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中国文化的论文怎么写(大全10篇)

生活中有太多的变数，我们不得不随机应变。总结前先梳理思绪，确保全面而有条理；以下的文章介绍了一些运动训练中常见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中国文化的论文怎么写篇一

钱穆先生曾专门写了《理学与艺术》长文，对理学影响艺术（主要论画）作了深刻的阐述。虽不少精思，启迪后学，但对书法评价阙如，实在遗憾。今从书法与理学角度析之，以补其缺。

每一个时代的美学思潮都来自哲学思想，而书论必然受到主流思潮的影响。三教合一对中国书法的渗透，奠定了中国书法美学思维的高度。儒家的文质彬彬，里仁之美，至大至刚；道家的大朴不雕，天地大美，玄淡清远；佛禅之空灵圆融，即心是佛，心法为上等，无疑左右着书法创作。只有到了宋代，文化转型带来了巨大的观念更新，历史进入到近古时代，书法也出现了变化。在书学思想中，典型的是“理学书论”的出现，影响相当深远。尽管许多学者深挖中国艺术精神的实质，高言是创变、阳刚等，实际上忽略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性――致中和的书论思想方为主流。徐复观说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应该限定在宋元明清，内倾性奠定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这个时期在书法上，最典型的是“理学书论”的盛行，它是为理学文化之分支。理学文化是理学影响圈与书论所发生的种种关系的总和。宋代理学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儒学的思辨化，作为宋学核心的.理学家涉足书坛而形成了理学书论，起点甚高。（参考吕总《宋代理学文艺论纲》）。

一、理学书论对文艺的影响。

自宋以来，融合三教而归宗儒学的理学，史称新儒学，有着包容多种学术思想而统一于儒家的气度，改造了原始儒学的思维结构。儒家为经学之丰流代表，其中以理学影响最大，宋元明清直到现在，虽然内部分化主要为道学、心学之异，也包括蜀学、洛学、闽学、关学、濂学、新学之争，最后都集中体现在程朱、陆王之论战中。尽管对“宋学”“汉学”之争各不相让，但经学作为主流文化，已经深刻地烙入书法理论与创作实践中。理学最大的思维特点是“外透天道，内彻心性”，即天人合一。自宋至清，可以说主流书论是理学书论（有专文论述）。理学对待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修身层面上，强调“敬”“反省”“涵养”“持养”的妙用，主张“艺道一体”。“涵养德性”是理学家共同之追求。子思《中庸》已提出“德为圣人”命题。程颢进一步提出：“德性者，言性之可贵，与言性善，其实一也。”实际就是“性即理”也。程颐则曰：“性禀于天，才禀于气”。养气修心如对至尊即对天理。钟人杰《性理会通》载：“程子曰：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这可以看出以书体道之典范。

（二）在文道关系上，或主张“文从道中流出”，或言“艺道双进”，或言“道重艺轻”。理学家认为：“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认为学养的作用明显。但多数认为“道重器轻”，把文艺都视为“形而下”的东西。程颢认为：“文必贯道”“器必贯道”。

（三）在创作方法上，强调“心性”，力主“性灵”――性情与灵机的结合。强调“内外交相养”，从心性与天道两方面结合看问题。程子认为：“心通乎道”；朱子的“心统性情”说最为典型。心中未发则为“性”，无善恶；既发出来则为“情”，有善恶。最后还得回归“天”乃为“性灵”。

（四）在审美功用上，倡导“天趣”与“人功”的结合，最终追求“天人合一”。强调“格物致知”“格物穷理”，尤其重视“天成”“天全”“天放”“天德”等内容，所谓“尽性以知天”。

（五）在审美风格上，主张“沉潜敦厚”，“从容中道”，有圣贤气象为贵。也喜欢平正端庄，反对欹侧放荡。朱熹对苏东坡、米南宫的责难如“把字写坏了”，过分批评其夸张姿态，但有时又肯定其“英风逸气”。

（六）在艺术品格上，强调人品对艺品的作用，“书关德性”，“人品即艺品”。这是理学家追求“孔颜乐处”、仰慕“圣贤气象”、培养“浩然之气”的具体表现。而文艺之功用必须体现“圣贤气象”，体现一种超然、博大、刚正的人格，是宋儒普遍的共识。

理学家的文艺观有时前后矛盾，这是因为他们自身兼有道学家和文艺家两重身份的原因。

（七）思维上的“物必有对论”所开创的辩证精神。从《易》开始的“阴阳之道”“相摩相荡”到邵雍的“一分为二”命题，二程《遗书》的“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体现出宋学的理性精神与辩证法思想。

二、理学书论的巨大影响及特点。

自宋而后，尤其是南宋，理学逐级对书法的渗透，日见明显。元代统治者将朱子著作提升为考试标本，学术与政治结合，其影响至为巨大。明代更官方修著《性理大全》，以程朱之学作为取仕依据，清代统治者也注意理学的治世作用，偏于调和人民与统治者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重视心法。所谓“书为心画”，既重视古法，更重视心法。元代郝经提出了“书法即心法”的命题。明代相穆《书法雅言》特重“心相”之说。清刘熙载《艺概?书概》提出了“书尚清而厚，清厚要必本本于心行”之说。他由此提出“书为心学”之说。都丰富了“书为心画”之内涵。

（二）重视“静”“敬”的蒙养工夫，强调“养气说”。文徵明写字态度“非要字好，直此是敬”。董迪《广川书跋》云：“夫君子养心，必气和而在，物无累之，则浩浩搏天之外而若无所碍也。”黄庭坚《跋牛头心铭》亦云“学必以治心养性为本”，所谓“尽心性之蕴”，自成道种。刘熙载《游艺约言》提出：“不论书画、文章，须以无欲而静为主。”

（三）强调“胸次”，以积学和游览来开拓心胸，以雅去俗，神明而化之。如董《广川书跋》所谓“胸中磊落，自成丘壑”。钱穆先生《理学与艺术》认为：“宋代人论画，重人品心胸，又深涉性理，乃亦知重日常人生之修养。”其实，宋人论书亦然。胸中造化，吐露于笔端。所以张之屏《书法真诠》队为书法之美在二者：一曰气象，一曰风采。这都与书家心胸有关。

（四）重视“韵胜”之书。倡导“逸”格，从审美到人生都追求“逸”的态度。书观“气象”。书法涵蕴人之德性。书之韵在不俗，在远离尘俗。如李祖年《翰墨丛谈》所谓：“笔墨之道，以之陶写性情；着得一点尘俗，便不佳矣。”刘熙载《游艺约言》提出“人尚本色”，指出“劲气、坚骨、深情、雅韵四者，诗文书画不可缺一”。（五）强调方法上的“妙悟”，体现为“心通”说。书理与禅理相通，贵在“参详”“顿悟”。王维云：“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学者还从规矩。”朱长文《续书断》所谓：“天下之事不心通而强以为之，未有能至焉者也。”黄山谷认为“学书如学禅”，必须参悟。

（六）强调步骤上的“技进于道”。或言“道进乎技”。如苏东坡评秦少游书“技道双进”。朱长文《续书谱》云：“书之至者，妙与道参，技艺云乎战。”南宋刘克庄认为“艺不习则不工”等，都要求“技与道俱”，不可只停留在技法层面。

（七）学书原则上先在“明理”，然后“达意”。有常形有常理，理得而法正，法正则意新。张怀《画苑补益》曰：“造乎理者，能尽物之妙。”刘熙载《艺概?书概》认为：“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便是明书理取近道也。

（八）书法欣赏在“神会”，不可以形器求也。沈括《梦溪笔谈》所谓：“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欣赏艺术唯求“畅神”而已。张怀《书议》《书断》等系列书论中所谓“一字见心”，“以风神气骨为上”，便是的论。

（九）重视学问对于书法的作用。晋人提出了“积学以致远”。东坡提出“读书万卷始通神”。黄山谷诗云：“书是人间真富贵。”钱穆先牛说：“内基于性，外资于学，务学以开其性；理学家之精修道德，与画家之沉潜于艺术者，同条共贯，事非有异。”钱先生应该知道，书家何尝不是如此。

（十）重视“天趣”，主张“以人复天”，强调“天机自然”。所谓“得自天机，出于灵府”。（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明代屠龙云：“人能以画寓意，胸中便生景象，闭端妙合天趣。若不以天生活泼为法，徒窃纸上形似，终为俗品。”张之屏《书法真诠》专辟“养气第十六”，尤其重“养天机之清妙”。他在“标格第十四”中云：“若夫天机高朗，骨格清苍，足以横绝古今者，当以王觉斯为第一”。

（十一）人品即书品。强调书法家人格修炼与书品形成的对应关系。如文徵明题画曰：“人品不高，用墨无法。”张之屏《书法真诠》“观人第十五”认为：“书画一道，肆习者固在天资高，尤赖根器厚。”这根器即在“人品”“人格”的魅力。

理学书论中的疑古思想、尚理明道、注重学养、融合多教等观念，确实拓宽了书论的范围，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内我们俯瞰书法，尤其从本体论来观察书法，获得更大的精神空间。这也是理学对书法的贡献。

三、理学书论的负面影响。

理学对书法的影响，自然也是双方面的，有着正、负作用。正面如上，负面影响如下。

（一）过分重视内在修养，忽略外在的形式美感。钱穆先生《理学与艺术》最后评价：“清代学者，虽亦高自位置，然既乏于济，复缺性灵，徒于故纸堆中骋心力，故文学艺术皆见不振。语其优者，不过为前代之后劲，无可分庭抗礼者。”，这更指出了大多数人的学习弊端。姚孟起《字学参》已经注意到“形”的作用：“晋人书，形不贯而气贯；唐人书，形气俱贯。”但这样的论述并不多见。

（二）过分注重人文内涵，简单地将书品与人品等观。造成了“自由人格”的失落。如元代郝经《叙书》等文中提出“道不足则技始以书为工”等语，有些忽略技法的倾向。人品与书品未必决然对应，如对赵子昂、蔡京、王铎、林彪等的书法认同，需要辩证理解。

（三）过分重视“端楷”，对于欹侧，放荡的行草等不能容忍。尤其是对于有创变意向的作品多视为“异端”，明显的受到朱熹等“淳儒”思想的影响，朱子就专作“端楷论”，有利有弊。陈绎曾《翰林要诀》所谓“笔笔有古意，字字有来历”，强调功夫精熟，并不注重专精、博览之后的“蜕化”，即是创新意识。这也是“院体”“台阁体”“馆阁体”等得以生存的原因。

（四）注重“文质相符”，对“写意精神”重视不够。连“难得糊涂”的郑燮也在题画中说：“‘写意’二字误多少事。欺人瞒自己，再不求进，皆坐此病。”虽然，他提倡“必极工而后能写意”，但当时所出现的反对“写意”的情况是一致的。如明代倪后瞻《倪氏杂著笔法》对王铎的变法大加挞伐，认为王书“魔气甚大”，对董其昌过分吹捧，令人生厌。项穆《书法雅言》对祝允明草书的非难“晚归怪俗，竞为恶态”，这有些矫枉过正了。

理学书论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甚至矛盾之处不少，反映出时代变化之丰富多彩。我们更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如许多书家在早期与晚期的理论出现矛盾，这恰好说明了时代所压，有时必须改变观念的趋势。研究者也应该知道书论演变的复杂多变，方能不拘泥于一端，如盲人摸象，那就很难管窥全豹了。

中国文化的论文怎么写篇二

这个学期我选修了“中国文化概论”，学到一些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虽然只是皮毛，亦颇有体会。在学习儒家文化的过程中，我以为儒家文化中一些理论对于当今社会仍能有一定意义。特别是它的伦理思想，对于当今正建设的和谐社会，更有指导意义。儒家思想曾是中国社会数千年来一贯的主导思想，自汉以降历朝历代都以其为统治思想，它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百姓的生活指导。

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道德准则。而早在两千年前，孔子便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善的道德标准，提出了以此“孝悌”为核心的“仁”的思想。这套思想是值得借鉴的。在《论语·学而第一》中有这么一段话：“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思是说，为人孝悌而喜欢犯上的人，世间是很少见的；而不喜欢犯上却喜欢在扰乱社会的人，那是从来都没有的；君子应该追求根本，根本建立起来，道义便从中产生。孝悌，就是“仁”的根本。

经过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被大大削弱，而经济与文化的不同步发展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今天的道德真空。社会上经常可以听闻一些家庭内部的暴力、遗弃和虐待事件。这些家庭不和睦的事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一方面家庭不睦导致了一部分家庭的破裂，使得社会上不稳定因素增加；另一方面，在这些不和睦的家庭中，家庭教育总是存在一些缺陷，从而导致这些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心理上，或者说精神上产生不良的倾向，甚至使一些孩子成为社会上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成为危害社会和谐发展的导火索。由此可见，家庭的和睦对于社会和和谐发展是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细胞产生病变，则作为肌体的社会也不能“健康成长”。故建设起和睦的家庭，才能使社会和谐发展。儒家的“孝悌”之道，正是解决家庭和睦问题的良药。

“孝”，指的是子女对父母的尊敬，“悌”，指的是弟对兄长的尊重。在儒家的学说中，对人的各种仁爱都是由孝悌这种父子兄弟之爱推衍出来的，即上文中所说的“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裕起来的人们，便需要教化。而根据儒家学说，“孝悌”是“仁”的核心。因此，教人以“孝悌”，才能使人们学会“仁”。

如果家庭和睦，父母爱自己的子女，子女们便会报之以爱，都能孝敬父母，听从父母合理的教诲。从“爱父母”加以引导，可以让人们将爱扩展到邻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谓“泛爱众而亲仁”是也。

怎样才能家庭和睦呢？“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就是要用“仁爱”的心灵去关怀、爱护自己的家人。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本能升华而来的爱，是天经地义的。而“孝”可以说是父母对子女的爱引起的女子对父母的爱的回报。如果没有父母之爱，也就无所谓子女之爱，即无所谓“孝”。同样，“悌”也是如此。教之以孝悌之道，则父母子女兄弟手兄互敬互爱。而相爱的家庭很少不和睦的。

家庭和睦，则可把这种“仁爱”扩展到邻人继而扩展到所有人，使人们推己及人，从而天下“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与今天所倡导的“和谐社会”是相似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应当借鉴儒家的“仁爱”伦理，激发“仁爱”情怀，使“以人为本”成为人们立身做人的基本原则，在日常平凡工作中，能够自发去尊重、关心他人，使人们守望相助，患难相扶，使“仁爱”成为全社会人们的自觉行动。若能做到如此，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到来，就指日可待了。

中国文化的论文怎么写篇三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的身份。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历史上曾经占据过重要地位,对世界产生过深远影响。由于受近代战乱所致,中国文化的自身实力和影响力一度跌至谷底。新时期,我们再度扬帆起航,依托先辈们留下的文化宝库,结合本国的发展,使文化软实力有了大步提升。

第一，文化产业的发展成为“新亮点”。

文化产业是将文化从无形向有形,从意识形态向经济形态的一种转化。在文化市场不断繁荣的前提下,文化产业日益成为重要的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不断追求,国民用于娱乐、休闲等方面的文化消费支出也越来越大,这给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中国的文化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文化部发布的最新数据表明,“十一五”期间,我国文化事业费逐年增加,增长速度保持在18%以上的较高水平。“十一五”前四年,全国文化事业费为897.35亿元,年均增长21.6%。[zw(]jhcws/cwswhtj/01/.[zw)],中国国内电影票房(不含农村地区)总收入突破了100亿元大关,而《唐山大地震》更是创造了6.73亿元国产电影最高票房的新纪录。在20中国有47部国产影片销往61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票房和销售收入达35.17亿元人民币。[zw(]/201101/.[zw)]打破了长久以来国外大片主占中国市场,而中国电影无法走向世界的僵局。同时,一大批极具中国特色的文艺表演不仅在国内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赞誉,同时在国外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聋人舞蹈《千手观音》、中华武术、杂技艺术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几年,国家为发展文化事业也做出了相当的努力,适当宽松的文化产业发展环境、财政上的支持、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这些都为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前,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对外交流和竞争中的一个有效武器,我们必须利用好、发挥好,使之成为我国整体综合实力增长的一个“新亮点”。

第二，文化价值观逐步得到认同。

文化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公共价值观,是国民对国家文化产生的价值认同和心理归属,任何国家和国民都不能离开本国的文化价值观而独立存在,它是国家凝聚力、吸引力和扩展力的核心。

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仁爱、诚信、善行这些都是其主要内容,并深植于国家文化所外现的各种事物之中。新时期下,我国文化价值观取得了进一步发展,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这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的思想。这个观念从之前单纯的文化含义慢慢地融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和谐社会”、“和谐家园”成为了与人们息息相关的话题。北京奥运会和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行,更是提供了一个让中国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最佳平台。来自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化汇同于此,充分融合、协调。在国际舞台上,西方世界所倡导的民主、法制价值观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成为了中国文化价值观中普世性的最佳体现,它让人们了解到中国的和谐理念,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强烈的价值认同。

第三，“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深得人心。

国际形象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的名片,是衡量一个国家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给世人的国际形象一直是友好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与我国文化之精髓“仁义之道”是分不开的。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处理国家之间的问题提供了基本的行为规范；中国长期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获得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好评；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坚持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更是获得了全世界国家的赞扬和尊重。这些实实在在的形象工程彻底改变了旧中国“落后就要挨打”的国际局面,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近几年,个别西方的媒体针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发表了一些不实的报道,“中国威胁论”、“妖魔化中国”的声音甚嚣尘上,企图干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正常交往。20和发生在西藏和新疆的打砸抢烧暴力违法事件,更是给西方一些反华势力以可乘之机,大力夸大和渲染中国内部矛盾,给世人以误导,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这是缺乏理论与事实依据的,也是中国人民不能接受的。我们在坦然面对各种声音的同时,对于一些极端、不真实的应该予以及时的、恰当的回应,减小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为国际社会提供一种真实的声音,传达一类事实的真相,为中国的国家形象提供支持。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提升很快。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我国在这一方面起步晚、基础弱、经验少,同样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去关注。

第一，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中国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华夏五千年文明孕育出大量的文化结晶,如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理念、琴棋书画的艺术才能，四大发明更是令世界为之惊叹。然而,事实的情况却是：人们渐渐记不起《道德经》,传统的文化节日受不到人们的重视。中国虽然拥有这么多优秀的文化成果,但却没有把这些文化资源转化为强有力的文化竞争力。

首先,人们对文化资源的重视不够。在国家大力主导经济发展的时候,人们对文化发展的注意力明显下降,对文化是一种“软实力”的认识也明显不足。这就导致大量优秀的文化资源被我们主观所忽略,潜在的文化软实力没有被发掘。其次,一些文化产品被注入其他因素,降低了其本身的质量。许多的文化产品在运行中被大量注入商业的因素,本身的优势资源流失,结果反而在竞争中处于被动。最后,文化市场运行的不规范化。如文化产品盗版严重、低俗不健康的产品充斥市场等,要规范好我们的文化市场,才能为文化资源向文化竞争力的转化提供有利条件。

第二，文化逆差现象严重。

文化逆差,是指中国的文化贸易出口少于进口,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存在“赤字”的现象。多年来,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10?∶?1的逆差,出口的图书主要是销往一些亚洲国家和中国的港、澳、台地区,面对欧美的逆差则达100?∶?1以上。文艺影视也有类似状况。据北京演出行业协会统计,年国内艺术团体的北京演出次数与相比,减少1.56%,但与此相反,外国剧团在北京演出的次数增加36.3%。[zw(]/c6967/.[zw)]中国出口到国外上映的电影可谓凤毛麟角,而国外利用中国文化元素拍成的电影在中国市场上却赚到盆满钵满,《花木兰》、《功夫熊猫》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难看出,中国在文化贸易这一块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这不得不让我们担忧。其实,在中国深厚文化的孕育下,不乏许多优秀的文化艺术产品,然而传统文化的背景不同以及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给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和竞争造成了巨大的阻碍,使得我们的文化没有占据有利的条件,没有发挥其所具有的潜能。

第三，文化人才缺失,竞争力不强。

在我国文化对外交流的过程中,专业文化人才的缺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现在我国文化软实力还不够强的一个原因,不是我们缺乏形成软实力的文化资源,而是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我们不了解海外受众的需求,不了解国际文化市场的需求,不善于运用国际经验和惯例来传播中国文化。我国著名艺术家金曼指出,我们不仅需要一批一流的文化产品,我们还需要一批了解中华文化,了解世界文化市场,善于市场策划和运作的国际文化经纪人。许多我们认为不错的文化产品因为缺乏市场化运作,在海外没有引起反响甚至受到冷遇。文化经纪人的匮乏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严重制约。因此,大力加强对专业性文化人才的培养是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对于我国文化“软实力”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并及时改进,势必会影响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整体发展,进而影响到整个综合国力的提升。因此,采取必要措施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的水平势在必行。

第一，弘扬民族精神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内在动力。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兄弟姐妹在这个大家庭中团结互助、融洽相处,共同孕育了我国独特的民族精神。党的十七大会议上,把中华民族精神阐释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作为具体体现的一种精神。正是依靠这种民族精神,我国今天的文化事业才会取得好的发展前景,它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民族精神中不仅包含着进步的、积极的、向上的,又包括有落后的、消极的、退步的。在发展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倡导民族精神中优秀的、积极向上的优良传统,摒弃那些带有封建迷信色彩、趣味低级、违反社会发展和科学规律的不良成分,这样，民族精神才能真正在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二，打造民族品牌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强大武器。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广大博深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然而,随着各国思想和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交流和竞争,好莱坞电影、韩剧充斥着我们的眼球,肯德基、nike、“日韩流”成为年轻一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面对国外文化的强大攻势,打造属于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的品牌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当大力发掘我国文化当中的优秀因子,利用本国的资源优势,结合自身日益成熟的产业发展模式,强势推出民族品牌,努力减小文化逆差现象,真正实现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发展基础教育事业,国民的文化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同时,人们开始更多地寻求艺术上的、更深层次的交流,文化艺术教育逐步走进千家万户,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目前,我国从初级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开设了文化艺术领域的相关课程,并且还成立了专门的艺术院校培养专业文艺人才。在民间,人们对文化艺术的喜爱更是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这些都是我国文化的吸引力所在,也是繁荣我国文化事业的夯实基础。可见,文化人才的培养为我国文化的长期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水平提供了后备军。

第四，开展文化外交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渠道。

中国文化“软实力”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文化外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古至今,中国在文化外交方面的经验十分丰富。古有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鉴真东渡日本,今有“乒乓外交”、中外文化交流年,这些都为传播我国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扩大了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此外,文化外交为我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进行交流构建了平台。近年来,我国与世界各国进行了大量友好的文化交流合作。中国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保持着不同形式的文化交往,与数千个国外和国际的文化组织有着各种形式的联系；中国戏剧、民乐在世界各地成功演出,受到热烈追捧；中国的学生到世界各处或者与来自五湖四海的留学生们进行思想文化的交流等,这些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优秀文化的丰富内涵和艺术魅力,对于吸收和借鉴世界的优秀文化,繁荣我国的文化事业,产生了深远的作用,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增进和巩固友谊的重要手段。

4结论。

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起步到逐步发展的过程,其国际地位及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不断的提升。但总体来说,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还处于初始起步阶段,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在目前取得了一定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应该牢牢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制订适合我们国情的发展计划,传承民族精神,打造民族品牌,大力发展传统文化教育事业。同时,积极参与文化对外交流活动,积极施行平等互利、友好的文化外交政策,推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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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论文怎么写篇四

中国的书法艺术与京剧、武术、针灸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四大国粹。在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书写逐渐升华为一门艺术，这在世界各种文字的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中国书法艺术与中国文化相表里，与中华民族精神成一体。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贵和尚中。这种强调整体和谐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兼容并包，使社会达到“太和”的理想境界。书法的理想境界也是和谐，但这种和谐不是简单的线条均衡分割，而是通过参差错落、救差补缺、调轻配重、浓淡相间等艺术手段的运用，达到的一种总体平衡，即中国文化“和为贵”的价值观，通过书法艺术的中和之美得到了完美体现。

儒道互补、刚柔相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基本内容。儒家倡导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论语》用“任重而道远”来勉励“弘毅”的“士”；《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笃”，引导士人以清静无为从喧嚣的尘世中得到解脱，成为儒家思想的补充。中国书法艺术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追求，毫无疑问受儒道两家追求理想人格的影响。当然，书法艺术中对阳刚与阴柔的表现，不是二者仅取其一，非此即彼，而是兼而备之，有所侧重。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人书法，由于晋代士人的价值取向，崇尚高迈俊逸的精神风格，洒脱清远的精神气度，其书法艺术总体上以阴柔为基调，含蓄蕴藉，寓俊宕之骨于清逸之气，柔中带刚；反之，清代又由于汉民族在心理上有着抑郁愤懑之情结，特别是金石之学昌盛，使书家从中获取一种强劲的动力，以释抑郁之怀。

先秦哲学中，道家的虚无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书法艺术中注重对空白的经营，强调在无墨处施展才华，计白当黑，正是这一观点的具体体现。在书法艺术中，一纸之上，着墨处为黑，无墨处为白；有墨处为实，无墨处为虚；有墨处为字，无墨处亦为字；有字处固要，无字处尤要。白为黑之凭，黑为白之藉，黑白之间，相辅相成；虚为实所参，实为虚所映，虚实之际，互为所系。老子的对立统一思想，被书法艺术中计白当黑之实践体现得淋漓尽致。

书为心画。就个体而言，书法作品中的笔墨线条，是书者情感的倾诉，心性的抒发，怀抱的展示：《兰亭序》可见王右军之飘逸，《祭侄稿》可睹颜鲁公之悲愤。就整体而言，自古至今的书法珍品，凭借着千姿百态的线条构建，共同聚集着对中国文化的陈述，对民族精神的彰显。

中国书法艺术对中国文化的诠释深刻而周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博雅而细腻。我们从对中国书法文化的研究中，看到了中国文化中富有生机的精华，更看到了书法艺术中所蕴涵的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选自《中国书法报》，有删节）。

5．下列对于中国书法艺术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书法艺术是文字发展史上的奇迹，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国四大国粹之一。

b．中国书法艺术追求总体平衡，反映了中国文化和谐统一的思想。

c．中国书法艺术不是线条艺术，而是综合运用位置、色调、黑白等手段的艺术。

d．中国书法艺术周详地诠释了中国文化，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a．通过对书法艺术的`鉴赏，我们能够感受到“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和“清静无为”的中国文化思想。

b．书法艺术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表现，体现了书法艺术或受儒家思想影响，或受道家思想影响。

c．晋人书法艺术受儒家思想和民族心理的影响，总体上以阴柔为基础，含蓄蕴藉，寓俊宕之骨于清俊之气，柔中带刚。

d．清代由于汉民族在心理上有着抑郁愤懑之情绪，使得书家从金石之学中获取一种柔中带刚的动力，以释抑郁之怀。

7．下列对原文中作者观点的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贵和尚中。这种强调整体和谐的思想与中国书法的中和之美构成了一里一表的关系。

b．我们对自古至今留存的书法珍品加以研究，发现每一幅作品都是凭借它千姿百态的线条构建聚集着中国文化的陈述。

c．中国书法艺术注重对空白的经营，强调计白当黑，在无墨处施展才华，这正是道家虚无思想对书法艺术影响的体现。

d．《兰亭序》体现王右军的飘逸，《祭侄稿》表现颜鲁公的悲愤，可见，中国书法艺术借助笔墨线条，倾诉情感，抒发心性。

参考答案：

5．c（“不是线条艺术”错误）。

6．a（b原文中是“阳刚与阴柔的表现，不是二者仅取其一，非此即彼，而是兼而备之，有所侧重”；c“儒家思想”应为道家思想；d“使得”关系不当，“柔中带刚”与原文“强劲”不符）。

7．b（并非每幅作品，而是“就整体而言”）。

中国文化的论文怎么写篇五

【论文摘要】2010年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有利契机，可以扩大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世博科技，和推动群众文化发展。因此，把握世博契机，弘扬民族文化，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和加强群众文化建设成为眼下迫切任务。

(一)“世博效应”与民族文化的发展。

中华民族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系统主要辐射源之一，具有独特而旺盛的生命力，但民族文化具有积极性和负面性的“二重性”，2010年上海世博会通过构建全球文化交流的平台，一方面展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增强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感召力，另一方面带来世界其他各民族的优质文化，“每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域外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博会将民族文化致力于世界性的格局中加以观照，以平等的态度和全球的眼光对西方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加以吸收，彰显民族文化发展的开放性思路，消解在过去单一封闭环境中形成的民族文化的负面性因素，突破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和狭隘主义的藩篱，在坚持民族性和发展时代性的双向互动中，创生中华民族文化的新活力、新品格、新状态.

(二)“世博科技”与文化产业的发展。

世博会“博”的就是科学技术文明，而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明力量决定了世界的主流文化，它对文化产业促进作用也必将是全方位、多领域和深层次的。首先，“世博科技”作用于我国文化产业的生产领域，为文化产业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不仅能有效提高我国文化资源的利用率，推动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的变革，促进高端文化产品的发展，提升文化生产的信息化、集约化、现代化程度。其次，“世博科技”有利于构筑文化产业新的流通方式，创生新的流通符号，扩展新的流通空间，促进我国文化产品的全球流通和世界认同。最后，“世博科技”有利于催生更广阔的文化消费市场，驱动新一轮的文化消费动力。通过世博会对普通群众的展示，实现高端文化产品和广大消费者的有效对接，引发新的市场需求，刺激文化产品的再生产，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三)“世博文化”与群众文化的发展。

从自然辩证法来看，一个系统要在某一环境中良好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是开放的系统，远离平衡的系统，并不断同其他系统进行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2010年上海世博是提升我国群众文化主体实力的难得机遇，不同的异域文化激荡和冲击着文化主体原本保守而封闭的精神气质，文化的广泛交流和碰撞激发了文化主体的参与欲望，提升了文化主体的鉴赏水平。其次，以最新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世博科技”带来了全球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多元景观，许多富有创意的文化形式、新颖的文化产品、参与型的文化活动被我国人民广泛接受，有效丰富群众文化的建设资源.再次，世博会独有的开放视野，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现代科技传播方式，推动群众文化从单一的物理空间向全新的虚拟世界转变，变革固有的文化传播模式，拓宽群众文化的发展空间，从而使群众文化的发展涌现出新领域、新路径、新层次。

(一)发挥世博效应，积极发展民族文化。

1、强基固本，自强不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一是整合民族文化发展的国内资源。在世博效应的推动下，通过文化资源整合实现文化资源综合开发，优化配置自然、人文特色资源，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其次要坚持开发和保护相协调的原则，尊重文化发展的规律，在保护中开发，获得更多形式的文化产品吸引更多层次的文化消费者，从而创造良好的保护文化资源的社会氛围.最后要加大对文化资源的反哺，创设特色文化基地，加强对独特的、珍贵的、具有深刻内涵的文化资源的扶持力度。

二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体系中的核心和灵魂，是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支撑和动力，因此，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首先，通过多样化途径开展民族精神教育，提升中华民族精神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认识，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其次，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通过民族精神实践活动，培育新的更具时代性的民族精神。

2、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培育中华民族先进文化。

一是注重输出，创新民族文化传播形式。决定文化力量不仅包括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在于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文化的力量只有在传播中才能实现.首先，通过与科技元素整合，创生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展现中华民族文化中包含的'民族精神、价值取向、时代魅力.其次，通过建立中华民族文化的立体传播体系，综合运用媒体的力量，提高文化产品的时效性，提高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在此基础上，完善文化传播的反馈系统，增强文化交流的互动性，提升民族文化的世界性。

二是注重输入，推动中西文化的双向互动交流。传统文化只有通过与当代世界文明的交流和融合，才能成为推动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因此加强文化外交，以开放的姿态应对文化的全球化，提倡各民族之间平等的对话，一方面积极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文化特有的非凡和生气，另一方面，避免走狭隘民族主义的保守道路，注重吸纳西方文化的有益成果，总之，中西文化的双向互动既要保持一定张力以求发展，又要警惕过分的冲突导致民族文化的萎缩。

(二)抓世博契机，努力发展文化产业。

1、抢占文化产业发展高端，提高中国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一是实施高端文化产业人才工程。要充分发挥我国人口资源丰富的优势，整合现有的文化产业人才资源，加大对相关研究人员的扶持力度，健全开放灵活的人才培养机制，着力对文化产业后备人才的培养，构建一套人才培养的长期有效模式和文化产业创意人才的资格认证机制，放大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效应，实现“创意核的层层扩散”。

二是启动高端文化产业集群战略。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集群优势”，2010上海世博会集中展示了人类最新的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因此，要充分利用世博会对我国高端文化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催化作用，推动高端文化产业的集聚，通过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的联动，形成新兴科技高端文化产业园区，实现我国高端文化产业的集群式发展。

2、打造文化产业知名品牌，提升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地位。

一是整合文化资源，优化文化产业资源配置。要以中华文化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为依托，打造具有区域特色、鲜明时代特征和东方风格气派的文化标志和形象;重点整合民俗特色、戏剧表演、文化旅游和武术文化等有比较优势领域的资源，推动优势产业的优化升级，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品牌。

二是制定文化产业品牌发展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台湾等相继颁布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确立了创意产业发展的近期目标和长远规划，积极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本国或本地区在知识创新时代的国际竞争力。”基于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要合理布局文化产业，分析制约文化品牌的因素，加强对特色文化产业的扶持和引导，重点发展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文化产业，提高文化产业内部的关联度，形成特色鲜明、结构优化的品牌体系.

(三)乘世博东风，提升群众文化水平。

1、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

一是大力发展经济，这是提升群众文化消费水平的基础。生产决定消费，群众文化消费水平的高低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从而带动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益，实现群众文化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层次文化需要。

二是加强对群众的文化熏陶，这是提升群众文化水平的根本出路。社会文化环境对群众文化的发展起到基础性的制约作用，因此，着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学习氛围，以高尚文化引领群众文化的旨趣，提升培育群众主体的文化欣赏能力。其次，着力营造积极的文化参与氛围，综合运用多种方式鼓励广大群众参与文化活动，在实践中实现自我素质的提升和完善.最后要着力营造良好的文化创新氛围，实现群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2、完善群众文化公共服务体系。

一是建立稳定的、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支持体系.政府部门要健全扶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政策和法规:相关群众文化事业管理单位要积极加强文化资金的管理和核算，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各类文化团体要充分整合社会资源广泛参与群众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协会力量、企业力量是对群众文化基层建设的有益补充。

二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转换政府角色，加强宏观调控，建立健全管理制度，统筹规划公共服务机制，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建设群众文化服务场所，其次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服务形式，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信息化水平，调动群众的参与热情，满足群众的多层次需要，保障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中国文化的论文怎么写篇六

艾孜买提5102049017。

摘要：“历史循环”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中国战国末期的邹衍曾提出五德终始说，用当时流行的五行解释历史的变迁和王朝的更换。他认为历史是所谓五德的相继更替、周而复始的循环。后来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宣扬过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社会，历史的继续只能是从这个顶点倒退到原始时代的观点。历史循环论承认历史按一定秩序变化，但曲解了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循环，更不是以资本主义为终点的封闭的圆圈，而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不断发展和上升的过程。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无数珍贵的文化财富。众所周知，文化也是人类进化的产物，而文化本身也是不断的进化，不断地积累。回溯时间的长流，中国文化发展过程当中，就有了对于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的思考。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中国历史的进化，我们会发现早期的对历史的进化思想有着很多值得重新思考的地方。其实说到进化思想，进化的思想并不是在19世纪末才如神兵天降般影响到中国的史学界的。早在千年之前的先秦及两汉时期，便已出现了朴素的、带有哲学思辨性的进化思想。

中国的史学自古便是极为发达的，早在上古三代时期，《易传》就充分肯定了事物变易是具有必然性的，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而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们在阐述各家思想的同时，也不时透露出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其中最为有名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亚圣”孟子，以及他提出的“历史循环变易阶段论”。孟子提出了“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命世者”，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二元循环的，盛衰之世在循环之间又以五百年为单位交替向前变易，而且历史的推动力不是人民，不是生产力，也不是某些偶然事件，而是天降的圣人。

由于孟子在中国思想界的崇高地位，他的历史循环变易阶段论难以避免的影响到了后世的史家们。即使有史家希冀提出具有进化思想的理论，也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循环的怪圈之中，但是在历史循环的每一个阶段内，也蕴藏着历史进化、变易、发展的趋势，二者可谓是矛盾的统一。如下是春秋战国与秦汉时期最突出的几个史学思想。

首先是以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为载体的“五德终始说”。此说是一种解释王朝更替与历史变易的学说，包括两个解释系统。其一是由战国阴阳家邹衍创立的按照“土木金火水”相胜之序来解说自黄帝以来的中国历史，其二是西汉经学家刘歆创立的按照“木火土水金”相生之序来解说自伏羲以来的中国历史。两种说法都认为每一朝代都有它的一德，就好象每一个人都有属相一样。不同的是，前者认为一德克一德，一个朝代取代另外一个朝代是依靠“逆取”、“革新”，这就叫做“五行相胜”；而后者认为一德生一德，前朝将天授之大位“禅让”于后朝，五德彼此相生。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是为了统治者服务的，都是为了证明新朝代旧朝乃是承上天之意，是合理合法合乎统绪的。从中我们能看出“五德终始说”的提出者们在创建这一思想时，是带有一种朴素的进化思想的，前朝气数、德运已尽，故新朝携新生或新胜之“德”，已全新进化之姿态接受天命，登上历史舞台。但即使如此，“五德终始说”也还是难以跳出历史循环的怪圈，只是从孟子的二元循环变为了五元循环。

而汉初的史学、经学家们则将此类带有神秘主义倾向及天人感应色彩的历史循环或进化思想继续发扬光大。

首当其冲的便是西汉经学大儒董仲舒及其“三统”说。董仲舒的史学思想无疑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易传》和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他提出了“有道伐无道”之说，自夏以来是“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的一个相克相胜过程。但董仲舒的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还是“三统”说。“三统”说是一种肯定历史朝代必须按照黑、白、赤三统依次循环更替的学说，此学说认为凡是异姓王受命而王，都必须改正朔，由于正朔不同，物萌之时的颜色各异，也就有了黑、白、赤三色。三统说从其表述形式而言，无疑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其最强调的就是一个“复”字，但就其实际内涵而言则是进化的。首先，董仲舒的三统说是一种体现亲疏之义的尊崇新王之说，主张新王与上两代旧王并为一轮之三统，新王需存二王之后，且帝王愈远愈疏、愈近愈亲，这种尊新王思想，无疑是一种历史进化论。再者，与“三统”相对应的是忠、敬、文“三道”，此乃一朝之礼乐制度，三道的循环是以变革礼乐，对前朝礼乐制度进行损益为主要内容的，当然也是一种进化论。因此董氏的三统说是一种以循环为表、进化为里的史观。由于儒家及其发展形式——经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历史循环变易论一直占据着史学界的主流地位。

中国文化中展现出的早期的历史观其实就是“历史循环”，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中国战国末期的邹衍曾提出五德终始说，用当时流行的五行解释历史的变迁和王朝的更换。他认为历史是所谓五德的相继更替、周而复始的循环。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g.b.维科认为历史的变化经过3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历史变化经历了这个阶段以后，就会重新回复到原始时代，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后来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宣扬过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社会，历史的继续只能是从这个顶点倒退到原始时代的观点。历史循环论承认历史按一定秩序变化，但曲解了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循环，更不是以资本主义为终点的封闭的圆圈，而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不断发展和上升的过程。文化的进步推动了历史观的进化，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近代史，也开始逐步融入世界，以进化论为主导思想的史学观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史学界，当然也带来了新的文化思潮。为此奔走疾呼得最为卖力的当属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在著作《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中，便开宗明义的宣称，“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而另一位思想巨匠严复则用妙笔生花的译作将西方进化论介绍至中国，除了最为有名的《天演论》外，严复翻译的另一部西方社会学著作《社会通诠》则明确展示了西方历史的“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的进化历史观。用形象的说法来描述进化历史观就是，历史是一条由野蛮到文明的“直尺”，尺上有诸多“刻度”，代表了历史进化的各个阶段，常见的“刻度”有“石刀期—铜刀期—铁刀期”、“渔猎—畜牧—耕桑”、“野蛮自由时代—贵族帝政时代—君权极盛时代—文明自由时代”。整个历史进化过程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代代嬗变而来的，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此数种时代，无论何国何族，皆循一定之天则而递进者也。”历史进化论思想可谓彻底改造或颠覆了过去中国史学界那种在循环与进化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史学思想，进化论将过去可能是一个圆圈或是一个螺旋上升的曲线拉直了，直线两端伸向无穷远。而持历史进化论观点的史学家们的另一个重要理论便是历史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所谓“优”与“适”，并非是传统史家所谓的有道德的，恰恰相反，无道德的，甚至野蛮强势乃至无耻者才在进化之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只有且必须通过变法图存才能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与强者为伍。不然，若只是向世界宣示自己的弱小悲凄，或者说是“占有道德的制高点”，便只能走向灭亡，而这一思想便为清末的一系列改革变法乃至辛亥革命提供了思想理论支持。

或许当年达尔文在书桌前为自己的巨作《物种起源》写下最后一个句号时，万没有料到，他的思想早在千年以前，便以一种朴素的形态影响着万里之外的一个古老的国度，他更不会想到的是，他的思想还未经过太久，便已在那古老神秘的国度掀起了思想乃至政治的滔天巨浪。我想，历史的趣味便在于此吧。

中国文化的论文怎么写篇七

近日，某意大利知名奢侈品牌创始人，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对中国筷子、中华文化的不当言论。这一举动，引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而我们想告诉他们：中国筷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

该品牌拍摄了，一个华裔女模特用中国筷子吃披萨的视频。视频中夹杂着中式发音，傲慢的语气，以及各种奇怪的姿势。这无疑是对中国文化的丑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具有它独特的魅力！

基于无知而建立起来的偏见是多么的愚蠢。

筷子，是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文明的产物。筷子，是中国独特的进食工具。秦汉时期称为“箸”与“住”同音，人们怕行船搁浅，变改“箸”为“快儿”，希望船行的快，一帆风顺，以图个吉利。汉代筷子又称为“挟提”，意为挟住再提起之意，这就十分形象地道出了筷子的实用功能。再后来，由于筷子制作的材料多是竹子，因此在“快”字头上加上“竹”字头。这就成了今天的“筷”字了。

筷子，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代表。筷子多七寸六分长，代表着人有“七情六欲”，是不同于一般动物的情感动物。因此，吃饭时也时时提醒人们要节制不当欲望。筷子圆的一头象征天，方的一头象征地，表示着“天圆地方”，这是中国人对世界基本原则的理解。此外，手持筷子时，拇指在上，无名指小指在下，中指在中间，是为“天地人”三才之象征，这是中国人对世界的关系的朴素理解。筷子成双出现，与太极阴阳理念相符，代表着万事万物都有两个对立面组成。一双双筷子凝结了多少先祖的智慧，也是对后人的教育。是具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筷子，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映射。在小时候，长辈用筷子喂我们吃饭，那是启迪；小时候，长辈教我们使用筷子时说“我们是中国人，必须会用筷子”时，那是传承；在外拼搏回家，一桌家常饭，挟起的是长辈对晚辈的关爱；身在异国，每逢节日对先祖的祭拜，那是对国家，家人的思念；“多个人多双筷子”。一双双筷子挟起的是温暖人心的人间烟火。是逢年过节，吃团圆饭的中国心。一双筷子，蕴含了“启迪、传承、明礼、关爱、思念、睦邻，团结……”。承载的是中华源远流长的文华。

一双筷子承载了多少中华文化。筷子代表的，不仅仅是吃饭的工具。外国人总是用自己狭隘的眼光去臆想他们认为的事，极其的自傲无知。不妨挟起一双木筷，从胃开始，读懂中华！

面对西方，西化、分化的图谋，我们应该时刻谨记“我们是中国人”，有着“自信力”，而不是“他信力”。应有我们华夏炎黄子孙该有的魄力，时刻怀揣一颗中国心！

一双筷子，承载着中华千年文明。有滋有味，有中国味。

中国文化的论文怎么写篇八

摘要：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儒家的思想，中庸之道是儒家倡导的重要主张之一。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主张安分守己、提倡积极入世、倡导政治伦理及推崇明哲保身等方面都与中庸精神的深刻影响息息相关。因此，通过对《中庸》思想的诠释，探讨《中庸》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积极的意义。

“中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极为重要的思维方法论和践行本体论。中庸之道不仅是儒家的思想准则，而且在中国文化上成为很多哲学流派的思想方法论，因而具有中国思想经典和世界观纲领的重要地位。《中庸》独特于其他经典之处在于，其所书写的是历代圣贤彼此心领神会相互传承的心法。[1]也就是说，中庸是儒家的重要道德准则，是儒家所追求的为人处世的最高规范。正是这一点上，显示出“中庸”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位置，它对古代儒家思想体系的完善和儒学教育的延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又颇有许多独到之处，这些都与儒家所推崇的经典《中庸》的影响分不开。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中庸》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崇尚天人合一。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天人合一，强调整体同一。这与先秦时期《中庸》所倡导的天、地、人的和谐是一致的。可以说，中庸的天道人道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

《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2]天赋予人一种人性，它是自然的、儒家强调的“善性”、“率性之谓道”，就是遵循人性之自然去延伸，不能违反人性之本有。然而人之性，由于气禀不同，习染易坏，有不能尽循其性的，需要以道修而治之，即所谓“修道之谓教”。《中庸》又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中庸》在论述了天、道、教之后，进入人的心理部分，这涉及性情本体和深层心理。朱熹解释道：“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4]“中”是指合度，就是说喜怒哀乐在内心还没有产生、还没发展的时候要控制到一定的度，使其安然于感情未发的状态。“发而皆中节”，意味着情绪可以发泄表现出来，但是要有一个度。这种有控制的状态就是“和”，“和”就是和谐。“中”，是天下人人都有的本性，即天命之性，是道之本体；“和”，是天下普遍的原则，即率性之道，是道之用。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在其位了，万物便生长繁育了。天与人，天与万物都繁荣昌盛了。

《中庸》后面又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5]“至诚”不是说一般意义上的诚，而是指达到了最高境界的诚。唯独这天下至诚的圣人，才可以发挥他的天赋本性。圣人既能尽己之性由是推之于人，设立政教，使人人都能复其性之本然，而能尽人之性。圣人能尽人之本性，由是推之于物，而能尽物之性。由于人物皆天地之所生，圣人能尽物之本性，即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就是可以促进万物发展，而不是去违背或对抗自然规律。这是用人的善心和诚意去促进天地之化育，生生不息的一种道。天位于上而覆物，地位于下而载物，圣人位于中而成物，以一人之身，与天地并立而为三，即“与天地参矣”，达到天、地、人鼎足并列的境界。只有顺其天、顺其地、顺其万事万物规律，掌握了万事万物规律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懂得真理的人。《中庸》在这里强调，只有真诚才可以使自己立于与天地并列为三的不朽地位，可见真诚的功用之大。

可见，中庸之道要求在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均要注重适度与均衡，其所构成的“天人关系”主要表现在天道与人道的合一上。所谓天道的核心在于“诚”，而人道的终极目标则是对诚的追求。在人道与天道合一中努力达到原天以启人、尽人以合天，从而使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天性相和谐。当人性与天性相应相合之时，人性也就与天性的至善至诚致仁相合一。这种人性与天性的和谐，对天下士子提出了内在的修为与外在的践行高度合一的要求，成为历代仁人志士追求至诚至仁的目标。

二、主张安分守己。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安分守己、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不生非分之想。这与《中庸》所倡导的“素位而行”的要求是一致的。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6]。这里，论述君子修中庸之道的次序等问题，是说君子但因其见在所居的地位，而行其所当行的道理，未尝于本分之外，别有所愿幕。“素位”即见在所居的地位，意味着居于什么样的位置，就在这个位置上去行事，而不做分外妄想之事。

“素富贵”，君子在富贵的位置上就要行乎富贵。如果富贵了却更加贪婪，总想把他人囊中之物据为己有，这就叫不行富贵之位。当今来看，如果富贵了，能做到取之于社会，又回馈社会，拿出部分钱财赞助教育、资助宗教、扶助贫困，这就叫行乎富贵。

“素贫贱，行乎贫贱”，指一个人贫穷时，应该安贫乐道，做贫贱所当为的事。可以为自己设立目标，调整自己更加努力，使社会制度更为公正，以改变现状。但如果怀有太多的野心就会徒增痛苦，而且会嫉妒甚至是埋怨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一心怨恨社会和他人，只会使自己和他人都受到伤害。

“素夷狄，行乎夷狄”，夷狄指的是边远地区，不在华夏或中原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之中。“行乎夷狄”，就是说不是去埋怨地理位置不好或条件太差，而应该脚踏实地地从本民族本地区的客观现状出发去做事情。

“素患难，行乎患难”，身处患难之中就应知道患难是一种多么珍贵的提升自我品质的机会。不能因为患难，让自己丧失立场，丧失尊严。正是患难可以使人超越自己，让自己成长。在患难中如果只想着让别人来帮助自己，幻想着不经过努艰苦力就获得平安畅达，这是与君子应有的修为背道而驰的。只有在患难中保持坚强的意志和一颗阳光的内心，才能让自己走出困境并重新崛起。君子身所处虽有不同，但都能尽其当为之道，所以才可以随处安然自得，即“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接着《中庸》说：“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7]这是君子素其位而行的实践方法。“在上位不陵下”，处在上位，不要作威以欺凌下位的人。虽处下位，也不附势以攀援巴结那在上的人。即上级不应该借势压人、仗势欺人，而下级之人对上级也应行坦荡的君子之风。正因为陵下不从，必怨其下，援上不得，必怨其上，所以要“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从严从正要求自己，从来不去求取与人，这样也就没有怨言了。只要心中泰然，虽然上不得于天，也能顺受其正而无所怨憾于天，虽然下不合于人，也能安于所遇而无罪尤于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居易”就是居在平易安定之处，“居易以俟命”，就是说君子素位而行，随其所寓，安居现状等待机会。相反，“小人行险以缴幸”，小人总是铤而走险，而且怀着侥幸的冒险心理。君子为人处世，应该堂堂正正，恪守本分，而不应该铤而走险，让自己陷于险境。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8]这里用射箭比喻君子之立身处世，一箭射去但脱靶，没射到靶心“鹄”，不是去怪靶子不好，更不怨那胜己的人，应该检讨自己，即所谓“反求诸其身”，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是君子之道自我内修的价值要求。

《中庸》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9]如果不是天子君王，而是士、知识分子，他们就应该去做自己分内之事，而不能去议定制礼，不能制定法度、考订文字。因为制礼作乐，是国家极大的事体，只有有德有位的圣人，才可以定一代之典章，齐万民之心志。国家之制度、书写的文字也唯有天子才有资格去制定、考证。政教出于朝廷，事权统于君上，非臣下所能干预。这就再次强调，作为一般老百姓，只能安于本分，不能有非分之想、越权之行。

《中庸》认为君子要素位而行，安于所守，这一观点同《大学》中“知其所止”的观点相一致。它告诉我们，任何成功的取得都基于对现状恰如其分的适应和处置。一个人不能适应现状，不能准确定位自己，是很难成功的。《中庸》“素位而行”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般世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三、提倡积极入世。

《中庸》倡导大德受命、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它与《易经》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一样，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

在《中庸》第十六章中，孔子以舜为例对中庸之道的功效加以进一步说明。“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10]孔子说，舜真是个最孝顺的人！德行方面是圣人，地位方面是尊贵的天子，财富方面拥有整个天下，宗庙当中祭祀他，子子孙孙都继承他的伟业。所以，有大德的人必定得到他应得的地位，必定得到他应得的财富，必定得到他应得的名声，必定得到他应得的长寿，即“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天生我材必有用，只要你修身而提高德行，总有一天会受命于天，担当起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到那时，名誉、地位、财富都已不在话下，而且也会因快乐而健康长寿。所以，上天生万物，必定根据它们的本然之材质异其所加：如果根本完固，栽植而有生意的，便从而培养之，雨露润之、日月照之；而对于那些根本动摇，倾仆而无生意的，便从而覆败之，雪霜被之，风寒折之。圣人相信上天是公正的，要你努力并具有大德，就必然能得其位、得其名、得其禄、得其寿。只要是把自己内在的善良与真诚升华出来，个体的努力必然不负期望，会让自我走向成功之道。也就是说，天道和人道是合二为一的，只要你努力进取，命运就会站在你这一边。

“《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11]。《诗经》说，可嘉可乐的君子，有显显昭著的美德，既宜于在下之人，又宜于在上位之人，因此能受禄于天而为天下之主。上天保佑他，任用他，给他以重大的使命，使他长享福禄于无穷也。所以，拥有大德的圣人，必然受上天的眷命而为天子。一个人如果有大德，无论身处顺境逆境，处江湖之远还是居庙堂之高，他的优秀品德总是可以让身边的人受到感染，如沐春风，自然而然身边的人就会赏识他，给他机会，这是“大德者必受命”的道理。君子要顺其自然，不要胡作非为，不要铤而走险。

由此看来，儒学并不是绝对排斥功利，只是反对急功近利、不安分守己的做法。换言之，儒学所强调的，是从内功练起，修养自身，提高自身的德行和才能，然后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地获得自己应该获得的一切。君子只要通过修身而提高德行，总有一天会受命于危难之际，担当起治理国家的重任。这其实也正是中庸之道的精神――凡事不走偏锋，不走极端，而是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这一思想与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思想异曲同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渗透进一般读书人的心里，让他们积极读书，等待天降大任。

四、倡导政治伦理。

中国古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伦理观念而加以维系的。中国的社会伦理、国家伦理是从家族伦理演绎而来的，中国历代的统治阶级在治国方面，都注重道德感化的力量，强调劝善惩恶，见贤思齐。圣人的伦理教条，从小就加以灌输，可谓家喻户晓，路人皆知。并且通过礼乐并重的方式，使冰冷的政治温情化，充满了浓浓的人文关怀。《中庸》对政治伦理化的阐述极为深刻。

首先，通过中庸之政体现出来。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12]鲁哀公向孔子请教：“人君为政的道理当如何？”孔子说，周文王、周武王推行的政事都是酌古准今，尽善尽美的，如今都记录在当时的木板和竹简之中，其纲纪法度，都可以从中去考察去解读。如果圣明的君主和臣子依然存在，当时立下的政事，如今样样都能够实现，文武之治，也可复见于今日。如果没有那样的君臣，那政事也就都灭息了。圣人贤臣施政的`途径，就在于勤于政事，让政治立竿见影；就像在肥沃的土壤中植树，勤于种植，让树很快长起来的途径一样，要迅速见成效，就要使政治像芦苇一样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里，孔子提出为政在人的问题，强调执政者的修养。“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为人君者，要举文武之政，必须择贤臣而用。然而人君由是臣下的表率，如欲取人，必须先修自己的身。而要修身，必须对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道理，认真去践行。然要修道，又必须全尽本心之仁爱。这样，以仁修道，以道修身，则上有贤君，以身取人，下有贤臣，从而举文武之政也就不难了。“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人之所以为人，乃在于有生之初即具仁爱之心。然而仁虽无所不爱，必先爱自己的亲族，才能推以及人。也就是说，在“仁者爱人”中，爱自己的父母是仁爱中最重要之事。人应该从爱自己的父母开始，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却声称自己爱国人民，是虚假的、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庸》认为爱自己的父母，是实现仁爱千里之行的第一步。

“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所谓义就是适宜得当，尊敬有道德的贤人称为义。尊敬贤能是义最主要的方面。“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亲爱亲人有不同，如父母应当孝敬，宗族则当和睦，自有个主次。尊敬贤人也是有差别的，如大贤则以师傅待之，小贤则以朋友处之，自有个等级。这主次等级，都从天理节文上生发出来，所以说“礼所生也”。

“在下位不获乎上，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13]。处在下位的臣子，如果得不到处在上位的君主的信任和肯定，就不可能获得民心，从而统治百姓。所以，君子不可不先修其身，而要修养其身，不可以不善事其亲，侍奉好自己的父母和亲人；而欲尽亲亲之仁，必须尊贤取友以知人，知人又必知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的自然天理。由知天以知人，知人以事亲，则身修而有君矣。以身取人，则有臣。有君有臣，必会有文武之政的盛世。这里讲的是为政要从自身做起，但并不是简单的独善其身，而是要在社会和人群的维度中自我提高，在孝敬父母、结交良友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修养，而这一切又最终返回到“知天”上。修身事一切的源头，也是最后的终点。

其次，通过达道达德的社会公共价值展现。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14]。天下古今人所共有的道理有五件，即“五达道”，而实现这五条道理的德行有三种。五达道是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系。在君臣则主于义，在父子则主于亲，在夫妇则主于别，在兄弟则主于序，在朋友则主于信。这五件是人之大伦，从古至今，是天下人所共有的伦常关系。就如人所通行的大路一般，所以说是天下之达道。智、仁、勇是实现五达道的德行，是天下最重要的美德。知则明睿，所以知此道者。仁则无私，所以体此道者。勇则果确，搜易强此道者。这三件事天命之性，天下人所同得的，无少欠缺，所以说是天下之大德也。达道必通过大德而后行，对于如何实行，《中庸》概括为一个字，就是“诚”，这是《中庸》一书的关键词。诚就是真实无伪，这样知为实知，仁为实仁，勇为实勇，达道自无不行。

“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15]。这里是说造道的等级。人性虽同，而气禀有异，就知此理而言，有的生来天性聪明，不待学习自然就知之；有的通过讲习讨论，从事于学问然后知之；有的学而未能，困苦其心，发奋强求然后知之。这三等人，闻道虽有先后，然而到那豁然贯通义理明白的去处，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及其知之，一也。就行此理而言，有的天生德性纯粹，不待着力，黯然能行；有的真知笃好，只见得这理好，往往贪利而行；有的力未能到，必待别人勉强督促，而后能行。这三等人，行道虽有难易，然只要达到目的，也都一样。所以说，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16]孔子又说，人之气质虽有不同，然未尝无变化之术。智以明道，如果笃志好学，凡古今事物之理，时时去讲习讨论，不安于不知，那么闻见日广，聪明日开，也就接近于聪明、明智了。仁以体道，如果勤励自强，事事去省察克治，则将见本心收敛，天理复还，也就接近于仁了；勇以任道，如果能知己之不如人，而常存愧耻之心，不肯自暴自弃，也就不再懦弱，接近于勇敢。了解了好学、力行、知耻这三点，就知道应该如何修养自身。以己观人，虽有物我之间，然而在我的道理，即是在人的道理，所以知道了应如何修养自身就明白了如何去治理民众，去从事政治。以一人观万人，虽有众寡之殊，然一个人的道理，即是千万人的道理。所以知道了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就明白了如何去治理天下国家的要务。总之，治理天下国家，以修身为本。儒家思想强调从自身开始，从小处入手，然后去治理大国，这当然需要出于公心――“天下为公”的公心。有了公心有了公德有了好的口碑，又有了好的行政举措和人伦秩序，就可以按照正确的步骤治理天下。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庸》从“仁、义”之为政根本，到五达道――五对基本人伦关系、三达德――衡量知识分子德行的三条标准，都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人伦道理，使中国的政治充满浓浓的伦理色彩和人文关怀。这些理论深深影响了人们对人伦关系的认识和处世原则，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所独有的特色。

五、推崇明哲保身。

中国文化中“退而保其身”的人生处世观，影响了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思想观念有深深的历史渊源，在《中庸》中有明确的阐述。

“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17]君子既然集圣人之道于一身，自然无处不恰当。身居高位不骄奢淫逸，身居地位不背弃背叛。“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这句话非常重要。儒家倡导的不是愚忠，不是说国有道时忠，国无道时也忠，明君也忠，昏君也忠，完全没有个人自己的判断力。相反，儒家强调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君子应去发表言论，表达自己的施政纲领，使国家振兴发达。当国家政治昏暗时，应见机而作，不作危激的议论，这样才足以远避灾祸而容其身。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作为文化载体、文化传承者和思想者而存在，当政治清明时，他们的言论足以兴邦，使国家兴盛富强。但是当政治黑暗时，他们全身远祸以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启迪感召后人。所以《诗经》上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引《诗经・大雅》说，周之贤臣仲山甫，既能明于理，又能察于事，故能保全其身无有灾害，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其实，这种非愚忠的中庸思想在孔子已那里表现非常明显。孔子以“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18]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以“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19]作为自己接人待物的原则。以“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20]作为孔子教育的辩证法。“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彰显了儒家思想体系中重要的辩证法和走向仁爱、大同的普遍和谐观。可以说，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中庸之道后来与道家的养生思想、佛家的遁世思想一起，共同促成中国文化中“全身保性”观的形成。

《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学中的中庸之道，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它史论结合纵横交错，通过开掘个体身心修为之维，将外在事物和天地大道相合相生，显示了中国哲学的思辨性和践行性。朱熹于开篇就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26]中庸之道主要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它崇尚天人合一、主张安分守己、提倡积极入世、倡导政治伦理、推崇明哲保身及重视后天教育等方面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影响了一般世人修身、做事的原则。时至今天，我们仍然应该认真研究它，寻求其对当代社会积极的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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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c].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

[18][19][20][清]阮元校刻.论语[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2517，2508，2500.

中国文化的论文怎么写篇九

中国，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一个承载着无数文明的古国；中国，一个充溢着希望的国度。五千年来，茶叶的清香在空中散发出的是中国人的情怀，粉墙黛瓦在水乡中维持着的是中国人的传统，毛笔在宣纸上静静地转动书写的是中国人的历史。夏日的荷塘月色，冬日的雪映长堤，随着七弦古琴的乐律，在中国的万里疆土上，永久地连接着它的过去和未来。

我第一次接触到国画是八岁，当初只是学了一些皮毛，但在那短短几年间，我却爱上了这些染着悠悠墨香的水墨画，爱上了笔墨纸砚。而宣纸，它留给我的印象最深，不是多么华美的形象，而是洁如雪，雅若梅，粗看之下，仿佛夹杂着日月的明朗，。它的味道总是微微染上墨香，从不像生硬的浓香。宣纸的气息，是让人心安的淡雅之味，也许，这便是中国文化之真谛吧，不张扬，但清丽。像那些用笔尖晕染，勾勒出重重意境的水墨画一样，像不染凡尘，轻灵洒的脱仙人一般，在墨香中移步于历史的长河。

一截飘扬的水袖，一段铿锵的乐声，几声充满绵意的轻柔唱腔，从戏台上，书本上，甚至电视上，带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念想。在各类戏剧中，我尤其爱越剧，那台上女子婉转的唱腔，时而啼血悲诉，时而略带豪情，那长长的袖一扬，动作轻缓舒展，唱腔绵长轻盈，浓妆艳抹，金银挂饰之下是灵动秀气的心灵。越剧的美，还美在它的语言，如：“牡丹谢，芍药白，海棠青，杨柳带愁，桃花含恨”。一字一句无不带着柔美、委婉之意。渐渐地越剧对我而言，那生动的形象不再在那电视上停留，而是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暗暗地传播着中国经典文化的美韵。

光洁的表面，精美的青色花纹，是我对瓷器的印象，然而，这又是多么浅显的观察，它上面印的是落霞吗？要不怎有此番雍容。它上面印的是水流吗？要不怎有此番似柔似刚的风韵？景德镇瓷器上，精美的莲花给出了回答，它穿过历史的潮流，穿过年代的轮回，突破陈旧的灰土，在温润如玉的青瓶上，飞出了凤凰，绽开了锦花，光润的瓶身，在历史的沉淀中，静静地记录着那些金陵台殿雄伟和霓裳羽衣飞扬的那一瞬间，记录着属于中国的古典之美。

柔软地似水，明艳地似光，绵长光滑的丝绸就像时间似的从我手中流开，针脚熙攘之间，一个个生动又抽象的物体在眼前一闪而过，闪金的线条流畅地在华美的“画卷”上穿梭，不带一丝生硬，灯光摇曳之下，在手间拂过的“咝咝”声浸透着空灵的清音，在空中久久地回响着，穿过了千年的时光，穿过了那遥远的“丝绸之路”，穿过了那阵阵驼铃，一直向未来飞去。

窗外，雨在不住地下，浸着清凉的水珠从黑青的瓦上滑落，随之染上了晕黄的白墙，在青石砖上连成一片，汇聚成一条长长的水流。是的，在日月轮转，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之间，中华在静悄悄地雄壮起来，也在静悄悄地点燃着每个人心中的中国魂！

中国文化的论文怎么写篇十

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呈现出了十分丰富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在很长时间以来，我国传统文化因为其自身独特的丰富内涵，养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华儿女。

但近些年来，在学校教育过程当中，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进行，这也导致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层的问题，现代的学生对于传统文化并没有有效的进行认知，十分缺乏古代常识，而传统文化的传承缺乏，也使得现代学生出现了缺乏民族精神、传统美德等问题。

针对这样的问题，在《新课程标准》当中明确的指出，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交际工具，语文更是人类文化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而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就是对语文的人文性以及工具性的统一。

除此之外，《标准》当中还强调要让学生能够在语文的学习过程当中认识到我国的博大的传统文化，并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吸收到民族文化当中的智慧精华。

并利用在教学当中渗透传统文化的方式来使得學生养成正确的价值观，最终使得学生的素质能够得到全面的提高。

一.以教材为立足点，挖掘传统文化内涵。

从初中语文的教材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其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这些丰富的文化内涵则能够帮助教师更好的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

但是，在传统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很多教师只对语文的工具性进行了重视，却因此忽略了语文的人文性，一些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过于重视对诗文的传授但却忽略了对这些诗文体现出来的文化进行传承。

因此，本文认为，在实际的初中语文教学过程当中，应重视对教材当中的教学资源进行挖掘，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人生观。

我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的传承、发展，并散发出独特的魅力，正是因为我国的传统文化具有着“以人为本”的核心观念。

而以人为本的观念更在儒家、道家的思想当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尤其是儒家的思想，对于我国历史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其发展已有两千多年，直至今天，仍然还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从这一点我们能够看到，儒家对于神学并不重视，而是格外的对人学十分重视。

儒家强调人格修养，激励人应该不断的努力奋进。

在初中语文教材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一点，例如《论语十则》等，这些文章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当中十分重要的人生态度。

而在古代，文人大多会表现出儒家的风范，《孙权劝学》鼓励人勤奋好学，李白也有诗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在道家的思想当中，也对以人为本有着十分重要的体现。

道家强调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在《塞翁失马》当中就体现了道家的辩证思想，而通过对这些文章进行阅读，则能够发人深省。

古代的很多文人，在面临逆境的时候都常常利用道家的思想来对自己进行抚慰，陶渊明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是对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进行了体现。

2.礼仪教育。

中华民族又被称为“礼仪之邦”，从古代开始，中华民族就有十分完善的礼仪制度。

还以《论语十则为例》，其中写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吾日三省吾身”等，都是向后人传递如何待人接物，而《礼记》更是专门对礼仪制度进行阐述的经典论著。

这些传统美德的传承，对于现代的学生来讲，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含义。

3.爱国主义思想。

在初中语文教材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古诗文，文天祥写道“人生似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诸葛亮则在《出师表》当中写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这些文章都体现了古人忧国忧民的思想。

传统文化是十分丰富的宝藏，而我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包含的内容远远不止上文提到的这些。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更需要从初中语文教材当中不断的对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挖掘，从而更好的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渗透。

二.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渗透传统文化教育。

1.课前活动，激发学生热情。

古文是比较难学的，因此很多的学生都比较害怕对古文进行学习。

这就需要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能够根据教材的特点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利用一些具有独特特色的教学方法来对古文进行教学，从而让古文能够以学生容易接受的方式出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例如，教师可以在上课之前的五分钟当中，利用一些课前活动来使得学生的学习热情得到激发。

例如“推荐一本好书”的活动，很多学生都推荐了外国的名著，但对于我国的古典文学却很少有人会推荐。

教师则可以从《红楼小讲》等一些对红楼诗词的讲解当中入手，吸引学生主动的对《红楼梦》进行阅读。

2.品读鉴赏，提高学生欣赏水平。

对于传统文化来讲，古诗有着十分重要的传承作用，而古诗文更是对古人思想精华的凝缩。

因此在对古诗文的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应教会学生审美，在更好的欣赏优美的诗词过程当中吸取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

从而理解王维“诗中有画”的意境，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对这一联进行改写，从而更深刻的让学生了解到每局最后一字的妙处，例如“大漠孤烟立，长河落日悬”就缺乏了原文当中的动态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