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清末的留学生选择回国的原因探讨论文(大全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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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留学生选择回国的原因探讨论文篇一

报告称，中国在海外留学的学生有126万人，约占世界国际留学生总数的25%，意味着每四个国际留学生中，就有一个是中国留学生。同年，来华留学生总数达39.76万人，约占世界国际留学生总数的8%。

据ccg调查发现，截至，中国是美、加、英、澳等英语国家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也是日、韩、新等汉语文化圈国家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据统计，中国留学生数量占美国、加拿大两国留学生总人数的比例均超过30%。

ccg秘书长苗绿指出，在以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为代表的汉语影响范围内的国家，中国留学生也是人数最多的留学群体。仅以韩国为例，20留韩的中国学生占韩国留学生总数的62%。

报告显示，1978-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累计达404.21万人。其中，126.43万人处于学习研究阶段，221.86万人选择学成回国，学成回国学生占已完成学业学生群体的79.87%。

随着留学回国人员数量的激增，他们与国内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也更加激烈。虽然竞争激烈，但是根据中国留学生回国就业调查，海归就业难的问题并没有明显加剧。85.9%的海归能在6个月内找到工作，与的调查基本一致。

中国薪酬待遇好。

苗绿指出，学成归国留学生人数增加，与出国留学人数的差距呈逐渐缩小趋势，主要得益于良好的工作机会和国际化的薪酬待遇。

在对留学回国人员进行的调查中，工作机会和国际化薪酬待遇的吸引力占比分别为58.8%、47.7%，其次是放开出入境限制(30.5%)、支持重大科研项目(28.7%)、取消户籍限制(28.3%)、解决回国养老问题(19.4%)。

苗绿介绍，超过六成的留学回国人员在基层岗位工作，实际薪酬低于其期望薪酬，所学专业与工作匹配度、工作满意度均较低。

其中，仅有26.4%的被调查者，第一份工作起薪高于一同进入单位的国内学生;16.5%的留学回国人员在所学专业与实际从事工作的匹配度方面选择“非常匹配”。对当前工作持“非常满意”态度的仅为3.5%，选择“满意”的为27.1%。

清末的留学生选择回国的原因探讨论文篇二

虽然香港失业率仅3.5%，大学毕业生月薪一般均超过1万港元，但内地特别是上海具有的较大发展空间仍吸引香港大学生暑期乐意来沪实习，为未来的北上求职做准备。

在由上海海外联谊会举行的香港大学生暑期实习座谈会上，多年组织香港学生来沪交流的香港青联主席姚祖辉表示，前第一次组织暑期活动，70%的`香港学生没有回乡证，活动也仅局限为一日游、二日游。现在的比例则恰好相反，活动时间延长为一个月，形式也从旅游、交流拓展到企业实习。此次暑期实习超过预定人数10倍的报名数体现出香港青年来沪工作的意愿显著增强。

近八成大学生愿意到内地就业，其中愿意到二、三线城市的也有近七成。在此次来沪实习的95名大学生中，香港大学会计系二年级学生小林表示，虽然香港的失业率较低，近几年经济回暖，大学生基本不存在找不到工作问题，但还是有很多大学生看中内地发展机会。

在过去六届的暑期实习团中，已有参与学生毕业后来到上海工作，他们的出色表现还吸引了复星集团等企业首次在香港招聘雇员。小林此次在麦肯锡实习时，也碰到几名港大同学和毕业学长来此工作、实习。他们认为，虽然上海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仅为香港的几分之一，但发展空间更大，例如在会计师事务所成为合伙人的时间可以缩短三分之一，无论是未来收入还是职位晋升都比香港更加诱人。

清末的留学生选择回国的原因探讨论文篇三

近日一位朋友回国，在一起喝茶时，谈论到“清朝的留学生为什么不留在海外”这个话题。清朝末年，中国积贫积弱，留学生却大部分选择回国，尤其是精英分子基本上全回来了，中国近代史那进步文明的一页，无不用浓重笔墨书写着他们的业绩。而改革开放多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中国出去的留学生大多数不回国，反而削尖脑袋去混一个外国的绿卡？这个话题有些沉重，却令人深思。

这是一组令人揪心的数据：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年底，中国已有超过58万人出国留学，有15万多人回国工作(其中公派生为5万多人)，另外16万多人毕业后选择留在国外就业，约27万人还在就读。截至，留学生累计总数达到了150万人，居世界之最。去年的数据显示，归国留学人员却只有39万，滞留在海外的留学生已经超过百万，无论数量还是比例都是世界罕见。

《中国统计年鉴》称，当时中国出生而移居美国的博士约62500人。截至，中国公立研究机构中的博士总数才不过18493人。，被美国高校研究生院录取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居世界各国留学生之首。

自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京大学这一比例为76%。不得不承认，我们的高校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为发达国家培养人才。

话题再回到清朝后期，看看那时候国家是如何吸引人才回国的。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前，清政府对数量稀少的回国留学生实行直接授官的政策。1871年，清政府陆续派遣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政府规定：这些官费留学生不准半途而废，不准加入外国国籍，学成后不准在外国自谋职业。1877年，沈葆桢对福建船政局派遣的35名留学欧美人员规定：对每一位学生建立档案，记载他们的学习成绩、肄业学堂、实习工厂、毕业文凭、可胜任何种工作等，以此作为回国后任职、奖励的凭证。1890年，总理衙门又对留学生规定：出洋留学3年，回国后可保送各道府直接任职。

根据这些规定，清政府对陆续回国的部分留学生实行了直接授官。1879～1880年间，当首届32名留欧学生相继回国后，清政府对其中成绩优异的7名留学生，授予了一定的官阶、军职。如刘步蟾、林泰曾、陈兆翱给予游击军职，魏瀚被任为知县，留德学生袁雨春为守备，查连标、刘芳圃为千总。1886年、1890年，清政府分别对第二批、第三批留欧学生给予官阶、军职。另外，清政府对回国不久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留学生给予直接奖励。1886年，闽浙总督杨昌浚对中法战争中表现优异的11名留学生通令嘉奖：提拔郑清廉为游击、陈兆翱为参将、魏瀚为知州、陆麟清为都司、陈和庆等4人为守备、程好等3人为千总。

20世纪初，清政府对日益增多的回国留学生实行考试后给予文凭和官职的政策。起初是举行一次性考试，即举行给出身（文凭）与授官职合二为一的考试。197月，学部对回国留学生进行了审查，并在保和殿举行了考试。考试内容按理化、经史分别命题，其结果有13名留学生通过考试，获得出身和官职的奖励。其中金邦平、唐锷两人被授予进士出身，被任命为翰林院检讨；曹汝霖等4人被授予举人出身，被任命为主事分部学习行走；陆宗舆被授予举人出身，被任命为内阁中书；林启等6人被授予举人出身，被任命为候补知县。

后来，清政府发现一次性考试存在很多弊端：回国留学生日益增多，来不及考试；考生资格不严格，造成学年、专业不分，导致一些学习速成科或普通科（培训班）的留日学生考场走运；给予文凭和官职混为一谈，导致获得文凭者越多，授给的官职也越多，以至于官太多无法安排。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清政府决定将学业考试和授官考试分开。学业考试定期举行，被录取者由学部统一颁发文凭，分别授予进士、举人出身。该文凭可作优先分配工作的条件，又可作参加授官考试的依据。授官考试不定期举行，被录取者，可直接获得各种官职。1906～19，清政府对回国留学生先后举行了4次学业考试，共有432名留学生获得学业文凭（出身），从考试科目来看，参加法、工、农、商科的考生较多；从留学国别来看，留日、美的学生录取者最多。这些情况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留学教育发展的特点。

为了对回国留学生实行官职奖励，学部仿照中国历代廷试和外国文官考试办法，制订了授官考试章程11条，其中规定：廷试由钦差大臣和学部共同主持；廷试参加者必须事先获得学部颁发的学业文凭；廷试录取者可直接获得官职，并加以委用。1908～19，清政府对归国留学生先后举行了4次廷试，录取了824名，其中799名被授予官职。

授官考试后，清政府对被录取的留学生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内阁中书、七品小京官、知县等，并按所学专业，将他们中的大多数分配到外务部、度支部、学部、陆军部、法部、邮传部、民政部、农工商部等中央政府部门，少数则被分配到各省任职。

清政府采取考试给予留学生文凭和官职的办法，对回国留学生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千百年来官本位盛行，许多青年学生都把科举做官作为唯一上进的出路，正当老式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之时，清政府开辟了留学做官的新路子，这无论对鼓励青年学子出国深造，还是吸引留学生回国做事，都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对于回国多年，在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留学生，清政府实行了间接提拔的政策。早期留美学生表现优异得到提拔的很多。在邮电管理方面，吴焕荣负责铺设了江西第一条电报线，后任该省电报局长、汉冶萍煤铁公司驻上海办事处主任；陶廷赓先执教于上海吴淞学院，后任湖北电报局局长；此外，袁长坤、唐元湛、周万鹏均担任过邮传部（交通部）电报总局局长。在工矿界、铁路界，他们都得到重用，比如詹天佑。早期留欧学生表现优异者也得到重用，如留欧的刘步蟾、林泰曾、叶祖、萨镇冰、刘冠雄、魏瀚、陈兆翱等，在海军界均获得重用，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其中魏瀚等人于1883年自行制造了“开济”号铁甲快船。该船拥有2400马力，载重量为2200吨，时速为15海里，均超过以前所造各船。紧接着，他们又造出了均为2400马力的`“寰宇”“镜清”两艘铁甲快船。中法战争后，魏瀚等人又赴英国考察更为先进的钢甲快船，并采购了相关原料和配件，经过3年精心设计制造，终于在1887年年底建成了第一艘钢甲快船——“平远”号。

此外，回国留学生在文教方面也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如严复早年留学英国时，兼习文学、法律，回国后历任福州船政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京师大学堂教习、校长、编订名词馆总办、学部丞参上行走。他学贯中西，博综经史，译著最多，风行国内，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

对归国多年，在工作中贡献卓越的留学生，清政府除了间接提拔外，还实行授予文凭出身的奖励。194月，直隶总督袁世凯上奏朝廷，建议将回国以上、政绩突出的留学生詹天佑等人，免试破格授予进士出身。随后，学部向朝廷提议将袁世凯这一建议推广到全国，命令各省督抚广加察访，对归国10年以上、贡献大的留学生赐予出身，以奖励后进。后经朝廷批准，各省督抚推荐了23名预备人选，其实绩、著述均上报到学部。1911月，朝廷委派钦差大臣梁敦彦等人会同学部，分别对这23名预备人选进行了反复审查，最后确定了19名回国留学生免试获得出身，其中詹天佑、魏瀚、郑清廉等7人获得工科进士，严复等5人获得文科进士，刘冠雄等7人获得工科举人。

总之，清政府以文凭、官职为诱饵，刺激了留学生回国投身洋务和新政活动，也提高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和社会地位，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它对清末乃至中国近现代留学教育的发展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一个国家的发达与否取决于人才，人才立国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曾经多次呼吁留学生学成回国报效祖国，然而，这种呼吁收效甚微。

原因何在？有数据显示，当教育经费占gdp5%以上、研究开发经费占1.9%以上、科学家工程师人均研究开发经费6万美元以上、从事研究开发的科学家每百万人口有1500人以上时，归国的海外人才会大幅增加。其实，这仅仅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国家对确有真才实学的国内大学毕业生和海外留学生是不是做到了人尽其才，给他们提供了可以施展才华的公平竞争机会。

清末的留学生选择回国的原因探讨论文篇四

随着留学出行日期的到来，很多学生开始准备行囊，远赴异国他乡。然而，他们真的准备好了吗？事实不是这样的，有一部分的留学生因为准备工作不充分，到了海外，难以适应当地的学习及生活，不得不选择回国回炉学语言或上预科。一些学生当初认为学习雅思主要达到出国留学的标准就可以了，往往很重视考试技巧，目的性很强，却忽视其他的东西，比如语法的学习。

很多学生家长认为国外纯英语的语言环境有助于子女提高语言水平。事实上，出国之前英语基础比较差的学生首先难以适应当地的生活，从而导致语言不好的中国学生喜欢扎堆，很难融到当地的.语言环境中去。同时，一些学习成绩一般的学生，出国之后更加放任自己，英语水平很难取得实质性突破。此外，在国外学习语言，学费、生活费比国内贵许多，教学效果也未必适合中国的学生。因此，越来越多通过不需要语言成绩出国留学的学生家长，反而决定让孩子回国参加雅思培训考试，他们希望通过回国的学习减轻孩子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的负担，让他们在国外更加轻松。

清末的留学生选择回国的原因探讨论文篇五

留学日本：日本政府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接纳10万留学生的计划，据资料表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总数占全部留学生的60%。数以万计的上海人奔赴日本留学，在当时成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

采访对象：周加华。

年龄：48岁。

留学地点：日本。

现在职业：画家。

留学日本印象：保留传统文化的精髓。

最大感受：文化差异。

回国理由：创作地道中国味道的绘画。

早在1988年6月，32岁的周加华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在那里的一年多时间里，创作了一系列以“敦煌”为题材的油画，在日本引起了轰动，知名画廊纷纷邀请他举办个人画展，日本《读卖新闻》、各地电视台都相继报道。

在日本期间，周加华除了举办了7次个人画展以外，还考察了东京一些美术馆及画廊的运作情况，这为他后来成为中国艺术界成功的策展人奠定了基础。当时，他以《中国美术报》记者的身份采访了日本当代美术大师平山郁夫，在深入的交谈中，积累了不少对中日文化的走向与差异的心得。

“那个年代，日本十分流行根据井上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敦煌》，还有日本画坛大师级人物——平山郁夫所倡导的，并联合日本实业界共同努力所形成的自上而下的敦煌遗迹保护运动。我当时的心情，岂‘震惊’二字可以形容！我想到近几十年来，我国古文化的保护状况，觉得困惑而心伤。别人比我们自己更紧张和重视我们的敦煌！”

于是，周加华停止在语言学校的学习，也不像一般的留学生那样为生存而打工，在家人的经济支柱下，他把所有的时间与精力都投入到敦煌主题的绘画中。在日本的一年多，他笔下诞生了近百件敦煌作品。

周加华说；在日本，处处都是中国文化的影子。无论是日本人日常起居的礼仪，从上至下从右而左的书写习惯，还是和服的设计风格，或者是一些古老的建筑，都让他由衷感叹：日本比中国更像中国。而中国，则失去了对古老文化的某种坚持，在学习西方生活方式的同时，失去了对汉文化的自信。

周加华认为，日本是一个善于接受外来文化的国度。日本常常是几种文化、几种主义并存。历史上，他们受中国汉文化、唐文化的影响极深，后来又积极学习西方文明。虽然外来文化像潮水一样涌到了日本，但它固有的文化结构却丝毫没有被冲垮。当优秀的异国文化进入日本，总在不知不觉中被演绎为日本本土的文化样式。

1990年回国后，周加华的画像语汇趋于稳定，虽然仍以西洋油画为载体，但表现的却是地道的中国味道，“融合”是日本之行给周加华所带来的重要启示。

回国后，周加华每每感叹国内的城市建设，是一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背叛，和对西方艺术文明的“东施效颦”，并毫不留情地将城市里不断树立起的洋雕塑称之为“视觉垃圾”。现在的周加华，在一家装潢豪华而现代的企业里担任艺术总监，却依然坚持着多年来穿布鞋和中式长襟布衫的习惯。“历史传承至今的任何经典文化遗产，一定是根植于自身文化土壤而滋养的结果。这其中也包含了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和吸收，要审慎的选择，合理的消化。中国从来不缺少文化宝藏，而是自信。强化本土文化的自信心，放眼国际社会，唯我是用。”

清末的留学生选择回国的原因探讨论文篇六

在采访中，笔者发现，所学专业在国内更能发挥优势也是留学生选择回国的因素之一。曾在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留学的刘子轩所学的专业是德语，“要在当地扎根的话我还要再读别的专业。我得从大一开始读，加上研究生，一共是6年，由于德国大学宽进严出，时间甚至还会更长。我觉得这太耗费时间了。因此，回国发展对于我更加有利，除了在语言交流上有很大优势，我对德国文化的了解也让我在与德国人开展业务过程中占优势。”

放不下的牵挂。

随着我国独生子女的增多，父母越来越成为海外学子放不下的牵挂，这也是一部分留学生选择回国的原因。就读于新加坡金融学院的张菡便是一例，“作为独生子女，我感觉很依恋家人。而且，家人把自己辛辛苦苦养这么大，现在是该尽孝道的时候了，人还是要懂得知恩图报。我也不想把妈妈扔在国内不管，我对她还是放心不下。”

对她来说，无法适应异国文化也让她坚定了回国的'决心，“新加坡人特别依赖于计算器，这种习惯导致了很多人在运算思维上比较死板。比如买菜时经常会遇到这种问题，35.5新币的东西，我付40.5新币方便找整，但对方往往会把那0.5新币退给你，然后再给你4.5新币。他们的思维会凭白增添很多不必要的程序，这让我接受不了。当然，这只是一个小例子。”

做好归国人员大环境建设。

在回国人员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海外高层次人才的身影。参与撰写《中国留学发展报告》的王伯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随着环境改善，中国将吸引更多人归国创业。“我们不用担心这批人才会长期留在国外，他们中间有些想做事情的人，最后会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的做事情的空间会更大一些。我就是一个例子。我在国外呆了那么多年最后还是回来了。国内的天地是不同的。我们要吸引留学生，不单是建设很多高科技园，更需要做好归国人员的大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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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留学生选择回国的原因探讨论文篇七

来自新通的刘鸣老师分析道：一些已经出国现在又回来读雅思的同学有两类：一类是语言能力不过关，在国外学习和生活比较困难的学生；另一类是为了下一阶段的学习目的而回国来参加雅思培训，比如说在国外就读高中，准备报考国外的大学了，因为国外对华人升学也会有一定的语言要求。但是主要的学生还是第一类的比较多。在一个雅思或者托福的班级，15个学生中有2、3个已经出国了，利用暑假的时间回国继续学习雅思或者托福的学生。

对于这些已经出国又回国来学习雅思或者托福的同学，我对他们的态度和其他同学一样，不会因为他们已经出国了，有一定的语言基础而对他们比较的忽视，相反的这些同学的语言基础可能会比一些来学习雅思或者托福的高中生更加弱一些。刘老师说到：学习语言靠的主要是学生的自控能力、自主性。像这些回国学习语言的学生，他们在生活中接触的大多是国外的华人圈子，说的也是中文，喜欢扎堆，很难融到当地的语言环境中去。

其实雅思成绩与英语水平是不成正比的，因为这些凭借雅思成绩实现出国留学的学生，考雅思时主要是靠应试技巧、背范文、做题海，结果导致了不能很快适应国外的学习。对于中国学生而言，进入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学习，必然经过一个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或长或短，因人而异。同时，随着大学课程的深入，中国学生更多地需要用英语写论文、实验报告。有的学校还规定，一个月要看五本书，并理解书中观点，提出自己的观点。这对英语不好的中国学生来说确实难度很大。至于重选雅思培训，则由于雅思考试内容更接近海外院校的教学情境。

而选择国内就读雅思或者托福的原因，刘老师指出：国外的教学方式比较开放，主要靠的是学生自己去学习，而相对于国内的应试教育来说，如果学生不认真学习了，我们老师和家长还会督促他们，教育他们，相对来说，国内的学习老师和家长管得会更加的多一些，而且，国外语言学校的外教，教的是来自全球的国际学生，不会专门针对中国学生来教学；在国外的语言培训机构学习一天差不多需要200美金，相对于国内来说，在价格方面也便宜了很多。同时，现在正在放暑假，这些学生呆在国外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干，他们更乐意选择生活环境比较熟悉的国内来度假，刚好可以有这个时间来进行下语言培训，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然后回就读的国家参加雅思或者托福的考试。

刘老师还特别强调了：学习语言主要是靠自己的自控能力和自主学习的能力，他们在国外语言学不好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懒得去学习，相处的主要也是华人。但是不是说回国参加语言类的培训就会取得不错的成绩，这个主要还是靠学生自己的学习能力。

清末的留学生选择回国的原因探讨论文篇八

10月9日，启德国际教育研究院发布《海归就业力调查报告》。调查表明，超过70%的中国留学生选择回国就业，金融业仍是海归聚集人数较多的行业。

上月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也显示，，留学生回国人数达到18.62万人，比的13.52万增长37.7%。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各方面环境不断改善，加上中国与世界接轨的速度加快和各种机会的增多，留学回国人员将不断增加。

有评论认为，中国留学生的“新回国潮”已经到来。就此，中国留学生服务中心上海办公室负责人梅宇科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首先从经济方面看，世界经济衰退在国外的影响比国内明显，就业市场缩水严重。其次从政策方面看，现在各国对留学生留在当地工作的要求发生了变化，门槛提高了，比如语言须达到的水平提高了、可移民的专业调整了。此外从留学生自身来看，国外对大学生就业除了看重学历以外，更加看重实践能力，而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很少有工作经验，不太符合国外的用人标准。

国内发展空间大。

曾留学于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周晓鸥便是准备回国人员中的一员，他虽在加拿大有工作，但正打算回国寻找新的机会。“目前北美的失业率一直不见下降，经济复苏比预想中的速度慢，而反观国内，总体发展前景仍然比北美好。”

广州欧美同学会黄伟霖所举的例子也佐证了周晓鸥的观点：“我认识的一些朋友放弃了美国绿卡，也没加入外国国籍，他们选择回国发展。因为相对而言，现在国内的经济发展形势比较好，像很多金融方面的人才在国内能找到很好的施展平台，日子过得比国外好。”

在黄伟霖看来，如今，不少海外学子走出去的初衷便是为了走回来，以更好地实现父母与自己的期望。“他们获得海外文凭是为了给回国找工作加分，以便在国内有更好的发挥空间。”

清末的留学生选择回国的原因探讨论文篇九

今天，我国教育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如何变革中国的教育体制，提高国民的思想素质，从而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个需要深刻思考和广泛论证的课题。本文探寻清末民初的逻辑课程设置体系及其设置背景，希冀从一个侧面为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参考。

1清末民初的逻辑课程体系。

清末民初，是我国现代学制从建立到完善的重要时期。它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壬寅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和壬戌学制。下面我们来分别探究、整理这3个学制中的逻辑课程设置体系。

1.1壬寅学制中的“名学”

我国第一个系统完备的现代学制是由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定、清廷批准的于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1902年8月15日）正式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中所规划的学制，史称壬寅学制。《钦定学堂章程》由《张百熙：进呈学堂章程折》《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钦定考选入学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钦定中学堂章程》《钦定小学堂章程》和《钦定蒙学堂章程》等文件构成。

名学在这一学制中课程设置的基本情况是：（1）《钦定学堂章程》制定了由蒙学堂、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到大学堂的由低到高的不同层级的学堂体系。其中大学堂又分为大学预备科、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个层级，附设仕学馆、师范馆和医学馆。由于清末我国尚没有现代学制的生源，因此，决定先开大学预备科，待学生毕业之后进入大学专门分科进行学习，最后进入大学院学习。大学专门分科，包括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和医术等7科。大学预科分政、艺两科。其中，习政科者卒业后升入政治、文学和商务分科；习艺科者卒业之后升入农业、格致、工艺和医术分科。政科开设13门课程，名学是其中的一名课程。该课程由外国教习教授。入商科者只在第一年学习名学；入政治、文学两科者在大学预科的三年中均需学习名学，每周共36学时，其中名学均占2学时。在第一年和第二年均学习名学大意，第三年学习演绎。（2）《钦定高等学堂章程》中规定的课程设置与大学预科完全相同。名学同样是其中的主要课程之一。（3）《钦定考选入学章程》中《预备科考选入学章程》要求大学预科生的考录包括九门考课，名理及法律学为其中一门，考试中“各六问”[1]241-521.因为大学预科生的招录对象为中学生，这一考录要求实际上使得名学教育向中学延伸。

由于其时没有大学专门分科的学生，《钦定学堂章程》中没有规定大学专门分科的具体课程，但是由其后公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可以推断，名学也是大学专门分科的主要课程之一。因为“大学院为学问极则，主研究不主讲授”,所以“不立课程”[1]244.综上所述，在《钦定学堂章程》中，从中学堂开始渗透名学学习，到高等学堂、大学预科开始正式学习名学，在大学专门分科中继续名学学习，名学学习贯穿中学后教育的整个过程之中。由此可见，《钦定学堂章程》中非常重视对人才进行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训练和选拔，这直接奠定了逻辑学在中国现代学制中的课程地位，使得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现代教学体系中，逻辑始终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教学内容之一。

1.2癸卯学制中的“辨学”

《钦定学堂章程》奠定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构架。本着“今日多一分考求，即将来学术人才多一分裨益”的高度责任感，它尚未全面实行，一个比它更加完备、详密、严谨的新学制诞生了，这就是《奏定学堂章程》。

《奏定学堂章程》是由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湖广总督张之洞共同主持制定、清廷批准的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正式颁布的。共包括《张百熙等：奏请添派重臣会商学务折》《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奏定中学堂章程》《奏定高等中学堂章程》《奏定各学堂考试章程》《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等24个文件。《奏定学堂章程》所规划的学制史称癸卯学制。因为癸卯学制是壬寅学制的完善，所以也合成两个学制为壬寅癸卯学制。

在癸卯学制中，名学改称辨学。辨学在这一学制中课程设置的基本情况是：（1）癸卯学制将孩童入学的年龄提前至7岁，制定了蒙养院及家庭教育、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高等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大学堂、通儒院的阶梯层级教育体系。大学堂分为经学、政法、文学、格致、医、农、工、商等8科，各科又分为不同的门，例如，经学科又分为周易学、尚书学、理学等11个门，政法科又分为政治门和法律门。各门学习课程包括主课、补助课和随意科目（大概相当于今日的选修课）。《奏定大学堂章程（附通儒院章程）》中规定：凡治经及理学者，无论何门，都要在第一年、第二年兼习中国文学、辨学（日本名论理学，中国古名辨学）、公益学等随意科目。其他如文学科的中国史学门、万国史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和日本国文学门也均以辨学作为随意科目之一。（2）高等学堂分为三类学科：第一类学科为预备入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商科等大学者治之；第二类学科为预备入格致科、工科、农科等大学者治之；第二类学科为预备入医科大学者治之。其中，辨学为第一类学科学生所修习的十门主要课程之一。一般安排在第二年，和心理学合为“心理及辨学”课程，主要修习心理学大意、辨学大意，占每周36学时的2个学时。（3）优级师范学堂的目标是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和中学堂的教员和管理员。其课程包括三类：公共科、分类科、加习科。公共科大抵相当于全校公共课，分类科大抵相当于各专业课程，加习科是为那些“自觉于管理法、教授法其学力尚不足用，故自愿留学一年”者而“择有关教育之要端加习数门，更考求其精深之理法”而开设的课程。公共科共包括8门课程，辨学为其中之一。并且在《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的8门公共科中唯一专门作出说明：“外国名为论理学，亦名辨学，系发明立言著论之理，措词驳辩之法。”辨学讲授内容包括：“总论、演绎法、归纳法、方法学”.在公共科每周36个学时中占3个学时。优级师范学堂专业分为四个类系，其中第一类系的13门专业课中依旧包括辨学，于第三年开设，主要讲授声音学大义、博言学大义，同样是每周3个学时。（4）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一日（1906年7月21日）颁布的《学部订定优级师范选科简章》将选科课目分为豫科及本科，豫科（大抵相当于预科）1年毕业，本科2年毕业。本科设7门通习科目，为历史地理、理化、博物和数学四个本科专业均要修习的课程。论理学是七门课程之一，并且贯彻本科两年四个学期的始终，其中第一、第二学期每周2个学时，第三、第四学期每周1个学时[1]574-577.

1.3壬子癸丑学制的“论理学”

民国初年，在迅速恢复教育的同时，中华民国政府对清末现代学制进行了修正，于1912年到1913年期间先后颁布了包括《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令》《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教育部公布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等20条学校令和学校规程，建立了以初等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中学校（师范学校）、大学（高等师范学校）为主线的教育体系。这一时期的学制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

在壬子癸丑学制中，辨学改为论理学。论理学在课程体系中的基本情况是：（1）1913年1月12日颁布的《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中规定，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和工科。科又分门，如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门又分类，如哲学门分为中国哲学类和西洋哲学类。其中哲学门的两类和文学门的国文学类、梵文学类均开设论理学课程，梵文学类还开设因明学课程。（2）壬子癸丑学制没有高等学堂，但是大学开设预科，预科毕业升入本科，其中预科3年、本科3到4年，所以，壬子癸丑学制中的大学预科大抵相当于癸卯学制中的高等学堂。《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中规定：“预科分为三部：第一部为志愿入文科、法科、商科者设之，第二部为志愿入理科、工科、农科并医科之药学门者设之，第三部为志愿入医科之医学门者设之。”[1]721论理及心理为第一部之六门主干课程之一。（3）1913年2月24日颁布的《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规程》中规定，高等师范学校分预科、本科和研究科。论理学为预科一年中学习的八门课程之一。这意味着所有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在进入本科之前都必须学习论理学。在1913年3月颁布的《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中，论理学在预科3个学期中，分别学习演绎法、归纳法和方法学，在每周30学时中均占2个学时[2]678.

1.4壬戌学制中的“论理学”

经过10余年的发展，在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人士的强力推动下，教育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特别是在当时还兴起了一股新学制运动。经过几年的酝酿、讨论和在部分省市学校的试点探索，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于1922年11月1日颁布了《大总统颁布施行之学校系统改革案》，该改革案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学修业年限改为六年，分为初高两级：初级三年，高级三年[1]1008-1012.该学制被称为“新学制”“六三三学制”,也称壬戌学制。

壬戌学制中没有对大学课程作出明确统一的规定，论理学在大学课程中的地位基本没有大的变化。但是论理学课程在高级中学得到了非常明确的设置。这可以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制定的《新学制课程纲要》中非常清楚地看出。在其后的课程修订中，也基本保有“论理学”的课程地位（有时并入“国文”课程之中）[3]87-115.

在部分中学，论理学课程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例如广州执信学校，见下表[4]967-984:经过这次学制和课程改革，论理学在高级中学和高等师范学校的课程地位就稳定地确立了下来。期间出版了许多高等师范学校和高级中学论理学教材，比较出名的有王振u的《论理学》、吴俊升的《新中学论理学概论》、朱兆萃的《论理学abc》等。

2逻辑课程设置的基本原因。

逻辑学在清末民初的课程体系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实际上，截止到目前为止，也可以说是得到了至今所未有的重视。这是由清末民初的历史背景、有识之士高度的责任意识、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对日本、欧美学制课程的借鉴以及逻辑学自身的学科特性等多种因素决定的。

2.1清末民初空前的教育警醒。

清末民初，中华民族灾难空前，通过兴办现代教育解救国家危机几成国家共识。兹略举几例，以资说明：（1）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张百熙等在《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中指出：“方今时事多艰，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如能认真办学，“则民智可开，国力可富，人才可成，决不致别生流弊。”[1]299（2）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指出：“学堂为当今第一要务。”[1]296（3）1904年颁布的《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中指出：“国民之智愚贤否，实关国家之强弱盛衰。”[1]405（4）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务纲要》中指出：“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在中国今日情形最为重要，并宜连续速办。”[1]496（5）1912年颁布的《孙总统令教育部通告各省将已设之优级、初级师范一并开学》中指出：“学者，国之本也。若不从速设法，修旧起废，鼓舞而振兴之，何以育人才而培国脉？”,“注重师范，既能消纳中学以上之学生，复可隐植将来教育之根本，是真当务之急者。”[1]611-612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中，其主体是四书五经等，是缺乏逻辑学教育传统的。正是对兴办现代教育的高度警醒，为作为人类知识体系之基石的逻辑学进入中国课堂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

2.2有识之士强烈的责任意识。

经过诸多有识之士的努力，逻辑学的学科地位逐步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例如，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奏定优先师范学堂章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公共科者，因入分科后，四类学业各有专重之处，钟点不能兼及，而其中有紧要数事各类皆所必需，故于第一年未分类以前公同习之（英文、东文及辨学、算学，以后用处甚多，而现有学力尚不足用；至次年分类以后，则有习有不习，故须于第一年公共科内习之）。”[1]419这清楚地显示了逻辑学的学科地位。

2.3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

早在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就开始来华开设教会学校。如1818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morrison）及其助手目的“为宣传基督教而学习英文和中文”在马六甲开设英华书院、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在广州开设马礼逊教会学校、1844年爱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开设第一所教会女子学校、1864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创办山东登州文会馆、1881年美国监理公会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洋务派首领之一李鸿章曾资助该校）等等。这些教会学校在传播宗教思想和儒家经典的同时，也依据西方的课程体系，开设一些自然科学和人文艺术方面的课程，其中就包括逻辑学课程。例如，山东登州文会馆包括备斋和正斋两个部分，备斋相当于小学，学制3年；正斋相当于中学，学制6年。正斋第六年的课程包括：心理学、是非学、富国策、易经、系辞、读文、微积学、化学辨质和天文揭要[7]21-28.其中的“是非学”就是逻辑学。这些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对于清末民初首次建立现代学制的课程设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4对日本、欧美学制课程的借鉴。

1901年11月10日，张之洞致信上海罗振玉，希望他前往日本，“见实事，问通人，创立稿本”罗振玉于是率两湖书院监院刘洪烈等赴日，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考察，于1902年向张之洞提交了考察报告《扶桑两月记》[8]255.清末，清廷或者地方政府曾多次派员前往日本考察其教育情况，一些有识之士个人也曾前往日本，他们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如姚锡光的《东瀛学校举概》、李宗堂的《考察日本学校记》、吴汝纶的《与张冶秋尚书（百熙）》《日本学制大纲序》、缪荃孙的《日游汇编》、胡景桂的《日游笔记》等，其中像吴汝纶的资料是直接提交给管学大臣张百熙的。这些资料对中国建立现代学制无疑发挥了非常好的借鉴作用。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1902年8月15日）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中提及“不能不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1]241“不能不兼取其长”[1]242,提及大学的分科和课程的设置“略仿日本例”[1]243,都直接地说明欧、美、日本对中国的学制、课程设置的影响。

2.5逻辑学自身的学科特性。

人类的知识依据其适用的范围和可靠性，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其中可靠性比较弱的是常识，如“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等都属于常识，它们是对千百次重复出现的现象的归纳总结，偶尔出现反例也可忽略不计，它们适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可靠性比较强的知识是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这些知识通常都通过严格的实验方法的检验，并且经过了一定的理论论证，它们的适用性也比较广，尤其是对于探索自然的奥秘是非常行之有效的。当然这些知识在理论上也存在可能的反例。

可靠性更强的是数学知识，这些知识对于科学知识的检验、精确化和系统化发挥着重要的基础作用，有些人甚至认为数学知识是最为精确的知识，它们的适用性最广。其实不然，特别是一些理论数学，它们的适用性也是有一定范围的，例如，在不同的理论空间中，三角形内角和可以等于180度，也可以小于180度，还可以大于180度。人类知识可靠性最高、适用性最广的是逻辑知识。逻辑知识的可靠性仅仅依赖于概念自身的分析而获得，它并不依赖于人类某个特殊领域的经验而获得；因为它是普遍有效的，因而其适用性也最广，人们在生活中也无法找到不符合逻辑的反例。正因为逻辑知识是人类最普遍的知识，所以在欧美的学科体系中，它是处于其整个知识体系中最为基础的地位。因此，中国的现代学制中开设“逻辑学”课程是符合人类知识的基本架构的。

3启示。

从清末民初现代学制中“逻辑学”课程的设置情况，不难看出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对于逻辑教育的高度重视。在国家、民族的危亡之际，经过众多有识之士上下求索、艰难追寻而建立的这一时期的课程设置，值得我们进行足够的深思和反省。

（1）在当下中国的课程设置中，逻辑教育在大学教育中比较缺乏，只有少数高校的少数专业开设了逻辑学课程；在整个中学教育中，没有“逻辑学”的课程设置。这与欧美学校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欧美教育历来重视逻辑，不仅大学生普遍受到了比较好的逻辑训练，就是在中学，也有很多学校开设有专门的逻辑学课程。例如，1856年俄亥俄州辛辛那提中学在三年级的第二学期就设有“逻辑”课程[9]14;加拿大现代中学课程设置中在高中所开设的学术性选科中，甚至有技术性很强的“数理逻辑”课程[9]111;即使是东方的印度，在现代中学课程中，也开设有“逻辑学”课程[9]640-665.我国当下的中学教育中，一般将逻辑思维训练渗透在各科教学之中。正如要提高一个人的数学能力，可以在物理、化学的学习中渗透对数学能力的提高，甚至可以在卖菜或者打酱油这类日常活动中提高数学运算能力，但是直接进行数学的学习无疑是提高数学能力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同样要提高一个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也是如此，在其他科目的学习中固然可以间接提高逻辑思维能力，但是直接进行逻辑学习无疑是提高逻辑思维能力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为此，我们呼吁在中学课程中，特别是在高中课程中恢复“逻辑学”的独立的课程设置。

（2）加强逻辑教育与人才培养甚至与社会的文明进步相关性的理论研究[10].我们今天的教育课程体系和清末民初的课程体系相比，一个重要的差异是在高中及其以后的教育中缺乏逻辑教育；我们今天的教育产出和清末民初的教育产出相比，一个重要的差异是缺乏大师。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严肃课题。

（3）在列强侵凌的非常时期，为什么在清末民初的学制中如此重视“逻辑学”这一课程，这一课程和船坚炮利毫无关系，它如何能够和兴国安邦的重任联系起来的呢？其实，之所以设置逻辑学是有其既深远又富有实效的内在原因的。因为逻辑学和其他所有课程的一个最大区别是，它不重于某些知识的传授，而重于方法的训练，更主要的是，它是一种非常根本的思想方式、思维方式的训练。在当时的中国，既需要船坚炮利，更需要制度的变革，但最为根本的还是思想、文化层面的革新，逻辑学无疑是这种深层次变革所需要的[11].今天的中国，没有100多年前那样深重的内忧外患，但是我们绝不能没有忧患意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100多年前身处绝世之际思想大师们所设计的优秀成果，非常值得我们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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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建军，张斌峰。从“逻先生”看“德先生”与“赛先生”[j].社会科学论坛，2004（5）：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