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与行政法的论文范本(大全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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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政法的论文范本篇一

摘要：从新公共管理时期以来，伴随着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和成熟，工具理性主义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随着工具理性弊端和局限的暴露，以及以人为本观念的不断传播，这个社会对人的价值、尊严、本质的重视重新被唤醒，从此价值理性强势回归。在扬弃工具理性自身特点的同时，价值理性利用自身优点，与工具理性相互竞争、相互合作，辩证的作用于现代公共价值的管理，打造出一个全新的现代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本文主要研究了行政管理的理性转变以及转变带给自身的时代意义，分析了我国行政体制在此转变中存在的问题，对社会发展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行政管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时代意义。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体制也在完成自身的演化，理性主义承载了主导者的责任，公共行政管理也在不断的完善自我，提升自我，使得行政管理自身越来越趋向科学、民主和理性。行政管理理性主义模式的转变，顺应了时代潮流，也契合了行政管理大的演变规律。

一、行政管理理性及其转变的必然性。

马克斯韦伯认为，价值理性即“通过有意识的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它不像工具理性那样注重效率和利益，它在行为过程中重点关注的就是“价值”这两个字，注重人自身的属性和本质，价值理性可以体现出一个人对于社会的价值思考，更体现了一个人对于价值的理性思考。

（一）工具理性主义的消极影响。

1.“机器式管理”的危害“机器式管理”指的是把一个行政管理系统看作是一个冰冷的没有感情的机器，在这个机器身上，各个零件只能在各个位置上发挥它们各自的功能和作用，彼此之间不可共生和互通。而工具理性模式下的组织系统，组织内部的运作就是这种机械化的关系，互相之间不共通。各个岗位上的人员就像机器人，在工作中不会投入更多的激情和心力，当然也不会有饱满的热情，工作过程中缺乏干劲，缺乏创新，一切都是在一个既有秩序却又死气沉沉的环境下运行。2.形式主义的误导形式主义在工具理性主义影响下的行政管理体系中很容易滋生。在官僚制中，规章制度是其运行的制度基础，甚至对政府的规章制度过分的强调、过分的崇拜，导致了这种形式主义掩盖了价值理性的内在价值。组织成员对于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都自觉地严格遵循着，他们为组织内部的工作营造了井井有条的和谐氛围，对制度的遵循也渐渐地趋向了简单的完成任务，保证整个组织机制高效有序的协调运转。久而久之，形式主义就这样形成了。

（二）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的必然性。

1.价值理性是公共管理演化的结果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经济基础在发生变革的时候，上层建筑的变革也是必然的。追溯人类社会的经济成长史，从一开始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模式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以工业经济为主流模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再到以知识经济为发展主干线的现代社会，是经济领域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如果以以上三种经济模式作为三个时间段去追溯政治发展史的话，农业经济对应的是君权主义，工业经济对应的是政权主义，而所谓知识经济对应的就是人权主义。现代社会的知识经济模式正在起步阶段，它将不断发展完善自己，伴随着它的脚步的就是人权主义了。另一方面，在行政管理体制中，国家在着力于把“管理型政府”打造成一个“服务型政府”，人们对人权的呼声日益高涨，民主意识、民主观念空前觉醒，对强制性、冷漠型的管理方式越来越排斥甚至反抗，这也是一种管理模式的演化结果，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价值理性的回归是时代发展变迁和公共管理演化的结果。

2.价值理性是公共价值管理的理性选择首先，核心价值由新公共管理时期的绩效转变为公共价值管理时期的公共价值创建。价值根源于人的期望和感悟，公共价值的创造才是人们追求的新目标。其次，人性倘若由新公共管理时期的理性经济人转变为公共价值管理时期的反思理性人，当人的角色转化成反思理性人的时候，他的思维已经会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价值，有了对自我价值的理性判断。再次，政府角色由之前的掌舵人变更为其后的“战略家”。政府不再是一个管理者的角色，而是一个出谋划策的`战略家，在观望的同时从旁协助。

3.价值理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随着变革的深入，经济格局的调整，社会步入高度复杂化和高度不确定化。价值理性便是主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呼唤人的本性，坚持以人为本，为群众服务，走群众路线，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才是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社会最本质的要求。落实并发挥价值理性的作用，有助于政府更好的权衡利弊，尽量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有助于政府合理分配社会资源，消除贫富差异；有助于人民和政府和谐相处，便于决策更高效的施行落实；有助于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二、行政管理理性主义转变的时代意义。

（一）有效解决了行政管理中的矛盾冲突。

1.解决了行政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冲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一个很明确的区别就是：前者主要处理效率问题，后者主要处理公平问题。然而公平和效率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人们对政府的期待和要求，一方面希望政府大力维护公众利益，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另一方面期待政府承当起社会责任，促进经济成长，所以就产生了这对矛盾。在行政管理体制由以工具理性为重心转变为以价值理性为重心的今天，以人民利益为依据，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前提，以共同富裕为口号，为政府在解决这对矛盾方面提供了指路明灯。这就是以价值理性为主，工具理性为辅，两者辩证统一，竞争融合，共同作用于社会的进步。

2.解决了行政执行中信念与责任的冲突责任是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组织都具有的重要特征，具有制度性，是一个可以量化和衡量的概念。信念是一个人的主观意识，信念不具有强制性、客观性、规律性。当信念冲破责任的底线，就会和责任发生摩擦。行政理性的转变不仅是理论知识的转变，而且理论作用下的实践方式也在相应的调整着。

3.解决了行政管理中道德与法律的冲突道德和法律的表现形式正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两种差异理念的表现。道德体现了人的主观意识，其中夹杂着主观信念和情感表达的部分，具有非强制性。而法律具有道德所不具备的强制性、制度性和明确性，它更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手段，强制要求这每一位公民去遵守。德治与法制的统一是现在社会急需落实的事情，当价值理性更主动的作用于行政管理时，行政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就会站在价值的角度，理性的去判断，既要合情合理，符合人之常情，又能遵守法律的规定，不偏不倚。所以要合理的运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让它们相互融合，辩证的作用于现代行政管理体制的建设。

（二）重塑了行政管理中价值理性的内核。

在现代行政管理体制中，我国本土的公共行政深受西方早期工具理性的影响，甚至有过过分推崇的时期。在我国本土价值理性尚不成熟、尚不完善的时候，西方工具理性在中国的越位发展使国内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产生了碰撞和扭曲。在实践运用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应该是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两者中任何一个单独作用于行政治理，都将会造成行政管理道路的停滞，甚至倒退。行政管理体制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变拯救了日渐势弱的价值理性，填充了价值理性的内核，扩宽了价值理性的层面，使原来狭窄滞后的内核变得宏大且包容。这样的价值理性才可以运用到社会实践中；才可以为工具理性提供价值指导，做工具理性的精神支柱；才符合行政发展的需求。这种转变后的融合新理性的行政模式才会和时代发展相契合。

（三）引导了行政行为走向科学化理性化。

1.促进了行政目标逐渐趋向合理化价值理性作用下的行政文化具备一个明显的特性，即就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价值理性是种以人类主体为重心的理性，它和工具理性最大的区别就是更多的眷顾人们的需求，关切事物存在的价值，是对现在的行政目标涵盖着更多的价值成分的考量。相比于工具理性的机械化、官僚化的行政统治，价值理性的行政文化偏向人治、德治的成分较多。这种德性行政所关注的是人的价值需求和意愿选择，包括人们的民主选举，民主参与。

2.引导了行政行为更加规范化在之前的行政文化中，人们在组织中分工明确，规范有秩序的做着自己的工作，不考虑工作的意义和目标，不考虑这样做的价值和后果。而价值理性是一种批判理性，它为人们带来了一套具体的批判标准，使人们的自主意识得以觉醒，更加关注人的主体意识。规范了行政行为，明确了行政目标和发展方向。

3.促使了以德行政得以实现价值理性作用下的行政文化形成了一种称之为道德理性的思维模式。道德理性是用良心致良知，是一种美好的、纯净的内在心灵思维方式，它所寻求的是一种尽善尽美的存在，是一种大德大爱的展现，追求一种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道德范式，集中传播道德规范、道德理想、道德原则、道德精神等，以这种方式来指导人们设定正确的行政目标。

三、我国行政体制在此转变中需注意的问题。

（一）管理过程容易造成工具理性的膨胀。

现代的行政管理技术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且快速更新换代的时代，政府在注重绩效的同时，会引发管理模式的技术化效应，这种模式会慢慢走向僵化，会加剧工具理性的蔓延和膨胀。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1.管理目标的置换政府的公共管理目标是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幸福指数。想要为人民谋利益，就需要每时每分关注着人民，及时为人民解决问题。而如果只注重管理技术的创新和改革，政府集中在人民身上的精力就会大大减少。久而久之，管理就会偏离主干道，忘记初心。

2.管理思维的僵化管理思维的僵化，主要是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说的。现代管理技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政府形成了一种固定式的单项度思维，特别是地方政府，很容易形成一种误区，即就是按照新的管理技术去执行就是正确的。这种思维方式会转移地方政府行政管理重心，把本该放在行政结果、行政效益上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该运用那种行政方法上，使地方的行政管理受制于新技术的视野，他们会或自觉或不自觉的去遵循技术的程序，并按照其路线走下去。这种现象持续和蔓延下去，会削弱地方政府行政治理水平。

3.管理方法的单调地方政府除了承担治理一方区域的责任，还肩负着跟着党走的使命。这使得他们对国家机关新的管理精神无条件服从和执行。它们认为新的管理方法才会让它们紧跟上级组织的脚步，让政府公共事业管理换发生机。但其实，针对有些问题，传统的管理方法会取得比现代管理方法更好的效果。这就需要地方政府懂得取舍，灵活运用管理方法。不然会适得其反，管理成本上升，管理效益却没有太大变化。

（二）两种理性的运用失衡。

两种理性的失衡主要是工具理性的敦促作用。工具理性文化与以人为本的价值文化有着迥然不同的理念，工具理性的推广和运用主要从三方面加剧了两种理性失衡：

1.政府本位政府本位和民众本位是两个基础性的选择，是一个政府要进行公共事务管理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从本质上出发，政府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府工作和行为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事实上，在工具理性主义的影响下，绩效考核会成为政府行为的追求目标，对于体察民情之类的事情做的是少之又少。

2.功利倾向对地方政府而言，他们希望自己的所作所为能为人民带来利益，能受人民欢迎。但这操作起来并不是那么的轻而易举。人民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他们的利益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且其中还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分歧，譬如：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等。而功利倾向对地方政府最大的影响就是在上述利益冲突中，他们的选择不会是理性的，而是被功利心左右，偏向眼前和局部利益。这既不利于长远发展，又不能做到顾全大局，对国家前进的脚步有阻碍作用。

3.唯形式论唯形式论主要指政府走形式主义，对看得见摸得着的绩效内容甚为看重，而对一些具有真正意义和精神的东西视而不见，使政府华丽的业绩外表下空空如也，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就要求政府组织对工具理性的传播和运用必须小心谨慎，把它控制在一个合适的度上，万不可使其越俎代庖，从而影响国家机关对政府治理道路的整个设想和计划。

与行政法的论文范本篇二

在国务院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给出了这样的概念“依法行政就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必须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必须维护宪法权威，确保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把推进依法行政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开拓创新与循序渐进的统一，既要体现改革和创新的精神，又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分类推进；必须把坚持依法行政与提高行政效率统一起来，做到既严格依法办事，又积极履行职责。”因此，我认为，依法行政原则是是行政法的生命，是行政法的基本，其他原则都可以被理解为这一原则的扩展与延伸，其含义包括：

（一）、法律保留，指的是所有的行政活动都只能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进行，包括：

1、依法只能由法律规定的事项，行政机关除非获得授权，否则不得做出任何规定；

2、在没有立法文件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不得做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行为。

（二）、法律优先，指的是所有的行政活动都不得违背现有法律的规定，包括：

2、对于法律授予的职权，行政机关应当严格按照程序，在法定的范围内行使；

3、对于法律规定的义务与职责，行政机关应当积极有效地履行或执行。

二、程序正当。

在行政法规范中，程序性规范占据了极大比例，因此程序正当也是法律对行政活动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1、信息公开，指的是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开其活动的依据、过程以及结果。当然，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不在公开之列2、公众参与，指的是行政机关做出重要的规定或决定时，应当听取公众意见，尤其是应当听取直接相对人与其他利害关系人的陈述、申辩3、公务回避：当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处理的公务与其存在利害关系时，应当回避；当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其处理的公务无利害关系时，但由于其他的原因影响客观中立时，也应回避。如行政处罚中已经参与了某一案件调查的人员，由于受到“先入为主”的影响时，可能已经对案件形成了难以改变的固定的看法，就不适合担任听证程序的主持人。

三，高效便民。

高效便民原则是针对行政活动的效率提出的，因为一个好的政府，其行为应当是合法的，也应当是有效的。包括：

四，诚实守信。

诚实守信原则包括两个方面1、诚实，即信息真实，行政机关无论面对特定对象，还是普通公众，它所提供的信息都应当是真实有效的，行政机关不能提供虚假信息对当事人或社会公众进行欺骗2、信用，即信赖保护，行政机关的决定或规定一旦做出，就不能轻易更改，如确因法律变动、情势变更、公共利益等原因而必须改变它们时，除了要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并遵循法定程序外，还应当给予权益受损人以一定的经济补偿或采取补救措施。

五，权责统一原则。

权责统一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享有法定职权时，同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具体而论，权责统一原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有权必有责。试想一想，如果行政机关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那么结果会是什么样呢？结果只能是权力被滥用，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因此，对于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来讲，一定要增强责任意识，明白权力是人民给的，行使权力是有责任的。

第三，用权受监督。杰斐逊说：“在权力问题上，不要谈论对人的信任，而是要用锁链限制他们，防止他们作出伤害人的事情”。这表明对权力实施监督的重要性。没有监督的权力，即使法律责任设定得尽善尽美，也将导致；第四，违法要追究。违法要追究是保障权利运行规范正确、责任落实到位的最后手段，只有违法行为得到追究，才能确保“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原则落到实处。

六，总结。

首先，国家行政机关的活动具有公共性质，以整个社会为对象，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如果行政活动可以随意实施而无需承担责任，就会引导整个社会进入无秩序状态。其次，行政活动是以行政权力作用于公民、社会团体为特征。公共权力的运用就是以对公民、社会团体的权益产生某种影响力为特点。如果这种活动可以不负责任，任意影响而无需负责，那就将对公民、社会团体的权益构成极大的威胁，从而危及到整个社会。再次，将责任行政原则作为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基于我国特定的国情。我国有着较长期的历史，封建传统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并未彻底根除。官贵民贱、官本位、官管民等封建意识很强烈。相反，责任意识却很淡漠。而新中国建立以来，依法行政未得到提倡和重视，在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中，官员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责任观念并未成为普遍的意识。因此将责任行政原则作为我国行政的基本原则，对行政主体依法行政，树立起责任行政的意识，实现依法治国，将会起到积极的巨大的作用。

与行政法的论文范本篇三

公法权利使用的目的是约束行政机关，引导行政人员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作为公民面对行政机关时所持有的法律地位概念的总结，公法权利可帮助行政人员更好的依法行政，可以引导他们从法学角度思考与运用权利，使行政程序更加符合群众利益，同时，法官也需要将公法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作为行政诉讼的标准之一。但当前行政法中对公法权利的界定与研究依然较少，这也是造成行政法理论不完善的关键因素，一定程度上使各项规范与法律的履行将更加有难度。

行政法的出台在于保障人权。包含人本身，还包含了“相关权人”、“受害人”等“间接相对人”，包含了与权利保障人无关的人员，称为匿名公民。这一权利规范不仅将行政法作为基础，还将物权法、宪法作为保障。此外，行政职权影响其权益的个人或者组织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知情权、申请权等均有着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平等，这种平等关系下才能形成规范的、有秩序的社会，也是各项人权法规建立的基础保证。行政法中完整的可以支持行政法落实的宪法命令缺少，由此，公法权利仅以一个课题形式出现，必须成为一种行政学描述或者指导性研究才可以满足人权要求。另一个值得紧张的问题是，公法权利实施的基础是具备主观诉讼标准，要想将行政诉讼功能真正实现，就要在实践中正视公法权利问题。但是理论上行政法仅是行政行为为核心的命题体系，“行政”与“法”的关系是核心，保障人权并非是主要目的。行政人员的各项行为是合法的或者不合法的判定工具就是行政法，但是行政司法审查上没有体现出来，只要是权利受到任何威胁，均有权起诉。由此，不能简单的将行政法学原理运用到行政诉讼法学中，对确保其稳固的根基进行寻找，才能实现双向流动的行政法学支架式结构。

二、构建与体系。

1、公法权利分析性结构“公民由公民法获得权利”，这一观点可以作为构建公法权利的起点，可以看出，公法权利与公法、权利等单一概念存在密切联系。由此，必须围绕权利命题将命题分解，逐层将问题本质揭露出来。个人或者组织权利予以支持有着正当理由，并且与法律地位、关系之间存在互通性，这些关系之间构成了三阶层模式的基础。第一层阶层是权利立证问题，也可以说是问题层，法教教义学论证直接与法律相关；第三个阶层围绕“法力”问题，是主观权利在某种意义上满足既定义务的能力；第二个阶层是权利分析与构造。具体来说，对于某件事或者某个人的主观权利的了解，是以上关系之间的相互认识与了解。而定行为权利为权利人所具备时，义务人同时也具备了履行这一行为的基本义务。公法权利可以从层面上清除解释公民权利，即免于国家干涉的自由或者要求国家一定行为的请求权。公民、国家、自由或者请求是构成的基本要素。可以转换为以下关系：个人或者组织这些都是公民范畴，面对行政机关享有的自由与平等，或者国家享有的请求权。人民一旦享有这种权利就同时享有请求权，国家不仅具备权利，同时还需要履行义务，这样解释，权利被认为是公法权利就理所当然了。但是这种权利与义务并存的情况仅限于国家行政机关。宪法赋予给行政机关的其他职权，也需要连同国家意志一起服从，针对行政法来说，可以将公法权利总结为：公民面对行政机关时享有的自由，或者对行政机关享有的请求权。2、公法权利类型与体系分析性分类方法与类型化方法是公法权利分类时，法学上提供的两种方法。前者通过抽象与模糊涵摄形成最高概念的形式体系。而后者则是借助功能关系，通过要素的变化，出于法律目的构建的'体系。前者更加清晰、明确，但是功能僵化不可避免，有着空洞的内容，而后者灵活性于针对性强，但是体系本身模糊有歧义。必须有典型的分析法要素才能将两者矛盾化解，但是难以将要素关系固定，造成概念自身的开放性增强，但必须通过理性论证进行要素增减。

三、论证与应用。

1、法条规定的公法权利立法者立法过程中考虑到了公法权利，比如在《行政许可法》有如下规定：“公民、法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申辩权、陈述权是基本享有的权利”，这条法律将公民、法人作为了享有权利的主体，行政机关则成为义务人，通过法律清晰将公法权利基本要素体现了出来。因很多权利对应义务，可以非常容易的从法条规定中将公法权利推导出来。比如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公安机关内部工作人员在办理案件时，对涉及到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有保护权”，可以间接说明该法律对公民隐私权予以保护及尊重。但是依然有些义务，行政法教义学认为不能产生公法权利。但法条中给出了行政机关的义务，是否对应公法权利，此方面依然有争议。一般来说，物权法作为私法，与公法毫无联系，但是从法条上可以看出对公民权益的保护，《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个人的物权、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均受到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及个人不能侵犯”。“任何单位”实际上将行政机关包含在内了。此外，行政权与物权之间形成了某种关系，比如“行政保护物权”、“行政消灭物权”等，如果转化为公法权利，就是物权人针对行政机关享有自由以及请求行政机关的行为。由此可见，可以将“公民在物上的权利”称之为“典型主观公权利”。2、法条中对公法权利的规定较为模糊法律条文中对公法权利的规定模棱两可，这种情况具体体现在：法律条文在制定时就存在缺陷以及定义上存在模糊。法条缺陷可以称之为续造问题，法律解释问题则是定义模糊体现的。法律在行政原则上有优先权，可以续造法律，这种情况就让行政法的权限缩小了。但是宪法中的公平原则，促使行政法的要求发生改变，需要在行政法中满足信赖利益要求，也就是续造出的权利。宪法对权利的定义较为特殊，分工结构促使行政机关对公法权利的解释更加全面与具体，这是公法权利得以明确的基础。由此，对于公法权利的清晰规定，重点在于法律解释。

四、结束语。

公法权利问题一直是法学领域学术研究的重点，行政法学面对日益增大的法理压力，促使其接受并且思考公法权利这一概念。当前，很多学者已经通过不懈的努力收集资料，运用更加成熟的法律进行公法权利的研究，相信公法权利在不久的将来会真正成为公民受用的权利。

【参考文献】。

[2]张雅琳.论公民公法上的权利义务与私法上的权利义务的区别和联系—以行政法和民法为视角的研究[j].东方企业文化,2012.06.143.

[3]雷虹,张弘.公民在公法上的权利义务与私法上的权利义务比较研究—以行政法和民法为分析视角[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4.34-38.

[4]董兴佩.行政法域的法益理论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0.

[5]刘新少.公法视域内行政监管范围研究[d].中南大学,2012.[6]陈太清.行政法与民法的调整界限研究[d].东南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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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政法的论文范本篇四

[摘要]一方面，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行政法的发展离不开离不开宪法原则、宪法理念的指引，宪法的实施、宪政的生长也同样离不开行政法的发展；另一方面，行政法的发展能够对宪法起到补充、发展、完善乃至修正的作用，从而推动宪法、宪政日臻完善。因而，深入探究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我们必须站在建设法治国家的高度，努力推动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互动关系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行政法宪法互动辩证关系法治。

当今法学界普遍认为，宪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位。在宪政国家，宪法不仅具有形式上的最高地位和效力，并且具有实质上的最高地位。从此意义上讲，宪法是一切部门法的渊源，指导着各个部门法的运行。但是，处于对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力的共同关切，二者在内容、功能上又颇多相同之处，都被认为是传统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行政法与宪法关系之剖析。

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核心内容是对国家权力的实现方式及运作进行规范，行政法所关心的则是行政权的'存在及行使的合法性。因此，宪法与行政法在调整对象、范围及方法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然而，宪法与行政法关注的问题具有相似性，二者之间除了从属关系与部分重合关系之外，还存在补充、发展关系具体而言，行政法在遵循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在宪法的范围内有能动活动的余地，并对宪法的发展起着实际的推动作用。行政法与宪法之间是一种互动辩证关系。

1。宪法是行政法的根基。宪法为行政法的产生、发展指引着方向，行政法的发展则落实了宪法的基本原则、传播了宪政的基本理念。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行政法的产生是以宪法的产生及实施作为基础和前提的，行政法对宪法有一定的依存性。

2。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国家生活的复杂化加上立法机关本身固有的缺陷使得行政立法在当今法律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民众不仅要求参与民主制度权利的实现，还对于自身权益，诸如劳动、接受教育、享受优质的环境等，有着更为强烈的要求，这些有赖于行政程序法、劳动法、教育法及环境保护法等的制定与实施，而这是宪法所办不到的。行政法是将宪法所确认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权利予以具体化的主要途径，是实现国家目的重要手段，保障公共利益与提供服务是其价值所在。

3。行政法的发展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补充、发展了宪法，其深入发展是推动宪法的修改重要的源动力。众所周知，由于立法者主观认识的局限性与社会生活瞬息万变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着难以消解的矛盾，立法如此，立宪亦如此。成文宪法的高度原则性、概括性及预测能力的有限性，都注定了其往往滞后于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就调整对象而言，宪法与行政法有相当部分是重合的，因而行政法在遵循宪法基本原则、精神的前提下，对宪法的发展是有很大作为的。

二、行政法与宪法关系之发展。

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也存在着失衡的一面，这种失衡既表现为行政法的发展可能突破宪法原则甚至完全偏离宪政的轨道，也体现在行政法的发展有可能因宪法的严重滞后而受阻。因而，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努力推动行政法与宪法之间互为协调促进的发展方向。

1、通过各种有效的变迁手段，促使宪法积极地回应行政法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包括两重含义：已通过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作为“法上之法”的宪法，无疑更应该获得全社会的普遍认同，且其自身的规定也应当是健全的、良好的。否则，宪法缺乏权威，宪政、法治就永远难以实现。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已经对宪法提出了一系列深层次的要求，回顾现行宪法来的实施历程，不难看出，修宪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且使用最为频繁地宪法应变方式。同时，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宪法有解释的权力。在社会急剧发展的今天，释宪权对于维持宪法的稳定，弥补宪法条文规定的不足，推动宪法制度的实施和观念的普及显得尤为重要。

2、以“宪法优位”、“宪法保留”为原则，牢固树立“宪法至上”的基本理念。

宪法作为法治的最高和最集中的体现，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居于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宪法如果不具有至上的权威，那么，宪政、法治将失去最基本的依托。因此，“宪法至上”是“法律至上”的核心，也是法治国家所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宪法至上”理念具体到行政法上，就是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依宪行政”，这是依法行政的前提和基础。“宪法拥有权威的关键不在于公民是否服从它，恰恰在于政府自身是否服从它。”因此，为了推动行政法与宪法关系的良性互动，我们首先就要积极地宣传、普及宪法至上的理念，使社会成员尤其是政府官员实际感受到宪法的存在，自觉地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

3、尽快健全相关的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诉讼制度，保障并监督行政法对宪法的发展。

如前所述，行政法的发展对宪法的完善与更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这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违宪的嫌疑。那么，行政法实践到底能在多大限度内发展宪法呢？可以认定，行政法对宪法的补充、发展及推动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宪法的发展绝不能仅仅拘泥于表面的文字，它理应包括依照宪法精神的发展。因此，在把握宪法原则与精髓的前提下，即使行政法的发展突破了某些文字，也不能简单地视之“违宪”，更不能以所谓的“良性违宪”为名替其“粉饰”，而应当肯定地认定其“合宪”。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诉讼机制确保了这种最高效力的实践价值。通过违宪审查机制的有效运作，我国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有望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中国宪政时代的早日来临。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焦洪昌主编：《宪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3。

与行政法的论文范本篇五

近几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机动车辆的增多。起诉到法院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也逐年增多。但有关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法规却没有随之健全，还只是停留在原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上，而《民法通则》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只作原则性的规定。《处理办法》虽作了较具体的规定，但又存在许多界定不明确的地方，这就造成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无法准确把握尺度，使各地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做法不一，产生分岐。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确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诉讼主体。

诉讼主体应包括原告、被告、第三人。

原告就是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争执而请求人民法院予以保护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原告，就是指因道路交通事故使其人身或者财产受到损害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的死亡人的权利继受人以及死者生前、残者残前抚养的被抚养人。对于根据根根据根据把受害人列为原告，这不会产生异议。但对权利继人以及被抚养人作为原告的，各地做法不一。有的只把权利继受人被抚养人中的一人作为代表，列为原告，而有的地方则把所有的权利继受人和被抚养人全部列为共同原告。由于各权利继受人和被抚养人的权利是各个人享有的，其权利范围也不一样，如同一顺序的财产继承人中，只有16岁或者已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才享有请求赔偿扶养费的权利，因此，应把所有的权利继受人和被扶养人列为共同原告，而不能只列其中的一人为原告，而又对全案的权利人的权利都做出处理。

在审判实践中，权利继受人的范围不难确定，但对于被扶养人的范围的确定，却争议很大。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九项的规定，被扶养人以死者生前或者残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扶养的，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为限。从文字上看，似乎已规定得很明确，但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在实际操作中还是不好把握，如非婚生子女、外生肓的子女，非法收养的子女，以及虽没有抚养义务，但为死者生前或者残者残前所实际抚养的人，这些人是否属于被抚养人呢？笔者认为，被抚养人应是死者生前或者残者残前有抚养义务并实际抚养的人，即扶养人与被抚养人存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19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因此死者生前或残者残前对非婚生子女负有抚养的义务，因而未满16周岁或者因残疾而不能独立生活的非婚生子女应属于被抚养人。

2、计划外生育的子女，虽然计划外生育违反了《计划生育条例》以及我国政策的规定，但违法者不是该子女，而是其父母，政府应对其父母按照规定作出处罚。而超生子女本身并无过错，其与其他人享有同样的权利，如果不把未满16周岁外生育的子女列为被抚养人，实质上是剥夺了该子女的被抚养的权利。

3、对于非法收养的子女则应视不同情况做出处理，如非法收养的子女的生父母还健在并有抚养能力的，应由其生父母领回抚养而不属于死者生前或者残者残前抚养的被抚养人。如该非法收养的子女的生父母已去世，或者下落不明，或者已无抚养能力的，则应视为被抚养人。

4、而对于那些没有抚养义务，但为死者生前或者残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抚养的人，因为他们之间没有法律上的抚养与被抚养的权利和义务，不能作为被抚养人参加诉讼，他们的生活问题应通过民政部门解决。

被告，被告就是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主体。由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1条对赔偿主体规定的不明确，导致人们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在确定赔偿主体的被告上很不一致。有的不管是什么样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都只列驾驶员为被告，有的只把车主作为被告，有的把驾驶员，车辆所有人列为共同被告，有的把与肇事车有一定关系的人全部列为共同被告。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对赔偿主体被告的确定应做到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不宜统一定论。

笔者认为，要正确确定赔偿主体，首先应弄清何为机动车所有人。所有人就是车辆的所有权人，即对车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的人。而这四种权能又是可以分离的，对于汽车在承包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于承包人只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不具有处分权，而发包人因发包而暂时让渡占有、使用权，也不完全具备四项权能，因而只有承包人与发包人相结合才能构成完全所有权，因此应把承包人与发包人都视为机动车的所有人。

机动车已转让他人，但未办理过户手续，根据规定，汽车买卖必须办理过户手续，未办理过户手续的视为买卖尚未成立。但实际又已交付他人使用经营，这种情况则应把买卖双方视为共同所有人。挂户车主是否是车辆所有人，争议最大。目前，大多数地方政府为了便于汽车的管理和各种规费的收取，都要求把个体运输户组成车队，在交警的车管档案里，车辆的所有人都登记在车队的名下，而实际上汽车又全部由个人出资购买，也是由个人单独经营，而车队只是代办保险、代缴养路费等，也只收取少量的代办费或管理费，而且这些车队本身没有经营车辆，也没有办理营业执照，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也不具有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象这种情况，是车队为车辆所有人还是个人呢？从所有权的四项权能看，车辆挂户后，车队仍然不参与经营，不享受收益，这种车队的实质是个体运输行业的行政管理部门，而个人仍然对车辆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至于对车辆的处分权，只要不欠缴法定的各种规费，也仍然由该个人享有，并不因挂户而受限制。因此，如把这种车队做为车辆所有人而列为被告显然是不妥的，而应以实际所有者的个人为所有人。如是车队与个人合资购买的汽车，挂在车队名下，在经营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则应把车队和个人作为车辆的共同所有人。

在弄清车辆所有人后，对赔偿主体被告的确认就容易多了。

1、如果驾驶员同时又是机动车所有人的，肇事驾驶员理所当然就是被告。

2、如果驾驶员是在接受所有人或所在单位的指派，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负有交通事故责任的，由车辆所有人或者驾驶员所在单位作为被告，而应把驾驶员列为第三人，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1条规定，驾驶员所在单位或机动车的所有人在赔偿损失后，可以向驾驶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因此案件的处理结果与驾驶员是有利害关系的，这样既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又有利于案件的处理。

3、如机动车在租用或借用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则应把出租人租用人或者出借人借用人列为共同被告。如果汽车是在被盗，被抢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则应列盗窃犯，抢劫犯为被告，而车辆所有人不作为被告，因为此时的车辆所有人对车辆已失去控制，无法支配车辆的运行。

二、财产损坏的赔偿标准及范围。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四十条规定，因交通事故损坏的车辆、物品、设施等，应当修复，不能修复的，折价赔偿。牲畜因伤失去使用价值或者死亡的，折价赔偿。但是赔偿恢复到这些物品损害前的价值，还是简单地赔偿维修费；折价赔偿是赔偿重置价，还是赔偿损坏前的价值，对造成车辆报废的是否还应包括车辆挂牌、保险等损失，各地的做法不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7条第二款规定，损坏国家的。集体的或者他人的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折价赔偿。但是物品损坏后经过修理，是不可能恢复原状的，其价值都会发生变化。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但由于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是很复杂的，过错责任人在主观上都是出于过失，而且间接损失又难于认定和计算，因此在赔偿损失时应就直接损失进行赔偿。直接损失的计算应是有关部门评估的物品，车辆损坏前与损坏后的价值差。因此，1、对于物品，能够修复的应赔偿修理费和修理前与修理后的差价，不能修复的，应按损害前的价值折价赔偿。对于车辆损坏，能够修复的`，应赔偿修理费、施救费、车辆损坏前与损坏后的差价，以及车辆在修理期间原已缴纳但不能退回的保险费等各种规费。2、不能修复的，应按车辆损坏前的价值折价赔偿。包括车辆的本身的价值，车辆的购置费、挂牌费，以及已缴纳但尚未到期又不能退回的保险费、养路费等各种规费，而不能只简单地赔偿修理费或汽车本身的价值。

三、赔偿责任的承担。

对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赔偿责任由谁承担怎么承担，各地做法不一。有的由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车辆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驾驶员仅承担连带责任；有的由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车辆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驾驶员不承担任何责任；有的只由驾驶员承担赔偿责任，车主不承担责任。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它体现的是过错责任原则。而《处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造成对方人员死亡或者重伤，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应当承担10%的经济损失。这体现的是无过错责任。因此，《处理办法》采取的是以过错责任为主，以无过错责任为补充的归责原则。我们在审判实践中也应根据这种归责原则来确定赔偿责任的承担。发生交通事故的过错责任主要在于驾驶员，除非该驾驶员可以证明是车子所有人或者其所在单位，强令其违章驾驶，或者可以证明由于车辆的机械问题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因此在确定赔偿责任时应按谁过错谁承担的原则承担。

驾驶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如因驾驶员违章驾驶而发生的交通事故的，根据民法的转承责任原则，驾驶员的过错责任先转由雇主车辆所有人或者驾驶员所在单位承担，但车辆所有人及驾驶员所在单位仍可根据过错责任原则主张追偿。因此，对于驾驶员没有履行能力的，可先由车辆所有人或驾驶员所在单位承担赔偿责任。对于驾驶员有履行能力的，而且车辆所有人或驾驶员所在单位又有主张由驾驶员承担赔偿责任的，也可把驾驶员列为第三人，直接判由驾驶员承担责任。这样既不影响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又可减轻追偿的讼累。如果车辆所有人或驾驶员所在单位强令驾驶员违章驾驶或者车辆的机械问题而发生交通事故的，由车辆所有人或者驾驶员所在单位承担赔偿责任，驾驶员不承担责任。如果机动车方无过错，但根据无过错责任而承担的赔偿责任，就只能由车辆所有人或者驾驶员所在单位承担。

受雇驾驶员擅自将车借给他人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的，无论是因过错责任还是因无过错责任而承担的赔偿责任，都只能由肇事驾驶员承担赔偿责任，擅自出借车辆的受雇驾驶员承担连带责任。

机动车辆在出租期间发生交通事故，驾驶员有过错责任的，由驾驶员承担赔偿责任，由出租人和承租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驾驶员没有过错的，由承租人和出租人按一定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车辆被盗、被抢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由盗窃抢劫者承担赔偿责任，车辆所有人因已对该车失去监控，其对发生交通事故无任何过错，因而不承担任何责任。

与行政法的论文范本篇六

行政管理最广义的定义是指一切社会组织、团体对有关事务的治理、管理和执行的社会活动。同时也指国家政治目标的执行，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等。狭义的定义指国家行政机关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又称为公共行政。下面是行政管理制度论文，请参考！

行政管理工作的办公室沟通协调作用。

办公室对行政管理工作的落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办公室工作应按科学发展观相关要求，创新思维，努力探索，促进行政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笔者将分别从办公室管理工作职能、行政管理工作中办公室沟通协作对策研究这两个方面来阐述。

一、办公室管理工作的职能。

办公室是一个单位的“窗口”，在行政管理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办公室人员应对办公室的地位加以重视，使其更好适应时代发展趋势，促进办公室管理水平的提升。办公室作为联系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桥梁，确保事业单位每个环节的有效衔接，树立全方位服务理念，创建良好的“窗口”形象，确保办公室各项工作的一一落实。办公室管理工作具有多项职能，包括：综合职能、协调职能、参谋职能、服务职能以及督查职能，笔者将对其一一阐述。

（一）综合职能。综合职能作为办公室管理的主要职能，是实现内外沟通、协调各方的重要枢纽，同时也是单位管理系统的心脏。一般来说，单位许多决策由办公室来负责，行政管理工作实施情况应及时向办公室反馈。（二）协调职能。除综合职能外，协调职能也是其中之一，该职能贯穿于单位各项管理工作当中，办公室应协调好单位各部门间的关系，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办公室起着承上启下、联系内外的作用，可使单位各部门工作步调一致，确保单位工作目标的有效统一，为自身发展创造更优质的环境。（三）参谋职能。办公室作为领导的助手与参谋，平常与单位领导接触较多，能第一时间获取上级精神，了解单位领导工作思路，同时还参与到单位决策过程中，从而赋予了其参谋的职能。基于此，办公室人员应依据领导意图，把握上级决策，广泛收集信息，听取基层意见，实施改革创新，更好地辅助领导决策。（四）服务职能。众所周知，办公室在单位行政管理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职责是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服务，在办公室管理中，应围绕中心工作，树立服务意识，对人民群众的`诉求加以了解，尽自己的能力来解决各项问题。（五）督查职能。所谓督查，实际上是指对单位或单位领导推行的决策落实情况加以了解，督查职能的落实是促进单位各项工作实施的主要动力，如相关决策无法有效执行，便会对整体工作效率造成影响。办公室管理在事业单位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事业单位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工作方法和新思想不断出现，办公室管理的弊端也随之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办公室管理体制不完善，尤其在事业单位综合性监督管理方面还需不断完善；处理重大事件的能力不足，缺少对重大事件的处理措施和方法；档案管理工作不到位，部分办公室工作人员对档案重视程度不够，意识较为淡薄；相关办公室人员业务素质较低，导致工作效率降低。

二、行政管理工作中办公室沟通协作对策研究。

综上，笔者对办公室管理工作职能进行了分析研究，为促进办公室沟通协作，还应采取多种管理对策，如：对管理制度加强健全、进一步发挥各项职能，笔者将从以下方面来阐述。

（一）对管理制度加强健全。在单位行政管理工作中，为促进办公室的沟通协作，首先应对管理制度加以健全，使各项工作有据可循，实现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在原本规则制度的基础上，对工作程序加以规范，以防凭经验办事现象的发生。单位领导应从办文、办公、办事等方面来制定严格的执行程序，对操作方法加以明确。此外应对工作关系进行梳理，确保各项工作分工的明确性，为促进行政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还应将激励机制应用其中，激发员工工作热情，提高考核指标体系的科学合理性，将定性与定量方式结合在一起，强化考核的比重。（二）进一步发挥各项职能。办公室作为贯彻领导决策、反馈员工意见的主要机构，应提高自身服务意识，以发展为大局，增强工作的主动性与计划性，通过办文、办会、办事等环节把握好程序关。最后，办公室应树立勇于创造、勇于进取的精神，依据新形势要求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最后解决问题。作为领导的“参谋”，办公室应将工作重点放到主动参谋上，对当前形势认真研究，对管理业务认真钻研，对重要的民意、各种突发事件准确反馈，办公室应善于发现新信息，把握事物发展规律，为领导提供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参考服务。

三、结束语。

综上，笔者对办公室管理现状及职能展开了研究，就目前来看，办公室在行政管理工作中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若得不到解决便会对其管理工作造成影响，基于这种情况，单位领导应对管理制度加以健全，加强员工考核力度，促进办公室自身职能的有效发挥。

【参考文献】。

[1]刘丽敏.探析行政管理工作中办公室的沟通协调作用[j].科技风,(20):6-7.

与行政法的论文范本篇七

公法权利使用的目的是约束行政机关，引导行政人员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作为公民面对行政机关时所持有的法律地位概念的总结，公法权利可帮助行政人员更好的依法行政，可以引导他们从法学角度思考与运用权利，使行政程序更加符合群众利益，同时，法官也需要将公法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作为行政诉讼的标准之一。但当前行政法中对公法权利的界定与研究依然较少，这也是造成行政法理论不完善的关键因素，一定程度上使各项规范与法律的履行将更加有难度。

行政法的出台在于保障人权。包含人本身，还包含了“相关权人”、“受害人”等“间接相对人”，包含了与权利保障人无关的人员，称为匿名公民。这一权利规范不仅将行政法作为基础，还将物权法、宪法作为保障。此外，行政职权影响其权益的个人或者组织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知情权、申请权等均有着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平等，这种平等关系下才能形成规范的、有秩序的社会，也是各项人权法规建立的基础保证。行政法中完整的可以支持行政法落实的宪法命令缺少，由此，公法权利仅以一个课题形式出现，必须成为一种行政学描述或者指导性研究才可以满足人权要求。另一个值得紧张的问题是，公法权利实施的基础是具备主观诉讼标准，要想将行政诉讼功能真正实现，就要在实践中正视公法权利问题。但是理论上行政法仅是行政行为为核心的命题体系，“行政”与“法”的关系是核心，保障人权并非是主要目的。行政人员的各项行为是合法的或者不合法的判定工具就是行政法，但是行政司法审查上没有体现出来，只要是权利受到任何威胁，均有权起诉。由此，不能简单的将行政法学原理运用到行政诉讼法学中，对确保其稳固的根基进行寻找，才能实现双向流动的行政法学支架式结构。

二、构建与体系。

1、公法权利分析性结构“公民由公民法获得权利”，这一观点可以作为构建公法权利的起点，可以看出，公法权利与公法、权利等单一概念存在密切联系。由此，必须围绕权利命题将命题分解，逐层将问题本质揭露出来。个人或者组织权利予以支持有着正当理由，并且与法律地位、关系之间存在互通性，这些关系之间构成了三阶层模式的基础。第一层阶层是权利立证问题，也可以说是问题层，法教教义学论证直接与法律相关；第三个阶层围绕“法力”问题，是主观权利在某种意义上满足既定义务的能力；第二个阶层是权利分析与构造。具体来说，对于某件事或者某个人的主观权利的了解，是以上关系之间的相互认识与了解。而定行为权利为权利人所具备时，义务人同时也具备了履行这一行为的基本义务。公法权利可以从层面上清除解释公民权利，即免于国家干涉的自由或者要求国家一定行为的请求权。公民、国家、自由或者请求是构成的基本要素。可以转换为以下关系：个人或者组织这些都是公民范畴，面对行政机关享有的自由与平等，或者国家享有的请求权。人民一旦享有这种权利就同时享有请求权，国家不仅具备权利，同时还需要履行义务，这样解释，权利被认为是公法权利就理所当然了。但是这种权利与义务并存的情况仅限于国家行政机关。宪法赋予给行政机关的其他职权，也需要连同国家意志一起服从，针对行政法来说，可以将公法权利总结为：公民面对行政机关时享有的自由，或者对行政机关享有的请求权。2、公法权利类型与体系分析性分类方法与类型化方法是公法权利分类时，法学上提供的两种方法。前者通过抽象与模糊涵摄形成最高概念的形式体系。而后者则是借助功能关系，通过要素的变化，出于法律目的构建的'体系。前者更加清晰、明确，但是功能僵化不可避免，有着空洞的内容，而后者灵活性于针对性强，但是体系本身模糊有歧义。必须有典型的分析法要素才能将两者矛盾化解，但是难以将要素关系固定，造成概念自身的开放性增强，但必须通过理性论证进行要素增减。

三、论证与应用。

1、法条规定的公法权利立法者立法过程中考虑到了公法权利，比如在《行政许可法》有如下规定：“公民、法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申辩权、陈述权是基本享有的权利”，这条法律将公民、法人作为了享有权利的主体，行政机关则成为义务人，通过法律清晰将公法权利基本要素体现了出来。因很多权利对应义务，可以非常容易的从法条规定中将公法权利推导出来。比如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公安机关内部工作人员在办理案件时，对涉及到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有保护权”，可以间接说明该法律对公民隐私权予以保护及尊重。但是依然有些义务，行政法教义学认为不能产生公法权利。但法条中给出了行政机关的义务，是否对应公法权利，此方面依然有争议。一般来说，物权法作为私法，与公法毫无联系，但是从法条上可以看出对公民权益的保护，《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个人的物权、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均受到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及个人不能侵犯”。“任何单位”实际上将行政机关包含在内了。此外，行政权与物权之间形成了某种关系，比如“行政保护物权”、“行政消灭物权”等，如果转化为公法权利，就是物权人针对行政机关享有自由以及请求行政机关的行为。由此可见，可以将“公民在物上的权利”称之为“典型主观公权利”。2、法条中对公法权利的规定较为模糊法律条文中对公法权利的规定模棱两可，这种情况具体体现在：法律条文在制定时就存在缺陷以及定义上存在模糊。法条缺陷可以称之为续造问题，法律解释问题则是定义模糊体现的。法律在行政原则上有优先权，可以续造法律，这种情况就让行政法的权限缩小了。但是宪法中的公平原则，促使行政法的要求发生改变，需要在行政法中满足信赖利益要求，也就是续造出的权利。宪法对权利的定义较为特殊，分工结构促使行政机关对公法权利的解释更加全面与具体，这是公法权利得以明确的基础。由此，对于公法权利的清晰规定，重点在于法律解释。

四、结束语。

公法权利问题一直是法学领域学术研究的重点，行政法学面对日益增大的法理压力，促使其接受并且思考公法权利这一概念。当前，很多学者已经通过不懈的努力收集资料，运用更加成熟的法律进行公法权利的研究，相信公法权利在不久的将来会真正成为公民受用的权利。

【参考文献】。

[2]张雅琳.论公民公法上的权利义务与私法上的权利义务的区别和联系—以行政法和民法为视角的研究[j].东方企业文化,.06.143.

[3]雷虹,张弘.公民在公法上的权利义务与私法上的权利义务比较研究—以行政法和民法为分析视角[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4.34-38.

[4]董兴佩.行政法域的法益理论研究[d].黑龙江大学,.

[5]刘新少.公法视域内行政监管范围研究[d].中南大学,2012.[6]陈太清.行政法与民法的调整界限研究[d].东南大学,2010.

与行政法的论文范本篇八

国际损害责任指的是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也被称为“极端危险活动的责任”或“合法行为的责任”。笔者认为国际损害责任的特征有三点：第一，从单纯定义的角度出发，国际损害责任的承担主体必须为国际法上的主体，且进行的行为为国际法所没有明文禁止的行为;第二，从责任追究的角度入手，国际损害责任的追究必须有两个构成要件：一是行为的实际存在，二是损害的实际存在;第三，从主体主观因素和承担责任方式进行考察，主要为无过错责任和赔偿。

二、性质分析。

(一)国际损害责任与传统国家责任制度并不等同。

从产生两者的基础上看，传统国家责任主要是由行为的不法性而产生，对损害事实和结果并无过分强调，但国际损害责任却恰好相反，并不拘泥于行为本身。另一方面，传统国家责任在规则限制上并不涉及初级义务，虽然也会有所联系，而国际损害责任所涉及的实体规则却大多是诸如赔偿义务等初级义务。此外，传统国家责任强调由国家承担责任，不法行为也应归因于国家，国际损害责任只要求行为在国家的管辖或控制下发生，就可能引起。在对损害的要求上，传统国家责任制度即使未造成损害也构成对责任主体的追究。而损害后果的产生却是国际损害责任赔偿等义务发生的充分条件，同时在赔偿范围方面，两者也有所不同。责任的产生必定伴随着特殊情况下责任的免除，在传统国家责任中，只要国际法主体已经采取公认的合理合法手段阻止违法义务事实和结果的发生就可免除相应的责任。而国际损害责任的要求比较严苛，只要行为一经实施，便无法免除。最后从宏观角度来看，两者的立法功能也不尽相同，传统国家责任目的在于确保国际义务得到遵守，是一种禁令，而国际损害责任的目的在于分配损害，对活动进行合理公平的协调。

(二)不可认为国际损害责任是合法行为。

由于大多数人对二元真值命题的偏爱，导致许多初涉国际法的学者将国际法所不禁止的行为与合法行为划上等号。然而，早在20世纪的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就曾说过：“法律对其没有明白加以谴责的东西并不一定表示赞同。”换言之，国际损害行为不能简单地用“法不禁止即为合法”的排除法来判断其合法性。国际损害责任之所以具有模糊性，也是因为跨国性损害后果发生的不确定性，若考虑到跨国性损害后果的发生，那么其行为自身就能令人嗅到“非法”的意味。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在自己的居所与伴侣进行性行为本无可厚非，但如果大开门户将这种行为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地公开，因为其在传播着一种淫秽的信息而损害了公序良俗，那么行为便有“违法”的意味。正因为国际损害行为的“违法”意味没有不法行为来得那般浓厚，故在追究责任时的焦点只能针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性结果。

(三)国际损害责任与危险行为也有差别《国际法未加禁止之行为引起有害后果之国际责任条款草案》第一章第一条明确规定：“本条款适用于：a.国际法未加禁止的、含有通过其物质后果而引起重大跨界损害的风险的活动;b.国际法未加禁止的、不含有a所指之风险、但仍引起该损害的其他活动。”从法条出发，可以推测出国际损害责任并不一定具有行为上的危险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损害后果发生的不可预期性。目前国际损害责任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也是因为大多数人未能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而这一点仍不能说明责任的性质和产生的全部原因。

三、对国际损害责任法理基础相关学说的驳斥。

(一)危险责任原则。

危险责任原则的落脚点在于行为的危险性，用行为的危险性作为标准衡量，以期确定责任的大小。但在前文中已经说到“国际损害行为不等同于危险行为”，如果采用此学说，在学理上不仅存在着产生原因的片面性问题，同时在实践中，也会面临着损害责任的适用范围大大缩小的窘况。那么与《国际法未加禁止之引起有害后果之国际责任条款草案》规定行为性质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二)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原则，也叫无过失责任原则。它是指在行为主体没有过错而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况下，依照法律的规定，应由与造成损害原因有关的行为主体承担责任的原则。英美法中也称之为“严格责任”。笔者在一开始倾向于支持该原则作为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直到拜读了慕亚平教授所写的《国际损害责任的性质和法理基础》才意识到此原则的不足之处：首先，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是一个学理问题，而无过错责任原则更类似于实践中的解决方案，未能认识到在一定程度上将损害的大小作为赔偿的标准固然合理，但若将其用于法律价值的判断，难免有失依据。将其与张明楷教授在刑法学中所提出的结果无价值论进行类比，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由于不可抗力可以导致损害责任的免除在国际法上已经有所规定，若采用此原则，两者之间难免发生冲突;最后，该原则也不符合责任的基本内涵，在慕亚平教授的论文中已有详细阐述，笔者在此便不便赘述。

(三)公平责任原则。

作为责任分配原则的一种，公平责任原则对于责任分配依据既不是行为，也不是特定事故原因，而是一种抽象的价值理念，即公平。从法律规范的结构来看，价值理念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具有直接的可操作性的，这种法律现象的特殊性恰在于把一种价值理念作为调整具体社会关系的操作工具。公平作为一种价值追求，目的更在于对当事人之间的财产状况和损失进行平衡，以期通过这种对损失的合理分配努力恢复利益的平衡。不仅许多持单一原理说的学者认为应将其作为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许多持多元原理说的学者所提出的的多元原理中也包含此原则。但笔者认为，此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际不加禁止行为的其他属性。虽说国际不加禁止行为不一定具有非法性和危险性，但从要厘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国际不加禁止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仍具有“非法性”和“危险性”的性质。公平责任原则从单纯的目的出发，致力于恢复被破坏的财产利益的平衡，似乎未能明确回答国际损害责任的产生依据问题。

四、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

应为国际义务之不履行如前所述，笔者认为危险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原则三大主流学说均有其不合理之处，都存在着未能阐明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的问题。粗浅而言，研究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就是研究归责原因，是一个停留于法律价值判断维度上的问题。换言之，是一个哲学上“为什么”的问题。“法律责任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之不履行所处之必为状态”，由这句法谚出发，笔者认为：行为国国际义务的不履行可以作为法理基础对国际损害责任进行相应的解释，其中的不履行包括了国际义务的不当履行和国际权利和权力的不当行使。此处所说的“义务”包括了法律上和契约上的义务。

(一)国际义务的不当履行。

国际义务的不当履行通过程度的不同进行划分可进一步划分为义务的完全不履行和义务的瑕疵履行。“完全不履行”是履行形态中程度最重的级别，指的是完全无视法律对义务的相关规定，此时行为主体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是自然而然的。1993年11月3日中国代表在第四十八届联大上发言：未能实施在确定国家负有义务的条款上规定的预防措施或未能对措施给予应有注意的国家，其行为可以定性为国际法上的不当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责任的问题便有生长的土壤了。此外，“义务的瑕疵履行”是指行为主体在形式上虽然履行了相应的义务，但却在实质上给对方造成了损害。对此，需要提醒注意的是：“不采取预防措施”能否作为责任的法理基础在国际法学界是有所争议的。虽然“不采取预防措施”所产生责任的基础是实际损害且其履行也难以有统一的客观标准，但是“不采取预防措施”能否作为责任的法理基础还是能通过有关条约的规定作出判断。

(二)国际权利和权力的不当行使。

罗马著名法谚“行使自己权力不得损害及他人权利”表明了权力行使的边界应在损害他人权利之外。从“国际权利和权力的不正当行使”指代的“不能不正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的否定命题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应当正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在国际法著名的两大判例――“特雷尔冶炼厂案”和“科孚海峡案”中，经过对这一原则的重申，确立了一国不得对他国领土造成损害以及各国承担国际义务不得允许本国领土被用来从事有害他国权利的活动的国际法原则。“正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原则正是在这样的实践中不停摸索前进，最终得以确立用于解决跨国损害问题。同时，从法理的角度进行分析，“正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也可以视为国家主权原则的派生原则。一方面，国家在其管辖的范围内从事活动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国家也有权要求他国在其境内所从事的活动不具有使本国发生损害的后果产生。若其他国家无法容忍某个国家在其领土上从事的国际法所不加禁止的活动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时，则该国的行为可以认定为“不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

由此可见，“不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与相应的国际法原则南辕北辙，行为的实施国理所应当要承担相应的国际损害责任。五、结语对于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国际法学理论界并没有一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学说。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环境下，国际损害行为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在理论上，国际损害责任并未形成如传统国家责任一般完善的体系和制度，即便是通过实践数据的分析，也难以在操作规则上达到统一。因此，对于国际损害责任这一课题，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还只是刚刚起步，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挑战不期而遇。

与行政法的论文范本篇九

11月3日,原告a公司与被告b超市达成食品销售协议,协议第七条约定:“乙方于货款未全部兑现前,商品货物法定处理权属于甲方。

”后被告向原告购买糖果等食品,计货款51830.06元。经原告催讨,被告于3月2日支付1万元,并书面承诺余款于同年3月10日付清,但届期未按约履行。原告于同年3月13日从被告处拉回部分货物,价值11643.85元,被告尚欠余款30186.21元。原告索款未果,遂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所欠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

庭审中,原告认为,双方协议第七条约定的“法定处理权”是指在b超市未付清全部价款前,a公司享有的对所供货物自由处置权利,当然包括拉回货物。其拉回货物正是依此约定。被告方b超市则辩称,既然原告有此法定处理权,要求原告按协议约定拉回全部货物,双方就此清结,互不拖欠。原告称,其放弃这一“法定处理权”,并要求被告方履行付款义务。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间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有效,被告拖欠货款,应负违约责任。依照合同法第109条之规定,判决被告b超市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a公司货款30186.21元、偿付原告a公司逾期付款利息360元。

应该说本案事实清楚,双方对案件事实并无争议,最终判决结果也于法有据,合情合理。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判决中并未对“法定处理权”这一约定给予适当的说明,亦未对原告未经被告同意拉回货物这一行为准确定性。由于本案所涉合同签订于新合同法施行之后,其法律适用依据当为新合同法。细究本案我们发现,这起貌似简单的买卖合同纠纷涉及到我国新合同法中有所规定但并未详尽规定的所有权保留制度。

1910月1日新合同法的生效施行是我国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新合同法创设了诸项新制度,所有权保留制度就是其中的一项。该法第133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134条又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人。”此即构建出所有权保留制度。所有权保留交易实践由来以久。在合同法之前,民法通则也曾为这一制度的存在留有余地。民法通则第72条第二款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合同法正是继承了民法通则这一精神,明确规定了所有权保留制度。按笔者理解,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中虽未明确使用“所有权”一词而用了含糊不清的“法定处理权”一词,然究其实质,此“法定处理权”的权利内容与所有权诸权能无异,所谓的“法定处理权”实质乃是所有权。本案所涉协议第七条即可理解为买卖合同中的所有权保留条款。据此可以认为当事人这一约定当属合法有效,原告a公司在对方未付款时,拉回部分货物是其依约行使权利的行为,于法不悖。

所谓所有权保留,是指双务合同尤其是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出卖人依约定以保留标的物所有权的方式担保买受人价金之给付或其他义务之履行。对所有权保留之性质,理论界与实务界均有两种不同看法,一说认为,所有权保留在法律上为一种附条件的所有权移转。此为德国和日本的学说,此种理论并未将所有权保留作为担保买卖价金取偿的担保权对待,仍然将之作为一种特殊买卖对待,即所有权保留买卖为所有权随着买卖价金的付清而移转于买受人。另一说认为,所有权保留为非典型担保物权,其主旨在于通过保留标的物所有权以期保障买受人能按期支付价款或履行其他义务。

笔者认为,所有权保留作为买卖合同中的一项特约,必然兼具物权和债权双重意义。在第一层面即物权意义上,出卖人享有在买受人未全部付清价款时保留标的物所有权的权利,承担在买受人付清价款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而买受人则享有在付清价款时请求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权利,承担到期支付价款的义务。所有权保留作为一种担保物权,在我国现行法体制下,尚需立法承认其地位。在第二层面即债权意义上,具有所有权保留特约的买卖合同可视为附条件的所有权移转合同,出卖人和买受人必须承担买卖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即出卖人享有取得价款的权利,承担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买受人则享有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权利,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前一物权意义上权利义务为后一债权意义上权利义务实现的保障。

合同法第134条规定属于提示性条款,即提示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采用所有权保留制度以保障自身权益,并无强行性。以合同法的一个提示性条款所构建的所有权保留制度显然极不完备。尽管合同法赋予当事人更多的意思自治空间,将法律留下的空白留于当事人自己约定,但是当出现当事人的约定非常简约的情况,法律应对就显得束手无策了,本案即遭此困境。为此,结合本案,笔者认为有以下四个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出卖人是否有权放弃所有权而径直要求买受人支付价金?

如前所述,所有权保留为一种非典型担保物权,旨在实现买卖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当事人当然可以放弃其享有的所有权保留这一物权,而依合同法之实际履行原则要求买受人实际履行,正如在有典型担保物权的债权中,担保物权人可以放弃其所享有之担保物权,而使之变为一般债权一样,此均由当事人权衡决定。放弃担保物权,并不意味着放弃一般债权,其仍可要求债务人实际履行债务。这在我国合同法已规定“继续履行”等违约责任的情况下尤为可行。合同法第109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即是法律依据。本案中,a公司从b超市拉回部分货物是a公司作为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之行为,后a公司放弃其对未拉回货物之“法定处理权”而要求b超市支付货款,是a公司作为债权人要求债务人b超市实际履行义务之行为,两行为均应得到法律的支持。

第二,出卖人行使保留之所有权后是否还有权追究买受人的违约赔偿责任?

支付逾期付款利息360元,是依权利人的主张按未拉回货物之价款30186.21元的每日万分之四计算出来的,法院支持这一请求于法有据。然而权利人a公司本可主张更多权利,如要求被告按全部未付货款51830.06元的每日万分之四偿付利息,也应支持。

第三,买受人可否以未取得所有权为由要求出卖人取回标的物并以此解除合同?

取回标的物是出卖人作为所有权人享有的权利,而非义务。按权利可以放弃、义务必须履行的原则,出卖人可自由选择是否行使该权利。买受人未取得所有权是因其未履行合同上的支付价金之义务,当然无权要求出卖人取回标的物,更不可就此解除合同。显然被告b超市的抗辩不能成立。原告a公司完全可以放弃“法定处理权”,要求被告方履行付款义务,或行使“法定处理权”,取回标的物,并解除合同。

第四,所有权保留中买受人利益如何保护。

权利的平衡是民法重要原则。本案由于买受人违约在先,故前文主要结合案例探讨出卖人利益保护问题,并未直接涉及买受人利益保护问题,然买受人利益保护问题始终是所有权保留制度研究中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由于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中标的物虽然交付给了买受人,但所有权并不随之转移,买受人享有的仅是期待权。如果出卖人在买受人按约交付价金之后,不将所有权转移至买受人,或出卖人在买受人交付价金之前将此物再转让他人,即一物二卖,买受人的利益如何保护?依传统法律规则,买受人只享有向出卖人要求违约赔偿的债权请求权,这显然有违买受人签约之初衷。合同法中虽也规定了实际履行原则,但合同法的权利属债权,债权作为相对权,显然不能对抗作为绝对权的物权,因此仅靠合同法中的实际履行这一违约责任形式尚不足以保护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传统理论把买受人的期待权物权化,或定性为“不完全的”所有权等概念,但这一做法将导致所有权观念的紊乱,不利所有权制度维护“静的安全”之目标实现。笔者以为将所有权保留定性为附条件的所有权移转可更好地保护买受人的利益。依这一定性可产生如下规则:买卖合同成立之后,在买受人未付清价款和履行完义务前,出卖人虽保留标的物的所有权,然其保留之所有权仅为担保意义上的所有权,其时,买受人已实际占有标的物,在买受人依约付清价金之后,所附条件即成就,所有权自然转移于买受人,买受人当然享有标的物的所有权。据此,买受人在合同期限未至之前,可以留置该标的物至合同约定期满之日以对抗出卖人的违约行为,在此之前,买受人依约支付了价款或履行完义务,即当然享有该标的物的所有权;如其未支付价款或未履行义务,出卖人可收回其保留之标的物并追究买受人的违约责任。这一规则在动产和不动产的具体操作中又稍有区别:在动产买卖中,先买人依占有即可直接对抗后买人和出卖人;在不动产买卖中,由于涉及登记问题,必须完善登记制度。可作如下规定:在所有权保留的情况下,在交付之后,双方当事人将所有权保留约定登记在册,在所有权保留约定失效之前,出卖人不得再次转让标的物。这一规则较好地兼顾了买卖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体现了民法中的衡平原则,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物权法正在紧张的草拟之中,将所有权保留这一非典型物权在物权法中法定化并确立相关具体规则,实属必要。

与行政法的论文范本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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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行政法与宪法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在运用国家权力与保障公民权益方面甚为突出。一方面，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行政法的发展离不开离不开宪法原则、宪法理念的指引，宪法的实施、宪政的生长也同样离不开行政法的发展；另一方面，行政法的发展能够对宪法起到补充、发展、完善乃至修正的作用，从而推动宪法、宪政日臻完善。因而，深入探究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我们必须站在建设法治国家的高度，努力推动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互动关系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行政法 宪法 互动辩证关系 法治

当今法学界普遍认为，宪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位。在宪政国家，宪法不仅具有形式上的最高地位与效力，并且具有实质上的最高地位。从此意义上讲，宪法是一切部门法的渊源，指导着各个部门法的运行。但，处于对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力的共同关切，二者在内容、功能上又颇多相同之处，都被认为是传统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核心内容是对国家权力的实现方式及运作进行规范，行政法所关心的则是行政权的存在及行使的合法性。因此，宪法与行政法在调整对象、范围及方法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然而，宪法与行政法关注的问题具有相似性，二者之间除了从属关系与部分重合关系之外，还存在补充、发展关系具体而言，行政法在遵循宪法原则与精神的前提下，在宪法的范围内有能动活动的余地，并对宪法的发展起着实际的推动作用。行政法与宪法之间是一种互动辩证关系。

1、宪法是行政法的根基。宪法为行政法的产生、发展指引着方向，行政法的发展则落实了宪法的.基本原则、传播了宪政的基本理念。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行政法的产生是以宪法的产生及实施作为基础与前提的，行政法对宪法有一定的依存性。

2、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国家生活的复杂化加上立法机关本身固有的缺陷使得行政立法在当今法律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民众不仅要求参与民主制度权利的实现，还对于自身权益，诸如劳动、接受教育、享受优质的环境等，有着更为强烈的要求，这些有赖于行政程序法、劳动法、教育法及环境保护法等的制定与实施，而这是宪法所办不到的。行政法是将宪法所确认的基本制度与基本权利予以具体化的主要途径，是实现国家目的重要手段，保障公共利益与提供服务是其价值所在。

3、行政法的发展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补充、发展了宪法，其深入发展是推动宪法的修改重要的源动力。众所周知，由于立法者主观认识的局限性与社会生活瞬息万变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着难以消解的矛盾，立法如此，立宪亦如此。成文宪法的高度原则性、概括性及预测能力的有限性，都注定了其往往滞后于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就调整对象而言，宪法与行政法有相当部分是重合的，因而行政法在遵循宪法基本原则、精神的前提下，对宪法的发展是有很大作为的。

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也存在着失衡的一面，这种失衡既表现为行政法的发展可能突破宪法原则甚至完全偏离宪政的轨道，也体现在行政法的发展有可能因宪法的严重滞后而受阻。因而，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努力推动行政法与宪法之间互为协调促进的发展方向。

1、通过各种有效的变迁手段，促使宪法积极地回应行政法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包括两重含义：已通过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作为“法上之法”的宪法，无疑更应该获得全社会的普遍认同，且其自身的规定也应当是健全的、良好的。否则，宪法缺乏权威，宪政、法治就永远难以实现。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已经对宪法提出了一系列深层次的要求，回顾现行宪法20年来的实施历程，不难看出，修宪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且使用最为频繁地宪法应变方式。同时，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宪法有解释的权力。在社会急剧发展的今天，释宪权对于维持宪法的稳定，弥补宪法条文规定的不足，推动宪法制度的实施和观念的普及显得尤为重要。

2、以“宪法优位”、“宪法保留”为原则，牢固树立“宪法至上”的基本理念。

宪法作为法治的最高和最集中的体现，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居于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宪法如果不具有至上的权威，那么，宪政、法治将失去最基本的依托。因此，“宪法至上”是“法律至上”的核心，也是法治国家所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宪法至上”理念具体到行政法上，就是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依宪行政”，这是依法行政的前提和基础。“宪法拥有权威的关键不在于公民是否服从它，恰恰在于政府自身是否服从它。”因此，为了推动行政法与宪法关系的良性互动，我们首先就要积极地宣传、普及宪法至上的理念，使社会成员尤其是政府官员实际感受到宪法的存在，自觉地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

3、尽快健全相关的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诉讼制度，保障并监督行政法对宪法的发展

如前所述，行政法的发展对宪法的完善与更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这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违宪的嫌疑。那么，行政法实践到底能在多大限度内发展宪法呢？可以认定，行政法对宪法的补充、发展及推动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宪法的发展绝不能仅仅拘泥于表面的文字，它理应包括依照宪法精神的发展。因此，在把握宪法原则与精髓的前提下，即使行政法的发展突破了某些文字，也不能简单地视之“违宪”，更不能以所谓的“良性违宪”为名替其“粉饰”，而应当肯定地认定其“合宪”。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诉讼机制确保了这种最高效力的实践价值。通过违宪审查机制的有效运作，我国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有望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中国宪政时代的早日来临。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焦洪昌主编:《宪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3