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发达国家城市地质工作总结及其经验借鉴论文范本 地质工程的发展趋势(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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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国外发达国家城市地质工作总结及其经验借鉴论文范本一

第一章、 华信公司的发展历程

一、弃政从商 下海创业

李杰，19xx年，李杰从聊城地区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大专学历，历任阳谷县第三中学语文课教员，后从政先后在阎楼镇任过管区主任，土管所所长，19xx年开始在聊城市阳谷县闫楼镇任经贸委的主任。

中国的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大潮冲击中国的各个角落，乡镇企业、村办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各种新思想新潮流摇撼着每个中国人的心，此时的李杰同志，虽然在本职岗位上工作游刃有余，还多次得到领导的一致好评，成为镇政府重点培养的对象，但他的心一天也没有平静过，更大的志向和抱负一致摇曳着他的心灵。但是他一直在冷静的观察，积蓄着经验等待着机遇的到来。

九十年代，中国北方大地上推广开了大棚蔬菜种植技术，大棚农膜成立各地紧俏的商品。于是中国北方到处出现了一些农膜加工厂、农村灌溉用的号称”小白龙”的农灌管。阎楼镇就像其他小镇一样也已经出现有多家小塑料厂，生产着大棚农膜、农灌管等产品。但大都因规模小、技术差，致使供货能力及产品质量一直困扰这些企业，有的已经很难维持经营。在阎楼镇经贸委任职的李杰同志经常深入的各个企业，帮助企业的推进生产工艺设备的革新，提高技术水平，拓宽供应及销售门路等，切实为企业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几年的下来，倒使李杰成为了塑胶产品的小专家。

19xx年阳谷县塑料厂因经营困难，生产很难维系，政府打算承包给个人经营，李杰同志获知这个消息以后，内心再也难以平静，他以他多年的工作经验培养起来的敏锐感觉，他深切意识到亲手在这商业大潮中弄潮的时机到了， 93年他毅然辞去的政府机关工作，承包了塑料厂，投身到市场的浪潮中。

二、诚信为本，艰难起步

阳谷县塑料厂原是一家制造农膜的小企业，他给李杰留下的只有几台落后的设备和几件破旧的平方车间。李杰同志拿出他工作几年所有的积蓄和他从他亲朋好友那里东拼西凑弄来的几万块钱，投入到塑料厂中。但是对一个企业来说，设备的更新以及正常经营需要的流动资金靠，那点钱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靠各合作厂家的支持帮助才能启动工厂的运营。当时先进设备供应厂家是上海金湖公司，但他们对刚起步的小塑料厂的前途并不看好。李杰为此先后到金湖公司四五次，详细向他们阐述自己的发展规划和对市场的分析掌握。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他那行之有效的发展计划和他诚信的人格魅力终于打动了金湖公司领

导的心，不仅提供了他发展必须的先进设备，还有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技术。还款条件还非常优越。在原材料供应上也和北京燕山化工厂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小塑料厂终于拨云见日，正常的经营道路。短短一年的时间，李杰的一辆普通桑塔纳车行程20多万公里，整个人也黑瘦了一圈。创业之初的那些事李杰在他在那以后的工作中经常挂在嘴边向自己的员工讲述。并将诚信作为他创立的企业的根本。如今的华信公司就是秉承了他的意志，用诚实守信和谐共赢作为公司的发展理念。

三、起航

李杰承包的小塑料厂经过三年的艰苦创业，终于渡过了最艰苦的时期，迎来了高速大发展的良好契机。19xx年李杰创建了阳谷仙农塑化有限责任公司，主营塑料薄膜和塑钢型材。

中国北方随着大棚种植技术的推广，农膜市场需求量大，农膜厂家很多，特别是小厂家较多，急功近利的思想导致行业竞争趋向恶性价格竞争，许多厂家倾尽所能使用废料生产劣质产品来降低成本获取利润，市场上充斥着各种不合格产品，用户质量问题层出不穷，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此时的李杰同志冷静的观察着自己市场的发展，一方面是市场需求量仍旧很大，自己加入到价格竞争中，相对其他一些工厂自己的优势还较大，短时间获取的利润还是很诱人的。一方面，自己做品牌，按照国家标准要求，严把原料供应关、产品质量关，坚决生产高品质产品。但这样势必因成本的提高导致销售价格的提高，高品质产品重新要开始一个较长时间的市场导入期，短时间利润的减少加上投入的增大，这对一个刚起步不久、底子还很薄的企业来说，风险那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一定是一个企业能够长久生存且能做大做强的必经之路。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充分细致的市场考察以及可行性论证，最终高远的志向战胜了眼前利润的诱惑，公司做出以创立百年企业，以质量树品牌的公司发展方针。公司全体一心克服各种困难，重新定位公司产品品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冲破重重阻碍，重见云天。20xx年仙农塑化公司实现销售收入7000万元，20xx年销售收入超过亿元，在国内的农膜行业成为佼佼者。

产品销售扩散到公司周边十几个省市，仙农牌的农膜和型材也成了中国北方家喻户晓的名牌产品。20xx年公司进一步发展壮大，在1月份和12月份先后两次增资，注册资本达到5000万元，仙农公司终于走上了现代化管理的正规之路。

四、腾飞

20xx年5月，山东省外经贸局组织企业到韩国招商考察，在使馆人员的协助下，李杰在韩国结识了韩国日信化学株式会社的金云权先生，韩国日信是亚洲最大的农膜研制生产基地，在韩国的农膜行业是行业龙头，并且已经走出国门成为国际化大企业，两人经过彻夜长谈，两人最终对中国的市场开发都充满信心，并对双方的合作达成初步共识。在随后的半年时间内，双方进行了多次的考察，最终达成合资协议。并与20xx年1月合资创建了山东日信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公司总投资996万美元，占 地面积133,600平方米。主要生产加工中、高档宽幅功能性农用薄膜，年生产能力30,000余吨，无论是技 术水平还是生产能力在国内外同行业都处于领先地位。山东日信引进日本，韩国先进的设备和微电脑全自动控制混料系统，所用原料均从日本美国、韩国等国家进口;添加剂由韩国专业助剂生产厂家——美林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提供，山东日信不断追求的目标。根据市场的需要，山东日信相继推出了乐晴薄膜，乐晴2号薄膜，高新1号薄膜， 高新2号薄膜和三层长寿薄膜，春光系列产品和仙农新型农膜等各种产品供用户选择使用。

在日信成立的同时，李杰同志又创建了山东华信塑胶工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20xx万，主营管材和型材业务，而原仙农公司成为两公司所用的各种原材料的供应商。日信公司的成立，不仅带来了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两个兄弟公司在业务上的互相帮助也加快了华信公司发展的步伐。

山东华信塑胶工业有限公司从20xx年1月成立起就进入快速发展的快车道。20xx年1月李杰同志参加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省长韩寓群做政府工作报告时讲到，解决“三农”问题将作为20xx年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为进一步解决 好“三农”问题，加大对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听到这里，李杰心中一动，商业的敏感性马上让他意识到农村最重要的水利基础设施农村灌溉用管道大发展的时期来临了。会后他经过精心论证，多方考察最终又做出一扭转华信公司发展方向的决定，那就是大力发展塑胶管道产品，不再向当时发展良好的塑料异型材投入。

20xx年公司新上塑胶管道生产线18条，年生产能力10万吨。一时间生产、供应、销售等各个部门都向塑胶管材转变。经过一年的努力，公司当年就实现销售收入5000万元。

20xx年山东省水利厅在日照召开全省水利系统工作会议，公司了解到这个信息以后，马上意识到这时一个展示华信公司的一个好机会，随后就与山东省水利厅联系，水利厅领导经过对华信公司的考察和对公司产品的检验，并了解华信公司是一个诚实守信的企业，不仅富有开拓创新的精神，而且市场定位准确，心系山东新农村建设。生产技术先进，设

备优良，产品质量可靠，所以特批华信公司与水利厅合办了那次水利厅内部会议。在那次日照会议上，参会的华信公司员工不仅面对面的领会了山东新农村建设的精神，而且公司还充分展示了公司的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以及新开发的农村灌溉专用管道。

20xx年日照会议以后，公司的销售又上了一个新台阶，20xx年公司销售实现1.1亿元。产品种类涉及到农村节水灌溉、城市水管网改造、市政排水等多个领域，产品包括3大系列1000多个规格，基本满足广大用户的需要。

公司自20xx年初建，到20xx年底5年的发展时间内，每年公司的各项指标都能实现翻番式增长。一步一步迈出坚实的发展道路。

20xx年—20xx年公司大事记

20xx年 1月 山东华信从山东省闫楼工业园起步，注册资金20xx万元。 20xx年10月 山东华信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0xx年 6月 聊城大学材料学院在华信建立教学实践基地。

20xx年 9月 山东华信在聊城大学材料学院与工程学院设立研发基地。

20xx年12月 公司股权变更，法人代表变改为李杰，注册资金增至5000万元。 20xx年12月 山东华信在全国各省份发展213家直属经销商。

20xx年 1月 山东华信总资产突破两亿元。

20xx年 2月 年产两万吨的高抗冲pvc-hi给水管材项目开始投建。

20xx年 3月 以“同创共赢之路，华信与您同行”为主题的经销商推介会顺利召开。 20xx年 4月 山东华信实验室被评定为聊城市管材质量检测中心。

20xx年 4月 高抗冲pvc-hi给水管材和环保高效型pvc稳定剂通过成果鉴定。 20xx年 9月 年产两万吨双壁波纹管项目启动。

20xx年 9月 山东华信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20xx年10月 管件厂及模具车间破土动工。

20xx年10月 山东华信完成股份改制，变更为山东华信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20xx年12月 山东华信产品荣获国家免检。

20xx年12月 山东华信被认定为聊城市高新技术企业。

20xx年12月 山东华信被认定为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

五、蜕变

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对中小企业来说，这个支点就是改制上市。通过股份制改造和发行上市，优秀中小企业能够借助资本市场的

力量，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商界巨头和行业旗帜。它能有效提升企业的品牌价值和市场影响力，通过股权的多元化，有效分散了集中投资所产生的巨大风险;通过把分散资本积聚成巨额资本，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通过股票的自由买卖，实现了资本的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华信公司从20xx年的各项经营指标来看，已经满足了中小板块上市的各项基本要求。首先，公司基本上是白手起家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产权非常明晰，不像一些国营改制企业，改制后遗留了许多产权问题。其次，华信公司近几年的经营业绩很好，财务指标完全能够满足中小企业上市的要求。最后是华信公司所处的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从公司前几年的经营业绩增长情况以及行业总体预测情况来看，公司发展前景非常宏远，且投资计划紧迫而实际。这都是公司中小板上市的根本要求。

华信公司为了更好的符合上市对股权分布的要求，增大公司实力，公司引入了聊城市昌润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战略投资伙伴，昌润投资公司是市政府授权的市级国有资产营运机构，是市政府重要的投资主体和国有资产经营主体，担负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重点项目建设、投融资的任务。是聊城市有相当知名度、美誉度，对全市发展有较大影响的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国有企业集团。昌润投资公司的加盟，更是使华信公司如虎添翼。

华信公司的上市筹备工作，选择了国内最为知名的三家中介服务机构，分别是国金证券、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中和正信会计事务所。在他们的指导下，华信公司完善了公司组织结构，决策层更科学更民主，经营管理层更合理更高效，根据他们的提议，公司管理层还通过间接持股的形式进行了期权激励，使公司员工凝聚力和责任感更强。

华信公司的上市工作得到了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各级领导纷纷到公司考察指导工作，华信公司的上市被称为聊城上市工作的破冰之举，足见华信公司在聊城经济工作中受重视的程度，

华信公司自成为聊城市重点拟上市企业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华信公司的内部管理发生，从前的公司一直处在在高速发展，时期，一直是市场拉着生产转，生产拉着公司管理走，公司的发展带动着公司员工的成长，人员的培养和公司的管理总是滞后于公司的发展，这在公司发展初期，公司快速的增长掩盖了公司发展的不足，公司的上市筹备中，在专家的指导下，公司领导层能够从较高的角度认识管理中存在的各项不足，从而在员工队伍培养、公司科学运营商更加有计划性、更加注重科学性。

其次，公司影响力的增大以及昌润投资公司的加盟，使得华信公司实力和诚信度得到更大的提高，公司的融资渠道得到很大的提高，公司的许多发展计划得以提前实现，自

20xx年10月公司股份制改造以后，华信公司相继投资建设了华信四期管件生产车间，华信五期市政排水管道车间，华信六期，年产5万吨新型ppr项目。公司本部已经建设成为年产各类管材管件28万吨的综合性企业。

第二章 华信精神

一、诚信篇

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诚，信也”，“信，诚也”。可见，诚信的本义就是要诚实、诚恳、守信、有信，反对隐瞒欺诈、反对伪劣假冒、反对弄虚作假。

孔子云：“诚者，乃做人之本，人无信，不知其可”;韩非子曰：“巧诈不如拙诚”;

要推进诚信，对于企业来说，害怕混乱是其本能，企业很少能容忍破坏秩序的行为。任何想要推进诚信的企业，都既要有明确的制度，也要有全体员工真正信仰的共同价值观。前者无论员工赞成与否都要执行，而后者只有当融进每个人的心底时才能共享， 领导的另一项任务是系统性地根除不真诚的习惯。

1、华信公司的诚信首先表现在产品品质，只有诚信的品质，才能创造恒久的品牌

塑胶管道产品是近几年才蓬勃发展起来的新兴行业，市场规范还不成熟， 标准规范严重滞后，有些塑料管产品标准、设计、施工规范、标准图以及预算定额等严重不配套、质检部门对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力度不够，购买者对质量的鉴别能力有限，所以个别企业使用低档的加工设备、采用低档原料、不合格原料以及填充料生产劣质产品，损害消费者的权益， 败坏行业的信誉。

华信公司自创立之初就清楚的认识到一个企业之所以能够持续的发展并长期占有市场，必有其响亮的品牌，必须有过硬品质的产品。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产品质量的竞争。这要靠全体员工牢记质量宗旨，遵循质量原则，严格控制工艺指标，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来实现。

华信公司以“诚实守信 和谐共赢”为企业理念。庄严的向社会承诺：公司的产品绝对采用最优质合格的原材料，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规定的配方要求，以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技术领先的工艺设备，生产高品质产品。

在市场监管规范商不成熟的今天，在质量保证还主要靠自律解决，华信公司郑重承诺并恪守信言，不仅清楚企业质量问题实际上就是企业生命的问题。更是努力倡导行业正气，推动行业健康、稳步高速的发展起来。

华信公司还积极作好市场的推广工作， 配合国家和一些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推广塑料管道政策， 扩大了行业和产品的影响。帮助用户了解使用塑料管道的优缺点，提

升用户鉴别优劣产品的能力，以及应如何按规程进行施工、监理等知识，推进市场向成熟规范迈进。

2、华信公司的诚信表现在企业品质。

诚信作为华信公司最基本的企业品质，以自尊自爱修身，以诚信正气立身，致使朋友遍天下，华信公司的产品和文化能被民众所接纳和倡导。华信公司才能创立公司、经销商、用户及环境之间互通有无共同发展的大同世界。

诚信是华信公司发展的基石，是公司发展的基本生存条件。恪守信用规则，遵循市场信用秩序，创造诚信的公平竞争准则，以尊重社会、尊重消费者为前提，进而实现尊重自己，获取更大的市场效应。

诚信是华信的社会宣言，是公司向社会、向消费者发出的公开承诺或宣言，负一切质量责任和信誉责任，言必信，行必果。诚信是华信公司不贴标识的商标，给人的记忆是永远的，甚至可以永远牢记，代代相传。

二、共赢

共赢理论来自于博弈论中的双赢博弈，是双赢博弈的拓展，它要求在处理双边和多边关系、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时，通过“1+12”的机制，共同把“蛋糕”做大，而且在不损害第三方利益，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前提下，各方均取得较自由竞争更大的利益。

由于利益关系的复杂性、人性的复杂性和体制环境的多样性、复杂性，各种思维将长期共存。但共赢博弈理念将会一支独秀，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导思维方式，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与自然的共赢博弈。在传统“人定胜天”、“征服自然”的理念指引下，人类对自然界的许多征服活动，往往破坏了生态失衡，招来大自然越来越严重地报复。实践使人们认识到，保护环境也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人类只有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才能维护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竞争的共赢博弈。在现代开放社会中，企业之间结成共生关联的统一体。任何一方，本来就不可能脱离对方而单独地“活”，或者说任何一方的“活”，本来就必须以对方也“活”为必要前提，任何一方一旦置对方于“死”地，那么它实际上也就是置自己于“死”地。任何一方，也不可能脱离对方而单独地“赢”，只有企业双方的共赢，才能更好发展。 人际关系的共赢博弈。个人之间也会存在利益冲突，以往有为获得己利而不择手段，以牺牲他人为后快;有见利忘义，为谋取一时私利，而违背道德良心。不可否认在人际关系的博弈中，以损人利己达到自己“零和博弈”的目的，顶多获得短期利益，不可能获得长远利益。

1、创建和谐共赢的企业氛围是华信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心愿与不懈追求。在新的机遇与挑战面前，公司在内部员工间的创造良好的竞争机制，同时不断加强员工团队合作、博弈论、问题分析等知识培训。将“和谐共赢”的理念与企业发展目标相结合，并贯穿在企

业的价值观、发展观和管理实践中，扎实推进和谐劳动关系建设，实现了公司与员工“双赢”目标。华信公司在发展中通过各种形式激发员工创造活力，培养员工的工作技能，促使员工与企业共发展。首先经常围绕生产经营开展劳动竞赛活动，为员工构筑建功立业的大舞台;围绕生产难点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为员工拓展发挥聪明才智的新天地;围绕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员工素质工程，为员工构建开发创造潜能的大学校。

华信公司在发展中努力把公司建设成为人际关系融洽、充满友爱、精诚团结、蓬勃向上的和谐企业。多年来公司坚持深入了解困难职工具体情况，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并且建立爱心基金，切实帮扶一些家庭困难的职工家庭;把各种文化体育活动与宣传企业使命、企业战略目标、企业核心价值观和企业精神有机融合起来，丰富职工精神生活和企业文化内涵。

2、华信公司的共赢表现在与经销商的和谐共赢。很多企业为了谋得订单，采用不法手段或者违背代理商和经销商的利益保护协议，私自跨地区与客户合作，致使代理商们不得不中断合作，严重的破话行业环境和违背市场规则。另外，同行间的竞争有时手段过于低俗，比如只打价格战，使得双方利润降低，更而且影响企业品牌形象，最终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

华信公司一如既往的倡导共赢营销，遵守合同协议，视信誉二字值千金。要明确自己产品的定位和独特卖点，拒绝同质化，做出差异。

三、和谐

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他是目前发展的一个目标、愿景，既是目标又是过程。

企业在处理内部关系、内外关系时要体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和谐企业，就是要把企业建设成为“循环发展、遵章守法、诚信至上、团结协作、关爱员工”的企业。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破坏自然环境平衡，不是和谐;只顾企业利益，在生产经营中偷工减料、偷税漏税、制定霸王条款，更不是和谐。和谐是企业立足之本、发展之需、传世之必备条件。企业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是效益，但和谐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必不可少。企业不和谐，就根本谈不上发展，反而成为发展的绊脚石。

如何实现企业和谐?和谐企业的本质是管理规范、凡事有矩可循。企业作为产生利益、分配利益的主要场所，也是各种矛盾多发地。只有制定公平、合理的分配方案、管理章程，才能做到利益分配的公平、公正，才能从根源上预防和解决各种矛盾。制度建设应当成为和谐企业的建设重点。 构建和谐社会与构建和谐企业相辅相成。和谐的社会环境需要企业和谐作为基础，企业发展需要和谐的社会环境。在经济概念中，企业的目标是追求最大利润，但在道德和法律的范畴中，企业是比个体公民更为强大的“企业公民”，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利润来源于社会，企业只有在履行经济责任的同时履行社会责任，获得社会认同感、产品公信力，才能拥有利润生长的土壤。同时，作为和谐社会的主导者，政府要转变职能，依法行政，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为构建和谐企业创造良好条件。 一部人类历史，便

是不断吐故纳新的过程;

四、务实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出处】《论语·为政》，古人要求做人诚实，表现在学习方面，就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而且诚实更是智慧。务实就是讲究实际、实事求是。孔子不谈“怪、力、乱、神”，就已把目光聚焦在社会生活上。王符的《潜夫论》说：“大人不华，君子务实。”中国文化注重现实、崇尚实干精神的体现。它排斥虚妄，拒绝空想，鄙视华而不实，追求充实而有活力的人生。

五、正气

“正气”是正确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企业是不断由初级走向高级的动态变化过程，美好的未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赞同这种价值观，就会顺应潮流积极主动的投身到工作之中。当自身价值与企业发展浑然一体时，就会形成一种头脑清醒、目标明确、意志坚定的全新世界观。也就是“企业好、我就好”的纯朴又积极向上的作风。“正气”是我们理想信念的体现和美好愿望的追求。有了这种信念，我们的思想就会不断产生被称之为“正气”的抗病能力，我们的集体就会在更高的层次上形成踏实进取、全力以赴为实现企业发展目标建功立业的强大感召力和凝聚力。这也许就是堂堂“正气”的底蕴吧。她不但代表了企业的精神风貌，更体现出员工与企业发展宏伟目标相适应的高尚精神内涵、和主动工作的动力源泉。 一个人思想阳光、志向高远，就会上升到大方、开朗、理性的“大气”意境。不但显得有亲和力，还容易相互感染、营造有利于工作的和谐氛围。

“睿智”就是富有远见卓识的大智慧，就是能够先“敌”发现目标、先发制人采取措施，率先取得胜利。具体体现在，比别人快半拍看到别人不易看到的东西，能够解决别人不易解决的高难度系数问题。

通过恰如其分的服饰打扮、优雅的举止言谈，将“正气、大气、睿智”固化为员工的“气质”，即不以环境变化而变化的稳定的脾气和性情，达到改变人的思想观念，进而实现人生态度、工作习惯、自身性格质的飞跃。通过内在美和外在美的理想统一，最终形成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号召力的企业软实力。

“中国，没有不可能”说的是我们在认识客观世界之前，首先要破除思想篱笆的禁锢，自由放飞我们的智慧，最大限度找出解决问题之道，而不是简单的罗列“不能”的种种理由。先进的企业文化鼓励勇于探索、善于创新、百折不挠的积极进取精神，。用简明扼要、朗朗上口的警示语，来引导企业解放思想，克服困难、攀登不止的最大化。

“正气、大气、睿智是我们的气质”，“中国，没有不可能”是中国先进企业文化内容之一，是企业与员工在心灵上的约定，是全体员高度认同的集体行为准则。“让地球空气更清洁，气候变化更安全” 的宏伟理想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需要厚重的企业文化作为强大的支撑基础，这也是高科技企业保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六、社会责任

企业真正的社会责任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首要的任务决不是在遇到灾害时捐赠，而是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之中实践社会责任，包括以合格的商品和服务履行对客户的服务责任，根据当时、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从薪酬、工作环境等各方面给予员工足够的待遇和尊重，遵守国家环境法规，等等。在中国当前的现实下，我们尤其需要强调这一点。在当今之中国，似乎只要祭出“改革”的旗号，喊两声“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的口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蹂躏一切人类社会的法律和道义;于是乎，我们看到，在片面的“招商引资”、“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等口号下，从政府到学术界、舆论界，对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过度放纵，对他们中的压榨员工、污染环境等问题视而不见，甚至为之百般辩护，以至于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被西方不少人称为“世界资本主义天堂”。这种状况注定是危机四伏、不可持续的，企业社会责

任之类话题在中国沉寂多年后于近年兴起，盖源于此。如果一家企业依靠残酷压榨员工、污染环境等手段赚取了大量不义之财，然后又从中拿出巨额捐赠，希望以此创造知名度，接受这种“带血的钱”是对慈善事业和社会责任基本宗旨的巨大嘲讽，而在这次汶川地震后的捐赠热潮中，作出较大捐赠的企业中也未必没有“血汗工厂”，其中甚至可能有地位很高的人所拥有的知名企业，我们对此不妨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正常的社会中，从长期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商业利益是一致的，但有时会发生冲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不同方式对其商业利益、至少是短期商业利益的影响是不同的。通常，通过慈善捐赠方式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商业利益、特别是短期商业利益有着直接的正面影响，因为此举能够赢得消费者的好感，使之更愿意成为企业的客户。然而，在消费者通常看不到也没有动机去看的生产环节，通过善待员工、保护环境等方式去履行社会责任，势必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却不能直接发挥促进销路的作用，相反，逃避这些社会责任的企业更有本钱去奉行价格竞争策略以吸引客户。此时如果社会不能提供一个有着基本规则的环境，致使逃避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无需遭受惩处，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反而在市场上丧失竞争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必然和商业利益发生冲突。

最新国外发达国家城市地质工作总结及其经验借鉴论文范本二

甲方：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

双方为开展来料加工业务，经友好协商，特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加工内容乙方向甲方提供加工________(产品)________套所需的原材料，甲方将乙方提供的原材料加工成产品后交付乙方。

第二条交货乙方在合同期间，每个月向甲方提供________原材料，并负责运至________车站(经________港口)交付甲方;甲方在收到原材料后的________个月内将加工后的成品________套负责运至________港口交付乙方。

第三条来料数量与质量乙方提供的原材料须含____%的备损率;多供部分不计加工数量。

乙方提供给甲方的材料应符合本合同附件一(略)和规格标准。

如乙方未能按时、按质、按量提供给甲方应交付的原材料，甲方除对无法履行本合同不负责外，还得向乙方索取停工待料的损失;乙方特此同意确认。

第四条加工数量与质量甲方如未能按时、按质、按量交付加工产品，在乙方提出后，甲方应赔偿乙方所受的损失。

第五条加工费甲方为乙方进行加工的加工费，在本合同订立时的________年为每套________币________元;合同订立第二年起的加工费双方另议，但不得低于每套_____币_____元;该加工费是依据合同订立时中国国内和国外劳务费用而确定的，故在中国国内劳务费用水平有变化时，双方将另行议定。

第六条付款方式乙方将不作价的原材料运交甲方;在甲方向乙方交付本合同产品前_____个月，由乙方向甲方开立即期信用证，支付加工费。

第七条运输与保险乙方将原材料运交甲方的运费和保险费由乙方负责;甲方将本合同产品送交乙方的运费和保险费由甲方负责。

第八条不可抗力由于战争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双方同意的其他不可抗力引起的事故，致使一方不能履约时，该方应尽快将事故通知对方，并与对方协商延长履行合同的期限。

由此而引起的损失，对方不得提出赔偿要求。

第九条仲裁本合同在执行期间，如发生争议，双方应本着友好方式协商解决。

如未能协商解决，提请中国________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仲裁适用法律为：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的国际公约、条约;

2.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3.在中国法律无明文规定时，适用国际通行的惯例。

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仲裁费用由败诉一方承担。

第十条合同有效期本合同自签字日起生效。

有效期到本合同规定的__________套由甲方加工的成品交付乙方，并收到乙方含加工费在内的全部应付费用时终止。

第十一条合同的续订本合同有效期届满之前_____月，如一方需续订合同，可以向对方提请协商。

第十二条合同文本与文字本合同正本一式_____份，甲乙双方各执_____份。

本合同以中、_____两国文字书就，两国文字具有同等效力，如两国文字引起歧义，则以_____为准。

第十三条其他

1.甲方为交付乙方产品而耗用的包装、辅料、运输及保险等项开支，在加工费以外收取，但这些费用不超过每套合同产品的_____%。

2.甲方收到原材料后，应按乙方提供的技术标准，对其规格、品质进行验收。

如乙方提供的原材料不符合标准，或数量不足，在甲方向乙方提出检验报告后，乙方负责退换或补足。

第十四条合同条款的变更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或遇特殊情况需要补充、变更内容，须经双方协商一致。

甲方：(签字)_________________

乙方：(签字)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最新国外发达国家城市地质工作总结及其经验借鉴论文范本三

虽然一直都没有机会在国外的校园学习，然而我经常听身边出国留学的朋友说起，在那里你将会看得更广阔，产生各种各样的思考，自然流畅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交谈分享。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此外，我的专业是经济学。经过大量的搜索，我在您学校的主页上发现了许多和我专业相关的课程。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经济与其他国家的经济紧密相连。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全球化，包括它的运行机制，分析模型，未来的发展趋势等等问题，我非常想要得到这次nthu提供的交换机会，和其他学生一起交流讨论。出境交换学习将不仅仅是一种肯定，一种荣幸，它还是对自我管理的一种挑战。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地为自己制定详细的学习计划。我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充分利用身边的学习资源，抓住各种锻炼机会。以下就是我的具体计划：

1. 课程学习

在已掌握的知识的基础上，考虑到我的学习能力和兴趣，我计划选择如下课程：

---经济学原理(ii)

这门课程将会让我理解基础的经济学原理，让我知道各种各样的经济学分类，帮助我用经济学的思考角度来解释经济现象，让我具备在就业时必不可少的商业和管理知识。

---商业银行学

这门课程主要介绍如何将先进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应用在商业货币市场和银行业。我将会掌握许多与货币和银行相关的理论技巧和专业知识。

---文化经济学

文化经济学这门学科将着重思考文化(艺术)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等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文化产品的产生，这个领域非常值得我去学习。

---计量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将数学理论、统计学方法和应用越来越普遍的计算机科学应用到经济数据的分析中。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它帮助我们将经验型的分析转变成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我已经学习过许多的数学课程，包括高等代数、概率论，数学分析和微分方程等课程，我相信我可以将这门学科学好。

---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指伴随着持续快速增长的商品、服务、技术和资本的运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相互之间越来越依赖的发展状况。作为一名交换生，我的计划之一就是学习如何在全球的视角下看到经济现象。

---行为决策学

决策学研究价值定义、不确定性和在给定决策时与之相关的其他因素，它的合理性和最优化的最终选择。它与博弈论这一领域紧密相关，研究彼此相互影响且至少存在部分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决策者行为的相关关系。我现在正在学习博弈论，因为我想在这门课程上学到更多知识。

除了必修课程外，我还会选择一些体育、艺术和其他有意思的学科。

2. 积极的学术交流

由于缺少交换经历(我只去过一次日本)，我看待问题还是不太全面的，无法从许多不同的视角上进行分析。因此，我及其渴望和中国台湾的学生、学者进行关于学术的直接沟通和探讨。一方面，我可以体会到我们教育上的差异，另一方面，我将会尽力学习他们的思考方式来看待各种经济现象。

以下这些方法将会帮助我将自己的想法表达给我的同伴们和老师们：

---在课上发言和进行演讲展示

---加入学术研讨会

---参加团队合作

3. 科研&其他学术项目

具备研究课题的能力对于一个大学学生来说是必备的。目前，我已大致了解如何去搜索文献资料、如何去写一篇形式规范的论文、如何去分析大量的数据。因此，在中国台湾交换时我将会继续进行我的研究项目。首先，我将会向我的同学们请教，加入他们的科研活动。与此同时，我将会花费许多时间到图书馆阅读大量的图书。听取讲座也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还可以扩大我的眼界。之后，我计划主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开展一些研究。当我遇到难题的时候，我将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处理它们。如果我的任课老师在做一些项目，如果有机会，我非常希望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4. 多彩课外活动

学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然而，对于全面发展的教育来说，在常规的学术课程外还有一个多姿多彩的部分，那就是课外活动。课外活动除了给我们乐趣，让我们与同伴们交流合作，还可以提高我们的时间管理、压力管理能力，提高总效率。在bnu读书时，我就非常喜欢打排球。每逢周末，我都会和几个好朋友相约一起去球场练习。此外，参加课外活动还可以增强我们的学术和生活技巧，包括纪律、目标设定、团队合作、责任和义务。总之，课堂外学习到的这些东西，比如在玩排球、下棋的过程中，可以帮助我应对未来工作中的挑战。

5. 建立深厚友谊

由于一些历史因素，中国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交流并不是很充分。我将会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我们的社会状况，更为重要的是，我将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向他们展示一个客观、真实的大陆社会画面，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我们，增强我们之间的联系。我保证，我将会严格要求自己，树立良好的形象，遵守nthu的校规校纪，巩固两校之间的合作关系，加强大陆和中国台湾之间的联系。

最新国外发达国家城市地质工作总结及其经验借鉴论文范本四

提要：新中国外交在形成过程中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一是革命性，即其主要原则是在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的实践有密切联系；二是"内向性"，即其外交决策往往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和影响；三是过渡性，即其形成是从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向国家外交过渡的过程，它包括了中共及其领导人的历史角色的转变。这些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时间。

本文研究的新中国外交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到1954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以往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侧重于描述新中国外交发展的总画面和影响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种种内外因素，其不足之处在于一直未能进一步探讨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如果没有这种探讨，对新中国外交的理解至少是不完整的，而且肯定无法深入理解后来中国外交的发展。本文的目的就是力图弥补这一不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揭示新中国外交在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含义。

对新中国外交制定阶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特别是近年来对中共与苏联、美国的关系分别进行的深入探讨，丰富和加深了对新中国外交起源的解释。有关研究表明，中共中央大致从1948年底开始考虑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此后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原则便确定下来了。按提出的顺序，这些原则包括对帝国主义"不承认"和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后来被简称为"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等。从产生的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看，这三项原则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里所谓的"革命性"是指它们是在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在1949年1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与对外政策有关的问题。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这些讨论并不很充分，通过讨论初步确定了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急于承认和先与苏联等国建交通商的大原则。会议后发布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主要体现了针对帝国主义的"不承认"原则，并对相关的具体问题作出了规定。1月政治局会议结束不久，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接待了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这次会晤促使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建国后与苏联结盟。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宣布"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与此同时他发展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新中国的外交布局从此基本确定下来。4月1日，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针对后者提出的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主张，首次使用了类似"一边倒"的说法，即"当今之世，非杨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用驳论的方式重申了他与张治中谈活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并首次提到了"一边倒"的概念。此时刘少奇已经踏上访问莫斯科的旅程，他此次访苏基本奠定了新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联盟的基础。

从"一边倒"概念提出的过程看，它被赋予了双重含义，即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和新中国发展战略的形象概括。首先，从毛泽东最初提出"一边倒"概念的针对性看，是要回答在一个被认为是分裂成两大阵营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新中国将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在这个层次上，"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也是对未来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形象概括，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都是这一大格局中的具体政策。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详尽揭示了从1948年未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共处理对苏对美关系的复杂过程，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主导这一过程的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及基本质特点。

"一边倒"方针是一场持续了20多年的革命运动在即将取得胜利阶段的产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为制定这项政策的主角，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或者说主要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根据中国革命的理念和经验，认识世界和未来新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脱离开他们对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政治关系的理解，既无法深入解释"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后来新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在限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在中国旧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屡遭失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之下兴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造成的国际局势大变动，是这场革命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国际背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和处境，几乎从一开始就铸造了中共对国际事务、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框架，即"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惟一的道路".后来的历史证明，建党时期形成的这种认识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共在各个时期的战略和策略。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中共中央曾经提出，应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主张中国与英美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领导人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基本分野和所持的立场并没有动摇。1940年1月，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与美英法等关系严重恶化和国共斗争尖锐化的背景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中国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当今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要么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站在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战线方面，"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此时提出这一论断表明，一旦苏联与西方国家转向对立，中共领导人作出的选择必定是站在苏联一边，并在国内斗争中采取比较激进的革命政策。

1941年末苏联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使中共领导人修正了关于国际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不可调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英苏结盟导致了一种"世界新秩序"，在"世界新秩序"中，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以美英苏"为首的协议来解决"，各国内部的问题也"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在美英苏合作的大格局影响下，国民党不敢大举反共，中共也不宜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自1942年夏季到抗战结束，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曾几经变化，但不论其调整幅度有多大，从未超出过这个基本框架。

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苏两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不过并不认为它们合作或相互妥协的局面会很快结束。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相信全世界"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能走法国式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尽管重庆谈判的实际成果相当有限，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仍然重申，美苏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中国局势再有半年的动荡，"和平建设阶段"终将到来。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在华北爆发了军事冲突，中共在得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开始实施争取东北的战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对美苏关系的认识及其革命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共中央当时的方针是在向和平时期过渡的半年中，争取奠定华北和东北自治的基础。随着苏联调整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和国共谈判出现转机，中共中央即宣布"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国共达成政协协议后，毛泽东发表谈话说，实现和平民主的最初推动力来自国际上美苏妥协的大趋势。事实表明，中共中央曾经是准备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的。全面内战爆发和国际上美苏冷战的发生，促使中共领导人开始修改1942年夏季以来的基本看法，"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便是重要的标志。"中间地带"思想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是美苏之间的争斗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不过"中间地带"思想是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认识处于过渡状态的产物，而且这一过渡阶段是相当短暂的。1947年9月，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并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虽然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仍然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理论，并宣布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大约是从1948年春季开始，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加强与苏联关系的迫切愿望，同时在党内加紧进行政治和思想准备。

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破裂后，中共中央即表示坚决支持苏联的政策，尽管毛泽东本人曾经在党内表示过对铁托的佩服和赞赏。四个月后，刘少奇在文章中干脆提出，在当今的时代"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一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中共领导人的上述表态既是出于密切与苏联关系的战略考虑，也是认同"两大阵营"理论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进程表明，当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为新中国制定对外政策时，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了相当深入和固定的认识，即美苏"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方针的形成的确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野和发展趋势的总看法。一如前述，这种看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他们根据革命理论和长期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观察世

界的结果，冷战初期的国际环境只不过使之强化而已。另一方面"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说明，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是以认识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的关系为出发点的。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的，中国革命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两件事"，其中之一便是联合苏联阵营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一边倒"的另一层含义正如有学者曾经指出的，它是被"作为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提出来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一边倒"同与张治中谈话时的针对性有所不同，他要回答的是比外交战略更广泛的问题，即主要是要阐明新中国的发展道路。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在毛泽东这时的思考中，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同新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是同中共领导人决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互为因果的。

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开始探讨中共领导人在争取与苏联结盟的过程中，是如何不断地调整其国内的大政方针的。新公面的档案也表明，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都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与苏联方面协调中国国内的方针政策上。特别是刘少奇，在访苏期间将主要精力用于与苏联协调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学习苏联建国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他回国时不仅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而且带回了完整的苏联政权与经济建设的模式。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中共与苏联在中共的国内政策上不能协调，要苏联接受新中国成为其盟友是相当困难的。进一步说，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两大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背景下，中共的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高度协调的最终结果是，新中国一诞生便跨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政策经济体系。

指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只有认识"一边倒"与新中国建国方略的关系，才能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调整的限度和难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国内政策的重大调整，即使国际形势发生变动，要改变新中国外交的格局也是非常困难的。

"一边倒"包含着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两个方面，后一个方面同样展示了处于形成期的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中共中央在决定成为苏联"盟友"的同时，也确定了对西方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在当前和建国后一个时期里，不急于解决与美英等国建交，以便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的权威部门出版的论著证明，中共中央原准备新中国成立后用五六年的时间来"打扫干净屋子"，然后再考虑与美英等建交。中共中央的决定产生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为了彻底结束百年来屈辱的外交，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追求。中共领导人从开始考虑新中国外交之日起便提出，"总的观念是百年压迫现在站起来了……应有这样的气概".具体到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打倒它，不是承认它".在中共领导人看来，惟其如此才能彻底摆脱以往屈辱外交的束缚，在世界上确立新中国的平等地位。

第二是防止美国干涉和破坏中国革命的进程。相比较而言这一个原因的影响更直接、更突出。一些论著已经指出，中共领导人在1948年11月间曾经考虑过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但很快便抛弃了幻想。导致事态如此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中共中央于12月初接到一份秘密报告，该报告记录一位美国记者声称，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在新中国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这也是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毛泽东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成为他此后一段时间里极为关注的问题。中共领导人反应如此强烈同他们的基本认识是分不开的，即美国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革命的敌人和最危险的外部威胁。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是客观规律，当革命战争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它们就会"完全公开地"站在反革命一边进行干涉。实际上中共中央一直在准备应付几乎可以设想出来的美国各种形式的干涉，"从内部破坏"则被认为是美国当时采取的主要干涉形式，其目的是要分裂革命阵营或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如果说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对中共领导人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使他们更加断定美国人居心叵测。根据辛亥革命和大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如果不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中国革命将重蹈失败的覆辙。

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立即受到中共的严厉批判。毛泽东连续发表的五篇评论文章表明，围绕新中国发展道路展开的干涉与反干涉的矛盾，被中共领导人确定为新中国与美国对抗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对中美对抗性质的定位，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与苏联结盟和迅速彻底地清除美国在华势力与影响等等措施均表明，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中美关系的调整也是相当困难的，很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总而言之，"一边倒"方针从本质上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产物，它一经形成即赋予新中国外交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既决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也在某些方面塑造了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和行为。

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第一年中的三大决策，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后来中国外交产生的长远影响，这一点以往一些研究成果已经从不同角度阐述过，尽管并不是很有系统的。更重要的是这三大决策在其形成过程中，反映了新中国外交的内在品质和矛盾。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均强调新中国外交与以往中国外交在各个方面的截然不同之处。事实上新中国外交与以往的中国外交在深层次上是有连续性的，这种连续性主要表现为它的"内向性".这里所谓的"内向性"是指中国的对外政策总的说来是为达到国内政治目标而制定的，并受到国内政治的严重影响。它从19世纪中叶起便存在了，而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从抗日战争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一直是中共中央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特点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新中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外交行动就是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

在确定"一边倒"的大方针后，新中国与苏联结盟便是顺理成章的了。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已经讨论过如何处理旧的中苏条约和签订新条约的可能性。中共领导人对旧中苏条约的性质和具体条款予以否定是中国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苏联领导人含糊不清的表态使他们难以确定，能否促使苏联同意签订一项新条约。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在中共方面主动要求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同意签订新条约，它包括何种内容才能得到国内各方面的拥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了处理中苏条约的三种办法，即：1保持旧条约，新中国予以承认；2签订新条约以取代旧条约；3通过政府换文暂时维持现状。他同时委婉但明确地告诉斯大林，中国国内在苏军驻扎旅顺、外蒙古独立和苏联拆迁东北厂矿设备等问题上存在不满。由此可以推断出中共领导人的要求和所面临的问题。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访苏时，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缔结新条约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时便声明："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他实际上指出了与苏联结盟的目的，即希望苏联提供安全保障、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签署一项新的中苏条约将使这些内容得到保障。斯大林最初明确地否定了重订新条约的可能性。根据毛泽东1950年1月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直到当晚与莫洛找夫等会谈时，苏联方面才表示同意签订新条约。

毛泽东告诉他们，签订新条约将得到中国国内各方面的拥护，同时有利于处理旧中国与帝国主义订立的条约。此后毛泽东继续说服苏联方面，应在新条约中反映两国间"完全新型的关系".他强调"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毛泽东显然以在国内面临的困难作为促使苏联让步的重要理由。从当时的情况看，没有理由怀疑国内政治的需要并不真是毛泽东关心的重要问题。

迄今为止尚不清楚，中共中央在毛泽东访苏前是否以及如何讨论有关签约的问题。从毛泽东的电报中透露的态度看，他对新条约的内容可能会在国内引起反响这一点，并非全无准备。所以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在周恩来出发前应在党内和政府内进行解释。根据刘少奇给毛泽东的有关电报，民主党派均不反对签订新条约，但在具体问题上并非没有不同意见。同样不清楚的是，周恩来赴莫斯科前，中共中央是如何讨论新条约所涉及的问题的，以及他到莫斯科后是如何与毛泽东协商的。不过周恩来在后来的缔约谈判中确实展现了相当顽强的立场，以至苏联代表时时"感到很惊讶"，甚至质问他中苏"还算什么同盟者呢？"进一步研究（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北京的中共领导人的讨论情况和国内各有关方面的态度是有重要价值的，因为这样可以澄清国内政治形势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共中央的有关决策。毛泽东回国后一再强调，中苏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它符合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的需要。

3月中苏签署石油股份公司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在国内引起的风波，间接地证明了他做上述声明的必要性。从刘少奇起草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该两项协定公布后曾遭到学生的质疑和强烈批评。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分析并不是要否定签订中苏条约的积极意义，只是要说明新中国诸多的内在需要和国内政治形势始终是支配中国领导人作出有关决策的主要因素。

新中国一诞生，其外交即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外张力".这里所谓的"外张力"是指对中国境外的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它部分地来自中国革命运动的内在冲动，即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应该也必然会引起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动。另一方面，新中国对外关

系的发展和周边形势的变化，也是导致"外张力"产生和加强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外交中存在"外张力"并不难理解，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对新中国的外交产生压倒性的影响，其原因即在于新中国外交中存在着"内向性".

与苏联谈判签约同时，中国领导人作出了援越抗法的决策。不论从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还是从对后来中国外交的影响看，援越抗法都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决策。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阐述了援越抗法的主要目的。他说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正是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新中国一成立便开始向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提供支持和援助，而且在作出这一决定时，中国领导人对越南革命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北朝鲜的关注。

在陈庚部队向云南进军时，中共中央已经主动考虑向越共军队提供援助。1949年12月24日，根据越共中央的请求，中共中央作出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决定。此后双方关系迅速发展。195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军事顾问参与越南境内作战。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中国帮助越共军队相继取得了边界战役、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和奠边府战役等重大的军事胜利。这期间中国向越共提供了所需的几乎全部军用物资，参战的越军主力部队大部分在中国受过训练，中国的军事顾问在历次战役的指挥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中国对越共的另一项支持是率先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12月24日，在接到越共中央关于建交的请求后，中共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应接受越共中央的请求，理由是在法国没有承认新中国之前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利多害少".毛泽东在当天的回电中，只同意先派罗贵波前往越南了解情况。1950年1月17日，在接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正式要求后，毛泽东即电告刘少奇"应立即答复同意"，并指示外交部帮助越南方面向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转达其建交声明。继中国之后，苏联与东欧国家及北朝鲜也相继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中国领导人的决定既与中苏谈判的进展有关，也是"不承认"原则的结果，即中国当时并不急于与法国建交。实际上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确实影响了法国的态度，是它当时没有像英国那样寻求与新中国建立关系的重要原因。中国援越抗法的一个成功之处是，它既没有将中国拖入境外战争，也没有影响中国国内的议程，因此有关的政策从未在中国决策层引起任何争论。何况刘少奇当时也解释过援越抗法与中国安全利益的关系，即如不帮助越共，敌人待在那里，中国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与援越抗法相比较，抗美援朝的决策要复杂的多，它更突出地涉及到新中国外交的深层次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开始向北朝鲜提供帮助。1950年1月批准第四野战军中的朝鲜籍战士携带武器回国。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对北朝鲜的援助不断增加，包括提供军用物资、允许苏联援朝物资免税通过中国境内运往朝鲜，以及派遣人员赴朝鲜了解战场情况和加强与北朝鲜的联络等。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从7月中旬起，中国开始大规模组建东北边防军。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在8月上旬即开始考虑参战问题。据薄一波回忆，在8月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参战的设想。周恩来也认为，要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必须加上中国的因素，"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的设想".周恩来在8月26日召开的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揭示了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争的基本认识，即由于美国的军事介入，朝鲜战争"已经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它既是"兄弟国家的问题"，也会影响中国东北地区。他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判断是，朝鲜战争还不会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但美国如得手就有可能在亚洲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后果。所以中国要有参战的准备，参战的目标则是帮助北朝鲜打赢统一战争，包括"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可能是为了说服部队接受暂时搁置解放台湾计划的决定，他指出北朝鲜如取得胜利，将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

10月1日，中国领导人几乎同时接到金日成关于中国出兵的请求和斯大林类似的建议，这时他们面临的军事形势比8月设想的最糟的情况还要不利，参战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毛泽东还是立刻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0月2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突出强调了美军占领全朝鲜将给朝鲜革命造成的损失和对"整个东方"的影响，却没有提到中国自身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而这一点恰恰是后来中国领导人为向国内证明出兵合理性时所反复强调的。毛泽东的决定很快遭到他的同事的反对。在参与决策的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对出兵持反对意见，目前仍不清楚，但他们确实促使毛泽东改变主意这一点应可证明其为数不少。根据苏联驻华大使罗申10月3日给斯大林的报告称，毛泽东请他转告斯大林，"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于出兵朝鲜"必须谨慎行事"，因为一旦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末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中国出版的有关资料和研究成果证明，毛泽东对中国决策层中反对意见的解释是真实可信的。

中国决策层的分歧反映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是决策层中一部分人不赞成出兵，其理由非常明显，就是要优先考虑国内的需要。其次，即使是充满革命激情因而力主出兵朝鲜的毛泽东本人，在内心深处也存在严重的忧虑，担心如果军事失利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严重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压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可能是10月5日发出的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阐述了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利害关系。他声称美国还没有做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准备，而且即使美国真的将战争扩大到中国也不要紧，因为那时苏联就会与中国并肩作战。他还特别指出，如果中国出兵，就会迫使美国让步，"并被迫放弃台湾"，反之中国"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斯大林在台湾问题上有可能不予合作的暗示肯定会给中国领导人留下印象。斯大林在10月11日会见周恩来和林彪时，发出了更严重的警告。他强调美国占领北朝鲜将对中国的安全构成长期威胁并影响东北的经济，而且如果北朝鲜陷落，北朝鲜的干部和军队有生力量将迁往中国东北。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将被动地陷入与美国长期的军事冲突，而且东北会长期面临战争威胁。目前公布的资料间接地证明，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在10月13日以前已经获悉斯大林的观点。毛泽东10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表明，他已经将中国的安全作为出兵的首要考虑。毛泽东在电报中说，"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在同一份电报中，他指示周恩来争取用租借方式得到苏联军援，以保证中国的财政预算用于经济文化建设和一般军费，如此中国才可以放心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同一天，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提出中国无法用现金购买苏联装备，故希望采用代款方式，这样既可以不动用中国1951年的预算，"也容易向民主党派讲清这一点".当毛泽东终于下决心出兵朝鲜时，他关注的重心已经从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转向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其中也包括为了未来的考虑而维护中苏同盟。与此同时，他也在尽可能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冲击，并将其作为减少国内阻力的条件。可以设想，毛泽东最终说服他的同事支持出兵朝鲜的决策，主要是因为他证明了那样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他采取的措施可以相当程度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影响。中共中央也正是以同样理由说服民主党派的。由此可见，中国出兵朝鲜并没有根本改变新中国外交中的"内向性"，只是在"内向"与"外张"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而且是向"内向"倾斜的平衡。

从与苏联结盟到出兵朝鲜的决策较突出地证明了"内向性"所包含的特征之一，即外交决策的形成与执行取决于国家内部的整合情况。所谓内部整合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涉及执政党内部的团结、建立有效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以及能否凝聚更多的政治支持。其二涉及对重要的决策达成共识的程度。"内向性"的影响力恰恰表现在每当一项政策更多地表现出"内向"时，不论在高层还是在民众中，都更容易达成共识。

以往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描述其提出的过程和论证其内容的合理性，本节拟通过探讨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揭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历史含义。

从战争后期为新中国制定外交政策到新中国诞生后三大决策的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一个以往研究未给予重视的重要方面，即新中国外交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过渡性。在新中国外交形成的过程中，作为外交决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革命政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也有一个从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到国家领导人的角色转变。这两个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不言而喻的是，从革命运动的角度考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从国家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它起码包括通过外交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处理对外关系所遵循的主要原则等两个方面的不同。

这里有必要说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存在密切的联系，不仅是因为它的指导思想形成于革命时期，而且还在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逐渐实现的。中共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有自己控制的地域、自己的政权和军队的非执政的政党，党的领导人有时是从政权领导人的角度考虑和处理有关问题的，并从中积累了独特的经验，当时的一些文献突出地反映了他们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的这一特点。指出这一特点有助于理解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本身所具有的复杂内涵，因为在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曾经以共产党领袖的身份

，同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共同工作；以非执政党和根据地政权代表的身份，与美国的总统特使和军事人员谈判，与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接触；以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身份与亚洲革命组织的代表交往，等等。

如前所述，1949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所确定的基本上是未来新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发展方向和基本格局，几乎未论及新中国成立后与世界上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国家的关系准则。

1月政治局会议以后不久发布的有关外交工作的相当详尽的指示，涉及的主要是如何处理革命胜利阶段面临的与外交有关的各种具体问题，并不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公布新中国的建交原则是在解放军渡江后不久。4月30日，毛泽东以解放军发言人的名义宣布了与外国建交的两项原则，即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外国"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目前尚不清楚起草和发表这一声明的具体过程，不过从发表的时机看，它有可能是对这一时期美国方面试探与中共建立联系的一种回应和为进一步排除外国军事干涉而采取的策略，即主要还是为取得革命的胜利而提出的。当然不能因此便低估这项声明的意义，因为在9月29日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有关外交政策的第七章重申了上述两项原则。从建交两原则提出的背景看，它们同"一边倒"的大方针当时在实践上并没有表现出矛盾之处，因为中国领导人首先要解决的是确定新中国外交的战略和基本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建交两原则的确立同"一边倒"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3个月里，同11个国家建交，它们均为苏联阵营的国家。8个月后建交国达到17个，此后直到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仅增加了5个，达到22个，其中包括5个北欧、中欧国家和5个亚洲国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朝鲜战争的冲击，美国推行遏制政策的影响，以及中国自己"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的限制等等。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新中国不对最初的外交政策有所调整，要扩展建国第一年取得的成果肯定是有困难的，而要调整外交政策，首先就需要超越两大阵营理论的局限，并且需要深化对国家关系的认识。

中共领导人一直是用革命者的眼光看世界的，而对苏联两大阵营理论的认同更严重地框定了他们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基本认识。这里重复这一观点意在说明，他们当时在给国家分类时，其标准实际上是很具革命性的。在他们的眼中，除苏联阵营的国家外，其他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被帝国主义或反革命势力所掌握的国家。刘少奇在访苏期间曾就东亚地区的革命策略问题向斯大林提出报告，认为在东亚如越南、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印度等国，"城市是反革命力量的中心".其含义无须解释，重要的是这并不仅仅是刘少奇一个人的观念。根据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阐述的观点，这类国家显然不在新中国首先需要建立密切关系的国家之列，中共领导人更关心的是同那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已经具有了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但角色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观念和思考有关问题的角度也立即随之转变。在11月召开的亚澳工会会议上，刘少奇明确地将许多国家定义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并畅谈亚洲国家的革命形势和武装斗争的发展。他还宣布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那里的"民族解放战争"既是鼓舞更是榜样，而且新中国还要承担援助那些国家革命的"繁重的责任".问题是新中国既然公开宣布，以支援许多国家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支援武装斗争为己任，它同那些国家的政府便难以发展正常的关系。

后来的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决策尽管都包含着维护新中国安全的目的，但一些亚洲国家更倾向于将它们主要同新中国援助革命运动的立场和政策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对新中国产生恐惧感的一个原因。显然，革命胜利阶段制定的外交原则及其反映的世界观、革命运动与生俱来的巨大惯性等，已经成为制约新中国外交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

1951年初朝鲜战争局部化的趋势出现后，中国领导人在2月间便认为，经济建设现已成为中国的"中心任务"，并提出经过22个月准备，然后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来的情况表明，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国内的经济建设，朝鲜战争成为其工作日程中的一个部分，而且肯定已经不是主要部分了。

1952年秋，中国领导人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认为过渡阶段已经结束，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在国内形势的推动下，外交政策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

新中国在安全方面当时面临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朝鲜战争，它不仅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使新中国必须随时提防美国扩大战争，而且严重地消耗了中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

中共中央原准备1950年大规模削减军费，但朝鲜战争使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根据周恩来1952年9月向斯大林透露的数字，1950年军费占了国家预算的44%，比原计划超出14个百分点。根据周恩来在第109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财政支出的50%以上用于军事，用于朝鲜战争的费用占总支出的30%以上。对于如此沉重的负担，中国领导人在作出重大决策时不能不给予严重的关注。1952年8月，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作出的基本判断是，"如果朝鲜战争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仍然需要并可能开始五年建设".由此可以看出朝鲜战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和压力，尽早结束这场战争当然是最佳选择。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的签订对中国领导人是重要的鼓舞，他们相信"目前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应"加紧国家建设".其二是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美国在亚洲的扩张和遏制中国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开始建立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增加驻军和建立军事同盟等，这对新中国构成了长期威胁。另一方面，新中国一成立便直接和间接地介入两场境外战争，不论其原因是什么，后果都是加大了对国家安全的压力。可以说朝鲜停战后，改善周边环境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迫切的任务。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从1952年开始酝酿，到1954年间基本形成了新的被称之为"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的对外政策。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以争取和平为目标，尽可能地联合一切希望保持和平的国家。作为这项政策的两个重要目标——"扩大和平中立趋势"和"推广和平中立地带"，首先落实到中国的周边地区。确切地说，新的对外政策在实践中首先表现为争取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安全缓冲地带。

"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给新中国外交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1953年夏决定签署朝鲜停战协定、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坚持通过和平谈判结束印度支那战争、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大力开展对亚洲国家的睦邻外交等等，都同这项新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有直接的联系。目前公布的历史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清晰地揭示这项政策是如何形成的，不过在它形成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变化确实是明显的，而且也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新的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其特点是通过在周边地区建立"集体和平"秩序和扩大"和平地区"，争取在中国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形成安全缓冲地带。实施这项政策需要与周边国家形成睦邻友好关系，那么重新评价这些国家的特性和作用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从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自1952年始，中国领导人一直在试图调整对两大阵营理论的认识，提出新中国的外交应该以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来划分敌友。他们虽然坚持认为世界政治是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块组成的，但不是"铁板两块"，资本主义阵营中有三类国家，其中除了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以外，其他差不多都反对战争并因此被列为团结的对象，尤其是以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与中国"更接近一些，统一战线更强一些".

1954年毛泽东重新提出一度被放弃的"中间地带"思想，是上述认识合乎逻辑的发展。

其次，与上述转变相联系的是对国家外交的认识的深化。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周恩来在1952年4月30日的谈话中第一次明确了外交"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这一论述在当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表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对外关系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终于被认清并揭示出来了。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与除北朝鲜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基本上没有来往，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中共的非执政党地位和紧张的战争环境使中共中央无暇考虑对亚洲国家的政策，是导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人继续从革命的角度考虑与亚洲国家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亚洲国家中首先与中国建交的是北朝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是印度和缅甸。由于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国家，中国领导人从交往中得到的经验是不同的。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领导人是从与印度等国的交往中和从这类国家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立场、态度中，逐步获取经验并确定了新中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中国与印度的协议中首先提出，绝非偶然，它揭示了中国领导人认识国家关系问题的内在逻辑。如果说周恩来在1952年的阐述主要是对此前经验的认识和总结的话，那么，开始实施新的对外政策以后，其针对性就相当清楚了，即新中国外交这时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而且首先是与周国亚洲国家的关系。由于以往处理的主要还是与苏联阵营中"兄弟党"领导的"兄弟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遵循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与处理革命运动对外关系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这种原则显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且即使在处理"兄弟国家"间的关系方面，它也是有问题的。正是

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特殊背景和需要导致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诞生。

1954年4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键性实践。从新中国外交发展的角度看，有两方面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参加多边国际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与之打交道的几乎包括了当时世界上各种类型国家的代表人物。会议通过有关印度支那停战的协议这一事实在新中国领导人看来足以证明，作为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实践性的"求同存异"原则是行得通的。

第二，当周恩来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上时，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也必须被置于有关政策的中心位置。正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周恩来不仅坚决反对美国的干涉政策和法国维护殖民统治利益的企图，而且也不赞成苏联的僵硬态度，并说服越南放弃了关于印度支那三国是"统一的整体"、不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军等主张和在临时分界线问题上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努力明显地展现出新中国从朝鲜战争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当它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力争在周边保持和平环境时，既反对和防止敌对的大国在接近中国的国家和地区部署军事力量，也绝不再被盟国拖入与美国的战争。

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领导人，促使他们在7月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结束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打开大门走向世界。在"必须走出去"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首先开始全力在亚洲推行睦邻友好外交，相继提出解决与临接国家的边界问题的政策、处理与亚洲国家在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上的政策和不干预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的政策，等等。

历史的发展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界碑，它是从革命运动外交向国家外交过渡的一次关键性转变，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最终形成。

在结束本文时有必要说明，本文的三个部分是循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分别探讨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内向性和过渡性，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三个特性分别存在于本文涉及的三个不同阶段，实际上它们基本是同时存在，本文采取的方式不过是为了论述起来更方便一些。进一步说，"新中国外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占据着重要而又相当独特的地位，它所具有的那些基本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一个时期。正因为如此，本文的研究也只能是初步尝试，希望能引起对有关问题的更深入广泛的争论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