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史概论研究论文西方文化差异论文怎么写 关于西方文化史的论文(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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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西方文化史概论研究论文西方文化差异论文怎么写一

摘要：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藏着许多哲学思想和道理,对我国企业文化的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本文从正反两方面深入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设企业文化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企业文化、积极影响、消极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的不断积累、技术的不断创新、组织的不断变革,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发展的不竭之源,谁做到了“永远领先半步”,使企业在知识含量、技术含量方面有足够的储备并不断超前,谁就拥有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的把握。企业任何实践都需要相应文化的指导与支持,所以企业的最终发展必然回归于文化的发展。

有人说，如果把西方的文化视为“智性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则可以称之为“德性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

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指以企业为主体的、广义的、深层的文化，是在企业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的企业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传统作风、群体意识及整个企业人员的素质，是一种重要的经营资源，是企业的无形资本和灵魂，具有很大的渗透力和凝聚力，是维护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经营运作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共同的文化观念，是企业员工在认识上和行为上的共同理解，它贯穿于企业的全部活动之中，并决定着企业全体成员的精神面貌和整个企业的素质、行为和竞争能力。企业文化包括企业素质、企业形象、企业精神、企业风格和企业作用等。从层次上划分，其表层是物质文化，如企业发展速度、产品和服务质量、标语图徽、员工着装等；中间层次是制度行为文化，它主要表现为公司章程和员工行为规范等各项规章制度；最里层的是精神文化，即企业价值观、企业理念等，这是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部分。

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企业文化的中国化和本土化。要想发展、繁荣中国的企业文化，一方面要吸收国内外企业文化的优秀部分；另一方面要把我们好的传统继承下来，在融合的过程中创新，实现两种文化的对接和超越”。

传统是一种历史的长期积淀，传统文化是一种相对永恒的东西。从经济的角度说，每一个时代都必然要遇到前人留给他们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积淀了丰富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从总体上看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家族为本位、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纲常这一基本精神而展开的。其中充满了矛盾，也具有鲜明的两重性。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积淀了丰富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从总体上看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家族为本位、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纲常这一基本精神而展开的。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诚信忠厚、勤劳敬业、成人达己的处世哲学，家族、重集体、重社会、重国家的伦理观念，顺应自然、少思寡欲、修身立德、厚德载物的人本思想以及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意识、公而忘私的主人翁意识和团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等传统美德，对企业文化建设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但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如重人情、讲面子、裙带关系、嫉贤妒能、消极避世以及“自私、贪婪”的人性恶习与传统信仰衰落等消极文化因素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消极影响也很大。所对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影响充满了矛盾，具有鲜明的两重性。

“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考虑一切的根本，企业的管理者要在企业中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文化氛围，其含义包含三点：第一，“企业即人”。企业是由人组成的集合体，因此应以人为中心，把人的因素放在中心地位，时刻把调动人的积极性放在主导地位。第二，“企业为人”。办企业是为了满足人、满足社会的需要，并提高员工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企业为人”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应舍弃后者而取前者。第三，“企业靠人”。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是全体员工，必须依靠全体员工的智慧和力量，实行全员参与，以调动每位员工的积极性，促进最终目标的实现。

早在古老的《周易》中，就对刚健有为、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作出了经典性的表述，“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成为中华文化精神的重要内涵，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鼓励企业的全体员工愈在挫折厄运面前，愈要有抗争的勇气和力量，愈要有坚韧的探索和持久的忍耐。

注重和谐与合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精神，孟子在国家事务管理方面提出上下和谐的思想，阐述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著名命题。对于现代企业而言，建立一种“和合”的文化氛围，对它的各项发展都有重大的意义。邓荣霖等(2006)在研究中国情境下不同的文化类型、组织结构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的不同影响时，设想中国企业的员工会更加适应那些强调和谐人际关系和集体目标的组织文化，从而将具有这两方面特征的组织文化作为研究的重点。

我国的传统文化中高度推崇道德和道义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周易》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这个意思。体现在企业伦理上就是“价实”、“货真”、“量足”、“守义”，这既是企业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是企业的行为准则。

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的消极影响

常建坤(2006)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影响时发现，中国文化对企业家创新精神所起的正面影响要小于西方文化。

“先王之道”不能违，“祖宗之法”不可变，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信条。在我们今天的企业里，低头干活少说话，本本份份随大流，仍然能得到好评，过上安稳日子，还往往能被选为“先进”，推为“优秀”。而不安于现状，总想越出些“规矩”、弄出些“新意”的人却不被看好。在民族文化心理中，“离经叛道”最为世情所不容，也往往最伤当权者、管理者的感情和神经。由此形成了停滞的、僵化的和消极的企业文化，成为创新的重要阻力。

我国传统文化有“崇德重义”的道德规范，但它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反对人们要求改变自身生存条件的愿望和为此所进行的斗争。既然功利和人欲被看作是恶的、应该抛弃的东西，力量的培养、知识的研求，也就必然被忽视。从社会效果来看，这种文化效果流行的结果，造成知识分子空谈心性、轻视实践的性格，偏重向内心寻觅“天理”、“良知”，而鄙视向外界探索客观世界，以致阻塞了探索知识、改造世界的雄心和锐气。

这种思想意识的长期影响，使人们难以坚持个人的看法，企业家不敢大胆实施自己的改革方

案，不愿显示个人的力量，这对企业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企业文化建设的几点建议

企业创新文化建设提倡全体员工的积极参与，因此要培养其主体意识，可以概括为以下两方面：参与意识。员工应关心企业发展，参与企业管理，企业对于员工的建议应及时、正确地接纳和反馈，避免不同部门之间互相推诿，这样员工才会对企业产生归属感，并勇于承担责任；独立意识。员工能够自由迅速地就某些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做出决定，并对所做的决定负责，将企业的长远利益与个人价值实现相结合，企业充分尊重每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意愿，在企业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尽可能为每个员工提供发展自我的空间。

企业创新环境的建设包含硬环境建设与软环境建设两个方面: 硬环境建设主要是指建设创新工作赖以进行的各种物质环境条件。如创新所需的工具、设备、仪器,创新试验的条件，创新资料，信息沟通和管理方式与手段，工作场所及生活环境等；软环境即企业内的创新氛围，主要指一种对创新的无形推动与激发力量，大多数人愿意在有情趣、有事业目标和创新气氛的环境中工作，而不仅仅满足于完成例行工作。

企业的群体创新应当包括集中群体创新和分散群体创新。群体创新文化无疑十分需要集体主义精神，因此，企业发扬我国传统文化重视集体的思想，营造群体创新文化，使企业员工以企业利益和发展为己任，团结协作，努力创新。

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2008年8月版

[2]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页

[4] 黑格尔：《哲学史讲学录》第1卷，第8页

.[9]邓荣霖，吴欣，郑平.组织文化、组织结构与绩效：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j].商业研究，2006，(22).

[6]常建坤.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家创新精神[j].经济管理，2006，(18).

2023年西方文化史概论研究论文西方文化差异论文怎么写二

   在亚洲，印度和中国的发展模式始终备受关注。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有的国家顺势崛起，有的国家瞬间倒下。造成这二者差别的原因并不在于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的高低，而在于这些国家发展选择的道路及其性质不同。

中国和印度竞争实际上就是不同道路的不同制度间的竞争。1949年之前，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的就是依附性发展道路。由于大量引进外资，其经济发展速度快，但社会两极分化也快。最后导致的后果是：外资冲击中国农村，农民整个劳动收入远不足补偿生产支出，致使农民的农业生产也难以为继，甚至连“自身再生产”即养家糊口都不能维持，随之而来的就是农业的萎缩和农村的解体。蒋介石集团的依附型发展道路为中国革命铺好了干柴，大量外资又为这干柴浇上了燃油，以至共产党到哪里，哪里就有大批的农民参加红军闹革命。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毛泽东那一代是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共产党人，也正是这段历史让他们明白：依附型经济没有出路！鉴于蒋介石时期依附性发展道路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又鉴于国外发展道路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中国人民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后又提出“自主创新是掌握民族发展命运的关键之举”这一重要命题。只要我们了解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我们就能知道当时为什么中国人民选择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选择了以共产主义为其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前进的领导力量。我相信，即使我们今天重新开始我们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最终还会选择列宁主义，选择毛泽东思想，选择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而印度的近代发展道路恰恰相反。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根据自己的成功经验，不仅不允许印度有自主创新能力，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摧毁印度的自我选择能力，更遑论其革命的能力。

中国与印度最实质的差别在于中国经过了彻底的革命，而且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使中国经济在“生产－流通－消费”循环过程中剔除了印度那样庞杂的非生产性的产权红利和生产利润切割。相反，印度政府动辄就要给私有产权付利，国家的投资往往因私有产权的大量预先截留而使其事倍功半：在资金投到生产的流程之前，要经过资本家、地主和英国殖民产权的截留，最终到生产者手中就所剩无几。

生产者没有投资资金就只有借高利贷。印度，尤其是在印度农村高利贷盛行，其利息也很高。这对印度生产者，尤其对作为社会主体阶层的农民的压力很大。这就导致印度生产没有动力。中间人靠产权来获得分配，劳动者没有投资和消费能力，这样便出现大量的贫困阶层并由此产生的社会动荡。日益严重的小农破产和两极分化现象的产生。这也是印度一些地区比如比哈尔、西孟加拉、奥里萨和安得拉邦等农民暴动延绵不绝的直接原因。

社会基层如果没有经济活力，整个印度经济就不会获得自主发展，不能自主发展就没有民族市场。民族市场本质要求的是人民市场。没有人民消费，没有民族市场，建立其上的国家经济就不可能崛起。从这个角度看，印度的问题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印度问题的核心。

中国的改革成功是与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存在息息相关的。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通过国家的力量，用反剪刀差的形式把农产品的价格提起来，让农民先获利，农民获利就可以进行投资。中国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而印度却不能呢？因为中国政府不受私有者支配，而印度议会的每个议员所考虑的多是小圈子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由于人民没有资金，所以印度的人民消费还得通过政府这一中间环节转包给人民。政府害怕得罪资本家，也不敢得罪人民，只好在满足资本家的同时，也在财政上拿出一些钱给人民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国家经济就这样半死不活地往前走。1960年尼赫鲁就质问：1950到1960年这十年印度创造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答案其实很简单，即这些财富就是被庞大的私有产权预先截留了。

尼赫鲁本来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计划，但他又想走“中间路线”，要回避社会主义革命，这就使他的计划成为空想。“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没有革命——在这里当然指的就是暴力革命，不要说社会主义，即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也无异于纸上谈兵。这个道理，连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也看得明白。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对斯大林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这句话一语双关，一方面他想暗示斯大林印度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是说自主创新的社会制度没有革命是建立不起来的。斯大林同意并接过罗斯福的话说：“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

几乎是同时建国的印度与中国，其两者之间的差距始于中国1952年土改完成，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拉大。中国1952年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和1956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成功又取决于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些革命使中国整个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大为简化。土地集中到了国家和农村集体手中，这大大降低了国家发展的成本。20世纪70年代，中国基本建立了完整和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此后，计划经济的主要任务也已经基本完成。1978年以后，中国转入商品（市场）经济，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其经济显示出远远高于印度的强劲发展势头。

假设我们没有经过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蒋介石集团统治时期堆积如山的产权问题，那么现在中国远高于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不可能出现。彻底的社会革命使中国摆脱了经济发展中的依附性质，而完全独立自主的经济制度又使新中国经济具有了没有经历政治革命的印度无法具有的创新品质。

最能反映印度经济对外依附的深度的是对外贸易领域。印度国内市场极为有限，只有依赖外部。印度为了外汇大量出口技术含量较低的商品以购回高附加值的商品，结果就是出口量越多贸易赤字就越大，从而形成“利润逆循环”现象。从1949年到2003年这长达50多年的历史中，印度外贸竟然只有两年顺差！它们分别是1972到1973年度，其贸易顺差10亿卢比和1976到1977年度，其顺差6.8亿卢比。2003年逆差竟飙升到了4206亿卢比。印度外贸越滚越大的赤字是其经济对西方技术和资本绝对依附关系带来的恶果。

印度经济的依附性严重阻碍了其生产力的发展。这里已没有必要再列举依附性对印度传统产业的影响，只要看看现在被舆论炒得火热且美誉有加的印度信息技术产业（it产业）并将它与中国同类产业比较，就不难理解印度经济中的依附性因素对印度发展的阻碍作用。

从1997～2003年期间，2002～2003年度印度信息技术产业产值比1997～1998年增长了2.02倍，总额中软件出口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6.1倍，而软件内销量才增长2.9倍。附加值较高的战略性电子产品增长只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1.8倍。占产值总额主体部分的是附加值较低的日用电子产品，增长了0.82倍。这说明印度it业增长是靠海外市场拉动，而且推动it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低附加值产品。

近年迅猛发展的印度it产业并不是由印度民族经济自主推动，而是由国际，尤其是由资本中心国家的经济需求拉动的。国际资本中心国对印度it产品的需求对提高印度it产业的技术，尤其是有利于巩固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的进步，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而造成it产业这种依附性发展的原因又在于长期处于萎缩状态的印度民族市场，近30%左右的贫困人口大大限制了it产品国内市场的购买力和it技术的国内培育和开发条件。

造成上面差距的原因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印度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严重弱化。而拉开中国与印度自主创新能力差距的原因应该归功于中国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虽然是一个自由经济论的拥护者，但他对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经济成果非常肯定。他认为，1979年之前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改革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他说：“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

根据上述对印度结构式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论分析，笔者对印度和中国的未来国家发展前景做出如下评估：

第一，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断送了印度中世纪文明的发展进程，却没有给印度人带来自主型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发展进程。在生产分配领域，英国人在没有消灭旧的封建阶级的条件下，又给印度送来了新的国民财富的截流者即殖民统治及建立其上的产权关系。印度独立后尽管废除了服务于殖民统治的柴明达尔制度，但却变相保留了其他封建地租食利者阶层，并在此之外又新增了民族资本家阶层。在国内市场日益萎缩的条件下，在资本家及新兴有产阶层中新增出为国际资本服务的买办阶层。这些阶层队伍如此庞大以致他们利用私有权瓜分印度年度利润之后，社会生产者主体即劳动者阶层所得无几。由此而言，除了主权归属不同，印度独立后所建立的只不过是殖民地时期的金字塔利润分配结构的变形。这种结构既断送了印度在二战后进入苏联、中国等国家自主型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也断送了印度在全球化时代进入英美等西方国家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经过几十年的痛苦挣扎，当代印度实际上已不情愿和半推半就地滑入依附于国际资本的拉美式的发展惯性之中。印度已成为拉美模式在亚洲的另存形式。

第二，印度独立以来形成的社会结构既阻碍了生产力可持续性发展，也削弱了印度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潜力。如果将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分为表现为存量的自然资源潜力和表现为变量的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潜力，那么在与中国比较时，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只具有自然资源存量优势，而缺乏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国家能力的变量优势。中国相对于印度的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后一方面。由于中国拥有良好的运用其自然资源的政治经济结构及由此产生的高效能力，在可见的将来印度要赢得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是不可能的。

第三，上述两点结论的确定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在当代中国已确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参照系和当代印度已确定拉美模式的坐标系中，上述对印度的评估结论才是成立的。由此，我们进一步推导出的结论是：鉴于印度自然资源尚未大规模开发，并对中国保持着相当的后发优势，如果未来中国发展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具有拉美特征的印度发展道路，并由此形成拉美式的社会经济结构，那么，中国的发展将会落伍于印度。

第四，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估不能不考虑印度议会体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这一点使目前在“印度热”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甚为乐观，而笔者的评估结论则是非常悲观的。从“减震”的角度考虑，尼赫鲁留给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仅使政府失去了效能，同时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这正如英国殖民统治留给印度的“议会体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识分子，又瓦解了印度劳动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样，印度这种体制的“减震”作用既留给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无“猛药”根治，议会制度的“减震”作用对具有结构性危机的印度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不会是迅速崩溃，而只能是缓慢衰落，乃至--鉴于印度所处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权地缘中心位置--瓦解，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觉中瓦解。

第五，今天中国用本国的资源支撑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后劲已十分有限了。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自主创新道路的重要性、提出“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思想。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着第三次的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从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次飞跃是从改革开放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次将是从“统筹国内国际大局”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把握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稳步扎实地全面实现小康的战略目标。如果我们能顺利实现这次飞跃的话，印度与中国的竞争就失去了起码的前提。

2023年西方文化史概论研究论文西方文化差异论文怎么写三

在七大艺术中，电影艺术是唯一有明确生日的艺术。作为一门年轻的艺术，电影自1895年12月28日诞生以来，仅仅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以其巨大的艺术魅力迅速将其他艺术推向边缘，并逐渐占据了当今文化的主流地位。中国电影的历史也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经过几代电影人的不懈努力，中国电影人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逐渐消失的今天，电影以其巨大的优势成为一种流行的艺术风格，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研究对象。电影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当今社会最活跃的文化因素之一。

香港是一个大众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城市。它的电影风格不同于大陆，以商业和娱乐为主流。在某种程度上，它接近好莱坞的电影风格。这种社会文化背景已经成为香港后现代电影出现的温床。从在83版秃鹰英雄传奇中扮演被梅朝峰抓获并杀害的金兵b开始，周星驰开始进入观众的视野，但并没有引起绝大多数人的注意。然而，凭借才华和勤奋，短短20年后，周星驰用自己的电影征服了观众，创造了一个时代:无厘头喜剧，即后现代喜剧时代。香港的后现代电影并不是从周星驰开始的，但它们肯定是在周星驰的电影中发展起来的。在《霹雳先锋》中，这种风格还不明显。自《赌圣》问世以来，它变得越来越成熟和辉煌。然而，在周星驰后来的几部电影中，这种风格有所淡化。在这种风格的影响下，许多人纷纷效仿，出现了许多风格相似的电影，这种情况越来越糟。

主题目的:周星驰的电影已经流行了20年，出现了许多经典作品。我很早就接触到他的电影，并且非常喜欢，以至于很多电影都被一遍又一遍地观看。我已经为他的电影写了几篇评论，但是很难避免陷入老一套。我早就想写一篇关于周星驰电影的论文，但是我没有新的视角。接触后现代主义理论后，我恍然大悟。周星驰的电影如此符合后现代主义的每一个特征，就像它们是为后现代主义而生的一样。因此，我把周星驰的电影和后现代文化结合起来，为周星驰的电影辩护。

意义:周星驰的电影为后现代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作为后现代文化的典型代表，周星驰的电影对于文化科学家对后现代文化的研究以及普通观众对当今电影荒诞滑稽风格的正确认识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的研究可以揭示周星驰电影的文化内涵，有助于弥补目前周星驰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研究摘要:

周星驰的电影已经流行了一天多。许多人喜欢看周星驰的电影，许多人热衷于研究周星驰的电影。有许多关于周星驰电影的书籍和论文，可以在图书馆或互联网上找到。综上所述，这些研究主要有三个方向:

首先，对周星驰本人及其电影的情节和思想意义的研究，包括大量的电影评论和一些作品，是论文和作品数量最多的研究方向。这些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们太情绪化了。无论是描写周星驰的生活，还是表达作者对周星驰电影的感受，都是从感性的层面进行的评论，这在理论上是无法概括的，也无法达到理性的层面。这些作品充其量只能被视为一般性评论，没有任何理论意义。例如，自称是周星星粉丝的人写的《爱周星驰》直接表达了他们对周星驰的爱。用强烈的主观感受去研究这个理论，估计不会有研究结果。充其量，它只是表达一个人瞬间的感受。

其次，周星驰电影艺术技巧研究。这方面也有许多论文和论文。与第一个研究方向相比，这个方向的研究相对深入。它不仅涉及周星驰电影的直觉感受，还通过表象深入到他电影中所包含的艺术技巧，如电影中主人公的身份定位、他荒谬的手法等。在这个研究方向上，最重要也是研究最多的话题是对其荒谬可笑的讨论。随着周星驰电影的出现，“无厘头”这个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有许多论文讨论了这个词的来源和意义。然而，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话题时总是离不开它，所以这个话题变得很粗俗。仅仅讨论这个话题似乎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最后，对周星驰电影的后现代文化进行了研究。由于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在西方产生并相对较晚的概念，它传入中国甚至更晚，所以很多人不了解或不能很好地理解和运用它，这可以从少数从后现代文化视角研究周星驰电影的论文和作品中看出。少数人可以从后现代文化的角度有意识地研究周星驰的电影，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在这些论文和著作中，大多数人对后现代文化的应用不够精通，或者他们仅仅从后现代文化理论的一个角度来讨论一个问题，或者他们在讨论后现代文化理论时不够精确。很少有论文和作品能够运用后现代主义理论来研究周星驰的电影。

我对评论的评价:

总而言之，虽然有很多人在研究周星驰的电影和很多作品，但实际上研究这些想法的人并不多，理论上能够准确定位的人更少。通过有意识地运用后现代主义的相关理论，周星驰的电影可以得到全面而准确的理论总结和定位，这几乎是一个空白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认的权威来研究周星驰的电影，也没有一本关于周星驰电影的经典书籍来说明这一点。这是一个很大的理论空怀特，虽然我不擅长这个，但我愿意试着钻这个空。

研究内容:

本文运用后现代主义的相关理论，如消费社会理论和解构主义理论来研究周星驰的电影。周星驰总共出演了50部不同级别的电影。本文着重于一些高层次的电影，辅以其他电影。同时，本文将对周星驰的电影做一些全面的外围研究，如票房等。最后，本文还对周星驰风格的其他电影进行了初步探索。

周星驰作为喜剧之王，在演艺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这些成就并不是瞬间的。除了自然因素，他的成功也离不开他的努力。就像许多电影明星的成长一样，周星驰一开始是一步一步的跑龙套，最终能够在电影中扮演全职角色。电影《喜剧之王》似乎是对他成长道路的最好诠释。当然，能够在电影中表演和成为喜剧之王是两码事。周星驰的真正崛起始于电影《霹雳先锋》。然而，严格来说，这部电影不是喜剧电影。在这部电影中，周星驰不是主角，李修贤是主角。周星驰作为主角的真实角色及其风格的形成始于电影《赌圣》。从那以后，周的电影席卷了中国，几乎每部电影都获得了很高的票房，观众也纷纷涌向他们的电影。在这种影响下，许多电影制作人开始跟随周的风格拍摄搞笑电影，如《一石二鸟》、《狮吼》、《完美九侠》、《大话西游》、《世界第二》、《密探零狗》、《功夫熊猫》等。这种趋势也蔓延到电视剧中，《武林外传》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当然，这些影视剧中有一些是周星驰电影的仿制品，但也有一些是基于仿制品的创新，从而成为新的经典，比如《武林外传》。本文共分三章:第一章是后现代文化与周星驰电影。首先结合周星驰的电影阐述了后现代主义的定义和后现代文化的特征，然后讨论了周星驰电影中所体现的后现代性。第二章论述后现代文化的另一重要内容解构主义，并探讨周星驰电影中的解构主义特征。第三章进一步拓展了本文的范围，探讨了周星驰电影引发的周星驰现象。

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讨论后现代主义的内容以及如何构建后现代主义。另外，相关的理论书籍很难获得，所需的阅读和整理工作量也相当复杂，这也是本文要解决的难题。

因此，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在研究现有材料的同时，以周星驰的电影及相关影视作品为基点，结合相关后现代主义理论，将二者结合起来，从新的视角进行研究。

2023年西方文化史概论研究论文西方文化差异论文怎么写四

西方道德哲学的寻根理路

人之为人，总要为自己行为的应然性、合理性，寻找一种本体的辩解。那么，人之行为的合理性基础或“应然性”之根究竟是什么？它植根于天国还是尘世？是生成于人的内在本性还是人的主体自由选择或诸种 心理活动？是基于个体主体抑或是主体间性？对这些问题的选择与回答，西方道德 哲学经历了一个由神的外在权威向人的内在权威转变的摧毁与重构，由有权威的绝对主义向无权威的相对主义转变的否弃与重构，以及克服道德相对主义向规范伦 理学的复归与重构，这样几个不同阶段的寻根 发展理路。而每一次的摧毁与重构、转折与发展，既折射出一种时代精神，也反映了西方道德哲学家对形塑人的主体自身形象的一种理想追求。

一

在西方中古时期，神与宗教长期以来是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尼采将此概括为：宗教对西方人来说，与其说是一种神学体系，不如说是一种心理母体，它环绕着人从生到死整个一生。然而，这种以神作为人的精神支柱，以宗教作为人的精神家园的终极神圣律法，则随着资本主义的生成，封建等级制的消亡，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文精神的高扬，遭到了启蒙运动的强烈冲击。启蒙运动强调人的精神家园不在天国，而是在人所栖居的尘世；人的精神支柱不应诉诸于一个外在的终极权威，而应立足于人的主体自身。所以，对于现代启蒙运动中的现代道德哲学家而言，首要任务是填补被人的主体理性驱逐了上帝的外在权威之后，而给道德哲学留下的价值本源空白。

如果说支撑人去践行的道德之根不是上帝或神意，而是由人的天然本性使然，那么，人的天然本性具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什么样的人性特征才是道德基本原则的合理性基础？能否从“自然而然的人性”合理地推论出道德禁令，从而在二者之间建构牢固的关系？思考与回答这些问题，既彰显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在突破了中世纪封建神学伦理的传统禁锢之后的道德价值取向，也构成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共同本质特征，同时也生成并决定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多元化及其相互对立的诸道德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与纷争，乃至走向失败与终结。

首先，从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价值取向看，其道德改革并不在于剥夺中古时期的“道德内容”，而是它的道德根基。在这个问题上，现代道德思想家的普遍价值取向是以人性对抗神性；依据人性为现代道德的合理性基础提供一种证明和辩护，从而使道德规范的权威性在由神的外在终极律法转向人的内在本性或主体自律的世俗化基础上，在人性与道德规范之间建构一种坚实而可靠的 联系。所以，尽管现代道德思想家在如何重构新的道德价值观上，表现出不尽相同的思维路向、论证方式和理论构成，但是所有这些思想家在构建新的世俗化道德有效论证运动中，都将道德法则的合理性和权威性论证 建筑在人性特征的基础上，强调人的价值标准应该以人“本身的品质为标准的”绝对地位。归依人性，“不在别处而只在自身寻找合理证明原理的要求”，成了近代时代精神的最强音（注：阿莫尼克：《道德与后现代性》，哲学译丛，1992年第2期，第38页。）。

其次，揭示与描述人性的本质特征，并从其所理解的人性之“是”的前提出发，推论出人之“应该”的道德规则及其戒律的合理性、有效性与权威性，为人性的本质特征与道德戒律之间必然而坚实的关系作出合理的辩护与论证，则构成了现代道德哲学的首要任务与本质特点：即道德论证与论证道德。而这种以人为本的论证道德，在经历了几个世纪漫长而曲折的探索与嬗变、辩护与论争之后，不仅抛弃了传统伦理学的自然目的论，剥夺了宗教神学的目的论的绝对特性，而且为资本主义新道德的价值观奠定了主体范式或主体自律的基础。

第三，当启蒙运动将人之践行的应然性基础诸诉于人的主体或人性时，这场运动又归于失败。其原因在于：其一、现代道德思想家一致同意道德法则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可辩护性与合理性，应建筑在人性的基础上。但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性特征才能为道德法则提供权威性的根据并得到有效的合理性辩护？正是在对这一至关重要问题的肯认与论证上，诸家诸说各持己见，纷纭争执，陷入了多元的、相互争辩的道德体系之间的“诸神之战”。

当现代道德思想家摆脱了传统道德的外在权威而确定了现代自我主体之后，对道德前提或道德之根的认证，可以完全立足于“纯粹由主观性来证明其合理性的选择”，可以完全从自我所理解的任何观点出发，去自由地选择那种他自以为“是”的人之本质特性，从而把道德上的信奉视为对这些前提所作的无标准的选择的表达。他们或诉诸于欲望和激情（狄德罗和休谟），或诉诸于理性（康德）；或将人性界定为自私性恶（霍布斯、洛克与曼德威尔等），或界定为情感性善（沙甫慈伯利和赫起逊）；或将人的自爱心和怜悯心作为人性的道德之本（卢梭），或将趋乐避苦、自保自爱的天然本性作为道德的根基（爱尔维修），在无法比较的道德前提，或者说人性之根上，进行着互不相容、持续不断的对抗与论争。在这场无止境的论战中，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丧失了；任何所谓道德言辞都失去了全部权威性的内

容。人们不仅在理论和 实践上丧失了对道德的明辨力，而且无法有客观的标准来判断和识别善恶性，导致现代论证道德的合理性运动陷入了道德“多元论”和道德相对主义的困境。

其二、现代论证道德合理性运动之所以失败还在于：其道德论证不能合乎逻辑地从其所理解的“自然而然的人性”之“是”推论出人之道德原则以及道德践行之“应该”，进而在其所承继下来的道德禁令与未经教化的“自然而然的人性”之间建立起必然而可靠的关联。因为现代道德思想家从中古时期所承继下来的道德禁令，和其所确定的人性概念这一两极因素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与对立。因而当道德思想家试图在其正面论证中把道德禁令置于人性基础上的同时，他们又在各自作出的反面论证中越来越趋向于一条普遍原则：没有任何有效性论证能从纯粹事实性前提中，得出任何道德的或评价性的结论。休谟以疑问而非肯定性断言的方式表达了这一普遍原则：人们“从‘是’的前提中得不出任何‘应该’的结论”（注：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换言之，即我们无权说：既然人是这样的，人就应该以这种方式行事。休谟这一著名的禁令就像中世纪的表兄弟―奥卡姆的剃刀一样，使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现代经典道德 哲学，都陷入他的禁令的无情砍刀之下。这一被视作无可争议、无可逃避的永恒真理，既是与古典传统道德最后决裂的信号，又是现代论证道德合理性运动彻底失败的信号。

二

现代论证道德的合理性运动的成功与失败，从正反两方面启发并影响着当代西方道德思想家，且构成其学说 发展的直接逻辑起点。当代西方道德思想家承继了现代论证道德的“主体范式”，但不再热心从主体自我寻找出一种普遍的、本质的和内在的人性特征，以作为道德原则的合理性与权威性的绝对形而上学基础，即不再热心于从人的内在本性去寻求人之行为之根；而是将道德的生活方式和准则的合理性、权威性，转向诉诸于主体的选择活动，以及主体的偏爱、态度和情感描述与表达等主观 心理活动。这种道德哲学的转向不仅从本质上改变了道德原则与价值判断的内在意蕴，改变了道德争执的根本特性；而且使企图维护客观的非个人道德判断标准的现代论证道德的绝对主义理想，为当代道德哲学的相对主义所取代。

当代道德哲学的相对主义分别以不同的运思路数，表现在唯科学元伦 理学和非理性人学伦理学中。

唯科学元伦理学自摩尔的直觉主义开始，经史蒂文森等人的情感主义到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的分析哲学的发展，其共同倾向是：坚持将事实真理与价值观念严格区别开来，认为道德规范、价值判断和伦理概念等命题，不是知识的表达和意义的描述，而是一些存在于有限世界的彼岸，无法用 经验事实证明其真假的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所有道德规范、价值判断和伦理概念就其本性是道德与价值而言，都不具有真理的价值，而仅仅是偏爱、态度和情感的外溢和经过乔装打扮的命令句、祈使句等。由于表达偏爱、态度与情感的道德判断，无真也无假，没有任何合理的方法来确保道德判断的一致性。所以，任何追求客观的非个人道德标准的企图，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合理辩护。因此，伦理学作为“不能记述的对象”――价值的科学，其根本宗旨不在于把道德作为社会的、整体的、客观的现象去研究，而在于分析研究道德 语言、概念和逻辑等。就此而言，唯科学元伦理学不仅具有形式主义的特征，而且又与传统的规范伦理学，即“实践哲学”分道扬镳了。

非理性人学伦理学从意志主义者尼采宣告上帝已死，倡导“重新估计一切价值”起，一切永恒的、绝对的传统道德价值便随着上帝的死亡而消亡了。一切新的道德价值和生活信仰，都是“超人”的自由选择和创造。超人是一切真理、价值的立法者。尼采这种拒绝一切绝对的、客观的理性论证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道德价值观，在存在主义，特别是在萨特的非理性自由人学与自由价值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与诠释。否定上帝的存在，主张创造人的是人自身是二者共同的价值取向。人没有任何先在的本质，存在就是一切。人既没有外在的绝对权威：上帝，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内在本性或人学原理，同样人的选择活动也不受社会的制约。人，不管他作出哪种决定，都没有什么现行的普遍原则帮助他理直气壮地为其决定作辩解。人是各种价值的创造者，而人的自由则是其价值创造与选择的惟一基础。

道德相对主义同样也表现在实用主义哲学之中。众所周知，实用主义否认客观真理，认为判断真理的惟一标准是真理的实际效用。这种“有用即真理”的原则，不仅是支撑其认识论，同样也是支配人之行为、构架其伦理学的轴心。从理论构成看，实用主义兼容并蓄了西方传统中注重特殊具体事实的“唯名论”、注重实效与实利的“功利主义”、反对形而上学抽象的“实证主义”，以及强调个人的主观选择的“存在主义”等观点，主张以是否“有用”、“方便”和“有效”，作为评估一切事物和行为之道德价值的惟一标准；以是否有利于个人的“利益满足”，是否

符合个人的主观 经验与兴趣，作为道德评价的直接依据，从而使道德变成了一种方便有用的工具。

由上可见，“相对论的时代使人想要找到能够为之坚定地毫不含糊地献身的终身价值的希望大大破灭了。”（注：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2页。）当代西方道德 哲学在唯科学元伦 理学与非理性人学伦理学，这二种平行 发展的极化运动中的共同指向是：摈弃了传统伦理学对客观的、非个人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探索，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论证道德的价值取向，更加剧了道德危机。人的道德判断、道德言辞，作为人的主观偏爱、情感意志等 心理状态的表达，人的道德原则、道德价值，作为主观自由选择与创造的产物，丧失了绝对的、普遍的、合理的权威性。所谓道德判断、道德原则的权威性都是个体的、主观的、相对的，而道德权威的个体性、主观性和相对性，则意味着没有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可依从，没有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就可以自行其是，其结果必然是普遍的道德与善变得不可诠释；只有相互匹敌的道德理论之间，毫无结果的无休无止的矛盾与纷争，使道德陷入一种严重的危机之中。

三

道德权威的缺失与道德相对主义泛滥，导致了道德基础的崩溃与道德危机。这种危机，引发了西方道德哲学家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复归与兴趣，拒斥相对主义，重新为人之行为，寻找一种绝对的、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摆脱唯科学元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和非理性人学伦理学的任意品性，重构道德价值的合理性基础已成定势。

20世纪60年代，尽管道德哲学之间的“诸神之战”并未偃旗息鼓，然而在诸如新功利主义、新 社会 政治伦理学、新人道主义、新行为主义、新结构主义、境遇伦理学和商讨伦理学等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复归与重构步伐中，一方面显示出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并不是简单地归依传统，而是基于当代西方社会的背景条件和现实需求，以时代“开新”为其理论宗旨，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视角，批判地继承了传统道德哲学的某些内容和观点，开创性地重构着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又不是在彻底地否定传统前提下的重构，如现代论证道德哲学既强调以摧毁和摈弃中古神学自然目的论为否定性前提的革命性的替代性重建，又追求以挽救和重振现代论证道德的精神为肯定性前提的再造性的承继性重构。西方道德哲学这种回归与重构趋向表明：在经历了唯科学元伦理学和非理性人学伦理学的道德危机之后，“人们又在对人的基本价值表示关切了”（注：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2页。）。规范伦理学已经开始了一场戏剧性的复兴。

那么，究竟如何超越道德相对主义而建立起道德的普遍性、权威性与客观性？如何超越价值的多元论而建构一种普遍伦理或“普世伦理”，以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一个指导其道德航向的罗盘呢？为此当代西方道德思想家沿着不同的路向，进行着种种努力和尝试，而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则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阿佩尔，建构在“主体间性”基础上的商讨伦理学，对普遍伦理学的合理性基础所作的探讨。阿佩尔在《哲学的改造》一书中指出：我们这个时代，乃是以科学所致的技术成果所造就的全球一体化文明为其特征的时代，因此对某种普遍伦理学的需要，即对某种能够约束整个人类社会的伦理学的需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对普遍伦理学“合理性”基础的重新思索与辩解，使二者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传统道德哲学的个体“主体范式”，而代之以“主体间性的范式”。主张只有基于“规范的主体间有效性”，才能构建一种规范上中立的、客观的普遍伦理学。

道德之根―主体范式的变换，根源于哈贝马斯、阿佩尔对主体理性的重新认识。在二者看来，人的主体理性绝不是在个人意识里发展的，而是在 语言对话、主体际构成的世界里发展的。每个人都不可能在私人语言框架内获得其思想的有效性，每个人的主体理性或意识活动也不可能是封闭的、个体的，而是开放的、公共的。所以，任何孤独思想的有效性，以及孤独个体的良知决断的道德约束力，原则上要依赖于人与人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之间的相互肯认和共识。他们认为传统道德哲学家由于拒绝系统地了解一切理性运作的语言的这种作用，因而便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限囿于心灵独白的、唯我独尊的理性观念里了。其结果势必陷入“意识唯我论”的圈套，并由此引向在孤立主体的认知理性与 实践理性中，寻找道德可能性的条件。这种基于主体自律的道德观，不仅无法躲避休谟意义上的“砍伐”，而且必然发展成为当代相对主义道德观。因此，普遍伦理学的合理性基础之重构，自然应植根于交互主体的“交往理性”范式，而非个体主体的理性范式。

这种建基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普遍伦理学，首先能够把孤独个体的良知决断协调一致起来，从而使每个社会个体为社会实践承担共同的道德责任。因为在交往实践中，任何具有伦理意义的人类“需要”与要求，都能够凭借理性的论据来加以辩护，都能在人际间传达、交流与沟通。只要这些要求，通过理性的论辩而在人

际间得到肯认，就会形成共识，构成共同意志的一致性。这种主体间的共识与意志一致性，反过来又会成为制约和指导每个 社会个体行为的道德规范，从而保证着对个体主体行为的合乎规范的一致性的道德约束性。

其次，商讨伦 理学所诉诸的道德之根的转换，使之所构建的伦理学，一方面，不会倒在休谟的砍刀下，即企图从纯粹事实的判断中推导出伦理规范。因为，这里制约每个人去行为的主体“人性”，已经不是那种被先行设定起来的个体主体的人性之“是”，而是在与他人的交流、理解、交往与沟通中，不断得到修正与丰富而建构起来的主体际的“人性”，即一种具有美育和道德规范慎重教化的“人性”。另一方面，克服了道德领域中“方法论的唯我论”。以往那种基于个体主体的主观“良知”的强制力，或基于个体主体的自由选择的道德责任约束性，现在凭着主体间的交往与交流，已为基于“超主观性”的主体际共识或一致性的民主意志所取代，而成为每个人的行为与选择的有效性基础。

毋庸置疑，商讨伦理学建基于“交互理性”主体基础上的道德伦理学重构，为协调自律道德行为者与普遍原则之间的关系，为消解无休无止的道德论争而达成共识，以及为构建一套既合乎理性又公正的普遍道德，提供了一条富有启发性的思维路向。然而，它对“终极基础论证”的方式，仍然沿袭了传统 哲学的先验的“自上而下”的理论论证方式，因而它所阐发的伦理学基础，还只是一个没有考虑人的现实“道德情境”的“理想交往共同体”。尽管这个理想的交往共同体被看作是“实在交往共同体”的前提条件，但从一些被理想化了的前提出发所构架起来的伦理学，势必难以摆脱先验预制程序的理论局限性。不过，这种独树一帜的伦理学的回归与重构，在某种程度上则标志着西方道德哲学在探索伦理―道德合理性基础上的一种进步与 发展，即使得 建筑在个体主体理性独白基础上的西方道德哲学，转向主体间性交互理性基础上的伦理道德哲学。

总而言之，表明：道德价值与理想作为 经验现实的人质或人格，终究要与人的主体存在根基相 联系。无论西方道德哲学家对人的道德之根做出怎样的抉择与论辩，但可以说追求一个更为完善的人生与社会的渴望，不仅是一个理论逻辑思辩的理想，而且也是历史现实自身的运动趋向。

2023年西方文化史概论研究论文西方文化差异论文怎么写五

一、活动背景：

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西方传统节日感恩节，虽然是外国节日，但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是每个人都应该的。感恩包括感恩 我们的亲人、感恩老师、感恩学长等，懂得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我们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借西方“感恩节”的机会在校园内开展以“暖冬之行：情系暖 冬，感恩之行”为主题的感恩节系列活动。

二、活动目的：

通过这一系列活动，让同学们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心灵去感 受，从而在自己的心中培植一种感恩的情感，无论对待父母或者老师，朋友或者对手，快乐或者悲伤，都能以一颗感恩的心去面对。那么，你们就会明白生活是一面 镜子，你哭她也哭，你笑她也笑。当你心存感恩，生活也将赐予你灿烂的阳光。

三、活动主题：暖冬之行：情系暖冬，感恩之行

四、活动对象：

五、活动时间：11月xx日

六、活动内容：

1、 前期宣传：由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出一块展板在24中午之前摆放在食堂门前，在学院堂门口，院青协的志愿者设立的摊点，提供全院学生在已准备好的“感恩砖”上 写下自己的感恩祝福语，然后由自己亲手贴在“感恩墙”上，一起“共筑”感恩之墙。联系学院广播站，广播时间播放相关活动信息。

2、感恩丝语——中午写下的感恩祝福语，粘贴在孔明灯上，希望通过点亮“感恩灯”的形式，来唤醒人们感恩的心。放飞孔明灯，祝福在飞翔(11月xx日)

七、策划主办组织：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2023年西方文化史概论研究论文西方文化差异论文怎么写六

(1)准时赴宴。西式宴会一般准时开始，因此，应邀赴宴决不能迟到，也不能到得太早。

(2)男女主人在门口恭迎。见到主人，只要与主人握手即可，不必过多寒暄。因为来宾将接踵而至，如跟主人聊天，不但不礼貌，而且有碍接待其他宾客。

(3)女士优先。入席时，男士应替身边的女士拉开椅子，请她入座后，自己再坐下;进餐时也要随时照顾女士。女士接受服务后，不要忘记向男宾道谢。

(4)宴会自始至终，来宾必须时刻注意女主人的举动，以免失礼。比如说，偶有迟到的客人入座，当她从座位上站起来迎接、招呼时，席上的男宾，也必须陪同站起来。每一道菜上来时，也要经女主人招呼，才能开始进食。

(5)在入席之前，每位客人的面前，摆着一条白色的西式餐巾，这是为了避免进食时弄污衣服的。在西方的家庭中，日常进餐，多将它塞在领口。但参加宴会时，都是放在膝上的。较大的餐巾，通常只打开一半，对折摊开用。餐毕离席时，把餐巾拿起，随意地搁在餐桌上即可。

(6)在家中招待客人时重要的一道菜多半由男主人端上，尤其是需要切分的禽类或烤肉。

通常等到每个人面前都有了菜，女主人也拿起自己的叉子时，才一起进食。有时，由于客人太多，等久了怕菜凉了不好吃，女主人可能请客人们先吃，那时，也得等邻近的客人都有了菜再开始吃，这才符合礼仪。

(7)吃肉类时，有两种方法：一是边割边吃，一是先把肉块(如牛排)切好，然后把刀子放在食盘的右侧，单用叉子进食。

肉饼、煎蛋、沙拉，都不用刀，只用叉。

肉盘中如有肉汁，想吃的话，可用面包蘸着吃。

吃面包不能用刀叉，只用手撕着吃。

炸薯片、炸肉片、芹菜、芦笋等物，也不用刀叉，跟面包一样，可用手拿着吃，但取食时，仅限于用拇指和食指沾取，食后可用摆在面前的小手巾抹手。

吃甜点时可用叉或匙。

(8)谈话时无需将刀叉放下，可以一面说着话，一面拿着叉子。如果客人把叉子放下，女主人可能以为他吃完那道菜了。

(9)女主人如果问客人是不是愿意再添一点菜。客人可借机表示欣赏女主人所做的菜。

比如，当主人问客人：“让我再给你一点鸡，好吗?”客人可以说：“好，谢谢你，这鸡真好吃。”或者说：“谢谢你，我不要了，这鸡是很好吃。”

(10)和中国礼节一样，女主人要一直陪着吃得最慢的客人。在吃完所要吃的东西以后，就应该把刀、叉并排横放在盘子上。汤匙应留在汤碗中。如果碗底有碟子托着的话，就放在碗碟上。茶匙不可留在杯中，而应放在茶碟上。当想再喝一杯茶或咖啡时，茶杯、茶碟及茶匙应全部递给女主人。

客人在进餐过程中离席，或在女主人表示吃饭结束之前离席都是不礼貌的;必需离席的话，则应请女主人原谅。当女主人表示宴会结束时，就从座位上起立，与此同时，所有的客人也都应随着起立。按礼节来说，在女客人起立后，男客人应帮助她们把椅子归回原处。

2023年西方文化史概论研究论文西方文化差异论文怎么写七

十九大报告多次提到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也是近年习近平同志在国际国内多个重要讲话中反复提及、使用频率极高的热词。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都无一例外受到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精神文化的深刻影响。

习近平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

今天，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都离不开文化所激发的精神力量。而要继承好、发展好自身文化，首先就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这就是习近平提出“文化自信”这一时代课题的深意所在。

1、优秀的传统文化

在过去的五年当中，我们总书记无论是在外交场合，还是出席国内活动，都大量引用古代的名言警句。比如，“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匹夫之责，“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浩然之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献身精神等等。

2、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

习近平对革命文化一直非常重视。无论在部队视察还是到地方调研，习近平一再讲要坚持用革命传统铸魂育人，大力弘扬革命精神。5年来，习近平曾到西柏坡、古田、延安、遵义、井冈山等革命圣地，缅怀革命烈士，反复强调革命精神。

“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习近平大力提倡革命文化，就是要使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

我们进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我们创造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这已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

讲好中国故事是习近平同志这些年在很多重要场合反复讲的一个重要命题，引发了世界广泛的关注。讲好中国故事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讲什么样的中国故事，二是怎么讲好中国故事。

第一，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提是选好中国故事。好的中国故事应该体现中华民族独特的气质和个性，是在当代依然充满活力的，跟世界先进文明相匹配的优秀故事。同时，我们要把落后的糟粕的故事与先进的精华的故事区分开。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产生了许多的中国好故事，比如女娲补天、愚公移山、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以及岳母刺字、戚继光抗倭等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故事。愚公移山是体现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女娲补天体现责任感、使命感和“天人合一”的精神，岳飞抗金、岳母刺字体现的是忠君爱国的精神，戚继光抗倭是不畏强敌、敢打敢拼的英雄主义精神。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好故事。

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还在继续创造新的好故事。如果说中国古代的故事是体现中华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好故事，近现代的故事就是体现革命和创新精神的好故事。比如推翻晚清王朝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一步一个脚印，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征程;还有红军长征途中发生的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历程又是一个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这个进程中，有领袖的故事，也有企业家的故事，还有各行各业的模范故事，这些故事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力。

所以，中国好故事首先要体现中国智慧、中国能量，我们不能讲落后的愚昧的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提是讲中国好故事。

第二，怎么讲好中国故事?

首先，要处理好民族和世界的关系。我们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话没错，但是不全面。反过来说，越是世界的也越是民族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有很多故事是中国民族独有的，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如何让世界感知和理解呢?比如岳飞抗金，怎样才能让世界感受这个故事的魅力呢?应该挖掘人类性的命题，岳飞忠诚、一身正气，不被邪恶力量所容，他的伟大、完美、忠诚招来了佞臣的打压、迫害。为什么忠诚反被打压?实际上这是全世界普遍的问题，是人性的问题。在西方文化当中，这样的孤胆英雄，一身正气反被打压的，也不在少数。因此，我们要找到共性的东西。岳飞抗金虽然是宋代那个特定时代的故事，但它还具有人类性，他身上的亮点，他的忠诚、善良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是大家都能看懂和听懂的。同时我们还要强调，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要找到世界性的语言，找到大家都能理解的那个点。

其次，要处理好主体和个体的关系。现在网络文艺很活跃，流行一个词叫ip，这就是一种创意。创意是带有虚幻性的，体现了创作者的智慧。但是在虚拟世界里，仅仅是一种ip创意还不够，伟大的文艺创作还应该反映这个时代深厚的生活景观。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强调主观的好创意、好ip，也要强调客观上深入生活，要在火热的现实生活当中挖掘和提炼有用的故事。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有份量的故事，而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所以ip固然好，但是不够，还要深入生活，把主观的智慧和客观的丰富多元的生活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形成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最后，要处理好主流和时尚的关系。在我们中国故事当中，有大量的弘扬主旋律和主流价值观的故事，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体现主流价值观的好故事年轻人常常不怎么喜欢。年轻人喜欢时尚的，而那些年轻人喜欢的时尚的文艺创作中，主流价值观会相对弱化。那么，这些彰显主旋律、主流价值观的故事，怎么样才能获得年轻人的喜爱?这就需要我们在主流和时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比如《湄公河行动》《战狼2》都是体现爱国主义，弘扬主旋律的作品，同时作品在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中融入了现代时尚的元素，包括视听的感觉、叙事的方式、影像的展现，以及演员的表演等等，这些时尚元素和主流价值观非常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总之，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是要选好体现中国智慧、中国创造力的中国好故事;其次，讲好中国好故事要处理好民族与世界、ip和生活或(主体和个体)、主流和时尚三个关系。

2023年西方文化史概论研究论文西方文化差异论文怎么写八

1、入座座次不同

中餐用餐时的座次大都是按照长幼尊卑来定，“尚东为尊”或“面朝大门为尊”，而西餐用餐时，面对门的且离门最远的那个座位是女主人的，与女主人相对的是男主人的座位。女主人右手边的座位是第一主宾席，一般是位先生，男主人右边的座位是第二主宾席，一般是主宾的夫人。

2、餐具不同

中餐的餐具一般都比较简单，多以杯、盘、碗、碟、筷、匙等为主，而西餐的餐具则是五花八门，享用不同的菜肴也会使用不同的刀叉，餐具用法讲究颇多，即使是喝酒的玻璃杯，也要同所喝的酒相对应。

3、上菜的顺序和摆放不同

大部分中餐上菜时大都按照汤、主菜、主食、餐酒或水果的顺序，而西餐则大都按照开胃菜、色拉、汤、水果、餐酒、主食、甜点和咖啡的顺序上菜。中餐在上菜时会一次性将所有的菜肴上完，同时摆放在餐桌上，而西餐则是用完一道菜再上另外一道菜。

4、着装要求不同

除非在正式场合，中餐对于就餐者的着装要求并不高，穿着都比较随便，而西餐对于就餐者的要求比较高，特别是在高档的西餐厅，男士要穿着整洁的上衣和皮鞋，并且要打领带，女士要穿套装和有跟的鞋子，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都不可穿休闲服到高档西餐厅用餐。

西餐礼仪主要是指欧美地区的用餐礼仪，虽然各个国家之间对于细节的要求不同，但是西餐礼仪总体上讲是以欧洲大陆的西餐礼仪为主流，尤其以法国西餐礼仪为代表。西方人在餐桌上所形成的这套规范礼仪，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要经过后天的了解和训练。作为“外国人”的我们，要真正地做到“入乡随俗”就必须先对西餐礼仪有一个系统完整的了解，并不断地强化训练，注意其中的每一个细节，我们也都可以变成“绅士”和“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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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餐桌气氛上的差异

总的来说是西方餐桌上静，中国餐桌上动。外国人平日好动，但一坐到餐桌上便专心致志地去静静切割自家的盘中餐。中国人平日好静，一坐上餐桌，便滔滔不绝，相互让菜，劝酒。中国人餐桌上的闹与西方餐桌上的静反映出了中西饮食文化上的根本差异。

2、餐桌举止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们在出席各种正式的会餐时也是比较讲究的，但是在现代风俗变迁和发展中，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有对传统的观看来，这种超负荷的饮食不仅造成浪费，而且危害人体。尽管中国人讲究食疗、食养，重视以饮食来养生滋补，但我们的烹调却以追求美味为第一要求，致使许多营养成分损失破坏，因此营养问题也许是中国饮食的最大弱点。

3、西方烹调遵循的是规范与科学

外国人强调科学与营养，因此烹调的全过程都严格按照科学规范行事。菜谱的使用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外国人总是拿着菜谱去买菜，制作菜肴，但相比起来，还是一个非常机械的东西，而这导致了西餐的一个弊端：缺乏特色。当人们身处异地想品尝当地美食时，肯定是不会有人选择肯德基或麦当劳之类食品的。另外，规范化的烹调甚至要求配料的准确，调料的添加精确到克，烹调时间精确到秒。由于西方菜肴制作的规范化，使其毫无创造性。令外国人不能理解的是，中国烹调不仅不追求精确的规范化，反而推崇随意性。翻开中国的菜谱，常常发现原料的准备量、调料的添加量都是模糊的概念。而且中国烹调中，不仅讲究各大菜系要有各自的风味与特色，即使是同一菜系的同一个菜，所用的配菜与各种调料的匹配，也会依厨师的个人爱好特点有变化。同样是一道/麻婆豆腐，为四川客人烹制和为苏州客人烹制，所用的调料肯定是不同的。而在西方，一道菜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季节面对不同的食者，都毫无变化。

4、崇尚自由的外国人重分别与个性

在中西饮食文化之中也明显体现出这种文化特征。西菜中除少数汤菜，正菜中各种原料互不相干，鱼就是鱼，牛排就是牛排，纵然有搭配，那也是在盘中进行的，这体现了继承，也有对传统文化习俗的违背。比如就餐时的衣着，要远比过去随意多了，可着中山装、夹克或西服等，这也正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变迁和发展，这正是中西方文化融汇，相互发生正迁移作用最好的。

例：

当今许多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不喜欢吸烟或喝酒，许多人也不喜欢别人在他们的住处吸烟喝酒。而在当今的中国，许多人既吸烟又喝酒，有一种社会怪现象似乎是/不吸烟不喝酒0就无以社交。所以在中国的餐桌上依旧存在吞云吐雾、烂醉如泥的/陋习0，尽管他们知道这有伤风范，但依旧不能禁绝之。想必这就是文化迁移和发展的不完全性、不彻底性的表现，我们有必要在正确理解和认识文化现象的基础上，不断推动人文文化的发展，提高民族人文素质。

5、座位的排序

中西都讲究正式的宴请活动的坐次安排。中国人传统上用八仙桌。对门为上，两边为偏座。请客时，年长者、主宾或地位高的人坐上座，男女主人或陪客者坐下座，其余客人按顺序坐偏座。外国人请客用长桌，男女主人分坐两端，然后在按男女主宾和一般客人的次序安排座位。

对于餐桌的规矩，外国人进餐用刀叉，中国人用筷子。当然刀叉和筷子的用法都有各自的规矩。通过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以及中西方餐桌礼仪的比较，不仅仅反映了各地的文化传统，还折射出不同民族心理、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社会关系、社会礼仪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即西方文化主张个人荣誉、自我中心、创新精神和个性自由，而中国文化主张谦虚谨慎、无私奉献、中庸之道和团结协作;外国人平等意识较强、家庭结构简单;而中国人等级观念较强，家庭结构较复杂，传统的幸福家庭多为四代同堂等。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文化障碍而导致的信息误解，甚至伤害对方的现象屡见不鲜。有时善意的言谈会使对方尴尬无比，礼貌的举止会被误解为荒诞粗俗。

因此，研究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研究正确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在对比研究过程中，各自的优、缺点显而易见。这种研究有利于文化的正迁移作用，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促进本民族语言、人文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