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优秀11篇)

有时候，人们总会感到迷茫和困惑，需要一份给予启示的话语。在总结中适度展示个人感受和体验，使总结更具有个性化和独特性。总结是一个反思和总结的过程，我们要通过总结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篇一

今天，我读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古代神话》。其中，我最喜欢的人是《盆子里的孩子》中的老爷爷。因为他获得了一个宝盆，这个宝盆里的图画一到晚上就变成真的，而从盆子里的水珠掉出来都会变成珍珠，他把这珍珠分给大家不小气。所以我喜欢他。我从他身上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要常常助人为乐。

我也常做助人为乐的事。我记得那是我读三年级的时候，那时我上完体育课在排队回家，在队伍行走时，我看到了二年级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也排队出来，突然，他们队伍中有一个人一不小心红领巾脱落下来，掉在了地上。看到红艳艳的红领巾躺在地上，我跟老师说了要去捡起来，老师同意了，我就跑过去捡起红领巾跑到二年级所在的地方，谁料他们的`队伍刚解散，我问来问去，终于找到了红领巾的主人。我发现他是一个小弟弟，我把他的红领巾给回了他。这才又急急忙忙地跑回我的队伍，排好队回家。

我觉得《中国古代神话》太有趣了，从中我们还可以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你也去看看吧。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篇二

宋代历史琐闻类笔记，又称《玉壶野史》，十卷，北宋文莹撰。《玉壶清话》是文莹于神宗元丰元年(1078)作于荆州的又一部野史笔记，内容、体例与两年前所撰《湘山野录》、《续录》相仿。本书前八卷近一百六十条，杂记北宋开国至神宗朝百年间君臣行事、礼乐宪章、诗文逸事、市井见闻等;而第九卷《李先主传》、第十卷《江南遗事》，则详细记录了五代后期南唐政权“累世之隆替”、“圣贤治乱之迹”，是研究五代史和北宋史的珍贵资料;其中谈诗论文之语，清曹溶则冠以“玉壶诗话”辑入《学海类编》，显现它的诗话价值。

明初编修《永乐大典》后，逐渐散阙，仅得前五卷流传，天一阁范钦等人抄访得后五卷，遂合成十卷刊行。《玉壶清话》现通行本有《知不足斋丛书》本、《笔记小说大观》本、《说郛本》;称《玉壶野史》则有《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

今有：《玉壶清话》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20xx年版;《玉壶清话》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一编，20xx年版。

宋代考据辨证类笔记，三卷。北宋末年庄绰撰。庄绰字季裕，约宋钦宗靖康年(1126)前后在世清源(今福建泉州)人，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说是太原人(历史上太原也曾有清源之称)，误。生卒年均不祥，约北宋末前后在世。状貌清癯，人目为“细腰宫院子。”北宋末年，历摄襄阳尉、原州通判等。宋室南渡后，历任建昌军通判、江西安抚制置使司参谋官，最高官职是“朝奉大夫知鄂州、筠州”。庄绰学有渊源，是一个考证学家、民俗学家、天文学家、医药学家，对针灸尤有研究。著有《本草节要》、《明堂灸经》、《脉法要略》，皆已散佚;今尚存世的有《膏肓腧穴灸法》二卷和《鸡肋篇》。

庄绰博物洽闻，又喜游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见闻广博，《鸡肋篇》中记载了大量全国各地民俗、物产、饮食和医药知识，对我们认识宋代社会以及生产生活状况有一定帮助，如记载“皂荚”的制作过程：“京师取皂荚子仁煮过，以糖水浸食，谓之‘水晶皂儿’”;定州丝绸织花的独特方法：“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杼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当时寒食祭祖风俗：“寒食上冢亦不设香火，纸钱挂于茔树。其去乡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帛于空中，谓之掰钱”。湖南沣州“社日”祭祀瘟神，然后装载在船上送走，为之“送瘟神”毛泽东《七律·送瘟神二首》诗题可能源于此俗。书中记载的一些医药知识如针灸、偏方也可作为今日借鉴参考。

今有：《鸡肋篇》萧鲁阳校点，唐宋史料笔记丛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鸡肋篇》上海书店1990年版。

记载两宋典章制度、历史故实、诗文的笔记，十卷。北宋末张邦基撰。张邦基，字子贤，高邮人。生卒年、生平事迹均不祥，约宋高宗绍兴初(1131)前后在世。喜藏书;有《墨庄漫录》十卷行於世。

《墨庄漫录》杂录宋代杂事，间有考证，多有见地。尤留意于诗文词的评论及记载，较多地保存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史资料，本书为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有。

诗词。

欣赏：着重举出当代人的作品(或完整地举出，或摘句)，并概括评论，评论颇为精当，如如称杜甫《丹青引赠曹霸》诗“微意深远”，王令《假山》诗“笔力豪放”，舒亶“香泛”联“刻削”，韩驹“倦鹊”联“太工”等。评论也颇具见地，认为作诗、读诗、概关于际遇：唐人行役，怀归感叹，故诗多“佳作”;蔡绦身“处富贵”，辄不悟杜甫晚居西川之“闷”;有诗词考释，如谓杜甫玄都坛歌“王母画下云旗翻”之“王母”乃蜀鸟，谓李商隐《锦瑟》中间四句乃形容瑟谱四曲，谓苏轼儋耳山“君看道傍石”之“石”当“者”，或出自个人发明，或祖述他人，往往有独到之处。关于文的评论;如谓苏轼、黄庭坚善题跋，属。

散文。

;谓孙觌(仲益)、汪藻(彦章)工四六，属韵文，谓张舜民(芸叟)、秦颧(少游)文法干愈(退之)，属师承渊源。皆可资参考。有文人轶事，如关于苏轼者，即达二十则，除个别则外，皆不见他书。以上四个方面加在一起，略及本书一半篇幅略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许为“宋人说部之可观者”。但论诗重“箴讽”，谓元稹《连昌宫词》高过白居易《长恨歌》，以前者“微而显”，后者“终篇无所规正”，未脱儒家诗教窠臼，失诸片面。

《墨庄漫录》十卷，宋代书目未见著录，《四库全书》收于子部杂家类。《宋诗纪事》称引其文达三十八条。

今有：《墨庄漫录过庭录可书》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1985年版;《东坡志林》(附老学庵笔记·考古编·演繁录·墨庄漫录)京华出版社20xx年版;《墨莊漫錄》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三编，20xx年版。

主要记载北宋时期朝野遗闻的笔记，南宋王铚撰。王铚，生卒年不详，字性之，汝阴(今安徽阜阳)人。王铚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是宋初著名学者王昭素的后裔。父亲王萃(字乐道)是歐阳修的学生。家中藏书甚富，绍兴(1131-1162)初，官迪功郎，权枢密院编修官。因纂集祖宗兵制，受到高宗赵构的赏识，诏改京官，晚年，遭受秦桧的據斥，罷为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观。避地剡溪山中，日以角咏自娱，人稱雪溪先生。王銍少而博学，善持论，强记闻。據说他读书能五行俱下，别人才三、四行，他已尽一纸。南宋的大诗人陆游很推崇王铚，在老学庵笔记中写道：“王性之记问该洽，尤长于国朝故事，莫不能记，对客指画育说，动数百千言。退而質之，无一语缪。予自少至老，惟见一人。”王铚对北宋一代的历史有著很深的造诣。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会要》等书的记载，他曾经编修过祖宗兵制、七朝国史、哲宗皇帝元祐八年补录，著有《太玄经义解》、《国老谈苑》、《默记》《补侍儿小名录》，《雪溪集》、《四六话》。《宋史翼》等。可惜的是这些书大都没有保存下来。

《默记》主要记载了北宋时期的朝野遗闻。由于王铚“尤长於国朝故事”，所以在他的《默记》中保存了很多北宋时期的遗闻轶事，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对于研究宋代的历史有一定的参攷价值。其中如记宋太祖攻取滁州清流关的经过，李煜因思念故国写《虞美人·春花秋月》而被害经过可补史料文学史之缺。其中记人物又颇幽默风趣，如记宋初宰相王溥之父王祚的父道尊严以及被瞎子糊弄的经过，颇为风趣：

王溥，五代状元，相周高祖、世宗，至本朝以宫师罢相。其父祚，为观察使致仕，待溥甚严，不以其贵少假借。每宾客至，溥犹立侍左右，宾客不自安，引去。

祚居富贵久，奉养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寿尔。一日，居洛阳里第，闻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问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贵极富溢，所不知者寿也。今以告汝，俟出，当厚以卦钱相酬也。”既见，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惊曰：“此命惟有寿也。”祚喜，问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问曰：“能至百岁乎?”又叹息曰：“此命至少亦须一百三四十岁也。”祚大喜曰：“其间莫有疾病否?”曰：“并无。”固问之，其人又细数之曰：“俱无，只是近一百二十岁之年，春夏间微苦脏腑，寻便安愈矣。”祚喜，回顾子孙在后侍立者曰：“孙儿懑切记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汤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铚熟于掌故，所言可据者居多。但提要也指出：“惟所记王朴引周世宗夜至五丈河旁见火轮小儿，知宋将代周一事，涉于语怪，颇近小说家言，不可据为实录耳。”

今有：《默记》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5年版;《默记·燕翼诒谋录》朱杰人点校，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本，1981年版;《默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xx年版。其中中华书局朱杰人点校本较佳。

宋代历史轶事笔记，南宋王明清撰。王明清(1127-1202)字仲言，著名学者王銍次子，汝阴(今安徽阜阳)人。自幼继承家学，酷爱文史。孝宗即位之初，以父荫入仕。乾道间奉祠山阴。淳熙十二年(1185)以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光宗绍熙三年(1192)，为杂买务杂买场提辖官。四年，任宁国军节度判官。宁宗庆元元年(1195)，添差泰州通判。嘉泰初(1201)，为浙西参议官。与尤袤(字遂初)、陆游(字敄观)、李焘(字仁甫)等有过交往。王明清以博闻洽识著称于世，其父王銍善治史，著有笔记小说《默记》。明清承修父业，亦以史才冠有宋，史笔精湛，态度严谨，所撰《挥麈录》为其三十余年心力所灌就，另著有笔记小说《摭青杂说》、《投辖录》、《玉照新志》等。

《挥麈录》二十卷。其中前录四卷，后录十一卷，三录三卷，余话二卷。主要记述两宋典章制度、文人士大夫轶闻，兼及诗文碑铭，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等。如谈及徽宗朝对布衣荐举的不重视和民间对荐举的轻蔑，包括由荐举获得高位人品的卑劣：“本朝以来，以遣逸起达者，惟种明逸、常夷甫二人而已。徽宗朝，王易简、蔡崈、吕注自布衣拜崇政殿说书，然荐绅问多不与之也。王君仪、尹彦明后亦登禁从，距今亦三十年矣。虽屡下求贤之诏，州郡间有不应聘者，而羔雁不至于岩穴也。易简即寓之父，九江人，大观中家祖守郡，首荐之。其后改节，以媚权臣，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寓仕靖康，骤拜二府，被命使虏，托梦寐以辞行，钦宗震怒，窜岭外。”这也可能就是北宋灭亡主要原因之一。另外谈及当时避讳和世人对此的态度：“本朝刘温叟以父名岳，终身不听乐。至其孙几，乃自度曲，预修《乐书》，可笑。”

作者不仅能够继承北宋传统笔记的编修体例及其记事特色，而且还能凭借博闻强识的自身优势，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采取存录基本文献史料、注重汇聚当时诸多人物及事件的记事方法，主要用来补足处在南北宋之交时的史料史实不足。因内含丰富的当代文献史料，多是作者亲历的当代史事，其资料来源大多得自当时的文献以及亲友的口述，加之作者选择和笔录的态度比较严谨，因此它在问世后就得到了一些著名学者的称道，被官私历史著作屡加征引，是宋代史料笔记的上乘之作。

《挥麈录》有明汲古阁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知不足斋丛书》、《学海类编》本等。

今有：《挥麈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挥麈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挥麈录》上海书店20xx年版。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篇三

宋代历史轶事笔记，南宋王明清撰。王明清(1127-1202)字仲言，著名学者王銍次子，汝阴(今安徽阜阳)人。自幼继承家学，酷爱文史。孝宗即位之初，以父荫入仕。乾道间奉祠山阴。淳熙十二年(1185)以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光宗绍熙三年(1192)，为杂买务杂买场提辖官。四年，任宁国军节度判官。宁宗庆元元年(1195)，添差泰州通判。嘉泰初(1201)，为浙西参议官。与尤袤(字遂初)、陆游(字敄观)、李焘(字仁甫)等有过交往。王明清以博闻洽识著称于世，其父王銍善治史，著有笔记小说《默记》。明清承修父业，亦以史才冠有宋，史笔精湛，态度严谨，所撰《挥麈录》为其三十余年心力所灌就，另著有笔记小说《摭青杂说》、《投辖录》、《玉照新志》等。

《挥麈录》二十卷。其中前录四卷，后录十一卷，三录三卷，余话二卷。主要记述两宋典章制度、文人士大夫轶闻，兼及诗文碑铭，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等。如谈及徽宗朝对布衣荐举的不重视和民间对荐举的轻蔑，包括由荐举获得高位人品的卑劣：“本朝以来，以遣逸起达者，惟种明逸、常夷甫二人而已。徽宗朝，王易简、蔡崈、吕注自布衣拜崇政殿说书，然荐绅问多不与之也。王君仪、尹彦明后亦登禁从，距今亦三十年矣。虽屡下求贤之诏，州郡间有不应聘者，而羔雁不至于岩穴也。易简即寓之父，九江人，大观中家祖守郡，首荐之。其后改节，以媚权臣，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寓仕靖康，骤拜二府，被命使虏，托梦寐以辞行，钦宗震怒，窜岭外。”这也可能就是北宋灭亡主要原因之一。另外谈及当时避讳和世人对此的态度：“本朝刘温叟以父名岳，终身不听乐。至其孙几，乃自度曲，预修《乐书》，可笑。”

作者不仅能够继承北宋传统笔记的编修体例及其记事特色，而且还能凭借博闻强识的自身优势，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采取存录基本文献史料、注重汇聚当时诸多人物及事件的记事方法，主要用来补足处在南北宋之交时的史料史实不足。因内含丰富的当代文献史料，多是作者亲历的当代史事，其资料来源大多得自当时的文献以及亲友的口述，加之作者选择和笔录的态度比较严谨，因此它在问世后就得到了一些著名学者的称道，被官私历史著作屡加征引，是宋代史料笔记的上乘之作。

《挥麈录》有明汲古阁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知不足斋丛书》、《学海类编》本等。

今有：《挥麈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挥麈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挥麈录》上海书店2001年版。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篇四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使将军王贲攻齐，得齐王建，最后灭了齐，完成中国的统一，结束了二百年七国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这是地主阶级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

随着统一帝国的形成，秦王朝统治者进行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一系列的改革。废除西周以来分封侯王的旧制度，统一行政区划和组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一法度衡石丈尺”，使田畴、车涂、衣冠建制统一;简省“史籀大篆”为小篆，又作便于狱务、更趋简化的隶书，罢其不与秦文同者”，使文字统一;此外，法令、历法等等，也得到了统一。这些改革，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无疑是有进步的作用的。

同时为了巩固和加强统一帝国的统治，秦王朝也实行了一系列的反动措施。它企图消灭人民的反秦武装，“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并打击旧贵族、地主的反秦力量，“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更有甚者，是企图消灭一切反秦意识，“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翻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奔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它不仅焚毁古书，消灭历史文化，而且也一举坑杀儒生四百六十馀人。

在箝制思想、摧残文化和刑法统治之下，秦代文学没有什么成就。完成于公元前二三九年(秦王政八年)、由吕不韦门客集体著作的《吕氏春秋》，有一定时代意义。它取材很广，包含春秋战国以来的各派思想，组成自己的完整的体系，是战国末年的统一形势在文化上的要求和反映。它和先秦其他子书一样，有不少片断借寓言故事来说理，明晰生动，富于文学意味。秦代文学的唯一作家是李斯。统一前他的《谏逐客书》，指出秦统治者”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之非计，不仅表现了政治家的远见，而且也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晚期斗争剧烈、各国统治阶级争取人才的历史。这是一篇富于文采、趋向骈偶化的政论。

散文。

统一后，秦始皇巡狩封禅，产生了不少石刻文，其中也有李斯的作品一般是四言韵语，阿谀歌颂，对后世碑志文有影响此外秦有《仙真人诗》和“杂赋”，今俱不传。

由于秦始皇和二世滥用民力，筑长城、治驰道、修骊山墓等等，暴虐无比，赋税无度，奢侈无穷，阶级矛盾迅速尖锐化，不到十五年，秦王朝便被六国残余贵族和广大人民的起义反抗所推翻。经过五年的楚汉战争，代之而起的，是统一的汉封建王朝。

汉初统治者承战乱之后，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一方面恢复分封侯王的旧制度，巩固统治阶级的基础，一方面“约法省禁，轻田租”，对广大人民放松了压迫，减轻了剥削。因而初步取得了社会安定、有利生产的局面。“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汉书?食货志上》)文、景时代，统治者不断强调“农，天下之大本也”(《汉书?景帝纪》)，进一步减轻劳役、赋税，恢复农业生产。这时土地尚比较平均，“未有并兼之害”(《汉书?食货志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也活跃了工商业。在社会经济获得恢复和发展的安定局面下，景帝迅速削平了七国侯王的叛乱，进一步巩固了统一的封建统治。

汉初除秦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又除所谓“诽谤妖言之罪”，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在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下，汉初的哲学、社会思想，还是比较活跃自由的。由于安定社会、巩固封建王朝的需要，汉文帝、景帝、窦太后和相国曹参等俱好黄老，因而黄老思想成为汉初主要的统治思想。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对儒、墨、名、法、阴阳五家都有所批判，而完全肯定了道家，就是在黄老思想影响下产生的著名论文。

同时由于建立封建王朝秩序和制度的需要，汉初统治者也注意到制礼作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乐的传统作用，统治者是认识得很清楚的。在作乐的要求下，产生了相应的舞和歌诗，同时也初步建立了管理音乐(当然包括歌舞)的“乐府”机关。《安世房中歌》便是高祖唐山夫人作的祭宗庙的歌诗，它共有十七章，一般模仿雅颂，很少现实内容。

汉初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上。汉初文士承战国游士的馀风，一般积极参加现实政治生活，并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出发，围绕着如何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促使封建政权迅速巩固和上层建筑不断完善等问题，发抒所见，解决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这就促进了政论散文的发展。著名作家有贾谊、晁错等。他们的政论文大抵富有感情，畅所欲言，有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其中贾谊的某些文章如《过秦论》、《陈政事疏》等更著名，文学性亦较强。辞赋主要继承骚体传统，也开始向新赋体转化。汉初骚体赋的作者，由于时代和生活的不同，多缺乏屈原那样先进的思想和强烈的感情，往往只是强为呻吟。但阶级矛盾的缓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繁荣，以及统治阶级骄奢享乐风气的形成，也引起了封建文士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变化。因而辞赋的思想内容也不免多少引起了变化，即由抒发个人的强烈感情变为铺张宣扬统治阶级的华贵和享乐生活，由严峻的讽刺责斥变为温和的讽谕劝戒。辞赋思想内容的变化，必然引起体裁、形式的逐渐变化。贾谊是汉初骚体赋的唯一优秀作家。标志着新赋体正式形成的作品是枚乘的《七发》。

汉武帝即位后，由于汉初以来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的经济力量已十分雄厚，“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在汉初的政治经济日益发展、日益巩固的基础上，汉武帝施展雄才大略，内外经营;镇压了阴谋叛乱的宗室藩王;平定了割据东南沿海的东瓯闽越等地;凿山通道，开发并控制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不断地集中豪强于茂陵，削弱他们在地方上的封建势力;坚决实行盐铁国有的政策，更打击强豪和富商大贾的经济垄断，这就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的封建集权制。同时大力抗击匈奴，通西域，伐大宛，既打击了匈奴的侵犯，也扩展了帝国的边疆。正是由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以及统治阶级无穷的奢侈浪费，以致民穷财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为了镇压贵族、豪强的叛乱和广大人民的起义反抗，汉武帝极端信任酷吏，不断加强严酷的刑法统治。人民日益陷于痛苦的深渊。

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和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思想文化也表现着变化和发展。武帝即位，即逐斥“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武帝“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并由于董仲舒、公孙宏的建议、兴太学，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因而儒学大兴，完成了思想的统一。这对伟大帝国的形成和封建集权制的巩固是有促进的作用的。但从此也结束了百家论争，思想定于一尊，严重地束缚着学术文化的发展。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是武帝时代最大的思想家。他以阴阳、灾异说明“天人相与之际”即天道和人事的相互关系，认为天命对帝王有最后的决定权，“王都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但“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汉书?董仲舒传》)，则刑亦不可少。董仲舒的思想显然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含着阴阳家和法家的思想，统一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确实代表着当时的统治思想。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的所以统治，而且也教导了汉王朝怎样巩固统治。

武帝对思想文化的发展也采取了重要的措施，“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随着伟大帝国的出现和百家论急的最后结束，以及物质条件的日益具备，总结古代以来的历史文化并从而给大一统局面以哲学和历史的解释，就成为统治阶级迫切的现实要求。伟大的《太史公书》即《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这种要求最充分的一种表现形式。作者司马迁不是从阴阳家的神学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在家世史官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他以五种不同的体例，“略推三代，录秦汉”，全面反映三千年的历史发展，完成空前的一部历史著作。它以人物为中心，不仅开创了“纪传体”的历史学，而且其中许多篇人物传记又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因而也开创了传记文学。这是历史散文的重要发展。

以武帝为首的汉王朝统治者，随着伟大帝国的日益隆盛，不仅需要哲学和历史来解释现实统治的合理，而且也需要祭祀天地鬼神，庆太平，告成功。这一需要与儒家的指导思想相结合，进一步制礼作乐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文化措施。于是“乐府”有更大的发展。“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所谓武帝立乐府，只是意味着他自觉地把乐府机关扩大，充实内容，规定具体任务，即采诗、制订乐曲和写作歌辞。“采诗”是为了“观风俗，知得失”，这就使那些“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赵、代、秦、楚等等地方民歌，有了记录、集中和提高的机会。可惜除《铙歌》十八曲外，西汉乐府民歌绝大部分都没有流传下来。由于文字讹误过多，《铙歌》一般很难读，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状的篇章，明白可诵，表现了一定的现实意义。乐府除搜集、歌唱民歌外，也创作诗篇以备歌唱，作诗者有宫庭文人“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可见一时之盛。但今存《十九章之歌》，却很少文学价值。乐府作曲者则有“佞幸”和“外戚”的李延年。他能歌善舞，尤其善制“新声变曲”。他原是民间乐人;他的“新声变曲”的来源是西北外民族和民间的音乐。可见武帝时代的乐府，不仅规模宏大、内容充实，更重要的是，它充满了民间歌诗、民间声乐的气味。这是乐府的重大发展，有划时代的意义。

由于“润色鸿业”的需要，武帝时代的辞赋同样有很大的发展。武帝好辞赋;他的“言语侍从之臣”，如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等，“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公卿大臣”，如儿宽、孔臧、董仲舒等，亦“时时间作”。司马相如则是这个时期最大的辞赋家。他的作品歌颂了统一帝国伟大的气魄和声威，也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无比的骄奢和荒乐，有一定时代意义。他的作品典型地代表着新体赋发展的成熟阶段。

武帝以后，西汉封建王朝逐渐转入了衰微的时期。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并诏令“方今之务，在于力农”。昭、宣承之，不断减免赋税，并选用“良吏”，使“政平讼理”，社会安定，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因而出现了宣帝的“中兴”局面。但土地日益集中，大地主、大官僚与广大农民的深刻矛盾，根本不可能解决。哀帝时的限田之议，既无法实行;王莽改制，更加深了人民的灾难。这样，西汉封建王朝便不得不在农民大起义中结束了自己的统治。

武帝立五经博士，经学已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到了西汉后期，它自然更加兴盛和深入人心。荣显一时的今文经学家，大抵受董仲舒的影响，以阴阳、灾异说政治时事，日益荒诞迷信;而家法森严，章句烦琐，更多的士人皓首穷经，则越来越变得空疏无用：这样便严重地窒息着思想文化的发展。今文经学家用的经书是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本;但自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发现了用汉以前文字(古籀文)写的“古文经传”，经学已有今古文之分。到西汉末，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学派开始揭穿了今文学派的盲目性和偏私的内幕，这在学术思想上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西汉后期的文学也呈现着停滞或衰落的状态。一般政论文(如奏疏)，大都蒙着神秘的今文经学说教的外衣，迂腐板滞，绝少生气。宣帝时，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是唯一可贵的作品。它不仅反映了西汉中叶许多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而且形式新颖，语言净洁流畅，通过对话论辩，也刻划了不切实际、迂腐可笑的儒生形象。刘向著书，引历史传说或寓言故事以说明一理的某些片段以及少数政论文或学术文有一定价值。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辞赋，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因而辞赋又盛极一时，王褒、刘向等都是著名的作者。实际此时辞赋已成为帝王贵族的娱乐品，如倡优博弈之类，极少文学价值。今存王褒《洞箫赋》一篇，可见一斑。西汉后期最大的辞赋家是扬雄。他的赋初以模拟司马相如为贵，曾不断作赋以讽;后来始悟辞赋的讽谏作用实在微弱无力，“劝而不止”，遂不再作。扬雄对辞赋的批判的观点较之他的模拟作品要有意义得多。倒是他的杂文如《解嘲》，虽形式上也多少出于模拟，但它指出封建取士制度对士人的束缚，有一定现实意义。西汉后期，乐府事业继续发展，哀帝时乐府人员增加到八百二十九人。丞相孔光、大司农何武审核的结果，认为“其四百四十一人，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皆可罢”，因此哀帝就裁减了乐府半数以上的民间乐人。但“豪富吏民，湛沔自若”，乐府民间声乐的影响是深远的。

汉光武帝刘秀利用西汉末农民起义军，并依靠豪强势力，推翻了王莽的新朝，建立起东汉封建王朝。光武即位后，屡次释放官私奴婢，并减轻田租，兴修水利，实行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因此阶级矛盾暂时缓和。但东汉豪强势力很盛，西汉遗留下来土地高度集中的问题，依然不能解决。建武十五、六年的“度田”，由于不敢触动豪强，终于宣告失败。但光武“颇以严猛为政”，信任酷吏，也打击了一些豪强。明帝效法光武的统治，曾出现“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的年代。东汉初期，封建王朝对豪强势力还有一定的控制力量。所谓豪强，就是上层的地主阶级和商人，他们的政治代表，就是大贵族和大官僚。中叶和、安以后，皇帝都幼年即位，不能掌握权力，于是开始了外戚和宦官争夺王朝统治的混乱局面。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都要依靠豪强的支持，因此豪强势力遂得不断地扩张。外戚或宦官与豪强势力相勾结，就形成牢不可破的王朝黑暗统治。他们援引子弟徒党或门生故吏，把持官僚系统，胡作非为，毫无忌惮。外戚梁冀伏诛，除诸梁及妻孙氏中外宗亲一网打尽外，“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馀人，朝廷为空”。“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馀万万”(《后汉书?梁冀传》)。宦官专权，则“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搆害明贤，专树党类。……故其徒有繁，败国蠹政之事，不敢单书”(《后汉书?宦者列传序》)。在外戚或宦官勾结官僚集团的统治之下，广大人民既遭受无穷的灾难，社会到处呈现饥饿、流亡的惨状;而一般中下层地主阶级出身的士人也仕进无门，或滞留太学，或穷居野处，或周游郡国，逐渐形成了士人集团。桓、灵之世，在宦官专权的压迫下，士人集团便与一部分正直的官僚结合，“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成为广泛的“清议”力量，一时影响很大。因而引起宦官的恐惧和仇恨，终于酿成两次“党锢之祸”。这些“党人”代表广大的中下层地主阶级的利益，一方面要求政治上的出路，一方面要求罢逐宦官，改良朝政，挽救统治阶级的严重危机。但接着而来的是以“黄巾”为首的农民大起义，豪强统治集团迫于情势危急，解除了党禁，转而镇压黄巾，并开始了豪强集团之间的大混战和社会的大动乱，终于覆灭了东汉王朝，形成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

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之学代表着东汉王朝的统治思想。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东汉经学极盛。官、私学都很发达，大学生到东汉末增加到三万人，不少私学门徒常达千人，“编牒不下万人”。今文经学西汉末已开始谶纬化。东汉谶纬大行，光武因谶记中的天命的预言，崇信非常，曾“宣布图谶于天下”，并“多以决定嫌疑”。明、章承之，于是“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后汉书?张衡传》)。统治者利用谶纬迷信来欺骗人民和束缚干人的头脑，反映统治思想的遇昧和无力，东汉一朝政治不得不越来越黑暗。但从东汉初年以来，也不断地产生反谶纬的科学思想，桓谭、王充、张衡都是著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王充，他的《论衡》，举起鲜明的“疾虚妄”的旗帜，对一切神学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表现了唯物主义精神，在当时的思想界最有进步意义。同时，古文经学也继续和今文经学展开了斗争，今文经学终因附会谶纬的愚妄和章句的烦琐，力量越来越虚弱，而古文经学的影响则越来越扩大，终于压倒了今文经学。

东汉的文学，在今文经学和谶纬的迷雾笼罩之下，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不良的影响，但也出现了新的现象，表现了一定的变化和发展。

由于西汉以来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东汉开始出现“文章”的概念，贾谊、司马迁、司马相如等散文家和辞赋家都被目为文章家。同时不少文士“以文章显”，文章和学术著作主要是和经学的共分愈来愈显著。“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后汉书》在《儒林传》之外，特立《文苑传》，更具体地反映了文章家和经学家的分化。既有今古文经学家的对立和分化，又有经学家和文章家的对立和分化。这是统治阶级内部复杂的矛盾在学术文化上的反映。随着文章家的出现，文章与生活的关系更密切，用途更广泛了，文学形式的运用和变化也愈来愈复杂了。文学思想仍以王充的观点最为明确和进步。他注意到文章和经学著作的区别，强调“造论著说之文”(诸子或政论散文)，“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的创造性和政治性;认为文章应起“劝善惩恶”的批评教育作用，“岂徒调墨走笔，为美丽之观哉?”他从“疾虚妄”的思想出发，反对一切“华伪之文”。

在《史记》的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著作，班固的《汉书》则是它们的杰出的代表。它沿《史记》的体例，“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反映西汉一朝的历史，是我国最早的断代史。它的某些人物传记，叙事细密准确，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政论散文继承西汉的传统，以王符的《潜夫论》、崔寔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为最著名。它们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有时代意义。但思想文采俱逊于西汉政论文。

东汉的赋不如西汉的兴盛。司马相如的影响还存在，如班固的《两都赋》。中叶以后，政治极端黑暗，赋风亦开始转变。张衡《两京赋》在夸张铺叙中引入针砭现实的议论，《归田赋》则突破了旧传统，抒发抑郁的感情，有一定的开创意义。桓、灵之世，更出现一些强烈挟击社会黑暗的抒情小赋，如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赵壹是汉末名士，其作品愤世疾俗，完全是“党人”精神的体现。

东汉“乐府”继承西汉的传统，也采集民间声乐与歌谣。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它们以多样的形式，现实主义的方法，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东汉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思想感情。特别是真实地、典型地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在外戚、宦官、地主豪强的残酷压榨下，人民饥饿贫困、流亡漂泊的痛苦生活。东汉末年，还有不少谣谚，揭露政治社会的黑暗腐败，直接痛快，简短有力。伟大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正是在活跃的民间故事、民间歌唱的基础上的产物。它创造了一个反抗封建礼教压迫的典型妇女形象。

东汉文人诗有四言的旧形式，也出现了五言的新形式。由于汉以来社会和语言的发展，西汉民谣即有整齐的五言形式。东汉乐府民歌中保存了更多的五言形式。东汉的文人五言诗是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今存无名氏《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品。它们的基本内容反映了没落时期剥削阶级的思想情绪。它们是汉末黑暗动乱社会中一般下层文士毫无出路的痛苦呻吟，反映了汉末尖锐的阶级矛盾。它们以“比兴”的方法，谐和而鲜明的语言，创造了“怨而不怒”的含蓄的风格，成为所谓“温柔敦厚”一派诗风的源头之一。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篇五

李商隐是。

唐诗。

发展到晚期最有成就的诗人，以其独具特色的美仑美奂诗歌登上了整个晚唐诗创作的艺术最高峰。

一、他对于爱情的执着，开创了诗歌上新风格、新境界。他的诗成就最高的是近体诗，尤其是七律、七绝。如果说杜甫是唐代七言律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那么，李商隐则为第二座里程碑。他继承了杜甫的沉郁顿挫，有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

1.写景中融合比兴象征，寄寓困顿失意的身世之感。

2.爱用冷僻的典故，故诗中的意象特别美丽，而整体意旨往往隐晦。

3.语言绮丽而对仗工整，音律圆美婉转。

4.“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之趣，富于象征暗示色彩，有朦胧之美。

二、他的绝句写得深情绵邈，沉博绝丽，有的比较隐晦，但可以在精工富丽的辞章中体会到他的婉转情思，而且很伤感。如《夜雨寄北》感情细腻，意境婉约，在艺术上的明显特色便是细美幽约、朦胧含蓄，为伤感唯美文学的典型。

一、晚唐诗人中，他第一个大量用七绝写咏史诗，用史论笔法，寓褒贬议论于含蓄诗味中，极大地发挥了绝句体的妙用，创作了许多有“二十八字史论”之誉的咏史作品。如《泊秦淮》通过对历史曾有过的繁盛转瞬即逝的伤悼，以及揭露统治者的荒淫误国，抒发自己的政治感慨和见识，其中深寓对现实的不满和讽刺，立意高绝的议论，表现出横溢的才气。

二、忧国忧民的壮怀与伤悼之情交织成一种俊爽的风格。

三、还写过一些出色的伤别诗，纪行、写景诗也颇多佳作。善于选择清新明朗、能给人以快感的景物来抒写他的情怀，用色彩鲜明的语言，创造出情景交融的优美诗境，如《山行》“远上寒山石经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富于诗情画意，意境优美，以畅达的语言传达出自然景物的清新气息，明丽而有立体感的画面给人美妙的艺术感受。

名词解释：苦吟诗。

1.晚唐时期，苦吟诗的早期代表是孟郊，后来有贾岛、姚合。他们的诗风相近，都以苦吟著称所以称苦吟诗。

2.他们的诗风又各有特色特色：

孟郊诗中颇多患难感、忧郁感、以及人生悲剧与绝望心理交织成的幻灭感。

贾岛诗多是寄赠酬唱之作，极少反映但是生活，局度也显得比较狭窄。

姚合与贾岛是诗风相近的诗友。

试叙贾岛和姚合的“苦吟”与孟郊有何不同。

相同：

1.他们都以苦吟著称，因此历来有“郊寒岛瘦”之说。

2.孟郊、贾岛都写贫病饥寒、穷困潦倒。

不同：

内容：他们都写贫病饥寒、穷困潦倒。

孟郊：写“士不遇”，想用世而最终赉志以殁的悲剧性的一面。

贾岛：彻底放弃雄心、醉心于琢磨词句的循世的一面，他的诗也有激烈奋发的一面，如《剑客》。但更多的如其《送别》。他的诗多是寄赠酬唱之作，极少反映但是生活，局度也显得比较狭窄。反应生活的深广度不如孟郊。

艺术上：

孟郊成就最高。

贾岛：不如孟郊，他的五言律写得很精深，能于细小处见精神，造清奇幽微之境，推敲字句。如《题李凝幽居》“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姚合：作诗的才华和“苦吟”工夫都不及贾岛，他的大多数诗都显得平淡无奇，境界与格调也并不很高。

试叙韩柳古文理论对散文革新运动的推动作用。(即韩柳古文理论有哪些观点)。

唐代古文运动之所以至韩、柳始成，主要是因为韩、柳在批判继承古文运动先驱之文论的基础上对儒道进行全面的清理，提出了许多反传统观念的新解，以文章内容的变革带动形式的变革，使“文以载道”说产生了实践意义，并在理论上趋于完善。

一、韩愈第一次提出“文以明道”的观念，在总结前人关于文章作为表现儒家思想体系的“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道”与“文”的关系。

1.从“明道”的要求出发，韩愈特别强调作家思想修养的重要性。

2.在具体的实践中，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的。

口号。

二、提出“唯陈言之务去”和“词必己出”的主张。

三、提出“文从字顺”要求文字的表达要流利。

四、“气盛则言”把文气与文章的语言表现联系起来，认为文章气势就是从语言的短长和声的高下而来。

柳宗元对于文体、文学语言的改革，他的意见也大体与韩愈相似。

试论韩愈古文成就的表现。

“古文”概念的提出始于韩愈，他把自己的奇句单行、上继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古文成就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韩愈的古文在各类文体的上都有创新。

1.碑志。他的碑志虽然也有溢美隐恶的“谀墓”之作，但有不少作品巧于摹写，注意剪裁，把精辟的议论，真挚的感情运用于其中，加之善于刻画人物，突出中心，使其成为“一人一样”的生动传记文。如《柳子厚墓志铭》形象鲜明，感慨深长，很有感染力。

2.赠序。融抒情、记事和议论为一体的杂文问题。如《送孟东野序》。

3.杂文中的“杂说”，短小精悍而内容丰富，行文尤为不拘一格。如《杂说四》。

二、创作了一种简洁精辟，清晰流畅，富于美感的新型散文。

四、语言接近口语化，通俗明白，能把口语推敲成新的词语。提炼出一些生动的语言，如一些。

成语。

：“不平则鸣”、“落井下石”、“坐井观天”等。句式的结构也灵活多变，文从字顺，也杂以骈俪句法。

韩愈古文总的风格是雄深雅健、猖狂恣睢。

一、突出的特点：主人公多是社会上地位不高或被压迫的人物，如不愿承担赋税的捕蛇者，种树的老人。

简述元山水游记的艺术特色。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散文中最具艺术特色的作品，多写于他流放永洲的十年中。主要艺术特色有：

一、寓情于景，在景物描写之外单独的发议论和抒情，大量的情况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融会在山水之美的艺术境界中。以山川之美来反映自己的见弃，发抒他的愤怒，悲哀抑郁的情绪。如《始得西山宴游记》自然美与他的精神切合，而与痛苦的人生和鄙俗的现实相对立。

二、把自己的感情移入自然之中，描绘出反映着自己审美理想的自然，表现出了一种诗情画意的自然美。如《永洲八记》荒郊野外的平凡山水被写得千娇百媚，经过艺术的升华，显得单纯、宁静、清新呈现出一种幽丽之美。

三、捕捉自然事物最独特最精微的变化情态，予以生动的再现。如《小石潭记》。

四、峭拔的骨力和清冷的色调相糅合，构成其山水散文乃至其他众多作品的典型风格。确立了这种体裁在文学史上的独立地位。

简述柳宗元寓言散文的特色。

一、强烈的现实性和高度的概括性。如《黔之驴》叙述一个无能无德又无自知之明的驴被老虎吃掉的故事，在当时具有讽刺作用，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二、善于绘声绘影，因物肖形，创造了比较完整的、个性化的寓言形象。既集中动物本身的特征，形象鲜明生动，有揭示了现实生活中某些人的嘴脸，寓意深刻，如《蝜蝂传》集中了许多善执物、好上高的小虫的特点，塑造了一个贪婪，愚顽的蝜蝂小虫形象，嘲讽追求名位、贪得无厌的丑行的意义。

确立了寓言在文学史上的独立地位。

名词解释：

唐传奇。

一、唐传奇指唐代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说，在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融合历史传记小说、辞赋、诗歌和民间说唱艺术而形成的新的小说文体。

二、在唐代，传奇只是某些单篇作品或小说集的专称，至宋代才开始将传奇用作唐代新体小说的统称，以区别于旧有的志怪小说。

变文。

一、“变文”是唐代明间创作的一种新文体，其体裁是有说有唱的，为佛教俗讲所借用。所谓“变文”之“变”，当时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

二、变文的体制是散文与韵文相结合而成。散文为讲述之用，韵文用来歌唱。

三、变文分为三类：一是演说佛经故事的宗教性作品;二是演说历史故事讲史作品;三是演说明间传说题材的作品。

简述唐传奇与志怪小说的区别。

1.唐传奇反映现实生活，志怪小说反映的是超现实的神灵鬼怪。

2.唐传奇是作者的虚构，志怪小说收集奇记。

3.唐传奇情节曲折离奇，篇幅加长，志怪小说粗陈梗概。

简述唐传奇的艺术成就。

唐传奇指唐代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说，在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融合历史传记小说、辞赋、诗歌和明间说唱艺术而形成的新的小说文体。主要艺术成就有：

一、唐传奇的艺术成就相当高，情节的传奇性与现实性兼容，情节的虚构、想象与作品的艺术性融合一体，起虚构和想象已标志着文言短篇小说创作的成就。如《柳毅传奇》写充满神话色彩的书生与龙女相恋故事，情节离奇，但人情味很重。

二、体裁丰富。有描写爱情的，如元稹的《莺莺传》、蒋防的《霍小玉传》;寓言讽刺题材有沈既济的《枕中记》“黄粱梦”;历史题材陈鸿的《长恨歌传》《东城父老传》;游侠题材杜光庭的《虬髯客传》;神怪题材裴鉶的《传奇》。

三、所写故事情节化、细节化，注重写人物的生活琐事，尤其注重写他们的情感生活或性情偏嗜之类的细节。

四、叙事模式由故事中心向情节中心、人物中心演进。

五、叙述语言雅俗兼采时庄时谐，用文言描写物态人情以至琐事，简洁、准确、丰富、优美，将古代散文的巨大表现力发挥到很高水平。

名词解释：花间词派。

1.花间词派是晚唐五代奉温庭筠为鼻祖而进行词的创作的一个文人词派。

2.得名于赵崇祚编辑的《花间集》，共十八家词共五百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人词总集。

3.产生与西蜀，多用华丽的字面和婉约的表达手法，写女性的美貌和服饰以及他们的离愁别恨。

简述冯延巳的婉约词风和优美意境。

冯延巳是南唐词人中的佼佼者。

一、冯延巳作词不追求人物描述的具体真切，而是重在抒发触景所生之情，情思千回百转，若有寄托，深婉而缠绵悱恻，将晚唐以来的婉约词风又推进了一步。

二、写思念、离愁，把男女之情作为抒写的主要内容，这是冯延巳和“花间”词人共同之点。但较少对女人的容貌和体态进行刻画，他写的是一种感情的境界。如《鹊踏枝》。有的词较多身世的凄怆感慨的抒发，如《采桑子》。冯延巳词中着力表现的，不是情事的直接描述，而是雅致优美的意境，〈如谒金门〉以风吹皱水面起兴，写思春闲情，完全是一种优美意境感发的心绪，开阖荡漾，情调极为雅致。

试论温庭筠《菩萨蛮》二首的艺术风格。

一、温庭筠是“词为艳科”的始作俑者，领导了五代词的发展趋向。他的两首有名的〈菩萨蛮〉词，写美女的体态装饰及其闺阁情思。

二、不作明白的叙述，而以物象的错综排比和音声的抑扬长短，增加直觉印象的美感，引人产生一种深美的联想，成功地把形象鲜明的物语、景语与难以琢磨的情语融合在一起，使所要表现的难以言状的心绪，转化成可感的优美物象。“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通过将美女起床、梳洗的懒散的动作，把一种本来难以琢磨的闺阁情思，表现的可感知。

三、温庭筠的词常以静态的描绘代替抒情，尤着力于细部的重彩描绘，富有装饰性，而且善于用暗示的手法，造成了含蓄的效果。如“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美人的情思是希望和他心爱的人成双成对，作者用一种含蓄的手法表现出来。

试论李煜前期词与后期词的不同。

李煜是南唐的最后一个皇帝，世称李后主。

一、他的早期作品以反映沉溺声色、纵情逸乐的宫中生活为主要内容。描写精细、生动、且富有情趣。如专咏美人口的〈一斛珠〉。他的艳情词并未脱“花间”旧格，但写得较为真切率真，如相传写与小周后偷情的〈菩萨蛮〉，用直白浅露的叙说，把热恋女子约会的情态和放纵心理写得淋漓尽致。

二、李煜后期词的主要内容是写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纯以白描的手法直抒内心极度悲痛，词中时空跨度很大，加大了感情容量，抒发的感情以哀伤真实为主，能引起历代读者的共鸣。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用白描的手法抒发了对江山、故国的怀恋，充满了悔恨、悲愤和哀愁等复杂的情感，感慨极深，词境也极为阔大。

试分析温庭筠与韦庄词的异同。

相同：

一、都以词名世，所以并称“温韦”。

二、两人词的内容都是以男女情爱离别相思为主要内容。如温庭筠的〈菩萨蛮〉、韦庄的〈思帝乡〉。

三、都开辟了一种新的词风。反映了词由仅供歌儿舞女演唱的伶工之词，到抒情写怀的士大夫之词的渐变过程。如温庭筠为了适应舞艳歌席场合的实用要求，他的词中都是精丽字面和绮丽意象的组合，适于花间酒下歌咏的香软词境，具有娱乐价值，这对于词在晚唐五代迅速兴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韦庄相对淡漠词体佐欢酬宾的实用功能，开启了文人词自抒情怀的传统。这不仅是韦庄词的一大特色，也是词的风格内容一大转变。

相异：

一、温庭筠多“伶工之词”。大胆的写侧艳之词，是“词为艳科”的始作俑者，领导了五代词的发展趋势。而韦庄多“士大夫之词”。

二、艺术表现手法不同。

温庭筠：以排比和音声的抑扬长短，增加直觉印象的美感，引人产生一种深美的联想，成功地把形象鲜明的物语、景语与难以琢磨的情语融合在一起，使所要表现的难以言状的心绪，转化成可感的优美物象。如〈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常以静态的描绘代替抒情，尤着力于细部的重彩描绘，富有装饰性，而且善于用暗示的手法，造成了含蓄的效果，如“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美人的情思是希望和他心爱的人成双成对，作者用一种含蓄的手法表现出来。

注重文辞声律的华美精工，艳丽如晚唐诗风，炫人眼目。少藻饰、多白描的语句写离情别恨，如〈更漏子〉〈梦江南〉。词境缠绵悱恻，凄丽而有情致，颇有民间曲子词的风味。

韦庄：以疏淡之美，写词抒情为主，直述胸臆，风格趋向清丽，如〈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自然清新的风格，江南的景美、人美、生活美，写得疏朗、显直。他是一个大力用白描手法作词的作家，对情事多作直接而且分明之叙述。如〈思帝乡〉写的是常见的情爱题材，但长于勾勒，直接描述人物的心理感受，笔调疏放秀美。

三、风格不同。

温庭筠：开创词为艳科的传统，领导了五代词的发展趋向。注重藻饰以艳丽见长，具有密丽的风格。

韦庄：对民间抒情词给以艺术的加工，以疏淡为美。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篇六

距今三千多年以前的殷商时期，我国产生了最初的文字——甲骨文。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出自《吕氏春秋·古乐》。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出自《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出自《礼记·效特性》。

《诗经》婚恋诗的基本内容：抒发恋爱和相思的甜蜜，表现恋爱的曲折，写夫妇间深挚情爱，弃妇诗。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出自《关雎》。

我国古代第一部历史文集《尚书》，它以记言为主。《逸周书》，本命《周书》，向来被视为《尚书》的余篇或逸篇。

《战国策》杂记东周、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它敷载当时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策谋或说辞，所记以战国时纵横家的事迹、言论为多。经西汉刘向整理编订，成33篇。

诸子。

散文。

发展的三个阶段?

1、春秋末至战国初，有《老子》《论语》和《墨子》。

2、战国时期，有《孟子》和《庄子》。它们开始摆脱语录体，往往是长篇大论，说理畅达，文辞富赡，是说理文的进一步发展，很多篇章形象生动，比喻，寓言叠出，行文的波澜起伏，有比较浓厚的文学色彩。

3、战国后期，有《荀子》和《韩非子》。它们议题集中，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文辞富丽，是先秦说理文的高峰。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组织其门客集体编纂的。秦代散文，多出于李斯。

学到了一个知识点，“互见法”。

互见法：《史记》写人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它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如《高祖本纪》。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记事年代起自高祖元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其体例，基本继承《史记》，只是改“书”为“志”，又取消“世家”，并入“传”。全书100篇，分为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传。

《古诗十九首》的离情别绪，表现为思乡和怀人。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表现游士对生存状态的感受和他们对人生的某些观念。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评论《古诗十九首》说：“五言之冠冕也”。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艺术特色：体现了作者辞官归隐的意志和纯洁高旷的品行，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文中所写的归途情景，与家人团聚的情景以及来年春耕的情景，都是想象之词，从中可见诗人对自由向往。文中不乏华采的段落，跌宕的节奏，轻快的行文，将作者摆脱官场回归田园的欣喜之情表现得极为生动。

南北朝时期文坛上的重要现象就是骈文的出现和流行。骈文是一种具有均衡对称之美的文体，它实际上是广义散文的一部分。

骈文的主要特征：对偶、用典、声律、辞藻。

隋统一全国后，融合南北文学之长，探索创造新文学。其中有一股力量就是北齐、北周的旧臣，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

初唐四杰：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王勃。

文章四友：杜审言、苏味道、李峤、崔融。

孟浩然山水诗的风格特点：平淡自然，不求工为自工。自然平淡是孟浩然山水诗的风格特点，尽管他的诗中也有刻画细致，用字精审的工整偶句，如“无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但非有意模山范水，只是一时兴到之语。观其全诗，多以单行之气运笔，一气浑成，无刻画之迹，妙在自然流走、冲淡闲远，不求工而自工。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出自《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1、李白诗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首先是他诗歌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人格力量和个性魅力。他那“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非凡自信，那“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的独立人格，那“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的凛然风骨，那与自然冥一的潇洒风神，曾经吸引过无数士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那种人格意识受到正统思想压抑的文化传统中，李白狂放不受约束的纯真的个性色彩，无疑有着巨大的魅力。

2、他诗歌的豪放飘逸的风格、变化莫测的想象、清水芙蓉的美，对后来的诗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苏轼、陆游等大家，都曾受到他的影响。

杜甫诗：一是虚心学习前人经验，不薄今人爱古人;二是作诗兼备众体，风格多样化;三是功力深厚，能自铸伟辞。杜甫于各种诗歌体裁都很擅长，并能推陈出新。他的五言古诗、五言排律、七言古诗、七言律诗都很擅长，形成沉郁顿挫的主导风格，还有萧散自然、平淡简易和含蓄委婉等诸多变化。

韦应物和刘长卿是大历至贞元年间活跃于诗坛上的诗人中的佼佼者。

白居易把自己的诗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白居易的讽喻诗在思想内容上体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精神，在形式上追求“其辞质而往，其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体顺而肆”的形式。在诗中充分暴露出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痛，体现出对社会、对政治、对人民的强烈正义感，具有不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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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山石》如何体现“以文为诗”的特点?

《山石》是有独创性，将散文句法引进诗歌，汲取游记散文的特点，详记游踪，而又诗意盎然，体现出其“以文为诗的特点。

此诗气势遒劲，风格壮美，按时间顺序，依次记述游踪。全诗单行顺接，不用偶句，不事雕琢。在结构安排上，以浓丽的色彩来点染景物，以清淡的笔触来抒发情怀;在表现手法上，较为自由的散文笔调，极富诗意。《山石》“以文为诗”的特点表现在：

1、谋篇上：它是一般山水游记的顺序，再加上后几句的议论。通读全诗，我们不难发现它汲取了散文中有悠久传统的游记文的写法，按照行程的顺序，叙写从“黄昏到寺”、“夜深宿寺”到“天明辞寺”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是一篇诗体的山水游记。

2、语言上：语句清新自然，特别是在炼字方面，非常新颖。如：“大”和“肥”，虽是很寻常的字眼，但用在芭蕉叶和栀子花上，特别是用在“新雨足”的芭蕉叶和栀子花上，就突出了客观景物的特征，增强了形象的鲜明性，使人情不自禁地要赞美它们。

3、取景上：选取的画面具有独到性，构成独特的意境。在这一夜到晨的所见所闻中，选用了色彩浓淡明暗变化的若干图景，错落交叠，如“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写出暮色苍茫中的“暗”;下两句写芭蕉与栀子花，又是暗色中的一“亮”;下写以火把观壁画，是明中有暗;而夜卧无声时“清月出岭光入扉”，又是暗中来明;“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霖”，则是天色蒙蒙亮时的山岚弥漫;而下接“山红涧碧纷烂漫”，则又豁然一明。这样，就在读者脑际留下了视感极强的连续图景。全诗流畅中见奇崛，有精心的雕琢但又显得很自然。

综上：

《山石》一诗，采用一般山水游记散文的叙述顺序，从行至山寺、山寺所见、夜看壁画、铺床吃饭、夜卧所闻、夜卧所见、清晨离寺一直写到下山所见，娓娓道来，让人身历其境。

全诗以时间为序写游踪，以移步换形法写见闻，以议论突出主题，正体现出韩诗的散文化倾向;而诗境如画，语言平易，风格清新。

李贺《李凭箜篌引》如何表现音乐?

李贺的《李凭箜篌引》被誉为。

唐诗。

中描写音乐题材的名篇。此诗最大的特点是想象奇特，形象鲜明，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纵观全篇，此诗寄托着诗人的情思，曲折而又明朗地表达出他对乐曲的感受和评价。

诗的起句开门见山，把人们带入了一个不同凡响的音乐世界。“吴丝蜀桐”写箜篌的构造精良，借以衬托演奏者技艺的高超。二、三两句写乐声，诗人从客体(“空山凝云”之类)落笔，以实写虚，把本来诉于听觉的音乐声响转变成具体可见的生动形象。移情于物，把云彩写成具有人的听觉功能和思想感情，空山凝云和湘娥素女互相补充，极力烘托出箜篌声响的神奇美妙，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魅力。前四句，诗人先写琴，再写声，后写人，有先声夺人的艺术力量。

接着诗人从更多的侧面描摹箜篌奇异变幻乐声。五、六句正面写乐声。“昆山”句以声写声，着重表现乐声的起伏变化。“芙蓉”句则以形写声，刻意渲染乐声的优美动听。诗人用“芙蓉泣露”摹写琴声的悲抑，而“香兰笑”显示琴声的欢快。从第七句起到篇终，都是写音响效果。其中，“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个“逗”字把乐声强大的艺术魅力和奇幻瑰丽的景象紧紧联系起来。后几句运还用神话传说的形象，进一步烘托出李凭演奏技巧的高超和乐声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

1、异于常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幻想。

2、侧面烘托的手法。

3、浪漫主义的手法。

4、运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音乐。

5、运用典故来表现音乐之美。例如：“女娲补天”的典故。

6、衬托的手法，运用“石破天惊”、“秋雨”衬托音乐的优美。

7、动静结合的手法。例如“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运用了动静结合的手法，作出进一步的烘托。

8、将抽象感转化为形象感。诗人将自己对于箜篌声响的抽象感觉、感情与思想借助联想和想象转化成清晰可见的鲜明的具体形象。诗人取譬设喻意象，如昆山之玉、高贵的凤凰、俏丽的芙蓉、幽兰的香花，都能给人以一种特殊的美感。

综上：

李贺用大胆的夸张、神奇的想象、瑰丽的比喻，鬼泣神惊，极其浪漫。李贺此诗运用瑰丽的想象，新颖的比喻，奇特的夸张，把诉之于听觉的音乐声响表现为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创造出飘逸隽永的诗的意境，令人耳目一新。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是什么?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历来都有爱情说、讽喻说、两者兼有的争论。我持爱情说的观点。我觉得通篇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诗人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向我们呈现了所谓的“长恨”。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贵妃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

《长恨歌》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爱情故事。而“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捉弄，是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爱情说：1、文本的描写—材料的取舍—美化杨贵妃的形象。政治比重小，大篇幅写李杨的爱情，还原到人的高度，楚楚可怜的女性。2、白居易本人的表述(分类)：讽喻诗、感伤诗。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篇七

宋代历史琐闻类笔记，又称《玉壶野史》，十卷，北宋文莹撰。《玉壶清话》是文莹于神宗元丰元年(1078)作于荆州的又一部野史笔记，内容、体例与两年前所撰《湘山野录》、《续录》相仿。本书前八卷近一百六十条，杂记北宋开国至神宗朝百年间君臣行事、礼乐宪章、诗文逸事、市井见闻等;而第九卷《李先主传》、第十卷《江南遗事》，则详细记录了五代后期南唐政权“累世之隆替”、“圣贤治乱之迹”，是研究五代史和北宋史的珍贵资料;其中谈诗论文之语，清曹溶则冠以“玉壶诗话”辑入《学海类编》，显现它的诗话价值。

明初编修《永乐大典》后，逐渐散阙，仅得前五卷流传，天一阁范钦等人抄访得后五卷，遂合成十卷刊行。《玉壶清话》现通行本有《知不足斋丛书》本、《笔记小说大观》本、《说郛本》;称《玉壶野史》则有《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

今有：《玉壶清话》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版;《玉壶清话》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一编，版。

《鸡肋篇》。

宋代考据辨证类笔记，三卷。北宋末年庄绰撰。庄绰字季裕，约宋钦宗靖康年(1126)前后在世清源(今福建泉州)人，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说是太原人(历史上太原也曾有清源之称)，误。生卒年均不祥，约北宋末前后在世。状貌清癯，人目为“细腰宫院子。”北宋末年，历摄襄阳尉、原州通判等。宋室南渡后，历任建昌军通判、江西安抚制置使司参谋官，最高官职是“朝奉大夫知鄂州、筠州”。庄绰学有渊源，是一个考证学家、民俗学家、天文学家、医药学家，对针灸尤有研究。著有《本草节要》、《明堂灸经》、《脉法要略》，皆已散佚;今尚存世的有《膏肓腧穴灸法》二卷和《鸡肋篇》。

庄绰博物洽闻，又喜游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见闻广博，《鸡肋篇》中记载了大量全国各地民俗、物产、饮食和医药知识，对我们认识宋代社会以及生产生活状况有一定帮助，如记载“皂荚”的制作过程：“京师取皂荚子仁煮过，以糖水浸食，谓之‘水晶皂儿’”;定州丝绸织花的独特方法：“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杼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当时寒食祭祖风俗：“寒食上冢亦不设香火，纸钱挂于茔树。其去乡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帛于空中，谓之掰钱”。湖南沣州“社日”祭祀瘟神，然后装载在船上送走，为之“送瘟神”毛泽东《七律·送瘟神二首》诗题可能源于此俗。书中记载的一些医药知识如针灸、偏方也可作为今日借鉴参考。

今有：《鸡肋篇》萧鲁阳校点，唐宋史料笔记丛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鸡肋篇》上海书店1990年版。

《墨庄漫录》。

记载两宋典章制度、历史故实、诗文的笔记，十卷。北宋末张邦基撰。张邦基，字子贤，高邮人。生卒年、生平事迹均不祥，约宋高宗绍兴初(1131)前后在世。喜藏书;有《墨庄漫录》十卷行於世。

《墨庄漫录》杂录宋代杂事，间有考证，多有见地。尤留意于诗文词的评论及记载，较多地保存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史资料，本书为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有诗词欣赏：着重举出当代人的作品(或完整地举出，或摘句)，并概括评论，评论颇为精当，如如称杜甫《丹青引赠曹霸》诗“微意深远”，王令《假山》诗“笔力豪放”，舒亶“香泛”联“刻削”，韩驹“倦鹊”联“太工”等。评论也颇具见地，认为作诗、读诗、概关于际遇：唐人行役，怀归感叹，故诗多“佳作”;蔡绦身“处富贵”，辄不悟杜甫晚居西川之“闷”;有诗词考释，如谓杜甫玄都坛歌“王母画下云旗翻”之“王母”乃蜀鸟，谓李商隐《锦瑟》中间四句乃形容瑟谱四曲，谓苏轼儋耳山“君看道傍石”之“石”当“者”，或出自个人发明，或祖述他人，往往有独到之处。关于文的评论;如谓苏轼、黄庭坚善题跋，属散文;谓孙觌(仲益)、汪藻(彦章)工四六，属韵文，谓张舜民(芸叟)、秦颧(少游)文法干愈(退之)，属师承渊源。皆可资参考。有文人轶事，如关于苏轼者，即达二十则，除个别则外，皆不见他书。以上四个方面加在一起，略及本书一半篇幅略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许为“宋人说部之可观者”。但论诗重“箴讽”，谓元稹《连昌宫词》高过白居易《长恨歌》，以前者“微而显”，后者“终篇无所规正”，未脱儒家诗教窠臼，失诸片面。

《墨庄漫录》十卷，宋代书目未见著录，《四库全书》收于子部杂家类。《宋诗纪事》称引其文达三十八条。

今有：《墨庄漫录过庭录可书》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1985年版;《东坡志林》(附老学庵笔记·考古编·演繁录·墨庄漫录)京华出版社版;《墨莊漫錄》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三编，版。

《默记》。

主要记载北宋时期朝野遗闻的笔记，南宋王铚撰。王铚，生卒年不详，字性之，汝阴(今安徽阜阳)人。王铚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是宋初著名学者王昭素的后裔。父亲王萃(字乐道)是歐阳修的学生。家中藏书甚富，绍兴(1131-1162)初，官迪功郎，权枢密院编修官。因纂集祖宗兵制，受到高宗赵构的赏识，诏改京官，晚年，遭受秦桧的據斥，罷为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观。避地剡溪山中，日以角咏自娱，人稱雪溪先生。王銍少而博学，善持论，强记闻。據说他读书能五行俱下，别人才三、四行，他已尽一纸。南宋的大诗人陆游很推崇王铚，在老学庵笔记中写道：“王性之记问该洽，尤长于国朝故事，莫不能记，对客指画育说，动数百千言。退而質之，无一语缪。予自少至老，惟见一人。”王铚对北宋一代的历史有著很深的造诣。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会要》等书的记载，他曾经编修过祖宗兵制、七朝国史、哲宗皇帝元祐八年补录，著有《太玄经义解》、《国老谈苑》、《默记》《补侍儿小名录》，《雪溪集》、《四六话》。《宋史翼》等。可惜的是这些书大都没有保存下来。

《默记》主要记载了北宋时期的朝野遗闻。由于王铚“尤长於国朝故事”，所以在他的《默记》中保存了很多北宋时期的遗闻轶事，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对于研究宋代的历史有一定的参攷价值。其中如记宋太祖攻取滁州清流关的经过，李煜因思念故国写《虞美人·春花秋月》而被害经过可补史料文学史之缺。其中记人物又颇幽默风趣，如记宋初宰相王溥之父王祚的父道尊严以及被瞎子糊弄的经过，颇为风趣：

王溥，五代状元，相周高祖、世宗，至本朝以宫师罢相。其父祚，为观察使致仕，待溥甚严，不以其贵少假借。每宾客至，溥犹立侍左右，宾客不自安，引去。

祚居富贵久，奉养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寿尔。一日，居洛阳里第，闻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问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贵极富溢，所不知者寿也。今以告汝，俟出，当厚以卦钱相酬也。”既见，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惊曰：“此命惟有寿也。”祚喜，问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问曰：“能至百岁乎?”又叹息曰：“此命至少亦须一百三四十岁也。”祚大喜曰：“其间莫有疾病否?”曰：“并无。”固问之，其人又细数之曰：“俱无，只是近一百二十岁之年，春夏间微苦脏腑，寻便安愈矣。”祚喜，回顾子孙在后侍立者曰：“孙儿懑切记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汤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铚熟于掌故，所言可据者居多。但提要也指出：“惟所记王朴引周世宗夜至五丈河旁见火轮小儿，知宋将代周一事，涉于语怪，颇近小说家言，不可据为实录耳。”

今有：《默记》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5年版;《默记·燕翼诒谋录》朱杰人点校，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本，1981年版;《默记》江苏古籍出版社版。其中中华书局朱杰人点校本较佳。

《挥麈录》。

宋代历史轶事笔记，南宋王明清撰。王明清(1127-1202)字仲言，著名学者王銍次子，汝阴(今安徽阜阳)人。自幼继承家学，酷爱文史。孝宗即位之初，以父荫入仕。乾道间奉祠山阴。淳熙十二年(1185)以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光宗绍熙三年(1192)，为杂买务杂买场提辖官。四年，任宁国军节度判官。宁宗庆元元年(1195)，添差泰州通判。嘉泰初(1201)，为浙西参议官。与尤袤(字遂初)、陆游(字敄观)、李焘(字仁甫)等有过交往。王明清以博闻洽识著称于世，其父王銍善治史，著有笔记小说《默记》。明清承修父业，亦以史才冠有宋，史笔精湛，态度严谨，所撰《挥麈录》为其三十余年心力所灌就，另著有笔记小说《摭青杂说》、《投辖录》、《玉照新志》等。

《挥麈录》二十卷。其中前录四卷，后录十一卷，三录三卷，余话二卷。主要记述两宋典章制度、文人士大夫轶闻，兼及诗文碑铭，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等。如谈及徽宗朝对布衣荐举的不重视和民间对荐举的轻蔑，包括由荐举获得高位人品的卑劣：“本朝以来，以遣逸起达者，惟种明逸、常夷甫二人而已。徽宗朝，王易简、蔡崈、吕注自布衣拜崇政殿说书，然荐绅问多不与之也。王君仪、尹彦明后亦登禁从，距今亦三十年矣。虽屡下求贤之诏，州郡间有不应聘者，而羔雁不至于岩穴也。易简即寓之父，九江人，大观中家祖守郡，首荐之。其后改节，以媚权臣，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寓仕靖康，骤拜二府，被命使虏，托梦寐以辞行，钦宗震怒，窜岭外。”这也可能就是北宋灭亡主要原因之一。另外谈及当时避讳和世人对此的态度：“本朝刘温叟以父名岳，终身不听乐。至其孙几，乃自度曲，预修《乐书》，可笑。”

作者不仅能够继承北宋传统笔记的编修体例及其记事特色，而且还能凭借博闻强识的自身优势，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采取存录基本文献史料、注重汇聚当时诸多人物及事件的记事方法，主要用来补足处在南北宋之交时的史料史实不足。因内含丰富的当代文献史料，多是作者亲历的当代史事，其资料来源大多得自当时的文献以及亲友的口述，加之作者选择和笔录的态度比较严谨，因此它在问世后就得到了一些著名学者的称道，被官私历史著作屡加征引，是宋代史料笔记的上乘之作。

《挥麈录》有明汲古阁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知不足斋丛书》、《学海类编》本等。

今有：《挥麈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挥麈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挥麈录》上海书店20版。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篇八

北宋一部涉及天文、历法、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文学等多方面的综合类笔记，二十六卷，沈括撰。沈括(1031～1095)，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科学家、政治家。1岁时南迁至福建的武夷山、建阳一带，后隐居于福建的尤溪一带。仁宗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进士。神宗时参与王安石变法。熙宁五年(1072)提举司天监，次年赴两浙考察水利、差役。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出使辽国，驳斥辽的争地要求。次年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整顿陕西盐政。后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加强对西夏的防御。元丰五年(1082年)以宋军于永乐城之战中为西夏所败，连累被贬。晚年以平生见闻，在镇江梦溪园撰写了《梦溪笔谈》。

沈括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精研天文，首先研究并改革了浑仪、浮漏和影表等旧式的天文观测仪器，他所提倡的新历法，与今天的阳历相似;物理学方面，他记录了指南针原理及多种制作法;发现地磁偏角的存在，比欧洲早了四百多年;又曾阐述凹面镜成像的原理;还对共振等规律加以研究。在数学方面，他创立“隙积术”(二阶等差级数的求和法)、“会圆术”(已知圆的直径和弓形的高，求弓形的弦和弧长的方法);地质学方面，他对冲积平原形成、水的侵蚀作用等，都有研究，并首先提出石油的命名;医学方面，对于有效的方药，多有记录，著有《沈存中良方》(得称《良方》)，在《梦溪笔谈》、《补笔谈》中，均有涉猎，如提及秋石之制备，论及四十四种药物之形态、配伍、药理、制剂、采集、生长环境等。其《良方》由后人与苏轼之《医药杂说》合并，成《苏沈良方》，现有多种版本行世。此外，他对当时科学发展和生产技术的情况，如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金属冶炼的方法等，皆详为记录。沈括文武双全，不仅在科学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而且为保卫北宋的疆土也做出过重要贡献。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担任河北西路察访使和军器监长官期间，他攻读兵书，精心研究城防、阵法、兵车、兵器、战略战术等军事问题，编成《修城法式条约》和《边州阵法》等军事著作，把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功地应用在军事科学上。同时，沈括对弓弩甲胄和刀枪等武器的制造也都作过深入研究，为提高兵器和装备的质量做出了一定贡献。

《梦溪笔谈》大约成书于1086年-1093年，包括《笔谈》、《补笔谈》、《续笔谈》三部分，收录了沈括一生的所见所闻和见解。《笔谈》二十六卷，分为十七门，依次为“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机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补笔谈》三卷，包括上述内容中十一门。《续笔谈》一卷，不分门。全书共六百零九条(不同版本稍有出入)，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气象、地质、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农业、水利、建筑、医药、历史、文学、艺术、人事、军事、法律等诸多领域。在这些条目中，属于人文科学例如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音乐等方面的，约占全部条目的18%;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约占总数的36%，其余的则为人事资料、军事、法律及杂闻轶事等约占全书的46%。

从内容上说，它以多于三分之一的篇幅记述并阐发自然科学知识，这在笔记类著述中是少见的。如《技艺》正确而详细记载了“布衣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活字印刷的可靠史料，深受国际文化史界重视。“辩证”门谈韩愈画像条使我们了解从北宋就产生并沿袭下来的一个错误：把五代韩熙载的写真当成韩愈的画像。此外，北宋其他一些重大科技发明和科技人物，也赖本书之记载而得以传世。如记载喻皓《木经》及其建筑成就、水工高超的三节合龙巧封龙门的堵缺方法、淮南布衣卫朴的精通历法、登州人孙思恭解释虹及龙卷风、河北“团钢”“灌钢”技术，羌人冷作冶炼中对“瘊子”的应用、“浸铜”的生产等，均属科技史上珍贵史料。因为沈括本人具有很高的科学素养，他所记述的科技知识，基本上反映了北宋的科学发展水平和他自己的研究心得。

《梦溪笔谈》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英国学者李约瑟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已有多种外语译本。其中日本早在19世纪中期，就用活字版排印了沈括的这部名著，是世界上最早用活字版排印《梦溪笔谈》的国家。从1978年起，日本又分三册陆续出版了《梦溪笔谈》的日文译本。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篇九

《中国神话故事》读后感五一班蒋浩天今天，我读了一本《中国神话故事》。这本书主要讲了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的神话故事，共有29篇。有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这些神话故事中我最喜欢农尝百草，上古时，人类不懂医药，因此得了疾病也没办法医治。

有一年流行瘟疫，大地上横尸遍野，哀鸣一片。南方的炎帝不忍人类受疫病的折磨，到处去尝草药。可是，尝草药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有时会中毒，炎帝会用神力把毒素排出体外，渐渐地，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有一次，他一不注意尝了断肠花，最后断肠死去了。读了这个故事后我觉得炎帝是一个不怕死亡，为百姓着想，值得我们敬佩的神。除此之外这本书还有许多我喜欢的故事。又比如说盘古开天辟地：很久以前天和地是没有分开的，人类的老祖先盘古睡了一万八千年，醒来时看见周围乌黑一片。

他从身边拿出一把斧头对准一个地方猛砍下去，透出了一丝光，盘古又是一陈猛砍，天和地分开了。盘古头顶天，脚踏地，不让它们再合起来，从此天地不再合起来。盘古倒下死了，他的身体变成了自然万物。读了这篇文章，我觉得盘古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神。

《中国古代神话故事》还为我们讲述了很多读后令人感动和肃然起敬的故事，让我深深感受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无限魅力，使我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篇十

《蒿庵闲话》是张尔岐入清“废举子业”以后二十年间的作品。书稿成于康熙九年(1670)，为笔录读书所得，也有议论考据之作。卷末蒋因培的《附记》中有云：“此书自叙谓无关经学不切世务，故命为闲话，然书中教人以说闲话、看闲书、管闲事为当戒，先生邃于经学，达于世务，凡所礼记皆多精义，固非闲话之比。”其中考辨“三礼”，解释名物，多有可取。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四“丧礼主人不得升堂”条即引述《蒿庵闲话》说法。诗文部分举韩愈《送文畅序》、《送高闲序》和《送文畅北游》诗为例批评韩愈“不类儒者”：“韩文公《送文畅序》有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之语，盖以学佛者为墨，亦据其普度之说而以此名归之。今观其学，止是摄炼精神，使之不灭，方将弃伦常割恩爱，以求证悟，而谓之兼爱可乎。又其《送文畅北游》诗，大以富贵相夸诱，至云酒场舞闺姝，猎骑围边月，与世俗惑溺人何异。《送高闲序》为蓄有道一段，亦以利害必明无遗锱珠，情炎于中、利欲斗进，为胜于一死生，皆不类儒者。窃计文畅辈亦只是抽丰诗僧，不然必心轻之矣”。

今有：《蒿庵闲话》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蒿庵闲话》齐鲁书社1991年版;《蒿庵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清代偏重于经史训诂方面考证的笔记，六卷，阎若璩撰。阎若璩(1638—1704)，字百诗，号潜丘，山西太原人，侨居江苏淮安府山阳县。阎若璩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祖父阎世科是明万历三十二年(1620xx年)进士，官至辽东宁前兵备道参议，著有《敬刑录》、《计辽始末》诸书。父亲阎修龄，字再彭，号饮牛叟，明末贡生，以词章名，著有《眷西堂诗文》、《红鸥亭祠》行世。阎若璩数次乡试俱名落孙山。康熙十七年(1678)，诏征博学鸿儒科，阎若璩应荐赴试，落策后仍寓居京师。内阁大学士徐乾学叹服他的学问，特意将其邀至家中，待为上宾，徐乾学奉敕修纂《清一统志》，阎若璩应邀参加。协助徐乾学完成《资治通鉴后编》184卷。康熙三十八年(1699)和四十二年(1703)。康熙皇帝南巡江浙时，他先后两次进献颂诗，渴望得到召见，但未能如愿。后来，皇四子亲王胤禛(即以后的雍正皇帝)因久闻其名，请至府邸，尊为上宾，“呼先生而不名”，“执手赐坐，日索观所著书，每进一篇，未尝不称善”。不久，阎若璩病情加重，胤禛延请御医为他医治。六月八日(7月9日)，阎若璩因医治无效卒于京师。胤禛遣官经纪其丧事，并亲撰挽诗及祭文，称他“读书等身，一字无假;积轴盈箱，日程月课;孔思周情，皆大言深”。

阎若璩是清代汉学奠基者，在清初的学术史上，阎若璩上承顾炎武、黄宗羲，下启惠栋、戴震。作为清代汉学(或考据学)的直接先驱，阎若璩在清代学术史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其最重要的成就是《尚书古文疏证》，他潜心研究《古文尚书》三十余年，撰成《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引经据典，确定《古文尚书》为东晋梅赜所伪著。黄宗羲、纪昀、钱大昕、梁启超、胡适等学者皆以为“伪古文《尚书》”的“定案”实归功于若璩。他的学术反对派汪中亦将阎氏列为“国朝六儒”(顾炎武、胡渭、梅文鼎、阎若璩、惠栋、戴震)之一。梁启超说阎若璩“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他：“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反复厘剔之，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除《尚书古文疏证》外，阎氏另著有《四书释地》、《四书释地续》、《四书释地又续》、《四书释地余论》、《潜丘札记》、《重校困学纪闻》、《朱子尚书古文疑》、《孟子生卒年月考》、《眷西堂古文百篇》等。

《潜邱札记》是作者早年。

的汇编，初末成书，由后人搜辑整理成编。首二卷杂记读书时考论，多案而未断，卷三为地理余论，因为对于《禹贡》山川及《四书》中地名的考证已详见于若璩所撰《古文尚书疏证》及《四书释地》中，此拾其遗，故曰《余论》。卷四上为杂录序跋、杂文，下为《丧服翼注》、《补正日知录》。卷五为据若璩手迹陆续编成，皆若璩与人答论经史书录之作。卷六为诗赋。此书对于经学、史学、地理等各方面的问题均有考证。其中如援据《礼》经论列丧、祭礼仪以及考证方舆等沿讹袭谬之说尤为详备。又为《补正日知录》五十余则，顾炎武《日知录》为开清代考据学风的大作，若璩首为补正，以订其讹，又开后世研究《日知录》之先声，对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四库全书总目》谓“若璩记诵之博，考核之精，国初实罕其伦匹。虽以顾炎武学有本原，《日知录》一书亦颇经其驳正，则其它可勿论也”。

《潜邱札记》传本有二，一为乾隆十年(1745)阎若璩之孙阎学林眷西堂刊本;一为乾隆五十七年吴玉捂删定的潜德堂刊本《别本潜邱札记》。通行本有《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

清代历史琐闻类掌故笔记，二十六卷，王士祯撰。王士祯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带经堂集》。著有笔记多部，有《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等，其中以《池北偶谈》最为著名。

《池北偶谈》又名《石帆亭纪谈》，据王士祯自序称，他所居住的宅西有圃，圃中有地，地北有屋数椽，有书数千卷度置其中，因而取白居易《池北书库》之意，将本书取名《池北偶谈》。又因为书库旁有石帆亭，王士祯时常和宾客在亭内聚谈，或议论文章的流别，或解晰经史的疑义，以至国家典故、历代沿革、名臣硕儒的言行、神怪传说等等，由儿辈记录整理，并增益他在京二十年间的见闻，编次而成，所以又名《石帆亭纪谈》。

《池北偶谈》是清代著名笔记之一，以谈文艺、掌故为主，偶及考辨，间杂大量神怪故事，带有较浓的小说色彩，部分内容由作者儿辈记录整理而成。全书共二十六卷，近一千三百条，分成四目：一，谈故：记叙清代典章与科甲制度、衣冠胜事等;二，谈献，主要记叙明中叶至清初名臣、畸人、烈女等事;三，谈艺，评论诗文，采撷佳句;四，谈异，记叙神怪传闻故事。在全书的四目中，以前三目内容最具参考价值。如“谈故”中“翰林卿寺属”条，记清初太仆寺增设满洲员外郎及翰林院起居注舘增设满洲主事、中书舍人员额的情况;“八旗开科”、“中国台湾开科”、“满洲乡试”等条，记顺治、康熙时乡会试制度的若干情况;“巡方”条可藉以了解清初任命巡按的制度;“殉葬”条记清初八旗用仆妾殉葬的旧俗，可以和《清通礼》、《清通典》等典籍参证补充。“谈献”中的记傅山父子故事和明崇祯时五十个宰相的姓名，足资参考;一些条目，虽系传闻，但亦可补史籍记载之阙，如“史阁部”条，记扬州城破时史可法骑蹇驴自诣清军军营，不屈被杀等，可广异闻。“谈艺”大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主要是作者以神韵说评诗论画，阐述个人主张。所以《四库全书总目》称“谈艺九卷，皆论诗文，领异标新，实所独擅”。其中一些条目则保存了明末清初有关文艺一类的材料，如“粤诗”条，记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等的诗作片断。“粤风续九”记康熙时吴淇所辑粤中民歌，为南朝乐府《子夜歌》一类作品;又《石鼓诗“条，谓韩愈《石鼓歌》比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好，”坡诗“条说苏轼《送苏伯固》五言诗像《生查子》词，评论皆均中肯。但书中一些常识却发生错误，如“表语本乐天诗”条将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误为白居易诗;将苏轼诗“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误为李西崖诗。

《池北偶谈》通行本有《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

单行本有：《池北偶谈》勒斯仁點校，中華書局1998年版;《池北偶谈》齐鲁书社20xx年版;《池北偶谈》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池北偶谈》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笔记小说丛书，1993年版。

诗词。

艺术、社会琐闻、诙谐、戏谑无所不记，尤以明清轶事为多，如四集卷四“唐六如”记唐伯虎佣书获配秋香事;首集卷一记吴门重视冬至节，互赠礼物，谓之“肥冬瘦年”;四集卷四“市名”、“石敢当”记各地市井交易的不同名称：南方称“牙行”，北方称“集”，岭南称“墟”，南昌称“亥”。记人家门口立石刻字曰“石敢当”的由来。等，都可供研究民俗者参考。三集卷一“土产”记云南大理府出石屏，河南出麻菰、线香，做官取为礼品，因而使百姓遭殃。《坚瓠集》材料中以这一类最为可取。书中论诗词、文艺，则并无多少高明见解;讲掌故、考证的，又大都因袭前人笔记的内容。至于书中夹杂许多琐屑无聊之事，采辑较广但博而不精，这则是明人笔记的通病。

《坚瓠集》通行本有《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

清历史琐闻类掌故笔记，10卷。叶梦珠撰。叶梦珠，松江府(今上海松江县)人，生卒不详。《阅世篇》中记有明崇祯七年(1634年)金伯固设塾于上海城南，叶梦珠前往就读，叶时年十四岁(《金伯固先生》)，可考知叶梦珠当生于明天启元年(1620xx年)。另外叶梦珠所著《续编绥寇纪略》卷首有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自序，而此书中亦有康熙三十几年的纪事，表明作者康熙中叶尚在世，因此可以推知叶梦珠活到十七世纪九十年代，享年七十多岁。

《阅世编》共10卷，共分天象、历法、水利、灾祥、田产、学校、礼乐、科举、建设、士风、宦绩、名节、门祚、赋税、徭役、食货、种植、钱法、冠服、内装、文章、交际、宴会、师长、及门、释道、居第、纪闻等二十八门。它主要涉及到明清之际以松江为中心的这一地区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人事各方面情况，记述颇称详备。它的体制虽为备纂辑府志时的采择，而于治史者尤资参考。这部书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明末清初的社会经济资料。其中田产、赋税、食货、徭役各门，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人民负担及民生状况等都有细致的记载。如卷二田产》门及卷七《食货》门记土地及米、布、柴、盐、烟、茶、糖、肉、纸张、药材、干鲜果品、眼镜、刺绣等生活必需品和手工艺品的价格都有详备的记录，并比较了各年价格的升降，来反映顺、康时期土地与民生的变化状况，实为它书所不及。又如卷六《赋税》门论松江赋税之重也很扼要明确。其中对明末清初烟草在上海的情况描写得颇为详细：

烟叶，其初亦出闽中。予幼闻诸先大父云：‘福建有烟，吸之可以醉人，号曰干酒’，然而此地绝无也。崇祯之季，邑城有彭姓者，不知其从何所得种，种之于本地，采其叶，阴干之，遂有工其事者，细切为丝，为远客贩去，土人犹未敢尝也。后奉上台颁示严禁，谓流寇食之，民间不许种植，商贾不得贩卖，违者与通番等罪。彭遂为首告，几致不测，种烟遂绝。顺治初，军中莫不用烟，一时贩者辐辏，种者复广，获利亦倍，初价每斤一两二三钱，其后已渐减。今价每斤不过一钱二三分，或仅钱许，此地种者鲜矣。

这段文字，记载了上海烟草传入、烟丝制作、贩卖以及禁烟的情况，为经济史一段很有价值的资料。又如清初满洲妇女的发式以及汉人对其的仿效，可作为民俗学的资料：“顺治初，见满族妇女辫发于额前，中分向后，缠头如汉装包头之制，而架饰其上，京师效之，外省则未也。”

《阅世编》存有《上海掌故丛书》本。今有：《阅世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读书笔记篇十一

主要记载北宋时期朝野遗闻的笔记，南宋王铚撰。王铚，生卒年不详，字性之，汝阴(今安徽阜阳)人。王铚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是宋初著名学者王昭素的后裔。父亲王萃(字乐道)是歐阳修的学生。家中藏书甚富，绍兴(1131-1162)初，官迪功郎，权枢密院编修官。因纂集祖宗兵制，受到高宗赵构的赏识，诏改京官，晚年，遭受秦桧的據斥，罷为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观。避地剡溪山中，日以角咏自娱，人稱雪溪先生。王銍少而博学，善持论，强记闻。據说他读书能五行俱下，别人才三、四行，他已尽一纸。南宋的大诗人陆游很推崇王铚，在老学庵笔记中写道：“王性之记问该洽，尤长于国朝故事，莫不能记，对客指画育说，动数百千言。退而質之，无一语缪。予自少至老，惟见一人。”王铚对北宋一代的历史有著很深的造诣。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会要》等书的记载，他曾经编修过祖宗兵制、七朝国史、哲宗皇帝元祐八年补录，著有《太玄经义解》、《国老谈苑》、《默记》《补侍儿小名录》，《雪溪集》、《四六话》。《宋史翼》等。可惜的是这些书大都没有保存下来。

《默记》主要记载了北宋时期的朝野遗闻。由于王铚“尤长於国朝故事”，所以在他的《默记》中保存了很多北宋时期的遗闻轶事，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对于研究宋代的历史有一定的参攷价值。其中如记宋太祖攻取滁州清流关的经过，李煜因思念故国写《虞美人·春花秋月》而被害经过可补史料文学史之缺。其中记人物又颇幽默风趣，如记宋初宰相王溥之父王祚的父道尊严以及被瞎子糊弄的经过，颇为风趣：

王溥，五代状元，相周高祖、世宗，至本朝以宫师罢相。其父祚，为观察使致仕，待溥甚严，不以其贵少假借。每宾客至，溥犹立侍左右，宾客不自安，引去。

祚居富贵久，奉养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寿尔。一日，居洛阳里第，闻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问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贵极富溢，所不知者寿也。今以告汝，俟出，当厚以卦钱相酬也。”既见，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惊曰：“此命惟有寿也。”祚喜，问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祚大喜曰：“其间莫有疾病否?”曰：“并无。”固问之，其人又细数之曰：“俱无，只是近一百二十岁之年，春夏间微苦脏腑，寻便安愈矣。”祚喜，回顾子孙在后侍立者曰：“孙儿懑切记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汤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铚熟于掌故，所言可据者居多。但提要也指出：“惟所记王朴引周世宗夜至五丈河旁见火轮小儿，知宋将代周一事，涉于语怪，颇近小说家言，不可据为实录耳。”

今有：《默记》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5年版;《默记·燕翼诒谋录》朱杰人点校，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本，1981年版;《默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其中中华书局朱杰人点校本较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