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田儋列传读后感网(精选8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史记田儋列传读后感网篇一

《史记》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是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他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他早年就心怀大志，为写《史记》漫游各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一言的《史记》。

《史记》一书被鲁迅先生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本史书从上古传说到汉武帝，3000多年历史，二十六史之首。《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大部分，讲述人物的分别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它们讲述的对象分别是帝王，诸侯大臣和平民。

五位刺客可以说都是“士为知己者死”，其中最具名气的刺客就是荆轲了。

荆轲是燕国人，他喜好读书，擅长剑术。但是，他在外游说，可不为他人所重用，直到太子丹的谋士田光把他引荐给太子丹。田光先后用了很多技巧，为荆轲成功刺杀秦始皇找到了机会，但荆轲刺杀秦始皇未成功，反被秦始皇刺死。最后，秦国来攻打燕国，灭掉燕国。

从个人品德上来看，他是个集勇气、智慧、爱国情怀于一身的英雄。为什么这么说呢？荆轲不是个有声望的公卿贵族，他没有出将入相，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只是一个普通的游侠，但他却做了一件当时无人敢做的举动——刺杀秦王。燕太子丹为了保全自己的国家，想让荆轲效仿曹沫劫持秦始皇而立下盟约，但是秦始皇很强大，也说明了秦国最终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能力。

其实我觉得荆轲是有实力刺死秦王，其实他真正的目的是代太子丹逼迫秦始皇签下盟约，所以他并没有把带毒的剑直接刺向秦始皇。说明他一味地追求最完美的结果，而丢失了绝佳的机遇直至丢了性命。所以他爱国，剑术也好，只是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

像荆轲这样，不畏牺牲为国捐躯的刺客，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很多，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精神，才会在历朝历代都有杰出的英雄。虽然他们并不一定成功，但是他们的光辉事迹，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流淌，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

史记田儋列传读后感网篇二

我在课余时间看了货殖列传，在该列传中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史记中影响最深刻的是，两大著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

史记田儋列传读后感网篇三

这一篇写了五位刺客，分别是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刑轲。

曹沫，鲁人，以勇力事鲁庄公。鲁庄公派他带兵与齐国战，屡战屡败，连失几城。曹沫觉得很惭愧，但庄公仍很信任他，“犹复以为将”。齐恒公与鲁庄公于柯邑会盟，曹沫趁隙执匕首劫持了齐桓公，齐桓公的左右投鼠忌器，无法近前，问曹沫，你想干嘛，曹沫说：“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已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这时候其实他说什么齐桓公都会答应吧，只要不杀齐桓公，于是齐桓公答应“尽归齐之侵地”，曹沫也干脆，齐桓公一答应，他立马扔掉匕首，回到鲁国群臣的位列中，谈笑自若。齐桓公心里当然愤怒，回去就想背约，管仲劝他，“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这样，“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復予鲁”。

曹沫很有勇气，心理素质好，机智。他是本篇介绍的几个刺客中唯一从刺杀现场平安脱险的幸运儿。

专诸，吴国人。伍子胥了解专诸的能力。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后就向吴王僚游说伐楚之利，被公子光否定了，说伍子胥提出伐楚是为报私仇，不是为吴国作想。伍子胥因此推断公子光“将有内志，未可说以外事”，这个内事是提公子光有杀吴王僚以自立的图谋。于是伍子胥把专诸推荐给公子光，“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公子光想杀吴王僚自立是有原因的，因为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诸樊的四弟季子札贤，诸樊想把王位传给他，但季子札坚辞不受，于是诸樊不立太子，将王位传给其二弟，二弟死了传三弟，三弟死了准备传四弟季子札时，季子札跑了，于是吴国人立三弟的儿子为吴王，即吴王僚，这下子诸樊的长子公子光就不乐意了，认为王位应该是他的。他很有耐心，等到吴王僚派其弟领兵攻楚，同时派季子出使晋国以观诸侯反应，而楚国虽正值国丧，但并不示弱，派兵从背后断了吴军退路；这时候公子光认为机会终于来了，就与专诸商量，是出手的时候了。公子光发请帖请吴王僚吃饭，吴王僚也是有防备的，带了一大批护卫来赴宴，大家喝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公子光称脚痛进入内室，专诸将鱼端给吴王僚吃，近前后抽出藏于鱼肚子内的匕首刺吴王僚，“王僚立死。”专诸也被迅速扑来的吴王僚的随从杀死。吴王的人见僚已死，一时惶乱。公子光这时带入事先埋伏的人一拥而上，把吴王僚的人全部除掉。然后公子光自立为王，即吴王阖闾。吴王阖闾封专诸的儿子为上卿。

专诸的特点应该是刺杀技术好吧，快、准、狠，一发即中。他刺杀成功后被对方杀死于现场，死得其所。

豫让，晋国人。他开初是范氏及中行氏的手下，不受重用，就改投到智伯门下。智伯“甚尊宠之”。后来智伯死于与赵襄子的战斗中，赵襄子对智伯怨恨极深，不但与魏韩合谋灭了智伯，三分其地，还“漆其头以为饮器”，这个，有点变态了。豫让逃到山中，立志为智伯报仇。他报仇的手段一直走的悲情路线，先是扮囚犯到赵襄子宫中去刷厕所，想趁赵襄子上厕所时刺杀他，被发现并抓住了，赵襄子念其忠义，放了他。然后他就扮乞丐，“漆身为厉，呑碳为哑”，连他的妻子都认不出他了，他一个老朋友在街上认出他来，都感动哭了，说以你之才，假装投到赵襄子门下，他一定会收留并重用你的，这样你不是更有机会接近他并杀掉他吗。豫让比较死脑筋，认为我心怀二心投到赵襄子门下并杀他，一是对智伯不忠，二是对赵襄子不义，不能做这种事。他躲在赵襄子的马车必经的一座桥下，结果马惊，赵襄子立即意识到是豫让在附近，于是豫让又被抓住了，赵襄子忍不住指责他，说你也曾经是范氏中行氏的手下，智伯灭范氏中行氏你无所作为，而今我灭智伯你却执意要杀我为智伯报仇，这是为什么。豫让的回答比较经典，说范氏中行氏以常人待我，我就以常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赵襄子默然，说我已放过你一次，你这样不依不饶，我无法再饶你，豫让也有他的逻辑，他说“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你要杀就杀吧，临死前希望能刺穿你的外衣来成全我为智伯报仇的意愿，赵襄子感其义气，就脱下外衣让手下拿着，豫让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然后伏剑自杀。

豫让作为一个刺客其实并不专业，他像是一个彻底入戏的演员，专门向世人演示什么是忠义，只专注于表演过程而不计结果，是个失败的刺客。其实他蛮聪明的，很会说话，是个挺有才的文人，只是死脑筋，中毒太深，枉送了性命。想像他连续三次跃起去刺击赵襄子的衣服，然后伏剑自杀的画面，感觉他像一个用生命在演出的小丑，有点悲怆的喜感。唉，这让我想起一句被篡改的歌词：“原谅我一生放纵不羁笑点低”。

聂政，轵.深井里人，轵在哪里？不大清楚。杀了人后躲避仇家，与母亲姐姐一起搬到齐国居住，以屠宰为生。濮阳严仲子本来是韩哀侯的臣子，与韩相累侠结了怨，就跑回老家，一心想除掉累侠，到处访求勇士。听说聂政勇，多次去齐拜访聂政，又备了酒席到聂政门前，并送上百金给聂政母亲祝寿。聂政“惊其厚”，“固辞”。严仲子避开他人，向聂政讲了来意。聂政说我是因为有母亲要赡养才避仇在此，“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最终没接受严仲子的厚礼，严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后来，聂政的母亲死了，“既已葬，除服”。这时候，聂政就去找严仲子了，说：“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亲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严仲子就把详情说了，并说了困难之处：对方为韩相，且是韩君季父，在韩国宗族众多，护卫严密，我谋划了很久，终不能成。并说“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聂政拒绝了严仲子给他增派人马的提议，说濮阳与韩国相距不远，韩相耳目众多，我们人多了就难免生是非，有是非就容易泄漏机密，若事情传到累侠耳里，“语泄是韩举国与仲子为仇，岂不殆哉！”聂政独自去到韩国，仗剑闯入累侠府中，当时累侠正坐在府中，左右护卫甚多，聂政直接冲上台阶刺杀了累侠，左右大乱，聂政大声呼喝，砍杀几十人后，“自皮面决眼，自屠其肠，遂以死。”

聂政是个孝义双全，冷血果断的杀手。他的每个决定其实都有其道理，你知道他为什么临死前要自已割面挖眼毁容吗，那是因为他还有个姐姐在，他不想让韩国人查到他的身份去杀他姐姐报仇，可见他心思细腻，侠骨柔肠，乃重信诺有担当的真汉子也。说到他姐姐，也不是个耙角，她在齐国听说韩相被人刺杀，韩国将凶手暴尸街头，悬赏征询凶手身份时，意识到可能是弟弟聂政，就去韩国认尸，伏尸痛哭，最后哭死在聂政的尸体旁。

荆轲，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刺客，可能要写的会比较多，不如下一篇再写。

关于已写的这几个刺客，一个是在齐鲁会盟时劫持齐桓公胁迫其归还失地的曹沫；一个是帮公子光刺杀吴王僚后被僚的手下刺死的专诸；一个是立志为智伯报仇结果只刺穿了仇人衣服后自杀的豫让；还有一个是受严仲子之托刺杀韩相累侠后毁容自杀的聂政。四个刺客各有所长，曹沫有勇，专诸有能，豫让有忠，聂政孝义。说到这里，想到中国古代道德观最强调的四个字：忠、孝、节、义，鉴于当今社会节操如水银泄地覆水难收的现状，那“节”字就暂时不提也罢。“忠”是忠君，报君主知遇之恩；“孝”是孝亲，报父母养育之恩；“义”是为朋友两肋插刀，报朋友善待之情。其实我觉得到现代对这几个字已经不能只从字面上机械解释了，应该理解精神实质，就像豫让说的，彼以常人待我，我以常人报之，彼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实际上就是对方怎样待我，我就以相同规格回报，这才是合理的逻辑，不能死忠愚孝蛮干。

史记田儋列传读后感网篇四

《史记货殖列传》是一篇极有政治、经济价值的文章。

商人，在中国古代常常是被压制、歧视的一个阶层。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士大夫以道德君子自居，对商人不屑一顾。司马迁却能给他们列传，肯定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赞赏他们的才智。更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对人的逐利之心给与肯定，认为这是人的天性。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社会风气宽容、自由、开放。所以能培育出司马迁这样自由的思想家。

《货值列传》的一开篇，司马迁就引用了老子的一段话：”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明显，司马迁是反对老子的观点的。他说这是”堵塞人民的耳目“，是行不通的。司马迁说的还算客气。我倒觉得这是一种愚民的政策。至于其中的”邻国相关，老死不相往来“，让人想起了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清朝有康乾盛世，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排斥外界、自我封闭，施行”闭关锁国“，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第二段中，司马迁讲述了人的各种欲望。并表示道德教化是不能压制人的欲望的。所以，司马迁主张顺其自然。司马迁认为”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可惜，后来的统治者，采用的都是下策。比如重视道德教化、用典章制度束缚民众等。各种道德、各种规章制度束缚了人的思想，使得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以致于最后远远的落后于西方。

司马迁说，”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品价格低廉，商人就会把商品销售到可以贵卖的地方；物品价格昂贵，商人就会从价格低廉的地方运来销售。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其实是在论述”市场“这一无形之手的巨大力量。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就能了解”市场“的作用，并具备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思维，实在是让人吃惊。

司马迁对于人的逐利之心，给与了肯定。他说：”求富，是人们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都会去追求。“对这种逐利天性的肯定，具有巨大的意义。《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认为，人人追求自己的私利，能够极大的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可惜后世的中国越来越重视道德教化，轻视人的逐利之心。

司马迁后来遭遇凄惨，被汉武帝处以宫刑。这是一位专制独裁君主对一位自由思想家的残酷迫害。汉武帝这样的独裁君主，最热衷的是权力，最痛恨的是自由。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置内朝，收回大臣权力。这些专制君王对思想的控制、对绝对权力的追求，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而司马迁这样的自由思想家，是中国最宝贵的财富。

史记田儋列传读后感网篇五

“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后人如此评价韩信的一生，精辟而独到。早就听闻有关韩信的故事，不过那是道听途说，以及通过影视剧得来的，最近才去翻开了那篇《淮阴侯列传》，一窥淮阴侯之功过。

韩信之死首先与其性格有关，他很有才，也正因为有才，才有些心高气傲。刘邦问韩信自己可统多少兵时，得到的回答却是“多多益善”。也许他在半开玩笑，也许是对自己过于自信，可惜他在最不能说这话的人面前说了这话。太史公评价其矜功伐能，可谓一针见血。韩信知道刘邦不善统兵却善御人，他自己知道却做不到啊！

如果韩信性格收敛，那么他能锦衣玉食地过下去吗？很难。韩信的军事才能刘邦是明白的，即使他没了兵权，军中仍有许多旧部。连樊哙见了韩信都十分恭敬，其他将领可想而知。大汉家的天下姓刘，有了这种人物在，那“刘”字大纛还能安稳地在风中飘扬吗？即使韩信性格收敛，他的下场应该也可以预见。功高震主，军心所归。可惜伴君如伴虎。

对于韩信“谋反”一事我觉得值得推敲。

当然，对于太史公治史的态度，我们不该怀疑。太史公吃的是汉禄，而且经过李陵事例后他也看清一些东西。所以即使了解真相，太史公为了完成《史记》，怕也只能让韩信谋反了。从太史公叙述蒯通事件来分析，他是否想借此让后人发现什么呢？也许这正是太史公的高明之处。

韩信的被杀让我想起了古代的将军。

中国古代的将军一般只有两种下场：要么解甲归田，安享晚年；要么被以各种理由杀害，最多的是谋反。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仍在宋朝的天空里回荡，抗金名将岳飞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害于风波亭。有人说这是秦桧干的，但若无皇帝的默许甚至支持，他敢对一个手握重兵的将领下手吗？岳飞太直了，过刚易折。不贪财不好色，这样的人想要什么？当皇帝的不得不思考了。相反，韩世忠们则聪明得多。广置田产，兴修豪宅，与美姬欢乐，这种将领才让皇帝放心。

古代的将军是一把无柄之剑。皇帝用权力为柄，运掌此剑。青锋所指，敌军闻讯而逃。但毕竟此剑无柄，权力也不一定掌控的了，为了不让这把无柄之剑到时伤了自己，他们要么把剑折断，要么用财色让剑生锈。有的将领聪明，用自污的方法，自己生锈，而有的将领，却等着皇帝将其折断。

史记田儋列传读后感网篇六

《货殖列传》是司马迁为先秦和西汉前期著名的工商业者所立的类传，分析了工商业的发展状况，记述了各地经济贸易特点，介绍了著名商人的事迹，阐明了作者的经济观点。《货殖列传》虽然排在《史记》末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商业在那个时代和作者心目中的位置，但肯定了商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必要性、重要性，明确指出了人们追求财富、追求美好生活都是事势的必然，“善者因之”才是最好的方法，字里行间隐藏着诸多迄今为止仍很重要的商道，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启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开篇即指出，《老子》“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式的陈旧观念，已经成为“涂民耳目”、“几无行矣”的陈腐理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于各地物产不同，社会人群也有所分工，因此必须“商而通之”、“商不出则三宝绝”，商业“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商业的重要性。

文章不仅用常见的经济现象揭示出一般的经济规律，“原大则饶，原小则鲜”、“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而且明确指出，经商不是愚者而是智者的行业，“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还赞扬了弃官经商的人，称其为“贤人”，“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给予商人应有的社会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用较大篇幅、用赞赏的口气介绍了范蠡、子赣等人的事迹。范蠡帮助勾践复仇之后，明智地选择归隐经商，“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此所谓富好而行其德者也”。 子赣“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在孔门弟子中“最为饶益”，不仅自己“结驷连骑”、与国君分庭抗礼，受人尊重，而且对孔子扬名天下也提供了很大帮助，属于“得势而益彰者”。 范蠡、子赣均为当时代的精英，在从政、做学问上均有较大成就和建树，两人又同为商界成功人士，在历史上树立起了儒商典范，成为此后我国商界的楷模和榜样。

司马迁写作《货殖列传》，距今已经2100多年，但文章中体现的商业思想和基本原则，大部分是正确的。现代商家如果认真体会和灵活运用，仍然有所裨益。

一要准确研判市场。计然是春秋战国时越国的谋臣，又是一名经济学家、商界理论家。据说，勾践成功复国、范蠡成功经商都是在计然的理论指导下实现的。《货殖列传》大幅引用计然的话，说明审时度势、研判市场的重要性。“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一个成功的商业企业，既要深入调查研究，把握经济大势，掌握行业供求信息，又要系统思考，迅速反应，果断采取行动，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利润。文章引用《管子牧民》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后，论述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多处论及财富的重要性。文章讲到，逐利是人的本性，是推动各行各业发展的动力，“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从“壮士在军”、“赵女郑姬”，到“弋射渔猎”、“医方诸食技术之人”，“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肯定了商人逐利的正当性。作者褒扬了从管仲到曹邴氏等人发家致富的行为。认为管仲在整顿经济秩序，帮助齐国复兴、齐王称霸的同时，自己发家治富，富比君王，是有能力的表现。鲁人曹邴氏“富至巨万”，仍然“父兄子孙约”，定下“俯有拾，仰有取”的家规，也是受人称道，值得世人学习的。

三要勤劳节俭，薄利多销。文中论及商道时，认为勤劳治富是正确道路。一方面讲到，“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赞赏著名商人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的行为，也肯定了郅氏、浊氏依靠磨刀、卖羊肚等小技能、小生意勤劳致富的做法。另一方面，多次强调“廉贾归富”，清廉、不贪一时之利的商人，终归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贪婪的商人居奇惜售，货物滞销，资金周转不灵，所得利润仅为十分之三。薄利多销的商人，财物流通无滞，所得利润可达十分之五。这些道理，直到今日，仍然值得我们学习领会和借鉴实践。

《货殖列传》是一篇传记，但仔细阅读后，能够体会出不少与现代商业理论相一致的观点，对现代商业管理管理具有指导意义。

一要加强成本管理。文章引用谚语述及控制运输成本的重要性，“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多处讲到各地风土人情、物产分布、交通情况，都是在提醒世人，运输成本是影响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文章讲到“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讲到“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牵涉到库存和资金管理问题。在讲述经商致富案例时，讲到一个名叫刀间的商人，特别偏爱收留、使用“奴虏”，“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于依靠这些人的力量发家致富，财产多达数千万。这实际上是一个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案例，涉及到人工成本问题。

二是承认资本经营的合法性。《货殖列传》记述的是秦和西汉前期工商业者的事迹。那个时代，多数上层人家是依靠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显贵于人的，但也有些人是通过工商业积累资本、发家致富，从而跻身上流社会的。作者给这样的人家起了个名，叫“素封”。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咨所好美矣”，可以“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文章不仅认可资本经营，而且肯定了巴郡一个叫“清”的寡妇继承和享用祖上遗产的合法性，指出货币资金的重要性，讲到了“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钱能生钱等道理。

三要重视“实体经济”。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会长期崇尚以农为本，认为依靠农业生产致富为上等，依靠工商业致富为次等。我们不能奢望《货殖列传》在这方面有历史性的突破，但不妨把彼时代的农业比作现时代的“实体经济”，同样有所启发。文中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楚汉相争之际，宣曲一个姓任的富人，准确判断战争将会造成土地荒芜、粮食涨价的形势，在别人争夺金银珠宝的时候，他用地窖储存粮食，然后高价卖出，发了大财。经商发财之后，“富人争奢侈”，而任氏不仅“折节为俭，力田畜”，而且在购置田、畜的时候，“独取贵善”，结果任家“富者数世”。任氏“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在经商致富之后，用农耕本业------彼时代的“实体经济”保家守财，成为民间的表率，甚至受到了朝廷的表扬。

五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货殖列传》，值得细读。

史记田儋列传读后感网篇七

《李将军列传》是史记中耳熟能详的名篇，主角是名垂千古的李广将军。司马迁以饱含深情的笔触，详尽刻画了李广及李家命运的跌宕起伏和悲惨的结局，感慨世事难料与命运的不公，读罢无不令人扼腕叹息。

司马迁最漂亮的是结尾处的评论: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一句话，李广老实人一个，功劳很多但命运多舛，虽未封侯但也被后人所惦记。

一、名为赞誉，实是无声的感叹和无理天问。

细读《史记》，太史公对悲剧人物都有非常高的赞誉，有的甚至言过其实，如后人也有人说，其实李广的功和才能被司马迁夸大了。司马迁有着浓重的悲剧英雄情结。在《史记》中司马迁写了大大小小一共120个悲剧人物。比如英勇无比的楚霸王，命运多舛的李广，怀才不遇投江自尽的屈原，等等。

司马迁为何对悲剧人物会如此情有独衷？我想，这应该从更宽阔的视角去思考，去找答案。

对于悲剧，阿里士多得曾说，“它能够借助于引起人们的怜悯之情和恐惧之情，来使人们的灵魂得到净化和陶冶”，所以至少在西方文艺界中，悲剧是非常重要的题材，最著名的如希腊悲剧。很多人看来，悲剧的重要性远超喜剧。原因是喜剧隐瞒不幸，悲剧让人直面苦难，而人类总体上是悲大于喜。即使在当今社会，科技如此发达，而面对自然灾害等，人类很多时候还是感到无能无力，就遑论古代了。苦难远远多于欢乐，而有时我自己也在想，快乐其实是不存在的，而苦难往往却是乐观事实。

不仅如此，人类看重悲剧，是因为大家看到悲剧的主角其实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恐惧和忧伤。悲剧凸显的是命运对人的操纵和玩弄，但更是人类对命运不桀的抗争。在看到人类的共同命运出现以后，人们就比较不会与别人斤斤计较了。这是悲剧的力量！

同样，太史公在悲剧中表现了崇高的人对于命运的抗争。即使命运不可战胜，但人的意志同样是不可屈服的，需要通过主观努力来抗争。李广就是这样一位典型，尽管结果未隧人愿。李广早年赋闲在家无所事事，也不忘时常练习武艺，随时准备披甲上阵，为国分忧。一旦有机会，就会努力去争取。虽然未能功成名就，但却败犹荣啊，犹为值得尊敬。鲁迅先生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大概说的就是这样一些人物。

二、李广难封缘数奇？

成功=才能+命运。才能是必要条件，命好是充分因素。一般而言，人生的四种结局:1)才能和机会都俱备。功成名就，衣锦还乡。2)有才能与机会，怀才不遇，壮志难酬。3)没才能过才能一般，但贼多机会。也能成功。而史记中的很多人，虽然才能平平，但命很好，最后得以封侯，位列九卿。如前面提到的张丞相、周昌、申屠嘉等人，还有公孙弘，司马迁说“行义虽修，然亦遇时”。4)没才能又没机会，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却是很多芸芸众生的现实。

唐代诗人王维说“卫青不败由天命，李广难封缘数奇。”所谓数奇，就是俗称的命不好。纵观李的一生，并非没有机会，但总是事与愿违，无功而返，与成功擦肩而过。

李将军的悲，提到最多的恰恰在于“不遇时”。从汉文帝十四年至汉武帝元狩四年，李广历经三朝，从军四十七年，大小七十余。文帝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文帝真是一语成谶啊。第二次，漠北之战前，李广曾主动请战于汉武帝，武帝以为他命运不好没有同意。但是在李广的再三请求下武帝才勉强同意。而武帝之所以认为李广“数奇”，也是由于李广战绩之不堪所导致的。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大的偶然性。

第三次，汉武帝元光六年，四路大军出塞。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各帅一路，每军一万人。本来这次出塞，四个人都有机会靠优异的成绩获得主帅的位置。但是运气和个人素质让四个人遇到了不同的情况。公孙贺在塞外旅游一圈，无功而返。公孙敖遇到匈奴一部主力，损兵七千。李广最倒霉，遇上了更大的匈奴单于主力，不仅兵败而且被俘。后来靠个人的机智和勇武才逃脱。卫青的运气和战略眼光都很好，长途奔袭，端了基本不设防的匈奴圣地龙城。所以有人认为，名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中的飞将，并不是指李广，而是指卫青。

李广参加的最后一次大战役，卫青已经是主帅了。因为受武帝嘱咐不能用李广为先锋，也为了给新失侯的好友一个立功机会，卫青拒绝了李广担任前锋的要求，而令其侧路袭击。但是李广的坏运气再次发生作用，他居然迷路了。这时的李广已经六十多岁了，自己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参加大型战役了。不仅没立成功封成侯，还要面对军法处那些笔杆子的羞辱。绝望加羞耻，致使他引刀自刭，一代悲情名将就此陨落。

但细想一下，李广在与匈奴对阵时，很多时候都阴差阳错，未能立功，但在追逐射雕手、被俘后设计逃脱等方面并非数奇，只不过谢谢场景都与立功无关，很多的是体现李广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

三、究竟是什么导致李广难封？

除了数奇这个因素，究竟还有哪些因素，导致李广难封？

第一，功不够。西汉封侯标准有以下几点：1)捕斩敌军重要首领：如王、相、将军、阏氏等；2)斩敌千级以上；3)在战斗中为夺取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4)父亲在战斗中做出重大贡献，儿子可以获封侯。所以说卫青儿子身在襁褓得以封侯，是沾了父亲战功赫赫的光；而霍去病17岁获封冠军侯，更是因其一战成名，仅首战就斩敌2028人，还多次俘虏匈奴的王、相、将军。所以说他们获封都是符合西汉的封侯标准的，而非是倚仗外戚的身份和汉武帝的偏爱。再以李广的平生战绩对照此标准：李广在文景两朝主要负责的是对匈的防守工作，而武帝时的五次主动出击战中却以三次未遇敌和二次覆没告终。纵观李广在七十余战中的表现，虽然是英勇无双，对敌人有极大的震慑作用，但均是歼敌不够，也未能俘获敌方重要首领，甚至还有不少败绩，没有封侯达到资格。

而汉高祖刘邦曾与群臣杀白马盟誓“非刘不王，非功不侯”，这对整个汉朝历史的约束是极大的，司马迁与李广相似的人生经历，使他对李广极为同情，为他单独列传，突出了李广的英勇善战，才华横溢，然而对战功却大多用“杀首虏多”等模糊语言表述，而李广无有大功，是终其一生不得封侯的重要原因。

第二、上错船。景帝时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当时李广任骁骑都尉，随从太尉周亚夫反击吴、楚叛军，在昌邑城下夺取了敌人的军旗，立功扬名。这本是李广封侯的最佳机会，可是李广却私自接受梁孝王的将军印信，回朝后，朝廷没有对他进行封赏。梁孝王是汉景帝的政治竞争对手，梁孝王甚至一度通过窦太后逼文帝传位于他，要不是窦婴及时阻止，文帝很难下台阶。梁孝王此举不过是希望李广能支持他争夺帝位，李广竟糊涂到接受他的将军印信，汉景帝不处罚他实已十分仁慈了。

第三、不迎上。汉武帝希望开疆拓土，本身更喜爱青年将领担当大任。汉武帝前中期很喜欢卫青，封他做大将军，为军政最高统帅，而当霍去病涌现出来后，卫青就被汉武帝冷落了。而李广多次出战匈奴无有胜绩，还有全军覆没被生擒的历史，以至于最后每次有人向汉武帝举荐李广，汉武帝都不确信李广的能力。

第四、气度窄。李广在家闲居时，曾有一天外出打猎，和别人一起在田野间饮酒。回来时走到霸陵亭，霸陵尉喝醉了，禁止李广通行。李广的随从说：“这是前任李将军。”亭尉说：“现任将军尚且不许通行，何况是前任呢！”便扣留了李广，让他停宿在霸陵亭下。没过多久，匈奴入侵。于是天子就召见李广，任他为右北平太守。李广随即请求派霸陵尉一起赴任，到了军中就把他杀了。

我们不清楚李广要杀霸陵令的理由，因为客观上人家是忠于职守，虽然主观上可能有趋炎附势的心态，但也不至于要诛杀的地步。在这一点上李广与韩安国和韩信相比，都差太多。

话说一次韩安国因犯法被判罪，蒙县的狱吏田甲侮辱韩安国。韩安国说：“死灰难道就不会复燃吗？”田甲说：“要是再燃烧就撒一泡尿浇灭它。”过了不久，梁国内史的职位空缺，汉朝廷派使者任命韩安国为梁国内史，从囚徒中起家担任二千石级的官员。田甲弃官逃跑了。韩安国说：“田甲不回来就任，我就要夷灭你的宗族。”田甲便脱衣露胸前去谢罪。韩安国笑着说：“你可以撒尿了！像你们这些人值得我惩办吗？”最后友好地对待他。宰相肚里能撑船啊！

即使同为武将，韩信也无李广不同。韩信落魄时，淮阴屠户中有个年轻人侮辱韩信说：“你虽然长的高大，喜欢带刀佩剑，其实是个胆小鬼罢了。”又当众侮辱他说：“你要不怕死，就拿剑刺我；如果怕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于是韩信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低下身去，趴在地上，从他的胯下爬了过去。满街的人都笑话韩信，认为他胆小。后来韩信召见曾经让自己受胯下之辱的年轻人，任用他做了中尉。

第五、爱冒险。李广武艺超群，英勇过人，却爱逞匹夫之勇，做为将军，经常一个人冲上去与敌人拼杀，置大军于不顾，经常与部下失去联络，另外，李广带兵习惯率性而为，军纪不严，对作战没有策略和部署，只是一味冲杀，所以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多次看到李广在战役中凭借自身的好武艺和好箭法击退敌人，却看不到他统领军队集体作战的描述。比如，李广射箭的确无人能及，但他的办法是，见到敌人逼近，不在几十步之内，估计射不中就不发，一发箭敌人立即应弦倒下。因此，他带兵出击多次被围困受辱，射猛虎也被虎扑伤。

李广非常自负。他在镇守陇西时，公孙昆讶向皇帝哭诉说，“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

所以，无论是逞勇退匈奴神雕能手，还是射石博虎，或是被俘后夺骑逃脱，都是如此。作为一名军人，李广无疑是杰出的，但作为统帅，或许是不够优秀的。

第六、杀已降。有一次，李广曾与星座大师王朔谈及自己未能封侯的原因，李广自己说:“我过去做陇西太守时，羌人曾经反叛，我诱降了他们，投降的有八百多人，我用歁诈的方法在一天里把他们杀死了。直到现在最悔恨的只有这一件事。”王朔说:“罪祸没有比杀投降的人再大的了，这就是将军不能封侯的原因。”

第七、不转型。无法适应从被动防御到主动进攻的转变：文景时期，李广正值能征惯战的年岁，经常打出以少胜多的漂亮战役，但当时西汉的国力尚不足以支持大规模的对匈奴作战，所以李广的用兵主要是以防守为主，难以建功。而到了武帝时期，西汉历兵秣马主动进攻匈奴时，李广难以适应大规模骑兵作战，习惯了阵地战的李广也难以适应长途奔袭，伺机杀敌的新型战法，所以败多胜少。在最后一次漠北大战中竟然迷路，说明李广不适合草原作战，而同期的卫青、霍去病多次出击匈奴从无迷路，而且每次都有战功，差别显而易见。

四、爱兵如子，带军有方，却败多胜少。

大家怀念李广，其中一个因素是李广爱兵和别具一格的带兵方法。

比如，李广很廉洁，得到赏赐常常分给部下，饮食与士卒在一起。李广一生到死，任俸禄两千石的官四十余年，家里没有剩余的钱财。李广带兵，每到缺粮缺水的地方，士卒不全喝过水，他不到水边去；士卒不全吃过饭，他不吃饭。他待人宽厚不苛刻，士卒因此爱戴他乐于为他出力。

另外，李广带兵自有一套。他和程不识从前都任边郡太守并兼管军队驻防，到出兵攻打匈奴的时侯，李广行军无严格队列、阵势，靠近水草丰盛的地方驻扎军队，停宿的地方人人都感到便利，晚上也不打更自卫，幕府简化各种文书簿册，但他远远地布置了哨兵，所以不曾遭到过危险。程不识对队伍编制、行军队列驻营阵势要求很严格，夜里打更，文书军吏处理考绩等公文簿册毫不含糊，甚至通宵达旦，军队得不到休息，但也不曾遇到危险。

程不识说：“李广治军简便易行，然而敌人如果突然进犯，他就无法阻挡了。而他的士卒倒也安逸快乐，都甘心为他拼命。我的军队虽军务繁忙，但敌人也不敢侵犯我。”那时，李广、程不识都是汉朝边郡名将，但匈奴害怕李广的谋略，士兵也大多愿跟随李广，而以跟随程不识为苦。

但是，结果却正如司马光评论的那样，“效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作为一名军人，如果最终无法取胜，也是最大的悲哀。人说“慈不带兵”，李广的确做到了，但却也没有给下属创造很多升官加爵的机会。但不论如何，在封建时代，将军能够如此体惜和平等地对待士兵，是难言可贵的啊！

五、封与不封，其实结果都一样。

如果说难封是李广一个人的不幸，而他们李家有的封侯，结果还不如李广。李广大儿子、二儿子都比李广死的早，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李广经历过。李广弟弟李蔡才能声望不及他，但靠自己努力，也终于挤进丞相行列，只是后来犯罪，被责令自杀。李广自己难封，也被迫自杀。

小儿子李敢，为父报仇，打伤卫青，虽未被卫青追究，但却被霍去病故意设计射死，汉武帝也没有追究，仅作为一桩“鹿撞死事故”草草息事宁人。孙子李陵跟随貳师将军李广利进攻匈奴。敌不寡众，弹尽粮绝，被俘。单于爱才，将女儿嫁给李陵。结果被当朝视为“汉奸”。满门抄斬，李家声名自此败坏。过去凡在李家门下做过宾客的，都为李陵事感到羞耻。司马迁为李陵说一句公正话，也惨遭宫刑。

但其实，李家精忠，不亚岳武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不信，后来唐朝李渊和李世民都追李广李敢为先祖，此为后话。

封侯者，未必善终，未丰者，却活在历史中。

史记田儋列传读后感网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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