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乡土中国读后感(通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一

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从古至今，农民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比重是很高的，农民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也作出了极大贡献。

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来的学生，我感到无比骄傲。

以前对自己生活的村子没有太多感想，在读完《乡土中国》后再去回想，乡土社会果然都是大同小异的。

在农村生活，土地就是命根子，也正是那些广袤的土地养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小的时候跟随父母到田里去播种或者收割，印象最深的是刮开盖好的薄膜种玉米籽，再就是在秋收时节抱麦子。

在北方，割麦是农活里最苦最累的活，农民割麦的姿势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来形容最恰当不过，母亲心疼我，没有让我割过麦穗，于是我开始找寻新的“营生”——挖苦菜。

现在想来，土地真的好神奇，你播种它会生长，你不播种它也生长。

苦菜就是那种自然生长的植物，挖它并不费事，田地里到处可见，不一会儿就能挖一小筐，带回家后用水淘了就能吃。

“非典”那年，母亲不信任小卖部的菜种，我就天天出去挖，那段时间家里足足吃了一个月的苦菜。

在乡下，生活好像不用怎么花钱，吃的自己都可以种，家家户户都有一口井，梨树、沙枣树什么的也都有，柴火有葵花杆子和玉米棒棒，逢年过节的时候买些糖果、穿件新衣裳就是了。

可见，土地孕育了多少生命，人们聚村而居确有一定道理。费孝通先生分析说，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小农经营每家耕地的面积小，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与耕地不会距离得过远；二、因水利灌溉的需要，他们聚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二

费老先生的《乡土中国》在中国社会学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要了解日本文化很多人会去读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而要了解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则离不开这本《乡土中国》。《乡土中国》是费老在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根据他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的“乡村社会学”课内容整理出来的书，37年后的1984年由三联书店重刊。主要依据当时乡土社会的人际生存现状、社会结构、交往方式等，运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完成。该书中的乡土中国，其实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理解中国乡土社会的各种元素，再看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可以发现费老的很多说法如今仍然拥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文中开篇就指明了乡土社会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基本特征，乡土性，这也是整篇文章的基础。正是在乡土性的基础之上，作者延伸开来得出了很多结论。乡村社会的乡土性导致了不流动性，从而产生了一系列乡土社会的特性：礼俗社会，文字的相对不重要性，差序格局，无讼无政，家族的基本结构，血缘社会等等。整篇文章是一种横向思维的视野，将乡土社会不同部分的不同特性以此剖析。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费老笔下的乡土社会差序格局，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而这个圈子具有伸缩能力，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能放就放，能伸能缩。这是自我主义产生的源泉，也是中国小农意识、自私自利产生的另一种诠释方式。中国人在国际友人眼中永远顶着“自私”的帽子，没有集体、国家意识，永远想着自己及小家的利益。因此他们只扫自家房前雪，他们为一己之利损害大家的利益，他们目光短促、心胸狭隘，他们不顾天下苍生只顾自己安乐。

这让我想起了鲁迅笔下的看客，这些看客在鲁迅作品中都以群像出现，是一批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落后的群众，居处在偏僻、闭塞、愚昧、落后的中国乡村，长期以来的封建意识的毒化和侵蚀，已积淀在他们的精神骨髓中，并在他们思想、心理、性格、言行中自然而非自觉地表现出来，于是他们愚昧、麻木、无聊、庸俗，于是他们集中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的劣根性，以及我们民族精神中的严重痼疾甚至于人类某些弱点，即安于命运，麻木顺从，既受人愚弄，又愚弄他人的性格特征。

不仅以前的文人在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当下也有很多人在反思。昨天和同学看完了姜文的《让子弹飞》，这是一部很多人期待已久的影片。姜文一改以前怀旧、缓慢、意识流的风格，在这部新片中注入了很多反讽、黑色幽默的东西，使得商业大片的背后也有很多让人反思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国民愚昧自私的劣根性。费老先生在开篇就意识到，已经有一种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逐渐产生，在这里可以称之为城市社会。如今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的如火如荼，乡土社会确实在逐渐土崩瓦解。可尽管如此，乡土社会中的很多特性却残留了下来，并在城市化中畸形发展，这使得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基层民众都面临了很多困惑。最近“黄山门”事件愈演愈烈，复旦大学面临着严重的公关危机。事情可能不像网络舆论中所说的这么简单，但归根结底，广大网民还是在指责国民自私自利的劣根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费老先生笔下属于乡土社会的特性，在中国一流大学的学子们(所谓的知识阶层)身上出现。中国经济的崛起大家有目共睹，于是很多人开始称中国为“大国”，但大国绝对不能只是经济上的腾飞(中国在这方面也还需要继续努力)，国家软实力、国民文化素质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大国就应该有大国的风范和气派，而如今中国依旧充斥着小农意识和小市民意识，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乡下人进城穿了套西装，脚下却依旧是双解放鞋，显得不伦不类。

《乡土中国》后半部分主要剖析了皇权、官僚、绅士的关系。皇权拥有至上的权力，是天下的拥有者;官僚并非天子的家门，并不和皇上分享政权，他们不过是臣仆、是行政机构;而绅士是退任的官员或官员的亲戚，他们没有权力但是有势力，他们在官僚机构的庇佑下虎虎生威。绅士是士，官僚是大夫。士大夫联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重要的层次，就是到现在还是如此。只不过名称有变而已，“士”变成了政府官员，“绅士”则变成了“官二代们”。官二代文化或许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以人情、礼俗而非法治为基础的传统也为官二代文化提供了滋生的温床。这几年公务员考试异常火爆，这是个很值得人们反思的现象。首先参加公务员考试人员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没有多少人是真正秉着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好公仆的目的从政的，大多数的人是为了混一口饭吃，为了在得到官僚体制的特殊庇佑。当然每个人都是要生存的，有一定程度上追求物质无可厚非。但官员是特殊的职位，他有一定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是整个社会进步的间接领导者。当一个社会上的官员都没有了责任心而沦为物质的奴隶时，这个世界是可怕的。其次，相比公务员固定的收入外，大家更加看重整个官僚体制的庇护作用。这是社会另一种形式的沦落。如今官员与官员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相互保护的体系，各种有需求保护自己的势力都在向官员靠拢，商人表现的尤其明显。于是出现了，出现了。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三

中国正在崛起，从传统走向现代。众所周知，这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历程。如同树木要长的高大就必须有坚实而健康的根系一样，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也得立足于自己的传统，或对其批判改造或对其继承发扬。我们要忠于中国的现代化，就要忠于中国的过去。忠于过去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应该走向何方，应该如何走。

《乡土中国》就是一本既忠于中国过去又忠于中国将来的书。首先，它面对的是中国的农业社会，通过社区调查追究中国农业社会的特点。在一个靠农业起家的国家，农村占据绝大部分的领土，直到现在这依旧是中国的一个现实。回到以前，按费孝通老前辈的意思说，中国乡土社会就是一个生于泥土、长于家族、教于礼教的社会。虽然那里有现代人看来尚未开化的“愚”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私”，然而这的确是一个无为政治下的太平这会。其次，它对中国的发展趋势以及如何发展做了一些暗示，如随着社会的发展，地缘会冲破血缘、传统教化会名实分离、人们的欲望会向需求发展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方人的相对剽悍、豪放，南方人的相对柔弱、婉约，这与北方平原的旷荡和南方山水的缠绵是分布开的。土地养活着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国的乡土社会也和土地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节。土地之于乡土社会就如同水之于鱼，离开了它就不能生存，土地与人的完美结合也培育出了五千余年古国古的农业文明，如此互利双赢的买卖，又有谁舍得丢弃了呢。在在物质生产能力极不发达，靠天吃饭的年代，拥有土地的心情，我不知该如何去描述，我想那就和今天处于小康社会的心情差不多吧。于是，与其说乡土社会的人不舍得土地，不如说土地束缚住了乡土社会的人。于此同时，乡土社会有了另外一个特征，那就是土地的固定性征服了人口的流动性，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造成了一个环境内人们彼此熟悉的社会。我想正是这种惯于熟悉的环境而形成的惰性让乡土社会与现代充满着陌生人的社会格格不入，阻碍了中过的现代化。

在两篇论文字下乡中，费老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上阐述了文字下乡在乡土社会中的不必要性，而这不必要性正是建要立在一个对外相对封闭而内部非常熟悉的乡土社会。

文字与语言比较，依费老当时所言，文字适于间接传播并且有产生歧义的毛病，而语言则适于间接传播。我们就当代来看，语言在现代可以通过语音设备进行长距离的传播部分取代文字长途传播的功能。乡土社会在空间上因土地的限制而不会太大，并没有使用文字传播的必要，又因为彼此之间以及彼此对环境尤其是生产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熟悉，语言传播减少了相当部分的歧义; (读后感) 再从时间上来看，我认为语言更有适应环境小范围变化的可变性，因此用语言比用文字在同代和代际之间传播更具时效性。在乡土社会语言是优于文字的。

关于乡土社会中人“愚”的问题，肥老的解释是，乡下人并不愚，愚是学习能力问题，而乡下人不识字只是知识积累问题，乡里人也有城里人不知道的知识。由此我的感想是：在社会发展，乡土的封闭性被打破的必然趋势下，文字下乡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并不是一个急于求成的是，而是当局如何抓住时机，提高文字下乡效率的问题。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在我看来并不是指社会的冷漠，而是指乡土社会中合作的状况，在左邻右舍关门不见开门见，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小天地里，怎么可能“老死不相往来”呢?乡土社会确实是一个“私”当头的社会，人们都以“我”中心，考虑与人交往营建生活圈子，赚取社会资本。这一切的根源我认为在于封建自然经济的封闭性，自然是因为自给自足，虽然交换在小范围内存在，但人们的生活大多依赖于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实体，合作则多在自家土地上自家人之间产生。要强调的是，在物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年代，一心忙于自家的生产而无暇顾及他人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费老把差序格局和传统格局对比，突出了西方社会的合作分工细致、权利义务分明与中国乡土社会“老死不相往来”的鲜明对比。

麻雀虽小，肝胆具全。乡土社会虽然范围小，但它毕竟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有着它独特的价值体系。就私人而言，有维系私人的道德，就社会而言，有礼治秩序、男女有别、无讼等观念。

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费老在《乡土中国》中将其归纳为孝与伦常。具体的说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克己复礼”，“恭、宽、信、敏、惠，仁、义、礼、智、贤”等一系列儒家思想。中国素来有礼仪之邦的头衔，并且这不是自封的，相必着与占中国绝大部分领土的乡土社会在私人道德上的教化有很大关系。人们总是力求在对自己的克制上化解矛盾和纠纷，并用自己的真诚去打动和感化人以此来实现“和”的目的。令人欣慰的是这确实创造了一个稳定和谐的乡土社会，但它也有不足。在《从传统到先代》一书中，金耀基先生曾说，中国人对礼的过分注重即对人事的注重，使中国人对自然的探索仅限于美的欣赏，而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这是科学方面，中国人也曾为礼付出过生命的代价。用一部电视剧来说，《中国兄弟连》中就有这样悲惨的一幕，全唐庄的人对“皇军”以礼相待，因为他们从祖先那里学来的永远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然而，结果却是全庄人藏生火海。私人道德对人际关系一定时候是有用的，但不是时时有用，尤其是涉及民族利益之时，这是历史留下的教训。

礼治秩序、无讼的观念、男女有别主要对社会整体而言。鲁迅在他的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就说礼教统治下的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它不单吃祥林嫂、吴妈之类的女流，其实对处于统治地位的男性也实残忍无比。与方饭社会的法治不同，中国社会实礼治，虽然同样都是人在操作，但操作的规则却是截然不同的。法有赖于国家权力执行，而礼却是任何拥护它的人都可以执行，法比较明晰而礼却很模糊，这两者结合中国社会如何用礼来治也就无一定之规了。人们对礼教的敬畏也就油然而生，因而在行为上处处注意、不不小心，生怕一失足成万古恨，怕违反礼就处处去维护礼。可以说中国的礼治是在人们的敬畏中一步步加强的。对礼的敬畏也是“无讼”的观念的来源，用“讼”来解决矛盾，双方都会招致很严重的礼与法的惩戒，而采取“无讼”的方式，用礼来教化，代价就会小很多。在人治向法治转化的过程中，“无讼”的观念严重影响了法律地位的提升，阻碍了法制化进程。

“男女授受不亲”是用礼来解释吴妈为何会在阿q的“毒害”下自杀的最好答案。男女有别当然不止于此，费老在这本书中说，中国乡土社会形成了同性相吸的奇异现象，男女只有在生产和生育上是一致的，在心理上却不要求一致。这当然是一种畸形变态的社会，它使得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长期底下，但社会又离不开女性实现人类的延续。不过这种社会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它使社会多了一个安定的因素。

这里的家指家族，费老将其定义为家庭单系扩展的产物，它是以男性为对项的扩展。“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都说名女性不在扩展的范围之内。乡土中国知家而不知有社会，对他们来说，家就是归宿，出则为飘蓬，为游子。中国有一套家族制度，它由族中长老控制，长老们拥有教化的权力，“孝”就是他们实现权力的工具。“孝”在中国是一种高尚的品德，“百善孝为先”就可以印证，但它却含有相当分量的“顺从”的意思，顺从于父母、顺从于长老、顺从于传统。长老统治下的家族是个人生活的核心，它担当着政治、经济、教育等各类事业，其秩序也交于长老来维持。同样是《中国兄弟连》中的唐庄，如果不是长老的迂腐和坚持，那几百条活生生的生命也须不会有如此下场。

费老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了四种权力：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教化权力和时势权力。无为政治关乎前三种权力。乡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资料极度缺乏，人们没有更多的富余产品去养活一个能控制他们的权力中心。中国有句古语“庙小容不下大佛”，乡土社会就是一个“小庙”，是不适宜横暴权力这样的“大佛”的。乡土社会是一个松散的家庭集合，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人们之间没有权利和义务可言，是没同意权力的。一代代的教化使人们都克己复礼，乡土社会呈现出一片“和谐安宁”的景象。虽说中国古代专制独裁，然而乡土社会因其封闭性确是一个国中之国，是一个“小国寡民”的世外桃源。

费老明显提出的发展趋势有地缘冲破血缘、传统教化会名实分离以及人们的欲望会向需求发展。地缘冲破血缘，我的理解就是，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的联系的日益紧密，家族在社会中的作用会被削弱，而家族所担当的事业也会被众多专门的社会机构所代替。就拿教育来说吧，乡土社会中的人所受的教育来自家长，而现代社会则很多来自学校。传统教化的名实分离是随着社会的变迁产生的，是时势权力的结果，也是人们面对社会变迁的现实不得不承认而又不愿意承认的心是口非的现象。需要代替欲望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知识的积累，人们对自身的需求有了科学的认识并开始探索自己生存的条件用主动选择代替了顺从巧合和本能的结果。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四

本书收集的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费孝通先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十四篇文章。此书略薄，正所谓浓缩的精华，先生用通俗易懂、高度概括、简洁明快的语言，为我们透彻地讲解了“乡村社会学”的内容。通览全书，可以感受到一股浓浓的、亲和力极强的“乡土气息”。跟随作者的脚步，可以一窥中国的基层社会。虽然事过境迁，但作者透视社会的眼光、观察社会的方法，对现代社会仍然具有珍贵的价值，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

在本书中，费孝通先生围绕“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展开，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与西方现代社会进行对比，叙述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费老说：“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究竟什么是乡土社会？它是中国基层社会中“一种特具的体系”，这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费老在文中并没有没有明确指出乡土社会的概念，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出，“生于斯、死于斯”，“终老是乡”的一种固定的“熟人”社会，并且具有强调血缘关系和伦理观念的特征就是乡土社会。费老讲了乡土社会的特征，其核心特征可以归纳为两点，潜在规则的礼治原则和作为外在形态的差序格局。这是中西方基层社会的最大区别。

在《乡土本色》中，费孝通先生开篇提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由此可见，“乡土性”是针对中国社会而言的，不单指乡村社会，还应包括中国传统的城镇。费老首先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把传统基层社会的“乡土本色”概括为“乡土性”。何为乡土性？乡土就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土的本意是泥土，乡下人离不开泥土，因为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长期以往，增大了人对土地的粘附性。由于受到土地的束缚，人们安土重迁，过着生于斯，长与斯，死于斯的社会生活。接着作者指出人地关系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人与人在空间排序关系上的“孤立和隔膜”以及在时间上的“熟悉”，而人与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缔结的生存状态，又直接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独特的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规定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交流方式、交往方式也发生了巨变。但是乡土社会的特征没有完全褪去，而是将“乡土性”的特点适应性的保留了下来。

《文字下乡》中主要讲在交流方式上，受西方社会影响下的现代社会和乡土社会的不同之处。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比如说“眉目传情”、“指石相证”，就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追求直接的会意。中国社会基层，有语言而无文字。在一个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所需要记忆的范围和生活在现在都市的人是不同的。乡土社会的特点就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落叶归根”就可以解释乡土社会中生于斯死于斯的世代黏着性。不论在空间和时间得到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乡土社会是一个面对面的社会，有些话可以当面说明白，并不需要借助于文字，但并意味着不必推行文字下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作为现代化工具的文字使得我们开始逐渐远离乡土社会。费孝通先生认为，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也必须下乡。

费孝通先生的这一观点，可以拓展至文字下乡背后的乡村教育。时至今日，尽管乡村教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教育资源不均衡的城乡空间分布，形塑起来的社会格局深刻影响着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而作为交流媒介的语言、文字，在信息技术的深刻影响下，业已引起社会交往的巨大变迁。这一变迁对城乡的影响深度存在何种差异？这一差异又将如何影响城乡间的社会结构？费孝通先生健在的话，也许也会思考这一问题。

《差序格局》讲的是中西方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不同之处。费老以西方现代社会为参照，把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社会在基本结构及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比较，提出的“差序格局”这一本土概念。西方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被归纳为一种“团体格局”，就像“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关于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中费老所用的两个比喻，揭示出中国传统社会特点是一种规范特殊性、公私界限不明、社会关系等级化的伦理型交往。在西方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人格是独立的、平等的、互惠的。团体格局中讲契约、法理，以契约信用和法律来判断行为的正当性，以法理保护社会公平公正。社会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在“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

而差序格局中的道德体系出发点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从己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一根绳子都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中国的法律和道德，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在现代社会中，差序格局依然存在，但也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血缘、地缘关系弱化了，体现的更多是业缘关系。人们为了生计，一部分年轻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加大了人口流动性，固定的“熟人”社会由于交流、联系的减少渐渐疏远。从乡村向大城市发展，造成了中国乡村的“空心化”，弱化了血缘和地缘的联系，业缘成为影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整个社会呈现一种松散的状态。

《礼法秩序》讲的是中、西方管理方式的区别。人们总是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人治”，而西方社会是“法治”。其实不然，中国传统的社会并不是“无法无天”的，乡土社会是一种“礼治”的社会。费老说：“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西方社会的“法治”并不是指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依靠国家的权利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

礼不同于“从外限制人”的法律，也不同于以舆论话语限制人的道德，而是一种由主动服膺于传统的行为构成的秩序；礼从内作用，但同时是外在于个体的社会秩序，也作为社会秩序从外作用于人，目的在于“克己”；礼治秩序在规模较小的乡土社会里可以满足人们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的需要，但现在社会要求规模更大的团体合作，此时，“礼治秩序”要过渡到“法治”。现代社会中，由于“熟人”社会渐渐过渡到“陌生人”社会，人们交往范围的扩大，交往复杂程度增大，导致人们之间的信任感弱化，必须依靠社会契约来作为和交往、合作的保障，所以法律制度也凸显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尊法、守法成为人们交往的准则，对人们也产生必不可少的制约。随着“依法治国”观念的深入，人们的法律意识也逐渐提高，“法治”社会将更有利于现代社会的发展。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距今已是70多年了，当今的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都与费老那个年代大相径庭。重拾费老的《乡土中国》，深刻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本质，才能更好地应对当今社会的变革与发展。

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五

人与人之间的生活总是充满争执的。或许是由于过于大声的外放音乐，或许是楼道内的阻塞物，又或者是装修时发出的巨大声响，这些每天发生的平凡小事，虽说不重要，却使我们内心烦躁。

像这样的矛盾之所以会发生，有诸多原因：其一，在于人非生而是社会的一份子。作为伪社会性动物，人本不习惯于现代社会嘈杂拥挤的大城市。因此会对陌生人感到淡漠，会为了一己之私而破坏公共设施，是因为本性如此。这是人的先天性因素，也是它使我们与周围人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

其二，在于社会中所存文化的影响。在《乡土中国》一书中，作者较为详尽的描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极重要的一部分：“私”。“私”的含义，除自私之外，更在于由己推人的思维模式。对自己与家庭而言有利，却损伤社会利益的事，在这种思维模式之下，也因为公与私之间弹性可变而不再清晰了。至于社会上他人的问题，无人拥有的公共产物，这些都不属于普通人“私”的概念之类的事物，便因为这样的文化而被忽略了。

其三，在于中国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在现代化的今日，虽然生活中多了许多高科技的产物，但人们的思想并没有像时代的浪潮一样飞速发展。即便是在上海这般的大城市中，依旧存在不少从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乡土社会中对于群己关系的界定，在现代社会的今日仍在发挥作用。而当源自礼治社会的规则运用于法治社会中时，便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于是，扰乱人们正常生活的情况也发生了。

那么改变这一现状的方法又是什么呢？于我而言，所有问题的根源似乎都指向乡土社会中群己关系的认识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间发生的冲突。问题的根源是在80年前费孝通先生所提出问题的后续。也就是说，乡土中国的社会惯性仍旧存在。

而现存的问题既然属于乡土社会的惯性，他便必然有消亡的一天。若说要用什么来加快去消亡的话，便也只能依靠人们最为熟悉的方法：教化了吧。但教化的手段，在今日则可以更为先进一些。不仅可以利用在路边随处可见的公告牌，也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相应的宣传。

我认为现在出现的许多矛盾证明了中国处于转型的路上，前文所述的问题终有一日会被解决，我们可做的便是加速这一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