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读乡土中国有感网 读乡土中国有感(实用12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读乡土中国有感网篇一

这是一整部论述性的作品，从前对于“书”的印象是里面有许多故事，是有情节的。如今是头一次接触论文式的书，本就陌生说理，读起来确实吃力。它的每句话都是要理解的，因此，只有在平心静气时用最冷静的思维才读的进去。我个人认为对于这样的书只读一遍是收获不够的，有读了一遍前几章，发现了其中的框架，也能结合整本书分析作者的写作意图，句中要表达的意思，因此，对于现在初级水平的我，对于书中一切只能算作浅谈。

佩服书中的说理，文字在乡下是否有作用本就很难论说，但作者通过将城里教授的孩子和乡下孩子对比清晰地让人理解：城里人只熟悉城里的事物，正像乡下人只熟悉乡间一样，乡下人会在城里因为无知受到嘲笑，城里人同样也会在乡下遇到不认识的事物，虽然没人嘲笑他们，但说彼此“愈”确实没有根据。城里孩子学得好成绩高，但捕蚱蜢不如乡下孩子，这都是平等的，文字在乡下不如在城里普及就像城里人不懂农家知识一样是很自然的。于是要想文字下乡，文字在乡下也起到了作用，就要加快转型，充分而有力。

无论是根据书中论述，还是从实际出发，中国都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国家，一个淳朴敦厚，有着黄土一般品德的国家。中国人自身带着几分“土气”，沉稳，老实，没有心计，中国人是含蓄的，他们面对困难，首先想到的是“克己”，这种传统在乡土社会中继承，传承至今。

曾经的乡土社会已经不复存在，正逐渐向着“浮士德式发展”。在当今中国，许多新型思想冲击着就有的传统，这是乡土社会面临的机遇，保持就有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吸收新的文化，加快转型，这是当务之急。

按照作者对礼治的定义，中国社会仍是礼治的社会，和谐社会，一直被奉为主流，道德与法律相协调。平常的生活中很少涉及触犯法律的事，正是由于礼治思想的准绳约束着，法律只是现代社会的标志，肃然也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却不如道德观念深入人心。作者认为人治有时能取得不治而治的效果，这正是人治有着“悬疑丛与”“罚疑从去”的灵活功能。

总体看来，中国人是安土重迁的，是由道德维系的，是有秩序的，中国人的观念深入日常生活，随处总想播种，仅用一句“我”辨别身份，诸多细节，充斥着生活。作者说这本书算不得是定稿，也并不能说是完稿，很有道理额。它记录了一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指引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更提醒着我们明确自己的身份像土一般。

读乡土中国有感网篇二

读了费先生的《乡土中国》，我深有感触。一方面，我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几乎都是在乡土或者类似于乡土的环境中度过的，所以我就是一个地道的乡土中人;另一方面，这本书写于20世纪40年代末，到此刻已有60多年的时间跨度了，而这60年来，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乡土此刻怎样样了?中国是不是还是一个乡土中国?费先生的乡土理论是不是还适应此刻的中国?这些问题都让我充满了兴趣。

在我看来，本书开头应当是注重写中国的乡土，后面多转化为写乡土的中国。中国的乡土自有其特点，而中国也的确带有浓浓的乡土味。直到此刻，这种味道也还处处可闻。

中国此刻的乡土状况如何呢?我没有做过有用的调查，不敢妄语。官方的说法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加快。这未免有失精细，我姑且以我的家乡为例吧，这情景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平时在村里，最有感触的便是孩子少了，减了不少热闹。村中的老人过世的也多了。让人不好意思的是许多村里的小孩竟也叫不上名来，不少新媳妇也不认识了，真有一点物是人非的感觉。每一天早晨都有幼儿园的车来，上初、高中的孩子也经常不回家，更别说大学生了，这就让长老权利的施行大打折扣。有一次，我们村长让我抄一份关于家庭收入的文件，其中确有十之二三的家庭以外出务工为主要的收入来源，成为农民工。以上所述也应当是大多数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状况了，这当然与费先生所在的那个年代的乡村不一样了，然而虽然有这么多的变化，土地依然是村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对于每一个乡土中人来说，土地是亲切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密切的，所以乡土本色毕竟是维持住了。

说道文字下乡，其实是知识下乡，费先生说仅有等到乡土性的基层变化了，文字才能下乡。而今的社会变迁如此之大，以至于包括我在内的农村孩子都出来找知识了，同时，知识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乡下传播开来，手段多样化、快捷化，容量巨大以至于超出了村民的理解本事。比如有线电视的普及，当孩子们不在家的时候，大人们只看本省的几个常看的节目。

当我们把视线从乡下转移到整个中国社会，我们便会发现这的确是一个乡土的中国，费先生提到两个概念——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谈到西方人的团体意识和他们那象征着团体的神，着重讨论了中国社会的乡土特性。我自我的看法是中国和西方在那个年代并没有在一个水平线上。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西方却早已步入资本主义社会，早先以放牧为主的欧洲人进入资本主义礼貌，而后剧烈的社会变革彻底确立了团体格局，而中国一向已农经济为主，受儒家“克己复礼为仁”的封建思想影响数千年，在物质上的自我自足决定了意识上的自私，一味克己，埋头为自我的修养和前途而独自寒窗，闭门造车，悬梁刺股也须自我动手，很少有合作而取得的成果。孟子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句话道出了差异的客观存在性。克己的发展会导致差异，费先生的圈子理论可谓恰当，每个人周围都会构成一个圈子而不管你情愿不情愿，这大大小小的圈子以一个“己”为中心，这让我想到“找熟人”这个词。

大大小小的圈子就像一个个势力范围，有其众多的依附者，而圈子也难免重叠，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可避免的复杂化，而这重叠区也是最繁忙的一处了。就拿我在开学时经历的申请贷款事件为例吧，许多事情是要排队来办的，但排不了多久就眼看着没有必要了，几个装模作样的人和那些有模有样的工作人员寒暄几句，工作的严肃立刻就荡然无存了，他们要办事也就成了。这真是谁的关系网大，谁才能够捕上鱼。其它人没有这种所谓的关系，又没有队可排，几次来都无功而返，怨怒不已。但也只能站在教育局门口没有目的地等，这也确实好笑，算得上是一种奇观了。也有一种现象是一个人突然失势，他的圈子遽然缩小，和别的圈子的联系断裂或者被圈进了其他更大的圈子，至于一段时间后没人理他，这也显得很正常了，这也许便是中国为什么经常有人抱怨世态炎凉的原因了吧。

随后费先生在家族和男女有别这两章里提到了两种文化模式——阿波罗式和浮士德式。根据我的理解，前者的文化特质是确定，而后者是运动，从于主流文化的应当是后者，但我却赞成前者的一些观点，像“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整的秩序。”虽然概念上的无知给了我很大的麻烦，但我始终是坚持一种观点的，即我认为未来首先是确定的，其次是可预测的。我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物质及其运动真实存在，并创造了一切，时间和空间只是为了方便描述而定义出来的，是无所谓有无的。物质的运动是可知的，尽管这有很大的困难，但当这一合理真实存在时，未来就已经确定了。打个简单的比方，当你扔出一个苹果时，在那出手的一瞬，有初速度和抛射角，所以还没等苹果落地，你已经能够计算出它落在哪里了。同理，如果明白所有物质的运动状态，未来就可预知了。回过头来才明白扯很远了，然而也的确很趣味。我是同意费先生的许多观点的，中国家庭的一贯的单子的差序格局传统隔断了夫妇之间横向的联系，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劳动量和所劳动的重要性规定了劳动者的地位，男性日益占主导地位，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也就男女有别了。

和谐社会今年来是主流的理念。在文化方面，这首先需要道德与法律的和谐，恩威并重才能不失方寸。类似于费先生的人治与法治，法律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乡土的中国的许多很好的传统也同样不可忽视，费先生说有时人治能够取得不治而治的效果，这对于法治来讲是很梦想的，也值得我们借鉴。而两者的和谐的确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

我也对费先生的“无讼”观点深有体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知识的普及，“打官司”这一名词在乡下很受争议。我这儿刚好有三次亲身的经历能够很好的说明这一现象。大约在五六年以前，我家发生一次意外事故，和村里的另一家有关，但当时双方都没有研究诉诸法律，最终在村里几个有威望的老人的协调下私了，而我们两家至今也还都和气。另一件发生在大约二三年前，和我的一个亲戚有关，他们两家由于在采石场上的利益而发生争执，后果很严重，反复协调不得私了。最终争到法庭，我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去看了。我们方是有理的，在道德上有利于我们，但这种有利在法律上却不能坚持，于是双方争吵很激烈，这方“说理”，另一方“道法”，以至于法官不得不几次暂停审理。最终的一件事发生在我们村上，是今年暑假时的，双方发生了一点小事，但第二天就有一方收到了警察的罚款，互为邻居的两家从此形同陌路。无论是巧合还是必然，总是有这么一个趋势的，无讼的状况正在悄然改变，这正如费先生预料的那样：仅有在社会秩序和思想观念上进行一番改革，法治秩序才能建立，而如今这种改革很大程度上已成事实，这个过渡也就理所应当了。

四个权力的观点给我了很大启示，在封建社会的乡村仅有默许的长老权利，推行的是一种无为政治，而我学过的知识说这种政治是一种残酷剥削的政治，我认为这其实是同样的意思，长老权利的极端发展造就了封建社会，从家长制到君主制，从父子到君臣。社会上开始构成两大对立阶级，与其说是地主剥削农民，还不如说是农民适应了这种被剥削。长老权利的恶行膨胀得到遏制，封建社会也就成为过去了。

读到血缘与地缘这几张章，我更加明白了三峡工程的所有问题中为什么移民最难，乡土人安土重迁啊，谁愿意在异地长久地做客人，几世几代被人说成是外乡人。另外以一个感触是一句“钱上往来不要牵涉亲戚”，仔细想来，我们村陆续开的几个小卖部还真大多是所谓的“外乡人”办的。但讲到学生聚餐等事上大多实行aa制，因为面子总是得用经济条件去撑，这一过程是痛苦的，我是听到很多人的抱怨的，所以理智开始纠正感情上的“错误”，这也是社会的一个大转变，这一理性方向上的转变同时也体此刻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上，变化是巨大的，以至于费先生的预测几乎是事实了。名实的分离到处都是，要营养不要味觉，需要规范了欲望，但不否认的是传统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样一个乡土性的社会依然将长期坚持她的人情味。这一套乡土理论也就显得极其重要，将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极富指导意义。

读完这本书，我发此刻重刊序言和后记中有一句同样的话：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这句话的确很到位，理论创新永远不会有完稿，甚至不会有定稿，人的一生应当有不断探索的精神。费老这种孜孜不倦的理论创新精神和求质求真、舍生忘死的实践探索精神也深深打动了我，他那谦虚、认真、务实、敢于向未知领域进军的学术精神也教育了我，于是我想借费老的话结尾：这不算是完稿，也不能算是定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

读乡土中国有感网篇三

书并不长，但读得很慢，通常一句话要读上个两三遍，再联系上下文，中间还不妨恍神发呆。语言有些晦涩，许多地方依然一知半解，但一本书下来，终是学到了些。

作者似乎一直在比较，不论是一种概念、一种名词，亦或是一篇论文，围绕着对立面来比较，亦如城与乡，西与中。这让我在那些晦涩的语言中，可以得到一丝明晰的脉络。

乡土中国，用作者的话说，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搞清楚乡土中国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中国社会。书中一共汇集了十四篇小论文来阐述这个概念。

“乡”给我们的印象永远是亲切的，每次从异地归来不都用“归乡”二字来形容吗？有人说乡下人“土”，但作为乡下人的我们从来都是以“土”为骄傲的，就像作者在书中说的那样：‘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中国是农业大国，而成就这样一个国的便是那些“乡下人”，于是土与人之间形成的那一道深深的羁绊一直影响着世世代代。土地养育了人们，人们维系了土地，所以人们对土地的诚挚就不仅表现为种植，而且还投入了情感。走不出与进不入的乡土就这么形成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乡村采取自然而然的自治。

血缘、地域、文化和伦理道德往往在乡下人眼中比金钱等浮华的东西看得要重。作者其中一篇论文《无讼》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无讼源于《论语》：“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简而言说，就是人们在发生纠纷时不主张利用诉诸法律来解决问题，而是利用传统的伦理道德等观念来调节协调。在文章中作者也指出了许多小例子，比如在乡下，人们以诉讼为家族之耻，而讼师则为一个讨不到媳妇的职业。这与我们今天的现象完全不同，在法律至上的今天，讼师也就是律师是一个被认为不可或缺且高尚的职业，经常被各种大妈们冠以好女婿的称号。

如果说乡土是中国社会中的一种体系，那么我们今天生活着的社会有些类似于西方但又掺杂着乡土的传统。而我们便是置身于这样一种环境之下。既不似西方的那种干捆柴式又不似中国乡土的涟漪式，这种奇怪的社会结构也就造成了现今人们对待一些社会问题的冷漠与情感的缺失，变得患得患失，矛盾不堪。

提到这儿就不得不说到作者提出的一个名词——差序格局，一种发生在乡土间以人的距离远近来判断人际关系的格局。造成的因素有很多，血缘的远近，地域的远近……但其实，维系这些最根本的因素，便是土地。人们由于土地相依相生，由于土地相争相斗，要不“斗地主”如何而来？这个土地可以是实在的土地，也可以是象征意义上的，它代表了人们的根、人们的源。随着时代变迁，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下人涌入城镇，城镇逐渐饱和，村落逐渐稀少，我想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这句话用在这里十分合适。在中国的城市，人际关系完全不能靠差序格局来描述。住十年的房子，对于自己的邻居却毫无了解，也不能像在乡下那样，走亲串巷，人们都知根知底。在这个由钢筋水泥筑建的环境下，人们也渐渐消除了涟漪，而组群分明了。

再举个特殊的例子吧，也是我觉得即使是在城市中的中国人也回归乡土社会的一种表现：就是春节。在这个对于中国人可以说最重要的节日里，不论多么严谨刻苦的人都会放下手边的事，去享受春节所带给自身的劳累，而且还乐此不疲。每到除夕之际，各家各户都要忙碌起来，为大年三十做好准备。采办年货、洒扫庭除、祭五脏庙等等，还不忘记把封尘已久的微信群搜出来抢红包。在这期间，人们所有的烦恼好似都忘掉了，都洋溢着微笑和喜悦，这大概就是春运大迁徙和大拥挤出现的缘由吧。尽管人再多，归根的心比初一的“旺火”还热烈。所谓乡愁，不过如此。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

读乡土中国有感网篇四

读了费先生的《乡土中国》，我深有感触。一方面，我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几乎都是在乡土或者类似于乡土的环境中度过的，因此我就是一个地道的乡土中人;另一方面，这本书写于20世纪40年代末，到现在已有60多年的时间跨度了，而这60年来，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乡土现在怎么样了?中国是不是还是一个乡土中国?费先生的乡土理论是不是还适应现在的中国?这些问题都让我充满了兴趣。

在我看来，本书开头应该是注重写中国的乡土，后面多转化为写乡土的中国。中国的乡土自有其特点，而中国也的确带有浓浓的乡土味。直到现在，这种味道也还处处可闻。

中国现在的乡土状况如何呢?我没有做过有用的调查，不敢妄语。官方的说法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加快。这未免有失精细，我姑且以我的家乡为例吧，这情况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平时在村里，最有感触的便是孩子少了，减了不少热闹。村中的老人过世的也多了。让人不好意思的是许多村里的小孩竟也叫不上名来，不少新媳妇也不认识了，真有一点物是人非的感觉。每天早晨都有幼儿园的车来，上初、高中的孩子也经常不回家，更别说大学生了，这就让长老权利的施行大打折扣。有一次，我们村长让我抄一份关于家庭收入的文件，其中确有十之二三的家庭以外出务工为主要的收入来源，成为农民工。以上所述也应该是大多数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状况了，这当然与费先生所在的那个年代的乡村不同了，然而虽然有这么多的变化，土地依然是村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对于每一个乡土中人来说，土地是亲切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密切的，所以乡土本色毕竟是维持住了。

说道文字下乡，其实是知识下乡，费先生说只有等到乡土性的基层变化了，文字才能下乡。而今的社会变迁如此之大，以至于包括我在内的农村孩子都出来找知识了，同时，知识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乡下传播开来，手段多样化、快捷化，容量巨大以至于超出了村民的接受能力。比如有线电视的普及，当孩子们不在家的时候，大人们只看本省的几个常看的节目。

当我们把视线从乡下转移到整个中国社会，我们便会发现这的确是一个乡土的中国，费先生提到两个概念——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谈到西方人的团体意识和他们那象征着团体的神，着重讨论了中国社会的乡土特性。我自己的看法是中国和西方在那个年代并没有在一个水平线上。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西方却早已步入资本主义社会，早先以放牧为主的欧洲人进入资本主义文明，而后剧烈的社会变革彻底确立了团体格局，而中国一直已农经济为主，受儒家“克己复礼为仁”的封建思想影响数千年，在物质上的自己自足决定了意识上的自私，一味克己，埋头为自己的修养和前途而独自寒窗，闭门造车，悬梁刺股也须自己动手，很少有合作而取得的成果。孟子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句话道出了差异的客观存在性。克己的发展会导致差异，费先生的圈子理论可谓恰当，每个人周围都会形成一个圈子而不管你情愿不情愿，这大大小小的圈子以一个“己”为中心，这让我想到“找熟人”这个词。大大小小的圈子就像一个个势力范围，有其众多的依附者，而圈子也难免重叠，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可避免的复杂化，而这重叠区也是最繁忙的一处了。就拿我在开学时经历的申请贷款事件为例吧，许多事情是要排队来办的，但排不了多久就眼看着没有必要了，几个装模作样的人和那些有模有样的工作人员寒暄几句，工作的严肃立刻就荡然无存了，他们要办事也就成了。这真是谁的关系网大，谁才可以捕上鱼。其它人没有这种所谓的关系，又没有队可排，几次来都无功而返，怨怒不已。但也只能站在教育局门口没有目的地等，这也确实好笑，算得上是一种奇观了。也有一种现象是一个人突然失势，他的圈子遽然缩小，和别的圈子的联系断裂或者被圈进了其他更大的圈子，至于一段时间后没人理他，这也显得很正常了，这也许便是中国为什么经常有人抱怨世态炎凉的原因了吧。

随后费先生在家族和男女有别这两章里提到了两种文化模式——阿波罗式和浮士德式。根据我的理解，前者的文化特质是确定，而后者是运动，从于主流文化的应该是后者，但我却赞成前者的一些观点，像“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整的秩序。”虽然概念上的无知给了我很大的麻烦，但我始终是坚持一种观点的，即我认为未来首先是确定的，其次是可预测的。我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物质及其运动真实存在，并创造了一切，时间和空间只是为了方便描述而定义出来的，是无所谓有无的。物质的运动是可知的，尽管这有很大的困难，但当这一合理真实存在时，未来就已经确定了。打个简单的比方，当你扔出一个苹果时，在那出手的一瞬，有初速度和抛射角，所以还没等苹果落地，你已经可以计算出它落在哪里了。同理，如果知道所有物质的运动状态，未来就可预知了。回过头来才知道扯很远了，然而也的确很有趣。我是同意费先生的许多观点的，中国家庭的一贯的单子的差序格局传统隔断了夫妇之间横向的联系，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劳动量和所劳动的重要性规定了劳动者的地位，男性日益占主导地位，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也就男女有别了。

和谐社会今年来是主流的理念。在文化方面，这首先需要道德与法律的和谐，恩威并重才能不失方寸。类似于费先生的人治与法治，法律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乡土的中国的许多很好的传统也同样不可忽视，费先生说有时人治可以取得不治而治的效果，这对于法治来讲是很理想的，也值得我们借鉴。而两者的和谐的确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

我也对费先生的“无讼”观点深有体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知识的普及，“打官司”这一名词在乡下很受争议。我这儿刚好有三次亲身的经历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一现象。大约在五六年以前，我家发生一次意外事故，和村里的另一家有关，但当时双方都没有考虑诉诸法律，最终在村里几个有威望的老人的协调下私了，而我们两家至今也还都和气。另一件发生在大约二三年前，和我的一个亲戚有关，他们两家由于在采石场上的利益而发生争执，后果很严重，反复协调不得私了。最后争到法庭，我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去看了。我们方是有理的，在道德上有利于我们，但这种有利在法律上却不能保持，于是双方争吵很激烈，这方“说理”，另一方“道法”，以至于法官不得不几次暂停审理。最后的一件事发生在我们村上，是今年暑假时的，双方发生了一点小事，但第二天就有一方收到了警察的罚款，互为邻居的两家从此形同陌路。无论是巧合还是必然，总是有这么一个趋势的，无讼的状况正在悄然改变，这正如费先生预料的那样：只有在社会秩序和思想观念上进行一番改革，法治秩序才能建立，而如今这种改革很大程度上已成事实，这个过渡也就理所应当了。

四个权力的观点给我了很大启示，在封建社会的乡村只有默许的长老权利，推行的是一种无为政治，而我学过的知识说这种政治是一种残酷剥削的政治，我认为这其实是同样的意思，长老权利的极端发展造就了封建社会，从家长制到君主制，从父子到君臣。社会上开始形成两大对立阶级，与其说是地主剥削农民，还不如说是农民适应了这种被剥削。长老权利的恶行膨胀得到遏制，封建社会也就成为过去了。

读到血缘与地缘这几张章，我更加明白了三峡工程的所有问题中为什么移民最难，乡土人安土重迁啊，谁愿意在异地长久地做客人，几世几代被人说成是外乡人。另外以一个感触是一句“钱上往来不要牵涉亲戚”，仔细想来，我们村陆续开的几个小卖部还真大多是所谓的“外乡人”办的。但讲到学生聚餐等事上大多实行aa制，因为面子总是得用经济条件去撑，这一过程是痛苦的，我是听到很多人的抱怨的，所以理智开始纠正感情上的“错误”，这也是社会的一个大转变，这一理性方向上的转变同时也体现在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上，变化是巨大的，以至于费先生的预测几乎是事实了。名实的分离到处都是，要营养不要味觉，需要规范了欲望，但不否认的是传统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样一个乡土性的社会依然将长期保持她的人情味。这一套乡土理论也就显得极其重要，将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极富指导意义。

读完这本书，我发现在重刊序言和后记中有一句同样的话：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这句话的确很到位，理论创新永远不会有完稿，甚至不会有定稿，人的一生应当有不断探索的精神。费老这种孜孜不倦的理论创新精神和求质求真、舍生忘死的实践探索精神也深深打动了我，他那谦虚、认真、务实、敢于向未知领域进军的学术精神也教育了我，于是我想借费老的话结尾：这不算是完稿，也不能算是定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

读乡土中国有感网篇五

时常看到历史的书籍里会讲到很多家族的长者坐在一起召开长老会议，并选出德高望重的人代理村里的事物。

在乡村里，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众多的事物都会和家族发生关系，都会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着。如果事情小，夫妻二人就可以解决，但若事情大了，全族的人都会干涩进来。在家族里，最有威望的就是族长，他代表家族的形象与利益。而当家族与家族之间发生利益关系时就需要长老的协调，长老一般不止一个，他们总是由各个家族的长者组成。长老处理各种纠纷既不是依靠权利，也不是凭借大家的协商同意而产生的效力。他们主要依靠仁礼道德来管教人们!他们依靠传统的约束!所以他们总是很重视教化的实施。但这就不得不产生一个问题，传统的东西也有过时的时候。这时应该怎么办呢?反对吧。长老领导下的礼制社会是不允许反对的!于是，在现实的社会中，新生的年轻人既然没有能力去反对传统的东西，但他们可以选择是积极地执行还是消极的对抗。这也就产生了书中所说的“名实的分离”。

这所有的一切是在西方社会所不能看到的。西方拥有议会的传统，他们更多的是同意的权利，只要同意形成的机构不能满足大多数同意者的意愿，机构就有被反对推翻的可能。他们的行事原则主要依靠法律的约束，他们要求执法者依法而治。

在读《乡土中国》的时候，有个词在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那就是“原生家庭”。原生家庭算是一个舶来词，特指父母的家庭，与之相对应则是新生家庭，也就是夫妻自己组建的家庭，新生家庭并不包括夫妻双方父母，而这则与中国传统观念是相悖的。

费老在《乡土中国》的《家族》一文中指出：“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也就是说，中国的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的区分是模糊的，在一定程度上新生家庭仍然依附于原生家庭，无法完成与原生家庭的割裂。“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费老如是说。

不可否认，原生家庭与新生家庭融合成为一个“大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生活、养育等事务上的配合协作，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沟通，但也不可避免出现种.种摩擦，最重要的是在原生家庭的持续影响下新生家庭无法真正实现经济、人格、思想上的独立。在我国历代文学作品中，总是喜欢描绘主人公在失去双亲后马上懂事、肩负责任的故事，但现实情况是大部分人终其一生也无法彻底“断乳”。

“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费老并没有明确说中西两种家庭关系何为优劣，但可以看出他希望被固化的中国传统家庭能够做出些许改变。

近日读了费孝通先生所著的《乡土中国》一书，确实是触动很大。书中对当时乡村社会的剖析不仅是深入浅出，对于今日我从小生活成长的乡村，竟然也是多有贴切之处，当真是令我感受深刻。因此，读完这本书我还真的有些零碎的感受可以简单地串联起来。

我认为，乡村社会的种种特点都能由费孝通先生总结出的乡土本色推论而出。就好像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乡土本色”便是整本书的不易之本。而这个乡土本色就是——熟人社会。

我们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所以我们的祖祖辈辈，尤其是乡下人特别重视土地。因为，乡下人都是向土地求生存，与土地发生着更为直接的联系。游牧民族尚可以逐水草而居，土耕文明却是离不开土地。

只要靠农业谋生的人扎下根来，他们就不会也没必要离开这片土地了。“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是对乡下人生活的最好写照。于是，当经过了一代代人的生老病死，人口繁衍之后，这有限的空间就会变成所谓的熟人社会。这里“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我们一出生就在叔叔阿姨的眼中长大。随着成长，我们彼此间越来越熟识，甚至不用语言文字便可辨认来者。

就是这种的熟人社会对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及其他延伸影响。

熟人社会在空间上表现为人口的几乎不流动，时间上则表现为世代繁衍与今昔对话。空间上我们可以理解，毕竟安土重迁。那么时间上如何做到世代间的隔空喊话呢？最重要的桥梁就是经验累积。

我们的祖祖辈辈都与这土地混熟了，我们以后所遇到的问题估计也是不外乎四季更替，庄稼播收。因此，对于先辈们留下来的经验，我们只管照做就是了。当然，必须是正确的能满足后人需要的经验才能留存下来，成为后人当代的行为指南。

这经验累积就叫做传统，而传统本就是文化。乡土社会中的人所做的事，之所以在合乎欲望满足同时又有力于社会生存，就是因为他们做的是文化规定的内容。

但这种不自觉的印合，有它的弊病，那就是如果环境变了，人不能作主动地有计划地适应，只能盲目地经过试验来找到新的方法。如果传统能适应人们的需要，就会使人们主动地去遵循，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礼治秩序。礼治秩序是和法治秩序相对的，它们的不同就在于一个靠外在力量的约束，一个是主动服膺。

所以在乡土社会中，遇到纠纷人们从不愿寻求司法渠道的帮助。礼治秩序下强调克己复礼，内化于心。如果去诉讼，只会让人鄙夷道德败坏罢了。因此，一个无讼的社会便形成了。

但是如果是一个刚入世的小孩子，他还不懂得如此多的规矩，又生性自由不愿学这些规矩怎么办？这就涉及到教化了，通过教化让孩子接受早在之前就被人们所接受的东西，如果不愿接受就强制他接受。

这种强化人们接受教化的权力就是教化权力，既不同于社会冲突中的横暴权力，也不同于社会合作中的同意权力。它是产生于社会继替过程中的强制性却不同于剥削性的“爸爸式权力”。如果社会变迁越慢，发生的新问题越少，那么这种教化权力就会扩大。

于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独裁专权之类的权力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可以说是无为政治了。又总是说长幼之分，年长者一般掌握着对后辈的教化权力，因此倒也可以称作为“长老统治”。

如果社会不够稳定，传统文化不足以解决新问题，那么这种权力就会被削弱。反而是一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新人做的新尝试，找的新方法更受欢迎一些。因为在已知既有的旧方法失效之后人们不会一直守着它不放，但是新的有效的方法又没有出现，人们就难免恐慌。

从而让一些适应新时势的实验跟尝试流行了起来。这时候就会出现对传统遵守表面下名与实的分离，即是表面依从传统，实际上却在尝试新方法。那些勇于进行变革的“英雄就会掌握一种可以支配信任他的群众们的权力。这种产生于社会变迁中的权力形式称为“时势权力”。

社会变迁是社会结构性变化，社会继替则只是指社会结构内部的流动。因此，时势权力跟教化权力互为消长。社会结构“静止”时，教化权力占上风；社会结构变迁快于社会继替时，时势权力则占上风。

熟人社会说白了就是血缘与地缘社会的统一。土地由一代代人继承，自然就形成了村落。如果达到饱和点，一部分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重垦土地，他们也会像细胞分裂一样，带着老家的血脉扎根生长。

由于乡下工作分工不必细化，大活小活一般家庭夫妻二人就可以胜任，与人协作实在是没有必要或是偶然性的。所以他们的活动范围是有地域上的限制的，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是一个千年谚语，折射出我们对于群体和个人，他人和自我双方关系界限划分的模糊。这是与西方的团体格局很不相同的。

乡土中国中有着很贴切的比喻：“西洋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也就是说西洋的社会团体界限分明，所以说西方的社会结构也被称为团体格局。

而我们的乡村社会结构就好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被波纹推及就发生了联系。我们自己就是水纹的中心，离中心越远，波纹也就越小，联系也就随之变小，因此这种我们也称差序格局。

在差序格局中，公与私就变成相对性的了。在自我主义之下，我们可能会为了家而牺牲学校，为了学校而牺牲国家。因为在一个小团体之外看，自己这么做就是“公”。西方社会有一个超然的团体就是国家，为了国家力益，上下双方都可牺牲，就是不能牺牲国家利益来成全别种团体的利益。这是乡土社会中所没有的。

这两种格局的差异也决定了，西方争的是“权”，乡土社会则是“攀人情”。毕竟是熟人社会，在差序结构中，一个圈子画下来，街坊邻居都要送鸡蛋庆喜事。大到方圆上百里，小到街坊邻居，只要自己的底蕴够厚，那么这个圈子就越大。差序结构是一个可伸缩的网络，是由私人关系连接起来的。

在私人关系下，这个熟人社会很多时候也就成了“人情社会”。我们彼此间都是熟人，不用将东西都算得这么清楚。之所以这一次馈赠东西不过是为了下一次你换一个更加重的人情，以此类推周而复始。每根线上都附着着私人道德，这就产生了一个特殊主义伦理，道德和法律的效力要看对象和自己的关系。

亲密社群中最怕“算账”，所以说商业是在血缘之外产生的。如果想避免过多人情的叠加以至于压断社会关系，就需要减轻这上面的人情负担。订立契约，由血缘社会向纯粹的地缘社会转变，这既是社会一大进步又是一最大困难。

《西方陆沉沦》中提出了两种文化模式，一种被称作亚普罗式的，一种被称作浮士德式的。亚普罗式文化认定宇宙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创造，人只能去接受它，遵守它，维持它；浮士德式文化却把冲突看作存在的基础，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

乡土社会便是典型的亚普罗式的，现代社会则是浮士德式的。

在乡土社会这个熟人社会、差序结构中，其实是很反对变动的。他们反对一切可能引起社会变动的因素，比如说情感。情感是一种冲动，会引起一种状态的变化。所以在乡土社会中，感情淡漠是维持稳定的一个重要工具，男女有别的鸿沟也就筑下了。

它要求家庭只能是一个事业组织，夫妻之间的感情是配角，父子之间的单系原则才是主轴。因此，在生活中同性同龄间才会有更多的乐趣；家族中也总是氏族至上，异性为辅的。这与西方“生活堡垒”式的家庭不同，西方家庭是以夫妻为主轴，如果夫妻感情融洽，那么整个家庭的生活都舒适安心。乡土社会的家庭之所以如此，估计也是因为纳入了过多生育和抚养以外的功能了吧。

毕竟，我们没有跟西方一样从事专门某一项职能的团体。我们在生育抚养完孩子之后，家庭的这一社会功能还不算完成，还要从事政治经济等职能。西方家庭则不然，孩子长大后在父母家住，甚至还要交赡养费。这也是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的一个差别体现。

家族是乡土社会中的基本社群。前面说过，乡土本色下与他人协作是后起的，不必需的。只有当遇到小家庭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依照血缘为主的差序结构，即亲属原则向自己的家族世人求助。所以说家族是乡土社会绵续的重要保障。

熟人社会下，形成了差序结构，差序结构又影响私人道德，产生所谓“人情社会”。世代经验累积又形成文化与传统，在此基础上确立的社会规范则被称为礼治秩序。在礼治秩序下则催生了重要的教化权力以及与其相消长的时势权力。

所以说，整本的《乡土中国》都是在讲述一个乡土本色的“熟人社会”。即使是今时今日我们看来，也不得不感叹道：“这个乡土的中国，从最基层看去，真是一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乡土人民生活劳作的壮美画面。”

《乡土中国》一共有十四篇文章，费孝通先生从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庭、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地缘与血缘、名师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等方面对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描述和分析。开篇从乡土本色着眼，这个乡土本色就好像牵一发而动全身，是整本书的不易之本。而这个乡土本色就是——熟人社会。“从基层上去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以此开篇。土地是中国人民的核心，是不可移动的，像书中的一句话说的那样：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象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中国便是这样的，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久而久之我们便有了一份“土气”。乡土的这种非流动性就直接导致了血缘和地缘的出现。血缘是一套根据血缘亲疏关系来决定对对方权力和义务的体系，血缘是稳定的力量，而地缘在人口不流动的原始状态下是和血缘合一的。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最大的一个感悟就是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的差距，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相对于城里人来说，乡下人就要重本的多，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乡下人是万分重视土地的，他们深深的植根于土地中，到哪儿都不会忘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他们世代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土地就是他们的根，在平时生活中很多人提起乡下人，都是十分鄙弃的，用愚蠢和不讲卫生描述他们，甚至还有一些固执，但在读过这本书之后我却明白了：乡下人之所以不识字，他们不是愚蠢，是因为他们并不需要文字，但他们有相比于城里人的优点。乡下人之所以没有社会公德心、自私自利，是因为自我主义思想在他们身上的体现较为明显，乡下人之所以固守着男女有别的传统，是因为维持社会稳定的需求，而不同形式的同种思想，在现代社会中也随处可见。是特殊的社会造就了乡下人，他们并不低人一等，我们应该以一个平等的态度、深刻的角度去对待、解决这些问题。

书中“差序格局”这一章对我影响较为深刻，这也是费先生的独创。我理解的差序格局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向外延伸的亲疏不同的关系网络。在书中，他将西洋的“团体格局”和中国的“差序格局”区分开来，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必须的捆、扎、把;而中国的社会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而孔子所提出来的“推己及人”正是这样一种模式，另外，据费先生所说，在差序格局的社会里人们总会存在着私的念头，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并且除了为了个人那一块，我们都可以说是为了一个“公”去牺牲其他的利益。似乎都是“大公无私”的，但实际上我们总会披着“公”的外衣去实现最终的私欲。其实，当我在看关于这一些内容时，我总会产生一个想法:那就是西方社会似乎也存在着一种另类的差序格局，只是他们的关系网更多的是依靠朋友来推延出去的，而不像我们的亲属关系，地缘关系等。或者可以说是这种靠关系的现象并不是只存在于中国社会，只是中国社会因为传统的影响更为的突出罢了。

虽然这本书我现在只匆匆读了一遍，但却解开了我许多的疑惑，也让得到了很深的见解，使传统中国社会在我脑海中有了大致的轮廓和框架，在网上看到有人对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这么评论:“这本书虽然是社会学入门级读物，却有着深厚的理论素养作为支撑;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上乡土浓浓的气息，没有了让人忘而却步的拗口和难懂的理论术语，读后确有万条丝缕了然在胸的豁然开朗感.”我想在以后的再一次阅读中，必定能有更加深刻的感悟。

初看此书，我总是想到艾青的一首诗——《我爱这土地》，诗中的一句话尤为深刻：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我想就书中的一些句子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书的开头提到了一个在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说中原的一家家总是划着一小方地来种植，而没有想到利用这片地的其他方法。似乎是这样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在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国家，我们的土地的依赖性已根深蒂固。“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我们脚踏实地，我们热爱这土地，我们珍惜这份与生俱来的土气。

当看到费老写到自己第一次出国，他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包裹着的灶上的泥土塞在他的箱子底下时，我想到了我的家乡潮阳。众所周知，潮汕地区过节拜神的活动有很多，有人说这是迷信的做法，但是在我看来，这也算是内心的一份信仰，对神明的敬重源于先人，源于环境的耳濡目染，这份敬重一代一代相传下来，慢慢地成为了一种传统。这份淳朴的土气，让我觉得自己是其中的一份子，自然、不做作。

“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社会竞争没那么激烈的那时，人们之间要建立起信任也就没有现在来得那么困难。没有相互之间的算计与心机，单纯的，就是心里油然而生的相信而已，这便是“土气”的一种特色，实实在在的、不加修饰的、饶有魅力的。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于上世纪40年代创作的一本介绍中国基层——农村的一本书。距离现在已近80年，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些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但以先生独到的见解去看当时的农村，还是颇具新鲜感的。
开篇先生首先为大多数人认为农村人存在的“土”和“愚”进行了反驳。“土”不应该是贬义词，中国的基层是乡土性的，是由于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农业大国，乡下人离不开泥土，土地孕育了世世代代的人，是乡下人的命根，所以沾染土气是难免的。“愚”也是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导致。乡下人见车慌了手脚，不知所措，成里人认为他“愚”，城里人对于农耕知识不懂装懂，乡下人也可以认为他“愚”，文字难以传入乡下是环境所致，农村圈子小，是熟悉的人之间的交流。一个动作，一个神情，一句话就可以将想表达的表达的清清楚楚，文字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城市是陌生人与陌生人组成的圈，不能用乡土社会的习俗应付。于是，“土”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
先生还解释中国社会结构是差序结构，就如一个石头丢入水中，掀起一层层涟漪，以己为中心，人脉由权利和财富的大小一圈圈排列出去，远处的波纹浅，关系也薄。但涟漪的范围大，到哪都想找点关系。所以说中国人是“私”的，缺少西方人的团结意识。先生见解独到，比喻生动，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我国社会存在了多年的问题。
书中还提到了很多当时中国乡村存在的问题，如男女有别，长老秩序，礼治秩序等，我就不一一赘述了，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了解，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其实书中的大多数提出的问题如今都不复存在，但书中许多描述如今又可以引出不同的感受。先生在书中提到自己出国留学时奶妈给他包了一包乡土，水土不服时可以给饭菜里放些。让我想到表妹出国时带了一盆花，我嫌麻烦，花在哪都可以买。她告诉我“重要的不是花，是这盆土，走到哪看到这一盆土，都会觉得心安。”这大概就是如今乡土的魅力吧，乡土还是那孕育生命的乡土，中国不再是那个风雨飘摇的中国!

读乡土中国有感网篇六

本来想把“无讼”这一篇的感受和“乡土本色”与“礼治秩序”放在一起的，但是，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我想，很有必要把它单拿出来谈一谈。

费老在“无讼”里讲到：“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保护这些权利，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在英美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下，很多时间诉讼的目的是在获得以后可以遵守的规则。一个变动中的社会，所有的规则是不能不变动的，环境变了，相互权利不能不跟着改变。事实上并没有两个案子的环境完全相同，所以个人的权利应当怎样厘定，时常成为问题，因之构成诉讼，以获取可以遵守的判例，所谓test case。在这种情形里自然不发生道德问题了。”

费老还谈到：“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的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第一是现行法里的原则是从西方搬过来的，和旧有的伦理观念相差很大。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而现行法却是采用个人平等主义的。这一套已经使普通老百姓不明白，在司法制度的程序上又是隔膜到不知怎样利用。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那些不容与乡土伦理的人物从此却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他们可以不服乡间的调解而告到司法处去。当然，在理论上，这是好现象，因为这样才能破坏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使中国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事实上，在司法处去打官司的，正是那些乡间所认为“败类”的人物。依着现行法去判决(且把贪污那一套除外)，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

在王连保先生的《我国乡村法律秩序的文化视角解读》一文中写到：“乡村的法律秩序存活和发展的外生变量是国家政权的干预程度。国家工作基本上通过村干部来执行, 村干部享有国家赋予的强制的制度性权力，对于乡村事务拥有很大的发言权。但是村干部生长于乡土社会中, 他的任何违背乡村法律规则体系的行为, 都可能遭到来自乡土社会和制度制约的双重压力, 所以他们在执行国家工作中必须顾忌乡村的规则。其他执法机关也会面临同样境况, 基层法官在审理农村纠纷案件时, 往往不按法律程序办案,甚至有时有意规避法律条文, 以达到平息纠纷为目的。”

文章还说，国家正式的法律制度大规模地进入乡村社会, 力图构造一个现代的法律秩序, 然而, 正式法所代表的是一套农民所不熟悉的知识和规则, 在很多情况下, 它们与乡土社会的生活逻辑并不一致, 因此也很难满足当事人的要求。结果人们往往规避法律或者干脆按照习俗行事, 而不管是否合法;国家在力图贯彻其政策和法律的同时, 也往往退让妥协。这突出表现在民间规范、习惯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不一致上, 其实质可以说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的冲突, 从文化的视角看, 这种冲突其实是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这样，我们就会宽容和理解现存的乡村法律秩序，并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传统的“无讼”、“和谐”的观念, 以及宗族文化的重视血缘关系的思想, 不是必然与现代法律秩序水火不容, 它们在维持农村法律秩序中甚至在重建农村法律秩序中有积极作用。

该如何树立司法的权威?在国家法和习惯法的冲突之中，这真的很困难!

读乡土中国有感网篇七

清晨，最后一缕炊烟消散，几只不知名的鸟雀飞过，远处的山坡上牛羊浅唱，村头牙齿稀松的老人依着古树，用长久积累的经验洞悉气候变换，估算来年收成。扎根在土地里的生命有天然的厚重感，时日愈久，愈是能磨出最清透的智慧和最有效的法则，这是乡土的本色。费孝通先生在社区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探讨中国社会结构，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写成了《乡土中国》一书。系统的描述了当时中国乡土社会的情形，从不同角度洞悉乡土中的智慧。在历史滚滚的车轮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基层社会的格局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中华文明世代相传，生生不息，中华民族的灵魂深深扎根在泥土里，费孝通先生说只有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在春秋变换和斗转星移中悄然逝去。这种恒定的生活也形成了恒定的社区。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是没有具体的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这是一种“有机的团结”。在礼俗的社会中，人们自然而然的形成一个社区，从小在一个地方生长，邻里之间有天然的亲近感。村落的一个很大的特征是稳固。其一是房子。乡里人修房子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修的稳固一些，以便在以后能作为“家业”传承给后辈。“老房子”是一个家族人丁兴旺，一脉相承的代表。其二是人口的稳定。这种稳定是从人和空间关系来说的，中国的农业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小农经济为主，家庭的生产满足自给自足就可以了，倘若某一家的地比较多，就要动用邻里以及关系要好的家族人前来帮忙，而别人帮助过其所花的时间和精力都会在其心理做相应的权衡，以便日后有一天对方有需要的时候再去“还工”。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过程。既然选择的是与自己关系比较要好的同乡或亲戚，这里的得失也就彼此不计较了。靠土地生活的乡土社会人口流动性很小，“地在那里，家就在那里”。这种生活方式的特点使得他们也形成了比较保守的思想，“安土重迁”是这种稳定的格局不易被打破的一大心理因素。这种天然形成的有复杂的血缘关系网络的社会，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礼俗社会”，人与人之间是一种“有机的团结”。

时代在迅速变迁，中国的乡土社会也在时代的浪潮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年轻一代思想观念的转化以及生存的需要，外出打工和移民政策使得乡土社会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尤其在一些移民区，因为生存问题他们被集体搬迁到一个自然环境相对较好的地方，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急速下降，比较陌生的邻里关系打破了原来的社会格局，变成一种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这是一种“机械”的团结。笔者在调研宁夏某移民区时了解到当地的移民是从不同的地方搬迁过来的。之前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交集，搬迁过来后要抽签决定住那个院子，所以之前的社区彻底打乱重组，几个不同地方搬迁过来的人混合住在一起。笔者在调研期间想要了解这种地域和结构的变化对人的影响，在问到一位移民过来的老人时，他说：“这里的自然环境当然要比我们原来住的山区好，原来那个地方真实能苦死人，一年辛苦下来还没有什么收成。移民到这里来生活条件当然是好了。但是再也找不回在原来村子里的那种亲切的感觉了。我年纪大了，走路不方便，找之前的老邻居也比较困难。这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之前好啦，就算大门紧闭也时不时会有偷盗的现象发生。但是没办法，好政策总会有弊端嘛。我当时一点都不想过来，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就希望最后也能埋到那个地方，但是村委一直来做我的思想工作，没办法，不能拖政策的后腿嘛。”

从老人无奈的叹息中笔者深刻体会到当代社会社区变迁过程中人们的生活状态不再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熟人”社会逐渐被打破，“陌生人”社会逐渐形成。费孝通先生说在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乡”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若干年后，或许很多在泥土中长大的孩子甚至会找不到“乡”了。

乡土社会中，秩序的维持除了法律之外，更重要的是“长老统治”。乡土社会中的权力机构是一种很微妙的存在。法律对乡民们行为的约束力并不是很强。乡民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不高，法律意识也比较薄弱。除了村委会外，每个社区都有几个年纪较长的、有权威的人掌管整个宗族的大小事务。乡民们对违反法律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但是“长老”的话一定要听，否则就会遭到整个宗族其它成员的唾弃。长老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区中就像家长一样要管理诸多事务。虽然付出与回报不能成比例，但是成为“长老”的称谓和地位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荣誉。笔者在调研时做过一个访谈，一位老人讲述了他年轻时记忆最深刻的事情之一。他说：“当年村里的人物质条件都很差，粮食物资比较短缺，隔壁的叔公去世后，膝下的四个孩子都不愿意拿出自己家里的粮食办丧事，因为拿出来就意味着自己的小家后半年就要饿肚子。当时四个儿女僵持不下，村里人的流言不断。这事传到了我们村子里比较有威望的一个长者的耳朵里，他气冲冲的拿着一根棍子去叔公家里，把披麻戴孝的子孙一顿棍子赶出去，说我们村不能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你们拿不出东西我来拿，说着回头竟然让自己家里人真的拿来了自家的米面，而这位长者也因为生气而一病不起，不久也辞于人世。”

现在我们看来这种事情有些匪夷所思。在这个过程中这位长老除了获得很好的声誉外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但是作为乡民心目中德高望重的人，他有高度自觉的责任感按照自己的道德法则来维持乡里的秩序。而乡民们并不认为这是“多管闲事”。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物质生活在不断的上升，但是人性之私也愈加表现的明显，在“陌生人”的社会中，大家都是“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和外界信息的不断传入，乡民们的观念逐渐转变。随着老一辈步入暮年，很少有人再愿意无偿的参与乡民的各种日常事务。同样，随着思想的解放，年轻一代有了自己的主见和处事法则，他们也不再无条件服从长者的统治和教化。长老的“专制”力自然也就下降了。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多元化的时代，尤其是自媒体发展迅速。网络全面普及，绝大部分人都会使用智能手机或者其他电子设备及时获取外界的信息。人的眼界范围迅速放大，在知识型的社会中，并不是年龄越大经验越多的人懂得的知识和技能就越多，相反，年轻一代头脑灵活反应敏捷，反而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新知识。很多时候传统的办法已经不能解决新的问题，“长老”的权威性自然也就大打折扣了。

“长老”是古老的村落中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产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长老”的职能和权威势必会逐渐削弱，“长老”的称谓也会变成一个时代的代名词。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一个群体在一起也就不会先问贵庚，长幼成为没有意义的对比，尊卑也就不在年龄上了。抛开权威的“专制”，“民主”的思想也就逐渐深入人心。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彼此的尊重才是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动力，一味的顺从和崇拜只会阻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文字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形成发展的必要要素之一。在乡土社会中，虽然很多人不识字，但是文字总是在不经意间以另外一种更加生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很多老太太在聊天的过程中会妙语连出，或雅或俗，都会让很多读书人心生佩服。一辈子生活在乡土社会中，他们的习惯和关注点也自然是他们眼界范围中的人和事。“结绳记事”在自诩博学的人看来也许是一种比较愚蠢的做法，但是站在乡民的角度，没有什么办法是比这种方式更为先进和实用性强的了。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有很多只有乡民们才懂的“特殊语言”，这些特殊的语言可以摆脱字句的固定意义，形成约定俗称的意思。不论是对人的称谓还是肢体动作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字”，乡民们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形成彼此之间的心照不宣。当然这也是乡土社会长期的稳定性所致。但是随着社会观念的改变，每一个为人父母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多学一些文化，多接受一些正规的教育，虽然买菜不需要高等数学，谈话也不需要文言文，但是多学文化知识带给他们的是更好的生命状态和选择人生的权利。“下乡的文字”无法帮助他们走的更远，父母们深知这个道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也就愈加急迫了。笔者在调研发现当前乡土社会中人们的教育观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只有一小部分人认为“读书无用”，而在这一部分人中“酸葡萄心理”占了绝大多数。自己家的孩子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完成学业，或者没有接受高等教育。出于私心会说“读书无用”，其实在其表情和语气里还是充满对“知识分子”的仰慕。

从乡民的角度看，“文字下乡”是一个从“自我”向“他者”转变的过程。生在“熟人”社会中，对乡民的各种行为方式都比较了解，对特殊的语言和约定俗称的意义都习以为常，但是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物力空间的改变和思维方式的改变完全打破了原有的乡村礼俗，很多“下乡的文字”就会被人们遗忘，曾今对这种“乡土文化”熟于心的“自我”也就逐渐变为“他者”了。

一棵大树支系的繁茂程度取决于其根系的发达程度，中华民族的生命是深深扎根在土地里的，匍匐在大地上坚韧的灵魂才是后辈们饱满的精神脊梁。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是对中国进行社会结构分析的尝试，对后人研究中国的农村社会发展有建设性的意义。民族学研究的主体是日常生活和草根社会，对该学科的兴趣促使我深入研读费老的著作，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迅速发展，传统的农村社区被迅速打破，由于各种原因“熟人”社会正在迅速转向“陌生人”的社会。《乡土中国》一书是以往传统社会的见证，也是后人继往开来的线索。从“有机”到“机械”，从“专制”到“民主”，从“自我”到“他者” ，社会的发展会自然淘汰一些弊端，留存良性的法则。但愿往昔可鉴，但求来着可追。

读乡土中国有感网篇八

孤立与隔膜是中国乡村的特性，纵使在信息飞速发展、人与网络密切相连的现代，“村”，依旧是很多人划分社会团体的基本单位之一。在历史的变迁与时代的更迭中，中华的乡土、华夏儿女的家乡传承下了什么，又保存了多少记忆？我希望在这里，抑或在费老的《乡土中国》里，你可以找到满意的答复。

一、家族与宗法观念

将中国人牢牢绑在一起的是血缘、是亲情，中国人也因此拥有了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家族意识。当然，也有说法说这种过于看重家庭的观念阻碍了中国人（尤其是北方人）的发展。于此，便不再赘述。

家的诞生要先于族。起初，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是家，等到后来家里殷实、富足些，养上了猪（在以前称为豕），便渐渐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家”。“族”则是家的延伸。家中人丁兴旺，总有人要出去打拼，这样的人像种子，落地生根，便又是一个家。等到这样的家因为亲情集聚到一起，便可称之为“族”。只不过后来经过一系列发展，“家”和“族”的意义又有了更多的延伸，从而构成了多样的家族文化。

至于完善于西周的宗法制，起初是为了维护王权的一种血缘分配制度。为了区分大宗与小宗，便生出了嫡庶、辈分之类的关系。随着时代更迭，一种种集团关系被取缔、一项项社会制度兴起又被废除，甚至宗法制本身也残缺不堪，但家族的关系、宗法的观念却一直传承了下来，几千年来未曾动摇。

乡土中的家族与平日里大家所了解的大家族仍有所区别。在这种只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恪守宗法观念外衣的氏族关系想一张张小网，乡村中每一个姓氏都是一张网，网与网之间通过姻亲关系而有了交集。辈分是一定要排的，因为这代表着乡土中一种对长者的敬畏。但是，这样的恪守也容易弄出“五六十岁的老人像一个七八岁孩子叫叔”的尴尬。

但是家族与宗法观念毕竟传承了几千年，家族是宗法的载体，而宗法是家族等级的规范，这二者不肯分割。虽然在观念开放的现代宗法观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宗法观念充斥的家族依旧会是乡村血缘集团的主旋律。

二、礼教

说倒：“礼”便不得不提到孔夫子。孔子的一生都奔波在复周礼的道路上。他教导弟子：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称复礼为仁，可见在孔子的学说中礼是具有很高地位的。子贡欲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便可一见孔子对礼的执着。

在乡村中，礼扮演的是教化的角色。因为在过去的很多时候，乡村中法律是行不通的。不仅仅因为法律在乡村的普及率不高，而且很多乡村人认为私人矛盾依靠法律来调和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所以乡村社会是“无法无天”的。既然规矩不成，那么便只能依靠教化了。孩子生下来便耳濡目染的学习礼教，成年之后便被赋予维护礼教的责任，老年后自然而然的成了礼教的忠实传承者。在乡村，礼便是法律，违背规矩的事不一定是不对的，但一定是不合礼教的。礼是人立的，教也是人进行的，这些恐怕与乡村的人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乡土社会是一个礼俗社会，是没有法律传统的，传统相比于现代社会更为重要。因为，乡土社会中社会变迁小，农人一年一度，周而复始。越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越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在这“代代无穷已”的礼教循环中，礼教伴随着中国乡村的周而复始不断传承下来，并且不断压缩凝练最终成为乡村的行为准则与制度规范。而对于推行礼教运行的动力，《乡土中国》中有着明确的阐释：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利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一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从于礼是主动的。礼教也很重视人们对于服礼的主动性，并且不段试图提高人们服礼的主动性。

三、差异性的人际关系

上文我们论述了宗法观念下家族中的人际关系，而在此，我们将分析乡村中整体的人际关系。

众所周知，乡下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私。说起“私”，我们就会想起“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俗语。然而在乡村，人际间的关系却比这温暖的多。但是，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人们往往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待人处事，并且同一称谓在不同的语境里往往也有着不同的意义。这种千百年前就存在的差异化的人际关系并未随时光逝去，而是代代流传，并成为乡土中人们习以为常的处事方法。

说到这里，便不得不谈到中国人对某词语的理解。第一个便是“家人”这一个词语。在西方国家，家人这个词语的意义很简单——他家里的那几口人。但是在中国，很不幸的是，“家人”的意义十分庞大，它可以指西方式的家人，也可以单指家中的某一个人，甚至可以扩大，那便是你们家族中的任何一个人，到现在，在一些营销关系或者利益关系上，大家都可以称为家人。所以我们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就像是一个石子投入水中引发的阵阵涟漪——以自我为中心，可以推及无穷远处。

而在具体情景下的人际关系便是更为复杂。也许在餐桌上我们是亲戚，但是如果我开了个商店，亲戚来买东西还是会明算账，这时我们便不再是亲戚，而是店主与顾客。虽然生活中也少不了“拿着用吧，不用给钱”之类的情景，但是那样大多是碍于面子，而不是真心的关系转换。因此亲戚之间虽然经常说“见外”，但是人们都盼着见外一点才好，不同人身份与利益角色是人际关系差异化的基础，更是乡村中时代奉行却无人打破的传承。

四、小结，恪守与发展并存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观念毕竟走向衰落，乡村中世代奉行与传承的各种制度也必将走向没落。但是，就像我们恪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样，老祖中传承下来的有些是不能丢的，因为这毕竟是中华精神依附的载体。恪守与发展并存，发扬自身与兼收并蓄共进，自我肯定与自我批评共行，中华文化批判地继承，乡村稳健振兴。中华必将因此更加繁荣，伟大复兴也必将不日而至！

读乡土中国有感网篇九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农耕大国，在这五千年的风雨变迁中，中国底层社会却以一种独特而又引人深思的方式传承、延续并不断发展。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便从诸多方面分析了乡土社会的存在方式并推广到现代社会，探寻社会发展的规律。

乡土社会的根本在于土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土地便是人民的根。有了土地人们才免于奔波，在临近土地上耕作的人们才聚集成村落，进而形成一个社会。由于土地的缘故，这个社会缺乏流动性，于是“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还乡。…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缺乏流动性的乡土社会，每个人从出生便被嵌入了熟人社会的网络。而乡土社会的许多特性便是由其熟人社会的特点而展开。

首先便是“乡下多愚”的误区，在乡土社会中，耕种是解决生存问题的第一要务，因此乡下人的知识结构与城里人有很大区别。耕种的技巧由父辈手把手的经验习来，而且熟人社会下运用“特殊语言”比文字间接表意更有效，面对面能解决的事不必诉诸文字。“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而且在乡土社会中，社会发展较慢，不会轻易发生颠覆性变化，因而后辈可以沿着前人的经验行事，“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哪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拉得十分紧，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

再就是极为重要的“差序格局”概念，不同于西方“团体格局”中一切都是公平的，“差序格局”突出的是“私”，即对一件事情的评判会受到当事人与评判者私人关系的影响，并且这影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评判。

凡事都要讲人情冷暖，都要讲交情，讲小团体。这一特点直接的弊病便是个人利己主义突出，甚至出现贪赃枉法的情况。我曾经偏执地认为治理一个国家不应该让道德参与，因为缺乏实际的惩罚措施，并且可以被道德约束的人是会遵守道德的，遵守道德反而会使其吃不遵守道德的人的亏。读完此文我有些明了，并非德治不起作用，而是如今社会并没有一个完全通用的，适用于任何人的公平的道德。中国没有平等爱人的宗教文化，只有以自我为中心的有等级差序的爱，难有统一的公共道德标准，道德依附在私人关系上。在西洋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公务，履行义务，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行为规范。而这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在现代社会，我们更应该讲求的是法律。以法律来界定自身行为的正确性。再将目光转回乡村，真正支配乡村的权力既非横暴权力，也非同意权力，而是教化权力。以乡村独有的价值观来判断是非。而这种权力的来源大多来自乡村中的长老，他们拥有着更多的经验与威望，也承担着独有的教化责任。

乡土社会是一种阿波罗式的追求稳定的社会，任何激荡都可能会威胁到它的稳定。而男女之间的爱情便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为了不发生激动的感情，男女之间的关系需要进行强制的安排，这也便是“男女有别”的根本原因。而在现代社会，这是一种浮士德式的充满挑战与激荡的社会，再遵循这些规矩不免显得迂腐。

读乡土中国有感网篇十

我认为乡土文化是中国的根之所在，随着工业、大机械化的进程，和时代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之后让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的城市如同雨后春笋般一个个出现，中国迈向了现代化。城市似乎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代表，而农村似乎被遗忘在了某个角落，然而不是这样，大多数的人们都和农村，和自己的家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都或多或少继承了乡土文化。我认为保住农村，也是保住中国发展和稳定的根基，是非常有必要的。

追求稳定是乡土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每一代人在此繁衍，生生不息。而年长的人拥有更多资源和生产经验。所以需要树立长辈的威信。而在家庭内部，年轻的后辈还需要供养前辈。所以劳动力是很重要的。而耕织方式，医术、艺术这些经验是传统，也是文化，依靠这种方式来传承，在这块地域是一脉相承而行之有效的。而“礼”、道德的约束，也是因此需要深入人心的，而不是“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框架，“异端”是会被稳定的团体唾弃的。并且乡土社会需要抑制情感，因为情感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是很大的，而乡土社会的根本是追求稳定，维持基本秩序，所以需要明确的分工，和同性之间资源的传承。

而似乎在追求稳定的乡土文化中，看似和谐也有着非常隐晦的蛮横。这可能并不指的是所谓“落后的封建思想”，地主土豪等阶级压迫。而是在礼仪外衣的包裹下，论“实力”占据话语权。中国的乡土文化和家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乡土文化的家庭定义是可以伸缩的，团体的界限也是不清晰的，而家庭成员的多少也代表着家庭实力的大小。中国的乡土文化的差序格局中，团体格局植根而产生与于农耕的中国，其中乡绅、族老，大家族的实力和威信是很高的，其中多德高望重的老人，因其后辈多，并且拥有众多的土地，因此其在这个地域的话语权是很大的，所以能左右乡村的秩序，如发生案情，意外，战争等，那么乡绅的责任也是比较大的，不仅其代表了家族与这个团体之间利益，其实也捍卫的是其在乡村中占有的大部分利益。

这种现象在灾荒、疾病流行的变乱时期更为明显。作为农耕为主的社会，人无法进行生产，消耗资源，因此可能会出现争夺的情况。而人丁较少的人家和地区，在农耕社会不仅代表了其生产能力较弱，也代表着其实力较弱，因此也无法养活更多的后代而维持氏族的而最弱的氏族，最终也可能会出现绝户的现象。因此留有后代，维护稳定的家业和生产也成为了乡土中国的重要观念。

而这种“实力主导话语权”的状态以乡村为起点，往下延伸，可以反应家庭之间的关系，如兄弟，夫妻，父子；进而兄为弟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往上延伸，需要忠君报国，可以反映国家，这种家天下政权形成的原因。

《乡土中国》中把关于权力的的论述分成几个部分，横暴、同意、长老等，我认为这些权力的产生也来自于乡土中国的社会关系。我认为这些权力也是这种“实力”关系的反映，塑造了几千年来乡土中国相对稳定的状态。

因此这种状态，最终能让中国形成稳定的格局和形态，这也因此产生了孝、悌、忠、信、多子多福这些观念与思想。如孔子的“仁”而言，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也讲求的是差序社会的一种秩序感。但落到具体实践上，还是需要孝、悌、忠、信这些观念与思想来匹配，而这些含义是可以具体解释的。自此古代中国的的社会形成了一脉相承的稳定局面，人们能够在自己的一方土地生活、代代相传，安土重迁。以邻里社群为纽带，能够在无促成了和谐稳定的局面。乡土社会中的很多观念是有利于社会延续和发展的。

中国的城市也是从农村而来，是作为政治和贸易的中心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和农村不一样，中国人所以中国的文化植根于农耕的乡土社会，而乡土文化和中国在漫长历史中衍生而来的儒家文化，佛道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捆绑。诸如三皇五帝，孔孟老庄等中国文化的塑造者，其功绩莫不是从乡土文化的影响中而来，在数千年历史的长河中，农村扮演着稳定社会的重要支柱，也是中国当今社会的基本盘，而深受乡土文化影响的广大中国人，在近代以后也塑造了中国的历史格局，也左右了中国现代的发展为何选择这条道路，这甚至也影响了中国在当今世界所扮演的角色。多姿多彩的乡土习俗，也塑造和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家庭为单位的乡土中国，孕育了整个大统一中国的气象。

而当今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短短几十年，这种稳定可能正在被打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的城市高速发展，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少数农村变成大城市，随之带来变化是城乡之间割裂、乡土习俗的消亡，社会原子化、分工化。最终导致的是大量自然村的消亡和人口过度集中，这种变化有其历史进程所在，但是也有人为的不利因素，乡村稳定的根基被打破。中国已经有超过半数人口住在城市，城市化还在进行之中，未来的路会走到何方还是未知，但是保存乡土文化的传承，不要让乡村的气息凋零，青壮年流失，还留有“人气”，是非常重要的。

读乡土中国有感网篇十一

《乡土中国》一书收集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费老根据自己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的“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这十四篇文章分别是：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以下我就选择了其中我比较感兴趣的几篇：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的乡下人。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中的是最普遍的谋生方法……中华民族确实与土有着深厚的感情，从半坡、河姆渡开始粟稻种植，中国社会就一直沉浸在与世无争的小农经济之中。农业成为维系社会的经济支柱。在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土’成为与文化紧密联系的东西。”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

通过费孝通先生的描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农民生活是一幅春耕秋收面土背天、日出而作日暮而息的循环式图卷，一个老农所面临的问题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的变更。他做着和父亲爷爷一样的工作，和子孙后代也一样的工作，这种工作只需要通过面对面的言传、手把手的身教即可继承，而且非常稳定。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对于这个“愚”字，作者认为，多数人都陷入了认知的误区。许多人都把“愚”当作是乡下人“智力缺陷”的代名词，而事实上，乡下人之“愚”只不过是一种对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缺乏”而已。费老在文中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乡下人在面对汽车到来时不知如何是好，还有一个是城里的孩子故作聪明地将包谷喊成是小麦。这两个例子很轻而易见地就说明了那个所谓的“愚”只是见识问题，与智力有何干呢？继而费老很自然地过渡到了“文字对乡土社会必要性”的问题。作者概述了“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功能和作用，再就乡土社会生活的特性特征对该问题进行的深刻的论述。

在“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联系都是很频繁的，并且时常处于面对面的直接性的沟通交流中，这就使得作为人类交流沟通媒介的间接载体————“文字”在乡土社会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从空间上对该问题进行了说明。

而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文字”作为一种经验和知识的传承媒介，在乡土社会“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的特质下，也不能发挥其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对“记忆”的强调和“代代相传”模式的阐述，从时间上，说明了乡土社会绝非必要“文字”。总结两章，我们可以看到，文字的发生和使用也有其特殊的背景。在乡土社会这一基层上，“语言”似乎就可以代替“文字”的所有功能了，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的格局上，熟人社会的面对面亲密接触和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的生活，都使得人们没有用“文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生活的需要”。最后作者指出：“只有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到了今天，文字的普及工作似乎已经比较圆满的完成了，那中国的基层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呢？答案是肯定的。随着科技在农业中的普及和应用，乡村和城市间沟通的加强和频繁，“城乡一体化”建设格局的规划，使得中国的基层已经远不同于费老先生《乡土中国》中的基层了。只是现在的所谓乡下人看到汽车就像看到自行车一样频繁，根本不存在不知如何是好的问题，到时还有些所谓城里人至今还不知道包谷和小麦有何区别，不过，这自然是题外话了。

读乡土中国有感网篇十二

（一）在“男女有别”一节里，提到oswaldspengler曾说西洋有两种文化模式，一是apollonian亚普罗式的，一是faustian浮士德式的。前者认为宇宙有一个超自然超人力的秩序，人只能接受它，维持它。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后者认为冲突是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费老认为乡村社会是前者，现代社会是后者。

且不说是不是，我对这两种文化模式很感兴趣。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只不过是对理想世界的拙劣的模仿，还有圣经中对于原罪的解释，原来都是前一种思想的表现；而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人生观，“生命是障碍的克服”，苦难越大，生命力因之越强，生活的意义因之越深。这里面隐藏了一个结论就是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结果无非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进而推论，我们不是要得到更多而是要经历更多，这就是存在主义者加缪的观点——不是生活得更好，而是生活得更多。

（二）对于男女感情，费老又说“浮士德是感情的象征，是把感情的激动，不断的变，作为生命的主脉。”“最后的统一是不会完成的，这不过是一个求同的过程”“男女的共同生活越是向着深处发展，相异的程序也愈是深，求同的障碍也愈是强大，用来克服这阻碍的创造力也需更强大，在浮士德的立场说，生命力也因之愈强，生活的意义也因之愈深。”

费老这里说的是性别差异带来的异性吸引力和爱情。我不由想到我们在感情中体会到的爱情，如果抽去了表层的性欲和生活，其实就是这种依恋感，这种恨不得和对方变成一个人的冲动。卢克莱修说“情人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情爱的牙齿顶着牙齿，但他们不能在另一方销魂，也不能成为另一个自我。”正是这种永远不能克服的距离产生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很多人难以体会这种本质的爱情，甚至用性或者“在一起”代替爱情，无疑是对爱情的肤浅的理解。

（三）在“礼治秩序”里，费老认为中国社会既不是法治也不是人治，而是礼治。若是法治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私情和冤案发生，若是人治就不会有那么多位高权重的人总说身不由己烦恼重重了。中国社会的人们是依照多年以来形成的传统习惯生活行事的，不管处于什么地位，都得按照这些规定行事。儒家说“克己复礼为仁”是个最好的例证。

（四）接着，在“无讼”里，费老接着推论，既然是礼治社会，那么礼就不仅仅是礼貌，不懂礼就简直是个道德问题，如果有官司非打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规矩。中国乡土社会的理想是没有法律和政治的，因为一切都按照祖先流下来的规矩进行，政府的统治以教化为主，“苛政猛于虎”；来到这个世界的新生儿自有父母教化他们适应这些规矩。这就实现了“无为而治”的理想。

我想到在我的家乡，很少有争端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的，家务纠纷或者两家发生了争执，一般都是找村里能说会道的“明礼人”来“评理”。很少有人想到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打官司被认为是“丢人”的，不管你有理还是无理。当然过了这么多年，中国农村的乡土性已经有所稀释，乡村里的家长和长老们的影响力慢慢下降，村里以前经常为人评理的人现在只不过是个婚丧嫁娶仪式的主持者，平时喜好，在乡亲中已经没什么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