工业设备上的不过32元，而用在土建上的要占60元，而其中相当部分又用于高耗能的水泥、钢材。我国消耗的水泥占全球一半以上，消耗的钢材约占40％，与投资的高增长不无关系。投资增长过快，还会使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收益提高，使少数人获益，进而加剧全社会收入差距扩大。

第四，出口过快增长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出口持续高速增长，不仅造成贸易条件恶化，出口效益下降，也加剧了内需与外需的失衡。虽然在全球化的环境下，过剩的生产能力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找出路，外需也的确吸纳了中国很大一部分过剩产能，但这只能减缓和拖延我国产能过剩矛盾显性化和引发危机的程度和时间。出口过快增长，造成过大的贸易顺差，还会加剧国际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虽然我国贸易额占世界比重仅为7％左右，但对我们的反倾销案件却高达15％。我国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在开放环境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表现形式之一。延续这种增长方式，不仅国内能源资源无法支撑，而且国际市场也越来越难以承受这样大规模、低水平、同质化的出口数量扩张。

综上所述，从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变化看，再按传统增长方式发展下去，很难持续。如果经济增长不能从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转向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就会逐步枯竭，即使在一定时期仍可以实现高速增长，但终究将难以持续。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就可能引发“高速增长期”的终结。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核心是培育市场功能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我们的发展阶段有关。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通常是“黄金发展期”，同时由于经济增长总体上还处于“投资和要素驱动型”而不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型”阶段，往往也是投资强度最大的时期，是资源消耗和要素投入强度最大的时期。我们不能脱离发展阶段讨论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但是，即使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比，我国增长方式粗放的特征仍更加突出，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条件，主要症结是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财税、投融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资源配置权过多过大，使生产要素升值和资源环境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层面挡住，没有通过价格信号传递给市

场主体。而在现有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上往往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过度强调“赶超”和“跨越式发展”，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发展，客观上延缓了增长方式转变进程。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主要原因是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长期以来我国水电油等资源性产品和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受政府管制明显偏低，劳动力相对过剩也使工资水平难以上升。资源和要素价格过低，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和要素的投入，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缓慢。而在生产效率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推动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又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由于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不仅使投资成本低、投资需求过热，而且使资源消耗型出口也因成本低而得以快速扩张，导致贸易顺差过大、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和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在一定条件下，这必然引发流动性过剩问题。

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从根本上说也与行政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扮演着重要的经济建设者的角色，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却不到位。这就造成政府新增收入被大量投入工业园区和城市建设，而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服务支出严重不足。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比如2006年财政收入达到3.87万亿元，如果再加上约1.2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1万亿元的收费等预算外收入，实际的政府所得份额可能要占国内生产总值近30％，政府所得份额不断增大，在政府职能尚未转变的条件下，必然直接和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的攀升。同时，为了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地方政府往往通过优惠政策大量招商引资，设立大量以出口为导向的开发区，造成国内资源配置向出口部门倾斜，也加剧了经济增长对出口部门的依赖。

因此，我国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增进市场功能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达国家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渐进的市场化过程，也就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中，企业在市场机制和竞争压力下，逐步加快技术进步和节能降耗，政府通过立法和制定政策、设立技术标准等手段，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逐步推进，但这种模式所需时间较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在与美国的抗衡中意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力求在较短时期内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过度强调政府的作用，强制在某些部门推进技术进步，没有从调整体制入手，缺乏制度性约束和动力机制，直到前苏联解体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中，要重视发挥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但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培育市场机制，增进市场功能，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四、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任务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和重大突破，从根本上取决于体制创新，重点是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深化财税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和完善政绩考核机制，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

（一）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资源价格偏低，利用资源的“外部性”成本得不到合理补偿，必然误导资源性产业过度发展，致使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压力和动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扭曲，造成对资源过度需求和浪费，客观上刺激了经济的粗放型增长。而资源产权制度缺失，所有者权益得不到体现，是资源价格扭曲的重要制度条件。

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就要使各种资源价格不仅反映稀缺程度，还要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反映生态和环境成本，打破资源开发垄断和市场分割格局，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在充分竞争中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水资源等不同资源的属性，完善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土地、水资源等各种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改革收益用于资源节约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治理，以及对低收入者的补偿；理顺资源税和资源费的关系，较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税率，增加对资源开采地区的补偿，在条件成熟时把矿产资源补偿费与资源税整合起来；在部分垄断性领域放宽市场准入，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资源市场；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形成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逐步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的现代资源产权制度。资源价格改革涉及利益结构的调整，短期内会遇到一些阻力，还会带来低收入者承受能力问题，但不下决心推进这项改革，价格扭曲状况便很难扭转，转变增长方式也很难落到实处。

（二）改革财税体制

现行的财税体制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的收入比重有了较大提高，但原有的支出结构没有作相应调整，近年来，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工资上调和社会保障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虽然增长较快，但远不能满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客观上刺激了地方不顾资源和环境条件，盲目发展财政增收效应大的传统重化工业。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迫切要求对现有财税体制进行新一轮战略性调整。

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责的基础上，相应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增值税转型，逐步提高直接税收的比重，建立直接税和间接税合理配置的税制结构；改革完善资源税、开征环境税，建立健全资源环境税收制度；开征物业税，逐步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收体系；适当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逐步建立与主体功能区管理相适应的财税体制，增加对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扩大预算管理范围、建立预算编制与执行分离的监督机制，完善财政预算管理制度。

（三）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投资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但现行投资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与投资体制配套的土地管理和环境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投资管理责任缺乏约束，政府投资的公共性不强，公共决策机制缺失。

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必须加快土地管理、环境管理等相关配套制度改革，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和协调性。进一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健全公共投资决策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约束投资决策中的机构利益行为，逐步改变目前各级政府投资决策机构“权重责少”的状况；增强政府投资的公共性，逐步消除城乡间、地区间和不同收入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将土地出让收益、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等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切断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楼堂馆所的主要资金来源；建立公共投资稳定增长的机制，增强支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强化投资监督体系建设，通过提高投资决策透明度、增强内部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增强地方人大对重大项目的监督作用，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

（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过去28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各级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市场调节功能逐步增强，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方式、职能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变化和要求。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建立决策科学、权责对等、分工合理、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效能政府。主要任务是，完善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体制、机制和方式，提高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效率，增强涉外经济管理职能，保持内外经济协调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调整和明晰地方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增强市场监管职能，构建行政执法、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上；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又适度分离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提高社会组织对政府职能转移的承接能力。

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是影响政府行为的重要因素。要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实施重要指标统计考核公布制度，形成政府机构、专业组织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评价机制。切实提高约束性指标行政问责的效力，并逐步将单位生产总值能耗、能耗降低率、主要污染物减排、生态环境、耕地保有量等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中去，增强各级政府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我国增长方式转变不理想，除了政府管理、市场体系等因素外，企业制度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国有企业改革仍未到位，政企不分尚未消除，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约束激励机制不完善，对市场信号不能做出正确反应；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产业集中度不高，产品结构单一；民营企业多数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技术含量低，管理水平不高，仍带有粗放经营的特征。

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点推进国有大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改革，加快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内部约束机制；深化垄断行业企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积极推进企业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和整体技术水平，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进一步消除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种体制性障碍，促进民营企业制度建设和管理规范化，提高集约经营水平。与此同时，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和失业保险制度建设，逐步扩大覆盖面，为产业结构调整、企业重组和人员退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有关论经济法的效率价值论文简短五

一、课程在本专业的定位与课程目标

《经济法》课程是国家教育部审定的大学本科法学专业十四门主干课程之一，是法学专业必修的一门核心专业课程。

《经济法》的课程目标在于，通过学习该课程，系统的了解和掌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制度，全面了解经济法的地位、作用和具体构成，深刻理解经济立法和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法律手段调整经济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熟练掌握各项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内涵及其运用，进而全面提高法律人才的素质，完成以能力培养为核心、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教学任务。并立足浙江经济、面向全国，输送出兼具扎实理论基础和较强实践应用能力的法学人才。

二、知识模块顺序及对应的学时

根据国家教育部审定的《经济法学教学大纲》，并结合我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将本课程分为四大模块内容进行学习。

知识模块主要内容课时

经济法总论经济法总论;经济法的概念和特征;经济法的地位和体系;经济法律关系

经济法主体经济法主体一般原理;经济管理主体;企业法概述;企业法律制度。

市场规制法市场规制法一般原理;竞争法律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产品质量法律制度;广告、价格法律制度。

宏观调控法宏观调控法一般原理;财政法;税法;金融法

三、课程的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

本课程教学重点、难点

知识模块课程重点、难点

经济法总论经济法的概念和特征;经济法的地位和体系;经济法律关系

经济法主体经济法主体;经济管理主体;企业法概述;市场准入制度

市场规制法竞争法律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产品质量法律制度;广告、价格法律制度。

宏观调控法财政法;税法;金融法

本课程的难点及其解决办法：

1、本课程中涉及经济学各学科的专业知识较多，法学专业学生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较薄弱，在理解相关专业知识时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本课题组教师及时调整课程教学内容。如加大含经济学理论部分内容的教学力度，适当介绍相关经济学理论知识等。此外，增加课余与学生的交流，鼓励其根据学习爱好适当选修相关经济学专业课程或第二专业学习等。

2、本课程理论知识与社会经济生活实践联系紧密，知识更新快、变动大。针对这一问题，我们积极开展教研活动，制定并实施了相关的学术讨论制度，要求各位教师及时把握经济法律制度的最新立法和法律修订动态，并经常性的进行讨论和交流。在经过交流和总结之后，把相关知识贯彻到教学当中去。

3、本课程的理论教学内容较多，如何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教学中的一个难点。针对该问题，我们适当压缩了理论部分内容的教学时间，加大了“合作性学习”的力度。首先，在课堂教学中尽量引入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实例进行讲解，并采取多种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他们带着问题去解决实例，或通过解决实例来发现问题。其次，通过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来加大实践教学的内容。第三，利用课余时间采取多种形式的方法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如组织学生参加企业法律实务训练、组织学生进行模拟法庭活动、参加人民调解、到各实习点参加实习活动等。

有关论经济法的效率价值论文简短六

在经济市场日趋成熟的今日，经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所占比重逐渐加大，国家对经济调控力度不断加大，出台了越来越多的经济相关政策和经济相关法律。运用政策和法律两种重要工具对经济市场进行规范和管理。本文试图就经济法律和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旨在分析二者间相互作用的机制。

经济法律；经济政策；相互作用；差异

在展开更深入的探讨前，我们首要作出的，是明确经济法律与经济政策各自所代表的内涵，结构等自身问题。

就经济法律而言，笔者认为“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本不是规范的法学术语，以之为基础而进行过深的法学理论探究是歧途末路。“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之所以存在和被使用，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需要，特别是市场经济学即法制经济学研究的需要。从法学角度讲，“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只是临时借用而已，对之进行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以不同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民法、商法和经济法等法律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 “经济关系” 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对人类经济社会的纵览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其中大量的经济关系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

（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

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由以上可知，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将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各部门法的具体法律法规组成情况如下：

1、 民法部门

民法通则；合同法；知识产权法，包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养法等；继承法。

2、 商法部门

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破产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

3、 经济法部门

市场规制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宏观调控法，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

就经济政策而言，要了解我国的经济政策概念与结构，就必须对我国宏观政策的基础结构做一个大致的了解，我国政策以内容结构来划分可分为总政策，基本政策，具体政策。所谓总政策即规定执政党在某一个历史时期根本的、全局的总路线，它决定着执政党的各项基本政策与具体政策。基本政策即执政党在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为实现总任务、总政策所规划的重大决策和基本原则。具体政策即在总政策和基本政策的指导下，执政党为了解决某一类或某一个具体问题，或者为完成某一项具体工作所规定的具体行动准则。由此我们将我国的经济政策划归到我国的基本政策中来，在我国，对经济政策的具体定义为：是国家或政府为了达到充分就业、价格水平稳定、经济快速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为增进经济福利而制定的解决经济问题的指导原则和措施。经济政策是连接国家总体计划与各种调节手段的中介，它分解计划所规定的经济发展总任务和各种宏观经济总量指标，形成各个方面的基本行为方针和准则，并使各种调节手段都能直接发挥作用。

在上述分别对经济法律和经济政策各自的分析中，我们最直观的发现，便是经济法律中，与经济政策最紧密联系部分，是经济法部门。经济法作为国家纵向调节经济关系的最重要手段，其与国家的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本文在探讨经济法律与经济政策关系时将着重从经济法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着手。

每当涉及到法律与政策的关系一题，在社会以及学界长期以来一种错误的理念，即认为政策与法律有主从之分，是政策决定法律，法律从属于政策，结果导致在实际工作中重政策轻法律。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思潮是不正确的，是及其有害的。法律和政策是两种不同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重要工具，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同步发展，谁也代替不了谁的。经济法律与经济政策的关系同样如此，我们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说明二者相互作用的关系。

（一）经济政策第经济法律的作用

经济法律，特别是经济法部门，作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决它的具体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经济政策的总体基调，总的说来，国家的经济政策对经济法律活动是有着知道作用的，但这种指导并不意味着经济政策高于经济法律。经济政策对经济法律的指导作用主要从以下是两个方面说明：

1、执政党的经济政策，是国家制定经济法律的依据

在我国，执政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党的政策是在集中全国人民共同意愿，反映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以经济政策作为经济法律产生的依据，用经济法律的方式将经济政策定型化、条文化、规范化，也就能够保证经济法律体现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但在以经济政策为立法依据这一问题上，我们也要注意，并不是所有的政策都需要制定为法律，而必须是那些经过实践检验证明的、行之有效的、符合人民利益和客观规律的政策。同时，制定法律时贯彻经济政策精神，并不是原封不动的照搬党的政策，在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之间，前者比较原则，涉及面较大，后者则要求更加具体。

2、在实施经济法律中不能脱离国家经济政策的指导

经济法律从制定到实现，其中的转换是个复杂的过程。长期的实践让我们认识到法律是不能自动运用于生活的，在法律实现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如何适用法律才能更加适应实际，从而收到更好的社会效果的问题，存在着一个法律如何与形势相符合的问题。经济社会是不断变动着的，有时甚至变动很大，而制定好的经济法律规范有其一定的滞后性，这就产生的了不变的法律规范与变动的经济社会状况之间的冲突。解决这一冲突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用经济政策来指导法律的适用。但经济政策对经济法律适用的指导是一种思想性的指导，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把适用法律与政策精神有机的结合起来，而不是不顾法律的规定甚至借口执行政策而违反法律的规定。

（二）经济法律对经济政策的作用

经济法律对经济政策同样也具有制约作用。经济政策是制定仅仅法律的依据，一旦国家机关将政策定型化、法律化，就使经济政策具有了国家法律的性质，因此，从实质上说，执行了经济法律也就实现了经济政策。法律的特征也决定了它是实现经济政策最有效的手段：首先，法律以国家意志的属性保证经济政策的实现，法律用其具有的普遍约束力，使社会各个方面都加以遵守，这样，经济政策在社会范围内广为实现。其次，法律以其国家强制力的属性保证经济政策的实现，法律的国家强制力使其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效力，经济政策一旦转换为经济法律，就保证了其最有效的实现。最后， 以国家规范的属性保证经济政策的实现。

总之，经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离不开经济政策的指导，经济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也离不开经济法律的推动。

在前文中，我们分析了经济法律与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解到经济法律与经济政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经济法律与经济政策之间是存在差异的，经济法律不能代替经济政策的地位，经济政策也不能无视经济法律的存在。我们有必要对二者之间的差异作出探讨。

（一）二者的制定程序

经济政策的制定，是由执政党和各级政府据职权制定的，其体现的属性，更多的是执政党的意志，不具有国家意志的属性；而经济法律是由国家立法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的，具有国家意志的属性。在程序上，经济法律的立法要求抽象原则化，也较经济政策的制定更加严格、复杂。

（二）二者的表现形式

经济政策通常以政府部门的决议，通知，纲领性文件，宣言，声明，指示，建议等形式出现。它的内容相对来说规定的比较原则，带有号召性和指导性；而经济法律是以制定法的条文形式条文形式颁布执行，有其自己特定的表现形式，作为一般规范，具有确定性和规范性的特征。

（三）二者的稳定性

经济政策具有较大的及时性和灵活性，需要跟紧经济的发展形势灵活应对，以维持国家队经济生活的有效调控；而经济法律则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长久性，杜绝朝令夕改，以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四）二者的调整范围

就二者的调整范围上，有人认为“经济政策适用于那些急需解决的、临时性的经济问题，经济法律则适用于规范和调整那些需要严格界定、比较稳定的经济关系”但我认为，经济政策，作为执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经济生活的领导调控手段，不断的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而且其调整的经济关系中，并不存在国家这一主体；而经济法律则一般调整那些对社会整体状况有直接和重大影响的社会关系，可以说，经济法律是将经济政策中某些原则性的内容，在一段时期内比较稳定的经济目标和调整手段以法律的形式固定化和规范化。

总之，以上的几点差异，表明二者之间虽然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他们属于不同的社会规范，有其各自的特点与作用，不能将二者相互混淆甚至相互代替。

我们只有在认识到经济法律与经济政策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探讨出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认识到二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不同作用，我们才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市场中作出更加理智全面的决策，更好的完善目前的经济法律体系。

[1]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中国经济法律构成和运行的经济分析[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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