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简史的心得体会实用 一战简史读后感(八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那么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恰当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有关战争简史的心得体会实用一

2、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3、对那些需要战争的人来说，战争是正义的；对那些失去一切希望的人来说，战争是合理的（李维）

4、黄金和财富是战争的主要根源（塔西佗）

5、霍布斯明晰地证明，所有动物都生活在一种自然的战争状态中----（乔·斯威夫特）

6、建立一个国家靠的不是梦想，它最终总要诉诸血和铁----（史文明）

7、没有正义的和平就是暴虐（英国）

8、一次正义的战争能在高尚的国度里唤起神圣的爱的力量，这已为无数感人的事例所证实（特赖奇克）

9、一个国家只有在战争时期才会处于和睦状态（休·金斯米尔）

10、战争满足了，或曾经满足过人的好斗的本能，但它同时还满足了人对掠夺，破坏以及残酷的纪律和专制力的欲望----（查·埃利奥特）

11、战争是帝王的娱乐（英国）

12、战争是骄傲之子，骄傲是财富之女（乔·斯威夫特）

13、战争是强迫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克劳塞维茨）

14、战争是人类生活中一种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生物法则，它是人类社会中不可缺少的起调作用的东西（伯恩哈迪）

15、战争用伯也用黄金（奥维德）

16、战争在你愿意时开始，却并不你乐时结束（马基雅弗利）

17、这个时代的重大的问题不是演说和决议所能解决的……这些问题只有铁和血才能解决（俾斯麦）

18、只有对那些需要战争的人来说，战争才是正义的（伯克）

有关战争简史的心得体会实用二

第一，通过“四史”的学习，能让青年学生懂得我们的红色政权是来之不易的，新中国是来之不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来之不易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走向辉煌发展、繁荣富强，一路栉风沐雨，一程艰苦沧桑。新中国的创建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得来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我们很多青年学生对过去的历史都不太熟悉，不太了解，只有让他们通过学习，知道了历史，知道了我们是谁，知道了我们从哪里来，知道了我们的根和源在哪里，知道了很多先辈的感人事迹，才能使他们能感同身受，才能使他们理解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意义，才能使他们更加珍惜当今时代的和平与稳定，才能使他们增强对我国制度的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进而在青年学生心中迸发出传承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精神，继续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而努力奋发的梦想。青年学生家国梦想的点燃，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为国家为民族的初心和使命的薪火相传！

第二，通过“四史”的学习，能让青年学生了解我们的传统，热爱传统、守住传统，不受蒙蔽。我们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我们立足世界的文化根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与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红色血脉和精神之魂。“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界文化的冲撞激荡，唯有传承历史基因，守信精神命脉，发扬光荣传统，才能站稳脚跟、开创未来。我们的国家拥有完善的精神文化建设，才能平衡物质生活带来的空虚与疲惫，人民也因此可以获得一些精神上的满足。“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历史是我们的底气，让我们更自信。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价值，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宝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要传承下去的，知传统，懂传统，才能继承传统！当今时代，信息、文化都呈现出“全球化”的特点，很多外来文化、外来思想冲击着青年学生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深入全面的认识，就容易受到蒙蔽。青年学生是朝气蓬勃的一代，优秀文化传统的陶冶，“四史”的学习，可以帮助青年学生全面、辩证地看待历史现象、历史问题，能不受任何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蒙蔽，明辨是非曲直，坚决反对丑化党和国家形象，坚决反对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模范，坚决反对歪曲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的言行。

第三，通过“四史”的学习可以帮助青年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让他们成为有信仰、有理想的青年。“在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人可以有很多志向，但最重要的志向必须与党和人民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人的脊梁。”信仰是一种精神寄托,当我们无助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注入力量；当我们茫然的时候，可以为我们指引方向；当我们挫败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变得坚强。信仰是实现幸福人生的源泉和力量。有正确的信仰做支撑，青年学生才能拉起风帆，不惧风雨，更加坚定地驶向人生彼岸，动力满满地前行。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正确的历史观有助于他们对历史事实做出客观、全面的评价，而不正确的历史观则会导致他们作出的评价和历史结论违背历史真相。青年学生在自我实现的基础上，通过“四史”的学习，使他们能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学史明志，为党立下鸿鹄志、为国志做奋斗者。

第四，通过“四史”的学习可以让青年学生，品史明智，从历史中获得开启未来的钥匙，在历史中获得精神力量，建立“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须有我”的青春担当，有担当、有志趣，不负韶华，创新奋进！“四史”向我们讲述了：革命战争年代锻造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的抗美援朝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改革开放时代孕育的小岗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击非典精神、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这些伟大的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的精神动力。精神力量能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正所谓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四史”中熠熠放光的精神力量犹如一座座能量站，为我们的青年学生注入无限的正能量，给他们充好电，在人生路上不退缩、不气馁、不放弃，自信自强，勇往直前！“四史”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是中国共产党走出来的，中国40年改革开放正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因时而变，随事而制，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行对内对外的全方位开放。这种创新精神也正是青年学生所要汲取的，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青年学生对新事物的敏感度最高，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干劲，青年人最少保守思想，最具创造活力，因而也最具创新的基础。在创新精神的激励下，使青年学生更愿意接受挑战，不惧与新情况、新问题发生碰撞，碰撞出新奇的火花，在创新实践中不断成熟起来，在创新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第五，通过“四史”的学习可以让青年学生知史明道，深入探究历史成就背后的道理和规律，以史为训，总结经验，牢记历史教训，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我们的青年学生生活在幸福的年代，还没有品尝过艰苦的滋味，但一个人的成长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蜜罐里泡大的孩子，缺乏在荆棘丛中冷静思考，辨别方向，不俱小伤继续前行的勇气和经验。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青年学生的人生宝典，让他们懂得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我们每一个青年学生要想立志成才，必须具备“忧患”意识，要经得起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要经得起各种挫折坎坷的磨练。不仅能在顺境中生活而且也能在逆境中成长。当今时代，青年学生是置身于激烈的竞争之中的，要想在竞争中站稳脚跟，自己必须要具有一定的实力。这就要求我们青年学生从现在起就要有紧迫感、危机感，树立只争朝夕、自立自强的精神，敢于吃苦，勇于担当，在拼搏奋斗中培养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不能高枕无忧，舒舒服服，一味地享受父母给我们创造的幸福条件，要有不惧风雨，披荆斩棘，自我创造的意识。

“四史”的学习意义重大，在校园中学好“四史”，让红色基因活起来：

我们可以充分发挥课堂主平台效应，将“四史”学习教育的内容有机融入语文、历史、政治的课堂学习中。挖掘课程思想教育内涵，设计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法，落实“四史”教育，发展学生的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精神。

我们可以把“四史”学习融入到共青团主题教育活动、班级主题教育活动、学生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去，我们党在上海的革命遗址遗迹有600多处，我们要利用好这些丰富的红色资源，这些生动的教材，我们可以带着青年学生踏着红色足迹，身临其境地学习“四史”，使青年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使命意识。

我们可以请英雄，请劳模，来给我们青年学生讲“四史”故事。通过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来传承革命精神，让青年学生知道国家强大的艰辛历程，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立志长大后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我们可以利用好校园网、学校微信公众号平台，做好“四史”学习的宣传教育。在网站、平台上提供“四史”学习资料，推荐经典的红色影片、红色书籍，使青年学生生动地学好“四史”。

深入学习“四史”，坚守初心使命，让我们的青年学生在学、行、悟“四史”的过程中成长、成熟，刻苦学习知识，坚定理想信念，磨练坚强意志，锻炼强健体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

有关战争简史的心得体会实用三

预知大道，必先为史。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习近平总书记对在xx教育中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出重要指示。按照公司党委的部署和要求，我认真学习了党史、新中国史，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的历史节点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深化了对xx的认识和理解，增强了守xx、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现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体会交流如下：

回望来时路，我们xx如磐。唯有不忘xx，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走的再远，也不要忘了来时的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行了28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征途漫漫，功昭日月。回顾历史，党的功绩卓著辉煌。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党已经走过了98年艰辛而辉煌的风雨历程。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98年，是我们党经受各种风浪考验、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的98年。我们从几十个人的小党，发展到现在9000多万人的大党走过了风雨历程，经过了风浪考验。一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从结束军阀混战到开展土地革命，从领导抗日战争到领导解放战争，顺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劳动人民成了新中国的主人，开启了中华民族新的历史纪元。二是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彻底的社会变革，彻底消灭了中国长达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占到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我们成为社会主义阵营里的骨干，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三是推进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吹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运筹帷幄，不断完善顶层架构，坚决破除改革藩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确立“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提出“中国梦”，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到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治国理政总体方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司法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监察体制改革、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等以前不敢涉及的、不敢啃的“硬骨头”被一一破解，《将改革进行到底》专题片大家都看了不少，这些改革都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到民生保障，而且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好吃的肉都吃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再到现在正在开展的“不忘xx、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中央用“讲认真”的精神、“有担当”的行动，打出一套治党管党“组合拳”，开辟了党的建设新境界，一个历经近百年的大党正以崭新姿态，勇立潮头，掌舵扬帆，充分显示了我们党顽强的生命力。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长盛不衰，就是敢于刀刃向内，敢于自我革命，敢于纠正错误。

阔步新征程，我们使命在肩。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征程彰显新作为。中国共产党走过的98年历程，新中国走过的70年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学习党史、国史，必须深刻认识我们党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艰辛探索；

学习党史、国史，必须深刻认识我们党的执政使命和根本宗旨；学习党史、国史，必须深刻认识我们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学习党史、国史，必须深刻认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后自己真正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稳定之锚。

我们坚决贯彻公司党委部署要求，以“识别大风险、消除大隐患、杜绝大事故”为主线，以“零伤害、零污染、零事故”为目标，以“安全管理提升年”为契机，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履行，强化作业现场安全风险管控，强化人员素质提升，强化设备安全运行，加强特殊时段安全管控。专题部署“春节、两会、五一”等期间的重点工作和防范措施，落实领导干部24小时综合值班和关键环节、固定风险点挂牌带班，通过电话、现场、视频监控等方式开展了节日期间现场安全督查，确保了特殊时期安全平稳生产，有力推动识别大风险，消除大隐患，杜绝大事故在基层现场的落实。

远眺前行路，我们信心如铁。唯有自信,方能从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当前，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中国共产党人的xx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大战略思想，这是党对国家和人民最大的承诺，彰显了党始终不变的xx是“以人民为中心”，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和继续前进不变的主题，彰显了我们党永远不变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

作为xx一员，我们要牢记党史国史，紧密结合岗位工作实际，扎实开展安全管理提升活动，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通过主题宣讲、宣传咨询日活动、互学共助晒安全、hsse技能比武、事故和灾害警示教育、应急演练等活动强化安全意识，加强员工技能培训管理，有序推进安全实操基地建设，持续强化提升环保管理工作。同时以此次主题研讨为契机，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做好工作的内生力、精气神、创新力，认真落实公司党委要求，不忘党的宗旨，不负老领导期盼，脚踏实地、守正创新、砥砺奋进，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工作，为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有关战争简史的心得体会实用四

一、记住今天

女：朋友们，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当《义勇军进行曲》奏响的时候，当中华儿女的身影一次次登上领奖台的时候，我们都会心潮彭湃，为祖国感到无比的自豪，为祖国而骄傲!

男：朋友们，当你听到孩子们甜美的歌声，当你看见老人们爽朗的笑容，当你挽着心爱的人漫步在花前月下，当你走遍祖国的壮丽河山，你是否还记得中华民族的悲壮历史，是否还记得今天——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

女：朋友们，我们为祖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而陶醉，我们为今天中国的巨变而欣慰，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不应该忘记祖国曾经遭受的屈辱，1931年至1945年14年间，中国人民惨遭杀戮，血流成河，四万万同胞终日不得安宁，这是世界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一个弹丸小国烧杀奸掠了我们的母亲，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我们不能忘记3500万人的伤亡，6000多亿美元的财产损失。

朗诵：勿忘国耻 作者：秋酿醇酒 朗诵者：将进酒

男：抗日战争所取得的民族凝聚力是空前的，我们经历了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局部抗战阶段，从“七七”事变1941年对日宣战的全面抗战阶段，从对日宣战到日本投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三个阶段。

女：我们不能忘记是共产党倡导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力主抗敌的呼声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初步奠定了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全国抗战的伟大转变。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改变了中国四分五裂的内战局面，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全面抗战。全面抗战八年里国民党军队伤亡321万(其中阵亡是131万)，歼灭日军100余万，共产党军队伤亡是60万，歼灭日军52.7万，此外还歼灭118万伪军。今天，历史的钟声还在鸣响，历史要求我们在这里沉思。

(2)朗诵：历史在这里沉思 作者：开开心心地笑朗诵者：开开心心地笑

男：我们回忆这段历史，我们纪念这个日子，并不是宣泄仇恨，而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民族和每一位国民，海内外的每一位炎黄子孙，要有忧患意识和自强精神!是为了警世未来，告诫日本一少部分军国主义分子不要重蹈历史覆辙。我们回忆这段历史，纪念这个日子，就是警示我们，忘记历史是可悲的，我们会对不起三千万死伤同胞的冤魂，对不起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千千万万个人民英雄，对不起为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献出生命的国际友人。我提议让我们为抗日战争死难的同胞和抗日英雄们默哀一分钟。

(3)朗诵：卢沟桥的狮子,且听我吟 作者：敖情 朗诵者：海屋之歌

二，勿忘国耻

女：1970年的12月7日上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第四位总理维利-勃兰特来到了位于华沙老城内的原犹太人聚居区。站在这片还残存着战争创伤的土地上，作为一个曾经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的国家的代表，面对着周围眼中饱含愤怒的大屠杀的幸存者们，这位德国总理无言以对。于是，他默默地屈身，面色凝重，低垂着头，双膝跪倒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这一惊人之举不仅令在场许多人感动落泪，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非但没有因为下跪而丢丝毫脸面,反而使德国人赢得了世界的谅解和尊重。

男：这不能不使我们联想起曾经对中国实行种族灭绝、实行大屠杀、实行三光政策的日本侵略者，多少年来对中国人民谢罪了吗?他们参拜靖国神社，敬拜战犯的灵位，公然为侵略战争辩解。面对日本政府对亚洲人民的态度，一位韩国老妇人愤恨地喊道：“50多年前你们污辱了我的身体，今天你们还要污辱我的灵魂吗?”。

女：历史不容忘却，历史是不允许淡忘的。一个优秀的民族，必定是一个尊重历史的民族;一个优秀的民族，必定是一个牢记历史的民族。耶路撒冷的哭墙、波兰大屠杀纪念碑、响彻俄罗斯全境的纪念卫国战争警报，中国“九一八”、“七七”、“九三”抗日纪念日无不在昭示历史。纪念历史是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

男：近期日本政府审定通过的历史教科书中，将“九一八事变”轻描淡写地涂改为“只不过是日军‘炸毁了南满铁路’”;将对中国东北的全面侵略说成是“进入”。黑土地在呜咽，松江水在咆哮，那是一个悲惨的日子。

(4)朗诵：“九一八”，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朗诵者：湘水渔歌

歌曲：松花江上 演唱者：军丫

男：白山黑水血泪染，华北大地烽火燃。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令“绝对不抵抗”，东北军一枪未发，即让出沈阳城。东三省全部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挑起全面侵华战争，陆续运兵入关。到1936年，日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

女：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1937年7月7日晚11时左右，在北平(现北京)西南卢沟桥一带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的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被中国驻军拒绝，日军随即炮轰宛平城并向卢沟桥一侧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奋起还击，从此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

卢沟晓月的沉思 作者：秋酿醇酒 朗诵者：优雅的云

男：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二战史上三个特大惨案之一。今天我们看到白骨累累的万人坑遗址，看着镌刻着遇难者三十万几个黑色大字的石壁和控诉侵华日军屠城暴行的雕塑，我们的心在震颤，我们的心在流血。

朗诵：南京大屠杀 朗诵者：梅纤路雪

女: 翻开世界史，积血最厚的一章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中，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实施了最野蛮、最残暴、最惨绝人寰的大破坏、大屠杀，血证确凿，血泪斑斑。不仅如此。侵华日军细菌部队在中国的华东、华中、华南及内蒙、辽宁、吉林等占领区一次次残杀，一桩桩暴行，制造了令人发指的大惨案。据不完全统计，3000多名中国爱国者、被俘抗联战士、劳工、无辜百姓以及苏联与其他国籍的战俘，惨死于日军七三一部队的细菌战实验中。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侵华期间丢弃在我国境内的毒气弹为200万发、化学剂约100万颗。2015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朗诵会，演唱会主持词2篇2015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朗诵会，演唱会主持词2篇。仅日本政府1996年5月进行了调查的我国吉林省敦化市一地，估计就有70万发。为此，中国人民现在还在深受其害。

(7)朗诵：还我公道 作者：雪域公主 朗诵者：冰峰8825

三，还我河山

男：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长期被西方列强视为可以任意欺凌、宰割、奴役的民族，抗日战争中无数的中华儿女奋起反抗，他们用血肉之躯顶住敌人带血的刺刀，他们用鲜血和生命筑起了反侵略的长城，为解救民族危亡、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写就了惊天地、泣鬼神、壮国威的壮丽诗篇。

怒 作者:老舍 朗诵者：牧野一粟

女：起来，不原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黑龙江马占山、吉林冯占海、辽宁唐矛伍等部义勇军，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等人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恶劣环境中对日作战，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杨靖宇在1940年反扫荡中壮烈殉国，当残暴的敌人解剖尸体时，发现他腹内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日军不禁为之震惊，胆颤心寒。这就是中华优秀男儿的风骨。赵一曼在临刑前高呼：“为抗日斗争而死是光荣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位女英雄，就义前年仅31岁，她是中华女子的骄傲。

朗诵：抗日女英雄赵一曼 朗诵者：海屋之韵

(10)朗诵：郭沫若《宜宾题诗》赞赵一曼朗诵者：咣铛

男：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它的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有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在日本侵略者的大后方，他们14年的艰苦斗争牵制了数十万日伪正规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他们可歌可泣、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宁死不屈精神的集中体现。

抗战英雄李兆麟 诗二首 朗诵者：君心如竹

女：东北抗日联军在日本侵略者一次又一次疯狂地“讨伐”中，山上密营损失殆尽，粮食、药品、盐等给养完全断绝，许[]烈牺牲，但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意志没有被打垮，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不屈精神，当无数同胞面临危难时这种不屈的精神成为了这个民族的脊梁!

朗诵：赵尚志 朗诵者：海屋心静

歌曲：嫂子诵 演唱者：小雨

男：“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布通电，指出“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7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演说，中国人民开始了全面伟大的抗日战争。改编后的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抗日前线。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歼敌一千余人。首战告捷，提高了抗日军民胜利的信心，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

朗诵：抗战——平型关大战 朗诵者： 老钢

女：在八路军配合下，正面战场第二战区集中十六个师为保卫太原打响了忻口战役。第9军军长郝梦龄及54师师长刘家骐在战斗中英勇殉国。郝梦龄在阵前这样讲到：“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意。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一天就不算完。”郝、刘二人在中弹后弥留之际，仍力呼所部杀敌报国。1938年3月23日 台儿庄大战开始，孙连仲集团军将敌围歼。战线全长约100公里。 中国军队参战20多个师约12万人，其中台儿庄方面约6万人。 日军7个联队3万余人，孙连仲下令：任何人都不准退，要用血肉来填敌人的炮火，士兵打完了将官填，将官打完了，我总司令来，填完为止。

抗战——台儿庄地区作战 朗诵者：老铁

男：1940年8月，为打破敌人“囚笼政策”，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以105个团的兵力发动了“百团大战”，歼敌1.3万人，俘虏日伪1400多人，大获全胜。这次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寇，对华北敌后根据地发展和全国抗战的坚持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我们至今还记得坚持在太行山区与日伪军英勇战斗，宁死不屈的五位八路军英雄在棋盘陀顶峰英勇跳崖的故事

朗诵：狼牙山五壮士 朗诵者：沙之聚

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一切炎黄子孙，不分阶级、党派、民族、地区，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了捍卫民族尊严、独立和生存的新的长城。战后，人们在松柏掩映的翠峦环抱之中，为纪念抗日阵亡将士修造了忠烈祠。

朗诵：南岳忠烈祠 作者：d254 朗诵者：行云流水

四爱我中华

男：经过十四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每一个炎黄子孙无不欢欣鼓舞。抗日战争是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耻辱。中华民族经过抗日战争血与火的考验，开始以新的形象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朗诵者：旷野之树

女：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同盟国中付出牺牲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承担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母亲没有倒下，她坚毅的站起来，把胜利的微笑留给了我们，留给了世界。

黄河，我的母亲河 作者:北落师门 朗诵者：飞雪逸尘

歌曲：北京颂歌 演唱者：金瓜

男：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抗日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之间的一场大搏斗，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反对日寇侵略的正义战争。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转载请保留此链接!。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心向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抗日战争得到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广泛支持，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女：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了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朗诵会，半个世纪前的抗战是中国历史上一场事关中华民族存亡的战争，这段令人潸然泪下的历史，这段令人翻然猛醒的历史，值得我们深深地反思。中国在14年的抗战中为什么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什么付出了几千万人伤亡的代价?我们纪念这个日子，就是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早日实现!

男：朋友们，晚会到此结束。女：祝朋友们晚安!

有关战争简史的心得体会实用五

大家都知道，遵义会议是在遵义召开的，它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上，遵义会议是由在遵义召开的会议前后的一系列会议组成的。

一、通道会议

1933年5月，国民党纠集50万兵力向红军中央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中央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虽经浴血奋战，终未能打败敌人的“围剿”，反而丧师失地，形势恶化。1934年5月，中央红军主力决定撤离根据地。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于7月下旬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进行战略转移决策的情况下，红六军团奉命西进是带有探路的性质。从江西遂川出发突围西征，进入湘西与红三军(后恢复二军团番号)会合，发动攻势，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一方面军)长征。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与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突围长征。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的既定战略方针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期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中旬，突围的中央红军跨越敌军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临武一线。这时，蒋介石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对此，蒋介石于1934年11月17日发布《湘水以西地域剿匪计划大纲》，妄图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他任命湘军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此时的蒋介石欲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

1934年11月20日，白崇禧见红军的一支部队占领了湘南的江华，又向广西恭城奔来，他不愿同红军硬打而消耗实力，就借口兵力不够及防止红军南进广西，在11月21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一个缺口。湘军何键为求自保，也不尽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这130里防线无兵防守达七天之久。11月25日，中革军委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30公里的湘江两岸。这时中革军委纵队也到达了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在这十万火急的情况下，中革军委纵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从1934年11月26日至29日，花了整整四天时间才走到湘江岸边。11月29日，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红军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

1934年12月1日，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敌人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红军将士用鲜血死守渡口，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待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之后，蒋介石加紧了兵力部署，一方面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武冈、芷江、会同、靖州一带，部署了一道严密的袋形防线。一方面电令湘、桂、黔地方军阀分兵堵截合围，企图全歼中央红军。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月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李德、博古认为“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毛泽东同志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说：“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原定计划。这次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意见不统一，故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

会后，中革军委于当日19时半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见行事，电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同时寻机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野战军司令部在12月13日《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2月14日，野战军司令部给二、六军团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战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北上。”要求活动于常德一带的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通道会议研究了军事问题，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从而为尔后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计划转变，作了必要的准备。

二、黎平会议

通道会议以后，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努力说服，许多领导者转变了观点，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1934年12月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同志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与会大多数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决议还指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决议最后说：“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终于被党中央采纳，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使红军争取了主动。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会后，中央军委立即转发了中央政治局的这一新的决定，并要求各军团首长将中央的决定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八军团编入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1934年12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定的决定》，即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猴场。为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又在猴场召开会议。

黎平会议是以遵义会议为伟大标志的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具体表现在：

第一，决定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命运和未来。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从江西中央苏区突围出来之后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中央全会闭幕后，这是党内最高级别的会议，决定了当时红军长征战略转折的大政方针。因此会议作出的决议、决定等至关重要，决定着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命运和未来。

第二，否定错误军事路线。黎平会议第一次以中央政治局名义，从形式上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已经过时的错误军事路线。

第三，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路线。黎平会议结束了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以来的三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领导层受排斥的地位，开始形成了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过去反对他的人)，赞同、支持、拥护他的正确主张的局面，从而为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道路，对于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避免中国革命再走弯路，减少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的摸索有重要意义。

第四，坚定了信心。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虽然因后来的情况变化不能实现，但它提出的前进方向、任务、目的，对于团结全党全军力量，鼓舞斗志，消除失败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危险倾向，坚定红军革命信念，树立胜利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尝试，开创了我党历史上否定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错误指导的先例，是我党对共产国际从盲从到独立思考的转折点。

三、猴场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确定了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的正确战略方针。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参与最高领导层工作。红军在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按毛泽东同志“避实就虚”的正确主张行动，挥戈西进，所向披靡，连克数城。胜利中，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给红军带来的危害，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强烈要求尽快结束“左”倾错误领导，让毛泽东同志回到红军的领导地位上来。而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议不顾，仍顽固地坚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的计划，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一路上争吵不休，并散布“到了乌江南岸，红军就该拐弯了，应当沿着打前站的六军团的路线前进”等流言蜚语，企图分散红军主力，沿乌江右岸边打游击边去湘西，实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他们的行为引起部队思想混乱。毛泽东同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不解决，将直接影响即将进行的乌江战役。

12月下旬，蒋介石得知红军向乌江南岸前进，急忙改变兵力部署，命湘军陈光中师和赵梦炎旅由黎平进驻剑河，王东原师驻锦屏、江口、沿河一带，章亮基、陶广二师向沅渡疾进，李云杰师向会同疾进;命薛岳兵团吴奇伟纵队四个师、周浑元二个纵队尾追红军至镇远、施秉、黄平、三穗一带;命桂军一个军进驻都匀、榕江、独山一带;令川军廖泽旅入松坎驻扎。同时，令黔军王家烈、犹国才四个师集于平越(今福泉)、马场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六个团防守江北从老君关渡以东至岩门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几个渡口，以图阻止红军“赤化黔北”，还沿江烧毁民房和船只，自以为乌江天险“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李德、博古仍不放弃去湘西的意图，提出要红军“一是不过乌江”在南岸打游击;“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此，中共中央在红军到达猴场的当天(1934年12月31日)下午5时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

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会后，红军遵照会议决定，把撤离苏区以来的消极避战变为积极作战，主动出击，恢复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光荣传统。红军按照黎平会议决定的“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的方针，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猴场会议被周总理誉为“伟大转折的前夜”。

以上是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一系列会议，这些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遵义会议

(一)智取遵义城

被迫开始历经磨难的征程之初，经过毛泽东同志等人的坚持，中央红军决定放弃与红军二、六军团会合的险棋，挥师进军贵州。在强渡乌江天险进入贵州地盘以后，中央红军面临休整的大问题。红军将领们将夺取遵义作为目标，因为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理位置重要，易守难攻，非常利于部队安扎和休整。

中央红军发起强渡乌江战斗后，贵州守敌惊恐万分。1935年1月3日，贵州守军第二十五军教导师副师长、江防指挥侯汉佑，将防务交给部下第三旅旅长林秀生，于4日仓皇逃回遵义。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遵义负责乌江全线防务的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已经上了汽车，准备逃往重庆。他将遵义城防任务交给川南边防军第二旅旅长兼城防司令侯之玺。侯之玺虽自知避免不了被消灭的命运，但依然寄希望于川军援兵，让他“绝处逢生”。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分析了上述情况后，亲自到红一军团第二师布置夺取遵义事宜。考虑到第四团在夺取乌江时吃了很多苦，决定将夺取遵义的任务交给第六团。1月5日晚间，红六团赶到了离遵义只有几十里的团溪镇。第二天拂晓时刻，刘伯承同志赶到了红六团指挥部，立即召集团领导听取汇报，研究攻打遵义的方案。他要求红六团仗要打得好，还要伤亡少，又要节省子弹，要“多用点智慧”。

1月6日，刘伯承同志同红六团向遵义进发。中午时分，侦察员报告说，遵义附近发现敌人的外围据点，大约有一个营兵力。按照刘伯承同志的指示，红六团第一营兵分两路，趁着大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军团团包围，并于当日下午3时向敌军发起猛攻。激战不到一小时，就将这股敌人全歼，击毙了敌营长。敌官兵死伤过半，余下的全部被俘。

为了减少部队伤亡，迅速夺取遵义，红六团团长朱水秋和政治委员王集成建议先头分队化装成敌人溃军，智取遵义。刘伯承立即批准了他们的建议。

1月6日晚9时，红六团第一营营长曾宝堂带着第三连和团直属侦察排、司号员等，化装成敌军，由十几个经过教育的俘虏带路，冒雨向遵义进发。其余部队随后跟进，准备诈城不成便实行强攻，迅速夺取遵义。红军先遣部队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顺利抵达遵义城南门下。这时，城门紧关，敌军的哨兵在城墙上巡逻，悠闲自得。突然间，红军先遣部队故意制造了一种兵荒马乱的气氛，急匆匆地跑到城下，要求迅速打开城门，放部队进去。

在城墙上，巡逻的哨兵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喊声惊呆了。过了一会，才气势汹汹地叫喊：“干什么的?”枪栓哗啦啦乱响。

“自己人!”城墙下，俘虏装出一副悲哀的样子说：“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共军包围了，寨子丢了，营长也被打死了，我是一连连长，领着一部分兄弟好歹逃出来了。共军还在追我们，请快点开门，救救我们吧!”

“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字?”城墙上的哨兵不太相信，继续询问。那俘虏毫不迟疑都回答上来了，哨兵没有发现什么破绽。过了片刻，城楼上的哨兵射下几道手电光来，认为这些戴大盖帽的确是自己人，这才放下心来。

城门开了，曾宝堂营长率部队迅速冲了进去，割断电话线，俘虏了城楼上的所有哨兵。这时，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主力部队风驰电掣般冲进遵义城。守敌顿时惊恐万状，乱作一团，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打得丢盔弃甲，弃城而逃。

1935年1月7日凌晨，红军胜利占领贵州重镇遵义城。

(二)遵义会议召开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同志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会后，张闻天同志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还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1935年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保证。

五、“鸡鸣三省”会议

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滇、黔交界之地“鸡鸣三省”的庄子。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鸡鸣三省”会议。这次会议研究和决定了三件重大事项：

第一，根据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洛甫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第二，根据敌情变化，对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军方向作出调整，部署红军战略转移。

第三，应中央苏区来电请示，讨论和研究了中央苏区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遭受国民党军队20余万人进攻，敌情比长征前还严重。面对严峻形势，留守的项英先后三次急电中央，要求迅速指示行动方针并“立复”。为此，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鸡鸣三省”会议上专题研究了中央苏区问题，明确提出了中央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

“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与扎西会议之间承前启后的一次重要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讨论和解决了遵义会议已经确定但还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政治局常委分工问题，使遵义会议的重大决策得到进一步贯彻。

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当时并没有担任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但是，事实诚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在取消博古、李德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后，尽管当时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毛泽东同志却说服了大家，在“鸡鸣三省”会议上坚持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虽然当时毛泽东同志没有最高领导职务的名义，但并不影响他在党和红军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不妨碍党内其他同志对他的领导地位的认同。”

“鸡鸣三省”会议最重要的历史启示在于：我们党要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及其核心。“鸡鸣三省”会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这个会议之后，党的核心意识日渐培育、得到增强。

六、扎西会议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2月5日到9日，在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

七、苟坝会议

扎西会议之后，我们还召开了苟坝会议。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同志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同志坚决表示反对。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志又找到周恩来同志进一步解释反对的理由。3月11日早，周恩来同志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同志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了遭受重大损失。

接下来我们再简单看一下两个事件：一个是土城战役，一个是打鼓新场风波。

八、土城战役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3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方向开进，并于27日全部进抵赤水河以东地区。然而，川军郭勋祺部也尾追而至。行军途中，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共同察看了沿途地形，发现道路两侧均系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便可以利用两边山谷的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合围夹击歼灭该敌。这个时候，军委二局截获了川军潘文华的26日电令，获悉尾追之敌只有郭勋祺部四个团的兵力，跟进潘佐部两个团。毛泽东当即下决心，命令在土城镇以北的红二师继续北上，同先头已抵达旺隆场的红一师相机夺取赤水城;以红三军团三个师，占领土城东北五公里的一个高地，以红五军团两个师占领青杠坡至一碗水一线北面高地，从南北夹击歼灭郭勋祺部;干部团在土城以东两公里处的白马山作预备队，对尾追之敌展开一场“歼灭战”。敌郭勋祺部凭借有利地形拼死顽抗，红军官兵拼死争夺，往复冲杀。战斗异常激烈，交战双方陷入胶着状态，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拉锯战”“消耗战”。

更严重的是，红军从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川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实为六个团万余人，还有后续部队，且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据当年在军委总部任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同志回忆：“我们在土城那一仗没有打好，因为对敌人估计不足。敌人的发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估计敌人是两个团的兵力。如果知道是旅就不会打的。以后伤亡很大，不能不走了，是我们自己撤退的，只打了个击溃战。”

“旅”和“团”一字之差的情报失误，让毛泽东同志痛心疾首、刻骨铭心。后来，土城战役调动了干部团参加战斗，朱德到一线指挥，毛泽东亲自动员。干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解了土城战役之围。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和对红军四渡赤水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曾经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资)，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

九、打鼓新场风波

猴场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回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权和指挥权，中央红军的每一个军事行动都须经中央政治局召集有20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讨论决定。1935年3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提议，中央红军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红军撤离遵义、二渡赤水后，前敌指挥部根据敌情作出判断：敌周浑元纵队有由长干山向枫香坝、白腊坎前进之动态。3月9日，军委电令发出“关于迂回攻击长干山之敌”的部署。

3月10日1时，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用一份“万急”电报向军委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前进，消灭驻在西安寨、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朱德同志认为，打鼓新场是黔北首镇，又是通往毕节的要塞，黔军比国民党中央军好打，打开打鼓新场有利于中央红军拓展川滇黔边根据地(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会议决定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基础。而毛泽东同志认为不该打。

在要不要向打鼓新场前进攻打黔军的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张闻天决断不下，只好在遵义县第十二下区平安乡苟坝马鬃岭山脚一幢新修民房“新房子”(今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苟坝村四合村民组)里召集驻苟坝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部分中革军委局以上首长开会，专题讨论进不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与会人员普遍认为：中央红军二战遵义后，战斗打得很顺利，战士们斗志高，求战心切，部队经过休整，可以投入战斗;打鼓新场既是红军战略转移必经之地，也是黔北重镇，地势险要，商贾云集，位于四大场镇之首，如果占领，可以给红军较富足的补给;驻守打鼓新场的王家烈的两个师，是“双枪兵”，战斗力弱。不久前遵义战役的胜利，黔敌已成惊弓之鸟，而我军则是胜利之师，如能乘胜追击，一定可以扩大战果。

毛泽东同志却坚决反对打打鼓新场，理由是：第一，红军经过长途奔袭，特别是遵义战役后，队伍虽然稍稍恢复了元气，但综合力量还比较薄弱，且我军处境孤立，缺少外援;第二，军委二局戴镜元截获了敌方向遵义调动部队的电令，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正从四面八方向遵义、鸭溪、枫香、打鼓新场压来，蒋介石也很看重打鼓新场这个地方，认为它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敌我形势十分严峻，如果贸然攻打，将会与滇军正面对垒，不能打固守之敌，部队受损不值得，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最后他作出判断：敌人100多个团的兵力，已对我军摆下南北夹击的阵势，如果此刻急于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然而，大多数同志还是坚持要攻打打鼓新场。后来，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尊重多数同志的意见，民主表决，按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办。结果，会议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

当夜，毛泽东同志又反复研究敌我态势，夜不能寐。他焦躁万分，半夜提着马灯，顶着凛冽的寒风，走了四五里崎岖山路，来到周恩来驻地，恳切劝说他晚一点再发布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恰好，凌晨3时50分，军委二局急电周恩来同志：“黔军犹旅由西安退泮水，向打鼓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速增援打鼓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红军如欲进攻打鼓新场，周敌、川敌有向我侧背夹击之势”。看过电报以后，两人重新考虑了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事宜。随后，毛泽东、周恩来连夜找到朱德，三位红军领导人认真分析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弊得失后，决定于第二天早上继续开会。

3月11日一大清早，张闻天同志再次主持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详细分析敌我形势，反复阐述不可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大多数同志表示赞同。经过民主决议，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事实证明，军委发出的这个指令是正确的，当红军主力向打鼓新场行动，准备打击黔敌犹禹九部时，在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还有孙渡和郭勋祺纵队，如果红军当时贸然向黔军犹旅进攻，面对的将不是一个纵队，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大部分兵力——五个纵队。只要红军一发起进攻，就有被敌人合围的危险。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据理力争力排众议以理服众，坚持不打打鼓新场，及时制止了这次错误的军事行动，调回了正向打鼓新场前进的红三、五军团，避免了红军的重大损失。所以，遵义会议是由一系列会议组成的。遵义会议之前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之后有“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还有两次战役(土城战役打得很惨烈，打鼓新场战役没有打成，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尊重)。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遵义会议是一次具有重大转折作用的会议。

有关战争简史的心得体会实用六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用100年的汗水和鲜血谱写的篇章，今天我只能提纲性地概说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历史过程。我把讲的内容分为二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国前的党史。第二部分是建国后的党史。建国前的党史可分为五个阶段：①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早年革命活动时期(1919.5—1923.12);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就是北伐战争时期(1924.1--1927.7)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8—1937.7);④抗日战争时期(1931.9—1948.8);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建国后的党史也分为四个阶段：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②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③文化大革命时期;④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其早期革命活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它从诞生时起，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最终奋斗目标，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统一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发动和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为推动人民革命运动新的高潮作了充分的准备。

(一)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中国社会

自从1840年英国政府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在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它们不但运用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手段，对中国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压迫，还极力保持中国封建的剥削形式及其的上层建筑，把中国地主阶级作为它们的统治工具和支柱，阻碍和破坏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资本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处于危难之中。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广大人民如何才能当家作主，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一大批有志气的中国人在呐喊，在寻求救国之路……

一九一一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代皇朝，结束了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好景不长，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为了帝制，积极投靠帝国主义，野蛮地镇压革命人民，血腥地屠杀革命人士。从此，各地军阀纷纷割据，中国完全沦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这就是建党前的中国社会现状。

(二)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一大批有识之士在寻求救国之路，中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主要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还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胡适等大批人士，他们倡导民主、和平、自由，抨击封建礼教，传播西方文化。特别是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的影响最大，它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得到全国各地工人、学生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使工人运动迅速掀起，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同年三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来华，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维经斯基先到北京与李大钊会晤，后经李大钊介绍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进一步商讨在中国建党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酝酿，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党主义小组。同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湖北;毛泽东、何叔衡在湖南;谭平山、陈公博在广东;王尽美，邓恩铭在山东;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与此同时，在法国的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也开始了建党活动。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的早期革命活动

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多方面的活动，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益成熟。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建议上海小组发起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的最后一天，因法租界巡捕搜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陈独秀因事没有参加，指派包惠僧参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党纲还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最后选择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此，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英明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的面目也就焕然一新。

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发表了宣言。并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清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为：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党主义社会。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2年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的高潮，全国发生罢工一百多次，有几十万人参加。它的直接领导和机构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1921年8月成立，书记部的书记是刘少奇。这次罢工影响最大的是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后惨遭军阀吴佩孚的镇压，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1923年在共产国际的倡议下，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接受共产党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一月十二日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会体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同时指出：“绝对不能与国民党合并”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的原有组织和严格的集中领导机构。大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伐战争

早在1922年8月西湖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即向孙中山说明了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屡遭失败，正处于绝望中的孙中山，不顾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反对，对此表示欣然同意。孙中山赞成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经过一年多筹备，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重新做了解释。这次大会还选举了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等共产党员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经过这次大会，国民党实际上已经被改组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一九二四年五月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努力，创办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干部，建立革命武装，对于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军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一)北伐战争的胜利

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六月，国民革命军先后进行了二次的东征，平定了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等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六年初，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还建立了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第四军独力团，使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掌握了部分的革命正规武装。由于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原大部地区黑暗透顶，一九二六年二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举行北伐。北伐战争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它的主要敌人是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共约七十万军队，当时广东国民政府共有国民革命军十万人左右。国民革命军在苏联军方顾问的帮助下，制定了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长驱直进。首先消灭了吴佩孚，然后消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统一了全国。北伐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中，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部队为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的功劳。

(二)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窃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

早在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内部就已分裂为左右两派的争斗，1925年8月，坚决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著名领袖廖仲恺被反动派所暗杀。戴季陶极力排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士，蒋介石也加紧对革命领导权的篡夺，陷割共产党人，1926年3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人，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处。5月，蒋介石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须交出名单等等。面对蒋介石的篡权阴谋，陈独秀却一再妥协退让，使蒋介石的阴谋步步得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派反动军队收缴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占领上海总工会，逮捕和枪杀革命群众，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工人举行抗议又遭到血腥的镇压。四月十五日蒋介石又与广东反动派同谋去广州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黄埔军校和工人纠警队的武装，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一时期，我党优秀的领导人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肖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牺牲。

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革命群众纷纷发表讨蒋声明。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罪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向中共中央写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意见书。但这个时候，蒋介石的势力已经形成。在中国革命处于紧急的关头，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未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同时，仍寄希望于汪精卫，特别是大会仍选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而陈独秀在会后仍然继续执行右倾路线。党的“五大”并没有能够担负挽救革命的任务。党的“五大”以后，武汉地区的危机更趋严重而表面化，汪精卫集团利用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名义，连续发出种种宣言和训令，攻击和镇压工农运动。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叛变，接着公开支持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但陈独秀等竟以投降式的让步，企图推住汪精卫。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还通过决议，更进而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至使汪精卫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7月10日根据共产党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成立了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实际上免除了陈独秀的职务。7月13日中央发表了时局宣言。揭露汪精卫的反革命活动，并命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人退出政府。致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败局已无法挽回。

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这个时期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7年8月至28年底。党主要是发动和领导各地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革命力量得到初步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阶段，是29年1月至31年9月。主要是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基本形成。党在白区的斗争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阶段，是31年9月至34年底。主要是“九.一八”事变革后，全国出现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但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不但丧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势，而且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第四阶段，是35年1月至12月。主要是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第五阶段，是35年12月至37年7月。主要是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

(一)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全国革命势力受到严重摧残，中国共产党员由五万七千多人减少到一万人左右，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党的组织转入地下工作，形成红白对立，国共两党对垒的局面。

27年7月中旬，中央决定举行湘、鄂、粤、赣四省的农民暴动和南昌起义，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8月1日，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原北伐战争和其他革命武装三万余人在南昌起义，全部解除了国民党三、六、九军在南昌的部队武装。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部队后来在开往广东时遭到敌人的围攻而失败，剩下一部分部队转到边界农村坚持斗争。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并确定秋收起义。会议选举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央委托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起义部队经三湾改编后于十月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十二月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这次起义，由于没有及时转移到农村，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结果也失败了。从“八七”会议至28年底，全国各地还有一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英勇地打出了敌人，使我党“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9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的一部分军队和湘南农民军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同时，各地的起义部队也纷纷建立了武装根据地。

正当中国共产党的大批骨干力量深入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这个时候，①红军壮大;②工人运动高涨。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恨，左倾情绪逐渐膨胀起来。他们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盲目地组织工人暴动，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党的一部分力量受到严重损失。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了农民主专政以及其他具体的方针政策，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随后，在六届一中全会选举向忠发为总书记，但又不适当地强调了“城市领导作用”。

(二)工农红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六大”以后，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30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开辟了大小十余块革命根据地。随着红军的扩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红军本身的建设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抗县古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路，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念，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任务。强调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重申中央军委的指示，指出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根据地。在此同时，党的白区工作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30年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2万人以上，工会会员也已恢复到十万人以上，白区文化战线方面也得到了发展。在革命形势好转的同时，国民党军阀内部却爆发了大混战，至使党内主要领导人李立三等‘左倾’冒险主义的头脑膨胀，并坚持城市中心论，组织工人大暴动，命令红军攻打城市。使红军和根据地受到了严重损失，也使白反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了会议，结束了李立三的路线，纠正了‘左倾’的错误。由于红军攻打城市的结果，使敌人引起了警觉，于是国民党便部署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于1930年至1931年7月先后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各根据地开展了反围剿的游击战争。正当我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红军反围剿不断胜利，白区反文化围剿斗争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党却又出现了一个比李立三“左倾“错误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更加完备的“左倾”机会注意，即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王明即曾在莫斯科学习过，对马列主义的著作能逐条地背诵，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于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国取得了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对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党内民主气氛遭到很大的破坏。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制选人‘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相继退入关内，东北三者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更于同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激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抗日运动在全国迅速掀起。但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革命力量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削弱。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向忠发曾担中央党书记)。中央领导机关遭到破坏，白区的组织相继破坏，到1933年初，党的临时中央不得不被迫离开上海。而迁入中央苏区。32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60余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张国焘的轻敌而遭到失败，中央苏区毛泽东的‘反围剿’方针与临时中央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受到排挤，撤销了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是年冬，国民党反动派调集50多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当时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灵活地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仍然取得到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缴枪一万余支。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苏区，王明路线在苏压控制了整个军事的局面。同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六次‘围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采取了“关门主义”，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把军队的指挥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曾在二战期间在苏联的斯大林保卫战中立下过很大的战功)，李德教条地运用苏联与德国战争那一套，再加上王明的极“左”路线，使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了惨重的失败，从此全国大部分苏区失去了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万里长征。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经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经过将近二年艰难险阻的长征(通过大凉山，飞夺泸定桥，渡过大渡河，四渡赤水、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大雪山等)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工区会师，红军终于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在这同时，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三)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地后，35年又发动了华北事变，企图把华北地区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各地学生纷纷上街游行，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也于瓦窑堡召开了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还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张学良、杨虎城也希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然而蒋介石却仍然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镇压各地抗日运动。拒绝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要求，并准备把张、杨部队调出西北，致激起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主张，并电邀中共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党中央冷静地分析了西安事变的错综复杂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方针，并派出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代表团参加谈判，经过各方的努力，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以及释放政治犯等条件，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随后，张学良即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他回南京。从此，张学良遭到了蒋介石的长期扣留。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此，中国时局转为抗日战争的时期。

四、抗日战争时期(31.9——45.8)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它的主要打击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采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此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历史经验，认清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毛泽东思想达到了成熟，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壮大了革命的力量，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国民政府被迫于八月十四日发表自卫宣言。从此，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抗战开始不久，中国就形成了两个战场，即正面的国民党战场和敌后的解放区战场。在两个战场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抗日持久战和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对蒋介石集团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积极展开敌后游击战争，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抗日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抗战初期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但是，由于蒋介石坚持后面抗战路线，国民党的一百多万军队挡不住几十万日军的进攻而节节败退，南京政府不得不迁入重庆，并且，出现了向日寇投降的情况。

相反，中国共产党开辟了敌后战场，革命力量迅速壮大。面对国民党内部的投敌情绪，1940年8月——12月，八路军总部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调动全国所有的军队，向日寇展开了“百团大战”，总计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25800余人。百团大战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党的军队的威望。当然，它也使我军主力损失较大，过早的曝露了我军力量，致使以后日军的主力转为进攻红军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扫荡”。此后，蒋介石也实行了假抗日，真反共的策略。并于1941年1月发动了皖南事变，将开赴抗日前线的新四军进行袭击，新四军军部二千多人全部遇难，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并声明要将军长叶挺提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后，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军集中主力对敌后解放区进行连续的“扫荡”，国民党大批将领率部降日，蒋介石又调集数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和敌后解放区。加上华北各地的自然灾害，敌后人民抗战陷入严重困境，解放区人口和八路军的数量都有了明显的下降。党为克服困难，及时调整了各项政策，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一二五师三五九旅王震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保卫了抗战阵地。

1943年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逐步转入反攻，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在美国二颗原子弹轰炸后，又绝苏联红军的强大进攻，不得不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五.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45.8——49.10)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民主革命最后取得全国胜利，毛泽东是想进一步取得全面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阶段

自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开始，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疯狂抢夺抗战胜利成果，积极准备内战。中国共产党根据“七大”的方针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运用革命的两手策略，开展和平谈判与武装斗争相交的复杂斗争。为欺骗人民，争取时间准备内战，蒋介石于45年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赴约重庆谈判。我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美、蒋的真面目，团结和教育人民，孤立国民党蒋介石，增强我党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代表我党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一方面是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力争在和平条件下实现中国社会的改革;另一方面，解放区军民加强自卫战争的整备，粉碎蒋介石两面阴谋。重庆谈判国共双方于一月十日签订了停战协议，并在协定签订的当天在重庆召开了有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三十八人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蒋介石的停战协定是一种缓兵之计，他对此毫无诚意，到3月份国民党二中全会和四月国民参政会时，他便公然撕毁了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调集军队大举进攻东北，积极准备发动内战。

(二)人民解放战争的防御阶段

这个阶段，我党在政治上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建立了更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在军事上主动撤离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运动战为主，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为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解放战争的第一年，由于歼灭了大量的敌人有生力量，敌我力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下降到三百七十万人，我军则由一百二十五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敌军兵力削弱，士气低落，人民反对，后方空虚，机动作战力量锐减;我军越战越勇，士气高涨，人民拥护，后方巩固，机动作战能力大为增强。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党中央确定了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控制区域。

(三) 第三阶段是从1947年6月到1948年8月，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这个时期，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和整党整军运动。在全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制定了正确的方针，使中国革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四)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解放战争前两年的各方面成绩和经验，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由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我军与敌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然成熟，于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便及时作出了关于战略决战的决策。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首先发动了济南战役，攻克济南，全歼守敌11万人;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9月7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从9月12日到11月2日历时52天，歼敌47万;并迫使长春守敌起义投降，解放了东北全境。紧接着辽沈战役，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历时65天);华东和中央野战军又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共歼敌55万，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38年12月5日至翌年1月3日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歼敌52万，北平和平解放。至此，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

三大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反动统治已面临绝境，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幻想再次玩弄和平阴谋，以便取得喘息时间，保存反动势力，以便卷土重来。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元旦也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宜将乘勇追强寇，不可怙名学霸王”。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声称原意接受我党八项条件求和，经过15天的读判，我党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4月22日，南京政府表示拒绝签字，读判宣告破产。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在面柏坡召开，批准了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并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1949年4月20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第二、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从湖口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解放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大会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十月一日，首都北京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告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六、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49.10——56.12)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分二个阶段。

建国后的头三年是第一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在这个阶段，除继续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镇压反革命分子外，在农村扩大新解放区实行土地革命;在老区开始组织互助合作;在城市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开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同时，胜利地完成了各项社会改革任务，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和反对不法资本家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九五二年底，在国民经济不仅已经达到而且在许多方面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基础上，我党中央又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指明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具体途经和步骤，创立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952年——1956年是第二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对农业、手工业通过合作化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经过了一系列由低到高的过渡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顺利地实现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时地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八大前的七届四中全会，还粉碎了高岗，饶濑石反党篡权的阴谋。)

七、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57.1——66.4)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由于我党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思想上、理论上缺乏充分的准备，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主观指导上发生了失误，历史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党的指导方针在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到严重的挫折，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党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培养和锻炼了大批经济文化建设人才。这是我党工作的主导方面。

这十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57年是第一阶段。由于执行了八大的正确方针，党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胜利。(由于对1957年春夏之交的国内政治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过分夸大敌情，在全国开展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以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反右派后，党内的“左”倾情绪开始发展了。)虽然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失误，但还是属于局部性质的。

1958年到1960年秋，是第二阶段。这个时期我们称它为“五统年”。党在指导方针上发生严重的“左”倾错误，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的公社化运动。稍后，党开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同时，陈云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降低计划指标。7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左”倾错误，但在整个过程将要结束时，仍没有能提出切合实际的纠“左”方案，从苏联访问刚回国参加庐山会议的彭德怀，根据全国农村现实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建议信，这封信肯定1958年的成绩后，尖锐地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这封信大大地触犯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在群众中至高无上的权威。以致使整个会议的形势急转直下，把纠“左”转为反右，错误地开展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这场斗争，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致使“左”的错误更加发展起来。再加上1960年后，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对苏共的账务全部需清还，国内自然灾害又严重，以致出现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

第三阶段是1960年冬到1966年春。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左”的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61年8月八届全会)。这是一次重要的转变。到1965年底，经济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国民经济又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左”的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未能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八、“文化大革命”时期(66年5月——76年10月)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党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始终占支配地位。这一方面，是1957年以来，党内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思潮恶性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主要是毛泽东对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分析的错误。再加上预感到自己的权威与地位的受到威胁。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全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他由此得出结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了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另外，加上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革时期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66年5月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动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这一段，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的部署，炮打所谓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以毛泽东8月15日在中南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高潮。毛泽东的大字报的内容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夺权，进行了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是刘少奇，继之为邓小平。

第二阶段是从“九大”以后到1973年8月党的十大。党的九大把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成为法定的接班人，加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其时，由于林彪体质偏弱，毛泽东健康情况良好，于是为了夺取最高的权力，便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政变。在这一阶段，一大批党和领导人惨遭批斗、打击，一大批知识分子挨整，全国各地都建立了革委会。全国“斗”、“批”、“改”运动普遍掀起。‘九一三’(71年)事变后，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彻底破产，围绕批林整风，在党内又发生了分歧和斗争。

第三阶段是从十大以后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泽东先是批准江青等人提出的“批林批孔”，当发观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方面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接着又发生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再度陷入混乱。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在华国锋，叶钊英，李先念等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取得了十月的胜利，打倒了江青“四人帮”，从而结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总之，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党内的领导者发动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深重灾难的一场内乱。

九、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

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到一九八二年九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六年，是我党领导人民大力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和发展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六年，是胜利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拨乱反正重大成就的6年，是逐步探索和找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六年。

这六年的历史课分为两个阶段：

前两年为第一阶段。由于我们党对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还很不够，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犯“左”的错误，使得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始终徘徊不前的局面。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第二阶段。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了历史的伟大转折。(就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二大总结了六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分析了我国政治和经济形势，提出了全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和方针任务，阐明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此，中国政治、经济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转变，工农业稳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全国人民向小康型社会迈进。

有关战争简史的心得体会实用七

按照《xxx“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实施方案》要求，今天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堂党课，主题是回顾历史，坚定理想信念，通过与大家一起交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

共产党成立的大背景。1918年10月，“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等文章，歌颂俄国工人阶级的胜利。1919年春，北京爆发了学生示威五四运动。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建立，成为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秋，毛泽东、何叔衡等在湖南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王尽美、邓恩铭等在山东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冬，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东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春，广州建立共产党小组；同年春，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也建立了旅欧共产党小组。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共一大会通过的党纲共15条，吸取了国内党小组党纲并参考了俄、英、美共的纲领，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还通过《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有了一个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自此我国的革命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开端，她的成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首先，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一个新的领导力量和领导核心。中国革命不再由资产阶级领导，而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了。其次，有了新的指导思想和新的革命纲领。有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再次，有了发动群众的好方法。有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联合一切革命人民的战略和策略。最后，有了新的道路和前途。通过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陈独秀、李达、张国焘、邓中夏、蔡和森、张太雷、向警予、罗章龙等参加，代表党员 195人。大会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大会还指出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 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动力。第一次明确的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制定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领导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并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党的领导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十三个月，罢工斗争达187次之多，参加罢工人数30万人以上，在这期间，各地先后建立100多个工会。但工人运动受到了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的色结镇压，尤其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林祥谦、施洋烈士宁死不屈慷慨就义，工人运动也从此转入低潮。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正确地分析了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立场，以及把国民党改造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的可能性。党的“三大”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于1924年1月12日在广州开幕。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等出席了会议。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这样，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大会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5年1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气氛是倾向注重城市工作。在这个时候，国民党走到了交叉路口。孙中山病逝，1926年3月，蒋介石对统一战线进行破坏。国民党内部，他使用阴谋制服汪精卫。20年代中期最麻烦的问题是，共产党怎样才能从统一战线中获益而同时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1926年2月，毛泽东在广州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段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毛泽东把农民划分为贫农70%、中农20%和富农10%，作为社会科学的划分。共产党在风雨飘摇的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两万多人，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1927年10月上旬，毛泽东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无产阶级及政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在农村建立一支正规部队，这不是欧洲或上海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自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后，毛泽东拿起了枪，五四运动在井冈山收获了它的第一个真正的政治果实。毛泽东真正的创造性在于他把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枪、农民武装和马克思主义，军队比做鱼，而老百姓是水。一

1928年4月，朱德抵达井冈山、陈毅、林彪组成了一支10000人的军队。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才开始为世人所知，毛泽东总是乐于制定宏观的战略，而把具体的战术行动交给别人。彭德怀将军和他的队伍于1928年12月来到了井冈山。

1927年8月至1928年底。党主要是发动和领导各地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根据地，革命力量得到了初步的恢复和发展。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撤销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的任务。

1929年1月到1931年9月，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基本形成。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在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的实践中，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的重大发展，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在1931年冬，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广大的根据地纷纷进行了土地的改革和根据地建设，成为了我们党坚持武装革命的坚实基础。

从1930年底到1932年冬，毛泽东、朱德、陈诚以灵活的作战方针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1933年9月，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最后于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开始长征。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毛泽东在遵义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博古在会上作报告，周恩来作报告，然后是毛泽东发言 批评最近的军事路线，而王稼祥表示支持毛泽东的立场。极为重要的是周恩来后来转向毛泽东这边，“他一直都是正确的，我们应当听从他”。周恩来对毛泽东作了这样的评价 ，他还让出自己在军事委员会的职位并敦促让毛泽东任军委的指挥。遵义的12天改变了长征面貌，使这次惨败的军事撤退转变成为着民族和革命双重目的的政治宣传。这也使中国革命从莫斯科的影子中摆脱出来，变得明朗了。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挑起战争冲突，国民政 府则采取妥协政策避免冲突扩大。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它的主要打击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采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正式成为中国全部武装力量的一部分。

1942年2月到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进行了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延安整风的目的是要在全党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此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它实现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的基础上的团结，为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做了充分的准备。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抗日战争的胜利代表着中国的抗战，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反对外敌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成熟时期，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大发展，为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中国的抗战，促进了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斗争经验。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建设大计在重庆进行的一次历史性会谈。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经过43天谈判，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重庆谈判及达成的《双十协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和曙光。

虽然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在1946年6月底全面撕毁《双十协定》，发动了旨在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全面内战。

1947年6月底，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谢兵团挺进豫陕鄂边区，陈粟华东解放军进攻豫皖苏地区。三军成品字阵势，驰骋中原。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

辽沈战役是第一个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发起，到10月1日，东北野战军一部分主力进抵锦州城下。10月10日，共五个纵队在塔山等地成功地阻止了国民党援军的“东进兵团”和“西进兵团”。10月9日发起攻击，15日克锦州，全歼守敌10万余人。随后，被困长春的国民党第60军于10月17日起义，新编第7军也放下武器投诚。21日，长春和平解放。10月26日至28日，东北野战军在新立屯、黑山地区全歼廖耀湘兵团10万人。11月2日，直下沈阳、营口。辽沈战役至此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在辽沈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伤亡6.9万人，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47.2万余人。

淮海战役是第二个战役。1948年11月6日至22日为第一阶段，华东野战军在碾庄圩地区歼灭黄百韬兵团10万人，中原野战军也对徐州形成战略包围。11月23日到12月15日为第二阶段。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包围并歼灭黄维兵团11万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杜聿明指挥的徐州国民党军3个兵团25万人向西突围时，将这股敌人合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并歼灭其中的孙元良兵团约4万人。12月15日到1949年1月10日为第三阶段。华东野战军发起对杜聿明部的总攻，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10个军约20万人。淮海战役历经66天，我军伤亡11万余人，歼敌55.5万人，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解放。

平津战役是最后一个战役。1948年11月29日发起。从12月22日起，人民解放军先打两头，后取中间，首先攻克西线的新保安、张家口；在东线，1949年1月15日，全歼国民党守军13万余人，解放天津。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平津战役历时64天，人民解放军伤亡3.9万人，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使华北地区除太原、大同、新乡等少数据点及绥远西部一隅之地外，全部获得解放。

三大战役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国民党维持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全国解放的基础。

1949年3月5日-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11人，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的主席团主持了此次会议。七届二中全会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召开的唯一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做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会议强调了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有预见性地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重大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有重大作用。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单位的代表（含候补代表）共622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北平改名为北京；纪年采用世界公元；10月1日为国庆节。毛泽东在会议上宣布，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会议还决定在北京天安门前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于9月30日举行了奠基典礼，毛泽东主席宣读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的历史也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同志们，回顾党的光辉历史，我们心潮澎湃，展望党的伟大事业，我们豪情满怀。让我们在市委、市政府地坚强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开拓创新，抢抓机遇，埋头苦干，为实现我镇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将xxx打造成xxx更合理，xxxx更完备，xxxx更优美的特色小城镇，中国滑菇之乡，成功创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省级生态镇、省级电商镇而努力奋斗。

有关战争简史的心得体会实用八

这一片沃土，远在四万年前就有人类繁衍。

1951年，长春地区的榆树市发现人骨化石证明，早在远古时代，这片土地上的人类已进入了智人阶段，属母系氏族社会初期。

1984年，农安县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人类的居住遗址，这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原始纺织技术，进入着装时代，原始农业也已经很发达。

“夫余王城”是长春地区最早出现的城市，公元493年被北方勿吉族所灭。

渤海国和辽、金繁荣地区

自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之后渤海人兴起，建立了渤海国。长春地区属西京夫余府和莫页颉府夫余府，府治在长春市迤南。北宋末年，公元1114年9月，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起兵抗辽，1115年攻破黄龙府。阿骨打称帝，国号金，辽金时代是长春地区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公元1126年，金兵掠宋朝徽钦二帝北走，曾把他们囚禁于此。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曾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军痛饮耳”。指的就是这个黄龙府。

几度沧桑，这里的历史和遗迹，诉说着当年的往事

公元1234年，金被蒙古所灭，这一带成为蒙古游牧之地。

1644年，清兵入关时，长春地区的蒙古族与满族人口皆为八旗编制。

1896年俄侵入东北，攫取中长铁路筑路权，在长春建起俄国人居住区。

1906年日俄战争结束，在长春的俄权益为日所取代。

1908年日为扩大“满铁附属地”，开始建设长春火车站，其后又开辟商埠，当时城市面积为21平方公里，人口约15万。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整个东北地区，长春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1932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扶持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成为傀儡政权—“伪满州国”，将长春定为“国都”，改名“新京”，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至1944年市区面积为80平方公里，人口达81.7万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军于1946年4月14日曾一度解放长春。但1946年5月23日国民党入长春，使长春的经济和各项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城市生产和人民生活濒临绝境，市区人口最后减至17万人。

1948年10月18日，长春重新获得解放，被确定为特别市。

1953年改为中央直辖市。

1954年划归吉林省，随后省会迁至长春，成为吉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955年定为全国10个省辖大市之一。

1979年列为全国15个经济中心城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