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行政越权论文(优秀9篇)

总结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和提升自己的能力。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总结的目的和对象，确定我们要总结的内容和范围。这里列举了一些行业领先者的总结案例，希望对您有所启发。

行政越权论文篇一

合法预期保护原则在英国、欧盟法等法域中十分流行，并且已变得十分成熟。我国政府也正逐渐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因此，引入这一原则的时机已经成熟。本文主要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论证我国引入合法预期保护原则的必要性，希望对我国诚信政府的建设给予有益的借鉴。

翻开我国行政法教材，我们根本看不到合法预期保护原则的影子。应当说，合法预期保护原则理应是行政法上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则，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行政机关的行为——特别是在我国这种行政权力如此之巨大的国家;另一方面，在法律上规定这一原则，会给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预期提供更可靠的法律依据，指导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等相关行为。

从世界各国的相关研究来看，从行政法的角度论述合法预期保护原则的著作为数不少，但其大多数的分析都是关于比较成熟的国家的理论，我国是否适用这一制度，需要我们来进行论证，鉴于此，本文就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对行政法上的合法预期保护的必要性进行分析，以冀对我国引入此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

“现代行政法负有双重使命：平等对待公民与促进高效行政管理。”[1]在本文的开始，我们就提出这一观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预期，不仅可以更好的保护行对人的个人利益，更有利于促进政府管理。

一、政策变化的成本分析。

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思考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a在路边挖了一个大洞，也没有任何提示措施，然后，b掉进了这个大洞，那么，a需要承担责任吗?根据侵权法的相关理论，个人的义务仅限于其能够事先预见对方将信赖其作出的承诺，并且当其不履行承诺时对方会因此而受损失。也就是说，尽管个人不能够控制他人探悉其意图的种种方式，但是个人对自己是否愿意告诉别人其活动意图还是能够控制的。

[2]当两个无辜的人因某一事件都要有所损失时，因自身行为而致损害后果产生的一方应当承担损失。[3]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亚当·斯密提出的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这一特点：在满足经济人将其活动的全部成本内部化这一条件后，其在充分的市场环境中将会生产出符合社会要求的数量的特定产品和服务。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上文中提到的经济人的这种特质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当其在追逐私人利益时，他会权衡由于其行为所产生的的成本和利益之间的利弊。

出于一样的考虑，行政机关在改变其行政行为时，如若因其改变给行对人造成财产损失时，行政机关应当对此种损失予以内部化：行政机关制定政策变化的所有的成本都应由其本身完全承担起来，只有如此规定，行政机关才有动力，积极主动的选择最优化的方案来制定法规政策。如若不然，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形：法规的制定者不顾行政行对人因政府自身改变政策而承担的可能高额成本，对自己制定法规的价值抱有幻想，出台了一些很不合适宜的法规。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行政行对人对政策的变化一般也不是毫不知情的。从这一点上讲，我们还要注意分辨相对人主观上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变化的可能性的判断。一般情况下，当“普通人”有能力预见行政机关可能改变其行为时，这时如果相对人仍预期行政机关行为具有确定性的，那么，我们此时不宜再保护此种预期，而应由其自己承担相应的后果。

二、公务负担平等学说的分析。

传统的公共管理学上有这么一句话：仅由个体承担社会变迁的成本是不公平的，它应由全体成员共同承担。这一句话很好的在美国的征收案件中得到了验证：禁止通过牺牲少数土地所有人的利益去实现公共利益。在其中的一个案件中，[4]美国纽约州上诉法院(纽约州的最高等级法院)宣布一项五年内禁止某一土地所有人拆毁或者翻修房屋的政策无效。

法院重点审查了城市政策的改变：多年来，纽约市鼓励拆除或者改造房屋;许多现行房主购买房屋是为了商业开发;政府不能忽视这些投资形成的预期，更不能在未经补偿的情况下就改变多年多已经实施的政策。在shanghaipowerco.v.unitedstates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即使是有效的规制行为也会构成规制征收，如果政府行为将负担过重地转移到一部分个人身上，并且是以很突然和不可预期的方式作出的，以致于这些受到不利影响的个人无法通过市场有效保护自己”。

美国的学者和法官们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根据美国的宪法第五修正案，政府对征收民众的财产进行赔偿时，应遵循“禁止政府只让某些群体承担公共负担，而按照公正和正义的要求，这应当是由全体公民承担的损失”这一原则。

公务负担平等学说虽然来自于法国，但到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国家已经逐渐注意到了这一原则，并且也有一些国家也采纳了此种观点。这一学说认为，政府的活动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实施，因而，应由社会全体成员平等地分担费用。[5]所以，当行政相对人由于行政机关的某种行为、政策、惯例而产生了合法预期后，一旦行政机关要改变其行为——此处仅指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相对人的合法预期因行政机关的行为受到受损失后，应当有获得补偿或赔偿的权利。

从政府的财政收入来看，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全体纳税人，政府的赔偿其实就是全社会的赔偿，从风险分担的角度看，这是一种集体承担风险的机制，它的特点在于：即便是在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免受个人特定利益的侵害时，政府仍然可以在所有公民中分摊不确定性风险的成本。我们重新看一下这一负担原则，因政府行为的变动而发生的成本，由个体承担是十分不合适的，更恰当的理应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去分担。这样做的理由在于，为了公共利益而对合法预期造成了损害，相对于个体来说，这种损害分担到全体成员时，对每一个人造成的损害十分微小，远远小于个人因合法预期受损的利益。

三、利益权衡的分析。

根据法学的基本理论，从法的价值方面来说，一种合法的利益——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利益，它都应该受到保护。实际上，从我国的传统来看，我们的国人一直是被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要牺牲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这就导致了——我们国家没有对个人合法预期保护的.传统。

法学理论。

相关信息。

界，受这种主流观点的制约，我们并没有重视这一点，或者说是我们选择性的遗忘了这一点。再加上最近几年来房地产热潮的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们发现，在现实中的很多情形下，例如对土地的征收，许多地方政府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其行使公权力征收造成私人巨大的损失时，个体也没有或者很难得到赔偿(补偿)，这种例子在现实中多不胜数。

关于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价值权衡方面，笔者个人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个体利益的保护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公共利益，两者之间并不一定会产生冲突。在现代行政法上，其必须合理合适的厘清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从质还是量上来说，从来就不应该存在这样一种预设：公共利益一定高于个体利益。

马克思告诉我们，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所以，我们应当结合具体的案例后，在每一案例中权衡利弊，才能得出哪一利益更优先的结论，否则，我们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此两个冲突之利益，原则上互相不具有优越之地位，亦即行政机关在权衡时应一视同仁”。“我国的立法者和学者正是往往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关系视为一种对立的关系，而且赋予公共利益以天然的优越地位，缺少对二者之间关系的严谨逻辑分析，缺少对个人利益的深切关怀。实际上公共利益是有个人利益所组成的，不仅‘不确定多数人’的利益可以成为公益，某些特别重要的个人利益本身就是公益，如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而且，并非所有的公共利益都天然的比个人利益神圣，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都具有分量的维度，在发生冲突时，必须要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对各自的分量进行衡量才能做出取舍。而即使要求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退让，也必须符合比例原则，并为正当的个人利益的牺牲提供补偿。”[6]我国宪法第13条规定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四、结语。

从其他各国的实践来看，合法预期保护原则的确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冲突，促进行政机关和个人的合作，有利于行政指导的进行。一方面，行政机关的有关政策、指导意见可以得到有效的支持;另一方面，行政相对人也就会自觉主动的遵守相关规定，减少行政的成本，减少行政诉讼的发生。

我国加入了wto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在我国已经逐步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不仅仅局限于交易对象之间的特定关系那种熟人社会的交易模式已经不适用于市场经济甚至会摧毁市场规则。所以在这里制度规则的信用状态和信任结构对于制度实施效率的发挥就具有了特别重大的意义。

这就告诉我们，行政机关在做出决定改变政策时，必须充分关注公众的预期，论证政策执行的相关后果。我们从实践中不难看出，人们在这种情形下更认同行政公权力的行使，即当行政机关在行使其公权力时充分尊重公众的合法预期时。因为在此情形下，民众会更多的参与行政管理，也会更加自觉的遵守相关的政策法规，这些都提高了行政效率，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不对合法预期进行保护，那么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之间可能就会产生猜忌，行政机关的每一项决定、政策都会受到公众的质疑，行政机关就要做大量的解释工作，极大的浪费行政资源。还有一些公民，为了防止出现行政机关朝令夕改的行为给自己造成损失，在行政机关出台每一项政策后，他们会对每一政策进行确认——包括让法院确认等方式，如此下去，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效力就会处于不确定状态，更多的行政资源将会被耗费在解决行政相对人的怀疑方面，而不是更多的用于行政管理。

综上所述，行政机关制定的政策所产生的效果和人们的预期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也就是说，一旦人们对行政机关制定政策的预期加强，适宜的行政管理政策将会得到良好的施行。与之相反，当行政机关出台新政策，人们会想出对策，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将会大打折扣。所以说，假如合法预期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政府的工作效率一定会得到提高，社会的运行也会更加合理有序!

行政越权论文篇二

摘要：在我国的行政法中，平等原则作为行政法原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随着社会的进步与人们对法律常识的了解，越来越多的人重视法律的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等等，其根源是源于人性尊严之宪政理念，主要体现在禁止恣意和行政自我拘束两项基本要求。

行政越权论文篇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中明确规定了论文范文行政行为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的，人民法院可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以下就是由为您提供的议行政超越权。

与此同时，行政超越职权与行政滥用职权这两种行政行为的概念与特征却没有在立法、司法中给予明确说明。这个问题在我国行政法理论界一直倍受青睐，却没有统一认识，存在不同的观点。在国外，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还是普通法系国家也都将行政超越职权与行政滥用职权列为行政救济与司法控制的对象。

行政超越职权，简称为超越职权或越权。比较法视野中，由于各国政治体制、历史背景、法律传统、法学理论等差异，对行政超越职权的理解不尽相同。在法国，越权之诉在行政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指当事人的利益因行政机关的决定而受到侵害，请求行政法院对该行政决定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撤销违法行政决定的救济手段。越权之诉的理由包括：无权限(包括积极的无权限即作为的无权限和消极的无权限即不作为的无权限);形式上违法;权力滥用;违反法律。比之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无权限”与“超越职权”相对应，“形式上违法”与“违反法定程序”相对应，“权力滥用”与“滥用职权”相对应，“违反法律”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相对应。在美国，超越职权指超越法律规定的管辖范围、权力、限度或缺少法律规定的权力。与“独断专横、反复无常、滥用自由裁量权”、“同宪法规定的权力、权利、特权、豁免权相抵触”、“没有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没有事实根据”这四种情形并列为违法行为。在英国，行政越权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法院判例为其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内含，具体指：行政机关行使权力，超越法定范围，或在法定权限范围内违反法律规定。包括：违反自然公正的原则;程序上越权;实质上越权。与我国相比，英国行政法之越权不限于“行政超越职权”，可以说涵盖了我国行政法上所有的违法情节。

不难发现我国行政超越职权与外国行政法上的越权可比性不强。现对我国行政超越职权定义的不同观点做如下归纳：第一种观点超越行政权限说。“超越职权是行政机关超越法律授予的权限范围，行使了不应由自己行使的权力。”

此说是该观点最具代表性的说法，即行政机关在自己职权范围外行使职权的行为。支持此说的一些学者还将越权主体扩大到除“行政机关”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都可成为行政越权的主体。这种扩大是否科学，将在下文“行政超越职权的判断标准”一节中详细阐述。第二种观点超越行政职权说。行政超越职权是指：行政主体超越其法定行政职权(包括权限和权能)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它在法律上不产生效力，包括实体越权与程序越权。上述两种观点的最大区别在于：超越行政权能是否属于行政越权之情形。行政职权由行政权限和行政权能二者构成。权限是行政职权的平面范围界限，包括事务管辖权、地域管辖权和层级管辖权;权能是行政机关完成行政管理任务所采取的方法、手段和措施。第一种观点将行政越权的范围限制在“超越权限”内，否定了“超越权能”也属于行政超越职权的情形;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行政行为只要超越了法定职权，无论是权限还是权能的超越都构成行政越权。笔者认为，权限与权能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共同构成了行政主体的行政职权，没有权限的职权将无施展之地，没有权能的权限亦无实际意义。第三种观点超越“无权结合说”。该说扩大了行政超越职权的涵义，认为行政机关在根本无权限的情形下行使职权也属行政越权。这与法国越权之诉的理由一致，但是笔者认为法国的越权之诉不能与我国的行政超越职权理论相对应，明显法国越权之涵义广于我国。

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形，根据越权的主体范围不同，此说又作如下区分：行政机关超越说。该说强调行政超越职权的主体只能是行政机关，其他任何组织、个人都不可能成为超越职权的主体。认为超越职权是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中，行使了法律、法规未授权的行政权力，或超越法律、法规授予的权限，是一种“实体上的作为形式的行政违法行为”，只要客观上该行为超越了法定职权，就构成行政超越职权。行政机关与非行政机关结合说。“行政超越职权是指：行政机关实施具体行政行为，超越法律、法规赋予其的权限，实施了不属于自己行政职权范围的具体行政行为;非行政机关组织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应有法律、法规的授权，或有权行政机关的委托，无授权或无委托实施的行政行为，亦属行政超越职权。”该说认为行政超越职权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机关，还包括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非行政机关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外部行政机关与内部行政机构结合说。支持此说的学者认为：法律不仅要求行政机关要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对外行使其职权，还要求行政主体内部各机构和人员也必须在法定职权内行使权力。法律不允许行政机关内部机构及其人员相互之间逾越权限。该说基于行政机关内部依职权所进行的机构设置与权力再分配，如果不承认内部机构及成员之间越权的违法性，那么这种权力的分配设置将失去其意义。

行政越权论文篇四

比例原则是行政法基本原则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项原则，其强调行政目的与行政手段在有利于行政目标实现的同时，也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是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一个标尺，意在形成一种均衡的比例关系，平衡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时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

文章拟围绕比例的内涵和比例原则在我国适用两个方面，对比例原则进行初步的探析。

比例原则这一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德国警察法中，随后在德国行政法中得到发展，因比例原则侧重效率与均衡，其在德国行政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随着比例原则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这一行政法上的原则，并将比例原则适用于行政法中。

可见，比例原则对适用这一原则的国家或地区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例如台湾地区的陈新民教授就认为，比例原则实质上就是限权，防止行政机关滥用权力。

因此，比例原则的适用被认为是保障行政权合理且有效地实施的一个有效途径。

在我国，比例原则还未被明确提出，但对其研究逐步增多，本文藉由行政法的内涵，提出关于在我国行政法中适用比例原则的一些观点。

一、比例原则的内涵。

比例原则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比例原则是广义的比例原则的下位概念。

文章以广义的比例原则作为研究对象来阐述比例原则的内涵。

广义的比例原则包括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狭义的比例原则。

第一，妥当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行为时，以法律为依据。

行政机关所采取的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限于法律所预设的、所允许的目的。

即法律所保护的公共利益。

可见，妥当性原则就是需要行政机关根据立法背景、法律的整体精神、条文间的关系、规定含义等因素作出综合判断达到立法者的预期目的。

第二，必要性原则，又称最少侵害原则。

是指当行政权行使的时候，应尽量把对相对人的`损害限制在最小范围内。

也就是说，当有多种行政手段可供行政机关行使时，应当选择对相对人权益侵害最少的一种手段。

可见，该原则的基本要求在于使用“必要的手段”，这种“必要的手段”可以理解为，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手段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所必要的且对相对人侵害最小的。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必要性原则所指的必要性是指“必要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必须要采取的手段，在可供选择的行政手段中对相对人的权益侵害最小，同时又能达到行政目的。

第三，狭义比例原则，又称为相称性原则。

是指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干预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即要适度。

行政机关所要达到的行政目的与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干预需是相称的。

具体而言，是指某项具体行政行为虽是为了达到行政目的所必要的，但实施该行政行为将损害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实现，且达到了较为严重的程度，那么该项行政行为的行使就违反了相称性原则。

这就是说，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要在预期目的与可能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害之间平衡，只有在行政目的重于可能造成的损害时，行政机关才能实施行政行为，否则，行政机关就要权衡，看是否有必要实施。

二、比例原则在我国适用。

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中尚处于较为空白的状态，多是翻译国外的著作，尤其是德国相关方面的著作。

怎样使该原则更好的运用于行政法上，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文章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思考。

(一)比例原则在行政法上适用。

比例原则在行政权的运作上体现在行政手段与行政目的之间的关系，这是比例原则属性的体现。

比例原则保障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的公正性，依比例原则行使行政权正是依法行政的体现。

在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中会面临各种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尽管这些利益并不总是矛盾和冲突的，但这是没办法避免的。

要缓解这些矛盾和冲突，就要平衡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使各种利益之间形成一种适度的比例关系。

这些冲突和矛盾包括很多，例如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和矛盾、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在通常情况下，先前的利益重于后者的利益，行政目的也是侧重实现先前利益。

当两者发生矛盾和冲突时，通常要求后面利益服从先前利益。

然而依据比例原则，这种服从并不是绝对的。

行政机关需要在两者利益之间进行平衡，衡量这些利益之间孰轻孰重，然后再行使行政裁量权。

在判别两个利益时，如果后者的利益远远大于先前的利益，那是否需要牺牲后面的利益作为代价，来保障先前利益的实现。

行政机关是否能在权衡的同时，探寻出一条既能实现行政权又不会损害后者利益的出路。

如果二者的利益都能最大化，那么即是行政效能的最大化。

如行政机关在处理房屋拆迁或者土地征收时，很可能会发现这些项目所要达到的行政目的更多的是空洞的，对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帮助不大，甚至有些没有。

这样一来，先前利益与后者利益之间所要达到的行政目标远不成比例。

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或者个人的利益换取这些虚无的工程，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应要求相对人无条件地以弱势群体利益或者个人利益服从行政机关所主张的“公共利益”吗?显然不是。

相反，行政机关应当根据比例原则，衡量两者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行取舍。

(二)比例原则在法院行政审判中适用。

法院在司法审查的过程追寻一种动态的平衡，在不平衡中寻求平衡，是通过平衡各种不同的利益来实现司法公正。

行政审判作为社会关系、社会利益的一种重要调和剂，应当与相关主体相互配合，注重于保持和维护法律的稳定性。

那怎样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动态的平衡了?从两方面去阐述法院在行政审判中适用比例原则。

一方面从审判中所采用的司法审查审查标准来理解，而另一方面则是从司法实务的角度去阐释。

审查标准是什么?法院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公正，是以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行为是否符合“基本合理”，法院将“基本合理”作为审查行政案件的一个衡量标准。

那何谓“基本合理”，审查行政案件是否属于一般性的合理。

也就是说，法院只对严重违反比例原则的行政行为做出变更或者撤销的判决。

换言之，违反比例原则的具体行政行为只有达到严重的程度法院才能做出相应的判决，否则就只是被认为是一般性的不合理。

如行政机关可以在两种具体行政行为中进行选择时，没有选择对相对人权益侵害最小者，但两种可以选择的具体行政行为对相对人影响差别并不大，则行政机关的做法只是属于一般性的不合理;若差别明显，则属于职权滥用或显失公正。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只有在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合理程度严重时或者明显违法时，法院才能作出撤销或变更判决。

否则，法院不能轻易地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另一方面，从司法实务角度看，若是将违反比例原则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论程度是轻是重都一律予以否定，实际对公共利益的实现并没有益处，相反会对行政效率产生消极的影响。

在违反比例原则这个问题上，重要的可能不是违法必究，而是法院在行使裁量权的灵活性和适当性。

因此，法院在行政审判中以“基本合理”作为准绳，在司法实务中更强调法院在裁决上的适当性。

参考文献：

[1]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罗豪才.行政法平衡理论讲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4]马怀德.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行政越权论文篇五

摘要:微博上发表的内容要求在140字以内，篇幅短小，但是其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因此也是作品，理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微博作为一种大众媒体和网络社交空间，原则上可以被合理使用，不仅仅是因为“社会交往例外”的原则，还因为是微博本身具有的性质所决定的。

关键词:微博;独创性;合理使用;社会交往例外。

一、问题的提出。

微博是一种新兴的大众媒体和社会交往空间，随时随地分享新鲜事物、分享心情，充分表达对某一件事、观点的意见，在世界上传播速度很快，当然在我国也不例外。公民在微博上可以发表观点、表达意见，其中的表达方式各不相同，虽然做多也只有140字，但是其是否属于著作权法上所说的作品?如果微博上的文字属于作品，其必须具有独创性，那么微博上文字的独创性要如何界定?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微博上文字的法律地位以及独创性判断的标准以及“社会交往例外”原则的法律适用。

二、微博的独创性判断标准。

微博上的文字既有作者自始发表的，也有从其他媒体平台上转载、复制过来的，但是基于微博本身属性的限制，即篇幅短小，比较口语化，随意性很强。对于微博的独创性而言，学者们统一认为作品是作者的智力创造成果，但是独创性标准中的“创”对于作者的要求不是很高，但是也不能过低，那么什么样的独创性才是适中的?郑成思先生认为:如果体现了本人的判断标准及选择，或者说有“个人的特征”，即满足了独创性标准。［1］李明德教授认为:作品应有“最低限度的创造性”，不同的作品对于独创性的判断标准可能是不同的［2］。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作品的独创性进行判断:。

(一)独创性与表达的艺术品质无关。

正如100个人看红楼梦，就有100个林黛玉。不同的人对于不同的文字、描述有着不同的观点，因为人都是具有主观意识的，有着自己的喜好，那么人与人之间就肯定会存在分歧，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如果判断一幅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要看其表达上品质的高低来确定，那么在司法实践上，法律中介入了审美判断，法官还有具有审美的能力。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司法审判的难度;同时也为艺术创作树立了一个法律上的标杆，只要符合法官的爱好就能构成作品，违反了创作自由的要求。

(二)独创性不能以是否反映作者个性为标准。

作者的个性是指作者在作品上所能体现出来的风格，主要表现在作品的语句、手段、段落布局等等［3］。在实践中，模仿他人的创作风格并不侵犯他人权利，例如，李白以“诗仙”著称，其写作风格张扬不羁，在写作风格上常常以夸张的手法来描写事物，即使李白生活在当今社会，法律也不会对于他人模仿其创作风格而进行限制。同时，以是否反映作者的个性为判断标准，可能会导致艺术作品的创造受到限制。

(三)独创性不能以文字数量多少来定性。

一幅作品的品质不会因为文字数量的多少而受到影响，同样，作品的独创性也不应该以文字的多少来评价，篇幅的长的在表达上也不一定比篇幅短的好，也有可能篇幅小的别出心裁，篇幅长的也可能只是添加文字而已。独创性的判断标准也不能以作者投入的人力、物力来判断，著作权法保护作品是对著作权人劳动成果的一种尊重和保护，是为了鼓励创作，但是创作作品的速度和质量不一定会和投入的劳动成本成正比，毕竟每个人的智力水平不一样，因此不能以作者投入的劳动时间的多少来认定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

三、微博中的社会交往例外原则。

(一)社会交往例外原则的存在。

不管我国著作权法如何规定，有一类作品的著作权使用要远远超过著作权法律的规定，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利用行为。在社会交往的场合中引用、谈论、评析他人作品的行为经常发生，但是基本上没有人会担心这种行为会受到著作权的限制。为什么社会交往会突破著作权法上的.限制?笔者认为是因为一般人在进行正常交往活动的自由高于著作权的社会价值。如果抄录他人的作品来表达爱慕之意还要考虑著作权问题，那么我们的交往行为将难以进行。当人的自由高于著作权的社会价值时，在交往时可以使用他人作品，但是行使时也是有限制的，应当在法律规定内合理使用因此，在社会上应当认可这一领域的作品的使用。

(二)社会交往例外原则在微博上的适用。

微博属于一种新型的日常交往媒介，在其中的信息传播理应适用社会交往例外原则。微博的宗旨是“聊天互动”，微博用户在微博上以聊天形式发表意见和观点，也是属于我们所说的日常交往，这也就是微博的核心价值，即把我们的交往场所搬到网络空间上来，但是在本质上未曾改变。社会交往原则针对的是微博用户，但是不限于微博这一平台，因为微博平台的目的就是盈利，不是为了日常的社会交往。并且也并不是所有的微博用户使用他人作品都能适用社会交往例外原则，比如政府、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官方微博上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笔者认为这类微博具有营业性或者履职性的，只能使用著作权法上的合理使用。而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在自己开设的微博上使用他人作品就属于侵权性质了。

参考文献：

［1］郑成思．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373．。

［2］李明德．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8．31．。

［3］刘春田．知识产权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46．。

行政越权论文篇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中小企业发展很快，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现在，我国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5%。但近年来由于企业竞争的激烈，使许多企业面临较大的困难，其中主要的就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多给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条件，降低他们的融资成本和门槛，促进它们在未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我国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着融资困难的现状，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融资途径不畅通从内源融资来看，我国中小企业的现状不尽人意。一是中小企业分配中留利不足，自我积累意识差。二是自有资金来源有限，资金难以支持企业的快速发展。从外源融资来看，中小企业可以选择银行贷款、资本市场公开融资和私募融资等三种渠道。但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外源融资渠道方面并不畅通，银行一般对中小企业贷款十分慎重，条件较为苛刻。

（二）融资结构不合理。

主要表现在:。

（2）在以银行借款为主渠道的融资方面，借款的形式一般以抵押或担保贷款为主；

（3）在借款期限方面，中小企业一般只能借到短期贷款。

三、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高成本的原因分析。

（一）中小企业自身信用差，经营状况不佳，导致金融机构为了尽可能的降低风险，通常会增加许多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提高融资成本。

（二）信用担保体系的不完善，中小企业寻求担保困难。

（三）政府扶持力度不够。国家“抓大放小”的.政策造成了中小企业市场竞争环境的不确定和竞争条件的不平等。

四、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和拓宽融资渠道一是中小企业要注重改善自身融资环境。中小企业必须加大自身信用制度的建设，规范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同时在融资时还要做到积极还债、适度负债、按需负债。

二是中小企业应拓宽融资渠道。要跳出单纯依赖银行间接融资的误区，在充分发挥银行间接融资的同时，要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结合。

1、建立中小企业行业协会或联盟。协会或联盟内的中小企业加强互助合作，这样，某些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则可以在协会或联盟内得到解决。

2、加大兼并与联营、合资的力度。中小企业应积极进行联营或合资，通过与实力雄厚的企业联营可以解决其自身的资金困难，另一方面也可以学习外方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

（二）完善中小企业融资的有关金融体系一是要建立完善的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体系。金融机构应继续拓宽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渠道，创造公平的融资环境。鼓励银行丰富贷款品种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

二是建立和健全对中小企业融资的信用评价体系和信用担保体系。建立中小企业评级制度，以信用等级作为判断贷款信用可信度的标准。同时必须建立多层次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三是完善资本市场结构，建立多层次的市场体系。推出针对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新市场，适当降低新市场中小企业发行上市的门槛。

四是建立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贷款制度。国有商业银行应对非公有企业一视同仁，按照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加大对非国有经济的投入力度。

（三）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扶持政府对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实行减税、贴息、补贴等优惠政策。以调动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融资的积极性。针对中小型企业量大面广，布局分散的特点，政府实行分类指导，鼓励优胜劣汰，采取适者生存的竞争性措施。对产品有销路，市场前景广阔，技术创新能力强，效益好的中小企业，进行重点优先扶持。

（四）针对中小企业不同时期的融资需求，制定不同的融资策略中小企业在各发展阶段应该选择不同的融资策略，防止企业因融资不慎导致财务状况恶化。

（1）创业期。可选择股权资金、创业基金以及抵押贷款等方式进行融资。

（2）成长期。企业可着手在资本市场上寻求资金的支持。此时企业的赢利能力很高，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利益的驱动下会降低借贷的门槛。

（3）成熟期。要思考战略投资的问题。由于原有的业务已经发展成熟，而新业务还没有为企业贡献利润，此时企业的赢利能力已经大不如前，所以，此阶段的企业获取发展资源时，尽量使用自有资金。

（4）扩张期或衰退期。通过制度创新，运用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改革形式及新的管理方法。

合理地进行投资，并谨慎地进行资本运作，就能有效地规避风险，从而使中小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五）推动债权融资市场的多元化。

通过发展专业化的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发展融资租赁业，这是企业进行长期资金融通的一种有效手段。一般来说，企业进行融资租赁的成本比贷款低、风险较小，而且其方式灵活、方便，比长期贷款和发行股票、债券受较少限制。而我国在这方面还很欠缺，租赁公司的规模很小，融资租赁的金融杠杆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行政越权论文篇七

“平等”英文表示是“equality”通常的理解是，政治、社会或经济地位处于同一水平，没有或否认世袭的阶级差别或专断的特权。

笔者通过对资料的翻阅与查询，以及平日的学习积累，对平等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权利平等，所谓权利平等是指国家承认的公民在国家的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是享有平等的待遇。

第二，结果平等，所谓结果平等是指全社会的产品和价值物能够实现完全平等地分配。

第三，机会平等，所谓机会平等是指针对社会成员的自身利益，能够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条件。

总之，平等就是指人与人之间能够享有平等的权利，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能够处于一个相同的地位。

其核心是指在相同的条件下都要同等对待，不同条件情况下给予不同的对待，反而推之，即同等情况下是绝对不可以有不同等的对待，不同情况条件下是可以有差别对待的。

2、平等的分类。

第一，权利平等与状态平等。

所谓权利平等，是指所有公民在信仰、言论自由、良心、政治参与等方面的平等，这方面的平等多数是被国家的宪法所记载的，是载入本国宪法体质中的，能够得到法律形式上的保障，“权利平等”更关注人，关注精神领域、关注保持人格。

而具有争议的相反的一方面的.一种平等称之状态平等，。

状态平等”关注使所有人都得到均等的份额，更加关注物、关注经济利益，是现实可见的“利益”。

第二，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

“机会平等”是指发展、理想、前景等方面的平等。

“结果平等”，是指强调每个公民的平等，公民在按劳分配时必须要有无差别分配，.要求“结果”、“实质性的平等，把一切都拉到同一水平。

第三，完全平等与比例平等。

“完全平等”即公民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所包含的基本权利能够实现绝对平等，不存在差别对待。

“比例平等”即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平等学说，其中心表达是指基于比例的平等能够实现是公正的对待。

也就是说完全平等要求政府机关要一视同仁不可有不平等对待;而比例平等则要求政府机关对不同的个体要有不同的对待方式和方法，以实现现实意义上的平等。

二、平等的法律标准。

平等就是要求对待相同的事物不应有不同的待遇，不同的事物可以有差别待遇。

但是天下之大，人与人之间又存在着普遍的差异，因此，对于这样不同的情况，要想满足平等的差别原则平等，就必须要有不同的标准。

下面笔者就简要的概括平等的法律标准。

首先，基本权利与同等标准。

平等简单的说，可以分成自然的与社会的两大部分。

比如性别、天赋、种族、外貌等等属于自然的，是无法改变的，是无法用道德标准去衡量的，是没有善恶美丑之分的。

而富贵、贫贱、工资、职务、社会地位这些是由人的自主活动而形成的。

因此，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就应该根据个体的不同予以平等的保护，对于社会的关系来讲可以有不同方式的平等对待。

其次，社会权利的平等认定标准。

社会权利是一个比较泛泛的概念，实质是指政治、经济等权利的总称。

我们认定社会权利的平等标准要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方面，政治权利与自由标准。

也就是说，政治权利的平等是指政治权利在行使的过程中能够为公民实现平等的对待而人们所享有的权利，国家政治权利不得干涉个人的政治自由。

另一方面，经济权利和贡献标准。

是指每个人在经济方面所享有的权利与在经济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决定每个人提供经济权利分配的主要依据，是按劳分配的，因此，人们享有的经济权利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个人经济权利与经济贡献的比例是相等的。

三、法律平等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体现。

行政法中的平等观念能够充分地体现出行政行为的平等意义，在法律关系中的体现主要表现以下三个方面：

(一)行政主体与客体的法律地位上的平等。

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行政法律制度中是一个较为中心的观点。

将行政客体的权利自由扩大，以及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被限制是现代行政法发展的一个必然势头。

行政部门的执法人员在依法行使其职权时，现行的行政法是约束其行使的行政权力。

同时，行政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应当履行期自己的义务，对于行政客体来说也有其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举个例子说明，在行政人员进行行政处罚的过程中，执法人员应出具其身份证件，并且要指出违法的事实，于此同时要聆听当事人的申辩，并予以解释，提供帮助等等。

作为自然人的存在，是国家权力的真正的主人，与政府行政人员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是相互的。

双方的意志存在基础上的一致。

比如，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影响下，使得企业中的“官工”、“官商”、成为了“法人”;“单位人”成为了有自主地位的“社会人”;农民由“官农”成为了土地承包制的“自由农”等等，其社会地位的上升，足以体现行政法律中的平等原则。

(三)行政主体对客体并非是单项的支配。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质的运行，就要求政府转变其职能，要从权利政府向责任政府职能转变，从神秘的政府向透明的政府转变。

诸如，公民日常的报警;发生刑侦案件时要求公安人员破案、打击犯罪;要求法院的法官公平的审判案件、要求税务工作人员审计企业的税务状况等等实质上都是具有支配意义的，并非是行政客体的无条件服从和单方面的支配。

因此，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双方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是相互的，是双向的，是角色互换的。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版.

[2]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三民书局版。

[3]罗堂庆：《谈谈对平等法律主体的公平保护》，山东法学1994年02期。

[4]张恒山：《论正义和法律正义》，法制与社会发展01期。

[5]张梓太、吴卫星：《行政补偿理论分析》，法学08期。

行政越权论文篇八

收费导致了分配立体的混乱,形成政府分配多元化、政府利益部门化的格局。收费大量涌入国民收入分配领域,众多部门以政府名义插足国民收入分配,造成政出多门、多头分配,部门利益分散了政府利益,资金分散使用,政府支配权削弱的情况。据调查,收费养人的问题十分突出,如省以下的公路收费部门,70%的管理人员靠收费开支,工商部门、环保部门的65-70%的管理人员依靠收费开支,部门利益分散了政府利益,政府的职能被大大削弱。费改税从此入手,界定了各级政府行政部门的职能,拆庙赶和尚是收费改革的根本环节。

二、费改税改变了以往混乱的收费秩序收费扰乱了分配秩序,是国家财政困难的主要症结。

收费名义上是政府收入,但实际上收费的流向主要在预算外,大量收费必然形成对政府税收和财政收入的挤占和分割。事实上由于以费挤税,财政预算外资金膨胀的过程就是财政收入削弱的过程。在一些地方,收费种类和收费数额都已超过了地方税税种与税收收入规模,这种主次不分、本末倒置的行为,造成了政府财政收入短缺的现状。费改税将归还税收收入的主导地位,确保国家财政收入,控制预算外收入的规模。

三、费改税有利于减轻企业和农民等纳税人的负担。

由于用行政办法强制收费,往往费代表权、税代表法,在权大于法的情况下,费比税多,收费部门多、项目多、层次多,如广西省某市某镇猪肉行51户个体户每月付出的各项收费为1500元,各项税收为710元,费、税分别占总体负担的67．88%和31．12%,收费是征税的两倍,这种情况给纳税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对此,企业、城乡居民都极为不满。费改税取消了一切不合理收费,对既无法律、法规依据,又无正式行政文件的各种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均在取消之列,大大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有利于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行政越权论文篇九

秦旭东。

19世纪末期以戴雪为代表的一批法学家对行政法怀有一种“近乎顽固”的偏见，认为行政法与英国的法治、普通法和宪法自由是不相容的。后来日益发展的事实证明了戴雪等人的观点显然是对行政法的一种误解，行政法在英国的存在已经基本上为英国法学界所接受。

韦德认为，行政法是“关于控制政府权力的法”，是“管理公共当局行使权力、履行义务的一系列普遍原则”。（p5、p6）可见，控权，无论如何，都是行政法的核心，这一点与戴雪等人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也可见戴雪的“偏见”全然不是谬误。不过韦德并不因此认为应当取消行政自由裁量权，对行政机关的积极行为大亮红灯，相反，人们必须正视“行政国”之到来这一事实。所以，一方面，任何权力都有可能被滥用，政府权力必须受到控制，没有绝对的、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政府要受到议会的政治控制和法院的法律控制；另一方面，这种控制又不能使政府落到“只有责任、没有权力”的境地（p42），行政法要保持“国家和公民权力之间的平衡”（p7），“对自由裁量权所加的限制则有程度上的差别”，“法院必须努力在需公正有效的行政与需要保护的公民免受行政专断之间作出平衡”（p26）。

缘于英国的传统及法律特性，英国行政法直接来源于法治下的宪法原理、议会主权和司法独立，因此英国行政法学可以视为宪法学的一个分支。在法治、议会主权和独立的司法权等一些基本的宪法原则之上，英国行政法派生出了对行政进行司法控制的总原则――越权原则，“几乎所有法庭敢于都建立在这一原则上”（p9）。

韦德分析了法院权力的宪法基础。

首先是法治原则，这是英国宪法的基础。它有几层含义：一是“任何事情都必须依法而行”，即合法性原则。政府行使权力的所有行为，即所有影响到公民权利、义务和自由的行为，都必须说明它的严格的法律依据，如果不能证实有法律授权，则当事人克诉诸法院，请求撤销该行为。而是“政府必须根据公认的、限制自由裁量权的一整套规则和原则办事”，即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现代政府不能不具备许多自由裁量权，但如若无限制的行使这种权力，则必不符合公平行政、保障民权的要求，因此，行政除了要符合合法性原则外，还必须依据公认的合理性原则进行。三是“法律必须平等对待政府和公民”，不能给予政府在普通法律上不必要的特权和豁免权。四是“对政府行为是否合法的争议应当完全有独立与行政之外的法官裁决，既要保证司法对政府的高度独立。

其次是议会主权原则，这是英国宪法的一个支柱。议会作为立法机关是至高无上的、超越一切法律控制的，所有的公共权力均要从属于议会的法律，因为主权立法是不受限制的，它因自身和有效，不屈从于任何更高的权力，所以政府只能依议会的授权而行事，对议会负责、受议会监督，不得质疑议会的立法。英国从来就没有实行过人们一般认为的那种严格的三权分立，也没有一部统一的成文宪法。英国法官不具有美国法官那样的宪法地位，无权进行违宪审查。但是，由于法院适用法律，而且有权解释法律，议会也从来未反对过法院的解释，所以实际上“法律的一切问题最终总是法院说了算”，“他们的宪法服从地位并不影响他们创造性地发展行政法原则”。

再者是政府服从法律。这也是法治原则和议会主权原则的必有之义，它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普通法的适用。法院在处理涉及政府和公共当局的争议时，通常是将公共当局视为与一般私人一样的当事人，适用普通法。公共当局超出其权力范围行事，就要向私人当事人一样对其行为负责。二是公法救济。对政府实施的一般私人不可能从事的行为，依普通法不能管辖时，法院应当对行政相对人体公共法救济，让公共当局承担公法上的责任。三是司法审查与上诉制度，这是保障征服服从法律的两种重要手段。

在这些宪法性原则基础上，就引出了英国行政法的核心原则，即越权原则。它几乎是法院对行政权进行司法控制的唯一和全部的法律根据，因为按照议会主权原则，法院服从于议会，无权审查议会的法律，也无权过问议会对行政机关的授权，只有行政机关超越授权行事时，法院才可以干预。这样，除了案卷表面错误着一例外之外，越权原则就成了法院进行司法控制的“仅有一种武器”，甚至新的发展似乎已经把这一里外也纳入了越权原则之中了。

在审查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越权时，须要确立合法的、有说服力的标准。如果议会的`授权法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对某一事项的权限，则法院只须对法律进行进行文意解释，进而适用于时时，即可断定。但是，在授权没有明确界限的情形，如果行政机关有“恶意行事、不合情理或毫无正当根据办事”等等行为，从表面上难以找到其越权得根据，而实际上却违反了法治原则，法院当然不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因为法院有权解释法律，其超然地位可以得到稳定的保障，加以判例制度“遵循献礼”原则等资源可供利用，所以对于这些情形，法院可以充分利用解释法律的艺术实现其目标，审查行政行为是否违反了议会授权失所暗含的保障，即议会从来没有授予行政机关滥用权力的保障。无需每一部法律都明确写明这一原则，它是“每个法律都应该遵守的模式条件，违反之则法院可宣布其越权无效。越权可能是明显违反法律的某一规定，也可能是违反法律的目的、原则、精神及其暗含的应有之一。尽管有宪法上议会主权原则的限制，英国法官们却艺术性地运用越权原则，把各种应当期望的含义“拉上普罗克拉提斯之床”（希腊神话，普罗克拉提斯是个凯黑店的强盗，他捉到人后，是身高者睡短床，截去其身体的伸出部分；使身矮者睡长床，把其拉到与床一样长）。法院通过扩大和提炼越权原则发展出许多分支，使这一原则应用到广泛的领域，有效地实现行政法的使命。这些分支原则包括：

违反明确的法定程序。在自然正义原则之外，行政机关必须严格遵守一些制定法明确规定的行使职权的程序，否则即构成程序越权。

不正常授权（不适当委托）。行政机关自行转授或委托权力的行为，如果不符合议会授权时明示或暗示的不得再转授或委托权力的规定，即构成越权。

违反管辖条件。行政机关如果在法定条件不具备或条件不符合时行使职权，就构成实体越权。

不合理。不合理相对于不合法而言，行政机关实施某种行为，如不符合议会授权时所暗含的对行政机关合理行为的要求，则也构成一种实体越权。

不相关的考虑。行政机关实施行为时，考虑了与相应行为无关的事实，并以之作为行为的根据，则违反了议会授权时明示或暗示的条件，构成越权。

不当动机。行政机关实施行为不是为了实现议会授权的目的，则动机不当，构成越权。

违反自然正义。自然正义是英国法治的基本原则，即不做自己的法官、不在事先未通知和听取相对人申辩意见的情况下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的决定，违反这一原则也构成程序越权。

可以说，对行政权的司法控制是英国行政法的核心，而越权原则则使这种司法控制的核心原则。英国法上对权力滥用的高度警惕和对公民权利与自由保障的深厚关怀这些优秀传统在行政法的发展历程中得以深刻体现。尽管其间因一些“极端的偏向”而走了一些“弯路”，然而最终却形成了以越权原则为特色的制度。这一制度在“守夜国”已成历史、行政权不断膨胀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韦德特别注意到，尽管议会至上、内阁责任制在英国宪法上具有持久、强大的影响力，然而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是不容忽视的。

政党制度带来了政府的中心地位，导致的一个持续的危险是，传统的议会对行政的控制被削弱，而政府对议会的控制则加强议案由政府部门拟订，由党魁操纵议会通过的立法方式可能危害到法律的公正性；执政党控制的议会对政府的监督也显得软弱无力，民主可能受到损害因此，19一位著名法官指出：“如果内阁责任制名副其实的话，问题就不那么重要了但事实是，法院是防止行政侵犯个人自由的唯一武器”（p34）尽管后来的议会行政专员制度弥补某些缺陷，但显然法院的司法审查是不可替代的。

这种英国特色制度是同英国独特的法律传统和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的，移植到其他土壤上难说一定能“健康成长起来”，然而其间必有一些普适的可资借鉴的东西。比如在戴雪们“可爱的偏执”强烈影响下的法治原则，比如英国法官们运用高度智慧对越权原则的“艺术化”的发挥。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我们的行政法是否也需要一点“必要的偏执”呢？处境尴尬的中国法官们是否也应该充分发挥智慧和勇气来点“艺术化的创造”呢？当然，这已经不是本文要深发下去的问题了。

阅读文献：

《行政法》第一、二章，威廉.韦德著，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版。

参考文献：

《法与宪法》，w.i.詹宁斯著，龚祥瑞、侯健译，三联书店，19版；

《外国行政法教程》，姜明安主编，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英国行政法》，王名扬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原载北大法律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