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安全论文(大全19篇)

总结要具备客观性与主观评价相结合的特点，避免敷衍和过于主观的情绪色彩。考虑到所总结的内容的要点和关键；以下是一些写总结的范文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

中国文化安全论文篇一

中国，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一个承载着无数文明的古国；中国，一个充溢着希望的国度。五千年来，茶叶的清香在空中散发出的是中国人的情怀，粉墙黛瓦在水乡中维持着的是中国人的传统，毛笔在宣纸上静静地转动书写的是中国人的历史。夏日的荷塘月色，冬日的雪映长堤，随着七弦古琴的乐律，在中国的万里疆土上，永久地连接着它的过去和未来。

我第一次接触到国画是八岁，当初只是学了一些皮毛，但在那短短几年间，我却爱上了这些染着悠悠墨香的水墨画，爱上了笔墨纸砚。而宣纸，它留给我的印象最深，不是多么华美的形象，而是洁如雪，雅若梅，粗看之下，仿佛夹杂着日月的明朗，。它的味道总是微微染上墨香，从不像生硬的浓香。宣纸的气息，是让人心安的淡雅之味，也许，这便是中国文化之真谛吧，不张扬，但清丽。像那些用笔尖晕染，勾勒出重重意境的水墨画一样，像不染凡尘，轻灵洒的脱仙人一般，在墨香中移步于历史的长河。

一截飘扬的水袖，一段铿锵的乐声，几声充满绵意的轻柔唱腔，从戏台上，书本上，甚至电视上，带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念想。在各类戏剧中，我尤其爱越剧，那台上女子婉转的唱腔，时而啼血悲诉，时而略带豪情，那长长的袖一扬，动作轻缓舒展，唱腔绵长轻盈，浓妆艳抹，金银挂饰之下是灵动秀气的心灵。越剧的美，还美在它的语言，如：“牡丹谢，芍药白，海棠青，杨柳带愁，桃花含恨”。一字一句无不带着柔美、委婉之意。渐渐地越剧对我而言，那生动的形象不再在那电视上停留，而是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暗暗地传播着中国经典文化的美韵。

光洁的表面，精美的青色花纹，是我对瓷器的印象，然而，这又是多么浅显的观察，它上面印的是落霞吗？要不怎有此番雍容。它上面印的是水流吗？要不怎有此番似柔似刚的风韵？景德镇瓷器上，精美的莲花给出了回答，它穿过历史的潮流，穿过年代的轮回，突破陈旧的灰土，在温润如玉的青瓶上，飞出了凤凰，绽开了锦花，光润的瓶身，在历史的沉淀中，静静地记录着那些金陵台殿雄伟和霓裳羽衣飞扬的那一瞬间，记录着属于中国的古典之美。

柔软地似水，明艳地似光，绵长光滑的丝绸就像时间似的从我手中流开，针脚熙攘之间，一个个生动又抽象的物体在眼前一闪而过，闪金的线条流畅地在华美的“画卷”上穿梭，不带一丝生硬，灯光摇曳之下，在手间拂过的“咝咝”声浸透着空灵的清音，在空中久久地回响着，穿过了千年的时光，穿过了那遥远的“丝绸之路”，穿过了那阵阵驼铃，一直向未来飞去。

窗外，雨在不住地下，浸着清凉的水珠从黑青的瓦上滑落，随之染上了晕黄的白墙，在青石砖上连成一片，汇聚成一条长长的水流。是的，在日月轮转，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之间，中华在静悄悄地雄壮起来，也在静悄悄地点燃着每个人心中的中国魂！

中国文化安全论文篇二

近日，某意大利知名奢侈品牌创始人，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对中国筷子、中华文化的不当言论。这一举动，引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而我们想告诉他们：中国筷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

该品牌拍摄了，一个华裔女模特用中国筷子吃披萨的视频。视频中夹杂着中式发音，傲慢的语气，以及各种奇怪的姿势。这无疑是对中国文化的丑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具有它独特的魅力！

基于无知而建立起来的偏见是多么的愚蠢。

筷子，是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文明的产物。筷子，是中国独特的进食工具。秦汉时期称为“箸”与“住”同音，人们怕行船搁浅，变改“箸”为“快儿”，希望船行的快，一帆风顺，以图个吉利。汉代筷子又称为“挟提”，意为挟住再提起之意，这就十分形象地道出了筷子的实用功能。再后来，由于筷子制作的材料多是竹子，因此在“快”字头上加上“竹”字头。这就成了今天的“筷”字了。

筷子，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代表。筷子多七寸六分长，代表着人有“七情六欲”，是不同于一般动物的情感动物。因此，吃饭时也时时提醒人们要节制不当欲望。筷子圆的一头象征天，方的一头象征地，表示着“天圆地方”，这是中国人对世界基本原则的理解。此外，手持筷子时，拇指在上，无名指小指在下，中指在中间，是为“天地人”三才之象征，这是中国人对世界的关系的朴素理解。筷子成双出现，与太极阴阳理念相符，代表着万事万物都有两个对立面组成。一双双筷子凝结了多少先祖的智慧，也是对后人的教育。是具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筷子，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映射。在小时候，长辈用筷子喂我们吃饭，那是启迪；小时候，长辈教我们使用筷子时说“我们是中国人，必须会用筷子”时，那是传承；在外拼搏回家，一桌家常饭，挟起的是长辈对晚辈的关爱；身在异国，每逢节日对先祖的祭拜，那是对国家，家人的思念；“多个人多双筷子”。一双双筷子挟起的是温暖人心的人间烟火。是逢年过节，吃团圆饭的中国心。一双筷子，蕴含了“启迪、传承、明礼、关爱、思念、睦邻，团结……”。承载的是中华源远流长的文华。

一双筷子承载了多少中华文化。筷子代表的，不仅仅是吃饭的工具。外国人总是用自己狭隘的眼光去臆想他们认为的事，极其的自傲无知。不妨挟起一双木筷，从胃开始，读懂中华！

面对西方，西化、分化的图谋，我们应该时刻谨记“我们是中国人”，有着“自信力”，而不是“他信力”。应有我们华夏炎黄子孙该有的魄力，时刻怀揣一颗中国心！

一双筷子，承载着中华千年文明。有滋有味，有中国味。

中国文化安全论文篇三

这个学期我选修了“中国文化概论”，学到一些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虽然只是皮毛，亦颇有体会。在学习儒家文化的过程中，我以为儒家文化中一些理论对于当今社会仍能有一定意义。特别是它的伦理思想，对于当今正建设的和谐社会，更有指导意义。儒家思想曾是中国社会数千年来一贯的主导思想，自汉以降历朝历代都以其为统治思想，它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百姓的生活指导。

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道德准则。而早在两千年前，孔子便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善的道德标准，提出了以此“孝悌”为核心的“仁”的思想。这套思想是值得借鉴的。在《论语·学而第一》中有这么一段话：“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思是说，为人孝悌而喜欢犯上的人，世间是很少见的；而不喜欢犯上却喜欢在扰乱社会的人，那是从来都没有的；君子应该追求根本，根本建立起来，道义便从中产生。孝悌，就是“仁”的根本。

经过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被大大削弱，而经济与文化的不同步发展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今天的道德真空。社会上经常可以听闻一些家庭内部的暴力、遗弃和虐待事件。这些家庭不和睦的事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一方面家庭不睦导致了一部分家庭的破裂，使得社会上不稳定因素增加；另一方面，在这些不和睦的家庭中，家庭教育总是存在一些缺陷，从而导致这些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心理上，或者说精神上产生不良的倾向，甚至使一些孩子成为社会上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成为危害社会和谐发展的导火索。由此可见，家庭的和睦对于社会和和谐发展是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细胞产生病变，则作为肌体的社会也不能“健康成长”。故建设起和睦的家庭，才能使社会和谐发展。儒家的“孝悌”之道，正是解决家庭和睦问题的良药。

“孝”，指的是子女对父母的尊敬，“悌”，指的是弟对兄长的尊重。在儒家的学说中，对人的各种仁爱都是由孝悌这种父子兄弟之爱推衍出来的，即上文中所说的“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裕起来的人们，便需要教化。而根据儒家学说，“孝悌”是“仁”的核心。因此，教人以“孝悌”，才能使人们学会“仁”。

如果家庭和睦，父母爱自己的子女，子女们便会报之以爱，都能孝敬父母，听从父母合理的教诲。从“爱父母”加以引导，可以让人们将爱扩展到邻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谓“泛爱众而亲仁”是也。

怎样才能家庭和睦呢？“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就是要用“仁爱”的心灵去关怀、爱护自己的家人。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本能升华而来的爱，是天经地义的。而“孝”可以说是父母对子女的爱引起的女子对父母的爱的回报。如果没有父母之爱，也就无所谓子女之爱，即无所谓“孝”。同样，“悌”也是如此。教之以孝悌之道，则父母子女兄弟手兄互敬互爱。而相爱的家庭很少不和睦的。

家庭和睦，则可把这种“仁爱”扩展到邻人继而扩展到所有人，使人们推己及人，从而天下“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与今天所倡导的“和谐社会”是相似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应当借鉴儒家的“仁爱”伦理，激发“仁爱”情怀，使“以人为本”成为人们立身做人的基本原则，在日常平凡工作中，能够自发去尊重、关心他人，使人们守望相助，患难相扶，使“仁爱”成为全社会人们的自觉行动。若能做到如此，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到来，就指日可待了。

中国文化安全论文篇四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的身份。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历史上曾经占据过重要地位,对世界产生过深远影响。由于受近代战乱所致,中国文化的自身实力和影响力一度跌至谷底。新时期,我们再度扬帆起航,依托先辈们留下的文化宝库,结合本国的发展,使文化软实力有了大步提升。

第一，文化产业的发展成为“新亮点”。

文化产业是将文化从无形向有形,从意识形态向经济形态的一种转化。在文化市场不断繁荣的前提下,文化产业日益成为重要的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不断追求,国民用于娱乐、休闲等方面的文化消费支出也越来越大,这给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中国的文化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文化部发布的最新数据表明,“十一五”期间,我国文化事业费逐年增加,增长速度保持在18%以上的较高水平。“十一五”前四年,全国文化事业费为897.35亿元,年均增长21.6%。[zw(]jhcws/cwswhtj/01/.[zw)],中国国内电影票房(不含农村地区)总收入突破了100亿元大关,而《唐山大地震》更是创造了6.73亿元国产电影最高票房的新纪录。在20中国有47部国产影片销往61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票房和销售收入达35.17亿元人民币。[zw(]/201101/.[zw)]打破了长久以来国外大片主占中国市场,而中国电影无法走向世界的僵局。同时,一大批极具中国特色的文艺表演不仅在国内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赞誉,同时在国外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聋人舞蹈《千手观音》、中华武术、杂技艺术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几年,国家为发展文化事业也做出了相当的努力,适当宽松的文化产业发展环境、财政上的支持、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这些都为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前,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对外交流和竞争中的一个有效武器,我们必须利用好、发挥好,使之成为我国整体综合实力增长的一个“新亮点”。

第二，文化价值观逐步得到认同。

文化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公共价值观,是国民对国家文化产生的价值认同和心理归属,任何国家和国民都不能离开本国的文化价值观而独立存在,它是国家凝聚力、吸引力和扩展力的核心。

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仁爱、诚信、善行这些都是其主要内容,并深植于国家文化所外现的各种事物之中。新时期下,我国文化价值观取得了进一步发展,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这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的思想。这个观念从之前单纯的文化含义慢慢地融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和谐社会”、“和谐家园”成为了与人们息息相关的话题。北京奥运会和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行,更是提供了一个让中国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最佳平台。来自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化汇同于此,充分融合、协调。在国际舞台上,西方世界所倡导的民主、法制价值观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成为了中国文化价值观中普世性的最佳体现,它让人们了解到中国的和谐理念,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强烈的价值认同。

第三，“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深得人心。

国际形象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的名片,是衡量一个国家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给世人的国际形象一直是友好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与我国文化之精髓“仁义之道”是分不开的。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处理国家之间的问题提供了基本的行为规范；中国长期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获得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好评；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坚持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更是获得了全世界国家的赞扬和尊重。这些实实在在的形象工程彻底改变了旧中国“落后就要挨打”的国际局面,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近几年,个别西方的媒体针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发表了一些不实的报道,“中国威胁论”、“妖魔化中国”的声音甚嚣尘上,企图干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正常交往。20和发生在西藏和新疆的打砸抢烧暴力违法事件,更是给西方一些反华势力以可乘之机,大力夸大和渲染中国内部矛盾,给世人以误导,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这是缺乏理论与事实依据的,也是中国人民不能接受的。我们在坦然面对各种声音的同时,对于一些极端、不真实的应该予以及时的、恰当的回应,减小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为国际社会提供一种真实的声音,传达一类事实的真相,为中国的国家形象提供支持。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提升很快。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我国在这一方面起步晚、基础弱、经验少,同样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去关注。

第一，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中国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华夏五千年文明孕育出大量的文化结晶,如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理念、琴棋书画的艺术才能，四大发明更是令世界为之惊叹。然而,事实的情况却是：人们渐渐记不起《道德经》,传统的文化节日受不到人们的重视。中国虽然拥有这么多优秀的文化成果,但却没有把这些文化资源转化为强有力的文化竞争力。

首先,人们对文化资源的重视不够。在国家大力主导经济发展的时候,人们对文化发展的注意力明显下降,对文化是一种“软实力”的认识也明显不足。这就导致大量优秀的文化资源被我们主观所忽略,潜在的文化软实力没有被发掘。其次,一些文化产品被注入其他因素,降低了其本身的质量。许多的文化产品在运行中被大量注入商业的因素,本身的优势资源流失,结果反而在竞争中处于被动。最后,文化市场运行的不规范化。如文化产品盗版严重、低俗不健康的产品充斥市场等,要规范好我们的文化市场,才能为文化资源向文化竞争力的转化提供有利条件。

第二，文化逆差现象严重。

文化逆差,是指中国的文化贸易出口少于进口,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存在“赤字”的现象。多年来,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10?∶?1的逆差,出口的图书主要是销往一些亚洲国家和中国的港、澳、台地区,面对欧美的逆差则达100?∶?1以上。文艺影视也有类似状况。据北京演出行业协会统计,年国内艺术团体的北京演出次数与相比,减少1.56%,但与此相反,外国剧团在北京演出的次数增加36.3%。[zw(]/c6967/.[zw)]中国出口到国外上映的电影可谓凤毛麟角,而国外利用中国文化元素拍成的电影在中国市场上却赚到盆满钵满,《花木兰》、《功夫熊猫》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难看出,中国在文化贸易这一块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这不得不让我们担忧。其实,在中国深厚文化的孕育下,不乏许多优秀的文化艺术产品,然而传统文化的背景不同以及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给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和竞争造成了巨大的阻碍,使得我们的文化没有占据有利的条件,没有发挥其所具有的潜能。

第三，文化人才缺失,竞争力不强。

在我国文化对外交流的过程中,专业文化人才的缺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现在我国文化软实力还不够强的一个原因,不是我们缺乏形成软实力的文化资源,而是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我们不了解海外受众的需求,不了解国际文化市场的需求,不善于运用国际经验和惯例来传播中国文化。我国著名艺术家金曼指出,我们不仅需要一批一流的文化产品,我们还需要一批了解中华文化,了解世界文化市场,善于市场策划和运作的国际文化经纪人。许多我们认为不错的文化产品因为缺乏市场化运作,在海外没有引起反响甚至受到冷遇。文化经纪人的匮乏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严重制约。因此,大力加强对专业性文化人才的培养是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对于我国文化“软实力”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并及时改进,势必会影响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整体发展,进而影响到整个综合国力的提升。因此,采取必要措施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的水平势在必行。

第一，弘扬民族精神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内在动力。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兄弟姐妹在这个大家庭中团结互助、融洽相处,共同孕育了我国独特的民族精神。党的十七大会议上,把中华民族精神阐释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作为具体体现的一种精神。正是依靠这种民族精神,我国今天的文化事业才会取得好的发展前景,它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民族精神中不仅包含着进步的、积极的、向上的,又包括有落后的、消极的、退步的。在发展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倡导民族精神中优秀的、积极向上的优良传统,摒弃那些带有封建迷信色彩、趣味低级、违反社会发展和科学规律的不良成分,这样，民族精神才能真正在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二，打造民族品牌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强大武器。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广大博深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然而,随着各国思想和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交流和竞争,好莱坞电影、韩剧充斥着我们的眼球,肯德基、nike、“日韩流”成为年轻一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面对国外文化的强大攻势,打造属于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的品牌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当大力发掘我国文化当中的优秀因子,利用本国的资源优势,结合自身日益成熟的产业发展模式,强势推出民族品牌,努力减小文化逆差现象,真正实现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发展基础教育事业,国民的文化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同时,人们开始更多地寻求艺术上的、更深层次的交流,文化艺术教育逐步走进千家万户,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目前,我国从初级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开设了文化艺术领域的相关课程,并且还成立了专门的艺术院校培养专业文艺人才。在民间,人们对文化艺术的喜爱更是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这些都是我国文化的吸引力所在,也是繁荣我国文化事业的夯实基础。可见,文化人才的培养为我国文化的长期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水平提供了后备军。

第四，开展文化外交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渠道。

中国文化“软实力”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文化外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古至今,中国在文化外交方面的经验十分丰富。古有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鉴真东渡日本,今有“乒乓外交”、中外文化交流年,这些都为传播我国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扩大了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此外,文化外交为我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进行交流构建了平台。近年来,我国与世界各国进行了大量友好的文化交流合作。中国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保持着不同形式的文化交往,与数千个国外和国际的文化组织有着各种形式的联系；中国戏剧、民乐在世界各地成功演出,受到热烈追捧；中国的学生到世界各处或者与来自五湖四海的留学生们进行思想文化的交流等,这些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优秀文化的丰富内涵和艺术魅力,对于吸收和借鉴世界的优秀文化,繁荣我国的文化事业,产生了深远的作用,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增进和巩固友谊的重要手段。

4结论。

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起步到逐步发展的过程,其国际地位及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不断的提升。但总体来说,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还处于初始起步阶段,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在目前取得了一定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应该牢牢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制订适合我们国情的发展计划,传承民族精神,打造民族品牌,大力发展传统文化教育事业。同时,积极参与文化对外交流活动,积极施行平等互利、友好的文化外交政策,推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注释：/gb/34961/90780/90789/.

中国文化安全论文篇五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中国文化是世界人类三大文化中光辉灿烂的一支。佛教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在长达2000年中，中国与佛教的有机结合产生了极为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其影响扩大到亚洲其他国家，促进了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近2000年来，佛教逐渐与中国的本土文化道家和儒家相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今天，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对于如何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问题，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重大意义。

佛教原产生于古印度，于东汉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传入我国，迄今已经有1935年的历史了。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流行约有1800年的历史。佛教的发展大致可分三期：前六百年，为部派佛教形成时期；中六百年，为显教大乘发展时期；后六百年，为秘密佛教流行时期。初期佛教以上座、大众两部为主，三四百年中分化为十余种部派。其中上座部，分为南、北二传。中期的大乘佛教，于公元二世纪中传人中国汉地，公元七世纪起又自汉地和印度传入西藏。公元十一世纪起，印度后期逐渐盛行的秘密佛教，又大量传入西藏。印度这后二期的佛教，又在中国形成汉语系和藏语系两大系统的佛教。

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传入了印度佛教三个时期的全部内容，形成了三大语系的佛教。我们从阇那崛多、玄奘和阿底峡的传记及译经史实得知，大乘显密经论的原本中国保藏最多，其中不少重要经论，印度本土反而没有全部流行，如《华严经》、《大集经》、《大智度论》等。

中国佛教的丰富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为典籍的浩瀚，二为宗派的繁多。

在汉语系佛教中，现存译典一千四百八十二部，五千七百零二卷，除去重译本还约有四千四百卷，其中声闻乘三藏约一千四百卷，大乘经论约三千卷，全部约合梵文二百五十万颂。另有历代汉文著述一万余卷，折合梵文七、八百万颂。全部合计约有一千万颂。我国正在编辑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共收二万三千余卷。藏文《甘珠尔》及《丹珠尔》两部共收译典五千九百六十二部，约合梵文三百万颂。藏文著述数量亦极庞大，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编目工作。傣语系佛教除巴利语原典外，还有傣文译本及大量傣文著述。三个语系的佛教典籍之丰富是极其惊人的。以汉语系为例，汉文化历史悠久，文献之多，古代无比。

大乘佛教在印度只分“中观”与“唯识”二“见”和“波罗密多”与“真言”二“乘”，并未形成学派或宗派。但传入中国后，在汉地由于长期对教义进行钻研和辨析，逐渐形成许多宗派。如地论师、摄论师、楞伽师、涅槃师，天台宗、三论宗、律宗、法相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三阶教等，禅宗后来又分七宗。西藏语系佛教也分为宁玛派、迦当派、迦举派、萨迦派、格鲁派、希解派、觉宇派、觉曩派、郭札派、夏鲁派等。傣族巴利语系佛教也分润派、摆庄派、多列派、左抵派等。佛教在中国所形成的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中国佛教内容丰富多彩的具体表现。

中国汉藏两语系的佛教虽与民族文化紧密结合而发展，但并未成为民族的宗教，反而广泛流传到其他民族和国家。如汉语系佛教即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地。西藏语系佛教即传入蒙、满各族。近代，这两语系的佛教又传入欧、美两洲各国。

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方面，也吸纳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其中包括了儒家以礼乐为主的制度和道家乐于自然的思想，形成了释道儒融通与共的中国特色文化。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一千多年前，以佛教的丛林制度建设为特征，中国首先在文化机制方面开了“民主自由”的先河，在禅宗的佛教王国里建立起一个学术自由、民主生活的师道尊严的模范，它与中国封建君主独裁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发展是多方面的。

1、佛教与中国的思辨哲学相结合，而向学术化发展，对教义愈研愈精，由此引起各宗派的成立，使佛教本身达到高度的繁荣。

2、佛教与中国的精美工艺相结合而向艺术化发展，使佛教成为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

3、佛教与中国的人生理想相结合而向社会化发展，使佛教与中国社会密切联系。这三方面都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大乘佛教提出菩萨应以五明为修学的主要内容以来，佛教已由避世潜修的宗教信仰和思辨哲学转而向世间的学术、文艺、理论科学、生产工艺的领域迈进。我们千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沿着这一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取得极其巨大的成功。我们教祖释迦牟尼的“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伟大理想已在东方的广大地区在一定的程度上化为具体的现实。在人类所创造的各支古老文化中，佛教已以独具的精深哲学思想，丰富的精神财富，庞大的文献宝藏，精美的文化遗产而成为东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它在长期进行“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崇高事业的同时也使自身成熟起来和严净起来了。

直都需要的。如果缺少了思考，人们便很容易陷入思想的恐慌。

那么，到底该如何使心灵平和地安住在终极关怀了？首先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世界上的一切事都如梦、如幻，如水面的气泡，转瞬即逝。我们平时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的形相，世界上真正的形相是“无相”。这样，世界上的一切便都不值得执着。

不执著，无念系，就可以达到真正的解脱。虽然在现实生活我们每个人很难做到真正的无欲无求，然而我们可以告诫自己不必太执着于俗世的种种“沽名钓誉”，学会有所“放弃”，一切随心所至就好。因为有这样一份心境才成就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淡泊；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感受才有了“诗佛”王维心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幽静谧。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世代中，佛教必能一如既往，进一步与全人类的先进文化相结合，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我们佛教徒必将以更加精进勇猛的精神，深入学习五明，广行利他事业，为全人类的和平、进步和幸福的光辉远景作出前所未有的贡献。

中国文化安全论文篇六

题目：商鞅对法家思想文化的贡献和启示。

姓

名：学。

号：院。

部：专。

业：

班级：

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和启示论文提纲。

正文：1.商鞅个人简介与历史背景造就了商鞅变法。

简述商鞅个人简介与历史背景相结合，提出商鞅变法的措施和成果。

2.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

通过商鞅对法家思想的完善和具体措施，举例说明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

3.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对我们的启示。

简述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和商鞅变法及商鞅个人对我们与我国当今社会法律体制完善的启示。参考书目结束语：肯定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表达出法家思想在当今社会发展进程中也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承与发展法家文化思想，使之更加具有现实与实践意义。

商鞅对法家思想文化的贡献和启示。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法家的代表人物，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法家学说的奠基人，思想家，政治家，真正做到了将自己的政治思想有力地贯彻到国家的治理中，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

战国时代，是一个各国征战兼并的时代，是一个唯国家实力论的时代，是一个以武力解决争议的时代。而商鞅能拨开纷繁复杂的干扰，直捣症结的关键，抓住矛盾的根本，足可见商鞅的高明。到秦国后，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进行变法，终于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时期强盛的大国。

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其主要内容有：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垦草令》的实施取得了成效，商鞅进行了第一次变法，内容有：

（一）颁布实行魏国李悝的《法经》，增加连坐法法律，轻罪用重刑。

（二）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

（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

（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

（五）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扩大了国家赋税和兵徭役来源，为秦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次变法使秦国迅速壮大起来，紧接着进行了第二次变法:。

（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

（二）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

（三）迁都咸阳，修建宫殿。

（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

(六)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这是对第一次变法中“异子之科”法令的补充，也是对社会风俗的规范。

法家学派在政治理论等方面主张变法革新，要求加强君权，提倡以“法治”代替“礼制”，积极发展封建经济，鼓励“耕战”，而商鞅则将这些思想运用到变法中，颁布《垦草令》，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商鞅细化了许多具体法令，涉及行政管理，地税征收，刑罚制度，运粮制度等。他将法家思想运用实施，一张巨大的网，牢牢地笼罩在秦国之上，深深地渗透在秦国人生活的每一个缝隙。

商鞅强调法治是治国的根本措施，推行连坐制，轻罪重罚，是直接将法家思想的核心实践在变法中，纲举则目张，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代替了周朝所遵循的以“礼”为制度的生活方式，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首次出现了以强硬手段保证实施的规则。“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对于法治的实施，商鞅主张严格按法办事，“不以私害法”“善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以功授官予爵”“刑无等级”“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

商鞅将“法”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法”不可动摇、不可轻视、不可偏私，只有对“法”能持如此刚毅的态度，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将他制定的耕战兴国为纲，明细法令为目的执政方式，坚定的贯彻执行下去。为了使“法治”的思想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壹教”精神和措施，认为必须使国内做到“言谈者必轨于法”，意思是说要使每个人的思想和言论都符合法家的精神和遵守国家的法律。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这一思想的，这为后来法家思想的行成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商鞅也是明确的提出性恶论——法家人性论的基础，而后世荀子、韩非、李斯等法家人物都是基于性恶论继续阐述和发展法家思想。所以说商鞅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与奠基者。

商鞅不仅运用法家思想改变了秦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格局，使秦国强盛起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社会生活中道德观的塑造与培养他也将法家的诚信观融入其中，并做出了立木为信这一经典事例，这正是对法家思想运用最好的体现。

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很大的价值。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这一思想的，这正是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的发展，虽然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区别，但它仍具有启蒙作用。

相对于现代社会，制订法律，有法可依是现代社会法制建设的关键。没有社会各方面的法律，法律制度无从谈起，法治社会更无法建立。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古代社会它体现的是专制君主的意志，而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人民当家作主，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而商鞅在法家文化中所指的法律是礼仪制度和宗法等级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而形成的，法律的内容是维护阶级统治的伦理道德，法律只是辅助道德来治理国家。今天中国的社会不再是为了维护君主的意志，而是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的，而是在消除阶级的基础上建立的平等的、民主的、自由的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更好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必须有健全的法制建设。

商鞅重法的法家思想对我们现代依法治国的方略政策是有其重要的现代价值的。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古代的法家思想与现代的依法治国都有个最突出的特点，即制订明确的法律，按照法律来办事，对犯罪进行惩罚。这就是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对我们最大的启示。

商鞅对法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有不足，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轻罪重罚等，但就如对待其它的传统文化一样,我们必须积极面对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我们不能在斩断传统的基础上来建设现代法治,而应当采取自觉、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传统,“正如哥德所言,一种传统不能由继承而得它必须被争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转换,确立中国现代法治观,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

中国文化安全论文篇七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各国正积极利用这一战略发展机遇期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提升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世界竞争力。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交通运输、城市建设等重大基础性工程纷纷破土动工,国防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军队战斗力水平不断提升。国家各项“硬实力”发展水平较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了质的飞跃。但是我国“软实力”建设长期以来受重视程度低,相对欧、美等发达国家而言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约瑟夫•奈首先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奈在他的著作《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对“软实力”作出了进一步规范,他提出“软力量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zw(]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吴晓辉，钱程，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

[zw)]奈把文化看做是“软实力”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认为文化是一种可以和政治、军事相提并论的,可以对国家的政策和发展起巨大作用的因素,体现了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的特殊地位。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国在世界各领域的多边合作和磋商中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一时间,世界各国掀起了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热潮,人们正热切地想通过各种方式深入地了解中国。我国文化“软实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不断的提升和增强,对我国综合国力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中国虽然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和丰富的文化底蕴,但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还尚未达到应有的水平。因此我国虽是文化大国,但却不是文化强国。下面笔者将就目前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现状,以及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进行阐述。

中国文化安全论文篇八

摘要：大学软实力是大学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软实力建设是提升大学整体实力的重要途径。哈佛大学软实力建设的经验昭示：我国大学提高自身软实力要弘扬大学精神、注重制度建设、打造大学品牌、发挥教育家校长作用。

关键词：哈佛大学；软实力；启示。

“先有哈佛，后有美国”，建于1636年的哈佛大学是美国最古老又最久负盛名的大学之一，370多年来，它在学术领域和人才培养方面成就辉煌，为美国和世界培养了大量的杰出人才，其中包括7位美国总统、40位诺贝尔奖得主、30多名普利策奖获得者以及众多的各行各业领袖，其影响力早已超越美国国界，对世界其他国家也产生深远影响。目前，我国大学正在着力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积极探索“内涵式发展”的良性发展模式，形成了以提升大学软实力来提升大学整体实力的新思路。哈佛大学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楷模，不仅拥有一流的师资、生源、图书馆等硬实力，还具有无形且强大的软实力，“诚如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所说：‘真正的哈佛乃是一个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哈佛’。”因而，解析哈佛大学软实力，对我国大学如何提升自身软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软实力”概念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教授于1990年提出的，是指某个国家依靠文化和理念的因素来获得影响力的能力。大学软实力是从国家软实力演化而来，是大学价值理念、内在品质和整体精神风貌的反映。李培根、王恭南认为，“大学软实力是能表现出学校能量，但无明确指标和数据的所有因素的集合，其构成因素有：内在精神、内部管理、外部（软）资源、领导素养。”下文即从以上四个维度探析哈佛大学的软实力。

1、崇真求是、追求卓越的大学精神。

崇真求是、追求卓越是哈佛大学的精神追求，也是哈佛大学能够生存、竞争、开拓进取并持续辉煌的力量源泉。哈佛大学在其3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三易校名、历经28任校长，经历着美国历史进程的风云变幻却始终坚守着建校初期的办学宗旨和精神追求。写着“真理”的校徽和“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的校训在哈佛大学沿用至今。同样始于1650年的哈佛学院特许状也在哈佛大学校长手中传承，“促进所有有益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借助所有有益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教育年轻人，并为教育本国的青年人提供所有其他必须的东西。”追求真理就成了历任哈佛校长最执着的追求，如在1933～1953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科南特指出：“如果我们试图用一句话来概括高等教育的目标，那就是追求真理。”哈佛大学追求真理的同时也注重追求卓越。突出表现在招生和聘请师资方面：一是哈佛大学推行精英教育，招生标准极其严格，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不仅注重考核学生的学习成绩，更注重综合素质，尤其是学术潜力和社会实践能力；二是“哈佛大学数百年的辉煌，不仅是因为生源的优秀，还在于它有着一支其他任何大学都无法匹敌的教师队伍，即被人们称誉的庞大的‘明星教授群’”。哈佛大学秉承崇真求是、追求卓越的大学精神，在择师和育人上坚持高标准、高质量，才使得它成为人文荟萃、英才辈出的世界一流大学。

2、健全、高效的内部管理制度。

内部管理体现着大学的软实力，健全、高效的内部管理制度是大学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哈佛大学的.校长遴选制度、“双院制”与委托—代理制度、师资管理制度都别具特色。

（1）哈佛大学校长遴选制度。哈佛大学校长的遴选是依据哈佛大学1650年制定、后在1780年经马萨诸塞州宪确定的《哈佛校章》进行的。“以第27任校长遴选的程序为例：学校首先成立新校长遴选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共9人，包括哈佛大学校长和理事会、监委会委员。然后向在校生、毕业生以及社会各界名人发出30万封信函，请他们推荐新校长人选。期间遴选委员会共召开了12次哈佛本科生、各类学科研究生代表参加的讨论会，主持了4次不同学院和学科教职工参加的意见收集会，会晤了200多名哈佛教职工和高级管理人员，听取他们的意见。历时一年后，在1月3日哈佛理事会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投票推荐萨默斯为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

（2）“双院制”与委托—代理制度。哈佛大学实行“双院制”的管理模式，哈佛大学在建校之初并没有因袭英国的管理模式，而是设立由校内人士组成的董事会和校外人士组成的校监委员会共同管理学校。在“双院制”的基础上，“哈佛大学隶属成员的聘任实行的是委托－代理制度，在董事会与校长的关系上，实行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是董事会下的首席执行官，负责学校的教学、科研、人事、学生等各项事务，向董事会负责。校长下属成员主要由校长考察提名，院系级管理者与校长是委托—代理关系，实施任命制度或者部分选举制度，院长要首先对校长负责，教授的选聘是业务委托—代理关系，教师要对院系和校长负责。”

（3）哈佛大学师资管理制度。大学的发展必须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劳威尔校长认为“大学是大师云集之地，如果这所大学的终身教授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那么这所大学必定是最优秀的大学”。但是教师创造知识的潜力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需要一定的激励与约束制度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哈佛大学实行以下四种制度：一是社会契约式的聘任制度，也称终身教职制。对校内教师实行“非升即走”的制度，即已聘教师在8年内没有晋升，必须离开。对校外名师、知名学者的聘任，采用“明星制”。二是评估式的评估制度。由学生和评估委员会共同对教师进行评估，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在网上查阅到评估结果。三是采用社会实践制度。教师必须将科研和教学相结合，深入了解社会问题，探寻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四是优质的服务和薪金。哈佛大学教师实行“秘书制”，由秘书负责打字、复印等事务性工作，教师专心教学和科研。哈佛大学还为教师提供健全的社会保障，如医疗、福利，给教师高额的薪金，平均每位教授约15万美元。

3、外部（软）资源。

哈佛大学校长的遴选程序非常严格，对校长自身素质也有明确要求：既是学术领域的杰出人才，又要具有优秀的管理才能。“哈佛最大的财富在于它成功的挑选了历届的校长，在它历史上重要的时刻，哈佛总能设法挑选到一位义无反顾地带领哈佛继续创新，走向辉煌的领袖。”他们明确的办学理念和坚定不移的改革精神，使哈佛大学一步步走向辉煌。18，蒂克纳参照德国大学模式，对哈佛大学进行改革：倡导选修制，打破传统的“固定课程”模式，以系为单位重组学院，倡导研讨式的教学方法，实行住校研究生计划。蒂克纳的改革，使哈佛大学迈出了从传统学院向现代大学的第一步。克拉克·克尔在《大学的功用》中给予了蒂克纳以高度的评价：“现代美国大学发展的实际界限起始于1825年哈佛大学的乔治·蒂克纳教授。”艾略特在担任校长期间，改革教学方法，严格评价制度；确立大学的科研职能；重视本科生教育，建立选修制度，改革课程体系；创办研究生院，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艾略特的改革与创新使哈佛大学从区域性大学逐渐发展为全国性研究型大学，为哈佛大学日后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历任哈佛大学校长虽然任期不一，但他们始终坚持追求真理、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紧密把握时代的脉搏，勇于改革创新。正是这些校长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和改革精神推动了哈佛大学的持续繁荣与发展。

1、弘扬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是反映其成员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工作态度和行为取向的核心文化，是一所大学整体风貌的内在表现，具有崇真、求是、追求卓越精神的大学才能成为学人的精神家园，成为造福国家人民的基地和引导社会精神文明的灯塔。”自开始，我国开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招生规模迅速扩张，高校人数也急剧膨胀，但是我国大学长期形成的重硬件、扩规模、谋升格，轻文化建设、内涵发展的格局并未根除，致使我国大学竞争力不足。哈佛大学的发展历程昭示：一流的大学就要坚持崇真、求是、追求卓越的大学精神，不为局部的、眼前的物质利益而忽略大学精神。这值得我国大学学习与借鉴，破除规模扩张的老思路，走内涵式发展之路，重视大学文化建设，弘扬大学精神。

2、重视大学制度建设。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制度是独立的生产要素，是一种稀缺资源，它是决定或影响组织效率与效益的关键因素之一，制度也是大学组织生存、竞争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没有有效的制度供给就势必遏制大学的发展，无论是国外大学竞争力的提升，还是我国大学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都足以证明制度的价值。”哈佛大学内部机构良好的运行，依靠的是科学高效的制度保障，如严格的校长遴选制度、院校管理的委托—代理制度、师资管理制度等。制度是一种隐性的软资源，但能与大学内部显性的硬资源产生互动，共同发挥作用。因而我国大学在现阶段要建立和完善大学制度，为我国大学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3、打造大学品牌，吸引外部（软）资源。

大学品牌是大学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综合体现，是大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文化积淀和办学实践所积累的荣誉，是社会公众对大学的整体性评价。大学品牌影响着社会公众对大学的看法，影响着大学在招生、就业和院校竞争中的地位。哈佛大学的管理者深悟其中之道，他们通过媒介宣传哈佛的办学理念、建立同政府及企业良性的互动关系、加强和校友的联系，为哈佛大学吸引优秀师资和生源、获取政府和校友的捐助提供了潜在的动力。目前，大学实行品牌战略和品牌经营已经成为国际教育的共识，高等教育国际化为世界各国公民提供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的机会，同时也加剧了世界各国高校间的竞争，我国高校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注重大学自身的品牌建设势在必行。

4、发挥教育家校长的引领作用。

大学校长是大学独立发展的“舵手”，杰出校长往往成为大学发展史上的丰碑。作为大学首脑的校长，肩负着大学组织与改革的重任，他们的办学理念、领导组织能力往往对大学的发展起到引领、掌控作用，如蔡元培之与北京大学、朱九思之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样哈佛大学的发展史也是哈佛大学校长的改革创新史，如艾略特推行“选修课程”改革、劳威尔实行“集中与分配制度”改革、科南特倡导的“通识教育”、博克实施的”核心课程”改革。正是这些校长站在战略的高度审视大学并准确定位，又立足现实稳步改革，才造就了哈佛大学的持续辉煌。目前，我国正处于教育改革的时代浪潮，大学的发展同样需要教育家校长来引领。

中国文化安全论文篇九

当人们从现实生活中愈来愈深刻地体会到计算机信息网络对行为方式的影响，朦胧地预感信息化为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时，作为影响我国信息化全局的电子政务工程已经启动了。其来势之猛、影响之大、复杂程度之高往往超出了人们的思想准备。在这个时期对电子政务认识的局限性和多样化是不可避免的。而如何将我们的认识统一到相对科学的轨道上来，已成为电子政务战略规划所面临的首要任务。

当人们习惯地将电子政务的建设侧重于计算机网络，用传统的系统工程的思维方式来考虑电子政务建设思路时，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电子政务及其战略规划》一书提出了新的视角。这一新著将电子政务看作是以信息化方式推动的政务改革，而改革的实质是中国文化的跃升进程；作者强调通过规划方法论的研究来综合对国情的理解和对发展模式的探索。这一研究思路对于开阔眼界、应对当前统一认识的需求，以及规范电子政务规划工作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电子政务及其战略规划》一书突出了两条主线来认识电子政务的建设：其一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解读美、英等国电子政务战略规划范例，力求对应这些国家的`主客观条件提取其战略要点，并在此基础上较为详细地讲解了战略规划制定的方法论原则；其二是将电子政务的建设区别于面对客体工作对象(如铁路、机场、水库的建设)的传统系统工程，强调两者间的性质差别，认为电子政务的工作对象是处在变革、发展进程中的政务管理系统，它不仅包含作为客体对象的现代计算机网络，而且包含了体制的选择、文化传统特征、人们需求的情意性和满意性，特别是决策者的偏好及意志品质等诸多的主体内容。认为电子政务的建设是围绕着政务改革的目标，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通过主客体之间相互渗透、相互改造、相互优化、协调发展的有机体的演化进程，而文化动力是影响进程的核心要素。

由于书中涉及的领域广、复杂程度高，作者期望从多重现象中探寻本质并连接成系统性的思维线索，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书中所摸索的两条脉络提出了各自的雏形，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还没有解剖、填补两条脉络之间的有机连接关系，这些任务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完成。

电子政务的建设是一个与国情相适应，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同步，与中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长期任务。战略规划的实质是回答如何通过信息化实现政务体制创新的路径问题。在这一情势下这本书所讨论的观测视角和认识方法，无疑对拓宽电子政务的建设思路具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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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安全论文篇十

三鹿奶粉事件,一石击起千重浪.青啤、茅台也相继发表声明辟谣,最近甚至连出口欧洲的沙发也遭到质疑……在现代社会,企业危机四伏.

作者：王吉万作者单位：刊名：理财英文刊名：li-cai年，卷(期)：2008”"(12)分类号：关键词：

中国文化安全论文篇十一

所谓科举制度，就是中国古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制度。一般认为，科举制度产生于隋代(公元607年)。这项制度对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1864年，在狄更斯主编的英文周刊中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科举考试》的文章，指出科举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唯一没有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的影响的制度，当其他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唯一避难所。”

科举制这艘航船，从隋代起锚扬帆，历经唐代、宋代、元代，进入明清，经过几百年平稳航行之后，整艘船的复杂精细的结构和部件已变得老化失灵。行驶至清末，在强劲的欧美“风雨”和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它已是破败不堪。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上谕：“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提倡科学为急务，屡降明谕，饬令各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对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由于历史风云的遮蔽，使人们的认识难免有局限。本文仍试图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科举制度本身的利弊出发，理性地考察其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一、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

纵观世界政治的历史，不仅是在封建社会的中国，甚至在欧美各国，科举制度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较为科学地选拔人才，维护政治统治。

取士确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竞争机制，是选官任能的最佳形式和途径，是最大程度上吸引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中下层人士加入国家政治行列的最优制度。”因此科举制在保证统治者掌握对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权的前提下，同时使封建政权取得更多阶层的支持，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对流，相对缓和社会阶级矛盾，进一步扩大其统治基础，并且有利于提高封建官僚队伍的政治、文化素质，成为封建统治者强化其思想统治、巩固皇权的有效手段。

（二）影响现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科举制度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政治录用的典范，而且对近现代各国政体的人才选拔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欧美各国在18世纪以前，多实行贵族世袭制、君主恩赐制、政党分肥制等机制进行文职官员的选用。这些任用办法不可避免都会因为“人”的关系带来结构性的腐败，削弱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而我国的科举制度采取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政权尽可能大的向平民开放，倡导公平取士，唯才是举，正体现了“机会均等”原则。这与资本主义启蒙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不谋而合。因此，当西方了解了我国的这种选官制度后大为赞赏，进而仿效，成为近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胚胎。之后西方各国纷纷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由于英国当时国力强盛，所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又较为系统且卓有成效，因而成为其他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国效法的榜样。1883年美国也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并于1893年进一步完备。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我国借鉴西方文官制度以建立公务员制度，才发现西方文官制度是从我国古代科举制度学过去的。科举制对欧美现代文官制度建立的影响，堪称为我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三）客观上推动了教育文化的发展。

展。明清时期，“科举必由学校”，各类学校就更加发达了。明朝南京国子监学生多达9000人，是15世纪中国规模最大的最高学府。清代府、州、县学的教官就有4000多人，府、州、县学及私塾的学生，大概有上百万人。用知识作为选拔的核心内容，确立了知识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科举带来的直接结果，其种种弊端和恶果自有定论，在此不作论述，但它确立了知识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功不可没的。强化国学和人文精神的修养，推动了文化普及和社会文明：读书人数的大量增加，科举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士人的学习积极性，在历史上，中国教育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选拔“人才”。人们接受国家正规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自己能被国家权威部门选上并得到社会的认可。科考的内容主要是文化修养及对诸子经典的熟悉程度，对经、史、子、集等各类书籍注解和发展，虽然这样考未必合适，但无疑对社会重心和人格重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读书人的国学和人文精神修养得到强化，大批书生从政，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社会的文明。

二、科举制度的弊端。

科举制度为历史所淘汰，必定是由于其自身存在的种种弊端，以及与社会发展不匹配所造成的。

（一）考试内容单一，知识结构僵化。

科举考试规定必须学习儒学经典，考试内容多是《四书》、《五经》、策论和诗赋之类，读书人所学内容均以科考为目的。科举制度发展到后期，明清的八股文造成了“因命题范围狭窄，士子揣摩试题，读时文选本，模拟仿作，而束书不观，不务新知”的现象。儒家历来重纲常伦理而轻技艺，因此大多数读书人为了仕途，为了出人头地，把学习的精力都集中在儒家经典上，对于其他自然学科的知识毫不关心。人们的知识结构逐渐狭窄僵化，思维被禁锢，甚至胸襟狭隘、目光短浅。此时科举制重伦理轻技艺，重才能轻德行，仅仅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工具而已，失去了选拔优秀人才的意义。

（二）与时代和社会发展严重脱节。

科举制作为一项选官制度，决定着政治人物的诞生和发展，必定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灭亡是有着必然关联的。随着历史的推进，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动地走上了近代化道路，社会面临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经济上，新兴的工业经济对科学技术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然而科举制的考核内容将自然科学完全摒除在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之外，在这样的选拔制度下，无法培养出需要的人才，也无法推动经济的发展。从政治上，科举制度造成官员普遍思想教条僵化、目光短浅的情况，无法应对政治制度的革新与变化，无法推动社会的进步。当陈旧的社会制度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时，必然将被取代。不论是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还是当时的中国科举制度，都不能幸免。

（三）仍然存在选拔不公。

虽然一再强调科举制度体现了极大的公平和公开，然而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它不可避免的仍然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性。在少数几类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中，就有女性。科举制度始终将女性排斥在外，这与时代进步所带来的“男女平等”观念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也不为社会发展所认可。此外，科举考试的层层选拔不仅需要应试者投入大量的时间，更需要投入相当的财力。很多人因为家境贫寒而没条件读书，有的即便自学成才，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承担其远赴京城参加考试。“学而优则仕”这条在当时几乎是唯一的出人头地之路，很大程度上只为了富裕人家、官宦人家以及书香世家的子弟铺就。因此，科举制的公平性是有限的。

三、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隋唐以前荐举做官，隋唐以后，若想做官必须经过科举的选拔，才能取得接受吏部考试的资格，经吏部考试及格才能授官。所以学校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都围绕科举而行。

（一）学校成为科举的预备机关或附庸，学校培养目标就是准备参加科举。

科举注重文辞，所以学校也注重文辞，而少实学；科举注重贴经、墨义，学校也采用这些考试方法，结果学生只重视记诵不求义理。科举支配下的学校教育培养出的是记诵经典章句、善于文辞而缺乏实学的人才。士子为科举而学，学校为科举而教，这就导致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向应试教育发展的必然。

（二）科举考试的内容必然成为学校教学内容。

如唐代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的教学计划就是按照科举“九经取士”的要求而安排的。把经书分为大、中、小三类，规定通二经的须大小经各一或中经二，通三经的须大、中、小各一，通五经的须大经并通，而《孝经》、《论语》则为共同必修。至于律学、书学、算学的教学科目与科举考试的科目相同，如注重习字、习时务策，也是适应科举的要求。又如，进士科注重诗赋，所以从唐朝至清代即使在乡村学校都普遍做诗，学诗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

（三）对学习观和教育观的形成影响深远，“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中举之路，举步维艰，但纵然是“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句功名误煞人”。成千上万的士子终身追求，孜孜不倦，至死不悔，因为这是他们，尤其是平民布衣改变身份和命运的唯一出路。因此，社会上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的畸形学习观和教育观，从而“官本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影响至今。为符合这种社会潮流，学校为科举而教，教育功能日渐低落。隋唐开始的古代教育走向应试之路，一直沿续到宋、元、明、清，持续了1300多年。科举制不仅影响了隋唐之后的中国古代教育，我们今天的教育模式仍受其影响，“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观念仍顽固地存在于大多数人的头脑中，所以当今教育界才有应试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大学生择业观不正确等问题的出现。

（四）科举本身就是一种应试教育。

科举考试就像一根灵通的指挥棒，科举考什么，士人就学什么，不考什么就不学什么。这种应试教育的最大弊病是士人都自动地挤到一条狭窄的成才之路上，科举考试所限定的科目和内容，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只要你想参加考试就得接受特定考试内容的检测，这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个性的发展，束缚了人们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科举不考体能，许多士人“三更灯火五更鸡”地苦读，不重体育锻炼，身体弱不禁风，许多人考过了秀才，中了举人，已是疾病缠身，英年早逝，何谓报国卫家?科举重八股制艺楷法试贴，士人便追求八股精通、楷法圆美。至于其他学问，统统弃之不顾。这种知识偏狭、学非所用的弊病越到后来越是暴露无遗，尤其是在列强环伺，民族危机的情况下，这种科举教育更是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因而不得不加以改革，在改革还来不及跟上社会急速变迁之需时，则未能摆脱被废止的命运。

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

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

中国文化安全论文篇十二

艾孜买提5102049017。

摘要：“历史循环”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中国战国末期的邹衍曾提出五德终始说，用当时流行的五行解释历史的变迁和王朝的更换。他认为历史是所谓五德的相继更替、周而复始的循环。后来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宣扬过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社会，历史的继续只能是从这个顶点倒退到原始时代的观点。历史循环论承认历史按一定秩序变化，但曲解了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循环，更不是以资本主义为终点的封闭的圆圈，而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不断发展和上升的过程。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无数珍贵的文化财富。众所周知，文化也是人类进化的产物，而文化本身也是不断的进化，不断地积累。回溯时间的长流，中国文化发展过程当中，就有了对于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的思考。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中国历史的进化，我们会发现早期的对历史的进化思想有着很多值得重新思考的地方。其实说到进化思想，进化的思想并不是在19世纪末才如神兵天降般影响到中国的史学界的。早在千年之前的先秦及两汉时期，便已出现了朴素的、带有哲学思辨性的进化思想。

中国的史学自古便是极为发达的，早在上古三代时期，《易传》就充分肯定了事物变易是具有必然性的，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而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们在阐述各家思想的同时，也不时透露出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其中最为有名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亚圣”孟子，以及他提出的“历史循环变易阶段论”。孟子提出了“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命世者”，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二元循环的，盛衰之世在循环之间又以五百年为单位交替向前变易，而且历史的推动力不是人民，不是生产力，也不是某些偶然事件，而是天降的圣人。

由于孟子在中国思想界的崇高地位，他的历史循环变易阶段论难以避免的影响到了后世的史家们。即使有史家希冀提出具有进化思想的理论，也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循环的怪圈之中，但是在历史循环的每一个阶段内，也蕴藏着历史进化、变易、发展的趋势，二者可谓是矛盾的统一。如下是春秋战国与秦汉时期最突出的几个史学思想。

首先是以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为载体的“五德终始说”。此说是一种解释王朝更替与历史变易的学说，包括两个解释系统。其一是由战国阴阳家邹衍创立的按照“土木金火水”相胜之序来解说自黄帝以来的中国历史，其二是西汉经学家刘歆创立的按照“木火土水金”相生之序来解说自伏羲以来的中国历史。两种说法都认为每一朝代都有它的一德，就好象每一个人都有属相一样。不同的是，前者认为一德克一德，一个朝代取代另外一个朝代是依靠“逆取”、“革新”，这就叫做“五行相胜”；而后者认为一德生一德，前朝将天授之大位“禅让”于后朝，五德彼此相生。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是为了统治者服务的，都是为了证明新朝代旧朝乃是承上天之意，是合理合法合乎统绪的。从中我们能看出“五德终始说”的提出者们在创建这一思想时，是带有一种朴素的进化思想的，前朝气数、德运已尽，故新朝携新生或新胜之“德”，已全新进化之姿态接受天命，登上历史舞台。但即使如此，“五德终始说”也还是难以跳出历史循环的怪圈，只是从孟子的二元循环变为了五元循环。

而汉初的史学、经学家们则将此类带有神秘主义倾向及天人感应色彩的历史循环或进化思想继续发扬光大。

首当其冲的便是西汉经学大儒董仲舒及其“三统”说。董仲舒的史学思想无疑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易传》和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他提出了“有道伐无道”之说，自夏以来是“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的一个相克相胜过程。但董仲舒的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还是“三统”说。“三统”说是一种肯定历史朝代必须按照黑、白、赤三统依次循环更替的学说，此学说认为凡是异姓王受命而王，都必须改正朔，由于正朔不同，物萌之时的颜色各异，也就有了黑、白、赤三色。三统说从其表述形式而言，无疑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其最强调的就是一个“复”字，但就其实际内涵而言则是进化的。首先，董仲舒的三统说是一种体现亲疏之义的尊崇新王之说，主张新王与上两代旧王并为一轮之三统，新王需存二王之后，且帝王愈远愈疏、愈近愈亲，这种尊新王思想，无疑是一种历史进化论。再者，与“三统”相对应的是忠、敬、文“三道”，此乃一朝之礼乐制度，三道的循环是以变革礼乐，对前朝礼乐制度进行损益为主要内容的，当然也是一种进化论。因此董氏的三统说是一种以循环为表、进化为里的史观。由于儒家及其发展形式——经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历史循环变易论一直占据着史学界的主流地位。

中国文化中展现出的早期的历史观其实就是“历史循环”，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中国战国末期的邹衍曾提出五德终始说，用当时流行的五行解释历史的变迁和王朝的更换。他认为历史是所谓五德的相继更替、周而复始的循环。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g.b.维科认为历史的变化经过3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历史变化经历了这个阶段以后，就会重新回复到原始时代，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后来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宣扬过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社会，历史的继续只能是从这个顶点倒退到原始时代的观点。历史循环论承认历史按一定秩序变化，但曲解了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循环，更不是以资本主义为终点的封闭的圆圈，而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不断发展和上升的过程。文化的进步推动了历史观的进化，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近代史，也开始逐步融入世界，以进化论为主导思想的史学观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史学界，当然也带来了新的文化思潮。为此奔走疾呼得最为卖力的当属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在著作《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中，便开宗明义的宣称，“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而另一位思想巨匠严复则用妙笔生花的译作将西方进化论介绍至中国，除了最为有名的《天演论》外，严复翻译的另一部西方社会学著作《社会通诠》则明确展示了西方历史的“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的进化历史观。用形象的说法来描述进化历史观就是，历史是一条由野蛮到文明的“直尺”，尺上有诸多“刻度”，代表了历史进化的各个阶段，常见的“刻度”有“石刀期—铜刀期—铁刀期”、“渔猎—畜牧—耕桑”、“野蛮自由时代—贵族帝政时代—君权极盛时代—文明自由时代”。整个历史进化过程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代代嬗变而来的，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此数种时代，无论何国何族，皆循一定之天则而递进者也。”历史进化论思想可谓彻底改造或颠覆了过去中国史学界那种在循环与进化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史学思想，进化论将过去可能是一个圆圈或是一个螺旋上升的曲线拉直了，直线两端伸向无穷远。而持历史进化论观点的史学家们的另一个重要理论便是历史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所谓“优”与“适”，并非是传统史家所谓的有道德的，恰恰相反，无道德的，甚至野蛮强势乃至无耻者才在进化之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只有且必须通过变法图存才能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与强者为伍。不然，若只是向世界宣示自己的弱小悲凄，或者说是“占有道德的制高点”，便只能走向灭亡，而这一思想便为清末的一系列改革变法乃至辛亥革命提供了思想理论支持。

或许当年达尔文在书桌前为自己的巨作《物种起源》写下最后一个句号时，万没有料到，他的思想早在千年以前，便以一种朴素的形态影响着万里之外的一个古老的国度，他更不会想到的是，他的思想还未经过太久，便已在那古老神秘的国度掀起了思想乃至政治的滔天巨浪。我想，历史的趣味便在于此吧。

中国文化安全论文篇十三

一、封面格式：

2010—2011学年第二学期。

题目：

姓

名：学。

号：院。

部：专。

业：

年级：

二、期末论文选题：

1、儒家文化（任选儒家文化的某方面来分析论述）。

如：分析孔子“礼”的思想；从“仁爱”思想来看孔子对人性的关怀；试析孟子的民本思想；试论孟子的理想人格；孟子“性善论”对当代人的启示；试析孟子的义利及对今人的启示。

2、道家文化（任选道家文化的某方面来分析论述）。

如：分析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庄子名利观对当代人的启示；陶渊明田园诗的道家思想底蕴；魏晋玄学对士人心态的影响。

4、法家文化。

如：从韩非（商鞅）之死来看法家人物的精神；试述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试析管仲在齐桓公霸业中的作用；法家与“依法治国”的法治观念的形成；法家与儒家历史观之比较。

5、科举制度。

6、姓氏文化。

如：姓氏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或影响）；姓氏与家族本位观念的形成。

三、写作要求：

1、任选一题的一个方面来写，观点明确，层次清楚，语句通顺，格式规范,字迹清楚；

2、不准抄袭，否则不及格；

3、必须列举参考书目；

4、要求手写，正文字数不少于1500字，统一用大学稿纸。

中国文化安全论文篇十四

文化安全是人类社会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命题，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议题。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繁重艰巨的国内任务，我国运用自身资源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化安全战略体系，有助于塑造新型的国际文化秩序。

一、国际秩序的文化安全视角

文化安全是指国家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免于威胁或危险的状态。它既是客观状态，也是主观感受。作为主观感受的文化安全，反映文化主体对于文化现实的忧患和对于文化安全状态的判断。在逻辑关系上，文化安全与文化内涵具有本质的一致。在日常生活中，不同的国家、民族、国民所持有的信念、价值和生活方式，构成特定国家文化安全语境下的“文化”。文化具有个性，各个社会存在各不相同的文化 [1]。文化的特质和个性是国家的“根”，其延续保证国家文化满足国民的情感寄托和精神需要。不论面临何种文化安全的议题，每个国家都要关注其文化特质是否独立、健康，即国家的文化主权是否受到侵害，文化利益是否得到维护和拓展，文化交流是否能够平等地进行。在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中、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中，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

从属于国家战略的文化安全战略，是国-家-安-全的文化形态。评估文化安全面临的威胁和所处的环境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任务。当今，尤为重要的是国际文化环境及其国际文化秩序能否保障国际行为主体的文化安全。国际文化秩序是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和跨国文化公司等国际行为主体基于文化国力、按照一定的利益原则，经过交流、合作、互动所形成的力量格局和交往机制。国际文化格局不仅构成国际战略格局的重要方面，也为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提供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判断国家的文化安全状态，首先要评估国际文化格局、国家文化实力对比，以及相关国家的文化政策取向等。近年来，全球文化市场的规模以两倍于全球gdp增长的速度扩张，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在整体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军事技术竞争所显现的文化“软实力”竞争，加剧国际文化力量的博弈，强化文化战略格局的演变。经济危机往往是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的机遇期 [2]。

文化是国际冲突的原因，也是促成国际合作的动力。国家、民族、民众之间的文化互动所造就的国际文化秩序，同样带有冲突与合作的特征。国际文化秩序带有国际战略环境的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全球化和信息化促使文化交流、文化博弈形成跨国性和整体性。国际文化秩序的特殊运动规律，决定其不是各国的文化实力、文化战略、文化运行规律的简单相加或任意延伸。国家文化、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不是孤立实现的，而是在交往、博弈甚至是对抗中实现的。国际文化格局与国际政治格局、国际经济格局的相互联系，表现为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关系。文化流动显示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传播趋势和发展过程 [3]。其数量和内容往往掌握在强势文化一方，并且强化国际文化秩序中的不平等。然而，国际竞争采用文化的形式，就是国家通过文化战略增强其文化国力，进而寻求恰当的战略位置和扮演适当的主体角色。

二、国际文化格局的演变趋势

国际文化格局显示国际社会主要文化力量的对比状态。其形态与特征取决于构成单位文化权力的分配和互动意图。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带来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型[4]，也引起国际文化格局的转型。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在用文化的力量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拓展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积极向国际社会展示本国形象。文化战略、文化资源、文化贸易是国际文化格局的塑造动力和表现形式。

就权力分配而言，国际文化格局的突出特征是不平等和不均衡。文化战略是美国的重要战略，文化霸权是美国主导世界的重要资本。美国居于全球文化的权力核心，发挥主导作用。在国际文化市场上，美国文化产业的贡献值占31.65%，日本占12.43%，德国占6.24%，中国占6.11%，其他国家占43.58%[5]。在全球文化贸易领域，尤其是电影、电视节目和音像制品方面，美国占有绝对优势，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可以与之抗衡。美国出口的文化产品甚至形成国际文化领域的某种垄断局面。通过输出文化产品，美国推行自己的文化发展模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然而，文化产业的高度集中性，决定文化贸易的地区化与全球化是并行不悖的。在地区文化格局中，同样存在一系列核心国家。区域合作组织内部有关贸易自由的优惠政策，推动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欧洲的德国、英国、法国和东亚的日本、韩国，是地区文化产业最主要的研发中心、生产中心、贸易中心，因而处于地区文化格局的核心，在国际文化格局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

国际文化权力趋于分散的又一表现是，在国际文化贸易领域，印度、巴西、埃及和中国成为新兴力量。虽然这些国家不足以替代美国的文化贸易优势地位，但它们的文化战略和文化产业发展，将带来国际文化格局的地缘政治转变。从2002-2015年，全球创意产业外销额(包括创意产品和创意服务)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4%。其中，在外销市场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6]。

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美国凭借优势地位推行的文化战略，加深文化全球化在不同领域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以美国为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强势扩张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独立发展的矛盾，导致以美国消费主义为核心的大众流行文化同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矛盾[7]。的确，正在出现的全球文化具有大量的美国式内容。不过，文化多元化也是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经超出我们的想象。不能因为美国的文化优势而否定不同文化走向趋同[8]，也不能因为美国的文化优势而忽视中国、印度等新兴文化贸易力量冲击现有的和塑造新型的国际文化格局的作用。

三、国际文化秩序的制度化

国际文化关系中的交流与合作是国际文化秩序的重要属性。依托某种规范和制度存在的国际文化合作机制分作国际文化贸易规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文化多样性，地区、双边乃至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合作。国际文化格局的不平衡性反映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文化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斗争。

1970年代中期，反对文化霸权、捍卫文化多元主义的国际文化合作原则，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抢眼、最具优势的话语主题”[9]——每种文化都值得尊重与保留，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权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化。所有的文化都具有平等的合法性。只有承认每种文化的合理性和真实性，才能进行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人们相互理解、和平发展[10]。作为多边合作机制，该组织通过《保护文化多样性国际公约》。而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合作所形成的各种国际组织、制度、规范，影响和制约国家文化的发展战略。

国际文化格局折射出国际战略中的权力对比关系。然而，国际文化机制所体现的权力与文化不能完全等同。权力并不总是决定文化，文化也不必然寻求权力的支持[11]。在国际文化格局和国际文化秩序中，美国文化的优势地位和全球文化的多样化都有走强的趋势。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俄罗斯文化、阿拉伯文化等具有一定规模和历史积淀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抗争还会继续下去。各种文化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将进一步发展，各种文化之间的共同性将进一步增加。“个性化”的民族文化特质不会消失。全球化进程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多样性的地方文化 [12]。文化的多样性与同一性的持续斗争，表现为文化产业、文化贸易的经济竞争，也是国家软实力的无形竞争。国际文化力量的变化和国际文化合作的强化，决定国际文化格局的曲折演进。强势文化的并立及其内部文化交错的战略态势，决定当今国际文化格局的多元化。综合考虑其人口规模、经济实力、文化历史等因素，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冲突、合作具有全球意义和战略意义。未来国际文化格局的变化，将取决于这两类文化的发展结果 [13]。

四、中国崛起的文化安全战略

19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经济总量先后超过加拿大(1995年)、意大利(2000年)、法国(2015年)、英国(2015年)、德国(2015年)、日本(2015年)，位居世界第二，也从经济上进入世界事务的核心决策圈。然而，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要复兴经济，还要振兴文化，才能够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获得世界的真正尊重。国家的崛起需要文化支撑，又增添文化发展的动力和资源。国际文化格局制约各国文化的发展，各国文化发展影响国际文化环境的演变。积极参与国际多边框架的制定，是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有效方式[14]。和平崛起赋予中国文化安全的新内容和新理念。中国国力的增长引起国际战略环境的变革，中国文化战略的推行将带来国际文化环境的转型。建设新型的国际文化格局，是中国崛起的战略诉求。塑造新型的国际文化秩序，是中国文化安全的维护路径。

富国、文明古国并不必然成为文化强国。中国文化的发展现状影响中国文化的安全环境。中国文化安全的危机在于，在东西方文化的对话过程中，中国文化还缺乏某种程度的文化“自主性”。在与世界文化的接触中，如何保持民族文化个性，又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这个矛盾制约着中华民族提升凝聚力，影响中国增强文化软实力[15]。在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我国明显缩小同外部世界的差距，但质量有待提高。1993- 2015年，在世界范围内，美国科技论文发表量遥遥领先其他国家，所占份额却从26%下降到21%;中国科技论文发表量增长最快，所占份额从4.4%跃升为10.2%，成为这方面的第二大国。而以一篇文章被多少研究刊物引用为据来评估科技论文的质量，美国排在第一位，中国排在世界第108位[16]。

中国是文化资源大国，但不是文化创新强国。在当今时代的国际大背景下进行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把文化安全环境当做基本出发点。全球化深刻地影响国家间的政治互动和经济关系，直至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理念，加速不同文化的对话或碰撞，明显地改造着世界的文化格局和文化秩序。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强势文化以其先进的传播手段有力地冲击中国的文化安全：一是“文化全球化”挑战中国的文化主权，这是南北关系在文化领域的反映;二是美国对华文化政策威胁中国文化的生存与发展，这是中美关系在文化领域的现实写照。

中美文化关系是影响中国文化的安全环境和战略走向的最重要因素[17]。美国右翼势力对新中国实施和平演变，始终没有放弃通过文化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妄图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中国成为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而被美国视为根本的“潜在对手”。于是，从政治文化上影响中国，自然成为美国右翼的重大对外战略。由此出现扰动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走向、破坏中国的文化安全环境的最大变量。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文化软资源，一些势力不时动用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不断攻击中国的民-主状况和人权状况，诋毁中国的国家形象。因此，如何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建立中国文化发展的有利外部环境，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和文化利益，必须纳入中国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其路径是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外交的推行，塑造平等的国际文化环境和公正的国际文化秩序。为了创设健康的文化合作机制，中国积极主张文化的多样化，共同增进各国的文化利益，形成吸收、借鉴、融合的国际文化关系。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文化市场被纳入世界文化市场的版图，参与到国际文化产业竞争和塑造国际文化格局的进程之中。面对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我们必须制定和推行切实可行的文化战略。欧美市场是文化产品国际贸易的主流市场，是文化竞争的主战场[18]。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凭借丰富的经验、雄厚的实力和国内的成熟市场，垄断国际文化市场。又因为东方民族与西方民族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存在较大差距，中国文化产品欲占据欧美市场的一席之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只能采取合作、合资、委托发行等间接方式，以东亚为文化战略重心，主动构筑中国地缘文化安全环境。东南亚华人文化圈和日韩等国汉字文化圈说明，中华文化在东亚地区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和影响力。东亚是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首要目标区域，也是中国开展文化外交的重点地区。在美国加紧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之际，中国更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和平友好的文化外交，化解东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化解美国全球战略带来的“中国威胁论”因素，创造有利于中国的、以文化为核心的东亚内源性秩序。

一、何谓文化安全

张骥、齐长安在《网络时代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的冲击与对策》中认为：“所谓文化安全就是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自主的选择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抵制其他国家试图以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治、经济、民-主模式强加于本国的做法，防范其他国家对本国人民文化生活的渗透，保护本国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不被干涉，保持文化的民族性、维护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并利用必要的手段扩大本国文化的影响。”

二、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意义

三、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

四、维护中国文化安全的对策分析

中国文化安全论文篇十五

中医学基础课程阐述了中医脏象、经络所体现的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病因、病机、诊断、辨证、防治等基本理论。

由于中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对于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的要求较高,这让基础较差的中等卫校学生在学习中遇到了较大困难。

如何改变中职卫校学生的学习现状,提升中医学基础课程的教学效果,是摆在中医教师面前的重要课题。

下面笔者介绍自己在中医学基础教学中对教学方法进行的一些探索。

一、了解学生特点和中医学习现状。

近几年,中等卫生职业教育所招收的大多是初中分流的学生,其特点为:学习基础差、学习态度不明确、对学习缺乏兴趣。

中医学习要求学生有较强的语文基础,而这正是这部分学生薄弱的环节。

再加之笔者学校中医学基础教学安排在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学生没有任何有关医学的知识,这就使本来就晦涩难懂的中医学基础的学习更加困难。

比如在讲五脏的生理联属时,就要讲到大量的临床实例,学生听起来就感觉非常吃力。

二、明确中医学基础的教学特点。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体会到中医学基础是非常难教、难学的课程之一,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内容抽象、复杂,难以掌握。

如对阴阳、五行、气、精、经络等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中医基础理论,学生难以理解,但这些理论却贯穿于所有的中医课程中。

二是思维差异。

中医的思维方式与西医截然不同,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学生要同时接受两种医学模式,这对于基础较差的他们来说是难上加难;且学生从小接受的思维模式更倾向于西医,对中医容易有排斥心理。

三是内容容易混淆。

中医学习和西医学习同时进行,学生很容易将两者混淆。

比如肝的生理功能为肝主疏泄和肝主藏血,这和西医的解释有很大差别,学生很容易用一种观点来解释另一种观点。

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必须明确要求学生用中医的理论来解释中医的观点。

三、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使教学内容形象生动。

1.提问式教学方法。

根据教学大纲和临床需要,在课程结束前对下节课的内容提出一系列问题。

如在学习“气”时,笔者提出问题:“武打电影中常常出现元气大伤的情景,那么,什么是气?元气又是什么?气分为几类?其各自的功能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学生通过预习教材,对课程的重点和难点有了初步认识。

在此基础上,把学生分成小组进行讨论,每组提出问题,笔者对问题加以解释,最后对本节课进行总结,找出理解错误的原因。

这样学生不仅能牢固地掌握课程内容,而且能通过参与教学过程激发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脏腑学说与西医参比教学法。

教师在中医学基础藏象教学中,讲授生理功能时,与西医的观点对照讲授。

如心的生理功能为心主血脉和心藏神。

在讲述心主血脉时与解剖学联系,可用血液循环途径及心脏的腔室结构来理解心主血脉;讲授心藏神时用日常与心相关的成语来理解,如用心想事成、三心二意等来说明心与神志有关。

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收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3.触类旁通法。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特点之一,其中一个观点是人与自然界是统一体。

自然环境与人的健康密不可分。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从感知周围环境入手,触类旁通地理解深奥的中医理论。

比如六淫包括风、寒、暑、湿、燥、火,这些作为自然现象每个人都有感知,讲解时教师就可让学生结合自己的体会区分自然现象与致病因素的不同,收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4.多媒体教学法。

中医知识抽象难懂,教师讲授时可运用多媒体,给学生带来多方面的感官刺激,使中医学抽象、复杂的内容形象化,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

如讲望、闻、问、切时,多媒体所展现的大量图片、声音、查体手法,会使学习变得轻松、容易,更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总之,中医学基础教学的目的是为学生进一步学习中医专业课打基础,要求学生理解和掌握其基本观点和特点。

教师只有不断在教学中进行探索、改革,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

流派间中医调经及用药区别【2】。

在中医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精彩纷呈、百花齐放的学术流派,这些流派在坚持中医基本理论基础上和而不同,其相互借鉴、相互争鸣的发展过程亦推动了中医学的的发展。

妇科流派在当代已逐渐成近10支特色不同的派系,在融入中医各家流派学术特色同时,更具有妇科学特有的特点。

笔者现以调经为例,选取影响较大的派别从调经思想及用药特色两方面进行浅析。

1海派。

海派妇科形成于近代上海特殊的社会环境,具有鲜明的“海派文化”特色和上海地域特征。

该流派融汇各派之所长,贯通中西,包容并蓄,充分体现“有容乃大”、“和而不同”与“止于至善”等特征。

创新性及开放性是其最大特点。

其医家荟萃,名医辈出,自清末明初到建国以来,上海城区中较有名望的妇科流派10余个分支派别。

各派大多以家系传承为主,用药特色不尽相同。

其中位于江湾的蔡氏妇科传承7代,经历200余年,以其用药简练精当,药效迅速而闻名;位于南通的朱氏妇科亦传承4代,因其注重对脏气及冲任的调节,用药灵活多变,疗效确切而名扬。

由于两家均属传承链较长,影响力较大的分支,故以之为例介绍海派妇科特点。

1.1调经思想。

1.1.1江湾蔡氏。

蔡氏妇科在治疗上强调养血为先、理血为要,主张“妇人血宜多而气宜少”,“血易耗而气宜结”,治疗月经疾病主张“气以通为顺,血以调为补”的“通调”观,认为各种月经病均应以调摄为主,顺气宜宣达,行血宜和化,滋血需通调,益气当柔润。

故治疗闭经不尚攻伐,崩漏不专止涩,用药多以理气养血之品为要,而香附更为常用之药。

早年蔡氏妇科先辈就主张衷中参西,第7代传人蔡小荪教授博采众长,贯通中西,创造性的提出中医周期调治法(调周法),为当代中医调周思想奠定了基础。

调周法的具体思路为:调经应顺应月经周期。

月经期以养血活血为主,予四物汤加减,凡经期与经量、色、质、味异常者均可在此期调治;经后期是调经、种子的基础阶段,宜育肾通络;经间期肾气充盛,是阴阳转化、阴极生阳的种子时期,治疗以促使阴阳转化为宗旨;经前期肾气实而均衡,气血充盛,以“育肾培元法”,治疗以维持肾气均衡为原则[1]。

1.1.2南通朱氏。

朱氏现已传承4代,各代在继承的基础上均对朱氏妇科有创造性贡献。

第1代朱南山先生认为妇科论治应注重调节各脏之气机,可归纳为调气血、疏肝气、健脾气、补肾气四大法则,其治疗妇科病均以恢复脏腑功能气机为目的,晚年制定了“妇科十问歌”,奠定了朱氏妇科基础[2]。

第2代朱小南治疗妇科病注重从奇经八脉入手,认为妇科病证虽以冲任督带病变较多,但奇经八脉为一整体,病初则为局部经脉受累,日久则八脉俱病。

故提倡欲提高妇科证治疗疗效,必加强对奇经八脉的论治,并与脏腑气血的论治有机结合起来[3]。

第3代传人朱南孙在前辈基础上,根据多年妇科临床经验,认为治疗妇科疾病的原则是调节动静平衡,将法则概括为“从、合、守、变”四大要旨,意为反治法、兼治法、恒法,灵活变通。

即动之疾制之以静药、静之疾通之以动药、动静不均者,通涩并用,更有动静之疾复用动药,静之疾再用静药以疗之者[4]。

三代传人根据妇科疾病特点,无论在治法还是用药上,均对治疗妇科疾病进行了高度归纳,推动了中医妇科学的发展。

1.2用药特色。

海派用药简练、轻灵,处方用药一般10~12味,皆常用之品。

蔡小荪在秉承家传用药简洁特色基础上,融入晚清孟河流派“醇正和缓”的思想,剂量灵活多变,少则10g,多则60g,以病情轻重缓急为据,为蔡氏妇科用药特色赋予新的内涵。

而朱小南总结出调理冲脉常用药物,以之调经引经[3]。

另外在剂型上,海派善用滋膏调治各种妇科慢性、虚性及疑难病症,收到较好的疗效。

2新安医学。

新安医学以历史悠久、医家众多、医着宏富着称于世。

如着名的四大温病学家叶天士及其着作《临证指南医案》、《温热论》就是新安医学优秀代表。

而妇科是新安医学中见于文献记载最早的学科之一,也是新安医学中起源最早、名医最多、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

2.1调经特色。

该派治疗妇科病充分体现顾护妇人“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的生理特点。

治疗属血热实证的月经病鲜用苦寒泻火之法,而以“盛其水平其火”之法,认为血热护阴,水盛则火平;认为月经过少、闭经等病是因阴血不足为其本,虚中夹滞为其标,只有三阴脉盈,其气自充,虚滞自除,经血自畅,故以增液行舟为法,富其源流,充其血脉,再行理血调经,临证常以四物汤养血和血为主,再辨证加减[5]。

新安医家常以四物汤为妇科常用基本方剂,确定了四物汤为调经养血之主方的地位,并创制了桃红四物汤。

方中以四物汤中地、芍滋阴补血而富其水源,归、芍补肝行阳而疏其水流,充分体现了新安妇科中处处顾护阴血、养血和血的特色;加桃仁、红花增强活血行滞之力。

2.2用药特色。

常以四物汤作为基本方剂,并随症加减;剂型善用散剂,对痛经、急症、瘀滞证更善用之。

3孟河医学。

孟河医派妇科学文献很少,鲜见专门从事妇科的医生,但该派医家医着的传世均含有妇科学的内容,代表如费伯雄、马培之、巢崇山、丁甘仁。

其中,丁甘仁为当代孟河医学妇科领域较有影响力者,其《丁甘仁医案》记载调经、崩漏、带下、产后等诸多妇科病种。

该学派治疗妇科病重视肝脾,有别于传统观念“经水出诸肾”、“肾水少则月经少”支持下的补肾调经法。

其治疗经、带、胎、产诸症皆不离肝脾,实则泄、郁则疏、亢则柔、虚则养。

其立法和缓醇正,辨证细腻准确,尤其重视舌诊和脉诊[6]。

孟河医派遣方用药以轻灵见长,尤善运用“轻可去实”之法,达到扶正不助邪、祛邪不伤正的目的。

4岭南医学。

岭南地处热带和亚特带,天气炎热,日照充足,常年受暖湿气流影响,天气潮湿多雨,四季划分不明显。

其独特的气候地理特点造成了其疾病特点、居民体质均有别于我国其他地区,如外邪入侵人体常夹湿邪,居民多阴虚、气虚及痰湿体质等;另外,岭南植物生长茂盛,药材种类繁多,盛产南药。

上述诸多因素造就了有明显地域特色的岭南医学。

岭南妇科医家流派主要有:粤东蔡氏妇科,其传承13代,代表为蔡仰高、蔡纯臣、蔡妙珊等;南海罗氏妇科,其传承3代,代表罗元恺、罗颂平等。

现以南海罗氏为主介绍岭南妇科调经及用药特色。

4.1崇尚景岳,调经首重阴阳。

罗元恺推崇张景岳的阴阳学说并深入研究其所着《妇人规》,注重命门水火,善于平衡肾中阴阳;组方重视阴阳相配,以达到阴阳相长、精气互生的境界。

根据阴阳相配原则,创制了滋肾育胎丸、促排卵汤、助孕3号方等一系列方药。

罗氏认为经脉不调多在肾经,主张采用或兼用调补肾阴肾阳之法来治疗。

4.2脾肾为本,气血为用。

罗氏认为,妇科病首重调经,经调而后子嗣。

月经病虽在血分,但气血来源于脏腑,日久必累及脾肾,或脾肾累及月经诸疾,认为“调经之要,贵在补脾胃以滋血之源,养肾气以安血之室”,调经之法重在调理肾、肝、脾和经、气、血,创造性地提出“肾-天癸-冲任-子宫轴”的概念[7]。

中国文化安全论文篇十六

中国的书法艺术与京剧、武术、针灸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四大国粹。在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书写逐渐升华为一门艺术，这在世界各种文字的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中国书法艺术与中国文化相表里，与中华民族精神成一体。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贵和尚中。这种强调整体和谐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兼容并包，使社会达到“太和”的理想境界。书法的理想境界也是和谐，但这种和谐不是简单的线条均衡分割，而是通过参差错落、救差补缺、调轻配重、浓淡相间等艺术手段的运用，达到的一种总体平衡，即中国文化“和为贵”的价值观，通过书法艺术的中和之美得到了完美体现。

儒道互补、刚柔相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基本内容。儒家倡导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论语》用“任重而道远”来勉励“弘毅”的“士”；《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笃”，引导士人以清静无为从喧嚣的尘世中得到解脱，成为儒家思想的补充。中国书法艺术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追求，毫无疑问受儒道两家追求理想人格的影响。当然，书法艺术中对阳刚与阴柔的表现，不是二者仅取其一，非此即彼，而是兼而备之，有所侧重。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人书法，由于晋代士人的价值取向，崇尚高迈俊逸的精神风格，洒脱清远的精神气度，其书法艺术总体上以阴柔为基调，含蓄蕴藉，寓俊宕之骨于清逸之气，柔中带刚；反之，清代又由于汉民族在心理上有着抑郁愤懑之情结，特别是金石之学昌盛，使书家从中获取一种强劲的动力，以释抑郁之怀。

先秦哲学中，道家的虚无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书法艺术中注重对空白的经营，强调在无墨处施展才华，计白当黑，正是这一观点的具体体现。在书法艺术中，一纸之上，着墨处为黑，无墨处为白；有墨处为实，无墨处为虚；有墨处为字，无墨处亦为字；有字处固要，无字处尤要。白为黑之凭，黑为白之藉，黑白之间，相辅相成；虚为实所参，实为虚所映，虚实之际，互为所系。老子的对立统一思想，被书法艺术中计白当黑之实践体现得淋漓尽致。

书为心画。就个体而言，书法作品中的笔墨线条，是书者情感的倾诉，心性的抒发，怀抱的展示：《兰亭序》可见王右军之飘逸，《祭侄稿》可睹颜鲁公之悲愤。就整体而言，自古至今的书法珍品，凭借着千姿百态的线条构建，共同聚集着对中国文化的陈述，对民族精神的彰显。

中国书法艺术对中国文化的诠释深刻而周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博雅而细腻。我们从对中国书法文化的研究中，看到了中国文化中富有生机的精华，更看到了书法艺术中所蕴涵的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选自《中国书法报》，有删节）。

5．下列对于中国书法艺术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书法艺术是文字发展史上的奇迹，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国四大国粹之一。

b．中国书法艺术追求总体平衡，反映了中国文化和谐统一的思想。

c．中国书法艺术不是线条艺术，而是综合运用位置、色调、黑白等手段的艺术。

d．中国书法艺术周详地诠释了中国文化，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a．通过对书法艺术的`鉴赏，我们能够感受到“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和“清静无为”的中国文化思想。

b．书法艺术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表现，体现了书法艺术或受儒家思想影响，或受道家思想影响。

c．晋人书法艺术受儒家思想和民族心理的影响，总体上以阴柔为基础，含蓄蕴藉，寓俊宕之骨于清俊之气，柔中带刚。

d．清代由于汉民族在心理上有着抑郁愤懑之情绪，使得书家从金石之学中获取一种柔中带刚的动力，以释抑郁之怀。

7．下列对原文中作者观点的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贵和尚中。这种强调整体和谐的思想与中国书法的中和之美构成了一里一表的关系。

b．我们对自古至今留存的书法珍品加以研究，发现每一幅作品都是凭借它千姿百态的线条构建聚集着中国文化的陈述。

c．中国书法艺术注重对空白的经营，强调计白当黑，在无墨处施展才华，这正是道家虚无思想对书法艺术影响的体现。

d．《兰亭序》体现王右军的飘逸，《祭侄稿》表现颜鲁公的悲愤，可见，中国书法艺术借助笔墨线条，倾诉情感，抒发心性。

参考答案：

5．c（“不是线条艺术”错误）。

6．a（b原文中是“阳刚与阴柔的表现，不是二者仅取其一，非此即彼，而是兼而备之，有所侧重”；c“儒家思想”应为道家思想；d“使得”关系不当，“柔中带刚”与原文“强劲”不符）。

7．b（并非每幅作品，而是“就整体而言”）。

中国文化安全论文篇十七

钱穆先生曾专门写了《理学与艺术》长文，对理学影响艺术（主要论画）作了深刻的阐述。虽不少精思，启迪后学，但对书法评价阙如，实在遗憾。今从书法与理学角度析之，以补其缺。

每一个时代的美学思潮都来自哲学思想，而书论必然受到主流思潮的影响。三教合一对中国书法的渗透，奠定了中国书法美学思维的高度。儒家的文质彬彬，里仁之美，至大至刚；道家的大朴不雕，天地大美，玄淡清远；佛禅之空灵圆融，即心是佛，心法为上等，无疑左右着书法创作。只有到了宋代，文化转型带来了巨大的观念更新，历史进入到近古时代，书法也出现了变化。在书学思想中，典型的是“理学书论”的出现，影响相当深远。尽管许多学者深挖中国艺术精神的实质，高言是创变、阳刚等，实际上忽略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性――致中和的书论思想方为主流。徐复观说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应该限定在宋元明清，内倾性奠定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这个时期在书法上，最典型的是“理学书论”的盛行，它是为理学文化之分支。理学文化是理学影响圈与书论所发生的种种关系的总和。宋代理学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儒学的思辨化，作为宋学核心的.理学家涉足书坛而形成了理学书论，起点甚高。（参考吕总《宋代理学文艺论纲》）。

一、理学书论对文艺的影响。

自宋以来，融合三教而归宗儒学的理学，史称新儒学，有着包容多种学术思想而统一于儒家的气度，改造了原始儒学的思维结构。儒家为经学之丰流代表，其中以理学影响最大，宋元明清直到现在，虽然内部分化主要为道学、心学之异，也包括蜀学、洛学、闽学、关学、濂学、新学之争，最后都集中体现在程朱、陆王之论战中。尽管对“宋学”“汉学”之争各不相让，但经学作为主流文化，已经深刻地烙入书法理论与创作实践中。理学最大的思维特点是“外透天道，内彻心性”，即天人合一。自宋至清，可以说主流书论是理学书论（有专文论述）。理学对待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修身层面上，强调“敬”“反省”“涵养”“持养”的妙用，主张“艺道一体”。“涵养德性”是理学家共同之追求。子思《中庸》已提出“德为圣人”命题。程颢进一步提出：“德性者，言性之可贵，与言性善，其实一也。”实际就是“性即理”也。程颐则曰：“性禀于天，才禀于气”。养气修心如对至尊即对天理。钟人杰《性理会通》载：“程子曰：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这可以看出以书体道之典范。

（二）在文道关系上，或主张“文从道中流出”，或言“艺道双进”，或言“道重艺轻”。理学家认为：“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认为学养的作用明显。但多数认为“道重器轻”，把文艺都视为“形而下”的东西。程颢认为：“文必贯道”“器必贯道”。

（三）在创作方法上，强调“心性”，力主“性灵”――性情与灵机的结合。强调“内外交相养”，从心性与天道两方面结合看问题。程子认为：“心通乎道”；朱子的“心统性情”说最为典型。心中未发则为“性”，无善恶；既发出来则为“情”，有善恶。最后还得回归“天”乃为“性灵”。

（四）在审美功用上，倡导“天趣”与“人功”的结合，最终追求“天人合一”。强调“格物致知”“格物穷理”，尤其重视“天成”“天全”“天放”“天德”等内容，所谓“尽性以知天”。

（五）在审美风格上，主张“沉潜敦厚”，“从容中道”，有圣贤气象为贵。也喜欢平正端庄，反对欹侧放荡。朱熹对苏东坡、米南宫的责难如“把字写坏了”，过分批评其夸张姿态，但有时又肯定其“英风逸气”。

（六）在艺术品格上，强调人品对艺品的作用，“书关德性”，“人品即艺品”。这是理学家追求“孔颜乐处”、仰慕“圣贤气象”、培养“浩然之气”的具体表现。而文艺之功用必须体现“圣贤气象”，体现一种超然、博大、刚正的人格，是宋儒普遍的共识。

理学家的文艺观有时前后矛盾，这是因为他们自身兼有道学家和文艺家两重身份的原因。

（七）思维上的“物必有对论”所开创的辩证精神。从《易》开始的“阴阳之道”“相摩相荡”到邵雍的“一分为二”命题，二程《遗书》的“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体现出宋学的理性精神与辩证法思想。

二、理学书论的巨大影响及特点。

自宋而后，尤其是南宋，理学逐级对书法的渗透，日见明显。元代统治者将朱子著作提升为考试标本，学术与政治结合，其影响至为巨大。明代更官方修著《性理大全》，以程朱之学作为取仕依据，清代统治者也注意理学的治世作用，偏于调和人民与统治者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重视心法。所谓“书为心画”，既重视古法，更重视心法。元代郝经提出了“书法即心法”的命题。明代相穆《书法雅言》特重“心相”之说。清刘熙载《艺概?书概》提出了“书尚清而厚，清厚要必本本于心行”之说。他由此提出“书为心学”之说。都丰富了“书为心画”之内涵。

（二）重视“静”“敬”的蒙养工夫，强调“养气说”。文徵明写字态度“非要字好，直此是敬”。董迪《广川书跋》云：“夫君子养心，必气和而在，物无累之，则浩浩搏天之外而若无所碍也。”黄庭坚《跋牛头心铭》亦云“学必以治心养性为本”，所谓“尽心性之蕴”，自成道种。刘熙载《游艺约言》提出：“不论书画、文章，须以无欲而静为主。”

（三）强调“胸次”，以积学和游览来开拓心胸，以雅去俗，神明而化之。如董《广川书跋》所谓“胸中磊落，自成丘壑”。钱穆先生《理学与艺术》认为：“宋代人论画，重人品心胸，又深涉性理，乃亦知重日常人生之修养。”其实，宋人论书亦然。胸中造化，吐露于笔端。所以张之屏《书法真诠》队为书法之美在二者：一曰气象，一曰风采。这都与书家心胸有关。

（四）重视“韵胜”之书。倡导“逸”格，从审美到人生都追求“逸”的态度。书观“气象”。书法涵蕴人之德性。书之韵在不俗，在远离尘俗。如李祖年《翰墨丛谈》所谓：“笔墨之道，以之陶写性情；着得一点尘俗，便不佳矣。”刘熙载《游艺约言》提出“人尚本色”，指出“劲气、坚骨、深情、雅韵四者，诗文书画不可缺一”。（五）强调方法上的“妙悟”，体现为“心通”说。书理与禅理相通，贵在“参详”“顿悟”。王维云：“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学者还从规矩。”朱长文《续书断》所谓：“天下之事不心通而强以为之，未有能至焉者也。”黄山谷认为“学书如学禅”，必须参悟。

（六）强调步骤上的“技进于道”。或言“道进乎技”。如苏东坡评秦少游书“技道双进”。朱长文《续书谱》云：“书之至者，妙与道参，技艺云乎战。”南宋刘克庄认为“艺不习则不工”等，都要求“技与道俱”，不可只停留在技法层面。

（七）学书原则上先在“明理”，然后“达意”。有常形有常理，理得而法正，法正则意新。张怀《画苑补益》曰：“造乎理者，能尽物之妙。”刘熙载《艺概?书概》认为：“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便是明书理取近道也。

（八）书法欣赏在“神会”，不可以形器求也。沈括《梦溪笔谈》所谓：“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欣赏艺术唯求“畅神”而已。张怀《书议》《书断》等系列书论中所谓“一字见心”，“以风神气骨为上”，便是的论。

（九）重视学问对于书法的作用。晋人提出了“积学以致远”。东坡提出“读书万卷始通神”。黄山谷诗云：“书是人间真富贵。”钱穆先牛说：“内基于性，外资于学，务学以开其性；理学家之精修道德，与画家之沉潜于艺术者，同条共贯，事非有异。”钱先生应该知道，书家何尝不是如此。

（十）重视“天趣”，主张“以人复天”，强调“天机自然”。所谓“得自天机，出于灵府”。（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明代屠龙云：“人能以画寓意，胸中便生景象，闭端妙合天趣。若不以天生活泼为法，徒窃纸上形似，终为俗品。”张之屏《书法真诠》专辟“养气第十六”，尤其重“养天机之清妙”。他在“标格第十四”中云：“若夫天机高朗，骨格清苍，足以横绝古今者，当以王觉斯为第一”。

（十一）人品即书品。强调书法家人格修炼与书品形成的对应关系。如文徵明题画曰：“人品不高，用墨无法。”张之屏《书法真诠》“观人第十五”认为：“书画一道，肆习者固在天资高，尤赖根器厚。”这根器即在“人品”“人格”的魅力。

理学书论中的疑古思想、尚理明道、注重学养、融合多教等观念，确实拓宽了书论的范围，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内我们俯瞰书法，尤其从本体论来观察书法，获得更大的精神空间。这也是理学对书法的贡献。

三、理学书论的负面影响。

理学对书法的影响，自然也是双方面的，有着正、负作用。正面如上，负面影响如下。

（一）过分重视内在修养，忽略外在的形式美感。钱穆先生《理学与艺术》最后评价：“清代学者，虽亦高自位置，然既乏于济，复缺性灵，徒于故纸堆中骋心力，故文学艺术皆见不振。语其优者，不过为前代之后劲，无可分庭抗礼者。”，这更指出了大多数人的学习弊端。姚孟起《字学参》已经注意到“形”的作用：“晋人书，形不贯而气贯；唐人书，形气俱贯。”但这样的论述并不多见。

（二）过分注重人文内涵，简单地将书品与人品等观。造成了“自由人格”的失落。如元代郝经《叙书》等文中提出“道不足则技始以书为工”等语，有些忽略技法的倾向。人品与书品未必决然对应，如对赵子昂、蔡京、王铎、林彪等的书法认同，需要辩证理解。

（三）过分重视“端楷”，对于欹侧，放荡的行草等不能容忍。尤其是对于有创变意向的作品多视为“异端”，明显的受到朱熹等“淳儒”思想的影响，朱子就专作“端楷论”，有利有弊。陈绎曾《翰林要诀》所谓“笔笔有古意，字字有来历”，强调功夫精熟，并不注重专精、博览之后的“蜕化”，即是创新意识。这也是“院体”“台阁体”“馆阁体”等得以生存的原因。

（四）注重“文质相符”，对“写意精神”重视不够。连“难得糊涂”的郑燮也在题画中说：“‘写意’二字误多少事。欺人瞒自己，再不求进，皆坐此病。”虽然，他提倡“必极工而后能写意”，但当时所出现的反对“写意”的情况是一致的。如明代倪后瞻《倪氏杂著笔法》对王铎的变法大加挞伐，认为王书“魔气甚大”，对董其昌过分吹捧，令人生厌。项穆《书法雅言》对祝允明草书的非难“晚归怪俗，竞为恶态”，这有些矫枉过正了。

理学书论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甚至矛盾之处不少，反映出时代变化之丰富多彩。我们更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如许多书家在早期与晚期的理论出现矛盾，这恰好说明了时代所压，有时必须改变观念的趋势。研究者也应该知道书论演变的复杂多变，方能不拘泥于一端，如盲人摸象，那就很难管窥全豹了。

中国文化安全论文篇十八

【论文摘要】2010年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有利契机，可以扩大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世博科技，和推动群众文化发展。因此，把握世博契机，弘扬民族文化，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和加强群众文化建设成为眼下迫切任务。

(一)“世博效应”与民族文化的发展。

中华民族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系统主要辐射源之一，具有独特而旺盛的生命力，但民族文化具有积极性和负面性的“二重性”，2010年上海世博会通过构建全球文化交流的平台，一方面展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增强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感召力，另一方面带来世界其他各民族的优质文化，“每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域外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博会将民族文化致力于世界性的格局中加以观照，以平等的态度和全球的眼光对西方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加以吸收，彰显民族文化发展的开放性思路，消解在过去单一封闭环境中形成的民族文化的负面性因素，突破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和狭隘主义的藩篱，在坚持民族性和发展时代性的双向互动中，创生中华民族文化的新活力、新品格、新状态.

(二)“世博科技”与文化产业的发展。

世博会“博”的就是科学技术文明，而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明力量决定了世界的主流文化，它对文化产业促进作用也必将是全方位、多领域和深层次的。首先，“世博科技”作用于我国文化产业的生产领域，为文化产业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不仅能有效提高我国文化资源的利用率，推动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的变革，促进高端文化产品的发展，提升文化生产的信息化、集约化、现代化程度。其次，“世博科技”有利于构筑文化产业新的流通方式，创生新的流通符号，扩展新的流通空间，促进我国文化产品的全球流通和世界认同。最后，“世博科技”有利于催生更广阔的文化消费市场，驱动新一轮的文化消费动力。通过世博会对普通群众的展示，实现高端文化产品和广大消费者的有效对接，引发新的市场需求，刺激文化产品的再生产，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三)“世博文化”与群众文化的发展。

从自然辩证法来看，一个系统要在某一环境中良好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是开放的系统，远离平衡的系统，并不断同其他系统进行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2010年上海世博是提升我国群众文化主体实力的难得机遇，不同的异域文化激荡和冲击着文化主体原本保守而封闭的精神气质，文化的广泛交流和碰撞激发了文化主体的参与欲望，提升了文化主体的鉴赏水平。其次，以最新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世博科技”带来了全球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多元景观，许多富有创意的文化形式、新颖的文化产品、参与型的文化活动被我国人民广泛接受，有效丰富群众文化的建设资源.再次，世博会独有的开放视野，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现代科技传播方式，推动群众文化从单一的物理空间向全新的虚拟世界转变，变革固有的文化传播模式，拓宽群众文化的发展空间，从而使群众文化的发展涌现出新领域、新路径、新层次。

(一)发挥世博效应，积极发展民族文化。

1、强基固本，自强不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一是整合民族文化发展的国内资源。在世博效应的推动下，通过文化资源整合实现文化资源综合开发，优化配置自然、人文特色资源，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其次要坚持开发和保护相协调的原则，尊重文化发展的规律，在保护中开发，获得更多形式的文化产品吸引更多层次的文化消费者，从而创造良好的保护文化资源的社会氛围.最后要加大对文化资源的反哺，创设特色文化基地，加强对独特的、珍贵的、具有深刻内涵的文化资源的扶持力度。

二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体系中的核心和灵魂，是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支撑和动力，因此，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首先，通过多样化途径开展民族精神教育，提升中华民族精神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认识，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其次，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通过民族精神实践活动，培育新的更具时代性的民族精神。

2、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培育中华民族先进文化。

一是注重输出，创新民族文化传播形式。决定文化力量不仅包括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在于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文化的力量只有在传播中才能实现.首先，通过与科技元素整合，创生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展现中华民族文化中包含的'民族精神、价值取向、时代魅力.其次，通过建立中华民族文化的立体传播体系，综合运用媒体的力量，提高文化产品的时效性，提高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在此基础上，完善文化传播的反馈系统，增强文化交流的互动性，提升民族文化的世界性。

二是注重输入，推动中西文化的双向互动交流。传统文化只有通过与当代世界文明的交流和融合，才能成为推动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因此加强文化外交，以开放的姿态应对文化的全球化，提倡各民族之间平等的对话，一方面积极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文化特有的非凡和生气，另一方面，避免走狭隘民族主义的保守道路，注重吸纳西方文化的有益成果，总之，中西文化的双向互动既要保持一定张力以求发展，又要警惕过分的冲突导致民族文化的萎缩。

(二)抓世博契机，努力发展文化产业。

1、抢占文化产业发展高端，提高中国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一是实施高端文化产业人才工程。要充分发挥我国人口资源丰富的优势，整合现有的文化产业人才资源，加大对相关研究人员的扶持力度，健全开放灵活的人才培养机制，着力对文化产业后备人才的培养，构建一套人才培养的长期有效模式和文化产业创意人才的资格认证机制，放大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效应，实现“创意核的层层扩散”。

二是启动高端文化产业集群战略。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集群优势”，2010上海世博会集中展示了人类最新的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因此，要充分利用世博会对我国高端文化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催化作用，推动高端文化产业的集聚，通过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的联动，形成新兴科技高端文化产业园区，实现我国高端文化产业的集群式发展。

2、打造文化产业知名品牌，提升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地位。

一是整合文化资源，优化文化产业资源配置。要以中华文化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为依托，打造具有区域特色、鲜明时代特征和东方风格气派的文化标志和形象;重点整合民俗特色、戏剧表演、文化旅游和武术文化等有比较优势领域的资源，推动优势产业的优化升级，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品牌。

二是制定文化产业品牌发展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台湾等相继颁布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确立了创意产业发展的近期目标和长远规划，积极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本国或本地区在知识创新时代的国际竞争力。”基于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要合理布局文化产业，分析制约文化品牌的因素，加强对特色文化产业的扶持和引导，重点发展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文化产业，提高文化产业内部的关联度，形成特色鲜明、结构优化的品牌体系.

(三)乘世博东风，提升群众文化水平。

1、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

一是大力发展经济，这是提升群众文化消费水平的基础。生产决定消费，群众文化消费水平的高低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从而带动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益，实现群众文化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层次文化需要。

二是加强对群众的文化熏陶，这是提升群众文化水平的根本出路。社会文化环境对群众文化的发展起到基础性的制约作用，因此，着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学习氛围，以高尚文化引领群众文化的旨趣，提升培育群众主体的文化欣赏能力。其次，着力营造积极的文化参与氛围，综合运用多种方式鼓励广大群众参与文化活动，在实践中实现自我素质的提升和完善.最后要着力营造良好的文化创新氛围，实现群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2、完善群众文化公共服务体系。

一是建立稳定的、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支持体系.政府部门要健全扶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政策和法规:相关群众文化事业管理单位要积极加强文化资金的管理和核算，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各类文化团体要充分整合社会资源广泛参与群众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协会力量、企业力量是对群众文化基层建设的有益补充。

二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转换政府角色，加强宏观调控，建立健全管理制度，统筹规划公共服务机制，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建设群众文化服务场所，其次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服务形式，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信息化水平，调动群众的参与热情，满足群众的多层次需要，保障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中国文化安全论文篇十九

化工项目一般具有工艺技术复杂、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管理要求高等特点。目前，针对化工建设项目，国内外通常选择总承包项目管理模式，工程公司通过优化设计，项目各阶段的合理交叉与融合，达到减少投资、缩短工期的目的。在安全管理方面，工程公司受安全管理理念、安全管理人员知识结构和安全意识等因素的影响，站在项目的整体角度，从前期、设计、采购、施工、试车、开车等各环节全过程考虑安全管理，进而提高项目整体安全管理水平，这方面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2项目前期阶段的安全管理。

2.1总承包投标阶段。

2.1.1全面了解与安全管理相关的信息工程公司应通过仔细研究招标文件、现场踏勘、投标澄清等全面了解与项目安全管理相关的信息，如项目所在国、所在地的政治、经济、宗教、环境、医疗卫生、治安等环境；项目适用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建设单位在安全管理方面的规定；项目所在地的气候、水纹、地质、自然环境；项目建设装置的周边设施和环境、地下设施情况。

2.1.2合理设定各项管理目标全面了解关于安全管理相关的信息后，根据业主的要求，投标时合理设定工期目标、成本控制目标、安全管理目标（创优与否），不应为了中标而向业主承诺违背建设客观规律的工期目标，造成项目中标后项目存在先天性不足，为项目实施带来不可避免的安全风险。

2.2项目策划阶段。

2.2.1全面识别安全风险不仅要对设计、采购、施工、试车、开车等各阶段、各环节、各工作自身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还要对外界因素给项目执行带来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如自然灾害、恐怖袭击、战争风险、疫情等。根据识别出的安全风险，对安全风险进行评估和等级划分，然后依据风险控制原则制定有效、可行的控制措施和应急措施。

2.2.2组织上保证全过程安全管理成立项目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和配备安全管理人员时，应保证全过程安全管理的可实施性，使得安全管理人员在组织结构和知识结构上能够全过程深入参与设计、采购、施工、试车、开车等各阶段工作，消除各阶段安全交互管理之间的障碍，保证各阶段安全管理信息之间的有效传递。

2.3设计安全管理。

2.3.1提高设计的本质安全在项目设计、施工、采购、试车、开车、运行等生命周期内，相较其他生命周期，在设计阶段消除装置的不安全因素是最简单、最可靠和最合理的做法。在投资、工艺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应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施工安全性、试车和开车安全性、运行安全性及操作便利性，在设计过程中坚持事故预防优先原则、可靠性优先原则、针对性、可操作性和经济合理性原则，尽可能达到“本质安全”的目标。

2.3.2从体系上保证安全设计设计安全管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公正性和权威性。设计安全管理的依据是国家强制性标准，具有较强的法规性、政策性和专业技术性。工程设计质量是建设项目质量的基本保证，严格制定并认真执行质量、环境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是保证设计安全管理质量的重要手段，工程公司应给予充分重视。

2.3.3改进设计理念在制造能力、运输条件和吊装资源允许的情况下，设备尽可能模块化、壳装化，甚至对装置进行模块化设计，减少现场施工活动，缩短施工周期，降低施工安全风险。

2.4采购安全管理。

2.4.1采买阶段做好设计人员和供货商人员的桥梁，确保设计的各项要求能够准确地传达给供货商；根据运输方式、装卸次数等情况，明确设备材料的包装要求，确保设备运输过程中的安全。选择大型设备制造厂时，既要考虑厂家的设计制造能力，也要考虑厂家的地理位置。

2.4.2催交和检验阶段项目核心设备、长周期设备的制造质量和制造周期对项目的总体进度有非常大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应高度重视核心设备、长周期设备的催交和出场检验、运输前包装检验，必要时应派专业人员进行驻厂监造，监督厂家的制造进度和质量。进度拖延会引起现场赶工，甚至会改变整体的施工策划，大大增加施工安全风险。

2.5.1施工准备阶段的安全管理1）施工招标阶段。施工招标文件中应明确、细化施工阶段的安全要求，提前让投标单位了解施工阶段应达到的安全标准，以便在报价时考虑达到相关标准所需的安全费用；明确投标单位的安全资质要求、项目经理和安全经理的任职要求；对投标单位、所选项目经理、安全经理的安全业绩进行考察，对不重视安全和所执行项目出现较大安全事故的单位和个人给予淘汰；合理划分标段，尽量减少中标单位间的交叉作业，降低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风险。2）施工动员阶段。在施工动员之前，完成安全预动员，审查施工活动的范围、与活动相关的安全风险、安全管理计划，特别关注现场动员工作的早期阶段。保证hse管理体系是可靠的、有管理和监督管理体系运行的组织结构。确保所有监督人员清楚项目的安全要求。

2.5.2施工实施阶段1）施工组织要合理。加强施工分包商的监督管理，严禁施工分包商将工程层层分包；督促施工单位加强劳务分包的管理，尽可能减少劳工的流动性；统一协调各单位的施工时间和施工空间，尽量避免垂直交叉作业和多单位在同一区域的横向交叉作业；调整施工方法和施工顺序，能在地面上完成的工作就不安排到高处进行，尽量避免高处作业。2）管理关口要前移。坚持和贯彻“预防为主”这一方针，将安全管理工作由被动应付变为主动控制，将工作重心由事故管理、应急管理转为事前预防和控制，把安全管理的关口前移。通过完善的制度、有效的宣贯和强力的执行，施工前做好各项安全措施。3）进出管理要重视。施工现场应进行封闭管理，场内道路尽可能人车分流；施工现场出入口应设置门禁系统，由专人进行管理，避免无关人员进入现场；加强进场前检查，避免存在缺陷的车辆、施工、机具、设备进入现场。4）培训监管要强化。所有进场人员必须经过入场安全培训；改进培训方式，通过亲身体验、真人演示、视频动画、图片、案例分享等更直观的方式，提高培训效果；不仅要重视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培训，更要重视劳动技能培训，这是降低个人违章和操作失误的根本保证；加强作业过程中的行为观察和监管，找出作业人员发生违章的原因，即安全意识差、劳动技能差，还是兼而有之，以便对症下药。

2.6试车、开车安全管理。

1）安全管理特点。试车、开车期间安全管理具有风险隐蔽性强、不可控性强等特点。试车、开车的风险除常规施工过程中的危险源外，还包括易燃易爆气体、有毒有害气液体、高温高压气体、高压电源等。安全事故的原因除试车、开车工作本身产生外，很大一部分是由上游工作的不到位引发的，给风险控制带来困难。2）专业人干专业事。试车、开车工作的专业性很强，对人员素质要求较高。为了避免因误操作而引发安全事故，专业工作必须由经过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的人员完成，即专业事由专业人干。3）统一协调指挥。试车、开车工作涉及的单位多、人员多且工作程序复杂。为了使试车、开车工作安全、有序地进行，应成立包含各试车、开车参与方的组织机构，以便统一协调指挥。

3结语。

化工项目各阶段的安全管理，即相互独立，又密切相关，必须站在项目整体的角度考虑安全管理，实现设计、采购、施工、试车、开车工作的有机结合，实行全过程安全管理，才能降低项目整体的安全风险，提高项目的整体安全管理水平，确保化工项目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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