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政策五大禁令心得体会总结 形势与政策三农心得体会(5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心得体会，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那么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恰当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关于三农政策五大禁令心得体会总结一

1、领导重视，组织得力。**文化发展区党工委严格按照市委部署，精心组织、结合《关于落实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和潍坊市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的意见》（高发[2018]15号）文件，周密安排好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区党工委书记亲自抓、亲自管，积极召开贯彻落实会议，组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认真学习，并对工作的落实进行了分工。要求区党工委领导班子成员结合工作实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扎扎实实地抓好各项工作。   

2、开展“回头看”，打牢基础。在学习贯彻的过程中，按照市委的统一部署要求，党工委对责任落实情况、工作进展情况、自觉查摆和纠正自身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回头看”，重点查摆党员干部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学的不深、理解不透、落得不实的问题，自觉从全面从严治党、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兴、改革开放、三大攻坚战、民生保障等领域，深入查找工作短板，分析问题根源，制定了有效的举措为整改落实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即知即改，立改立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山东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文化发展区始终坚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坚决抓好整改、加强监督检查，推动习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持从实际出发，对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活学活用。始终坚持班子成员带头，即知即改，立改立行，以严格的标准、得当的措施、严明的纪律对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各项问题落实好、整改好，让全体工作人员切实感受到学习贯彻中所取得的成果。

（一）党建基础薄弱，组织建设需加强。

1、党建工作虚化淡化。一是部分党工委委员重视理论学习不够，没有认真坚持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仅限于制定了学习计划，实际工作中忙于业务，忽略了学习安排，没有给全区“学习型”机关的创建起到引领示范作用。二是党工委存在着“重业务，轻党建”的思想意识，抓党建工作的落实缺乏主动性和针对性，工作趋于表面化、形式主义，对党建工作口头上强调多，实际关心少，注重业务培训多，思考党建工作少。三是党建工作缺乏创新，流于形式。对党建工作因循守旧，习惯于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活动形式过于单一，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缺乏有效的载体及抓手。

2、部分领导干部没有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一是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对领导班子的荣誉感、自豪感、责任感下降，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和群众观念较差，解决问题的主动性不强，考虑问题仅限于自己分办的业务范围，缺乏团队精神和集体观念，对长期存在的办事效率不高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不去客观地分析研究和协同解决，影响了区党工委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发挥。二是部分领导干部日常管理中存在“好人主义”，“一岗双责”履行不到位，对组织建设、作风建设过问较少，监管惩防失于松软，导致分管的业务部门职工纪律观念不强，出现违反工作纪律被通报的现象。

（二）乡村振兴战略任重而道远

1、制约“三农”发展的瓶颈尚未根本解决。主要表现在农业供过于求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市场压力、环保压力、资金压力等仍然较大；农业农村经济质量不高，持续发展动能不足；农村基础建设相对薄弱，虽然近几年**党工委、管委会持续投入资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但是补短板任务依然艰巨。

2、亮点特色不突出。产业规模比较小，产业特色不明显，农产品深加工能力弱，虽然有红高粱、毛家屋子小米等知名品牌，但是总体上农业品牌建设仍然相对滞后，尤其是在全市、全省叫得响的不多，与创建红高粱小镇的总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3、三农工作队伍素质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面对“三农”发展的新阶段、新战略和新要求，三农干部在深入研究解决问题、开拓创新推动工作、全心全意为民谋福祉等方面还有差距，需要在较短的时期内加以解决。

（三）大项目、好项目投资环境需进一步优化

近年来，我区投资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但仍存在一些影响大项目、好项目投资落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工业配套项目建设滞后等问题给项目建设带来很大影响，造成部分项目进度缓慢、工期延长。二是督查督办力度不够。**党工委、管委会虽然为推进大项目、好项目建设建立了专门的督查督办及领导包靠制度，但是由于力度不够大，难以在加快推进大项目、好项目等方面发挥作用。受此影响，全区大项目、好项目等出现落地难问题。

（一）党建方面

1、政治理论武装不到位。虽然经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洗礼，也在“作风建设年”活动中进行了大量学习，党工委成员理论水平有了一定提高，但距离新形势新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有的领导干部由于政治理论欠缺，导致对政治形势分析、对政治任务理解不到位，在思想上与上级党工委织统一跟进的速度较慢，政治敏锐性不强，没有及时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党工委织的安排部署上来。

2、宗旨意识不强，党性修养欠缺。一是党性观念欠缺，进取精神和担当意识缺乏。有的敬业精神不强，对工作冷淡厌烦，习惯于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墨守成规，领导安排做啥就做啥，推一下动一下，不推不督就不动；有的在工作中，考虑个人得失多，思考全局性的问题少，好人主义思想多，坚持原则少；有的认为有些工作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二是面对艰巨繁重的工作任务，靠经验办事、消极守摊，得过且过，奉献精神淡化。畏难厌战情绪在党工委成员中或多或少的存在。没有从根本上想办法，存在能拖一天算一天，能推一时推一时的思想，尽量不给自己找麻烦。

加强党建工作，抓好自身建设。深刻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和巩固“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活动和“作风建设年”活动成果。一是注重强化“核心”，进一步增强党工委抓党建工作主体责任；二是注重职工能力提高，广泛开展业务学习，加快干部队伍知识更新，提高履职能力；三是健全考核体系，对下步制定的工作计划，明确目标要求、具体措施和完成效果，形成职责清晰、任务明确、评价科学的考核体系，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1、突出精准导向，强化文化引领。强化**发展战略研究和文化引领的发展定位，突出文化旅游前瞻性，充分发挥莫言文学效应。实现全区文化全覆盖，推进实施乡村振兴、历史文化遗存挖掘保护等专项工作，提升环境品质，塑造**特色风貌。加强教育、文化、养老、招商、公园绿地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完善功能布局，提升发展品位。

2、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一是抓好农业品牌建设。充分将莫言笔下的红高粱文化效应应用到农业建设当中去，充分依托红高粱系列文化旅游项目，以毛家屋子小米、“珍品园”富硒五彩小米为龙头，以五谷粮源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等专业合作社为依托，将王家屋子村打造成为高密的富硒五彩小米实验推广基地，实现农业经济与旅游观光的协同并行发展。

3、加快美丽乡村建设。立足文化旅游发展特色，结合景区建设开发，连片打造高品质美丽乡村，进一步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以“特而强，小而美，新而活”为特质，集约土地资源，优化产业布局，更好引领**发展。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持续开展“清河行动”，积极推进胶河流域**段综合治理，营造生态宜居的良好环境。

1、立足区域特色，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文化发展区紧紧围绕“文化名乡、产业重镇、临港新城”的发展定位，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临港经济、现代生态农业三大主导产业。充分发挥位于高密、胶州、平度三市交界的区位优势，，从产业结构出发，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实现经济统筹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2、落实领导责任，提高大项目、好项目开工率。进一步完善重点项目责任制，加强大项目、好项目管理。全面实行定责任人、定服务内容、定工作制度等“三定”管理制度，采取“一个项目、一个领导、一抓到底”的办法，加强调查研究和工作指导，推动各项工作的组织实施。要强化管理和督查，加强对大项目、好项目前期工作、项目确定、计划执行，计划执行和项目建设等方面的管理和监督，全程跟踪服务。

3、优化环境，权利推动大项目、好项目发展。一是要优化服务环境，简化程序，提高效率，营造宽松的投资环境，真正为企业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要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审批、规划、选址、征地等实际问题，推动项目尽快开工。二是要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加强环境建设力度，为大项目、好项目落地营造舒适美丽的人文环境。

关于三农政策五大禁令心得体会总结二

今年以来，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我镇以实现“村级增收、农民致富、基层稳定”为目标，创新思路，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取得了初步成效。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高官寨镇辖52个行政村，5.4万人，耕地面积12万亩。在52个行政村中，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5万元的村不足1/3,20余个经济薄弱村，15个经济空壳村。村级收入基本靠集体土地承包，但集体土地少、承包期长、寅吃卯粮，村级发展集体事业举步维艰，无钱办事成为阻碍农村持续健康发展的拦路虎。

今年以来，我镇确定了“政策引导，分类推进，以点带面”的工作思路，逐步破解村集体经济发展难题。

一是政策引导，注入活力。我镇于年初出台了《关于鼓励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意见》和《招商引资奖励办法》两个文件，将发展村集体经济纳入年度考核体系。为体现党委政府的发展决心，镇财政每年设立50万元专项资金，鼓励村集体通过盘活闲置资产、土地流转等方式，引进工、农、商项目，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对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明确奖励办法，制定优惠政策，以提高村两委成员发展村集体经济的积极性。二是分类推进，增强活力。通过对各村反复摸底和深入调研，我镇实行因村制宜、分类发展的模式：官庄、罗家等农业特色村，继续大力发展优势农业，实现农产品的高效化生产、品牌化运作、规模化经营。辛庄、马庄等工业基础较好的村，通过大力招商引资办厂、建立工业园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新黄、石杨等地理位置优越、闲散地较多的村，利用土地增减挂钩政策，盘活空闲土地增加集体收入。魏化林、柏家等物流交通便利的村，利用供销社服务平台，在服务中实现农民得实惠、村集体见收益的共赢。

三是以点带面，壮大实力。为充分发挥村集体经济发展先进村的带动作用和示范作用，镇党委政府多次组织交流座谈会和项目现场观摩，邀请先进村做经验介绍和技术指导，为各村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和协作发展创造良好氛围和环境。在示范带动下，各村发展集体经济氛围日渐浓厚。借助官庄甜瓜基地、北孟棉花基地等一批农业特色品牌基地的品牌影响力和辐射带动力，全镇甜瓜种植面积达到25000亩，棉花种植面积15000亩，芦笋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并由村集体组织成立了一批合作社，在合作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村集体经济发展。借助魏化林社区服务中心项目展现的良好态势和前景，各村更加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充分发挥供销社经营渠道和本村特色农产品两个优势，积极建立服务三农经营体系，逐步迈出了服务创收的路子。

一是与供销社合作的三农服务创收体系初见成效。我镇是农业大镇，耕地面积12万亩，农民对农资和农机服务的需求量大，而购买渠道分散。村两委自身担负着为农服务的职责，却无资源和能力服务。市供销社一方面具有质优价廉的农业服务产品，另一方面具备国有单位的诚信和公益性。基于此，我镇借助市供销社的“公办”金字招牌和优质农业服务平台，以各村集体为实施主体，通过在耕、种、收管理等方面，给农民提供服务，实现农民得实惠、村级得收益、基层组织提高凝聚力的多赢。3月7日，我镇与市供销社签订了共建农村生产流通体系战略合作协议，3月29日，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高官寨分会挂牌成立，确定了先期建设的五个合作试点村。作为其中之一的魏化林村，投资50万元建成的集办公、经营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内，农资年销售收入可达92万元，日用品年销售收入可达40万元，通过利润分成，每年村集体可收入8万元。下步，该村将把村内1500亩耕地交付合作社经营。村民每年在获得土地补偿外，还可到供销社打工赚钱。柏家村通过流转土地，将实现500亩有机韭菜的规模经营，村集体在与供销社合作建立的社区服务中心内，将专门设立由集体管理的韭菜专营店，对产品进行统一包装、销售，从而促进村民和村集体收入。

二是以土地流转发展集体经济效果凸显。东安村通过流转土地100亩引进金农夫示范园，每年村集体可收益11万元;徐寨村通过流转450亩土地，拟招商建农业生态园，每年仅土地收益一项收入可达10余万元;新黄村通过新型社区建设，可节约耕地190亩，土地复耕承租后，常年收入可达15万元以上。

三是以成立农村专业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效果显著。官庄村通过成立甜瓜专业合作社，发展甜瓜种植和甜瓜市场管理，今年仅甜瓜市场一项收入就为村集体增收达25万元;罗家村成立奶牛专业合作社，为奶农提供统一防疫、统一售奶，免除群众后顾之忧，每年村集体可创收约5万元。除此之外，我镇付家、胡家岸等村也纷纷成立合作社，在为民服务的同时，实现村集体创收。

总结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收获与经验，我们深深体会到：一、发展村集体经济要有思路、有信心、有人干。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关键要靠支部书记，支部书记必须想干，有能力干，有决心干，只要有人干，就能走出路子。

关于三农政策五大禁令心得体会总结三

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都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政府往往不得不对优先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因此，在讨论政策制定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议程是如何设置的？什么人影响了议程的设置？本文依据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重点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有助于我们领会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关键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政治变迁

参与选举决策者固然重要，但这种参与几年才有一次机会。在一些所谓“民主”国家，大多数民众对政治的参与仅局限于这一种方式。每过几年，他们在选举热潮的裹挟下过一把“当家作主”的瘾，此前此后，他们只是一板一眼地当顺民，对政治不闻不问，要问也不知从何入手。然而，决策者上任以后的所作所为对民众的生计、国家的前途影响甚大。因此，决策决不应该是决策者们的禁脔，哪怕他们是老百姓选举出来的。真正的民主体制必须给民众参与政策制定全过程的机会。

谈到政策制定，一般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决策过程本身，而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事情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另一些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各种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些资源既包括财政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时间资源，也包括注意力资源。换句话说，在具体决策之前，政府不得不做出抉择，对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

1962年，美国政治学家巴查赫(peter bachrach)和巴热兹(morton baratz)

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权力的两方面”。[1]这篇短短六页的论文之所以很快变成政治学的经典之作，是因为它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但人们往往视而不见的简单事实：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有学者曾比较过美国两个城市，甲污染严重，但当地政府与民众很少讨论污染问题；乙情况好得多，不过当地政府与民众却十分重视如何减少污染。究其原因，才发现甲城有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操控着议程设置，千方百计避免污染问题引起当地老百姓和政府官员的注意。[2]试想，一个被严重不平等困扰的社会，政府却从来不处理公正问题；无论在这个社会里其他问题的决策过程有多么民主，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只若隐若现的黑手在幕后操控着议程设置。因此，在讨论政策制定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议程是如何设置的？谁参与了议程的设置？为什么有些问题拿到台面上讨论、另一些问题却被排斥在外？

议程设置是指对各种议题依重要性进行排序。为了便于分析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我们可以将议程分为三大类：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传媒议程是指大众传媒频频报道和讨论的问题；公众议程是引起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问题；政策议程是指决策者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篇文章的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但这三种议程的设置可能是互相关联的。例如，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新闻媒体可以引导民众把关注点集中在某些议题上。在那里，传媒要影响公众议程的设置，往往不是通过直截了当地告诉民众哪些议题重要、哪些议题不重要，因为这样做常常适得其反。更有效的方法是对某项议题进行反复报道，并把这些报道放在引人注目的位置或时段。研究传媒议程设置的鼻祖之一科恩（bernard cohen ）

有句话说得很到位：传媒如果对受众“怎么想问题”指手画脚，恐怕很难成功，但它对受众“想什么问题”的控制却易如反掌。[3]正因为传媒议程对公众议程设置具有毋庸置疑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在传媒学中，探讨传媒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关系已变为一门显学。[4]近年来，有些西方传媒学者更进一步，开始讨论传媒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5]

不过，传媒并不是影响大众舆论的唯一原因，政治动员、社会运动、突发事件，以及其他很多因素都可能导致民众转变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和情绪。无论公众议程是如何形成的，它与政策议程的设置关系更为密切。既然本文的侧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将不会详细考察传媒如何影响公众议程，而是径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上。

如上所述，公众议程是社会大众认为政府应该关注的问题。尽管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假如定期进行民意调查的话，从对“什么是最紧迫的社会问题”的回答中就能描绘出公众议程变化的轨迹。哪怕没有民意调查，公众议程也会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考察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呈现什么样的关系，可以为我们确定政治制度的性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不少人把官员的产生方式作为划分政治制度的唯一标准，这是把形式凌驾于实质之上。更关键的是，什么人在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民众关心的问题是否被提上决策者的议事日程。如果政策议程的设置被统治者或少数精英分子把持、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南辕北辙，哪怕官员是民选的，这种制度也不配被称为“民主”的。反之，如果公众议程能够对政策议程产生直接的影响、后者能切实反映前者的内容与排序，即使官员并非由直选产生，把这种制度斥之为“不民主”也显得过于简单化。换句话说，通过考察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可以透过表象、更深入地认识政治制度运作的逻辑。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依据政策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议程设置的模式（见表1）。[6]这篇文章将分别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其目的是通过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来揭示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关门模式

这是最传统的议程设置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没有公众议程的位置；议程的提出者是决策者自身，他们在决定议事日程时没有、或者认为没必要争取大众的支持。在传统社会里，当一般老百姓没有什么政治参与意识时，这是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在当代中国，这种议程设置模式也没有完全消失。1988年的“物价闯关”也许可以算得上一个例子。

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价格改革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价格从由政府管制过渡到由市场供需决定的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代初，邓小平曾警告，价格改革必须如履薄冰。[7]直到1985年，他还认为“理顺生活资料价格恐怕要用三年，加上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需要的时间更长”。[8]从1985年到1987年，随着物价改革缓步推进，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开始上扬，出现1950年代初以来从未见过的通货膨胀率。[9]到1988年2月初开会分析经济形势时，中央政治局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超过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为了稳定物价，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的措施。在做了这些铺垫后，国务院4月初决定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对城市职工的补贴由暗转明。尽管如此，全国随即掀起了一波抢购狂潮。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改革理应放缓一点。但当时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认为，价格改革刻不容缓。在5—8月会见外国访客时，他反复强调，“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希望闯过物价改革这个难关。[10]

在此背景下，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虽然文章作者很清楚，物价改革会暂时损害不少人的利益，但他相信，人民对这种冲击可以承受。

基于这种乐观的估计，中央政治局于8月中旬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确定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8月19日，该方案一经披露，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新一波抢购狂潮，甚至出现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来抢购商品的情况。

在物价闯关这个事件中，议程设置完全没有民众参与。决策者下决心快速推动价格改革后，甚至没有做出争取民众理解和支持的努力，只是一厢情愿地假设民众会明白决策者的苦衷。结果1988年全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飙升1818%，造成民众普遍不满。事后，邓小平从这个事件中汲取了一个深刻教训：“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只要注意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

如果发现错误，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11]

动员模式

与关门模式一样，动员模式里的议程也是由决策者提出的；与关门模式不同的是，在动员模式里，确定一项议程后，决策者会千方百计引起民众对该议程的兴趣、争取他们对该议程的支持。也就是先有政策议程、后有公众议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决策者会放弃关门模式而采取动员模式呢？首先，广大民众具有了强烈的参与意识，关门模式的正当性遭到普遍的质疑。其次，所涉及的议程执行起来需要得到民众普遍、自觉的合作。再次，决策者缺乏实施该议程所必需的资源。

在这三种情况下，决策者会希望用某种方式动员民众参与议程设置，以减少执行阶段的障碍；但他们同时又不希望、或不放心民众主动参与议程设置。

中国人民非常熟悉动员模式。在毛泽东时代，从土改、三反五反，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再到四清、“”，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战略性的议程设置都采取了这种模式。动员模式一般包括五个阶段：首先是“运动开始，发出文件”。

文件既可采取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的形式，也可采取人民日报社论、评论员文章的形式，甚至还可采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形式。

第二阶段是“层层传达、普遍宣传”。传达往往是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要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需要强调速度时，则要求传达不过夜。

第三阶段是“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学习是指学习文件、社论、辅导材料之类，其目的是让大众吃透中央精神，包括为什么要提出新议程，什么是新议程的“精神实质”，以及落实新议程的步骤、方法等。第四阶段是“抓住典型、以点带面”。

典型既可以是正面典型，也可以是反面典型。典型的意义在于用实例向广大群众展示新议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优越性。最后，通过以上几个阶段的工作，动员模式希望能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从而达到贯彻落实新议程的目的。

美国政治学者林德布洛姆曾将政府获取民众服从的手法归纳为三大类。第一是压服，即在暴力威胁下，民众不得不服从；第二是收买，以恩惠来换取民众的服从；第三是说服，通过教育动员，让民众内化官方的意识形态，将政府意图转化为自觉行动。毛泽东时代常见的动员模式便属于第三类，其优点是比压服和收买成本低，但缺点是难以持续、长久地奏效。[12]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议程设置方面采取动员模式的频率大大降低了，但并未放弃。例如，在以下政策的议程设置中，这个模式依然在起作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0年），在个体经济中开辟就业渠道（1981年），在农村全面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开展“五讲四美”活动、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推行国营企业工资改革，破除大锅饭（1985年），改革劳动制度、打破铁饭碗（19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1992年），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1995年），对公有制企业实行大规模减员增效、下岗分流（1997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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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参模式

在内参模式里，议程不是由决策者提出的，而是由接近权力核心的政府智囊们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智囊通过各种渠道向决策者提出建议，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列入决策议程。他们往往不会努力争取民众的支持，而更看重决策者的赏识；他们有时甚至不希望所讨论的问题变成公众议程，因为担心自己的议案可能招致民众的反对，最终导致决策者的否决。在这个模式里没有民众与决策者的互动，只有智囊们与决策者的互动。

在毛泽东时代，大部分重要决策都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等最高领袖亲自决定的。[14]那是一个伟人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内参模式的地位。以下三个例子从时间上跨越了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内参模式的特点。

案例一：1950年6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到8月初，朝鲜人民军已经解放了朝鲜90%以上的领土。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普遍以为朝鲜统一指日可待。中国领导人却没有盲目乐观。8月23日，在总参作战室工作的雷英夫等人经过反复研究最新情报后做出判断：美军可能很快在仁川登陆，切断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形成南北包围和夹击人民军主力的态势，使朝鲜战局发生逆转。他们进一步预测，9月15日是大潮，美军这一天登陆的可能性最大。毛泽东得知后说：“这些判断有道理，很重要”，“很快结束战争是不可能了，战争肯定是持久的、复杂的、艰苦的”，并随即作出应对部署。[15]雷英夫的报告直接影响了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决策。

案例二：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的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状况而举行示威，保安部队进行镇压造成很大伤亡，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和愤慨。8月，曾因“右倾民族主义错误”而被解除统一工人党职务的哥穆尔卡再度出山，并要求当时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返回苏联。10月17日驻波苏军出动坦克部队包围华沙，企图进行镇压。波兰人民群情激昂，波苏军队互相对峙，形势非常紧张。在整个事件中，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一直强调问题的核心是波兰的反苏情绪，把波兰事件定性为“”。但通过深入采访，新华社驻波兰记者谢文清的判断截然相反。他在10月12日的电文中说，问题的症结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苏军出兵后，谢文清又在10月22日发回的密电中写到，“华沙的调集军队之举是不够明智的，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16]当时，中央有关波兰的信息主要只有大使馆和新华社两个来源，中央后来接受了谢文清的意见，批评了大使馆的看法。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高度赞赏的谢文清调研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中共中央对苏联的立场。[17]

案例三：1969年3月，中苏之间发生武装冲突，从而引发了对苏联战略的讨论。有人认为，苏联的战略将会东移，进攻中国；有人认为，苏联仍是向西，同美国争夺欧洲。国内最担心的则是美苏是否会联合反华。1969年底，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新华社驻西德记者王殊以翔实的材料和数据证实，欧洲是美苏争夺的重点，苏联的根本利益在欧洲。对于发展中德关系，王殊认为，首先要破除西德是“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国家”的老框框。通过广泛采访，他得出结论，在西德占主导地位的是和平主义。同时，西德经济发展很快，有扩大国际市场的需要。

如果加强两国的贸易关系，对双方都会有好处。王殊因而建议中央考虑先邀请西德反对党领导人访华，以推动执政党更积极地发展两国关系。看了王殊的报告后，毛泽东、周恩来大加赞赏，并于1972年7月下旬单独召见了他；外交部也破例数次对他发出内部通报表扬。王殊的报告对最高领导人确立中国的全球战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后来中德关系果然发展神速，于1972年9月29日草签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其中王殊功不可没。[18]

由上面三个例子可以看出，毛泽东时代的内参模式有三个特点。第一，内参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与国家安全有关；第二，内参主要不是来自研究机构，而是来自参谋和情报收集机构。

第三，内参往往是个别“智囊”的作品，而不是“智库”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面临着险恶的国际环境，如何让新生的共和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得不优先考虑的问题。很显然，这三个特点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

改革开放以后，内参模式更为常见，究其原因，最关键的是，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毛泽东时代首先要解决的是自立问题的话，那么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自强。发展现代经济涉及广泛的领域，其复杂性超越了任何个人的能力。这就要求对决策辅助机制加以改造。过去那种依靠个别智囊的体制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决策需要，必须代之以决策咨询群体。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提出了决策科学化的口号，并着手逐步建立健全思想库体系。

最早出现的思想库可能是1980年形成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其成员是一批具备“通天”关系的高干子弟及知识分子子弟。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该组成员四处调研，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调查数据。后来，他们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的几个“一号文件”的制定，形成一支有实力的决策研究力量。后来，发展组成员分别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

等研究机构。[19]随着改革向城市和工业方向推进，体改所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1980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在此前后，另外一些智囊机构也应运而生，包括国务院内设立的若干个研究中心（后来整合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信国际研究所等。[20]19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研究领域的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精细。因此，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部委办、各重点高校属下的研究机构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卷入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21]即使在以前被视为非常敏感的外交领域、两岸关系领域，近年来也出现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思想库。[22]除此之外，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各民主党派也不甘寂寞，纷纷利用其“直通车”的便利向政府高层建言、反映社情民意。[23]与此同时，中央领导人还从各领域特选了一小批所谓“中央直管专家”，作为最高决策的咨询对象。这些与中央保持直接联系的智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当然更大。[24]

上述思想库一般都会出版诸如“简报”、“参阅”之类的内部报告。这些发行量很小的内参，往往可以直达天庭。最高领导人则几乎每天都会圈阅、批示、转发一些报告。[25]在正规渠道之外，部分研究人员还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通过非正常程序向最高当局递交密札或进谏。[26]2002年末，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上任以后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更加重视，并作出了表率。

从2002年12月26日到2006年5月26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已经举办了31次集体学习活动，请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讲课，平均40天举办1次学习活动。[27]同时，新一届领导班子十分重视思想库、智囊团的建设。[28]为此中国科学院提出要“充分发挥国家科学思想库作用？?增强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咨询能力”；[29]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要求各研究所“努力担当思想库和智囊团的重任，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30]可以预见，未来在议程设置上，内参模式还会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借力模式

在内参模式中，政府智囊们只关心自己的建议是否会得到决策者的青睐。借力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智囊们决定将自己的建议公之于众，希望借助舆论的压力，扫除决策者接受自己建议的障碍。无论中外，一般而言，政府智囊们都希望直接影响决策者，而不是采取迂回的方式；不到万不得已，政府智囊们不希望因诉诸舆论而得罪当权者。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偶尔出此“下策”呢？恐怕最主要的原因是，智囊们深信自己的建议有强大的民意支撑，而政府内部却存在反对的声音。

在中国，借力模式并不常见，但最近却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从1990年代起，中国开始市场导向的医疗体制改革。根据1993、1998、2003年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改革后城乡居民的医疗费用支出越来越高，而享有社会性医疗保险的人比例越来越小。[31]2003年的非典危机暴露了公共卫生体制改革的缺陷，也顺带引发了人们对医疗体制改革的反思。[32]但此后仍有政府官员公开声称，必须进一步推行市场化的医疗体制改革，让“国有资产逐步退出公立医院”。不过，在2005年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作课题组却发表了6份专题报告和1份总报告，证明医改是“不成功”

的，甚至是彻底“失败”的。由于这些报告刊登在内部刊物上，它们最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2005年6月底，情况突然急转直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葛延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总报告的内容。

他指出，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追求公平，要确保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二是要强调卫生投入的绩效，即在有限的全社会卫生投入水平下，使全民族的健康水平获得最大限度的提高。而市场化改革不可能达到这两个目的。[33]几乎同时，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也在《医院报》上说出了“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话。[34]这两则报导一面世便在媒体上和民众中引起轩然大波：媒体上一时间出现大量有关医改的报导和讨论；而民众则几乎一边倒地同意“医改不成功”的判断。[35]虽然有些市场派的学者坚称，医改不能走回头路；[36]虽然卫生部希望回避关于医改是否“不成功”的话题，[37]但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如果政府医改的思路不作重大调整，民众是难以接受的。[38]看来，智囊们借力之举相当有效。

上书模式

这里的“上书”是指给决策者写信，提出政策建议，不包括为个人或小群体作利益申述之类的行为。上书模式与内参模式十分相似，都是有人向决策者提出建言，不同之处在于建言人的身份。在内参模式里，建言人是政府的智囊或智囊机构；在上书模式里，建言人不是专职的政府智囊。不过，建言人也未必是一介平民，他们往往是具有知识优势、社会地位的人。只有这种人才拥有某种“话语权”，才了解上书的管道，提出的建议才可能被重视。其实，即便是精英们的上书，往往也是石沉大海，毫无反响。清朝不断“上书各中堂、各大人、各先生”

的龚自珍在《送南归者》中不是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吗：“布衣三十上书回，挥手东华事可哀”。一般民众，人微言轻，他们的上书往往在秘书那里就被挡住，很难送到决策者跟前。无论古今中外，由平头百姓一纸上书影响议程设置的案例简直是凤毛麟角。

上书模式固然很少出现，但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完全没有这样的例子。2003年7月3日，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的“三江并流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几乎同时，2003年8月中旬，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通过了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方案。怒江兴建水电站的决定马上引起一批环保组织的反对。

一方面，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动员媒体发出反坝的声音，争取舆论支持；另一方面，他们上书国务院领导，要求停止怒江水电梯级开发。2004年2月中旬，在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报告上，国务院温家宝亲笔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暂时搁置了一度箭在弦上的怒江水电工程。[39]2005年7月，温家宝赴云南考察工作期间，地方官员向他反映怒江水电建设停工已久，地方不知如何进退，希望中央能尽快定夺。温回京后，即指示发改委、环保总局、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加紧论证研究，尽快拿出自己的意见”。由于担心怒江工程重新启动，61个环保组织和99位个人又于2005年9月起草一份公开信，并将它呈送国务院、发改委、环保总局等有关部委。[40]与此同时，支持开发怒江水电的人也上书中央领导，希望该工程早日上马。[41]正反两方面的上书形成拉锯战，使中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怒江工程定案。民间组织的活动与上书如此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在中国恐怕还是第一次，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随着社会自由度的加大，社会地位不同、立场各异的人将会更积极地运用自己的发言权。

因此，上书今后有可能变成影响中国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之一。

外压模式

与上书模式一样，在外压模式里，议程变化的动力来自政府架构之外。它与上书模式不同之处不在于“外”，而在于“压”。在上书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希望通过给决策者摆事实、讲道理来影响议程设置；在外压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虽然不排除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但他们更注重诉诸舆论、争取民意支持，目的是对决策者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他们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在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一案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外压模式的影子。在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只有在初始阶段，外压模式里的议案倡导者是可以确定的。随着议案影响力的扩大、议案支持者的增加，会越来越难分辨谁是倡导者。这时的关键是议案的民意基础到底有多广，是否对决策者构成足够的压力。说到民意，我们应该区分两部分民众。一部分是所谓“关切的民众”（at tentive p ublic)，一部分是一般大众(general p ublic ）。前者在数量上永远是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对公众议题不仅十分关心，而且相当了解。他们对议案的支持有助于防止议案滑出舆论的焦点圈。后者是大多数人，他们对多数公众议题的注意力往往是短暂的，很少长期、执着地卷入某项争议。正因为如此，一旦一般民众支持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对决策者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公众议程最可能变为政策议程。[42]

第二，外压模式产生作用的前提是少数人关心的议题变为相当多人关切的公众议程，否则压力便无从产生，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即使某个议题已经提上了公众议程，要最终进入政策议程的话，同样也需要时间。因此，外压模式的一个特点是所需时间一般比其他模式长。

第三，由于头两个特点的存在，研究者很难准确断定外力通过什么方式最终影响了议程的设置。他们能做的无非是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将外部压力的演化与政府议程的变动联系起来。

上述三点是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的特点。但也有特殊情况，即突然出现所谓“焦点事件”

(focusing event s)，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进而迫使决策者迅速调整议程。焦点事件一般都是坏事，如灾难、事故等，它们会对某一群人的利益造成现实的伤害、对其他人的利益产生潜在的伤害。这类事件的发生使得利益群体、政府官员、大众传媒以及广大公众对现存问题有更深切的认识，希望纠正明显的政策失误。[43]注意焦点的集中有助于打破已往的力量平衡，使争取议程转换的意见在公众舆论里占据上风，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决策者在短期内调整政策取向。

因此，有学者把焦点事件引发的反应阶段称之为“政策窗口”(policy window)。[44]由于焦点事件的影响是直接、快速、容易确定的，不少研究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45]

过去，在中国议程设置一般采取的是上面提到的五个模式，外压模式比较少见。尽管早在19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就在提出决策科学化的同时，提出了决策民主化的主张，[46]直到1990年代后期以来，带民主色彩的外压模式才越来越常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可以从两方面考虑：压力从何而来？压力为什么会产生影响议程设置的效果？

先看压力的根源。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高速增长，但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高增长率也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到19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包括环境危机、贫富悬殊、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等。与此同时，社会分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改革初期，由于社会分化程度低，哪怕某些人必须为改革付出代价，他们也往往愿意牺牲短期的个人利益，因为他们相信，改革最终会使所有人受益。随着社会日益分化，改革的金字招牌脱落了。[47]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损的阶层对新推出的改革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而是对带有“改革”标签的举措疑虑重重，生怕再次受到伤害。这些人仇视滥用权力、中饱私囊的官员，敌视一夜暴富、挥金如土的新贵，蔑视巧舌如簧、发“改革”财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感觉到中国的改革到了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这就是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所在。

那么潜在的压力是如何转化为现实压力呢？四个领域的变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利益相关者的施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大众传媒的转型和互联网的兴起。

先看利益相关者的施压。当社会分化不太严重时，各利益相关群体往往处于“自在”阶段，缺乏“自为”意识，也不大会为自身的利益向决策者施压。随着社会分化程度提高，各利益群体对自身利益变得更加敏感，会产生向决策者施压的冲动。当然，冲动是一回事，能在多大程度上施压是另一回事。这里的关键是利益相关群体的动员能力。在所有利益相关群体中，拥有政治和组织资源的地区无疑最强。

区域政策是利益相关群体施压的一个例子。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存在地区差距，但问题并不突出。其后，由于国家政策明显向东部倾斜，导致东西部差距迅速扩大。[48]1990年代初，学者与政策研究者就地区差距展开了一场争论，当时的主流要么认为中国地区差距没有扩大，要么认为地区差距不算太大。[49]邓小平也主张应等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再“突出地提出和解决”

地区差距问题。[50]不过，落后地区不愿再等了。这时，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有来自内陆的代表公开表示对中央倾斜政策的不满。面对内陆省份越来越大的压力，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可惜，具体政策措施力度不够。因此，1990年代后半期，对政府区域政策的批评不绝于耳。在这个背景下，1999年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务院并于次年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正式进入西部大开发的实施阶段。[51]其后，在全国人大上，面临巨大转型困难的东北三省人大代表纷纷投书，强烈要求中央实施东北振兴战略。2003年9月，“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终于正式也成为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52]

再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在过去20年里，中国目睹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团发展。截至2006年3月底，全国共有各类在民政系统注册的社团近17万个。[53]事实上，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组织仅占社团版图的一个角落。大量组织选择注册为商业机构，或者干脆不注册。[54]更容易被忽略的是，按照中国法律，县以下的草根组织根本无需注册，如那些在企业、机关、学校、街道、乡镇和村落内开展活动的社团。加上未注册的组织，全国至少有50万以上的社团。[55]

大多数社团对公共政策没有兴趣，但有一类社团最大的关注点便是公共政策，即倡导性社团。人们习惯于把这类社团称为“非政府组织”或“n go”。在中国各类n go中，环保n go最为积极。1990年代以前，中国也有环保社团，但绝大多数是自上而下组建的、半官方的环境科学研究团体。那时环境污染问题还不太突出，民众对此不太关心。因此，那时的环保社团要么研究多于行动，要么干脆没有什么行动。1990年代以后，生态环境恶化日渐显著，人们的环保意识也逐步高涨。在这个背景下，涌现出一批民间环保n go.[56]进入新世纪，民间环保n go（尤其是高校学生团体）开始在各地大量出现，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2000多家环保n go.[57]它们的经费主要靠自筹（相当大的比重来自境外）。除了开展环保教育、配合政府编制环保计划、担任有关机构环保顾问外，这些环保n go还竭力呼吁改善生态环境，并动员各种力量干预破坏环境的行为、工程和计划，对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58]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工程便是一例。

环保n go数量不多，但能量巨大，原因之一是很多组织与大众传媒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传媒把环保n go的声音以放大的方式传播出去，无形中加大了它们的影响力。

中国的大众传媒不仅充当了环保n go的“扩音器”，而且近年来在公众议程设置方面扮演着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进而影响到政策议程的设置与调整。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三个层次：报导或不报导哪些“议题”，是否突出强调某些“议题”，如何对它强调的“议题”进行排序。[59]这里说的不是指某几家传媒机构的某几次报导，而是指传媒整体在较长时期里的报导活动。很显然，不进入第一个层次，民众对一些议题就不会感知。例如，1980年代的煤矿事故比现在更普遍、更严重，但当时并没有成为公共议题。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矿难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主要是因为传媒对它进行的广泛报导引起了公众的重视，不仅进入了第一个层次，还进入了第二个层次。[60]在一个较长时期里，进入第二个层次的议题当然不止一个，这时，如果传媒对一系列“议题”的报导呈现一定排序的话，也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重要性的判断。

近几年来，中国民众对三农、农民工、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医疗保障、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关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传媒强调的结果。在中国，媒体的角色一直被定位在“宣传机器”

上。[61]为什么党的喉舌近年来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公共性，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的双向桥梁呢？这是因为媒体的量和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量方面，与改革初期比，电台的数量增加了三倍，电视台、报纸、杂志的数量都增加了十倍以上。[62]质的变化更为深刻。从1980年代开始，传媒便开始市场化，这个进程在1990年代以后加快。现在，国家仍掌握电台、电视台、报纸和一些刊物的所有权，但失去了国家财政拨款的传媒机构必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一旦追求利润成为传媒机构的主要驱动力，其日常运作的逻辑便改变了，它们必须考虑：如何吸引读者或观众？如何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当然党和政府的机关报、机关刊物的自由度比较小，但这些传媒机构在转向传媒产业的过程中，都增设了自由度相对大得多的附属报刊，例如《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新华社属下的《瞭望东方周刊》，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属下的《新民周刊》和《外滩画报》，广东省新闻出版集团属下的《新周刊》，以及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属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本来就不属于党报系统的《中国新闻周刊》、《财经》、《商务周刊》、《中华工商时报》等报刊相对独立性也不小。在这些著名报刊的带动下，全国几百家报刊（例如《江南时报》、《大河报》等）纷纷开辟或增加新闻评论和公共事务讨论的版面，不断拓宽言论边界。影响所至，已经波及广播和电视媒体。

在竞争的压力下，媒体往往会主动“三贴近”，不时报导敏感的新闻事件，评论敏感的时政话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众传媒开始更积极主动地为各种利益诉求开辟表达的空间，促使某些民众关心的议题变为公共议题，进而推动国家政策、法律、体制的变革。

大众传媒面临的竞争不仅来自传统媒体内部，还来自新兴网络媒体，如互联网、手机短信等，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迫使传统媒体不得不改变以往新闻和信息的传播格局，并且为公众讨论公共事务提供更开放的空间。

如果从1994年4月20日中国正式进入互联网之日算起，中国进入网络时代不过10余年。

然而，互联网的发展可以用“爆炸性”来形容。1997年初，全国的互联网使用者不过区区62万人；到2006年1月，这个数字已经暴增至1111亿，而且增长的势头仍没有放缓的迹象。2000年前，由于网民数量低于1000万，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媒体还没有形成。随着网民在2001年突破2500万，情况开始发生变化。2002年，当网民超过4500万时，网络舆论急遽升温。2003年，当网民达到7000万时，网络舆论风起云涌，“黄碟”案、刘涌案、黄静案、宝马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案、孙志刚案在虚拟空间掀起一波波巨大的舆论浪潮。无怪乎这一年后来被人称作“网络舆论年”。[63]此后，互联网成为公众传递信息、表达意见、评论时政、释放情绪的一个主要渠道，网络舆论对公众议程设置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与传统媒体比较，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人人都是潜在的信息发布者，信息多向（而不是单向）传播，传播范围可以瞬时传遍地球每个角落。这些特点使控制信息难上加难，使普通网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也使公共权力不再可能完全在暗箱中操作。[64]

出现具有公共性、开放性、交互性、多元性、瞬时性的网络媒体后，公众议程的设置逻辑也开始发生变化。在传统媒体时代，议程说到底是由屈指可数的传媒机构设置的，政府通过控制传媒机构来影响议程设置相对比较容易。进入大众网络时代，情况就不同了，网民可以通过互动，将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而不是传媒机构认为重要的问题）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例如，在宝马车撞人、孙志刚被打致死、农民工讨取欠薪、医疗体制改革失败、郎咸平批评国企改革等一系列网上讨论活动中，网络舆论都显示出设置公众议程的力量，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触犯了民众十分关心的公平正义原则。

由于网络已成为反映民意的渠道，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对它也越来越重视。在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温家宝都透露，他们也曾亲自上网，了解舆情。

2004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为此，在传统内参报告以外，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信息处最近开始定期编辑《互联网信息摘要》，报送国务院领导。[65]近年来，不少大案如安徽阜阳假奶粉案、广州农民工讨薪遭打、湖南嘉阳违法拆迁案等都是通过这条渠道迅速上达国务院的。[66]从高层对网络舆情的高度关注，可以看出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之大。

当然，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的作用完全可以互补。

当某个议题引起网民广泛关注时，传统媒体往往会马上介入，进行采访和深度报导，黄静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事件都是这样的例子。反过来，某家传统媒体机构对个别事件的报导可能在网络论坛上引起轩然大波，使它迅速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在更多情况下，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互作用，很难辨别是谁引导谁。“孙志刚事件”就是两者互动的一个典型。在网络普及以前，广州地区的报纸就曾对“收容遣送事件”作过一些调查性或揭露性的报导，仅在2000年至2001年两年间，这样的报导就有6则之多，但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67]2003年3月20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未带证件，在广州收容所被打致死。3月底，一位在北京学传媒的研究生在著名bbs 提供网站“西祠胡同”的“桃花坞”讨论区公布了这个消息。“桃花坞”是全国各地媒体从业者聚集的地方。这则消息于是引起了《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记者陈峰的注意。陈峰与他的同事在采访孙志刚的亲属和有关部门以后，于4月25日率先在报纸上对此案进行了揭露。[68]其后，别的媒体纷纷转载。但更重要的是，这时中国的互联网已拥有近7000万网民，孙志刚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如果没有网民的推波助澜，这个事件也许会像以前一样很快风平浪静。然而，借助网络的威力，这个事件导致舆论哗然，形成强大而持续的民意压力，并最终推动政府于6月20日废止了实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叉作用竟能这么快导致一项制度的变革，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空前的。

关于三农政策五大禁令心得体会总结四

自20xx年以来，为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党中央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连续下发了10个涉农1号文件，全方位的加快农村改革，促进农民增收，巩固农业基础性地位，同时配套大量的项目资金，直接反哺“三农”，让人民群众得实惠。认真宣传好、落实好、执行好这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仅是贯彻党中央亲民爱民之举的政治任务，也是抓机遇、促发展，加快改善我县民生事业的现实举措。为此，近期由县纪委牵头，县农工部、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参与，对我县落实十个中央1号文件和省上出台的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执行情况开展了专项检查，我部在积极参与检查的同时，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力求进一步摸清实情、找准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建议，促进此项工作的规范稳步推进。

一、基本情况

从检查调研的情况来看，负责惠农政策落实的县直相关部门，通过多年的工作运转开展，已经形成了程序化、规范化、日常化的长期运作机制，主要体现在“四个到位”。一是领导认识到位。各部门坚持把惠农政策落实作为单位工作的重要内容，与其它业务中心工作同安排、同检查、同考核，成立组织机构、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分工、强化责任，确保了工作的扎实有效开展。二是措施落实到位。本次检查调研的十余个单位，涉及的政策资金都与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各部门都能结合工作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做到准确、高效、便民，无论是量大面广的农业直补、教育营养改善计划，还是针对特定人群的新农合、新农保的扩面覆盖，都有创新亮点，走在全市前列。三是工作程序到位。通过广泛宣传，把上级政策精神原原本本传达给农民。实行公示制度，使政策的执行与操作公开化、透明化。利用 “一折通”，减少中转环节，实现惠民资金与农民群众的无缝对接。四是检查监管到位。对惠民资金严格执行“六不准”制度，即不准擅自改动明白卡、不准抵扣其他收费、不准截留挪用、不准拖延兑付时间、不准增加农民负担、不准虚列套取，同时对项目资金经常性检查审计，严肃查处涉农项目资金违纪违规行为，确保了整体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十年来通过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深入落实，有力的促进我县民生事业、社会保障、农业生产等各项工作的长足发展，我县在落实10个中央1号文件、省上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上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财政支农力度大。我县在收入有限、财力紧张情况下，始终坚持支持“三农”标准不降、力度不减，20xx 年以来，县级财政总支出693126万元;用于“三农”支出409362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59.06%;支农支出88805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12.81%。县级财政五年来对农业总投入增长幅度是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的4.5倍。

(二)惠农补贴落实好。全面落实惠农各项补贴，提高农业效益，确保粮食安全。十年来退耕还林累计发放补贴资金 69785.49万元;从20xx年到20xx年，累计发放地膜玉米补贴资金431.58万元;从20xx年起，累计发放农资综合补贴资金 16521.51万元、发放农机购置补贴资金4500万元;全县从20xx年开始，累计发放粮食补贴资金2911.96万元、发放能繁母猪补贴996.8 万元、发放水稻油菜保险县本级配套资金6.73万元;从20xx年起，五年累计发放良种补贴资金达3304.66万元。

(三)信贷支农势头强。不断加大信贷支农的深度和广度，逐步解决农业融资难，农民贷款难的问题。截止20xx 年末，全县6家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796226万元，当年新增145125万元;各项贷款余额462997万元，较年初净增49171万元，存贷比 57.57%，当年新吸收的存款用于当地发放贷款的比例约占34%。其中涉农贷款余额332926万元，较年初增加63824万元，涉农贷款占全部贷款余额的72%，涉农贷款增速高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8个百分点。县内两家金融机构当年享受涉农贷款增量奖励427万元，农户贷款税收优惠389万元，小额担保贷款贴息650万元。

(四)义务教育发展快。这十年也是我县教育事业发展最快的十年，“双高普九”、“教育创强”顺利完成，教育投入逐年加大。全面实施“两免一补”和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从20xx年秋到20xx年春共有80.527万人次享受了此项惠民政策(小学46.2648 万人次，初中34.2522万人次)，下达免杂费和公用经费资金18552.5302万元;我县从20xx年春开始实施免教科书，近十年共免课本费 28.5216万人次，资金2198.9798万元;“一补”近十年资助10.6050万人次，下达资金3790.2410万元，十年来累计投入义务教育保障经费22342.7712万元。营养改善计划从20xx年至今县财政下拨资金5859.1524万元，享受学生37.908万人次。学前教育我县从 20xx年秋至今，共免除学前一年幼儿(满五周岁)保教费12555人次，免费资金529.78万元;共补助学前公用经费28336人次(幼儿园 22920人次，附设班5416人次)，下达补助资金456.895万元;共补助家庭经济困难学前一年幼儿生活费2712人次，财政下达资金101.7万元。

(五)社会保障覆盖广。以新农合、新农保、城乡低保以及敬老院为重点，构建起覆盖全县的民生保障新体系。新农合参合率从20xx的91.2%增长到3020xx年的99.76%，截止20xx年7月份，全县参合农民门诊统筹就诊29.2万人次，报销门诊统筹基金 1145.3万元，实际补偿比例为61%，人均补偿费用2489.06元，累计基金支出9418.44万元。新农保自20xx年7月1日正式启动，到 20xx年7月底累计发放养老金16.3363万人次，累计发放金额9000.7002万元，参保率为93.6%。我县从20xx年起实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截止20xx年底，共为农村低保对象22.5033万人次发放资金16485.2万元，共为城市低保对象3.9677万人次发放资金 8705.6万元。全县建有有县级中心敬老院1个，区域性敬老院6所，镇级敬老院16所。全县敬老院床位数达3128张，集中供养五保对象3095人，集中供养率达70%。

二、存在问题

(一)运转管理有漏洞。一是宣传、公示不到位，从检查情况看，有少数镇在落实粮食直补、农资补贴、农村低保、各种良种补贴时，没有完全做到张榜公布，三榜定案。二是各镇不同程度存在一户多折、基本信息不全、花名册与网上资料不符，加之有些农民长期外出务工，致使补贴资金错上、漏上、无法上折问题，影响资金兑付进度。三是少数村干部在政策落实中存在优亲厚友、弄虚作假和虚报冒领等问题。

(二)财政支持难满足。在教育方面，按上级文件精神公用经费20xx年秋在原来标准上每生再提高300元，寄宿生再提高200元，按5:5原则分担，学前公用经费附设班要达到每生每年1000元，县级承担500元， “一补”资金县级要承担40%，由于我县仍属吃饭型财政，对民生方面的配套尽了最大努力，但仍无法满足各类民生的全额配套。 20xx年上级下达补助贫困寄宿生13874人，实际补助8338人，减少5491人，学前补助下拨资金也未到达标准。在新农合、新农保等方面，也存在运转成本过高，县级预算难以满足的问题。

(三)政策对接难理顺。比较突出的，一是目前城乡居民生活成本相差无几，但城乡低保补助差距过大，现在城市低保人均月补助236元，农村低保人均123元。二是良种补贴、农机补贴资金由于数额有限，补贴标准低，只能在一定范围进行，一定程度影响了效益发挥，同时由于农民种粮成本增加，对国家补贴有所抵消。三是由于农民担保不足，加之农业的高风险，金融机构对农业信贷有顾虑，放贷积极性不高。

三、几点建议

(一)管理监督再加强。一要强化惠农政策宣传。做好惠农政策宣传是开展各项惠农政策兑现落实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在现实工作中，好多问题比如农民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不够、一些村组干部钻空子包括一些上访诉求，都与群众没有吃透相关惠农政策有关。涉农各部门、各镇要继续加大惠农政策宣传的力度，编写通俗易懂的内容、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政策带到千家万户，做到家喻户晓、成人皆知。二要把好公示这一关键环节。各镇村要严格工作程序，坚持张榜公布、三榜定案，主动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增强工作的透明度，给群众一个明白，坚决杜绝暗箱操作、私自篡改等错误做法。三要完善“一折通”管理。各级财政、信合部门要通力配合，严格审核到户存折信息，严禁出现一户多折现象，对变更和挂失的农户要及时办理信息变更，避免补贴不能及时到账，要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巩固我县“一折通”这一得民心工程的改革成果。三要切实强化监督检查。要把惠农项目资金监督检查经常化、日常化，由县纪委牵头，县财政局、农工部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定期与不定期、全面检查与专项抽查等相结合，及时发现矛盾，化解问题。对惠农项目资金中出现的违纪违规问题要严肃查处，确保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财政支持再给力。客观来看，现在中省的所有项目政策，都需要县上配套，对于我县保工资、保运转的财政，时显捉襟见肘，心有余而力不足。面对现实困难，需要我们从保民生就是保稳定、保发展、保全局的高度，对民生事业高看一眼，厚待一层。一要千方百计增加财力。进一步加大向上级争取财政转移支付的争取力度，继续深入推进工业强县战略，不断拓宽非税收入领域，特别是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转变作风，反对奢侈浪费，提倡勤俭节约，开源节流、增收节支，为以财促农、以工哺农奠定坚实的基础。二要倾注民生重点领域。随着近几年我县教育、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上学难、看病难基本得到解决，但是群众对教育、医疗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城区的优质教育资源成为农民进城的重要吸引、由于我县医院条件有限，很多合疗群众要求转院等。要进一步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医疗重点发展的观念，在财力资金上重点配套投入，全面提升我县教育、医疗体系建设质量和水平。三要正视困难形成合力。目前中省很多项目，只有兑付资金，没有配套运转保障经费，给实际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这次检查调研在我县新农合、新农保工作中比较突出，比如单靠县级财政预算的人头经费，远远不能满足新农合宣传筹资、培训指导、监督稽查和档案管理等费用开支，还需要不断建立完善合理的财政保障供给机制。同时各镇要加强对新农合、新农保工作的支持力度，没有资金帮扶，要在组织上、人力上来弥补。

(三)正视问题再探索。在这次检查调研中，发现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有些可以在县级层面解决，有些问题的根源在上级的制度设计，基层无力解决，比如城乡低保的差异、农业补贴项目多总量小难以发挥效益等，需要对应的相关部门把这些情况逐级向上反映，争取上级在政策出台中进一步调整完善。对于农民担保难、贷款难的问题，一方面要引导县内金融机构进一步转变经营理念、调整服务观念，立足我县农业大县的县情实际，真正做到情系三农、扎根三农，与三农发展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另一方面，要积极调整农业生产内部结构，逐步从农户单家独户经营向家庭农场、产业大户、高效园区过渡，吸引工商资本、社会闲散资金向农业投入，不断拓宽农业融资渠道。

关于三农政策五大禁令心得体会总结五

同志们：

今天，我们召开市委农村工作会议，主要目的是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去年的成绩，部署今年的工作。去年全市的“三农”工作卓有成效，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农业发展比较平稳，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二是农村改革的步伐在逐步加快，活力逐渐释放;三是农村的基础设施在不断完善，尤其是水利、道路、电力、通讯，包括农村公共服务;四是农村生态环境有所改善。

当前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是落脚点。党的__大提出，，从现在到2020年，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现在只剩下两年时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针见血地指出全面实现小康的短板在农村。因此，我们各个县市区、市直农口部门的负责同志一定要高度警觉，不能忽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要高度关注农村，身体力行地帮助农民增收。实际上县域经济说白了就是农业农村经济，不讲农业、不过问农业、不熟悉农业的领导干部，都是不合格的，都是“忘本”的。目前，我们对农业的投入还不够，领导干部花的精力也不够。__作为一个有800万人口的农业大市，农民的问题不解决，不把农村这一块搞上去，是无法全面建成小康的。所以，全市上下对“三农”工作必须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使命，在思想上真正重视起来，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过问，亲自挂帅，亲力亲为地为“三农”发展解决问题。

新的历史条件下，抓农业农村工作还靠老办法是不行了，要不断摸索，思路要清，方向要明。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我们对下阶段全市农村工作的总体思路应该有一个清醒判断，概括起来说即：农业现代化是目标，增加农民收入是目的，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是基础，深化农村改革是动力，推进农村法治建设是保障，实施精准扶贫是重点。按照这一思路，下步要着重抓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一、坚定不移发展现代农业。农业不能永远停留在农耕文明时代，一定要进入商品经济时代。发展农业的目的就是要把农业像办工业一样，真正把农产品作为商品来生产，而不是满足于自给自足。农业现代化就是要真正以工厂的生产方式来经营农业，既要让它本身有价值，还要能够产生剩余价值。一要集约化经营。集约经营必须搞规模化，要打破现在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把土地流转起来集中搞规模经营。通过规模经营，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会提高，分工会更细，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增加农民收入。二要标准化生产。农业生产也要像工厂里生产商品一样，要有生产标准，不能违背规律，育秧有育秧的标准，下种有下种的标准，田间管理有田间管理的标准，要满足各阶段的生长条件，才能长的好。三要一体化产销。传统农业中每家每户既是生产者、经营者，又是消费者。现代农业一定要把产销连接起来，要有专门的队伍、专门的人员去对接市场，在市场和农民中寻找一个结合点，对准市场的变化来组织农民生产。四要机械化耕作。人工劳动效率太低，必须要实现机械化耕作。现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少，愿意下地干农活的更少，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耕作势在必行。

二、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这是搞好“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是发展产业促增收。首先是提质增效。大力发展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加大品牌培育力度，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来增收，让优质安全农产品鼓足农民的“钱袋子”。其次是扩大规模。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要发展农业产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让农民获得规模效益收入。第三是对接二三产业。一方面，用工业化理念改造农业，拉长产业链，打造供应链;另一方面，用三产服务思维拓展农业功能。二是扩大就业促增收。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剥离出来，去从事二、三产业，减少农民，转移农民，引导农民进入务工经商新领域，激发农民的创造、创新、创业活力，通过减员来实现增收。三是落实政策促增收。减少了负担，相当于增加了收入。要在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确保及时、规范、足额发放各种补贴、救助资金的同时，全面落实减负责任制，高度重视涉农收费监管、审计监督和专项检查，着力减轻农民的非生产性负担。四是扩大服务促增收。各级各部门要着力扩大农村公共服务产品的覆盖范围，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通过减少农民的生产生活支出，间接来实现增收。

三、全力以赴推动城乡一体化。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我国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的动力，必将极大地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城乡一体化既包括生产方式的一体化，也包括生活方式一体化，让城乡居民走一样的路，住一样的房，喝一样的水。目前我们城乡的生产、生活方式还有不小的差距，要实现一体化不是短时间能见效的，需要经过多年的努力，但一定要实现这个目标。一要完善集镇规划。要通过学习借鉴先进发达地区小城镇规划理念，把乡镇的规划做好，然后再严格按照按规划实施集镇建设。二要推动集镇建设。每个县市区今年都要启动两个重点镇的建设，建出品味，建出档次，建出风格，建出特色。三要加强集镇管理。建固然重要，管同样重要。集镇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根据集镇规划和功能分区，分步分片，逐年推进，吸纳人口聚集，带动消费提升，同时加强集镇的管理，实现富民强镇。

四、持之以恒深化农村改革。重点要抓好四件事：一是产权制度的改革。农村改革排在第一位的是产权制度的改革，农民对农村资产基本上没有所有权，农村资产不确权，产权制度不改革，农民还是一无所有。要把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必然要让农民成为所有者。目前首要的就是把农村土地的问题解决，中央、省里已经部署全面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我市要在__年底之前把这个任务完成好。二是经营模式的改革。传统的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要加快推进农业家庭经营制度、农业合作经营制度、农业公司经营制度以及农业产业化经营制度的创新，尤其要建构集约化的家庭生产经营与专业化、合作化、产业化的多元服务体系相结合的农业新型双层经营体系。三是金融体系的改革。我国的金融管制是非常强硬的，给农民贷款的风险比较大，因此农民的贷款通常是额度小、笔数多、程序繁杂。金融体制不改革，势必会阻碍农业的发展。去年，我们在__市成功推动了金融服务“三农”试点工作，各县市区要学习借鉴，今年要在全市全面铺开。四是社会化服务的改革。主要是“五服务”，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素质服务、流通服务。金融除了搞好改革，还要搞好服务，要构建相关服务体系，帮助农民对接银行，规范贷款行为，收集金融信息。科技服务要搞成长期行为，真正让科技信息进村入户。

五、扎实有效推进法治建设。农村的社会秩序问题是一个公众十分关注的问题，农村社会秩序靠什么?有学者研究提出，一要有一个坚强的政党，二是要有个法治政府，三要有严格的民主。这三条归根结底来说还是靠法治。遵法守法，首先是要崇尚法律，对法律要有所敬畏。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要提高遵法守法学法用法的能力，带头用法律办事。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基层依法治理工作的领导，用法治的理念、务实的作风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工作。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指导和帮助基层加强法治建设，努力提高基层工作的法治化水平。要加强农民法律素质的培养，引导和支持农民群众采取法律手段、利用合法途径表达诉求，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农村自治组织要发挥自治功能和作用，在农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要有明确的规范。

六、精准施策加快扶贫攻坚。精准扶贫是“三农”工作的当务之急，实现全面小康不能把农村尤其是贫困村丢了。我们提出“三年内消灭全市所有贫困村”的总目标，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尤其是贫困相对集中的地方，压力更大。实现这一目标：一是搞好脱贫规划。会后，各县市区要把区域内有多少贫困人口、贫困到什么程度进行全面真实地摸底，然后根据摸底的情况制定__年脱贫的规划。__年脱贫规划制定后，必须逐年分解任务，拿出扎扎实实的、可以落地的年度规划，逐年进行考核调度。二是配强帮扶队伍。这次市委、市政府决定从市直单位中抽调人员，组建一批驻村帮扶工作队，工作队员一定要是精兵强将，下去驻点帮扶后必须见到成效，__年内没有帮助实现脱贫的原则上就不能回来。三是注重因地施策。每个扶贫驻村工作队的扶贫工作要精准到户，因地、因人施策，有养殖能力就帮扶搞养殖，有田间功夫就帮扶种好田，有劳动力就组织输送到外务工，有哪些技能，有哪些特长，就要帮助他发挥出来，一定要精准到村，精准到户，精准到人。

这次会议以后，全市上下要迅速行动起来，带着责任，带着感情，争取在今年的“三农”工作中取得更大的进步，更好的成绩，为农业农村农民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不辜负党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