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汪曾祺经典散文通用(汇总11篇)

不同的情感体验可能导致我们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感觉和反应。写总结首先要明确总结的对象和范围。探索以下总结范文，或许能给你带来一些写作的灵感。

汪曾祺经典散文通用篇一

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我都选了，——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西南联大的课程分必修与选修两种。中文系的语言学概论、文字学概论、文学史(分段)……是必修课，其余大都是任凭学生自选。诗经、楚辞、庄子、昭明文选、唐诗、宋诗、词选、散曲、杂剧与传奇……选什么，选哪位教授的课都成。但要凑够一定的学分(这叫“学分制”)。一学期我只选两门课，那不行。自由，也不能自由到这种地步。

创作能不能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就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这话有道理。沈先生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他教的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也极少。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教。沈先生的学生现在能算是作家的，也还有那么几个。问题是由什么样的人来教，用什么方法教。现在的大学里很少开创作课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教。偶尔有大学开这门课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

教创作靠“讲”不成。如果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小说作法”之类，讲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写环境，如何结构，结构有几种——攒珠式的、桔瓣式的……那是要误人子弟的。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教授先讲一套，放学生照猫画虎，那是行不通的。

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的那一班出过些什么题目，我倒不记得了。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作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得少了。

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前已说过，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他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但并不去翻阅很多参考书。沈先生读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从来不说阿里斯多德怎么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高尔基怎么说。他的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话一样：“举一隅而三隅反”。

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了(我这人从来不记笔记)!我们有一个同学把闻一多先生讲唐诗课的笔记记得极详细，现已整理出版，书名就叫《闻一多论唐诗》，很有学术价值，就是不知道他把闻先生讲唐诗时的“神气”记下来了没有。我如果把沈先生讲课时的精辟见解记下来，也可以成为一本《沈从文论创作》。可惜我不是这样的有心人。

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是关于人物对话的。我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

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我以为沈先生这些话是浸透了淳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一个作家应该不论写什么都写得讲究。这些读后感也都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是会比《废邮存底》还有看头的。可惜!

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给学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

沈先生就是这样教创作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教创作。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

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多年以来，沈先生就干着给别人的作品找地方发表这种事。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为了防止超重太多，节省邮费，他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芯。这当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战时期，百物昂贵，不能不打这点小算盘。

沈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他自己说他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他写了那么多作品，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这种手工业方式搞出来的。

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他后来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全家移住到呈贡桃园，每星期上课，进城住两天。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一间屋子。他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

沈先生对打扑克简直是痛恨。他认为这样地消耗时间，是不可原谅的。他曾随几位作家到井冈山住了几天。这几位作家成天在宾馆里打扑克，沈先生说起来就很气愤：“在这种地方，打扑克!”沈先生小小年纪就学会掷骰子，各种赌术他也都明白，但他后来不玩这些。沈先生的娱乐，除了看看电影，就是写字。他写章草，笔稍偃侧，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欢写窄长的直幅，纸长四尺，阔只三寸。他写字不择纸笔，常用糊窗的高丽纸。他说：“我的字值三分钱!”从前要求他写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近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变得很珍贵了。

沈先生后来不写小说，搞文物研究了，国外、国内，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熟悉沈先生的历史的人，觉得并不奇怪。沈先生年轻时就对文物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对陶瓷的研究甚深，后来又对丝绸、刺绣、木雕、漆器……都有广博的知识。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艺制品。他从这些工艺品看到的是劳动者的创造性。他为这些优美的造型、不可思议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艺发出的惊叹，是对人的惊叹。他热爱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对一件工艺品的孩子气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动。我曾戏称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学”。他八十岁生日，我曾写过一首诗送给他，中有一联：“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是记实。他有一阵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马漆盒。这种黑红两色刮花的圆形缅漆盒，昆明多的是，而且很便宜。沈先生一进城就到处逛地摊，选买这种漆盒。他屋里装甜食点心、装文具邮票……的，都是这种盒子。有一次买得一个直径一尺五寸的大漆盒，一再抚摩，说：“这可以作一期《红黑》杂志的封面!”他买到的缅漆盒，除了自用，大多数都送人了。有一回，他不知从哪里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桃花布，摆得一屋子，这间宿舍成了一个展览室。来看的人很多，沈先生于是很快乐。这些挑花图案天真稚气而秀雅生动，确实很美。

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感情的。

文林街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小巷，大概叫作金鸡巷，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楼。楼上住着联大的同学：王树藏、陈蕴珍(萧珊)、施载宣(萧荻)、刘北汜。当中有个小客厅。这小客厅常有熟同学来喝茶聊天，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沈先生常来坐坐。有时还把他的朋友也拉来和大家谈谈。老舍先生从重庆过昆明时，沈先生曾拉他来谈过“小说和戏剧”。金岳霖先生也来过，谈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金先生是搞哲学的，主要是搞逻辑的，但是读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江湖奇侠传》。“小说和哲学”这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也不是哲学。他谈到兴浓处，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把右手从后脖领伸进去，捉出了一只跳蚤，甚为得意。我们问金先生为什么搞逻辑，金先生说：“我觉得它很好玩”!

沈先生在生活上极不讲究。他进城没有正经吃过饭，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号对面一家小米线铺吃一碗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闲逛，到玉溪街，他在一个米线摊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他用盖碗盖子喝了一点，其余的都叫我一个人喝了。

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

汪曾祺经典散文通用篇二

闻一多先生性格强烈坚毅。日寇南侵，清华、北大、南开合成临时大学，在长沙少驻，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将往云南。一部分师生组成步行团，闻一多先生参加步行，万里长征，他把胡子留了起来，声言：抗战不胜，誓不剃须。他的胡子只有下巴上有，是所谓“山羊胡子”，而上髭浓黑，近似一字。他的嘴唇稍薄微扁，目光灼灼。有一张闻一多先生的木刻像，回头侧身，口衔烟斗，用炽热而又严冷的目光审视着现实，很能表达闻一多先生的内心世界。

联大到云南后，先在蒙自呆了一年。闻一多先生还在专心治学，把自己整天关在图书馆里。图书馆在楼上。那时不少教授爱起斋名，如朱自清先生的斋名叫“贤于博弈斋”，魏建功先生的书斋叫“学无不暇”，有一位教授戏赠闻一多先生一个斋主的名称：“何妨一下楼主人”。因为闻一多先生总不下楼。

西南联大校舍安排停当，学校即迁至昆明。

我在读西南联大时，闻一多先生先后开过三门课：楚辞、唐诗、古代神话。

楚辞班人不多。闻一多先生点燃烟斗，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闻一多先生的课可以抽烟的），闻一多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闻一多先生的笔记本很大，长一尺有半，宽近一尺，是写在特制的毛边纸稿纸上的。字是正楷，字体略长，一笔不苟。他写字有一特点，是爱用秃笔。别人用过的废笔，他都收集起来，秃笔写篆楷蝇头小字，真是一个功夫。我跟闻一多先生读一年楚辞，真读懂的只有两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也许还可加上几句：“成礼兮会鼓，传葩兮代舞，春兰兮秋菊，长毋绝兮终古。”

闻一多先生教古代神话，非常“叫座”。不单是中文系的、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闻一多先生讲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闻一多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一多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能够像闻一多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他也讲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河岳英灵集》，但是讲得最多，也讲得最好的，是晚唐。他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讲到印象派里的pointlism（点画派），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觉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讲唐诗，必须本人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有谁能办到？闻一多先生讲唐诗的妙悟，应该记录下来。我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上课从不记笔记。听说比我高一班的同学郑临川记录了，而且整理成一本《闻一多论唐诗》，出版了，这是大好事。

我颇具歪才，善能胡诌，闻一多先生很欣赏我。我曾替一个比我低一班的同学代笔写了一篇关于李贺的读书报告，——西南联大一般课程都不考试，只于学期终了时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给学分。闻一多先生看了这篇读书报告后，对那位同学说：“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的还好！”其实我写李贺，只写了一点：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这也是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无创见。

汪曾祺经典散文通用篇三

众生皆有佛性，众生皆可成佛。佛，从人也。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故事发生在一个名为“赵庄”的村子里。这里家家户户安居乐业，像桃花源般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有一荸荠庵，是住和尚的地方。

佛家讲，凡是皈依我佛的人都应受持清规戒律，但这点在荸荠庵这里仿佛没有怎么体现，这里的和尚一点都不像和尚。不做早课不做晚课，不解佛经不讲禅语，抽烟娶老婆，和平常人一样打牌杀猪吃肉，唯一的不同就是在杀猪之前要念经超度一番：一切胎生、卵生、息生，来从虚空来，还归虚空去，往生来世，皆当欢喜，南无阿弥陀佛！

这是汪曾祺笔下的乡村世界，一个理想中的世界。没有疫病灾害，只有风调雨顺。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自然中带着里分随性，温馨又恬静。从不在乎这个桃花源之外的世俗观念，和尚又怎么样？和尚也可以吃肉，反正没有人来口诛笔伐，清规戒律是什么，只要自己过得欢喜就好。

所有人都在这样自由随性和谐的氛围中生活。故事的主人公明海在荸荠庵做和尚。平时念念经，扫扫地，庵里不忙的时候就去隔壁找自己的青梅竹马小英子。小英子活泼可爱，聪明机灵，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捣捣乱，聊聊天，或者在田里除草干活……时光荏苒，无形中，年岁渐长的他们被佛家讲的“因缘”紧密联系在一起。

明海到了去县里的善因寺受戒的年纪。受戒就要烧戒疤，好端端的脑袋上烧十二个洞，疼不要紧，重要的是受戒之后如果想成为沙弥尾，当上方丈，就更应当受持吾佛清规，潜心悟佛，不可被凡俗之事缠身，更不可去沾染尘劫。因为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修佛，要的是无忧亦无怖。

受戒完，小英子接明海回去。在船上，她问了许多和受戒有关的问题，明海也一板一眼的回答。小英子将船划了一气，突然道：“你不要当方丈！”明海毫不犹豫的答应道：“好，不当。”“你也不要当沙弥尾！”“好，不当。”情窦初开的年纪，藏在心底的暗恋，变成言语表达出来，就是无论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看着木讷内敛的明海，小英子又道：“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真切又直接的告白话语从勇敢大胆小英子口中说出，既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明海的回答则是：“要。”

清规戒律统统抛在一边，佛太缥缈，太遥远，唐三藏西行求佛法尚且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所以在成佛之前，要先成为人。

于是，互相表明心迹的两人划着小船荡到了芦苇深处，此刻日头温和，微风正好。

不像仓央嘉措“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那样将人的七情六欲与佛法放在对立的两面，汪曾祺的书中世界则是尽力营造一种和谐的状态。拂、沸、咈、狒——“佛”，人也。

未能成人，如何成佛？

这里没有世俗眼光，没有他人的讶异与否定，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这样就足够了。

佛曰情劫难渡，但情之一字，虽万般苦楚，却也能予人快乐与安慰。又怎能说它是劫？

佛曰一切皆是妄念，但人生走一遭，未经历爱怨嗔痴，又怎知世事虚妄与否？

与喜欢的人，做快乐的事，尝遍世间滋味，不问是缘是劫。

因果自有定数。冥冥中，一切早已注定。修佛之路长漫漫，要成佛，先成人。

汪曾祺经典散文通用篇四

祁白水是日照文化学者，他在《齐鲁晚报·青未了》副刊的名家侧影设有专栏。而我又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想从现代名家学起的人。白水老师从侧面介绍名家，我就从正面学习名家。一侧一正，就全面了。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岂不两全其美。慢慢地，我就形成了无法改变的习惯。

从今年五月份开始，我先后跟着白水老师学习了流沙河、何立伟、阿城、王兆军、刘玉堂、赵德发、鲁迅、汪曾祺、周作人、孙犁等现代当代名家的诸多作品。而让我最感兴趣投入全部精力最深入学习的有鲁迅的杂文、赵德发的小说，还有汪曾祺的散文。

汪曾祺老先生在小说、散文、绘画、戏剧、美食、书法等方面皆有较高造诣。他的作品大多数是谈饮食，谈草木，谈文化，谈民俗，谈花鸟虫鱼、叙师生情，写凡人琐事，雅俗共赏，有着“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怀”。

汪老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深神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他说过：我希望把散文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老的散文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说话，虽百事杂陈，但饶有兴味。

汪老在《蒲桥集》自序上说：我写散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常常道：我是歪才，善能胡诌。

他善于以个人的细小琐屑生活为背景，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他善于以平实委婉而富有弹性的语言，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抨击了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名士风散文的魅力。汪老的文学主张让真善美来自生活，恬淡和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局面，功不可没。

他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写出来的文章却发人深思。他的作品无论是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再到花草虫鱼，瓜果食物，无所不涉，都能信手拈来。文如其人，源于汪老心境的淡泊和他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情释然。

喜欢汪曾祺就要多读他的作品，先去了解他的家世。汪老的祖父是清朝末期的拔贡，拔贡就是可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祖父文章写得很好，喜欢收藏古董字画。汪家世代都是看眼科的，祖父就是很有名的眼科医生，开了两家药店，信儒学佛。汪曾祺的父亲是温尔文雅、恬然随和的人，很少见他发脾气，从来不对子女疾言厉色的。他是画家，画写意花卉，会刻图章，初宗浙派，更喜欢藏石。父亲是心灵手巧的人，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所不通。

1939年，他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成为沈从文的学生。他的创作风格是受沈从文影响的。他俩都是小说见长，善于写人状物，善于把自己的情感深藏在人和事之中，具有天然的随机性。小说创作“要贴着人物走”，小说里人物才是主要的、主导的，不能离开人物去抒情、发议论。所写之景，既是作者之景，也是人物之景，也就是“气氛就是人物”。还有两个人对话越平常，越简单越好。

汪老曾说：我是极为平常的人，我没有深奥独特的思想。我写的小说都是平常事、普通人、小人物，因为我对这些人和事比较熟悉。什么是现实主义？就是真实地写出自己所看到的生活，不要搞得太复杂。想象和虚构的来源还是生活：一是生活的积累，二是对生活的思考。写作题材是可遇不可求的，具有偶然性。

他的散文代表作有《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矮纸集》《旅食小品》《汪曾祺小品》等。其中《逝水》一文，就是看着平淡似水，却能暖暖地流入读者内心深处。汪曾祺曾说：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我是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不会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从小小的“熟悉”到大大的“熟习”。这都源于他深厚的国学底子，出色的古文修养，还有对民间文化的天然亲和。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传神妙笔，直接垫高了他的创作高度。

《汪曾祺小品》由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有《用韵文想》《吃食与文学》《小说的散文化》《七十书怀》等。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并不是自娱一己的性情，而是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对社会人生有益，决不要把个人和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

汪老的小说创作充满了中国味儿。他对传统文化有着痴迷的热爱，在创作上追求现实主义，让他的作品融入民族传统中。他以近乎虔诚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美的品质，他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在展示美与健康的同时，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喟叹，对那些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也有针砭，但同情与悲悯多于批判。汪老常说：我的小说多是在茶馆里泡出来的，在咸菜缸里腌一腌就出来了。小说代表名篇有《受戒》《异秉》《大淖记事》《鸡鸭名家》等。

《汪曾祺：文与画》是一本艺术小品合集，内有大量优美飘逸的字画。他的书法和图画，疏朗清淡、赏心悦目，图文互为补充，彼此添色，相映成趣，更增品位。汪曾琪作画萝卜白菜，俱收笔端，自娱自乐，陶醉于“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他的花鸟画作，如岭上白云飘逸，高洁、空灵。汪老也有遗憾，遗憾的是自已没成为画家。

他的文学评论集《晚翠杂谈》，1988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小说家谈小说”丛书。内有部分作品自序、小说笔谈、小说创作随谈、小说技巧常谈，还有关于小说语言、浅谈杂书、我和民间文学等篇。

他是京剧剧本《沙家浜》《范进中举》的主要编者之一。他的文集有《汪曾祺自选集》《汪曾祺文集》《汪曾祺全集》等。

汪老不仅是在散文、小说方面颇有建树，对饮食文化也颇有研究，在参与实践过程中不断创新。他说：大菜名菜，写的人不吃，吃的人不写。我是寒士，就写平民百姓喜欢吃的，写乡土味很浓的风味小吃。小到各地的咸菜、豆腐、实菌、面食，无所不通。他喜爱喝酒，酒后就会文如泉涌，抽起烟来更见其神韵风度，俗话说“烟出文章，酒出诗人”，这也与他的豪爽、洒脱的性格有关吧！

江苏省高邮市成立了汪曾祺文学研究会，为保护汪曾祺这一文化品牌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上海的施行老先生成立了“汪曾祺之友”微信文学沙龙，为全国各地的“汪迷”在一起研究讨论汪曾祺的人品、作品，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当我把这篇文章发表在新浪博客后，意外的是“汪曾祺之友”的文友看到并给我留下评论。在茫茫的博海中，我们能够相遇，是多么难得多么珍贵，让我深深地惊喜着、感动着！

更为惊喜的是，汪曾祺夫人施松卿的侄子———85岁高龄的施行老先生知道我是“汪迷”后，我们加了微信好友。我把《走近汪曾祺》和《随遇而安》两篇文章发到他的邮箱里，施老看后给我提了二合一建议，鼓励我修改好后再发给他。这对于我来说，是多么的激动和自豪呀！

喜爱读书，让我有了最好的遇见。不期而遇的相逢最真最美。让我们静下心来读书吧！读书就是和高尚的人说话。我的读书才刚刚开始，我读汪曾祺只是冰山一角，所了解汪老的人品、作品也微不足道。今后的日子里，我还会在施老指引下，和广大“汪迷”在一起，学习研究汪曾祺老先生的作品，不为别的，只为内心里的喜欢。可以这样说，我是发自内心真心地喜欢敬重汪老。

汪曾祺经典散文通用篇五

过去，我们那里的民间常用燃料不是煤。除了炖鸡汤、熬药，也很少烧柴。平常煮饭、炒菜，都是烧草——烧芦柴。这种芦柴秆细而叶多，除了烧火，没有什么别的用处。草都是由乡下——主要是北乡用船运来，在大淖靠岸。要买草的，到岸边和草船上的人讲好价钱，卖草的即可把草用扁担挑了，送到这家，一担四捆，前两捆，后两捆，水桶粗细一捆，六七尺长。送到买草的人家，过了秤，直接送到堆草的屋里。给我们家过秤的是一个本家叔叔抡元二叔。他用一杆很大的秤约了分量，用一张草纸记上“苏州码子”。我是从抡元二叔的“草纸账”上才认识苏州码子的。现在大家都用阿拉伯数字，认识苏州码子的已经不多了。我们家后花园里有三间空屋，是堆草的。一次买草，数量很多，三间屋子装得满满的，可以烧很多时候。

从大淖往各家送草，都要经过一条巷子，因此这条巷子叫做草巷口。

草巷口在“东头街上”算是比较宽的巷子。像普通的巷子一样，是砖铺的——我们那里的街巷都是砖铺的，但有一点和别的巷子不同，是巷口嵌了一个相当大的旧麻石磨盘。这是为了省砖，废物利用，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就不知道了。

磨盘的东边是一家油面店，西边是一个烟店。严格说，“草巷口”应该指的是油面店和烟店之间，即麻石磨盘所在处的“口”，但是大家把由此往北，直到大淖一带都叫做“草巷口”。

“油面店”，也叫“茶食店”，即卖糕点的铺子，店里所卖糕点也和别的茶食店差不多，无非是：兴化饼子、鸡蛋糕，兴化饼子带椒盐味，大概是从兴化传过来的;羊枣，也叫京果，分大小两种，小京果即北京的江米条，大京果似北京蓼花而稍小;八月十五前当然要做月饼。过年前做烽糖饼，像一个锅盖，烽糖饼是送礼用的;夏天早上做一种“潮糕”，米面蒸成，潮糕做成长长的一条，切开了一片一片是正方角，骨牌大小，但是切时断而不分，吃时一片一片揭开吃，潮糕有韧性，口感很好;夏天的下午做一种“酒香饼子”，发面，以糯米和面，烧熟，初出锅时酒香扑鼻。

吉陛的糕点多是零块地卖，如果买得多(是为了送礼的)，则用苇篾编的“撇子”装好，一底一盖，中衬一张长方形的红纸，印黑字：

本店开设东大街草巷口坐北朝南惠顾诸君请认明吉陛字号庶不致误。

源昌烟店主要是卖旱烟，也卖水烟——皮丝烟。皮丝烟中有一种，颜色是绿的，名曰“青条”，抽起来劲头很冲。一般烟店不卖这种烟。

源昌有一点和别家店铺不同。别的铺子过年初一到初五都不开门，破五以前是不做生意的。源昌却开了一半铺搭子门，靠东墙有一个卖“耍货”的摊子。可能卖耍货的和源昌老板是亲戚，所以留一块空地供他摆摊子。“耍货”即卖给小孩子玩意：“捻捻转”、“地嗡子”(陀螺)……卖得最多的是“洋泡”。一个薄薄橡皮做的小囊，上附小木嘴。吹气后就成了氢气球似的圆泡，撒手后，空气振动木嘴里的一个小哨，哇的一声。还卖一些小型的花炮，起火，“猫捉老鼠”……最便宜的是“滴滴金”，——皮纸制成麦秆粗细的小管，填了一点硝药，点火后就会嗤嗤地喷出火星，故名“滴滴金”。

进巷口，过麻石磨盘，左手第一家是一家“茶炉子”。茶炉子是卖开水的，即上海人所说的“老虎灶”。店主名叫金大力。金大力只管挑水，烧茶炉子的是他的女人，茶炉子四角各有一口大汤罐，当中是火口，烧的是粗糠。一簸箕粗糠倒进火口，呼的一声，火头就蹿了上来，水马上呱呱地就开了。茶炉子卖水不收现钱，而是事前售出很多“茶筹子”——一个一个小竹片，上面用烙铁烙了字：“十文”、“二十文”，来打开水的，交几个茶筹子就行。这大概是一种古制。

往前走两步，茶炉子斜对面，是一个澡塘子，不大。但是东街上只有这么一个澡塘子，这条街上要洗澡的只有上这家来。澡塘子在巷口往西的一面墙上钉了一个人字形小木棚，每晚在小棚下挂一个灯笼，算是澡塘的标志(不在澡塘的门口)。过年前在木棚下贴一条黄纸的告白，上写：

“正月初六日早有菊花香水”

那就是说初一到初五澡塘子是不开业的。

为什么是“菊花香水”而不是兰花香水、桂花香水?我在这家澡塘洗过多次澡，从来没有闻到过“菊花香水”味儿，倒是一进去，就闻到一股浓重的澡塘子味儿。这种澡塘子味道，是很多人愿意闻的。他们一闻过味道，就觉得：这才是洗澡!

有些人烫了澡(他们不怕烫，不烫不过瘾)，还得擦背、捏脚、修脚，这叫“全大套”。还要叫小伙计去叫一碗虾子猪油葱花面来，三扒两口吃掉。然后咕咚咕咚喝一壶浓茶，脑袋一歪，酣然睡去。洗了“全大套”的澡，吃一碗滚烫的虾子汤面，来一觉，真是“快活似神仙”。

由澡塘往北，不几步，是一个卖香烛的小店。这家小店只有一间门面。除香烛纸之外，卖“箱子”。苇秆为骨，外糊红纸。四角贴了“云头”。这是人家买去，内装纸钱，到冥祭时烧给亡魂的。小香烛店的老板(他也算是“老板”)，人物猥琐，个儿矮小，而且是个“鼻子”，“”得非常厉害，说起话来瓮声瓮气，谁也听不清他说什么。他的媳妇可是一个很“刷括”(即干净利索)的小媳妇，她每天除了操持家务，做针线，就是糊“箱子”。一街的人都为这小媳妇感到很不平，——嫁了这么个矮小个鼻子丈夫。但是她就是这样安安静静地过了好多年。

由香烛店往北走几步，就闻到一股骡粪的气味。这是一家碾坊。这家碾坊只有一头螺子(一般碾坊至少有两头骡子，轮流上套)。碾房是个老碾房。这头骡子也老了，看到这头老骡子低着脑袋吃力地拉着碾子，总叫人有些不忍心。骡子的颜色是豆沙色的，更显得没有精神。

碾坊斜对面有一排比较整齐高大的房子，是连万顺酱园的住家兼作坊。作坊主要制品是萝卜干，萝卜干揉盐之后，晾晒在门外的芦席上，过往行人，可以抓几个吃。新腌的萝卜干，味道很香。

再往北走，有几户人家。这几家的女人每天打芦席。她们盘腿坐着，压过的芦苇片在她们的手指间跳动着，延展着，一会儿的工夫就能织出一片。

再往北还零零落落有几户人家。这几户人家都是干什么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很少到那边去。

汪曾祺经典散文通用篇六

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有一些是借用原先的会馆、祠堂、学校，只有新校舍是联大自建的，也是联大的主体。这里原来是一片坟地，坟主的后代大都已经式微或他徙了，联大征用了这片地并未引起麻烦。有一座校门，极简陋，两扇大门是用木板钉成的，不施油漆，露着白茬。门楣横书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门是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路。路是土路，到了雨季，接连下雨，泥泞没足，极易滑倒。大路把新校舍分为东西两区。

路以西，是学生宿舍。土墙，草顶。两头各有门。窗户是在墙上留出方洞，直插着几根带皮的树棍。空气是很流通的，因为没有人爱在窗洞上糊纸，当然更没有玻璃。昆明气候温和，冬天从窗洞吹进一点风，也不要紧。宿舍是大统间，两边靠墙，和墙垂直，各排了十张双层木床。一张床睡两个人，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我没有留心过这样的宿舍共有多少间。我曾在二十五号宿舍住过两年。二十五号不是最后一号。如果以三十间计，则新校舍可住一千二百人。联大学生三千人，工学院住在拓东路迤西会馆；女生住“南院”，新校舍住的是文、理、法三院的男生。估计起来，可以住得下。学生并不老老实实地让双层床靠墙直放，向右看齐，不少人给它重新组合，把三张床拼成一个u字，外面挂上旧床单或钉上纸板，就成了一个独立天地，屋中之屋。结邻而居的，多是谈得来的同学。也有的不是自己选择的，是学校派定的。我在二十五号宿舍住的时候，睡靠门的上铺，和下铺的一位同学几乎没有见过面。他是历史系的，姓刘，河南人。他是个农家子弟，到昆明来考大学是由河南自己挑了一担行李走来的。——到昆明来考联大的，多数是坐公共汽车来的，乘滇越铁路火车来的，但也有利用很奇怪的交通工具来的。物理系有个姓应的学生，是自己买了一头毛驴，从西康骑到昆明来的。我和历史系同学怎么会没有见过面呢？他是个很用功的老实学生，每天黎明即起，到树林里去读书。我是个夜猫子，天亮才回床睡觉。一般说，学生搬床位，调换宿舍，学校是不管的，从来也没有办事职员来查看过。有人占了一个床位，却终年不来住。也有根本不是联大的，却在宿舍里住了几年。有一个青年小说家曹卣，——他很年轻时就在《文学》这样的大杂志上发表过小说，他是同济大学的，却住在二十五号宿舍。也不到同济上课，整天在二十五号写小说。

桌椅是没有的。很多人去买了一些肥皂箱。昆明肥皂箱很多，也很便宜。一般三个肥皂箱就够用了。上面一个，面上糊一层报纸，是书桌。下面两层放书，放衣物，这就书橱、衣柜都有了。椅子？——床就是。不少未来学士在这样的肥皂箱桌面上写出了洋洋洒洒的论文。

宿舍区南边，校门围墙西侧以里，是一个小操场。操场上有一副单杠和一副双杠。体育主任马约翰带着大一学生在操场上上体育课。马先生一年四季只穿一件衬衫，一件西服上衣，下身是一条猎裤，从不穿毛衣、大衣。面色红润，连光秃秃的头顶也红润，脑后一圈雪白的鬈发。他上体育课不说中文，他的英语带北欧口音。学生列队，他要求学生必须站直：“boys！you must keep your body straight！”我年轻时就有点驼背，始终没有straight起来。

操场上有一个篮球场，很简陋。遇有比赛，都要临时画线，现结篮网，但是很多当时的篮球名将如唐宝华、牟作云……都在这里展过身手。

大路以东，有一条较小的路。这条路经过一个池塘，池塘中间有一座大坟，成为一个岛。岛上开了很多野蔷薇，花盛时，香扑鼻。这个小岛是当初规划新校舍时特意留下的。于是成了一个景点。

往北，是大图书馆。这是新校舍惟一的瓦顶建筑。每天一早，就有一堆学生在外面等着。一开门，就争先进去，抢座位（座位不很多），抢指定参考书（参考书不够用）。晚上十点半钟。图书馆的电灯还亮着，还有很多学生在里面看书。这都是很用功的学生。大图书馆我只进去过几次。这样正襟危坐，集体苦读，我实在受不了。

图书馆门前有一片空地。联大没有大会堂，有什么全校性的集会便在这里举行。在图书馆关着的大门上用摁钉摁两面党国旗，也算是会场。我入学不久，张清常先生在这里教唱过联大校歌（校歌是张先生谱的曲），学唱校歌的同学都很激动。每月一号，举行一次“国民月会”，全称应是“国民精神总动员月会”，可是从来没有人用全称，实在太麻烦了。国民月会有时请名人来演讲，一般都是梅贻琦校长讲讲话。梅先生很严肃，面无笑容，但说话很幽默。有一阵昆明闹霍乱，梅先生劝大家不要在外面乱吃东西，说：“有一位同学说，‘我吃了那么多次，也没有得过一次霍乱。’这种事情是不能有第二次的。”开国民月会时，没有人老实站着，都是东张西望，心不在焉。有一次，我发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太阳竟是十三只角（按规定应是十二只）！

“一二·一惨案”（枪杀三位同学、一位老师）发生后，大图书馆曾布置成死难烈士的灵堂，四壁都是挽联，灵前摆满了花圈，大香大烛，气氛十分肃穆悲壮。那两天昆明各界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于途。

大图书馆后面是大食堂。学生吃的饭是通红的糙米，装在几个大木桶里，盛饭的瓢也是木头的，因此饭有木头的气味。饭里什么都有：砂粒、耗子屎……被称为“八宝饭”。八个人一桌，四个菜，装在酱色的粗陶碗里。菜多盐而少油。常吃的菜是煮芸豆，还有一种叫做蘑芋豆腐的灰色的凉粉似的东西。

大图书馆的东面，是教室。土墙，铁皮顶。铁皮上涂了一层绿漆。有时下大雨，雨点敲得铁皮丁丁当当地响。教室里放着一些白木椅子。椅子是特制的。右手有一块羽毛球拍大小的木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椅子是不固定的，可以随便搬动，从这间教室搬到那间。吴宓先生上“红楼梦研究”课，见下面有女生没有坐下，就立即走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一些颇有骑士风度的男同学于是追随吴先生之后，也去搬。到女同学都落座，吴先生才开始上课。

我是个吊儿郎当的学生，不爱上课。有的教授授课是很严格的。教西洋通史（这是文学院必修课）的是皮名举。他要求学生记笔记，还要交历史地图。我有一次画了一张马其顿王国的地图，皮先生在我的地图上批了两行字：“阁下所绘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第一学期期终考试，我得了三十七分。第二学期我至少得考八十三分，这样两学期平均，才能及格，这怎么办？到考试时我拉了两个历史系的同学，一个坐在我的左边，一个坐在我的右边。坐在右边的同学姓钮，左边的那个忘了。我就抄左边的同学一道答题，又抄右边的同学一道。公布分数时，我得了八十五分，及格还有富余！

朱自清先生教课也很认真。他教我们宋诗。他上课时带一沓卡片，一张一张地讲。要交读书笔记，还要月考、期考。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

多数教授讲课很随便。刘文典先生教《昭明文选》，一个学期才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

闻一多先生上课时，学生是可以抽烟的。我上过他的“楚辞”。上第一课时，他打开高一尺又半的很大的毛边纸笔记本，抽上一口烟，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这样讲唐诗，别的大学里大概没有。闻一多先生的课都不考试，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

唐兰先生教词选，基本上不讲。打起无锡腔调，把词“吟”一遍：“‘双鬓隔香红啊——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算讲过了。

西南联大的课程可以随意旁听。我听过冯文潜先生的美学。他有一次讲一首词：

汴水流，

泗水流，

流到瓜洲古渡头，

吴山点点愁。

冯先生说他教他的孙女念这首词，他的孙女把“吴山点点愁”念成“吴山点点头”，他举的这个例子我一直记得。

吴宓先生讲“中西诗之比较”，我很有兴趣地去听。不料他讲的第一首诗却是：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楼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我不好好上课，书倒真也读了一些。中文系办公室有一个小图书馆，通称系图书馆。我和另外一两个同学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看书。系办公室的钥匙就由我们拿着，随时可以进去。系图书馆是开架的，要看什么书自己拿，不需要填卡片这些麻烦手续。有的同学看书是有目的有系统的。一个姓范的同学每天摘抄《太平御览》。我则是从心所欲，随便瞎看。我这种乱七八糟看书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我觉得这个习惯挺好。夜里，系图书馆很安静，只有哲学心理系有几只狗怪声嗥叫——一个教生理学的教授做实验，把狗的不同部位的神经结扎起来，狗于是怪叫。有一天夜里我听到墙外一派鼓乐声，虽然悠远，但很清晰。半夜里怎么会有鼓乐声？只能这样解释：这是鬼奏乐。我确实听到的，不是错觉。我差不多每夜看书，到鸡叫才回宿舍睡觉。——因此我和历史系那位姓刘的河南同学几乎没有见过面。

新校舍大门东边的围墙是“民主墙”。墙上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壁报，左、中、右都有。有时也有激烈的论战。有一次三青团办的壁报有一篇宣传观点的文章，另一张“群社”编的壁报上很快就贴出一篇反驳的文章，批评三青团壁报上的文章是“咬着尾巴兜圈子”。这批评很尖刻，也很形象。“咬着尾巴兜圈子”是狗。事隔近五十年，我对这一警句还记得十分清楚。当时有一个“冬青社”（联大学生社团甚多），颇有影响。冬青社办了两块壁报，一块是《冬青诗刊》，一块就叫《冬青》，是刊载杂文和漫画的。冯友兰先生、查良钊先生、马约翰先生，都曾经被画进漫画。冯先生、查先生、马先生看了，也并不生气。

除了壁报，还有各色各样的启事。有的是出让衣物的。大都是八成新的西服、皮鞋。出让的衣物就放在大门旁边的校警室里，可以看货付钱。也有寻找失物的启事，大都写着：“鄙人不慎，遗失了什么东西，如有捡到者，请开示姓名住处，失主即当往取，并备薄酬。”所谓“薄酬”，通常是五香花生米一包。有一次有一位同学贴出启事：“寻找眼睛。”另一位同学在他的启事标题下用红笔画了一个大问号。他寻找的不是“眼睛”，是“眼镜”。

新校舍大门外是一条碎石块铺的公路。公路两边种着高高的柚加利树（即桉树，云南到处皆有）。

公路北侧，挨新校的围墙，每天早晨有一溜卖早点的摊子。最受欢迎的是一个广东老太太卖的煎鸡蛋饼。一个瓷盆里放着鸡蛋加少量的水和成的稀面，舀一大勺，摊在平铛上，煎熟，加一把葱花。广东老太太很舍得放猪油。鸡蛋饼煎得两面焦黄，猪油吱吱作响，喷香。一个鸡蛋饼直径一尺，卷而食之，很解馋。

晚上，常有一个贵州人来卖馄饨面。有时馄饨皮包完了，他就把馄饨馅拨在汤里下面。问他：“你这叫什么面？”贵州老乡毫不迟疑地说：“桃花面！”

公路对面常有一个卖水果的。卖桃子，“面核桃”和“离核桃”，卖泡梨——棠梨泡在盐水里，梨肉转为极嫩、极脆。

晚上有时有云南兵骑马由东面驰向西面，马蹄铁敲在碎石块的尖棱上，迸出一朵朵火花。

有一位曾在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汪曾祺经典散文通用篇七

家乡的几座大寺里都有罗汉。我的小学的隔壁是承天寺，就有一个罗汉堂。我们三天两头于放学之后去看罗汉。印象最深的是降龙罗汉，——他睁目凝视着云端里的一条小龙;伏虎罗汉，——罗汉和老虎都在闭目养神;和长眉罗汉。大概很多人都对这三尊罗汉印象较深。昆曲(时调)《思凡》有一段“数罗汉”，小尼姑唱道：

“降龙的恼着我，

伏虎的恨着我，

那长眉大仙愁着我：

说我老来时，有什么结果!”

她在众多的罗汉中单举出来的，也只是这三位。——她要是挨着个儿数下去，那得数多长时间!

罗汉原来是十六个，傅贯休所画“十六应真”即是十六人，后来加上布袋和尚和一个什么什么尊者，——罗汉的名字都很难念，大概是古梵文音译，这就成了通常说的“十八罗汉”。李龙眠画“罗汉渡江”就已经是十八人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队伍扩大了，变成了五百罗汉。有些寺里在五百塑像前各竖了一个木牌，墨字某某某某尊者，也不知从哪里查考出来的。除了写牌子的老和尚，谁也弄不清此位是谁。有的寺里，比如杭州的灵隐寺竟把济公活佛也算在里头，这实在有点胡来了。

罗汉本是印度人，贯休的“十六应真”就多半是深目高鼻且长了大胡子，后来就逐渐汉化。许多罗汉都是个中国和尚。

罗汉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装金的，多半是木胎。“五百罗汉”都是装金的。杭州灵隐寺、苏州××寺(忘寺名)、汉阳归元寺，都是。装金罗汉以多为胜，但实在没有什么看头，都很呆板，都差不多，其差别只在或稍肥，或精瘦。谁也没有精力把五百个罗汉一个一个看完。看了，也记不得有什么特点。一种是彩塑。精彩的罗汉像都是彩塑。

我所见过的中国精彩的彩塑罗汉有这样几处：一是昆明筇竹寺。筇竹寺的罗汉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不如说是一组浪漫主义的作品。它的设计很奇特。不是把罗汉一尊一尊放在高出地面的台子上，而是于两壁的半空支出很结实的木板，罗汉塑在板上。罗汉都塑得极精细。有一个罗汉赤足穿草鞋，草鞋上的一根一根的草茎都看得清清楚楚，跟真草鞋一样。但又不流于琐细，整堂(两壁)有一个通盘的，完整的构思。这是一个群体，不是各自为政，十八人或坐或卧，或支颐，或抱膝，或垂眉，或凝视，或欲语，或谛听，情绪交流，彼此感应，增一人则太多，减一人则太少，气足神完，自成首尾。另一处是苏州紫金庵。像比常人小，身材比例稍长，面目清秀。这些罗汉好像都是苏州人。他们都在安静沉思，神情肃穆。如果说筇竹寺罗汉注意外部筋骨，颇有点流浪汉气，紫金庵的罗汉则富书生气，性格内向。再一处是泰山后山的宝善寺(寺名可能记得不准确)。这十八尊是立像，比常人高大，面形浑朴，是一些山东大汉，但塑造得很精美。为了防止参观的人用手扪触，用玻璃龛罩了起来，但隔着玻璃，仍可清楚地看到肌肉的纹理，衣饰的刺绣针脚。前三年在苏州直看到几尊较古的罗汉。原来有三壁。东西两壁都塌圮了，只剩下正面一壁。这一组罗汉构思很有特点，背景是悬崖，罗汉都分散地趺坐在岩头或洞穴里(彼此距离很远)。据说这是梁代的作品，正中高处坐着的戴风帽着赭黄袍子的便是梁武帝，不知可靠否，但从衣纹的简练和色调的单纯来看，显然时代是较早的。据传紫金庵罗汉是唐塑，宝善寺、筇竹寺的恐怕是宋以后的了。

罗汉的塑工多是高手，但都没有留下名字来，只有北京香山碧云寺的几尊，据说是刘銮塑的。刘銮是元朝人，现在北京西四牌楼东还有一条很小的胡同叫做“刘銮塑”，据说刘銮原来就住在这里，但是许多老北京都不知道有这样一条名字奇怪的胡同，更不知道刘銮是何许人了。像传于世，人不留名，亦可嗟叹。

中国的雕塑艺术主要是佛像，罗汉尤为杰出的代表。罗汉表现了较多的生活气息，较多的人性，不像三世佛那样超越了人性，只有佛性。我们看彩塑罗汉，不大感觉他们是上座佛教所理想的最高果位，只觉得他们是一些人，至少比较接近人，他们是介乎佛、菩萨和人之间的那么一种理想的化身，当然，他们也是会引起善男子、善女人顶礼皈依的虔敬感的。这是一宗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不论是从宗教史角度，美术史角度乃至工艺史角度、民俗学角度来看。我们对于罗汉的重视程度是很不够的。紫金庵、筇竹寺的罗汉曾有画报介绍过，但是零零碎碎，不成个样子。我希望能有人把几处著名的罗汉好好地照一照相，要全，不要遗漏，并且要从不同角度来拍，希望印一本厚厚的画册：《罗汉》;希望有专家能写一篇长文作序，当中还要就不同寺院的塑像，不同问题写一些分论;我希望能把这些罗汉制成幻灯片，供研究用、供雕塑系学生学习用，供一般文化爱好者欣赏用。

汪曾祺经典散文通用篇八

4、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汪曾祺散文》。

6、人生如梦，我投入的确是真情。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

7、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汪曾祺：文与画》。

8、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汪曾祺：文与画》。

9、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花园》。

13、许多东西吃不惯，吃吃，就吃出味儿来了。——《岁朝清供》。

15、是有路的地方，我都要走遍。——《复仇——给一个孩子讲的故事》。

16、在一起时，恩恩义义；分开时，潇潇洒洒。——《八千岁》。

17、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菰汤，我想念家乡的雪。——《咸菜茨菰汤》。

18、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葡萄月牙记》。

19、无聊是对欲望的欲望，我的孤独是认识你的孤独。——汪曾祺。

20、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汪曾祺。

21、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哧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

22、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汪曾祺。

23、美，多少要包含一点偶然。——汪曾祺《人间草木》。

24、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汪曾祺。

25、我则有点像董日铸，以为"浓、热、满三字尽茶理"。——汪曾祺。

26、小时读囊萤映雪故事，觉得东晋的车胤用练囊盛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了读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不过用萤火虫照亮来读书，而且一夜读到天亮，这能行么？车胤读的是手写的卷子，字大，若是读现在的新五号字，大概是不行的。

27、如果平日留心，积学有素，就会如有源之水，触处成文。否则就会下笔枯窘，想要用一个词句，一时却找它不出。语言是要磨练，要学的。

28、有的小说，是写农村的。对话是农民的语言，叙述却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叙述和对话脱节。

29、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红杏枝头春意闹"，"满宫明月梨花白"都是这样。"闹"字"白"字，有什么稀奇呢？然而，未经人道。

30、语言，是内在地运行着的。缺乏内在的运动，这样的语言就会没有生气，就会呆板。

31、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

32、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

33、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34、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

35、我们的语言都是继承了前人，在前人语言的基础上演变、脱化出来的。很难找到一种语言，是前人完全没有讲过的。那样就会成为一种很奇怪的，别人无法懂得的语言。

汪曾祺经典散文通用篇九

一、一个人口味最好杂一点，耳音要好一些，能多听懂几种方言。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二、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

三、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

四、她挎著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著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五、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

六、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场子。这几荐重活，自己一家是忙不过来的。这地方兴换工。排好了日期，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一天吃六顿，两头见肉，顿顿有酒。干活时，敲着锣鼓，唱着歌，热闹得很。其余的时候，各顾各，不显得紧张。

七、它们很温暖，我注视他们很多很多日子了。

八、徐渭所作《七绝》之六：翠幌流坐着地垂，重论旧事不胜悲。可怜唯有妆台镜，曾照朱颜与画眉。

九、我不爱逛商店，爱逛菜市。看看那些碧绿生青、新鲜水灵的瓜菜，令人感到生之喜悦。……做菜的人一般吃菜很少。我的菜端上来之后，我只是每样尝两筷，然后就坐着抽烟、喝茶、喝酒。从这点说起来，愿意做菜给别人吃的人是比较不自私的。

十、真稀奇，那么多的和尚吃粥，竟然不出一点声音！他看见明子也坐在里面，想跟他打个招呼又不好打。想了想，管他禁止不禁止喧哗，就大声喊了一句：「我走啦！」她看见明子目不斜视地微微点了点头，就不管很多人都朝自己看，大摇大摆地走了。

十一、小时读囊萤映雪故事，觉得东晋的车胤用练囊盛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了读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不过用萤火虫照亮来读书，而且一夜读到天亮，这能行么？车胤读的是手写的卷子，字大，若是读现在的新五号字，大概是不行的。

十二、这些玻璃匣子里装的是黑瓜子、白瓜子、盐炒豌豆、油炸豌豆、兰花豆、五香花生米。长板的一头摆开”熏烧“。”熏烧“除回卤豆腐干之外，主要是牛肉、蒲包肉和猪头肉。

十三、宋朝的蒙古人喝的大概是武松喝的那种煮酒，不会是白酒——蒸馏酒。白酒是元朝的时候才从阿拉伯传进来的。

十四、茨菇。家里喂了一大群鸡鸭，单是鸡蛋鸭毛就够一年的油盐了。赵大伯是个能干人。他是一个「全把式」，不但田里场上样样精通，还会罩鱼、洗磨、凿砻、修水车、修船、砌、烧砖、箍桶、劈篾、绞麻绳。他不咳嗽，不腰疼，结结实实，像一棵榆树。人很和气，一天不声不响。赵大伯是一棵摇钱树，赵大娘就是个聚宝盆。大娘精神得出奇。五十岁了，两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不论什么时候，头都是梳得滑溜溜的，身上衣服都是格挣挣的。像老头子一样，她一天不f著。煮猪食，喂猪，z咸菜，－－她z的咸萝n乾非常好吃，舂粉子，磨小豆腐，编蓑衣，织芦篚。她还会剪花样子。

十五、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诸葛亮云：＂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心浮气躁，是成不了大气候的。静是要经过锻炼的。古人叫做＂习静＂。唐人诗云：＂山中习静朝观槿，松下清斋折露葵＂。＂习静＂可能是道家的一种功夫，习于安静确实是生活于扰攘的尘世中人所不易做到的。

汪曾祺经典散文通用篇十

本周，我读的书是《汪曾祺经典作品》。这本书分为小说和散文两大类。小说有《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寂寞和温暖》、《大淖记事》、《七里茶坊》、《职业》、《陈小手》、《安乐居》、《陆判》等。散文有《花园》、《冬天》、《夏天》、《我的家乡》、《北京的秋花》、《草木春秋》、《淡淡秋光》、《翠湖心影》、《泡茶馆》、《昆明的雨》、《观音寺》、《天山行色》、《湘行二记》、《皖南一到》、《泰山片石》……全书共283页。

这个小说集的第一篇就是《异秉》。由于我忘看书，全书我也就只看这一篇。

可是，经济不景气，周围的摊子都渐渐败落下来，不过，王二的摊子却办的越来越红。接着，王二把他的摊子搬到一家店铺那里。金银财宝哗哗哗的往王二家里流。

文章的最后一段写出王二的“异秉”，先解小手，后解大手……真的是因为“异秉”使他发达的吗？恐怕是因为他的勤劳和精明使他的生意红火起来的吧。而且，价钱公道，有诚信也是他留住“老主顾”的主要原因吧。

这堆鸡毛蒜皮的小事，作者也给说出来，可见作者特别啰嗦。可也正是他的写作手法与众不同之处。

汪曾祺经典散文通用篇十一

汪曾祺是迄今为止争议最小的当代作家：他的美学气质、作品的审美价值、文学史意义得到评论界、创作界的一致肯定。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出了家乡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作品在疏放中透出凝重，于平淡中显现奇崛，情韵灵动淡远，风致清逸秀异。他的小说《受戒》、《大淖纪事》、《陈小手》都是当代文坛的经典名篇，对于他的小说吸收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京派小说风范评论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且他的小说那种淡泊恬淡的田园感受，也让很多读者流连忘返。我个人就非常喜欢他的小说，比如看过《受戒》脑子里经常会浮现小和尚和一个小姑娘坐在穿上的画面，也经常会想到两个天真少年在岸边留下的那一对小脚丫。今天我们就来重点探讨一下他的散文。

汪曾祺的散文大多数都写得随意感性又兴致盎然，更接近通常意义上的随笔。汪曾祺的作品多是随随便便、任心闲话、兴之所至的的闲话。他自己曾说，散文是一个大类，也说自己实在无法区分散文和随笔，于是将自己作品中稍长的称为散文，短的称为随笔。——《汪曾祺散文随笔集》自序。他的散文题材非常广泛：个人经历、天文地理、民情风俗、饮食男女、街头巷议、人生世相、文坛曲艺等等无不可以入文。《文集自序》“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他认为散文是一种见性情，见人品，见功底的文体。

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其实“随缘任运”是汪曾祺所有作品体现出来的一种风格。代表的有《随遇而安》、《猴年说命》、《平心静气》、《觅我游踪五十年》、《我的创作生涯》、《自报家门》、《认识到和没有认识到的自己》、《老年的爱憎》等。他在《随遇而安》中开篇就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的一生就更平淡了。”这是对过去苦难的一种淡泊的心境，接着文章中既无凄楚之词，亦无愤懑之声，倒是写了在下放劳动过程中接触到的民情乐趣。他说“批判是一出荒诞戏剧，每一个上场的人都只是角色。”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清醒。张爱玲曾经说过“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而且也有这样一句名言：“眼因流多泪水而愈清明，心因饱经忧患而愈温厚。”

汪曾祺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希望溶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散文方面表现在《泰山片石》、《翠湖心影》等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崇高、伟大的近似偏激的情绪。“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汪曾祺坦言“我的感情无非三种：忧伤、欢乐和嘲讽”这与他追求的和谐也是十分合拍的。三种感情都很温和。他在《我是一个中国人》中谈到，“我是一个中国人，那么就必须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用一句话概括我的思想：“我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这首先表现在对人的尊重上，汪曾祺这样解释自己的人道主义，即“用充满温情的眼睛看人，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诗意，努力去感觉周围生活的生意盎然，怀着碧绿透明的幽默感”比如他的《多年父子成兄弟》和《我的祖父祖母》祖父给自己的儿子和孙子讲自己年轻时的一段风流韵事，讲的老泪纵横。“因此我觉得我的祖父是个人”以及他在作品中写到的平民百姓，甚至包括他写的家常小吃。就这样于平淡朴实的生活中写出人生的哲理。

汪曾祺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有许多民俗文化背景，比如《受戒》里的庙，《大淖记事》里的大淖等，这些环境和人文民俗都构成了作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至于他的散文中就更多了，他写了故乡的历史文化名人，故乡的乡亲，故乡的庙宇，故乡的河湖，故乡的元宵节等节日风俗，故乡的特产，故乡的野菜等等，而且他也写了好多自己去过的地方的风俗，比如昆明，比如张家口，甚至美国，他说：“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是怎样写出来的》他称自己是“通俗抒情诗人”，他写的清风白水、竹篱茅舍无不带有特定的文化内涵。高中语文有一篇汪曾祺的散文《胡同文化》。作者在开头部分总说胡同和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然后分说，先说胡同，说到胡同的取名来源，胡同的大小和数量，胡同功能和环境；再说文化，总说胡同文化的性质，“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接着说明“封闭”的种种具体表现。最后，说明胡同和胡同文化的发展趋势，“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比如说北京城方正的特点，你看他怎样说，“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作者就这样用日常生活的小事，娓娓道来，生动有趣，语言也是极其的朴素，使你对北京城的特点有了深刻的印象。更为出奇的是，作者在叙事时，带有浓厚的抒情笔调。比如，“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这是直接抒情。“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描写胡同的衰败景象，透露出极其伤感的情绪。文末一句“再见吧，胡同。”，留恋、伤感和无奈之情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说。

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汪曾祺的散文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他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给人们的视觉建立起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的欣赏，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