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史概论研究论文西方文化差异论文汇总 西方文化史相关论文(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关于西方文化史概论研究论文西方文化差异论文汇总一

大家好！

中华文化上下深积了五千年，五千年的商代青铜器，到公元前七百多年的秦兵马俑到后来明清时期纸张的出现、玉玺的神圣象征，无数艺术品也同时印证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政治制度的演进和几千年来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以及精神财富。沉积过后所铸就的是几千年中华文化的魂魄。

中华文化的魂魄，是唐宋元明清文人墨客所留下的“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等无尽的感慨唏嘘。是孔孟所留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等深刻教育之言论。是四书五经中的“四维”“八德”指“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样的中华传统道德理念。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指南针”“火药”“印刷”这样的科学研究时所具备的智慧，勇于探索、坚持不懈的出色品质。“詹天佑、童第周、钱学森，蔡元培”这一个个在国家危亡时刻挺起身用智慧和大脑来拯救民族的英雄，他们都展示着中华文化的不散之魂。

世纪之交，中华文化在以光速地交融，碰撞。传统文化正在接受新时代的全面考验，某些价值观正在迅速瓦解。所以，我们总是要定位自己的文化体系。或许，中国古代某些繁文缛节或者那些传统早已脱离了现在的生活方式，就应当“弃之如敝屣”了。或许，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人平等，美国独立后的《权利法案》拿破仑颁布的《法典》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有很多高于社会主义的，那我们也应该主动吸收和学习。面对这样的文化融合，是很有必要的，会使中华文化焕发更加绚丽的光芒。

在改进中华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出色文化的同时，最重要的，我们不能丢了魂。无论社会怎样高程度的发展，知识日新月异的累积，更替。可中华文化的魂魄不会随发展而消散逝去。它是传统文化的经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几千年来，中华文化的魂魄不会变老，不会过时。在这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时代，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正是所有人急需传承的传统文化。这个时代，是需要文化复兴的。

中华文化的魂魄，是传统思想和古文，是孔孟不败的儒家思想是传统的伦理秩序，是传统淳朴民风和良好的道德风尚。作为炎黄子孙，这是我们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是我们对民族的一种忠诚。

此时，中国正走向一个全新的邻域，文化复兴也必然不可或缺。让我们全体炎黄子孙，重新铸就中华传统文化的魂魄。留住中华出色传统文化，吸收西方出色文化，让中国文化现代化、完整化，割弃糟粕，融入世界出色文化基因，去做中华出色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让中华文化获得新生，让中华文化之魂永不消散，流传千古。

关于西方文化史概论研究论文西方文化差异论文汇总二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中国人、海外华人引以荣耀和自豪，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另一方面，近代落伍了的中国正在现代化，虽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在全方位地转换和发展，但是这种转换和发展本身就是从传统开始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具备文化科学价值。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何谓传统文化呢?

“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从词源上说，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表述：“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总称为文化。”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谈到“在一个理性生物中，一种对任意选顶的目的(因而也就是按照他的自由选定的目的)的有效性的产生，就是文化。” 黑格尔“文化是绝对精神对自我外化出的人的教化过程，也即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过程。”日本小学馆《万有大百科事典》(1974年版)表述：“日语的文化即文明开化”。《法国大百科全书》(1981年版)表述：“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

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易·系辞下》)，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文与化并联使用，则最早见于《周易·贲卦》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先将“文化”合为一词而用的是西汉的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补亡诗·由仪》称：“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云：“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其次，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将此词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力征服相对立，但又与之相联系，相辅相成，所谓“先礼后兵”，文治武功。有必要说明的是，“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不很流行，现代意义的“文化”一词源于日本。近代以来，人们对文化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共业也。”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庞朴主张从物质、制度和心理三个层面去把握文化概念的内涵，其中“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表层的;而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属于最深层;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式上的反映。” 《现代汉语词典》则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从以上关于“文化”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文化”内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总和，或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它包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极其广泛的方面。狭义而言，文化就是人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是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的总和。一般而言，我们更多的是在狭义文化的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个概念。

以把握不同文化形态的特征。如根据文化的不同功能，可以分为礼仪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等;根据文化的不同形态，又可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还可分为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美国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等等;也可从文化的历史演变，将其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等等。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与鲜明的民族特点。探究传统文化，首先应该全面考察中国文化生成与演进的环境。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西北深入亚洲内陆，是一个海路兼备的国家。中国传统观念上的“天下”是由四海之内的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传统的“四海”范围内具有多民族内向凝聚力，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诗经·小雅·北山》中就写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清史稿·陶彝传》中：“普天率土，欢欣鼓舞。”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历代王朝总是以大国自居，并不重视在海洋的发展，在清朝时更是实施闭关自守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半封闭型的大河内陆文化。中国古代社会东部为农业区，西北部主要是游牧区，也由此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又相互补充。东部的农耕经济又占优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宏观上主要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从而也形成了辉煌的农业文明。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若由著述载籍而论，经史子集、万亿卷帙，概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其渊薮;如由学术统绪而言，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则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东晋以后，历南北朝隋唐，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释氏之典籍〔1〕与统绪因而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降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语，转引自元刘谧著《三教平心论》)，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结构特征。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儒家何以被称为“儒”?据《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就是说“儒”是旧时对学者、读书人的称呼。《后汉书·杜林传》也曾说道：“博洽多闻，时称通儒。”

儒家创始人为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今山东曲阜)。孔子思想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礼”。所谓的“礼”只是纲常名教化的政治、社会秩序。《论语·子路》中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孔子思想里，“礼”是与“德政”相结合的。在《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主张礼治德化与政令刑罚相辅而行。另一重要内容即是“仁”。如《论语》中的“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仁”既是孔子修己治人的根本原理，又是孔子实践道德的最高原理。“仁”作为一种精神品质，包含了多方面的伦理道德原则。除了是一种使人们自觉、主动地遵循礼的道德素养之外，还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准则。天命观，把天视为主宰一切的权威，并把它作为思想体系的终极依据，“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但另一方面，他也表现出一些理性精神，主张天人可以互相感通，强调在人事活动中去体认天命，强调人事有为。“不怨人，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学习方法与认识论上也总结了不少经验。但其中有些糟粕，如知识来源，他肯定有些人“生而知之”。真正精华的是关于学习的问题，孔子认为学习本身是不断实践的过程，强调要反复地学习实践才能巩固所掌握所学的知识要“学而时习之”(《学而》)“温故而知新”(《为政》)。他还主张学与思并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还有就是其的“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他在称赞舜“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子思，名伋，是孔子的孙子，他继承和发挥孔子的中庸之道，提出以“诚”为核心的人生哲学。孟子，名轲，子思的学生，提出了“性善”和“仁政”说。仁政里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朴素的民本主义观点。还有就是他的关于人的浩然之气即“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荀子，名况字卿，他提出的是“性恶论”，人为人性本恶。主张隆礼重法。到了汉代的董仲舒，他有以儒家为中心，吸取黄老之学以及阴阳、名、法各家。提出了“天人感应”说，还根据他的神学的人性论，建立起“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他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他所提出的这个思想文化专制方针，确立了儒家在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朱熹，字元晦，南宋徽州人。他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理学系统。首先是“理本气末”的理本体论。“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其次，是“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即格物致知，要知道抽象的理必要通过具体的物。他在知行关系上主张力行致知，“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还有学而知新的创新理论，“新是故中之事，故是旧时底，温起来以尊德性，然后就里面讨得新意，乃为道问学。”朱熹特别强调“天理人欲之辨”，认为人性有两重性，一方面人具有仁义礼智的天命之性，这是天理，即孟子所谓性善;另一方面，人又具有饮食男女的气质之性，这是人欲，即荀子所谓性恶。二者是对立冲突的，主张“革欲复理”。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体系充分体现在《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中，总的说起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即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宇宙，以伦理准则规范人生，落实到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天人和谐。

道家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主要流派之一，它是中国哲学抽象思辨的奇葩，逍遥洒脱人生的精神资源。道家特别是《老子》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思想外化发展影响极大，可以说，《老子》五千言，上呈古代文化，下启白代之学，中国历史上各家学派，无不从其汲取学术思想养分。例如，它的天地观，经过孔子的发挥，成为魏晋玄学，又影响到宋明理学;它的无为观，应用于西汉政治，成为历代之;它的玄德观，经孔子发挥，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德治主张的主要内容;它的用兵之道，经过孙、吴的发挥，成为变化莫测的军事理论;它的柔雌观，成为诡辩家的理论基础，造成了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甚至中华武术、内家武功以及历代气功家，也无不从中受益。

什么是道家?所谓道家，最初见于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司马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知变，因变，应变”可谓道家之特长。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关于老子的姓氏与生活年代，历来说法不一，一般认为老聃即是老子，大约生活在春秋末年。“道”是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关于“道”，《老子》二十五章中有简明的概括：“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道”的本位论，“道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道法自然”，是说“道”是按自己的样子为法则的。老子还有其朴素的辨证思想。关于对立统一方面，“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关于量变质变，“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关于否定之否定方面，“曲则全，枉则直、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感”。以“静观”、“玄鉴”为特征的直觉认识论。还有其特有的政治哲学，包括无为而治，所谓“小国寡民”，“不得已”而用兵。“无为而治”就是统治者应该少一点欲望，少一点作为，对人民听其自然，这样，统治才能稳固。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佛教是一种伦理道德色彩相当浓厚的宗教。佛教以人生为苦，因而它就把追求人生的解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为了实现理想便提出了一套去恶从善的理论学说和伦理道德准则，形成了有关宗教伦理道德的思想体系。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它的道德伦理思想，尤其是它的众生平等、出离家庭和超越当前社会秩序的观念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及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引发了不断的摩擦斗争。佛教由于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制约和决定，也受到儒家传统观念的抵制和左右，从而沿着适应中国文化特点的轨迹演变和发展，形成了调和儒家思想、宣传忠孝观念的中国佛教伦理道德学说。佛教的一套心性修养途径也为唐以来儒家学者所吸取，并熔铸为儒家的道德修养方法。佛教从出世的角度论述了孝的极端重要性，从人生解脱角度阐发了禁欲主义思想，还从认识论和人性论相联系的角度提出了知、智慧是人心之体、人的本性以及一整套的修行方法。佛教以大慈大悲、利己利他作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这种道德训条和儒家的“恻隐之心”、性善论相通，和我国的国家本位与民本思想的文化传统相近，因而在历史上影响颇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关于西方文化史概论研究论文西方文化差异论文汇总三

龙源期刊网 http://.cn

传统文化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作者：李 学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9年第03期

摘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企业文化已成为未来企业兴衰存亡的关键因素，而企业文化必然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化是建设企业文化基础和前提。关键词 传统文化；企业文化；精神文化

作者简介 李学，广西水利供水有限公司，广西 南宁，53002

3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09)03－0135－0002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凭借其融合在大和民族文化中的适合日本国情的一整套管理哲学和手段，仅用了30多年时间就在世界经济的竞争中对美国构成了威胁。这些管理哲学和手段就是企业文化。日本是最早运用企业文化理念管理企业的国家。日本的成功促使欧美企业纷纷仿效。

海尔集团是一家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美誉的大型国际化企业集团。当初的海尔只是一个濒临破产的集体所有制小厂，如今的海尔作为一个成功案例被写进了哈佛mba案例教材，张瑞敏也以一个中国成功企业家的形象出现在哈佛讲坛上，可谓中国企业界的一大奇迹。海尔从困境走向成功绝非缘于机遇和侥幸，它的成功归因于优秀的企业文化。哈佛大学佩恩教授给海尔现象作了精当的总结：“海尔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它的企业文化，如果没有优秀的文化，海尔就无法把那些僵化而固定的资产转变成为顾客、员工、投资者以及整个社会不断增加价值的取之不竭的源泉。”

海尔的企业文化建设，以传统文化中的“敬业报国”、“自强不息”、“以人为本”为核心，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大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就有“家国”一体的传统，个体的修身养德，家庭的和睦兴旺，要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为根本。海尔集团提倡的“敬业报国”的价值观正是儒家思想“忠”字观念的沿袭：第一，要求全体员工忠实于本企业，对待工作尽职尽责。与许多企业相比，海尔员工的收入并不很高，但海尔员工的创造性和工作热情却是别的企业无法相比的。企业靠什么激励员工去不懈奋斗?海尔的决策者们认为，靠的就是“敬业报国”的海尔价值观。第二，企业本身要懂得回报，要用最好的产品和服务来回报用户、回报国家、回报社会，这就涉及到企业经营的终极目标问题。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贯穿着一种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即《易经》上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些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海尔得到了发扬和光大。20多年前，海尔是一个资产300万、亏损147万元的濒临破产的集体所有制小厂，临危受命出任青岛电冰箱厂厂长的张瑞敏挥动大锤，砸掉了76台质量有缺陷，但仍可作为二等品出厂的电冰箱。张瑞敏认为“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要么不干，要干就干第一”。张瑞敏的大锤砸破了旧观念，砸出了质量观念，也砸出了一片新天地：产品从单一冰箱发展到拥有白色家电、黑色家电和米色家电在内的96大门类15100多个规格的产品群，出口到世界160多个国家或地区；2003年，海尔以530亿元的品牌价值蝉联中国最有价值品牌榜首；同年8月，美国《财富》杂志分别选出“美国及美国以外全球最具影响力的25名商界领袖”，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排在第19位。

在儒家思想中，管理的本质是“治人”，管理的关键是“得人”，管理的方式则是“人治”，即一切都离不开人。“以人为本”，是海尔企业文化的核心。张瑞敏深知人的素质是海尔过去、今天和将来成功的根本。因此，它营造了一个人人都能感受到“人尽其才”的文化氛围：每个月搞一次“竞选”，人力资源中心把空缺岗位的情况公布于众，每个人都可以上台打擂。这是一种激励，激励一大批人向新高地冲击；这更是一种尊重，尊重每一个人自我价值得到最大体现。这样的文化氛围能吸引人才，也能留住人才。

宋儒周敦颐在《通书》中写道：“诚者，圣人之本。”诚信，真实无妄，重信守诺，是一个人的立身处世之本，也是中国传统企业的道德核心，是中国古代社会商业经济活动中的一项重要经营原则，当然也是现代企业经营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海尔“真诚到永远”的服务宗旨，“先卖信誉，后卖产品”、“海尔人就是要创造感动”的服务理念，“为用户创造价值”的服务目标以及广泛推行的“一站到位”式服务，这些“亲情”化的语言和砸掉了76台不合格冰箱的种种“诚信”行为，为海尔赢得了商业美誉和众多忠实的顾客。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经营运作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共同的文化观念，是企业员工在认识上和行为上的共同理解，它贯穿于企业的全部活动之中，并决定着企业全体成员的精神面貌和整个企业的素质、行为和竞争能力。企业文化包括企业素质、企业形象、企业精神、企业风格和企业作用等。从层次上划分，其表层是物质文化，如企业发展速度、产品和服务质量、标语图徽、员工着装等；中间层次是制度行为文化，它主要表现为公司章程和员工行为规范等各项规章制度；最里层的是精神文化，即企业价值观、企业理念等，这是企业文化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我国的企业管理正逐步从经验管理、科学管理向文化管理迈进，这是企业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企业文化是企业文化管理的基本依据。如何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文化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蕴涵了丰富的管理哲学，为我们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文化提供了广泛的思想素材。海尔的成功，就是一个典型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实际例子。海尔的成功，取决于企业文化建设；海尔企业文化作用

的极致发挥，取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灵活运用，取决于对价值观、理念等最里层精神文化的建设。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现代企业文化最里层的精神文化建设原材料。传统文化延续上千年，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包括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可谓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无事不在。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一部不朽的军事名著，在这短短的几千字里包含着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和十分丰富的思想内容，为古今中外军事家、政治家所重视。其宏富的思想内涵和精辟的辩证哲理，不仅应用于军事方面，而且适用于政治策略、经济管理等许多领域。《孙子兵法》一书被译成日、法、英、德、俄、捷、朝等数十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就从《孙子兵法》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孙子13篇《兵法》可与历史名著相媲美。今天没有一个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的重大意义。”由此可见，《孙子兵法》作为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在形成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战略运筹理论过程中，对企业决策者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西方管理惯用“二分法”把完整的组织划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大对立阵营。中国文化推崇圆满和谐，认为只有组织内处处融通一致，才能形成—个广大和谐的系统。打破这一系统，组织便不得安宁。所以管理者不可将自己与下属决然分离，而应始终把自己视为组织中的一员。相应地，组织划分不能拘泥于技术的专业化、组合的便利性、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等因素，而应以“和”为管理的终极目标，分工、合作乃是达到“和”所需的手段。这样，不论部门如何划分，整体和谐所激发的向心力，就会促成真正的分工合作。

21世纪的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在人本管理从“以个性为本”、“以人性为本”到“以人文为本”的转化过程中，文化对管理的影响权重日益增加，绵延五千年的华夏文化充分说明了我国在对文化的整合与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中国古代积累了丰富的观人、选人、用人的经验和方法，相对于现代管理，中国古代更注重对人的“德”的考察，更注重候选人在其所处情境下的行为，较强调发挥人才的弹性去配合工作的需要。在人性的看法上，中国古代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内养外化，皆可成善”等观点无疑为中国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有效的管理从制定战略开始。在战略制定的过程中，全面系统地对企业的内外环境进行分析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我国先秦诸子的治国思想和以《孙子兵法》为主的治军理论，就包含了许多可用于研究企业战略性决策分析的一般原理方法。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

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从自律到自觉的飞跃，通过推己及人实现组织的目标。对现代企业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企业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

不得人心的控制，是不会长久的。科学的控制方法和技术，如果得不到下属的真心配合，将会变得毫无用处。这在预算编制、问卷调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国古代先哲都非常重视对心理因素的把握，深知人心的向背，才是成败的关键。管理者应“道之以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正人先正己”，运用“德主刑辅”的手段，才能实现“心悦诚服”的控制，以趋向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

关于西方文化史概论研究论文西方文化差异论文汇总四

西方道德哲学的寻根理路

人之为人，总要为自己行为的应然性、合理性，寻找一种本体的辩解。那么，人之行为的合理性基础或“应然性”之根究竟是什么？它植根于天国还是尘世？是生成于人的内在本性还是人的主体自由选择或诸种 心理活动？是基于个体主体抑或是主体间性？对这些问题的选择与回答，西方道德 哲学经历了一个由神的外在权威向人的内在权威转变的摧毁与重构，由有权威的绝对主义向无权威的相对主义转变的否弃与重构，以及克服道德相对主义向规范伦 理学的复归与重构，这样几个不同阶段的寻根 发展理路。而每一次的摧毁与重构、转折与发展，既折射出一种时代精神，也反映了西方道德哲学家对形塑人的主体自身形象的一种理想追求。

一

在西方中古时期，神与宗教长期以来是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尼采将此概括为：宗教对西方人来说，与其说是一种神学体系，不如说是一种心理母体，它环绕着人从生到死整个一生。然而，这种以神作为人的精神支柱，以宗教作为人的精神家园的终极神圣律法，则随着资本主义的生成，封建等级制的消亡，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文精神的高扬，遭到了启蒙运动的强烈冲击。启蒙运动强调人的精神家园不在天国，而是在人所栖居的尘世；人的精神支柱不应诉诸于一个外在的终极权威，而应立足于人的主体自身。所以，对于现代启蒙运动中的现代道德哲学家而言，首要任务是填补被人的主体理性驱逐了上帝的外在权威之后，而给道德哲学留下的价值本源空白。

如果说支撑人去践行的道德之根不是上帝或神意，而是由人的天然本性使然，那么，人的天然本性具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什么样的人性特征才是道德基本原则的合理性基础？能否从“自然而然的人性”合理地推论出道德禁令，从而在二者之间建构牢固的关系？思考与回答这些问题，既彰显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在突破了中世纪封建神学伦理的传统禁锢之后的道德价值取向，也构成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共同本质特征，同时也生成并决定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多元化及其相互对立的诸道德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与纷争，乃至走向失败与终结。

首先，从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价值取向看，其道德改革并不在于剥夺中古时期的“道德内容”，而是它的道德根基。在这个问题上，现代道德思想家的普遍价值取向是以人性对抗神性；依据人性为现代道德的合理性基础提供一种证明和辩护，从而使道德规范的权威性在由神的外在终极律法转向人的内在本性或主体自律的世俗化基础上，在人性与道德规范之间建构一种坚实而可靠的 联系。所以，尽管现代道德思想家在如何重构新的道德价值观上，表现出不尽相同的思维路向、论证方式和理论构成，但是所有这些思想家在构建新的世俗化道德有效论证运动中，都将道德法则的合理性和权威性论证 建筑在人性特征的基础上，强调人的价值标准应该以人“本身的品质为标准的”绝对地位。归依人性，“不在别处而只在自身寻找合理证明原理的要求”，成了近代时代精神的最强音（注：阿莫尼克：《道德与后现代性》，哲学译丛，1992年第2期，第38页。）。

其次，揭示与描述人性的本质特征，并从其所理解的人性之“是”的前提出发，推论出人之“应该”的道德规则及其戒律的合理性、有效性与权威性，为人性的本质特征与道德戒律之间必然而坚实的关系作出合理的辩护与论证，则构成了现代道德哲学的首要任务与本质特点：即道德论证与论证道德。而这种以人为本的论证道德，在经历了几个世纪漫长而曲折的探索与嬗变、辩护与论争之后，不仅抛弃了传统伦理学的自然目的论，剥夺了宗教神学的目的论的绝对特性，而且为资本主义新道德的价值观奠定了主体范式或主体自律的基础。

第三，当启蒙运动将人之践行的应然性基础诸诉于人的主体或人性时，这场运动又归于失败。其原因在于：其一、现代道德思想家一致同意道德法则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可辩护性与合理性，应建筑在人性的基础上。但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性特征才能为道德法则提供权威性的根据并得到有效的合理性辩护？正是在对这一至关重要问题的肯认与论证上，诸家诸说各持己见，纷纭争执，陷入了多元的、相互争辩的道德体系之间的“诸神之战”。

当现代道德思想家摆脱了传统道德的外在权威而确定了现代自我主体之后，对道德前提或道德之根的认证，可以完全立足于“纯粹由主观性来证明其合理性的选择”，可以完全从自我所理解的任何观点出发，去自由地选择那种他自以为“是”的人之本质特性，从而把道德上的信奉视为对这些前提所作的无标准的选择的表达。他们或诉诸于欲望和激情（狄德罗和休谟），或诉诸于理性（康德）；或将人性界定为自私性恶（霍布斯、洛克与曼德威尔等），或界定为情感性善（沙甫慈伯利和赫起逊）；或将人的自爱心和怜悯心作为人性的道德之本（卢梭），或将趋乐避苦、自保自爱的天然本性作为道德的根基（爱尔维修），在无法比较的道德前提，或者说人性之根上，进行着互不相容、持续不断的对抗与论争。在这场无止境的论战中，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丧失了；任何所谓道德言辞都失去了全部权威性的内

容。人们不仅在理论和 实践上丧失了对道德的明辨力，而且无法有客观的标准来判断和识别善恶性，导致现代论证道德的合理性运动陷入了道德“多元论”和道德相对主义的困境。

其二、现代论证道德合理性运动之所以失败还在于：其道德论证不能合乎逻辑地从其所理解的“自然而然的人性”之“是”推论出人之道德原则以及道德践行之“应该”，进而在其所承继下来的道德禁令与未经教化的“自然而然的人性”之间建立起必然而可靠的关联。因为现代道德思想家从中古时期所承继下来的道德禁令，和其所确定的人性概念这一两极因素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与对立。因而当道德思想家试图在其正面论证中把道德禁令置于人性基础上的同时，他们又在各自作出的反面论证中越来越趋向于一条普遍原则：没有任何有效性论证能从纯粹事实性前提中，得出任何道德的或评价性的结论。休谟以疑问而非肯定性断言的方式表达了这一普遍原则：人们“从‘是’的前提中得不出任何‘应该’的结论”（注：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换言之，即我们无权说：既然人是这样的，人就应该以这种方式行事。休谟这一著名的禁令就像中世纪的表兄弟―奥卡姆的剃刀一样，使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现代经典道德 哲学，都陷入他的禁令的无情砍刀之下。这一被视作无可争议、无可逃避的永恒真理，既是与古典传统道德最后决裂的信号，又是现代论证道德合理性运动彻底失败的信号。

二

现代论证道德的合理性运动的成功与失败，从正反两方面启发并影响着当代西方道德思想家，且构成其学说 发展的直接逻辑起点。当代西方道德思想家承继了现代论证道德的“主体范式”，但不再热心从主体自我寻找出一种普遍的、本质的和内在的人性特征，以作为道德原则的合理性与权威性的绝对形而上学基础，即不再热心于从人的内在本性去寻求人之行为之根；而是将道德的生活方式和准则的合理性、权威性，转向诉诸于主体的选择活动，以及主体的偏爱、态度和情感描述与表达等主观 心理活动。这种道德哲学的转向不仅从本质上改变了道德原则与价值判断的内在意蕴，改变了道德争执的根本特性；而且使企图维护客观的非个人道德判断标准的现代论证道德的绝对主义理想，为当代道德哲学的相对主义所取代。

当代道德哲学的相对主义分别以不同的运思路数，表现在唯科学元伦 理学和非理性人学伦理学中。

唯科学元伦理学自摩尔的直觉主义开始，经史蒂文森等人的情感主义到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的分析哲学的发展，其共同倾向是：坚持将事实真理与价值观念严格区别开来，认为道德规范、价值判断和伦理概念等命题，不是知识的表达和意义的描述，而是一些存在于有限世界的彼岸，无法用 经验事实证明其真假的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所有道德规范、价值判断和伦理概念就其本性是道德与价值而言，都不具有真理的价值，而仅仅是偏爱、态度和情感的外溢和经过乔装打扮的命令句、祈使句等。由于表达偏爱、态度与情感的道德判断，无真也无假，没有任何合理的方法来确保道德判断的一致性。所以，任何追求客观的非个人道德标准的企图，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合理辩护。因此，伦理学作为“不能记述的对象”――价值的科学，其根本宗旨不在于把道德作为社会的、整体的、客观的现象去研究，而在于分析研究道德 语言、概念和逻辑等。就此而言，唯科学元伦理学不仅具有形式主义的特征，而且又与传统的规范伦理学，即“实践哲学”分道扬镳了。

非理性人学伦理学从意志主义者尼采宣告上帝已死，倡导“重新估计一切价值”起，一切永恒的、绝对的传统道德价值便随着上帝的死亡而消亡了。一切新的道德价值和生活信仰，都是“超人”的自由选择和创造。超人是一切真理、价值的立法者。尼采这种拒绝一切绝对的、客观的理性论证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道德价值观，在存在主义，特别是在萨特的非理性自由人学与自由价值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与诠释。否定上帝的存在，主张创造人的是人自身是二者共同的价值取向。人没有任何先在的本质，存在就是一切。人既没有外在的绝对权威：上帝，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内在本性或人学原理，同样人的选择活动也不受社会的制约。人，不管他作出哪种决定，都没有什么现行的普遍原则帮助他理直气壮地为其决定作辩解。人是各种价值的创造者，而人的自由则是其价值创造与选择的惟一基础。

道德相对主义同样也表现在实用主义哲学之中。众所周知，实用主义否认客观真理，认为判断真理的惟一标准是真理的实际效用。这种“有用即真理”的原则，不仅是支撑其认识论，同样也是支配人之行为、构架其伦理学的轴心。从理论构成看，实用主义兼容并蓄了西方传统中注重特殊具体事实的“唯名论”、注重实效与实利的“功利主义”、反对形而上学抽象的“实证主义”，以及强调个人的主观选择的“存在主义”等观点，主张以是否“有用”、“方便”和“有效”，作为评估一切事物和行为之道德价值的惟一标准；以是否有利于个人的“利益满足”，是否

符合个人的主观 经验与兴趣，作为道德评价的直接依据，从而使道德变成了一种方便有用的工具。

由上可见，“相对论的时代使人想要找到能够为之坚定地毫不含糊地献身的终身价值的希望大大破灭了。”（注：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2页。）当代西方道德 哲学在唯科学元伦 理学与非理性人学伦理学，这二种平行 发展的极化运动中的共同指向是：摈弃了传统伦理学对客观的、非个人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探索，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论证道德的价值取向，更加剧了道德危机。人的道德判断、道德言辞，作为人的主观偏爱、情感意志等 心理状态的表达，人的道德原则、道德价值，作为主观自由选择与创造的产物，丧失了绝对的、普遍的、合理的权威性。所谓道德判断、道德原则的权威性都是个体的、主观的、相对的，而道德权威的个体性、主观性和相对性，则意味着没有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可依从，没有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就可以自行其是，其结果必然是普遍的道德与善变得不可诠释；只有相互匹敌的道德理论之间，毫无结果的无休无止的矛盾与纷争，使道德陷入一种严重的危机之中。

三

道德权威的缺失与道德相对主义泛滥，导致了道德基础的崩溃与道德危机。这种危机，引发了西方道德哲学家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复归与兴趣，拒斥相对主义，重新为人之行为，寻找一种绝对的、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摆脱唯科学元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和非理性人学伦理学的任意品性，重构道德价值的合理性基础已成定势。

20世纪60年代，尽管道德哲学之间的“诸神之战”并未偃旗息鼓，然而在诸如新功利主义、新 社会 政治伦理学、新人道主义、新行为主义、新结构主义、境遇伦理学和商讨伦理学等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复归与重构步伐中，一方面显示出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并不是简单地归依传统，而是基于当代西方社会的背景条件和现实需求，以时代“开新”为其理论宗旨，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视角，批判地继承了传统道德哲学的某些内容和观点，开创性地重构着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又不是在彻底地否定传统前提下的重构，如现代论证道德哲学既强调以摧毁和摈弃中古神学自然目的论为否定性前提的革命性的替代性重建，又追求以挽救和重振现代论证道德的精神为肯定性前提的再造性的承继性重构。西方道德哲学这种回归与重构趋向表明：在经历了唯科学元伦理学和非理性人学伦理学的道德危机之后，“人们又在对人的基本价值表示关切了”（注：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2页。）。规范伦理学已经开始了一场戏剧性的复兴。

那么，究竟如何超越道德相对主义而建立起道德的普遍性、权威性与客观性？如何超越价值的多元论而建构一种普遍伦理或“普世伦理”，以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一个指导其道德航向的罗盘呢？为此当代西方道德思想家沿着不同的路向，进行着种种努力和尝试，而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则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阿佩尔，建构在“主体间性”基础上的商讨伦理学，对普遍伦理学的合理性基础所作的探讨。阿佩尔在《哲学的改造》一书中指出：我们这个时代，乃是以科学所致的技术成果所造就的全球一体化文明为其特征的时代，因此对某种普遍伦理学的需要，即对某种能够约束整个人类社会的伦理学的需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对普遍伦理学“合理性”基础的重新思索与辩解，使二者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传统道德哲学的个体“主体范式”，而代之以“主体间性的范式”。主张只有基于“规范的主体间有效性”，才能构建一种规范上中立的、客观的普遍伦理学。

道德之根―主体范式的变换，根源于哈贝马斯、阿佩尔对主体理性的重新认识。在二者看来，人的主体理性绝不是在个人意识里发展的，而是在 语言对话、主体际构成的世界里发展的。每个人都不可能在私人语言框架内获得其思想的有效性，每个人的主体理性或意识活动也不可能是封闭的、个体的，而是开放的、公共的。所以，任何孤独思想的有效性，以及孤独个体的良知决断的道德约束力，原则上要依赖于人与人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之间的相互肯认和共识。他们认为传统道德哲学家由于拒绝系统地了解一切理性运作的语言的这种作用，因而便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限囿于心灵独白的、唯我独尊的理性观念里了。其结果势必陷入“意识唯我论”的圈套，并由此引向在孤立主体的认知理性与 实践理性中，寻找道德可能性的条件。这种基于主体自律的道德观，不仅无法躲避休谟意义上的“砍伐”，而且必然发展成为当代相对主义道德观。因此，普遍伦理学的合理性基础之重构，自然应植根于交互主体的“交往理性”范式，而非个体主体的理性范式。

这种建基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普遍伦理学，首先能够把孤独个体的良知决断协调一致起来，从而使每个社会个体为社会实践承担共同的道德责任。因为在交往实践中，任何具有伦理意义的人类“需要”与要求，都能够凭借理性的论据来加以辩护，都能在人际间传达、交流与沟通。只要这些要求，通过理性的论辩而在人

际间得到肯认，就会形成共识，构成共同意志的一致性。这种主体间的共识与意志一致性，反过来又会成为制约和指导每个 社会个体行为的道德规范，从而保证着对个体主体行为的合乎规范的一致性的道德约束性。

其次，商讨伦 理学所诉诸的道德之根的转换，使之所构建的伦理学，一方面，不会倒在休谟的砍刀下，即企图从纯粹事实的判断中推导出伦理规范。因为，这里制约每个人去行为的主体“人性”，已经不是那种被先行设定起来的个体主体的人性之“是”，而是在与他人的交流、理解、交往与沟通中，不断得到修正与丰富而建构起来的主体际的“人性”，即一种具有美育和道德规范慎重教化的“人性”。另一方面，克服了道德领域中“方法论的唯我论”。以往那种基于个体主体的主观“良知”的强制力，或基于个体主体的自由选择的道德责任约束性，现在凭着主体间的交往与交流，已为基于“超主观性”的主体际共识或一致性的民主意志所取代，而成为每个人的行为与选择的有效性基础。

毋庸置疑，商讨伦理学建基于“交互理性”主体基础上的道德伦理学重构，为协调自律道德行为者与普遍原则之间的关系，为消解无休无止的道德论争而达成共识，以及为构建一套既合乎理性又公正的普遍道德，提供了一条富有启发性的思维路向。然而，它对“终极基础论证”的方式，仍然沿袭了传统 哲学的先验的“自上而下”的理论论证方式，因而它所阐发的伦理学基础，还只是一个没有考虑人的现实“道德情境”的“理想交往共同体”。尽管这个理想的交往共同体被看作是“实在交往共同体”的前提条件，但从一些被理想化了的前提出发所构架起来的伦理学，势必难以摆脱先验预制程序的理论局限性。不过，这种独树一帜的伦理学的回归与重构，在某种程度上则标志着西方道德哲学在探索伦理―道德合理性基础上的一种进步与 发展，即使得 建筑在个体主体理性独白基础上的西方道德哲学，转向主体间性交互理性基础上的伦理道德哲学。

总而言之，表明：道德价值与理想作为 经验现实的人质或人格，终究要与人的主体存在根基相 联系。无论西方道德哲学家对人的道德之根做出怎样的抉择与论辩，但可以说追求一个更为完善的人生与社会的渴望，不仅是一个理论逻辑思辩的理想，而且也是历史现实自身的运动趋向。

关于西方文化史概论研究论文西方文化差异论文汇总五

餐具的摆放及使用

(1)筷子的摆放、使用及禁忌(忌讳、讲究)

通常就餐之前，在中国筷子的摆放应该放在饭碗的右侧，并且一定要两端对齐的整齐地摆放。如果是就餐期间使用筷子夹完菜之后，但是并没有连续进食，筷子则应整齐地竖向饭碗的正中间。

在中国餐桌上会看到一些这样的场景，客人拿起筷子夹菜时会举棋不定，不知道夹什么好，这种现象被称为疑筷，在正式的场合中疑这是较为忌讳的，在非正式的场合中则不是很严格。在夹菜时一些客人用筷子在菜盘里来来回回扒拉到底要夹什么菜，这种现象被称为脏筷。脏筷从浅层意义上来讲是不礼貌的。有时候大家会在中国的餐桌上看到两个人同时夹同一道菜时，不小心筷子撞在一起的情形，这一现象被称之为抢筷。为避免尴尬，人们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会巧妙地半开玩笑地说一句：让我来帮你夹怎么样?或者一方表示谦让地让对方来先夹。一般在连续就进餐时，筷子上仍然留着吃上一道菜留下的残迹就去夹菜的情况被称之为粘筷，这是忌讳的，所以在打算夹菜时要轻轻小嘬筷子，来避免夹别的菜时筷子上还粘着东西。

在吃放间隙聊天的时候，筷子的一大禁忌就是指筷，及用筷子指人。在用餐之时，最为忌讳的是供筷，就是将筷子插在饭菜上或者自己的饭碗中央。在中国的传统当中，一般在祭奠去世的人会上香叩拜，如果将筷子插在饭菜中央就与这一情形及其相似，因此，供筷不论在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中国餐桌上都是最大的禁忌之一。

除了以上描述的之外，中餐当中使用筷子的禁忌还有忌刺筷，即在夹不起菜的时候将筷子当叉子用，扎着夹;忌别筷，就是拿筷子当刀使用，用筷子撕扯肉类菜;忌泪筷，即在夹菜的时候使菜上有的汤汁淋了一桌;忌敲筷子。在等待就餐时，不能坐在桌边一手拿一根筷子随意敲打或用筷子敲打碗盏或茶杯。忌叉筷。 筷子不能一横一竖交叉摆放，不能一根大头，一根小头。用餐完毕，筷子应整齐地搁在靠碗右边的桌上。

(2)西方餐具的摆放、使用以及禁忌

相对于中餐，西餐的餐具则更为复杂。狭义上的西餐餐具有：刀、叉、匙三大件。刀子分为食用刀、鱼刀、肉刀(刀口有锯齿，用以切牛排、猪排等)、黄油刀和水果刀。叉子分为食用叉、鱼叉、肉叉和虾叉。匙子则有汤匙、甜食匙、茶匙。公用刀、叉、匙的规格明显大于餐用刀叉。而广义上的西餐餐具则包含：刀、叉、匙、盘、杯、餐巾等。其中盘又有菜盘、布丁盘、奶盘、白脱盘等。

在餐具摆放中，各个西方国家摆放西餐餐具遵循的共同规则是：垫盘居中，左叉右刀，刀尖向上，刀口向内。具体的规则有：盘前横匙，主食靠左，餐具靠右，其余用具酌情摆放;酒杯的数量与酒的种类相等，摆法是从左到右，依次摆烈性酒杯，葡萄酒杯，香槟酒杯，啤酒杯;西餐中餐巾放在盘子里，如果在宾客尚未落坐前需要往盘子里放某些物品，餐巾就放在盘子旁边。

西餐用餐餐具摆放为八字形，如果在用餐中途暂时休息片刻，可将刀叉分话盘中，刀头与叉尖相对成一字形或八字形，刀叉朝向自己，表示还是继续吃。用餐结束的摆置方式有两种：用餐结束后中，可将叉子的下面向上，刀子的刀刃侧向内与叉子并拢，平行放置于餐盘上。在宴会中，每吃一道菜用一副刀叉，对摆在面前的刀叉，是从外侧依次向内取用，因为刀叉摆放的顺序正是每道菜上桌的顺序。刀叉用完了，上菜也结束了。刀与叉除了将料理切开送入口中之外，还有另一项非常重要的功用：刀叉的摆置方式传达出用餐中或是结束用餐之讯息，而服务生是利用这种方式判断客人的用餐情形，刀叉柄朝向自己并列放在盘子里，则表示这一道菜已经用好，服务员就会把盘子撤去。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国互相开展各种交流活动，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人们相聚在一起，世界真的成了一大家，我们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以来，国门大开，经贸交流日益增多，随之而来的人们为了适应这一世界交流，很多事情也要相 应发生改变。我们喜欢奉承遵守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儒家之礼，有远方的朋友到来，为表示欢迎，好酒好菜自是少不了。但在尽地主之谊的时候就要注意东西方之间的差别了，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些差别，那或许还真的会整成好心办坏事的结果，所以为了避免 这种状况的出现，大家有必要了解一些中西方餐饮的礼仪常识，因为这部分礼仪常识的内容太多，在这里我只先说中西餐酒水菜肴的搭配礼仪常识

首先看我们中餐，在正式宴会上通常为白酒和葡萄酒两种酒水，用餐者桌面正前方依左而右摆放的是白酒杯、葡萄酒杯和水杯 菜肴搭配方面讲究不多，酒水可以自便。但是对于西餐来说呢?讲究的会更多一些。首先它的酒水主要为葡萄酒系列，宴会上的酒按先后次序分为餐前酒、佐餐酒、餐后酒三种。而且在佐餐酒进行的时候还要注意和菜肴搭配的原则，那就是“白酒配白肉，红酒配红肉”。这 里的白肉指的是鱼肉、海鲜、鸡肉;红肉指的是牛肉、羊肉、猪肉;当然白酒也指的是白色的葡萄酒喔。

除此之外，饮用的酒杯也要根据酒水的不同而分设专用酒杯。大家在宴请远方宾朋的时候可一定要注意。

关于西方文化史概论研究论文西方文化差异论文汇总六

西餐刀叉摆放礼仪

刀叉在盘子上放成汉字的八字,刀刃朝内,不能朝外,叉子虱朝上,齿朝下。这就是告诉服务生和别人,我这个菜没吃完。千万不要把它并排放，如果刀叉并排,刀刃朝内,叉齿朝上,代表的意思就是不吃了,收掉。

餐刀的拿法：

食指要按在柄背上。宴席上最正确的拿刀姿势是“手握住刀柄，拇指按着柄侧，食指压在柄背上。”有人会把食指伸到刀背上，这种方法并不正确。除了咬紧牙根用力才能切断的菜肴，或刀太钝之外，食指都不能伸到刀背上。也有人会伸直小指拿刀，尤其是女性。或许当事人以为这种姿势才优雅，其实是错误的。

西餐餐具礼仪

刀、叉等银器类皆称为cut-lery。刀、叉又分为肉类用、鱼类用、前菜用、甜点用，而汤匙除了前菜用、汤用、咖啡用、茶用之外，还有调味料用汤匙。调味料用汤匙即是添加调味料时所使用的汤匙，多用于甜点或是鱼类料理。如今所使用的餐具依料理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正式西式料理的套餐中，，常依不同料理的特点而配合使用各种不同形状的刀叉，并不是一开始就全部摆出来的。说到全套，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在餐桌上摆满银器的画面，而如今大都是以点用2-3道单品料理的方式为主流。所以，在餐桌上摆满银器的正式用餐摆设，可能只能在喜宴上才能看得到了。使用一组的刀与叉的情况渐少，仅吃2-3道前菜的人越来越多，而刀叉也并不随之变换，大都是以一组刀叉吃接着送上的前菜。而那种在刀叉上摆着的刀与叉(或汤匙)，并放置于餐盘右侧的餐厅也日渐增加。肉类料理所使用的刀的形状，不论是哪一家餐厅大致上都一样，不过鱼类料理所使用的刀，往往依各餐厅而有所不同。尤其是与肉类料理用刀的宽度相同的鱼类料理用刀有逐渐增加的倾趋势，且比这宽度更宽的也很常见，也有一些刀幅更宽并在刀刃部分加上豪华装饰的鱼类料理用刀。

此外，还有餐厅以调味料汤匙代替鱼类料理用刀。刀叉就像是中国的筷架一样。有时是刀与叉(或汤匙)两只为一组放置在刀叉架上;有时是将刀、叉、汤匙三只为一组，放置在刀叉架上;有时是刀与叉(或汤匙)两只为一组的放置其上，使刀的刀刃部与叉子的前部不会碰触到桌巾。

西餐礼仪

常用西餐餐具的摆放及使用礼仪。吃牛排一定得用刀叉，如果用筷子，那就得夹上一大块往嘴里送，这种吃法既不方便，也不优雅;同样，如果手拿刀叉来吃中餐，特别是吃那些切得很精细的菜，那一定也会很别扭。中餐和西餐相比，两者之间显而易见的差别，大概就是一个用筷子，一个是用刀叉。筷子在中国古代叫"箸",《礼记》有"饭黍无以为箸"之句，可见，在殷周时代中国人就开始使用筷子了。中国人使用筷子似乎较多地传承了农耕文化的传统。古时候，中国人的食物结构大多以五谷和菜蔬为主，而能吃到较多肉的，恐怕大多是有权有势的人，所以在古代，人们称"食肉者"为"在位者".《史记》曹刿论战中就有"食肉者鄙，未能远谋"这样的名句。这些颗粒状和根茎叶类的食物用筷子就很适合。而西方人的饮食似乎太多地保留了游牧民族的色彩。大块的奶酪和大块的肉，这样的食物用刀叉取食自然很方便。筷子轻便灵活，似乎更能体现一种智慧和艺术，而刀叉则厚重沉实，似乎也能显示一种力量和勇气。

也许这是造物主的安排吧，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初期，就让东西方人在吃饭抄什么家伙上各行其道，至于随后产生的东西方饮食文化差异，恐怕多少与此有些关系吧。

中餐讲究刀工，不论是蔬菜还是肉类，都要求切得很精细，不是成丝，就是成块或成粒，这样不但可以把菜做得入味、好看，而且用筷子夹起来也方便。而西餐做肉，不论是猪、牛、羊肉或是鱼肉、火鸡等，都喜欢弄成整块形状的，有时连端上桌的香肠也是整条的，这当然是为方便进餐时刀叉的运用。

中餐盛菜的器皿十分丰富，有盘，有碟，有碗，有钵，有锅仔，有铁板，有时还选用了竹篮、木架等器具，平常我们在一些中餐馆吃饭时，光看桌上摆放的器皿，就是一件愉悦的事。而西餐大都用盘盛食，在西餐馆里吃饭，有时换掉的盘子就有一大叠，但换来换去还是盘子唱主角，因为只有用盘子，刀叉才有用武之地，而习惯于用筷子的人则不受这样的限制。

中餐多用圆桌，西餐多用条桌，中餐实行聚餐制，而西餐实行分餐制。中餐的这个传统与古代中国人重视家庭观念有关，但也跟筷子的方便使用有联系。大家围坐在一起，每人只需一双筷子在手，就可以运用自如，既可以自己享用，又可以为同桌的客人亲友送菜(当然，这得用公筷)，其味也美，其情也浓。在这种情景下如果把筷子换成刀叉，桌上岂不成了刀光剑影、寒光闪闪的"鸿门宴"了。

我们中国人发明的筷子的.确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西方人看到中国人轻松自如地使用筷子，总会赞叹这是一种艺术创造。同样，西方人对自己的餐具也好像是钟爱有加，的确，刀叉在西方不但是一种餐具，有的还镶金嵌银做成了一种艺术品。这当中因为有的是名师设计，所以也就成了一种价值不菲的收藏品。

西餐餐具的的摆放礼仪常识

具是根据一道道不同菜的上菜顺序精心排列起来的。座位最前面放食盘(或汤盘)，左手放叉，右手放刀。汤匙也放在食盘右边。食盘上方放吃甜食用的匙和叉、咖啡匙，再往前略靠右放酒杯。右起依次是：葡萄酒杯、香槟酒杯、啤酒杯(水杯)。餐巾叠放啤酒杯(水杯)里或放在食盘里。面包盘放在左手，上面的黄油刀横摆在盘里，刀刃一面要向着自已。正餐的刀叉数目要和菜的道数相等，按上菜顺序由外到里排列，刀口向内，用餐时按顺序由外向中间排着用，依次是吃开胃菜用的、吃鱼用的、吃肉用的比较正式的餐会中，餐巾是布做的。高档的餐厅餐巾往往叠得很漂亮，有的还系上小缎带。注意，别拿餐巾擦鼻子或擦脸。

小瓶装盐和胡椒，可以在每一套餐具中间的前面放一份，可以每两套餐具之间放一个甚至只在餐桌的中心位置放一个，这样就可以共用一套小瓶了。

餐具都摆齐以后，不要忘了餐桌的装饰物，例如蜡烛台或用你的茶壶做个小花瓶等，都可以增添浪漫的气氛。

招待客人时不要把热水放在玻璃杯里，这样既不科学，又不安全，因为玻璃杯容易烫手。所以，热水、热茶等，应该放在瓷杯里，玻璃杯是用来装冰块或是冷水的。

西方喝茶的方式和中国也不一样。中国喝茶方法一般都是把茶叶直接放在茶杯里用开水冲着喝，茶叶仍在杯子里。西方是用袋泡茶或把茶叶先放在茶壶里泡，然后把茶水倒出来喝，茶杯里不留茶叶。

就坐时，身体要端正，手肘不要放在桌面上，不要跷腿，和餐桌的距离以便于使用餐具为佳。餐台上摆好的餐具不要随意摆弄。女主人拿起餐巾时(没女主人就看男主人)，表示开始用餐，把餐巾铺在双腿上，如果餐巾很大就对折放腿上，盖住膝盖以上的双腿部分。

在正规的晚餐，要等女宾放好餐巾后，男士再放餐巾。最好用双手打开餐巾，切忌来回抖动地打开餐巾。不要将餐巾别在领口上、皮带上或夹在衬衣的领口。用餐的时候，头要保持一定高度，不能太低，不能过多地移动头。

就餐期间，如果暂时离开座位，可以把餐巾放在椅子上。千万不要把餐巾放在桌上，否则就意味着你不想再吃，让服务员不再给你上菜。

很多主人并不愿意客人在家里吸烟。如果你想吸烟，可以在上甜点之后，并得到男主人或女主人的允许，去指定的地方吸烟。不要坐在用餐的座位上，让身边的客人和你一同享受“仙境”。

西餐餐具的使用礼仪常识

(1)餐具的摆放。西餐餐具主要用刀、叉、匙、盘、碟、杯等，其摆放法为：正面放着汤盘，左手放叉，右手放刀，汤盘前方放着匙，右前方放着酒杯，餐巾放在汤盘上或插在水杯里，面包奶油盘放在前方。

(2)餐具的使用 刀叉：刀叉时人们对于餐刀、餐叉这两种西餐餐具所采用的统称。刀叉的使用方式，有英国式和美国式两种。英国式的使用方法要求就餐者在使用刀叉时，始终用右手持刀，左手持叉，一边切割一边叉着进食。美国式的具体做法是右刀左叉，一鼓作气将要吃的食物切割好，然后再把右手的餐刀斜放餐盘前面，将左手的餐叉换到右手，最后右手持叉进食。注意不要把刀叉摆放成十字型，这在西方人看来是十分令人晦气的图案。 餐匙：餐匙分汤匙和甜品匙两种。餐匙各有各的用途，千万不要相互替代，要注意餐匙除了饮汤、吃甜品外，不可以用于其它食物;不要用餐吃在汤、甜品之中搅来搅去;用餐匙取食，不要过满，一旦入口，就要一次用完，不要一点一点吃。餐匙入口时，要以其前端入口，不要将其全部塞进嘴里;餐匙时用完后，不要放在原处，也不要将其插入菜肴或：直立“与餐具之中。

(四)西餐的进餐礼仪

(1)准时赴宴。不能迟到，也不要太早到。

(2)女士优先。入席时男士为身边的女士拉开椅子，进餐时也要随时照顾女士。 (3)在西方家庭中，餐巾常塞在领口，但在宴会上，餐巾应平铺在自己并拢的大腿上。餐毕离席后，可随意搁在餐桌上。

(4)吃肉才，有英式吃法和美式吃法两种。

(5)谈话时，无需将刀叉放下。若放下，会被理解为吃完那道菜了。 在这个西餐深入中国的社会，我们应该把握好西餐礼仪，一展现我国任命的素质与优雅，给西方国家的人民好的印象，有助于推进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友好交往。作为大学生的我们更是需要学习西方的文化和礼仪，这是我们的使命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