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困境论文(汇总8篇)

一个用来概括和总结某一事物或事件的书面材料，我们称之为总结。写总结时要突出重点，清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这些范文中的个案和案例可以帮助你更具体地理解总结的写作要点。

道德困境论文篇一

公民道德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虽是晚近兴起的名词，但全民的道德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却不离乎中国固有的传统。儒家所说的圣人“神道设教”，《礼记・大学》所讲的“修齐治平”之道，都是以圣人或圣王垂范示教，教化万民。重视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悠久的传统。在古人的治国理念中，由道德上成熟的人来治理道德上成熟的万民，才能形成一个成熟的社会。道德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对象是具有普遍性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但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方法和目标却是不同的：作为国家的管理者或治理者，以学校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方式，在德行上修己以治人，由“明明德”而“新民”，由“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平”的关键，则在于先修己身，率先垂范，示教万民，这也就是所谓圣人“神道设教”的意义。君子之德风，小之人德草。万民则以圣王为楷模，受其教化。这种由道德上成熟的.人组成成熟的社会的理想模式，也即是所谓的“内圣外王”。

“公民”一词，按照《辞海》的解释，乃是“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包括未成年人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在内。”根据这一定义，“公民”的概念相当于“国民”，系指一国之民全体而言，固而公民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也就是全民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除此之外，辞海还特别提到了我国《宪法》对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个规定是对前一定义的补充，即“公民”不仅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而且还是宪法所规定了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由此，与公民有关的道德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不仅是全民的道德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而且是与公民作为法定政治权利和义务主体相关的道德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

凭借上述对于公民道德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解读，本文在此想提出并希望引发人们思考的两个方面问题是：我们面临着在这样一个远非成熟的社会，并且缺乏一个道德成熟的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者人群的情况下，如何去进行以全民为对象、以道德成熟为目标的公民道德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并由此促成社会的成熟，换言之，如何使“内圣外王之道”，不再是“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公民是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在海外流行的公民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舶入后便简化为公民道德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那么，在公民权利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缺场的情况下，公民道德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又如何展开，其展开又将会有何种可能的后果，以及公民道德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框架内，如何处理公民作为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关系。

为了方便详细说明上述两方面问题，本文将相关问题归结为五个困境。以下分而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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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道德困境论文篇二

一要加强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社会道德调控最主要、最基本的调控方式。一是要重视家庭教育。家庭道德教育是一个人整个人生道德教育的起点，在培养个体道德品质和道德人格方面，起着学校和社会无法起到的奠基作用。二是重视社会道德教育。社会道德教育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首要是必须认识到整个社会应当承担的教育责任，加强伦理道德体系的研究和建设，注重伦理道德思想的实践和运用。重视转型期多种文化交融，新旧文化交替下，道德教化对引导受教者和调适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三是重视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加强道德教育除重视实践中的教育活动外，也要对转型时期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样转变引起的新的道德问题进行关注，寻求与新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道德教育方式。将个体的独特性与终生教育相结合，培养个体自主学习、自我教育的能力，让道德教育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

二要完善法制和道德机制。一是道德法制化。就是要把广泛性的基本道德行为列入立法范围，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关系中，什么该做而什么不该做，确定为法律条目，使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更具有权威性。二是道德规范化。法律在道德体系中，是保障性的底线，但实践生活中更多的道德行为并没有达到法律制裁的程度，更多的是处于违背道德但不足以法律惩治的位置。这就需要把道德规范融入到行业、地方风俗中去，让道德行为更加明确、准确。其次，运用多角度、多媒介的传播方式，让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传播更深入、更广泛。三是建设道德监督机制。道德的法制化、规范化，都离不开有效的监督机制。可以这样说，合理、完善的监督机制，为道德法制化、规范化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三要积极发挥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加强社会道德的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要提升社会道德的水平和实力，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并批判和反思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一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并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民族的道德修养。它使人们形成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检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理念。在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是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环境，旗帜鲜明地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树立正确导向、澄清模糊认识、匡正失范行为，形成激浊扬清、抑恶扬善的思想道德舆论场，引导人们自觉做良好道德风尚的建设者，做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

道德困境论文篇三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经如火如荼地推进四年多了，沉浸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深刻感受和体验到了基础教育的变化，这种鲜活、创新、丰富的课程实践启迪着我们的教育理念，丰富着我们的生存方式，催生着我们对教育改革的满腔热情，让我们憧憬着课程改革的未来。但是，在旧有课程文化巨大惯性的牵引下，一些阻碍课程顺利展开的因素仍然活跃着，并为课程改革设下了重重陷阱，甚至让课程改革在某些方面举步维艰。如何摆脱和超越这些困境，不同领域学者都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本文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审视并分析这些困境存在的伦理制约因素，把握与借鉴当代伦理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伦理学层面的诊治方法与应对策略。

一、困境：课程改革的伦理现状。

1.差异显著影响教育公平。

农村地区和城市薄弱学校是这次课程改革的瓶颈，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学校，它们的软硬件条件远远低于城市，以城市为标准的课程设计无法适应农村教育的现状，面对几乎校校都存在着的大班额教学，面对骨干教师的大量流失，一些新的课程理念对于他们来说只能是雾里看花。有人甚至偏激地说，如果课程改革对于城市和条件好的学校是一个契机的话，对这些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可能是一个打击，因为如果让这些条件不好的学校和专业素质不高的教师按部就班地“灌”，他们还可以应付，真让他们预设加生成，恐怕就不知道怎么上课了。向“善”的课程改革，在“真”的教育现实面前遇到了尴尬，处理不好可能会使其走向“不善”的一面。更有一些人把希望寄托在信息技术上，认为可以通过信息平台让农村教育实现跨越发展，达成课程改革的均衡推进，但农村地区连一些最起码的教学条件都无法满足，危房需要改造，粉笔限量供应，怎么添置信息设备，何谈信息支撑？不由得不怀疑其对善的理解和向善的诚意。

2.平等不足挤压课程民主。

作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由政府部门推动各项改革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课程改革也不例外。课程改革的决策由政府相关权力中心作出，再通过行政手段上传下达，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可以有效地解决许多问题，避免由于分权而带来的效率低下。但是在现实中，过多行政色彩的管理没能与生机勃勃的课程改革相匹配，我们还延续着过去的那套管理模式，平等、开放、专业化的课程管理还有待实现，甚至连关于课程的学术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了一些行政意味，一些研究甚至成为了行政的注解与诠释。虽然在改革初期，就不断有专家呼吁课程改革要实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有机结合，实际上这种对接没能很好实现，课程运作更多地是一种权力行使，是领导与下级的服从关系，而不是一种深深的责任意识，这是对平等、协商氛围的一种伤害，导致对话沟通系统不健全，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与理解，一定程度上将教育民主与多方参与排除在外，一个由行政部门、学校、社会组成的课程发展共同体当然也就成为梦想。

3.伦理欠缺造成制度缺位与错位。

课程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相当数量的问题不是课程本身的问题，而是与课程相关的一系列体制与机制的改革没有到位，不能有效为课程改革保驾护航，部分规章制度与课程精神相左，不能把课程改革的核心精神有效落实下来，甚至于一些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只不过是折射到课程改革中来，课程改革是无力解决的。不仅如此，我们的一些政策和指令本身就存在着矛盾，我们要求教师要培养素质全面的学生，学校里却只用考试分数来衡量一位教师的优劣；当教育行政部门在全面推进课程改革的时候，政府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唯一的年度考核指标是高考与中考的升学率。无论是让课程肩负太多的社会责任，或者具体的政策措施与课改精神相悖，还是提出一些互相矛盾的要求，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良德性在制度与规范中的体现，说明我们没有用“心”地对待课程改革，在道德层面存在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没有理解课程改革的本意，没有把真正课程的价值取向很好地融入到制度中来。

4.道德下滑阻碍课改实践。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在相当范围内、相当程度上存在着诚信缺失、道义不在等状况。学校不是生存在真空中，道德缺失在教育领域同样严重，教育反映出来的世风不古，只是社会道德的一个缩影。这种道德状况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课程改革的深入，比如，档案袋评价对学生发展有相当的积极作用，但是在高考和中考的终结性评价中不起作用，得不到学校的重视，仅仅用来装装门面，如果真把档案袋评价也作为中考和高考的一项评价指标，学校和教师马上就要造假，而且他们自认为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学生将来有更好的发展。比如，新课程的公开课、评优课，相当一部分是做秀的非常态教学，有的教师甚至戏谑地说，教研部门来我就把板书弄弄好，科研部门来了我就多些新颖的理念，行政部门来了，我就搞得热热闹闹。再如中考、高考中的钱权交易，只要有钱就可以上学，贫困学生考上了也交不起钱，一样没学上。一些美好的课程改革设想只能在这样的道德困境中无奈地叹息。

二、走向：当代伦理学的关注焦点。

1.强调伦理公正。

对公正的追求，无论是东西方还是中外，都是人类道德的基础，公正的缺失会导致良知退化，加剧人际冲突，也会造成道德高调的虚伪化。公正是最基本的伦理项目，是其他一切善良美德，包括大公无私之类崇高道德的基点。一个鄙视公正，甚至践踏公正原则的人，不可能是一个善良的人，也不会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什么是公正”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伦理学争论的焦点。公正不同于善，善是对个体行为而言，而公正是对主体间行为而言，公正应当是主体间关系的合理状态，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断言：“公正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整个德性；不公正也不是邪恶的一部分，而是整个邪恶。”当代伦理学家罗尔斯赋予公正两个原则，第一个是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是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而第二个原则中的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又优先于差别原则，其要义是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坚持各种职务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

2.关注交往伦理。

交往伦理是由哈贝马斯提出的，他认为人的行为不可能没有规范，社会世界是由规范所组成，抽掉了规范，也就不成社会。但规范性的社会世界如果离开了人的交往活动，也就仅仅是理论的虚构。交往自由需要道德条件，参与交往的人们要尊重相互之间的基本权利，而人们基于交往过程所获得的理性被哈贝马斯称为“交往理性”。相互理解与相互尊重是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学的两个最基础的范畴，或者说，如果没有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也就没有正常交往的可能。因此，当代西方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不在于社会再生产领域和分配不公，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结构借助功利性的手段对人们生活世界之价值的侵入以及精英的专家文化与大众文化、日常实践之间的疏离，这种侵入和疏离造成了价值领域意义的丧失、思想的匮乏、规范的失效，使得人与人之间不再相互信任，缺乏基本的相互理解，导致正常的交往变得不合理，受到了控制，遭致歪曲，交往者因此生活在一个压抑与宰制的社会中。

3.呼唤制度伦理。

国外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已经关注公民“道德”和社会制度的伦理问题研究。可以说，制度伦理问题的研究一直是西方伦理学研究的重点。西方学者如罗尔斯、麦金太尔等非常强调道德建设中制度约束的重要性，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伦理秩序视为伦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和最高尺度，重视对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伦理问题研究，认为对制度的道德评价和选择应当优先于对个人的道德评价和选择，要把社会公正当作解决社会道德难题的根本价值导向。制度伦理不仅与伦理道德的建设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它关系到社会转型的核心社会秩序重建的基础问题，制度伦理整合社会大众的德性，实际上是某种时代精神内化为个体道德意识的过程。我们理解的制度伦理应该包括关于制度的伦理和关于伦理的制度两方面的内容，制度的伦理是对制度进行伦理约束与评价，避免不良制度对人们造成的伦理伤害，关于伦理的制度是将伦理制度化的过程，以规范与引领人们的道德成长，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并相互作用的。

4.严守底线伦理。

底线伦理是指维系人之为人的本性、样态、特质的起码的伦理道德，是一种与人的本性和本质同一的基本伦理，是只要还有人性都认可并遵循的普遍伦理，底线伦理实质上是一个低度的道德共识。底线伦理实际上也是—种普遍主义的伦理，它是要面向和要求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而不是仅仅要求其中的一部分人，或其中最高位或最有教养的少数人，也不是仅仅要求除一个人或少数人之外的大多数人。守住伦理道德底线不是代表一种悲观的情结，而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态度，也不意味着关注底线就可以轻易放弃对人类终极价值的道德关切，更不能放弃对个人道德问题的关注，而是把人类对终极价值或信仰伦理的执着，看作是一种深厚的伦理精神资源，不断对底线进行规约与引领，实际上也只有实现对最低限度道德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达成之后，才有可能、有意义地谈论并实现更高层次的道德价值与目标，走的是一条自下而上的道德建构路线。

三、超越：课改困境的伦理救治。

1.关注课改中的弱势群体。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领域最大的不公正来自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侵害，而不是强势群体无法平等享有课程权利。农村地区、城市薄弱学校中的学生和进城务工者的子女都是课程改革中的弱势群体，而且农村教育一直是基础教育的大头与重点，我们要想全面地推进课程改革，维护课程公正是当务之急，这也是党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难题不解决，课程改革的最终目标很难实现。全纳教育在国外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士的认同，全纳教育要求无条件地、义务地、开放地接纳各种各样的儿童。不管是来自农村的，还是智力存在障碍，或是家境贫困的，他们都履行同等的义务和享有同等的权利。伦理公平要求教育行政部门要制定强制性课程政策，在相对平等的前提下，切实保证弱势群体的基本课程权利，担当弱势群体的扶助者，千万不能在课程改革中进一步拉大强者与弱者的差距，这有违课程改革精神的本质。

2.建构和谐的人际伦理关系。

营造融洽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氛围，首先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为根本，每个人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上都是一样的，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围绕课程改革要形成一种新型的伦理关系，要打破过去那种等级化的运作方式和官本位的旧有文化，在行政部门与基层学校之间建立平等对话的交流关系，以一种协调的交往伦理应对课程改革面临的诸多矛盾。如果没有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课程改革就会失度失衡，各项有效的措施就会迟滞僵化。交往伦理的在场将为改变单一呆板的课程管理提供宽松的环境，课程参与者要就课程管理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允许不同观点的交流与碰撞，承认有异己者，有不同意见才能有创新、才能有发展，才能形成一个相互启发、相互激励的合作氛围，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保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渠道的畅通，形成良性循环，拉近课程决策者与课程实践者之间的距离，使他们能互动起来，相互为对方的发展注入活力。

3.进行伦理层面的制度建设。

新课程改革必然会引发对旧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冲突，习惯了过去的课程生存状态和权力分配，由于惰性的驱使，有时候人们想的不是如何去认同制度、服从制度、创新制度，而是千方百计利用权力、人情、关系等去争取制度的“豁免权”，以达到对过去权力的继续享用，对过去生活的安之若泰。我们必须通过制度伦理为课程改革搭建平台，首先，这些制度要充分体现新课程的伦理关怀，把公正、道义、幸福等理念融入到课程中去，并且要通过切实有效的措施，让每个人都可以分享这些人文关怀，体会到新课程给予人的价值与意义。其次，要将一些伦理精神制度化，作为课程改革的保障措施，为课程改革提供伦理支撑，通过规范与制度促进课程建设者们道德的养成。最后，不同的制度之间要形成伦理的共契与协调，不能一个制度要求人们放开手脚，去创新、去生成，去关注学生的生命成长，另一个制度又把人们的手脚捆住，通过各种各样的所谓质量监测、抽查，让教师们又回到原来的教学状态。

4.从最底线的道德做起。

转型期的中国出现某种程度的道德下滑是可以想见的，尤其在传统伦理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西方伦理又观念驳杂，更加剧了中国社会道德观念的混乱。但是，道德作为一种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在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都不可能完全消失，即使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底线道德仍然会发挥一定的作用。道德崇高不是不需要，而是过于崇高会让人有一种距离感和虚幻感，尤其在当下的伦理背景下，人们会对道德崇高产生怀疑，甚至造成道德的去崇高化。教育领域的道德现状绝不容乐观，课程改革更需要伦理道德的介入，伦理道德是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与价值支持，但是我们应该从一些起码的道德做起，比如要尊重他人、讲究诚信、保持良心等。换言之，最起码应当有一个是非、荣辱和对错的观念，这些观念要保证课程改革在伦理层面的正义，要保证置身于课程改革中的人都有一种道义上的支持写鼓励，让他们觉得自己做的事不算崇高，却是有道德的，是对得起自己良心的，然后在此基础之上不断提升我们的道德水准。

道德困境论文篇四

在道德层面上给予人们最大程度的自由，把道德择选的权力归还给个人，让道德可以自外在训诫规划，转换成为个人内在的本分，是现代性道德的相同特征同样，这也是现代性自我的一种相同基础价值要求现代性的自我观主要分为，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但是无论是哪一种，两者之间都具备一个相同的自我特征，即将自我视为能够和社会角色与社会经验完全地分离，也能够在不参照特殊情境，就可以做出自我的道德判定的一种原子式个体存在。

1.1无负担自我。

当漠然状态下的契约关系超过了社会共同体存在的亲昵及温情，现代性自我挣离了自我这个个体的特定以及标准，具备对善恶、真伪等所有问题的所有抉择权，对此，他们并未对善恶、真伪的判定责任履行基础性义务，而是把此等抉择权视为任性的自由，依靠着自身欲望利用权利，舍弃掉所有他们生活里与之相关的全部义务及责任，转换为无负担性的存在。

1.2主体性自我。

在经历了与实体状态分离以后，自我的了解已不再依赖外在的架构，即社会共同体及上帝，而是以独立状态下在宇宙秩序，成为一种他们自己意志中的“实体”。将全部的外在价值都进行疏离之后，现代性自我唯有依赖这个“本我”，建设起“理性的权威”，通过使用理性来破除所有外在束缚，对所有价值展开反思，以此获取自由，从自我立法至自我规定，实体成为主体。

1.3功利性自我。

近现代科技与文明创设了十分多样的物质，对人们的`生存方式造成了空前的改变，工具理性与经济理性史无前例的得到了人们的全面青睐，人们开始只单纯的关注能够考衡的事物及其技术应用所能够产生的物质成果，而逐渐不去追问其人文意义和目的。

2.道德困境。

2.1自我与道德分离。

“我”被看作独立于社会，独立于共同体形式所存在的单一个体这时，“我”在绝对意义上并非是指共同体一员，“我”能够不接收社会或共同体所指定的道德约束道德与不道德，旨全部由“我”意志所决定由于自我责任不需要受到角色责任，也需要受到伦理责任的约束，因此自我能够任意地对自身所“适合”的责任进行择取例如，在五一二地震中的“范跑跑”便是抛去了自我所存在的共同体的道德文化背景，完全以自身所谓的自由、理性、情感根据解释自己所需要负担的责任他固然有自己所谓的那一套标准，当然，任一个体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作为人的道德标准。这便是现代性自我所承认的现代化道德所谓“多元化”。

2.2自我与角色分离。

3.超越困境。

3.1社群主义的思路。

3.2后现代主义思路。

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道德的质疑及批判，其最初的源始，同样是存在于对现代性自我的关注中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性自我始于个体身心的决裂以及内在矛盾的与日俱增以该视角而论，后现代主义把其观点汇聚至现代性自我的理性张扬与主体性潜越上，认为这些因素全方位的激发了现代人的欲望，进而对人的“整体性”达到瓦解首先，导致了人在理性和非理性;意志和自然的对立其次，也导致了自我中心主义和人际的对立故而，需要把自我的“非理性化”与“中心化”进行剔除如此一来，后现代主义便架空了现代性自我的个体层面，完全消灭了自我身份，“我”既不属于自身的中心，同样也不属于共同体的中心，只是单纯的拼凑物而在现代性道德准则下，后现代主义主要朝道德的“一致性”意识进行驳斥后现代主义拥有十分清晰与强硬的边界意识，他们认为一切事物都能够进行“分化”。

3.3论证现代道德标准。

4.结束语。

综上所述，要解决现代性自我所衍生出的道德困境，必然需要重新构建一个现代性自我而重新构建现代性自我，就必然要跳出现代性道德的哲学体系范畴，于各个不同的道德传统中，找寻理论资源及现实资源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道德传统始终是基础、是前提因为，无论承认也好，否认也罢，它都维续在每个人的生命中。

道德困境论文篇五

道德困境在存在于个人现实生活的抉择当中，下面是本站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希望大家喜欢。

摘要：中国正在处在社会的转型期，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人民的道德也潜移默化的发生的巨变。现今，中国的道德正在处在滑坡的时期，在道德问题面前，人们在选择时候出现茫然。道德困境主要表现在诚信与感恩的缺失。作者通过现象看本质，致力于探讨出现道德困境的原因。

目前学术界对道德困境的定义杂而乱。第一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一个难题。第二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道德悖论种的一种。第三种定义是，对一项道德义务的履行就是对另外一项道德义务的背弃。第四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道德失范的一种状况。第五种定义是：对道德困境的理解应从道德选择入手，因为道德困境是行为者在做道德选择时才有可能会遇到的一种特殊情境。这个情境用西方学者的话说就是：面临令人困惑的两者取一的抉择。这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道德困境的复杂性。我自己则更多的理解为第五种，面临一种两者取一的抉择。通常情况下，我们的选择都是在道德与不道德、价值与无价值的、善于非善之间的选择，只要我们有向善的的意识和识别善恶的能力，我们就不难作出选择。

道德困境在存在于个人现实生活的抉择当中，有些例子是我们鲜少遇到的。著名的电车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例。但更多时候，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道德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诚信与利益的抉择。

诚信是我们当今这个社会非常缺失的品德。我们是一个病态的社会，我们的诚信，良心通常在追逐利益的道路上丧失。前人常讲一诺千金，但是我们现在签订。

合同。

都会出现背信弃义的状况发生。就连我们大学这一方净土也没有放过。现在普遍存在的论文抄袭问题。近年来大学有一股抄袭、剽窃之风，“文章就是搜寻、复制，粘贴”“论文就是移花接木，偷梁换柱，东拼西凑”。无数学子把它当作是常识纷纷利用。学术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困扰学术障碍和笼罩在校园象牙塔的阴影。尽管绝大多数同学对于大学校园存在的论文抄袭，剽窃持否定态度，但是同学也表示态度和做法是两码事。

(二)感恩的缺失。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就讲究孝道，讲究感恩。现在我们的学校每个学期主题班会都将感恩，但是不知道有谁听得进耳朵。我们的中央电视台每年都会举行一次感动中国的评选活动。为什么要举办，就是生活中缺少，所以才要使劲地挖掘，使劲地宣传。

一个个“我”构成了这个社会，社会的状况如何都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表现。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推给组织，政府，我们要反思自己的行为，道德困境不是精英分子的事情，不是某个英雄的事情，而是是关每一个公民相关的事情。因此我们要从个人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一)自我与角色的抽离。

当今社会，许多人都认为，“我”就是“我”，“我”是先于一切的角色。我与角色是相抽离的。“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角色”的责任是角色的责任，“我”可以不对“角色”责任负责。这直接导致了责任的推脱与道德的弱化。纵使很多人说我不是，这只是你没有反思而已，你的行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抽离了角色的我。我们在承担责任是会悄悄地选择一部分，或者选择比较轻易的部分，因为我们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理由就是那不是我的责任。我们都遵从与内心的本我，追求理想的自我主义，抛弃了角色责任，我们只是随意的依靠自己的理性或者感觉来判断，因此我可以随意选择自己认为是恰当的责任。

(二)道德约束力的弱化。

“范跑跑”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一问题，就是在人民的心目中，道德约束机制并没有完全建立。道德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传承下来，约定俗成的惯例。一旦我们打破了这个惯例，就因该受到谴责或者惩罚。我们现在的道德机制都是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这个规范与当今社会倡导的公民教育存在着悖论。一旦我们触犯了这个惯例，我们受到的仅仅是舆论的惩罚，或者是其他无关痛痒的小结果。

(三)道德教育的缺失。

从传统社会向市场社会的转型意味着人们从熟人社会转向了陌生人社会。人们所打交道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熟人，二是扩展到陌生人。在这样的社会，要使市场交易有序而不乱，就需要一种新的道德，即共鸣道德。它是用于调节人与他人之间的公共关系的道德。这种道德应该明确界定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权利与义务。但是我们长期以来多久不太重视公民道德的建设，市场转型缺乏道德的支撑。虽然我们过去在市场经济是非常提倡，如“大公无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道德困境是一个选择善的过程。它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道德已经全面衰落，也不是说我们的道德全面停滞。这只能说明我们的道德处于一个阶段的困难期。因此，我们要对道德困境有清醒的认识。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发展，人民物质需求获得极大满足，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社会道德领域问题却层出不穷，中国社会道德正在遭遇改革的“阵痛”。

关键词：“扶不扶”;社会道德;道德困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物质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社会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现实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变，但社会道德领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由于新旧价值观念及道德规范的冲突，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毒奶粉”、“小悦悦”事件、“潜规则”、“学术不端”等一系列道德失范问题。

一，社会道德问题的典型――“扶不扶”

早在小品《扶不扶》之前，社会舆论就已经开始关注“扶不扶”问题，20xx年“彭宇案”的发生如蝴蝶效应般扩散开来，此后“许云鹤”“殷红彬”等案件的发生使社会更加关注此问题，诸多因搀扶摔倒老人而被讹诈以及遇到老人倒地围观不救等新闻屡见报端。20xx年8月，上海一名老人倒地，围观路人无人敢扶，引来过路外国女子大骂;20xx年6月，四川三名小学生扶起摔倒老人被讹，最终诬陷者遭刑拘;20xx年广东一男子因扶摔倒老人被讹诈，选择以死证明清白;20xx年2月，浙江一名老人摔倒在地，23人经过却无一人搀扶，最终导致老人被汽车碾压而死;20xx年5月四川一名小学生在扶起倒地老人后，却被诬陷是撞人者，在目击者的证明下才还以清白。

20xx年，四川日报发起“雷锋日・雷锋精神问卷调查”，在“当街遇见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跌倒了，你会不会扶?”这一话题网调中，17.88%的网友选择了“少惹麻烦，装作没看见”，36.71%的网友把票投给了“不扶，直接拨打110或120”，45.41%的网友表示会扶起老人。[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选择会扶起老人的受调查者中，只有9.65%的人会毫不犹豫地上前扶起老人，19.94%的人选择找到证人后再去扶起，15.82%则鼓励周围人一起扶起。一个简单的“扶不扶”问题，折射出我国当前社会道德在社会转型期遇到的困境。

就经济方面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合理的分配方式、公平的竞争方式等关系着人们的道德需求和愿望，也关系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政策影响，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其次，市场经济体制为个人、集体的经济行为设定了更为自由的空间，所有经济行为、经济手段都是为自己、自身集团获取更多利益。商品交换活动不再真正遵守价值规律，竞争的方式也不再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再次，市场经济发展和运行的盲目性、波动性造成众多个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抛弃社会公德。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片面追求效率至上和经济利益，而忽视对市场经济的管理以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教育、公民素质等，造成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

就社会制度方面来说。转型时期的中国之所以会出现道德失范现象，制度不完善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是制度的缺乏，二是现有制度存在的不合理、不科学，三是制度更新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制度是道德实践的有力保障，转型期社会制度不完善必定造成社会生活多方面的道德失范。

就个人方面来说，一是道德信念的缺失。道德信念是个体对社会道德所倡导的道德理想、道德人格、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正确性、正义性深刻而理性的笃信。[3]道德信念缺失，首先是道德主体对某种道德理想目标及精神基础的怀疑、动摇甚至否定。转型时期，不论是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还是从社会形态、精神状态看，都对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对原有道德价值体系进行重新评估，已有的道德理想目标被怀疑、动摇甚至否定的时候，道德规范也就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其次，道德情感的冷漠、缺失。道德情感是道德主体对善恶判断引起的内心体验，是从自己内心深处形成的道德倾向性。[4]当道德主体对道德理想目标产生怀疑、动摇甚至否定时，道德行为处于被迫状态，人们对原有价值体系的崇拜、尊重淡化甚至消失，道德情感也就出现冷漠、缺失状态，道德失范现象也随之产生。如现实生活中，见死不救、见义不为，对社会和他人的冷漠，社会责任感的丧失等。

二是心理结构失调、主体意识强化。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让个体心理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传统文化重集体轻个人的观念、重义轻利的观念、公平观念等受到强烈挑战，人们私欲膨胀;另一方面，利己主义观念、个人主义观念等个体主体意识不断强化，过度强调个人利益、以个人为中心，进而造成一系列社会道德失范现象的出现。

一要加强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社会道德调控最主要、最基本的调控方式。一是要重视家庭教育。家庭道德教育是一个人整个人生道德教育的起点，在培养个体道德品质和道德人格方面，起着学校和社会无法起到的奠基作用。二是重视社会道德教育。社会道德教育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首要是必须认识到整个社会应当承担的教育责任，加强伦理道德体系的研究和建设，注重伦理道德思想的实践和运用。重视转型期多种文化交融，新旧文化交替下，道德教化对引导受教者和调适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三是重视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加强道德教育除重视实践中的教育活动外，也要对转型时期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样转变引起的新的道德问题进行关注，寻求与新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道德教育方式。将个体的独特性与终生教育相结合，培养个体自主学习、自我教育的能力，让道德教育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

二要完善法制和道德机制。一是道德法制化。就是要把广泛性的基本道德行为列入立法范围，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关系中，什么该做而什么不该做，确定为法律条目，使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更具有权威性。二是道德规范化。法律在道德体系中，是保障性的底线，但实践生活中更多的道德行为并没有达到法律制裁的程度，更多的是处于违背道德但不足以法律惩治的位置。这就需要把道德规范融入到行业、地方风俗中去，让道德行为更加明确、准确。其次，运用多角度、多媒介的传播方式，让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传播更深入、更广泛。三是建设道德监督机制。道德的法制化、规范化，都离不开有效的监督机制。可以这样说，合理、完善的监督机制，为道德法制化、规范化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三要积极发挥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加强社会道德的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要提升社会道德的水平和实力，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并批判和反思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一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并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民族的道德修养。它使人们形成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检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理念。在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是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环境，旗帜鲜明地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树立正确导向、澄清模糊认识、匡正失范行为，形成激浊扬清、抑恶扬善的思想道德舆论场，引导人们自觉做良好道德风尚的建设者，做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6](作者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2][3][4]王立东，《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要义》，岳麓书社，20xx年。

[6]，《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求是》，20xx年02期。

摘要：本站为您整理了社工论文—浅论现代人的道德困境与道德文明建设，欢迎阅览!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道德基础的国家,在近代以前,是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道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且最成熟的部分。古代经济、政治、教育、文学、艺术、哲学乃至宗教,无不打上道德的印记。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和整个封建文化的衰落,传统道德文化也渐见式微和衰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道德文化在中国发生了整体性危机。传统的道德哲学受到了人们的怀疑与否定,不再能为人们提供普遍有效的价值意义和道德信念;传统的道德秩序也日益受到新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准则的挑战;在几千年漫长岁月中形成的道德禁忌,日益受到破除和亵渎。传统道德律令不仅难以成为人们行为“合法性”的根据,而且它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似乎也成了问题。

传统伦理的蜕变与现代伦理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充满矛盾的过程。“五四”时代人们提出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历史任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一方面,旧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会随着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变革而立即消亡,即便是表层的道德秩序、道德规范发生了变化,而深深积淀在中国人深层心理结构中的“道德无意识”(道德心态和习惯)却很难一时改变。另一方面,新道德的建构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因为新道德赖以发展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不会被历史现成地“给予”,它需要经过现代化过程的再塑造,更主要的是现代道德和伦理精神要真正建立起来,也应像传统道德那样,不仅要建立显性的道德关系、道德秩序和道德理想,而且需要渗透到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内化为隐性的道德心态、道德信念和道德美感。目前存在的道德困境的实质在于:一方面传统道德文化和伦理规范已经解体,另一方面,现代道德体系和伦理原则尚未完整地建构起来;传统伦理已经无力给中国人提供终极的价值意义。现代中国人生活在新旧道德的历史嬗变期,承受着新旧道德的冲突,陷入无法回避的道德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道德价值上的困境。道德价值即道德主体对自身行为合理性、正义性、崇高性的理解,是人们对高尚的道德行为、优秀的道德品质、崇高的道德理想所产生的“敬意”,对卑下的行为、庸俗的品质、低级的趣味所产生的“耻感”。在道德价值整合度较高的社会中,人们对何者为荣,何者为辱;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何者为洁,何者为污;何者为美,何者为丑;何者为高尚,何者为鄙俗等等,是不言而喻的,或者是约定俗成的。人们能不假思索地作出符合多数人普遍接受和认可的道德原则的判断。而在道德转型的过渡时代,人们受双重标准或多元标准的影响,似乎无论那一种标准都有一定的“合法性”。这种情境使当今道德评价变得模棱两可,流荡失据。人们在道德评价上不再相信有一个普遍有效的恒定的标准,常常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其二,道德选择上的困境。在双重或多元价值标准的社会评价系统下,任何一种活动,一种现象,都会因价值标准不同而得到不同的评价。而评价失范必然导致道德选择迷惘。任何一种选择,都可获得一种价值观的文化支援,受到一种价值标准的肯定或赞扬,同时又会受到另一种价值标准的否定和讥评。这种选择矛盾冲突在今天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人们常常感到它的存在。例如,人们的职业选择、婚姻选择、人际关系选择、行为方式选择、理想人格选择,总难以找到一种最具有充足理由的方向。选择失衡使人们普遍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丧失信心和诚心。文化和道德选择仿佛成为钱钟书笔下的那座“围城”,里面的人想爬出来,外面的人想挤进。

其三,各式各样的非道德主义泛滥。非道德主义是这样一种倾向,即反对任何道德约束,主张放任自流,用虚无主义来对待社会提倡的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非道德主义的实质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和颓废主义的结合体。在现代变迁中,中国人的伦理精神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嬗变,人们的传统道德意识相对松弛,非道德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开始抬头和泛滥。社会越轨和失范现象时有发生,这种情况表现在道德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职业道德松驰和行业不正之风泛滥,以权谋私、以职谋利;商业活动中的见利忘义和以坑、蒙、拐、骗获取暴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家庭婚烟方面的“第三者现象”、“性自由”、“形式夫妻”往往受到某种程度的宽容。

甚至许多在新中国本来已经绝迹的罪恶现象又死灰复燃,沉渣泛起,给社会生活、个人生活带来严重危害。

自我评价。

来净化人格心灵,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理想境界,从而调节和控制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社会需要。然而,由于我们面临着道德价值观上的新旧交替,执行着双重的价值标准,缺乏统一的、权威性的道德理想,必然造成舆论监督的混乱和道德良心的淡化,使社会道德控制系统无法发挥其职能。人们做了正义牺牲和奉献,却得不到社会赞美,而做了道德上有歉的事,又不感到羞辱和惭愧。这是今日中国人无法解脱的又一道德困境。

其五,道德教育扭曲变形。道德品质是后天培养的结果,而不是人的先验本质。要使人类养成高尚优美的人格,离不开有效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根据社会的道德价值对社会成员进行的关于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理想等方面的教育,以培养和形成人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影响人们的道德活动。在道德价值整合度极高的传统社会中,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以及个人自我教育在道德目标上是高度一致的,这保证了传统道德教育的成功。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双重价值标准并存,道德教育的内容往往缺乏一致性和稳定性,有时出现把相互对立的东西一起向受教育者灌输的现象。道德教育的理想性与现实生活中的非道德性之间的巨大反差,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往往使道德教育流于形式,甚至助长受教育者的逆反心理,对道德教育产生排拒和抵触。道德教育缺乏一致性,道德理想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严重降低了道德教育的水准和影响力。

现代中国人的道德困境,妨碍着21世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有序发展。道德价值新旧交叉造成现代人的价值紊乱和道德选择上的迷惑,人们无法为自己的存在找到圆满的“善”。21世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离不开具有内在活力的完整的文明主体。他们不仅要有现代知识技能,而且要有现代生活方式、现代道德心态和现代人格理想。这就需要走出自相矛盾的道德困境,重建与现代化目标一致的新型的道德文明。

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道德文化体系和体现时代精神的伦理精神,是每一个现代中国人面临的道德选择的必然趋向。这种选择的根本出发点应是对现代中国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性质和时代主题的把握。现代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主题是全方位的现代化。因此,我们的道德选择,我们的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的重建,就必须始终把握住这一时代主题和历史发展趋势,确立现代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建立适应现代化需要并能促进其发展的道德文化与伦理精神。这种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的基础原则应是:(1)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奋斗精神的统一;(2)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的价值准则的道德规范体系;(3)事业上崇尚竞争,和生活上相互理解、支持和宽容;(4)尊重自我,理解他人,个人生活的多样性与社会团体生活同一性相结合;(5)外在的实用功利性与内在的道义圆满性相结合。这五项原则是与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目标相一致的,也是与现代中国人渴望走出道德困境的要求相吻合的。

建设中国道德文化的伦理精神,必须牢固把握现代价值目标,服务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建设中国的现代道德文化,必须对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加以认真的清理和批判继承。取传统精华而用之,弃传统糟粕而废之。在重建现代伦理精神的今天,我们应该把反省传统的着眼点放在继承与弘扬这一方面。在现代价值理想的导引下,让传统美德为现代生活服务,这同样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必须做出的选择之一。

建设现代中国的道德文化与伦理精神,还需要建设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人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人改造和适应着环境,环境也影响和改造着人。人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道德风尚和理想选择。因此,我们重建现代中国的道德文化,离不开优化我们的社会环境,使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教育环境尽可能成为中国养成良好道德风尚的外因。只要商品经济日益繁荣有序,民主法制日益严整完备,社会教育日益发达合理,我们就一定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伦理精神,与此同时,我们将逐步摆脱困惑和迷失,走出道德困境。

道德困境论文篇六

会计行业必须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会计信息质量的根本保障，能有效地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针对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意义，目前我国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不规范的原因，及如何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会计职业道德，就是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在履行职责活动中应具备的道德品质，它是调整会计人员与国家、会计人员与不同利益和会计人中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及社会道德规范的总和，是基本道德规范在会计工作中的具体表现，它既是会计工作要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也是衡量一个会计工作者工作好坏的标准。

1、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任务有三条：一是建立法制严格，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二是建立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体系，三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三条都离不开会计工作、会计信息和会计管理，但从会计工作实际情况看，会计作假现象在某些领域，某些环节十分普遍，会计信息严重失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水准偏低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要使会计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就必须抓住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提高会计工作的“含金量”。

2、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提高会计工作质量和会计队伍整体素质的需要。会计工作是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信息是企业经营决策，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而会计信息的提供是由会计人员完成的，所以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及其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尤其是后者起着重大的作用。要提高会计工作质量，提高会计队伍的整体素质，人的道德因素是到关重要的，会计人员必须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风尚，做一个德才兼备的理财者和管理者。

3、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有利于形成全社会廉政之风。现实中，诸多的大吃大喝、铺张浪费都要经过会计人之手，当然，这些现象的主要责任人可能不在会计人员，但与我们的会计人员屈从压力，不坚持原则大有关系。消除，有赖于各种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会计人员必须坚持原则，用好《会计法》来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同时，必须用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使之能用会计职业道德来规范、指导自己的行为，逐渐形成会计职业道德责任心和荣誉感，正确使用自己的会计权力，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会计义务。

1、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强化法制监管，我们还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相关法律法规里面增加民事赔偿制度的规定，对因有关人员造假而产生的损失，由其按照责任大小进行承担，尤其是要明确和加大单位负责人的赔偿比例，会计信息使用者一旦受到虚假信息损害就会依照有关条款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获取赔偿。民事赔偿责任并不排除刑事责任等当事人应当承担的其他责任，以此达到保护会计信息使用者利益和惩罚违法违规者的目的，遏制失信行为。

2、培育良好的会计诚信环境。首先要坚持诚信的用人原则，具有良好的职业判断力的会计人员是会计行业的宝贵资源，这种资源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现在一些单位在会计人员的使用上，以是否“听话”作为标准，这种错误的用人导向是对会计职业的严重扭曲，提到会计人员的品质，人们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坚持原则，诚实本分，而不是俯首贴耳，弄虚作假，各单位聘用会计人员，首先选择的应该是有诚信的人，一个人专业技术能力很强，但是缺少诚信，我们是不应该聘用的。

3、加大对违反会计职业道德行为的打击力度。对于，违法乱纪，知情不举甚至同流合污等现象，除按规定予以一定的行政处罚外，严重的还可追究会计人员和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使人们认识到若不注重职业道德，不用职业道德规范自己行为，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一是对于恶意造假者，一定要加大处罚力度，必须从立法，执法上对造假者追究其经济责任，刑事责任，使造假者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其所得到的利益，加大会计信息使用者一旦受到假信息侵害时，可以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取得民事赔偿。二是尽快建立和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对那些不遵守行业规则，不守信用的企业或个人，要把肇事者驱逐出相关行业。

4、建立会计职业道德评价体系。会计职业道德评价，就是根据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对会计职业行为进行善恶评价。广泛进行会计职业道德评价有利于会计人员养成强烈的职业道德责任感，有助于调整会计工作者的职业行为，改善行业作风。可在注册师会计师协会领导下成立会计职业道德评价组织，负责履行此项职责。进行会计职业道德评价时，要对会计人员遵纪守法，客观公正等方面制定一套切关可行的评价标准，标准的制定要有利于国家财经法规的实施和会计职业道德风尚的形成。

5、加强政治学习，提高对会计职业道德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努力学习政治，提高思想觉悟，这是财务人员做好工作的前提，要组织财会人员认真学习关于讲政治的重要讲话，学习时事政治，教育广大财会人员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还要做好思想品德教育，财会人员不能只埋头于繁杂的日常事务中，要把握时代的脉博，把自己的工作自觉副入改革的大潮，不要迷失方向，作为财会人员，要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严格遵守和执行国家制定的财会法规，一丝不苟地按财务制度办事，认真进行核算和管理，忠实履行财务监督职能，在抵制和纠正不正之风中发挥积极作用。

6、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增强财会人员的使命感。会计人员要使职业生活更有意义，更有价值，首先必须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遵循会计职业道德规范，自觉提高专业品德修养，增强热爱本职工作的意识，讲求对事业的献身精神，维护会计职业的尊严，保持良好的社会形象。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资金来源渠道的多样化，与会计改革措施的陆续实施，使会计人员所面对的将不再是单纯的数字，而是一个复杂的多变的世界。会计人员承担的工作任务越来越复杂繁重，责任更大，遇到的问题更复杂，需要投入的精力也更多，在新形势下，会计人员应在工作中坚持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认真贯彻执行《会计法》和国家有关的财经法规，依法办事，依法理财。

优质服务也是会计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作为一名会计人员，对所服务的对象都要做到文明礼貌，热情服务。

7、建立监督机制，以法管财。监督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会计人员监督经济业务经办人，二是社会监督会计人员，它们由两个不同部门组成。

（1）会计监督。会计监督是会计人员的执法行为，它主要是会计通过审查，报账，记账，核算，分析等会计程序，对在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业务，依照国家的财经政策和财务管理规章制度，进行正确的核算和真实的反应。会计人员必须认真，客观，公正地处理一笔笔经济业务，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待每一件财务事项。

（2）社会监督。一是由财政、税务、审计、监察等部门对会计人员遵守职业道德的情况经常进行检查、督促。二是由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对会计行为进行查验，评估，通过监督，既可以提高会计工作的水平和质量，又可以帮助会计人员正确理解和执行国家财经制度。三是屐单位职工和其他社会成员对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进行监督。

（3）法律制裁。对于，违法乱纪，知情不举甚至同流合污等现象，除按规定予以一定的行政处罚外，严重的还可追究会计人员和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我们会计人员是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执行者，必须依据国家法规政策进行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做到依法理财。

（4）建立会计岗位轮换制度，保证会计工作质量。财政部制定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中规定：“会计人员的工作岗位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轮换”。实行有计划的会计轮岗制度，有利于加强会计工作的内部监督，在会计机构内部形成换岗交接清查的内部检查和牵制机制，通过接触不同内容和形式的业务岗位，激发会计人员创造和提出业务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思想。

（5）建立健全选拔和激励约束机制，都要通过会计进行收支与核算，在方针政策和法规制度确定以后，会计工作质量的高低，会计人员业务素质是决定因素。因此，要选择政治素质好，事业心强，具有会计知识和技能的人从事会计工作。

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做好此项工作，对会计行业的发展，对经济建设的贡献有着巨大的意义，会计行业只要努力营造职业道德的良好氛围，广泛开展教育机构，从而赢得社会的认同和尊重，使会计工作与我国的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道德困境论文篇七

摘要：

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社会公共管理制度的不断调整，人们对于公共管理问题越来越关注。

加强现代公共管理手段创新，提升公共管理主体治理能力已成为新常态下公共管理不能够回避的问题。

本文着重分析了当前公共管理领域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并针对公共管理困境，探讨了新常态下公共管理的出路和突围。

关键词：公共管理；困境；突围。

自建国以来，随着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公共管理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蓬勃兴起，这场运动中诸多理论和观念，对我国的学术界以及政策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新常态下，我国的公共管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如果能够走出困境，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是本文着重探讨的一个问题。

一、公共管理新思维必要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蓬勃兴起，这场运动中诸多理论和观念，对我国的学术界以及政策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非西方学术界的“政府再造”、“摒弃官僚制”等改革政府机构的激动情绪，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世界各国公共管理理论和管理观念。

目前，公共管理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已经成为人们发泄不满情绪的众矢之地，加强现代公共管理手段创新，提升公共管理主体治理能力已成为新常态下公共管理不能够回避的问题。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经济陷于滞胀，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开始进行不同程度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也都开始反思其公共管理模式，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蓬勃兴起。

在这场运动中，“摒弃官僚制”成为一个最响亮的口号。

无论是英国撒切尔时期所提出的以市场为取向的公共管理新思维，还是美国里根时期具有强烈的“新泰勒思想”倾向的公共管理新思维，公共管理改革的重点都着眼于官僚制本身，而其后历届政府在公共管理改革思维模式上，基本上都延续了同样的观点。

这些改革都在不同程度上更新了公共管理的传统观念，对于我国的公共管理，注入了新的理解和阐释。

二、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现实困境。

1.治理主体结构需要不断完善，治理手段需要不断创新。

目前，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和谐、政治稳定，行政生态环境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总体看来是好的。

但是，从社会的长远发展角度来看，在公共管理上，还有一些亟待改进的地方。

在我国的公共管理治理体系中，制度运行机制缺乏灵活性，民主化、法制化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治理主体结构也需要不断完善。

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度还需要不断增强。

利益调节和分配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强化。

在公共管理中，一些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

在治理能力方面，由于治理主体范畴较为宽广，政府、社会组织、社会公众都被纳入其中，所以，治理主体治理能力的不足，不仅体现在内部成员能力与素质落后，不适应新时期公共管理，还体现在协同治理能力较弱，各个治理主体自身建设有待改进，治理主体之间分工不明确等方面。

我国公共管理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与现实社会发展存在差距。

公共管理技术蕴含着数字治理、风险评估、科学决策等诸多现代公共管理技术，在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时，虽然有许多公共管理技术具有极强的可行性，但是，由于在公共管理中，实践手段的单一性，实际作用却差强人意，给公共管理带来一定的困境。

在一些时候，公共管理主体并没有根据社会公众的意愿，采用相应的现代管理技术，进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而是从“显政绩”、“维稳定”等方面考虑，根据自身管理职能的需要，仍然采用单一、保守的管理手段，导致社会公众对政府引发信任危机，对公共管理的能力产生质疑。

2.“政府密集”的特点比较突出。

缺乏训练有素的公务员队伍中国的官僚制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一般认为，“世袭官僚制”是中国古代官僚制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

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官僚制有着很深的思想根基。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公共管理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政府在不同领域的积极介入则趋于更加明显。

在我国公共管理中，“政府密集”的特点比较突出。

然而，管理制度不完善，缺乏训练有素的公务员队伍，已成为制约我国公共管理的一个瓶颈，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现实。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政府机构改革，中国的公务员制度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政府不仅开始关注公务员整体素质，职业精神对于我国公共管理的影响，还以务实的态度，开始注重提升政府公共管理水平。

然而，虽然在公务员管理方面，我国政府已经先后出来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相关法规和实施细则。

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受各方面因素影响，仍暴露出诸如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

如：公务员范围界定问题、公务员考试录用机制问题；职位分类、公务员考核评估等问题比较突出。

这些问题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我国就很难走出传统公共管理的困境。

三、我国公共管理困境的应对策略。

在公共管理上，我们要加快改进步伐，加快国家治理体系的革新，协调好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断提高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

在建设法治社会的新常态下，治理主体要实现多元化，要以实现社会公众公共价值为治理原则，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将政府、社会组织、社会公众等社会各领域各层次都被纳入治理主体的范畴中，构建协同治理，合作与协商，共同治理、共担责任的体制。

然而，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政府独大，自上而下式的刚性的治理现象还依然存在，网络化治理手段还不到位，社会组织缺失现象还依然存在。

这些，都是我国公共管理面临的突出困境，因此，在治理方式上，应加快构建网络化治理平台，刚性治理与柔性智力形结合，治理范畴必须明确化，该协商的必须协商，该政府履行的管理职能的不能缺位。

构建科学化的公共管理机制，切实提高社会治理效果。

对于中国行政改革而言，首先，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官僚制供应不足这一现实。

目前，各级政府机构中的官僚思想，已经成为人们深恶痛绝的一个焦点。

官僚思想不仅影响了公共管理效能，同时，还影响了社会稳定，对政府工作造成压力。

官僚思想作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形象，影响了人们对官僚制的理解。

长期以来，中国为了走出中国式公共管理的困境，改变政府管理机构中的官僚思想作风，一直在做着机构改革的探索。

然而，在机构改革过程中，更多的关注于“精兵简政”，将改革的重点放在精简机构和减少工作人员数量上，想通过减少公务员数量，提高工作效能。

但是，在完善政府相关制度，提升管理人员素质方面，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导致虽然进行了几次机构改革，但是，管理效能却没有获得显著提升。

因此，在新常态下，我们要树立公共管理新思维，不断提升公务员素质，加强现代公共管理手段创新，提升公共管理主体治理能力。

因此，在行政实践中，我们要树立与国家发展长期目标相一致的公共行政价值观，以人为本，提升公务人员“为人民服务”意识，将“民生”作为公共管理所关注的重点，真心关注国家利益，关注人民利益，在新公共管理的务实探索中，逐步走出中国公共管理困境，构建适合社会思想经济发展的民主化、制度化、透明化、公共管理新格局。

结语：在我国的公共管理中，我们要牢固树立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完善管理效能，构建社会思想核心价值观，重构良性的价值秩序，加强现代公共管理手段创新，提升公共管理主体治理能力。

参考文献：

道德困境论文篇八

幼儿时期是一个人习惯、思维、人格的形成初期，对其一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幸福观具有极为重要的培养和塑成作用。公民道德教育不仅对公民个体的思想、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于社会整体而言更是集体行为实践的规范与标准、是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要基石与精神引导。幼儿公民道德教育对于国家的良性发展、民族的精神健全、以及未来国际竞争所需的文化软实力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本文拟对幼儿公民道德教育应具备的基本功能、实施路径及应注意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浅见，以求请教于同行。

幼儿公民道德教育的实施对象是幼儿，需要教育者根据幼儿的思维、语言、环境等实际特点，有针对性的施以讲解、示范、鼓励等措施，帮助其理解和记忆应有的道德行为规范；并通过集体学习效应，引导幼儿互相学习、互相比赛，提高其道德行为的热情和兴趣。所以幼儿公民道德教育的目标应是建立教育和培养幼儿理解、识别、并自觉执行的公民道德教育模式和评价标准体系，使幼儿能够习得正确的、适量的基本公民道德意识和行为习惯，帮助其能够更加有效地融入社会、获得健康的心理与智力成长。

幼儿公民道德教育的定位应建立在幼儿自身特点与社会适应性、及国家整体发展趋势所需的基础上。应注重使幼儿能够正确识别和理解正确的道德标准要求，通过示范、激励等方式帮助其塑成和加强对正确道德行为的有效执行。应注意适当根据社会发展与实际表现，有针对性的引导幼儿正确地看待社会中不道德的行为方式，与时俱进地帮助幼儿树立更加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道德评价与行为标准。

幼儿公民道德教育在实施中应以适应幼儿心理及生理特征、符合社会基本要求与实际生活需要为基本原则。一定要采取幼儿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教育和影响方式，一定要使幼儿在不断温习和实践中得到鼓励和锻炼，养成终生受用的`道德思维意识与行为习惯。在实施过程中，应注意与家长意见一致、相互配合、积极互动，通过生活中点点滴滴的信息提供、教育引导，使幼儿在自然、长期、完整的道德教育培养环境中养成终生受益的道德行为习惯。

二、崇左市江州区直属第一幼儿园在实施幼儿公民道德教育工作中的方法与经验。

在设计幼儿公民道德教育时，首先要明确教育对象的特点、习惯、喜好、基本心理状况；基本教学条件、教育环境及社会影响因素；所要传授给幼儿的道德意识的内容。“以正面教育为主，让幼儿认识到遵从社会主流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念及生活规则，就会得到人们的表扬与欣赏，并要以此树立正面典型及榜样，靠榜样的强烈示范作用来激发幼儿的社会责任心和道德意识。”为此，崇左市江州区直属第一幼儿园首先对幼儿教师进行关于幼儿公民道德教育的专项培训，使教师较好地掌握了对幼儿进行公民道德教育所遵循的理论、要求、方法等基础知识，并请相关教育专家与有丰富教育经验的优秀教师、带头人通过仔细讲解、言传身教，帮助青年教师获得了正确的幼儿公民道德教育实施能力和技巧。

在幼儿公民道德教育的执行过程中，应注意随时观察幼儿的接受反映，及时调整教育策略。一定要注意不同幼儿之间在思维、意识上都是有着不同的差异，所以一定要注意方法、因材施教。教师一定要注意及时与家长沟通、交流，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幼儿公民道德教育理念与策略方式。教师也要注意收集社会上刚发生的道德或不道德案例，结合幼儿实际情况，可以给予一定的讲解或纠错，使幼儿的道德意识得到不断提高和强化。

崇左市江州区直属第一幼儿园始终坚持“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教学理念，摆脱陈旧的填鸭式教学方式，使用丰富的教学内容与灵活的教育方式，帮助幼儿在不脱离真实生活的成长环境中不断得到适当的社会信息与前进鼓励。幼儿公民道德教育的实施成果应当由教师、家长及社区共同给予评价。应当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来共同关注和加强幼儿公民道德教育的实施进展。为此，崇左市江州区直属第一幼儿园专门建立了与家长沟通制度，通过教师向幼儿家长宣讲、提示、讲授幼儿功能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与实施方法，使广大家长树立起与幼儿园相互配合、共同培养幼儿公民道德水平的浓厚兴趣与强烈热情。不仅受到了广大家长的一致欢迎和好评，也为幼儿园赢得了积极的社会美誉效应。

在丰富的幼儿公民道德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幼儿公民道德教育具有以下基本功能：

1、使幼儿习得正确的基本道德意识。如孝敬父母、勤俭节约、帮助他人、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爱护环境和小动物、知错就改、勤奋自勉、主动承担力所能及的劳动，等等。

2、使幼儿在持续性引导与训练中，养成道德意识与行为的良好习惯。

3、促进家庭和谐、邻里和谐、社会和谐、环境和谐。

4、帮助幼儿在不断的思维、语言、行为锻炼中，获得心理及身体素质地更好提升。增强幼儿的思维与表达能力，为进一步文化课学习打下了良好的智力与能力基础。

崇左市江州区直属第一幼儿园在实施幼儿公民道德教育计划后，受到了广大家长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共同引导和见证了孩子在道德行为方面的良好表现与不断提高，可以说，实施幼儿公民道德教育，使幼儿、家庭、社会及教育机构都获得了丰厚的积极意义。

公民道德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教育与培养过程，应当提高全社会意识、发动全社会力量、贯穿幼儿成长的终生。幼儿阶段只是公民道德教育的起始阶段，对幼儿自身、家庭幸福、社会和谐、民族传承与国家发展都具有极为重大意义。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新科技新传播手段日益先进、社会道德模范典型人物不断涌现的今天，对幼儿实施公民道德教育更是提供了崭新的方式方法与时代要求。所以幼儿公民道德必须与时俱进地不断接收新形势下的新信息、新技术、新特点、新形式，才能真正帮助幼儿及其家庭真正理解与习得适应社会发展趋势要求的道德方面认知能力，从而帮助幼儿从小养成收益终生的良好思维与行为习惯。

崇左市江州区直属第一幼儿园在实施幼儿公民道德教育的长期工作中，逐步认识到：实施幼儿公民道德教育必须以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为指导，以教师与家长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为依托，按照国家与社会对下一代的基本道德要求，采用灵活使用、因材施教的积极形式，才能正确实现幼儿公民道德教育的预期目标与基本要求。

公民道德是一个民族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与社会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与保障。在国际化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社会各方面应当更加注重幼儿公民道德教育对社会、国家未来所蕴含的积极影响。所以幼儿公民道德教育应当立足于社会发展新形势、教育方法论与技术不断创新的时代基础，抓住中国文化建设大潮的良好历史机遇，进一步推进幼儿公民道德教育的先进理念与成果经验。为此，崇左市江州区直属第一幼儿园愿与同行共勉，共同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陈建屏，幼儿道德建设的策略[j].课程教材教学研究，第2期。

[2]刘萍，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幼儿道德教育[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第8期。

[3]张向君，为道德之花培好第一掊土――浅谈幼儿道德教育的策略[j].甘肃教育，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