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第七章的心得体会总结中国近现代史第七章总结(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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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优质的心得体会该怎么样去写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最新近代史第七章的心得体会总结二

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这是用鲜血、汗水、泪水、勇气、智慧、力量写就的百年；是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砥砺前行、充满艰险、充满神奇的百年；是苦难中铸就辉煌、挫折后毅然奋起、探索中收获成功、失误后拨乱反正、转折中开创新局、奋斗后赢得未来的百年。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流和本质；把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鲜明特征；逐步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庄严使命。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2012年11月至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四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完成和推进了四件大事。四件大事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

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救国大业

中国的近代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从那时起，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改变中华民族悲惨屈辱的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封建统治阶级发起洋务运动，农民阶级发动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先后发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但都最终归于失败。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是在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剧烈冲突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应运而生的。

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几天后在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结束。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立。在这之前各地建立的党组织，都是党的早期组织。关于一大的召开，党史大家胡乔木同志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一大开过了，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连报纸上也没有一点报道。但是，中国的伟大事变在实质上却开始了。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党的创建的历史时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与以往中国其他政党和政治组织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确立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经历了艰难的历程。在艰辛的探索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行了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过程中，党带领人民流血牺牲，历经千难万险。可以说，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它是红色的，是由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曾指出：“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杨靖宇同志在同日寇作战最后弹尽粮绝剩下一人时，面对他人的劝降，掷地有声地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至1949年，牺牲的全国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达370多万人，平均每天牺牲370多人。他们真正用行动诠释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与壮志。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它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改天换地：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完成兴国大业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是异常艰难和复杂的。由于长期战争，国内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国民党残余伺机破坏，匪患严重。有些地方还未得到解放，很多基层还未建立政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孤立我们、在经济上封锁我们、在军事上威胁我们。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随后美国入侵朝鲜，同时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到严重安全威胁。“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经过充分讨论和全面衡量，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新中国站稳了脚跟。正像后来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取得了一个资格：人们不敢轻视我们”。

同样，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中国共产党从学习苏联到“以苏为鉴”，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开始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1954年6月，毛泽东同志曾这样提出过问题：“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很快有了中国历史上的无数个第一：生产出第一架飞机、第一辆汽车、第一台拖拉机，自行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先后爆炸成功，自行研制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自行研制第一艘核潜艇顺利下水，自行设计建造第一座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籼型杂交水稻等。经过20多年的奋斗，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邓小平同志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在这一时期，我国还初步解决了几亿人的吃饭穿衣问题，这在当时也被公认为是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全党保持了良好精神状态，全社会形成了良好社会风气，进而转化为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力量。大庆工人王进喜同志喊出“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铁人精神给全国人民带来了难忘的印象、记忆和感动，激励和鼓舞全国人民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河南林县人民用简陋的工具，劈开太行山的重峦叠嶂，引漳河水入林县，建成“人造天河”红旗渠的事迹，就是这时全国人民奋发图强的一个缩影。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伟大创造，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意愿，符合中国的实际，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

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富国大业

如何结合国情，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既然是探索，就会有失误。我们党在取得探索成果的同时，从1958年以后也开始出现失误甚至是严重失误，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以及影响全局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内乱。面对“左”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党进行了深刻反思。

1978年9月16日至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东北考察时讲：“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同年12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这就是那篇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强调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此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创立邓小平理论，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中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国内外纷繁复杂的形势，在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坚定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新的实践确立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形成科学发展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成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从1978年至2012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成为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继英国、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世界工厂”，并于2010年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惊天动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并将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强国大业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__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举旗定向，谋篇布局，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__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坚定不移全面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领导力、号召力大大增强。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发展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方向前进。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取得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通信、超级计算、海底深潜、大飞机制造、航空母舰等一大批标志性成果。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改革呈现出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崭新局面。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坚定不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党运用法律手段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显著提高。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建设取得新进展。坚定不移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得到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坚定不移坚持在发展的基础上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年来累计脱贫近1亿人，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城镇新增就业连续多年年均超过千万人。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居民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7.3岁。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要步伐。下大气力治理环境污染，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得到扭转。坚定不移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推动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军队组织形态实现重大变革。坚定不移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营造了我国发展的国际和平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得以提升，对世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巩固。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行了战略谋划。党的十九大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分为两个阶段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的__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2035年远景目标进行了擘画。根据党的十九大的展望，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

新时代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影响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总结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弥足珍贵，概括起来有以下内容。

（一）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____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我们要坚决维护以__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

（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思想旗帜、精神旗帜。____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三）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____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我们必须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又是我们开辟未来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四）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的利益，更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____指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我们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必须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我们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

（五）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____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我们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

（六）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____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们要深化对改革开放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坚定改革开放的定力，增强改革开放的勇气，坚定不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七）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我们党在长期的实践中，丰富发展了民主集中制的内容，使之成为党特有的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____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好这个根本组织原则，保持和发挥好党这个最大的制度优势。

（八）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探索形成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执政方式。____指出：“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我们要将党这个科学有效的执政方式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

（九）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____指出：“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我们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和有力的文化支持。

（十）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拥有强大军队和巩固国防，是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基本条件。____指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我们的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下孕育产生的、发展壮大的。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是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全面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十一）必须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建立统一战线，实现最广泛的政治团结，扩大社会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取得胜利的一条成功经验。____指出：“我们搞统一战线，从来不是为了好看、为了好听，而是因为有用、有大用、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说到底，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搞统一战线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我们要不断发展壮大新时代的爱国统一战线，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为祖国统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增添强大力量。

（十二）必须坚持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____指出：“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始终挺立在时代发展的潮头，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同各国的友好往来，同各国人民一道，不断把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推向前进。

（十三）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是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____指出：“打铁必须自身硬。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之所以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根本原因在于党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精神，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我们党要始终拥有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资格，就必须勇于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我们要不断提高管党治党水平，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中国共产党立志千秋伟业，百年正是风华正茂。回顾历史，我们豪情万丈；展望未来，我们心潮澎湃。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的，历史的联系不可割断。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已经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历史的辉煌。中国共产党今天取得的辉煌，为明天取得更大的辉煌提供了前提，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在执政百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谱写新的篇章，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历史在人民的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人民创造了历史的辉煌。“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学习重温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我们应该坚定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同时，坚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未来自信。

最新近代史第七章的心得体会总结四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40年了。这是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间跨度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五分之三。然而，这仍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现在正处于关键阶段，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本文将简要回顾改革开放的背景和历程，重点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转变和主要经验，并就当前中国在国内和国际面临的挑战作些初步探讨。

改革开放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这样一次“伟大觉醒”和“伟大革命”不会突然发生，必然有其深厚的历史积淀。要懂得中国为什么会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变化，就必须对新中国成立时的基本状况和此后的经历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一）革命的胜利与新中国的任务

回望历史，自20世纪以来，中国就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一个大革命时代。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革命完成了两个使命：第一，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第二，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这两个使命的完成，结束了旧中国一百多年来外战、内战不断的局面，为新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提。

新中国成立时，由于连年战争刚刚结束，中国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当时，中国是一个农业国。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所谓工业大部分是手工业。现代工业很少，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等少数大城市。1949年，国内工农业总产值仅为人民币466亿元。按全国人口4.5亿计算，人均约100元左右。为尽快改变国家的面貌，毛泽东提出两项基本任务：第一，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第二，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此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这两项任务展开的。

（二）新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

长期的革命经历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二是超强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中共的这两个特点对新中国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道路具有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从1949年到1954年，在五年多的时间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确立了新的政治体制。基本政治制度有三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普选制基础上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拥有立法权、任命权和监督权。除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之外，中国还有八个民主党派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这套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采取中央高度集权的形式。在当时，这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巩固。

新中国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要长一些，从建国初期经过一段探索至1958年基本定型。这一体制有两个特点：第一，单一所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所谓单一所有制就是实行公有制，只有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基本没有个人的和民营的企业。国家对工业、农业和商业都实行计划，企业和农村按计划生产，国家对产品实行统一定价，统一调配。第二，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统一行政和生产管理。户籍管理制度也在此时确立，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国家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生活保障。由于生活必须品的供给与户口制度联系在一起，不仅城乡居民不能自由流动，城市居民也不能自由流动。

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在旧中国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转化而来，其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这里仅简要指出三点：

第一，旧中国实行的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新中国初期曾尝试实行双轨制。由于连年战争，民国后期的经济体制是半统治、半市场，官僚资本即国家资本在全国总资本中的占比超过一半。这种情况使得新中国可以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迅速建立起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时还存在集体、私营、个体和国家资本主义等成分。当时，中共负责经济工作的一些领导人认为，中国经济落后，不具备实行苏联式全面计划经济的条件，应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按照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国营经济实行计划，其他成分依靠市场。然而，这种双轨制的尝试并不成功。

第二，当时存在一系列将中国经济导向计划体制的因素。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为稳定和恢复经济、保障人民生活采取的诸多政策措施虽行之有效，但客观上具有消弱市场要素的作用，从而形成了导向计划经济的路径。其次，冷战国际环境和朝鲜战争的发生，使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仅局限于苏联、东欧等实行计划体制的国家，并促使中国领导人决心实行赶超战略。最后，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顺利完成，中国基本形成单一所有制，这就为全面实行计划经济创造了条件。

第三，新中国实行赶超战略，依靠工农业“剪刀差”进行原始积累，以及限制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等措施，是导致城乡差别固定化的重要原因。客观地看，自近代以来，中国便出现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而扭转这一趋势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简单说，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有一个探索形成的过程，至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单一所有的计划体制基本定型；此后，直至改革开放启动，中国经济便是在这一体制下运行的。在中国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这样一套计划体制可以使人民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同时也使国家能够集中资源在一些方面取得迅速发展，如重工业和国防科技方面。不过，从长期发展来看，这套经济体制效率不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大，城乡差别显著。

（三）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冷战国际环境下，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工业化只能依靠苏联援助，学习苏联经验。但中国人很快发现，苏联模式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管理死板，效率不高。1956年苏共二十大斯大林问题暴露后，毛泽东提出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但毛泽东在世时未能找到正确答案。

从1956年至1976年，中国进行了各种探索。这一探索的开端是良好的。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的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当时虽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但基本精神相似。八大前后，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一系列极具创建的新方针。然而，正确的思想并非一经提出就能坚持下去。此后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国际环境的变化、党内不同意见，以及社会上的各种反应，探索的方向逐渐出现偏差。

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否定了八大的判断，认为“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并没有结束。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试图以依靠群众运动、打破常规的办法发展经济；同时尝试改良计划体制，思路是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把一些权力下放给地方，以便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结果，“大跃进”遭到失败，对计划体制的调整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然而，当时并没有总结不尊重经济规律的问题。1962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错误指导思想发展到极端就演变为“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为期十年的内乱。

新中国从1949年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7年，前7年发展比较顺利，后20年经历坎坷，代价高昂。然而，总的来看，新中国在经济建设上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是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从经济总量上看发展也不算慢。1976年国内工农业总产值4536亿，是1949年的9.7倍。同期中国人口从4.5亿增长到近10亿。工农业总产值按人均计算，从人民币100元增加到454元。这一人均增长大致与二战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但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特别是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相比，中国明显落后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领导人和人民群众一致希望加快国家现代化建设，决心改变差距日趋拉大的局面。这时的主、客观条件已不同于以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常说：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然而，凝固的与流动的，对观察者和研究者来说毕竟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且是一段没有完结的历史，要做出合理的划分并不容易。现在，学界还有不同看法，需要进一步讨论。

目前，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比较细致的划分是把这个历史过程分成以下六个阶段：1、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1976—1978）；2、全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1978—1982）；3、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阶段（1982—1992）；4、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2002）；5、建设全面小康社会阶段（2002—2012）；6、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2012—2022）。

这种阶段划分的办法现在采用较多，但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现在通常把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历史转折的标志和改革开放的起点，讲改革开放四十年并未包括上述第一阶段。第二，上述各阶段如何标示、主题如何概括才更准确，尚需进一步斟酌。例如，上述第四阶段，自中共十四大起便称为“新阶段”，现如延用已不合适；但本文的标示仅突出了该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最重要的内容，而未能涵盖如港、澳回归和建立全方位对外关系格局等其他重要内容，亦有不足。第三，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这一新时代从党的十八大之后开始，或将延续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

从研究者的角度，笔者倾向于把上述六个阶段两两合并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启动，其间是历史转折的实现。这主要因为历史转折并非一下发生，不像一个锐角，而像一条抛物线，讲历史转折事实上离不开对“文革”结束后最初两年的记述，局部拨乱反正和一些改革尝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已开始。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与经济体制转轨。改革开放内容丰富，把阶段划分得粗些、长些，有利于更好地展示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及其相互间的配合，也有利于说明经济体制改革从最初探索，到确定目标，再到基本实现转轨的过程。第三阶段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个阶段尚未完结，许多方面的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做出总结和评价为时尚早。

本文论述的重点放在三阶段划分法的前两个阶段。因为这两个阶段已过去近20年，经过历史的沉淀，许多事情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对处于现在进行时的第三阶段，笔者将比较其与前面两个阶段的差异，提出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生了令人眼花瞭乱的变化。梳理这个过程，可以看到有五个方面的转变引导着整个潮流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一）指导思想的转变

改革开放所以能发生，是与党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发生了几个重大事件：一是1978年春夏之交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个讨论使思想解放成为潮流，使党回归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中外交流的恢复和开展。“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派遣代表团出国访问，目的之一是学习外国现代化经验。有人称，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出国访问潮，是近代以来国人第二次开眼看世界。三是1978年夏秋之际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这次会议讨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一些设想和措施。最后是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许多重大事项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讨论商定，在随即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形成正式决议。上述事件为党的路线转变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改革开放的起点，即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党提出新的政治路线，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重要的转变意味着中共明确了作为执政党，其主要任务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次全会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上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构成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在改革开放启动之际，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而这是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密切相连的。1979年国庆节前夕，叶剑英发表重要讲话，代表党中央对建国以来的历史做了郑重而初步的总结。不久，中央确定要写一个新的历史决议。经过反复讨论，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评价，即功大于过；二是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阐述，最重要的是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全党智慧的结晶，同时把毛泽东的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隔开来；三是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郑重的总结，特别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概括起来，建国以后的教训主要有三条：第一是革命胜利后，党没有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仍然把开展阶级斗争作为主要任务，致使政治运动不断，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和国家的法律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第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同时党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不重视经济规律，多次出现严重失误，导致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第三，国家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没有跟上世界的发展步伐。这既有外部环境的客观原因，也有自身主观认识的局限。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拨乱反正的完成。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非常重要，中国的改革以问题为导向，针对的是原有体制的弊端，而不是把原来的体制推翻。

1982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概念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和经验，而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会议决定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在经济方面，当时提出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人均gdp达到800美元，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以后又提出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改革开放就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在这个路线图和时间表形成的过程中，邓小平的“小康”思想具有指导作用。1977年，党的十一大会提出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已看清，这个目标届时将无法实现。1979年12月，他在同来访的日本首相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这一“小康”思想体现了邓小平大智慧：第一，这是一个缓冲，把不切实际的目标降了下来；第二，“小康”这一提法第一次把党所主张的国家现代化大目标与老百姓的现实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小康是中国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传统向往与追求；第三，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整个战略步骤实际是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思路来安排的。

（二）政治环境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两者几乎是同时启动的。当时，人们首先感到的是政治氛围的变化；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则有一个过程。政治方面逐步推行的措施包括：

1、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两件事的性质和涉及的人员范围有所不同，共同的目的和作用是大规模调整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平反冤假错案关键是纠正错案，涉及的人员主要是“文革”及此前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错误批判的干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关键是不再搞“唯成份论”，其涉及的人员范围更宽、数量更大，具体情况十分复杂。例如，为“地、富、反、坏、右”摘帽等。以往，“成份”和“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前途和命运。上学、找工作都要讲出身和成分，甚至要“查三代”。划定成份长期不变且株连家属子女，是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基础之一。这种“成份”或“出身不好”所带来的政治包袱有多沉重、多压抑，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不是过来人很难了解和体验。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重大意义在于，打破原先按照阶级、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把人们分成不同等次的做法，使得每个人获得了平等的公民权。

2、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上世纪60年代，个人崇拜日趋严重，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形成一言堂，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错误。有鉴于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并重新恢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当年8月，邓小平明确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以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和领导人兼职过多的问题。在政治体制方面进行改革的探索由此展开，其宗旨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3、取消“文革”时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恢复各级人民政府。“革命委员会”是“文革”时期造反派夺权后建立的政权机构，其特点是党、政合一。“文革”结束后，“革命委员会”的名称得到延用，但由于各级党委的恢复，其实际作用已相当于原先的各级政府。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后，“革命委员会”的称谓逐渐废弃，各级政权一律称政府。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正常化的一个步骤和标志。

4、废除“大跃进”时期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乡、镇设置，逐步实行基层自治。1982年至1984年期间采取的这一措施打破了公社化之后农村形成的政社合一（实际是党、政、生产管理三合一）的状况。对于农村基层来说，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经济组织实际是上下级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农民没有生产自主权，政社不分也削弱了基层政权机构管理行政事务的能力。改革初期，当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人民公社的解体已不可避免，而废除这一体制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改革取得的成果。农村基层自治是人民公社解体过程中农民群众的创造，在写入1982年宪法后逐步推开。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城市居民自治制度也有所发展。进入21世纪，基层自治制度正式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5、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按照“四化”标准启用大批年轻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为一般职工建立了退休制度；但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没有明确的退休制度，实际是终身制。“文革”结束后，让一些年事已高，特别是文化水平较低、思想比较僵化的老干部退出领导岗位，让胜任改革、年富力强的人接班已刻不容缓。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党中央决定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同时明确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提拔年轻干部，这样就在总体上形成新、老干部的有序交替。

6、改进和健全各级人大和政协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在全国人大一级主要是赋予人大会常委员会更大的立法权，绝大部分法律由人大常委会通过即可生效，只有特别重大的法律仍须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这就更好地发挥了人大的立法作用。同时，在全国人大陆续设立一系列专门委员会。在基层人大，主要是在县一级设立常委会。这些改进加强了各级人大的作用。政协会议在“文革”结束后重新召开，强调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由此加强。以后，又把参政议政列入政协的主要职能。

7、加快制订各项法律。中国的法制建设在“文革”中遭到巨大破坏。改革开放初期，加快制订各方面的法律成为当务之急。人大法律委员会成立后，仅三个月时间就立法七部。其中，有的是“文革”前已制订但未获通过，有的为改革开放所急需。例如，为配合引进外资的需要，制订了对外开放的第一部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改革开放后制订和通过的法律包括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民商法等等，行政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等则出台较晚。其中，1982年宪法的制订具有重要意义。这部宪法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在内容和结构上做了一些调整。结构上的重要调整是把公民权力和义务这一章调整到国家机构一章之前。当时的考虑主要有两点：一是突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二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事实上，政治方面的改革内容广泛，有关的一系列举措使得国家治理朝着民主法制的方向发展，并起到为经济方面的改革清扫道路、创造条件的作用。如果没有政治方面的这些转变，经济上的改革是难以推动的。

（三）经济体制的转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采取渐进方式，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并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思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这方面的改革从一开始时就有明确的对象，即计划经济体制；但最初目标并不明确，是对现行体制进行改良，还是最终抛弃它，一时尚无定论。

1、改革从调整开始，“对内搞活”与“对外开放”渐成一体。在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的基本经济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当时的思路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改革和开放多少作为两个领域被分别考虑。改革要解决的是国内经济体制效率不高，缺乏活力的问题；开放则为打破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开展科技、文化交流。然而，中国的实践表明，内部的改革与对外开放难以分开。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农村改革是纯粹的中国特色，而城市改革则更多地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经查阅，“改革开放”合并成一个词，作为一个完整概念，实际是1983年下半年后才出现在报纸和中央文件上的。

2、经济体制改革从城市起步，出人意料地在农村取得突破。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指导思想是城市领导农村，最初设想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从城市着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在一些国企启动改革试点，主要办法是向企业放权，不再重复以往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做法。但新尝试效果仍然有限，原因是计划经济环环相扣，从体制的末端着手难以形成全局性突破。这时，农村出现了预想之外的情况。计划经济对农村的控制相对不那么严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改革强调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农民群众就利用这一点突破了政策限制，开始尝试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大包干”是其中最简便的一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产品数量和品种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也开始发展，城市供应得到改善，整个经济由此活跃起来。

3、建立沿海经济特区，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等。这是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深圳是最成功的特区。经济特区的意义不单是开辟对外开放的窗口，更重要的是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探索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路径，并具有示范和吸引效应。例如，深圳实行市场经济后，吸引周边地区农产品流入，不仅对周边地区的物价产生很大影响，对周边地区的计划体制也形成很大冲击。以后，对外开放逐步扩大，从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边界口岸。

4、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以及对计划体制的冲击。一系列改革的结果是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的所有制状况已不同以往，原来只存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情况被打破，出现了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个体企业、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新的大集体企业等。这里需要对新的“大集体”企业做些解释。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大量知青回城，需要安排就业。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不仅允许这些人自谋出路，而且要求街道、机关、学校、工厂都兴办企业。这些新建立的企业当时叫“大集体”。包括大集体在内的各种类型的新企业与原来的国营和集体企业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没有被纳入计划体制，必须自己找产品、找原料、找销售渠道。换句话说，这些企业必须依靠市场生存。这样，各种新型企业就在原有的计划体制之外造就了一个市场，尽管这个市场还很不成熟，也没有明确的合法地位，但它已经出现。

5、市场的复苏与“双轨制”的出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半市场、半计划转向全面计划经济的过程；改革开放后，又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比较这两个过程，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这两个过程经历的环节大体相同，但排列顺序相反。新中国成立后，经济上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取消外汇买卖和股票交易，管控金融市场；随后是控制粮、棉等生活资料价格，同时为保障就业限制劳动力流动，之后是管控生产资料价格，最后是统一销售渠道。这一系列措施导致市场要素逐渐失去作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一个反向过程。允许开办农产品自由市场，意味着放松了对销售渠道和生活资料价格的管制。那时，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城里人用粮票在自由市场上和农民换鸡蛋。城市居民的副食得到改善，农民可以多吃些粮食。农副业生产发展了，农村出现富余劳动力，乡镇企业兴起，劳动力开始流动。以后，生产资料价格和销售渠道逐步也放开。90年代初出现了证券和股票交易，金融市场也逐渐形成。到这时，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都已具备。考察这一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在其最初阶段更类似于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非精心的人为的设计。

这里必须说明，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思路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这并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范畴；但是客观地看，这一思路在改革初期对于市场经济的起步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它第一次给予市场以合法地位，虽然还只是辅助地位。此前允许市场存在，通常是作为克服经济困难的临时性措施。一旦经济形势好转就要取缔市场，“割资本主义尾巴”。在新思路下，市场经济虽处于辅助地位，但毕竟不能随意取缔。市场经济一旦达到一定规模，便会自行拓展生存空间，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于是就形成了经济“双轨制”。

经济双轨制的出现，一方面是客观发展所导致，另一方面也有主观选择的推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最终目标，但此后几年的提法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一方面，这个问题争议很大，政治上很敏感；另一方面，要维持国民经济的运行，不可能一下放弃计划经济体制，特别因那时中国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明确提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这意味着中国开始有步骤地推行双轨制，以促进经济体制转轨。其办法主要是让那些不受计划体制控制的企业优先发展，以培育市场的生成。这种体制外先行的做法也被称作“增量改革”。

关于经济双轨制的利弊，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有很多讨论。然而，以回顾的眼光看，实行双轨制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心环节，中国渐进式的经济改革能够成功，恰恰是因为有双轨制作为过渡。我们今天评价双轨制，不能局限其本身的优劣，而要看其在改革过程中的作用。其实，所有政策和措施都是有成本的，无非是成本高些或成本低些。同时，再好政策和措施实行一段时间之后也会带来新问题，需要新的解决办法。

6、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改革探讨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什么为目标？在几经争执之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中国最终放弃了以单一所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到20世纪末，中国基本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政府的职能也有所调整，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动。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国。

考察上述历史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和体制转变，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互相促进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上了三个台阶，都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度的提高分不开。

（四）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展开，一个重要条件是有利的外部环境，而外部环境的变化又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分不开。打倒“四人帮”后不久，叶剑英元帅在外交部的一次讲话中提出，现在我们执行的是“周总理的外交路线”，而没有再提“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这一提法的变化反映了外交政策的调整已经开始，突出了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各国发展关系。邓小平复出后主持外交工作，他所确立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主要有五点：

1、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这是外交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中美正式建交是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奠定了改革开放所需良好外部环境的基础。

2、对国际形势作出新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面临的两大问题。这个判断是逐步形成的。20世纪60年代末的判断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70年代末的判断是世界大战可以推迟，要抢时间搞建设。1985年，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判断是经过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现有人误以为，作出和平与发展的判断是实行改革开放的前提；而实际情况是改革开放的决策在先，得出和平发展的判断在后。然而，有了这个新判断，中国便可以放手实行改革开放，它对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具有多方面影响。

3、放弃“一条线”战略，向“全方位”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延续了“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的联合美欧日等国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一条线”战略；但着眼点已不限于国家安全，而更多考虑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中国有意识地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有步骤地使对外关系格局朝“全方位”发展，即建立比较均衡的对外关系。这既包括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四个方面的均衡，也包括各方面内部的均衡。需要指出，在对外关系格局调整的过程中，邓小平的处理稳妥而智慧。他始终强调，中美关系是大局；对于中苏关系的改善，他高度重视，并巧妙地把控节奏。这个过程历时十年，中苏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同时中美关系也一直保持稳定。回过头来看，这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而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也为此后中俄关系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都对中国的发展十分有利。

4、重新阐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实，早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将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革”结束后，中国外交经过一系列调整，于1987年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归纳为十个方面。主要是：中国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中国主张世界所有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等等。这意味着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形成体系。

5、沉着应对国际形势的大变局，提出正确处理内政与外交关系的原则。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当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动时，中国面临着巨大压力。此时，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策略方针；同时，明确了在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时，首先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中国因而避免了重回意识形态斗争老路的危险，并成功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恢复和稳定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同时，实现了与所有周边国家建交，与中东地区国家关系取得重大突破。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这一系列方针是极其睿智的，保证了中国的和平发展。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实行的外交政策，不仅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且经住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格局大变动的严峻考验，保持了连续性，取得巨大的成功。世纪之交，中国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

（五）中国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转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城乡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城市居民也

再附属于单位。与此同时，在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明显改变，思想不再简单一致。这两方面的变化十分复杂，也难以简单评价。可要肯定的是，这两方面的变化不是也不可能预先设定，而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必然发生的，因而其影响也更深刻更长远。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期是相当成功的，但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改革开放自始便处于不断的探索之中，其推进的过程就是直面问题，寻求解决办法，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

关于改革开放的经验已有很多总结，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之所以成立、所以重要，是因为党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起深刻的经验教训，有经验丰富、眼光远大、富于智慧的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并与时俱进根据新的实践形成了一系列指导思想，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笔者在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中，有以下五点感触较深，愿在这里提出以供参考：

（一）看准方向，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上世纪我国改革开放有两段时间面临的困难最为突出。第一次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当时，中国既要解决十年“文革”造成的种种问题，又要探索新路，很不容易。最初的成功突出表现一面拨乱反正，一面启动改革开放，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不几年就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此形成对照，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相继失败，出现社会动荡后十几年都难以稳定。

第二次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这次困难的产生既有内部经济、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变化产生的冲击和压力。能够克服第二次困难，关键在于中央明确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对内，在稳定政局之后，采取进一步改革措施，如大力改善党的领导、开发浦东、建立证券市场等，最重要的是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对外，既顶住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斗而不破，又积极拓展与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内外两方面措施都收到超出预期的良好效果。

除应对得当之外，克服这次困难还有内外两方面基础。在国内，主要是改革开放已使大多数人，特别是农民和工人受益；同时亲历“文革”的干部群众对那十年记忆犹新，不愿国家再次陷于动乱。在国际，中国的改革开放使许多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受益，它们也不愿中国倒退和闭关，而坚持制裁只会使中外双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上述种种因素构成的合力，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扭转局面，成功地把改革开放推进到21世纪。

（二）以凝聚人心和共识的口号为引领，形成各方面互相配合的改革战略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改革开放”“翻两番”和“小康”是最鼓舞人心、令人印象深刻的口号。这三个口号不仅是概念，而且有深刻内涵。“改革开放”提出实现变革的路径，“翻两番”和“小康”提出中期和长期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标准，不仅指导我国制订现代化战略规划，也把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与普通百姓的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从而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后，很快形成各方面相互配合的战略。其突出特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以经济体制为重点，很快使人民得到实惠；同时，围绕加快经济发展的需要，形成政治、外交、军事、文化，以及按“一国两制”方针推动国家统一大业等各方面的战略配合。各个方面能够协同一致的关键，在于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妥善处理内政和外交的关系，坚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不扛旗、

当头，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三）改革采取渐进方式，以双轨制和增量方法实现体制变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比较顺利、比较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采取渐进方式。渐进式改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经济体制方面，但事实上各方面的改革都如此。例如，政治方面，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以建立顾问委员会为过渡；对外开放，从特区开始，由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其他如科技、文教、医疗等方面的改革也是逐步推开的。

渐进式改革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先易后难，首先清扫外围，最后攻坚；二是以点带面，先试点，再推开；三是以“双轨制”过渡，逐步完成新旧体制的交替。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改革的典型。考察这一过程，实际是在直接对计划体制进行改革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采取了体制外先行的策略，即通过为新兴的个体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计划外企业提供优先发展的便利，形成局部的市场经济，并不断将其做大，使之在全局中占有一定优势；然后，再实行国企攻坚改革，以此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种方法被经济学家称为“增量改革”。

渐进式改革或增量改革的优点，在于极大地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和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有序实现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轨。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渐进式改革重要手段的“双轨制”，只能作为过渡措施而不能长期维持，如不能适时实现并轨，其所必然带有的不平等或不公平就会固定化，造成新的社会问题。

（四）在改革进程中形成中央、地方和基层的良性互动，扩大决策的参与范围提升科学性

在改革过程中，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也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经济特区的建立、股份制企业的发起、证券市场的建立等等，都是先由基层或地方试行或提出，再经中央认可或批准，进一步试点然后推开。这些都是上、中、下层之间互动的结果，而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这种互动的突出特点是，中央的决策与各地、各部门和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中央正确的决心，中、下层的首创精神将无以发挥，而没有来自中、下层的首创精神和实践，中央将难以形成正确的决策，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促成这种良性互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众多专家、学者的参与，其作用是在上、中、下层之间传递信息，为中央和地方的决策提供咨询，并参与各层次改革方案的制订和实施。决策圈的扩大提升了决策的科学性。这种互动使得各个方面的积极性都被调动和发挥出来。

（五）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的关系是辩证的与动态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快发展，而改革与发展又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同时，改革自身带有风险，改革与发展也势必会打破原有的平衡，产生不稳定因素；但是，如果把稳定置于首位，阻碍改革与发展，最终将会导致更大的不稳定。

处理这三者关系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改革带动发展，当因改革和发展导致新的不稳定因素出现时，必须及时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加以消除。例如，国企改革造成了大批职工下岗，为解决这一问题又促成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又是一项新的改革。事实上，改革和发展带来的不稳定，主要是由于利益格局的变化所引起；因此，处理好这三者关系的核心在于如何能使人民大众共享改革成果。在改革初期，人们对分享改革成果的关注主要在经济方面；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对改革成果的分享将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还必然包括平等享有各方面的权利，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当21世纪来临之际，中国出现了一个口号“新世纪、新阶段”，其含意是改革开放即将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新阶段虽然与前一阶段是连续不断的过程，但它们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将有很大不同。

（一）改革开放在世纪之交前后的差异

简单说，20世纪后期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在新中国30年形成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那时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也是在那30年所积累起来的。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到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一系列新挑战也迎面而来。这时中国面对的问题，主要已不是改革开放之初所面对的那些老问题，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或是新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或是此前的改革尚涉及不多的，或是经济现代化“起飞”阶段过后才会出现的。

可以说，世纪之交前后，中国面临的问题不同，其产生的根源不同，要解决这些新问题需要有新的观察、新的思路、新的探索和新的实践。

（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的挑战

从中国内部的情况看，这一挑战主要来自五个方面：

1、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当务之急。当前阶段，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问题，而是在经济体制的转轨基本完成之后，如何使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快健全和完善的问题。这个问题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就已明确提出，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此提出一系列具体要求和措施；然而，落实这些举措，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2、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结束，开始进入高质量增长阶段。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明显下降，这多少在意料之中。以往，关于现代化研究，比较注重经济“起飞”阶段，而对“起飞”过后如何转入平稳爬升则缺乏研究。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这两个阶段的转换是重要环节，如能在后一阶段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就能比较顺利地完成现代化；否则，有可能掉入所谓的“拉美陷阱”。

3、在经济发展之后，财富的掌握和分配问题日益突出。近一、二十年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利益集团出现和腐败滋生，这一问题更趋敏感。可以说，这既是新问题，也是老问题。说其是新问题，因为它是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出现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普遍面临的；说其是老问题，因为它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未能解决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缺乏有效防范腐败的机制。传统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重农抑商，另一个是平均主义。然而，这两个办法不仅阻碍发展，最终仍不能避免腐败。今天解决这一难题，需要的不仅是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更重要的是要在抑制腐败和保证社会公平方面有符合国情的制度创新。

4、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诸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城市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等。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曾遇到，但由于它们现代化的过程相对漫长，这些问题递次出现，可以递次解决。而在中国，这些问题由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而被挤压到一起，增加了解决的难度和紧迫性。其困境在于，为解决某一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有可能对其他问题的解决产生不利影响。这使得现阶段中国的改革必须更注重顶层设计、更加周密，对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效用的限度和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有更清醒的认识。

5、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凝聚改革共识，实现有效治理要比以往复杂得多。现在中国所要应对的情况，所需考虑的问题，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远远超过改革开放初期。深化改革开放，不仅要看准方向，还必须兼顾各方的利益，统筹协调，凝聚共识；如此，才能调动和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合力。

上述这五个方面的挑战，意味着从治国理政的角度看，党和政府要集中精力，从谋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转变为引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正在取得成效。

（三）外部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

除应对国内的挑战之外，还必须应对外部形势的挑战。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外部环境出现了一些令人警觉的变化。最近，有关讨论很多。这里，笔者仅就如何看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在应对这些变化时自身应注意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1、改革开放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中国因素在国际形势发展中所占权重已大为增加。从中外关系的角度看，重大变化有两点：第一，中国与世界已经被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第二，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和最引人关注的变量。这两点变化对中国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受制约的一面。这种变化的出现是一个互动过程。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自觉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与赞助。中国经济因此迅速增长，并为世界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新的动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特别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塑造世界的能力，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与担忧也与日俱增。

2、中国现正面临外部环境趋紧的态势，这种态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中国强大了，但面对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历史地看，外部安全环境趋紧是一个大国成长的必经阶段。现实地看，这是由双重因素引起的：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变动；另一方面，中国改革进入关键阶段，内部矛盾和困难凸显。这种内外因素的重合，加之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处在一个敏感时期。外部世界会高度重视中国内政和外交动向，不断判断中国的能力和意图，并采取应对措施，中国承受的外部压力将逐步增大。事实上，这种外部环境趋紧的态势自上世纪90年代初即开始，到现在已有二、三十年，可能还将持续二、三十年。

3、在这个比较敏感的阶段，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必须注意目标、实力和手段的平衡，对自身的长处和短处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的目标是明确的，为“两个一百年”所概括。中国当前的国际地位，简单说就是一个新兴大国，国际影响显著增加，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但其他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短板有这样几点：（1）现代化还没有完成，人均gdp和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重要领域掌握的核心技术有限；（2）国家统一还没有完成，台湾问题的解决尚须时日；（3）我国奉行不结盟政策，没有盟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可直接调动的国际力量和手段不足，在制订国际规则方面话语权有限；（4）作为后来者参与大国博弈的经验还有待积累。还有一点并非短板但很重要，即在当今世界大国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为独特的。

4、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需要改换思维方式和立足点，善于换位思考，以提高预判和应变能力。以往，在分析国际形势和制订外交政策时，我们的思维习惯于先国际再国内，看一步，走一步。现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增长，世界许多国家在处理重大事务时，往往要先看看中国如何再决定本国的态度和政策。这是一个重大变化。把自己作为一个重要变量，恰如其分地摆到国际关系中去，我们对此还不很适应。这一变化要求我们在分析和判断国际形势时，既要立足中国看世界，也要学会从世界全局看中国。同时，这一变化也要求我们在制订对外政策、采取对外行动时能够预估外部世界的反应，多设想几种不同的可能，多想几步棋，谋定而动。而做到准确预判的关键是学会换位思考，而非一厢情愿。

5、需要化解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逐步解决中国与世界在体制上兼容的问题，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迅速加入世界现代化行列，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对现存世界体系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外之间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矛盾，彼此间竞争加剧。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中美之间，事实上也存在于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于中国与邻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只是侧重和程度不同。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其深刻的涵义在于不仅要解决中国内部的体制问题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还必须化解中国所形成的巨大经济体量对现存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产生的冲击与矛盾。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内部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与国际接轨。如果说那时形成的是中外接轨的2.0版本，现在则需要建立一个新的3.0版本。其要义是避免恶性竞争导致对峙与冲突，实现公平有序的竞争加全球重大问题上的继续合作。

6、必须培养健全的国民心态。中国通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国最大的机遇就是国际格局尚未定型，国际形势趋于动荡，各国都面临许多问题，相比之下中国的状况是好的，而且我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大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保持谨慎、平和的心态，增加自身的透明度和亲和力，争取广泛的国际合作。此时，最应避免的是自负的大国主义。毛主席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韬光养晦练好内功，对外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实现国内目标的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将是对中国外交和中国智慧的考验。

（四）两个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两个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一是如何建立节约型的现代化社会，二是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实现制度稳定。

中国人口众多，从发展的角度看不仅需要创新生产方式，还需要创新生活方式。俭朴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而全球资源的有限性已决定了西方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不具普遍性。中国如能依靠有限的资源、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使众多人口过上现代化生活，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因为美好生活方式是人们最乐意仿效的。

完善和稳定经济政治制度是中国改革大课题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时所要达到的既定目标之一。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制度体系的大系统已基本稳定，而各子系统遇到问题时具有自动调节功能。而我国现在的改革还处于一动往往须从上到下全动的状态。改革开放进行到现阶段，顶层设计必须更多地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从世界历史经验看，一个政党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为本民族和国家创造一个稳定的、有利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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