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村民与土地纠纷案例范文(大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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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与土地纠纷案例篇一

1997年10月，湟源县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通过拍卖取得湟源县和平乡一块面积为8534平方米的工业用地，并于1998年9月获得了湟源县国土资源局核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2006年4月，在未征得该公司同意的情形下，湟源县国土资源局仅凭第三人申请，就通过确认相关抵债转卖协议，收回并变更了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其程序涉嫌违法。

村民与土地纠纷案例篇二

〔案例〕蔡小兴家南面有一块仓库大场，村里分田到户后，该场地一度闲置，后由濮吉生等五户村民占用种植蔬菜，蔡小兴部分承包地被村里征用后，就提出把这块大场补偿给他，遭到濮占生等人的反对。5月，村委会书面通知蔡小兴被征用承包地的面积用补划的方式解决。5月27日，村委会召开村民组长代表、部分老党员会议，会议形成决议将仓库大场补偿给蔡小兴。同日，沙家浜镇政府作出《关于调整蔡小兴户承包地的批复》，同意村委会的调整方案。镇政府作出批复后，又组织人民去现场划地，但此时该场地已被濮吉生等五户种植了毛豆等农作物，划地遭到了阻挠。为此蔡小兴提起诉讼，要求五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判决〕法院审理后认为，原、被告争执的大场场地属于村预留的机动地，五被告对该机动地均无权占用；原告在村委会征用、占用其承包地后，依法有权获得相应补偿，但原告所提供的调整土地手续不符合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且至今未得到县级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应认定该调整还未生效，蔡小兴尚未正式取得该地的承包经营权。因此，蔡小兴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评析〕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方案和调整承包地均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调整承包地需报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蔡小兴户的承包地调整方案既不能证明已经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村民代表同意，又没有主管部门批准手续，败诉也就不足为怪了。

村民与土地纠纷案例篇三

李某(女)嫁到张村后，由张村村委会分给承包地2亩，双方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后李某因双方感情不和与丈夫离婚，搬回娘家居住。张村村委会以李某已经离婚且已不在本村居住为由，口头通知李某她所承包的2亩土地已被村里按照规定收回。李某多次同村里交涉，并证明她并没有在娘家村取得新的承包地，要求继续承包张村的土地，遭张村村委会拒绝。最后，失去土地的李某将张村村委会告上了法庭。法院判决：张村村委会强行收回李某承包地的行为无效，该2亩土地由李某继续承包，并由张村村委会赔偿因此给李某造成的损失。

村民与土地纠纷案例篇四

〔案例〕武汉市黄陂区某村李某夫妇与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取得该村5分田的承包权。后其丈夫死亡，李某改嫁他村，村委会遂将其承包土地另行发包给同村村民黄某。李某知晓后，以承包未到期为由要求村委会继续履行合同，遭拒绝后向黄陂区人民法院起诉。

〔判决〕法院经审理判决如下：村委会和黄某的土地承包合同是经过村委会的正当发包程序订立的，黄某是该村村民，具有承包资格，而且已对土地进行了实际耕作，故应确认其所取得的承包权合法有效，但鉴于原告的原承包合同尚未到期，且已对土地进行了实际投入，应予适当的补偿(赔偿原告所受损失)。

〔评析〕本案中李某只能对与之缔约的村委会主张合同权利，只能起诉村委会。村委会实际上已单方违反和李某订立的承包合同，且黄某实际耕作该土地的事实即意味着村委会履行的是和黄某订立的承包合同，所以法院据此判决由黄某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村委会对李某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其所受损失)，在具体法律制度上是有依据的。

村民与土地纠纷案例篇五

王女是王村人，26岁嫁到赵村，在出嫁之前王村村委会分给王女承包地2.3亩，双方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王女出嫁后一直居住在赵村，但没有在赵村承包土地。王村村委会以王女已经出嫁且已不在本村居住为由，口头通知王女她所承包的2.3亩土地已被村里按照规定收回。王女多次同王村村委会交涉，要求继续承包王村的土地，遭王村村委会拒绝。最后，王女将王村村委会告上了法庭。法院判决：王村村委会强行收回王女承包地的行为无效，该2.3亩土地由王女继续承包，并由王村村委会赔偿因此给王女造成的损失。

村民与土地纠纷案例篇六

王村村民王男一直做小本生意。6年前，他将自己的承包地转包给村民张三。合同约定，转包费每年1000元，转包期限，转包费1.5万元，一次性付清。王男在市里买了房子，一家三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村委会认为王男迁出户口后，就不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应该再收取土地流转费，要其将以后剩余的土地转包费用返还村委会。王男却认为，自己转包土地在先，迁出户口在后，收入应该归个人所有。双方争执不下，村委会将王男推上被告席。法院经过审理，判决剩余的转包费用归村委会所有。

村民与土地纠纷案例篇七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吉安斯科贸中心，住所地本市海淀区。

法定代表人李xx，经理。

委托代理人郑瑞，北京市新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冯建平，北京市新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大发畜产公司，住所地本市海淀区祁家豁子华严北里。

法定代表人董xx，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xx，男，北京市泼发工贸公司副经理，住本市丰台区。

委托代理人阎xx，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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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北京吉安斯科贸中心因土地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海民初字第37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北京吉安斯科贸中心(以下简称吉安斯中心)之委托代理人郑瑞、冯建平，被上诉人北京市大发畜产公司(以下简称大发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周以龙、阎xx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4月，吉安斯中心以大发公司隐瞒事实与其签订土地转让合同，使其遭受巨大损失为由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大发公司赔偿设计费100万元，为履行合同支付的房租、电话费、工资154547元及孽息。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双方签订的合同有效，吉安斯中心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赔偿经济损失及孽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北京吉安斯科贸中心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要求北京市大发畜产公司赔偿设计费100万元、房租、电话费、工资154547元及孽息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吉安斯中心不服，以大发公司在与其签订合同时隐瞒实情，且没有土地使用权为由上诉至本院，大发公司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10月6日，大发公司与吉安斯中心签订合同书，根据合同约定，大发公司(甲方)将其所属位于本市海淀区肖家河东村甲1号75亩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转让给吉安斯中心(乙方)，计价人民币600万元，甲方负责提供土地使用权现有的有关文件、土地规划所需文字材料，为乙方提供办公用房2间、电话1部;乙方负责筹建敬老院，支付费用600万元及交纳土地过户相关费用，办理土地工程规划要点、建设工程立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负担为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及规划要点前的前期公关费用。乙方如推迟付款期截止到193月20日，甲方有权终止合作，乙方费用自负。若前期工作到位，甲方不与乙方合作，乙方有权不交出批示文本，甲方每推迟搬迁一日，扣罚已付款的千分之一交乙方。同日，双方又签订合同附件一、附件二，关于合同有关问题的约定和协作型联营合同(松散型)。在协作联营合同中约定双方联合组成北京吉大联合公司，同时约定了联营项目及双方分工等。在关于合同有关问题的约定中，明确甲方将75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所有权一次性全部转让给乙方，转让金额为2505万元(即合同书中的600万元和协作型联营合同中的1905万元)。乙方保证按双方约定于9月30日首次拨款1500元，并同时签订办理过户手续。合同签订后，吉安斯中心于同年9月19日，以大发公司名义向规划部门申报敬老院建设项目。1910月10日，吉安斯中心与中城咨询部签订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其委托中城咨询部对北京市碧盛园敬老中心进行工程设计，约定设计费为1的万元，吉安斯中已支付设计费95万元。年11月20日，北京市城市规划局向大发公司发出规划要点通知书。吉安斯中心向市规划局交纳预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执照费1元。198月8日，吉安斯中心与大发公司又签订“关于合同有关问题的约定”对原合同书有关问题约定的第三条、第五条的修订约定。年11月26日，北京市规划管理局向大发公司发出审定设计方案通知书，对1998年9月17日申报的“北京中咨四方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设计的敬老院工程的设计方法同意在海淀区肖家河按审定事项绘制施工图，在合同履行期间，吉安斯中心未给付大发公司转让费，大发公司亦未将土地使用权和地上物所有权交予吉安斯中心。吉安斯中心法定代表人李xx曾于1997年11月5日，从大发公司借走农林办京政农发(1997)057号文件。又于1998年7月26日，从大发公司取走金鹏公司于1995年7月给大发公司函的复印件、北京市人民政府公文批办单(94年2月3日)一张并写有收据。诉讼期间，吉安斯中心提交了1997年至1998年其单位租房交付水电费、工资表、餐费发票。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房地权属管理处出具证明：“北京市大发畜产公司位于海淀区肖家河东村甲1号的土地为1990年依法征用的土地，权属来源清楚，现正在申办国有土地使用权。另查，大发公司曾于1994年9月26日与北京市金鹏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金鹏公司)签订协议，大发公司(甲方)交给市政府海淀区肖家河75亩地由金鹏公司(乙方)开发建设，为此，市财政局已拨款1000万元给甲方，其余1000万元待办完全部产权划转及土地变更手续后再拨付。在协议签订前后，金鹏公司先后以土地转让费的名义，向大发公司支付人民币2000万元，金鹏公司付款后双方未履行土地移交手续。1995年7月18日，金鹏公司致函大发公司，要求将75亩土地退还大发公司，同时要求大发公司全部退还2000万元。大发公司未作答复，1997年7月23日，金鹏公司之上级单位北京经济发展投资公司与大发公司就归还2000万元进行了洽谈，会谈纪要称，大发公司将于同年8月底作出还款计划。会谈后大发公司未做还款计划，亦未归还欠款。1999年3月3日，金鹏公司对大发公司提起诉讼，经本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大发公司归还金鹏公司2000万元。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合同书、合同附件一、二、联营协议、京政发(1997)057号文件、批办单、收条、建设工程设计合同、规划要点通知书、发票、(1999)一中民初字第1089号民事调解书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大发公司在本币海淀区肖家河东村甲1号的土地系1990年依法征用的土地，现虽尚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但其已实际享有该土地的使用权。其公司与吉安斯中心签订的上述土地使用权和地上物所有权转让合同系双方自愿签订，应属有效合同，现吉安斯中心以大发公司没有取得土地使用证，故不享有土地使用权，无权与其签订上述合同的上诉主张，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吉安斯中心提出的大发公司隐瞒原与金鹏公司之间的土地转让事实一节，根据吉安斯中心法定代表人从大发公司借走和取走的有关文件、函件以及吉安斯中心与大发公司在1998年8月仍在继续修订合同的情况，不存在大发公司隐瞒该事实的情况，且大发公司与金鹏公司未实际履行土地移交手续，双方债务纠纷已经本院调解解决，该土地使用权仍归大发公司享有。故吉安斯中心的此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判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5783元，均由北京吉安斯科贸中心负担(已交纳)。

扬中市江城房地产开发公司与中国银行扬中支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

上诉人(原审原告)扬中市江城房地产开发公司(简称江城公司)，住所地扬中市扬子中路。

法定代表人何xx，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钱xx，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文xx，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扬中支行(简称扬中支行)，住所地扬中市港西南路8号。

委托代理人陈洪平，镇江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城公司、上诉人扬中支行因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镇民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江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钱xx、文xx，上诉人扬中支行的委托代理人陈洪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为：江城公司与扬中支行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以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扬中支行应当按约给付转让费，经确认尚有24.44万元转让费未支付，江城公司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江城公司理应转让无任何纠纷的土地交扬中支行使用，由于江城公司没有处理好征地补偿费问题，致使中行在施工期间受到群众阻挠并支付了征地安置补偿费13.5万元，该费用应由江城公司负担。至于中行因规划变更、修改图纸、停工等造成的损失28万元与江城公司无因果关系，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一、扬中支行给付江城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费24.44万元及逾期付款滞纳金8.9255万元(从1997年6月22日起，按每日万分之四计算至1999年12月21日止)。二、江城公司给付扬中支行征地补偿安置费13.5万元。三、驳回扬中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江城公司上诉认为：

一、江城公司与支付征地补偿安置费无涉。江城公司通过转让方式从扬中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简称地产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此后，江城公司将土地转让给扬中支行，江城公司既不是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的受让方，也不是土地征用方，不存在缴纳征地安置补偿费问题。

二、被上诉人扬中支行支付的征地补偿安置费事实不清。

三、扬中支行在一审中的反诉不能成立。

本案的本诉是江城公司起诉扬中支行拖欠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费，而扬中支行反诉是土地管理部门在征用土地中遗漏了补偿安置费问题，两者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即使拖欠安置费，那是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的事，扬中支行据此对江城公司提起反诉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反诉理由不成立。

据此，江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驳回一审反诉请求。

扬中支行上诉认为：

一、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因规划变更、修改图纸、停工等造成的损失与被上诉人无因果关系，与事实不符。理由是：

1.双方地界以江城公司商品房为界，由于当时商品房未建，所以地界不明确。

2.江城公司建设商品房没有按照建筑规范要求让界9米，也未取得政府的规划、施工许可证，属于非法建筑。由于江城公司商品房离界太近，达不到建筑规范要求，导致政府部门重新规划上诉人大楼，收回原规划、施工许可证，造成上诉人的损失。

二、原审判决没有全面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增加诉讼请求，要求江城公司分摊径深8.5米的土地使用费，原审法院没有支持。根据建筑规范，江城公司建房必须离界9米，其只离界0.5米，江城公司实际与上诉人共同使用了径深8.5米的土地，江城公司应当分摊土地使用费。

据此，扬中支行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经审理查明，1994年6月，地产公司经扬中县土地管理局批准征用了扬中县三茅镇建设村6组(简称建设村)土地10.901亩(即8-58号宗地)，用于开发商住楼。

1994年12月，江城公司与地产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地产公司将扬中市扬子中路电视台西侧8-58号宗地转让给江城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后，江城公司领取土地使用权证。

扬中支行与江城公司协商土地转让事宜。195月6日、7月24日经扬中支行申请市政府就该宗地转让的费用、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等事宜召开了协调会并达成一致意见江城公司转让部分土地给扬中支行。

年11月5日，江城公司与扬中支行填写了地籍调查表，确认了双方的地界，东：广播电视局;西：翠西北路;南：扬子中路;北：江城公司商住楼。

1997年4月14日，江城公司与扬中支行正式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了以下条款：1.转让面积5549.3平方米，转让年限40年，转让费金额187.25万元。2.关于违约责任，约定：如扬中支行逾期付款，每日按应缴纳费用5‰给付滞纳金。如因江城公司的过失致使扬中支行延期占用土地使用权的，则转让期限相应顺延，同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同日，江城公司与扬中支行又就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达成补充协议，明确：扬中支行应付江城公司征地款利息104.9万元，图纸费、补偿费、地下管通费、征地补给费、劳力安置费、排水费、代垫的投资方向调节税等93.1万元。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签订以后，至1997年6月9日止，扬中支行总计支付转让费360万元，尚欠江城公司24.44万元没有支付。

1998年4月，扬中支行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开始施工建造办公楼。

施工过程中，建设村六组村民阻止施工，要求扬中支行补偿有关费用的不足部分13.5万元。

1998年6月4日，扬中支行向建设村民委员会支付了上述款项。

1998年6月7日，扬中市建委向扬中支行发出停工通知，原因是：1.建设单位未领取工程施工许可证;2.该工程施工放线未经规划管理部门核准，擅自施工，且擅自改变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确定的内容。同时，扬中支行领取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被收回。

1998年8月28日，扬中市政府召开协调会，要求扬中支行到规划部门重新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经规划部门现场验线后方可开工。

1998年9月4日，扬中支行领取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同年9月21日，扬中市建委重新核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工程恢复施工。

以上事实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

围绕第一个争议焦点，扬中支行举证认为，该款项是征地补偿款，应由江城公司向被征地单位建设村支付。对此，扬中支行提交了下列证据：1.建设村委会收款凭证以及情况说明;2.转让合同补充协议。

江城公司质证认为，征地安置补偿费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支付，扬中支行支付上述费用没有依据。扬中支行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江城公司有义务支付13.5万元，证据1只能说明扬中支行与建设村协商一致支付了13.5万元，证据2证明江城公司与扬中支行土地转让费用的构成。

江城公司举证认为：其转让给江城公司的土地是从地产公司受让取得，地产公司作为征地单位已经支付了征地补偿款。对此，江城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扬中市国土管理局征地批复和建设用地批准书;2.国土管理局与建设村征地补偿协议;3.地产公司与国土管理局征地费用包干协议;4.江城公司与地产公司土地转让合同。

对以上证据，扬中支行质证认为，根据以上证据，征地补偿协议的主体是国土管理局，而不是地产公司。

对于争议的第一个焦点，本院认为，根据江城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8-58号宗地原是建设村集体土地，地产公司经批准征用办理了出让手续后又转让给江城公司。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用地单位应当依照国家法律以及有关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产公司在征地过程中，通过土地管理局与建设村订立安置补偿协议，对建设村进行了补偿。扬中支行在建房过程中，又支付给建设村13.5万元，因地产公司、建设村未参加诉讼，根据现有证据无法判断13.5万元款项的性质、构成以及支付的义务主体，即：1.该款项是否为原征地补偿协议约定应由用地单位支付，但有义务支付的单位未向建设村支付?2.该款项是否属于虽未在征地补偿协议中约定，但依法应当补偿的费用?3.该款项是否属于建设村单方提高补偿标准而发生，扬中支行为平息事端自愿给付?因此，对于江城公司应否承担扬中支行向建设村支付的13.5万元费用问题，因涉及地产公司、建设村等其他诉讼主体，该项反诉请求，不符合反诉条件，不应并案审理，扬中支行应另行起诉。

围绕第二个争议焦点，即扬中支行建设工程停工、因规划变更修改图纸是否由江城公司造成，损失应否由江城公司赔偿问题，扬中支行举证认为其停工和变更设计是江城公司的下列行为造成：1.双方在确认以江城公司商品楼为界时，江城公司商品楼未建，因此地界不明;2.江城公司未按规范建房，造成停工并重新规划设计。对此，扬中支行提供的证据是：1.扬中支行建房批复;2.建房示意图;3.停工通知。江城公司质证认为，停工通知清楚地载明，停工的原因是建设单位自身的原因造成，停工与江城公司无关。至于规划变更，是政府规划的需要，也与江城公司无关。对此，江城公司提交了政府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载明，扬中支行综合楼必须服从规划并进行调整。

对于争议的第二个焦点，本院认为，扬中支行综合楼停工是扬中市建委发出停工通知并收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划设计变更是服从政府的规划要求，以上均由政府的行政行为所致，因此扬中支行的该项请求不符合反诉条件，扬中支行对因政府的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失应当提起行政诉讼。扬中支行上诉请求判令江城公司赔偿损失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江城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以后，经政府有关部门同意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扬中支行，转让行为符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规定和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因此，双方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有效。扬中支行应当支付尚欠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款24.44万元。江城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原审判决的第一项应当维持。

关于扬中支行的原审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江城公司支付13.5万元征地补偿款，2.请求判令江城公司赔偿其因红线移动和修改图纸造成的损失28.03万元，以上请求1涉及其他诉讼主体：地产公司和建设村，应当另案起诉;请求2系因政府的行政行为所致，应当提起行政诉讼，故扬中支行的反诉均不符合反诉条件，原审法院认为反诉原告的反诉成立且并案审理，系适用法律错误，因此原审判决的第二项、第三项应当撤销。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镇民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扬中支行给付江城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费24.44万元及逾期付款滞纳金8.9255万元(从1997年6月22日起，按每日万分之四计算至1999年12月21日止)。

二、撤销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镇民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二审案件受理费16062元由扬中支行负担。

村民与土地纠纷案例篇八

申请人因家庭负担过重，经当时的生产队长孙某某牵头，于将9.9亩承包耕地租给被申请人耕种，口头约定租赁期限为5年。被申请人在租赁期后，不愿将承包耕地返还给申请人，且拒绝孙某某和村委会的调解，申请人因此提起仲裁。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凤阳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依法作出如下裁决：被申请人在秋季收获结束时，将9.9亩耕地返还给申请人。

村民与土地纠纷案例篇九

上诉人(一审原告)：昆明威恒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昆明市西昌路204—206号。

法定代表：陈美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马怀德，北京市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梦欣，北京市尚龚律师事务所。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昆明市规划局。住所地：昆明市拓东路118号。

法定代表人：周峰越，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熊斌，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金曦，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东华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昆明市白龙路19号。

法定代表人：华丕瑞，该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磊，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袁仲斌，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

4月昆明威恒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威恒利公司)投巨资建盖翡翠大楼，大楼才开始建盖时，就有群众向12345市长热线进行举报，市长热线将这一案件交给了昆明市规划局查办，之后昆明市规划局又收到了市信访办转来的一份紧急报告，进一步点明了大楼是无证建盖。昆明市规划局立案调查后，于207月27日下达了停工通知，可大楼的施工没有停止。

年10月12日，昆明市规划局依据《“12345”市政府市长热线受理交办件》和中共昆明市委、昆明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转办函》，经现场勘查测绘后以第三人东华街道处在小龙路建设面积为14953.44平方米的六层综合楼(地下一层建筑面积2469.28平方米;地上五层建筑面积12484.16平方米)，未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二条、《云南省城市规划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属于违法建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云南省城市规划管理条例》四十一条的规定，作出了昆规法罚(2006)0063号违法建设行政处罚的决定，认定办事处“在小龙路建设的六层综合楼，属于违法建设”，限第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于2006年10月31日前自行拆除违法所建的综合楼工程。原告昆明威恒利公司不服，以小龙路综合楼是自己投资建设的，被告昆明市规划局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且越权行政，侵犯了原告昆明威恒利公司的合法权益为由向高院提起行政诉讼。诉求依法撤销被告昆明市规划局昆规法罚(2006)0063号《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判令将处罚措施变更为罚款并补办手续，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昆明市规划局于10月11日以市规()217号《昆明市规划局关于撤销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昆规法罚[2006]0063号)决定》，撤销了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法院判决】。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有的权利。被告昆明市规划局作出昆规法罚(2006)0063号处罚决定之前，没有告知第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和第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依法享有的权利，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四十条“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的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处罚对象是违法建设的建设者，且只有在违法建设达到“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情况下才能作出限期拆除的处罚决定。被告昆明市规划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小龙路综合楼的建设者是第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及小龙路综合楼的建设已经达到“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事实，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不足。

本案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应予撤销，但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昆明规划局已经作出了撤销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条第三款“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应当作出确认其违法的判决;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其违法的判决。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在诉讼过程中已由被告昆明市规划局自行撤销，因此，原告昆明威恒利公司“请求判令将昆明市规划局的处罚措施变更为罚款并补办手续”的主张不能成立。判决确认被告昆明市规划局2006年10月12日作出昆规法罚(2006)0063号《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驳回原告昆明威恒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要求判令将昆明市规划局的处罚措施变更为罚款并补办手续的诉讼请求。

昆明威恒利公司不符一审判决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称：涉案工程系政府工程和政府招商引资项目，没有达到“严重影响城市规划”必须拆除处理的地步，被诉行政行为显失公正，一审判决仅确认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违法是不够的，应当从保护当事人信赖利益的角度对显失公正的处罚决定予以变更。诉求撤销一审的第二项判决，判令昆明市规划局将其处罚决定变更为罚款补办手续。

最高法院二审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被上诉人昆明市规划局作出昆规法罚(2006)0063号行政处罚决定之前，没有告知第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和第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依法享有权利，一审判决认定程序违法，并无不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据此，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处罚对象是违法建设的建设者，且只有在违法建设达到“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情况才能作出限期拆除的处罚决定。被上诉人昆明市规划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小龙路综合楼的建设者是第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及小龙路综合楼的建设已经达到了“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不足，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审诉讼过程中，昆明市规划局作出了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昆明威恒利公司不撤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解释》第五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上诉人昆明威恒利公司要求判令昆明市规划局将其处罚决定变更为罚款补办手续，因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在诉讼过程中已由昆明市规划局自行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其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妥，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启示】。

本案是昆明威恒利公司以规划局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且越权行政，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由对昆明市规划局提起的行政诉讼。由于本案涉及到法院对规划局处罚行为的合法性的审查，以及规划局在一审期间撤销了该处罚决定，且涉案标的额高，社会影响较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其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

(一)规划局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问题。

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合法性，还要考虑合理性，尤其是行政处罚牵涉到行政相对人的实体利益，但是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只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审查，而不需要考虑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本案中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该规划局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规划局的处罚决定存在以下两点不合法之处：第一，处罚的对象不合法。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处罚对象是违法建设的建设者，而该处罚决定的对象东华街道办事处并不是该违法建筑的建造者，该建筑的实际建造者是原告威恒利公司，所以该处罚决定的处罚对象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这也是昆明市规划局在一审期间撤销该处罚决定的主要原因。第二，拆除该楼不合法。根据以上规定，违法建筑是否需要拆除判定的关键就在于：该建筑是否达到了“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程度。对于“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界定，事实上法律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标准，行政机关对此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其自由裁量必须基于已有的证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对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负有举证责任，而法院认定昆明市规划局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违法建筑小龙综合楼的建设已经达到了“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事实。所以昆明市规划局对该建筑作出拆除的处罚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二)规划局作出处罚决定的程序性问题。

行政处罚的作出不仅要依法有据，还必须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行政诉讼法》就作出了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也做出了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行政处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由此可见，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性将直接影响该行政行为的成立与否。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被上诉人昆明市规划局作出昆规法罚(2006)0063号行政处罚决定之前，没有告知第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和第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依法享有权利，在程序上是不合法的。

(三)关于变更处罚决定为罚款并补办手续的问题。

村民与土地纠纷案例篇十

第一百一十七条侵占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

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

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二百二十九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案件】。

薛海金于12月30日，与郇封村委会(修武县郇封镇郇封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由薛海金承包郇封村(修武县郇封镇郇封村)北地工业区养狐场养殖狐狸，承包期限自1月1日至12月31日，共六年;承包期限内，如因上级政策性项目建设需要，薛海金须服从规划。

在合同履行期间，因华芳公司(华芳修武纺织有限公司)进行项目开发需要征迁土地，薛海金经营的养狐场土地被纳入修武县产业聚集区整体规划范围，属于征迁土地范围。但是，薛海金与郇封村委会对补偿费用并未达成一致意见。3月5日，郇封村委会在薛海金不在场的情况下，对薛海金养狐场进行了强制拆迁，造成了薛海金养狐场地上附着物损失12.6279万元，及其他物品损失。

薛海金以郇封村委会强制拆迁其承包的养狐场，造成其财产损失为由，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郇封村委会赔偿其经济损失。

【审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定：郇封村委会在与薛海金就养狐场搬迁补偿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强制搬迁其养狐场，造成其经济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郇封村委会委托代养尚存的狐狸应返还薛海金，参照市场价格，将其价值酌定为每只300元，共计16.26万元，在薛海金主张的种公狐、种母狐、仔狐经济损失371.5万元中扣除该部分，剩余355.24万元。

一审法院判决：郇封村委会返还薛海金成年种银狐438只，成年种蓝狐23只，幼狐81只;郇封村委会赔偿薛海金种公狐、种母狐、仔狐经济损失共计355.24万元;郇封村委会赔偿薛海金养狐场地上附着物损失共计12.6279万元;郇封村委会返还薛海金养狐场物品(详见返还物品清单);驳回薛海金的其他诉讼请求。

郇封村委会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其行为系基于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在合同承包期内遇上级政策性项目，薛海金有义务服从规划，但其经多次协商拒不搬迁，故郇封村委会只得对其搬迁。其在搬迁过程中已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委托他人代养被搬迁的狐狸，故其搬迁行为不构成侵权。

薛海金饲养的种狐已由郇封村委会代养，原物未毁灭，故不存在损失;薛海金饲养的是野生狐狸，并非种狐;原审判决种狐数量、贬损价值以及仔狐数量及损失数额，没有依据。综上，故原审认定的薛海金损失数额不当，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薛海金的诉讼请求。

薛海金辩称：其与郇封村委会签订的合同中虽约定其应当服从上级政策性项目的规划，但郇封村委会并未依法解除合同，而是擅自对其养狐场进行拆迁，构成侵权;因郇封村委会的强制拆迁活动，致繁殖期的狐狸受到惊吓，造成其重大损失。故郇封村委会的拆迁行为构成侵权，原审对其损失数额的认定正确。薛海金所饲养的种狐虽有部分生存，但因不能再作为种狐使用，价值大幅降低，原审依据野生动物养殖委员会(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养殖委员会)意见确定损失数额正确。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的第一、三、四、五项;变更一审判决的第二项为：郇封村委会赔偿薛海金狐狸损失350.785万元。

郇封村委会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郇封村委会的再审申请。

【审判理由】。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侵占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我国相关法律还规定，签订合同的双方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

合同双方当事人签订承包合同，承包人有义务按照合同中约定在承包期限内，遇上级政策性项目时，服从规划。但若发包人在双方未对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时，擅自拆除承包房屋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就本案而言，郇封村委会与薛海金签订了养狐场承包合同，合同中约定在承包期内，如遇上级政策性项目，薛海金应服从规划。故郇封村委会在此情况下是有权解除双方合同的，但其未按照合法程序实施该项解除权，反而在未与薛海金对征地补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未经薛海金同意，也没有给予合理搬迁时间，即擅自将养狐场拆迁，造成养殖狐狸遭受严重损失，故郇封村委会应赔偿薛海金损失。

被拆迁养殖户属弱势群体，因被暴-力拆迁，利益受损害的事件经常发生。虽拆迁行为系为发展而实施，利于稳定大局,但在此过程中不得忽视被拆迁人的利益，不能以公平公正的丧失换取暂时的稳定。

村民与土地纠纷案例篇十一

〔案例〕云南宣威市某乡某村a户，1982年土地承包到户时承包原该村十二生产队耕地10.5亩，1982年到1985年由a户耕种，到1985年底a户办理农转非户口全家迁出到某厂矿，当时a没有向村上报告承包地如何处理，致使1986年土地荒芜一年，这一年也没有上交有关费用，1987年由原来的社长安排本社5农户耕种，每户交承包费20元，共计100元。1987年8月，a回村找到当时的社长要求承包自己原先的耕地，双方现场签订了合同，合同承包期为三年，即1987年10月到1990年10月，承包费为400元，承包费必须于1987年10月31日前交清，合同才能成立，在约定的时间内即10月31日前a来交承包费前，当时的社长又以招投标的方式与b户签订了合同(三年600元承包费)，待a户来交承包费时社长不收(在约定的时间内)，理由是b户愿意多交到600元，a户要承包须在600元的基础上加承包费，a户不愿，致使同一地块产生了两份合同，并发生争吵，社长也未收回与a户签订的合同，而土地由b户一直耕种，期间1990年与社长又签了三年的合同到1993年，之后又与社上口头约定续包。1999年农村土地二轮承包续签换证时，业务工作人员没有严格按政策规定办，照抄1982年土地到户的底册，将a户仍然登记为承包户主，签订了《农村集体专业项目承包合同书》，但a户没有亲自签字，合同期为三年，而土地由b等4户耕种到2002年，在此期间a来到该村要合同书未拿到，村委会的理由是合同书应由种地人保管。

〔评析〕1、1982年a户承包的原该村十二生产队耕地10.5亩，虽承包手续不完善，但符合当时各级政策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的承包关系。

2、1985年a户全家农转非到某厂矿，其承包地荒芜，生产合作社将承包地收归集体另行转包，是符合当时政策规定的。

3、1987年合作社将收回的土地招标转包给b等4户耕种，转包关系符合政策，但转包程序不尽规范，认定：a户与合作社虽签了合同，承包费又低于b户，合同未实际履行，为无效合同；b户实际履行了合同，为有效合同。

4、1999年初，按中央规定进行土地续签换证时，村委会签发的《农村集体专业项目承包合同书》(合同号：mo310027，是按集体机动地进行承包的)，发包方和承包方并没有进行协商，承包方签字栏也属发包方代签，该合同属无效合同。

5、a户原承包地收归集体后，应按照2003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进行公开夺标转包。考虑到a户虽办理了农转非，但现在子女仍未就业，生活困难，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转包给a户。a户与b户发生的吵打致伤，因b户承包关系符合政策，吵打致伤责任主要应由a户承担，故由a户付给b户医药费8000余元。

6、其它农转非土地，全家迁出，且不在当地居住的，承包地应按政策规定收回另行转包。

村民与土地纠纷案例篇十二

2xxx年12月，村民李某与当时的村委会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村委会将村属的15亩承包地承包给李某经营，承包期限为30年。合同签订后，李某对所承包的土地进行了重新规范和整理，并在投资近3000元的承包土地上新打了一眼深井。次年10月，李某所在的村委会进行了换届选举。换届后的村委会以原村委会与李某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没有召开村民大会，违反民主议定原则为由，将李某所承包的土地强行收回。李某将村委会告上法庭，要求确认合同有效，被告继续履行合同;如果确认合同无效，要求赔偿2万元经济损失。

【判决】。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李某与原村委会之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违反了民主议定原则，属于无效合同。原村委会在签订合同中存在明显过错，应当对因合同无效给原告李某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但法院在判决中只对因合同无效给李某造成的直接损失作了认定，判决村委会赔偿李某整地和打井费用5000元，而对李某自行委托价格认证中心认证的不能继续履行合同后两年的土地可得利益损失13000元，以“属于期待利益，不是直接损失，且村委会有异议”为由，不予支持。

【评析】。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与其他合同相比，具有长期性特点，一般为30年。这种土地承包合同签订后，承包人为顾及长远利益，其初始投入往往较大，承包人的期待利益也是巨大的。一旦合同被确认无效，法院若仅仅支持承包方直接损失，而不考虑其间接损失，势必会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以上案例中，对李某自行委托认证机构作出的间接损失认定，如双方有异议，法院可委托有鉴定资格的认证机构予以认证，并在合理幅度内根据双方的过错责任予以分担，而不应以“属于期待利益”为由不予支持。只要承包方的间接损失是可以预见并能预期取得的利益，就应支持，这也符合合同法中有关损失的赔偿原则。

村民与土地纠纷案例篇十三

金某系巫溪县城厢镇门洞村板棚社农民，举家迁往巫溪县城居住，同年11月，金将自家房屋出售给同村村民谭某，并将承包的土地、山林无偿、无限期地转包给谭某。，国家实行退耕还林政策，金又将转包的部分山林收回。，因该县修建五溪口电站需征用谭转包的耕地和林地，双方就征用耕地和林地补偿费的归属发生纠纷，金某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土地、山林转包关系，收回土地、山林的承包经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