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公共政策学课程总结(精选14篇)

通过总结，我们可以对自己的进步和成长有更清晰的认识。写总结需要掌握一定的写作技巧和表达能力，逐渐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总结是对过去一段时间内所做的各项工作或学习进行概括和评价的过程。一篇完美的总结应该结构详细，突出重点，突出工作或学习中的核心成果和重要收获。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总结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公共政策学课程总结篇一

也许09年对我们这群孩子很不平凡，因为从此我们摆脱了高考的压力，飞出了父母的羽翼，开始了我们的大学生活。在大学里我们自由，简单，我们活的很自得。但在这种环境中我们也会对今后的路该怎样走而惆怅，对所学专业不甚了解，大有不知路在何方的迷茫。但在几个月的专业课程学习后，我的心境豁然开朗了，也许大一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过渡的过程，我们此刻的专业课不在是高考的那种应试了，大学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质的提升，我们需要从江湖派华丽蜕变为学院风格。

谈到我大学的第一次专业课，就应是让我印象很是深刻。教师让我们默写自我擅长的素描，资料不限。我却在写生，教师就教育我们就应诚实，让我深深认识到学艺先做人呀。在接下来的素描学习中我深刻的认识到：素描它是一切造型艺术的之母。是绘画艺术的基础表现，也是美术基础教学中的一种手段和教学效果。同时，优秀的素描作品也就应是一种艺术永恒，它有着自我的思想、时代的脉搏和情感体验。素描能够使我更加热爱自然，了解自然，素描的学习对象就是自然中的物体。

在与自然应对面的观照中，我会发现这些平凡的物体充满了有机的运动和神奇的秩序。还有使它使我更加热爱生活。素描训练了我们的大脑和眼睛，使我重新认识了生活的价值，你能够将身边普普通通的物品，透过你的手，变成一幅与他人不一样的艺术作品。并且透过绘画这些普普通通的作品，我们能够对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有了更好了解。

在学习素描这门课程时，我了解了透视这个概念，以前我是根本不明白，原先在画中一条路它会慢慢的变小变窄，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神奇，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的电脑桌面就是一张画，画中有一条路是主体，它向着远方慢慢的延伸，最终消失成一点。在生活中路明明是一平行的线，在画中怎样会这样呢，学习透视这个概念，我才明白为何会这样，同时我觉得绘画真是一门神奇的艺术。让我还了解到习作的优劣还取决于观察事物的深度和知识面的广度，取决于艺术修养和技术水平的高低。

所以，"画外功夫"要正确引导，多掌握一些课外知识，如：文学、美学、历史等方面的知识，使他们多了解不一样素描流派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以及它们的主张和特点。这样能够使扩大知识面，开扩眼界，有助于提高绘画水平在基础未打好之时，对于那种专门追求风格、流派的做法，加以引导和纠正。要认识到：没有浑厚的基本功作基础，单纯地去追求某些风格、流派的做法是有害无益的。因为不仅仅要具备照着物象摹写的潜力，更重要的是要培养自我的理解、记忆和想象潜力。

这样，才能真正具备全面的造型潜力。调整修改应本着整体的原则，反复分析研究，反复比较，理解形与神的关系。要用第一眼看到物象时那种新鲜强烈的感觉来检查画面效果，找出画面与物象之间的差距，检查物象与物象之间的组织结构、形体比例是否准确，质量、空间关系是否恰当，主次虚实是否有序。这些因素的调整，主要是想透过反复的校对和比较，能够更深入地研究对象和表现对象。那里所讲的“表现”是说：在素描训练时，应当要用对物象深入的形容和新的发现来不断地激起表现的愿望，激起类似创作的活力。

素描训练，不仅仅是描摹现象，并且是艺术地再现。所画的那部分不仅仅是物象的一部分，也是构成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仅要看这部分是否画对了，并且还要看它是否有表现力。要求表现就是要讲究线条，讲究黑、白、灰，讲究概括，讲究画面的构成和组织，要力求形神兼备，要像写文章那样讲究文采，像戏剧那样讲究韵味。要透过表现使素描基本功成为创作性活动。由于同一班的学生受教师的影响比较大，要求他们做到风格多样是不可能的。同时，在基础未打好时，就过分地热衷于“个性”会给自我在必须程度上造成偏食的坏习惯，不利于今后的发展。

一个半月的素描学习结束，透过这次素描的学习，我对素描从一无所知到深入了解而进一步深入的认识。

公共政策学课程总结篇二

（1）注重学科核心内容和主干知识的考查，体现学科思想。题目不偏不怪，熟“面孔”多，学生入题容易。

（2）能力立意，突出选拔功能。方式多样，考查常见重点、热点知识。

（3）突出新课程理念，对学生的能力进行多方位考查。

（4）实验设计、实验评价能力的考查力度加大。

以上特点给我的启示是：在复习中必须加强常规方程式的整合能力及复合性物质间的综合化学方程式的书写能力的培养；重视物质的分离、提纯方法和程序的教学；重视实验原理的分析和设计。

可以说在这次会议中，四位老师都对如何复习提出了一些宝贵的建议。我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点：1、严格依据《考试说明》，合理安排复习顺序和内容。在第一轮复习中可进行有效的整合，老师一定要合作、交流和研究，要做到全面，系统。课内复习要和学生的自主复习相结合，速度和质量应并重。

2、重视主干知识的训练，一定要回归教材，抓“三基”。

3、注意新增考试内容的复习，把握深、难尺度。

4、实验复习既要注意基本实验的复习，又要重视推陈出新，多在实验创新方面下功夫。

5、情境设置题在复习中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一句话说的好“不变的知识点，变化的是情境”。

6、习题训练要练的恰到好处，要精讲、精练、勤辅导。

7、选考模块的复习要慎重，不能把宝押在一个模块上。

8、针对试卷结构的变化，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9、加强答题方法指导，让学生做到：会的，写上去都是对的。必要时教师应做好板演和样题解答示范，切实抓好学生答题规范。

一天半紧张的研讨学习虽然结束了，但会中老师们的剖析给我们应对20xx年的高考提供了较明确的方向，更为重要的是借鉴他们的可行性建议来指导我们的教学实际。

公共政策学课程总结篇三

公共政策硕士是一个以实践为导向的课程，从10月到6月运行9个月。该课程旨在加强科学，研究和公共政策创新之间的相互联系。为实现这些目标，公共政策课程将促进政策界对科学发展和新兴技术的更好认识，从而促进长期思考和更好的战略规划。

公共政策课程将使其毕业的学生获得以下技能：

应对不同形式的信息，定性和定量，具有不同程度的精确性，相关性和不确定性；

从一系列学科角度考虑问题；

找出遗漏的东西，以及如何识别图片不完整的时间；

批判性地评估来自不同专家的信息；

整合不同形式的思维；

考虑复杂性，风险和不确定性对政策制定的影响。

该课程旨在吸引那些希望在公共政策中建立职业的学生，无论是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政府，还是在第三或私营部门。公共政策将为学生提供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全面的知识基础和实践经验，以及了解他们在政策领域有效的知识和技能范围。公共政策的候选人在一年中采用了一系列模块和案例研究。此外，他们还将完成一份独立的研究论文和一份关于其工作安排的报告。一对一的监督每学期大约四个监督。

研讨会和课程各个模块的教学方式不同。通常，模块通过互动研讨会和实践练习来教授。还有围绕特定技能的其他研讨会，例如统计，媒体采访。每个核心模块每周需要一到半个小时的教学时间。

小组教学各个模块的教学方式不同。通常，模块通过互动研讨会和实践练习来教授。还有围绕特定技能的其他研讨会，例如统计，媒体采访。每个核心模块每周需要一到半个小时的教学时间，该课程包括4-6周的工作安排，该工作安排在大学最后课程假期期间进行。反馈以各种方式给出。这可以是口头上的监督或书面形式。学生可以在每学期结束时收到在线反馈报告，并通常在提交后2-3周内收到个人评估工作的具体书面反馈。

公共政策学课程总结篇四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相关者是指所有对政策的目标和执行感兴趣并对其具有影响的团体和个人。房地产政策一直关乎多个群体的利益，这其中包括政府、公众、房地产企业、媒体等。可见房产政策是一种政治妥协的产物，这需要兼顾各方的利益诉求，透视这些政策制定过程，可以发现众多利益相关者。

1、政策制定者―政治领袖。

2、政策操作者―技术官僚。

技术官僚是指部委内负责起草具体方案的技术官僚，主要是各个部委的正副部长以及下辖的各个司局的正副司局长，比如住建部、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监察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委的官员。他们长期负责该领域中的具体事务，具有丰富的经验与知识，是政策方案的主要制定者。在政策方案起草过程中，部长级官员并不亲自参与，他通常是根据政治首脑的政策意图和本部门的利益考虑，在听取司局长汇报的基础上作出指示；司长级官员则负责秉承旨意，拟定具体方案。在政策制定中，他们起到了如下作用：频繁地调研，召集各种形式的研讨会，委托思想库研究某一政策问题，由此酝酿和拟定政策方案；积极响应政治首脑的垂询、意见与要求，及时调整政策方案，支持政策方案上传，设定政策议程；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地调整政策执行，制定政策实施细则，在政策执行中实现政策再决策。

3、政策执行者―地方政府。

4、政策影响者―利益集团。

自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以来，房地产利益集团得以形成，主要有三个：由国营城建系统和中房系统组成的房地产协会，属于建设部系统，更多的是代表政府和国营企业的利益；全国工商联下属房地产商会，其成员多为民营中小房地产企业（包括建材等相关行业的一些民营企业）；代表各大城市拥有领导地位的民营房地产企业的“中城房网”，“大公司俱乐部”或`好公司俱乐部”。此外，还包括那些将住房作为投资工具的少数民众，如专业的炒房客、房地产中介以及国际投机商等。在政策制定中，他们积极进行幕后游说，影响政府决策，既插手政策目标选择，也干预政策方案制定。比如，开展调研，提供行业报告；资助科研机构，借助媒体公布结果，制造舆论；高新聘用学术精英，作为政策代言人；密切联系技术官僚，提供政策方案或干脆贿赂；与媒体、地方政府建立利益同盟。

面对政府已经或有意颁布的旨在抑制房地产暴利的政策，这个利益集团通常高举“市场”大旗，大声疾呼要抵制来自“行政意志”的“不合理干顶”；而对政府颁布的符合他们利益、有助于维护并扩大其暴利的政策（这些政策往往又是他们通过各种手段争取得来的），无论这种政策需要政府部门动用多少行政资源强力推进，他们都赞赏有加。在公共政策过程中，他们展现了巨大的能量，不可小觑：获取大面积廉价和珍稀土地供给；为房地产业获取廉价融资创造更有利环境；维护房地产不合理高价与暴利；削弱、扭曲政府关于小户型、经济类房产供应要求，满足暴利需求；排挤新进入竞争者。

5、政策研究者―专家学者。

专家学者亦称思想库。在目前中国，涉足房地产政策制定的思想库主要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等。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他们主要是提供政策咨询或直接参与、帮助决策部门从事课题研究或基于公共精神独立研究，以直接上书或媒体公布研究成果的形式来引起政治决策层注意。

6、政策传播者一一媒体精英。

媒体精英主要是指负责传媒的记者、编辑、网络论坛骨干、政论评论员等，他们也是幕后活动者，主要有引导舆论设立议程、制造公共舆论的作用。一方面媒体精英筛选、过滤新闻事件，刻意放大某些政策议题，旨在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和讨论，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从而设立政策议程。另一方面，各个媒体精英持有不同的政策偏好与动机，或为公，或谋私，在公共能量场中他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加人到不同的政策论战阵营，有的为地产集团摇旗呐喊，有的为民生疾苦大声疾呼，发出了迥然不同的声音。

7、政策接受者―购房民众。

在房地产政策制定中，购房民众主要可以分为消费性购房民众与投资性购房民众。消费性购房民众主要包括大量准备结婚或已婚的年轻人及其家庭、想改善住房的普通家庭和从农村进人城市的家庭，他们代表了住房市场的刚性需求，是真正的住房消费者。民众的可承受政策偏好是低房价政策。在决策过程中，普通民众无权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进行政策辩论与对话，也无权对政策提案进行投票表决，他们影响政策制定的方式主要有：通过大众媒体，尤其是网络，制造社会舆论，对政策决策者施加压力；借助党代表、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在党代会、人大或政协会议中反映意见，表达利益诉求，企图引起决策者关注；以公民精神为纽带，抱作一团，集体协作，用一个声音说话；利用政府或专家调研机会，主动反映住房难问题。由此构成房地产政策制定利益jp相关者图谱。

上述利益相关者图谱清晰地描绘出谁是房地产政策制定中利益相关者集团，在针对房地产市场问题而进行公共决策时，代表哪个集团的利益，他们是否可能反对或阻扰某一政策通过，他们的实力怎么样，应该如何对待他们。通过这一图谱，可以确定公共决策中所有利益相关者及其相互关系，可以了解政策制定中存在的风险与机会，可以识别和应对任何可能的变化，以便未雨绸缪。

公共政策学课程总结篇五

为丰富少年儿童课余文化生活，更好地发展他们的个性，真正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为此成立了_社团，本学期，共有44人参加社团，利用每周四大课间的时间进行活动，以培养学生创造能力和动手实验能力为主要目标，现将本学期兴趣小组工作总结如下：

一、激发兴趣，筹建小组。

在全校三四年级广泛宣传，形成一股踊跃报名、争入_社团的热潮，在报名的基础上通过选择，挑选出一些有兴趣特长的学生参加各_兴趣小组，同时准备必需的器材，并制定好活动工作计划，为下一阶段的训练做好充分的准备。

二、扎实工作，丰富内容。

围绕计划我们有步骤地深入细致地开展了工作，不断丰富活动内容，改变活动形式，引导学生在盎然高涨的情绪下参加各种活动。

三、注重动手能力，培养创造精神。

在兴趣小组活动中，我经常利用活动室的器材给学生做一些演示，开拓学生的视野，同时让学生也勤于动手，善于从自然界、从生活中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独特办法，开拓学生的发明创造力。通过活动的开展，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得到加强，浓厚的兴趣得到培养，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意识逐渐深入。今后还将开动脑筋，创新工作，力争以点带面，发散开去，从而带动整个学校浓厚氛围逐步形成!

四、努力方向。

今后继续开展科幻画比赛，对作品的内容和涂色要有更高的要求。多指导学生进行小发明小创作。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思考能力。

公共政策学课程总结篇六

公共政策分析是一门在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课程，通过学习这门课程，我深入了解了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过程，并获得了一系列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学期的学习中，我不仅加深了对公共政策的理解，而且提高了自己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对公共政策分析课程的心得体会。

首先，公共政策分析课程让我意识到了公共政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过去，我对公共政策的认识一直局限在政府的决策和实施层面，但通过这门课程，我了解到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紧密相连。公共政策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它能够对教育、环境、医疗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为公民提供更好的生活质量。掌握公共政策分析的方法和工具，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问题的背后原因，并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其次，公共政策分析课程培养了我的问题分析能力。在课程中，我们学习了多种问题分析方法，如SWOT分析、政策评估和成本效益分析等，这些方法将我们的思考从经验和主观看法中解放出来，使我们能够更加客观地分析问题。例如，在一次课堂上，我们团队被要求分析某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采用分析工具，我们发现交通拥堵不仅与城市规划和交通设施有关，还与居民的出行习惯和工作模式等因素密切相关。在问题的分析过程中，我学会了从多个角度去审视问题，寻找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合理的对策。

此外，公共政策分析课程还提高了我的团队合作能力。在课程中，我们通常以小组形式合作完成项目和案例分析。这要求我们团队中的每个人积极参与并发挥各自的专长。每个人都需要贡献自己的思路和观点，通过讨论、互相倾听和合作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与他人合作，尊重别人的意见，并通过集体智慧来解决问题。这种团队合作的能力对于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都非常重要，无论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在企事业单位，都需要与他人合作来完成任务。

最后，公共政策分析课程让我认识到决策的难度和复杂性。现实中的公共政策制定往往面临着众多的利益冲突和不确定因素，需要综合各种信息和观点做出决策。在课程中，我们模拟了一个决策过程，每个人都扮演一个利益相关者的角色，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这个过程让我体会到了决策的复杂性和艰难性，也让我明白了决策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并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无论是在公共政策领域还是日常生活中，我们都需要在复杂的情境下进行决策和权衡，这需要我们不断提高自己的决策能力。

总之，通过公共政策分析课程的学习，我对公共政策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提高了问题分析和解决能力，并锻炼了团队合作和决策能力。这门课程对于我的学习和未来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会将所学知识和方法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好的贡献。

公共政策学课程总结篇七

一个学期的物流地理课程已经结束了。在刘念教师的指导下，我们完成了物流地理这门课程的学习。由原先的不清楚到此刻的了解框架，认识了许许多多的新知识。新的学习方法。新的一些思考方式，获得了许多的经验。重在学习过程的完整性，注重自我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创新，注重学生个体本事的提升。这些本事不仅仅包括本课程技术知识应用的本事，还包括学习本事（收集资料、整理资料），表达本事（书面表达、语言表达），沟通本事（团队融合、工作技巧）等。

虽然与高中时的地理学有不一样，比想象中的复杂，是高中时期的基础地理课程的深化。

物流地理作为港航学生必备的基础知识。是港航学子在将来的路上的基石。它包括了对整个物流行业的概述。国内综合运输。铁水路航管当今五种最主要运输方式的讲解。以及对国外物流行业的点评。在学习过程中。能够不断学习到新的专业知识。不断获取。不断补充以前所不明白或不了解的行业动态。

学习总结如下：

（一）网络教学。

教师用网络教学这方面，让人感觉很有意思，并且课上讲过的信息、要查询了解的信息都在网络教学平台能够找到，实在是很方便，课上没有来得及做的笔记也能够事后查看ppt。令人高兴的是，各位同学都会进取地把最新的船舶信息放在论坛里，对做课题研究和拓展知识面供给了不少帮忙。

网络教学及现场教学，使我们学习的更广泛。网络教学是一个十分与时俱进的一个方法，不得不说这个网站做的十分好，许多同学和教师一同在网上搜索有价值的资料，分享研究，在结合学习的课件，课后的习题更加巩固了这门课程的学习。

物流地理课程中，教师不单单仅教授书本上的知识。并且不断为学生补充当今最新最快的行业动态。且不断鼓舞学生收集最近的资料。学会自主分析。读取到咨询中最有用的信息。物流地理课程涵括范围大。然而教师却深入浅出的让学生用最简单的方法去理解。理解最有用的咨询。使学生在该专业课程上专业的认识不断加深。眼光不断开阔。此刻以具备必须的专业认识。

（二）参观。

还有就是课外的学习参观也就是盐田港之旅，盐田港集团在近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自开港以来，盐田港集装箱吞吐量持续增长，已发展成为全国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单一港区，也是目前中国大陆远洋集装箱班轮密度最高的单个集装箱码头。由此使我了解到深圳港的魅力，深圳港作为国家确定的华南地区集装箱枢纽港，广泛服务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省内外其他地区，为这些地方的对外开放和发展外向型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深圳港不仅仅为深圳，并且为广东省、华南地区、香港异常行政区以及国际集装箱中转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圳港的发展为深圳市、广东省乃至全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已经成为深圳市改革开放成果的重要标志。

（三）画地图。

画地图是个很令人兴奋也令人焦急的过程，因为其实画起来要花不少时间，有些地方地图上有时候是不会标出的，也或者是时间问题，资料更新了，于是有些地方就找不到了，那个时候却是很着急，可是当画完一幅属于自我的地理交通地图时会令人十分高兴。期望考试结束后能够发还回来，日后我想也会有用处。

这门课程的最大特点是要画各式各样的地图。这门课程开始的时候我们买了几本中国地图和广东地图、世界地图，这一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作业就是在地图上标注各个地点比如八纵八横，四张中国地图上满满的都是我们画过的痕迹，各式各样的标记几乎覆盖了原本的地图，并且画地图让我更加熟悉了每个省份的地理位置。

在物流地理的学习当中。教师不断鼓励支持学生自主学习。分组分工合作。极大的锻炼了我们在人际交往关系中的相互了解。提高。在团队中。每个人的分工合作有利于最大限度的提升整个团队的本事。突出每个人的优点。降低工作的难度。且使每位同学都有机会上台演讲。这实为以前义务教育所永远不难做的与普及的学习方法。让我们这些学子在潜移默化当众不断提升自我的本事。这实为难得。

公共政策学课程总结篇八

这次培训，收获和感想良多。教书的时间长了，容易产生“职业倦怠”。如果不寻找机会总结和提升，就会陷入“日复一日”的困顿。但完全脱产培训，又脱不开身，于是我选择了这种网络培训。一转眼，40天的培训即将进入尾声，在这里谈谈我的收获和感想。

我坚持每天都阅读《教育技术手册》，力图系统掌握理论知识，如遇到不明之处，还常常上网查阅其它补充资料；我认真思考每一个案例，除了必修之外的我都认真阅读和思考；我学会了通过平台与老师同学交流、讨论；我还学会了制作思维导图、网页制作、开博客、制作研究性学习方案、评价量表等等。一路走来我的收获不少。

1、系统的学习了新的教育理论。特别是学习目标分析、学习者目标分析、教学模式与教学策略、研究性学习、教学评价等。一面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一面以系统的理论来对照自己的实际，发现了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例如，在进行学习目标的描述时，有时未能从三维目标来全面的描述获描述时用词不够规范；对学习者的特征分析常常流于感觉，未能用科学的方法例如问卷调查法等来深入了解学习者从而更好的选择教学策略。信息化资源的准备基本囊括了所有途径和方法，很值得日后运用。

总之，这次学习帮助我解答了很多教学上的疑问和困惑，有了理论的指导，今后工作的思路会更开阔。

2、提升了教育技术的能力通过学习，学会了运用思维导图来呈现教学目标。进一步了解思维导图之后，我觉得在语文方面大有作为，如采用思维导图总览全文、采用观点导图来解决问题、采用拓展导图迁移知识等，在训练学生逻辑思维方面大有可为。

学习了主题网页的制作，启发我可以将做好的网页放在学校的网站上，作为研究性学习的平台。

评价量规的作用将可以广泛应用于教学的全过程，及时和科学的评价学生，促进其个性发展，以评促学。

3.网络学习的方式坚定了我终身学习的观念。

这次网络学习的全新体验，使我认识到，网络的支持为教师的终身学习提供了方便，即便没有时间脱产学习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系统的学习，在导师的启发下，同学的讨论间也可以解决很多疑问。

1.学习结束后依然可以登陆这个平台，关注其他学生的发展。

2.提供更多的教学视频作为范例和案例。

3.讨论的问题设计引导一线教师应从自身的教学实践出发，帮助教师自我反思。

公共政策学课程总结篇九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这标志着我国课程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校本课程作为“三级课程”的结构，其开发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可以弥补国家课程开发的不足，有利于形成学校特色，满足“个性化”的学校发展，还有利于教师专业水平的提高和学生主体性的发展，真正满足学生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为进一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有关精神，实现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为学生终身发展打基础的目标。我们在高一年级开展化学课校本课程。

在资料的收集和应用上我们注意了以下问题：一是资料的科学性要经得起推敲；二是信息具有前沿性，选取与课程有关的最新信息；三是信息资料具有广泛性。收集资料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培训教师，对教师的培训要立足于校本培训。内容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教师进行课程理论的培训，让教师初步掌握课程的一些基本原理，明确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常识、课程探究等基本理论，为课程开发提供理论依据；二是对教师进行专业知识培训，不断拓宽其知识面，重新构建教师知识结构，为课程的开发提供理论知识能力和智力上的支持。

经过一学期的组织和实施，我们对校本课程的实施者和受施者两个方面进行阶段诊断评价：

（1）、对课程开发实施者的评价。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评从价：一是学生参加的人数，二是学生实际接受的效果，三是领导与教师听课后的评价，四是学生问卷调查的结果，五是教师采取的授课方式及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情况。学校校本课程开发领导小组从以上几个方面入手，研究各占多大的权重，最后把几个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形成对课程开发者的最终评价。

（2）、对学生的评价。校本课程中对学生的评价主要采取等级制。学期末，检查学生作业，展出学生的作品等活动，集中展示校本课程活动成果。

在实施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下困难：

第一，校本课程课堂中的学生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这样增强了学生的自主性，也是对老师的一种监督，对于初中的学生来说是个好事，但是高中的校本课程是要记入学分的，这样流动的课堂老师应该怎样高效率地评定学生的成绩呢？点名太浪费时间，签名又出现每次有的学生退出又有新的学生进来，最后的学分表不好整理。

第二，校本课程是学生选择老师，提高了教学难度，怎样抓住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同时完成教学任务是一个难题。如我的手工制作课，理论知识讲的少了有些学生掌握不了，讲的多了学生的制作时间就短了，没有作品就降低了成就感，兴趣也就降低了。在上课过程中我力图给学生创造一个轻松的学习环境，但是过于轻松的环境学生又容易放松，怎样才能把握好这个尺度又是一个问题。

不管怎么说，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实施关系到学生的发展，我们会通过协商和协调解决以上问题，把我们化学科的校本课程开展地多姿多彩！

公共政策学课程总结篇十

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都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政府往往不得不对优先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因此，在讨论政策制定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议程是如何设置的？什么人影响了议程的设置？本文依据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重点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有助于我们领会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参与选举决策者固然重要，但这种参与几年才有一次机会。在一些所谓“民主”国家，大多数民众对政治的参与仅局限于这一种方式。每过几年，他们在选举热潮的裹挟下过一把“当家作主”的瘾，此前此后，他们只是一板一眼地当顺民，对政治不闻不问，要问也不知从何入手。然而，决策者上任以后的所作所为对民众的生计、国家的前途影响甚大。因此，决策决不应该是决策者们的禁脔，哪怕他们是老百姓选举出来的。真正的民主体制必须给民众参与政策制定全过程的机会。

谈到政策制定，一般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决策过程本身，而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事情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另一些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各种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些资源既包括财政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时间资源，也包括注意力资源。换句话说，在具体决策之前，政府不得不做出抉择，对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

1962年，美国政治学家巴查赫(peterbachrach)和巴热兹(mortonbaratz)。

议程设置是指对各种议题依重要性进行排序。为了便于分析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我们可以将议程分为三大类：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传媒议程是指大众传媒频频报道和讨论的问题；公众议程是引起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问题；政策议程是指决策者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篇文章的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但这三种议程的设置可能是互相关联的。例如，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新闻媒体可以引导民众把关注点集中在某些议题上。在那里，传媒要影响公众议程的设置，往往不是通过直截了当地告诉民众哪些议题重要、哪些议题不重要，因为这样做常常适得其反。更有效的方法是对某项议题进行反复报道，并把这些报道放在引人注目的位置或时段。研究传媒议程设置的鼻祖之一科恩（bernardcohen）。

不过，传媒并不是影响大众舆论的唯一原因，政治动员、社会运动、突发事件，以及其他很多因素都可能导致民众转变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和情绪。无论公众议程是如何形成的，它与政策议程的设置关系更为密切。既然本文的侧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将不会详细考察传媒如何影响公众议程，而是径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上。

如上所述，公众议程是社会大众认为政府应该关注的问题。尽管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假如定期进行民意调查的话，从对“什么是最紧迫的社会问题”的回答中就能描绘出公众议程变化的轨迹。哪怕没有民意调查，公众议程也会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考察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呈现什么样的关系，可以为我们确定政治制度的性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不少人把官员的产生方式作为划分政治制度的唯一标准，这是把形式凌驾于实质之上。更关键的是，什么人在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民众关心的问题是否被提上决策者的议事日程。如果政策议程的设置被统治者或少数精英分子把持、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南辕北辙，哪怕官员是民选的，这种制度也不配被称为“民主”的。反之，如果公众议程能够对政策议程产生直接的影响、后者能切实反映前者的内容与排序，即使官员并非由直选产生，把这种制度斥之为“不民主”也显得过于简单化。换句话说，通过考察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可以透过表象、更深入地认识政治制度运作的逻辑。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依据政策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议程设置的模式（见表1）。[6]这篇文章将分别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其目的是通过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来揭示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关门模式。

这是最传统的议程设置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没有公众议程的位置；议程的提出者是决策者自身，他们在决定议事日程时没有、或者认为没必要争取大众的支持。在传统社会里，当一般老百姓没有什么政治参与意识时，这是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在当代中国，这种议程设置模式也没有完全消失。1988年的“物价闯关”也许可以算得上一个例子。

在此背景下，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虽然文章作者很清楚，物价改革会暂时损害不少人的利益，但他相信，人民对这种冲击可以承受。

基于这种乐观的估计，中央政治局于8月中旬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确定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8月19日，该方案一经披露，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新一波抢购狂潮，甚至出现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来抢购商品的情况。

在物价闯关这个事件中，议程设置完全没有民众参与。决策者下决心快速推动价格改革后，甚至没有做出争取民众理解和支持的努力，只是一厢情愿地假设民众会明白决策者的苦衷。结果1988年全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飙升1818%，造成民众普遍不满。事后，邓小平从这个事件中汲取了一个深刻教训：“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只要注意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

如果发现错误，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11]。

动员模式。

与关门模式一样，动员模式里的议程也是由决策者提出的；与关门模式不同的是，在动员模式里，确定一项议程后，决策者会千方百计引起民众对该议程的兴趣、争取他们对该议程的支持。也就是先有政策议程、后有公众议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决策者会放弃关门模式而采取动员模式呢？首先，广大民众具有了强烈的参与意识，关门模式的正当性遭到普遍的质疑。其次，所涉及的议程执行起来需要得到民众普遍、自觉的合作。再次，决策者缺乏实施该议程所必需的资源。

在这三种情况下，决策者会希望用某种方式动员民众参与议程设置，以减少执行阶段的障碍；但他们同时又不希望、或不放心民众主动参与议程设置。

中国人民非常熟悉动员模式。在毛泽东时代，从土改、三反五反，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再到四清、“”，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战略性的议程设置都采取了这种模式。动员模式一般包括五个阶段：首先是“运动开始，发出文件”。

文件既可采取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的形式，也可采取人民日报社论、评论员文章的形式，甚至还可采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形式。

第二阶段是“层层传达、普遍宣传”。传达往往是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要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需要强调速度时，则要求传达不过夜。

第三阶段是“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学习是指学习文件、社论、辅导材料之类，其目的是让大众吃透中央精神，包括为什么要提出新议程，什么是新议程的“精神实质”，以及落实新议程的步骤、方法等。第四阶段是“抓住典型、以点带面”。

典型既可以是正面典型，也可以是反面典型。典型的意义在于用实例向广大群众展示新议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优越性。最后，通过以上几个阶段的工作，动员模式希望能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从而达到贯彻落实新议程的目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议程设置方面采取动员模式的频率大大降低了，但并未放弃。例如，在以下政策的议程设置中，这个模式依然在起作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0年），在个体经济中开辟就业渠道（1981年），在农村全面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开展“五讲四美”活动、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推行国营企业工资改革，破除大锅饭（1985年），改革劳动制度、打破铁饭碗（19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1992年），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1995年），对公有制企业实行大规模减员增效、下岗分流（1997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1998年）。

[13]。

内参模式。

在内参模式里，议程不是由决策者提出的，而是由接近权力核心的政府智囊们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智囊通过各种渠道向决策者提出建议，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列入决策议程。他们往往不会努力争取民众的支持，而更看重决策者的赏识；他们有时甚至不希望所讨论的问题变成公众议程，因为担心自己的议案可能招致民众的反对，最终导致决策者的否决。在这个模式里没有民众与决策者的互动，只有智囊们与决策者的互动。

在毛泽东时代，大部分重要决策都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等最高领袖亲自决定的。[14]那是一个伟人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内参模式的地位。以下三个例子从时间上跨越了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内参模式的特点。

案例一：1950年6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到8月初，朝鲜人民军已经解放了朝鲜90%以上的领土。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普遍以为朝鲜统一指日可待。中国领导人却没有盲目乐观。8月23日，在总参作战室工作的雷英夫等人经过反复研究最新情报后做出判断：美军可能很快在仁川登陆，切断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形成南北包围和夹击人民军主力的态势，使朝鲜战局发生逆转。他们进一步预测，9月15日是大潮，美军这一天登陆的可能性最大。毛泽东得知后说：“这些判断有道理，很重要”，“很快结束战争是不可能了，战争肯定是持久的、复杂的、艰苦的”，并随即作出应对部署。[15]雷英夫的报告直接影响了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决策。

案例二：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的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状况而举行示威，保安部队进行镇压造成很大伤亡，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和愤慨。8月，曾因“右倾民族主义错误”而被解除统一工人党职务的哥穆尔卡再度出山，并要求当时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返回苏联。10月17日驻波苏军出动坦克部队包围华沙，企图进行镇压。波兰人民群情激昂，波苏军队互相对峙，形势非常紧张。在整个事件中，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一直强调问题的核心是波兰的反苏情绪，把波兰事件定性为“”。但通过深入采访，新华社驻波兰记者谢文清的判断截然相反。他在10月12日的电文中说，问题的症结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案例三：1969年3月，中苏之间发生武装冲突，从而引发了对苏联战略的讨论。有人认为，苏联的战略将会东移，进攻中国；有人认为，苏联仍是向西，同美国争夺欧洲。国内最担心的则是美苏是否会联合反华。1969年底，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新华社驻西德记者王殊以翔实的材料和数据证实，欧洲是美苏争夺的重点，苏联的根本利益在欧洲。对于发展中德关系，王殊认为，首先要破除西德是“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国家”的老框框。通过广泛采访，他得出结论，在西德占主导地位的是和平主义。同时，西德经济发展很快，有扩大国际市场的需要。

由上面三个例子可以看出，毛泽东时代的内参模式有三个特点。第一，内参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与国家安全有关；第二，内参主要不是来自研究机构，而是来自参谋和情报收集机构。

第三，内参往往是个别“智囊”的作品，而不是“智库”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面临着险恶的国际环境，如何让新生的共和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得不优先考虑的问题。很显然，这三个特点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

改革开放以后，内参模式更为常见，究其原因，最关键的是，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毛泽东时代首先要解决的是自立问题的话，那么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自强。发展现代经济涉及广泛的领域，其复杂性超越了任何个人的能力。这就要求对决策辅助机制加以改造。过去那种依靠个别智囊的体制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决策需要，必须代之以决策咨询群体。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提出了决策科学化的口号，并着手逐步建立健全思想库体系。

最早出现的思想库可能是1980年形成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其成员是一批具备“通天”关系的高干子弟及知识分子子弟。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该组成员四处调研，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调查数据。后来，他们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的几个“一号文件”的制定，形成一支有实力的决策研究力量。后来，发展组成员分别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

上述思想库一般都会出版诸如“简报”、“参阅”之类的内部报告。这些发行量很小的内参，往往可以直达天庭。最高领导人则几乎每天都会圈阅、批示、转发一些报告。[25]在正规渠道之外，部分研究人员还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通过非正常程序向最高当局递交密札或进谏。[26]2002年末，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上任以后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更加重视，并作出了表率。

从2002年12月26日到2006年5月26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已经举办了31次集体学习活动，请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讲课，平均40天举办1次学习活动。[27]同时，新一届领导班子十分重视思想库、智囊团的建设。[28]为此中国科学院提出要“充分发挥国家科学思想库作用？?增强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咨询能力”；[29]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要求各研究所“努力担当思想库和智囊团的重任，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30]可以预见，未来在议程设置上，内参模式还会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借力模式。

在内参模式中，政府智囊们只关心自己的建议是否会得到决策者的青睐。借力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智囊们决定将自己的建议公之于众，希望借助舆论的压力，扫除决策者接受自己建议的障碍。无论中外，一般而言，政府智囊们都希望直接影响决策者，而不是采取迂回的方式；不到万不得已，政府智囊们不希望因诉诸舆论而得罪当权者。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偶尔出此“下策”呢？恐怕最主要的原因是，智囊们深信自己的建议有强大的民意支撑，而政府内部却存在反对的声音。

在中国，借力模式并不常见，但最近却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从1990年代起，中国开始市场导向的医疗体制改革。根据1993、1998、2003年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改革后城乡居民的医疗费用支出越来越高，而享有社会性医疗保险的人比例越来越小。[31]2003年的非典危机暴露了公共卫生体制改革的缺陷，也顺带引发了人们对医疗体制改革的反思。[32]但此后仍有政府官员公开声称，必须进一步推行市场化的医疗体制改革，让“国有资产逐步退出公立医院”。不过，在2005年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作课题组却发表了6份专题报告和1份总报告，证明医改是“不成功”

的，甚至是彻底“失败”的。由于这些报告刊登在内部刊物上，它们最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2005年6月底，情况突然急转直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葛延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总报告的内容。

他指出，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追求公平，要确保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二是要强调卫生投入的绩效，即在有限的全社会卫生投入水平下，使全民族的健康水平获得最大限度的提高。而市场化改革不可能达到这两个目的。[33]几乎同时，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也在《医院报》上说出了“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话。[34]这两则报导一面世便在媒体上和民众中引起轩然大波：媒体上一时间出现大量有关医改的报导和讨论；而民众则几乎一边倒地同意“医改不成功”的判断。[35]虽然有些市场派的学者坚称，医改不能走回头路；[36]虽然卫生部希望回避关于医改是否“不成功”的话题，[37]但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如果政府医改的思路不作重大调整，民众是难以接受的。[38]看来，智囊们借力之举相当有效。

上书模式。

这里的“上书”是指给决策者写信，提出政策建议，不包括为个人或小群体作利益申述之类的行为。上书模式与内参模式十分相似，都是有人向决策者提出建言，不同之处在于建言人的身份。在内参模式里，建言人是政府的智囊或智囊机构；在上书模式里，建言人不是专职的政府智囊。不过，建言人也未必是一介平民，他们往往是具有知识优势、社会地位的人。只有这种人才拥有某种“话语权”，才了解上书的管道，提出的建议才可能被重视。其实，即便是精英们的上书，往往也是石沉大海，毫无反响。清朝不断“上书各中堂、各大人、各先生”

的龚自珍在《送南归者》中不是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吗：“布衣三十上书回，挥手东华事可哀”。一般民众，人微言轻，他们的上书往往在秘书那里就被挡住，很难送到决策者跟前。无论古今中外，由平头百姓一纸上书影响议程设置的案例简直是凤毛麟角。

上书模式固然很少出现，但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完全没有这样的例子。2003年7月3日，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的“三江并流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几乎同时，2003年8月中旬，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通过了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方案。怒江兴建水电站的决定马上引起一批环保组织的反对。

一方面，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动员媒体发出反坝的声音，争取舆论支持；另一方面，他们上书国务院领导，要求停止怒江水电梯级开发。2004年2月中旬，在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报告上，国务院温家宝亲笔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暂时搁置了一度箭在弦上的怒江水电工程。[39]2005年7月，温家宝赴云南考察工作期间，地方官员向他反映怒江水电建设停工已久，地方不知如何进退，希望中央能尽快定夺。温回京后，即指示发改委、环保总局、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加紧论证研究，尽快拿出自己的意见”。由于担心怒江工程重新启动，61个环保组织和99位个人又于2005年9月起草一份公开信，并将它呈送国务院、发改委、环保总局等有关部委。[40]与此同时，支持开发怒江水电的人也上书中央领导，希望该工程早日上马。[41]正反两方面的上书形成拉锯战，使中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怒江工程定案。民间组织的活动与上书如此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在中国恐怕还是第一次，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随着社会自由度的加大，社会地位不同、立场各异的人将会更积极地运用自己的发言权。

因此，上书今后有可能变成影响中国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之一。

外压模式。

与上书模式一样，在外压模式里，议程变化的动力来自政府架构之外。它与上书模式不同之处不在于“外”，而在于“压”。在上书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希望通过给决策者摆事实、讲道理来影响议程设置；在外压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虽然不排除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但他们更注重诉诸舆论、争取民意支持，目的是对决策者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他们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在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一案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外压模式的影子。在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二，外压模式产生作用的前提是少数人关心的议题变为相当多人关切的公众议程，否则压力便无从产生，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即使某个议题已经提上了公众议程，要最终进入政策议程的话，同样也需要时间。因此，外压模式的一个特点是所需时间一般比其他模式长。

第三，由于头两个特点的存在，研究者很难准确断定外力通过什么方式最终影响了议程的设置。他们能做的无非是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将外部压力的演化与政府议程的变动联系起来。

上述三点是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的特点。但也有特殊情况，即突然出现所谓“焦点事件”

(focusingevents)，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进而迫使决策者迅速调整议程。焦点事件一般都是坏事，如灾难、事故等，它们会对某一群人的利益造成现实的伤害、对其他人的利益产生潜在的伤害。这类事件的发生使得利益群体、政府官员、大众传媒以及广大公众对现存问题有更深切的认识，希望纠正明显的政策失误。[43]注意焦点的集中有助于打破已往的力量平衡，使争取议程转换的意见在公众舆论里占据上风，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决策者在短期内调整政策取向。

先看压力的根源。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高速增长，但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高增长率也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到19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包括环境危机、贫富悬殊、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等。与此同时，社会分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改革初期，由于社会分化程度低，哪怕某些人必须为改革付出代价，他们也往往愿意牺牲短期的个人利益，因为他们相信，改革最终会使所有人受益。随着社会日益分化，改革的金字招牌脱落了。[47]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损的阶层对新推出的改革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而是对带有“改革”标签的举措疑虑重重，生怕再次受到伤害。这些人仇视滥用权力、中饱私囊的官员，敌视一夜暴富、挥金如土的新贵，蔑视巧舌如簧、发“改革”财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感觉到中国的改革到了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这就是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所在。

那么潜在的压力是如何转化为现实压力呢？四个领域的变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利益相关者的施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大众传媒的转型和互联网的兴起。

先看利益相关者的施压。当社会分化不太严重时，各利益相关群体往往处于“自在”阶段，缺乏“自为”意识，也不大会为自身的利益向决策者施压。随着社会分化程度提高，各利益群体对自身利益变得更加敏感，会产生向决策者施压的冲动。当然，冲动是一回事，能在多大程度上施压是另一回事。这里的关键是利益相关群体的动员能力。在所有利益相关群体中，拥有政治和组织资源的地区无疑最强。

区域政策是利益相关群体施压的一个例子。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存在地区差距，但问题并不突出。其后，由于国家政策明显向东部倾斜，导致东西部差距迅速扩大。[48]1990年代初，学者与政策研究者就地区差距展开了一场争论，当时的主流要么认为中国地区差距没有扩大，要么认为地区差距不算太大。[49]邓小平也主张应等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再“突出地提出和解决”

大多数社团对公共政策没有兴趣，但有一类社团最大的关注点便是公共政策，即倡导性社团。人们习惯于把这类社团称为“非政府组织”或“ngo”。在中国各类ngo中，环保ngo最为积极。1990年代以前，中国也有环保社团，但绝大多数是自上而下组建的、半官方的环境科学研究团体。那时环境污染问题还不太突出，民众对此不太关心。因此，那时的环保社团要么研究多于行动，要么干脆没有什么行动。1990年代以后，生态环境恶化日渐显著，人们的环保意识也逐步高涨。在这个背景下，涌现出一批民间环保ngo.[56]进入新世纪，民间环保ngo（尤其是高校学生团体）开始在各地大量出现，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2000多家环保ngo.[57]它们的经费主要靠自筹（相当大的比重来自境外）。除了开展环保教育、配合政府编制环保计划、担任有关机构环保顾问外，这些环保ngo还竭力呼吁改善生态环境，并动员各种力量干预破坏环境的行为、工程和计划，对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58]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工程便是一例。

环保ngo数量不多，但能量巨大，原因之一是很多组织与大众传媒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传媒把环保ngo的声音以放大的方式传播出去，无形中加大了它们的影响力。

中国的大众传媒不仅充当了环保ngo的“扩音器”，而且近年来在公众议程设置方面扮演着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进而影响到政策议程的设置与调整。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三个层次：报导或不报导哪些“议题”，是否突出强调某些“议题”，如何对它强调的“议题”进行排序。[59]这里说的不是指某几家传媒机构的某几次报导，而是指传媒整体在较长时期里的报导活动。很显然，不进入第一个层次，民众对一些议题就不会感知。例如，1980年代的煤矿事故比现在更普遍、更严重，但当时并没有成为公共议题。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矿难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主要是因为传媒对它进行的广泛报导引起了公众的重视，不仅进入了第一个层次，还进入了第二个层次。[60]在一个较长时期里，进入第二个层次的议题当然不止一个，这时，如果传媒对一系列“议题”的报导呈现一定排序的话，也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重要性的判断。

近几年来，中国民众对三农、农民工、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医疗保障、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关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传媒强调的结果。在中国，媒体的角色一直被定位在“宣传机器”

上。[61]为什么党的喉舌近年来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公共性，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的双向桥梁呢？这是因为媒体的量和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量方面，与改革初期比，电台的数量增加了三倍，电视台、报纸、杂志的数量都增加了十倍以上。[62]质的变化更为深刻。从1980年代开始，传媒便开始市场化，这个进程在1990年代以后加快。现在，国家仍掌握电台、电视台、报纸和一些刊物的所有权，但失去了国家财政拨款的传媒机构必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一旦追求利润成为传媒机构的主要驱动力，其日常运作的逻辑便改变了，它们必须考虑：如何吸引读者或观众？如何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当然党和政府的机关报、机关刊物的自由度比较小，但这些传媒机构在转向传媒产业的过程中，都增设了自由度相对大得多的附属报刊，例如《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新华社属下的《瞭望东方周刊》，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属下的《新民周刊》和《外滩画报》，广东省新闻出版集团属下的《新周刊》，以及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属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本来就不属于党报系统的《中国新闻周刊》、《财经》、《商务周刊》、《中华工商时报》等报刊相对独立性也不小。在这些著名报刊的带动下，全国几百家报刊（例如《江南时报》、《大河报》等）纷纷开辟或增加新闻评论和公共事务讨论的版面，不断拓宽言论边界。影响所至，已经波及广播和电视媒体。

在竞争的压力下，媒体往往会主动“三贴近”，不时报导敏感的新闻事件，评论敏感的时政话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众传媒开始更积极主动地为各种利益诉求开辟表达的空间，促使某些民众关心的议题变为公共议题，进而推动国家政策、法律、体制的变革。

大众传媒面临的竞争不仅来自传统媒体内部，还来自新兴网络媒体，如互联网、手机短信等，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迫使传统媒体不得不改变以往新闻和信息的传播格局，并且为公众讨论公共事务提供更开放的空间。

如果从1994年4月20日中国正式进入互联网之日算起，中国进入网络时代不过10余年。

然而，互联网的发展可以用“爆炸性”来形容。1997年初，全国的互联网使用者不过区区62万人；到2006年1月，这个数字已经暴增至1111亿，而且增长的势头仍没有放缓的迹象。2000年前，由于网民数量低于1000万，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媒体还没有形成。随着网民在2001年突破2500万，情况开始发生变化。2002年，当网民超过4500万时，网络舆论急遽升温。2003年，当网民达到7000万时，网络舆论风起云涌，“黄碟”案、刘涌案、黄静案、宝马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案、孙志刚案在虚拟空间掀起一波波巨大的舆论浪潮。无怪乎这一年后来被人称作“网络舆论年”。[63]此后，互联网成为公众传递信息、表达意见、评论时政、释放情绪的一个主要渠道，网络舆论对公众议程设置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出现具有公共性、开放性、交互性、多元性、瞬时性的网络媒体后，公众议程的设置逻辑也开始发生变化。在传统媒体时代，议程说到底是由屈指可数的传媒机构设置的，政府通过控制传媒机构来影响议程设置相对比较容易。进入大众网络时代，情况就不同了，网民可以通过互动，将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而不是传媒机构认为重要的问题）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例如，在宝马车撞人、孙志刚被打致死、农民工讨取欠薪、医疗体制改革失败、郎咸平批评国企改革等一系列网上讨论活动中，网络舆论都显示出设置公众议程的力量，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触犯了民众十分关心的公平正义原则。

由于网络已成为反映民意的渠道，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对它也越来越重视。在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温家宝都透露，他们也曾亲自上网，了解舆情。

2004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为此，在传统内参报告以外，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信息处最近开始定期编辑《互联网信息摘要》，报送国务院领导。[65]近年来，不少大案如安徽阜阳假奶粉案、广州农民工讨薪遭打、湖南嘉阳违法拆迁案等都是通过这条渠道迅速上达国务院的。[66]从高层对网络舆情的高度关注，可以看出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之大。

当然，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的作用完全可以互补。

当某个议题引起网民广泛关注时，传统媒体往往会马上介入，进行采访和深度报导，黄静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事件都是这样的例子。反过来，某家传统媒体机构对个别事件的报导可能在网络论坛上引起轩然大波，使它迅速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在更多情况下，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互作用，很难辨别是谁引导谁。“孙志刚事件”就是两者互动的一个典型。在网络普及以前，广州地区的报纸就曾对“收容遣送事件”作过一些调查性或揭露性的报导，仅在2000年至2001年两年间，这样的报导就有6则之多，但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67]2003年3月20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未带证件，在广州收容所被打致死。3月底，一位在北京学传媒的研究生在著名bbs提供网站“西祠胡同”的“桃花坞”讨论区公布了这个消息。“桃花坞”是全国各地媒体从业者聚集的地方。这则消息于是引起了《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记者陈峰的注意。陈峰与他的同事在采访孙志刚的亲属和有关部门以后，于4月25日率先在报纸上对此案进行了揭露。[68]其后，别的媒体纷纷转载。但更重要的是，这时中国的互联网已拥有近7000万网民，孙志刚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如果没有网民的推波助澜，这个事件也许会像以前一样很快风平浪静。然而，借助网络的威力，这个事件导致舆论哗然，形成强大而持续的民意压力，并最终推动政府于6月20日废止了实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叉作用竟能这么快导致一项制度的变革，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空前的。

公共政策学课程总结篇十一

紧张而愉快的一个学年就要结束了，回顾本学年的校本课程的学习和教学，是我和学生都受益匪浅，我们都从中学到了知识、经验。同时也学到了珍惜。感觉收获非常大，现总结如下：

搞好校本课程与其它课程的相互衔接，老师要在学生学习校本课程前，给学生介绍校本课程的特点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引起学生的足够重视，同时介绍学习校本课程的方法和注意事项，让学生转变学习策略，做好各方面的精神准备。

校本课程在内容的编排、教学要求、教材的趣味性、引导学生的创新精神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要求学生主动参与，不仅要求学生掌握知识，还要求学生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学会研究、学会探讨、学会观察。我们教师也必须转变观念，更新教法。例如关于大气、水体、土壤的污染，学生能够闻得到、看得见，教起来也容易得多，通过学生自己思考、观察、探讨，就容易掌握。

通过校本教研，我深深地体会到，校本课程已不仅仅是新课标、新理念，它已经与协作、创新、探究、激情、希望、未来这些滚烫的字眼紧紧联系在一起，教育是学生的教育，课程是学生的课程，教育应向学生的生活世界回归，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把学生培养成幸福的人，升华教育理念，保持与时俱进，为学生的发展而学，为学生的发展而教。

1、教师的教育观念开始发生变化，教师认识到教材只是教学的载体，教师不再是只受教材的框框限制，而是千方百计地利用教材启发拓展。课堂教学的角色发生了变化，教师能把平时积累的知识有机地融进课堂，融进校本课程，重视研究性学习和合作学习。

2、教师意识到课改形势逼人，教师自身知识水平，业务能力的提高，掌握必要的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等迫在眉睫。所以教师的自我学习提高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教师们能积极地开动脑筋，进行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如制作课件、集体备课等，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探索、研究热情。

3、课堂教学氛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更注重师生的交流、互动。教师从重知识的掌握转变到更注重学习方法、研究能力的培养，学生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的调动。

4、学校、教师们更注重了通过开展校内外、课内外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学生的自主探究来获得知识，培养能力。这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能力，而且培养了学生的良好的道德情感。

5、强调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学生自主探究性学习的同时，不能忽视教师在系统教材体系下落实“双基”的主导作用。

近年来，随着县城规模的不断扩大，人口数量的迅猛增长，

在大力发展工业和乡镇企业时，只顾短期经济效益，忽视对环境的保护，环境污染已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工矿企业和汽车排放的废气，市城区环境污染。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大量随意排入江河，是江河的水质变坏，危害人类健康和动植物的繁殖。交通运输和工业生产的噪音污染，破坏了人类的的生存坏境。居民生活的废弃物和工厂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过多，乱丢乱放，影响了人类的生活，危机人们的生存。环境污染造成的恶果还会影响到子孙后代，关系到人类的延续和发展。因此，解决坏境污染问题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我们通过此课题的研究、学习，通过学生调查校园内外主要的环境污染源，了解了常见的污染的处理措施，通过学生的手工制作、家务劳动、生活安全的教育，达到了以下目的：

1、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有助于学生动脑、动手等诸多能力的发展，当学生看到自己用废弃物品制作的精美作品时，能感受到了废弃物品所能给他们带来的乐趣，同时既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学生的环保意识又培养了学生们的创造性思维。在情感上，学生们也感受到了变废为宝的妙处，利用这些作品来美化家园的这一理念也深深地渗入了学生的心田。

2、掌握了研究性学习的一般程序，学习收集整理信息、调查和实验报告等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社会实践的交往能力，调查研究能力。

3、激发学生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社会责任感，积极主动参与社会实践的意识、认真负责的科学态度。

4、在研究中，同学们的表现让人觉得非常欣喜，他们积极的查阅资料，利用课余时间调查收集信息，进行实验研究，从中他们既学到了课本中没有的知识，又锻炼了自己实验、分析、整合的能力。

这样的校本课深受同学的喜欢，以后我们还会有更多这样的机会，我们将会做得更好。

公共政策学课程总结篇十二

透过新课程改革通识培训网上一段时间的学习，有了许多新的收获，同时也有了许多感受。培训学习期间和同行以及专家互动交流多些，发起话题和上传资源多些，对建立个人工作室和资源建立有很大帮忙，学习过程中不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教学反思，用新课程理念及要求自我评价过去的教学活动实践.目的是提高自我以后的教学实践潜力，使自我的教学活动贴合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标准，使自我的教学更高效。下头我根据自我的学习谈一点学习心得和对未来教学的一些理解：.

一、重视教学反思、做好反思实践。

反思是教师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结合自我的教学实践、教学参考书中的观点及案例，找出自我在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由此产生的教育后果。在教学中要不断反思：透过反思，不断更新教学观念，改善教学行为，提升教学水平;同时构成自我对教学现象、教学问题的独立思考和创造性见解。透过反思，不断更新教育观念，直面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改善教育行为，提升教学水平，同时，构成自我对教育现象、教学问题的独立思考和创造性见解。

二、以名师为榜样、大胆探索实践。

透过参加各类培训也好，自我进行教学研究也好，以名师名家为榜样，这当然也包括我身边好多优秀的教师。他们有的课上得精彩，有的班级带得漂亮。他们都会成为我追随的目标，我会以他们为榜样。把自我用心悟的教学原理透过最朴实、简单的教育教学手段来进行实践。让每个孩子都能感受到来自教师爱的教育。

三、加强职责意识，学会主动学习。

时代在不断的提高、发展，对教师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提高个人教学水平，我认真学习新课标，领悟新课标精神，努力做好教学工作，保质保量完成教学工作。在教学中我把学生放在首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透过这次的学习，使我在教学工作中能“因材施教”，对学生能给予学习上的指导，生活中的关心，认识的点拨，思想的疏导。并能公正、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满足他们求发展、求提高的需要，并且能悉心研究每位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兴趣爱好和个性特长，不遗弃，不淘汰任何一个学生，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发展牢牢打好各方面的基础。我深切感觉到，做为一名教师，不仅仅要有崇高的奉献精神、高标准的师德，也需有先进完备的教学策略与方法，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努力、去学习、去实践。

公共政策学课程总结篇十三

本学期开设的独立研究课程是一门很有用的学科。它不仅仅能够帮忙大学生解决现实中的需要，如毕业论文的撰写，更能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如创新精神的培养及创新潜力的提高。以下我将从几方应对这门课程的进行总结，并谈谈我对这门课程的感受。

透过对本课程的学习，我们学会了知识创新、课题申请书及论文的撰写等知识、从而从必须程度上丰富了我们的知识，提高了我们的素质，使我们受益匪浅。更使我感受颇深的是知识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是靠创新型人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关键是提高知识创新潜力。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将我们的相关知识透过不同程度地加工及运用转化成潜力。

本课程的课堂模式一反常态，学生转变主角，有学生进行备课及讲授。该模式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由指定学生进行本节课程的讲解；第二部分由全体同学进行讨论，找出问题，解决问题。这种模式充分调动了所有同学的用心性，真正做到了学生与老师的互动，效果事半功倍。我个人很喜欢这种教学模式。

三、课堂外的学习。

课堂外的学习是同学们掌握知识，提高感悟必不可少的过程。同学们在课堂外全身心地投入到本课程的学习当中，认真完成作业，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以上就是我的总结和感受。透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以及与老师和同学们的学习交流，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必将对我今后的学习带给很大的帮忙。十分感谢刘老师和同学们的陪伴。

公共政策学课程总结篇十四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一个学期就要结束了。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我们社团的所有成员都学到了很多很多。从我们刚开始组建时的紧张，到我们们试播成功的喜悦;从广播室工作，到我们主持校园文化成果展示;从我们对广播设备一无所知，到如今操作自如……这一点一滴，都记载着我们的进步，成长。下面，我就把这个学期在社团的工作作以下总结：

一、社团制定了严格的值日考勤制度。每档节目由每天的值日生负责，严格按照工作时间，保证工作质量，认真做好每天的播音工作，值日人员同时负责当天的卫生工作。在此过程中，所有的社团工作人员也都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心，每天能准时地将节目奉送给大家。社团每周一次全体会议，总结每周小结。由此达到提高社团的凝聚力，及时了解工作人员的思想动态的目的，同时能将社团所出现的问题得到及时地解决。

二、为了提高广播的质量，使它真正能为丰富学生的文化生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服务，本学期对社团工作人员作了几次调整。对于一些懒散、没有责任心、力不胜任的学生给予辞退，同时积极发现和表扬社团有能力、有潜力的人员，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

三、社团工作人员在工作的过程中，各方面的能力得到了锻炼。尤其是写作能力、语言组织能力、普通话水平、交际能力，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如果时间和条件允许，社团将在下学期增添更多、更精彩的节目，从而给同学们提供更多的展现自已的舞台。在总结工作的同时，我们也感到了肩上沉甸甸的，因为接下来还有更艰巨的任务等着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扩大社团的影响力，发挥社团的作用?怎样才能培养出更精干的工作人员?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要攻克的难题。我们将不断努力，让社团真正成为“传播校园文化的阵地、锻炼学生能力的大课堂。”

四、社团本学期在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下，给每档节目都添加了版头，使我们的节目更加丰富，也更加专业化。虽然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但眺望过去走过的路，社团全体成员有信心克服一切困难，全心全力去打造社团未来一片辉煌的明天!

五、存在不足。

首先，节目编辑。节目内容比较丰富，涵盖社会生活及校园生活的诸多方面，得到过老师同学的认可。但是在选题和时效性上做得并不出色。在学期开始时曾要求每位主播在每期节目结束时将策划及播音稿件以文本的形势存档，但是坚持每期都做的主播人数并不多。

其次，考勤管理。个别播音员存在漏签或忘签考勤本的现象。

最后，社团虽有值周制度，每周由播音员负责站内卫生。但仍有主播不认真，甚至忘记的情况，这些问题是我们需要不断改善的。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相信我们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把社团的明天变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